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红楼梦评价精选(九篇)

第1篇：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重新拍摄；经典；连续剧

1979年，王扶林导演就有意把古典名著《红楼梦》搬上荧屏。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红学界的支持，连续剧《红楼梦》成了中国电视史上迄今最风行的电视剧。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有人投巨资准备重新拍摄《红楼梦》时，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无论世人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重拍的准备活动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一、重拍红楼梦的意义

（一）展现新的研究成果

《红楼梦》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虽是一部爱情小说，却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其爱情的悲剧影射了晚清社会的衰落趋势，有很高的历史厚度。其创作手法、语言艺术及人物塑造都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特别是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成功拍摄，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研究“红学”的热潮。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认为因为人们的认识水平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每一次重拍，就是对这个作品一次新的认知，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对红楼梦的又有新的认识，加上观念，环境的改变，国家经济的发展都为重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的条件。

（二）再现经典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被改编过不下一百遍，每年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版本的《哈姆雷特》问世，它们当中绝大多数很平庸，却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观众了解了这部传世之作。

《红楼梦》也一样，像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重拍多少遍都不为过，它们会各有各的美，尤其是红楼梦没有结尾，更引起人们对它的结尾充满遐想。红楼梦原本就可以任人评说，当然也可以重拍，这就如百花齐放一般，各个版本的红楼也会姹紫嫣红的。曹雪芹的原著见证了不同时代对它的理解和演绎，再糟糕的版本也糟蹋不了它，再完美的诠释也取代不了它。

（三）弥补曾经的缺憾

1944年，著名导演卜万仓将《红楼梦》拍成电影，动用了当时最红的电影明星，周璇扮演林黛玉，袁美云反串贾宝玉，凤扮演薛宝钗。1960年内地越剧版《红楼梦》由著名的越剧搭档徐玉兰和王文娟主演，留下很多动听的唱段，也成为两位艺术家在那个动荡年代的人生转折点。在内地87版电视剧《红楼梦》之前，还有一些版本的《红楼梦》留给我们的已经不是作品本身的成败，而是一些复杂的记忆。

对于观众熟悉并视为经典的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结尾部分电视剧抛开流传很广的高鹗续作，根据红学界的研究结果重新编写了一个结尾。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稍微有点直觉的人都能看出来，87的最后几集实在太仓促了，台词跟前面有明显的差距，就连部分角色的配音都不统一，给人的感觉是草草收场。重拍红楼梦可以弥补曾经剧中的缺憾，并且可以有所进取、努力超越。

（四）吸引新观众，激发青少年关注传统文化

经调查发现，87版《红楼梦》对于80后的吸引并不大，有些80后和90后甚至表示从没有看过这部经典电视连续剧，而且也不太理解父辈对这部连续剧的追捧和喜爱。而20年后的今天，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将实行“年龄稍大角色请明星加盟，年轻角色全部通过全球华人海选用新人”的选角原则，不排除邀请日、韩明星的可能。尤其是“宝黛钗”的演员立刻采用当前最时尚的做法“全球海选”角色扮演者。对于刚才提到的新观众来说，戏未开拍，已被吸引了。那么《红楼梦》的重拍也会带动广泛的红楼热，激发了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

（五）增加就业机会

经过20多年的岁月洗礼有人再次提出重拍《红楼梦》并且迅速聚集到上亿元的资金，工作启动之后，今天的重拍，从投资者，到编导人选，再到演员选秀等一系列现象来看，显然更像是在把这《红楼梦》当作一种商业运作，一种时尚运动，一种市场运营。无论如何这些活动都会带动部分经济发展，正如一位红学家在评论87版《红楼梦》时开头的一句话：千古一部《红楼梦》，养活今世多少人！

二、重拍红楼梦的优势

（一）导演经验丰富

87版《红楼梦》给人的印象深刻，王扶林导演功不可没，然而重拍《红楼梦》的胡枚也是实力雄厚，她是国家一级导演，曾执导《汉武大帝》、《雍正王朝》、《乔家大院》等多部比较成功的作品。胡玫有着浓厚的大历史情结，她把握时代人物和政治事件游刃有余，相信在红楼梦的拍摄中也能呈现出这部名著的精神实质。

（二）投资巨大

87版《红楼梦》的投资仅为680万元，而新版的投资高达上亿，十多倍的投资会大部分用在制作上，号称中国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电视连续剧，由北京电视台、中影集团、华录百纳、鑫宝源等共同参与，中影集团总经理韩三平担任总制片人，韩三平介绍，“新版会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纺织艺术、饮食文化和医学文化，原著中的诗词歌赋也都会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三）演员的选择面广

二十年前那部《红楼梦》的演员其实也是副导演全国各地海选而来，基本没什么经验，但经过培训，都表现得很好。新版《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选定，工作组显得比较慎重，光是海选时间就接近一年。在这么久的时间里，想必能够选出好的演员。海选从2006年8月一直持续到2007年6月，而且选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可谓面面俱到。

（四）商业价值大

目前尚不能完全评估新版《红楼梦》的商业价值，然而仅是前期的海选工作完全可以捞足第一桶金。另外，根据老版的相关数据，也可以推算出新版《红楼梦》的其它商业价值无限。比如，重拍《红楼梦》的消息后，老版《红楼梦》的收视率已经从最初的2．7点上升到了7点，翻了三番。广告费也上升了，以30秒的广告为例，从40000元到46000元不等。还有为旧版《红楼梦》而搭建的北京大观园，近几个月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在网上输入“新版《红楼梦》”，打开“谷歌”搜索引擎，就有767000项网页；打开“百度”搜索引擎，就有459000篇网页。

三、重拍红楼梦的难点

老版红楼梦先入为主，在百姓心中唯美的记忆，这个是无法改变的。很多人强调那是因为在过去电视生活非常单调，红楼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现在重新拍红楼梦不可能超越老版所带来的高度和震撼。

（一）时间太短暂

1979年，王扶林导演就有意把古典名著《红楼梦》搬上荧屏。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红学界的支持。1981年11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改编问题。1983年2月成立筹备组，5月成立编剧组，8月成立顾问委员会。1983年12月完成剧本初稿。用了约两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数万名候选人中遴选出一百多名演员。1984年春夏在北京圆明园先后举办了两期红剧演员学习班。让他们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同时学习琴棋书画，陶冶自己的情趣，最后确定角色。为拍摄的需要，在北京市宣武区按照原著的描绘，设计建造了大观园；在河北正定县建造了宁国府、荣国府和宁荣街。1984年2月9日试拍，9月10日正式开机，在安徽黄山拍下了第一组镜头，至1987年上半年完成，先后到10个省市的41个地区的219个景点，共拍摄了近一万个镜头。老版《红楼梦》最初是1个月拍1集，后面是1个月拍1.5集，直到快结束时才1个月拍2集。

据媒体报道，新版《红楼梦》的选秀活动将从今年10月到明年6月结束，几乎选秀活动一结束，马上就投入拍摄，学习、培训，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该剧计划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就与观众见面。87版花了三年，而新版最多预计花三个月，这样的“神速”，使那些本来就在浮躁的商业活动中“胜出”的选手们，怎么能够有时间去领悟原著精神呢？

