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关键词：现代远程教育理论经济学；案例教学；问题分析；解决对策

伴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网络教育的发展，对理论经济学中的案例应用教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传统的教育体制的影响再加上案例教学在理论经济学中应用的比较晚，使得案例教学在我国的理论经济教学中的重视程度、教学手段以及师资力量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的问题[1]。本文主要就案例教学在理论经济教学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一现代远程教育的经济学研究

伴随着成人远程教育在国内的蓬勃发展，远程教育的经济学研究也得到了广大学者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的目光集中在远程教育的经济学。本文主要立足于教育经济学的核心领域，借鉴国外的教育经济学成型的研究规律对我国的远程教育经济学进行研究方向的展望。主要应该对以下三个方面加强研究:远程教育的外部效率研究，主要涉及远程教育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以及远程教育带来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效益等。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研究内容也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教育的生产函数、规模经济以及师资供给与相关培训等；最后一方面研究是如何更加公平高效的为教育生产提供相对充足的资源。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更好的对教育财政进行有效的研究。

二案例教学的内涵以及重要性分析

案例教学起源比较早，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后来在欧洲以及其它国家流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案例教学就被引入到了中国，在管理学、法学以及其它学科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也正是因为有科学的；理论支撑才使得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理论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当中。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需要通过具体的案例来理解和深化理论的具体内涵，除此之外，还要在理论指导下学会认识、分析以及解决问题。案例教学的精髓就在这里，与传统的教学方法不同，案例教学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创新性以及互动性。对于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三在我国的理论经济教学中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传统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的影响

应试教育是我国传统的教育机制，而传统的教学理论是以教师为主的“填鸭式”的形式，这与案例教学中的理念是完全相背离的。受传统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的影响使得案例教学在我国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没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基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及教育机制下，很多学校对于案例教学的重视度不高，对于鼓励和倡导实施案例教学的机制也是缺乏的[2]。

（二）案例库不够健全

想要进行科学有效的案例教学就必须具备科学、合理的理论经济学的教学案例。因而学校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案例库。但是在构建理论经济学的的案例库时需要耗费的时间比较长，难度系数比较大。有些学校在对案例进行收集、分析、研究以及整理方面还比较落后。很多案例都是从一些文学作品、期刊以及报纸上照搬来的，采用这种方式对案例进行编制，虽然就案例的教材以及案例的内容而言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差距，但是案例的教材与内容却没有一定的代表性以及典型性。对学生的启发性不大，严重影响着案例教学的质量与水平。

（三）教学手段落后

案例教学需要一些高科技的技术来支撑，比如多媒体技术、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等。这就不免会给很多高效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有些学校缺乏专业的案例教学教师，在多媒体的教学工具以及案例课件、信息传播等方面的资源是严重缺乏的。案例教学的本质是一种实验性的教学方式，对于专业化的实验室以及实验设备的要求比较高。这种要求对于高校的经济也是一种压力。由于实验室以及实验设备的缺乏，使得经济学案例教学在高校的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自然就降低了教学的效果。

（四）师资力量不够

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占据着主体地位，但是并不意味着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就失去了作用。在国内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教师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对教师的分析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一定程度的要求，具备这些素质的教师才能符合教学的需求。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教师在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高校进行教学，理论教学的素质比较高，但是还是缺乏实践经验的，不仅如此，在应变能力、判断能力以及融会贯通的能力上都存在很大的不足。总的来讲，国内的理论经济学的案例教学是缺乏强有力的师资队伍的。因而各高效需要加强师资力量建设，通过完善师资力量来促进案例教学的发展。

四提升我国理论经济学中的案例教学质量的有效措施

针对案例教学在我国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措施，供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一）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提高理论讲授与案例教学

伴随我国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远程教育也作为一种比较新型的教育模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现代社会人们提倡终生学习，而远程教育正好满足了人们对终生学习目标的需求。案例教学采用远程教育手段，通过函授、面授或者自学的形式来开展教学。通过对各种媒体信息手段的应用来对师生进行联系，进而对课程内容进行远程的传授。如今社会是现代化的信息社会，网络资源的信息量比较丰富，海量的教学资源可以任由受教育者进行选择。在远程教育中，教育的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以教为主转变为现在的以学为主。远程教育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不同地点的快速学习，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对经济学案例讨论作出及时的评价，对其中的关键性的问题进行科学的指明，建立网络讲堂的资源，方便更多的用户使用。不仅如此，远程教育技术还可以对学生的分析进行有效的指正，帮助学生及时的发现问题的存在进而更好的提高学习的效果。另外，在教师的正确指导下，学生可以对案例教学进行归纳和总结，通过不但的锻炼来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而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总之，现代远程教育可以利用技术条件充分的发挥各种教育资源的优势，进而提高各类教育教学的质量与水平。为不同的学习对象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

（二）加大对教学理念以及教学模式的革新

基于新课改的背景下，想要提高案例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就必须对传统的教学理念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在教学的过程中，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开设更多的案例教学课程，通过对案例进行科学合理的编制来促进案例教学的发展。另外，通过教师的正确指导，学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尽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7]。

（三）建立和完善案例库

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依据教学的大纲内容以及教学内容，通过对多媒体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来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经济学案例资源，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案例库进行不断的完善。加快我国经济学案例库建设，编制适合我国理论经济学教学需要的高质量案例。在案例教学中，想要提高教学的质量就必须提高案例库的案例质量。因而，在现阶段，就要加大对经济学案例库的建设。首先，对案例的选择一定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要在实践中形成一定的案例，这样形成的案例才有利于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解决。其次，案例要能提供人们思考和解答问题的多种路径和空间，切忌用所谓标准化的惟一答案来束缚学习者的创造性思维。最后，应该紧密围绕培养目标和课程目来对案例进行标编，在案例教学中，不管是对案例进行选择和编制，还是对案例教学进行设计，都应该要围绕培养的目标和课程目标进行开展。

（四）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

案例教学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落后的教学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案例教学的需求。因而必须要对教师进行培训，通过转变他们的教学观念来实现对他们教学技能的提升。从事案例教学的优秀教师需要具备以下三点优势:首先，必须对经济学以及相关学科进行透彻的了解。一个教师如果缺乏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未能掌握宽厚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不懂得经济学理论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国内外理论探讨的前沿及进展，是搞不好案例教学的。其次，要对案例有所了解，对案例中隐含的理论知识有个透彻的了解，明晰基本的经济理论知识。教师不仅需熟知案例内容，还要关注整个案例研讨过程，要为案例讨论过程作好充分准备。最后，要有平等的观念。教师不能以权威自居，要转变角色，增强对话、沟通意识，要能听取学习者的不同意见，尊重学习者的创见.对于案例研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及不足，最好是在启发学习者的基础上让学习者自己通过讨论加以解决。

五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我国理论经济学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水平，有利于对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有效的培养。不仅如此，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以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的案例教学起步比较晚，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会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分析，一定能够对我国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的案例教学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吕文慧.浅论微观经济学课程案例教学改革[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117-120.

