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地域文化和地区经济存在紧密的联系。地区经济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基石，给文化构建供应物质基础与保障，地区经济的运作情况对当地文化的构建和出现具有支持的影响。而且，地域文化条件对地区经济运作也会造成较大的能动性，不同特点的地区经济整体会表现各个类别地域文化的作用。地域文化的构建在地区经济运作方面具有较大的促进价值。

1、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地域文化的发展

因为具体方位、气候、资源等要素的作用与约束，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与架构存在不同的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别。各个地区经济的运作情况对文化运作具有支持的影响，对地域文化运作程度、运作架构、类别与特性具有较好的影响力。但是，地域文化的运作存在他们自身的独立特征，不但会遭受经济要素的作用，也会遭受历史传承、文化演绎等众多要素的作用。某一区域之前的经济较好，但由于众多因素使得经济出现滞后，他们的文化作用能力也会由于历史运作的原因存续较长的一个时期。例如，现在西安或者关中，经济运作条件尽管赶不上东南部沿海，然而他们的科技与教育水平、文化发展水平依旧位居国家前列。但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初时期，通常会存在文化匮乏与知识不名一文的情况。现在，基于整体视角考察发达企业，如广东文化的时候，就会看到其表现为二元并存的架构，存在经济较为放开但意识形态层面较为保守的情况。这一二元并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在文化领域的直接推动影响，让地域文化显著的滞后于经济水平。

2、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现在，经济与文化表现为一体化态势，文化力逐渐变成地域经济运作的巨大推动因素，在总体经济和社会运作层面具有主要的影响。地域经济的运作情况在地区文化构建和运作阶段具有支持与基石的价值，各个差异化的地区经济与特征可以形成差异化的地域文化。此外，某一区域的原有地域文化历经人们的共同挑选之后，最后出现在这一区域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这一区域民众特征与民族性质的文化秉性。这一秉性比较巨大且较为平稳，一定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运作形成较大的推动影响。所以，不同特点的地区经济常常表现为遭受各个类别地区文化作用的社会痕迹，形成晋商、浙商、台商、徽商、粤商、闽商、港商等类别的地区角度。新制度经济学者指出，意识领域与文化理念于削弱市场费用支出、推动经济进步、确保社会平稳等层面存在重要的影响。经济进步会给文化全方位兴起打下前提，文化的繁荣也会推动经济不断飞速进步。

二、地域文化创新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1、地域文化创新是区域创新的先导

现在，全球经济逐渐迈向基于创造要素促进的新的发展时期，创造变成促进经济进步的主要推动因素，于地域经济运作与创造行为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创造的理论基础在于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出现的主要因素在于地域经济文化，其对创造的影响是很直接与具有本质作用的。由于地域经济文化形成公司管理者这一人群，使得各个创造方式持续存现。经济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对经济运作具有决定性影响且比较关键的是创造精神。和创造精神存在紧密关联且具有差异性的界定为创业认知。创造和创业表现出企业家精神。创业认知是一类企业家精神，其主要力量为企业家，但企业家精神实质或说较为关键的层面即为创造。创造为企业家的基础功能。硅谷为基于创造促进经济进步获得顺利发展的主要代表，尤其是基于高级科技创造作为其先驱，对其给予一定的机制创造给予辅助，如股票期权激励、市场开放、资本风险投入等。硅谷创造方式将创业与创造联系起来，这为企业家创业品质不断提升的表现。

