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艺术史论文范文
一、历史文学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分析
（一）历史真实。历史真实问题是我们在观照历史、进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时必要遇到的一个概念和问题，同时在对历史题材文学批评中，也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它既是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作家追求的一个创作目标，也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家评判历史题材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的尺度。历史题材文学作为一种与现实题材文学相对而言的创作，其最大特征是以历史真实为依据。因此，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是创作主体在充分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来进行艺术创作。而历史真实是和一定的历史事实相联系的。历史事实，即历史上真实存在和发生过的人和事。作为一种曾发生过的社会存在或现象，历史事实是具有客观性的，它不会因为哪个人主观地篡改而改变，也不会由于哪个人的否认而消失。一定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因此，历史真实是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事实的，特别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比如某一朝代的农民起义，某一历史人物的出现及其作用，都是带着特定历史痕迹的，是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历史事实，但是历史真实又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历史事实。
（二）艺术真实。历史文学中的艺术真实性同样是一个复杂而深奥的问题，也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魅力的问题，被喻为文艺学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因此，这一领域吸引了无数的文艺理论界的学者不断尝试着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艺术真实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在对历史与文学进行比较的时候，亚里斯多德写道：“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亚里斯多德的论述说明了文学作品所构建的世界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虚构的境界，而且这个虚构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更能表现出现实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这种观点为后世大多数批评家所接受，并发展成为艺术真实的思想。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对于艺术真实是这样阐述的：“凡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是生活真实。生活真实虽然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原形启示，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是生活真实不同于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是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的认识和感悟，并表现在假定情境之中”。
二、文学作品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辨析
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反映的对象，并且是艺术真实赖以形成的客观基础。没有了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艺术真实是对历史真实的形象化反映，是典型化了的历史真实。艺术真实是艺术家根据历史真实加工的产物，是历史真实的审美再创造和升华。
（一）相互融合。历史文学创作要兼顾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这是由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现代文学发展观念在不断变化，历史文学、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概念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不同的研究者依据自己的立场提出不同的观念，做出不同的创作尝试。历史文学既强调历史真实性，又要让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来达成艺术的真实。在实际的文学写作中，作者往往不会以学术研究的立场去严格规约自己的写作活动，而是以自身的文学观、创作灵感和读者的审美倾向为核心。关于两种真实性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通常是与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这对于成熟的写作者来说并不困难。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可谓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武侠小说。因这部小说对南宋衰败、蒙古崛起等历史背景的入，将其归入历史文学当然是不为过的，展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相得益彰。
（二）平衡发展。对于如何创作出经得起岁月沉淀的经典历史文学作品，不同的文学工作者自然会给出不同的建议，但有一点是得到普遍认可的，那就是恰当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平衡。平衡，其实是很难把握的，这之中的度完全由创作者权衡。凌力在创作历史小说中所秉持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因为是文学，就必须比真实生活更集中、更精粹，就必须发挥高度的想象力，是为‘随心所欲’；因为是历史，就得有个‘矩’―――不能超越史实，不能超越历史可能性。”同是历史文学作品，创作倾向也有所不同，其平衡点自然不同。
第2篇：艺术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信息化、艺术史、教学
一、艺术史教育概述
艺术史经过多年的发展，除了由于考古学的新发现偶尔会加以添加或者更新以外，从内容上说是基本稳定的，因此历史的讲授又是容易陷于枯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针对传统艺术史课程的教学中所存在的注重知识的灌输，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等问题，从教学手段上加以改革，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合理、科学地应用于辅助教学中，建立师生易于交流、互动的艺术史教学环境。
二、信息化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
具体到信息化应用的实施，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课堂现实互动教学环境的营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利用集光、声、色等一体的多媒体信息技术，营造轻松愉快、丰富多彩的课堂氛围。以往的艺术史教学大都是教师多数时间是强行灌输，只求完成教学任务。有研究表明，这种理论课程学生听讲超过20分钟，必然有疲惫感，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是等着下课，这种上课方式与教学环境不利于师生之间产生交流与互动，课堂氛围不活跃，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实际上，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借助更多的多媒体信息化手段辅助课堂教学。具体来说，可以分两个步走：首先，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自主制作有着充实知识内容和高质量画面效果的多媒体课件，以备课堂教学时放映。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软件不要仅限于Powerpoint等常规软件，还可以使用多媒体产品制作工具Adobe Director。Director可以让我们自由发挥想象力，藉由同步整合图形、声音、文字、动画、及影片功能制作出多媒体产品，能够更好地综合各种视频、音频资料。为课堂提供一个更好的交流和互动环境，营造身临其境的氛围，从而可以全方位、深入理解所学知识点。其次，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中，教师从讲台上走下来，学生也从课桌上解放出来，师生围坐在一起进行授课、鉴赏作品，这样可以消除师生之间交流互动的障碍，学生也就可以自由、大胆地表达自己对艺术作品的想法与评价，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网络虚拟互动教学环境的营造。主要是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网络虚拟互动空间。具体而言，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是艺术史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但由于多年高校扩招的影响，公选课的学生人数通常会比较多，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缺乏现实可行性，好在很多大博物馆都有利用动画及多种信息技术手段制作的网络虚拟博物馆，可以引导学生在网络上访问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网络资源的有效利用弥补了现实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利用网络建立艺术史课程QQ群或公共邮箱，定期就艺术史上某些重要问题或大部分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组织集体讨论，一段时间以后，将这些反馈的信息收集整理，建立艺术史课程站，并将教师制作的多媒体课件以及优秀的学生作业实现网络共享，还可以制成课程教学视频上传网络，促进了多媒体授课的普及和深入应用，解决了学生利用多媒体课件与教学视频自主学习的问题，并有利于老师与学生之间以及有兴趣的同学之间进一步展开交流与讨论。
针对目前高校对学生素质教育的新要求，艺术史公选课程的教学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达到师生易于交流、互动，实现学教同步的教学目的，进一步提高和改进高校非艺术类学生艺术史公选课程的教学效果，为大学生提供一个接受人类优秀艺术文化熏陶和塑造健康人格的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赵海霞.基于创新推广理论的高校教学信息化实践研究.中国教育信息化.2009,（04）
第3篇：艺术史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艺术家自我肖像(self-portraiture)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艺术类型。与现代人的理解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自我肖像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性的表达，它的出现及发展、变化，都与该时期新的艺术和艺术家观念的形成及艺术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迁密切相关，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自我肖像表达了该时期艺术家的理想、抱负、价值观，并生动了记录了他们为此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在宗教精神主宰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几百年之后，从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古典文化“复兴”使人们日益关注自身及其周围的世界。世俗君主、贵族、军人、富商、学者等各色人物肖像的出现，正是该时期人们个人观念及对自身价值不断增长的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肖像中，艺术家的自画像或塑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并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个性的表达，而是与艺术家阶层自我意识觉醒及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新观念的产生和传播
