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支教精选(九篇)

第1篇：山区支教范文

作为山西师范大学首批来安泽县“顶岗支教”的大学生,她已在这儿度过了千余个日日夜夜。

3年以来,山西安泽县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振兴山区教育的新道路。

地处太岳山腹地的安泽县,自然、交通和工作环境都相对落后,县里的教师流失和缺编现象严重,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甚至部分学校课程都难开设,每年高考考不上几个,甚至还有“剃光头”的时候。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顶岗支教”便应运而生。

2007年3月,安泽县委、县政府与山西师范大学协商,依托该县基础条件较好的县一中、二中和唐城中学,以“顶岗支教”的形式为师大学生开辟实习基地,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顶岗支教协议书》,正式启动了“顶岗支教”和换岗教师培训工程。师大先后选派7批共271名学生到安泽县支教,在不同的教学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置换”出120名中学一线教师到师大进修“充电”。

汪胜岚是其中“顶岗支教”的大学生之一,她是青海省人,2008年6月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她是2007年9月第一批到安泽“顶岗支教”的学生,一起来的有48人,其中17人像她一样被分派到了唐城中学任教。于是,在这所学校,她开始了自己的支教生涯,教了一个学期的思想品德课程。

安泽县为了能吸引大学生投身山区教育,制定了优惠政策:凡本人愿意留下、并经学校考核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录为正式教师,全部领取财政工资。

这么好的优惠政策,难得的就业机会,被来自青海的汪胜岚遇上了。如今的汪胜岚,俨然是一位地道的“安泽人”。

当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普遍社会问题的时候,“顶岗支教”究竟给学校、社会、大学生带来了什么?

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

高校与地方联姻“新政”一举多得

在安泽县,整洁的街道两旁,郁郁葱葱的树木散发着勃勃生机,荀子园在群山的怀抱中俯瞰整个县城,所到之处都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安泽县一中、二中坐落在县城,投资1.8亿元新建的第一中学主体工程已经完工,9月份就可以让新生入驻。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群众说,这巨大的变化,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果断决策。 谈起“顶岗支教”,县委书记梁若皓告诉记者:现在大城市的大学生太多了,都说学生分配难,可是山区偏远地区却严重缺乏人才,公务员队伍里缺干部,教师队伍里缺师资,并呈现一种恶性循环。类似“一边捆着草、一边饿死牛”。县委、县政府与山西师范大学携手开展的“顶岗支教”活动,是快速提升山区教育质量的有效方法,是一项互利双赢的事业,也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近几年来,安泽县先后撤并各类小学50余所,投入资金000余万元,新建高标准寄宿制小学20余所,食堂、供暖、微机室、图书室、多媒体、远程教育等各种设施全部配备到位。一些农村学校硬件条件比县城学校还要优越。硬件有了,作为软件的教师整体水平相比来说就比较低了。此前出现这样的情况:每年中考时,高分学生直接被临汾各重点学校录取,山区缺乏优秀生源已成为影响高考升学率的最大制约因素。如何造就一支高水平的中学教师团队是实施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

于是“顶岗支教”应运而生。

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每年毕业生的数量也急剧增长。就业难成了学生、学校、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据记者了解,除军校和医学院等少数高等院校的专业学科有条件分配实习单位外,别的高等院校基本是由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单位,名谓实习,实为“放任自流”。实习期满后,学生只要托家长找个熟悉的单位开个证明即可,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方法对于其他类学科的学生也许影响不大,但对于将要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成为社会师资力量的师范院校的学生来说,则是致命的因素。

就目前,对于地方来讲,发展经济必须首先振兴教育;而对于师范院校来说,解决学生就业难则须从教育改革入手。“顶岗支教”无疑是二者的有效结合,它既解决了山区偏远地区师资力量严重匮乏的问题,又解决了现有教师队伍水平难以提升的现实问题,更多的是,可以使师范类院校学生有组织地集中实习,完成“以生转师”“以学转教”的“质变”,而且还直接疏通了在校生的就业渠道。

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武海顺说,作为山西省师范院校龙头学校,教师教育是师大的优势,如何提升临汾市中学教师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充实山区教师队伍建设,这次“顶岗支教”与换岗培训就是此项工作的开始。学校首批121名学生,分布到临汾市的15个县、29所学校,到安泽支教的学生有48名,占40%。针对大学生就业前的实践活动,安泽县的“顶岗支教”是个很好的选择。教育是惠民工程,既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不仅是一代人的事,而是涉及几代人的大事。

今年,山西师范大学与安泽县在“顶岗支教”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创建了“山西师大教学创新安泽实验区”,保证该县中小学优秀骨干教师都能到师大轮训;安泽县即将建成的一中新校,将挂上“山西师范大学安泽实验中学”的牌子。师大的20个院所将以安泽为依托,结合学科特点,建立自己的实验、实习基地。

校园梦想在支教岁月中实现

记者来到距安泽县城30公里的唐城中学,恰逢课间活动,记者在校园里看到,许多学生在尽情嬉戏玩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站在教学楼前,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校长元和平说,支教大学生有活力、思想新、知识广,给学校带来了朝气。对于大学生来说,未走出校园,就有了一次很好的实习机会;从学校的角度来说,为一线老师们创造了外出培训、提高能力、提高教学质量的深造机会。

唐城中学对“顶岗支教”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搞好班主任的选拔;二是进行学科配备;三是抓分析教材、设计教法活动;四是抓常规落实,开展听课、评课、学生测评、教案审查、作业检查等。学校还让留校教师和支教大学生统一编组,一起研究,互相听课,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开展“我的教育之路,从唐城中学开始”等有意义的演讲比赛活动,让支教大学生有所收获。而学校的老师们外出培训回来后,教学能力提高了,教学技巧提升了,教学方法也改进了,教育质量也明显提高。

已留在唐城中学的汪胜岚微笑着把记者领进她的寝室,这是学校对支教教师住宿的统一安排,不大的空间整洁而有序,床头的课桌堆满了大摞的作业本。她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汪胜岚从小就怀揣着“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的梦想,现如今大学即将毕业,她选择了“顶岗支教”来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她刚来唐城中学就上岗,教3个班的思想品德。经过在校教从课堂纪律、课堂讲授、教学设计、课堂管理等方面的帮助,她在一个星期后就走上了三尺讲台。当她看到学生们真诚的眼神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时,在她内心深处就有了一份神圣的责任。

2008年8月,当她以一名正式教师的身份又一次来到了曾“顶岗支教”过的唐城中学时,内心充满了万分感慨。她告诉记者:“一想到我曾教过的那3个班的学生们,还有他们朴实、真诚的眼神,我就想,我一定得教好他们。”

