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扶贫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在我国第7个扶贫日之际，县政府办公室按照《**县2020年“10·17”扶贫日活动方案》，积极参与开展扶贫日活动。现将开展扶贫日活动情况汇报如下：

一、活动开展情况

1.及时安排部署扶贫日活动。按照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文件要求，县政府办公室领导高度重视，及时传达文件精神，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积极响应，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扶贫活动，营造打赢脱贫攻坚战良好社会氛围。

2.全方位学习宣传扶贫重要论述。县政府办公室在党组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党员大会、干部夜校等会议上集中组织学习扶贫开发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视察陕西、内蒙古、安徽等省区的重要指示和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的指示精神。通过悬挂扶贫工作宣传标语、在LED屏幕滚动播报扶贫工作标语、入户宣讲扶贫政策等方式，积极开展扶贫日宣传活动。

3.扎实推进消费扶贫行动。10月12日县政府办公室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消费助脱贫，你我共参与”主题党日，全体干部入帮扶村组宣传政策法规，谈家常，干农活，了解收入情况和产业落实情况。积极采购帮扶户农产品，调动帮扶户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同时，发动全体领导干部在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积极消费扶贫。有力助推消费扶贫政策落到实处。

4.积极组织收看脱贫攻坚颁奖典礼。积极组织全体领导干部全程收看脱贫攻“决战的时刻”奖颁奖典礼盛况，通过观看本次特别节目，学习每位获奖者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爱岗敬业、敢于担当、团结奉献的良好品质。激励每位干部职工要把脱贫攻坚工作放在心上，拿在手上，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要更加关注贫困问题，更加关爱贫困群众，更加关心脱贫攻坚工作，从而进一步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扶贫日活动的开展，鼓舞了攻坚士气，激发了内生动力，为收官之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营造了良好氛围，凝聚了坚强力量。

第2篇：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跟天斗”为你整理了这篇某县2020年度脱贫攻坚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一年来，全县紧扣“三落实”“三精准”“三保障”，聚焦重点任务、难点问题、薄弱环节，突出“对标查漏”“补短强弱”“提质增效”，全面推进疫情化解、“十大专项行动”“百日大会战”“收官大决战”等各项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冲刺决战，夺取了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现将一年来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总结报告如下。

一、2020年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全年全县投入财政扶贫专项资金14386.7万元，整合涉农资金14430.25万元，实施项目501个。118户302人实现脱贫，脱贫攻坚普查、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定点攻坚等重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一)压实攻坚责任，全面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一是深学笃用扶贫重要论述。我们在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调研陕西、山西、宁夏、甘肃时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转化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方法和实际成效。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开展《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学习。组织开展“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下基层微宣讲29场次。二是全面压实脱贫攻坚责任。始终保持“不停顿、不大意、不放松”的攻坚状态，严格落实“双组长”制，高位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县委、县政府每月研究一次脱贫攻坚工作，今年已召开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7次、全县性脱贫攻坚工作动员部署会10次，脱贫攻坚专项工作会87次。深入实施三级书记遍访贫困对象行动，目前都已实现遍访全覆盖。地一步压实县级帮扶集团、驻村工作队及帮扶责任人责任，加强了72名驻村第一书记的选派管理，230名驻村工作队员保持稳定，驻村干部全部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三是高质量推动党建促脱贫工作。切实加强扶贫干部队伍建设。2020年，1个先进集体和2名先进个人获市扶贫领导开发小组表彰，1个先进集体和1名先进个人获市记大功奖励，3名个人、1个集体获国家相关部委行业扶贫工作专项表彰。四是继续深入推进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认真开展“以案四改”活动。坚持“以案改治理”，着力在规范管理扶贫资金和项目上下功夫;坚持“以案改监管”，着力在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上下功夫;坚持“以案改制度”，着力在健全完善监管制度上下功夫;坚持“以案改作风”，着力在扎实开展扶贫领域作风治理上下功夫。五是强化资金项目监管。切实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实现因需而整，应整尽整。着眼资金绩效作用发挥，及时开展自查自纠，开展扶贫资产清理。开展资金项目清理，对实施进度滞后的项目，落实专人跟进推进。9至11月积极配合市扶贫审计组进驻扶贫审计，对自查和审计初步反馈的问题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六是高度重视扶贫领域信访件办理和舆情处置。今年忠县扶贫信访量较去年减少，无到京上访、到市集访和恶性信访案件，无负面舆情事件发生。

(二)突出重点难点，全力提升“两不愁三保障”水平

一是重扶猛攻未脱贫人口。对年初118户302人未脱贫人口，实行“一户一策”和“包户到人”帮扶措施。118户“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已全面解决，全部实现脱贫。二是及时查漏补缺，动态清零。精准实施D级危房改造、义务教育保障、饮水安全“三大清零行动”。组织开展“回头看”，对贫困群众“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情况进行大排查，查漏补缺，发现一起及时解决一起。三是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和质量。对全县农村一般农户住房开展安全等级鉴定，加大建新拆旧力度。深入开展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行动，加大对残障学生送教上门力度，深化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毕业的教育救助机制。组织开展了残疾儿童、留守儿童、建卡贫困户子女、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四类特殊群体核查统计工作。全面落实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健康扶贫、扶贫济困、精准脱贫保等各项健康扶贫医疗救助政策，建卡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实现了应保尽保、应助尽助。四是加强对“两类户”的监测和帮扶。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全面摸排识别出脱贫不稳定户474户1259人、边缘易致贫户415户1075人。发放13户边缘易致贫户扶贫小额信贷28.9万元用于发展产业，安排133名边缘易致贫人口在公益性岗位就业，落实资金200万元购买防贫保险。通过帮扶，目前已有873户2276人消除风险。五是完成两个村定点攻坚任务。市级定点攻坚村善广乡上坪村、白石镇菜园村，每村规划饮水安全保障、道路交通改善、人居环境整治、危房改造等项目7个，总投资772万元，定点攻坚规划建设任务在11月底已全面完成。

(三)聚焦质量成色，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深入推进卫生健康扶贫、产业扶贫等为内容的脱贫攻坚总攻“十大”专项行动。产业扶贫专项行动上，加大对聘任的694名产业扶贫指导员、选配的31名农业科技人员等进村入户开展产业扶贫技术指导力度。出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分制管理办法，制定健全产业扶贫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指导意见，切实加强产业扶贫项目动态监管及风险防范化解。社会兜底保障专项行动上，及时将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重残、重病人员纳入单独保障。疫情期间新纳入低保保障142户332人、纳入特困供养24人、临时救助395人次。志智双扶专项行动上，以“八个一”活动(观看一次脱贫攻坚典型先进事迹视频、开展一次扶贫主题微宣讲、举办一场身边脱贫典型微访谈、组织一台脱贫主题文艺演出、表彰一批脱贫致富和五村五户先进典型、登门送一次扶贫政策、开展一次卫生大比武、安装一批脱贫励志公益广告)为载体，从理论宣讲、新闻宣传、社会宣传、文明实践、文艺助力、“三治”融合、助学扶智、资金激励等方面开展“志智双扶”。加大本土人才培训和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举办致富带头人专题培训班4期，8月成功承办了全市农村贫困地区致富带头人培育工作会。易地扶贫搬迁后扶专项行动上，上半年加快推进5个易地扶贫搬迁市级示范集中安置点扫尾和配套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十三五” 1161户4540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落实易地搬迁后续帮扶，配套菜园地，因地制宜打造柑橘、花椒、乡村旅游等主导产业。扶贫小额信贷及金融扶贫专项行动上，2020年新增贷款1698户5736万元。2016年以来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贷款9379笔34342万元。到11月底全县贫困户获贷率49.82%。