艺术家自我肖像的出现首先与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观的产生密切相关。在欧洲中世纪，绘画、雕塑和建筑分散在相关手工行业内。一般被视为体力劳动性质的“机械学科”(mechanical arts)，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也只是与鞋匠、理发师等一样地位卑微的手艺人。他们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举止粗俗，为上层人士所鄙视。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首次将画家奇马布埃和乔托的名字写进其《神曲》，并将他们与两位诗人相提并论，这显示了对艺术和艺术家态度的某种变化。到14, 15世纪，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激发的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潮中，老普利尼、贺拉斯、瓦洛、维特鲁威等古罗马作家的艺术理论逐渐获得复兴。按照他们的观念，艺术不仅与诗歌一样同属于知识性的“自由学科”(liberal arts)，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手艺人，而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其中，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其《论建筑》中就强调了建筑师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他“应当擅长文笔、熟悉制图、精通几何学、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于医学(解剖)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学家的理论，具有天文学和天体理论的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崇尚和模仿古典文化的氛围中，这些古代作家的理论或言论被文人、学者们一再重申和引用，古代作家的艺术观念便也由此传逐渐播开来，并对当时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观念的影响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价值。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的切尼诺·切尼尼、洛伦佐吉贝尔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的安东尼奥·菲拉雷特、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莱奥纳多·达·芬奇等，艺术家们日益感到，三门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不是“机械学科”，而是建立在理论知识基础上的、知识性的自由学科，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匠人，而是具有古典文化和艺术修养、通晓自由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社会精英。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开始在自己艺术作品的一角留下本人的肖像。借助自我肖像，借助对自我知识修养、社会地位、财富、服饰、仪态、风度等的展示和炫耀，艺术家表达了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艺术和自身的地位，重塑自身形象的理想和愿望。
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自我肖像的特点及其意义
新艺术观的影响在14世纪早期的艺术作品中便开始有所体现。1330年，在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皮萨诺为乔托所建之钟楼制作的装饰浮雕中，绘画、雕塑和建筑的拟人浮雕就独立于其他机械学科，而紧挨着七门自由学科。第一件真正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出自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奥卡涅亚之手。1359年，在为佛罗伦萨奥尔圣米歇尔教堂创作《圣母升天》浮雕时，他在最右边的角落做了本人的半身像:圆而光滑的脸，双目下垂，身着带风帽的当代服饰，其尺寸明显大于其他使徒，五官的刻画也较少理想化，观众一眼就能辨认出来。16世纪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在其名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也提到奥卡涅亚的这件自塑像:“这是一个老人的雕像，圆圆的脸，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头戴风帽。"15世纪初，洛伦佐·吉贝尔蒂在为佛罗伦萨洗礼堂铸造第一座和第二座青铜门时依然分别作了自塑像，而且，第二件自塑像还刻意采用古代诸神和帝王的半身像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15世纪晚期，雕塑家和建筑师安东尼奥·菲拉雷特在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制作浮雕装饰时，也制作了一幅与作坊学徒在一起的浮雕，并以此表达了他关于建筑师的新观念。图中，菲拉雷特与学徒们分别拿着一件与建筑相关的工具，象征他们在作坊内的工作和身份。其中，学徒们手中拿着的是镰刀、锉刀、泥瓦刀、锤子等与体力劳动相关的工具，而菲拉雷特手中却是一支大圆规，圆规象征几何学，菲拉雷特用圆规强调了建筑与数学的联系，也表达了建筑师是从事知识性话动的学者这一观念。
不仅如此，在这此艺术家自我肖像中，作为身份和地位之重要象征的服饰的变化，也反映)艺术家对白身社会和文化角色的认识及提高自身地位的愿望。1400年，画家科拉·佩特鲁乔在佩鲁贾城的圣多明我教长装饰壁画中的自画像还穿着象征手艺人身份的罩衫和尖顶卜作帽。后来，这种传统的手艺人装扮逐渐被贵族式的华贵服饰取代。如15世纪晚期，画家贝诺佐·哥佐利为美迪奇宫制作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就一改手艺人的形象。画中的他不再是身穿罩衫、头戴工作帽的画匠，而是穿着暗红色绣花锦缎紧身上衣和头戴天鹅绒红帽的绅士。另外，艺术家肖像在其作品中的位置也从不起眼的角落或边缘逐渐靠近画面中心，尺寸也不断增加。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在美迪奇宫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不仅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一样是全身像，而且_占据着与赞助人完全平等的位苦，他侧睑望着画外，神态大胆甚至有点趾高气扬。另一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约在佛罗伦萨新圣马利亚医院创创作的《约阿西姆被逐出圣典》中的自画像也是如此：他与老师和两个助手都以全身像出现，而且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两两相对，两组人像的尺寸及在画中的位置均完全平等。
事实上，艺术家与赞助人在肖像画中获得的“平等”，并非只是艺术家的理想或愿望而已，到15世纪晚期，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艺术品，像壁画、装饰祭坛的木板}叫、大型雕塑等往往都是赞助人订做的，因此，赞助人在艺术仁作中享有极大权力。从当时赞助人与艺术家签定的委托制作合同或其他文件来看，赞助人能决定艺术品的构图、题材、圣像，布局、背景，甚至人物的姿态和服饰等细节。而到15世纪晚期，至少就著名艺术家而言，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贝诺佐·哥佐利在为美迪奇宫绘制湿壁画《三王来拜》时，赞助人皮耶罗·德、美迪奇曾写信要求他删除画中两个天使，但他并没有顺从。威尼斯画家乔万尼·贝利尼也曾迫使倔强的费拉拉女赞助人伊莎贝拉·代斯特在题材上问题上做出让步。而这位女赞助人在雇请莱奥纳多、达·芬奇时一开始就给子对方很大自主权，让他自己决定题材和工_作时间。所以，这一时期艺术家在其肖像中位置和尺寸的变化既表现了他们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愿望，在·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现实成就的生动记录。当然，这此与赞助人在一起的自我肖像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一种有用的宣传手段，与这些显赫人物的密切关系必定有助于改善他们传统的卑微形象，抬高其身价。
像章是15世纪出现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在占代，像章主要是为神、英雄和帝王而做，艺术家为自己制作像章这本身就颇有深意。不仅如此，艺术家的像章与其自画像和塑像一样，也表达一r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愿望。1458年，威尼斯艺术家乔万尼·波尔杜为自己制作了两枚像章。他在其中一枚的正面肖像身穿锦缎紧身衣，头戴高帽，像个贵族;而另一枚的正面肖像则采用仿一古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非拉雷特也在1460年制作了一枚像章，正面是其侧面像，个性特点极为鲜明，鼻孔凹陷，目光凝视前方，皮肤上布满麻点，嘴唇紧闭。头顶上方是他希腊名字的寓意图(“菲拉雷特”在希腊语中意为“热爱美德的人”)，三只象征忠诚美德、勤奋与卓越创造力的蜜蜂点缀在“architectvs(建筑师)”字母中间。16世纪，建筑师布拉曼特也为自己制作了一枚像章，在其正面，布拉曼特以自己仿古风格的半身裸体像展示了他的古典文化修养;在像章背面是建筑的女性拟人像:她左手拿着测量标尺，右手举着象征几何学的圆规，脚放在铅锤上，在她身后左侧是布拉曼特为圣彼得教堂制作的模型。需要注意的是，该像章正面和反面的图案都没有任何关于体力劳动的联想，而都强调了布拉曼特作为一位新型的建筑师的形象:他是博学、智慧并具有神圣创造力的学者，他不参与任何建筑实践，而只从事构思和设计。
总的来说，14、 15世纪，随着新艺术观的形成和传播，艺术家开始在其绘画或雕塑作品的一角留下自己的肖像，虽然这些肖像还不是近代意义的独立画像或塑像，但它们仍在很多方面生动地表现了新观念对艺术家的影响。从这些自我肖像来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他们不仅努力为三门艺术争取自由学科中的一席之地，同时也竭力自我塑造为从事知识性活动的“自由”学者。
独立肖像中的廷臣一艺术家
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艺术家开始制作真正的独立肖像。独立自画像就像艺术家的自传，表达了艺术家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对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及社会地位方面的更大成功。在这里，艺术家成为作品中唯一的主角，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借助赞助人来证明其价值。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艺术家视觉形象的自我塑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艺术家关于艺术和自身观念的许多重要变化。
15世纪晚期，雕塑家安德烈亚、曼特涅亚为自己的墓室制作了一件独特的自塑像。这件青铜像不再出现在作品一角或边框中，而是一件真正的独立塑像，它采用古罗马的帝王半身像风格，以斑岩圆盾为背景，四周环以伊斯特利安白石边框，肖像为头戴桂冠的半身裸像。在这里有几个细节非常重要，首先是桂冠，因为此前它只出现在君王和伟大诗人的肖像中，曼特涅亚无疑以桂冠将自己比作“艺术王国之王”。其次，塑像的仿古风格展示了曼特涅亚的古典文化修养，事实上，曼特涅亚在古典文化方面确有很高造诣，曾被伊莎贝拉?代斯特称为“古物学教授”。最后，曼特涅亚还以青铜、斑岩、伊斯特利安白石等昂贵材料炫耀了自己的富有和成功。
大约同时，画家佩鲁吉诺在佩鲁贾城的康比奥( cambio，银行家行会会所)会客厅作了一件“独立自画像”。这幅自画像虽仍出现在湿壁画的一角，但与以前的艺术家自画像不同的是它有独立边框，并被描绘成一幅挂在墙上的架上画。此时，佩鲁吉诺正处于其艺术事业的颠峰，声名远播，订件应接不暇，这件“独立自画像”无疑表达了作者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及对艺术和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事实上，画像下方刻写板上的署名就印证了艺术家的这种自ir"“假如绘画艺术已经衰落，杰出的佩鲁贾人皮耶特罗会使他复兴。假如绘画艺术根本未曾存在过，他也能在这样的水平上为我们创造。
到16世纪，佩鲁吉诺的杰出弟子，乌尔比诺的天才艺术家拉斐尔将其师开创的这种艺术类型发展为真正的独立架上画。独立自画像在拉斐尔这里发展成熟并非偶然，因为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改善自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最成功典范之一。拉斐尔出身艺术之家，其父乔万尼·桑蒂曾在乌尔比诺宫廷工作且深受公爵赏识，在事业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功。拉斐尔早年曾投身佩鲁吉诺门下，后者是当时意大利最走红的画家之一，享有崇高声望和地位。宫廷的氛围、父亲和老师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使拉斐尔很早就深刻感受到艺术家的价值。在他眼里，父亲和老师与那些穷困潦倒、粗俗无知的手艺人必定有是有天壤之别的。1506-1507年，拉斐尔二十岁出头，但已在当地艺术界赢得很高知名度，也就在此时，他创作了第一件独众自画像。这幅画像生动表现了拉斐尔早熟的、强烈的自我观念。画像以3/4示人，黑色的直发垂到双肩，画中的拉斐尔英气勃勃，以无比自信、大胆的眼神望着观众。他像贵族一样穿着整洁、质料昂贵的衣服，外套的胸口处有两个以其名字构成的圆圈。
