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消费主义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都市化 消费文化 生产与消费 精神生产 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G0；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19-07

与农业社会相比，城市最显著的功能与特征即它的消费性。与传统的城市消费相比，在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财富、文化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迅速膨胀，不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固有的消费功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级换代，以至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群类到个体，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遗产统统被卷入到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潮流中。这既是当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消费文明，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迅速升温的根源。综观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其突出问题可概括为“跟着西马走”（如卢卡奇、波德里亚、霍克海默等）与“跟着感觉走”。前者忽略了作为母体、比子孙更高瞻远瞩的父系经典理论，未能从社会生产的总体性与历史发展角度探索出适合中国经验的当代批判话语；后者则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揭示的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原理，直至沦为毫无理性反省能力、随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时髦文化批评。要想真正完成解释与批判消费社会现实与文化经验的理论任务，在当下急需以都市化进程为现实背景，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并从对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总体把握与发展创新角度建构出其当代形态，由此为消费文明时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框架。

一、对马克思“生产―消费”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在红尘滚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首要困惑源自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错乱。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会生产结构在总体上重生产、重积累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重消费、重流通的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转型的直接表现。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结构在逻辑上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1] （P91） 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中对它们又分别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侧重于‘生产’，而希腊商业文明则侧重于‘交换’等。以时代而言，古代社会在总体重‘生产’，如资本主义早期的清教伦理、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勤俭、节约’意识形态；而当代世界的主潮则倾向于‘消费’。”[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升级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直接相关。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与财富越多，城市的消费性质与服务功能就越明显，这在农业社会的大城市（如中国北宋时期的东京、南宋时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现。而在当代随着人口、财富、资源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转移与高度集聚，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都市社会固有的消费性质与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生产向消费形态的倾斜与转型。正如罗维斯所说：“随着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当代背景下，由于现代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们在观念上特别容易遗忘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必然要忽视或否定生产要素及其种种物化形态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这是消费要素与行为在后工业社会中被高度重视乃至无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经济为例，是过分强调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并以之作为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理论研究上则以“消费资本化”为代表，核心是“消费能产生资本，消费者因此能成为‘资本家’”。[4] 其最极端的表现则在被中国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极点的波德里亚。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终结――“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义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来形容他眼中的消费社会，并得出“生产时代的终结”这一关于当今世界的宏大叙事结论。[5] （P6-7） 正如所有“说大话”、“说狠话”、“说过头话”的宏大叙事一样，波德里亚直接宣布作为社会生产结构四要素之一的生产环节走向终结，也明显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学理问题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问题。因而，对此需要加以订正的是，说消费的重要性在后工业社会中得到极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与方面已占据了主流地位，是未尝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产时代的终结”，则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小心求证。

要想在观念上真正解决这一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温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精辟阐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述为三个方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因为“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任何现实的消费活动总是要以生产、分配、交换环节提供的生活资料为基础与对象。正如俗话所说“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肤浅的表象”。他指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1]（P6-7） 其次，“消费也是生产”，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有机整体，其相互之间远远超出简单的机械作用关系。如马克思说：“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 （P17） 这是马克思以其时代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为现实背景的理论创造。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相比，以工商业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使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推动作用逐步展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更看重“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远的面向未来意义的科学论述。再次，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6] （P9） 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着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认识与理论境界，其精髓即消费与生产是互为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就此而言，所谓“生产时代”单方面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同样也等于“消费时代的终结”。这就为我们清理各种片面的、极端的消费理论提供最具现实价值的理论基础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的重温与再认识，既不等于无视在都市化进程中日益壮大的消费文明现实，也不等于彻底否定当代消费社会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所做的某些敏锐分析与尖锐批判，而是要通过对被其扩大、吹胀了的部分的消肿、还原与批判性建构，将消费社会与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与有效的应用范围真正确定下来，为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与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础与合法的框架。

二、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阐释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P12） 等命题，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中最重要的“硬核”与最闪闪发光的“慧识”，构成了我们研究当代消费社会发展与消费文化生产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消费理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天才的理论预见，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仍在发挥着决定与支配作用，由于后工业社会与消费文明社会在其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与低级阶段，因而其对社会生产直接的现实影响与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现。这也是当时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不理解“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兵临城下，特别是以都市社会为中心、消费环节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马克思“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内涵的广阔现实土壤，并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时代一洗历史尘埃，焕发出灿烂夺目的真理光辉。对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形态进行考察，既出于推动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中国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个消费声浪越来越喧嚣、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世界。

首先，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既是生产与消费走向对立与更高矛盾状态的始因，也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从生产向消费环节转向的主要机制与力量。从起源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7] （P5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人类在聚集空间与生产实践上的重要分化，具体是生产要素在以农业文明为母体的乡村社会中成为主体，而消费要素则在以工商业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间中获得了高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城乡区别恰好构成了消费与生产分裂的第一种现实形式。尽管城市的工商业与城市化水平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但其消费本质始终如一。以马克思・韦伯划分的城市类型为例，尽管他根据经济因素把城市分为“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与“商人城市”，但从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为一个同农村区分的实体出现的地方，不管是领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还是市场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两种性质――家族和市场――的经济中心……是市场定居点”，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费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产者城市”，由于“工厂、手工工场或者家庭工业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实际上也主要是指“它们供应外部区域”或“它们的商品输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在逻辑上恰好说明交换、消费等非生产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与主要形式。又如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政治型与经济型，前者以开封为代表，“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以苏、杭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0] （P158） 尽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业或消费市场受到较多的压抑与限制，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体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生产。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初，城内有常住人口70.5万人，其中专享俸禄的八旗子弟和官员、差役、兵勇等非生产人口达28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与娱乐消遣相关的手工艺、戏曲、书画等文化娱乐业的发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主要机制与力量，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间与人口规模越大，其社会生产总体上的消费性特征就越明显。而消费社会在当代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则与当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12] 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飙升直接相关。

其次，当代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扩张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费功能与水平，使生产与消费以更加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人们在研究当代文化时“只见消费”、“不见生产”的主要原因。按照阿尔温・托夫勒的看法，人类至今已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业文明，它们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至为关键的重要影响。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工业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的生活劈分为两半，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与对立。在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简单纯朴，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托夫勒提出的“消费者的生产力”与“产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创造财富”或专业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而为一，是后工业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测怀孕器的使用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数百万妇女取代了医生和化验室的工作，“这个自助运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代表了从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产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运动”为例，其意义决不仅是“自己动手干活的趋势”；它表明“消费者更紧密地卷入生产过程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传统的区别消失了”，预示着“生产转向经济的第一部类”，并具有“改变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改变我们整个经济思想”、“改变经济冲突的基础”等重要意义。[13]（P370、P375、P379、P381） 在逻辑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会理论，恰好在经验层面上印证了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言之，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对应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时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对应于“市场也是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其主题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场中的“二度创造”，对于物质生产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则将当代消费文明或后工业社会的本质与深层结构充分揭示出来。这不仅表明生产与消费要素在逻辑上更紧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凭借传统的感觉或简单理论思维已无法把握其深层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揭示出生产与消费环节在现实中已超越了两者非此即彼或泾渭分明的低级形态，并借助人类个体与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生产诸要素新的和谐与统一。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消费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实际的生产领域，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生产环节已经终结的片面结论。在物质生产上，尽管消费环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但总体上“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依然任重道远。”[14] 在精神生产上，可以读者中心理论为例，传统的作家中心让位于读者中心既是消费时代的附属物，也是这一理论宣扬“作者死了”、“无原本的复制”、“所有一切都是类像”[15] （P32） 的根源。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作者的写作、作者创造的原本等生产过程或产品在前，后现代的“读者中心”、“复制”等同样是不可能获得其生产对象的。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尽管其文化评书可以增加许多有趣的噱头和花边，但如果没有《论语》、《三国演义》等原本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有当代这些文化说书人的再生产与传播实践的。由此可知，在消费时代，生产仍在继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两者的结构关系有所改变，或者说生产与消费要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有机地统一起来。

由此可知，对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费与生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为基本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整体”为总体理论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当代消费文化研究者对消费功能的神奇夸大与无限吹胀，后者充其量只是对马克思“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浸入精神生产”等命题片面理解与发挥的结果。特别是从自然环境保护与精神生态建设的角度，对当下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中日益泛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样认识到生产环节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费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消费文明的本质，以及当代人正确理解与科学阐释他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与科学方法。

三、消费时代的精神生产新变与文化消费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逻辑不仅强烈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当代的精神生产过程。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有力挑战，与那么后者则直接体现在“实用”与“审美”、“经济”与“诗意”、“功利”与“非功利”等一系列传统矛盾在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与有机结合上。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始于城市与乡村的分裂与对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如同资本主义敌视诗的道理一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产的障碍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与乡村则多成为文学艺术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对象，那么也可以说，在都市社会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现而分裂的“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铜臭气”与“人文气”正在走向新的综合与统一，文化资源成为生产对象、文化生产成为生产力要素、文化市场成为更有活力的经济空间，以及文化消费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标志。这一进程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也是在当下急需加以研究与关注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产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远甚至相互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在当代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重要实力与远大前景的生力军。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而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合一增加了生产资源与劳动力要素，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并现实地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为当代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可能。与此同时，精神生产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更为积极与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正在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使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成为现实，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与新方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当今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侧重于对人类已有物质生活资料与财富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而不是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可以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已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消费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当代社会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现实表现。而由于消费的扩张总要建立对生产环节的挤压与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两者之间固有的平衡与秩序并导致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表现在物质生产上，是恶性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表现在精神生产上，则是一种更为加严重的文化异化现状。