2、地域文化创新增强区域经济实力

第2篇：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内容论文摘要： 民族地区适宜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在正确的民族观下指导选择的，只有符合该区域各民族的发展需求，实现其历史阶段作为民族中的基本元素“人”的福利最大化的发展模式。加入了人文理念的经济发展概念才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针对西部地区中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以及多民族大杂居、少数民族小聚居的现实状况，引入正确的民族观，采取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是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 论文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发展观 引言： 区域经济发展是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不断优化和高度化的演进过程，这是一个多层次的进程，不仅涉及到物质产品的增长，还涉及到非经济方面，即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的演进。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短期的外生因素引起的经济上升或下降，不能反映发展的本质特征，必须不仅着眼于经济规模在外延上的扩大，而且着重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既然区域经济发展还涉及到非经济方面，那么，什么样的区域社会、经济制度和价值判断才是合理的，这是一个规范性问题，不同区域经济主体所做出的认定具有差异性1。西部地区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形成多民族大杂居，个别民族小聚居的特点，民族间发展不平衡，在发展经济时应该确立民族发展观，不能只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发展，而要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加速民族间的平等发展，树立正确的民族发展观。国内许多学者也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很多探讨，多从中东西部经济格局进行比较分析，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涉及了很多经济发展模式，甚少涉及民族发展问题，本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结合民族性进行分析，寻求适合西部地区发展的模式。 一、 西部地区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1、 自然资源优势明显，开发前景广阔 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主要在于自然资源的优势，主要是能源及矿产资源丰富。首先是能源方面，全国三大天然气田四川、陕西及新疆探明天然气储量占全国总量的61%。西南地区水能资源的理论蕴藏量是全国的70%，可开发蕴藏量占全国的77%。全国重点开发的10大水电基地有四个分布在四川。其次，加工业原料充足。西部地区拥有大量各种原材料，可发展加工业。举例来说，新疆盛产葡萄、棉花及羊毛，为食品加工和纺织业提供可观的投资机会。四川及云南的中药材占全国已发现品种的51%，有利于发展现代中药。据2000年数据，中国西部地区固体矿产矿石总产量为12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8 .68，煤炭产量为2 .67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6%；石油产量为277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7%；天然气产量为134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53 %；10种有色金属产量为278 .5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0%。 2、 产业结构不合理，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 西部地区由于资源丰富，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地域分工中长期被当作东部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尽管在“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地区建设了许多大中型企业，但除了“三线”军工企业之外，多属于增值程度低的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加工深度和加工层次都很低，资源优势未转化为经济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西部许多省区都曾致力于发展轻工业和加工工业，但工业结构畸重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到1989年，西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仍高达59.83%，远高于全国的51. 60%和东部47.04%的水平。到1998年，全国轻重工业比重分别为42. 9: 57. 1，而西部地区为37. 3: 62. 7。甘肃省到2000年轻重工业比例为23.62:76.38，是典型的重型工业结构。到2001年这种产业结构格局仍基本不变，2001年全国轻重工业产值之比为39. 43:60. 57，东西部地区规模以上企业轻重工业总产值及其比例关系，东部地区轻重工业比重为42. 96: 57.04；西部地区轻重工业比重为33.56:66.44，西部地区轻工业产值比重比全国低5. 87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9.4个百分点。2002年这种工业结构格局仍然基本不变，全国轻重工业企业数50.84:48.96，西 部地区轻、重工业企业数量之比为41.96:58.03东部地区为47.45:52.55，西部地区轻工业企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数低8. 88个百分点。2 3、 人口增长过快，教育落后，高素质人才匮乏 人口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人口占全国比重日渐增大。长期保持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的结果，使得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大，1999年为28. 47%， 2000年为28.5%，2001年为28.55%。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教育事业发展乏力，人口文化素质比较低下。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2000年，全国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没有上学的，西部12省区平均比例为14.80%。高出全国近2倍；仅参加过扫盲班的，西部2.69%，高出全国0.9个百分点；只有小学文化的，西部41.06%，高出全国近3个百分点，而从初中文化程度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初中28.04%，高中10.1%，大专及以上3.2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乡教育分布不均，教育观念落后以及固有的重男轻女的的思想，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群居地区男女受教育的程度相差悬殊，未上过学的人口中，女性占大多数。另一方面，从业人员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缓慢，除地理和自然因素外，关键在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难以满足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1999年，西部758万从业人员中，不识字的占11%，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3.3%，初中文化占39.9%，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3.8%。 4、支柱产业布局与地方关联性脱钩，不能带动整个民族地区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曾经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大规模三线建设的重要区域。据有关资料统计，建国以来至 “六五”期末国家在西部地区投资达1000多亿元，占原全国三线地区11省区总投资的40%以上。西南三线工业占全国三线工业企业数的50%，西南三线工业占全国三线工业固定资产的40%可以说整个西南地区现代工业的基础主要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奠定的。因此要加快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就要充分发挥三线建设的潜力。大规模“三线”建设工业布局的产业重点是：能源、冶金、重化工业等重工业，它占“三线”工业总投资的50%以上。而如此巨大的投入，建立起的重工业基地，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性比例过重，而深加工工业产值比重却相当低。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是重工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属于低附加值的产业，并且与地方的第一、第三产业关联性不强，对地方产生的波及效应弱。各类产业加工链条短，中间产品比例高，最终消费品比例小，附加值低，导致资源优势难以变成经济优势。这些投入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工矿企业是以“嵌入”的方式进入民族地区的，它们的经济运行基本上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相分离，既缺乏当地民族的参与，也没有起到对当地的工业辐射作用。 二、 西部地区发展中的民族性与区域性特色 西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区域特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与全国一致的特点外，最为明显之处在于鲜明的民族性，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成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因为民族的差异性，决定了区域发展观存在着差异性，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模式的理解，构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地区区域发展观。其二，民族地区具有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对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市场对微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还是区域性地方政府的中观层次的调控作用，甚至宏观层次的中央政府调控作用，都必须适应民族地区对区域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不能“一刀切”，即民族地区区域资源配置与调控方式的特殊性。其三，由于区位条件、历史发展的不同，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多层次性。在西部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因素，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不同，发展产业形式与结构各不相同，发展的速度也不尽相同，民族地区区域发展呈现出多层次、差异性。其四，我国民族众多，分布广泛，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住地自然条件的不同，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生产方式很不一样，有的地区旅游业、商贸服务业发达，如云南省的德宏州、西双版纳州，丽江地区，有的地区畜牧业发达，如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广大牧区，也有工矿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如青海格尔木地区，四川省的西昌、攀枝花地区，即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差异性。总之，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水平，民族地 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决策和规划都应充分认识这些特点。3 三、 树立正确的民族发展观，建立多元化发展模式，保持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上对与区域发展问题主要探讨的是区域布局问题，区域发展理论基本沿着两大理论轴线发展延伸，即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和生产布局理论，或称为两大理论体系。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体系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布局什么？理论核心是解决产业的选择、如何形成专门化生产，以实现区内的优势得以发挥和区际间的协调配合。生产布局理论体系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布局？理论的核心是解决布局的空间问题，如何组织区内产业之间的结合形式及区际关系、经济联系等问题。这些理论主要从空间角度研究区域的布局与发展，其理论基础是生产布局理论，包括区位论、空间结构论等一系列的理论及模式。经济理论主要从资源要素配置进行探讨，很少涉及到经济主体的主观因素，即人这一经济活动的主体的群体性价值判断问题。民族，根据斯大林于1913年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给予的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作为社会中人结合的一个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很多性质与斯大林给予的民族概念有所出入，但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在整个民族发展中还是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在探讨西部地区开发时，就不得不关注于民族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 1、 树立正确的民族发展观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只有体现到人的发展上才是真正的发展，这也是与目前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以人为本，才是发展的本质。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它整体追求的价值观念，如何才是民族自身价值追求，只有在该民族的族群当中才会理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念，并不是物质生活的大一统就能体现社会的大一统发展。正确的民族发展观是作为一个民族族群的人们对发展的正确认识，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既要在物质发展上获取利益，同时也在生产生活的发展方式上能予以接受，保持他们所拥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就曾忽视过民族与经济发展这两者联系，例如，苦聪人是拉枯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金平县境内。50年代以前，他们在金平县长约400公里，宽约30公里的原始森林中过着迁徙生活，从事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兼营采集和狩猎。从50年代初到1957年，政府派出工作组进入森林寻找苦聪人，经过诸多努力，终于说服动员大部分苦聪人走出森林。政府为他们配备耕牛农具，动员其他民族让出较好的田，帮助他们组织互助组进行农业生产。然而1958年以后，刚过上定居生活不久的苦聪人表现出对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适应，部分人陆续重返森林。几十年来，尽管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为他们建盖新寨，但仍有苦聪人不断重返森林，时至今日，也还存在这一现象。4 “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5 在现实情况中，“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极少会有某个特定区域内只有一种或几种完整而纯粹的民族经济模式，而某种民族经济也可能是跨区域的，因此，二者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民族”视角，并不仅局限于“民族区域”的空间范围，而是对于探索一切符合民族情况、具有民族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都富于启发意义。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得到政府、市场与区域群众的相互支持与协调，否则将难于达到高质量的发展目的。政府的决策措施，以及市场体制的运转都必须考虑到区域民众对发展目标的认同和理解。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是要在政府与民族群体的相互努力下才能真正发展。 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目标出发，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良好效果。我们在制定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时，要遵循一系列原则。一是经济发展为主原则，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有了物质基础才能进一步发展根本的社会主体——“人”；二是民族价值取向指导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模式要和民族的价值取向结合，只有获得各民族群众的支持才能得到经济的健康发展；三是针对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与调查的决策依据，进行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决策，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措施，进行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和构建，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2、 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多元化的现状，以 及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情况，建立适宜的发展模式，是民族地区发展最重要的环节。它不仅涉及发展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和民族群体人文类型的丰富性，还涉及到文化的价值评判。长期以来，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汉族地区与先进相等同，把民族地区与落后相等同，于是也就把汉族地区的发展模式看成了民族地区发展的当然选择。这实际上是“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一种表现。这并不是说少数民族不需要学习和借用。学习和借用在各少数民族的交流史上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被称为传媒时代的今天更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也是谋求发展所必需的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学习和借用应是自觉的过程。因此，在考虑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时，是为他们选定还是帮他们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这涉及到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是否持有文化相对论的评价观。因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现状，用一刀切的发展模式根本无法达到和谐发展的局面，所以要分层次、多元化的发展，既要把握原有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又要提倡创新引入新的产业，并通过本土化吸收提升区域竞争力，还要发展特色经济，形成一个资源互补，产业链衔接，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 (1)总体上继续重点发展重工业，依靠老工业基地，改革现有产业结构，发展深加工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 无论是整个中国还是西部民族地区，都不可避免地走上工业化道路，只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有所不同而已。工业化进程的演变规律体现为:工业发展的重心由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移，在重工业化阶段中又经历了由原材料工业向加工装配工业再向高加工度化转移的演变;最后进入技术集约化阶段。这种规律体现了工业对资源的开发由浅层开发到深层发展的进步过程，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开发前景广阔，而且“三线”建设中建立起来一批大型的重工业企业，这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奠基石，要充分利用其所占据的资源优势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势，以重工业为龙头，更新设备，加快技术创新，同时拓展产业链，发展深加工业。发挥重工业的波及效应，形成区域性的产业链，提升区域总体竞争力。西部民族地区不是孤立的区域，只有依托于现实所赋予的基础条件才能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与重工业发展相联系的产业链选择是民族地区的总体选择。 （2）根据各民族聚居点的特点，实施保护性政策，保护当地民族居民价值取向的所认可的生产方式 工业化、现代化在发展的历程又有不同的路径选择，而民族群体的对路径选择是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因素。对一种生产方式来评价，并不能单纯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衡量，而是要结合到人文社会中进行评价，并不是能带来效率的就是最好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都是人所进行生存与发展的手段而已，在人的群体中进行结合评价才能得到真正的标准。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多聚居在比较落后偏远的地方，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保存相当完整，当他们所面对工业化中所出现的各种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时，他们并不能很快适应，而且还可能排斥，所以我们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关注这一事实，要有步骤地进行引导，而不是一刀切地对原有生产方式进行否定，针对那些适合当地民族生存的生产方式还要给予政策性保护。 （3）培养区域发展增长极，点轴式发展，以点带面，促进城乡间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中也有一部分中心省会城市经济基础较强，工业体系完整，人才结构合理，又有资源优势，可以将这部分城市作为区域发展中的增长极，实行多极化开发，分段与整合相结合的方法。把区域内中心城市、中型城市和县级小城市分别为一级、二级、三级，实行多极化开发与管理，加强一级中心城市的增长级作用。对于处于第一级的中心城市，利用其作为中心地带的资金、技术、科研、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集聚程度较强的优势，走“产业链规模经济”的道路，通过规模经济的崛起，使中心城市隆起为强劲的增长极，带动周围二级、三级地带的发展。而二、三级增长极点则根据集中战略原则，走专业化生产规模经营的道路，实施“板块规模经济”模式一一区域培育由一大批生产相同产品和相关产品的小企业集聚成群体如专业村、专业镇等，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作为区域的第一级增长极，要充分利用中心城市交通与市场营销网络的辐射力，把区域内各个板块的生产能力整合为区域竞争合力。大部分民族聚居地都是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区域，要充分利用和周边城市的关系，利用城市的“扩散效应”，走产业链经济发展道路。 （4）加强人才发展战略，培育高素质人才，提高民族整体素质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就是人才结构不合理，高素质人才匮乏。民族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整个族群的发展上，而且也体现在单个族人的发展上。发展经济是与人的发展相结合的，经济是人的经济，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大量现代化的资金运作与技术都需要相适应的人才进行操作，西部地区要发展首先就需要与发展经济相适应的人才。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占很大比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少数民族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低，所以在西部开发中首先要解决就是教育问题，要加强人才发展战略，普及中小学教育，培育民族地区各民族高素质的人才。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储备，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促进民族间平等。民族地区针对民族性的特点，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应推行双语教学，既保持该民族的特性又添加现代因素，从而达到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 （5）循环经济与粗放型经济并行发展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具体说来就是一一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的福利最大化。必须认识到，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饱暖)、生活需要、发展需要，从低到高，只能有先有后、逐步解决。在科学发展观下，人的需要既是分层次的也是多样化的，环境质量同样是人的福利之一。经济实力、资源储备、环境质量都成为构成人的福利的要素，都成为稀缺资源，一切人类必不可少的经济、社会、以及资源与环境保护活动都成为创造稀缺资源的活动。这三项人类活动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同样应当满足边际投入与获得的边际效益相等的原则。即在资源、环境、资金等稀缺资源间，只能以人的福利最大化为惟一标准来统筹。据此，必须认识到资源、环境固然是有限的，但用来治理污染的经济资源本身也是有限的。不能先验性地决定一个就比另一个更珍贵。哪个更珍贵，取决于哪个的市场价值更高。正确的选择是把有限的经济资源用在效率最高的用途上。6但在选择时后要注意到，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还有就是生态环境有其不可恢复的特性。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偏远地方，存在电脑科技等高新技术与刀耕火种相并存的状况，进行产业选择时，首先就要从当地人的生存状况出发，进行人福利最大化评价。在还在为满足生存与基本生活需要苦苦挣扎的地方发展粗放型经济也是可取的，而在已经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地方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结语： 对于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发展问题的探讨，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本文只是从一个民族观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出发，引入了民族学的文化观，对现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寻求适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 综合上述分析，民族地区适宜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在正确的民族观下指导选择的，只有符合该区域各民族的发展需求，实现其历史阶段作为民族中的基本元素“人”的福利最大化的发展模式。加入了人文理念的经济发展概念才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针对西部地区中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以及多民族大杂居、少数民族小聚居的现实状况，引入正确的民族观，采取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是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 参考文献： 1、郝寿义 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胡鞍钢：西部开发新战略[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3、李善同：西部大开发与地区协调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高丙中：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M]，天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5、施政一：民族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1