（二）著作中的精髓表现难度大

冯其庸说，《红楼梦》确实很难拍，《水浒》、《三国演义》的故事都是摆在面上的。而《红楼梦》的语言背后往往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比如书中说到元妃省亲，元妃在省亲别墅里看到张灯结彩、豪华得不得了，就说：“你们太奢华了，太靡费了，下次我再来千万不能这样了！”这句话的意思，实际埋藏了作者对现实的批评。一部电视剧《红楼梦》，要把书中多层含义拍出来很难，但一定要拍得有深度，把《红楼梦》的基本精神拍出来，让观众看起来是尊重原著的。与此同时，还要有新见解、新视角，不能照搬，这样，重拍的难度又加大了十分。

（三）人物角色把握难度大

向来，不同的人对宝黛钗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站在作者的角度理解，贾宝玉是一种叛逆的性格，林黛玉也是叛逆的性格，他们对封建的政治、考试制度、礼教都不赞成，特别是婚姻问题上主张自己选择。薛宝钗则是完全按照封建礼教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一个女性。很多人不喜欢林黛玉，觉得她脾气大，喜欢薛宝钗的随和。但薛宝钗的随和完全是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是没有独立自主性的。《红楼梦》里有一句描写薛宝钗的话很重要，“任是无情也动人”。这句话看上去挺好，其实这句要倒过来才符合薛宝钗的性格，就是“任是动人也无情”――不管她怎么热情、怎么随和，但是到头来她是无情的。作者对这三个人物是有倾向性的。《红楼梦》这部书有它特殊的进步意义，只有准确地理解它，才会知道它的珍贵。

（四）音乐难突破

87版《红楼梦》中的《枉凝眉》、《葬花吟》、《红豆曲》等系列歌曲，都是作曲家王立平历时四年，潜心研读原著，倾其所有创作出来的，都可堪称传世经典。虽然，新版投资方宣布，将邀请谭盾加盟，为电视剧谱曲。谭盾毋庸置疑是当今最有才华的音乐大家，他为《卧虎藏龙》创作的电影音乐曾获得奥斯卡奖的肯定。但电影音乐毕竟不同于电视音乐，后者更看重歌曲的流行性。首度参与电视剧音乐创作的谭盾是延续传统，还是另辟蹊径，现在还难下断语。

（五）结尾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难点

《红楼梦》是一部残缺的艺术品，而观众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又该何去何从。老版抛弃了高鄂的后四十回，但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支持，增添很多的硬伤。但若要按照高鄂续书拍，确实又心不甘情不愿，很对不起前八十回的精彩。结尾又是让人担忧的一个难点。

（六）对于不同文化层次观众众口难调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的观众看《红楼梦》是看剧情，有的看内涵。比如，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与李杜的诗歌不相上下，有些观众不一定爱看，而正因为有这些才更添《红楼梦》的神奇魅力，如何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也是新版红楼梦所要仔细推敲的。

参考文献：

1、张毕来.漫话红楼[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张锦池.红楼十二论[M].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3、曾扬华.红楼梦引论[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4、吕启祥.红楼梦寻味录[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5、罗宗强.中国文学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陈文新.红楼梦：悲剧人生[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7、白盾.红楼梦新评[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第2篇：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

开题报告

题 目：《浅谈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

姓 名：自己名字

指导老师：老师名字

专 业：汉语言文学教育

系 别：中文

年 级：自己年级

1 课题论证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 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的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2 方案设计

(1) 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 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淫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欲望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腐化。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3) 总论

总括全文，证实论点

3 计划进度

第1阶段：2019年 10月 20日——2019年 12月 18日 阅读文献，收集资料

第2阶段：2019年 12月 19日——2019年 1 月 6 日 拟定写作提纲

第3阶段：2019年 1 月 7 日——2019年 3 月 31日 撰写初稿

第4阶段：2019年 4 月 1 日——2019年 5 月 11日 修改定稿

4 参考文献:

[1]管曙光编:《金瓶梅之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2]明/兰陵笑笑生著，司徒博文译：《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3]清/曹雪芹、高鄂著，张秀枫主编：《红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4]清/曹雪芹著，杨国祥、杨德宏主编：《红楼梦》，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

[5]张国星编：《鲁迅胡适等解读〈金瓶梅〉》，辽海出版社，2019年版。

[6]尹恭弘著：《〈金瓶梅〉与晚明文化》，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严明、田晓春等编著：《中国古代文学史(2)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9]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3、4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国星编：《胡适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辽海出版社，2019年版。

[11]智喜君著：《〈金瓶梅〉与欲》，辽海出版社，2019年版。

[12]张业敏著：《〈金瓶梅〉的艺术美》，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张国风著：《〈红楼梦〉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第3篇：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

关键词：王国维；美学；哲学；艺术；欲望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产生于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初以《石头记》八十回的手稿本传抄的《红楼梦》，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至今仍旧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从乾隆五十六年的木活字排印本到嘉庆年间的评点本，《红楼梦》的流传从来没有偃旗息鼓过。不仅有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作序中所言的：“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为证，更有次年程伟元、高鹗作《红楼梦》引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生动地反映了《红楼梦》抄本流传的情况。

一、动荡年代中的独树一帜

自乾隆五十六年以后，《红楼梦》刻本开始广泛流传。乾嘉年间，它不但为赋予“小说中无上上品”的桂冠，还得到了“真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的盛誉。对《红楼梦》之喜爱者，轻则“爱玩鼓掌”，“读而艳之”，重则“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

即使清代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对《红楼梦》的严加禁毁，也未曾浇灭民间大众对这本所谓“”的喜爱。清代毛庆臻云：“莫若聚此，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咸丰、同治年间，政府明令收毁的116种书目中，《红楼梦》名列前茅，在同治七年江苏《抚丁日昌》所列的190种禁书中，《红楼梦》与《西厢记》《水浒传》《牡丹亭》等名列其中。1868年《江苏省例》规定：“巡抚部院丁札开：淫词小说，向干例禁……进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u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计开应禁书目：……《红楼梦》……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通饬。”然而在这样多遭禁毁的情况下，民间却仍旧流传这“开口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社会民谣。咸丰十年，李慈铭在日记中记《红楼梦》道：“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余年，风流不绝，群履少年，以不知道此者为不韵。”正是这样一部永垂不朽的著作，吸引了庞大的研究者蜂拥而至，在对红学的研究中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让后人对这部奇书的探索有了愈发宽广的视野和路径。清代乾隆以来到“五四”运动以前这100多年的《红楼梦》研究被成为旧红学，其中代表性的有评点派与索隐派。起源于明代中叶的小说评点以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毛宗岗批《三国演义》、张竹批《西游记》等为滥觞。以至于后来逐渐演化成了固定模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问答、图说、论赞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

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萌，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找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鲁迅先生认为“旧红学”的评点派只不过是继承金圣叹的笔法来解释《红楼梦》。