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精神生产的精神本性被“物化”与“异化”。在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质层面、实现精神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条件与基础。如现实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和“文学艺术的批判现实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已开始试图弥补两者之间的对立，但由于生产环节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尝。但在当代以都市为空间基础的大众文化中，则迅速实现了精神生产的物质化与消费化进程。不仅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生产被迅速地物化或异化，那种不直接满足生理刺激与本能欲望的审美精神也同样不复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作为劳动异化的延伸形式与当代形态的“文化消费异化”，具体言之，“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16] 由此可知，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尽管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得都比较好，但由于文化消费的这种异化现状，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过上一种真正有质量的当代生活，同时也没有使大都市与城市群实现“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17] （P7） 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社会在精神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同样严峻的。

在被消费的逻辑严重扭曲的当代精神生产中，尽管可以给城市本身的物质发展增加份额，但由于其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反过来直接败坏了城市的本质，因而又从根本上威胁着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应对过度消费化给城市肌体与功能带来的创伤与阴影，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所作的研究与重要论述。其要点有二：一是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差异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时曾以讽刺的口吻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8] （P298） 二是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阐释作家的艺术劳动。如王元骧指出：“他对于文艺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评判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他痛斥资本主义社会使作家创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变为仅仅为了谋利的时代，使‘非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而仅仅为资本、利润来进行创作，提出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决不应该只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9]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西方学者费彻尔所说：“马克思认为幸福的集中体现就是活动、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消费。”[20] （P116）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表明在理论上过分强调精神生产的消费化是错误的，同时在实践中完全将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也会使都市精神生态出现严重的污染与问题。

都市消费文化对当今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影响构成了我们阐释与批判消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都市消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与都市群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样，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样使当代精神世界、特别是在文化消费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正在成为在当代语境与现实背景下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总之，在到处充满了熙熙攘攘消费声的都市社会中，一方面以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原理为基础，才能深刻地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本质以及把种种错误的反映、认识与阐释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才能消除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与精神异化，使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发展走上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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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消费主义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消费；文化；符号；社会意义

所谓消费文化，就是伴随消费活动而来的，表达某种意义或传承某种价值系统的符号系统。消费社会学认为，消费本身就是文化。这不仅仅是因为消费受文化的影响、驱动和制约，同时文化本身也依赖于消费作为工具和载体。更为重要的是，消费及消费品均是表达意义的符号体系和象征体系。与一般意义上满足需求的自然性、功能性的消费行为不同，这种符号和象征体系表达、体现或隐含了某种意义、价值或规范。

西方社会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源于消费社会的产生。尽管学者们对于消费社会产生的具体时间存在分歧，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强调由于消费热潮的到来引发了社会及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在以生产为主轴的社会中，物质匮乏成为当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消费被置于生产的附庸地位，克勤克俭、禁欲苦行成为时代的核心价值观。然而，18世纪前后消费社会的到来，引发了人的生存体验以及社会发展态势等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消费不再停留在最基本需要的满足上，而是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色彩；建立在对消费物品所体现的文化和意义上解读的生活风格，成为揭示人们心理结构乃至社会机制变化的切入点。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于消费范式的争论。

一、传统社会视域下的消费文化研究

在西方社会变迁过程中，消费革命与工业革命被认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18世纪开始，商人、企业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就以社会风尚和日常消费作为研究依据，探讨身边日益增多的消费革命。在这个时期的消费文化研究中，人们通常将消费文化与文化分析、社会分析、人文地理、商业史、社会史等结合起来研究。马克迅·贝格从奢侈与必需，新奇与模仿，公共与私人消费空间，过剩、品位和时髦，身份认同与自我展示等五个方面集中讨论了人们在对商品的消费过程中表现出的丰富文化意义。凡勃伦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对消费的社会意义进行了区分。米勒认为消费性物品可以作为那些期待别人的生活方式的人们的一种所谓的“文化入门之物”。克里斯托弗·贝里对奢侈的概念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在奢侈的“古典范式”中，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破坏，但是随着奢侈的“去道德化”，其推动消费的正面意义不断扩大，政府对待奢侈的态度，影响着社会政策和秩序。

尽管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消费与文化间的关系，但从总体上说传统视域下的消费研究仍具有单一性、缺乏系统性。其表现是：首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范式。学者们对于消费文化的研究缺乏理论支持，其对社会消费变化所作的解释也难以完全令人信服，他们对消费的社会和文化性质的探讨也不够深入。其次，学者们对消费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视角。学者们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研究消费文化问题。实际上，他们更多地是把消费文化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来研究消费文化背后的其他问题，消费文化的附庸性仍然没有被消除掉。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研究视角很难形成统一的体系。

二、福特主义及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伴随着现代性的发生，现代社会日渐显示出现代消费模式与传统消费模式的分野。在传统社会中，消费严格限制在等级制上，仅仅停留在最基本需要的满足上。而在现代消费模式中，消费不再仅仅停留在生理需求的满足层面上，而是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色彩；不仅成为阶级身份的显示器和社会的排斥机制，而且成为个体躲避外界压力和建立个性生活及完善内在心理结构的主要手段。其中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对于消费文化的变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特主义是以汽车装配线的发明者亨利·福特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现代生产系统。它发源于美国，盛行于20世纪前半叶，到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从70年代、尤其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开始显出衰退迹象。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同质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使用不灵活的技术，强调经济规模，劳动技术分工导致劳动的无技能化、高强度化和同质化，强调同质产品的大众市场。伴随着福特主义的扩张，“理性化”与“物化”的倾向逐步从劳动过程扩展到日常消费领域。福特制不仅改变了劳动过程，也改变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从表面上看，消费是不受国家和经济体制干预的个人行为，但正如阿吉列塔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消费“仍然从属于恢复在社会实践中被消耗掉的精力这一普遍逻辑”。福特主义倡导的“一天工作8小时，挣5美元”的口号使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增加，使其没有余暇在工作时间内恢复体力，这就导致筋疲力尽的工人在下班之后不再可能去从事生活资料的家庭生产。生产劳动与家庭生活被完全割裂开来，工人消费的一切都必须依赖于商品。

福特主义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是工业化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暴露出某种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其主要表现是：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模式把消费市场看作是同质化的大众市场，相对忽略了市场的细分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因此，这种生产模式对消费者的选择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生产性“强制”。消费者固然有选择的自由，但他们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选择动机却被忽略了，因此他们的选择范围是有限的。同时，福特主义式的大规模生产体系需要长期和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而高产量和低单位成本的生产方式要求售出大量产品，又与日趋多样化和日趋饱和的市场发生矛盾，同时线性的生产方式缺乏横向的协调机制，也造成了生产组织的僵化。这表明福特主义作为一种协调生产与消费的控制模式，存在着重大的弊端。

于是后福特主义随之登场，个人的异质化和多样化要求开始得到市场的照顾。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包括以下几个特征：市场的细分化，消费者导向的、更灵活的生产专业化，更短的生产周期，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劳动的非标准化和劳动者要求有更广的技能、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自主性。如果说，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创造”了同质的大众消费者，那么，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则“创造”了异质化和个性化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只有通过对市场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细分才能找到自己的市场。因此，在后福特时代，注重消费的选择性和消费选择的多样性被看成是生产经营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

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反映了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后福特主义进一步扩大了消费的范围，加快了消费的步伐，创造了刺激、控制和引导消费的更为多样的形式，为当代消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三、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理论

二战后，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恢复，进入60年代后，西方社会迎来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现代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的不断涌现，标志着战后的西方社会逐步走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加速了人们生产与消费生活的变革。面对这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它、解释它，成为了学者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法国学者鲍德里亚便以符号价值为出发点，建立了现代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早期范式。

鲍德里亚首先分析了物、消费、符号消费间的关系。这里的“物”主要指的是与商品有关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人经常打交道、与人发生生活关系的物品。鲍德里亚认为，如果要深化对物的研究，就必须把物从其功能性中解放出来。为此，就必须对物体进行本质的改变，而不能仅仅进行功能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目。消费，通常看来，就是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消耗。而鲍德里亚指出：“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人们对于消费品的购买、占有和使用，只能构成消费的前提，还不足以构成“消费”概念来身。“为了构成消费的对象，物必须成为符号。”

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物的消费是指向符号的消费。符号消费绝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吃饱穿暖，它其实是消费者的一种“自我实现”，或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的消费，也包括“炫耀”因素在内。因此，消费不仅仅是物或商品的消耗或使用，而且是为了“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按照这一新的消费模式，必然导致一种新的消费文化的形成。而在这一新的消费文化中，符号自身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他所谓的符号价值。符号价值就构成了这一新的消费文化的核心范式。