提起自己的支教经历,她回忆说:“当时和我一起来的大学生有的经常抱怨这里环境不好、学生不听话、条件有限。”她也曾对“顶岗支教”活动提出过一些建议,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情绪了。

和汪胜岚一起留下来的其他年轻大学生老师们也纷纷表示,他们刚从学校走出来,和学生们交流没有代沟,懂得和学生们相处要真诚,要从朋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关键得尊重他们,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这样的话,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的。

初三学生刘恒告诉记者,他特别想念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支教老师。由于自己家庭问题,他曾一度想过要退学,当他非常沮丧时,是这位如哥哥般的支教老师苦口婆心给他讲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用温暖的双手把他“拽”进课堂。

记者还了解到,当一批批支教教师离开时,许多学生都流下了眼泪,依依不舍的场面让人感动,这种经历对每个年轻的大学生而言都是全新的生活体验。

汪胜岚是许多支教大学生的缩影,在他们成绩的背后,更多的是他们付出的艰辛与努力,还有他们只跟山区教育事业的决心。

均衡教育良性循环

采访中,安泽县县长郑步电表示,安泽的“顶岗支教”活动今年正在由中学向小学拓展和延伸,今年县里又主动与师大取得联系,中师学生也将成批进入安泽实习和支教,安泽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将迎来一次重要机遇。

安泽县教科局局长赵峰告诉记者:师大选派到安泽县支教的7批共271名学生在不同的学科岗位上表现出了共同的优秀品质:他们年轻有朝气,热爱学生。令人欣喜的是,这些优秀的大学生在实践中爱上了安泽,经过双向选择、择优留用,现在已有35名学生扎根在此,加入到安泽的师资队伍中。

与此同时,安泽也分6批选派了120名换岗教师到师大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师大与安泽县教科局双方建立经常性的互访机制,架设沟通桥梁,确保“顶岗支教”工作顺利发展。

安泽因地制宜,科学管理,认真落实“顶岗支教”工作的每一环节。稳定支教学生思想,合理分配工作任务,组织支教学生进行岗前培训,加强过程性管理,优秀教师引领促进支教学生专业成长,建立“支教学生成长记录袋”,组织支教学生积极参与教研活动,注重教学反思。

第2篇：山区支教范文

[关键词] 蓝色经济 山东半岛 高教

2009年4月,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目前,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从战略规划到具体实施,从面上推进到点上突破,正引领山东沿海诸地市提升发展境界、拓展发展空间、搭建发展载体,正带动山东内陆腹地加快转型,正把山东带入一个蓝色经济的新时代。笔者认为,创新驱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支持和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高等教育担当着新的历史使命,应在关键环节上给予人才智力支撑。

当前,山东高等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服务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作贡献的着眼点,应集中体现在引领支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抢抓机遇,担当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使命,不仅是高校自身应有的责任,也是推动高校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无论是从山东省经济发展大环境来分析,还是从山东高校发展要求来看,服务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发展,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经济文化强省,需要高等教育从以下四个方面发挥支撑引领的作用。

一、以科研基地为基础,建设具有特色的科技创

新体系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科研工作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认真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符合国家、符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趋势、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校创新体系。在建设创新体系过程中,高等学校要从提升国家竞争力、推动科教兴鲁、服务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角度出发,发挥学科综合优势,通过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国家、全省重大科研平台和基地的建设力度,重点加强新增部级研究基地的建设工作,积极培育新的国家基地增长点,在蓝色经济区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要强化省部级工程技术创新平台建设,鼓励学科交叉和研发团队与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共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中心,构建体现适应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和高水平大学内涵和特征的科技创新体系。

二、坚持人才支撑引领,加强拔尖人才和创新团队

建设

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引领支撑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根本还是靠人才支撑。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产业高地、创新高地、特色基地,关键也要靠建设人才高地。培育、吸引、凝聚、用好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是赢得转变发展方式主动权的关键。从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看,正是人才铺就了投资路,人才高地支撑了产业高地,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日益成为山东吸引外资、内资、台资、韩资的重要投资环境。适应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需要,发挥省内高校作用,调整人才培养方向和专业设置,扩大海洋经济相关专业招生规模,培养大批紧缺人才。以部属重点高校和部级科研机构为依托,认真做好高层次领军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围绕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领域,在实施“百千万人才工程”创新团队建设等人才工程中,加大对蓝色经济区的优势学科、重点发展产业领域的政策倾斜,集聚一批高层次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在实施学科带头人培育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泰山学者”计划中,充分发挥创新人才自主创新的核心力量。高校要采取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要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将已有的优秀拔尖人才科研启动经费与争取国家、全省级科研经费结合起来,鼓励优秀青年教师积极申请自然基金项目,参与国家、全省级重大项目,鼓励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要支持优秀青年教师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开阔视野,积极参与跨学科、跨学校联合申请科技项目,培养一批优秀拔尖人才和创新团队。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高校充分发挥其知识创新主力军和技术创新生力军作用,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原创性成果的同时,积极参与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关键技术的应用开发研究,使高校科技研究人员获得重大技术成果,以支撑引领创新型蓝色经济发展。高校还要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因为高校重点学科汇集了高校人才和科技资源,是高校科技创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平台,团队做强了,重点学科做强了,高校服务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能力也就强了。

三、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承担蓝色经济区重大科研

项目

高等学校要通过顶层设计和跨学科组织,敢于突破原有学科界限,积极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培养新的科研增长点。要加强科研战略研究,坚持面向国家海洋战略需求和科学技术前沿,组织谋划重大项目,在山东沿海地区建立学科交叉的科研平台,重点解决关系蓝色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在这方面要重点发挥以院士牵头的技术支撑队伍的作用,积极搭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高端人力平台。30多个院士工作站布局山东沿海,使蓝色经济区人才聚集效应已得到有效释放。山东大学发挥在绿色制造技术、化工技术、生态研究技术、海洋生物科学研究与开发的优势,中国海洋大学发挥在海洋和水产学科的优势,承担蓝色经济区建设重大科研项目。在新一轮“985工程”、“211工程”建设方案中,高等学校要围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设计重大科研课题,提高跨学科重大项目的能力。在海洋科学技术领域、高新技术领域、社会发展技术领域进行重点研究,支撑海洋资源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区域社会的重大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四、构筑服务发展网络,深度参与蓝色经济区创新