从道光年间到光绪末年活跃在评点派中的三家分别为：“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人”姚燮，统称评点派红学。基于他们主要把《红楼梦》贴上“情书”、“经书”的标签，所以往往是沉溺于文本中就事论事，却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为旧红学中主要流派的索隐派提供了温床，透过字面意思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索隐派认为作者真正所指是作品故事人物背后隐藏着的真实事件。他们对《红楼梦》人物的研究，则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探寻书中人物时间与历史真实人物时间的“关合”之处。

王国维作为旧红学家中一位既不属于评点派，也不能划归为索隐派的重要人物，堪称20世纪的一位奇人。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少以文名。在1903年，差不多就是章太炎在监狱里读佛经的时候，王国维正在通州师范学校的某盏灯下读叔本华。也许就是这样的一次机缘巧合，在叔本华理论思想的浇灌下，不久之后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红楼梦评论》。刘再复先生曾经在《红楼梦悟》中说道：“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的阅读与探讨，有三种形态：一是《红楼梦》论；二是《红楼梦》辨；三是《红楼梦》悟。严格地说，直到王国维才有第一种形态，才称得上论。《红楼梦评论》有观点，有逻辑，有分析，有论证，一出手就如空谷足音，自创一格。可惜百年来‘论’虽日益丰富，但受政治意识形态侵染太甚，影响了收获。”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给予《红楼梦评论》一些“第一个将西方美学引进中国”，“第一个用西方美学方法研究古典名著”，“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上之价值作了系统的探讨和评价”这样的称号。我们不能不承认，《红楼梦评论》在具体的《红楼梦》研究上取得了较之先前旧红学派的明显学术成就。而其更大的价值在于，王国维借助文章，说了些他想说的话。在《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中先确立了哲学与美学的双重理论基础，然后在第二章进而配合前面的理论来说明《红楼梦》一书的哲理精神之所在，再以第三章、第四章对此书美学与伦理学之价值，分别予以理论上的评价。因此，一本《红楼梦评论》，我们读的是王国维当时的思想，读的是20世纪那个那个人心动荡、社会躁动的年代。

二、指“玉”为“欲”的是非定度

对于王国维在书中指“玉”为“欲”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探讨过很多次。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通过欲望的故事以寻找解脱之道的观点，借了贾宝玉名字上的“玉”，是欲望之“欲”的谐音作为佐证。书中所说的：“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显然太过牵强。叶嘉莹认为，《红楼梦评论》的“第一个最明显的错误那是他完全以‘生活之欲’之‘痛苦’与‘示人以解脱之道’作为批评《红楼梦》一书之一句，甚至对‘宝玉’之名加以附会。”

她认为：“这种说法从《红楼梦》本身来看，实在有着许多矛盾不和合之处。”因为“《红楼梦》中的‘宝玉’决非‘欲’之代表。”而王国维指“玉”为“欲”，则“犯了中国旧文学批评传统之比附字义勉强立说的通病。”国内的近代文学史也多指出其论述“多有牵强之处”。

但是，我们同时也无法忽视，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密不可分。那么，他对人生问题的关注是否应该从他哲学思想层面来寻求原因呢？

纵观王国维的人生，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方面，欲望都作为一个人生问题困扰着这位大学者。青年时期的贫病交加，为求“新学”的奔波流离，脚气病的常年困扰，为治病而不得不中断学业从日本回国的无奈，这些都可以归结为王国维在回忆时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事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叔本华进入了他的视野。也许是叔本华的理论与王国维对人生的感受与思考有了契合之处，他们的缘分就此蔓延。王国维不受到那个浮躁年代的影响，从叔本华关于欲望、痛苦、解脱的观点中吸取养分，对《红楼梦》的解析也便是从人生谈起。

书中，王国维把个体人生、群体大众、民族社会等一切的本质都归结为人的欲望。基于人对欲望的“无厌”，对满足的有限，欲望无穷尽，痛苦便也无绝期。欲望偶尔被满足，却“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人生快乐之时固然有，但转瞬即逝的快乐又怎能与永恒绵延的痛苦相较。因此，“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为了寻求解脱痛苦之法，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取经。解脱痛苦知识做不到，因为知识“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因此，只是不仅不能减少人的痛苦，反而增加了人的痛苦，“文化愈进，其只是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能够做到的，只有文艺，因为它“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

另外，对于美为什么能够超然于利害、忘却与物我的问题，王国维则把康德与叔本华剪接到一起。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审美判断是无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判断与知识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一是在判断中产生和不，另一是要在判断中求得知识。一是感情的，一是逻辑的。然而，王国维的落脚点却不是康德的审美判断，而是叔本华的“欲望――解脱”，美、艺术成为摆脱人生痛苦的避风港。

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王国维看到了《红楼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男女之欲望作为人欲的重中之重，被《红楼梦》展现开来――由生活之欲产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途。王国维把解脱痛苦的方法分为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观他人的苦痛，得到关于苦痛的知识，用于解脱自己，这个常人很难做到。更方便快捷的是体验自己的痛苦，欲望越是强烈，要求未能够被满足的心也越是强烈。而愈烈则愈是不得满足，愈不得满足便愈是痛苦。对痛苦的反复体验最终造成对满足的绝望。通过这样的恶性循环，人便“疲于生活之欲”，“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最终达到在失望中“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的结局。贾宝玉便是第二种方法的典型代表。他在追求中反复地体验着痛苦，终于在失望中开悟，出家以离开生活之欲，人生之欲。

三、现代性与人生问题的契合之处

常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确，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现代性处于紧锣密鼓的孕育时期。中国现代性的个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梁启超先生那里已经具有雏形，启蒙理性已经呼之欲出，只能“五四”一声春雷。

叔本华作为一个发现古典哲学误区的最早觉醒者，从古典哲学的迷失处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他在模仿康德的同时反叛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认为人最根本的东西是欲望和感情――即人的意志。意志给了主体“一把揭明自己存在的钥匙，使它领会了自己的本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活动的意义，向它指明了这一切的内在结构”。

在这样的语境环境中，中国人这里其实拥有这一个两面的“西方”。除了一个追求现代性的西方，还有一个反抗现代性的西方。叔本华则是反抗现代性的先锋，现代主义的源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国维开始关注叔本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把握叔本华在西方哲学领域的位置及其对20世纪的中国的真正价值，而是基于对人生问题的关注让他自然地接近了人本主义。王国维对哲学的起始与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外界，而是为了反思人自身。于是王国维给予了文艺以特别的重视，认为除了文艺，再没有可以直指人生，真正表现世界的东西。因为文艺是直观的，无杂质的。而科学虽然存于直观却表于概念。“既成一科学以后，则必有整然之系统，必就天下之物分其不相类者，而合其相类者，而合其相类者，以排列之于一概念之下。”甚至连历史，也不如文艺可爱，“诗歌之所写者，人生之实念，故吾人于诗歌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故诗歌之所写者，人及其动作而已，而历史之所述，非此人即彼人，非此动作即彼动作，其数虽巧历不能计也。然此等事实，不过同一生活之欲之发现，故吾人欲知人生之为何物，则读诗歌贤于历史远矣。”所以说，只有在文艺里，人才还原为完全的人，本真的人，而不被理性所扭曲。