鲍德里亚认为，新的符号消费必然要对传统社会的原有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构成重大的冲击，并形成一种基于符号消费基础上的新的消费文化。符号价值则是新的消费文化的核心。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一个产品过剩的消费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我们已经从原来为物所役使转变为被符号所支配和困扰。现代消费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和物的世界，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的世界、符号的王国。我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受到了符号的支配，如电视广告、网络媒体等等都是符号的载体。而我们所消费的物品，一旦把其作为一个符号来消费时，对其价值的衡量，就不能简单地从该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出发来看待。一旦人们进入符号价值消费的领域，物的使用价值就被抛弃了，物仅仅被当作能代表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符号来消费。物和符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符号价值堂而皇之地替代了物的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

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人们面临的不是以意象方式呈现出来的景观社会，而是深层意义的符号社会。在符号社会中，在符码控制中，一切原件都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通过机器、特别是电子媒介的符号产品，这种产品的价值已不再能按照原件来判断，而是如何通过符码的组合形成所需要的意象与结果，而判断的标准也变成了拟像本身。符号象征系统拒绝任何整体意义的存在，基于拟像的符号系统没有某种意义赖以依存的确定性，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编码规则则是支配人们消费欲望的唯一指涉结构。鲍德里亚对消费文化的研究逐渐放弃了原来那种生产者的比喻，对消费文化的符号分析使他走向了取消主体性、消解任何基本意义的极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鲍德里亚符号权力分析逐渐脱离了早期将消费的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尝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但应该肯定的是，鲍德里亚在符号价值的消费文化范式中对物化、异化的批判进入到符号领域的批判，从理论上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对消费文化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符号学观点，为探讨后现代社会的新的支配方式与组织形式提供了有益启发。他也为生产者在消费社会中树立品牌意识提供了理论保证。

四、从符号价值到物的社会意义

仅仅从符号学的角度，把消费看作一种符号操作行为，或把物作为一个文本来理解显然是不够的，物的意义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社会关系的文化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消费文化的分析必须同时是一种社会分析。

在鲍德里亚之后，经济学家巴龙·伊舍伍德通过商品在宗教仪式中的功用的讨论，说明了商品可以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商品之所以产生意义，是因为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特定文化中。社会学家马歇尔·萨赫利斯则用人类学上的图腾崇拜概念来分析消费，他认为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图腾，而消费者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部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则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物的作用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人需要物品，是为了使文化的各个范畴得以显现，并且稳定下来”。

尽管上述学者对于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丰富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真正完成当代西方以物的社会意义为核心的新的消费范式任务的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布尔迪厄既不像符号学家那样，把消费文化看作是与社会无涉的、独立自主的符号体系；又不同于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消费文化看作是既定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秩序的消极和直接的反映。他用于联结主观存在与社会结构、联结符号体系与社会空间的重要桥梁，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实践是联接主观的认知图式与客观的社会结构的中介，正是在实践过程中，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质例逐渐内化为行动者的“惯习”。人们在消费中的鉴赏趣味就是由这种“惯习”决定的。他又常常把“惯习”称为“性情倾向”或“性情系统”。他认为，惯习与一个人的家庭、群体、人体的等级和身体经营密切相关，是文化和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机统一，它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可以由不同社会群体所采取的策略之互动所决定。布尔迪厄对惯习的论述，将消费文化的分析置于广阔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探求影响习性的社会因素，对扩大消费文化的社会空间话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研究品位对社会再生产的意义时，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借助这个概念重新审视了文化与社会阶级的复杂关系，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文化资本”的概念是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拓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不仅是一般的货币与商品，而且是一种对整个生产的控制，它包含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及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布尔迪厄把这种权力关系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符号领域。他指出，资本可以表现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形态，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并非对等的关系，文化资本具有自己独特的、独立于收入或金钱之外的价值结构，它相当于转化为社会权力的能力。如果单纯根据收入来判别品位等级，就会忽视文化与经济的双重运行原则。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布尔迪厄明确地打破了审美消费和日常消费之间一度不可逾越的界线。他认为，日常消费和审美消费同样是为消费主体的社会空间占位所制约的，两者之间是同源的。但这种“同源”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一致或对等的。所谓“同源”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场域都体现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每一场域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每一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等级秩序。除此之外，布尔迪厄还发现，艺术鉴赏与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通的。

与鲍德里亚一样，布尔迪厄的消费文化理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但布尔迪厄的论述，的确进一步深化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对理解社会文化商品的经济与生活方式的生存空间，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最为重要的是，自布尔迪厄之后，物的社会意义的消费文化范式最终确立，并一直影响至今。

五、对于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范式的思考及其对中国消费社会建构的启示

第3篇：消费主义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电视广告；消费文化；意识形态

绪论

电视文化作为宏观促销制度的产物，善于制造符号消费诱导物质消费。伴随着全球化电视工业的发展，电视广告和各种商业赞助成为电视业的实际支撑力量。电视广告已经从直接促销的功能转向一种生活方式的推广。现代广告淡化了理性和信息内容，强化了形象感化力量，更富于视觉的煽情效果，从而使全球电视广告能够跨越民族语言的理解障碍。

电视文化作为后现代典型审美风格代表，突出表现为它是一种形象借喻性的文化，这是和那种基于个人阅读思考的理性方式的文化完全不同的。最近二十多年这两种文化的断裂越来越突出。所谓后现代文化，并非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艺术和商业、艺术和社会生活的界限、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传统和时髦的界限都被抹平。城市口味形成主导；符号品牌、形象包装迅速流行。法国社会文化学家布尔迪厄将设计师、作家、学者、电视人、广告人统统视作创造符号产品的“新型文化的中介者”。这些人都在极富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并在新媒体和传播方式的控制下，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巨大的议程设置功能。

后现代性是当代电视广告发展的一个凸显的特性，也是一个主要的特性，本文借用后现代主义这一显性理论作为电视广告文本纵深研究的平台，梳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要义，试图探讨后现代主义理论如何影响电视广告的制作与解读。

一、后现代主义语境的形成

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的含义众说纷纭，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然而后现代一词已经广为传播，自然也有其固定的文化视域。

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社会文化思潮，具有鲜明的反叛和批判色彩，它的矛头指向自启蒙运动以来到19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主张与现代性理论、话语和价值观彻底决裂。我国旅美学者田晓菲认为:“后现代主义，确切地说，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状态，而不是一种哲学”；①它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并因此有自嘲，也有对传统和权威的嘲弄。它不相信任何庞大和具有综括覆盖性的意识形态，也不相信艺术和理论、高级和通俗、艺术形式和艺术形式之间存在什么绝对界限。

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进行自我证明、使自己的全部活动“合理化”的过程。正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指出的，在西方传统和现代思想文化中，话语活动都是在某个“宏大叙事”的制约下，或参照某个“宏大叙事”而构建起一套自圆其说的元话语。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实现，资本主义弊病百出，产生了对这种“合理性”的种种怀疑，即“知识的合法化问题”以及“叙事危机”。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流精英文化及其专制性权势针锋相对，营垒分明，担当的正是这种怀疑、批判和否定的角色。

如果说，过去主流的精英文化一直是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大众文化更多的是受到批判和责难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相对模糊，而且这种理论活动更多的是涉及到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现象的分析和评价。种种事实表明，当代意识形态的有效过程，己经不仅仅是以阿尔图塞所分析的国家、阶级、集团、学校、家庭等社会机制的活动方式进行，而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文化生产、消费等各种行为去实现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是一个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彻底颠覆性的变化。

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达到了完全的大众化，无所不包，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己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当艺术与现实的界线彻底消失，两者都已瓦解为普遍的“模拟虚像”时，也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电视就是世界”。②广告更是现代社会商业化和市场营销的直接产物。借助电视这一最为大众化的媒介进行传播的电视广告的发展，无论在速度上还是在质量上，在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渲染和影响上，莫不令人刮目相看。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电视广告这一文化消费现象。

二、电视广告——后现代消费文化的符号

后现代社会从生产为核心的逻辑转为消费为核心的逻辑，从而后现代思潮对消费文化的影响显得至关重要。随着消费者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人们不再满足于大众传媒所构建与传递的商品普遍符号价值，转向于开始追求消费中的个性体现，关注不同商品背后所蕴含的不同符号价值，以及其体现出来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更多地选择能够表现自身个性、符合自身向往生活方式的消费品。

于是消费需求与生产方式的转变催生了新的消费文化，它以商品的不确定性符号意义为消费对象，以异化的人本主义为运作机制、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风格化，消费产品由有形化向无形化转变，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中的电视广告已经不仅仅单纯地推销产品，而是将其活色生香地放进社会生活网络里，在这个关系网络里找到它说话的位置。位置对了，共鸣与回应才会产生且持久。透过广告，透过形象，透过语言还可以看到社会状况，基本收入，人际关系，社会潮流，经济状态，社会阶层等等复杂的社会关系。广告和广告形象不仅仅是在产品与消费者之间沟通，其本身就是一种产品，在创造和生产价值，并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价值。虽然最终导致的是商业性目的，但广告正是把那些最深层的欲望通过形象引入到消费中去。

意识形态渗透其中，形成了混杂上述不同表现形式的一种仪式化的叙述模式。对于电视广告来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知模式和由其他领域引入的符号，往往有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无疑给了电视广告以宽广的解释空间。而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创意，具有詹姆逊所归纳的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时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消失)、复制(距离感消失)等美学特征，因此对于广告的表现形式与手法来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突破”。