建设

作为布局在山东省内的高等学校,尤其是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三所部属高校和海洋研究机构,应把服务山东、深度参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与山东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高校应融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之中,坚持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要着力于增强服务蓝色经济发展的能力,在海洋生物、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洋能源开发、现代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文化旅游、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产学研结合,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紧密合作关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山东大学把服务社会、服务山东作为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发展战略,主动融入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并实施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建议报告》、《服务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科技支撑行动计划》,以需求为引领,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集成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支撑海洋资源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区域社会发展重大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完善,科技对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吸引高层次科技人才的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对全省乃至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范围逐渐扩大,为促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高校应加强高新技术与应用研究,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从目前情况看,确实是个难题,要真正改变“从实验室来再到实验室去”的现象,建立高校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培育一批产学研相结合的亮点项目和品牌基地。要积极推进校企联盟计划,着力打造各具特色的产教合作联盟,促进高校主动融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科技创新体系,与青岛、烟台、威海、日照、潍坊、东营等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共建产学研战略联盟,建设一批支撑引领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产学研合作基地。要进一步推进高校科技资源向园区汇聚,进一步完善高校科技中介服务体系。高校要加强与地方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共同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另外,高校要借助蓝色经济区开发开放的需要,借助蓝色经济区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支撑实施旅游产业集群战略,以生态游、民俗游、海洋游为主题,形成特色鲜明的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带,促进蓝色经济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山区支教范文

一凉山彝族自治州特殊环境对教育现状的影响

（一）自然环境险要

正如李白《蜀道难》中所描绘的蜀中山川之“奇、艰、险”。凉山地区属横断山脉西南部分支，山川交横、交通闭塞、村落散居。虽然全州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一村一校”，但部分偏远地区住在山上的彝族同胞，到村小上学就得花上一两个小时。他们没有校车，更没有营养午餐，学校的教育设施也是极其简单，没有互联网、没有多媒体，一块简易木板，一间空旷的屋子就成了一方教育天地。学生和老师在这样艰苦的教学条件下学习和生活非常困难，遇到下雨、滑坡、泥石流等突况必然影响孩子的学习进度。以至于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安全却又没有经济能力让孩子上条件好的学校，干脆就让孩子辍学。而从教的很多老师迫于教学条件的艰苦往往干不了几年就离开了。据统计，州内彝族聚居区小学生年流失率平均达到25%，初中达11%（数据由州教委提供）。且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彝族和其他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民族相比6岁及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各项指标均列倒数第二，[2]截止2004年，全州有小学在校生505691人，少数民族在校小学生有252396人；普通初中在校生122915人，少数民族在校初中生有31591人。教师队伍中有3225名代课教师，70%以上是小学文化水平，另一些老师则是由民办教师转正，文化水平较低，加之工资待遇低，工作不稳定，很难保证其教学质量。[3]

（二）贫富不均，受教不公平

“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羊为御寒，养鸡为换盐巴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广大的彝族农村地区还是较为常见。没有固定的收入，生活仍然停留在温饱上。而一部分人通过外出务工或自主创业，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思想也在大城市中受到熏陶，变得开化，明白教育的重要性，重视孩子的受教育问题，将孩子送到教学条件好的学校学习。而家庭贫困的孩子却只能依托当地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学习。贫富反差折射在教育上，呈现出教育不均衡特点，教学设施完备、师资力量较好的学校聚集在各县城镇；偏远地区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仍有欠缺。

（三）传统教育观念根深蒂固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少有的从奴隶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族地区之一。历史这双大手像拖拽婴儿般将凉山从奴隶制的淤泥中拖拽出来，还来不及将其净浴就让她穿上社会主义的大衣，难免留下某些传统观念的污迹。

1百无一用是书生―――教育观念的偏失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让人们不再担心温饱而安于平淡的生活。教育是一种潜在的长期投资，需要经历时间尺度去考量它的成效。同乡孩子中途辍学或者是结业却失业等现象影响着彝族地区家长的教育观念，即使将资金投入农业生产、生意经营也不愿投入教育。彝族从远古教育到近代的家支教育过程中虽然没有产生正规的学校和学制，但他们并没有停止对知识的学习，他们通过年长者、有学问、有智慧的长者或毕摩学习经验。彝族信仰宗教，毕摩在彝族宗教活动中享有崇高身份和地位，并能够以此为一种职业养家糊口，所以相比送孩子上学而言，家长更愿意让孩子从事毕摩的工作。

2“重男轻女”―――受教者性别失衡

“重男轻女”一直是中国农村传统观念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父系氏族”是彝族历史发展工程中重要组成部分，以父权为中心的父权社会，男人成为家庭的主宰。女性受到各方面的压制，地位低下、卑微，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在教育方面，女性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们认为女性最终是要嫁人的，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便没有受教育的必要，不愿在女性身上投入教育资本。以致受教育者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6岁及6岁以上未上学人口女性占到了66.17%，文盲和半文盲人口中女性占了2/3的比例。出现男多女少，“和尚班”现象。[4]

3“多子多福”―――教育经济压力大

彝族向来有“多子多福”的观念，加之出于对少数民族的照顾，相关政策规定：“少数民族村民，允许一对夫妻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居住在边远、高寒地区，确有实际困难的，可以照顾生育第三个孩子”过去许多农村地区人们将贫困归功于劳动力不足，于是不断生孩子，而孩子要成为劳动力需要一段成长时期，他们又不断创造劳动力，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人们更加贫困，没有额外的经济来源可供孩子上学。[5]

（四）家教鱼龙混杂，商业化大于教育性

随着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凉山地区各类家教机构也随之兴起，不可否认经教育部门批准成立的正规家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成绩。与此同时，一些商业化家教也开始滋生起来，他们抓住家长急功急利想要孩子提高学习成绩的心理，大肆宣传和鼓吹其教学成效。不仅违背教学规律，而且加重孩子的学习任务和家长的经济负担。家长们存在盲目从教观念，认为别家孩子都上补习班、请家教，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也要照做。家长的初衷原本是好的，在择教方面由于家教众多，收费各异，便不知如何取舍，稍有不慎就落入商业化家教之手，于孩子于家庭来说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凉山教育现状令人堪忧，要实现教育的进步和发展，首先国家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指导，促进凉山地区经济发展，其次加大教育投资和社会关注力度；最后，狠抓凉山彝族地区落后的教育观念，引导其教育观步入正轨。对于身处凉山的大学生而言，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家乡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一支大学生辅学家教具有可行性和重要意义。

