民间贸易全文(5篇)
第1篇：民间贸易范文
关键词:扬州漆器;市民审美;清中期;盐商
作为全世界最早制作和使用漆器的国家,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漆器是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的漆碗。漆碗为木胎,整体髹饰朱漆,木胎厚,工艺较原始。随后,经过先秦时期的酝酿,至秦汉,我国漆艺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并成为贵族喜爱的日用工艺。唐宋时期,漆艺得到进一步发展,装饰技法逐渐完善,形成了贴箔、螺钿等工艺,大大增强了漆艺的表现力。至明清,漆艺发展已完全成熟,表现技法更为多元,形成了以螺钿、贴箔、金缮、犀皮、云雕、剔红、百宝嵌等为主的十几种工艺形式,从而将传统漆艺的发展推向高峰。在此过程中,扬州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早在唐宋时期,扬州漆器就已名满天下。清中期,受漕运经济和盐业贸易的影响,扬州漆器成为盐商夸耀资本、炫耀财富的重要工具,不仅在制作工艺上日趋完善,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前代鲜有的大型漆器,无论工艺形式还是图案类型,均表现出独特的特点。这种整体风格的变化明显受到其时扬州社会审美环境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关注点,详细探讨了清中期扬州市民审美对漆器艺术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清中期扬州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扬州位于江苏省中部,古称维扬、广陵、江都。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建城可追朔至春秋时期江浙百越民族在此建立的邗国。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自战国起就开始修造的运河,使扬州地区形成了发达的漕运贸易。从明清开始,江苏盐场便成为全国主要的盐业生产基地,商品盐于沿海地区晒制完成后,先于扬州集中,后经运河、长江,通过水路运往全国各地。为管理盐业贸易,明朝廷在扬州设置专门官员,清代延续了这种制度,顺治二年,清廷在扬州设立两淮巡盐检察院署和两淮都转盐运使司,专司食盐运销、征课、钱粮支兑以及查办各类缉私案件等,扬州亦逐渐成为中国盐业贸易的中心。作为生活必需品,民众对食盐的需求量极大,因此,盐业贸易利润很高。至清代,官方改变了食盐管理和销售制度,开始开放食盐销售权,任何地区的商人只要缴纳一定金额的费用,就能获得食盐销售权。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商人云集扬州,“四方豪商大贾,鳞集糜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①这些商人在扬州通过盐业贸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后又将大量财富用于扬州的城市建设,终于让扬州在清中期进入全盛,成为东南第一都会。由于盐业贸易与扬州经济关系密切,因此,清中期扬州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强烈的盐商色彩。盐商通过盐业贸易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形成了较高的物质生活需求。于是,扬州也逐渐形成了发达的商品贸易与服务业。据扬州地方志记载,清中期扬州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消费型城市,城内居民的日常所需都能够通过商品交易获得。②除一般的吃穿用度外,甚至连洗澡用的热在扬州城内都有门市专门销售。扬州不但具有健全的商业门类,而且商业活动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并逐渐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其时,除有商人自发组成的商业行会负责日常商业管理外,政府也会积极介入商业管理中,以强制力对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管控。此外,发达的消费型经济也催生了激烈的商业竞争行为,各大商号之间的竞争与盐商对奢侈品的需求共同促进了商家和手工业者对商品质量的追求。由此可见,清中期的扬州已成为一个以商品为核心的消费型城市。发达的城市经济对周边农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效应,于是,周边人口不断向扬州聚拢,使扬州城人口迅速激增。据相关文献统计,清中期扬州人口达50余万,居世界第六位。大量的外来人口扩充了扬州的市民数量,也使扬州在人口结构上发生变化,形成了以盐商为核心的数量庞大的市民阶层。具体来看,新涌入的人口迅速被发达的城市商业活动所消化,一部分成为城市小商业经营者、手工艺人等,变成市场经济中的一环,另一部分则成为盐商的家仆、佣人,变成盐商的人口附庸。
二、清中期扬州漆器的工艺与图案特征
清中期是扬州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也是扬州漆器的发展高峰。其时,扬州漆器名工荟萃,人才济济,如卢映之、王国琛、卢葵生等,他们对扬州漆器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由于盐商的财力投入,清代扬州漆器的制作往往不计成本,工艺日趋复杂,材料愈发华贵,审美也更加繁复。在此背景下,扬州逐渐取代北京、苏州、成都等地,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漆器产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扬派漆器。具体来看,清中期扬州漆器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工艺形态上,清中期扬州漆器在继承明代工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髹漆工艺全面繁荣。扬州传统的螺钿镶嵌、百宝镶嵌、剔红等髹漆工艺盛名不衰,波罗漆、八宝灰、刻漆、填漆、戗金、描金、描银、描漆、剔彩、剔黑、嵌银丝、嵌珐琅、仿紫砂漆、绿沉漆、金髹、绿纹漆等工艺,较明代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③特别是清中期扬州漆工卢映之、王国琛等人大胆创新,将雕漆工艺与百宝嵌工艺相结合,开创了“雕漆百宝嵌”这一扬州特有的髹漆工艺,极大地拓宽了扬州漆器的表现形式,成为扬州最具代表性的漆器工艺。除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髹漆工艺外,清中期的扬州漆器还表现出崇奇尚巧的特点。作为一种实用工艺,漆器制作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天然生漆防水耐腐的特性延长木质器具的使用寿命。但是,清中期扬州漆器的制作目的却远超于此,逐渐成为一种彰显身份的奢侈品。因此,漆工在髹漆过程中往往不计工时,精心研磨,在制作技巧上更是精益求精,喜欢在一件器物上运用多种表现技巧,务必使器物外观繁复华丽,令人目不暇接。其次,在漆器品种上,清中期扬州漆器突破传统漆器以日用品和文玩用品为主的局限,通过结合髹漆工艺与家具工艺,设计出了陈设感更强的大型漆器家具。清代中期,由于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发达的社会经济,苏扬两地成为江南手工业中心,漆器工艺的发展不分伯仲。但是,对比两地漆器不难发现,较苏州而言,扬州漆器更擅长制作大型家具,如南京博物院藏海梅边玻璃面嵌玉独扇人物大地屏、洛阳博物馆藏紫檀边嵌清玉竹石挂屏、故宫博物院藏雕漆嵌玉大屏风等。这些漆器体量巨大,具有更充分的表现空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扬州漆器的表现力,丰富了漆器的整体艺术效果。最后,在艺术趣味上,不同于其他漆器种类,扬州漆器表现出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漆器因其产地文化氛围与使用人群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艺术趣味。例如,江浙一带富家嫁女要大量使用漆器作嫁妆,因多为朱漆所作,故被称为“十里红妆”。这些漆器的图案构成充满浓厚的民俗意味,具有大量凤穿牡丹、百年好合等民间美术图案。相比之下,同为江浙地区的苏州所产文房漆器则大都素面无花,专注表现黑漆的沉静、素雅之美。总之,清中期扬州漆器将民用漆器与文房漆器的艺术趣味完美融合,最终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由此可见,作为扬州漆器的发展高峰,清中期扬州漆器无论是制作技术、器物类型,还是艺术趣味,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漆器的艺术特征,这种特点与清中期扬州的社会经济状况密不可分。