三、后现代语境下的电视广告

后现代文化是与当代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文化理论家杰姆逊曾经指出:”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是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从文化圈里走出来，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遣的一种手段，甚至理论也变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商品的逻辑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已经不再以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者如本杰明所谓的“韵味”这样的概念来评价和要求文化，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一一而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电视广告文本借助其独有的声像图文传播功能，为后现代主义在电视广告(包括平面广告)得以彰显提供了平台，并且它还主导了消费文化的变迁。

消费文化的由来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商品观的驳斥:把商品仅仅看作是与人类固有的需求系统相联系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实际上，实物商品及其生产、交换与消费，需要放在一个文化母体中加以理解。在鲍德里亚看来，面向大众的商品生产运动的重要特征，是在资本主义交换价后现代语境下的电视广告文本解读结语值支配下，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意义上的符号，其意义可以任意地由它在能指地自我参考系统中地位置来确定。因此，“消费就绝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地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③

在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维度与表意性维度是消费文化带来的一种平衡。消费文化对生活方式的冲击:“时尚”、“品味”为消费文化中充斥的符号所制造，又为社会各阶层所追逐(身体是一个人阶级品味的物化特征:阶级品味嵌入在身体上)，其中存在着动态的关系(时尚深藏着模仿与分化两种相反的趋势……时尚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越是大众化，越是被扩张，就越导致它自己的毁灭)。

后现代概念尽管来自于西方，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但由于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际上己经被卷进了世界文化的共同体之中，西方国家发展的历时形态被压缩为一种共时的断面，因而，中西方文化往往会出现一些惊人的共性，尽管这种共性所掩藏的是同样惊人的文化差异。

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视广告文本是在受众、媒体、广告制作执笔人、广告主多种力量主体共同作用下出现的，深层的、更为广阔的语境则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新“西学渐进”中完成的，在我国广告界方兴未艾。对各种电视广告的后现代语境研究对于推动我国广告事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正是本着这样的意旨为广告文本的后现代语境探讨做点铺垫，以求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参考文献：

[1][英]安吉拉·默克罗比著：《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

[2]钟以谦：《媒体与广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美]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版.

[4][法]让·鲍德里亚著，刘富民等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吕尚斌：《后现代广告:人本观广告的新形态》，武汉：新闻与传播评论[J]，1999年第3期.

注 释：

①田晓菲：《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译者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第4篇：消费主义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闲暇消费；全面发展；文化导向

一、加快发展闲瑕消费是时代的召唤和现实的需要

中国人对闲暇的早期论述有：《诗经・民劳》曰：“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礼记・月令》日：“霜始降，则百工休”。这里的“休”即休闲、闲暇，是人在劳动或工作之外，自愿从事的生活状态或生活方式。闲暇是人类专有的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是人在谋生劳动之外的自由，是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的生存方式。但是，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剥夺了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也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时间。随着城市人口的剧增和农村人口的剧减，昔日小生产者的闲暇时间与劳作时间的交错混杂现象早已不复存在，大工业和城市化浪潮将人们的工作与闲暇在时间和空间上加以分割，使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泾渭分明。即是说，将人与生俱来的娱乐、游戏及对自然界亲近的本能加以剥夺，这是近代工业社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对人性漠视的典型表现。

马克思把闲暇时间称为自由时间，即非劳动时间、“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他高度评价自由时间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的自由时间的侵吞，同时对未来理想社会做了这样的描绘：“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预言：“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以保证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以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可以说，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拥有全面而充分的自由发展，这是未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构建未来整个理想社会的根基。总之，闲暇是一种“个性得到自由解放”的活动，是个人摆脱奴隶般服从大工业分工，展示和发展个人才能的自由，只有到这个时候，人类才能真正实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科学技术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在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高生产率创造了更为丰盛的物质产品，也创造了更多的大工业“流水线”之外的自由时间，追求物质商品的富足正在变幻为追求闲暇生活的舒适。随着科技革新及其相应的管理革新的深入，工作方式将进一步发生变革，人们的劳动时间还会缩短，这既是必然的又是可能的。尽管勤劳将继续视为美德，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始终受到人们的称赞，但是必须承认，闲暇生活方式正渐渐代替工作生活方式而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中心，闲暇比工作更加重要的观念必将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

因此，闲暇时间的多少、闲暇种类及闲暇形式的发达程度，不仅是判别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同时还是社会生活进步的尺度。世界现代化进程表明，国家越富裕，休息时间便越多。经济福利越增长，闲暇消费越普及，且日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闲暇消费已经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从社会学角度看，闲暇消费是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联结点，闲暇文明消费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实现全面自由发展，人的需要能得到不断满足，享有更充分、更完美、更舒适、更自由的闲暇生活，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闲暇消费是以满足个人闲暇需要，对闲暇产品、闲暇设施和闲暇服务的消费。闲暇消费不同于一般以满足个人生理需要为基础的物质产品消费，而是在一般的物质消费基础之上的精神文化层次的消费，它是以个人自在体验为基础，以知识与感悟、情趣与发现、愉悦与享乐等为消费效益的一种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因而，闲暇消费既注重对相关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费过程，更注重通过消费获取对自然、人生、社会的观念和知识，提高生活的品位和格调，表达个性与自我才艺，净化心灵、美化生活，获得身心自由、健康与快乐。从这个意义上看，闲暇消费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民曾经历经了普遍贫穷的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之“增产节约”，成为全民的神圣职责，闲暇成为一种奢侈。当时的消费文化告诫人们“工作即生活、职业即生命”，“小车不倒只管推”，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价值所在。不能“丧志”；至于沉湎于娱乐与山水之间，当属需自觉根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这就导致几乎一、二代人不习惯享受闲暇时间，甚至于不会闲暇消费，实在值得哀叹。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全神贯注发展经济，增强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这既是时代的召唤，又是现实的需要――构筑让全体中国人摆脱贫困，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基础。同时，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功绩还在于唤醒民众重新发现和审视生活，消费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闲暇消费不再与发展经济相背离，因为闲暇时间是“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这就是我国人民的闲暇消费在短时间迅猛发展的重要经济社会基础。城乡居民正在大踏步地进入闲暇消费的普及阶段，各种不同类型的闲暇消费活动，正在大踏步地步入居民日常生活之中，闲暇费用大幅增长，休闲用地扩充势头兴旺，旅游景点星罗棋布，交通设施今非昔比，娱乐形式五光十色，保健场馆遍地开花，等等。可以肯定，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公共设施完善，中国人的闲暇消费必将出现一个更大的发展浪潮。

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闲暇消费方式

对于闲暇(休闲)消费这个重要领域，我国学术界尚未达到广泛而充分关注的程度。系统研究闲暇消费需要多学科合力推进，它涉及到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教育学、旅游学、体育学、人口学、美学、艺术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等，同时还涉及到医学、建筑学、交通运输等等自然科学，因而是各个学科合力研究的综合课题。由此看来，我们的研究还远不够充分与深入。

因此，读到著名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的新著《闲暇消费论》(2007年9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不觉有耳目一新之振奋感。《闲暇消费论》系统而详实地探讨了国内外闲暇消费及其闲暇产业发展的动因、各类闲暇消费内容的

合理划分、影响我国居民闲暇消费的因素、闲暇消费发展趋势等基础理论问题，特别是紧密结合实践，就我国当前闲暇消费中的若干不良现象及有害言论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旗，引导居民闲暇消费，构建中国特色的闲暇消费方式等系列问题，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见解。

作为中国消费经济学科的奠基者，尹世杰教授是一个热忱研究及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谨学者，他不仅创建了消费经济学科的一整套范畴，并且在长时期经济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消费经济理论，在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耄耋之年，笔耕不辍，近10年来，尹世杰教授在研究消费经济学各类课题之中，对消费文化和闲暇消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注重将消费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相互交融，探析经济现象的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成因及其哲理性的实质，发表了一批相关论著，对我国消费文化、闲暇消费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闲暇消费论》中，尹世杰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闲暇消费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内涵来说，应该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结合点，是‘真’、‘善’、‘美’的统一，是促进消费和谐乃至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闲暇消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他强调：“我们要从文化的高度来观察闲暇消费，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闲暇消费的同时，合理吸收西方国家某些对我们有用的闲暇消费方式和方法，以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具有高度文化内涵的闲暇消费方式，这更是我们今后应该着力研究的课题。”

从文化学的高度来看，第一，闲暇消费是人的高层次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积极活动。从幼年的嬉戏玩耍至老年的养生悦乐，闲暇消费伴随着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人们不断发掘闲暇消费的积极内涵，扩展闲暇消费的形式和种类、广度与深度，并且在不断拓展的闲暇消费中表现自我、展示自我、创造自我与发展自我。因此，“闲暇消费正体现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体现人的本质要求”。闲暇文明消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成员身心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二，闲暇消费应该具有高层次的文化内涵。首先，闲暇本身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不能为闲暇而闲暇，闲暇消费必须服从于“人生最高、最完美的价值的追求”，只有从精神文化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闲暇消费的最终目的和价值取向。其次，发展闲暇消费要以先进文化为导向，注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文化的“三统一”，端正闲暇消费的价值导向，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在闲暇消费中的比重，增加闲暇消费中的知识、艺术及营造和谐的闲暇消费环境，这是提高闲暇消费质量，优化社会文明的重要原则。