(四)答好“加试题”，全力化解疫情灾情影响

面对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积极应对，全力化解不利影响。一是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努力确保全县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目前全县外出务工就业贫困人口28678人，占去年外出务工总人数的107.8%，边缘人口181人。进一步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安置力度，全县财政资金补助公益性岗位共安置3830人，其中安置贫困人口3019人，占78.85%;安置边缘易致贫人口133人，安置易地扶贫搬迁人口299人。全面落实就业补助政策，集中开展就业扶贫政策宣传和咨询，举办“建卡贫困户人员专场招聘会”等。二是将消费扶贫作为重中之重，全力解决产品滞消问题。加强扶贫产品认定和管理，严格认定条件标准，规范认定程序。全县目前已认定扶贫产品96个。继续开展“网友e家亲”扶贫爱心购等消费扶贫系列活动35场。提前完成市下达6888万元消费扶贫任务，50台扶贫智能专柜已设置到位，按要求在重庆市消费扶贫馆设置了忠县馆、3个扶贫产品专区。我县《立“三端”提“三力”构建消费扶贫新格局》案例，9月被评为全国消费扶贫优秀案例。三是加快项目实施推进，全面开工达产。上半年极力克服疫情影响全面力促开工复工。今年全县脱贫攻坚项目501个，目前都推进顺利，已完工484个。全县认定县级扶贫龙头企业10个，全部正常运行生产。

(五)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整改清零各类反馈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领导，一体推进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国家和重庆市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以及各类巡视、巡察、督查、检查、审计、考核所发现问题的整改，限时销号。年初，我县接受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财政扶贫资金国家第三方绩效评估，目前中央巡视“回头看”3个方面10个问题、国家成效考核6个方面13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7月以来先后接受市里的2次督查、暗访，所反馈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对9月下发的国家脱贫攻坚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任务，已制定落实整改方案，全力推进整改。12月上旬我县被抽中接受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对考核组反馈的问题，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召开核实研判会，迅速制定印发整改落实方案，压实整改责任，立行立改。目前，国家成效考核反馈县级层面的4 个问题，完成整改2 个，核实并落实长效措施2 个;反馈的乡镇层面24个具体问题，对确需整改的15个已完成整改，9个已核实并落实长效措施。

(六)加强动态管理，全面提升脱贫攻坚数据质量

一是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国家普查。今年我县纳入全市“14+2”接受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区县之一。全县18785户建卡贫困户接受普查，26项现场登记指标中有8项核心指标达到100%，普查高质量多数指标位居接受国家普查区县中上水平。二是多措并举提升数据质量。“百日大会战”和脱贫攻坚普查期间，对全县国扶系统、渝扶贫等数据和手册、户档、村档、“一卡两牌”等档案资料进行核实完善和修正。脱贫攻坚数据质量明显提升，各项数据真实准确，账账相符、账实相符。三是全面做好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按照“全面清理、回归本源、基层认可、数据完善”的要求，认真清理核实已脱贫不享受政策对象，全县清理1247户4896人。

(七)全面总结宣传，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一是举办系列宣传活动。全面总结2015年实施脱贫攻坚以来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客观真实评估攻坚成果。建立了脱贫攻坚典型案例库，编写并上报脱贫攻坚大事记，征集“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脱贫攻坚图片、微视频、扶贫歌曲等。以优秀扶贫干部杨骅先进事迹为素材，创作歌曲《传承》获全市脱贫攻坚原创歌曲大赛获奖。拍摄制作完成30分钟脱贫攻坚纪实专题片，已送重庆卫视安排展播。8月下旬市县30名摄影记者、专家进驻黄金镇桃花村，开展视觉扶贫行动，拍摄收集整理留存“扶贫印记”。县扶贫办、县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办“告别贫困—脱贫攻坚看效果大型系列报道”，报道全县72个贫困村面貌的巨大变化。11月9日市级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我县成功举办。二是开展精准扶贫档案收集归档工作。把精准扶贫档案工作与脱贫攻坚工作同部署同推进，11月上旬接受市精准扶贫档案工作检查评估受到好评。三是开展“10.17扶贫日”活动。组织新闻媒体开展“扶贫日”系列重大宣传活动，《重庆日报》专版刊载我县《忠县“三抓”高质量巩固脱贫成果 有效接续乡村振兴》宣传稿。四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试点。我县新立镇官坪村4月被确立为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市级试点村，目前所规划项目建设任务已完工80%。抓紧研究编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十四五”规划，着力构建工作机制，推动工作衔接。

二、存在的问题及2021年工作思路

第3篇：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泸州医学院，四川泸州646000）

摘　要：我国的扶贫战略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发展得较为成熟，但扶贫模式的趋同性却日益严重。如何摆脱这一局面，走出个性化的道路，至关重要。本文在深入调查实际个案的基础上，就社区支持农业CSA制度嵌入高校对口扶贫项目的新模式予以探讨。

关键词 ：社区支持农业；政府扶贫；高校对口援建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2-0252-01

收稿日期：2014-06-20

作者简介：贺小燕（1975-），女，四川华蓥人，本科，会计师，从事高校及医院财务管理研究；黄显官（1969-），男，四川南江人，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从事财务管理及医疗保障研究；徐扬（1987-），女，四川泸州人，本科，初级会计师，从事财务会计研究。

一、引言

近年来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苏丹红、三聚氰铵、地沟油、瘦肉精、皮革奶、塑化剂等新名词刺痛着人们的神经，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在此背景下，一种致力于拯救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健康安全食品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社区支持农业CSA，在我国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社区支持农业CSA制度概念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Agriculture），在目前尚无准确的定义，是指消费者向生产者支付农场中产品年费的消费行为。生产者可以在种植之前收到部分收入或定金，消费者在时令季节收到农产品，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协商、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生产者有一个产品的预订购市场，消费者获得新鲜的本地有机产品，在理想的情景下，农场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形成一个“饮食者社群“。CSA起源于1965年的日本。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因发生“水俣病”事件而引起全民对于环境和食品的恐慌，人们为追求有机生产，于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联合建立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该模式又被称为“TeiKei”）。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出现，80年代传到美国。①