第3篇：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摘要:实现商品的高效运输是推动商贸繁荣的重要环节,渤海通道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推动了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渤海通道的建立形成了新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弱化了环渤海区域的行政壁垒,便利了区域商品的自由流通,推动了南北经贸的繁荣,加强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

关键词:跨海通道;商品贸易;积极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为代表的跨海通道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也将跨海通道的建设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其中大连到烟台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引人注目。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将使得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流动更加迅速和庞大,为我国商品贸易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对商品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缩短了区域的时空距离,拉近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对形成环渤海地区统一生产要素市场创造了条件

1.环渤海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尽管环渤海地区被称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由于渤海海峡的天然屏障,环渤海经济圈被分为京津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三大板块”,三大板块以各自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为依托,逐步发展为“三足鼎立”的“诸侯经济”态势。目前,在行政分割的五个省市之间区域合作机制缺乏,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不足等原因,相互之间竞争多而合作少。

从环渤海各个地区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结构来看,该区域在项目安排上呈现雷同现象,各省市在产业政策上追求大而全,导致产业结构明显趋同。也正是这种区域经济的重复建设,区际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不明显,相互间的贸易需求较弱,使得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地区行政壁垒较多,市场分割严重,最终结果是相互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等现象严重,商品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造成了资源、效率的巨大浪费,导致大量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直接造成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2.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设将推动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跨海通道的建成打破了原有的区域限制,通过“点效应”将原先两个联系很少的区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快了资源的市场配置和产业的整合,便利了资源共享,促进了区域产业整体效能和综合效益提升。

(1)“点”效应的形成。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接连接隔海相望的大连和烟台,使得同三高速实现全线贯通,通道继续向北延伸贯通营口、鞍山和沈阳,向南延伸联通威海和青岛,这些“点”形成新一轮的发展极,表现出极强的集聚效应,吸引资本、人员、技术、产业等进入这些区域。

(2)“轴”效应的形成。随着“点”效应辐射范围的逐步扩大,“点”之间逐步形成组合倍数效应的以这条通道为主轴线的“轴”,这个轴线的交通量逐步增大,经济效率逐步提高,大大提高了运行效率和时间价值。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形成了以沈阳-大连-烟台-青岛为轴线的交通大动脉,同时实现了沿海交通大动脉与内陆地区的衔接,使众多的内陆区域有了一个更加便捷、畅通的出海口,势必会产生大量的物流、客流,这样就要求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的支撑,从而拉动和创造交通需求,诱导新的交通网络的发展,形成依托此轴线的新的交通轴。

(3)“点-轴-圈”综合集成效应的形成。即为多个“点-轴”型系统的组合所形成的综合效应。表现为在辽宁省以沈阳为“点”向西南发展,以京哈铁路、京沈铁路为依托,形成沈阳-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的轴线,在西边与京津冀相接;在山东省以黄烟铁路、胶济铁路、威乌高速、青岛-银川高速为依托,以烟台、青岛为“点”横向发展,形成烟台-青岛-潍坊-淄博-济南-聊城的发展轴线,向北与京津冀相通。这两个轴线继续纵向、横向的集聚、辐射、发展,与沈阳-大连-烟台-青岛轴线一起形成一个有多个发展极协同作用的“交通圈”。逐步形成的四通八达的一体化交通网络,使得交通运输更加便捷、快速、高效,物流、人流更加自由、加速运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更加突出。随着“交通圈”的逐步发展,最终达到一种产业互补、分工协作的产业一体化的环渤海“经济圈”,逐步消除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的配置在整个区域逐渐发展为由市场来主导,在区域内部更加自由、合理的流动,逐步形成统一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市场。

(二)实现南北贯通,缓冲了南北运输压力,使南北商品流通更加快速便捷

目前,就全国范围的铁路网来看,交通运输线都是超负荷运载,运输能力与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严重的制约着物流、人流的快捷运转,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就渤海海峡两岸的铁路交通网来看,进出关交通运输“瓶颈”问题突出。虽然东北是我国铁路运输最发达、路网最密集的地区,渤海海峡北岸布有京沈线、京锦线、京通线和哈大线,但直接进出东北的铁路通道只有一个出口-山海关。由于山海关是连接关内和关外的唯一陆上铁路通道,通过能力十分有限。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环境,直接阻碍了信息、资金、技术、产品、资源等市场要素的南北流动,对东北经济的发展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渤海南岸只有一条蓝烟线——胶济线,运能只有1000-2000万吨左右,使得山海关的南北运输线成“葫芦”状,“瓶颈”制约明显,这种局面使得南北运输不堪重负,致使更多的物流、人流分流到公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上来。

为了缓解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运输需求,我国加大了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出了“五纵七横”等国家干线建设规划。然而,全国公路建设仍然满足不了需求的增长。从水路运输来看,这些年来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呈负增长,而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分别增长了251%和454%。由于铁路、公路的“瓶颈”制约,沿海各大城市货运要走水路,内地相当多的货运量也改走水路。更为重要的是沿海港口吞吐量从2000年至今翻了一番,但港口能力明显不足。流通成本是制约商品流通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高效率、低成本的运输可以扩大流通商品的种类和延展商品流通的范围。目前,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之间无论是陆路运输还是水路运输,都是既要途径更多的路程,而且耗时较多。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成后,真正实现了环渤海经济圈人流、物流的闭合环状通道,从根本上改变了环渤海南北的铁路和公路运输路线,大大节省运费及时间,使得南北农产品、其他商品等加速流转。

第一,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快速通道。东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土质肥沃,粮食生产的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是我国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的重要基地。东北经济区每年都有大批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要运往关内,但是面临“出关难”的巨大运输瓶颈。处于渤海南岸的山东省农产品资源丰富,同样面临难以快捷北上的困境。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线取道海上捷径,绕过山海关这处“瓶颈”,开辟了东北地区至山东省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最短运输通道,缩短沿线地区这些农产品储运的时间,加速农产品的流通和农业信息的交流,改变农产品的市场环境和需求状况,扩大了市场空间,加快了粮食产销区的衔接,有力的推动了农贸市场的发展。

第二,南北互补品流通更快,种类更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东北地区在经济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大东北经济区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种比较齐全,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以冶金、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共同构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比较活跃的增长极,原材料的短缺、高级技术人才的缺乏,以及所需设备对国外市场较高的依赖度,已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长三角、珠三角可以加强与东北地区在轻工、食品、电子等方面的交流。这种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助推下,可以构建一条互通有无、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南北经济纽带。

(三)加强环渤海地区与经济腹地的良性互动,推动新一轮人流物流运转,为培育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网络的密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沿海省份的交通便利程度,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明显超过中西部地区。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地区,基础设施的短缺仍是困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交通网络等方面的无缝对接,才能促进区域商品的快捷流通。