在这样一些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尹世杰教授具体分析了发展闲暇消费的基本思路，并且着力剖析与批判了当今社会消费生活及闲暇消费中存在的不良现象。

1、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闲暇消费文化，揭露和批判闲暇消费的异化。该书指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闲暇消费方式，首先要立足于继承和发扬我国自古以来优秀的闲暇消费精华，弘扬民族精神。华夏5千年历史长河，闲暇消费理论和实践源远流长。《闲暇消费论》热忱推崇了我国古代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及诗歌舞蹈等高雅的、高品位的闲暇消费方式，着力推崇了孔子、孟子、萄子、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坡等著名哲人、文人的悠然怡情的心境、富有艺术情趣、创造性魅力的闲暇消费活动，给人以美的熏陶和享受。同时指出，对于我国古代的闲暇消费思想，即便是孔子、孟子等圣人的闲暇生活见解，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此同时，该书对古代史上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骄奢淫逸的异化的闲暇消费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于古代“无逸”、“无欲”、“寡欲”、“”、“见素抱朴”、“绝圣弃智”等闲暇生活中的“悖论”，对于“竹林七贤”等人放浪不羁、颇为怪异的闲暇消费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评。

2、合理吸取西方国家的闲暇消费方式和闲暇消费文化，坚决抵制和反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闲暇消费论》赞赏与推介了亚里士多德、凡勃伦、罗素、弗瑞德希里・席勒、罗歇・苏等一批西方历代著名学者关于闲暇消费的精彩论述，同时也对他们的某些有误的观点进行了评点；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九国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闲暇消费方式，同时也对其闲暇消费中的诸多糟粕进行了批判。该书明确指出，西方国家难以遏止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人欲横流、物欲横流，是对高尚、合理的闲暇消费的粗暴践踏，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的典型反映。

这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论述。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闲暇消费大发展，消费内容和形式日渐丰富，消费质量不断提高，这是主流。但是，居民闲暇消费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危害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如，在闲暇时间，有些人沉迷于麻将通宵达旦，有些人大搞高消费、奢侈消费，骄奢淫逸、铺张浪费；有些地方胡乱“开发”，严重损害生态环境和历史文物；有些网络游戏、网络信息渲染暴力色情迷信，成为“电子海洛因”；有些图书音像制品格调低下、庸俗粗痞，实为“文化垃圾”；还有一些文化娱乐场所和文化娱乐活动贩“黄”制“黄”等等，不一而足，种种盲目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中的糟粕，崇尚物欲、追求感官刺激、寻求颓废等低级庸俗的闲暇活动，已经侵蚀到社会的相关层面。更令人忧虑的是，有的学者却居然为这些消费活动张目，给予理论阐释。诸如有人说：“过去那种以崇高为特征的文化，那种以精神的超脱和痛感升华为标志的文化，显然已不能作为基本形态而存在。一言以蔽之，闲暇的时间压力最终转化为对世俗性、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需求。”这就是以庸俗文化对抗崇高文化的宣言!有人竟然宣扬：“人们从崇尚精神转向了对物质实惠的崇拜。在横流的物欲中，人们对物质、金钱关注的热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自身心灵的关怀”；“享乐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这确实大为离谱了。这里实质上是论及人的本质。《闲暇消费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人不是“经济人”，而应该是用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文化人”；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是社会人。顺藤摸瓜，该书着力揭示了这些言论的根源在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及所谓“消费社会”的论调，并给予了透彻的剖析和严厉抨击，指出：西方和我国的有识学者都认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是西方“社会病”的根源，是一些国家出现“文化矛盾”、“文化危机”的根源。宣扬“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不是优化消费结构，而是‘劣化’消费结构，不是提高消费质量，而是从根本上降低消费质量；不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是全面促进人的全面堕落；不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全面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诚然，我们应当允许多元思想的共存，但是，对于这些明显违背文明的言论，必须坚决抵制。

可见，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过程，是正面与负面的效应相互交错、良莠混杂的进程，是希望与隐忧并列的进程。其负面效应在人们的精神领域表现为“拜

金主义横行、物欲主义泛滥、精神家园迷失、人文关系淡漠、冲突、行为方式失范等”，这些都会在消费生活领域呈现出来，并且比起其他领域似乎更有明显的人性的隐忧。现实表明，中国要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文明的生活消费方式，还有漫长而艰巨的路程要走。

《闲暇消费论》充分反映了尹世杰教授胸襟大度、崇敬自然、刚正不阿、乐观豁达的人生境界；表现了他执着推进闲暇文明消费的热忱、强烈的忧患意识、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的气度，体现了一个当代经济学家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的深层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在当今物欲泛滥，道德危机，缺乏方向感和批判精神的时候，坚持这种求真与反思的精神，更值得钦佩。可惜像尹世杰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已太少，而且与后辈的断层已经难以接合。

3、依据闲暇消费发展趋势，加快发展具有先进文化内涵的闲暇产业。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劳动工作节奏快速的情况下；在人炸、全球变暖、资源枯竭、生存环境恶化等条件下，寻求减轻精神压力和负担，寻求健康，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居民的重要需求，也是闲暇经济及其娱乐、体育、保健、旅游等闲暇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直接动因，闲暇消费将进一步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美国学者预测，到2015年，美国闲暇消费将创造GDP的50％，从事为闲暇消费服务的劳动力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将达80～85％，闲暇经济将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令人眼光缭乱的闲暇项目和日益增长的闲暇服务需求方兴未艾，导致闲暇消费服务企业发展迅猛、蔚然大观，第三产业相当多的门类直接为居民闲暇消费服务，创造了庞大的就业人口，带动了制造业闲暇类产品生产的兴旺。因此，将闲暇消费带动的物质生产和各类服务称之为闲暇产业的确名副其实。而闲暇产业作为现时代唯一长青不衰的主导产业，适应了人们闲暇时间进一步增多，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的需要，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进程中，个人的闲暇消费活动逐步走向商业性经营，闲暇消费演变为商业性投资开发项目，这包括：商品――如体育和娱乐用品、花卉、玩具、字画、音像书刊、影视作品等；商业设施――如度假村、餐馆、茶楼、游泳池、游乐园、影院、保健场馆等；商业――如旅游、保健、文艺演出等。另一方面，个人的闲暇消费活动又演化为社会化的公开性与公共性活动，闲暇消费成为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大力发展闲暇消费产业成为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个重点。这就要求政府、社区和社会团体承担构建和维护从儿童至老年的各类活动场所和设施的职责。

但是，当代闲暇消费的商业性营运既是闲暇消费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备受争议的现象。当我们的各类消费活动都置于以赚取利润为目标的公司操纵的时候，这类消费很难说还能完美地体现它的本质――追求精神与物质和谐共生的、超功利、超物欲的生活方式。如娱乐的商业形式可能会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但是，它的首要目标是被公司的股票持有者用来赚钱，而不是用来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或改善公众的福利。尹世杰教授剖析在“文化已沦落为纯粹的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产业巩固了市场与商品拜物教的统治，塑造并长期维持一群‘退化’的大众，保住了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他提出，闲暇产业决不能走偏方向，走向邪路，这是确保闲暇产业健康发展的灵魂所在。在我国，不能不加区分地提出闲暇产业商品化，至于文化产业则必须警惕“文化泡沫”，抵制在这些领域已经出现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种种“文化商品化”行径。他强调，开发闲暇产业和闲暇产品，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使高科技与高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第一消费力(文化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丰富文化产业的内容，提高闲暇消费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发扬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同时加强文化产业的开拓创新，推动集约化经营。应当说这些深邃的见解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5篇：消费主义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消费异化；正确消费观

亨利·列斐伏尔，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军人物，受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他首次将哲学的研究领域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哲学，是西方研究日常生活哲学的领军人物。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影响和指导下，列斐伏尔丰富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他将马克思基于经济领域的异化理论推广到日常生活之中，提出了异化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列斐伏尔指出：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的理性控制已经从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消费领域，这是风格丧失的时代，也是走向物的功能化时代。同时，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消费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日常生活的异化。[1]资本主义广泛存在的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的异化同样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进入消费时代的我国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的异化观主要体现在两部著作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异化劳动”的理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仅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提出了批评，而且还从经济领域内对异化劳动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体现，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异化。异化劳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同自己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在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发生了新的转变，马克思已将劳动异化的辩证观点转变到科学形态的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出发，科学论证了异化产生的根源、发展以及消除异化的途径。马克思认为，私有制、分工的存在是异化产生的根源，要消除异化只要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生产方式的变革，无产阶级全部占有生产资料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最终才能消除异化。

二、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必然有着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理论源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同样也是如此。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的理论主要受到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和辩证法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影响，这些经典理论对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最终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更多关注的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批判较多的劳动的异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异化理论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与拓展，异化现象也更为严重。当代社会的异化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统治的重心已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列斐伏尔在其生活的独特的社会背景下将马克思运用于经济学领域的异化理论拓展到日常生活领域之中，在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中，认为日常生活当作异化批判理论的中心，而不再把马克思的关于“异化劳动”的4个方面放在首位，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异化现象。[2]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异化现象大部分是由消费造成的，而不再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所造成的。[3]他指出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质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异化无处不在，人的异化集中体现在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之中。列斐伏尔对消费异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的著作《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虽然摆脱了传统社会由于物质匮乏而造成的劳动异化，却成为了一个日常生活被各种消费体制所操纵的“碎片化”状态与过程，即“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4]日常生活理论展开了对日常生活异化的批判并寻求日常生活解放的道路。其中，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富有独创性与深刻性的理解，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异化批判理论的结合，则是形成早期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动力。