三、市民审美对清中期扬州漆器图案的影响
作为清中期扬州市民阶层的核心,盐商的审美诉求自然在漆器图案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扬州漆器不是简单的日用器皿,而是一种价格昂贵的奢侈品,购买者大都是财力雄厚的豪商富贾。因此,在漆器的制作过程中,漆工只有严格按照盐商的审美趣味来制作,才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清代中期,尽管盐商在经济贸易中取得成功,获得了巨额财富,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依然不高,这导致盐商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趣味。一方面,他们向往融入以文人为主体的上层社会,故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造诣,附庸风雅;另一方面,他们又热衷于展示自己惊人的财富积累,追求富贵豪华,表现出强烈的市民审美趣味。正是在盐商亦俗亦雅、时俗时雅审美趣味的作用下,扬州漆器最终形成了既俗又雅、喻雅于俗的独特艺术面貌。具体来看,清中期扬州漆器图案的市民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雅俗共赏的图案主题
在图案主题方面,清中期扬州漆器一改文人漆器素面无花的艺术面貌,努力从民间美术中吸收养分,将民间吉祥图案引入漆器制作,形成了民俗意味强烈的图案主题。例如,洛阳博物馆藏清宫旧藏紫檀边青玉竹石挂屏,图案以百宝嵌工艺将黑白玉石拼接成两只喜鹊,一上一下,回首相望,与青白色的竹石一动一静,相映成趣。喜鹊因与喜沾边,是民间喜爱的题材内容,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民间美术意蕴。而在另一件洛阳博物馆藏清宫旧物青白玉兰花插屏中,在正面素雅的黑色漆地上嵌有青叶白花,旁边伴青草松石,淡雅的画面构成民间常见的图案“必得其寿”。背屏中,蓝色漆地上用玉料镶嵌出梅花与两只鹌鹑。鹌鹑与梅花都是民间惯用的图案元素,象征平安与幸福。由此可见,在图案主题的选择上,清中期扬州漆器明显受到民间美术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市民审美特征。除了在表现题材上直接取材民间美术,清中期扬州漆器还对高雅深奥的文人图案进行消解与重构,通过以俗化雅,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如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海梅边玻璃面嵌玉独扇人物大地屏,巨幅漆屏上部分运用百宝嵌工艺,以白玉、玛瑙等镶嵌出“松下问童子”图,充满文人审美情趣,下窗则镶嵌博古,红漆地满戗金锦纹,戗金工艺的运用使漆屏表现出强烈的色彩冲击力,错彩镂金,富丽堂皇,富含浓郁的民间美学意味。这件作品通过民间图像稀释文人图像,从而实现了对文人图像审美趣味的消解与重构。
(二)饱满热闹的图案构成
除大量运用饱含民俗意蕴的图像题材外,清中期扬州漆器还在图案构成中表现出强烈的市民审美特质。古代中国,由于以精英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的影响,大多数普通民众无法欣赏以深奥哲理为核心的文人艺术。例如,文人艺术构图中的虚空,在普通民众看来,就成了寡淡。因此,在视觉审美上,普通民众更易于接受视觉刺激强烈的图案类型。这种审美趣味直接影响扬州漆器的制作,使其开始调整漆器胎地,呈现出更加饱满、热烈的构成形式。例如,清中期扬州漆器最具代表性的工艺雕漆嵌玉就是利用工艺手段改变图地形式,丰富漆器图案的构成元素。所谓雕漆嵌玉,即将雕漆与百宝嵌两种工艺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髹饰技巧。明清时期,扬州出现了较为发达的玉雕工艺,漆工将其借用到漆器髹饰中,最终形成了百宝嵌工艺。具体来看,漆工将珠玉、宝石磨成不同形状,然后将其嵌于漆器表面。这种工艺突破了漆器以平面为主的图案构成,大大增强了漆器图案的表现效果。雕漆则更为悠久,即先在器物胎体上用漆厚涂,然后刻画漆面,形成图案。其实,这两种装饰手法都是为了突破漆器图案平面化的局限,使其形成类似浮雕的半立体图案形式。清中期,受市民审美影响,扬州漆器将这两种髹漆工艺合二为一,形成了更加饱满的图案构成形式。一般来说,在使用雕漆嵌玉工艺制作的漆器中,主体图案大多使用嵌玉完成,图案背后则是使用雕漆工艺处理过的地。这种处理方法明显比素漆为地的形式更加繁复,从而也形成了更加饱满的图案构成形式。
(三)错彩镂金的图案装饰
以市民审美为核心的审美形态,其特质就表现在追求华丽贵气的视觉效果上。受盐商审美趣味的影响,清中期扬州漆器以贵为美的风格特点更为明显。如前所述,扬州盐商虽通过盐业贸易获得了巨额财富,但却并未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为改变这种状态,他们一方面通过结交权贵,努力融入上流社会,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通过提高日常生活水平,彰显物质财富,从而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当时被盐商审美趣味主导的许多艺术形式中,都表现出这种以贵为美的风格特点。例如,在另一种清中期扬州漆器的特有工艺———八宝灰中,这种错彩镂金的装饰效果就十分突出。所谓八宝灰,源于古琴制作工艺,即以彩屑混合角灰,之后以漆调和,进行髹漆。清中期,能够入漆的彩屑很多,包括骨、珊瑚、绿松石、孔雀石、螺钿、金铜等。这些彩屑色彩艳丽,光泽度佳,将其运用到漆器制作中,漆器表面愈发华彩艳丽,从而改变了漆器原本的色彩单一,表现出错彩镂金的审美效果。
结语
第2篇：民间贸易范文
以泉州港为主体海外贸易的兴盛，是宋元福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分析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借鉴其有益经验，有助于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
1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绵延曲折的海岸线和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拥有“三湾十二支港”①的泉州，成为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的强大支撑力量。