1.环渤海地区加强了与其经济腹地的经济联系。对于处于环渤海南岸的山东省来说,在极力拓展与经济腹地的联系,加速建设山东省与内陆省份完整的高速公路运输网络,新的省际大通道建成后,山东将形成与京津塘都市圈、长三角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和西北地区之间的便捷通道。对于处于环渤海中心位置的河北省来说,近年来在积极以加快港口、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为重点,基本建成以港口为龙头的“东出西联”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以强化沿海与腹地互动。“东出”就是利用河北省港口群和沿海综合物流体系,为华北、西北等地区提供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提高河北省及这些地区的开放水平;“西联”就是加强与京津、山西、陕西、内蒙古、鲁北、豫北等地的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共进。辽宁提出“五点一线”的一项关于全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与其经济腹地内蒙古东部地区、吉林和黑龙江的联系。这些涉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的交汇点即是环渤海地区,交汇点的焦点即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的纽带作用,而纽带的中心则是实现同三高速的南北对接,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对连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渤海通道使得各经济腹地互相覆盖,加强了全国市场一体化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成贯通了属于国家规划建设的“五纵七横”12条主干线中最长的同三高速公路,同三高速在胶东地区、苏北地区向西与新欧亚大陆桥、青岛-银川高速、霍尔果斯-连云港高速相接,加强了与中西部地区的经贸联系和合作。向南与京沪高速铁路、京福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等国家重点布局带相通,与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加强了联系。向北与哈大、京沈铁路、沈大高速相接,贯通了整个东北地区,使得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成为东西、南北方向上的物质、信息、资金、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的纽带。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这条纽带得以畅通的结点,是一个以点、轴带面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互动的网络式发展格局,为逐步形成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流等自由流动的区域共同市场,为国内商品贸易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四)加强我国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动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环渤海经济面临快速发展的极好良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公路、铁路、水路综合运输网络中最发达、最灵活、最重要的枢纽,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投资的热点,为加快制造业的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对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东北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桥头堡。我国的东北地区的北部和西部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蒙古国接壤,南面与朝鲜半岛相连,东部与日本隔海相望,具有国内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目前,东北地区具有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的相对较完善的交通网络,有12条公路同朝鲜、俄罗斯、蒙古相连,有5条铁路分别与俄罗斯和朝鲜接轨,其中以大连为桥头堡,以哈大线和滨州线为通道的第一欧亚大陆桥是重要的国际大通道。这些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为我国加强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环渤海地区是位于太平洋西岸的日益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地区的中心部分,也是中国欧亚大陆桥东部起点之一,居我国与亚太地区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枢纽地位。随着区域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环渤海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与东北亚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

东北亚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我国与这些资源富有国家开展资源贸易前景非常广阔。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煤炭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近50%,远东地区的铁矿石储量占全俄储量的10%左右,石油储量超过150亿吨,俄罗斯每年通过铁路向中国输送1000万吨左右的石油。我国与蒙古国也建立了良好的互惠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其矿石资源开发。日本经过十余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仍未完全摆脱困境。当前日本更加注重把国内结构调整与中国华北结合,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把开发西海岸的列为本国21世纪的战略目标。韩国提出重大经济举措之一就是把中国作为它的第二内需市场,同时重点开发与中国邻近的西海岸地区。中国、日本、韩国新的开发计划同时集中于该环渤海地区,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使三国的相近城市在经济上存在着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交叉的依存关系。因此,可以预见,中、日、韩之间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合作将呈加速趋势。