拉斐尔具有莱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那样的卓越天赋，却不像他们那样傲岸不驯。瓦萨里说他“谦虚、善良，就像那些和蔼、温柔，又知书达礼、举止端庄的人一样，在任何场合下，其一言一行都让各阶层的人感到亲切、友善……。除优雅的举止、迷人的风度、非凡的艺术天赋外，他还能吟诗作赋。所以，当成年后的拉斐尔来到罗马，很快便得到教皇朱利乌斯止世和利奥十世的垂青，使他得以成就一生的伟业并获得万贯家产。他住在山布拉曼特设计的宫殿般的豪宅里，一位枢机主教打算把侄女嫁给他，利奥十世甚至许诺封他为枢机主教。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也表现在拉斐尔的自画像中。在成年时期的所有白画像中，拉斐尔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宫廷赢得巨大成功的、高贵的廷臣:多才多艺、仪态高雅、风度迷人。
拉斐尔非凡的个人魅力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该时期学者巴尔达萨雷·卡斯提廖内笔下“廷臣”的原型。按照卡斯提廖内的观点，“廷臣”是最完美的人的化身，他多才多艺，既有高超的武艺和无比的勇气，也能吟诗作赋，他还能歌善舞、擅丹青，他仪态优雅、风度迷人，是君主的得力助手，也是其亲密的朋友，廷臣的高贵并非来自血统或门第，而是源于其修养和德行。
在拉斐尔的影响下，“廷臣”成为16世纪艺术家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典范。在拉斐尔之后，艺术家们纷纷制作独立肖像并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拉斐尔式的“廷臣一艺术家”，画家帕米加尼诺借一面凸镜绘制的独立白画像就是如此。画中，他身穿皮毛镶边的细麻布上衣，尤其是那在前景被放大了的右手，是一只白皙、修长、细嫩的贵族的手(小指上还戴着一枚金戒)，而不是肮脏的、饱经风霜的劳动者的手。艺术家巴乔·班迪内利也制作了许多此类独扭自画像，在几乎所有自画像中，他都以廷臣面貌示人:整洁、昂贵的服饰及显眼的贵族标志(他曾在西班牙被授予“圣迪亚哥骑士团”骑士)。乔尔乔、瓦萨里也是一位成功的宫廷艺术家，而他自己最满意的独立自画像也以是廷臣艺术家的面貌出现的:昂贵、整洁的衣服，胸前金链上坠着“金马刺和圣彼得骑士团”标志，圆规和平面图(象征他的建筑师身份)及钢笔(象征他的巨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另外，16世纪艺术家的自我肖像还反映了该时期重要的艺术理论，即“构图”对艺术家的影响。最旱提出“构图”这一概念的是彼特拉克，他把“构图”视为绘画与雕塑艺术共同的基础:“画家和雕塑家从事的是同一门艺术，如果说它们不同，它们至少也都来自同一本源一构图(disegno)。 "吉贝尔蒂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构图是绘画和雕塑的理论基础。巧世纪晚期，莱奥纳多·达·芬奇将构图与某种先验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认为画家必须“借助构图，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向视觉提供最先在他的想象中形成的一种理念(idea)或创意”，并认为“无论何种以本质、材料形式或想象存在的事物，无不首先形成于艺术家的头脑，然后才通过手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中。到16世纪，乔尔乔?瓦萨里系统地阐述了“构图”理论，并将其普遍运用于三门艺术。瓦萨里认为“构图”是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之父，是一种源于“理念”(idea)或“普遍ail断”(universal judgment)的图像(image)及用双手将其表现出来的过程。“构图”理论深刻影响了当时人们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观念，按照这种理论，不仅三门艺术与其他手工活动分离开来，它们还统一成一门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的、独立的知识性学科(这为后来五门“美术”学科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构图”理论还使三门艺术摆脱了对自由学科的依赖，按照这一理论，艺术成为具有自身特点但与自由学科一样高贵的知识性学科，艺术不再需要借助与自由学科的联系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艺术中的手工操作也如同诗人或作家的写作，获得了独立的重要性。“构图”理论的影响在该时期艺术家的自我肖像中得到生动体现。
由于绘画、雕塑和建筑都成为“构图”学科，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自我肖像逐渐摒弃画笔、画刷、刻刀、泥瓦刀、大头锤等传统的职业标志，而采用“构图”的象征，即绘画、雕塑的素描或建筑模型、平面图作为其身份和职业的标志，如在巴乔·班迪内利1540年作的一件独立自画像就只用一幅《赫拉克勒斯打败卡库斯》的素描来表明其雕塑家的身份。稍后，乔尔乔·瓦萨里在为“老宫”绘制的壁画《科西莫·德·美迪奇公爵与其建筑师、工程师和雕塑家在一起》中，也把科西莫公爵描绘成手拿建筑平面图的建筑师，而艺术家g.b.迪.圣马里诺、巴蒂斯塔·德尔·塔索、特里波罗和瓦萨里本人，也都以各自艺术作品的素描或模型作为身份标志。另外，这幅画还向我们显示了带此时为止，文艺复兴艺术家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以前是艺术家需借赞助人提高身价，但在这里却是赞助人仰仗艺术和艺术家的光辉来为自己增色。而瓦萨里在“老宫”的另一幅壁画《艺术家作坊成员的肖像》则是其“构图”理论的生动阐述:画中，瓦萨里作坊的学徒，即那些传统上被看作体力劳动者的石匠、木匠、镀金匠和怪诞花饰画匠，也脱掉了手艺人的围裙和工作服，换上了绅士的高贵服饰，因为按照“构图”理论，手工操作也是“构图”必不可少的内容，因而那些需要大量用手工作的学徒也一样成为从事“构图”的学者。
结语
第4篇：艺术史论文范文
摘要： 中国艺术史是以艺术作品和创作者为主体的艺术变迁史，不是人物传记史，也不是形而上纯粹观念史。回到艺术本质研究，可以将一些佚名作品或图像纳入中国艺术史学研究和描述体系中，避免把中国艺术史简单地描述为文人书画史；可以使非主流的族群艺术与主流的汉族艺术同时出场，并重视图像的主体地位，使艺术史学的建构与描述更趋完整性。
中图分类号： J0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6077207
提出“回到艺术本质的中国艺术史学”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重新描述中国艺术史。“重新描述”，基于两个逻辑前提：一是基于艺术学理论重新描述中国艺术史；二是基于艺术本质论重新描述中国艺术史。第一个前提是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研究方法的大前提，其基本核心观念是将所有艺术门类“打乱”，重新整理艺术史料，构成“整合复数”的艺术史料的系统，排除门类艺术史的“单数”史料系统，也排除“平行拼盘”艺术史料的系统。第二个前提的核心观念是，以图像作为艺术本质之源，探讨艺术作品为轴心线的艺术史，而不是记传史，让佚名作品敞开。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用“图像”，是指具有可阐释性、自成系统性的艺术形态。[1]至于体例问题，我们曾在讨论艺术史的体例其它论文中，已经提出了参照中国史学体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综合而为之，使之成为艺术中的“通史”体例。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一、让中国艺术史回到本质的史学
从艺术本质出发，让中国艺术史学成为以艺术为轴心线的变迁史。过去有的中国艺术史描述可能受到中国文学史学的影响，有些强分尊卑座次，把一些看不到作品但文献记载的“大家”作为中心，围绕这些“大家”撰写艺术史学。颇有一点纪传体的史学方法和体例，其结果使艺术本身被处于次要地位。这当然也是局限于“文献”和作品失传等多种原因，也因中国文人书画文献流传颇丰，促使了“纪传体”方式的记载比较突出。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被北宋大文豪苏轼评鉴尚高，评其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又被明代的董其昌推崇为南宗鼻祖。王维本人也提倡“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王维《山水诀》），然王维本人绘画作品留下鲜少。围绕王维作品的描述，见《历代名画记》评“破墨山水，笔迹劲爽”，《唐朝名画录》评“风致标格特出……画《辋川图》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旧唐书·王维传》评“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我们能看到王维的传记与相关记载较多，也因王维诗歌文学贡献大于绘画，却无法构成以他的绘画作品为中心的史学描述。这是文人艺术描述存在的一个特点，中国的书法史也是如此。传记体的结构方式这个特点也构成了描述中国文人书画史的一个缩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艺术史学的描述体例与史学结构体系。
同时，中国古代画论、书论包括乐论，也许与语言表述方式有关。如一些描述艺术作品的语言似是而非，语焉不详，或者过于形而上的表述。我们看一段谢赫的《古画品录》对“第一品（五人）”的描述：
陆探微。事五代宋明帝，吴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以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
曹不兴。五代吴时事孙权，吴兴人。不兴之迹，殆莫复传。唯秘阁之内一龙而已。观其风骨，名岂虚成。
卫协。五代晋时。古画之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说备形妙，颇得壮气。陵跨群雄，旷代绝笔。
张墨、荀勗。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物体，则未见精粹。若取之外，方厌高腴，可谓微妙也。[2]1718
这种评价或表述，用词多有形而上的味道，如“穷理尽性，事绝言象”。让人不好把握其中艺术本质的含义。或者说，对陆探微的作品难以产生一个比较直观认知和鲜活感受，表述较为超然。即陆探微的作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画面图式，读者有种一头雾水之感。评曹不兴用了文学术语“风骨”，概自于此一时期的人物品藻之风。刘勰《文心雕龙》也使用“风骨”这个概念对文学的品评，让人自己去体味琢磨其品评之中的涵义。说卫协“旷代绝笔”，评价很高，也是让人去想象。这种形而上的艺术品评，也是古人在文化的视域看待自身的艺术的独有方式。当然，也有评论与表述比较具体的地方。这种表述对“下品”的艺术家和作品，尤为明显，其中第五品（三人）：
刘顼。用意绵密，画体简细，而笔迹困弱。形制单省。其于所长，妇人为最。但纤细过度，翻更失真，然观察详审，甚得姿态。
晋明帝。讳绍，元帝长子，师王厉。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
刘绍祖。善于传写，不闲其思。至于雀鼠，笔迹历落，往往出群。时人为之语，号曰移画，然述而不作，非画所先。[2]22
这里的表述“用意绵密，画体简细，而笔迹困弱”等，所谈作品的特征和问题就比较清楚，让读者容易把握具体的画面以及运笔的方面的特点和问题。
中国文人品评和表述方式就是按照“品”的等级来展开的。不同的品级用不同的评鉴词语表述：品级越高，评鉴词语越形而上；品级越低，评鉴词语越形而下。这既印证了《易经》中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想，也体现了中国文人的艺术观念和思想。中国古人对艺术表述，有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尽管有些语焉不详或超然，但也是针对艺术本质而言的。魏晋以后的中国画论、书论的发展，尽管对谢赫的“气韵生动”依然还在做深入地诠释，但是对艺术表述和品评也逐渐具体和周全，包括对技法的总结。总体来讲，如果仅看魏晋时期的中国画论和书论等文献，在表述具体作品和艺术家时，显然针对艺术家的品评和表述更多一些。上面谢赫的品评和表述，不完全是针对具体作品的，而是对画家作整体的概括式表述。到了唐代朱景玄略有改观，虽然以“神、妙、能、逸”品评诸家，但接近“纪传体”的体例方式。中国美术史学的撰写到了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对作品的鉴赏、品评、鉴赏和师传关系等方面的表述才比较全面。《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美术史，体例方式和结构系统，所有继承更有创新，“纪传体”不再是主体结构的体例，尤以艺术本质为核心展开表述，张彦远的表述方式，也成为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的一种描述方式和基本方法。
我们这里大致回溯一下中国古代艺术史学研究方法、体例、思路、表述的基本特点，目的在将要展开讨论的艺术本质问题。当然，围绕艺术本质的问题还得从当下说起。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理论、艺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理论与方法渗透到艺术史学领域的研究中，使艺术史学研究领域与其它学科研究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对中西艺术“概念”的不同理解问题，也是导致各种人文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艺术学科这里交汇的重要原因。针对这种现象，朱青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用西方艺术史（以西方艺术为主要对象建立起来的艺术概念并针对西方的艺术现象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无法处理中国艺术的（某些）问题。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无论是西方的艺术史家，还是接受了西方艺术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家，围绕一些中国艺术中与西方艺术相似部分讨论了历史学、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却不大涉及艺术差异的本质，亦即虽然同为所谓‘艺术’，指的却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事物。”[3]不但“不大涉及艺术差异的本质”，更有甚者，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接受西方艺术理论的中国学者，一些艺术史学研究成果，偏离艺术本身，脱离了艺术本质问题，一脚跨到了其它学科领域。