三、社区支持农业CSA制度在尧坝镇天堂坝村扶贫案中的实践

1.社区支持农业CSA制度在尧坝镇天堂坝村扶贫案中的实施

1.1试验阶段：我校对口扶贫项目组织构架为如下三级：“挂包帮’领导小组-扶贫办公室-驻村干部。2013年1月，帮扶办公室、驻村干部联合校工会宣传介绍我校帮扶项目，全院职工对该项目有了初步了解。213年3月，院各级工会大力宣传天堂坝村无农药、无化肥、无饲料、无添加剂的自然生态种植及养殖模式，倡导有机绿色无公害食品消费理念。

1.2萌芽阶段：2013年6月，我校扶贫办公室联合工会组织在校园网站介绍了社区支持农业CSA制度，讨论CSA制度在天堂坝村生态农业中应用的构想，并建立了天堂坝村社区支持农业QQ群，QQ群成员由最初的5人发展至今已达50余人。7月，正值麻竹笋的收割时节，也是暑期开始，工会组织了“麻竹笋采收节”。

1.3初步实施阶段：2013年9月，工会作为发起者号召成立CSA社区，并在本校招募成员。10月，筹备预备会议，详细介绍CSA制度、目前的食品安全现状、生态农业及营养健康讲座，成立CSA工作组。11月，拟定社区章程、议事规则、会员权利及义务、会费缴纳、分工细则等社区管理制度，与种植户签订协议。12月，正值黑山羊的成熟及羊肉适用的冬季，会员分享了社区成立以来的首批生态食品——黑山羊肉。

四、CSA制度能在我校扶贫项目中成功嵌入分析

1．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的特征与高校群体的特征的一致性

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有以下主要特征：（1）受教育程度高，本科以上学历比例占绝大多数；（2）性别比例：女性超过男性；（3）家庭消费以中高收入的居多，独身者较少；（4）年龄层次多集中在30-50岁。高校群体的特征为：（1）年龄在30-50岁的比例占绝大部分；（2）从事教育工作的女性比男性比例高。如我校男女比例大致为1：1.5；（3）受教育程度高。教学人员学历最低本科以上，硕士、博士合计比例超过本科并逐年提高；（4）教育行业的收入目前处于中等偏上的稳定状态。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的特征与高校群体的特征有惊人的一致性。

2.CSA流通渠道成员的信任及依赖

CSA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为“生产者——消费者”没有中间商介入，坚持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理念。流通渠道成员的合作性强，合作的基础来自于双方的信任和依赖。绿色产品需求偏好的增加，导致了消费者对环保生产者的高度依赖；生产者对稳定的农村品市场的需求，形成了对固定消费者的依赖。消费者参与农产品生产过程、农户与消费者签订合约，双方信息透明、建立了彼此信任的紧密关系。信任与依赖是CSA制度的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

3．消费者（CSA成员）帮扶单位职工，扶贫工作组成员从帮扶单位职工中选任，消费者对扶贫单位（扶贫工作组）的高度信任，生产者（扶贫对象）对扶贫单位的高度信任，扶贫单位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的信任提供了保障。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偏好，形成对生产者（帮扶对象）的依赖；对生产者（帮扶对象）基于农产品稳定销售，对消费者的依赖；扶贫单位成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依赖的联系纽带。双方在各自的利益驱动下遵守合约，帮扶单位成为合约双方履约的监督者。该模式在流通渠道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及依赖关系有天然的优势。

注释：

①“teikei”意味着合作或”伙伴关系“参见刘飞.——制度嵌入性与地方食品系统——基于z市三个典型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案例研究。

参考文献：

[1]何飞，李怀英.我国社区支持农业（CSA）发展模式中政府责任研究[J].农村经济，2013，（10）.

[2]孟晓陶.关于发展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思考——以葫芦岛市为例[J].农业经济，2012，（11）.

第4篇：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于2011年11月29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扶贫开发形势和任务，全面部署《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坚决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根据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适应我国扶贫开发转入新阶段的形势，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1196元的标准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今年年底约为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约为13.4％。只要我们不断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实现这个新标准所确定的扶贫对象减贫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颁布后，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提出了制定地方扶贫标准的意见，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地方扶贫标准的平均值约2200元。

[理论分析]

一、从《经济生活》角度来看

1.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促进经济增长，为解决民生问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通过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到2010年底，我国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5亿减少到2688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体现了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

3.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

二、从《生活与哲学》角度来看

1.唯物论角度：

①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面对“我国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5亿减少到2688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现实，国家适时制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立新的扶贫标准，促进扶贫开发事业的发展，这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要求。

②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正确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全面部署《扶贫开发纲要》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坚决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之下，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这体现了正确意识对客观事物的促进作用。

③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扶贫开发工作，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体现了尊重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合。

2.辩证法角度：

①联系的观点。事物处在普遍联系之中，联系具有普遍性，也具有客观性。“深入推进扶贫开发，扎实做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对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体现了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原理。

②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应当树立全局观念，实现整体的最优目标，同时必须重视部分的作用，搞好局部，用局部的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着力巩固和发展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大扶贫格局，着力完善扶贫开发政策保障体系，着力加强扶贫开发国际交流合作。”体现了这一要求。

③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要重视量的积累。“到2010年底，我国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5亿减少到2688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体现了“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这一原理。

④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

⑤矛盾的特殊性要求解决矛盾时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扶贫开发要做到“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制定扶贫政策，实行有差异的扶持措施。”这体现了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⑥抓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扶贫开发要“坚持突出重点，中央重点支持连片特困地区。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扶持力度。”体现了这一原理。

3.认识论角度：

①实践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体现了实践的这一特征。

②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认识、科学理论对实践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做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体现了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

4.历史唯物主义角度：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求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扶贫开发工作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坚持全社会参与、合力推进，坚持尊重扶贫对象主体地位、激发贫困地区内在活力。”体现了这一原理。

三、从《政治生活》来看

①我国的人民民主具有真实性。发展扶贫开发事业，为人民享有真实民主提供物质保障。

②国家具有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扶贫开发工作要坚持“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扶贫开发工作负总责”的原则以及确定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体现了国家应履行的职能。

③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纲要》提出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体现了政府的性质和工作的基本原则。

[创新训练]

1.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从2001年的127.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49.3亿元，十年累计达到2043.8亿元。十年来，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2043.8亿元人民币的扶贫资金属于(　)

①财政支出②财政收入③文教卫生事业支出④经济建设支出⑤行政管理支出

A.①②　B.②④⑤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2.《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上述目标，按照消费的目的划分，包括了(　)

①有形商品的消费②生存资料的消费③发展资料的消费④享受资料的消费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3.《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颁布后，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提出了制定地方扶贫标准的意见。这体现了(　)

①一切从实际出发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③量变与质变的关系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4.扶贫开发工作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坚持全社会参与、合力推进，坚持尊重扶贫对象主体地位、激发贫困地区内在活力。”材料体现的哲理是(　)

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②党的群众观点③群众路线④党的宗旨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5.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以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为根本途径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通过大力推进扶贫开发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说明国家履行的职能有(　)

①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②对人民负责的职能③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④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6.贯彻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发展农村扶贫开发事业，有何重要意义?