第三,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架起了我国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区域合作的基础,交通运输是实现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加强商品贸易交流的物质手段,完善、配套的交通运输体系使得地区间的物流通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如同一座跨越渤海的桥梁,打通了东北亚西部的贸易通道。它接通了与东北亚合作的“桥头堡”和中心地区,并进一步向南贯通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联通了我国的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向西与第二欧亚大陆桥相接,与我国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良性互动,搭建了一条我国中西部地区、华东地区等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同时也打开了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南下的陆上通道,使第一欧亚大陆桥与第二亚欧大路桥实现了对接和联网,扩大了我国东北地区及俄罗斯重工、木材、化肥、粮食等物资与内地的交流,扩大华东地区轻工、食品、电子等物资与东北及俄罗斯的交流,加强了我国与韩国、日本的信息、科技、人才、商品交流,对推动区域经贸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结束语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不仅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是构建环渤海区域一体化交通体系的重要载体,对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将发挥重大作用;对完善全国交通网络体系、对拓展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腹地、进一步加强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将发挥重要的功能。它联通了第一亚欧大陆桥、第二亚欧大陆桥,贯通了我国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对推动东北亚地区商品贸易的交流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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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凤君.东北地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第4篇：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内容论文摘要：近代上海开埠后，浙北地区由于地理及资源等方面的原因，与上海的社会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浙北地区积极利用上海对外贸易及城市经济的发展，推进市镇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深入提高了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水平，促进了农村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和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市镇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两地双赢和联动发展的局面。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基础及其经验，对当今两地在新时期“长三角经济圈”发展背景下的互利合作，尤其是浙北地区如何更好地接轨上海，当好配角，实现跳跃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近代 浙北 接轨 上海 近代上海开埠后，凭借其地理、经济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和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城市。邻近的浙北地区作为其主要腹地之一，积极利用上海城市经济和外贸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利形势，加快农业专业化生产规模、水平的提高，从而继续在全国农业经济发展中保持领先的地位。围绕上海外贸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这一中心，浙北地区大力发展农副业，积极扩大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形成几个生产相对集中的农产品专业生产区，并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和市镇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上海开埠后，本地区调整了传统的以国内市场为主，以丝、棉织造为核心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生产模式，积极依托上海，开托国际市场，扩大出口贸易，促进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密切了上海都市和浙北农村双向互动的经济关系。目前，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剖析历史时期浙北地区社会经济接轨上海城市经济和贸易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阶段，可从一个侧面，展示“长三角经济圈”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同时，也为浙北地区及其它地区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搞好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经济大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一、 依托上海，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浙北地区主要是指湖州、嘉兴两市。本地区地处杭嘉湖平原，历史上便是著名的蚕桑产区。因对外通商的限制，近代以前本地产品以内销为主。由于广州一口通商，造成浙北地区的生丝出口须长途运输运至广州，运费成本极大，利润微薄，制约了本地产品的出口贸易，本地区产品主要依赖国内单一市场，制约了本地相关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所谓“在海通以前，销路限于国内，仅供织绸之用，即今日所谓之用户丝，其行销范围既小，营业不盛。”。①开埠前后，上海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及优势被外部世界充分地认识和重视，它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长江的入海口方便效能条件——沿海航运、长江航运和内河航运的四通八达；拥有广阔的腹地——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长江为纽带的整个长江流域的大腹地，在对外贸易的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开埠后，上海被推上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中心。上海开埠后，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发展需要大量的出口物资为后盾，而当时国外对我国的丝绸产品特别青睐，因此浙北在丝绸资源方面的优势在上海具有特别的竞争优势和前景。 上海开埠后，在发展对外贸易中地位和作用迅速凸现，使得自明清以来积累起来的浙北地区以丝绸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潜力、张力的实现有可能。自明清以来，立足于本地蚕桑业发展兴起的乌青、练市、菱湖、双林、南浔 、新市等等专业市镇对浙北丝绸资源起着有效的整合作用，并为与上海经济关系的发生、发展奠定了有效的资源基础。据国外权威材料记载，中国出口生丝几乎人都产于浙江北面的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而湖州府的产量较其它两府为多。上海开埠后，对外贸易直线。浙北地区丝绸开始直接销售与洋行，运输成本的降低，浙北丝绸经济在上海对外贸易中优势地位的确立。在浙北湖州，“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②对外贸易新局面的形成，国际市场巨大的产品需求，促使本地区自觉地进行产品输出调整，依托上海，大力发展外贸经济。“辑里丝乃运沪直接销与洋行，实开正式与外商交易之端。”③从此产销趋于鼎盛，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所 谓“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④据史料记载，上海开埠头四年，光湖州丝业中心南浔运往上海出口的辑里丝，就占上海生丝出口贸易55%。为了积极组织产品和原料，满足由上海出口国外的需要，上海开埠后，浙北积极发展以生丝交易为主的初级市场。如南浔镇“其丝行有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曰广行，亦曰客行。专买乡丝者曰乡丝行，买丝选经者曰丝行，另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曰划庄，更有如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曰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⑤再如菱湖镇“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⑥而地属湖嘉两府的乌青镇，“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本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 ，转售上海洋庄，名曰辑里经。”⑦此种情况在浙北地区的农村集镇尤其是中心市镇普遍存在，影响波及整个太湖流域。可见，近代浙北与上海的关系，首先是一种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有机结合的产物。 二、大力发展优势农业，推进农业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进程 由于经由上海港生丝出口通达顺畅，使蚕农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本地区蚕桑业的发展和生丝产量的提高。在浙江长兴县，乾嘉时期蚕业并不旺，由于上海开埠后出口销路畅通，蚕业迅猛发展，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岁入百万计”。⑧即使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影响，在上海港生丝出口需求持续扩大的吸引，湖州府连一些山区也受利益的驱动，开始兴桑育蚕，“向时山乡多野桑，近亦多栽家桑矣。”⑨再如安吉县“迩来山乡亦皆栽桑。”⑩湖县“向时邑人治丝者尚少，今则栽桑遍野，比户育蚕，其利甚大。”11 为了保证生丝需要量供给，本地区进一步扩大植桑业发展的力度，并将桑秧业从植桑业中分离出来，促进了桑秧业生产的专业化，以便更好地提高桑叶质量，进而带动生丝质量的提升。桑苗的生产在浙北地区以海宁、崇德、桐乡为主，其次是吴兴德清、长兴等地。海宁以周王庙为中心，有苗圃五千亩，产苗量最高时达2000万株。崇德、桐乡以同福、亭桥、灵安三乡的天荒荡为中心，约有苗圃3200亩，产量最高时达1000万株。12 此外，植桑业需要肥源，于是又促进了畜牧业、渔业、榨油业的发展。蚕业的发展甚至还带动了本地区竹器制造业和烧炭业的发展。 本地区棉花生产在近代以前并不多见，但上海开埠后，在市场利欲的驱动下，本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嘉兴地区一带，主要集中在平湖、海盐、海宁等县，在三县又以平湖县的棉花种植面积最多，达到181250亩，占全县耕种面积的36％。除棉花外，本地茶叶生产数量和规模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如湖茶所产多为炒青，湖属长兴、安吉是主要的产茶区。长兴县顾渚的紫笋茶早在唐朝即立为贡茶，该茶为国际所知名，在国内外市场均很受欢迎。市场需求的扩大，带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本地安吉县的孝丰地区（时为孝丰县）也是主要的产茶地区，产茶面积达到23866亩。另外，德清、及湖州市郊也有相当地区生产茶叶。 通过围绕上海城市经济与外贸经济，浙北地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出现了相对集中的专业化商品性农业生产区，自觉地调整了单一农业经济的格局，逐渐形成以蚕丝业为主导的农桑渔牧副各业全面发展的综合经济发展新格局。这种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不仅有利于更好地策应上海外贸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上海内外贸易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和动力。而且也带动了浙北地区自身内部经济交流开展，进一步密切了浙北地区自身的经济联系，提升了浙北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水平。 三、积极改进传统手工业，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准，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近代上海开埠，不仅影响了本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促使其进一步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传统手工业生产。在上海外易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下，浙北面向国内市场，以丝、 棉织造为主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生产和经营模式面临了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向，即以出口为导向，逐渐转向国际市场。为此浙北地区自觉改进传统手工业，更新技术，努力提升产品的竞争能力，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自大量生丝经由上海港源源外销，浙北地区的蚕丝加工业，无论规模还是技术，都有了显著发展。蚕户将蚕茧抽丝后，为改善生丝的质地，进行再加工，即把已缫过之丝再摇制。南浔等地的丝商为迎合国外丝织业的技术要求，将买进的土丝按等级分发给农户或小作坊再缫制成经丝，因专供出口，人称洋经丝。在欧洲市场如法国里昂，未经再加工的丝每公斤售价47法郎，而再缫丝则值6 3法郎。浙北蚕丝产区手工缫丝业因此业务繁忙，南浔一带尤负盛名，法国、美国各洋行都来购求，需求的扩大促使技术进一步完善提高，又增加生产了方经、大经、花车经等新品种，加工技术水平不断显著提高。“迩来洋商购经居其半，浔地丝兼经行者为多。经之名有大经、有绞经、有花车经等名，凡做经之丝，必条纹光洁，价亦胜常，故乡人缫丝之法日渐讲究。”据实地考察的外商记载，南浔主要生产的是上等生丝，是附近所产再缫丝的交易市场。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可从从事生产的工人工资提高得到证实，从事专业化生产的技术工人一般工资较高，“每两工资十文 ，熟手每日可缫三两至五两 ，每日可获工资五十文。”13手工缫丝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最有力的体现是在该地形成了知名生丝品牌“辑里丝”。该品牌的影响力与价值可从一则材料加以说明，“嗣后因南浔、震泽辑里大经盛行，洋庄丝(指未再缫制丝—引者)无形淘汰。向之代洋庄收丝之客行，亦纷纷改为乡丝行，收买白丝售与浔、震之经丝行，摇为辑里大经。嗣后又有做成格子称为花经，专销美国者。斯时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户，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每部小车每日出经十两。每百两为一经，每十五经成为一包。”。所谓“当辑里大经蜚声欧美之时，大约以一百零六七两之白丝摇为纯经百两，故其时货品均高，外洋甚有信仰，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14巨大的技术附加值，推动了当地手工缫丝业的激烈竞争，从而促进了生丝生产技术的全面进步。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机器缫丝业发展起来后，南浔等地的传统手工缫丝业仍然有着较好的发展业绩。 手工缫丝业技术的发展，产品的新开发，还带动其它相关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如生丝再加工时，约有10%—15%的乱丝产生，进而带动了手工捻制丝线业的发展。湖州等地还有人利用这种乱丝织成外表似棉花的绸料，取名棉绸，1880年前后年产约3000匹，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明清以来，棉纺织业一直是浙北农民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棉织业主要以嘉兴地区较为发达，如嘉兴的风泾、魏塘、新塍、王店等地，不仅历史上就较有名声，且在近代以后还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如王店的纱布远销各地“行于苏松衢诸郡，远及关东，商贾辐辏，收买无虚日。”15嘉兴各地所产的棉布主要有棉布、黄草布、苎布、麻布、兼丝布、纱布、白布、水纱、灰料、线布、紫花布、余冬布、白草布等等，但总体情况不如丝绸行业。湖州地区种植棉花不多，如南浔主要是从外地购入棉花原料，获取加工利润。所谓“四乡之人，自农桑外妇女毁尚焉，推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妇女日业于此。”16其制成品主要有大布、小布、棋花布、锦布等。 四、形成服务上海外贸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联接两地社会经济的商人群体 上海开埠后，为了更好地促进本地各色资源和产品的出口，更好地服务于上海口岸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浙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本地形成了服务于上海发展需要、联接两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商人群体。由于受上海开埠的影响，浙北地区商人队伍的传统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明、前清时期，浙北地区的商人以坐商为主，行商较少（活跃在本地区的行商主要是外地商人，如徽商、广商、闽商等），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大，更谈不上全国的影响力。但上海开埠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观。 由于在上海的出口商业中，“丝业最为大宗”，而“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浙江省北面的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因此 大批浙北地区商人尤其是湖州丝商，积极利用毗邻上海、水陆交通便捷、熟悉生丝贸易及依托原料产地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积极拓展生丝出口业。如顾福昌在上海开埠不久就“薄游沪上” ，开设寿泰丝栈和丰盛丝行，“首先经理夷务”，是最早在上海经营生丝外销的华商之一。陈熙元于50年代初至上海，不久成为著名的“丝通事”，并自设裕昌丝栈，事业不断发展，被誉为“中西丝商依之如长城”。刘镛也是刚“甫冠”即与同邑邢赓星合资设正茂及恒顺丝经行，“不数年而业大起”，后独自设立刘贯记丝栈，至同治初年“已埴财数十万，号巨富”。上海开埠后经营生丝外销的丝栈、丝号基本上由湖州帮所创设。在1876年上海的75家丝栈、丝号中，湖州帮开设的就达62家之多。1882年湖州丝商黄佐卿创办了上海第一家缫丝厂公永和丝厂。不久，湖州商人杨信之创办了延昌恒丝厂。湖州商人沈联芳除拥有浙江上海恒丰丝号外，又先后创办并经理上了海振纶洽记缫丝厂、恒丰缫丝厂等，成为丝业界的头面人物之一。湖州丝商莫觞清20世纪初经理着上海久成、又成、恒丰3家丝厂。在上海形成的强大的湖州丝商集团，陶水木教授称之为“湖州商帮”，也叫“浔商”。这一时期，浙北地区的商人在上海除了主要经营丝业外，也积极向面粉、针织、烛皂、榨油、食品、制药等新兴工业发展，拓展了上海近代工业领域。1911年嘉兴人陆费伯鸿等创设了上海第一家独立的制药厂即中华制药厂。在新兴的面粉工业中，1902年湖州丝商顾敬斋与人创设华兴面粉厂，1906年朱葆三创办中兴面粉厂，湖州籍著名买办王一亭在1907、1909、1912年与人创办了立大、申大、大有3家面粉厂。发展到后期，浙北商人还向房地产和金融业拓展。 大量的事实充分说明，上海开埠后，大量浙北地区的商人，主要是湖州籍商人，积极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利用上海作为联接对外经济、拓展对外贸易的窗口和桥头堡的功能和特点，积极参与上海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大大加强了上海与浙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联系，架起了两地社会经济联动发展的桥梁，在活跃两地经济、发展两地经济乃至社会文化关系方面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在联接农村经济发展与都市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湖州市镇毗邻上海，而一些迁居于上海的湖州‘买办’、‘通事’大丝商对于发家的祖籍之地，仍保持着密切关系，还在家乡市镇修建了别墅。……于是湖州这些市镇自然地列入了上海市的卫星市镇范围内。湖州交通畅达，水陆交通直达苏沪杭。在经济文化上与上海等地联系繁密……。”17 上海口岸经济的发达，还直接带动了本地区市镇经济的繁荣。由于本地区的区位、资源及产品优势，也由于以湖州商人为主体的浙北商人积极参与上海经济发展，带动了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促成了本地区市镇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发展，使本地区市镇摆脱了传统市镇近代衰落的历史命运。“江南的一些市镇近代一度有衰落之势，而湖州市镇一直保持着不衰而继续发展，多得力于蚕丝的生产与销售，因为近代丝、丝织品的出口贸易仍在发展着，这样推动着湖州丝绸的生产与贸易。历史上湖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18又如浙北地区的新市镇因经济发达，成为湖州府东南部的重要商业市镇，有“小上海”之美誉。19 近代浙北地区农村经济立足特色、综合发展格局的形成，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的近代转型，本地区市镇经济的繁荣，均与近代上海的发展密切相关。它依托上海的内外贸易枢纽港地位，通过调整生产结构、优化流通渠道，提高技术水准，以市场为导向，较快地、较好地参与了世界市场，畅通了进出口贸易，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在国内其他地区常见的一旦手工棉纺织业衰败，整个农村经济迅速凋零的困境，使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较好的延续性。这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加入WTO后农业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浙北地区只有继续紧跟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积极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积极推进以出口为导向的高效农业的发展，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努力建立与“长三角”都市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现代农业产业化经济新格局，才能实现浙北地区农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深入、持续发 展。 注释： ①②民国《南浔镇志》卷33《风俗》。 ③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所，1939年，第121页。 ④温丰：《南浔丝市行》，《南浔志》卷31，第2页。 ⑤同治《南浔镇志》卷24《物产》。 ⑥光绪《菱湖镇志》卷11，《物产》。 ⑦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 ⑧同治《长兴县志》卷8，《蚕桑》。 ⑨同治《湖州府志》卷33，《物产》。 ⑩同治《安吉县志》卷8，《物产》。 11 光绪《平湖县志》卷8，《物产》。 12 《中国实业志》第二编；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1936年调报告》。 13、14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北京）1957年，第2卷，第80—82；第82页第； 15 光绪《梅里志》卷七，《物产》。 16 同治《南浔镇志》卷24，施国祁《吉贝居暇唱自序》。 17、18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9月；第114页；113—114页。 19 《浙江地名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