第2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关键词：统计学理论；安全经济分析；应用

具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每年由于相应灾害事故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为国民生产总值的死个百分点。伴随经济的全面进程，民众对安全的要求也不可同日而语。安全经济与资源及环境一样，被列为基本国策。文章将以统计学理论在安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作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予以深入的探究，相关内容如下所述。

1安全经济统计标准的构建

安全经济指标即通过数字，客观的体现安全经济统计目标的状态及特性数据，亦为安全生产状态及能力的定量化显示。安全经济标准机制即通过一些和安全因素存在内质联系的经济特点标准所构成，要客观、合理的体现安全目标、安全状态及效果等安全经济质量特征。

安全经济统计的基点即为设计一个安全经济统计标准与相应的模型，而合理有效的安全经济质量及数量标准机制，能够深化企业对安全生产状况予以动态、科学的评价，为深化企业安全经济决策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政府监管系统予以统计监督铺平道路。而且，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为安全工程、安全活动及安全工作提供依据。

2安全经济指数的应用

众所周知，安全生产即为连续的过程，安全投入与事故为正相关，那么怎样从安全经济结构的相关环节，分析安全系统的基本状态即为安全经济综合指数的侧重点。安全经济综合指数要分析安全投入、事故损失及安全效益等参数，对安全经济系统运行环节予以综合性研究，分析安全经济运行的有效性。

安全经济统计指数的意义包括下述几点：第一點，通过统计指数分析繁琐安全经济现象的变动方向。举例说明，经编制安全生产指数能够在纵、横双向上体现安全生产相对水平及改善情况，同时事故综合指数能够通过差异化事故后果特点指标去整体评定事故的危害性；第二点，通过统计指数对安全经济现象的变动予以因素研究，分析相关因素对安全生产的作用，尤其是在大环境中，研究经济发展及安全生产之间的影响，可以为出台有效的安全生产策略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三点，通过统计指数研究繁琐安全现象的长期变化状态，依附于动态指数所构建的指数数列，体现安全现象在很长时间范围内的动态特性；第四点，通过统计指数对多指标的安全经济予以整体评估。而安全经济现象能够经指数予以整体评定，这样便于对特定安全问题的发展程度予以整体的数量分析。

3安全生产及回归分析

安全经济系统涵盖下述及方面：①安全经济利益；②安全分工协作；③安全经济效益；④安全数量关系，而且安全生产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部分，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内质联系。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相互制衡，会因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及能力的影响而出现改变，经济活动能力及产业结构、工艺等因素都对安全生产形成一定的冲击。

安全经济的数量相关性即为安全经济关系的基础，分析安全经济的数量比率即为安全经济统计分析的基础。所以通过统计学评定分析、回归分析以及因子分析等举措，可以理顺安全生产及社会经济进程间的关联与影响结构，研究经济损失、安全投入和安全有效性的关系，能够发现安全生产方面经济现象中潜藏的规律，这样便于从根本认识安全经济客观规律，为安全经济的规划与安全管理等奠定良好的基础。

4安全生产的时间序列分析

安全经济现象即社会生产环节的构成因子，与社会经济现象共同处在运动与发展中。安全经济统计也是了解安全问题的一种方式，不但要从安全经济现象的关联性及制约中予以分析，同时要从其发展规律中予以分析。在安全经济统计分析过程，经时间序列资料研究，能够有效规避下述问题：首先，经计算水平标准及速度指标，掌握安全生产的发展变化规律；其次，通过时间序列的解析，利用长期趋势研究、循环变动研究等掌握安全经济现象的规律；最后，在对时间序列相应变动的基础上予以研究，把安全生产过去与现在的脉络及规律予以拓展，通过定量模型预测安全生产在以后发展的情况。

安全经济的时间趋势预测，尤其是匹配于宏观经济予以预测，针对客观了解安全经济发展规律意义深远，设计安全生产发展举措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安全生产方面，对生产安全事故率指标予以预测，可以掌握安全生产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5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经济的全面进程，民众对安全的要求也不可同日而语。安全经济与资源及环境一样，被列为基本国策。安全经济统计的基点即为设计一个安全经济统计标准与相应的模型，而合理有效的安全经济质量及数量标准机制，能够深化企业对安全生产状况予以动态、科学的评价，为深化企业安全经济决策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政府监管系统予以统计监督铺平道路。而且，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为安全工程、安全活动及安全工作提供依据。通过经济学及统计学理论处理安全经济问题，研究企业安全生产现状与未来可能达的水平，评定安全投资收益及择取最佳安全经济方案，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安全的相关因素予以分析，能够找到对安全状态产生一定影响的因素，为企业安全经济决策铺平道路。

作者：王奥

参考文献： 

[1]王子介.试用经济学理论评估安全效益[A].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职业安全健康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6. 

[2]丁卫平，王杰华，管致锦.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教学评估智能辅助决策平台的设计与实现[J].电化教育研究，2014，04. 

[3]张文文，尹江霞.AIC准则在回归系数的主相关估计中的应用与计算[A].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第九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3. 

[4]黄江林，杨俊义.试论当前县级政府统计工作及法制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A].2015山西省统计科研成果汇编[C]，2015. 

第3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针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各国纷纷采取行动进行节能减排以控制温室气气体排放。为此，国际社会经过漫长的谈判过程，终于达成了一系列多变法律框架协议，取得了显著的合作减排的成果。从某种角度来讲，全球合作应http://对气候问题的举措与其说是一个环境条约，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贸易条约。因此，环境问题的法律规制背后蕴涵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碳交易的定义与内涵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源于20世纪经济学家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即在一定范围内满足环境质量要求的条件下，授予国家或私人以一定数量合法的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权，允许对排放权视同商品进行买卖，调剂余缺，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碳交易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密切相关。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以下简称《公约》），并于同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公约》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公约由序言以及26条正文组成，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了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公约》将全球各国分成两组:附件i国家和非附件i国家[1]。前者是指那些对气候变化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工业化国家; 后者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和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要求对气候变化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工业化国家采取具体措施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源”是指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任何过程的活动; “汇”是指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的任何过程或活动）的国家清单的义务。同时，《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2]。但是，在此公约中，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对其确立的“最终目标”——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安全水平中的概念“安全水平”予以量化界定。只规定各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由附件i国家首先采取行动，在2000年底以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本国1990年的水平。因此，它也成为了后来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

