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精选(九篇)

第1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经济；低水平均衡；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G5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7―0159―06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仍然是严酷的现实，一个我们过去没有足够注意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与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即“经济不发达――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经济不发达”的恶性循环。从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情况看，纵向比较，变化明显，成就显著；横向比较，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从外部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支持情况看，“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强力推进，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东部城市对口帮扶力度的加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这些都主要还是“输血”意义上的效果。要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根本上还是要共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造血”机制。因此，笔者认为：加快教育发展，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就成为共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造血”机制的正确路径。本文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个案对此进行探讨。

一、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分析

1、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模型

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各种研究表明，经济对教育的作用和教育对经济的影响都彰显无遗，教育与经济显然是可以互换的函数关系中的两个变量，即Ec=f[Ed]或Ed=f[Ec](设定Ec表示经济，Ed表示教育。在该函数中，两者互为外生变量或内生变量)。就是说，只有内生变量发生变动才会引起外生变量的变动。问题在于：如果两个变量都处于较低水平，且任一变量都没有明显的变动，两者就会陷入低水平均衡。要打破这个均衡状态并非容易，除非使其中任一内生变量发生较显著的变动，才会使两者的低水平均衡向非均衡发展进而逐步达到更高水平的均衡。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两个变量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内封闭圆圈：(如图1-1)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具有超稳定性，形成了“经济不发达――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经济不发达”的顽固性链条，在两者的相互制约中，哪一变量的大变动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仅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准备，更需要外部的强力介入来改变内生变量从而破解这一内封闭循环。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教育与经济，何为内生变量何为外生变量的设定，在认识上却迥然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或政策主张。笔者赞同以“教育”作为内生变量来进行理论思考和政策选择。

2、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分析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相对不发达，几乎就是欠发达经济的代名词；教育也处于较低层次，“双低”特征十分明显。其教育(民族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与其他地区相同的方面，但也有自身的特殊性。比较而言，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特征更加突出，至少均衡水平总体上要低得多。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到2000年全州430万人口GDP现价总量788，431万元，16个县市有13个贫困县，仅有4个县完成“两基”任务，高教毛入学率不足3％，大专以上学历人才仅占总人口的1.2％，人口受教育年限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及省对该州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但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与全国平均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就其原因，该地区在得到物质支持的同时，没有同时得到可以推动这些物质财富的智力支持；在教育供给不足的同时，本来有限的人力资源又流失比较严重。往往是“孔雀东南飞”；人力资源的大量缺失不可能及早形成优化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

可见，民族地区要摆脱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制约，比其他地区艰难得多。因此，寻求破解教育与经济低水平均衡的路子，才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出路。众多事实说明，资金和物质的直接“输血”，只能救急不能救穷，更不能支撑一个地区的长久发展；只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较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真正为一个地区的长久发展“造血”。而且，在教育与经济这两个变量中，以“经济”作为内生变量要比其他变量复杂得多。为此，变动“教育”成为寻求破解教育与经济低水平均衡的最佳选择。

二、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理论演进及其启示

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外和国内学者都作了大量研究，特别是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提供的理论模型及其定性和定量的分析，都越来越注重量化“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研究。从这些理论的演进，我们不难厘出一条逐步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清晰线索：

1、经济决定论

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起着决定性作用，即对教育目标、办学条件、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以及教育内容和手段均有制约作用。”其立论基础有三：一是经济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不仅为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还为教育创造了客观要求；二是经济发展决定了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内容，不同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对劳动者和经济活动人员就有不同的教育和培训要求；三是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的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受教育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教育资金的规模和投向，还决定着教育的结构和层次。总之，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教育不能超前发展。这是早期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认识，乃至今天都还有影响。

2、教育能动论

该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生产活动是由培养人和创造物质财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构成的，只有“通过教育和训练所培养出来的人(熟练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才是把两个过程联结起来的联结点”。教育对经济的能动作用具体包含：一是教育已成为现代生产的必备条件，在现代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中，脑力劳动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脑力劳动者主要是由教育机构所培养出来的，可以说没有教育作基础，现代化生产与经营是不可想象的；二是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教育可以提高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者素质，可以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加速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并可以提高政府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三是教育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前提，知识经济有赖于大量知识型劳动者。可见，教育发展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这是人们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认识的理性进展。

3、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将人力看作一种资本，将教育看作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过程，对人力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也就是说，一国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才会有更大的生产力。通过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创造，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和收入，进而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的增长。他对美国1929―1957年教育投资收益率作了计算，发现1957年美国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

上述理论的演进给我们诸多启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经济决定论注重经济对教育的物质条件约束，但却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无从找到破阈之门，也为那些不重视教育的地方领导提供了说辞；教育能动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发现了教育的经济价值，是一种理性分析的重大进展，拓展了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视野；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思维路径，即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使教育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提高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形成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就是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日益重视人力资本投入的原因，也对我们寻求破解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具有重大启迪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伟大实践及其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干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继而确定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建构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要优先发展”的中国理论模型，展开了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确立，牢固形成了优先发展教育的强大推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掀开了当今世界上最大教育规模与经济体之间良性互动的伟大进程。中国共产党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伟大实践及其创新主要体现如下：

1、深化了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认识，建构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要优先发展”的中国理论模型

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们的认识阈值一度陷于“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之中，实践中熟先熟后也就摇摆不定；西方学者的研究，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最具价值的工具性方法论，并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党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明确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思路，确立了“经济”的“中心”位置和“教育”的“优先”战略地位，提升了两者的功能性价值层次，强化了两者的互动性及相互作用力度。

2、突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强调了教育通过培养

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并提升“第一生产力”作用来推动经济发展研究表明，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理论层面解决谁先谁后的问题；二是在实践层面解决确定优先发展的变量如何强行突破，从而打破均衡状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确定，就是把“教育”作为内生变量先行变动，并使之为“经济”外生变量的变动服务。这样，不仅解决了教育与经济发展熟先熟后的问题，而且提供了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非均衡战略思路和政策安排。从“科教兴国”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教育的使命更加明确：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即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这为教育优先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从而推进了教育大发展的实践进程，在突出“教育”自身目的性价值的同时，更加清晰了教育对经济的功能性价值特征。

3、对如何优先发展教育。通过发挥我党的政治优势形成强大推力

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难点在于：如何使教育这个内生变量发生聚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一个基本经验：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其中一个经典性例证。实际上，我们党具有动员全社会资源的政治优势。对教育优先发展这个大事，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无疑是强大推力，从恢复“高考”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从义务教育到义教工程、从教育改革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从精英教育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从学校教育到学习型社会，当代中国教育的聚变以及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体系的建构，为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演绎出一条“教育强国”的实证逻辑。十六大以来，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更加强调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至此，我国教育与经济发展已经步入良性互动的新阶段，提升到了新的更高的均衡水平。

四、破解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一个经验性例证

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是从总体上来讲，与我国发达地区比较而言。站在全国的高度来看，这样一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非均衡状态，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破解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就成为国家统筹区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支持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甚至超前发展是政策安排的最佳路径，这是具有“造血”意义上的重要选择。其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取得的良好综合效益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交通、基础设施和大型工程建设从物质基础上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营建了一个有效的长久“造血”机制，比起资金和物质的直接扶贫“输血”重要得多；加快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造就大量人力资源比起硬件设施的建设又要重要得多。从西部民族地区自身发展来看，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推进两者互动达到新的均衡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当地政府及各族人民群众都已逐步认识到必须依靠优先发展教育，培养和造就大量优秀人力资源。强烈的后发内驱动力、原有的自然资源优势，加上中央和全国各地的外部支持，西部各民族地区积极探索，在破解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方面涌现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性例证。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就是其中一个个案样本：