第5篇：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1、人口素质和受教育水平低

贫困地区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普遍较低。在甘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一些山区受过初中教育的青年屈指可数，文盲、半文盲高得惊人，不懂科学文化知识、不懂法律成为贫困地区普遍现象，而文盲率与贫困率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以笔者工作过的康乐县为例，全县总人口为24.13万人，文盲人口为80065人，粗文盲率(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4.9%，一般文盲率(文盲人口占巧岁及以上人口)为50.0%。文盲率远远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甚至比临夏地区高出3.88个百分点。劳动者素质低已严重制约着康乐经济的发展。人才奇缺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屏障。康乐全县人才总量为2643人，其中大专以上为920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的1.1%和0.38%，全县有高级职称18人、中级职称396人，特别是教育医疗方面人才奇缺，造成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滞后。许多人看病就医和孩子上中学宁到临眺不到康乐，落后乡村没有一个正规医生和一家像样的卫生院，农民看病就医成很大问题，身体健康难以保证。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教育水平低，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落后，造成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差、人才缺、社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少，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2、人口增长过快、资源紧缺

与经济落后和增长缓慢相反，少数民族地区又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据统计，甘肃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平均亩产的增长速度，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51.7公斤，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亩产只提高到130.8公斤，增长了巧3.1%，但人口却增长了近一倍。康乐近几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左右，但在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下，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偷生超生现象时有发生，贫困户依靠增加劳动者数量来代替经济积累提高生产能力，造成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贫困户没钱也不怕罚款，还要靠国家救济，使计生部门和民政部门工作难度加大并处于对立之中。在有限的土地和生活资料下，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人均资源减少，生存条件恶化，社会负担加重，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减慢，严重地影响到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

3、农业人口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

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是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再以康乐县为例，全县农业人口23.n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5.8%，2002年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到全县GDP的50.23%。多年来，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主要从事小麦、包谷、豌豆、油菜等传统种植业，受国家价格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种植业是增产不增收，农民收人低微，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再加之受到地域偏僻封闭、思想保守、资金匾乏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只能围绕土地作文章。劳动力多的能维持温饱，劳动力弱的连肚子都是吃不饱，长期靠国家扶贫和社会救济。到目前为止，康乐仍然是部级贫困县，全县16个乡镇均为重点乡，152个行政村中有93个村为重点村，绝对贫困人口2.34万人，绝对贫困面为9.86%，低收人人口为7.55万人，占农业人口的31.8%，个体贫困与区域贫困并存。因此，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而农业经济又表现为一种非集约的农耕或种养型经济，并不是集约型和农工商复合型经济，造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二、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

1、国家政策倾斜度不够

国家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作用极大。东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是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撑。20(犯年初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的是通过政策的支持，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缩小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这对西部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从四年多的实践来看，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没有使西部开发起来。“开而不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政策的适用范围过宽，原则性多，量化少，可操作性差，优惠效应不明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东部开发区享受税收返还政策，而到了2000年西部开发区成立后，该政策已经取消。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只是减少了地方税，地方积极性并不高。在国家制定的《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产业目录》中，高风险、高投人、低回报的产业居多，而且政策只是产业倾斜，不是地区倾斜。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并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数，说明投资并没有向西部倾斜。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各方面都处于略势地位。对西部而言，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要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是关键。

2、已发展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冲击

如果说东部的经济已经在由工业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甘肃则是在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而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一转变中却举步为艰。要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腾飞，必须建立相应的工业来支撑。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要因循市场规律发展。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声势很大，似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转眼之间就要向西部转移。西部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迎接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转移。事实上，规模“转移”并没有出现，长江流域的互利合作也没出现。经济均衡发展的大变革尚没有出现。在市场经济时代，东部的产品进来得比资金、技术、人才多，进来得快。近年来，我们过多地乐观地期待发达地区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带动，却忽略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市场竞争。

三、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综上所分析，甘肃少数民族目前存在着人口多、农业人口比例过大、受教育水平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正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最大的内在困难。而在外部则期待国家给予更大更宽的政策幅度，以进一步适应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甘肃少数民族所表现出的这一系列间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必须以改革开放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目前面临的问题，以积极、客观的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社会。为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我们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在少数民族地区需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虽然甘肃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非常重视，层层签定目标责任书，层层抓落实，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一些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影响，计划生育工作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困难较大。尤其是受亲属关系和裙带关系等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给计生工作带来较大难度。个别乡村计生工作长期停滞不前，只做表面文章、玩数字游戏，应付上级检查。因此，要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计生工作存在的问题，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改变工作思路，注重实效性。要加强计生专干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工作报酬，增强其责任感。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应采取处罚与奖励并重的原则，通过宣传和引导，让群众从思想上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生育文化。同时要将计划生育工作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多方面、多角度，形成合力做好计生工作。

2、根据目前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特点，加大智力投资

首先要加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投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人学率、合格率和巩固率。其次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不断扩大初、中、高级职业教育的规模，使不同层次的劳动者都有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技术和业务骨干。第三，要努力培养师资队伍，提高教师素质。要稳定教师队伍，引进外来人才，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大力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第四，必须解决教育观念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除了教育设施落后和师资队伍缺乏外，还与当地群众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有关，教育科技的贡献率不大，直接影响着受教育的观念。即使许多家庭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教育投人与产出反差太大，甚至为了投资教育背了一身的债务，生活条件仍未改善，而对教育失去信心，形成了不读书、不上学、照样赚钱的观念，把接受教育当成了一种负担。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科技在生产生活中的回报率和贡献率，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教育科技的重要性，自觉接受教育。

3、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要实现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人的稳步增长，结合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的特点，必须在全面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方面下功夫、做文章。首先要调整传统种植业结构.将以种植粮食为主，逐步调整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种植业结构，紧跟市场，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要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自然环境优越，天然草场丰富，民间也早有“无牛无羊不成家”的传统，发展畜牧业具有自然、历史、人文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在种植业遭遇困境的情况下，畜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第三、大力发展多品种、高品质、无公害的农产品。现在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作物品质育种，正在利用常规育种手段和农业生物高新技术措施，不断培育农业良种，而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因具有相对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比较丰富的农业资源，生产的粮、蓄、果、菜等农产品无污染、品质好，特别是很多地区营养型、保健型野生绿色食用植物资源丰富，备受消费者青睐，产业开发前景广阔，潜力巨大。第四，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中，还应注意运用科学技术对传统产业实行技术改造，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份额，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4、积极争取国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试点权

2004年4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且要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政策，落实各项措施，积极有序地推进。2005年2月总书记就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发表重要讲话，表明国家已在着力消除东西部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我们要充分争取和利用国家的政策倾斜。

第6篇：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物流是进行生产和建设的物质前提，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客观基础，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一、中国物流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实行改革开放19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9％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每年增长7．4％。物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逐步改革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突破了在国有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真正的商品的束缚，培育和发展了生产资料市场，改变了物资流通格局。第二，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物流”概念，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从大流通的视角，不仅把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和流通加工等物流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而且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流通、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视为一个整体，从而有利于货畅其流，提高效益。第三，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增加了物流设施。中国交通运输的主力是铁路，其营业里程从1978年的4．86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5．46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从1978年的 10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9700公里。公路从1978年的89．02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115．7万公里。1996年又新增公路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11 17公里，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里程达2141公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1978年的83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 17200公里。远洋运输的国家的主力船队——中远集团船队于1996年已发展到1700余万载重吨位的能力。民用航空运输仅机场建设从1980年至1995年共投人475亿元，1955年底全国拥有137个机场，其中4个可容纳波音747-sl个可容纳波音737。包装已经形成包括包装材料。包装制品、包装机械。包装装境印刷等门类齐全的新兴产业。在装袭搬运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叉车、托盘以及其他机械等等。第四，通过国内研制、生产和从国外引进，提高了物流技术水平。如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装产业已研制和开发数千项新产品，基本上适应国内资源特点并符合国际包装的发展方向，大大提高了包装水平和质量，不仅在出口商品中基本扭转了“一等商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现象；而且也明显改变了重大产品由于包装不善造成的损失，如改变了水泥包装，每年大约节省水泥土500—600万吨；改进了化肥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l亿多元；改进了平板玻璃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100多万重箱。与此相联系，推行了物流标准化，而集装单元标准化是其基础，已经从单一商品的标准化逐步走向商品系统整体的综合标准化，也就是从货物分类编码、计量单位。包装方式、装卸设备。运输工具、库存条件。安全要求等等，逐步实行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并与国际物流接轨。第五，在物流管理方面，1991年初国家体改委和前物资部在无锡进行以配送为突破口的物资流通制综合改革试点，近几年又进行了制试点，并推选连锁经营。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700家连锁公司，1万多个门店，钢材与汽车销售的金额已超过250亿元。由于采用了这些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第六，在物流信息方面，从流通企业到管理部门，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从八十年代末以来，较多地采用微机，各物流部门已初步形成覆盖面广、横向纵向相结合的信息网络。总之，物流的发展保证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流通部门的一些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很多国有生产资料流通企业转换机制较慢，管理不力，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有的出现亏损，近两年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三是物流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例如准高速、高速列车今年才起步，由铁道部部主持的时速200公里及其以上高速列车综合试验至1999年年初才成功。四是物流系统中的“瓶颈”制约未完成克服，交通运输尤其是铁道