（二）《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及发展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经过了复杂激烈的谈判之后，终于通过了《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议定书》比之《公约》规定了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和时间表，它是各国政府第一次考虑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或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第二，它建立了一系列旨在削减温室气体减缓成本的、创新性的“合作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interb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iet）、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ji） 、清洁发展机制（cdm）[3]。iet允许附件i国家之间相互转让它们的部分“容许的排放量”（“排放配额单位”）；ji允许附件i国家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信用，结果实际相当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转让了同等量的“减排单位”；而cdm允许附件i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认证的减排量” 。

因为有了京都议定书的法律约束，各国的碳排放额开始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因而也具有了商品的价值和进行交易的可能性，并最终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的碳交易市场。由于二氧化碳是最普遍的温室气体，也因为其他五种温室气体根据不同的全球变暖潜能，以二氧化碳来计算其最终的排放量，因此，国际上把这一市场简称为“碳市场”。

转贴于 http://

  二、碳交易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在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之中，产品是市场需要的产物，通过市场的消费，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从而产品的生产者实现他http://们的利益[4]。环境问题的产生也是根植于生产活动这一人类最本质的活动的。在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人们面临要处理的两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与自然的作用与被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和紧张，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和侵害直接反过来又威胁到了人类本身的生活状态，环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和需要，这也是全球环境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源泉。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这种论点直接来源于科斯（coase）的产权管理思想的经济学解释。现代产权理论是对传统的外部性理论的扩展，主要讨论了外部侵害导致的“社会成本问题”。它用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并且依据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主体性范畴和力量模型来分析“个人和企业实施一定行动的权利转让及其对生产和销售的影响”。

假设产权明晰和没有交易成本，拥有产权的各方可以在不需要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讨价还价协调利益，实现无成本的优化管理。由于对于大气等人类共有资源，产权不易界定，于是国际组织或政府之间通过谈判分配许可额度，来建立许可额度的交易市场。因此，这也可理解为一种市场优化的配置，也是一种对产权管理方法的近似值。西方学者在应用这种经济学理论分析气候变化的问题时，将大气作为人类的共有资源。温室气体排放表现为全球外部性，在非合作的条件下，一国的减排水平决定于本国的减排成本与全球总边际效益曲线交点的局部最优；在合作的条件下，减排水平取决于自身的减排成本与全球总边际损失曲线的交点，即社会最优。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看待各国，所有国家都希望自己获利，而此时一国拥有的廉价减排机会为全球共享，同时它的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国际资源转移加以补偿[5]。现实当中，在非合作条件下，不同损失情况时的减排都主要集中在欧盟和美国，撇开发展中国家不讨论，因为这些国家相对减排成本太高；在合作条件下，全球减排1个百分点，全球总福利上升，cdm机制中的附件i国家也获得了gdp的净增值利益。

（二）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一词是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并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对交易成本的含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科斯指出:任何一项交易的达成，都需要契约的议定、对合约执行的监督、讨价还价以及了解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与需求的信息等，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就是“交易成本”[6]。由于市场交易不是处于一种没有摩擦力的真空状态，所以，“零交易成本”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有时候因成本过高而使交易无法达成。为了克服市场交易的固有缺陷，企业应当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奥立弗·威廉姆森在科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交易成本还分为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前者是指起草、谈判和保障契约履行的成本，后者指的是调整契约、纠正事后的不适当而进行讨价还价的成本、与管理结构有关的组织与操作成本、约束成本等。①转贴于 http://

  在科斯定律所假定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人们可以通过交易来改变初始的权利界定。这说明，在这个假定世界里，法律规定对于资源效益配置是不起作用的，就好比摩擦力相对物体运动在真空世界不起阻力作用一样（第一定律） 。然而，这个假定正是为了证明在有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法律制度所起的作用:在交易成http://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制度，则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第二定律） 。

在研究方法上，交易成本理论从法律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功能出发，为论证法律的合理性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并进而通过主体对交易规则的理性选择而实现法律的优化。正因如此，交易成本理论才成为经济分析法学之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路径。

竞争与合作是国际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态，变动不居、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总是表现为竞争与合作混合状态。由于权利的稀缺性使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也正是由于权利的稀缺性促使国家必须进行权利的交易以满足各自需要。而全球化的浪潮更是“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交易的前提是权利的界定，主权原则是构成国际秩序的基石。国家作为国际市场的平等主体，在各种形式的国际交往中让渡着自己的国家权利。而这种国家权利的存在是正常国际交易的前提和实质性内容。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世界中，任何国家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就必须与其他国家展开广泛的交往。要想实现正常的国际交往，国家之间必然需要相互出让各自的某些权利。因此，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国家间权利的相互让渡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国家间的交往形式也以明示或者默示的契约形态表现出来。可以说，以“契约性条约”②为基本形式、以国家间的权利让渡为主要内容是国家间交往的核心和实质。国际法之经济分析的理论意义在于，当汉斯·摩根索和爱德华·卡尔等现实主义学者对国际法作用产生质疑的时候，国际法的经济分析论证了国际法在国际社会的基本功能。国家以条约确定彼此间的权利归属，用准确的语言设定权利义务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交往的不确定性和促进稳定的预期。国际组织将国际交往的规则固定化，并以组织化特征使国际法的强制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国际组织的监督机制和大量的国际司法及仲裁机构则构成了国际交往的外部监督机制。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国际间的合作。

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问题的合作路径上，交易主体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理性地选择最有效的国际法律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对国际法本身的优化，这是推动国际环境合作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之一。比如，为了降低缔约成本，《京都议定书》的出台便是循着这一路径达成的条约。所以，对国际法各个领域的经济分析也应该成为国际法学的新的研究路径。

（三）福利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是环境经济学这一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该理论一方面揭示了市场经济活动中一些低效率资源配置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为如何解决环境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提供了可选择的思路。

外部性理论即是指一种向第三人施加其并不情愿的成本或者效益的行为，换言之，是一种其影响无法完全体现在价格和市场交易之上的行为。外部性又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又称为外部经济性。当一个人发明了一种治理污染的好方法时，这一方法所带来的益处将被其他很多人所享用，但这些人却并未向发明者付费，这就是一种正外部性或称外部经济性。同样的，负外部性又称为外部不经济性。排污的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引起负面影响的行为，而排污者并未将这些负面影响纳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与价格之中。因此，若排污者从排污行为中获益，而治理污染的费用转嫁到他人身上，就形成了所谓的外部不经济性。

对于环境资源这样的公共物品来说，因为产权难以界定，环境资源易有被滥用的问题。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免费使用环境资源，减少在排污行为中的外部不经济性，庇古教授提出了“庇古税”的说法，即根转贴于 http://