然而在文艺中，王国维又特别重视悲剧精神。他以叔本华的思想观照《红楼梦》，从中国传统民族心理特点和古代审美理想出发，归纳出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戏曲亦或小说，总是以大团圆结局为艺术的结局，缺乏悲剧精神。“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李泽厚也认为用“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较为确切，他说：“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王国维认为，到了《红楼梦》，乐感文化退隐而去，悲剧注意彰显出来。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是叔本华三类悲剧之说的第三类悲剧：“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这一创造性的论断无疑给后人读《红楼梦》开辟了一条新的视野。“由此观之，王国维研究《红楼梦》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中相反而适相成，”

王国维正是这样遵循着辨妄求真的考证道路，使得他对红学的探讨脱离了打谜语式的附会。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谈到：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光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为谁，此又甚不可解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之。

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红楼梦》中的主人公是艺术形象，艺术家创作的结果，而并不是生活中真实人物的所指。所以《红楼梦》一书的价值，并不在其故事所指的为何人何事，而在于它展现的美学与伦理学上的价值。

总而言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首先确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在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眼光与识见，实属不易。因为在传统的观点中，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小说为视为小道末流，全无学术上研讨之价值，更没有以哲学和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进而研究《红楼梦》的。虽然其指“玉”为“欲”的说法还有待商榷，再加上“王国维说读书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是出乎其外地领略到《红楼梦》的宇宙境界了，但他似乎未经历“生命进入大观园女儿国”和“女儿国进入阅读者自身”的阶段，所以在《红楼梦评论》中也未能开掘宝玉和其他少女的生命内涵。”但这些瑕疵都掩盖不了其光辉的哲学思想至今仍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留下了极富色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杨恩寿.词余丛话[A].栗编，.红楼梦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4.

[2] 杨懋建.梦华琐簿[A].栗编，.红楼梦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4.

[3] 邹|.三借庐笔谈[A].栗编，.红楼梦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4.

[4] 鲁迅.谈金圣叹[A].鲁迅作品全编（杂文卷下）[C].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5] 刘再复.红楼梦悟[M].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

[6]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自序[A].王国维遗书（第三册） [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7] 康德.判断力批判[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8] 叔本华.世界之为意志与表象[A].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9]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第4篇：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

摘 要：袁行霈的两版《中国文学史》主要内容没有变化，个别章节有较大变动，如汉赋、《红楼梦》等，总体来看，第二版比第一版的教材结构更为清晰，评价更为全面客观，语言也更流畅。以《红楼梦》为例，内容上增加的文字有：三位主要的人物形象；本章的注释。修改的文字有：第三节“《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内容有删除的部分是：叙事艺术；小说的影响。

关键词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比较 《红楼梦》

在我国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十分重要，为专业学位课程。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因其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被诸多高校使用。该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8月出版第一版，2005年7月出版第二版，获得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该教材为师生的专业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影响很大。

《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袁著）共有四卷，是由三十余位各大高校的学者共同编写完成的。本书博采众长，内容充实，具有包容性和深刻性。文学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新的科研成果不断出现。袁著第二版也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有一些改动，吸收了不少新的成果。下面，我们就以第四卷中清代文学《红楼梦》的章节为例，比较分析两版教材的内容差异。

一、两版《中国文学史》教材的总体比较

袁行霈教授，1936年出生，原籍江苏武进，学术著作有《中国文学史纲要》等。他与游国恩教授一样，都是主编过《中国文学史》的北大古典文学方面的知名学者。20世纪六十年代游教授的著作问世，轰动一时。游本的《中国文学史》注重系统性与逻辑性，从研究方法看，采用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方法。而袁著因编撰于世纪之交，采用了文学、史学与文化学思维结合的方法，不但内容增厚，还吸收了许多成果，学术性更强，这是我们对袁著感受很深的一点。

袁著共四卷（即四册），具体有九编七十八章，在这方面两版教材没有改变。第一卷的主编是聂石樵、李炳海教授，具体包括第一编和第二编的内容：先秦文学（五章）和 秦汉文学（七章）；第二卷的主编是袁行霈、罗宗强教授，包括第三编和第四编：魏晋南北朝文学（九章）和隋唐五代文学（十二章）；第三卷的主编是莫砺锋、黄天骥教授，分为第五编和第六编：宋代文学（十二章）和元代文学（九章）；第四卷的主编是黄霖、袁世硕和孙静三位学者，包括第七、八、九编的内容：明代文学（十二章）、清代文学（八章）与近代文学（四章）。两版教材的主要内容没有变化，袁著第二版在第一版内容的基础上有部分改动，如秦汉文学“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以及“东汉辞赋”这两章，以及《红楼梦》等章节。从总体来看，与第一版相比较，袁著第二版视野更广阔，观点表述也更加深刻，条理更为清晰。

从为数不多的教材变动内容来看，有的章节修改较大。以汉赋为例，第一版《中国文学史》第二编第二章目录中，有5节内容，与司马相如辞赋有关的第3节，第一版目录写的是：《子虚赋》和《上林赋》：盛世景象的艺术显现等内容，[1]而第二版则改为：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文学中心由地方向中央的转移……[2]比较而言，第二版的内容安排与语言表述更为严谨，逻辑性也更强了。此外，有的章节第二版教材做了较小的改动。我们以宋词中周邦彦的词为例，在教材第三卷的第六章第五节，第一版的小标题是：飘零不偶的主题和低沉感伤的格调；词作艺术的规范化。第二版改为：飘零不偶的主题和低沉感伤的格调；回环往复的章法结构；对前人诗句的融化；音律的规范化。显然增加了一些文字，但以往的文学史对周邦彦这样的词人评价不高，如游国恩的教材。这里，袁著则吸取了词学家的科研成果，因而评价也显得更全面了。

二、两版教材关于《红楼梦》章节增加的内容

袁著的这两本书主要内容变化不大，保留的文字占主要部分，但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和修改。其中，增加了一些内容，我们以《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八编清代文学的第六章《红楼梦》为例，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来归纳和说明。

（一）关于三个主要的人物形象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三个重要的典型形象，在本章的第二节“贾宝玉和《红楼梦》的悲剧世界”中，教材分析了这三位人物。

关于贾宝玉，袁行霈认为他是一个半现实半意象化的人物，这是两版《中国文学史》都写到的。第一版中认为：“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就是警幻仙姑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分析宝玉表述还不够具体，观点比较概括。第二版增加了以下描述：“作者在贾宝玉的人物形象中融入了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怨恨、盼望等。贾宝玉不愿意走封建家庭为他安排好的道路，但自己又没有本事，只是虚度光阴，他对自己这样的生活状态感到悔恨……”这一版详细地阐释了宝玉热爱自由的性格特点，看到了人物思想矛盾的一面，语言简洁明了，使学生们对贾宝玉这个重要的形象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袁著第一版在介绍林黛玉时说她：“父母双亡”，“孤高自许”，“曲高和寡，只有贾宝玉成为她唯一的知音”。第二版增加了以下句子：“她任情率真，保持着自己的本色，自我意识较强。”这种评价的转变不仅显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韵与道家文化的风神，而且进一步强调了她性格的闪光点。除此之外，第二版还增加了这些文字：“她内心的矛盾和天生的感伤气质、纤弱之躯结合在一起，借助诗歌的描写和渲染，将她的形象深入人心，她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感伤主义和悲剧精神的代表，获得了永恒的艺术魅力。”语言中包含了红学家蒋和森、王昆仑、刘敬圻等人的观点，不但对黛玉的身世处境寄予了深切同情，将其爱情和诗歌的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而且将其形象置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野中来看，可见袁著第二版表述观点时学术态度更加严密谨慎了。