我们只要看看美国艺术史家安·达勒瓦所著的《艺术史方法与理论》，其中的方法大致有“形式分析”“象征与符号”，在“艺术的诸语境”中，有“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种族与后殖民理论”等，当然还避免不了有弗洛伊德、拉康等人的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全部作为研究艺术史方法与理论。这种西方文化理论本身，很容易偏离对艺术本质问题的研究。达勒瓦的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不是刻意抵制这些西方当代文化和艺术理论，其意义和价值也许是有的。譬如西方的图像学理论与阐释方法对于揭示艺术的某些隐喻意义，是有帮助的。但是，阐释者往往过度阐释，或者夸大了阐释本身的功能，结果阐释意义的本身代替艺术的本质意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到底对研究中国艺术史学有多大学术价值和意义，老实说值得怀疑。毕竟西方这些文化理论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建立的理论，缺乏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以及对异质文化研究的对应性与有效性。一个不容忽视事实是，我们的中国艺术史学研究现状并不乐观，带有偏离艺术本质的研究趋向，很多研究基本上不讨论艺术本质的问题。
这种现象和结果，究其原因，一是上面我们说受到西方现代文化和艺术理论影响，参照西方研究者的做法，把人文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作为对中国艺术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其二是研究者的结构发生变化，从事中国艺术史学研究者，相当一部分的学术背景来自于非艺术史学专业，这也是为什么当下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方法，大多喜欢采用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修辞学、语言学、现象学、阐释学等理论和方法。
一些热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者，总爱在“权力”与“话语”之间纠缠。这个特征也被米歇尔所表述：“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和各种‘文本’模式都成了关注艺术、媒体和文化形式的批评反思的混杂语。社会是一个文本。自然与其科学再现是‘话语’。甚至无意识也是像语言一样被建构的。”[4]2米歇尔继续表述了他的图像学转型的研究方法：“不管图像转向是什么，应该清楚的是，它不是回归到天真的模仿、拷贝或再现的对应理论，也不是更新的图像‘在场’的形而上学，它反倒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机械、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复杂的互动。”[4]7西方学者的确喜欢探讨艺术本质以外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在上述的很多方法中，应该说图像学理论和方法与图像研究构成的叙述结构，对艺术史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意义。
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对“文本”的重构，即重新构筑一个图像的阐释范式，包括了社会学（赞助人研究），阐释学（象征含义研究），符号学（功能意义研究），人类学（族群特征研究），这些学科与方法基于“图像”呈现的要素充分展开的，并且是从外部展开的。譬如符号学，就是从语言的结构展示出来研究符号的意义，扩展至民俗分析（Folklore Analysis）、人类学（Anthropology）、叙事学（Narratology）、神话符号学（Semiotics of Myth），最后才展开到艺术符号学（Semiotics of Art）。图像学与图像学的方法，事实上它主要解决“母题”与“图像”的关系问题，仅仅是艺术的有某个小范围的问题。涉及到的研究方法，看似演化出来很多，实则解决的基本上都是在不断地阐释图像中的隐含的象征性意义的解读问题，并繁衍到更广泛的与艺术本质愈加遥远的社会话语结构与关系的诸方面问题。
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与这些理论和方法本身有关（不是每种方法和理论对中国艺术史学都有效）。但更多的问题是，在研究者本身夸大了这些理论价值和方法，忘记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把所运用的其它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讨论的对象和目的。这样做的最后结果，必然回不到艺术本质的研究中去，艺术失去了研究者研究的主体地位，使艺术史学的研究和描述被其它学科架空或淡出，甚至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等西方学者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艺术史。[5]艺术史不存在的看法，自然是脱离开艺术本质走到极端的认识。西方的这些学术话语和理论，干扰了我们“重新描述”和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艰巨任务。
因此，针对上述艺术史学研究脱离艺术本质问题的现状，我们提出并希望研究者及其对中国艺术史学的研究，回到艺术本质上来。高居翰有一个提法值得我们思考：“我曾经指出那些只停留在艺术作品外缘资料之研究的方法，就像是‘艺术中的非艺术性之研究’，他们从不真正把作品本身放进这层关系中；而这点正是我们无论多么困难，都应该去做的事情。”[6]外缘资料是需要的，但仅仅阶段性的，也仅仅是一个方法的，其本身不是目的。必须把艺术作品本身置于外援资料中，使艺术史学的研究真正回到艺术本质上来，也许对当下缺少艺术学知识结构与背景的研究者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但是要想使中国艺术学的研究与建构有新的突破，再困难也得去做。
二、让佚名作品“出场”并“在场”的史学
从艺术本质出发，让历史中那些长期被遮蔽和佚名的艺术“出场”并“在场”于艺术史学的体系中。我们不得不说，传统的中国的艺术史，以及相关的艺术文献记载，都是文人撰写自己的“艺术史”，品评的是他们的艺术作品，记载的是他们的“艺术活动”。我们前面讲到一个的逻辑前提是基于艺术学理论，这意味着我们重新描述和建构的中国艺术史，不是一部中国“文人艺术史”。实际上文人的艺术史本质是美术史，遮蔽了文人以外的艺术形态和艺术活动，以及更多的佚名的艺术作品。譬如民间艺术中的音乐曲调、造型艺术和戏曲歌舞等。由于它们没有被文人记载，历史中处于佚名状态，而这部分的内容最为广博复杂。要让这些佚名的民间艺术展现出来的确难度很大。钩沉文献记载与图像、田野调查和收集实物，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中很多实物都可能被今天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的产生，型制、制作和方法，以及功能用途，似乎成为难解之谜。这些都是要攻克的难题。我国戏曲调式、曲调、唱腔等丰富多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戏曲和一套完整的演艺系统，但很多限于口传心授延续的传承方式，缺少记载和类似“粉本”的实物，如曲谱、表演的记载。传承人是主要的继承载体，一旦失去传承人，那么这个种类的艺术形态就面临消失。这些民间艺术长期被遮蔽，文献记载极少，但它们却又是中国艺术很大主题部分。这部分“非物质文化”的艺术形态，基本上处于“零散”状态。一些虽然被保留下来，但是由于没有“归属”，不知作者是谁，属于佚名作品。如果采用“纪传体”方式来把它们架构在中国艺术史学中，显然它们会被“纪传体”的方式所遮蔽。
我们提出建构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佚名”艺术形态，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纳入建构艺术史学体系的艺术史料。让这些被长期遮蔽的艺术史料，出场而且在场。“出场”而且“在场”的史学方法，这使我想我想到了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荒诞剧《等待戈多》。主角“戈多”一直处于剧中的中心地位，一直在场，但却始终没有出场。这无疑给人们留下了思考。人们盼望的，剧情中人物等待的“戈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形状”，总没有答案。因为“戈多”仅仅“出场”，却没有“在场”。我们探讨的这些被遮蔽的艺术形态，颇像“戈多”的“出场”，却没有“在场”意味。《等待戈多》是荒诞剧，我们构建的中国艺术史学不是构建荒诞史。因此，那些被遮蔽的艺术史料，我们必须让它们出场，而且在场。为此，文人艺术那种传记体的结构方式，显然不适合架构中国艺术学史学。那么，以艺术本质为轴心的结构，就可以使佚名的作品出场而且在场。图像——作品的另一种“意义”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个文献记载今天出土的材料中有类似的图像可以证之。1973年出土于青海的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彩陶盆，上面绘有5人舞蹈的形象，另一个舞蹈纹彩陶盆则有12人之多。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所谓头带发辫似的饰物，下体带有尾巴似的饰物，不就是‘操牛尾’和‘干戚羽旄’之类；‘手拉着手’地跳舞不也就是‘发扬蹈厉’么？”[7]从这些图像中，传递了一种舞蹈的信息，至少让我们今天较为直观地感受到了人类早期中国的舞蹈“演艺”形式。《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这里表述的“歌舞”形式纵然与巫术有关，《周礼》记载的“方相氏”就是典型傩戏。但它们与今天的中国戏曲相关联，“至与戏剧更相近者，则为傀儡。”[8]216而这种傩戏在西南的川贵偏远地区，至今还保留有它的表现形式，也能收集到傩戏的面具和傩戏其它载体。
载于唐代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中有“踏谣娘”，相传为我国较早的一种“戏曲”形式。“踏谣”即且步且歌，实为歌舞曲艺。但可以看作是我国曲艺源头，王国维在考证中国戏曲时认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9]现在很多表述的“戏曲”，实为“文本”，但不见歌舞，也不见曲调。歌舞曲调为口传心授，极容易失传。“文本”——戏曲小说（或剧本）见于文字记载，流传遗存较易。作为中国戏曲艺术，仅仅见“文本”，一般我们认为只能称为“戏曲小说”，是戏曲的内容。但缺少“演艺”的形式记载，是不完整的“戏曲”。尽管王国维对宋代诸宫调、赚词以及与戏曲有关的艺术形式进行了研究后，在《宋元戏曲考》指出：“盖南北曲之形式及材料， 在南宋已全具矣。”而后又指出：“论真正之戏曲， 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8]225、234这种“考史”也是一种史学方法。但是，曲牌的唱腔、曲调却是没有办法弄明白的。这也包括任半塘的《唐戏弄》的考释论证，都是对历史中唐代的曲牌做了考证性的研究工作，包括戏曲的内容，主要对王国维的戏剧始于元代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王氏误将中国之真戏剧与其剧本之产生，死死限定在元代，分明是一种‘偏见’。”[10]但究其具体的音乐歌舞的“演艺”部分是无能为力的。尽管王国维也对戏曲的结构做了研究，“元剧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8]450但依然对舞台上的“演艺”无法解决，至多推猜而已。
那么如何让这些被遮蔽的“部分”重新“在场”并“出场”，是我们今天建构和重新描述中国艺术史学的重要任务，同时更是一个很有难度的研究课题。要把这个任务和课题做好，对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就必须深入到“演艺”的层面里面去，挖掘传承艺人，让“沉睡”的曲调歌舞的“演艺”形态活化出来，而不是停留在“考证”故纸堆里，作“文本”的“糊涂账”研究。艺术学理论的戏曲研究，不是文学领域的“戏曲小说”研究，艺术学理论的戏曲研究针对的舞台那部分“演艺”的形态研究。
这个时候，其实“图像”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信息，如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盆“舞蹈纹饰”的图像一样。画像石中关于的戏曲、舞蹈、音乐的场景图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古代的“演艺”艺术形态，表演的元素通过这些“图像”展示出我们需要的内容。譬如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出土的《乐舞百戏图》，这幅画像石的图像展示了宏大的乐舞场面。张道一分析该图像为四组：“杂技表演”“乐队演奏”“鱼龙曼衍之戏”“戏车和马戏”。[11]像“百戏图”这样的画像石图像，非常之多，给我们提供了直观的古代百戏的“演艺”场景。壁画同样也给出这样的信息。譬如山西洪洞广胜寺元杂剧壁画，脸谱、乐队、乐器、服装、道具等，为我们研究戏曲“演艺”形态提供了可靠的图像范本。戏曲图像的范本远不止于此，如明崇祯刊本中有许多的“戏曲”插图的图像，《金瓶梅词话》《盛明杂剧》《一捧雪》等，[12]至少这些插图范本提供了不同于“文本”的元素，图像能够看到“演艺”的元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图像史料。因此，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研究，可以从这些层面让那些被遮蔽的中国艺术形态“出场”并且真正“在场”。