二大学生辅学支教团队在优化整合凉山彝族地区学生课余资源中的作用

（一）大学生辅学支教团队简介

凉山地区大学生辅学支教团队立足凉山贫困地区的教育现状，响应“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号召，鼓舞大学生创业精神。团队以西昌学院学生为中心，联系当地各中小学、及有辅学要求的家庭，帮助学校解决学生各学年知识的查缺补漏工作，以及学生厌学、逆反等心理辅导；协调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团队以当地实际的教学条件为基础，培训在校大学生的教学技能、探索贫困地区教育教学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模式，优化凉山贫困地区学生课外教学资源。

（二）成员组成特殊，有支教优势

1专业的师范技能

团队成员均由西昌学院学生组成，成绩优异且大部分为师范生，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均从事过相关教育实践活动。在支教地区有限的教学资源下，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和系统化教学的师范生更能灵活利用有限教学资源，实现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西昌学院重视师范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自2012年以来连续两年在院内举办说课、三笔字、经典朗诵、即兴演讲等竞赛项目，全面提升师范生技能。并对院内学生进行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专业培训，利于师范生在支教过程中对有厌学、逆反心理学生的辅导和疏通。相关的家教实践为团队成员积累了教学经验，在支教过程中可以通过家访、拜访学校老师、与学生谈心等方式加强与家长、学校老师、学生的有效沟通，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每一个特殊学生个体进行分析，制定行之有效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进而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其学习能力。

2“双语教学”

双语教育是一种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用语的教育系统。[6]在凉山彝族地区，双语教学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类模式：是对边远山区彝族聚居的地方，多数不懂汉语的彝族小学生实行以彝文语文为主要语文教学，另再单独开设一门汉语语文课；第二类模式：是对平坝和城镇多数不懂彝语的彝族小学生实行以汉语文为主的语文教学，另开设一门彝语文课。辅学支教团队主要致力于第二种教学模式，团队一部分彝族成员自小接受过“双语教学”能够从事彝族地区基本的双语教学辅导工作。凉山彝族地区基于其特殊地缘条件，许多中小学生一开始入学根本不会汉语，很难接受国家统一的汉语教材，特别是在汉语拼音及汉语字形结构方面的学习略显吃力。纯汉语教学较为抽象，不利于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实行双语教学，采用适合彝族孩子不同学年段的彝文教材，避免出现因为跟不上学习而产生辍学现象。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彝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双语教学在推进“两基”攻坚计划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方面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三）“三位一体”，互帮互助

辅学支教团队以学生为中心，以学校、家长、当地实际的教学条件为基础；以优化凉山各贫困县区教育资源为己任的“三位一体”支教理念。辅助家长管理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帮助大学生提高自身教学技能，加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帮助学校做好学生各学年知识的查缺补漏工作。团队支教对象主要为凉山彝族自治州11个部级贫困县（布拖、美姑、木里、昭觉等）的学生。“有教无类”让教育变得平等化，使贫困地区的学生不会因为没有钱上补习班而输在起跑线上。凉山地区大部分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教育过多强调孩子的智力教育而忽视孩子的德育发展，教育方法上多采用强令、斥责或是过度宠溺等。这些都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支教团队不仅可以辅导孩子的文化知识，而且可以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对家长盲目从教观念进行引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抵制纯粹商业化家教的滋长。

（四）流动教学，满足受教者需求

凉山地区造成失学率高、辍学率高的原因除了经济贫困之外主要就是受教学生大部分居住在山区离学校远，交通不便，学生安全无保障。针对此情况支教团队具有较强的流动性，首先支教团队成员由大学生组成，喜欢挑战自我，有一颗年轻的心和强健的体魄能够适应流动性教学。支教团队队员可根据需要前往各个村落支教，这一举措可大大缩短学生上学时间，增加入学率；弥补彝族地区师资力量的不足；同时还可以给山区人民带去新一代大学生的新思想新理念，拓宽学生视野，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国家对支教大学生的采取大力扶持和相关优惠政策也为大学生流动支教提供了保证和实施的可能性。

（五）支教团队支教过程中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教学水平和技能素养，强化大学生的心理疏导能力，满足受教者的需求。掌握影响受教者学习的各种因素（家庭、心理、生理、社会），注重心理疏通和辅导，从根源上解除其困扰。与当地教育资源接轨，建立以学生为中心，家长、学校和支教团队为基点的和谐有序、高效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及突发事件的处理办法和措施。

（六）项目实施方案

1前期准备

调查评估，了解凉山各县区具体的教育现状，对各县学生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制定可行性计划和方案。确定支教团队名称、服务宗旨及相关的管理条例。确定支教团队的组织机构、成员的明确分工。通过学校电视台、校园网络等进行宣传，招募志愿支教人员。明确近期和长期目标，并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计划。

2实施过程

邀请资深教授对支教团队成员进行系统培训（包括教学技能、心理辅导、教姿教态、着装仪表及课堂教学中的应急处理）确定支教县区，教学科目，根据实际选调最优者赴当地支教，并适时反馈支教信息。优选一批支教成员（5～8人）为支教市场调研监督管理，负责支教地的开拓和发掘及支教者的监管，便于将支教人员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受教者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和辅导，为后期支教工作提供经验。选取（2～3）人专门负责支教者反馈的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对支教团队在创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适时给出解决方案。组织支教者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知识技能培训和赛课竞赛活动等。最后对优秀的支教者给予表彰，支教工作完毕召开总结大会。

3综合评估

结合凉山彝族地区实际的教育现状和教育资源，大学生辅学支教一定程度上减轻凉山地区受教育压力，切实提高学生学习和生活能力。让受教学生和支教队员在互助互利中升华自我，共同成长。

参考文献

[1]凉山改革开放三十年教育成就[EB/OL].凉山州政府门户网站http：///zwgk/zwdt/szdt/200811/ t20081118_439059.shtml），2008/11/18.

[2]马英林，罗凉昭.凉山彝区教育发展现状调查及对策建议[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3]凉山州州委州政府.凉山州“十一五”教育发展目标及对策研究[EB/OL].凉山州人民政府门户网（lsz. ），2006/12/06.

[4]潘正云，马林英.凉山彝族女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策略[J].贵州民族研究，2000（4）.