[参考答案]

1.C　2.D　3.B　4.A　5.C

第5篇：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关键词：全域旅游；旅游扶贫；城口县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3-0133-02

1 引言

贫困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人们对它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45 年联合国成立之时就把“消灭贫困”写进了《联合国》[1]。曾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近年来，乡村旅游扶贫工作被列为扶贫开发10项重点工作之一。据统计，全国12.8万个贫困村中，至少一半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发展乡村旅游的贫困村又可以带动70%的贫困户脱贫。目前，全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10%以上贫困人口脱贫，旅游脱贫人数达1000万人以上，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农村扶贫开发的主渠道。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重庆市最北端，集“老、边、山、穷”于一体，现有90个贫困村、10994户贫困户、贫困人口37567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全重庆市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

2 相关概念辨析

2.1 全域旅游

在2016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指出，传统的景点旅游发展模式已不能满足旅游发展要求，必须转变旅游发展思路，创新旅游发展战略，加快旅游发展阶段演进，推动我国旅游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2]。随后，全域旅游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厉新建[3]重点研究了全域旅游应具备的核心理念，提出要有全新资源观、全新产品观、全新产业观和全新市场观的四新理念，以及落实全域旅游理念的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时空、全方位、全社会、全部门、全游客的“八全”架构。而张辉则认为，全域旅游不应从“全”的角度来认识，而应该从“域”的角度来解释，要通过全域旅游的实践，实现空间域、产业域、要素域和管理域的完备[4]。2016年2月，国家旅游局了《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验收标准》，并公布了首批包括262个市县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全域旅游作为一种开放共享式的发展理念，对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2 旅游扶贫

旅游扶贫是指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5]。我国关于旅游扶贫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旅游开发带动当地脱贫致富的实践经验总结而兴起的。由于我国旅游资源富集区往往与贫困乡村有很大的重合性，这便在“发展旅游业”与“扶贫”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旅游扶贫作为一种增强内生动力的产业扶贫方式，以其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强劲的造血功能、巨大的带动作用，在我国扶贫开发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以其锐不可当之势正成为我扶贫攻坚的崭新生力军。

2.3 全域旅游与旅游扶贫的关联

2.3.1 以“共享”为特征的全域旅游为旅游扶贫理论提供了新支撑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旅游扶贫作为一种产业扶贫方式，其积极作用已被广泛认可。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曾指出，推进全域旅游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现实要求，是旅游扶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全域旅游强调“共享性”，即旅游发展成果要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然而，我国旅游业发展目前还处在以景点旅游为主，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阶段，存在不同程度的“与民争利”、“受益不均”和“社区排斥”现象。发展全域旅游，就是要致力于实现全社会共建共享，通过全域旅游推动和助力我国扶贫战略目标，让广大群众在旅游发展中真正受益。因此，以“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全域旅游内含了“共富”的理论基因，为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而实现“共富”的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6]。

2.3.2 以推进“旅游+”为核心的全域旅游为旅游扶贫的开展指明了新路径

跨界融合是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全域旅游的核心不在于空间上的各种“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要从封闭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旅游+”融合发展方式转变，改变以单一旅游形态为主导的旅游产业结构，构建起以旅游为平台的复合型旅游产业结构[7]。乡村旅游资源是旅游扶贫的重要资源基础，立足地域特色，充分利用“旅游+”的手段，通过加大旅游与农业、商贸、金融、文化、互联网等产业的融合力度，形成综合新产能，将有效地激发区域经济活力，提高旅游产业链本地化水平，提升乡村旅游扶贫效应。因而，“旅游+”不仅是实现全域旅游的重要途径，也是旅游扶贫开发的新方向。

3 城口县全域“旅游+”扶贫发展模式

城口县位于重庆市东北边缘，四川省、陕西省、重庆市三省（市）交界处。全县幅员面积3292 km2，人口25万人。城口生态优势明显，常年平均气温13.9 ℃，夏季平均气温23.0 ℃左右，颇为宜居。森林覆盖率达64.5%，是难得的天然氧吧，享有“中国生态气候明珠”的美誉。建有大巴山部级自然保护区、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巴山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综合指数69.62，居全市第一。此外，城口的物产资源亦相当丰富。城口山神漆器、九重山牌野生山核桃被列入部级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首批保护产品；城口山地鸡、城口蜂蜜、鸡鸣茶叶等多个生态产品获有机食品认证。

目前，城口仍是全市发展最滞后的地区，集“革命老区、边远山区、高寒深石山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于一体。其贫困的主要原因有：①基础设施落后，缺乏连接周边大中城市的快捷交通，是全市唯一没有铁路、高速公路、航空覆盖的贫困县；②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农业体量不大，工业效益低，旅游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刚刚起步，特色产业优势不突出。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依托其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生物资源发展旅游扶贫，已成为城口县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希望所在。

3.1 “旅游+农业”农旅融合推动旅游扶贫。

农作物的生产过程、自然的生态环境、传统的农耕文化以及质朴的农家生活对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通过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交叉融合，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的生态农业旅游，将有助于激发传统农业的潜在活力。生态农业旅游的基础是农业，立足点在农村，主体是农民，对象是旅游者，本质在体验。通过创意活动的设计，满足游客对农业活动全面体验的需求，将成为贫困乡村旅游脱贫的突破口。

自2012年起，城口县政府引导村民创建了“大巴山森林人家”的农家乐品牌，时至今日，挂牌评星的已有280多家。做好体验型生态农业旅游，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构建优美绿色环保的自然环境。二是增加游客真实的农业生产体验。游客选择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是缓解城市生活压力，享受乡村田园式生活，因此应充分挖掘乡村田园的体验要素，吃农家饭、干田间活、赏梯田景、住田园居，使耕作、采摘、烹饪、科普等体验都能在其中找到对应诉求，有效地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基于此，常住游客在当地的消费将成为贫困户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体验型农业旅游可以使农民全面展示农事特长，全面参与旅游经营，且从业门槛降低，一年四季均可接待体验旅游者，接待周期的延长也将增加农民的直接收益[8]。

3.2 “旅游+养老”农家养老助力旅游扶贫。

老年旅游是新兴旅游市场。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居民超过1.6亿人，到2020年将超过2亿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旅游需求大幅上升，旅游消费潜力巨大。旅游养老是老年人为了寻找更舒适的养老环境离开他们的常住地，到其他地方休闲、度假、养生，连续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活动[9]。一般来说，宜人的气候、优质的空气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候鸟式”旅游养老者目的地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而城口县依托其突出的生态优势，可发展为老年人休闲养老的不二之地。

城口旅游发展应正视外部交通瓶颈的问题，将“长宿”作为城口旅游的核心认知来塑造，依托其处于大山深处良好的生态优势，把交通的距离的劣势转化为营销上的卖点和竞争上的特色吸引力，引客并且留客。将闲置农宅统一承租给合作社或公司，根据养老需求进行统一管理和改造，大力发展农家休闲养老。由于老年人时间充裕，多选择错开大众旅游高峰而出行，并且会在农村停留较长时间，这不仅可以化解以“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休闲设施的季节性闲置问题，还可以缓解城市不断增大的养老压力。从旅游扶贫的角度，拓展旅游养老市场不仅可以使村民获得房屋的租金收入，按年度获项目盈利分红。同时，还可以通过在养老产业中的服务岗位上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