薛宝钗是书中另一个重要的女性形象，袁著的第一版中写到：“她颇有城府，喜怒哀乐不行于色，并顺从环境，对上逢迎，对下抚慰，因此能博得许多人的赞赏。”这些分析不但作出概括，而且评价不高，有讥刺之意。第二版中增加了不少文字，举出一段为例：“她宽容豁达，从容大度，言谈举止符合礼节规范。对长辈，她奉行‘悦亲’之道，事事让长辈开心，但不盲目，当长辈们做错事的时候，她也规劝指正。”这一版的说法则显得比较客观，先是总体上归纳人物的优点，又举出她与薛蟠、黛玉甚至赵姨娘母子相处的多个例子，表明宝钗的明理和宽厚，与黛玉形成了对比，突出其性情可贵的一面。这样的分析也符合作品的实际，令人信服。

（二）关于本章的注释环节

袁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释详细，内容丰富，这是两版教材的共同点，《红楼梦》这章中第二版较第一版的注释增加了三处。

第一处是注释〔1〕，在本章第一节“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中出现，增加了关于作者及其生卒年研究说法的介绍。第一版中这样表述：“曹雪芹的卒年主要有壬午、癸未说。”对有争议的卒年，编者认为，作者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1764年2月1日）逝世”，注释比较简略。第二版在第317页增加了胡适与戴不凡的观点，探讨了关于小说作者的争论问题，还补充了以下内容：敦敏、敦诚的资料；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周汝昌、胡适对作者生年的看法等等。这些文字使得学生对曹雪芹的生平情况了解详尽，对不同的说法兼收并蓄，相比其他的教材特点更加鲜明。

袁著第二版在本章增加的第二处注释是〔11〕，在第三节“《红楼梦》的人物塑造”这部分出现，是鲁迅谈小说价值的观点。第三处注释是〔12〕，在第五节“《红楼梦》的影响”中出现，它补充了郭豫适的观点，谈旧红学、新红学与现代红学三个研究阶段的划分问题。这两处注释均在教材的第318页，此处还列举了红学家刘梦溪的说法，如红学研究分为索隐派、考证派和文学批判派。袁著每章尾部的这些注释，加之每卷之后所附的文学史年表和研修书目，都体现了编者丰富的专业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见，袁著不仅是一部教材，也是一部学术著作。

三、两版教材关于《红楼梦》修改与删除的内容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守正出新’的著述姿态，落实‘三古七段双视角’的编著原则，突出其文学史之‘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3]研究者们的这种评价是符合教材实际的，这也是袁著突破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局限的地方。

（一）教材修改的内容

袁著《红楼梦》这一章中，变化最大的就是第三节“《红楼梦》的人物塑造”，第一版这节的小标题是“人各一面；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展示出心灵”，第二版是“真实的人；人各一面的底蕴；性格表现的多面性；美丑的互渗；对照与互补”。从小标题来看，由三个方面的内容增加到了五个，可见后者的视角更加广阔。

袁著第二版在用词方面更加简洁和准确，显现了编写者们语言修改的功夫。第一版写黛玉时说：“她我行我素，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揭发丑恶的现实，用高傲的个性与环境抗争，用诗人的才气慨叹自己悲剧的命运。”第二版中把这段文字中的“丑恶的现实”改成“虚伪和庸俗”，前一个词的表述过于宽泛，改动后能更准确地表达出黛玉的清高和率真。在写宝、黛、钗三人的情感纠葛时，第一版这样写到：“她（指宝钗）的家庭背景、个性等各方面都让封建家长满意，是贾母等人心目中宝玉最适合的妻子。”第二版是：“宝玉与黛玉、宝钗朝夕相处，他更倾心于黛玉。宝钗心里虽爱着宝玉，但她信奉与遵循的是封建礼教，与宝玉大胆叛逆的个性格格不入，她不能理解宝玉，因此也无法获得宝玉的赤子之心。”第一版只是简单介绍了世俗观点，认为宝钗是宝玉妻子合适的人选，第二版中则解释了宝玉为何最终弃钗选黛，是因宝钗遵守封建道德而和他的叛逆思想格格不入，而黛玉却与他心灵相通，可见第二版的语言表述比较具体深入。

在写到《红楼梦》中的贾政、贾赦等男主子时，第二版中把形容贾政的“庸碌无能”改成“一筹莫展”；把“其馀多数也道德堕落”改成“下一代的”；有的句子改成：“在这贵族之家那重帘绣幕的背后，堆积着淫乱和罪恶”，这样的改动对男主人们的定位更加精准，语言形象而富有文采，也暗示了封建家族的溃败之势。

（二）教材删除的一些内容

袁著在举例说明贾宝玉关爱大观园女孩儿时，第一版在第二节举了龄官的例子，文字从“如他看到龄官画蔷，就想到她……”到“却忘了自己也站在雨中，身上淋湿了都没有意识到”，这段文字在第二版时短了许多：“如第三十回‘龄官画蔷痴及局外’，第六十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显然删除了不少句子。这是为了行文简洁的需要，突出宝玉与主要人物如黛玉的关系，因龄官是小说里的次要人物，可不必详尽分析。

本章的第四节在分析小说的叙事艺术时，最明显的变化是删去了两处文字。第一处是：“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与现实两个世界，贾雨村一头联系着甄士隐，一头联系着贾府”等一段话。第二处是分析《红楼梦》人物语言的部分，删掉了叙述小说四十七回凤姐、薛姨妈陪贾母打牌的例子。这些删去的内容比较冗长，删除之后显得教材语言精练，读者能够更好地把握重点内容，比如第一处中引用的鲁迅的观点，很多红学著作都引用过，读者十分熟悉，因而可以去掉。

第五节在写《红楼梦》的影响这部分时，第一版有：“鲁迅、郁达夫与卢隐等作家深受《红楼梦》的影响”等一段文字，第二版改成“许多作家受《红楼梦》的影响，创作出了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可见一笔带过，去掉具体例子，表述简洁明了，也说明编者要突出的重点并不在此，从而使内容的详略安排比较得当。