1.1宋元福建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福建海外交通始于南北朝时期，当时泉州已有大船通航南洋。五代年间开始，泉州地方主宰者凭借晚唐以降通商海外的传统，积极开拓海上贸易事业，为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宋代，随着宋王朝实施对外开放型政策，以及福建社会经济的快速崛起，泉州港海外贸易焕发出更大活力，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到北宋中前期，泉州港已是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②的繁华港口。此时的泉州港虽不及广州之盛，却居于杭、明(今宁波)二州之上，成为全国第二大海港。正是鉴于这样的发展势头，北宋政府于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正式增置福建市舶司，以“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③。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在福建对外贸易史上是一件大事，标志着泉州进入我国最重要的海外交通贸易大港行列，泉州港遂进入全面繁荣发展时期，其地位迅速上升，超越广州，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港口，“况今闽粤莫盛泉”④。
综观宋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形式多样化。不但有以朝贡形式出现的政府间贸易，还有垂涎于奇珍异宝和暴利的权贵官僚私牟贸易，更多的是以发财致富和谋求生计而兴贩海外的民间贸易。二是贸易地区相当广泛。据曾于嘉定至宝庆年间(1208—1227年)任福建市舶提举的赵汝适《诸蕃志》记载，这一时期同泉州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不下60处，其范围包括今天的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以及非洲的广大地区。三是贸易商品种类繁多。输出货品大致可分为陶瓷器、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农副产品，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药材、文化艺术品、化妆品和桐油等，其中以瓷器和丝绸最多，故有“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之称。
至元代，泉州港进入鼎盛时期，成为梯航万国的世界第一大港，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泉州港的极盛，吸引了中世纪欧洲四大游历家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即和德理)、马黎诺里和伊本•白图泰的莅临。在这里，马可•波罗看到的是“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积之多，几难信有其事”⑤;伊本•白图泰则评价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即大型海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⑥。国内文献也高度称赞说“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指忽必烈)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⑦。更有两次从泉州附舶东西洋的杰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以亲身经历写就的《岛夷志略》，记述了元代与泉州发生海道贸易的国家或地区(除澎湖外)达到98个，比《诸蕃志》记载的增加了30～40个之多。此外，由于元代便捷的海陆交通，泉州同国内其他市场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不少远地货物纷纷聚集于泉州港，远销海外，而数量浩瀚的进口商品，也被转贩于国内其他市场，形成国内最大的中外商品集散地。元代的泉州港城市繁华、蕃商云集、帆樯如林，真所谓“泉据南海津会”，“万货山积来诸蕃，晋江控扼实要关”①，一时辉煌空前。
1.2商品贸易繁荣发展的历史景象
宋元泉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还可从商品这一微观层面上来考察。香料药物是宋元时期我国重要的进口商品之一，是当时被广泛应用于生活和医药的热门货。在民众眼里，从事香料药物贸易“利源孔厚”，因此“趋者日众”②;而宋王朝统治者也认为“茶、盐、矾之外，惟香之利博”③，极力鼓励发展香药贸易。在官民的共同努力下，香料药物成为宋代大宗进口商品，无论品种、数量都呈现迅速增多的态势。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政府公布的通行香药中，只有降真香、檀香、丁香、龙脑、木香、胡椒等三十七种，到了绍兴三年(1133年)增至二百余种，绍兴十一年(1141年)又扩展到三百多种。与此同时，香药进口数量更是突飞猛进，“建炎四年(1130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④;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今伊朗)蕃客蒲罗辛，造船一只，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值三十万缗”⑤。尽管以上所举只是香料药物在绍兴年间的几次进口数字，但从中可以窥见宋元泉州港持续活跃和不断发展的贸易景象。陶瓷也是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陶瓷产量的高低决定着出口贸易的盛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个体手工生产所有制为主的德化窑在元代出现了“窑体宽大，装烧量全国罕见”的鸡笼窑。这种容量超大的鸡笼窑体现了德化民间“个体制胚，合作烧窑”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满足了大规模海外陶瓷贸易的需求。事实上，无论是鸡笼窑还是龙窑，宋元德化窑的许多窑身长度都达几十米甚至上百米，这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作为泉州港海外陶瓷贸易产品的主要供应基地，德化宽大窑体的出现主要集中在南宋和元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泉州港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历史画面。
此外，大量海外考古发现也还原了宋元福建瓷器外销的历史盛况。在日本福冈市镰仓时代(1185—1391年)的博多遗址中，出土了包括“珠光青瓷”在内的许多碗、碟、洗等同安窑系青瓷器，以及闽北大口、茶洋、华家山、社长埂等窑的青白瓷器。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等国家的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当地出土的泉州宋窑军持、瓶、盘、盒等。印度出土过泉州宋代的贯耳瓶，斯里兰卡曾发现德化窑的莲瓣碗和墩子式碗。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一万多件中国瓷器中，也有泉州宋代青瓷器。肯尼亚发现有安溪窑的宋代瓷瓶。而埃及早在11、12世纪的法帖梅时代，就输入漂亮的德化瓷器了。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以南317千米的基尔岛出土的元代德化白瓷莲瓣碗，则是迄今发现的福建瓷器销路最远的一例。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海外出土的宋元福建瓷器从未在国内发现过，可见这些瓷器是专为外销而烧造的，这一点在德化窑和同安窑系表现的尤为突出。
2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
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和空前繁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更有福建人民的积极努力，是各种有利因素整体效应的体现。
2.1政府对福建海外贸易的政策利多