有一些佚名的作品相对容易使它们“出场”。我们过去的一些艺术史尤其是美术史，对佚名的作品做了大量的表述工作，譬如画像石艺术、石窟雕刻、壁画等艺术形态。它们都是难以找到归属的佚名作品。它们多是民间工匠的作品，文人们自然不屑一顾地忽视它们的在场。偶尔也会有些题榜会发现某些作品的作者，这对史学的研究与表述，带来极大地方便。但这毕竟是少数。另一种情况是，一些还没有被大量发掘出来散失的佚名作品，或者即使一些被发现的佚名作品但还没有被学者纳入史学中，进行历史定位、研究和对其做史学性的描述，这种情况依然是存在的。譬如南京博物院庋藏的“无款肖像画十二册页”，无论是造型还是设色，堪称一绝。它的价值还在于是研究中国人物画受到西方绘画影响的图像史料。遗憾的是这些艺术价值很高的人物画作品，没有进入艺术史学家的视野。再譬如，还有很多散落在民间的家族“容像”“堂像”和“宗像”等，都没有被纳入艺术史学的研究和描述的视野之中。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作品是佚名作品，按照一般的史学方法体例，尤其是以“纪传体”为体例的艺术史，就难以把它们建构在艺术史学中。也因此，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不能简单地用纪传体。纪传体的体例会遮蔽很多的佚名作品。所以，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问题，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三、让边缘族群与主流艺术同时“在场”的史学
从艺术本质出发，让历史中那些长期被遮蔽的“族群艺术”发出它们声音。我们这里试图提出让族群艺术与主流艺术同时“在场”。作为族群艺术已经被一些艺术史学家关注，在其它场合已经“出场”。例如王伯敏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陈兆复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张铁山、赵永红的《少数民族艺术》，毛艳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史》，都是关于族群艺术史的研究成果。但是，作为我们提出建构的中国艺术史学来说，分类撰写的族群艺术本身说明了不是与主流艺术同时“在场”，表明只是一种“出场”。我们提出的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研究，应该是整合复数的艺术史形状。这不但是我们提出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前提，也与我们当下提出的同时“在场”的内在理路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艺术史学的结构和体例中，应该是“族群艺术”与“主流艺术”同时在历史中被运用。这是我们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基本观点和原则。
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的艺术史（美术史），能够把族群艺术架构进去的不多。一般是把与宋代并置的几个“少数民族”——辽、金、西夏的艺术置于其中，而其他的族群艺术则基本忽略。虽然说族群艺术整体上看，没有形成影响较大的艺术形态，与主流的汉文化艺术形态相比，无论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影响，还是与本土艺术的交流与影响，都显示出比较单薄，缺乏影响力。但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文化的整合共同形成的文化圈，其艺术形态和艺术史也应该相应得地展示出它的整体性。时至今日我们还有很多的族群艺术，没有来得及去发掘、整理和研究，更不用说构建在中国艺术史学中。
由于不同族群的艺术有其自身的文化意义，人类学、符号学的理论介入族群艺术史研究，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入手研究族群艺术使之可以历史地运用，是一个有效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族群艺术与主流艺术同时在场做好学术上的准备。文化人类学本身就是以族群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对族群艺术研究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作为中国的族群艺术与中国主流的汉族艺术，相对西方文化圈而言，虽然说整体上是一个文化圈，但族群与主流和族群之间，他们有各自的文化形态。或者说族群艺术是在不同族群的文化圈中形成的。文化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化圈”概念，也是为了有效地解决和研究族群文化包括族群艺术。当然在族群艺术历史演变中，必然此一族群与另一族群发生文化接触，在文化的相互交流中，就会形成“文化涵化”这样一个阶段和过程，族群之间的艺术相互受到影响。这些族群艺术文化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使族群艺术进入历史运用中，并寻求艺术学理论体系支撑，使之成为中国艺术史的史料和系统部分。
族群艺术作为构建中国艺术史学的史料，它应该与主流艺术即汉民族艺术，一起构成整合复数的艺术史料形态，不能把族群艺术分割出这个整合复数的中国艺术史学形态。否则就会成为有缺陷的、不完整的中国艺术史学。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族群艺术有其自身文化发展脉络，因而艺术有其自身的演变特征，尽管在历史的变迁中避免不了族群文化之间包括与汉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但是族群艺术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族群艺术有很多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值得我们深入地去研究它们。但是如何将文化差异的族群艺术“统一”到整合复数的中国艺术史的结构中，重新架构，整体转型，以此着手建构与重新描述中国艺术史，这不仅涉及到一个族群文化圈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个艺术学理论史学观的建构问题。
至此，作为建构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它是“整合复数”形态的艺术史，建构核心是以艺术本质为轴心线。因此要注意那些不适当地、过度地使用其它人文学科理论和方法，干预艺术本质的探讨与艺术史学的研究，否则艺术史学这门科学本身就会被质疑。已有学者指出：“对对象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性质的敏锐感知，毕竟是美术史学者必不可少的一种素质，也应是这门学科与其它人文学科相区别的特征之一，如果以牺牲这种素质为代价而进入人文学科，则使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13]一些受西方文化理论影响的学者，力图希望艺术史学进入到人文学科中，提升艺术学科的地位，愿望和出发点都是很好的。但是作为艺术学科的史学理论研究和建构，不能因为急于利用文人学科来提升自己的学科地位，而绕开甚至牺牲艺术本质。即使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貌似艺术史学地位所有“提升”，但是这些“理论”的结果，是利用了艺术资料言及其它。对于艺术的“图像”虽也有不同的阐释，也可产生“郢书燕说”的效果。但终究是一种误读，况且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停留在“郢书燕说”结果上，而是离开的艺术本质的底色，相反对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其它文化问题的思考成为了主体，而对艺术本身研究的有效性来说几乎是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回到艺术本质的中国艺术史学”这个问题上来的原因。“图像”不仅仅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更重的是让“图像”的所有元素，回到艺术本质的结果和目的上来，它的文化底色依然应该是“艺术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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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艺术史论文范文
桂林不仅是一个山水甲天下的国际旅游名城，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抗战期间，桂林抗战文化城蜚声海内外，成为当时全国抗战文化重镇，在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也成为学界一个重要的领域。多年来，一批学者在这一领域中辛勤耕耘，收获累累硕果，近期出版的李建平等著《桂林抗战艺术史》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桂林抗战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指从1937年到1944年抗战期间先后在桂林进行抗战文化活动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文化名人聚集现象。据称当时聚集桂林的文化人达万人，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文化名人二百多人，他们不仅为抗战文化运动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影响全国抗战及其抗战文化发展进程，留下不少载入史册的鸿篇巨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彪炳千秋的一个重大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该书以桂林抗战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从艺术史研究视角反映桂林抗战文化城历史风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就其选题而论，桂林抗战艺术史研究意义归而有六：一是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历史文化现象；二是重要艺术现象及其抗战艺术运动；三是重要艺术家及其艺术成果；四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及其艺术史研究价值；五是恰逢重要的历史机遇，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刚好为其纪念献上一份厚礼；六是保存、保护和传承这笔弥足珍贵的桂林抗战艺术史料。就其研究者而论，无疑具备雄厚基础与良好条件。首先，作者均为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及其学术素质与研究能力；其次，作者曾参编《桂林抗战文学史》、主编《抗战文化研究》年刊、主编《桂林文化城戏剧研究》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经验与成果；再次，其研究依托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桂林抗战艺术史”，并获得广西2014年度文化精品项目，具备高层次项目支撑和支持条件；最后，作者大都为桂林人，长期生活工作在当地，具有地利之便，由此形成天时地利人和的研究优势。
基于这些研究优势，纵观全书，从整体上表现出史论体系的架构完整、视野宏大、史脉清晰、史料丰富、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优点与特色。从艺术史角度而论，既体现出艺术史的历史普遍性与艺术特殊性有机结合，又呈现出抗战艺术及其艺术史规律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其研究优势则更好地凸显该书在桂林抗战艺术史研究上的五个重要特点。其一，时空交织的艺术史研究特点。任何历史研究及其专门史研究，一般都遵循历时性发展线索与时序原则，构成顺时性排列结构。但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桂林抗战文化城及其抗战艺术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段时间跨度不长，以及艺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特点等缘故，因此该书在遵循历史研究规律与原则基础上，还充分考虑艺术类型空间分布与构成特点，在艺术史框架设置上有所突破。该书在总体框架安排上：一方面着眼于将桂林抗战艺术历时性发展时段与运动时间作整体把握；另一方面着手于从抗战戏剧、美术、音乐、舞蹈这四种主要艺术形式进行分门别类研究，构成共时性空间构成框架下的各艺术门类的分类史研究方式，形成桂林抗战艺术史研究的时空交织特点。这种艺术史研究方式打破按时序排列的常规结构，也尽量避免材料罗列堆砌的毛病，不仅尊重艺术发展规律与特点，而且在历时性研究基础上拓展了共时性研究空间，形成颇具特点且颇有创新的艺术史叙述方式与研究方式。其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史论结合特点。中国史志传统一贯都强调客观公正，但史书不同于志书之处在于，在客观记载历史基础上还必须对其历史价值进行科学公正的历史评价。因此，历史研究需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必须具有正确、先进、科学的历史观、研究方法、评价取向。该书“导论”明确指出研究宗旨“：《桂林抗战艺术史》基于前期研究的丰硕成果，积累的大量资料和长期的学术思考展开，旨在总结桂林抗战艺术运动的成果、成就，研究其发展过程，评价其在战时的作用和对当下文艺发展的启迪意义，评价其蕴含的‘先进文化’内涵，达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和文艺的爱国主义传统，深化抗战文艺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先进性及当代性的目的，以期将抗战文化研究推向深入，造就新境。”①基于此，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对桂林抗战艺术运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发生的特定历史文化现象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