第4篇：山区支教范文

关键词:关联特征;武陵山片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模式

武陵山片区包括71个县(市)，境内居民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世居少数民族为主，该片区整体经济发展落后，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较低，贫困人口较多，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扶贫首先要扶智，高等教育阶段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阶段，而武陵山片区内高等教育资源数量较少、质量总体落后，且分布不均，其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无法有力支撑和保证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国家需对片区内的高校加大扶持力度，提升高等教育资源数量与质量。对于片区内高校管理部门与高校自身来说，更需对片区内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挖掘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潜力，这就需要探寻片区内高校之间的关联特征，基于关联特征破解优化配置难题，做到优势联合、辐射周边、以强带弱、协同发展。因此，研究武陵山片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现状及其关联特征、武陵山片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模式对武陵山片区的人才培养影响十分重要，对区域发展、扶贫攻坚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武陵山片区教育资源分配现状

武陵山片区多为世居少数民族，经济落后，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目前武陵山片区有71个县(市)，共14所高校，其中普通本科院校5所、高职高专院校9所，只有吉首大学一所院校为综合性大学。从地理位置分布看，湖南省境内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包括吉首大学、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怀化市包括怀化学院、湖南医药学院、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张家界市包括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北省境内为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包括湖北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恩施职业技术学院;贵州省境内为铜仁市，包括铜仁学院、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贵州工程职业学院;重庆市包括重庆旅游职业学院、重庆经贸职业学院。从整体看，武陵山片区高等教育资源十分有限且分布不均衡。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层次反应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分工的状况［1］，因此，为提升片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急需对片区内的高等教育布局状况、层次分配进行优化。

二、武陵山片区高等教育资源的关联特征

1.地域空间关联特征分析高等教育资源地域空间的关联与集聚特征，可以作为对其优化配置方式的重要参考。武陵山片区高校在地域空间上分布不均衡，片区内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坐落在湖南湘西州吉首市，在张家界市有张家界校区，而在贵州铜仁市、湖南怀化市、湖北恩施州有二本院校，片区涉及的其他地市州无二本学校。吉首大学地域空间上离贵州铜仁学院与湖南怀化学院、湖南医药学院距离较近，且三所二本学校均分布于武陵山片区的东部和南部，而片区的西部和北部仅分布湖北恩施州的湖北民族学院一所二本学校。片区高等教育最有分量的二本院校分布特征呈现东南部聚集，而西北部较为分散与稀少的特点，即片区东南部高等教育资源关联性较强，有利于高校集群式发展，发挥集聚优势。而片区西北部关联性较弱区域可通过东南部的辐射效应，加强与其关联，协同发展。武陵山片区高职高专层次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较少且较为分散，关联性与聚集性不强，不利于形成集聚效应，可由所在行政区域的二本学校给予相关支持。2.学科关联特征武陵山片区高等教育包括了研究生、本科、高职高专三个教育层次，其中吉首大学和湖北民族学院拥有法学、文学、理学、医学、工学、农学硕士学位点，且吉首大学设有民族学博士点。吉首大学、怀化学院、湖南医药学院、湖北民族学院、铜仁学院设有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学士学位点。高职高专层次有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恩施职业技术学院、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重庆旅游职业学院等院校。专业设置主要集中在制造类、电子信息类、财经类、旅游类、文化教育类、艺术设计传媒类。总体看，片区内高校的学科实力较东部发达地区仍有较大差距，难以支撑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从各高校自身学科建设来看，均抓住了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特点，在民族学、旅游、生态等学科建设上不遗余力，率先发展，成果较为显著。片区高校在这些学科上关联性较强，有利于发挥各高校长处，聚集学科资源，形成集聚效应，在武陵山片区资源开发的特色学科建设上赶超东部发达地区。此外，还可将片区急需的特色学科辐射到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特色专业人才［2］。

三、武陵山片区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模式

1.校际合作，完善研究生教育从地域空间关联性看，可充分发挥吉首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优势，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高校，如铜仁学院、怀化学院的协同发展。从学科关联特征看，吉首大学拥有民族学博士点及法学、文学、农学硕士点，湖北民族学院拥有法学、文学、农学硕士点，在民族学、法学、文学、农学等方面两所学校可强强联合，在研究生教育上聚集优势学科资源，打造高质量的区域龙头学科。2.优化调配，建立区域特色高等教育从地域空间关联性看，整个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从学科关联特征看，吉首大学、铜仁学院、怀化学院均开设有旅游专业。因此，在本科教育阶段吉首大学、铜仁学院、怀化学院可优化资源配置，采取横向合作，共享旅游教育的相关资源，联合开办具有武陵山片区特色的旅游专业课程，为武陵山片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吉首大学、湖北民族学院开设有民族学专业，在民族学方面吉首大学拥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和博士点。因此，两校可采取项目合作、教师互聘、联合培养的方式来促进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为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培养专业技术人才。3.扶持高职高专，提高专科教学质量从地域空间关联性来看，武陵山片区除重庆黔江区的两所高职高专院校外，其他所有武陵山片区高职高专在其所在城市都有本科学院，这有利于就近扶持高职高专相关专业的提升与发展。从学科关联特征来看，吉首大学、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怀化学院、铜仁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拥有良好的师资力量。这些本科院校在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学科均能对该市的高职高专院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和学科支持，从而提高武陵山片区高职高专的教学质量，为武陵山片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应用型技术人才。

四、结束语

知识经济时代，武陵山片区的扶贫攻坚需要强有力的知识和人才支持。而武陵山片区内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有限且分布不均［3］。为更好地完成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任务，需要精准地把握各高校地域与学科的关联性，发挥集聚效应，协同发展，提升片区高等教育水平。

参考文献:

［1］李国仓．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2，(4):10—13．

［2］杨玉兰．武陵山片区:高等教育结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现代教育论丛，2013，(4):67—71．

第5篇：山区支教范文

宁夏作为西部欠发达省区，要想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全面落实好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各项任务，通过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和大力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人力资源保障。自治区党委、政府非常重视我区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深入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作出了全面部署。近年在南部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学生中启动实施营养补充计划，为近40万名学生每人每天补助一个鸡蛋，以提高其营养健康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改革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出台新的政策，随着新政策的贯彻实施，教育事业逐渐走向完善。当然，新时期新形势，教育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贫困山区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下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存在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贫困山区中小学校危房改造力度，山区学校的校舍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中小学教育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直以来，边远山区的乡亲们整体文化素质偏低，人们对于教育的认识不高，并不能很好的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这也就大大降低了孩子的求学欲望；当地经济发展跟不上全国发展的步伐，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因而造成边远山区普遍的教育落后，科技不发达的现象。

1.教育投入大、农民负担重。由于山区农民教育意识淡薄，求学在他们看来并不十分重要，加上地理因素，即居住分散，资源不足，求学难，限制了他们的长足发展。同时，地处边远山区农民由于收人偏低，扣除家庭生产和生活必需费用后，可用于支付教育费用的资金极为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的教育消费水平。