宋元时期，封建王朝基于经济利益和统治战略，出台了一系列倾斜政策，支持福建特别是泉州的对外贸易发展。宋王朝鉴于“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⑥的现实，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尤其是宋廷南迁后，偏安于一隅，赋源短绌，“经费困乏”，不能不“一切依倚海舶”⑦。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朕所以留意于此”⑧，故南宋比北宋更为重视海外贸易发展，推行了一系列鼓励政策。
一是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积极扩大海外贸易额。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户部核定起发赴行在(即杭州)蕃货名单开列香药九十五种及金银宝物、蕃布、杂货等;绍兴十一年(1141年)，户部又“重行裁定市舶香药名色”货单，香药以外，尚有布匹、杂货等日用品，数量接近四百种，采购范围和数量较前次加大⑨。而在落实朝廷采购计划方面，福建市舶司的力度最大，仅建炎四年(1130年)就抽买乳香达8.678万斤余瑏瑠，按南宋初乳香9.15万斤值120万缗计算，这一年仅乳香一项政府就投入了100万缗以上，为北宋时期的数倍。
二是采取种种措施来扶植、奖励发展民间贸易，甚至用“补官”、“转(升)官”来奖励成绩突出的舶商和司舶官员。如绍兴六年(1136年)，泉州纲首(即船长)蔡景芳，就因为贩进大量香药而补承信郎瑏瑡。又如“闽、广舶盐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瑏瑢。
三是驰禁舶货贸易。南宋王朝特许前来贸易的蕃舶，只要经过市舶司“抽解和买入官”后，其余物品可以在福建境内“从便货买”。为此，南宋王朝还特于绍兴三年颁布了“就地变卖”蕃货名单，其中开列香药九十三种及日用品一批瑏瑣。这样一来，不仅开阔了输入货物的销售市场，加快了进口商品的流通速度，密切了福建与国内其他市场的联系，而且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商舶前来贸易，福建俨然成为当时的进口货物“自由贸易特区”。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兵一入泉州境，立即在泉州设立市舶提举司，成为蒙古政权恢复设立的第一个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承袭宋制，规定了有关市舶法则，并重用蒲寿庚等一批熟悉海外通商事务的人员，几无中断地将泉州海外贸易继续向前推进。至元十五年，元王朝通过蒲寿庚等，向海外各国商人宣布欢迎来华贸易的政策，申明“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①，泉州遂成为招徕外商、组织海外贸易的中心。至元二十一年，又颁布了所谓“官船官本商贩之法”，实行“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取其三”的政策②，这对扩大海外贸易主体，鼓励官民共同经营海外贸易事业起到了规范和促进作用。由于受到元朝统治者的特别重视，泉州港海外贸易事业在入元不久后即进入繁荣极盛时期。
2.2福建先民发展海外贸易的战略考量
集全省之智和全民之力，积极调整海外贸易发展战略，是宋元福建对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是规模化建设贸易基地。以出口贸易为着眼点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是宋元福建商品经济的一大特点，这一点在宋代泉州陶瓷业表现的尤为突出。经近几年的考古调查发现，有宋一代泉州计有窑址近百处，为宋以前泉州历代窑址总和的十倍多。这些以“”方式出现的窑址，多数是应对海外贸易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德化的屈斗、安溪的桂瑶、晋江的磁灶、泉州的东门、同安的汀溪等，都是专门烧造外销陶瓷的著名窑址，其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二是不断完善市场体系。作为地少人稠的沿海省份，福建先民历来有经商头脑和意识，并逐渐摸索出构建商品流通市场体系的道路，这一点在福州和泉州两大市场表现的格外明显。福州自五代以来就是“江海通津，帆樯荡漾”的经济和商业中心，至宋元更趋繁荣。13世纪末莅临福州的意大利游历家马可•波罗盛赞其“为工商辐辏之所”，“珍珠宝石之交易甚大”③。当时福州商业网还包括闽安、峡口、三沙、海口等商业镇和环绕这些镇的一批集市，构成一个以城市商业为中心，乡村墟市、庙市、山市、草市等为两翼的区域多层次商品流通网络。在泉州，大量的海外商品运抵泉州港后，则往往依托海商或“香行”、“香铺”等渠道，通过城、镇、草市三级市场，与福建广大城乡居民实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异邦蕃货的交换过程。元人林亨《螺江风物赋》描写兴化军仙游县枫亭市舶上物品交换情状说:“通道而南，城趋乎刺桐(即泉州)。胡椒、槟榔、玳瑁、犀象、殊香百品，异药千自宝物、香药、下至木帛、葛布，都在进入枫亭草市市场之列”，由此可以窥见舶上物品深入刺桐港腹地的细微程度和元代福建市场的发展水平。
三是大力发展经商阶层。商品经济离不开专业经商集团，经商集团的规模又决定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漫长的海岸线为福建人民发展海上商业提供了方便，因此早在北宋中期，闽商已被视为我国商人代表并与外国商人“海贾”相提并论，正所谓“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④。南宋以后，福建又先后出现了三个以泉州港为依托的大型海商集团:率先兴起的是两宋之交的土著海商集团，他们活跃于南宋前期。“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泉州海商一次运抵杭州的珠宝香药即值四十万缗⑤。此外，泉州人王元懋、泉州纲首朱纺等，都是经营海外贸易著名的土著海商集团成员。几乎与土著海商集团同时兴起的还有南外海商集团，他们是由进驻泉州的南外宗正司及其宗室贵族组成的。尽管宋廷屡加禁止，但“南内宗子商于泉者多横”⑥，他们挟持政治特权，积极从事海内外商业运营，因而成为泉州一支不可忽视的经商力量。最后崛起的是宋末元初的海外蕃舶海商集团，但在有元一代势力最为强大，其代表人物为蒲寿庚父子和那兀纳，该集团基本控制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据记载，这一集团的回族海商佛莲一人就拥有海船八十艘⑦，是名副其实的海运巨子。
四是加强知识产权和运输管理。宋元福建商品经济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实物贸易的兴盛，还表现在知识产权意识的萌发和货物运输的规范管理。1974年泉州考古发掘出一艘南宋古沉船，船舱中出土了一件写有“河西酱瓜”的木牌。据考证⑧，酱瓜在北宋时代就是泉州的大众食品，而“河西”很有可能是当地某一酱房的店号，“河西酱瓜”很可能是泉州最早的商标。商标的出现，说明宋元福建商品经济已初具现代市场经济特征，繁荣的商品经济孕育着新经济形态的萌发。此外，仔细辨析随船出土的全部96件木质牌、签上的文字，可以发现其中不仅有人名、地名、商号和货名，而且对身份各异的货主和地属不同的货物标识清晰，充分显示宋代泉州货物运输的高水平管理。正由于管理到位，即使远航大海舶“深阔各数十丈”，大中小商人仍可有序“分占储货”，且为有效使用船舶空间，常常出现中小商人依附大商人，大中小商人结为一甲，“以巨商为纲首”的多方共赢的合作贸易，从而极大促进了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
第3篇：民间贸易范文
〔关键词〕胡人；骆驼载乐；南方丝绸之路；和平交往
胡人，在汉代主要是指匈奴人，后来泛指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游牧民族，也泛指汉族域外的外族人。胡人是汉代墓室画像砖（石）、雕塑、青铜器、壁画等艺术题材常见的艺术形象，其造型表现多样，内涵丰富。目前在巴蜀地区出土的文物中，胡人形象的典型代表有“骆驼载乐”画像砖、巴蜀吹笛胡人陶俑等。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青铜人像、面具，虽然形象迥异于蜀人，但身份尚且未有定论，有可能是胡人或更远的外国人。下面以“骆驼载乐”画像砖为例分析胡人与巴蜀的关系。