所谓客观，即依据历史事实及其史料，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事件真相、历史风貌、历史轨迹，达到尊重历史、还原历史、保存历史的目的；所谓公正，即对其历史价值做出科学客观、公平公正的评价，确立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亦即必须遵循历史逻辑与内在构成逻辑，使其研究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要求。因此，该书在框架结构上精心设置“导论”以阐发研究背景和基础、研究对象和重点、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研究目的与价值等思想内容。第一章“背景与概况”与末章“价值与启迪”首尾照应，以作宏观整体研究的背景、原因、状况、性质、特点、功能、作用、价值、意义的总结性概括与理论阐发的探讨，带有鲜明的史论结合研究特点。其论不仅在篇章结构上力求前呼后应与浑然一体，而且注重史论结合与纵横交错，既深化了史证研究，又在史证研究基础上展开史论研究，达到历史梳理、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有机结合的高起点、深层次、宽视野、实证性研究目的。同时，历史与逻辑结合原则也贯穿于各艺术分类史研究中，多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以体现史论结合特点。此外，基于研究对象“抗战艺术”性质特征及其价值取向定位，这一中心与线索必然贯穿其艺术史及其研究始终。因此，在该书“导论”中作者旗帜鲜明地宣示观点：“第一，桂林抗战文艺是中国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筑成大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推动了全面抗战与持久抗战”“；第二，桂林抗战艺术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团结爱国进步文化人共同开展并创立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优先文化的结晶”“；第三，抗战艺术是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成分”；“第四，抗战艺术是重要的文化遗产”②，这些基本观点不仅高屋建瓴，而且也是其史论的立足点与落脚点，这既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升华结果，也是贯穿全书的中心及其核心价值取向，由此强化史论结合特点。
其三，文献与实物相互印证的史料实证性特点。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可以说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该书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史料极其丰富完整、翔实可靠，不仅为该书奠定扎实的研究基础和条件，而且也为桂林抗战文化城及其桂林抗战文艺研究提供弥足珍贵的史料。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史料不仅是对当时历史的反映和记载，而且本身就是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实也就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及其基本内容。该书运用史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立足于实证性研究，既在于摆事实、讲道理，又在于以事实说话、以材料说话，亦即“事实胜于雄辩”之义。基于史料运用必须达到实证性目的的要求，该书一方面采集尽可能丰富和完整的史料，对史料进行史识、史辨、史证的考证与辨析；另一方面采取史料相互印证与佐证的论证方式以更好达到实证性效果。这些史料类型包括文献书籍资料、文件档案资料、报刊资料、碑刻资料、访谈资料、回忆录资料、摄影资料、音像资料以及实物资料，等等，不仅使该书史料更为丰富多彩，而且起到文献史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与佐证的作用，从而强化史料的实证性、系统性和综合性论证效果。从接受角度而论，该书插入上百幅史料照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不仅能够获得更为直观可感的接受效果，而且强化了史料的实证性与内容的丰富性，更能够深化和扩展接受效果。
其四，文艺运动与作家作品的点面结合的叙述特点。桂林抗战文化城及其抗战文艺现象作为历史事件，主要是以抗战文艺运动及其活动的形式和方式呈现出来的，成为历史上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作为文艺运动不仅具有一定的时空性、时代性与历史性特征，而且具有组织性、聚合性、策划性特征，更具有影响性、衍生性、辐射性特征。桂林抗战文艺运动虽然发生于西南一隅的桂林小城，时间不过几年，但成果斐然、名扬中外、影响深远。因此，对于其艺术史叙述，必须紧紧抓住抗战文艺运动这个纲，纲举目张，一以贯之，才能头绪分明，纲目彰显。基于此，该书采用运动、活动与艺术家、艺术作品点面结合的叙述方式，既着眼于立体全景式描述运动、活动概况及其进程，以展现这一文艺运动及其现象的整体风貌，又立足于艺术家活动描述及其作品分析，以凸显艺术家在运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及其重要成果，由此达到点面结合的叙述效果。因此，在其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的艺术史叙述中，大致划分抗战艺术运动与艺术家活动及其作品成果两大部分，当然其中也不乏点面结合的叙述特点。如在“声势浩大的戏剧运动”一章中，作者首先采取概述方式进行整体把握，其次分述其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再次抓住“西南剧展”活动作重点深入研究，点面结合恰到好处。继而在“戏剧家的活动及其剧作”一章中，作者分别介绍田汉、欧阳予倩、夏衍、熊佛西、焦菊影、洪深、于伶、杜宣的重要戏剧家，在对其活动概述基础上抓住一些重要作品进行重点分析，以达到详略得当、主次分明、层次清晰、重点突出的叙述效果。其他门类艺术史叙述亦如此，充分体现点面结合的叙述特点。
其五，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艺术评价特点。将桂林抗战艺术史作为研究对象，除考虑其特定时空关系中的桂林地域与抗战时期两层因素外，还必须重点考虑抗战艺术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构成问题。基于艺术史不仅仅是描述历史以探索历史规律，而且是描述艺术史以探索艺术规律的缘故，故而艺术及其艺术史的特殊性必须得到重视，作为专门史或专题史的桂林抗战艺术史研究就必须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从抗战艺术的思想性而言，其思想性显而易见集中表现在抗战爱国思想上，不仅通过艺术家思想及其创作对象、题材、主体、内容来体现，而且也表现在抗战爱国思想潮流推动艺术家走出书斋、殿堂、象牙塔，走向社会现实生活，走向抗战前线，由此形成抗战艺术运动；从抗战艺术的艺术性而言，显然口号式、标语式、传声筒式的创作方式不能有效实现感动人心、感染民众的效果，需要通过直观、生动、形象的艺术形式与审美方式将抗战爱国思想艺术化表现出来，才能达到以情动人、寓教于乐的效果。因此，抗战艺术及其艺术史研究也就必须采取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评价方式，必须充分考虑艺术特点及其艺术史规律的特殊性。这在该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如遵循艺术特点及其艺术史规律特殊性，在艺术史评价上必然设置艺术性评价视角；在艺术家研究上充分考虑其主体构成中的艺术才华、个性、风格、品质等艺术性要素，将艺术家的抗战爱国思想与其艺术思想统一为整体；在艺术作品分析中充分考虑其艺术审美功能、价值、作用，给予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综合整体评价。同时，因其抗战艺术史研究又不同于一般艺术史研究而具特殊性缘故，抗战爱国思想不仅使其思想深度得到深化，而且也使其艺术作用价值得到扩展，抗战艺术意义得以更好升华。正如作者在该书中阐发研究宗旨中指出：“因为我们确定的是‘抗战’艺术史课题，不是纯粹的艺术史研究。我们的研究宗旨，一方面是总结那一特殊时段里的艺术成就和规律，另一方面是提炼那一时代蕴藏在艺术领域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只有抗战文化，才能代表那一时代的民族文化精神。”
第6篇：艺术史论文范文
一、两大体系: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内涵
艺术学科体系由关于人类艺术实践的全部知识构成的。正如马采先生所说:“艺术学就是研究关于艺术的本质、创造、欣赏、美的效果、起源、发展、作用和种类的原理和规律的科学。这是艺术学的目的,同时也是艺术学的意义。”②整个学科体系基本内涵包括艺术史论和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两大体系。
1.艺术史论体系
如果把艺术学科比作一幢大厦,那么艺术史论体系则是整幢大厦的基石。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艺术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与消亡。人类艺术史与人类社会史相伴相生。考古学的发现证明,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了早期的艺术实践活动,直到今天,艺术实践在人类社会任何一个发展时期从未间断过,而且正在继续,并将一直继续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艺术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超越万年的艺术史为人类社会留下了无比丰厚的艺术遗产,积累了极其宝贵的艺术实践经验,这些都为今天和以后的艺术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营养和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因此,艺术史是整个艺术学科体系中的第一块基石。具体说来,中国艺术学科体系中艺术史部分主要包括带有一定普遍性的人类艺术通史,如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等;以及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门类艺术史,如中外音乐史、中国书画史、西方美术史、中外雕塑史、中外建筑史、中外戏剧史、中外舞蹈史、中外电影史等。艺术理论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艺术史和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对人类艺术实践活动的起源、本质、特征、功能等基本原理和规律的归纳、概括和抽象。艺术学理论体系主要研究艺术的本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分类、艺术欣赏与艺术批评等内容,具体学科包括艺术学原理、艺术美学、艺术哲学、艺术批评学、艺术类型学等。艺术史论体系奠定了艺术学科体系的基础,是整个艺术学科体系的血脉和灵魂。没有艺术史论体系,艺术学科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
艺术史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艺术实践规律的基础上为艺术创作与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进一步推动人类艺术实践的创新、发展和繁荣,进而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让人们在获得审美愉悦和艺术享受的同时,心灵得到净化,性情得以陶冶,人格更加完善。艺术史论研究最终要回到艺术创作实践中,没有对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的关注,艺术史论研究就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如果说艺术史论体系是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的基础和逻辑起点,那么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则是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的目的和旨归。具体而言,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包括对音乐、舞蹈、美术、书法、设计艺术、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艺术等各门类艺术创作规律、创作技法、创作方式的研究。
作为一个整体,艺术学科体系内涵包括艺术史论和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两大体系。具体到每一个门类艺术学科,其内涵也主要由这两个部分组成。如美术学科体系里既包括中外美术史、文物鉴定与修复、民间美术研究等史论研究内容,也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壁画、雕塑等美术应用研究与实践等部分相关学科。戏剧戏曲学科包含戏剧戏曲发展史论的教学与科研,以及为戏剧戏曲编导、表演舞台实践的教学与科研。前者是戏剧戏曲学的主导、核心部分,侧重于学习、研究中外戏剧史、戏剧理论、戏剧批评、比较研究,兼及剧场建设、舞台设计、戏剧管理,着眼于从案头艺术、舞台艺术、综合艺术等不同角度,对中西戏剧戏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与辅助环节,包括剧本编辑理论与实践、戏剧导演理论与实践、舞台设计、灯光技术、化妆技术等具体内容。
艺术设计学科包括艺术设计史论和艺术设计创作及制作系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前者主要研究艺术设计历史脉络、艺术发展规律、美学流派表现、理论方法呈现等内容。后者主要包括艺术设计思维训练、三大构成规律的学习、设计素描、色彩课程的学习、专业方向课程的学习、设计实践类课程的学习等内容。电影学科包括电影历史及理论与电影创作及制作系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电影历史及理论系统,主要研究电影艺术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美学思潮、理论方法等内容。电影创作及制作系统,主要包含电影艺术创作规律的探索和电影艺术制作技巧的提升两大范畴,涵盖了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录音、剪辑、动画、管理等全部的电影制作部门。此外,音乐学、舞蹈学、书法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其他门类艺术学学科体系内涵也同样主要由史论体系和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两大部分构成。