三、基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浅析当前社会消费的异化

由于受到时代和特定思维方式的制约，列斐伏尔的理论自然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就其局限性而言，首先，他确立了以日常生活为中心视野的、微观的主体向度的社会批判理论，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其次，在如何克服消费异化的问题上，他没能找到一条消除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现象的正确途径。[5]对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异化消费进行了独创性的批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领域。在列斐伏尔看来，在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了社会上许多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出现，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使人们逐渐陷入“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生活困境。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消费观念的渗入，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异化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基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浅析当下社会中消费异化的现象，对于在当下社会中建立科学、和谐的消费理念具有极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过度注重物质消费，忽略精神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加，消费领域不断拓宽，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关注物质形式的消费，奢侈消费、符号消费、超前消费逐渐成为当下社会消费的主流现象。人们通过购买高档的物质消费品，追求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和心理满足感，并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地位和个性，增加自信。并以此作为实现幸福的标准、判断个人成功与否、衡量人的贵与贱的价值尺度。过度沉迷于物质消费的人们，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的，拼命赚钱，盲目消费。在人们尽情地享受着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遗憾的是，并没有感到快乐的增加，相反的是时常觉得空虚、烦恼和迷茫。在物质消费不断满足的情况下，精神层次的消费却少之又少，人们的精神家园日渐“荒芜”。

2、消费异化对生态环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当代西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曾把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异化消费”使人们把物质商品消费看作是满足和实现自我的唯一方式，并造成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习惯性期待，而这一切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大，由此必然和地球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产生矛盾，体现为生态危机。[6]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利润，创造出更多数量的消费品，人类不断加大对自然界的剥削，超出了其能够承受的限度，环境被污染、资源被消耗，加剧了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为了满足贵妇人的披肩之美，不知有多少藏羚羊暴尸高原； 为了采集一斤发菜，又有多少亩土地沙化荒芜。”[7]为了满足过度消费的需求，更多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应运而生，环境、资源和生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同时，为了追求消费品的高档次，人们除了关注消费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以外，对商品的外在包装的需求也不断提高，附加在消费品之上额外的过度精致的包装，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此外，消费品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导致了大量消费品的闲置和废弃物的增加，不利于消费品的循环使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消费异化影响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

道德，是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共同的生活和行为准则。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人类道德观念的形成，往往受到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其中，经济活动对道德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社会主义道德倡导以爱国 、守法、明理、诚信、诚实、助人为乐为公民基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随之传入我国，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我为中心的落后道德观也随之传入我国，影响着年轻一代，这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形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而也加速了当下社会中消费异化现象的产生，人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在这样的背景下潜移默化地发生转变。一个人的消费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衡量财富和地位的标志之一，人们通过不同层次的消费水平互相攀比、满足虚荣心，人们试图通过奢侈消费来体现成功和品位，以奢侈消费来换取他们的尊重和信任。

四、树立正确消费理念应采取的对策

列斐伏尔认为，在现代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强加给人的异化，充分表现在消费主义的世界里，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8]随着科技的更新，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当下社会中，消费有着极大的诱惑和刺激作用，消费异化的现象更为严重。列斐伏尔对当下社会中消费异化的行为进行了独创性的揭露和全面的批判，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进入消费时代的我国如何引导人们树立科学、和谐、可持续的消费观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导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协调发展

异化消费中最普遍的现象就是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不协调，人们往往把过多的精力和金钱化费在物质层面，而忽略了精神层面的消费，简单的认为只要物质富裕了，才是真正的幸福。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就曾指出，人不但要有物质上的追求，也要有精神上的需求，只有人的需求被全面满足才是幸福的。因此，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树立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协调发展的理念。在人们进行消费的同时，既要重视物质消费的重要性，又不能忽视精神消费，既要满足当前生存和享受的需要，又要注重未来发展的需要。

2、宣传可持续消费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生活中存在异化消费现象与可持续消费的理念相悖，异化消费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自然界的负担，进而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改变传统的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模式。走生态、可持续的消费之路，既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要不破坏生态环境。树立和谐的消费理念，提高人们的节约意识，在经济能力范围之内和环境承受力之下鼓励消费者进行适度消费。

3、树立和谐的消费观，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和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和谐”的理念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要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通过广泛的宣传，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引导社会成员树立和谐的消费观，鼓励适度消费，进而影响价值观念，提升道德水平。金钱的挥霍，物质的丰富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幸福是主观和客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精神上的满足带来的幸福感才更持久。因此，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的价值取向必须纠正，正确价值观的形成，需要摆脱物的奴役，积极倡导合理的消费理念，通过消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确的消费观，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进入消费时代的当下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35、101.

[2][3]LEFEBVREH.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London Athlone Press，1971.P78、P56.

[4]王倩.劳动的异化与日常生活的异化——列斐伏尔与马克思异化理论之比较[J].许昌学院学报，2012.1.31.1.

[5][8]王茜.试论列斐伏尔“消费社会”理论的进步性与局限性[J].现代财经，2010.12.30（总第251期）.

[6]彭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消费观及其科学价值[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11.32.2.

[7]曹孟勤.欲望消费与生态危机[J].兰州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3.31（1）59.

【作者简介】

第6篇：消费主义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消费异化；消费文化；文化批判

一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  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  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第7篇：消费主义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消费主义；90后大学生；消费观；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141-03

消费主义（consumerism）发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是一种把崇高和追求过度占有和消费作为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以及在这种价值观支配下的行为实践。”[1]源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表现为娱乐主义和享乐主义，不仅是社会生产的推动力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80年代末，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伴随着全球化蔓延到中国，通常表现为符号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和超前性消费三种形态。其主张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冲击着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消解着中国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动摇着青年学生的人格健全和心理发展，威胁中国文化安全。基于此类消极影响，中国学者对消费主义秉持批判态度。

90后大学生作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消费群体，其消费观不仅对当代社会消费观推波助澜，还将主导未来数十年社会主流消费观。因此，研究消费主义视角下的90后大学生消费观，通过反思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在全球化时代，对青年学生科学价值观塑造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消费主义视角下90后大学生消费观的时代境遇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主义文化侵略

人类已进入由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各国经济较快发展。伴随着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则往往利用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以多种方式推行西方化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及文化价值观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形成冲击和挑战。”[2]

20世纪二三十年源于美国的消费主义思潮，利用发达国家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以隐形的文化强制形式，通过资本输出和文化交流等方式进入中国，以对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表象和西方社会多元文化的宣扬，刺激、诱导着90后大学生盲目追逐被这种文化霸权制造出的消费欲望。部分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冲击下转向个人主导，他们在消费中逐渐对消费品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产生诉求。

（二）现当代中国国内消费环境的改变

伴随中国经济运行三次大型周期性波动而发生的积极变化，现当代中国国内消费资源环境、金融环境、信息环境和流通环境不断改善，与之相应的社会消费观念、模式和水平亦不断发生改变。国民在增加物质享受消费比重和扩大享受型消费所占比率的同时，逐渐弱化了生存消费的国民消费主体性。

消费主义所提倡的享乐、自由、奢侈的消费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节俭、重义、节欲的消费道德相冲突，在市场经济趋利性导向下消解着中国传统的消费道德。在消费品充足和信息来源广泛的全球市场下，青年学生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在消费中体现着开放性和先锋性。伴随着近年消费主义思潮逐步蔓延至高校，不断冲击90后大学生传统消费观和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影响其价值观和人生观。

二、消费主义视角下90后大学生消费观的基本表征

（一）存在炫耀性消费

在西方国家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文化渗透下，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部分90后大学生，在消费中体现出崇拜和追逐符号性消费的特点。他们在这种变异了的消费选择中盲目地追新求异，推崇个性，喜欢时尚，崇尚物质消费和享乐主义，片面地把消费数额和消费档次的高低作为博取同辈群体的认同和羡慕的重要标志，渴望“通过消费让他人明了消费者的金钱力量，权力及身份，从而博得荣誉，获得自我满足的消费行为。”[3]

（二）倾向于享乐主义消费

部分90后大学生奉行“消费至上”的享乐主义消费观，消费结构本末倒置，彻底将个人消费娱乐化、符号化。在这种异于伊壁鸠鲁享乐主义的极端享乐主义支配下，青年学生作为“新的享乐主义消费群体已经形成，他们的需求不再受到‘需求经济’的约束，而是受到‘欲望和梦想经济’的约束，或者对新事物和新体验的渴望的约束。”[4]为维系享乐主义消费支出，部分青年学生选择信贷消费，却因高透支额和低偿还率陷入个人经济危机和信用危机，导致失衡消费。倾向于享乐主义消费的大学生更多地体现出以自我为中心、将“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5]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