3.3 “旅游+互联网”信息网络加速旅游扶贫。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O2O电子商务的兴起，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方式、消费习惯、支付环境都发生了巨大转变。旅游扶贫应更加注重市场环境的变化，立足消费者体验角度，从资讯获取、购物流程、服务体验、评价回馈等多角度建立贫困户与旅游客源市场的联系，探索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旅游扶贫模式。

2015年，城口全面启动“网上村庄”电商扶贫村建设。将贫困村内的乡村旅游、农特产品等资源与电商平台进行对接。但服务内容单一，仅限于食宿预定和农特产品网购。为扩大扶贫的效果，可规划将“网上村庄”升级为“e老乡”乡村旅游云平台。平台由老乡筹、老乡游和老乡汇三个板块串联农业项目的筹资、生产、销售三阶段，打造一条消费者体验产业链。其中，老乡筹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募集社会分散资本的“众筹扶贫”模式，让都市人群与农村贫困人群互动起来，帮助贫困户的农业项目筹集资金。老乡游是指游客通过互联网认购一定面积的田地或果树，委托贫困户代为管理，并预付所需的生产和管理费用。游客闲暇时可来地里亲自种植和采摘，体验农耕的乐趣，将虚拟的“开心农场”在线下实现。老乡汇则是指在农产品成熟S收后，由贫困户直接将产品通过物流回馈给曾经参与众筹的出资者以及认种土地果树的消费者，既让城里人奉献的爱心有了回报，又让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品有了合适的销路。“e老乡”乡村旅游云平台的建立为乡村经济的提质增效以及精准扶贫的落实提供了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李 佳，钟林生，成升魁.中国旅游扶贫发展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3）：156～162.

[2]李金早.从景点旅游走向全域旅游我国“十三五”旅游发展开创新局面[EB/OL].http：///xxfb/jdxwnew2/201601/t20160129_759445.shtml，2016-01-29.

[3]厉新建，张凌云，崔 莉.全域旅游：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J].人文地理，2013（3）：130～134.

[4]张 辉，岳燕祥.全域旅游的理性思考[J].旅游学刊，2016，31（9）：15～17.

[5]丁焕峰.国内旅游扶贫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04，19（3）：32～36.

[6]胡志毅.全域旅游的精准扶贫机制分析[N].中国旅游报，2016-10-04（3）.

[7]石培华.“旅游+”是实现全域旅游的重要途径[N].中国旅游报，2016-05-11（3）.

第6篇：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在很多人看来，“互联网+”扶贫，能够形成一种“双赢”局面：对贫困地区农民来说，网络可以让农产品直接对接市场，大幅减少流通过程中间环节，让收益更多地归属于农民；对城市居民而言，农产品流通成本降低，意味着终端消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农产品。

基于此，在2015年11月中央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电商扶贫”已被正式纳入精准扶贫工程。该文件还提出加大“互联网+”扶贫力度，实施电商扶贫工程，加快贫困地区物流配送体系建设。

此外，财政部、商务部还曾于2015年公布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200个示范县名单，中央财政计划安排20亿专项资金进行对口扶持。各地方政府也争相在出台多种政策、措施，鼓励农民做电商。

“互联网+扶贫并不只是让农民开网店。社会应当正确认识互联网在扶贫工作中的位置以及发挥自身作用的条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区发展项目主任廖玲说。

廖玲曾到多个贫穷地区调研，并负责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农村生计扶贫项目。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专访时，她表示：“互联网+”扶贫的基础还是建立在当地农产品过硬的品质上，让消费者建立起信任，形成口碑传播。而个别地方通过打“苦情牌”来销售贫困户农产品的做法，在短期内有效，但若长期如此，有可能透支社会爱心，并不利于扶贫的长远效果。

“互联网+”扶贫是未来大趋势

《凤凰周刊》：最近兴起的“互联网+”扶贫和传统扶贫方式相比，有什么新特点？

廖玲：与传统扶贫模式相比，“互联网+”扶贫关注的是农业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传统扶贫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小额贷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这家银行向贫困农民发放小额贷款，以小组联保代替担保，让农民可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第二种方式是实物资助。比如“国际小母牛组织”。将家畜作为“礼品”资助给贫困农户，农民获得家畜后，通过发展养殖业来增加收入，项目周期结束时，受益农户须将等价值家畜传递给下一家。第三种扶贫模式则是技能培训。比如教贫困农户手工艺技能，发展特色工艺产业等。

三种传统扶贫模式各有优缺点，但共同点都是关注农业生产过程领域，解决如何让贫困农户获得资源开展生产的问题。

而“互联网+”扶贫则是解决销售端问题，可大体被分为两类：一是众筹扶贫。比如，某人有很好的农业生计生产方案，需要资金支持，于是通过互联网发起众筹，由认同该方案的社会爱心人士共同捐资支持。众筹成功后，贫困户获得生产资金，按照生产方案产出农产品后，他会按众筹的约定，将部分产品回馈给支持者，部分产品销售。这种方式相当于农产品预售。另一种是电商扶贫，也就是贫困农户已经生产出农产品，直接通过电商平台，将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农产品众筹扶贫和电商扶贫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向群众募资，具有低门槛、多样性、依靠大众力量、注重创意等特点。所以，更能够准确地预判市场的反应。

总的来说，一个扶贫项目的成效如何，最终还是取决于农民手中农产品变现的那一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互联网+”扶贫项目能够倒逼传统扶贫模式的发展。

《凤凰周刊》：为了发展和鼓励“互联网+”扶贫项目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诸多文件和措施。现在许多农民也在开设网店。那么，一个“互联网+”扶贫项目的成功要素有哪些？

廖玲：“互联网+”扶贫项目潜力非常大，应该是今后扶贫工作的大趋势。据我了解，已经有生鲜网店在“双十一”期间，销售额超过千万。不过，一个“互联网+”扶贫项目的成功与否在于能否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硬件条件。比如，道路、物流、仓储、电力、网络都要达到要求。特别是物流，所以，像很多交通不便，快递只能到达乡镇一级的地方其实很难做“互联网+”扶贫项目。

第二个条件是人才。无论是众筹，还是开网店，都需要专业的技能。这里说的人才包括两类：懂电商的人才、产业发展带头人。开展“互联网+”扶贫项目一定要有理解互联网规则的人来牵头。

现在有些地方，鼓励所有农民都开网店，这是值得商榷的。许多农民基本不使用互联网，电脑也很少使用，更别提通过互联网卖东西了。他们直接开网店，或与电商接触，失败风险非常高。

第三个条件是要有有较为成熟的互联网平台，现在国内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电商平台供愿意开设网店的人选择。

对于“互联网+”扶贫项目来说，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其中，硬件条件更需要政府来满足。互联网平台是市场发挥作用的部分。人才和社会资源嫁接则是NGO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卖苦卖穷”无助脱贫