一、“骆驼载乐”中的胡人形象
“骆驼载乐”画像砖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属东汉时期。四川是目前国内汉画像发现最为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出土的画像砖最具典型性。“骆驼载乐”画像砖是一个独幅画面，长方形，运用浅浮雕加凸线刻、阴线刻等方法雕刻而成，线条勾勒清晰，凸凹有致，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立体美感。画像砖中的胡人和骆驼的形象均用了极为夸张的手法表现。骆驼昂首长啸，步伐大而矫健。骆驼前峰跪坐一胡人，头戴尖顶高帽，大眼高鼻，正卖力甩袖击鼓。从画面残损的情况看，驼峰上还有一个胡人与之对应，共同击鼓。“骆驼载乐”画像砖中的胡人有着与汉人迥异的形象，“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多戴尖顶帽、着胡服等。这从诸多汉画像的人物相貌、衣着、神态、姿势及相互比对中可以看出，而且胡人对汉代的社会影响也是巨大的。《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显然，胡人和异域的文化不断地输入内地，统治者倍加追捧，上行下效且蔚然成风。胡人通过骆驼与汉人进行贸易、文化、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友好交往，当然也因领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引起战争纠纷，不过总体上看文明交往、友好交流远远多于争端。
二、胡人击打建鼓考究
“骆驼载乐”画像砖中，驼背上胡人击打的鼓不是一般的乐器，据考究属于建鼓。而且击打汉代建鼓的乐手是胡人而非汉人，这是极为罕见的。那么，“骆驼载乐”中的建鼓击打者为什么选择域外的胡人？不妨做一推断，首先胡人的身份、地位相当高，或者有一定官职，或者是朝廷钦点的乐队指挥，抑或是异域的重要使臣，这样才能被官方委派为乐队要员击打建鼓。建鼓为历代宫廷所用，多用于仪仗出行、礼仪活动等重要场合，并且演奏建鼓的一般是官府人员或乐队重要人物。如《国语•吴语》中有：“载常建鼓，挟经秉枹，万人以为方阵。”《周礼》记载：“将军执晋鼓（即建鼓）”。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和举世瞩目的战国编钟摆放在一起，表明建鼓的地位相当权威。建鼓在宫廷也一直在沿用到明清时期。在明代中和韶乐和清皇朝祭司乐中，建鼓均为开典领奏乐器。至今博物馆收藏建鼓还将其陈列在历代宫廷乐器中。显然，建鼓非民间一般乐器，也不是一般人士就能击打。当然，从另外角度讲，汉代社会谶纬迷信盛行，相信人死后去西方极乐世界，而画像砖（石）本来就是墓葬的重要构筑材料，胡人、骆驼来自西方区域，汉人选择他们超度灵魂非常合适。这种推测的可能性也很大。
三、中外民间艺术交流
汉代建鼓常置于官府大门的前面，成为礼乐或发出重要信号的工具。当时郡署衙门一般称府，县衙一般称寺。宫寺桴鼓不但可以集众，也是封建权威的象征。除此之外，建鼓还常用作礼仪或演出的乐队节拍指挥，“骆驼载乐”画像砖所反映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建鼓通常被装在车上使用，有时车分两层，顶层击建鼓，底层载乐队。不过把建鼓安置在骆驼上击打的场面十分罕见。汉代四川把建鼓载于骆驼之上，使礼仪、娱乐兼而有之，体现出汉代蜀人特有的乐观与豁达。[1]从胡人击鼓的姿态看，他的动作相当娴熟、优美，表情也很庄重淡定，说明胡人很重视这场演奏。鸣奏的乐曲可能是胡乐（曲），即胡人聚居地的本土音乐，因为汉人喜欢异域风情；也有可能是汉乐与胡乐合二为一的新曲。从这些角度看，“它证实了汉朝巴蜀地区与西北民族在音乐文化等领域的相互交流……因此他们的出现就给巴蜀之地的音乐增添了几许独特的西北异域风情。”[2]胡人在与蜀人的贸易交流中带来了异域的音乐、绘画、青铜器、玻璃工艺、服饰等艺术形式，与巴蜀当地的民间艺术交融化合，极大地丰富并促进了当地民间艺术的繁荣发展。四、胡人与南方丝绸之路1.相对安全的交流路径。这里不得不提及历史上汉人与胡人长期的矛盾战争。《战国策》有“胡服骑射”，《晋书》有“邪正不并存，譬如胡与秦”，王昌龄的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所指的也是汉人与胡人的征战。可见在汉代，胡人是边塞的敌人、朝廷征伐的对象，与汉人矛盾积怨很深。进入中原的胡人一般身份低贱，或为俘虏，或为下奴，胡商也不会久留。从理论上讲，胡人不可能成为汉代宫廷礼乐之事的“座上宾”，也不可能骑驼击建鼓。这也能解释中原较少出现“骆驼载乐”此类汉画像的原因。从汉代的周边局势看，南方丝绸之路比北方丝绸之路相对安全、便捷，原因是北方与胡人战事频繁，而西南各族与域外相对平静得多，这种和平态势为胡人进入川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在《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的报告中有详细描述：“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显然，胡人役使骆驼走南方丝绸之路，货物损失风险要小得多，对于商人来说保本获益是最重要的，虽然“蜀道难”，人力、物力、盘缠费用代价大，但道路安全系数高，值得付出。不难看出，南方丝绸之路具有保障胡商驼队畅行的天然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胡人选择南方古丝路进入巴蜀的几率高于北方古丝路。2.和平友好交往。从“骆驼载乐”汉画像上可以看出，骆驼背上有较大的毡垫，对比其他有骆驼肖形的汉画像，可以发现很多细节。一般驼峰两侧有夹板，驼峰之间横置一个长形袋子，其两侧横置丝麻状物。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它实际是沙漠民族“穹庐毡帐”的再现：骆驼背上的夹板、毡垫是毡帐的组成部分，丝麻状物是用来绑毡帐的麻绳，他们共同组成穹庐毡帐。北朝至唐代，“穹庐毡帐”是丝绸之路上胡商的必备用品。“毡帐时移无定居，日月长兮不可过”，唐代诗人刘商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漫漫丝路上，胡商依驼而居、昼夜行程的场面。胡商一般结伴而行，由数十匹骆驼组成运输队，风餐露宿，跋山涉水，长年累月行进在丝绸之路上。从另一方面说，蜀人自古擅长经商，大量考古与史料也佐证了川蜀早在商周时期已对外贸易，南方丝绸之路也早在先秦时代开通（甚至更早），到汉代已经是一条比较成熟的贸易走廊。种种迹象表明，汉代蜀人对来自西方的胡人、骆驼相当有好感，这种好感是建立在长期的贸易互换上，而且是平等、友好、彼此信任的交往。贸易交往也促使川蜀经济繁荣富庶，成都平原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声誉。那么，“骆驼载乐”画像砖出现在巴蜀之地就不难理解了。因此，蜀人不像中原人那样对胡人心存芥蒂，更不会存在敌视心理，自然也会友好相待。蜀人开放、豁达、乐观的思想使胡人不仅走进集市，也能迈入“大雅之堂”，甚至谋得一官半职，骑驼击打建鼓并列席官府仪仗就顺理成章了。
总结
南方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不是孤立的，它们通过“藏彝走廊”联系在一起，从而保证了胡人驼队从南、北两条路径进入巴蜀。南方古丝路较之北方有地理上的天然屏障和较少战乱干扰的社会环境，从而提高了胡人驼队入蜀贸易交流的通畅度。胡人与蜀人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在汉代更为频繁，不同文明交流促使巴蜀地区发展成为有别于中原的特殊文明。高规格礼仪中由胡人骑驼演奏建鼓，是胡人与蜀人和平交往的一种表现。更重要的是，胡人作为中外友好交流的“使者”“媒介”，不断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感情交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府之国”巴蜀的经济繁荣。
参考文献：
[1]李铁锤：“骆驼载乐”画像砖体现汉蜀人乐观与豁达[J/OL]，收藏快报，2011-4-7.