综上所述，袁行霈教授主编的第二版《中国文学史》比起第一版内容更加充实，结构安排更加合理，语言表述也更为严谨，两版教材都在高校中文专业的课堂教学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当然，这部教材也有不足，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全书的风格不尽统一，质量多少有点参差不齐，”“有些地方作品的分析条理性略有欠缺，逻辑的展开还不够清晰。”[4]但这些并不影响此书成为一部重要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它仍然代表了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我们在这类教材的研究方面，也可以把袁著与游国恩、郭预衡和章培恒等多位学者的有关教材加以比较，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注释：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文中引用的两版《中国文学史》的有关文字均见于这两本书中。

[3]冯汝常：《中国文学史内容和体例建构百年回眸》，福建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第53页。

第5篇：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

影视剧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必然具有商业性、大众性和娱乐性的特征。近些年来,为迎合高收视带来的高收益,降低新剧本创作带来的风险,许多影视剧创作者开始翻拍经典,拍摄了众多的名着改编题材影视剧,例如以金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笑傲江湖》(2013)等。在电视荧屏狂轰滥炸的包围下,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形式的名着改编进行审视。随着电视剧领域市场化的深入,影视剧创作逐渐显示出脱离精英化趋向娱乐化的趋势。刘彬彬在其《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一书中曾提出,当前的电视剧改编应归纳为三类:“照编法”、“整编法”和“创编法”。“创编法”电视剧比较着名的比如《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宰相刘罗锅》等,虽为“戏说”,却是大众文化的优秀产物,传播健康向上的大众审美。“创编”虽有戏说的成分,但这不代表所有脱离原着精神的戏说作品都有艺术价值,这需要我们区别对待。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着之首,历年来不乏对其进行的改编,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戏曲,都演绎出了対《红楼梦》不同的审美。为更全面的分析影视剧改编过程中的得与失,笔者选取了影视剧改编中最经典的87版《红楼梦》和2010年的新版《红楼梦》为比较研究对象,试图从经典入手,观照当代影视剧改编中的不足,窥见名着题材影视剧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87版《红楼梦》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组织摄制,由王扶林担任导演,吸收众多红学家的思想精华,历时三年拍摄完成。在内容上,87版红楼梦仅选择以曹雪芹所着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为蓝本,创作了电视剧的前29集,而后7集则是根据前八十回中曹雪芹所着的伏笔、脂砚斋的点评以及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内容的研究进行创作的。导演王扶林将主流思想及个人的创作风格与《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相融合,创作出了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电视剧作品。在演员选定上,87版《红楼梦》更是举全国之力,创大规模海选的先河,这些经过层层筛选后的演员,在电视剧播出后,因他们深入人心的形象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87版红楼梦凭借优秀的创作思想和演职员的共同努力及卓越的后期制作,成为观众心目中《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中不可超越的经典。

新版《红楼梦》在创作风格上沿袭了李少红导演唯美的创作风格,力求展现一种浪漫高雅的诗意景象,这也是整部电视剧最突出的特色。众所周知,小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先生的古典名着,全书一百二十回,学术上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前八十回为曹雪芹先生所着,后四十回遗失,现今流传的《红楼梦》小说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而高鹗所续后四十回,历年来为红学家争论的热点,虽未能尽如人意,但基本上继承前八十回的悲剧精神。并且历代续作版本层出不穷,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流传至今,可见高鹗的续作同样具有艺术价值,需要进行辩证的阅读分析。所以在进行影视剧改编的过程中,版本的选择就成了首要问题。87版《红楼梦》只选用了由曹雪芹先生所着的前八十回,并且前八十回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删改。突出的删改情节有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颇有文采的“海棠诗社”以及与秦钟相关的章节等。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和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内容的影视表达需要借助一定水平的特效技术,但在当时八十年代的影视剧制作条件下,电视剧制作还不具备这种先进的技术,并且这些章节的浪漫主义风格有悖于八十年代我国总体的历史环境。另外,有关秦钟的章节也被认为涉及以及封建的文化糟粕,自然为当时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但最可惜的删改内容莫过于“海棠诗社”———“海棠诗社”的有关章节是大观园最繁盛时期的章节,也正处于林黛玉文采诗情的顶峰时期。“海棠诗社”的内容最终还是因资金和技术等因素被迫撤出了电视剧的拍摄计划。但对于87版《红楼梦》,最为观众期待和关注的还是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解读。87版《红楼梦》抛弃高鹗所着的后四十回,采用了众多红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结局的安排上有了大幅度的调整。在高鹗所着《红楼梦》后四十中,探春远嫁镇海总制;黛玉听闻金玉成姻,焚稿断情悲痛而死;金玉成姻是贾母等人在宝玉疯癫的情况下施掉包计所致;宁府虽遭抄家流放,但最终两府却是“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大团圆结局;而宝玉最终是在中魁之后随僧道出世。而在87版《红楼梦》中,探春是作为北静王的义女远嫁和亲的;黛玉是梦见宝玉客死他乡伤心惊惧而死的;金玉成姻是奉元妃旨意而行的;荣宁两府最后落得满门抄家,家破人亡;宝玉在被救出铁槛寺后归于“白茫茫厚地高天”的精神放逐……这些情节都与高鹗所着后四十回有较大差距。编剧周岭先生曾说,87版《红楼梦》是“根据人物发展、情节推进的自然逻辑,根据原着前八十回正文的伏线,根据现在能看到的脂砚斋批点的版本,根据《红楼梦》学术界多年研究成果,尽可能合理地把八十回以后部分构想出来。

黛玉“焚稿断痴情”的缺失,使得87版《红楼梦》还是使观众觉得若有所思。可见,忠实于原着,不仅仅在乎他的内容,还要重视继承原着中深刻的民族文化,不能将名着的影视剧改编视作一场学术盛宴,太过追求学术研究还是会脱离群众的审美要求,得不偿失。相比之下,2010版《红楼梦》在内容上相对于87版《红楼梦》更加符合原着的内容设置,但缺少了87版《红楼梦》对原着的思考与探索。2010年《红楼梦》完整地采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为实现影视剧整体的情节紧凑与连贯,只在少数情节上略作调整。李少红也曾指出她的拍摄原则是“只有删减,没有杜撰”。2010年版《红楼梦》一经上演,被许多红学家赞为是“非常忠于原着”的影视剧改编版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比87版《红楼梦》与2010版《红楼梦》的结尾之后,观众更加倾向于老版《红楼梦》对结尾的诠释,认为这其中蕴含着众多红学家的智慧,更加贴近曹雪芹先生对《红楼梦》的结尾。新版《红楼梦》这种照搬原着的方式不免使观众产生肤浅之感,并且高鹗所着后四十回中的大团圆结局确实不符合曹雪芹先生在前八十回中的描述,从这一方面来看,新版《红楼梦》对后四十回的解读确实缺乏学术上的深度思考。何为名着之“忠诚”?刘彬彬在《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中,对“忠实于原着”的内涵有具体的界定,即“忠实于改编者对原着的题旨和灵魂的正确理解,忠实于原着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指向。对于从长篇小说到电视连续剧的改编来说,还应忠实于电视连续剧所特有的审美规律。”另外,改编还应当忠实于改编者的审美风格与创作意向,使作品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赋予其时代的生命活力,以此促使改编题材影视剧的长盛不衰。