《凤凰周刊》：在许多网店中，农民的贫苦面貌似成为一个“卖点”。许多电商平台会打出“某地农产品滞销，请大家帮帮老乡，让他们有一个好的收成，保证他们的生活”的口号。你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廖玲：据我观察，主要有两种“卖苦卖穷”方法：第一是“农产品滞销”型，通过各种图片和说明，表现村子很穷，农产品滞销了，请大家快来购买农产品，解决老乡的生计问题。还有一种是“贫苦人群”型，主要打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亲情牌。

这些项目其实也是在帮扶贫困的农村家庭增加收入，但如果不从贫困原因来分析，纯靠“打苦情牌”的方法是不可持续的。解决某地贫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是把一次滞销农产品卖出去之后，这个地方就富裕起来了。而且，消费者的“爱心”也是有限的，不能过度透支。事实上，对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决定是否购买的最重要理由是产品质量，而不是某地的贫困和可怜。

更严重的是，“卖苦卖穷”不仅没有起到帮助贫困户的作用，还会导致社会质疑。2016年5月，有媒体报道广东某地菠萝滞销，当地一位合作社社长告诉媒体，如此的贱价烂市至少20年没有见过。鲜有收购商登门，果农欲哭无泪。

一家运营了多年的天猫店看了新闻之后，着手帮助当地农民卖菠萝，1天卖出了60万斤。然而，就在一周后，这家店铺主页面上贴出道歉信，说因为农民坐地起价，成本高涨，代办掺杂三分之一熟果，导致发货和品控出现严重问题，损失至少50万，店铺关闭，公司面临破产。最后，农户没有摆脱亏损，还背上骂名；商家赔了本；消费者收到的，是烂菠萝。

所以我建议，进行“互联网+”扶贫，要仔细分析造成当地贫困和农产品滞销的原因，并将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上来。

《凤凰周刊》：那么，“互联网+”扶贫的正确方向是什么？

廖玲：其实，我们需要更加准确地认识互联网在扶贫过程中的作用。互联网的优势在于能够为农民开放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农产品质量非常好，互联网能够提供农户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但互联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销售贫困户手中的农产品更重要的还是依靠线下的努力，也就是其过硬的产品质量。

此外，互联网还有一个劣势：和菜市场买菜不同，互联网将消费者和农产品隔离开来，消费者很难直接鉴别农产品质量。后果就是同质化竞争。所以，在解决产品质量之后，信任问题则是“互联网+”扶贫项目成败的另一个关键点。

在民众对国内食品安全普遍担忧的背景下，即便农产品的质量非常好，如何提高农产品的口碑，让消费者相信这些扶贫项目的质量仍不容易。对一些大型农场和农产品公司来说，他们可以邀请第三方权威机构做鉴定，出具各种检验证书。但“互联网+”扶贫项目扶助对象多为小农户，难以承受鉴定的费用。

第7篇：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关键词：贫困线；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民族地区

一、 关于贫困理论的文献综述

对贫困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追溯至古典时期，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就已经对贫困理论进行了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分析和发展了贫困理论。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的罗丹、纳克斯、缪尔达尔，主流经济学的马歇尔、奥肯、萨缪尔森，福利经济学的庇古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对贫困理论进行的创新和拓展。对贫困概念的创新和拓展。

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一种对基本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而可行能力是一种实现诸多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免除饥饿、疾病等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享受政治权利等方面的自由。而能力的贫困就是人们在享受政治权利、公共医疗服务、免除饥饿等能力方面的缺失。能力贫困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贫困理论，传统的贫困理论往往集中于收入低下，而能力贫困理论则聚焦于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激励机制的扭曲。因此，收入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公共教育设施的匮乏等，便被纳入了基本可行能力的范畴之内，构成了森的贫困理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贫困产生的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必然产生工人廉价出卖劳动，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现象，其结果是整个无产阶级必然处于贫困的状态。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活状况的每况愈下，在贫困线上挣扎，“是伴随资本积累发展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明显趋势”。马克思的巨大贡献在于，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底线，把贫困产生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提出了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即消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二、 贫困程度度量方法的归纳

（一） 现有的贫困度量方法

在测量贫困水平的方法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贫困人口指数（也即贫困发生率）。二是贫困差距（也即收入缺口），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标准收入之间收入差的总和，反映了贫困者的贫困程度。三是基尼系数。以上的贫困衡量标准均为传统的常用方法，但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性，这些仅是一些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况的平均数，而忽视了福利分配的状态。为了弥补这些理论缺陷，阿玛蒂亚・森根据单调性公理，弱传递性公理，核心公理，构建了森的贫困指数。森的指数阐明了描述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和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社会对不同收入分配的偏好次序。

（二） 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

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是由Luich提出的，为了弥补LES（线性支出系统）在测量上的缺陷，其基本原理是：将人的消费需求分为基本消费需求和根据个人偏好选择的超额需求。

（三） 与国家贫困线的比较

根据2000-2009年的国家贫困线，与恩施的实际贫困线相比较，我们会发现2006-2009年恩施的贫困线高于国家的贫困线水平。由于各个地区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如果继续按照这种“一刀切”的方法来确定各个地区的贫困水平，就会使得各个地区的扶贫资源得不得充分利用，使得本该得到帮助的人的不到相应的支持，这必然影响到我国的扶贫攻坚任务的进行。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 结论

1、结论

通过ELES法，我们发现2006-2009年恩施州的贫困线基本稳定在2000元左右，高于2009年国家的贫困线1196元。从而，我们可以说国家的贫困标准与恩施州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如果根据国家的贫困标准制定相应的扶贫策略，将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 政策建议

《2011-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了我们未来10年扶贫开发工作的整体目标，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根据《纲要》提出的总体目标，我们可以把未来扶贫的政策目标归纳为保障民生、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三大类。下面，我们将结合恩施州的具体情况，围绕着以上三类目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打造战略性产业链，建立长足的经济发展动力

产业能力既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核心，也是消灭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根据恩施的地理环境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特点，应该建立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生态型现代产业体系。引进战略投资者，整合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具体做法可以是先整合各个旅游景点，形成以运营公司为单位形成若干个旅游景点圈，然后个运营公司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实现景点圈之间的对接与整合，最后以精品旅游线路项目运作方式实现片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体化。

2、 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特色农业则要加快“一村一品，多村多品”，“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专业化发展模式，以龙头企业带动特色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参考文献

第8篇：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娄底417000）

摘　要：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和政策有一些共同点，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尊重我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下，我国在推进贫困治理进程中，可合理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反贫理论政策。

关键词 ：贫困治理；理论、政策比较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263-03

贫困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促进发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差、底子薄，不平衡现象突出。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探索，不断消除贫困，努力推进共同富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推进贫困治理的进程中，我们对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政策进行比较，在尊重我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下，可以对西方国家的反贫理论政策进行合理分析与借鉴。

一、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比较

（一）国外贫困治理理论

1、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贫困理论主要是以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决定原因。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剥夺者被剥夺”，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消灭贫困、彻底消灭贫困。