第4篇：民间贸易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对策
伴随全球气候变暖、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与日俱增，它也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决策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为此，低碳经济这一理论应运而生，它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之一。以我国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也希望通过低碳经济这一契机来适应国际规则，发展国际贸易，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在一系列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是产品、技术等等服务环节，在规则方面的竞争也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为了迎合低碳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我国也应该及早了解并掌握低碳经济对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具体影响要点，做到主动接受、主动参与、主动转化，合理利用规则来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一、关于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是由气候变暖所引发极端生态灾害及人类活动污染而出现的经济生态环境，因为环境的恶劣变化也导致了人类使用能源的劣化甚至枯竭，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全球气候变暖每升高2℃就会导致世界上15%～40%的物种濒临灭绝，每升高4℃就会导致全球生态系统进一步脆弱化，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必须解决能源日益短缺和高碳排放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为此，低碳经济应该是人类解决当前气候恶化危机的最佳途径，也是人类寻求未来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说低碳经济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所研究热议的话题，但实际上它还并没有在社会中形成约定俗成的统一定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历史还尚早，它的内容研究存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交叉性，研究体系十分复杂。一方面也是因为低碳经济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任务，而是复杂且漫长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必须配合国际规范法则和政府政策，同时融入大量科技研发投入，确保其能够稳定的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态势，所以说低碳经济的内涵与外延同样日新月异，而它对国际贸易规则这样的全球问题影响也是巨大的[1]。
二、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分析
目前，低碳经济正在逐渐升温，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关键领域，为此，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借此来制定国际规则，希望主导国际低碳经济，并为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取得有利优势地位，就此他们展开了大量的单边及双边贸易工作，以深刻影响国际贸易相关法规。可以说，全球低碳经济及投资将极大程度推动低碳经济贸易领域规则的制定方向，甚至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我国必须做出正确反应，明确本国在国际贸易规则改变过程中自身在国际经济领域应有的地位变化，与发达国家一样，争取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参与者，最后逐渐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让国家在未来规则竞争态势中占据主动地位。
1.低碳经济对区域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的影响分析
低碳经济必然会对区域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产生影响，因为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也曾经在各国农业及非农业问题方面陷入过僵局，谈判进程相当缓慢。某些WTO成员国希望将国家贸易自由化转变为区域性贸易协定问题，尤其在双边贸易协定方面更希望将当前一些国际市场经济问题，包括WTO未能涉及到的问题（劳工、环境）纳入到国际贸易规则当中，寻求国家政策与环境技术之间的有机合作过程，引导各国走向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所以总体来看，气候变化应对与低碳经济发展应该成为各个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它应该成为WTO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共同的核心利益点。就WTO而言，他们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影响到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新制定，即区域性贸易协定内容的变动，这也将成为未来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主要方向。作为一个相对容易与贸易相关联的关键点，区域性贸易协定由于参加成员国较少，所以很容易达成协定一致，进而形成国际共同意见团体。所以客观讲低碳经济的出现起到了增强国家多边谈判能力的作用，它所提供的产品服务与需求将会在未来不断增加，因此各国都需要更好的贸易自由化发展原则来快速实现低碳产品及服务的有效输出，为区域性贸易协定提供更多发展契机[2]。
2.低碳经济对国际自愿性贸易规则的影响分析
低碳经济作为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它并不是单纯指代某一个国家解决气候问题，而是希望更多国家通过合作发展途径来实现共同解决。因此，包括WTO、联合国在内的多方国际组织也希望依靠区域性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来共同推进气候变化问题调查，并寻求解决途径，上述内容也是改变国际贸易规则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像国际组织与民间社会所自发形成的某些非官方活动及规范规则也在不断影响着国际贸易规则，并逐渐转化为可操作性较强的有效准则，协助低碳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具体来说，下文从两点展开分析。第一，是非政府民间组织所制定的温室气体核算准则，它是低碳经济对国际资源型贸易规则影响的一大要素，其中的参与主体就包括了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联合组织、智库等等。在这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WRI国际资源研究所，它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Protocol）共同形成了全球温室气体核算的主要工具，为温室气体度量与项目核算树立标准，构建计算框架，并获得了多方机构的共同认可，这也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制定温室气体核算标准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对企业碳排放量的测算来看，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主要针对3方面内容，首先是企业的直接碳排放，例如企业生产直接所产生的排放源；其次是企业的间接碳排放，这其中涵盖了和企业自用外购电力、供暖、供冷设备所产生的间接排放量；第三是价值链上下游的排放问题，它促使企业降低整体碳排放，借此为供应商提出更多低碳要求。当上述三方面内容发生并影响到国际供应链时，它们就会对国际上的自愿性贸易原则产生极大影响。第二，是企业低碳供应链要求，因为在低碳规则制定过程中，企业应该作为最重要的参与方出现，他们通过价值链与供应链来实现低碳经济运作。就目前来看，国际上大型的零售企业诸如沃尔玛、乐购等等都在纷纷展现自己的低碳经济发展态度，并在企业未来发展规划中作出种种低碳经济战略，这些也被视为是来自于价值链上游的低碳要求，它们更会影响到国际贸易准则的制定，甚至影响国家出口贸易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客观讲，行业性国际规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贸易规则，例如针对航空行业的跨境排放问题，这就是单独某一个国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它需要依靠多个国家联合来制定相关规则，并提出基于行业性质或国际性组织的相关标准，在权威性机构的指导下规则并解决问题。所以说行业性国际组织在制定规则方面必然会对服务贸易产生客观影响，而服务贸易行业的主观行为，例如低碳经济发展等等也会直接影响到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3]。