据由权威机构或者政府给外部不经济性确定了一个合理负价格，据此征税。“庇古税”根据排污者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来征税，以此弥补私人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这是一种运用经济调控的手段，具有极强的理想色彩，在实践操作中却面临很多的困难。比如说缺乏确定最优排污量标准所需要的信息。并且“庇古税”的http://征收标准的确定必须以对边际私人纯收益和边际外部成本的确定为前提条件，而边际外部成本的确定是十分困难的，环保部门要了解并掌握边际私人纯收益曲线也是困难重重，因为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使排污者向政府如实报告其成本和收益情况。

第4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一、企业本质与公司管理

公司不完备契约组合中各个资源要素使用权的转让形成了公司契约组合中的原始契约，而原始契约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保本理论，即在各项投入要素增值保值最大化的过程。然而，由于公司初始契约本身存在不可预测性、不完全性等特征，依据阿宏-博尔顿模型，如果无法预期复杂的投资行为而无法明确各权责，那么可以通过适当的调节控制权的配置来达到管理企业的效用最优，即根据企业的不同状况，将公司管控权适当的分配给管理层、投资人，或根据情况制定相机政策。然而，获得了管理公司的权利并不意味着这项权利能够有效落实，这就需要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来予以保障。因此，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能够做到优化配置各个资源要素管理公司的权利，不同本质的企业，其资源要素在公司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因此，企业本质就是公司管理的逻辑出发点，是探究如何更好地发展企业的理论基石。企业中的每一个要素所有者都追求着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企业的本质取决于哪种要素所有者占据公司的主导地位，即公司的管理权分配问题。学术界给出的企业演进过程是：首先应当转变传统的股东权利至上的观念，将公司的主导权变单一集中制为多种资源所有者共享制，即让财力资本所有者证券化、虚拟化。随着发展模式的成熟，一直附属于人力资源的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源必将凸显。资本裂变的过程体现出了企业本质的变迁。古典企业的本质表现出股东权利至上原则，其余资本依附于财务资本。传统的公司契约组合体现出财务资本所有权和非财务资本所有权相分割，并形成了独立的资本要素；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成熟，财务资本从公司管理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证券化、高虚拟化特点。新的公司经营模式不但让人力资源所有者的功能更凸显，组织资本所有者的作用更显现，社会资源也开始在企业的边际动态中体现出来。

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公司本质的认识也将越加的深入，企业也将以动态的管理模式来治理集团公司，治理动态的发展就是新时期对资本观念的深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作为资本裂变的各项要素的不完备契约组合，利益链当中的相关人更加关注公司的运营状况和收益水平，即确保投入资本在保本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获益，这种现象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斯最优理论”来解释（强以华，2006），如图1所示。把图1中切点连接起来形成一条曲线OAOB，即由两种资源要素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点的轨迹所组成的曲线就叫做交换契约线。在交换契约线上的任意一点，表示交换处于均衡状态。若沿着契约线进行交换，一方效用的增加以另一方效用减少为代价。若离开契约线进行交换，总效用将减少。在交换上符合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条件：MRSXY（A）=MRSXY（B）。

二、企业本质与财务会计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1990）曾经在其学术著作中写过：“财务会计理论的进步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蕴含着需要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财务会计理论与企业发展的内在联系，及财务会计理论的进步与企业发展的逻辑对应关系。应当从企业本质的角度来看待一些问题。

WilliamR.Scott从给社会带来的效益的角度将公司描述成由财务资本、人力资源、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源四个不同的资源要素的不完备契约组合。这是对企业本质的宏观性描述。实际上，公司不同发展阶段将会对应着公司不同的特性，也决定着不同的资源在不完备契约组合中所处在怎样的地位，并借助财务会计的信号理论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内涵与财务会计有着本不离质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企业本质与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进程有着相对应的关系。从深层剖析，财务会计信息衍生于资产所有权，是资金标价分工和专业化的成果。在资本市场上资源要素拥有者通过权益的形式体现于不完备契约组合中。这种约定通过货币计量方式对公司财务以及资本形成了初始合约。这种不完备原始契约的出现也使社会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产并予以标价，同时也出现了专用性资产。显然，最初的各类资源要素是以物质形态出现的，若仍未落实物质形态或货币标价计量的可借助资本市场的拆分。其资源的拥有者将会变成企业的实际出资者，来拥有公司的实际掌控权。很明显，在这种控制理论下，对资产定价及考评的要求衍生了按照资金、资源拥有者的意愿确定和计量属性传达的财务会计消息，归属于单方面私有契约属性。企业所有者的核心目标就是所投入的资本和公司资产在保本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获得收益，与此同时，以企业资产拥有者利益为核心的企业中的会计理论体系，就是财务会计理论传统上的“资本基本主义原则”。但是，现阶段企业理论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人力资源的特征和功能不断地被发掘，找到了创造公司剩余价值产生的动力源泉。

当代的公司契约组合中，财力资源已经表现的越来越虚拟化、被动化。而公司发展的前途终究还需依靠于人力资源的推动。因此，不应该把人力资源结合与企业剩余的关系简简单单用“激励”二字来形容。更应该是让人力资源的所有者取得公司所有权。因此，随着对企业本质的深入了解，不同的发展阶段公司会体现出不一样的政策安排，而机制的核心就是确认哪种要素的所有者在契约组合中占主导地位。从最初的简单的财务资本所有者为主导的公司掌控权集中制度逐步将要素分裂成财务资本、人力资源、组织资本以及社会资源，并形成了较为复杂的不完备契约组合，单独的核心资本理念在公司中难以分辨，因为不同要素的所有者在企业中逐步建立了所有权共享机制。然而，精确确认与计量企业剩余以及在各个资源所有者配置之间需要一个计量方式或者量化部门，这无疑就应该是财务会计部门的专长。

三、公司管理与财务会计理论

公司管理与财务会计理论密切相关，因为自愿性披露体现出不同资源所有者相互制约的财务会计职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模型理论的实现程度，简而言之，企业持久性经营的良性发展依赖于财务会计的披露。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司管理可以被看作是为了公司持久性经营而贯彻信息披露的一种政策性安排。合格的财务披露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公司管理的目标，换而言之，企业财务披露是管理公司的一个重要的项目。财务会计披露的优劣影响着公司的运营。同时，公司治理的好坏也影响着企业财务披露的要求、内容和质量。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优化、相互推动。许多实证性分析都予以了证明。从实证性研究的角度而言，许多国外学者以外国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审计委员会和企业内部审计之间的关系，发现合格的企业财务报告大多是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经常沟通交流、监督评价的结果。并通过研究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与公司财务报告的关系，发现越是处于困境的企业，其非独立性的董事成员就越多。这两个研究都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有利于公司财务报表质量的提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群教授等（2009）以亚洲1000家企业为单位研究了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信息含量与企业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发现了集中的所有权形式和金字塔模型的交叉控股结构导致了控股股东为了自身的利益，破坏了财务报表的高质量性，使得企业财务会计披露的信息量降低，这无疑损害了外界投资者的利益。由此来看，公司管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更加依赖于财务会计理论。因为公司的持续经营依赖于各个要素所有者之间相互制衡，而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恰恰能体现出这一点。换而言之，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披露是管理公司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安排。