2、西方经济学的贫困治理理论

（1）1943年，英国伦教大学教授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提出“大推进的平衡增长”反贫困理论。（2）1949年普雷维发表了《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详细阐述了“中心——”理论。（3）195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格纳蚋克斯（RagnarNarkse）出版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系统地提出了贫困恶循环理论。（4）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略论“发展极”的概念》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发展极”的概念和理论。（5）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6）1958年，针对平衡增长理论模型的缺陷及其运用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美国经济学家艾仁特·赫希曼（Albea·O·tIirschman）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7）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代表作《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和《富国与穷国》中，详细地阐述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的贫困理论。（8）1969年，希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在《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平等交换”理论。（9）萨米尔·阿明在《世界范围的积累》、《不平等发展》等书中，提出“依附贫困理论”。（10）在以上基础上，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在其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依附》中，提出了“新的依附结构”理论（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型依附、技术——工业型依附）。（11）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3、西方社会学趋向的贫困治理理论：贫困文化论、“权利或能力贫困论”

（二）我国贫困治理理论形成与发展简述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一直处于贫困边缘，早期温饱问题无法解决的地方和人民还有很多。但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党和我国各届领导人的带领下，我国贫困现状有较大改观，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甚至有一部分人先走上了富裕之路，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在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上，各届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理念，形成了一定的贫困治理理论：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反贫困道路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贫困的关键是解决农民的生存与生活问题。土地改革、走合作化道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是实施反贫困的基本手段。

邓小平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先富带动后富、发展才是硬道理、依靠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反贫困等观点。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消除贫困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保持稳定的前提，是实现最基本人权的保障。

科学发展观下的贫困治理理论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开发式扶贫，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人为本，社会性贫困治理思想。

（三）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比较

1、发展趋势的共同点

从国内外贫困治理工作的发展趋势来看，两者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无论是西方贫困治理理论还是我国的贫困治理理论都存在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即：从宏观理论范式到微观理论范式的转变；从经济范式到社会文化范式的转变；从制度范式到素质、权利范式的转换。

2、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的差异

（1）治理对象的差异。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导致贫困人口数量巨大，覆盖面广，集中在农村；国外则相对较少，贫困阶层主要为城市失业人口、流浪者。我国治贫理论更侧重于解决我国农民的贫困问题。

（2）目标方式的差异。我国治理理论从解决温饱问题入手，逐步走向社会性贫困治理。国外治理理论则注重经济、文化、社会多个角度对贫困致因的分析，从而形成理论体系，以求全面解决贫困人口的多方面诉求。

（3）理论来源的差异。国外贫困治理理论以经济学家对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现象进行观察分析研究后，形成理论，提出治理的对策。我国的贫困治理理论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各种实践工作的总结与提炼。

（4）制度基础的差异。国外更注重人的权利，“人权高于一切”。理论上对根本制度的致贫讨伐、治贫机制的缺失给予给多关注。

（5）实施情况的差异。中国贫困治理理论来自实践，也回归于实践。每一代领导人均把减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和谐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实行，以政策制度方式部署，举全国之力推行，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二、国内外的扶贫开发政策比较

（一）国外的扶贫开发政策

众所都知，贫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世界各国就如何应对和解决贫困问题上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纵览国内外主要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有如下几方面：

1、加强教育，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扶贫。二十世纪以来，部分发展国家就十分重视通过教育设施投资，开发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和贫困缓解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2、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及救助制度，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英国在1572年就在全国征收“济贫税”；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是人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部法典；1948年成立国民救济委员会，同年开始执行《国民保险法》和《国民救济法》，从此英国率先进入现代福利国家。

3、区域开发和社会发展政策，维持贫困群体的可持续性生计。1990年，德国成立了“统一基金”专门用来援助原东德地区。同时联邦政府运用高利率政策，迅速调整东部地区落后的产业结构，将欧盟各国的资金引向德国，然后利用政府的高额补贴提供贷款、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给向投资东部的企业。

4、实施就业和增收的各种扶贫开发计划。根据对经合组织美、英、法等11个成员国财政资金支持困难群体项目分析的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或求职援助服务、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职业培训、对雇用失业人员的企业或自谋职业的个人给予工资或就业补贴、扶持失业者创办微小型企业五个方面。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执行的一揽子社会工程——“向贫困挑战”计划，对世界反贫困行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对吸纳特殊群体就业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若就业时间超过90天，雇主可以向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免税证，年底凭证兑现免税。还有一些国家也通过财政补贴鼓励雇主雇佣困难群体就业。

（二）我国扶贫政策研究

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国民经济平稳且较快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贫困现象始终存在着，国家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把扶贫投入作为国家公共财政预算的优先领域来安排，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切实提高扶贫政策的执行力。

1、农村政策。自建国以来，国家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和系列经济发展政策，全面促进了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大一部分贫困地区和农村贫困人口生活现状有所改变。国家相继取消了牧业、农业等税收，在中国存在2600多年的农业税收被取消，广大农民彻底摆脱了缴纳税收的痛苦历史。特别是当全面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以后，农民更是喜笑颜开。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也让农民得到了最现实的利益，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让农民开始有了享受的感觉。

2、区域政策。区域政策是上世纪末开始实行的，最早是针对中国西部实施的大开发战略。中国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滞后，贫困人口集中。十多年西部大开发安排的水利、退耕还林、资源开发等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在贫困地区布局；公路建设加快向贫困地区延伸，把贫困地区的县城与国道、省道干线相互连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增加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促进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以及新疆、广西、重庆、宁夏、甘肃、内蒙古、云南等地经济社会发展，并把农村扶贫开发作为政策重点加以推进。

3、推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是稳定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最基础手段。2007年，国家决定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规定标准的所有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到2010年底，全国农村得到五保供养的人数为534万户、556.3万人，全国各级财政共发放农村五保供养资金96.4亿元人民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方式，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2010年，中央财政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补贴111亿元人民币，地方财政补助资金116亿元人民币。

（三）武陵山区成片特困区扶贫开发政策研究

2012年5月26日下午，温家宝在吉首主持召开了跨省市的武陵山片区扶贫工作座谈会。温家宝强调，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和完善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内各县的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要向包括武陵山片区的连片特困地区倾斜，有关省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也要向片区倾斜。国家在连片特困地区安排的各类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和新兴产业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片区县安排。加大社会帮扶力度，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等到连片特困地区开展定点扶贫。要发挥当地干部群众的主体作用，尽快改变武陵山区和其他连片特困地区的落后面貌。

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主任、扶贫工作研究专家黄承伟指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战略建议由战略、政策和措施三个层面组成。

主要战略建议包括：设立武陵山区综合扶贫试验区；编制武陵山区综合扶贫总体规划；推动区域、村户分级分类等。

主要政策建议包括：强化政策整合力度；推动相关政策机制创新；充分考虑民族支持政策的均衡性、特殊性和灵活性；设立部级“山地生态扶贫”专项补偿基金等。

主要措施建议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扶贫力度；重点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产业；探索旅游产业与扶贫开发结合的路径及模式；加强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增强村庄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注重加强文化建设；推进特色乡镇建设带动减贫；完善社会保障扶贫体系；促进贫困剩余劳动力的培训和转移；加强外部人才的引进；构建特殊类型群体扶持体系等。