2.家长们急功近利，宁可让孩子们在家劳动，也不愿让其上学读书。打工潮的冲击，使不少家长和孩子们宁可外出打工，也不愿意上学读书，觉得即使少挣点钱，也比拿钱读书划得来。重男轻妇女封建思想的影响，使许多家长不愿送女孩上学，认为书读得再多也不是自家的人，造成了山区学校学生辍学现象的屡禁不止。

3.师资无法满足山区教育发展的需要。由于条件和待遇的问题，现岗教师思想不稳定，进取精神不强，加之教师队伍老化，学科不配套，又缺乏专业课教师，使课堂缺乏必要的生机与活力。部分教师不胜任学科教学岗位，不会使用现代教学手段，仍然靠一张嘴，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进行教学，严重制约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的成绩与家长们过高的期望值总是难以统一，这又使山区教育工作开展艰难。

二、改善山区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对策建议

解决山区教育未来发展所面对的问题，绝非学校单方面的努力可以办到，需要政府、家长和全社会的大力合作，用创新的视角去认识和开发贫困山区的教育，共同走出一片新天地。如何发展山区教育，我有如下几点浅见：

1.更新教育观念。一个地方、一个学校，要做出成绩，就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更新教育观念、增强教育意识。特别是领导层的教育决策，更需要超前的教育意识，丰富的教育法规知识来做前提。学校校长还应拥有新的教育观念和理念，才能将学校办成现代人需要的现代化学校，才能依法、依制度管理好学校。对于教师，就目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来说，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知识上、能力上等诸方面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比如教师要不断增强师风师德建设、更新拓宽知识面，掌握现代化教育理论和手段（网络技术），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教育发展的需要。行政领导、校长、教师的教育观念都更新了，教育意识都增强了，教育问题就好解决了。

2.加大对山区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改善山区农村办学条件。要加大对农村中小学的投入和支持，农村乡镇也要切实把发展中小学教育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把教育放在发展的战略地位，切实关注农村学校教师的实际问题，对他们的工资、住房、医疗、职称、孩子受教育等问题采取一定的倾斜优惠政策，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去。要调整教育布局，相对集中办学，尽快解决办学条件问题，优化美化办学环境，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就学环境，为拓宽学生视野、丰富认知渠道、全面开展素质教育提供有利条件。要继续抓好山区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把危房改造工作和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6篇：山区支教范文

《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

>> 市场经济体制下凉山彝族家支、习惯法与彝区社会治安问题研究 彝家新寨建设与大凉山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的意义分析 凉山彝区与欧美地区“外游”客源间的双向禁忌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凉山彝区出现的传染疾病及预防对策 意义生产、文学话语及历史结构 凉山彝族传统家支道德的现实突围 凉山彝区犯罪心理的成因及防控措施研究 浅析教育对凉山彝区新农村乡风文明道德建设的影响 凉山彝区尔普文化中社会性别状况的教育解读 教育视野下改革开放后的凉山彝族家支尔普文化解析 从旁观到参与：主体介入的意义生产 云南小凉山彝区村落空间生成研究 浅谈凉山农村彝区教师流失问题 决胜小康，决不能让凉山彝区掉队 破解凉山彝区精准扶贫困境 论凉山彝族“家支”制度文化 贵州彝区的《赛特阿育》与云南彝区的《董永记》 简析凉山彝族地区彝文信息传播的进程与发展瓶颈 彝民团对凉山民族工作的影响与作用 戏剧影视作品接受过程中观众群体的意义生产与误读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凉山彝区家支结构下的疾病应对与意义生产 凉山彝区家支结构下的疾病应对与意义生产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周如南")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

西南凉山彝族自治州因疫病、童工与的泛滥，被长期贴上“野蛮”、“落后”和“愚昧”的标签，而这只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但在面对现代性裹挟下强势的国家主义和科学主义话语时，中国的少数民族并非一味地忍让，其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系统在族群整合方面依旧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以凉山彝族村落“无艾滋病歧视”的现象为例，通过剖析当地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疾病歧视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思维认知体系，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一个澄清。首先，作者以凉山彝族对霍乱、麻风病和狐臭的疾病认知为切入点，指出当地特有的家支结构对彝族人疾病歧视的影响：霍乱是家支聚会聚餐的非预期后果，依附于家支结构，而麻风病和狐臭则是个体化顽疾，故而霍乱病人并不会遭到当地人的歧视，患有麻风病或狐臭的彝族人却恰恰相反;其次，作者强调艾滋病的感染、传播与治疗同霍乱类似，是嵌合在固定的社会位置和流动的社会网络中的，故而在处理艾滋病感染者的过程中，家支内部其他成员对患病者具有不可推脱的关怀义务，这种义务以一种家支荣誉和责任的方式被施加到了每个人的身上;最后，作者不无担心地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治理力量的进入，凉山彝族地区开始出现歧视艾滋病人的现象，而这种歧视的生产与应对，正是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彝人与汉人世界之间、城市与乡村社会之间、科学话语与本土知识之间张力与冲突的体现，值得研究者保持进一步的观察。

第7篇：山区支教范文

到过房山山区的人都会吃惊地发现,在深山里新建的学校不仅物质条件不逊于城镇学校,教师也配备齐全,一改人们普遍认为山区学校只能等距离追赶城镇学校的定式,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理想。在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中,贫困艰苦地区教师待遇的“倒挂”现象一直被认为是难以破解的问题。但在房山区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圆满,教师的山区补助达到了600元,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使在艰苦地区坚持工作的教师们真正感受到了国家的体谅和关怀。

面对实现理想进程中的具体问题,房山区教委的原则是困难不上交、压力不下放。在考察调研接触基层校长和教师中,都能体会到他们创造性地理解和诠释区教委的改革思路和发展规划,使人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工作热情和勃勃生机。在宏观(区域)领域,教育经费得到保障,教育资源被有效地利用;在中观(学校)方面,校本管理促使学校根据自身的传统和特点,展开创新性的教育教学工作;在微观(课程、教学和学生发展等)层面,“以人为本”、“多元智能”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改善着日常的学校教育。不同层次的问题在协同发展、互为支撑的活化体制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些消极因素被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积极因素,还使并校后的多余校舍、结构性的多余教师、退休人员等“负担”变成了支撑地方教育整体发展的必要支撑和重要资源,化解了一些长久解决不了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印证了观念转变、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可以使精神变物质的重要道理。

在国内某些地区向社会拍卖、转让公立幼儿园之时,房山教委却审时度势、盘活资源,将普及幼儿教育的责任担当起来,利用学龄人口下降和学校调整的契机,为当地幼儿园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并受到民众和区、乡政府的大力支持,探索出在现行体制中推进幼儿教育的创新机制,为全国发展幼教事业提供了典型经验和具有区域特点的运作模式。