四、企业本质、公司管理及财务会计的逻辑契合点：资本保全理念

笔者已用实证性研究分析了企业本质与公司管理、企业本质与财务会计以及公司管理与财务会计间的逻辑契合点，那么，企业本质、公司管理和财务会计三者之间的契合点又如何呢？著名经济学家WilliamR.Scott先生的资本保全观念将这三大板块融为一体，并归纳为以下三点：资本的价值要借助企业这种不完备契约组合才能实现增值保值。对于当代企业本质的了解也从过去传统的资本观念向现代的观念演进，简单的财务、人力资源二分法在逻辑上有着明显的缺陷，然而财务资本、人力资源、组织资本、社会资源的分权掌控企业的理念则是解决企业现有问题不足的方针。资本演进从过去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为现如今的财务资本、人力资源、组织资本、社会资源。它们虽然有各自的内涵和范畴，然而对于不同治理理念的企业来说，它们四者在企业表现的地位也不同，并且相互间存在着依存关系。具体表现在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源权重的优化配置问题，以及人力资源与组织资本、社会资源的内联性，即人力资源是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基础，而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创造条件的前提是人力资源发展具有成熟性。

第5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内容摘要：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分歧很大，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将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纳入其相应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下，其异同源头及鲜明的共性与个性特征清晰可见。本文以不同的经济分析框架为划分依据，探究其不同公司治理理论的源头、评价其共性与个性特征。

关键词：经济学 资源配置 公司治理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公司治理问题，就是要探究由公司治理制度所支持的公司资源配置对公司绩效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公司治理理论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决定了该理论对公司资源配置的认识，决定了其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经济学基础是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所在。股东至上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组织控制理论作为三种主要的公司治理理论，实际上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学框架之下，有着不同的微观基础，因而对公司资源配置及其相应的治理制度有不同的观点主张。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20世纪早期公司经济开始兴起之时，新古典经济学早已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大批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总是最优的，习惯于把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就自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公司资源配置的基础思想，而公司资源配置观又构成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

（一）交换活动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在西方经济思想嬗变的过程中，当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新古典经济学取而代之后，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就由生产领域转向了交换领域。主流经济学家视交换活动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并致力于研究所有互利的交易机会的条件，以实现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互利的交换过程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视阈中改善经济绩效的唯一方式。主流经济学家对交换活动特征的抽象认识成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石，进而成为建立在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微观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领域的研究持敌对态度，力图使生产服从于交换，并将交换活动的特征抽象为即时的（现在的行为不影响将来）、分立的（个体的独立行为）和确定的（至少是可计算的），由此产生了将资源配置视为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资源配置观。可逆性是指现在的资源配置不会对未来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即当期行为只产生当期效应；个体性是指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性质允许每个经济参与者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生产资源，而与经济中其他个体的决定和行动无关，即个人行为完全独立于其他人；最优性是指资源配置过程无非是在一定的市场和技术约束条件下，对不同经济结果进行选择，即资源配置过程就是在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都是已知的前提下，从中选择最优的。可见，主流经济学家在对交换活动特征进行抽象的基础上，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二）新古典资源配置及其变体与公司治理

在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础上，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资源配置是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那么现有资源的最优利用就只能通过完全的资本、劳动和产品市场实现，即保证资源自由流动的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在将新古典资源配置思想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时，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将整个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完全运用到公司资源配置，并演绎出对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认为理想的公司治理制度是能够支持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而且各种制度条件的相互结合，将确保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控制，股东至上理论即是能够支持公司资源配置由市场控制的公司治理理论，因而股东至上理论实质上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公司治理中的体现和运用。第二种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变体，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仍然延用其个体的和最优的假设，进而逻辑演绎出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方向，是要保障在进行收益分配时，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参与者提供适当的激励，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此思想基础上应运而生。可见，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主要理论观点，实质上都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全部或部分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两种公司治理主张必然有共性也有个性，其共性与个性的根源也都能够一目了然。要深入理解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共性与个性，还需要对两种理论的共性与个性做进一步的评价，进而奠定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

（三）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评价

如前述分析，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脱胎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成为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共性的源头。从研究方法来看，两种治理理论都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静态分析方法，专注于研究公司现有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剩余分配”问题是两种治理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其重点在于谁得到剩余收益，及这种剩余分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来看，由于股东至上理论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公司资源配置中的完全运用，因而坚持以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认为能够支持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型治理是最优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并未说明产生“企业专用性”的原因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倚重的公司资源配置概念未能超越新古典静态资源配置观，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仍然是以市场绩效为基础，并主张以公司治理制度作为市场的补充，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个人提供适当的激励，以防止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

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在共性凸显的同时，各自都存在鲜明的个性特征。具体来说，由不同的资源配置观所孕育的相应公司治理理论的独有个性可以归结为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公司经营目标差异及公司治理改革主张差异四个方面。

首先，从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基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私有财产的传统逻辑，认为股东是唯一的委托人，倡导维护股东权益，防止经理层对股东权益的侵蚀，形成了在股东对管理层的经典委托框架下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范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在突破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的同时，也突破了对委托人范围的认识，委托人不再仅仅局限于股东，而是包括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所有利益相关者），因而管理层作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人，其责任范围应包括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团体。

其次，从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将企业视为纯粹的“投入产出转换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黑箱”。利益相关者理论由于强调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因而将企业视为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正是通过实物和人力资产的组合才形成了“集体生产力”。

最后，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坚持认为公司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倡导在实现股东利益的同时，必然对整个经济体系绩效的提升也是有利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凸显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认为公司应让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价值最大化。

由上述分析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将其视阈囿于交换活动特征分析的基础之上，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探究公司资源配置时，新古典资源配置观或其变体被运用于公司，进而孕育了共性与个性都鲜明的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两种主要理论观点―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基于创新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奥沙利文（O’Sullivan）的组织控制理论则不落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直接以创新经济学为基础，建立起与上述两种理论针锋相对的治理理论，给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带来了一股清风。本部分将对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及其观点主张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创新与创新型资源配置