第7篇：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西部电视特区文化产业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经济特区行政特区

西部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资源，是西部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更是西部电视业发展的资源优势。但由于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较低、自然环境恶劣等问题，以及西部电视的发展在全国电视业迅猛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的环境中遭遇冲击，使得西部电视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电视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制订战略的依据不仅包括本国（地区）据以发展的各项因素和国际背景及世界传媒业业已形成的格局与发展潮流，还必须有一套从内外部与之相适应并且是互相适应的战略与文化价值观。在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过程中，除了考虑国内传媒业的竞争外，还必须考虑国际环境下西部电视的生存空间。西部电视的“自然（特别是地缘条件）、经济、价值观等弱自增长条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正如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储蓄之于收入或高利率对投资产生抑制之于原有投资乘数效应的漏损效应”①。通过对西部电视发展之路的探寻，我们认为，不论从西部电视自身的发展，还是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进行更加宏观的彻底的改革尝试，不但是一条具有突破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思路，而且是西部电视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的必要举措。

一、概念阐释

面对国家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精神创新的时代，西部文化建设也要走创新之路。西部文化不能在抱残守缺中陶醉，不能守着陈年老店苟延，而要在创新中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电视业无疑是文化产业的主体，因此西部电视业需要解除观念上的束缚，需要创新性的思路，需要借鉴经济领域成功的发展经验，像当年建立经济特区一样，建立“西部电视特区”。

“西部电视特区”，旨在为探索中国广播电视业与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新道路，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搭建一实验平台。其实质就在于：在承认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制约作用前提下，摒弃庸俗、片面的经济决定论，通过理念、体制方面的变革和资源的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在体制上政策上市场培育上得到的更多优惠政策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使西部能够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

传媒区域扩张需要制度保障。西方媒介通过不停地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的扩张，才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与政府随着社会、产业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法律、扶持传媒扩张有直接关系。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分别颁布法律，取消了对广电领域的国营垄断，从而催生了媒介私有化、集中化的浪潮。而1996年美国新的电信法的出台，为传媒企业尤其是广电集团的兼并和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引发了传媒领域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的浪潮，以至产生了像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样的媒介巨人。西部电视特区即希望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克服现行我国媒介制度结构的矛盾，将西部电视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给与相应的地位，依靠西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中国电视业的全面发展。

二、渊源阐释

在全国电视产业的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西部电视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由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我们提出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西部电视特区的理论设想渊于西方经济学家的“非均衡理论”。特区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就在一个“特”字上，特殊的政策，特殊的规则，特殊的办事效率，使特区由此实现跨越式的腾飞。“西部电视特区”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特区”，在现实操作中，之前先行一步的“经济特区”和“政治特区（特别行政区）”的成功经验为“电视特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1、理论渊源——西方的非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针对均衡发展战略提出的，其代表人物是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与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均衡”观点相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均主张不平衡增长②。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资源，平衡增长是不现实的，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进行，其它部门通过利用这些部门投资带来的外部经济而逐步得到发展。赫希曼认为，发展的历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它部门，从一个产业通向另一个产业。经济发展通常类似踩跷板的推进形式，从原有的非均衡走向新的非均衡。因此，发展政策不是取消而是维持紧张、不成比例和非均衡。不发达地区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重点战略部门、区域投资，当这些部门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可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1957年，迈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模型也对“稳定”、“均衡”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经济不发达是一个循环累积的过程。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三种效应在同时起作用，即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与分散。极化效应作用的结果会使生产进一步向条件好的生产要素高密度地区集中，扩展效应则会使生产要素向周围的低梯度地区扩散，回流效应的作用却是会削弱低梯度地区，促成高梯度地区进一步发展。但是，回流效应和扩展效应在落后地区的作用是不均等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区域发展存在两个相关关系:同富国相比，穷国国内的地区不平衡要大得多，富国的地区不平衡在缩小，而穷国的不平衡在扩大。这两个相关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国家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扩展效应就越强，反之亦然。迈达尔还指出，一个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地区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经济起飞的。区际贸易、资本流动、移民等经济运动虽可促进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反过来对不发达地区产生强烈的“回流”效应。价值规律的作用，比较效益的驱动，使各种生产要素以不同的形式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扩大区际发展的不均衡，亦即：区域经济增长中总体效率和空间平等不可能兼容。要改变这种情况，缩小地区差别，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国家的干预，通过种种政策手段使区域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有目的地发展。

国内区域经济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将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内涵不同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开发模式，如“梯度推移论”、“差异协调发展论”、“点一轴开发论”、“优区位开发论“等等。这些理论对我国特定时段的区域开发战略起了重大指导作用。非均衡开发模式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富帮后富思想,先沿海后内地战略及“三步走”目标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经济发展布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西部电视特区”的思路更是直接来源于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其“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思想。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具体应用于操作层面是指区域内某一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等而以快于其他地区的速度发展，成为该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并通过点——轴渐进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非均衡发展战略发展西部电视业的主要思路是先对西部部分地区在投资、开放和优惠政策上实行倾斜，以此促进其先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电视业发展，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西部电视尚处于欠发达阶段，发展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短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区位优势。我们认为，可以在整个西部地区或在西部选择部分基础较好的地区进行改革试验，给予这些地区特殊的电视产业政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灵活的电视管理体制，以此推动地区电视业的迅速发展。

2、西部电视特区的现实渊源―――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经济特区的启示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中国这样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来说并不稀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先后经历了两次战略大转变：一次发生在改革航船刚刚启航的1980年，另一次发生在世纪之交。建国之初，国家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主线是基于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过分强调缩小地区差距，实行“向西大转移”的方针：“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中部占29．8％，西部占34．9％。而“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占到57．5％。其结果是，虽然为中国内地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区域经济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将效率原则和效益目标放在区域经济布局和优先地位，“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由此带动全国的发展”的大思路，不仅使我国的投资布局开始向沿海地区倾斜，而且为特区的诞生助产。实践证明，“特区”对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仅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使部分地区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既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又吸纳了大批中西部劳动力，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2）、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构想下，我国已在1997年、1999年分别对香港、澳门顺利地进行了交接仪式，相信不久的将来，台湾也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及“特别行政区”构想已在香港成功实践，并正在澳门实施。特别行政区保证了港澳地区的持续繁荣，并对内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都是用非常规的发展思路解决问题的典范，是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艺术的结晶。它们（特别是“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结果，邓小平独创性地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到经济领域，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问题，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解放，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

3、西部电视特区的应用

现在，我们再次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在我们的文化产业、电视产业发展上面：设立“文化特区”、“电视特区”，政府给出政策，先行发展某一地区文化电视事业，利用地区的资源、财力、管理、技术、人才、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的发展速度先快一些，然后通过发展，对其他地区起一个示范和鼓舞作用，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探索一条道路，最终带动整个文化电视产业的发展进步。

在中国这样有长期计划经济、而且有高度集中习惯意识背景的国家中，政策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差异与平衡的作用力是特别强的。深圳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崛起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重镇，浦东从一片穷荒之地崛起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耀眼的明珠，都是政策下的受益者。“东南沿海经济起飞有五大因素：时代因素和地缘因素，港澳台因素和华人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区因素。这五大因素中，如果只有前三个因素而没有后两个因素，东南沿海经济是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局面的。”③实际上，特区因素归根结底也属于政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沿海一带，广东、深圳，一批新闻传媒乘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有利条件，凭借经济迅速强大的区位优势，率先突破地区经营的限制。在信息就是财富的信息时代，伴随着传媒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在中国日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传媒开始直接介入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并扮演起日益突出的经济与政治、文化交织的重要角色，沿海媒体充分利用这一先机和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政策给其媒体、带来的巨大政策优势，抢先发展——优先吸取全国各地的信息资源，也包括传媒经济资源，加快地方传媒经济资源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也包括地方传媒人才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使沿海传媒成熟并优先成长起来。