（三）追求实用性消费

90后大学生主流消费趋于追求物有所值的实用消费。有着独立主体意识的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有旺盛的好奇心和尝试欲，易接受新鲜事物。即使在当代消费结构多元化趋势下，在个人固有消费观与消费主义思想发生碰撞时，更多地表现出其理性的消费观――选择在实用消费的基础上兼顾自我个性的彰显。他们通过对商品，尤其是贵重商品相关信息的了解，综合考虑商品的使用价值和本人经济承受力，理性选择消费对象。

（四）暗含从众心理

学者阿希的从众心理实验结果证明从众心理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这在部分90后大学生中也是适用的。在当代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及大众传媒的刺激和诱导下，一部分大学生因无法坚定其已初步树立的理性消费意识，个体消费观受同辈群体消费观引导，在群体压力下抛弃个人独立消费意识和消费主张，通过对同辈群体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模仿，采取与群体一致的消费行为，形成群体模仿式消费。这种通过将自我认同危机外化为依赖外部力量进行的自我身份定位，体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

三、消费主义视角下的90后大学生消费观分析

（一）消费主义文化侵略威胁部分青年学生科学价值观的树立

西方文化霸权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侵略，将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消极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造成中国国民价值观不同程度的扭曲、错位，消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威胁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为大学生科学消费观的树立带来众多负面影响。消费主义下价值转换通过思想灌输和形象启发等途径背离了商品价值规律，导致消费使用价值萎缩和符号消费泛滥。作为未来社会消费主体的90后大学生消费群体，对社会主流消费观的导向推波助澜。

因青年学生的消费观还未定型，“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及其大众文化产品的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动摇了青年学生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青年学生价值标准的混乱和精神上的迷失。”[6]传统的节俭美德在消费主义过分强调娱乐性和享受性的意识形态冲击下被青年学生忽视了。

在消费主义文化侵略影响下变异了的消费观在这部分90后大学生中不断蔓延，“不仅表现在购买时尚、高档消费品的实际行动之中，也表现在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而对时尚、高档消费品欲购不能的焦虑心理以及压缩基本消费需求以追求时尚和高档的消费取向上。”[7]这种异化的消费观不可避免地陷入物质至上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最终导致大学生人生理想失落和人格缺陷。

（二）消费观教育缺失的客观因素

90后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伴随着家庭消费环境改善和消费能力普遍增强，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部分家庭受消费主义思潮影响，家长本身就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践行者，在家庭和个体消费中体现出明显的符号性、炫耀性和超前性的消费烙印。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大学生消费观本身就带有消费主义倾向。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对发展教育多元化的积极诉求，通过文化殖民将消费主义作为宣扬西方意识形态的普世准则渗透扩张到校园。中国部分高校对消费主义辨识不足，民族文化“免疫力”薄弱，缺乏应有的文化自觉。且部分高校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相关课程中对“三观”足够重视却缺乏针对消费观的专题教育，或在涉及消费观的教育中，教育内容过于空泛、流于表象。导致青年学生培养树立科学消费观得不到有效的教育与引导。

（三）消费观主体自我教育意识薄弱

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激荡，多元文化纷至沓来、涌入校园。由于部分90后大学生对个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对中国国情和个人消费水平不能清晰定位，对文化安全威胁缺乏警惕，对消费主义本质及影响缺少认识，导致这部分大学生受消费主义影响，过于重视物质消费，轻忽精神消费，缺乏消费自律。伴随着理性消费意识的弱化，他们的消费观在消费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消费观的碰撞冲击中产生了困惑和动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扩张中，这部分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发生了新的变化，为科学消费观的树立带来消极影响。

四、对90后大学生消费观的反思

（一）维护文化安全，抵御消费主义文化殖民

“长期以来，教育始终是一个政治的战场，而且到21世纪的新千年之初依然如此。”[8]在当代，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强势扩张，折射出的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尤其青年学生价值观不同程度的弱化。文化危机意识不足、文化安全意识缺乏的90后大学生是中国青年中最易受到影响的群体。

因此，90后大学生应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前提下，重新审视并理性对待西方多元文化，清醒认识到发达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重点将消费主义作为普世准则予以推行的目的是消解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意图改造和重构国民生活方式。

为此，大学生们应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弘扬勤俭节约的消费道德，将中华民族道德观念转化为个人价值观的构建要素，增强本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大学生们应将个人思想道德教育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予以重视，警惕文化侵略，抵制文化霸权，强化个人文化自觉意识，对抗消费主义文化殖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二）补位社会教育责任，引导消费观塑造

首先，家庭要端正教育理念，在家庭教育中重视对大学生经济独立意识和理财能力的培养，引导子女养成节俭的生活习惯和适度消费的行为习惯，避免经济上的盲目纵容。改进教育方法，纠正子女不当的模仿消费，克服媒体诱导，减少消费主义对消费观的冲击。家庭成员以身作则，减少物质挥霍浪费，在生活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树立科学消费观，为子女抵制消费主义做出表率。

其次，高校需转变观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积极创造条件，通过理论概括、案例分析、开放研讨和考察实践等多样化教学方式，将消费观专题教育的理论学习与深入实践统一，将学生的消费道德考察制度化并落实到评优制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鉴别是非的能力和思辨思维。通过校园传媒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导向作用，引导学生辨识并抵制消费主义，削减商业传媒宣扬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费诱导，教育学生在科学消费观指导下理性消费。

再次，党和政府有义务树立勤俭节约、廉洁朴素的形象，提供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断弘扬传统美德，提倡节俭消费、适度消费等理性消费观。从社会主体舆论导向上抵制消费主义，批判符号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和超前性消费。建立健全传媒约束机制，将商业传媒消费至上和享乐主义观念的宣传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减少对大学生科学消费观树立的负面影响。

（三）加强主体教育，健全人格

作为独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90后大学生已具备是非判断能力，在消费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他们在消费中通过客观评价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需要，经过自身审视，确立合理消费期望，正确引导和控制个人消费行为，能够有意识地发展健康的消费心理，健全人格。

90后大学生应加强培养自身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理性的消费观念，明确认识到“超过一定界限之后，更多的消费并不等于更多的充实”[9]。尤其注重个人消费道德的建设，形成正确的消费意识，增强个人选择能力、判断能力和理财能力，在消费观受到消费主义思潮冲击时能理性直面消费文化多元化。

90后大学生还应增强自我评价能力。对非理性消费心理及失范行为自我剖析，将科学的理性消费观念内化为个人消费行为准则。以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引导消费理性，有效控制消费中的冲动性和被动性，减少盲目消费、超前消费和攀比消费等缺乏理性的消费，以树立节俭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促进个人素质全面提高。

总之，引导90后大学生在全球化时代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消解消费主义思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有利于大学生人格健全和心理健康，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对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保障我国文化安全同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金伟.消费主义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河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3）：101.

[2]吕青.文化安全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中国成人教育，2012（14）：34.

[3][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7.

[4]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0.

[5]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4.

[6]吕青.文化安全视域下的德育[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21）：71.

[7]范美霞.现代“消费主义”与经济、政治的同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15.

第8篇：消费主义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科技进步 消费文化 影响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目前，消费文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切入消费文化研究。科技不断进步对消费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消费文化的含义

消费进入文化视域形成了消费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类型:消费文化。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反响。此后，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界定。重要观点可概括为三类: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这三种理解完全不同。第一种意义上的消费文化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消费文化，它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基础上延伸而得的。第二个定义只强调了消费文化的观念层面，后把规范层面和器物层面的消费文化略而不谈，所以，是一个不完整的或者抓重点的定义。第三个定义把消费主义思潮与消费文化相混淆，把极端的消费思潮当作消费文化，把特殊的文化思想等同于一般的文化观念，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是在特殊语境下使用则是可以的。

消费文化的外延也有不同的分法。譬如有学者说，消费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消费文化”是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消费文化”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1]此外，消费文化的外延可以按照社会生活子系统来划分，包括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和旅游文化等等。

具体的科学或技术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科技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以休闲、消费和享受等为主题的文化工业的空前繁荣。早期的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就认为，作为控制的新形式，科学技术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文化工业上，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详细地阐述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由于出版复制技术的高度发达，文化工业出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对广大民众实现统治，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也是一种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的文化，它使广大民众沉湎于一种“虚假的满足”之中，从而沦为“文化奴隶”，丧失了对现行制度的反抗精神。科学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奴役性，起到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

科学技术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文化再生产表现为工业文化的形式，文化失去了起源自私人领域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文化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丧失，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一般商品地生产已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工业产品由于技术的可复制性，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艺术作品的个人风格，一切作品皆沦为商品，文化已经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了;另一方面，却是专家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脱离所造成的文化贫困化。“思想的运动停留在作为理性之界限的栅栏之内”，人的精神内在向度被削弱了，失去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个性，是区;失去了对社会系统控制与操纵的内在反抗性，舒舒服服地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为什么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扩张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呢?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科学技术，特别技术是按照目的论行动的模式来运行，所追求和实现的目标是目的的合理性，技术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消费中的人文缺失。一方面，文化活动失去了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给人以精神享受的作用，使快乐变的无聊和无趣。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划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成为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