通过扎实的实践性研究与探索,在适当调整的基础上,房山区的教育逐渐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为了引导校长、教师和各类办学者“依法办学”、“依法治校”、“依法从教”,在国家的《学校法》未出台、相关法规尚未健全之前,他们已利用现有的法规和地方政策对本地的教育教学加以规范,印制了具有详细内容的《学校管理规程》,通过抓管理、抓课堂、抓教师队伍、抓全面质量,将教育教学目标落实到学生发展的具体效果之中。

针对目前教育界普遍存在的德育、体育的弱化问题,房山教委也进行了积极、务实、符合学生发展规律和学校特点的探讨,形成了颇有价值和推广意义的“房山经验”,被国家教育研究机构定为“房山案例”。对于许多地方而言,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通学校教育问题尚且捉襟见肘,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更是难以顾及。但在房山,这些问题均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经过深入的调查和周密的计划,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都在为房山地区的产业转型和社会发展做积极的准备,集合了学历教育、技能教育、素养教育、休闲教育等内容和途径,为地方民众基本素质的提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环境,在建设和谐美好的学习型区域方面为全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教育优先发展的典型案例。(作者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第8篇：山区支教范文

大学念书期间，我宿舍的藏书柜里摆放着一本记录大学生贵州支教事迹的书籍。一有时间，我便会拿出来翻看。山里教师那一个个感人的事迹，无时无刻不打动着我。大水乡平江小学的陈荣会老师为了让孩子们有地方读书，拿出自家的房子，一教就是十五年。还有大慈希望小学的罗老师，三十八年义无反顾地为山区的孩子们默默地付出着。他们用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行动诠释着对这片故土的热爱之情。

从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一定要踏上这块土地感受那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让自己所秉承的志愿者精神在这片沃土上折射出灿烂的光芒。

自从确定了自己毕业后的支教之路，我就开始了自己支教生涯的前奏曲。虽然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奔赴服务地，但我深知，支教已是自己人生的一份事业，一定要用心将它经营好。

首先，做好支教的心理准备——了解当地现状。由于要把教学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做好，非师范专业的我利用周末的实践和支教团的其他四名成员积极去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听课，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育人之道。空闲时间还与学校红杜鹃爱心社的成员一同向学校毕业生发起“为山区孩子捐一本书”的倡议，为山区的孩子募集了一批少儿读物。

心系山区孩子。我通过已在支教的学长的牵线搭桥与在北纳中学读书、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王玉兰建立了联系，用自己平日积攒下来的生活费每月资助她100元钱。比起物质上的给予，我更注重与她心灵上的沟通，经常的书信来往让我们这两个未曾见面的姐妹敞开心扉地交流。在信中，山里孩子表现出的那份坚强与乐观深深地感染着我。

向大山学习坚贞的品质，向清泉学习温柔的性格。我也领悟着：个体生命作为浩瀚宇宙的一部分，也当为这不息的生命繁衍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2007年7月，怀着一份真爱，承载着希望和梦想，我和队友们踏上了杜鹃花盛开的沃土——贵州省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的大水乡，开始了我们的支教生涯。

在这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教书育人。教育的本质在于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并通过文化的传承推动人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我和伙伴们都在为将这项事业推向和谐与美的方向而努力着。无论课上、课下，校内、校外，我们以对待生活最为珍惜的态度做每一件事，以传递快乐的情感面对相遇的每一个人。作为老师，学生就是我最真诚的朋友，沉浸在与学生互助成长的世界中，自己也在被自己授予的教育内容感动着；作为志愿者，传递爱与希望，甘愿奉献就是自己的价值体现；作为山里人，在大山深处耕耘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回报山里乡亲给予的淳朴关怀。

第9篇：山区支教范文

关键词：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

建国初期，对于中国的基督教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由于全国刚刚解放，基督教会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依然在一定范围内藕断丝连，教会自身逐渐地从盲目走向理性；另一方面，在党的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不断趋向完善下，基督教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支配而走上“三自”道路。建国初期是宗教和社会主义相协调、相适应的起步阶段。历史证明，宗教是能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研究宗教历史，有助于指导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自身建设，党的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

黔西北地处贵州西北与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区，是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该地生活着彝、苗、回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是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尤以基督教为显著。黔西北基督教由英、美、德、法等国先后传入，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极具群众性、民族性和复杂性。宗教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和传承性，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依然派别众多，而且“复兴”再起，尤其在苗族、彝族社会中。从组织派别来看有内地会、循道公会、安息日会、小群会；从其信仰方式来看还有其衍生派灵恩、灵火烧、圣徒派等。

1.内地会

内地会系英、美等国基督教专门对中国山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教团体，是跨宗派的国际传教组织，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在中国创立，总部设于伦敦。1877年，英国传教士祝明扬由湖南进入贵州，在贵阳设立“贵州基督教内地总会”，1884年，英国另一传教士白德礼被派到黔西重地安顺传教，1888年增派党居仁。党居仁来到安顺后设立宣道会，始建礼拜堂。1903年秋，党居仁同安顺官府瞿鸿锡、威宁州官府邓循卿、当地土目安康宁、安圻到葛布协商建构教堂。教堂建成之后同时开设了小学。之后很多教堂及其教会学校都相继建起。建国初期，各教派发展状况如下：

1.1内地会葛布教区（苗系）

黔西北基督教葛布教区属苗系教区，由英籍传教士党居仁创立，解放前历经英籍传教士党居、刘谷森、岳克敦、裴仲渔，澳籍传教士罗彼德，加籍传教士贝尔特等人主持教务；50年代有中国人士杨志成、朱文正、王明道（均为苗族）主持教务。建国初期其组织体系如下：

葛布总堂：东区有支堂小花地、燕家营、岩头上、包包寨、野鸡寨、丰冲、菜甘丹、裸布、大岩洞、八井口子、凉水井；西区有支堂大松树、鱼秋湾、以独、轿顶山、马拉冲、隆兴厂；中区有支堂葛布、岩头上、公鸡寨、凹多沟、刘家屋基、歹丕坪、合山寨、岩脚寨、滑石板、报都；北区有支堂水口子、矮子坡、老鹰山、茅坡、口子坝、以那秋。

从分布区域来看，葛布教区各堂口主要分布于赫章的二、三、四、五、六区，威宁的二、三、十、十一区，水城的四、五区，其次还有云南彝良、镇雄等地。据56年调查，共有牧师1人，长老22人，传道23人，执事50人，教徒4200人。自58年7月份以后，仅有个别堂口有宗教活动。