因此，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对于“特区”的探索要给予充分的政策宽容，在行业准入、信息、资本融通、运行体制、人才高地等方面，尝试与传统媒体比较相对宽松和鼓励创新的“特区”政策举措，并允许在探索中暂时的挫折和局部的失败。实践已经证明，政府主管部门的放手和承受能力，将是“特区”建设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

更具操作意义的是，西部地广人稀，地处边远，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均落后于东部，改革纵有不太顺利之处，对全局影响不大，而若有成功经验的话，更易于推广，所以西部电视媒介的改革，西部电视特区的设立是可行的。综观我国经济、政治特区的设立，地域上均处于东部，那么，从考虑地域发展平衡性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文化（电视）特区”的设立应该在西部，以文化（电视）事业的超常规发展带动整个西部发展，缩小东西差距，以求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我们有理由坚信：建立“西部电视特区”，发展西部电视产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推进国家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将是西部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注释：

①黄汝德著《试论漏损现象及其克服途径》，载《区域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第78页

②刘吉端《国外二十种经济发展学说介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304期，第17一180页

③黄寅逵《长江流域沪蓉经济合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参考文献：

1、[美]艾德加，M.胡佛，王翼飞译：《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8篇：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摘 要 以河南为主体，涵盖周边的中原地区，是一个山水相连、血缘相亲、文脉相承、经济相联、使命相近、客观存在的经济区域。建设中原经济区，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于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建设中原经济区，要按照《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形成“两横两纵”经济带的总体要求，向东融合、向西拓展，凝聚发展合力，强化大局意识，在支撑中部崛起、强化东西联动、服务全国大局中做出新贡献。

关键词 中原经济区 问题研究 方法建议

今年1月26日，河南省发改委举行新闻会宣布，在国务院刚刚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中原经济区被纳入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首次被写入国家文件，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已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由此，中原经济区建设掀起了新的篇章。

一、中原经济区的内涵及其特征

所谓经济区，是指在劳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层次和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单元，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交通运输和商品流通为脉络，具有发达的内部经济联系，并在全国经济联系中担负某种专门化职能的地域生产综合体。中原经济区是指以河南省为主体，涵盖周边区域，具有自身特点、优势独特、相对稳定、客观存在、无法依存于其他经济区的区域经济综合，范围涉及7个省，涵盖29个地级市，即河南省全部，河北省的邯郸，山西省的长治、晋城、运城，江苏省的徐州，山东省的菏泽，湖北省的襄樊，安徽省的淮北、阜阳、宿州、亳州。中原经济区总面积29．2万平方公里，区域人口1.7亿左右。改革开放以来，中原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已经具备较好的产业基础。从其自身发展和在全国的地位看，这一区域具有以下特征：

（一）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重要

中原经济区位于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交界，也处于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向内陆推进的要冲，交通优势突出，我国主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第二条亚欧大陆桥都通贯其中，具有承东启西、联南通北的枢纽作用。

（二）自然人文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

中原经济区地处我国暖温带及其向亚热带过渡地带，黄河、淮河、海河、汉水四大流域在此区域流淌，气候宜人，自然景观荟萃。该区域有多种矿产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列，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我国公认的古都就有四个，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丰厚。

（三）劳动力资源充裕，人口压力大

中原经济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该区域用全国约1/32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约1/8的人口，全部劳动力人口超过1.1亿人。丰富的人力资源不仅能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而且为全国输出充足的劳动力。同时，这一地区也存在农村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素质偏低、就业压力大等问题。

（四）农业生产举足轻重，“三农”问题突出

中原经济区是我国有着悠久传统的农业大区，也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全区耕地面积约1．9亿亩，占全国耕地资源的1/10以上，是全国土地耕种强度最高、农副产品供给能力最高的地区，无论粮食生产、还是肉蛋奶产量在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区域的“三农”问题比全国其他地方都显得更加突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比全国其他任何地方也要大得多。

（五）平均发展水平低，工业化、城镇化任务艰巨

中原经济区产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基础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食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人均经济水平、民生水平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

二、构建中原经济区的理论依据

中原经济区属于区域经济发展范畴，其建设必须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现有区域经济学理论看，构建中原经济区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长极理论

该理论认为：区域内的高速增长点能够通过乘数效应扩展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增长极，并产生“虹吸”和“墨渍”双重效应。①通过“墨渍”效应，生产要素将向渗透转移，从而带动和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虹吸”效应，极点会将周边竞争力不强地区的要素吸引过去，从而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增长极的“虹吸”效应通常大于“墨渍”效应。目前我国区域经济板块中，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西等发达经济区域多集中于沿海地区，中原地区较难接受到其经济能量的扩散和辐射。在这种形势下，中原地区只有立足自身的发展，加快培育本区域的增长极，不断增强自身的“虹吸”和“墨渍”效应，才能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形成强强联合、共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二)中心―理论

该理论认为：任何区域系统都是由中心和两个子空间系统组成的，当某些区域的空间聚集形成累积发展之势时，就会获得比其地区强大得多的经济竞争优势，并使能够接受中心经济能量的释放或扩散。②中原地区要发展，就必须注意有效整合和优化内部资源、产业和市场，促使空间上的集聚上升到能量的集聚，强化中心效应，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经济区，进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三）平衡发展理论和不平衡理论

平衡理论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③不平衡理论认为，地区、经济部门或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要解决这种不平衡，只能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通过集中发展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带动关联产业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④平衡发展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属于相对概念，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适用性，大至一个国家，小到局部区域，根据发展需求来灵活应用。中原地区目前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在全国属于发展洼地。构建中原经济区，进一步强化内陆经济战略支撑，完善全国区域经济布局，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发展、共同繁荣，这既是平衡发展理论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

（四）产业集聚理论

该理论认为：生产同类产品和处于相同生产阶段的特定产业的企业、具有直接上下游关联的企业或其他具有紧密联系的相关产业的企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集中。⑤目前中原地区已初步形成涵盖多产业、涉及多领域的“大中小共生”的多类型产业集群。构建中原经济区，就是要充分运用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理论，借助政策引导作用，进一步强化整合资源引导要素流动的能力，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向中原地区集中，不断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五）梯度转移理论

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快的区域创新能力强，处于高梯度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产业和要素将会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转移，从而带动低梯度区域的经济发展。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形成了地区间在产业结构层次上的阶梯状差异。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压力明显加大，加快经济转型、促进产业转移的步伐将会大大加快。作为地处中部的中原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工业发展基础及生产要素低成本，在产业发展的层面上也具有承东启西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原经济区的构建，应当说比较科学地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梯度转移规律。

三、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几点对策建议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起步之年，头绪多、任务重，必须按照《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试行)》的目标要求，突出科学发展、“三化”协调、载体建设、改革开放、改善民生、服务大局等六项原则，着力建设十大支撑体系，勇于创新、持续运作，力争迈出实质性步伐，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深入研究国内外已有区域性规划的成败得失，善于取他人之长，走好捷径

应当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区域协调联动发展上广泛借鉴先行地区经验，将好的做法、举措经筛选论证后移植引入，针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特别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中所面临的难点，提出具体对策建议，制订具备较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尝试，力求在局部和个别领域实现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新突破，以改革创新来解决发展中所遇到的难题。

（二）适时明确中原经济区所涵盖的范围，筹建相关的合作论坛或组织

在中原经济区的谋划争取阶段，有意识地模糊中原经济区范围是极其明智的，可以避免无谓的争论，排除一些，掣肘因素。但一旦中原经济区的范围经国家认可确定，就要尽快行动强化区域间的沟通联系，在不同层面建立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协作机制，尽可能地运用市场手段、依靠民间力量来实现互利共赢发展。河南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主体，要立足长远，看淡一时的得失，对周边合作区进行适当的利益让渡，积极打通出省通道，构建边界经济走廊，争取能在某些重点领域实现深度合作，以坚定信心，形成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强大向心力。

（三）加快中原城市群发展，加速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力

中原经济区作为运用断裂点模型所确定划分出的经济区域，在距离既定的条件下，其空间范围的延伸与拓展取决于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而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多少给人以“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郑州的龙头地位，努力打造郑州都市区；另一方面，要着力做大做强郑州和与之毗邻城市所组成的中原经济区核心区，以城市集群的力量来辐射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同时，要充分发挥河南县域经济基础较好的优势，将一大批有条件的县城打造成具备一定规模的中等城市，实现多点开花，增强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

（四）在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上树立样板

虽然在理论上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可以协调发展，而在现实操作中却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偏颇，如何处理好其中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寻找答案。

（五）加快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中原经济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具备打造交通枢纽、物流中心以及商务中心的优越条件。所以, 我们要充分利用地利优势和现有交通优势, 着力构建战略性运输通道和交通枢纽, 把郑州打造成服务中西部、面向全国、连接国际的现代物流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平先秉,陈礼仁.正确运用增长极理论指导我国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经济研究导刊.2007(10):158.

[2]梁攀科.中心――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29):170.

[3]郭怀亮.论布阿吉尔贝尔的经济平衡发展理论.宁波大学学报.2006(7):91－94.

[4]郭熙保,陈澍.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教学与研究.1998(5):38－39.

第9篇：地区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参考文献]

[1]关天经济区域旅游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0年度)[eb／ol].http：／／xlan-tounsm.com.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09)[eb／ol].htcp：／／shaanxi 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