创新的特征是奥沙利文（O’Sullivan）建立其公司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她将创新的特征归结为一个具有累积性、集体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累积性是指创新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生产质量更高、成本更低产品的学习是通过一个累积过程形成的；集体性是指集体学习过程中的个人学习受他人学习的影响，并能合成一个新的、集体性的知识；不确定性是指进行创新的企业因学习过程可能未取得成功或无法取得竞争优势而获得回报，因而面临着生产的不确定性与竞争的不确定性。创新型资源配置建立在创新特征的基础之上，是对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的概括。创新是集体的、累积的和不确定的，就意味着对创新进行资源配置必须经由一种三位一体的过程：开发性的―必须毫无顾虑地将资源投入到收入不确定的投资项目中去；组织性的―收入是通过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整合产生的；战略性的―资源的配置要能克服现有市场和技术的条件限制。

（二）创新型资源配置与公司治理

奥沙利文（O’Sullivan）认为，能够催生创新的资源配置过程所具有的开发性、组织性和战略性，意味着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条件将分别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支持。财务承诺制度使企业组织能够获得进行生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资金来源，并一直持续到可以产生收益、企业可以借此收益提供的财务流动性生存之时；组织整合制度对置身于企业内部复杂劳动分工中的参与者提供激励，使其将技能和精力投入到企业目标的实现中去，将人力和物质资源整合到开发和利用技术的组织过程；内部人控制制度保证公司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控制权掌握在与产生创新的学习过程结为一体的决策者手中。没有支持组织整合、财务承诺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制度，企业就不能通过对集体学习过程的战略投资产生创新。

（三）组织控制理论评价

组织控制理论以创新活动的特征为逻辑起点，由创新活动的特征分析得出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进而逻辑演绎出对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可见，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与新古典框架下两种治理理论建立的逻辑演绎过程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司经营目标、公司治理改革主张，都必然与新古典框架下的两种治理理论―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背道而驰。

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运用的是动态分析法。组织控制理论直接以创新活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创新型资源配置的动态性质与新古典静态的资源配置观截然对立，相应的其动态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的静态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组织控制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剩余生产”，探究如何通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生产剩余收益。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将研究的重心由新古典的交换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集中关注生产领域中的创新活动，建立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以产生持续的剩余收益。

再次，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下的公司经营目标是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对企业的委托关系并不强调，因而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建立在对委托关系认识的基础上，而是直接以其聚集的创新活动为基点，通过持续的企业创新来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

最后，从公司治理改革主张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中理想的治理制度是由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制度条件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对知识和资金的组织控制，从而支持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这显然与新古典框架下主张保障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截然对立。

参考文献：

第6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关键词：公有制；私有制；效率分析；比较研究

公有制与私有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出现的两种所有制形式，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能使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研究现实中的所有制问题。

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内涵与区别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的公有制就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它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指出，“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公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一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人民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公有制内涵的论述包含两个基本思想：一是公有制是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二是这种公有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应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公有制的论述，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和预见，至于公有制在实践中采取怎样的形式并没有做详尽论述。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远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研究那样深入和具体。原因很简单，这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在缺乏实践的基础上，不可能对问题有具体、深入、充分的研究，更不可能穷尽未来，以所有可能的实践为依据对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因此，关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说，要由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实践中来研究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因此而不断丰富和与时俱进地发展。

事实上，关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的研究和理论发展，是由列宁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实践中完成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实践，公有制经济也在实践中运行。由于历史并没有完全按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进程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条件下运行。现实中的公有制经济因此表现出许多新特征。列宁在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经验和“新经济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对现实中的公有制经济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列宁认识到，“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那么，这种过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

这些论述体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认识上有所变化。第一，能否建立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公有制，根本在于生产力基础，生产力对建立公有制具有决定意义。第二，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存在受到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存在多种不同的经济成分。这意味着列宁对现实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认识更具体了。

斯大林以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发展的实践为依据，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发展。第一，斯大林在列宁合作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基本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从理论上论证了集体所有制这一形式存在的客观性，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有制就是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种形式的局限。第二，斯大林把国家所有制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或者说，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全民所有制。这是对全民所有制经济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来运行的具体化。第三，斯大林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产品的所有权不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属于国家，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土地、机器)属于国家，产品则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有制内涵的认识不断具体化，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理论。对公有制认识的反面是对私有制的认识，或者说，必须明确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实质区别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公有制的实质在于共同占有，这种共同占有具有以下两方面内涵(同时也构成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根本区别)：一是公有制的财产是一个整体，不能量化到个人，这是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如果把公有财产量化到个人，那么公有制也就不存在了。无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其每一个成员只有作为整体的一分子才是所有者，离开整体的单个人不能成为公有财产的所有者。而私有制的财产必须量化到个人，不能量化到个人的财产不能归属于成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二是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自然生成的，只要在这个经济体的范围内，就自然成为它的所有者。进入这一经济体成为所有者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同样，离开这一经济体也不能带走任何东西，只能自动放弃所有者的身份。而作为私有制经济体中的所有者不是自然生成的，必须与自己的投入相联系，否则不能成为私有制的所有者。当然，在他离开这一经济体的时候也不会自动放弃所有者的身份，可以带走属于他自己的财产。

在现实生活中，所有制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了。但只要用这两条标准来判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就能准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

经济的内涵和实质。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公有”，而不是“共有”，“公有”与“共有”有着不同的内涵，不能把“共有”等同于“公有”。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阿曼·阿尔奇安认为，竞争是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冲突的形式，如何解决利益冲突问题，也就是采取怎样的竞争形式问题。他认为，对于交换不能只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不能只考虑每个买者或卖者都努力借助交换来达到更理想的境况。交换还涉及到竞争和产权方面的问题，“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从而，社会成员能借以努力获得更多商品的报价，竞争形式和行为(不然其他人就会得到这些商品)就成为人们注意的重点。”

阿尔奇安从交换引出竞争后，强调竞争是受约束的，而这种约束表现为私有财产的形态，即所有制问题。对于产权，他认为，“私人产权之所以是一种权利，不仅是因为国家正式对它们做了那样的规定，而且因为个人也要求行使这样的权利，至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这似乎也是一个事实。”“在任何社会里，资源的个人使用权(即产权)都能得到解释，即它们达到了社会风俗习惯、约束机制以及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

对于私人产权，阿尔奇安做出的进一步界定有他独特的意义。他认为，“我拥有私人财产所有权，也就是说，任何其他人都无权对财物(这些财物包括在私人财产分类中)的使用做出选择。这就意味着，如果我销售被说成是属于我的私人财产的财物的某种用途，那么这种选择就不能影响你的财物的物理性能。如果我有一些铁，我可以把它制成窗户框或围栏柱。但是如果我从‘你的’玻璃窗上掀下一块铁皮，那么我就否定了你对自己私有财产物质性能选择的权利。然而，如果我把这些铁变成别人愿意购买的某种特殊商品，并因而不再购买你正在销售的东西，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商品减少的交换价值而造成的交换能力(财富)的损失，比我只弄坏你的窗户更大。”