黔东南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大州，是国家少数民族改革开放试验区。全州辖15县1市1省级经济开发区，国土面积3.0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38.5万，少数民族人口占86.6l％，是全国30个自治州 中人口最多和少数民族人口绝对数最多的自治州，是全世界苗族和侗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苗族、侗族总人口达到314万，占全州总人口的72％，其中，苗族人口180.53万，占全国苗族人口的21.9％；侗族人口138.9万.占全国侗族人口的46.92％。黔东南也是典型的资源大州。全州森林覆盖率达53％，是全国28个集体重点林区之一，素有“森林之州”、“绿色宝库”、“中药材王国”之称；能源特别是水力资源十分丰富，是国家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之一；“原始的自然生态、原生的民族文化、原貌的历史遗存”，铸就了黔东南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特色，被世界乡土文化组织评为世界十大“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加上“黎平会议”会址等红色旅游资源，被国家和贵州省确定为优先发展的重点旅游区。但是，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制约，黔东南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特征甚为明显：经济欠发达――教育落后――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程度低(高层次人才匮乏)――经济欠发达。

2000年以来，黔东南州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契机 加快了以交通和教育为重点的全面开发和建设，在以教育为重点的开发建设方面，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州，战略，加大“两基”攻坚力度，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步伐，创办本科学院。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举全州之力发展教育的政治优势，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强力推进教育实现了跨越发展。一是到2005年底，全州16个县市全部实现“两基”攻坚目标，为此，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称赞贵州教育创造“人间奇迹”。如今，在该州农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最美的环境是校园，最受尊敬的人是教师。二是在全州中小学实现了现代远程教育。2003年中央确定黔东南州为全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试验地区，这一项目的成功实施，给基础教育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能够利用国内先进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其影响十分深远。三是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到2005年底，全州高中由2000年的25所增加到42所，在校生有由22，402人增加到62，254人，高中入学率提高到30％左右，6所高中成为州级示范中学、4所高中进入省级示范学校。四是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在全州快速发展职业中学，重点扶持了一批职业中专和技工学校，整合教育资源，合并四所中专组建了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达到2所，初步形成了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加快了技能型人才培养步伐，适应了市场发展需要。五是成功创办了第一所本科学院――凯里学院。凯里学院的成功创办，对造就大量优秀人力资源和培养低流动性的高素质人才意义十分重大。与此同时，黔东南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快速增长，形成了教育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新局面，冲破了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陷阱，正向新的均衡水平迈进。

五、结 语

上述个案只是众多实例中的一个经验性例证，但也足以说明破解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效果。无论是教育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展，或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伟大实践及创新，都特别强调变动“教育”这个内生变量及提升其功能性价值。因此，强力支持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造就支撑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推动其教育与经济发展提高到新的更高的均衡水平，是共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造血”机制的正确政策选择，也是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的基本要求。

第2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 主成分分析 不平衡

各地区经济发展受该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人口素质，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地区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地区从贫困、落后的状态向经济及社会生活现代化发展的过程。

受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三十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针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国家相继制定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中部地区崛起以及支持东部地区经济开放等战略。为了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近年来国家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了细化和调整，成立多个部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定不同的战略目标、功能和任务。

在国家政策支持及地方政府不断努力下，2008年上半年我国西部、中部、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均超过了东部地区。但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雄厚、经济基数大，相比其他地区仍具有很大的优势。具体到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同样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综合评价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建立一套综合指标体系，采用2009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相应指标样本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经济发展综合排名。

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依照指标能客观、系统、全面反映地区经发展水平的原则，结合具体研究的问题，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如下指标：X1-地区生产总值（亿元）；X2-地区工业总产值（亿元）；X3-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4-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X5-地方财政收入（亿元）；X6-地区进出口总额（万美元）；X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8-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10-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评价方法简介

主成分分析是由Hotlling于1933提出的，该方法设法将原来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几个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指标，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从中可取几个较少的综合指标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来指标的信息。新指标变量数量较少并且相互无关，保持了原指标变量的主要信息量。这种方法有很多优势:一是消除了评价指标样本之间的相关关系；二是提取的主成分保持了原指标的主要信息，减少工作量；三是分析过程客观生成指标权重，能够区分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

3、评价过程

首先用SPSS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通过计算指标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各特征值的贡献率，最终得到方差贡献分析表，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前三个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达到93.95%，这表明前三个因子可以反映出全部信息的93.95%以上，因此取前三个因子作为主成分。计算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并根据得分系数据矩阵计算各指标主成分系数，见表3:

根据系数矩阵得到主成分表达式:

F1=0.057ZX1+0.055ZX2+0.046ZX3+0.057ZX4+0.058ZX5+0.053ZX6+0.045ZX7+0.042ZX8-0.034ZX9-0.03ZX10

F2=0.135ZX1+0.165ZX2+0.215ZX3+0.121ZX4+0.033ZX5-0.025ZX6-0.19ZX7-0.178ZX8+0.277ZX9+0.286ZX10

F3=-0.1ZX1-0.057ZX2-0.202ZX3-0.101ZX4+0.115ZX5+0.141ZX6+0.388ZX7+0.425ZX8+0.374ZX9+0.431ZX10

根据个主成分表达式计算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4、结论及建议

从计算得到的得分及最终排名情况可以看出，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得分较高、排名靠前的都是东部地区的一些省份、直辖市，而西部地区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都是得分较低，排名靠后的地区。这个结果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情况，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形势。

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有了明显的提高，经济增速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还很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很突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市场化程度，特别是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方面的差距仍在拉大；很多地区高增长速度是以破坏环境、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达到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一些落后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主动、积极的寻求高效的发展模式，而是被动的依赖国家支持、政策倾斜，这种情况下，地区的经济发展很难达到较好的水平。

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及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中部地区崛起以及支持东部地区经济开放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特点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细化和调整，使其更有效地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给予不同的政策倾斜及技术支持，引导不同地区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加速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政府相关部门应完善应完善各项扶持政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便为中西部吸引更多的投资。

第三，加大投资，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足，导致地方缺乏足够财力，无法提供良好便捷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难以改善，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中央及地方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西部地区从卫生、交通、能源、水利、机场、油气管道等各个方面有较大提高，改善投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投资并更好地实现产业升级。

第四，教育是影响各地区及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水平在各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要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就必须缩小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水平的差距。首先应该做到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实现公共教育资源的和谐共享。其次是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统筹规划学校布局，推进高校标准化建设。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呈双重集中之势：一是高校向东部沿海集中分布；二是高校向中心城市集中分布。高校布局失衡制约教育公平。再次新增高校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倾斜，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鼓励各高等学校扩招的增量部分，主要向人口大省和欠发达地区倾斜，以利于不同群体获得大致相同的教育机会和进行公平竞争。最后健全国家资助制度，扶助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完成高等教育学业。加大对贫困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资助力度，保障贫困家庭子女公平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权利。

第五，完善中西部地区各种保障制度，提供优惠政策，为中西部引进优秀人才，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衡，但是如果让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持续拉大，区域间长期不协调发展，必将对整个国家和谐、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并采取一定的有效措施，解决差距拉大的问题，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实现全国整体和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 衷克定．数据统计分析与实践[M]．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社，2005

[3] 唐晓东．中国城市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J]. 生产力研究，2006,7