（四）国内外扶贫政策比较

1、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有以下特征：

（1）坚持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注重综合开发、全面发展，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五保供养水平，不断完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体系，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存保障。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推进扶贫开发政策与农村低保制度衔接试点，努力使各项政策覆盖所有贫困人口。

（2）坚持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以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为工作对象，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主要资源，以实现贫困人口基本生存和发展为目标，编制专项扶贫开发规划，分年实施。充分发挥各行业部门职责，将贫困地区作为本部门本行业发展重点，积极促进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国土资源、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通过多种方式支持贫困地区开发建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军队和武警部队支援，社会各界参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民收入。

（3）坚持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通过专项扶贫资金、财政转移支付、部门项目建设、社会各界捐助、引进利用外资等途径，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不断探索参与式整村推进、小额信贷、贫困村互助资金等多种扶贫模式。尊重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广泛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广大干部群众自强不息，不等不靠，苦干实干，积极参与决策、投工投劳，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2、国外的扶贫政策具有如下特征：（1）扶贫开发的立法健全，保护困难群体的基本权益；（2）立足本国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差距；（3）明确目标资金保证，科学地进行反贫困；（4）加强服务体系建设，保障贫困群体平等享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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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2001-10-15.

[3]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R].新华社，201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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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出版社，2002：17.

[6]邓瑶.藉国外扶贫开发政策之力推进我国扶贫工作跨越式发

展[J].商业文化，201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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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段应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回顾与展望[J].老区建设，2010，

第9篇：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贫困 反贫困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不同的贫困地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国贫困地区仍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经济发展水平低

贫困地区生产方式原始;生产手段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粮食自给不足。据1986年统计,全国664个贫困县人口和耕地各占全国总数的25%左右,但其农村社会总产值却仅占全国总数的14%;粮食总产量占18%;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为16.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2%;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总数的比重为31.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2%;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比全国低42.2%,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为8.9公斤,比国平均水平低33%。

2.自然条件差,生态严重失调

许多地区农业条件恶劣,深山区水土流失严重。西北地区干旱缺水,溶岩地区缺土少水,江南红壤贫瘠,华北贫困地区长年受到旱、涝、改腻的历史直接导致了农业自然生态的恶性循环。

3.社会发育程度低

贫困地区社会发展水平低,社会发育程度具有低级性。一是交通不便,通讯落后。交通和通讯落后必然造成信息闭塞,许多乡镇特别是深山区的乡镇,由于信息不灵,年复一年保持着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二是文化科技不发达,社会性基础设施落后。贫困地区的人均教育设施、人均卫生设施、人均文化娱乐设施、人均科技设施等水平低,文化科技及卫生状况落后。三是市场发育程度低.在贫困地区的经济中,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的比重,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商品市场虽然存在,但发展缓慢;整个市场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四是社会活动的封闭性.贫困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文化不发达等,人们社会活动的范围极其狭窄,从而形成了保守、愚昧、固守传统.不思脱贫等贫困文化特征。

4.人口增长过快

在贫困地区,“唯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现象比较普遍,人口增长率一般在2l%以上。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已经成为脱贫致富的重大障碍。

5.经济关系上的依附性

贫困地区在经济活动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具有较大的依附性。许多贫困地区的粮食不能自给,要依赖于从其他地区调进粮食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许多地区的工业极不发达,农用生产资料和工业生活消费品的自给程度很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必需的大量家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要依赖其他地区的输入;贫困地区输出的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贫困地区的财政不能自立,长期依赖国家补贴。财政难以自立,必然导致区域政府推动发展的努力减弱。

从以上对我国贫困地区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是导致一个地区发生贫困的主要原因,反过来,也是贫困的主要表现。可见,经济增长对反贫困有积极影响。

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扶贫工作,从1978年开始,在不到30年的扶贫工作中,已经有将近2.5亿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到2007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只剩下约2000万。许多国际机构对中国扶贫所产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更表明,正是由于中国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才扭转了世界贫困人口上升的趋势。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国际社会做出了千年承诺,要迅速减少世界的贫困人口,为此各国政府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数量仍然在上升,与此不同,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困人口也在迅速减少。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总体上,对我国扶贫减贫有很大促进作用。然而,近年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速度趋缓,个别年份甚至还增加,2003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2002年末不降反增了80万,达到2900万人,缓解贫困变得越来越困难。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有效减少贫困,这已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探讨经济发展中的贫困发生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从理论和社会两个角度分别对其进行分析:

1.经济增长导致贫困发生的理论原因分析:丰裕中的贫困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丰裕中的贫困的现象:在一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随着国民收人的不断增长,社会已经相当丰裕,但是由于投资引诱不足和消费倾向低迷,将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充分就业难以实现。简单来说,丰裕中的贫困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贫困不但没有被消除或减少,反而依然存在或加剧。虽然凯恩斯针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提出了丰裕中的贫困的概念,但是目前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这种现象,并且已有很多研究。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导致贫困发生时可能的。

2.经济增长导致贫困发生的社会原因分析

(1)经济增长导致贫困线上升。贫困线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提高,有一部分原先在贫困线边缘但是不属于贫困人口的人群会滑到贫困线以下,从而成为新的贫困人口,而且是绝对贫困。

(2)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一方面,会产生新的贫困,另一方面,会加剧本来贫困的人口的贫困状况,贫富差距产生的是相对贫困。

(3)因病因学致贫。随着经济增长,生产、生活成本都会增加,对于一个可以正常生存的普通家庭,一旦遇到子女上学或是家中有病人的情况,高昂的学费和医疗费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这就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因病因学致贫。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导致贫困发生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社会原因,经济增长不可能使每个地区都获得“涓流效应”,也不可能使每个地区分享到同样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自动解决贫困问题,贫困必须依靠人们的主动力量去解决。

3.解决经济增长中贫困发生的对策:参与式扶贫

基于以上对经济增长导致贫困的原因分析,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扶贫方式已不能完全解决贫困问题,而实践证明参与式扶贫在解决中国贫困问题中的效果显著。一方面,参与式扶贫重视贫困地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会让他们完全参与到扶贫的各项工作中,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参与式扶贫以当地社区为基础,以当地贫困人口为主体,让他们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最后,参与式扶贫注重可持续发展,重视当地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因此,可避免返贫现象。

世界银行200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中国自2009年提高了扶贫标准,但是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和投资计划依然难以达到国际标准。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世行报告指出,尽管中国的农村地区更为贫困,但“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世行报告提出了一个中国大幅增加扶贫投入的政策框架。按照该计划,中国需要新增扶贫投资1546亿元,这大约是中国2007年中央和地方总税收的3.1%,占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的0.6%。

综上所述,虽然经济增长同样会产生新的贫困,但是经济对于反贫困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中国的扶贫工作需要强大的经济做支持,只有经济发展,贫困才会减少。

参考文献:

[1]彭刚.丰裕中的贫困.教学与研究,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