二、四大部类: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外延
艺术学科体系外延包括所有关于艺术史论体系和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一般艺术学、特殊艺术学、边缘艺术学、新兴艺术学四大部类。一般艺术学即探索人类整体艺术实践活动普遍规律的学科,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哲学、艺术批评学、艺术类型学等关于艺术学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的学科。特殊艺术学即门类艺术学,包括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及最具民族特色的书法学等。边缘艺术学即艺术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文化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形成的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符号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传播学、艺术管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考古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伦理学、艺术法学、宗教艺术学、比较艺术学等艺术学边缘学科。新兴艺术学即探索和研究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3D、激光全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与艺术创作实践相结合产生的诸如计算机艺术、视频艺术、全息摄影艺术、交互艺术、虚拟现实艺术、网络艺术、动画艺术、立体电影艺术等新兴艺术的学科。
第7篇：艺术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设计史教材 编撰体例 编撰方式 编撰内容
一、问题缘起、界定与研究意义
设计史课程是我国高校各类艺术设计专业指定的必修基础理论课，它对于艺术设计学科的各个专业方向而言是重要的知识背景，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抓好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中心环节，要上好这门课，选好教材十分重要。
然而，随着艺术设计学科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出现了设计史教材编撰多管齐下的局面，教材的编撰问题亦日益凸显。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三种状况：第一，原有的工艺美术史作为专业理论的调整，着重挖掘曾经被忽视的内容，突出工艺规范与工艺加工的内容；第二，把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对应不同的历史阶段，只注重西方设计史而忽略了中国设计史，将设计史视为一种完全工业化之后形成的学科历史；第三，各类院校设计史教材选择的基础知识体系未经严格慎选，总的说来以通史型教学为主，部分高校稍涉门类史、断代史的教学。这些状况具体到各高校开设的设计史课程，更是名称不一、内容不一、教材体例不一等。①由此可见，将上述状况列举出来，很能说明设计史教材编撰探讨的意义和价值。从正式出版的现有教材来看，设计史教材的编撰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便是论题探讨的缘起。
本论题主要界定两点：
第一，随着学科设置的不断扩展，设计史教材使用的名称不一，包括中外工艺美术史、中外设计史，以及诸多直接产生于我国从工艺美术到设计艺术观念变革背景中的设计门类史，如工业设计史、室内设计史、平面设计史等。这里为了论述的方便，统称设计史，并分成三类：通史、门类史、断代史。在本文讨论中，以通史型教学的设计史教材编撰为主。
就设计史教材而言，由于设计艺术与工艺美术是一个有机体的不同阶段的产物，研究设计史教材编撰，必然离不开对工艺美术史教材编撰的研究，由此把工艺美术史的教材编撰纳入设计史教材编撰研究的范围。本文研究的为设计史教材1960—2012年间文献综述编撰的发展，在此领域中，诸多专家学者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囿于篇幅，同时也为突出重点，笔者选择有代表性的设计史教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二，教材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所讨论的教材主要是指狭义的教材概念，是指教科书。
本文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设计史教材的搜集、整理、分析，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从而对设计史教材发展脉络进行归纳，有如下几点现实意义：
1.选题的针对性。关注设计史的研究现状，是近年来设计史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但关注设计史教材的编撰却鲜有深度研究。通过梳理可帮助我们理解高校设计史教材的面貌，尤其是教材内容的革新、充实、推展，这也是对设计史教材资料留存的一项重要补充。同时，笔者力图依据高校设计史教材编撰的事实来揭示问题、分析问题，将呈现出来的主要问题，切入到相应的编撰案例之中加以论述，对下一步的教材编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设计史教材内容及知识结构的针对性。文章通过研究，以期探寻适合分层次教学的适用版本编撰体例。
3.为设计史教学实践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对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设计史教材编撰问题进行思考，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基于论题的资料论述比较零散，笔者把查阅的资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论述资料）分为四类：
其一，是涉及具体教学内容选取的讨论。刘汝醴于1985年明确提出“关于海外的工艺珍奇，我们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拿将过来，为我所容，为我所用”。②田自秉于1988年提出“……我们还应该把研究的范围拓得更宽一些，不仅需要有工艺美术通史、专题史，更应该有各种断代史尤其是对于近现代工艺美术史的研究……”③张孟常于199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器以载道——中国工艺美术史分期研究》，论及早期五个教本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在课程内容上的革新、充实、推展。诸葛铠于1998年指出：“从工艺美术的范围和内容上，工艺美术史都应该得到补充，可用新的观念写工艺美术史。”④ 高丰于2000年指出：“许多艺术设计院校在讲授这门课程时，或只讲西方现代设计史，或还沿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教材，容易给学生造成误解。就此，探讨中国艺术设计史与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区别……”⑤赵农于2001年就“艺术设计史论与工艺美术史论的本质区别等几个问题产生了明确认识”⑥ 。2007年底，在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了“设计与中国设计史研究年会”，其中钱凤根的《世界设计史的中国设计史板块构建》、杭间的《中国的工艺史与设计史》、诸葛铠的《关于中国设计史学术定位的思考》、荆雷的《以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并从事设计史教育》等文章，其内容都与设计史有关，并从教学资料的搜集、教学内容的选取等层面，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设计史教材内容。2008年，李砚祖指出：“……设计史的研究同样应在文化研究的平台上构筑起自己的体系……重写设计史需要考虑这些问题。”⑦ 这些文论给予本文很大的启发。
第8篇：艺术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艺术真实；生活真实；历史真实；虚构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7084
艺术真实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标准之一，作为艺术品的重要品质之一，在艺术多元化的时代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0世纪，现实主义处于我国文艺界中的优势地位，艺术真实受到现实主义的大力强调，得到了格外的重视。
1 艺术真实的思想根源
关于艺术真实的思想，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相关概念。亚里士多德在将历史与文学进行比较的时候，写道：“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偶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1.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真实比历史更真实。
而我国文艺理论界对艺术真实的相关论述最直接的来源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1.在这篇讲话中，肯定了艺术真实的存在性，并且提出了如何M行艺术真实的创造，即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由此产生了艺术作品；还将艺术真实与现实生活作出了一定区别，总结出艺术真实的六大特性：高、强烈、集中、典型、理想、普遍性，把艺术真实提升到了一定境界；与此同时，还十分肯定艺术真实的巨大价值和作用，上升到相关政治环境、民族团结之中。
不论是西方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的都旨在强调文艺创作中的艺术真实，并给予其特殊的地位，让我们认识到文艺理论中艺术真实的重要性。艺术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缺乏真实的艺术，其审美价值和思想内涵也就无从谈起。
2 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
艺术来源于生活，谈及艺术就必定会联系到生活，而艺术真实同生活真实也是密切相关的，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时，有必要处理好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是相通的，二者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异形同构的关系，但艺术真实并不等同于生活真实。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认为艺术真实有其假定性与主观性，他说艺术真实是“一种特殊的真实，它既不像生活真实那样与生活本身是同一的，又不像科学真实那样能够验证和还原。”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41.童庆炳先生指出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在于，艺术真实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通过主观性的再创作而产生的一种具有假定性的艺术作品。
生活真实为艺术真实提供了最原始新鲜的题材、情节、人物和结构，在艺术家们的创作过程中，生活真实的这些原材料无疑是最好的艺术胚胎，为艺术真实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奥古斯汀说“艺术作品之所以真实，正是由于它们所有的虚假性质”。艺术情境的虚拟性则是艺术真实的外在特征[J].美学译文，第一辑第176页.但这种虚假并非没有根据没有原则的盲目创作，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真实就强调一切艺术都要反映出历史的必然性，要做到“真实的描写、再现”“如实的叙述”等。从现实生活的感性形象着手，塑造栩栩如生的形象，呈现出“生动性和丰富性”的情节，更为重要的是要表现生活的内在本质性的普遍规律和意义，表现其发展趋势，显示出现实或者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就是艺术真实性最根本的基础。因此揭示生活的内涵底蕴，具有历史意识和深度性是一切成功艺术作品的共同品质表现，也是艺术真实区别于生活真实的另一本质特征。也因此，艺术真实中的虚构，使得生活中的某件事情更加真实，某种情感的表达也更为强烈，某种精神思维的表现也更为深刻。
大多学者都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前半句毋庸置疑，但后半句的“艺术高于生活”，我还存有疑虑。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艺术真实是通过生活真实的虚构，带有艺术家们的主观因素，就将其看得过于高深，也不能就此得出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的结论。生活带给我们的启示意义是最为基础的，而艺术也同样给予我们超感的审美体验和审美享受，二者较其高下实在是很难。3 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