[4] 胡少维．2009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分析

第3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关键词：中部地区；湖北；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促进实体经济稳健高效、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经济总量和规模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围绕着实现“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从“规模速度至上”全面转向“质量效益优先”、从传统的以劳动和资本要素驱动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的创新驱动。目前，我国工业经济正处于“扩能增效提质”的加速扩张期，提高发展质量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指挥棒”，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基础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用三大变革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已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评价体系的构建思路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任保平和李禹墨（2018）提出与高速增长相比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内涵，包括五个方面的高质量，分别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并提出新时代下我国经济从“突飞猛进”转向“稳中求进”的四大路径。[1](p105-113)钞小静和薛志欣（2018）认为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和发展效率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仍有约束，应通过三维创新驱动、结构再平衡支撑和发展效率提升三个维度不断形成新推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p105-113)金碚（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性，因此必须权衡各个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创新引领供给侧改革，制定全面性的发展战略以达到多维目标合一的目的。[3](p12-22)徐瑞慧（2018）从增长基本面、社会维度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构建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并运用1980—2017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指标呈上升趋势并表现出短期的波动性，在2015年后显著提升，从数量上支持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4](p5-18)孟祥兰和邢茂源（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具体表现为经济、创新、绿色、协调和民生发展五个方面，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湖北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加权因子分析法对湖北省16个市州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揭示了湖北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的问题。[5](p36-45)罗良文和赵凡（2019）选取2005—2016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数据，采用静态集聚系数、动态集聚系数和产业梯度系数等研究方法，对区域内34个工业行业的转移和集聚状况进行计算，比较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工业发展现状并分析其发展瓶颈，提出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长江经济带工业布局优化的对策建议。[6](p27-36)由此可见，自“高质量发展”理念提出以来，学者们的研究已逐渐从理论层面发展到实证层面。

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并结合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具体内容，构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本文在充分借鉴以往学者们关于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和工业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典型性与相关性、可行性与客观性的原则，构建“一个体系、三个方面”的评价结构。一个体系，即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三个方面，即发展质量、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如图1所示。

2.具体指标的构建。

本文分别从发展质量、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三个方面，构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从而形成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的评价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

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即工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包括工业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协调性、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性、与人民群众需求的协调性等，客观上反映当前工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在选择具体指标时，“要从原来主要考核经济增长速度、规模等数量指标转向考核全要素生产率、税收贡献、就业、利润等经济发展质量指标”，避免增长率等随着资本积累逐渐趋于稳定的指标。

工业经济运行效率：即工业经济运行的有效性，指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在工业方面的配置能力，资源的投入产出水平，反映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在选择具体指标时考虑资产、资源等的投入产出效率、资产周转率等指标。

工业企业创新能力：即工业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情况，反映工业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情况。在选择具体指标时，考虑科研人员、科研经费、专利申请和新产品经济效益等因素。

然而，由于一些数据无法获取，一些预设的指标也无法实现，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还应包括工业拥有的全国著名品牌数占全国数量的比重以反映各地区工业在全国领先企业中的影响力、工业企业实际缴纳税金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以反映各地区工业的税收贡献等。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依据指标构建的原则及思路，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时选用的高频指标，初步构建的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指标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1.指标筛选方法。

实践中，科研工作者要处理的数据维度通常都很高，因此就面临着如何降低数据维度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Kruskal发现高维数据具有聚类性并成功映射到低维空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此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开创性地提出或优化了许多处理方法。本文选择集对分析理论与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相结合的平均影响值算法进行指标筛选，通过模仿大脑神经元的结构及思维处理方式等大脑功能，实现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的网络拟合，提高客观性。流程图如图2所示。

2.权重确定方法。

通常研究可采用主观、客观及两者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本文选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具备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融合的双重优点，因而系统性较强，适用范围相对较广。该方法符合人类决策的思维逻辑，即分解、判断和综合，将决策目标逐层分解、将每层目标的决策要素进行两两比较，然后按照相对重要性对各要素进行总排序。在实际操作中，层次分析法需要分五步进行，即：分解目标层次、构造两两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层次单排序、层次总排序。

利用各指标的标准差Sx来表示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各评价指标权重的判断矩阵pagenumber_ebook=59，pagenumber_book=58可以按照公式（1）求得：

pagenumber_ebook=60，pagenumber_book=59

其中Smax是各指标标准差Si的最大值、Smin是各指标标准差Si的最小值；相对重要性程度参数bm=min[9，int(Smax÷Smin+0.5)]，min为取函数，int为取整数。

由公式（1）构造的判断矩阵不一定满足需要，因此就有必要进行一致性检验，通常通过计算一致性比例即CR进行。当CR小于0.10时，表明判断矩阵的不一致性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否则就无法使用此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重，而是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修正。CR的计算公式如下：

若通过公式（1）构造的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那么它的最大特征值λmax对应的特征向量为W=(w1，……，wn)T，则bij=wi/wj，wi即为各指标的权重。

3.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计算。

经指标筛选和权重确定步骤后，初步构建形成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把各指标的权重值wi与其正向化及归一化处理后的数值pagenumber_ebook=60，pagenumber_book=59相乘得到加权评价值，然后累加得到各子系统的评价值Yj，如公式（4）所示；再将各子系统的权重值wj与指标值Yj相乘并累加，可得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Z，如公式（5）所示，其值越大，说明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

三、湖北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及中部六省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自2009年到2017年的统计数据对湖北省整体的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纵向评价，并运用2017年中部六省的统计数据对六个省份的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分析。

（一）湖北省2009—2017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本部分选择2009年以后的统计数据对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纵向评价。为了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可比性和准确性，本文的基础数据均来自评价期内《中国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全部工业企业的官方数据较少，因此，选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作为替代。2009年至2017年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如表4所示。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包含一些反向指标，即这些指标与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呈反向变化关系，为了使计算结果保持一致，本文对这些反向指标采取用该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和与自身相减的方式进行处理。

通过集对分析与人工神经网络相结合的平均影响值算法筛选指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得到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以归一化处理后的指标数值为基础，可计算出湖北省2009—2017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如表4和图3所示。

对湖北省2009—2017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由表4和图3可知，评价期内最大值为2016年的0.6668。其中2009—2013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迅速提高，2014年略有下降，2015年进一步降低，2016年提升幅度较大，2017年又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运行效率水平波动较大。发展质量方面，评价期内整体呈现为上升状态，2014年和2015年虽有所降低但2016年上升幅度较大并超过以前年份最高点，评价期内最大值为2016年的0.8336。运行效率方面，评价期内自2012年起基本呈现为持续下降的状态，评价期内最大值为2012年的0.8102。创新能力方面，评价期内呈现为逐年提升的状态，最大值为2017年的0.9039，是2009年的23倍。

（二）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比较分析。

本部分主要是比较分析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发现湖北省与其他省份之间的差距。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各个省份的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反向指标处理方法、数据归一化处理方法、指标筛选方法和权重确定方法均与上节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保持一致。

以归一化处理后中部六省的指标数值为基础，计算出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排名如表7所示。

对中部六省2017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由表6和表7可知，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依次是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和山西省。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比第一名湖南省低0.0722。发展质量方面，中部六省排名依次是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和山西省，湖北省比第一名河南省低0.0800。运行效率方面，中部六省排名依次是湖南省、江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和山西省，湖北省比第一名湖南省低0.0691，仅比第四名安徽省高0.0460。创新能力方面，中部六省排名依次是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山西省和江西省，比第一名湖南省低0.1535，差距明显。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部分利用湖北省2009—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适合湖北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纵向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中部六省2017年的截面数据构建了适合中部六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横向比较分析的指标体系。两次指标筛选后的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在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回顾自身发展历程，总结发展经验与不足，与中部其他省份比较，需关注的重点问题如下。

1.发展质量。

从共性指标来看，湖北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在评价期内逐年上升，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二位，比第一名河南省低3.19个百分点；工业产品省级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率在评价期内下降明显，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二位，比第一名山西省高2.23个百分点；万元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在评价期内逐年降低，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一位；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在评价期内逐年降低，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三名，比第一名湖南省高0.4542吨/万元，比第二名河南省高0.2000吨/万元。