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我们要掌握他们的度，学会趋利避害。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使劳动与消费产生了分离，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收入也愈来愈高，我们进入普遍有钱有闲的社会，这些不断的改变着人们的信念和消费价值观。然而，这种作用是相互的，信念和价值观又反过来指导人们处理经验、调节对现实的看法，甚至还会改变人们对科技成果的使用方向。

我们要建立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比如以健康、文明、科学的素质为前提的休闲型消费观，以寻求生活的真正乐趣、体现生命中潜存的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文化型消费观。我们要关注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极其实践意义，为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提升大众文化品位、为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供多种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消费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多的是体现在满足人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用于体验、审美、运动、健康等方面的消费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接受、被实践。比如旅游是现代人普遍享有的生活方式，既促进经济的繁荣，又加强了文化的传播。于光远老先生说: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又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2]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衍生的社会文化以及各种文明的价值观一直在推动人们的消费观念。使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发明和改进技术来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消费是科学技术的基本动因和最终目的，科学技术必须以消费为基础，不能只从生产者的角度来制定科技政策;还应该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或者第三者的立场上，通过建设消费文化、提高消费者素质、创造消费能力等方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技的进步与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相一致。

参考文献

第9篇：消费主义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性；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201-03

一、现代性语境下的生态问题

现代性是理论界广为关注的问题，是错综复杂而又不断论争、变化的概念。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十七世纪的欧洲起源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 [1] 现代性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些促使人们不自觉的认同和迎接现代性的到来。然而，就当我们还在喜悦地享受现代性带来的福利的同时，谁都不曾想到生态悲剧随之而来。它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使人类陷入了困境：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淡水资源危机、酸雨、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垃圾成灾、有毒化学品污染等众多方面。

（一）中国的生态问题

中国正面临着“生态危机”的威胁，处于历史上最严峻的资源承载着历史上最多人口的危机时刻。人均耕地0.1hm2，不到世界的1/3；人均水量18 000m3，不到世界平均数的1/4；森林覆盖率只为13.92%，不达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数为22%）。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生态环境仍然遭受人为的破坏。例如：有关统计表明，中国1/3的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已经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饮用水质堪忧，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2000年春天，华北地区遭受到十年来最厉害的沙尘暴。原因是内蒙古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沙化严重，并且，沙漠化的程度年年加剧，不断向前推进，如果不加以治理，不久的将来，北京将成为一片沙漠；中国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两吨，约占全球总量的13.6%。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五十年变暖尤其明显。2009年中国气候异常，先是北方干旱，南方大雨成灾，后来又出现北部低温，雨季提前到来，华北高温，石家庄等市气温高达42℃。西南地区由于干旱，粮食减产，森林植被的破坏。近五十年来，中国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冻土最大减薄了4m～5m，对大熊猫、滇金丝猴和藏羚羊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环境可能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近几年对水利发电厂的大量建设，极度破坏了本地区的生态平衡。

（二）现代性及其扩张与生态危机明显存在正相关

伴随着工业化，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才突显出来的问题。近代科学的兴起无疑造就了工业化，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更日益成为强大的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至技术统治了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几乎都离不开工业。然而，工业化带来的污染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加速度开发，则成为酝酿环境危机的基本原因。技术理性的扩张，为“向自然开战”提供了便利的武器，使得人类将自己的触角伸到了地球的每个角落[2]。可是谁不曾想到作为双刃剑的技术，既为人类造福，也可能带去灾难。此外，制度经济学证明，西方历史上形成的市场化的制度，为现代性的扩张发展提供了平台。在市场的指导下，社会变成了消费的社会，物质主义的膨胀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而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在消费一种符号一种编码。结果，无限制的掠夺自然就成为一种疯狂的信念。可见，工业化、技术理性、市场制度以及异化消费，带动了社会走向现代化，但同时也是这些现代性的特征共同导致了现代生态与环境的危机[2]。这时，现代性及其扩张与生态危机明显存在正相关。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论家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其生态视阈，彰显了其理论的当代性和现实关怀。以生态批判为主题，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揭示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消费主义价值观与当代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并且认为现代性的工业化、技术理性、市场制度及异化消费等特征带来了生态危机，且有其与众不同之处。他们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反生态性，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非理性和异化消费。同时强调要解决这种危机必然要对制度和价值观进行变革，走向“保护第一”的生态社会主义。上述理论从理论上推进现代性批判，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遭遇的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一）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社会进步被等同于技术进步，技术理性得以盛行，而技术本身并没有生态效应，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社会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一制度基础上的价值观的性质。资本家为了追求工业化和利润，资本主义过渡的依赖能源技术，倾向于投入大量原材料和能源，用机械代替人力，意味着自然资源很快的被消耗掉且产出更多的对环境有害的材料。这也就决定了技术运用必然走向非理性，进而导致对自然的非理性的开发和利用，大大超出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限，最终造成生态危机。也就是说这种“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结合，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

（二）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其理论独特把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结合。他们认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与盛行是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市场经济的普遍交换原则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和基本需要，而是受利润动机所支配，为了实现市场交换和利润；人们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追求商品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操纵、商品装潢的刺激下去疯狂追逐高消费的 [3]。人们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做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这种消费是异化的。因为这种消费而引起了资源的极大浪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因此，要避免生态危机，就必须破除把满足和幸福等于对商品占有和消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弄清人的需要及其本质，理清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克服异化消费，消除异化劳动，找到有效地遏制生态危机的办法。

（三）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

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着眼于追求生产性正义，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的目的在于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引导人们在劳动中实现自我而不是在追求消费中实现自我；倡导“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这里所谓的“稳态经济”模式绝不是资本主义的那种盲目追求利润，也绝不是生态主义那样追求经济或人口零增长，排斥技术增长和生产。而是指经济增长建立在生态理性的基础上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长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它并不反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是在生态理性的支配下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生产最具有使用价值和耐用的产品，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保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它不仅包含不破坏本地区、本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包括不破坏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自然生态环境 [3]；倡导一种新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它所表达的是“保护第一”的理念，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解决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启发。虽然生态学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方在“语境”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的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探索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自然系统相协调的社会模式，对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持生态的平衡与稳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三、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启示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党中央和国家积极实施的可持续发展工程，立足于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严峻现实而提出的。对于解决目前的资源与环境现状、转变经济模式和实现人与自然协调永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观点在客观上证明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推动可持续发展建设，培育公民生态意识

高兹明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并且以生态理性价值观引导人们合理的生活消费方式。这一思想深刻的启示我们要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2009年9月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把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重建人和自然的有机统一，促进二者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即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且生命和自然界也是有内在价值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通过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解，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和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同时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也必须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根本转变。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培养一种生态理念，形成生态文化。广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加强电影、电视、图书、期刊和报纸等宣传舆论作用。在生态文化引领下广泛传播生态知识、法律知识、介绍生态法律规范。通过生态法律制度规定公民的生态环境权利与义务，谁破坏谁恢复；形成有关生态保护的价值观，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关系，形成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

（二）以低碳为核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

2010年4月25日，“中国生态文明高层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海南厅举行。论坛的主题就是生态文明的实践与低碳文明的探索，把生态文明与低碳经济紧密联系和挂钩，把生态文明与生态安全紧密联系起来，尽管目前尚未形成有关低碳经济获得普遍认同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以应对气候变暖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中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传统工业文明的弊端日益显现。在传统工业经济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唯独自然资源没有形成循环；在考虑自然时，传统工业经济那样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运用生态学规律和经济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资源配置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确，人类经济在历经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正慢慢走向以“低碳为核心”的“绿色经济”。具体地说，除了要构建以低碳为主的经济结构，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和新产业崛起之外，除了要实现能源产业的清洁绿色之外，还需要整个制造业特别是资源加工业，全面推广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否则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不能实现。

（三）摒弃异化消费，倡导科学、文明的低碳生活消费方式

长期以来，工业文明所倡导的以利润为目的，过分追求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带动了社会步入现代化。这种倡导“高碳”发展思想早已深植人心，同时也深深影响到人类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所谓的“消费的社会”和“异化消费”。我们可以看到，生态文明建设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靠全民参与，全民保护生态，全民恢复生态，全民享受生态，全民补偿生态，并且全民实行节约，节电、节水、节能，这是保护生态的实际行动，让生态文明进入我们的实际生活，家家户户都要实现生态文明。节约一度电，节约一立方气，节约一立方水，是最重要的节约能力，这样生态就恢复了。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应大力加强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培养人人都做环保的“低碳人”的思想。从环境理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使人们明确奢侈性、浪费性观念的危害性，帮助人们从“人类中心主义”中解脱出来，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节制自己的欲望，自觉树立人的需求、消费与自然界生态协调、同整个人类生存空间和谐的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念。同时在全社会培养科学、文明的低碳生活消费；倡导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和科学消费，优化消费环境，使不同阶层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趋于生态化、科学化和人性化。指导人们如何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做起，为社会的节能减排作贡献。低碳生活方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应该积极倡导，自觉付诸实践，齐心促进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人类本身，来自近几个世纪来工业文明和科技理性的过度张扬，以及人类肆无忌惮的开发与毫无顾忌的对大自然的破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指的现代性与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当下面临的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切实地威胁人类命运的巨大难题。为此，就需要进行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变革，从观念上、生活方式上、生产方式上、制度上建设生态文明社会。

参考文献：

[1]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