第6篇：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

《红楼梦》是中国历代以来唯一以一本书的研究，而建立起一门专门学问的作品，这就是大家所称的“红学”。进入“红学”圈子的人，上至高层官员，国学大家，著名作家，下至普通的研究者，人数之众多，可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学”相比美。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不论政治权力如何变化，不论意识形态如何“操控”，《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不可撼动，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在权力的更替和意识形态的变动中起起伏伏，可以说《红楼梦》是经典的“长青树”，这里究竟存在什么奥秘？

一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与文学经典第一极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社会”，如著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经济”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现代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哲学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著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方法，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二　“红学”与文学经典第二极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56年（1791年），高鹗续成了120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1954年受到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红学，有“”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中国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影响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自然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时代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发展。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社会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1、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2、阶级论；3、作者亲身体验论；4、挽歌论；5、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三　《红楼梦》研究视野与文学经典化两极的连接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著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agape）原胜于‘爱’eros，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分析，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31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⑥ 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艺报》同年18期加以转载。

第7篇：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

她恨《红楼梦》,实际上她想拍的是《聊斋》

对于李少红那一代人来说,《红楼梦》是本坏书,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那些无事生非蝇营狗苟磨磨唧唧的破事儿,倒不如《聊斋》来得真切,这个判断当然受到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价值观影响,至今都难以修正。在地面频道新鲜出炉2010年版,开篇就在向《聊斋》致以诚挚的敬意。荣宁二府几为兰若寺,庭院草木稀疏、灯光昏暗、白昼也是阴气森森、布帘血红压抑、女人们脸色苍白、神情寡淡凄楚、服装廉价、铜钱额妆根本分不出是媳妇还是姑娘,甚至有老妈子抬轿、所有的房间都好像是半地下室,完全可以套拍《倩女幽魂》。贾宝玉从太虚幻境中跌落,又冒出不明来历的水鬼夜叉,面目狰狞到可以去叶伟信剧组报到。李少红那么想拍《聊斋》,大可不必借着《红楼梦》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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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的蛋挞:因为学校网速不太好,第一次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电脑卡住了然后缓过来又快进,连着几次,我都怀疑是不是天气太热,电脑烧坏了!!!后来才发现,这是一种被反复使用的莫名其妙的特技。

她恨《红楼梦》,其实想拍的是《青蛇》

从一开始,李少红确定与叶锦添继续合作,就让观众好生忐忑,一公布概念图,就依然是天雷滚滚响彻云霄,这哪里是《红楼梦》,分明是徐克版《青蛇》的再出发。薛宝钗就是那白娘子,而林黛玉则是青蛇,她们在争夺贾宝玉版的许仙。徐克版《青蛇》境界开阔、情怀高古、结构格局都相配。徐克的古装电影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一直是羡慕嫉妒恨三部曲的参照物。2010年版《红楼梦》尽管参照《青蛇》来做,但剧中的景语和情语都很呆板粗鄙,动辄是错,创意、诚意、执行力和完成度,都不及格。以顾小白为首的编剧群,国学知识基本空白,而专家组几乎没有提供到位的服务,完全由着李少红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搞。即便完全没有原著和1987年版电视剧,李少红导演的《红楼梦》也只是一般的电视剧而已。

网友插花

菲比CAT:当时觉得铜钱头是最雷的,现在看来,所有雷中,铜钱头已经是最被人忽略的了。

她恨昆曲,她想拍的是一部评书

李少红口口声声说喜欢昆曲,并复牌了27段昆曲,即使有10段早已经失传,依然难以抗拒“人有多大胆,剧有多么雷”颠扑不破的定律。画面一再忽而快进忽而慢放,密度太高拧巴到极点,再加上呀呀咿咿不知所云的女声,走火入魔的光影音响组合,令观众诧异这就是学习昆曲?哪位观众能够找到一部影视作品,有着比李少红版《红楼梦》更多的旁白。曾经在张纪中版《水浒传》出演林冲的周野芒,那一平到底的男中音,是堪比呜呜祖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活生生将《红楼梦》演绎成图解版分角色朗读,你让刘兰芳、单田芳和袁阔成情何以堪。这部配音连环画自诩“完全忠实于原著”,却错误百出,第一集中林黛玉之母死于扬州,你还让她路过扬州北上。贾雨村娶个二房,也能够穿大红嫁衣裳拜堂,这是哪门子礼仪?

网友插花

莲动下鱼粥:书房里群魔乱舞,喊叫声,旁白声,背景乐,还有RAP!

其实,我们还看到了盗版《宫心计》、枪版《金枝欲孽》、洁版《金瓶梅》

如《红楼梦》这种被历史一再验证过的文学杰作,一切艺术形式的再创作,演员都不可能超过角色,而李少红麾下的演员们,多数和导演一样没有对原著做文本细读,只是通过一些流行读物和剧本来做功课,于是,我们在雷版《红楼梦》中还看到了盗版《宫心计》、枪版《金枝欲孽》、洁版《金瓶梅》。那些丫鬟仆妇之间,往来折冲都如《宫心计》,但又摆不开阵势。小姐贵妇的心态又是交代不清,诉求直接,哪里会有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埋伏,影影绰绰的大有枪版卡带的感觉。而贾宝玉和袭人搞那一出床上戏,太过猴急,袭人不害羞,几乎要成为《金瓶梅》,可是书中王熙凤午睡,其实是与贾琏,本剧又配上类似迪斯科的旋律。

第8篇：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1.1 索隐派

1.1.1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1.1.2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1.1.3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1.1.4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1.1.5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1.2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1.3 新索隐派：文革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1.3.1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1.3.2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转贴于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第9篇：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

“红楼梦”的确是一场大梦，清嘉庆年间，有位叫得硕亭的，写了《草珠一串》，又名《京都竹枝词》，其中一首里面有两句：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可见很早的时候，谈论《红楼梦》就已是一种社会时尚了。即便经过这么多年，人们对“红楼”的热情依然不减。书籍是最原始的考证，渐渐地，随着时代的进步，《红楼梦》也转化成了其他各种的艺术形式，泥塑，瓷雕，戏曲等等，其中最广泛流传的还属电影和电视剧，1987电视剧版的《红楼梦》曾创下荧屏上的经典。在中国，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个“红楼梦”，怀着一种崇敬，又有一些的忐忑，轻轻地触摸一下“红楼”，这也是很多电影电视人的梦想，导演陈凯歌就曾表达过这样的愿望。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情怀，十多年后，人们依旧还在重温那些经典之时，新版《红楼梦》开始“敲锣打鼓”地开拍了……

争议：“梅耶荷德定律”