从非共性指标来看：湖北省与自身相比，评价期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主营业务收入逐年提升；工业企业亏损面波动下降；就业弹性自2015年起即为负数且绝对值越来越大，表现为对就业的“挤出效应”；产品销售率稳定在97.00%左右，但2013年及以前年份高于97.00%，2014—2017年低于97.00%。湖北省与中部其他五个省份相比，资产负债率排名第四，比第一名河南省高5.57个百分点；出口比例排名第五，比第一名山西省低3.19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排名第三，比第一名山西省低4.40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排名第三，比第一名江西省低1.26个百分点；万元工业增加值固体废物排放量排名第二，比第一名湖南省高0.2182吨/万元；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排名第四，不足60.00%，比第一名安徽省低28.86个百分点。

综上，发展质量方面，湖北省工业经济体量逐年增大，但与河南省的差距还比较大；产品质量不断优化，销售率稳定，但仍有提升空间；盈利能力逐年提升，亏损企业占比下降，但成本过高、利润率不占优势；就业弹性逐年下降，劳动生产率提升；绿色发展方面表现相对较好，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量逐年降低，但废水排放量有待进一步减少，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与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

2.运行效率。

从共性指标来看，评价期内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自2013年起逐年下降，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四位，比第一名江西省低5.5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本保值增值率波动较大，自2012年起总体上呈现为逐年下降的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五位，比第一名山西省低0.120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职工薪酬贡献率相对比较稳定，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基本呈现为逐年上升的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2009—2014年呈现为逐年上升的状态，2015—2017年有小幅波动，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五位，比第一名江西省低4.264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波动较大，自2013年起基本呈现为逐年下降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五位，比第一名江西省低8.19%。

从非共性指标来看，湖北省与自身相比，流动资产周转率2009—2014年逐年提高，2015—2017年逐年下降；与中部其他五个省份相比，工业增加值率排名第二，比第一名山西省低2.16个百分点。

综上，湖北省工业经济运行效率整体表现欠佳，无论是资产周转率还是资产收益率，均位于中部六省中下水平。

3.创新能力。

从共性指标来看，评价期内湖北省高新制造企业规模基本呈现为逐年上升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二位，比第一名湖南省低26.45个百分点；R&D人员比重呈现为逐年上升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二位，比第一名安徽省低0.62个百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基本呈现为逐年上升状态，2017年居中部六省第二位，比第一名湖南省低0.10个百分点。

从非共性指标来看，湖北省与自身相比，有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新产品销售收入率、新产品开发经济效益均表现为逐年上升的状态；企业平均R&D经费支出2009—2012年逐年上升，2013—2017年逐年下降。湖北省与中部其他五个省份相比专利授权增长率排名第一，且领先第二名河南省3.10个百分点。

综上，湖北省高新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创新投入逐步提高，但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必须下足功夫才能不被标兵比下去、不被追兵赶上来。

（二）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工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在2020年世界新冠疫情后国家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的背景下，稳增长、快转型、高质量仍是新时代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优化工业企业发展环境，工业企业必须不断补齐短板提升自身发展能力，着力推动三大变革，才能加快湖北速度向湖北质量转变，促进湖北省工业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

1.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着力降低企业成本。

招商引资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效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重要的前提条件。良好的营商环境能辐射到该区域内的所有经济体，被共同享有，最大程度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应充分发挥在要素转换、资源整合上的特长，重建要素比较优势，为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加快完善制度体系，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制定和落实企业减负政策，降低企业成本，吸引更多资本进入。一是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搭建各类政府公共服务平台；设立制度性交易成本专项基金，有效发挥交易制度调节作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置补助条件，给予符合标准的企业以适当的补助；全面清理“红顶中介”，引进国内知名中介机构，增加同一地区同类型的中介数量。二是降低税费成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的减、免、退税政策，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释放企业经营活力。三是降低融资成本。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规范金融机构融资服务收费，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四是降低物流成本。完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加快建成水、陆、空无缝衔接的多式联运，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五是降低要素成本。规范电价、降低水价、降低用地成本，降低“人”的用工成本，依据国家降低社会保险缴纳基准及比例的政策，在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情况下合理降低人工成本。

2.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加快发展高端制造。

湖北省应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加强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加快培育和发展高端制造业，形成一批高附加值、高技术、低排放、低污染、竞争力强的高端制造业企业，推动湖北工业化进程进入高级阶段，突破制造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困境，抢占新一轮工业经济制高点。一是做好顶层设计。结合产业发展现状，参考国家产业发展时序和政策导向，找准湖北省高端制造业的主攻方向，制定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支持政策，形成对重点产业引导和激励的政策导向。二是落实核心要素。人才方面，重视人才落户及补贴问题，提供良好的就业和发展环境，通过人才计划为企业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加强宣传，提高企业和个人的产权保护意识，形成“创新者充分享受创新回报”的良好氛围；金融支持方面，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指导，搭建相关融资平台投放研发奖励和产业扶持资金。三是推进自主创新。充分发挥湖北省的科教优势，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落实万企万亿技术改造任务，攻克关键技术难题，掌握核心科技，加快成果转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产业培育壮大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企业自主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组织开展国内外技术创新先进企业交流合作的活动，通过“拿来主义”吸收提高，走特色创新之路。

3.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推进工业绿色发展。

现阶段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日益严峻，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主流趋势，对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湖北省应认真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推动工业经济低碳循环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一是推动技术改造，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充分利用工业转型升级、绿色信贷等资金渠道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继续保持自身技术优势，始终高度重视工业绿色技术积累，革新工业绿色生产技术，提升核心驱动力；加强对用水大户的监督，落实节约用水和水处理等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减少废水排放量并加强水的循环利用。二是提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根据园区内固体废物的特点，在工业园区引进具有相应处理能力的企业，争取做到一般固体废物不出园区。三是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做好生态保护的宣传工作，普及《环保法》等基本法律知识，强化企业的环保意识和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如实向社会公开污染物的产生和处理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加强工业绿色发展政策供给。出台相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和指导意见，明确发展重点任务，全方位、多角度给予政策支持，降低企业绿色发展的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拓展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盈利空间，提升工业企业降低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4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学术界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差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中,多数是基于省级行政单元数据[12-14],这主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省市区均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全国各区域层次中,省级层次的利益冲突最为明显[15]。因此,本文在借鉴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对1990—2002年大陆31个省市区的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特征及变化作了定量研究,试图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规律,阐释影响旅游空间差异的因素,提出缩小地区差异,协调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对策。

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测度,总是基于一定的指标,且指标能够衡量各区域旅游经济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用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但指标的选定首先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区域间的可比性。本文选取旅游外汇收入作为我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的衡量指标,旅游总收入作为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分异性的衡量指标,主要原因是基于我国国际旅游统计指标体系相对比较完善[16],各省市区对旅游外汇收入的统计时间较早且统计口径较为一致,保证指标的可比性和延续性。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发展的思路是优先发展国际旅游,旅游外汇收入一直是我国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故旅游外汇收入能较好地反映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和各省市区旅游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而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由于某些年份统计资料不全和口径不一致,数据相差较大,如北京市和上海市在1996年国内旅游收入分别统计为359亿元和11.6亿元①,两市间数据缺乏可比性,因而在分析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中未采用,在本文中旅游总收入主要用于分析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性。本文用来分析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1—2003)、中国旅游年鉴(2003)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区域经济的差异程度可以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个方面来反映。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水平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一个比值,没有量纲,因而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14],因而应根据研究目的和对象,选择相应的测度方法,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水平,多数情况下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同时考虑。

2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2.1省际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变化态势