在这里，阿尔奇安把对私人产权的界定限于不能影响别人财物的物理性能，但这并不影响你做出的行为选择去影响别人的交换价值。或者说，使别人的财富受损失，尽管这时候你的损失要大于直接影响财物的物理性能时受到的损失，因为这种损失并不是对私人产权的否定。很显然。阿尔奇安所指的私人产权受到保护，是指私人财产的物质性能不受别人的干扰，但不包括交换价值不受别人行为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你对自己财物的使用，不会因为使别人的交换价值受到影响而停止。

阿尔奇安对私人产权的总结是，“总之，私人产权是所有者被约束于仅对物质属性的选择，不包括交换价值的影响，也不包括我以你认为不合适的行为(只要不改变你的财产的物质属性)使你承受痛苦而给你带来心理和感情上的影响。”

阿尔奇安认为，产权是可以分割的。一块土地出租或租赁，就是对土地产权的分割。“这种分割不必是每个所有者对全部所有权进行等额的截面分割。相反，它是对与所有者并存的全部较低级权利和至少被临时转移给承租人的所有其他权利的一种有选择的分配。尽管这被称为出租或租赁契约，但它并不包括所有制中某些权利的转换。所有权只是暂时分割的事实使我们在常规意义上很容易决定谁是所有者。”很明确，阿尔奇安所说的所有权分割，是指对所有权以外的权利的分割。产权是由多种权利组成的一组权利，这些权利相互之间是可以分割的，这种分割并不影响到所有者的改变，影响的只是其他较低级的权利的重新分配。

关于私有制和公有制区别的分析，是阿尔奇安产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区别在于：一是有没有将一份所有权卖给别人的权利，私有制具有这种权利，公有制不具有这种权利。二是是否需要支付报酬来获得财产，私有制必须支付报酬来获得财产，公有制不需要支付任何报酬就可以获得公有财产。三是所有权是不是自愿的，私有制的所有权是自愿的，公有制的所有权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制的。

对于私有制与公有制的这三点区别，阿尔奇安是这样论述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差别产生于一个公有制的所有者不能出售公有财产中属于他自己的股份(并且获得这一股份也不需要购买它的所有权)”，“我们将试图揭示的许多差别(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行为差异确实存在)，反映了所有制的差别——即有没有将一份所有权卖给别人的权利。”“公有制必须由它的所有成员来承担，没有哪个成员能取走公有制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不是自愿的；只要是公有制的一员，那么公有制对他就是强制的。”“在公有制下，某个人加入社区，在不需要向已有的所有者支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就可获得一份公有财产。这种所有权个人份额的稀释在私有制下大体上是不可能的。”

(三)公有制与私有制内涵和区别的比较

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内涵和区别可知，两者之间存在以下三点异同。

第一，对所有制的分析思路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分析始终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基本线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所有制形式，只有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解释，才能得到充分说明。每一种所有制都有它自身的生产力基础，当一种所有制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时候，这种所有制就需要进行变革，否则就不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所有制之间的这种矛盾运动，是推动生产力和所有制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生产力发展不会停止，发展的基本特征是高度的社会化，因此，所有制的形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当然，这是一个随生产力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阿尔奇安对所有制的分析不是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基本思路，他只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看作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并不去说明为什么会有私有制和公有制，以及私有制与公有制各自产生的基础是什么。他并不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所有制变化的原因，而是认为产权与资源约束有关。他从资源稀缺性出发，导出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这种利益冲突的方式是竞争，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需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利益区分，这种利益区分将形成对人们经济行为的约束，而约束则表现为产权的形态。显然，阿尔奇安遵循的是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思路。

第二，对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理解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财产的归属来界定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性质。阿尔奇安从竞争引出产权，他把产权只看作对财物的物理性能具有的权利，即财物的物理性能不能受到侵害，但不包括对财物交换价值的权利，即产权拥有者并不能保证财物的交换价值不受侵害。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的理解，实际上他们是从两个层次上分别界定产权的内涵，一个层次是产权的归属，另一个层次是产权权利涵盖的范围。产 权首先是一个法律上的规范，是财产的归属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抓住这一本质，以财产的归属作为根本标准来界定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性质。所以，界定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不能看形式，而要看它的归属。阿尔奇安对产权的界定以法律上的归属为前提，更多的是从产权权利涵盖范围的层面上理解产权的内涵。他认为，产权权利涵盖的范围只包括财物的实物形态(物理性能)，不包括财物的价值形态(交换价值)。这实际上已经不是说财物的归属问题了，而是分析在既定的归属条件下，财物的所有者是否能够保证其财物不受侵害的问题。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竞争关系的存在，各经济主体之间必然要发生竞争关系，竞争关系的实质是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经济主体彼此之间的竞争行为会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影响，而一个经济主体的竞争行为造成另一个经济主体的损失，并不意味着他侵犯了另一个经济主体的产权。或者说，你具有的产权权利并不能保证你的财产在价值形态上不受损失。阿尔奇安对产权权利涵盖范围的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是在竞争条件下对产权权利涵盖范围的正确界定，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产权权利的认识。

第三，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区别分析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是否共同占有(不能量化到个人)看作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根本区别。阿尔奇安从三个方面对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做了具体分析。比较二者的分析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阿尔奇安的分析都强调公有制最根本的特征是公有财产的整体性，作为公有制中的任何一个人，他是公有财产的所有者，但他不能出售属于他个人的份额，因为属于他的份额不能量化。而在私有制中，属于个人的份额可以明确量化，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有权而且能够出售属于他自己的份额。与此相关联，阿尔奇安所分析的成为公有制或私有制所有者的途径，也是判断公有制与私有制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准，而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视。作为公有制所有者所拥有的财产是社会给予的，而且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需要自己去购买。作为私有制所有者拥有的财产是以自己的支付为前提的，或者通过某种特权得到的。所以，公有制体现的是财产占有关系上的平等，私有制体现的是财产占有关系上的不平等。

二、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效率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把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条件，作为制度条件的所有制会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直接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不同的所有制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力效率。因此，对不同所有制(公有制或者私有制)的分析，实际上是要说明所有制效率。当然，这一所有制效率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前提的，或者说，所有制效率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总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来谈论的所有制效率，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抽象地判断所有制效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所有制，都曾经是高效率的所有制。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曾经是高效率的所有制都会转化为低效率的所有制，这一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发生变化。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变化，客观上要有一种新的所有制来取代原有的所有制，这种新的所有制相对于原来的所有制来说，就是一种高效率的所有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思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思路。