1.2内地会结构教区（彝系）

内地会结构教区1913年由英籍牧师艾文斯设立，后历经德国牧师代洛安、海恒博、海利员等人主持教务，50年代有中国牧师张永学主持教务。建国初期其组织体系如下：

结构总堂：中部片区有支堂结构、扯拖罗、乐那哦俄、蛇具嘎、毛姑、色居河、田坎上、以都嘎、营盘寨、高坎子、嵩嘎丫口；东部片区有支堂麻嘎青、家竹园、四卓子井、依姑、多块；北部片区有支堂甘河井、初初、周坡、安口井、安家寨、妥摆寨；南部片区分为四个部，南一部有支堂的卓井、三口坪、甘堰塘、兜马冲、鸡滑寨、张家院子、以扒块、九谷寨、岩洞门前，南二部有支堂大板底、麻窝、倮布营、雄姑、海嘎、石丫口、海子边、扎都、嘎泥块、内以婵子、郎底、嘎丕寨、毛拉柱、说开，南三部有支堂朱市河、大坪子、矮炉、板房、口素、阿维寨、新官寨、春老各、发窝寨、老底井、马圈岩、茶树、山木箐、坪子上、海子头、顺马坎、大山脚，南四部有支堂色开古、木城、龙井、龙泉、左女、登亨、发达。

以上各堂口主要分布于赫章一、三、四、五、六、七区，威宁二、三、十三区，水城的五区，云南镇雄等地。据56年调查，该教区共有长老104人，传道31人，执事42人，教徒6300人。58年以后，95%的堂口都停止了礼拜活动。

1.3内地会大方教区

内地会大方教区于1911年由德籍牧苏宽仁创立，解放前历经巴宽敬、毕纶德、孔希增等人主持教务，50年代由中国牧师王德生、陈绍光（女）等主持教务。其总堂设于大定，建国初期其组织体系如下：

大定总堂：中上区有支堂大定、显母、科官寨、勺底、雾露宽、黑冲地、发窝、杨家寨、风山、平安村、底垮、果井、钟箐、海嘎、小勺柏；中下区有支堂龙井、田坎寨、伙马、小衣厂、普宜、岔河、箐麦井、风吹地、白花山；西区有支堂硝灰洞、羊坡寨、爬敦河、以布盖、邓寨营、奶扒寨、瓜种河、地他、以支丹、老凹坝、威冲、木下河、阿基咪、哪迈块、寨块、岩脚寨、发科俄、土部、岩石。

2.循道公会

循道公会属于英国基督教宣教会，18世纪创立，属卫斯理宗。咸丰元年（1851年）传入中国。光绪九年（1883年）传入云南，时称“圣道公会”。1904年由英籍传教士柏格理传入威宁石门坎，之后便在黔西北苗族社会中迅速兴起。先后创立了小学、中学、医院等。建国初期石门坎循道公会总教区下属两个教区，即石门坎教区和四方井教区。石门坎教区又下属两个联区，即：石门坎教区有支堂石门坎、爱华山、天生桥、陆家营、简角寨、倮布甲、水槽、大寨、马街；长海子联区有支堂长海子、岭子河、山海、切冲、龙井。

四方井教区下属五个联区，即四方井教有支堂四方井、狗街子、锅底岩、海嘎、勺乐多；大街联区有支堂大街、沙厂、觉落块、白岩脚；四十五户联区有支堂四十五户、果河凹、基兴嘎、哈拉河；威宁联区有支堂威宁、三道河、色共嘎、刘大路、瓜拉；大桥联区有支堂大桥、岩口堂、李子井、歹古鲁等。

以上各堂点均分布于威宁的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八个区，循道公会石门坎总教区（仅威宁属），曾发展最高教徒为12000余人，信徒有苗、汉、彝三种，石门坎教区有教徒8282人，其中苗7932人，占95.77%；彝306人，占3.7%；汉44人，仅占0.53%。

3.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

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系属美国基督教宣教会，1863年成立，总部设于美国华盛顿，为世界性团体，属基督宗教复临派及安息日派的综合性派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来华开教。1926年华籍牧师贺爱敦在黔西北毕节县创立该派，设立教堂。解放前历经曾志素、罗国义等人负责教务及其它活动。50年代有彭福顺暂代。58年仅有教徒17人。

4.小群会

1953年由汉族王谈道传入，该会主要负责人王谈道到威宁后积极发展组织，56年将沙厂循道公会的几户教徒拉入其组织。后发展为兴隆厂、沙厂、补处等三个聚会处，主要分布于威宁十、十一区。58年3月召开具有反动性的秘密会议，58年有教徒59人，58年底被取缔。

5.“灵恩运动”

早在1932年，威宁的朱某去安顺参加圣经短期培训班回来宣传“灵的生命”、“灵的恩赐”后，就在当地发展为灵恩派、复兴派、属灵派。至50年代，“灵恩运动”再次兴起，55年至56年最为严重，蔓延到兴隆厂、轿定山、大松等五个支堂及水城、赫章、彝良等县，参加跳“灵舞”的教徒有时达几百人。这不但严重地影响了生产，而且还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治安、家庭和睦，当时区分部书记张某以“灵恩”信仰为借口，乘机奸污妇女数十人，破坏了很多家庭的和睦，仅大街、大松两乡溺婴事件就有十余起，女教徒孕妇张某在“跳灵舞”中因疲劳过度而流产致死，有的借机利用医病、赶鬼、圣灵充满、喜乐跳舞、同心同爱搞非法活动，骗取钱财，奸污女教徒，长老罗某在礼拜时吃儿媳的奶称之为“吃圣奶”，传道陈某、长老陆某借圣灵充满、喜乐跳舞，分别奸污妇女10余人。

从以上来看，解放后在黔西北基督教各派别中，内地会的势力最大，分布最广，影响最深。建国初期内地会教徒的增长是循道公会教徒的10倍以上。还有，50年代黔西北基督教教徒表面上下降了很多，其实与基督教活动从地面走向地下有关，“复兴”运动的兴起也就成为其表现形式之一。而在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中又以苗族尤为突出，内地会葛布教区及循道公会石门坎总教区，其信徒都是以苗族为中心的。其次大方教区、织金教会、水城教会中的信徒苗族也明显超过其他族别，彝族次之。

参考文献：

[1][英]柏格理、[英]邰慕廉、[英]王树德、[英]甘铎理、[英]张绍乔著，东人达、东旻译《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杨汉先著《基督教在滇、黔、川交境一带苗族地区史略》载《民族研究参考资料》，贵州民族研究所编。

[3]张坦著《“窄门”前的石门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