本文以旅游外汇收入作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测度的总体指标,测度1990—2002年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相对差异呈缓慢下降趋势,但有一定的波动性。1990—2002年,反映绝对差异的标准差从1990年的176.79增加到2002年的1,053.81,增长了496.08%,年平均增长38.16%,然而,表现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从1990的2.131下降到2002年的1.763,仅在1991年、1994年和1998年呈现出略微上升趋势,表明省际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上述转变与我国各省市区旅游业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随着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各地政府纷纷加大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全国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各地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条件等因素不同,导致旅游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速度不一致,区域旅游经济总量的差距反而拉大,从而出现相对差异逐渐缩小,绝对差异却越来越大的格局。

2.2省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

展示了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总体轮廓,同时,通过对比各省市区旅游外汇收入与全国平均旅游外汇收入的比率,可以分析出1990—2002年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沿海地区的广东、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和北京等东部经济发达省区与全国其它省区,尤其是与西部的、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之间的旅游经济绝对差异的扩大。全国除广东、四川、新疆的比率基本保持不变,北京、广西、海南的比率呈下降趋势以外,大部分省市区的比率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这说明我国大部分省市区与旅游经济相对发达省市区的相对差异有缩小趋势。显示中国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仍然较大。全国各省市区的旅游外汇收入仅有少数几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90年的广东、北京、上海、福建4个省市增加到2002年的6个省市,新添了江苏省和浙江省,2002年这6个省市的旅游外汇收入约占全国的73%。比率低于10%的省市区从1991年的10个减少到2002年的4个,这说明各省区较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旅游相对差异逐渐缩小,但西部地区仍是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2002年比率低于10%的4个地区全部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它们是、甘肃、青海和宁夏。1991年比率最高的广东省与比率最低的宁夏自治区相差为8.926②,2002年比率相差最大的仍然是广东和宁夏,两者相差8.514,变异系数没有多大变化。其中,上升和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上海市和北京市,变化比率分别为-2.720和1.033。

2.3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规律

旅游业占GDP的比重是反映地区旅游产业地位的重要

指标。2002年,以全国31个省级单元计算,全国旅游总收入即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之和约占各省市区GDP之和的9.5%,每个省市区的旅游经济贡献率③平均应为3.2%,以这2个数据为基准,各省市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地位被划分为6个层次。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比重反映本省市区旅游业在全国旅游业中的地位,即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图1的纵坐标),分别为高(高于4.7%)、较高(3.8%—4.7%)、相当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2.8%—3.7%)、较低(1.8%—2.7%)、低(0.8%—1.7%)、很低(低于0.8%)。各省市区旅游总收入在本地区GDP中的比重反映旅游业在本省市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图2中的横坐标),分别为高(高于12.5%)、较高(10.6%—12.5%)、相当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8.6%—10.5%)、较低(6.6%—8.5%)、低(4.6%—6.5%)、很低(低于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区数远远多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个数,这说明我国旅游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旅游产业的总体地位不突出,全国旅游业的总体发展更多地受少数旅游经济发达省区的高水平发展带动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严重。

大多数省市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本省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水平有一定偏差。仅有分布在中分线上的8个省市区,旅游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一致,但两极分化严重,如北京、上海两市在2002年的旅游贡献率分别为10.6%、9.8%,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旅游总收入分别占GDP的37.0%和20.3%,可见旅游业在两市发展水平高和重要性大。相反,甘肃、宁夏、青海、山西、吉林、新疆6个省区的旅游贡献率之和仅有3.5%,旅游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地位都低。处于中分线上半部的省市区,旅游业在全国旅游经济中的地位要大于其在本省国民经济中作用。这类区域的国民经济水平比较发达,多数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相对而言,旅游业在地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突出,即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不相匹配。如山东省的旅游总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为5.5%(全国平均水平为3.2%),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只占本省GDP的5.8%(全国平均水平为9.5%),旅游业的产业地位低。处于中分线下半部的省市区,旅游产业地位要高于本省旅游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省市区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且经济总体发展速度相对较低,因而各省市区充分利用本区域独特而优秀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带动和加快本省经济的发展。如比较典型的海南省和云南省,两省旅游总收入占全国的比例都低于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仅为0.85%,但旅游业在两省经济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分别占本省GDP的15.8%和12.8%,在全国位列第4位和第5位。上述研究表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在区域上具有一定的分异性。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意味着旅游产业地位一定高;旅游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旅游业也有可能成为本区域的支柱产业,而目前“全国有24个省市区将旅游业确定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龙头产业和先导产业”[17],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但一些区域没有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提出将旅游业作为支柱或先导产业发展是不现实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3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3.1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特别是高级别的旅游资源是吸引国外游客、发展入境旅游的物质基础[18]。我国幅员辽阔,主要旅游资源地域差异比较明显,空间分布不均匀,虽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旅游资源的重要性有可能下降,但其仍是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和造成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重要基础,旅游资源禀赋的空间差异对地区旅游产业的竞争力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从全国角度来看,旅游资源总体质量是南方优于北方,以华东地区最为突出,次为华北地区,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省区、长江中下游的中部省区及黄河中下游,这些省区旅游资源种类多、数量大、丰度高、地域组合好,是我国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地区和旅游外汇收入的重要基地[19,20]。

3.2基础设施

交通、邮电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旅游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其中旅游交通尤为重要,发达的旅游交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本地区不利的区位条件,增强旅游景区点的可进入性和吸引力,从而扩大客源市场规模,优化客源市场结构。由于铁路和公路是我国最主要的交通载体,其中,公路的评价主要考虑对旅游者具有重要意义的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这里以两者的密度(长度/面积)为主要依据来评价交通条件。通过计算发现,2002年,区域内部交通设施水平仍表现为明显的东、中、西地带间差距,京津沪3市交通设施最佳,其次是如广东、山东、浙江、江苏和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而相对于东部而言,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除宁夏尚好外,普遍较差,若将各省市区的交通密度与旅游外汇收入进行对比,二者的区域差异曲线具有较强的吻合性,表现为交通条件与旅游经济水平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3.3区位因素

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来看,区位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是发展地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因素[21],它既影响到本区域对游客的吸引力,又影响游客进入的可达性。陆大道先生根据各省市区(省区以省会城市代表)到最近的枢纽海港的距离以及到香港、上海和北京3个主要经济中心的相对距离,对各地区区位条件进行了评价,现阶段区位条件最好的5个省份是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河北列于其后,海南、辽宁和广西的区位条件在沿海省份中是相对较差,但仍优于内地省份,西南和西北各省区区位条件总体上都比较差[22],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区位条件现状总体上比较一致,同样通过相关分析,旅游市场的实际占有率与资源、区位潜力相当,且区位因素的边际效率大于资源丰度[23]。

3.4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变动状况对经济增长和各产业的发展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三次产业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高于东部地区,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又低于东部地区,虽然西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调整,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但是从绝对数字和相对速度而言,都与东部维持着比较大的差距,并且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发展在指标上明显处于劣势[11]。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它的发展需要其他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商业、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支持,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较发达的工业基础增强了对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的投资能力,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化了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业发展,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由于不利的区位条件和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旅游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的发展受到经济基础和产业规模的限制,从而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逐渐拉大。因此,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发展阶段的差异,是构成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4对策分析

第5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关键词：聚类分析；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指标；十二盟市；地域差异

1.引言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边疆，位于北纬37°24′至53°23′，东经 97°12′至126°04′之间，由东北向西南斜伸，呈狭长形，东西直线距离2400公里（km），南北跨度1700公里（km），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km2），占全国总面积的12.3%，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列第三位。东南西与8省区毗邻，北与蒙古国、俄罗斯接壤，国境线长4200公里（km）。

内蒙古自治区现设有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赤峰市、鄂尔多斯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近些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由于自然条件、区位差异、资源禀赋和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内蒙古十二盟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