三、中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1.参与WTO多边贸易规则的有效制定
低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也使得传统的国际贸易规则不断受到挑战，当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并逐渐出炉以后，每个国家都应该作出直接或间接的反应，以应对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所带来的诸多影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所以在面对低碳经济领域国际贸易原则时，应该重视它对于我国相关产品出口的影响性，同时结合本国国情积极参与到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环节当中，争取为我国国际贸易出口创造有利条件，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的综合竞争力。就以WTO对低碳相关规则制定为例，在这方面我国除正常出口环境产品、进行跨国服务谈判以外，还应该重点关注对能源领域的开发，重视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有效应对，时刻关注它的壁垒规则变化趋势，同时从WTO的国际贸易规则角度和国际环境规则协调立场出发，提出适合于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品发展的相应补贴规则，尽可能避免那些影响公平竞争的不合理补贴出现，也同时避免新能源产品上市以后可能带来的贸易争端。比如近年来我国在太阳能与风能发电产品出口方面就与欧美国家存在争端，由此，我国也发起了双反调查行动，希望基于合理的WTO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来帮助国家解决这些对外出口贸易摩擦，确保低碳经济下国际贸易活动的顺畅展开，也真正融入到WTO多边贸易规则的有效制定体系当中。
2.参与低碳领域国际标准的有效制定
低碳领域存在非官方标准，因此国际标准之于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会起到重要作用。由于这类标准多为自愿性，所以基于企业供应链环节的诸多要求，可以在实质上提出强制性标准，但客观讲这种非官方强制标准要求可能会导致国家对外贸易的严重受阻。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关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有效制定，同时重视它在WTO体系中所拥有的特殊位置，确保贸易影响所针对的企业或企业产品能够切实被反映到企业竞争力与贸易活动当中，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产生实际影响。所以，我国国际出口贸易领域应该基于低碳国际标准来制定相应的ISO（国际标准化组织）与IEC（国际电工组织）标准，争取参与到ISO体系当中，与其他海外国家一同发展新能源，提出新能效标准，为低碳经济制定正确合理的国际标准，并切身参与到这些自身所制定的标准当中，进而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进出口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力。从宏观层面来讲，低碳领域一直以来都是各国不断探索的全新领域，基于它的国际贸易标准制定归根结底要指向国际上各方利益的博弈结果当中，这也就需要参与标准制定的相关国家具有一定的国际贸易专业能力和沟通能力，并同时要求他们熟悉相关标准的制定法则。我国在这一方面目前尚存在创造力缺陷，但是可以根据国情实力来逐步发展自身国内贸易规则，并鼓励企业与相关技术领域能够切实参与到国际标准制定过程当中，在实战中锻炼自我，为国家设立专项基金以便于发展低碳经济，培养一批有专业能力与执行能力的贸易规则制定团队。再一方面，我国也应该加大对标准制定的成本投入，进一步支持国际标准制定工作，放开参与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相关经费及出国审批制度，同时支持并鼓励海外专家与我国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到国际标准的制定过程当中[4]。
3.重视非官方标准及其供应链中所存在的低碳经济原则
重视非官方标准及其供应链中所存在的低碳经济原则，从法律效力方面虽然有所欠缺，但是机上却能够切实影响到企业的运营过程。国家应该灵活将这类规则应用到供应链管理体系当中，通过供应链来对贸易形成影响，并评价度量它的影响程度。举例来说，目前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已经组织并了“标准地图”平台，它详细给出了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并具有一定发展规模的130个非官方标准，这其中也包括了非官方标准所开发制定的低碳标准，这些也都是国家对外贸易出口发展应该借鉴的优秀标准。我国也应该时刻关注国外相关标准制定状况，并在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达给各个企业，在征求企业意见的基础上来让企业也参与到相关标准的制定过程当中，为国家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争取更多话语权与发展空间。
四、总结
低碳经济的出现影响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而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我国应该冷静应对这些影响，并结合本国国情作出相关应对对策，强调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及社会企业的有机融合，让他们成为影响区域贸易发展的有利因素，通过他们的倡导与所建立标准来进一步推进全球低碳贸易规则的有机形成。同时也督促本国出口贸易领域积极参与到国际双边贸易协定中低碳规则的制定过程当中，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占据有利位置。
参考文献
[1]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14-19.
[2]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84-87.
[3]李丽.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财贸经济，2014，（9）：114-123.
第5篇：民间贸易范文
【关键词】广西；越南；贸易；“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广西作为中国与越南对接的门户，区位优势极其显著，双方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广西在中越陆地边境线上拥有国家一类口岸6个，二类口岸7个，边贸互市点25个，是中越双边经贸合作的“桥头堡”和“前沿”。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合作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一、广西与越南贸易合作的历程与特征
（一）贸易总量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1996年广西与越南进出口贸易额为3.9511亿美元，其中，广西对越南出口贸易额为2.7291亿美元，自越南进口贸易额为0.373亿美元，广西对越南贸易顺差为2.3561亿美元。2003～2015年，广西与越南进出口贸易保持高速增长，2006年首次突破10亿美元。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宣布建成，广西与越南双边贸易合作迈入自贸区时代。2013年，中国与东盟宣布启动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当年广西与越南进出口贸易金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26.9744亿美元。2016年，广西与越南进出口贸易额达239.75亿美元，同比微降2.69%，其中，对越南出口贸易额为123.34亿美元，降幅为31.17%；自越南进口贸易额为67.31亿美元，增长0.17%，广西贸易顺差56.03亿美元，同比下降49.97%。
（二）贸易地位
随着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增长，越南已成为广西外贸合作重要伙伴。1996年，广西与越南贸易占广西外贸总额的12.88%，其中，对越南出口占广西出口贸易总额的11.45%，从越南进口占广西进口贸易总额的5.44%。2008年以来，广西与越南进出口贸易不断攀升。2016年，广西与越南贸易占广西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0.28%，其中，对越南出口占广西出口贸易总额的53.91%，从越南进口占广西进口贸易总额的40.85%（图2）。截止到2016年，越南已连续17年位居广西外贸榜首，是广西外贸合作的重要伙伴。
（三）贸易方式