除了艺术真实同生活真实的关系，同样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还有艺术真实同历史真实之间的微妙关系。最早谈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缘起于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问世，由此出现了虚实之争。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说法是清代章学诚提出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被后世简化为“七实三虚”。如同字面含义，《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民间传说，再加上作者个人的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观等，经过了一系列的艺术加工而成，所以“实”的内容中有部分的“虚”。
历史题材的作品大都是反映发生过的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一部好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应该是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有机统一。
首先，不论是怎样的历史剧创作都要学会尊重历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不能虚构。历史剧中所反映的历史时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史料来源。古代戏剧家孔尚任就明确地提出历史剧应该是艺术真实同历史真实的统一，他所创作的著名戏剧《桃花扇》就是经过了十多年的文献资料的准备才得以问世，并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桃花扇・凡例》）。
其次，历史剧作为剧目，是区别于历史教科书或者学术资料的，因此在历史剧本中少不了些许虚构。但这种虚构，不是创作者的随心所欲、天马行空，而是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合理化地设计人物关系和事件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郭沫若创作了一系列历史剧如《屈原》《南冠草》等，这些剧作的演出受到大众好评与广泛关注，在文艺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创作历史剧的争论。郭沫若认为，历史剧创作在表现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可有虚构的存在，其剧作的虚构要“失事求似”，所谓“求似”，就是尽可能真实、准确地表现历史的精神，而“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事尽可以出入”。
再次，对于历史上可能发生的事，即涉及艺术虚构的部分时，更要严谨对待。要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和历史文献中的资料为基础，创造典型的环境和故事情节、戏剧冲突，这些创造要在历史的角度加以验证，虽然历史上不一定是有此真人真事，但必须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唯有如此，才可称为艺术的真实。“总而言之，我以为我们一方面肯定艺术虚构之必要，另一方面也必须坚持不能随便修改历史；此烧卟⒉幻盾，因为艺术虚构不是向壁虚构而是在充分掌握史料，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史料、对历史事实（包括人物）的本质有了明白认识以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虚构的。这样的艺术虚构，就能与历史真实相结合而达到艺术真实（即在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历史）与历史真实（即客观存在之历史）的统一了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6.。”
最后，史传典籍中多少都存在着一些虚构的现象，而我们所要确立的是正确理解其中虚构的性质和功能。在史实资料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历史剧的创作允许虚构、想象的成分在，但这种虚构要合情合理，符合历史真实，不能随意地脱离历史真实夸张表达。在虚构的艺术手法下，一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过目不忘，这种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具有高超艺术虚构的手法成就了大批的高超的艺术形象。
4 结 论
不论是艺术真实同生活真实，还是艺术真实同历史真实间的关系，都在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两两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都显示出反映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重要性。尊重生活中的真实，尊重历史中的真实，是我们文艺创作最基本的素质，也是艺术真实最为本质的体现。
目前，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兴盛不衰，文学作品也层出不穷，但是真实性的相关问题也大量出现。过度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文化，使得一些创作者忽视艺术真实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其文艺创作的真实和底线不复存在。大量的雷剧出现，低俗、恶搞小说也时常有之，创作圣地变成了各类人员都可入内的混杂圈。这些现实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反思，文艺创作是为了更好地给予人们生活生存的启示和思想的内蕴，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和谐，不要让物欲利益污染了这个大的创作环境，毁坏了这个圣洁的文艺之圈。
参考文献：
[1]郑铁生沉重的话题：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J].文艺研究，2009（6）：19-26
[2]赵炎秋“艺术真实”辨析[J].中国文学研究，2008（3）：14-17，21
第9篇：艺术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研究方式；美术史论；文献综述
美术能够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提升人们审美意识和水平，研究美术史论，不仅可以丰富美术史上资料，更有利于促进现代美术持续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研究方法的使用，选择最恰当的方式，提高研究过程的效率和质量。研究方法主要是指科学活动中会采用的程序、系统思考等，以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美术史论，为美术学界提供研究成果的同时，还促进各领域相互交流，如美术史论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文学研究提供参考依据，论证那个年代的艺术发展情况。
一、美术史论研究方法文献综述
（一）整体化美术史论研究方法
基于美术史论的发展过程，“整体化”的研究方式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将美术史历史当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并运用整体理念阐述、解释历史现象，从而确保历史分析过程内在的科学性。使用整体化美术史论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有德国著名美术史研究学者帕诺夫斯基，其也是探究图像学的典型代表，为美术史研究作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丰富阐述美术作品题材[2]，将艺术现象寓于整体文化环境中，明确每一件美术作品代表的含义，并将文化符号赋予重新的生命力，共同推进文明进程，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必须清楚把握符号之间的关系，对美术作品进行准确、全面的解释；二是创造重新体验美术作品的条件[3]，构建具有感染力的文化环境，从整体的角度出发，重新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体验美术作品。
在研究美术史论的过程中，应充分挖掘、利用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促使研究人员更深入的理解美术作品。随着美术史论研究方式的多元化，其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相关学者应及时将其补充到美术史论文献资料中，以科学为前提，在交流理论的层次上补充、转化美术史论研究观念。
（二）美术史论研究理论体系
研究美术史论属于艺术领域中独立的一门学科，就其在西方的发展历程而言，已经构建了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与现实中美术实践、创作相分离而自成具有特色的体系[4]。但该类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较晚，自改革开放以来，美术史论才逐渐发展并充实，经过近几年的研究，已经开始填补部分空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美术史论的研究成果，并通过不断修正、完善，我国的美术史研究正慢慢重新构建科学体系。
在研究美术史论的过程中，研究方式可以参考1974年学者马克・罗斯基尔缩写的《什么是艺术史》，该著作中提出美术史论研究对象具体时间、风格、真伪辨识标志和来源等，并再次强调绘画的实际意义和某些被世人遗忘的艺术家们，该书作者坚持认为美术史论是一门具有技术和原理的科学，不能够仅凭研究人员直觉猜测、定论。随着美术史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该领域逐渐朝着研究理论多元化和跨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出现该趋势的原因主要有：美术考古研究的发展、博物学和美术知识体系的完善、文化知识、意识的提高。就具体实例而言，如中国历史中美术史大家不仅是理论学家，更对美术作品有自己的一番理解，也是一名优秀的鉴赏家，如苏轼，从以上分析可知，跨学科化是传统美术中就存在的特征。进入到20世纪后，美术史论不再局限于博物学、鉴赏学科，而更多的涵盖文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学等，这种跨学科化的特征是依据美术史上综合型学者。在研究不同时代的美术艺术时，发现每个时代的研究方式有存在相似之处，比如史学家会收集不同时期的文学资料，考古学家会比较挖掘出的视觉证据，人类学家主要根据传统风俗或信息，对那一阶段的艺术进行考察。中国的美术史论强调研究传统文化，可以采取前因后果或者“直线”思维的研究方法，如董其昌根据此方式，将我国传统美术史分成“北宗”和“南宗”。
（三）选择美术史论研究范围
波兰著名历史学家―丁・托波斯基在著作中《史学方法论》中指出，选择合适的美术史论研究范围是史学使用方式的主要任务，学者需要对自身研究范围提出针对性问题，并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回答出问题。为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应运用到“观察”的基本方式，对文献资料知识、真实性进行验证。
目前美术史论应着眼于整体、着手于局部，依据实际情况，建立起完善的美术史论新体系，全面分析美术史中出现的新材料。首先，收集、统计、整理、分析历史材料，美术史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程，集人类文明和美术自身特色于一身，系统的美术史论应加入更多大众美术，如雅俗文化、高低文化等；其次，收集现代人的美术资料，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的美术史论研究学者都采用前瞻型研究方式，研究当代对美术领域有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作品，以供后人参考。
二、典型美术史论文献综述
（一）研究傅抱石美术成果
研究傅抱石的美术成果的作品主要有《傅抱石的中国美术史论研究》、《傅抱石与中国现代美术史学》等，该类文献资料主要从美术史观、叙述模式等方面入手，逐一阐述有关傅抱石的美术史论成果。
（二）研究滕固美术成果
滕固曾在日本留学，专攻艺术史和文学，后又经自身努力，在德国获取美术史学博士学位，目前研究滕固美术成果的文献资料有《滕固与近代美术史学》（薛永年）、《滕固博士学位考》等，在这一类著作中，都阐述了滕固史学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其实际发展需要，分析滕固史学中蕴含的美术模式。滕固对于美术史论研究方式的贡献在于构建新的方法论，其将风格学与图像学相融合，并运用到美术史论中。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美术史论研究方式的逐渐增多，有关的文献综述不仅在数量上变多，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上涨。在研究美术史的过程中，人们认识且感兴趣的内容并不代表着需要否定其他方面的艺术史解释，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看成最原始的阶段，神秘等思想逐步转向现代化思想，在美术史中，主要采取叙述史实的方式，以创作人物或者作品，并会根据其发展评论。
【参考文献】
[1]张雪娇.艺术教育与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创新思维――评柴永柏、曹顺庆主编《艺术学导论》[J].艺海，2015（11）：124-127.
[2]祝帅.学术史视野中的“文字”与“书法”――二十世纪文字学与书法研究的学科关联及其反思[J].东方艺术，2015（24）：1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