2.内蒙古经济水平现状

近年来全区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都大幅度提高，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明显提高。内蒙古GDP增速继续保持自2002年以来连续7年全国第一，人均GDP跃居全国第8位，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达4638美元。《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7―2008）蓝皮书》显示，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居全国第10位，西部各省区市第1位，其中产业经济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环境发展竞争力以及宏观经济竞争力等4项二级指标居全国前列。

3.聚类分析方法简介

3.1.聚类分析方法概念

聚类分析方法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一名多元统计分类法，它是研究多要素事物分类问题的数量方法，可避免传统分类法的主观性和任意性的特点。聚类分析是定量研究地理事物分类问题和分区问题的重要方法，是根据地理变量（或指标或样品）的属性和特征的相似性、亲疏程度，用数学的方法定量的确定地理变量（或指标或样品）的亲疏关系，并按这种亲疏关系程度对站点（或样品）进行聚类，把它们逐步地分型划类，最后得到一个能反映个体或站点之间、群体之间亲疏关系的分类系统。

3.2.聚类分析方法步骤

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搜集在聚类系统中，首先我们要找出一批地理数据或指标和能度量这些数据或指标之间相似程度的统计量。这些数据或指标往往来源于五个方面：野外调查，定位或半定位观测，从地形图、航片、卫片上提取地理信息以及从有关部门收集观测或统计资料。

4.聚类分析

4.1.指标选取及数据的搜集整理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参考有关研究，在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下，选取以下指标作为聚类分析的基础指标。

4.2.数据的分析处理

应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13.0 for Windows 中的系统聚类过程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对表3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系统聚类法（分层聚类法）是聚类分析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方法。

4.3.聚类分析结果

为了更加明显地体现十二盟市的经济差异，更准确地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定位，以便找出差距，分析原因。根据聚类谱系图，并结合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可把自治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由强到弱分为五类（即取标尺距离为7时）：第一类，包头地区；第二类，鄂尔多斯地区；第三类，呼和浩特地区；第四类，呼伦贝尔、通辽、赤峰地区；第五类，锡林郭勒、巴彦淖尔、乌兰察布、兴安盟、阿拉善和乌海等地区。但是结合聚类谱系图和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也可把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三类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地区）；经济发展一般地区（呼伦贝尔、通辽、赤峰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锡林郭勒、巴彦淖尔、乌兰察布、兴安盟、阿拉善和乌海等地区）。为了更好地了解自治区的经济水平差异状况，我们按区域进行分类，即用上面的第二种分类方式把内蒙古十二盟市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三类，如表所示：

5.结果分析及其发展对策

为了明显地体现内蒙古十二盟市的经济差距，准确地划分各盟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系统的聚类分析得到聚类谱系图，同时结合内蒙古经济的实际情况，可以把十二个盟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底划分为3类：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一般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

第6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定量分析；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3-0031-01

一、背景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持续运行良好，但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明显，这一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现实，也是政府决策者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都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Friedman[1]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始终存在而且正逐步扩大；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发现：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经过区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后缩小的发展过程。[2]覃成林[3]的研究结果显示，1970~1980年，中国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1990 年后，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绝对差异扩大的速度大于相对差异。伍世代[4]分析了东南沿海地区55个地区市的经济发展数据后认为1995~2005年东南沿海三大地区内部经济差异水平分布层次不齐，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任建军[5]从GDP、人均GDP 和城乡居民三个层面对四大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主成分分析法的分析过程

（一）评价指标设计

本文共选取了辽宁省1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2011》、《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2011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参考现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合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自身情况，选取生产总值（X1）、人均生产总值（X2）、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产值比值（X3）、固定资产投资（X4）、外商直接投资（X5）、在岗职工平均工资（X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7）、农民人均收入（X8）、非农人口比重（X9）、人均粮食产量（X10）、在校高中生数（X11）等11项经济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6]

（二）实证测评过程

为消除指标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别，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指标数据标准化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数据，运用SPSS软件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如表1。

通过表1可知，共提取两个特征值均大于1的主成分，且前两个主成份的累积贡献率达85.959%，反映出提取两个主成分是可以基本反映所选取的11个经济指标的信息,可以用2个新变量来代替原来的11个变量。

用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根开平方根，求出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从而得到主成份得分。用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可得综合得分模型中每个指标的权重，进而建立主成分综合得分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F=0.107X1+0.087X2+0.073X3+0.106X4+0.101X5+0.099

X6+0.104X7+0.091X8 -0.07X9-0.034 X10+0.094 X11

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得到综合主成分得分，通过按大小对其进行排序，即可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比较评价，见表2。

三、聚类分析法分析过程

本文把原始基础数据标准化后提取的2个主成分得分，看成是反映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两个指标，采用组间联接法，以欧氏距离平方算法为度量标准，通过spss软件对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合理的区域划分。为了更加直观、清晰的了解聚类分析的，根据得到的树形图，绘制了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布图。

四、结论

本文基于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1年11个基础经济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部分地区经济发展非常突出。在聚类分析过程中，若将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两类，沈阳市和大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单独是一类，而辽宁省其他所有区域为另一类。在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表中，沈阳市和大连市的综合得分遥遥领先，在仅有的三个正数得分中，他们的得分是第三名鞍山市的5倍多。

二是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分明，出现显著的断层现象。引入计算变异系数的方法，来检测分类数据的组内相对变化情况，计算可得第一类和第三类综合评分的变异系数分别为9.04%和6.29%，均未超过10%,相对变化程度很小；第四类和第五类的综合得分变异系数分别为37.0%和24.6%，相对变化也不大。在聚类分析结果中，只有第二类只有鞍山市，其他类别的区域则分布比较均匀，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前后相对差距太大，出现了断层现象。

三是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分布不均。从整体上看，辽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辽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沿海地区，大连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枝独秀，营口市、本溪市和丹东市的情况也比较理想，而葫芦岛市和锦州市的明显滞后。沈阳 “一小时经济圈”内，鞍山市、营口市、抚顺市、铁岭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本溪市、阜新市和辽阳市经济发展明显落后。

2011年12月辽宁省经济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指出辽宁省2011年度地区生产总值将超过2万亿元，增速有望达到12%。在过去的十年中，辽宁省经济连续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自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辽宁省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总量扩张呈加速态势。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核心-理论”是区域经济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区域发展理论，他们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总是从一些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进而影响并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最终到达实现整个区域的稳步发展。2009年和2010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分析结果来看，沈阳市和大连市的区域经济核心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但其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太明显，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何强化沈阳市和大连市的核心地位，释放其经济辐射能力和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将是“十二五”期间辽宁省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 Friedman E. Maoism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poor[J]. World Politics,1987.39(3):408～428.

[2] 马国霞，徐勇，田玉军.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的空间分析[J].地理研究，2007，26（3）590~598.

[3] 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与分异研究[J].人文地理.2004，19（3）：36~40.

[4] 伍世代，王强. 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差异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08,36（2）：123~134.