广西外贸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边民互市贸易为辅，一般贸易发展相对不足。2015年，边境小额贸易所占比例高达75%。2015年，中国海关总署将边民互市贸易纳入正规统计范畴。2016年，中国海关进一步完善了边民互市贸易“无纸化”通关体系，边民互市贸易“一指通”系统正式使用，大大提升了边民互市贸易通关效率和监管成效，有效推动了边民互市贸易快速增长。
（四）贸易商品
长期以来，广西对越南出口主要是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肥等，还有部分农副产品（水果、蔬菜、中草药）；自越南进口商品主要是各类农副产品，尤其借助中越陆路边境口岸优势，大量进口越南水果（香蕉、火龙果、龙眼、荔枝、芒果）、水产品、农产品（大豆、大米、辣椒、木薯、坚果）、木材和矿产品（煤炭、锰矿、锌矿）等。
二、广西与越南边贸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贸易发展不平衡
近20年来，广西与越南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但双边贸易发展不平衡。1996～2016年，广西对越南的贸易顺差累计达612.6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对越南（包括广西对越南）贸易顺差幅度日益扩大，给双边贸易摩擦埋下了隐患。
（二）“通道经济”突出
2016年，广西边境小额贸易出口中，区外货源商品总额约为714.5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广西边境小额贸易出口总额的94.9%。广西只是（广东、浙江等）与越南贸易的“中转站”或“过道”，并未有效发挥边境区位优势发展对外贸易，边境地区居民仅赚取微薄劳务费、搬运费、报关费用。作为广西与越南对接门户的崇左市，2011～2016年，加工贸易增值率仅为0.1%、0.17%、0.09%、0.89%、0.156%和2.57%。2016年，崇左市龙州县坚果进口数量达12.5万吨，而落地加工只有约7000吨，落地加工率仅为5.6%。“通道经济”模式限制了广西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
（三）边境走私活动猖獗
近年来，中越边境地区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走私商品日益多样化、规模化，走私行为日益集团化、组织化。走私商品包括冻鲜产品（牛肉、海鲜）、大米、食糖、生猪、香烟、机械类商品（豪车、电子产品）、食品（越南酸奶）等。2015年，南宁海关查获各类涉嫌走私案共4900件，涉案金额10亿元人民币；2016年，走私案件增至6726件，涉案金额达13亿元人民币。未经国家检验检疫的违禁走私商品涌入国内市场，对国内食品安全、人民生命健康带来威胁，给国家税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扰乱和冲击了国内正常市场秩序。同时，走私货物中也部分暗藏、枪支、珍稀野生动植物（产品）等违禁物品，给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不利于广西与越南正规合法贸易的可持续开展。
（四）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通关效率不高
广西与越南北部四省接壤，毗邻地区经济欠发达，地方财力不足，融资困难，交通与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物流成本高昂，通关效率低下，严重影响贸易合作正常开展。如广西对越南一类口岸中的水口、爱店和龙邦口岸至今尚未修建高速公路，二级公路已建成多年，由于修缮不足，路况较差。二类口岸与边民互市点基础设施更差，“断头路”仍然存在，有的地段甚至连道路硬化都未实现。由于越方在边境未设专门边卡检查设施和驳货场地，进出口货物运输、交易极为不便。中越边境的沿边公路（广西段）穿越重山峻岭，修建久远，路况等级低，修缮与升级困难。同时，双方口岸配套设施建设滞后，普遍存在征地困难、货场面积狭小、交通拥堵等问题，导致中越进出境货物时常积压在口岸。另外，地方海关、检疫部门人员编制数量有限，经费投入相对不足，严重制约监管部门职责履行的效率与效果。
（五）地方协调机制不完善
自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互信加深，双方已构建起良好的协商合作机制。但双方地方层面的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信息不对称致使地方政府在推进双边经贸合作方面缺乏思路和对策，合作成效不佳。
三、推进广西与越南边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贸易总量，优化贸易格局
1.扩大贸易合作。基于双边资源禀赋优势与经济差异，未来广西与越南贸易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随着中国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各类资源与农副产品的刚性需求日益增长，广西作为中越双边经贸合作的“桥头堡”和“通道”，广西可继续发挥其重要“通道”作用。2.优化贸易格局。简化进出口通关手续，适当增加越南农副产品、资源型产品进口，既有利于弥补中国国内资源短缺，也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与转型。同时，有利于缩减贸易逆差幅度，平衡国际收支，优化贸易格局，深化两国长期合作。
（二）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边贸经济升级
1.实施商品结构升级。优化贸易商品结构，增加制造业产品出口，延伸产品价值链，提升附加值，同时，努力提升出口商品质量与档次，塑造良好国际形象。2.推动边贸经济升级。推进广西本地加工制造业发展，制定和出台优惠政策，积极培育扶持地方加工制造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国际知名品牌，提高广西地方外贸的经济效益，改变“通道经济”的困局。
（三）严厉打击走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1.构建监管体系。首先，要高度重视边境走私问题。要实施和推进“一线封堵，二线查处，三线监管”体系，严厉打击和查处走私行为。增设边境监管部门人员配置，确保监管经费到位，构建高效、现代化的边境综合监管网络系统，确保边贸合作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其次，推进两国通关便利化，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费用。2.延伸海关监管环节。将边境监管环节向内有限度延伸，与国内流通和消费主管部门共同协作、联合监管，加强对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流通、消费环节的后续跟踪监管，长期对走私行为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净化和搞活边贸市场。
（四）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高通关效率
1.完善基础实施，加速道路连通。努力争取中央财政支持，科学统筹地方建设资金，充分发挥民间资本作用，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要以“一带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契机，积极利用“丝路基金”等，加快与越南基础设施互连互通建设。要充分利用国内资本，建立地区性的边境合作建设专项规划基金，积极引入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融资，推进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2.通关便利化，推动贸易畅通。适当放宽边境口岸地区人、车、货跨境业务管理，简化和减少通关程序和费用；采取灵活通关政策，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适当延长通关时间；加大地方监管部门（海关、检验检疫）工作人员配置与办公经费投入，积极开展海关、检验检疫、地方政府联合办公；加大电子化通关系统建设与现代技术推广。同时，积极与越南政府探索推进“两国一检”模式，推动双边贸易合作自由化和便利化；加速“互联网+边贸”模式的深入发展和推广，推进“智慧边贸经济”战略。
（五）构建地方合作机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1.深化高层沟通。在继续推动中越两国中央政府协商对话的同时，积极推进两国地方政府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构建“中央牵线，地方搭台，民间唱戏”合作模式。2.落实地方务实合作。首先将两国中央政府合作政策方针具体化、细分化，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央高层战略相结合，使中央方针在地方更具可操作性，为两国民间经贸往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合作平台。地方政府在两国合作上具有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加强两国地方政府在经贸方面的合作，能增进双方了解与信任，及时化解矛盾，共同商讨解决对策。“一带一路”倡议给中越双边经贸合作带来历史新机遇，广西要积极顺应国家开放合作新战略和区域合作新趋势，立足自身区位优势，挖掘合作潜力，实现地方社会经济更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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