曾有网友评论说，“筹拍新版《红楼梦》发生的现实故事，比曹公笔下的《红楼梦》更加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尽管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新版《红楼梦》从筹备到开拍，话题确是一直不断。不论是声势浩大的“红楼选秀”风波，还是矛盾升级的“导演替换”事件都能让人乐道一番。然而这些都还不算什么，自新版红楼里的人物一一亮相于观众面前，这才叫真正的“哗然一片”。截至目前，主要演员的定妆照基本完毕，无论是最开始亮相的“宝黛钗”还是较晚出场的“王夫人刘姥姥”，都在观众网友中炸开了锅，大致意见不是“妖气太重”，就是“戏曲味太浓”，似乎很是接受不了。不知是导演意图“另类化”，还是该剧美术指导叶锦添的“国际化”；也不知是人们太印记于87版的人物，还是东西方文化对《红楼梦》文化本来就有着根深的固守和尊崇，这几方面的碰撞，于是便引发了诸多争议。

对于电视剧拍摄来说，似乎有争议总比没争议来得好。一部剧，悄无声息地拍，悄无声息地播，最终淹没在五彩斑斓的银幕中。可是有争议就不一样，有争议在，关注的人就会多。新版《红楼梦》是投资过亿的大手笔制作，自然要有点噱头，要吸引足够的眼球，这样才不至于让投资方做赔本生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著名的戏剧家梅耶荷德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作品出来，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那么你是彻底地失败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坏，那么你当然也是失败，不过这说明你总算还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如果反响强烈，形成的局面是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而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是获得真正的成功了!后来有人夸张地将他的这一观点称之“梅耶荷德定律”。如果按照这个定律，新版《红楼梦》应该算是成功了一半，仅仅一个定妆照的，就有这么大的动静，不论导演还是投资方现在应该都在偷笑吧。

造型：古典与时尚的接触

关于《红楼梦》，曹雪芹曾言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个“味”字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悬念和猜测，然而对于其各方面的“争论不休”有了作者自己的注解，似乎也合情合理了许多。

人们普遍都认为，87版《红楼梦》汇集了当时红学界的权威，拍摄的时候尊重并体现原著精髓，87版的《红楼梦》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曹老的“其中味”，在很多观众心中“87红楼”不可超越。新版《红楼梦》的开拍，似乎要摆脱旧版的影子。剧情安排先不说，首先在人物形象上就打破人们的固有印象，把梦中最主要的宝钗和黛玉定妆成了“好像是白蛇和青蛇”，“戏曲味道的造型把大观园变成了戏班子”，绝大多数的观众，都对这些人物定妆感到莫名其妙。这部剧的美术指导叶锦添曾经表示过，要让古典和时尚在新“红楼”里都有体现a理解这句话，就是让中国传统和中西方的现代相合，尽管导演李少红说古典也可以时尚。女角的“铜钱头”“额妆”都是造型上的一大“亮点”，新版红楼里宝黛钗的衣服都很华丽，有西方礼服的味道，不论是黛钗的“青白蛇”还是四春的“王菲妆”亦或晴雯的“羽毛顶”都有“综合”的感觉。红学家邓遂夫就表示：我尊重新版《红楼梦》的创新，但是从个人审美上来说，不太喜欢这些新造型，这些造型是在向戏剧化靠拢，而《红楼梦》里写的是平淡生活中的琐碎，更接近鸡毛蒜皮的小纠结。按惯例，《红楼梦》的造型应以明代装束为主，适当加上一些清代元素，比如小排扣，这些书里都有描写。此外圆片、铜钱妆显得土不土、洋不洋、中不中、西不西的很不耐看，尤其是黛玉和宝钗。仔细来看，87版的宝黛钗和新版里的差别的确很大，不知是先入为主，或是87版、的造型本身就更靠近原著，大多数人乐于接受的还是老版中的人物。

回应：海水与火焰

看过“红楼”定妆照，相信很多人的心中都会存有疑问，这种造型究竟用意何在?是否尊重了原著?是创新?是“恶搞”?……面对这些问题，媒体和网络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那些“红人”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另一方面网络也给各种身份的人提供了说话的平台。在媒体或网络上，一部分人似海水，有包容，一部分人似火焰，很猛烈。

此时，我们最想听到的就是该剧美术指导叶锦添的声音，被媒体追逐，被网友抨击，却发出“让他们死心，我不会更改造型”的豪言。关于“造型”叶锦添曾对媒体做过解释：《红楼梦》是属于很多人的，它是一个既深入又不完整的梦，每个人都有一种填补它的空间。我拉了昆曲最浮面的那一层皮、那一层美感，来做《红楼梦》。昆曲下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不要，只要那一层皮，就美得不得了，那种美感有点华丽，连绵不断的图案和色彩，都是很柔和的，有很深的色彩学，那是来自中国文化的深处。我参考了国际时尚化的年轻人服饰，深入了古代的剪裁里，其中贾宝玉、王熙凤渗入的时尚元素最多。我觉得《红楼梦》就是一个时尚的集合体，只是发生在一个文学家的眼里，把古典的东西变成最先锋的，每个人都在等待这一天。基本上书里明确点到的服饰，都还是按照原著去做。

叶锦添的造型一向很注重色彩，注重图案，注重一些美学方面的基础，“华丽，时尚，色调强烈”似乎是他一贯的手法。“美”是他创作的灵魂，似乎这些有点凌驾于曹老的“原著”之上，硬憋着尊重原著，又放弃不了自己心中的“美”。这样的造型，叶锦添也有点为难吧。

和叶锦添合作过多次的该剧导演李少红，对叶锦添可谓“百分百信任”，俗话说得好“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争议一出，李少红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叶锦添站在同一战线，“这个想法叶锦添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震惊，但后来开始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而且这个想法也不是我们独家提出来的。事实上我们还是从

网上得到的讯息。在这一点上，网民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调查，提了很多意见，希望我们能看到。而且他们对巧额和片子来历的研究，资料收集得非常详尽。所以我们的创意并不是闭门造车的突发奇想，也并非是单纯的猎奇。我们甚至请教过专家来鉴定和确认。”巧额和片子实际上是古代中国的贵族小姐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装扮，它最早的作用是修正脸型，有一定美感和装饰作用，后来经过简化被昆曲、京剧所沿用，流传至今。“宝黛钗等主演采用额妆的目的，是区别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身份，其他不同等级的人物造型并非这样，如此设计是有意与世俗文化拉开距离。”

不论叶锦添还是李少红，都是当事人，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是“原因”，而“对不对”的判断，就需要专家来解答。

中国服饰权威专家黄能馥接受某家媒体采访时说：“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服装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官服很气派，总体而言，服装的材料、质地，都很能显露当时大家的风范。颜色方面也很考究。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额妆’头饰造型，可能现代观众看第一眼时会有些别扭，但从美学和戏剧的角度来，这一尝试非常成功。至于头饰中的戴花，明朝多以绢花、绒花为主，我看这次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是遵循了这一点。曹雪芹是清代人，他记忆中留有明朝服装的印迹是很正常的事，我觉得《红楼梦》中的服装多是明朝的款式，但一些具体图案什么的描写又带出清代的特点。可能当时的文字狱也很厉害，曹雪芹不太敢写得太露，所以故意模糊了时间背景。朱元璋率军赶走蒙古民族建立明朝后，社会全面恢复儒家体制和传统，服装方面也是回归汉代服装的一些特点，但是又有所不同。清代的服装也因少数民族的融合，使得款式及颜色更加多样和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