第7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金融发展；非协调发展；对策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比较落后，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共同要求。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一些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我们暂且放下，仅从经济与金融也发展的关系来看，目前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限制了其金融业的发展，而金融业的水平也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进步。这种非协调发展的关系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找到一定的解决对策。

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

1、总体水平。与全国各地区比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低。以近年来的人均GDP水平为例，除了青海海西、新疆昌吉和博尔塔拉三个地区外，其他的民族地区GDP水平均在全国水平线以下，其中最低的青海临夏只有全国平均值的1/5。

2、经济结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总体分布不够合理。第一产业的比重过大，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其中，仅有的一些第二产业部分，也大多为面临淘汰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设备、技术水平和产业化程度都十分落后；而作为新兴产业发展重点的第三产业，在民族地区的起点很低，起步也要晚很多，属于发展严重滞后。

3、城镇化水平。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元经济”特征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改造落后的农村经济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头痛”之症。

4、经济积累能力。少数民族地区普遍缺乏自身的“造血”功能，地方财政主要依靠中央拨款，严重的收不抵支。在自身经济积累的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紧缺。

5、对外开放程度。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很有限。对外开放程度不够，对经济的发展就起不到应有的带动作用，对于原本就缺乏内需的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6、劳动力资源。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总的来说尽管数量很大但普遍素质较低。民族地区的居民受教育水平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偏低不仅直接影响到本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间接影响了外来投资的兴趣。

二、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业发展现状

从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业总量水平来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金融资产拥有量、人均存款拥有量和人均贷款额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人均贷款额最低的青海玉树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0。

从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几大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城乡的合作信用社，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数量很少，证券公司等专门性的金融机构更是几乎没有。

从金融业务的开展来看，仍然以传统金融业务为主，缺少新的融资方式和现代化的资本市场，业务的落后也导致了上市公司的数量少、融资能力差。

此外，就目前而言，少数民族地区金融业发展的外援推进仍显不足。

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金融业非协调发展的对策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金融业非协调发展的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发展的相对滞后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其中，金融信贷资源的大量外流，使得原本就很紧张的本地资金并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极低，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金融融资能力不足弱化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二是经济水平的落后也严重影响了金融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落后，经济对金融的需求就低，金融业的发展就相对滞后；经济质量低也限制了金融业的发展空间；金融资源的匮乏使得金融业的运营成本过高，因此许多金融机构因为成本高收益低的原因就放弃或减少了在民族地区的业务。

针对以上的问题，我们提出，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健全机制。应该充分发挥出民族地区各经济金融主体的职责：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全面承担起自己的主导地位，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理论、政策研究，不断完善相关的扶持政策，对新形势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大力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的增长；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该根据本地区实际，利用好民族地区的相应配套扶持政策，努力改善本地区的经济环境，增强对资本的吸引力；金融监管部门应该配合相关政策，加强对具体金融机构的指导，并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经济金融依据；各金融机构，尤其是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项目和新兴企业的金融支持。

（二）完善制度。要有效提高民族地区经济金融制度的效率：一是要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制度要逐步完善，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底子很薄，国家相应地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性经济手段一定要跟上；二是要逐步规范社会信用制度，这也是发展民族地区金融业的必要条件；三是要完善相应的金融监管供给制度，同时也要有激励型的监管手段和创新型的金融支持体系；四是要完善民族地区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制度，如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健全，可以将农业发展银行在民族地区发展为真正的支农政策性银行，可以将国家开发银行在民族地区的业务开展到县一级，可以开办地方性的政策性银行等等；五要完善相应金融功能的约束制度，如以制度约束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民族地区的业务开展，约束农行重点服务“三农”方面的金融业务等等。

（三）创新政策。中央应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持性投资政策和财税政策的力度；地方政府也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出台相应的经济金融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金融监管机构也应该对民族地区的金融业务开展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适当地下放对民族地区分支机构的信贷审批权限等。（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第8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2-0111-05

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经济；经济增长；产学研结合；学科建设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s regard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2000 to 2009，the authors studie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both and found that the value of coordination in the west is the highest， the east lower， and the middle the lowest. However， the quality of coordination in the west is the lowest， the east higher， and the middle on average. The policies of high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areas should be designed accordingl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regional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learning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出现了有岗无人、有人无岗的情况，突出表现为大学生的就业率不断下降〔1〕。因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拟就我国高等教育与东、中、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情况，根据2000～2009十年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

1.指标体系的构建

文中数据源于2000～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国家公布数据。我们依据代表性、层次性、可比性、综合性等原则，构建了我国东、中、西部（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经济发展指标由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消费率、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和人均地区财政收入等构成；高等教育指标由每万人本专科招生数、每万人本专科毕业生数、每万人硕士生在读数、每万人博士生在读数、平均每所大学在校学生数、每万人高校数、高校生师比、高等教育就业人口比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和国外主要机构收录论文数等构成〔2〕。

2.综合评价指标的确定

（1）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为了使2000～2009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具有可比性，且尽可能全面反映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笔者将10年数据通过SPSS 19.0进行分析，抽取累积贡献率达到90%以上的因子作为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见表1）。

表1中5个因子反映了93.825%的信息量，我们将5个主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综合因子得分权重，代入高等教育综合评价公式进行计算。

（2）确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

采取同样方法将10年数据进行分析，抽取累积贡献率达到90%以上的因子作为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见表2）。

表2中5个因子反映了92.599%的信息量，我们也将5个主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综合因子得分权重，代入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公式进行计算。

3.综合评价结果

表3为2000年与2009年各省和东中西部三地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综合测评值排序，反映的是各区域的经济与教育协调情况。但是，仅从等级差上观察协调情况，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比如，北京市高等教育评价值为0.8337，经济评价值为0.2616，若该市两项评价值与高等教育排名保持不变，但是经济排名下降（由于其他地区的经济评价值上升引起），则等级差将扩大，这是否说明北京市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就一定变坏了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了灰色关联方法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测评。

二、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评

1.协调模型的选择

本文选取刘聚龙先生的灰色关联系统模型进行分析〔3〕，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分析不同系统行为序列之间的微观、宏观或几何拟合程度，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寻求不同系统之间的数值关系的一种方法，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4〕。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以时间为序列的动态特征，且已在大量的研究中得到证明。例如，李青合通过对华南三省（区）扩招10年来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日益明显〔5〕；中国矿业大学的樊华、陶学禹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协调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无序化到有序化慢速发展过程，1995年以后呈有序化快速发展的趋势〔6〕；朱迎春等采用协整理论，通过Granger进一步分析，得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变量水平序列均为时间序列，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7〕。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对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测评，能够从动态发展中把握协调性：灰色关联数值越高，说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越好；反之越差〔8〕。

2.协调性测评值

以时间为序，我们将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值作为灰色关联分析中的参考序列，将高等教育综合评价值作为比较序列，分别将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东中西部三地区的2000～2009年综合评价值带入模型，计算得到10年来各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灰色关系度，以反映二者之间的协调情况（见表4）。

三、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1.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协调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西部协调值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地区中海南省的协调情况最佳，达到了0.801785，但是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全国中下水平，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协调是一种低质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浙江省，其值为0.558187，该省的经济发展十分靠前，但是教育水平与经济相差太大，协调性较差；与该省情况类似的还有福建与广东省，其经济发展超前于高等教育发展幅度较大。北京市虽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都很高，但从历年的发展来看，教育发展超过经济发展的适应水平，协调分析的值不高。

中部地区中河南省的协调情况最佳，协调值为0.723886，但是其教育与经济的发展水平都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也是一种水平较低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吉林省，其值为0.572961，该省的高等教育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从2000～2009年的发展趋势看，教育与经济的协调情况较差。

西部地区中，重庆市的协调情况最佳，协调值为0.764572，但其情况与中部的河南省类似，也是一种较低水平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青海省，其值为0.53707，由于经济政策对西部地区的扶持，青海省在2000～2009年期间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高等教育却长期处于全国垫底水平，其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很不协调，协调测评值较低；与青海地区相反，陕西的高等教育长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是其经济的发展处在全国中等水平，二者也表现出不协调的发展状况。

2.东中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的质量分析

（1）划分标准。我们以协调度最高的海南省和协调度最低的青海省的数值为基础，将各省（市、自治区）放在三个区间，第一区间为0.713547～0.801785，属协调度良；第二区间为0.625309～0.713547，属协调度中；第三区间为0.537070～0.625309，属协调度差。同时，我们根据各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评排名，将名次在1～10名之间的认定为协调质量高，名次在11～21之间的设为协调质量中，名次在22～31之间的视为协调质量低。由此，就有了协调度高低和协调性优劣两个维度的协调质量的分类（见表5）。

（2）各地区协调质量分析。表5中，从协调度高低来看，协调度为良（0.713547～0.801785）的地区其协调质量都在中低水平，东部有 颖焙秃D希胁坑泻幽虾桶不眨鞑坑兄厍臁⑽鞑睾透仕唷P鞫任校？.625309～0.713547）的地区，东部有北京、辽宁、上海和江苏，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质量高；中部有湖南和江西，协调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西部的四川、贵州、云南、宁夏和新疆的协调质量低。协调度差（0.537070～0.625309）的地区，东部有天津、浙江和山东，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质量高，福建和广东协调质量中等；中部有吉林、黑龙江、湖北和山西，协调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西部有陕西、内蒙古、广西和青海，其协调质量低。

从协调性优劣来看，东部地区63.6%的省份的协调质量属于高质，中部地区87.5%的省份其协调质量属于中等质量，西部地区83.3%的省份的协调质量处于低水平。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度属于中等水平，但其质量较高，中部地区的协调度中偏低且质量也为中等，西部地区的协调度中偏高但其质量很低。

四、结论与启示

1.结论

综上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情况有如下三个特点：

（1）协调程度不高。东部地区协调值为0.64680，中部地区为0.63690，西部地区为0.66202，最低的青海省仅为0.53707。

（2）协调质量差。即使是较为协调的地区，由于其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水平较低，因而二者协调的质量并不高。所以我们看到，处于全国高等教育和经济中下水平的省份其协调值往往较高。比如，协调度最高的海南（0.801785），其协调质量属于差等。

（3）协调质量差的分类。协调度较差的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是经济发展超前于高等教育发展，集中表现在东部地区；第二是高等教育超前于经济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中西部地区；第三是由于政策因素的影响，为了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提升起来，政府采取了各种经济措施与扶持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大幅攀升，但是其教育却始终发展缓慢，因而协调度较差。

2.启示

根据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适时调整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政策是必要的：（1）在高等教育与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上：首先应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来设置、调整高等教育学科和专业；其次，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来合理配置高等教育的地区结构；最后，应继续加强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联系，将智力支持转化为劳动成果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切实将产学研结合起来〔9〕。

（2）在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短期政策调整上：首先对于高等教育落后的地区，一要政府提供适度宽松的环境，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二要高校加强自身软实力的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三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为民间资本提供可靠的投资环境与制度保障；四要加强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双落后地区的教育与经济转移支付，提高此类地区的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对于高等教育超前的地区，要适当控制高等教育规模，提升软硬件实力，变横向扩张为纵向提高，打造一批特色重点学科，提升高校整体质量。

参考文献：

〔1〕王斌，王义全，张宝玲.本科大类培养必须改革教学方法〔N〕.中国教育报，20091109（06）.

〔2〕毛盛勇.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性〔J〕.统计研究，2009，（5）：82-85.

〔3〕邓聚龙.灰色系统教程〔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128-134.

〔4〕黄元亮，陈宗海.灰色关联理论中存在的不相容问题〔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8）：118-121.

〔5〕李青合.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分析――以华南三省（区）为例〔J〕.煤炭高等教育，2011，（3）：47-53.

〔6〕樊华，陶学禹.区域高等教育――经济发展复合系统协调性研究〔J〕.科技导报，2005，（9）：53-55.

〔7〕朱迎春，王大鹏.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40-43.

第9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关键词：冀中南经济区；城镇化；指标体系

专项课题：本文为2011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筹经费项目《冀中南地区经济现状与对策研究——从城镇化角度》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SZ2011527）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5月7日

冀中南地区是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一环，为促进冀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河北省委、省政府指出要实现区域经济同城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要“着力推进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做到“以城带产、以产兴城”，以城镇化作为发展的带动点，全面促进冀中南地区经济发展。因此，城镇化发展水平目前已经成为冀中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之一，必须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此对冀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进行量化评测，为冀中南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分析数据，进而从数据分析中总结和发现当前冀中南经济发展中的亮点和不足，为区域经济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一、评价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

l、科学性原则。选取的指标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并保证各指标的相对独立性，尽量避免指标内容的重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重，并在实践中试行，听取各相关单位与部门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让整个指标体系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城镇化发展情况。

2、全面性原则。选取的指标既要反映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又要反映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指标体系充分反映“人口就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居民生活、城市建设、生态环境”这五个方面的内涵，扩大与城镇化相关内容的覆盖面，全面反映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

3、易收集原则。指标数据可以直接通过《河北经济年鉴》以及冀中南地区（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统计部门）统计局的经济统计数据中获取，少量指标可以通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外公布的指标获取，还有个别指标需要通过简单计算获取，总的来说，所选取的指标易于收集、计算。

4、非均衡原则。根据不同指标与城镇化相关程度的差异，给予不同指标以不同的权重。凡是能够体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内容（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增长速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速度等），对城镇化发展质量有重要影响的指标（GDP增长速度、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建成区绿地率、社会保障覆盖率等），均给予较高的权重。凡是与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成反比的指标，所给的权重为负数，绝对值的大小仍然反映其重要程度。

二、具体指标体系

参考河北省重点城镇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根据冀中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把冀中南地区的城市化综合发展指标体系分解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组成，共分为四大方面对冀中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监测。（表1）

1、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指标的评测分为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增长与后劲三个二级指标。经济实力主要从财政总收入和人均财政收入来反映冀中南地区总体的经济实力，进而反映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主要是从非农业产业就业情况和产业水平来反映冀中南地区产业转型水平；增长与后劲主要是从民营经济发展和城镇固定资产投入来反映再生产投入水平，反映冀中南地区民间经济投入的内源实力。

2、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主要是从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两个二级指标来进行反映。科技教育主要是从冀中南地区总的科技投入水平和义务教育水平来反映城镇化教育程度；文化卫生则是选取了电视和医疗两个方面来抽样反映冀中南地区居民城市化生活水平。

3、聚集和生活。聚集与生活分为人口聚集和居民生活两个部分。人口聚集指标是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就，因此人口聚集指标从城镇人口比重来反映冀中南地区城镇化走向；居民生活主要是反映冀中南地区居民生活收入水平及住房水平，作为城镇化居民生活水平评价指标。

4、建设与环境。建设与环境是反映农村向城镇化发展的整体硬件环境水平的，分为基础设施和环境质量两个二级指标。基础设施水平从人均道路和自来水、地下管道状况来进行反映，环境质量从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处理情况、城镇绿化程度综合反映冀中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是农村向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除此之外，还应包括人均GDP、二产与三产的比重、科研和开发经费占GDP比重、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指标，以人为本、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凸现。

三、评价方法

在对城镇化进程总体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时，一般采用加权综合指数法。主要有两种方式：

1、德尔菲法。确定指标的权重，取发达国家在某一经济发展阶段上的相应数据作为目标值，在计算出本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后进行比较，以判断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标准值的设定一般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应发展阶段的实际水平，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参考对象往往是发达国家，考虑到国情差异，其选取并不是最理想的。

2、对每个指标赋权。可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往往不可避免地对发展水平的评判产生较大的偏差，而客观赋权法则是根据各指标间的相关关系或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定权数，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如主成分分析法，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和计算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

因此，综合冀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和数据统计分析的客观性、操作性和实用性，我们选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来进行冀中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测评。

四、评价指标应用

参考河北省重点镇城镇化发展水平测评，对冀中南地区包括石家庄地区、衡水地区、邢台地区、邯郸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发展状况、居民生活状况、城镇聚集程度、城市基础建设情况、生活环境水平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结合有关部门统计数据可以得到冀中南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有关情况，如表2所示。（表2）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