按照这一分析思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而也是所有制的起源。所以，研究生产关系或所有制应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阶段，当人类的生产成果除了维持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外，没有任何多余的可以作为私有对象的时候，人类只能采取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的所有制形式。同时，一定的所有制形成后就与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孤立的个人是无法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人们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所有制规范下进行的。这样，人类的生产活动必然涉及到两方面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生产活动包含的这两方面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或所有制来体现的。因此，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是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问题。

在原始社会所有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又是导致自身所有制解体的决定性因素。当生产力水平提高到有了剩余产品以后，私有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就具备了物质条件。当一部分人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初私有者，他就会利用所拥有的私有财产去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并占为己有，而大部分人因不占有财富而成为被统治的对象。奴隶社会私有制在一定历史阶段是一种高效率的所有制。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更高效率的封建制私有制取代奴隶制私有制是历史的必然。封建制私有制之所以比奴隶制私有制具有更高的效率，是因为封建制私有制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封建制私有制具有的高效率也存在一个随生产力的发展而走向低效率的过程。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封建制私有制也必然被另一种具有更高效率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

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比封建制私有制具有更高的效率，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生产资料私有者来看，他除了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外，不再拥有劳动者的所有权，他要得到劳动力的使用权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等价交换来购买。在流通领域，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的权利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决定是否购买或出卖劳动力的自主权。从劳动者来看，他除了不拥有生产资料以外，已经拥有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并且这种所有权是完全意义上所有权，他能在市场上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特征相联系的是雇佣劳动制度，资本和劳动通过雇佣劳动制度而产生彼此的联系。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实际上是指雇佣劳动制度的效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样是一种历史现象，在这一制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最终又是导致这一制度被一种更高形态的所有制——公有制所取代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基于以下的分析。

第一，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高度社会化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是发达的社会分工。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单个资本已不能适应其发展的要求，社会资本的形式才能适应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资本形式变化趋势来看，社会资本取代单个资本，以及股份资本成为企业资本的主要组织形式，都验证了资本形式的这一变化。这一变化表明资本的私人性质正在逐步淡化，资本的社会性质正在不断强化，其中包含的“公有”成分也在不断增加。 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公有制比私有制具有更高效率。

第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来看，公有制实现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平等，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的统一，从根本上消除了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对立。因资本所有者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产生的二者之间的经济对立不存在了，由此导致的其他经济矛盾也不存在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根本上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做出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分析。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阿尔奇安认为，通常对比较优势的阐述是在于“劳动”生产率，而没有涉及到“所有制”生产率。考虑比较优势，不仅要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还需要考虑所有制的比较优势。所有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阿尔奇安指出，所有制的比较优势在于控制，这种控制又与所有权的专业化相联系。因为作为一个所有者，其各方面能力是有限的，一个所有者如果将他的所有权集中在他自己能力具有优势的领域，那么，这样的所有权专业化将产生收益。按这样的逻辑推论，私有产权制度能较好地实现所有权的专业化，而“公有制实际上消除了所有者(然而不是公有企业雇员)专业化的可能性”。

所有制方面的比较优势除所有权专业化外，还有一个方面是风险承担。阿尔奇安认为，“现代公司的联合所有制已经把所有权和控制权区分开了。这就意味着：承担风险与管理更加分离。每个所有者确实没有他作为惟一的所有者才具有的那种控制权无疑是正确的。对资源的特定用途的风险承担和管理或决策的专业化现在已经成为可能。实际上，‘被动的’所有者是在‘活跃的’所有者的决策上下赌注。”

阿尔奇安通过风险承担来比较所有制的优势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决策者与他做的决策所承担的风险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私有产权条件下，决策者与他对此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在公有产权条件下，决策者与他对此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不很密切。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来看，公有制意味着较低的效率。

阿尔奇安指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推论：较之在私人产权制度下，在公有制下的任何决策或选择的费用较少地由选择者全部承担。换句话说，这种成本——收益激励体制是朝着较低的费用方向变化的。这个结论的逆命题是：对任何所有者来说，从任何成本——节约活动中得到的利益也不是完全有效的。这并不意味着真实成本有所减少。这意味着，在由任何选择者承担的费用与做出某项特定选择的费用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松散了。类似地，进行这些行动的所有者捕捉利益的能力也降低了。”“与私有财产机构相比，公有安排的费用将变得更高(意味着‘较低效率)。”

阿尔奇安在做出上述分析的同时，又指出公有制尽管在承担费用方面有它的“缺陷”，但也有它适用的地方，如，在一些不能由私人来承担风险，而应由社会来承担风险的领域。阿尔奇安在这里是要说明，社会活动的情况十分复杂，要根据不同情况对所有制优势做出判断，不能因为公有制有“缺陷”，就认为公有制没有适用性，也不能因为私有制有“缺陷”，就要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因为“一种相对缺陷的存在不能证明向另一种制度转换是正当的，因为另一种制度也存在别的缺陷。”“在某些制度中，或在一切制度中承受的‘较小’缺点是它们中的更大优点的代价。我们认为，在承担费用的意义上，私有制即使是它最纯的形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我们所有的叙述在承担费用的程度上都是比较而言的。”“社会’减少必须由个人承担的风险，转而由社会普遍地承担(从而减少人们作为个人采取的行动的选择与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范围越大，公有产权的范围就越大。”

(三)公有制与私有制效率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效率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对公有制和私有制哪一种具有更高的效率，并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马克思既有对私有制高效率的分析，也有对私有制低效率的分析，对公有制高效率的分析也是有条件的，每一种所有制都有其高效率或低效率的范围。脱离条件的约束，简单地做出公有制具有高效率或私有制具有高效率的结论都是片面的，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具有更高效率，或者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具有更高效率，都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现实的情况是复杂的，所有制只是影响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不能以现实中的某些现象为依据得出单一性结论。其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发展状况是交错复杂的，因而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既有生产力的因素，又有价值目标的因素。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阶段，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其存在依据和理由的条件下，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由其价值目标决定的。从社会范围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效率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一般来说，私有制比公有制具有更高的效率，因为私有产权制度能较好地实现所有权的专业化，同时在私有产权的条件下，决策者与他对此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两方面的优势决定私有制比公有制更具有优势。

第7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关键词：“精神所有权说”：“非物质财产权说”；知识的私人产权安排；民事权利

    关于知识产权性质的理论

    （一）精神所有权说。近代知识产权法理论依据自然法思想提出“精神所有权说”，认为知识创造者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社会就应赋予其特定权利，以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对价”。“精神所有权说”将知识视为物的一种，认为知识产权是对精神创造的成果的权利，精神创造的成果和物质成果一样是其创造者的财产，其“所有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处分自己的财产，未经权利人授权或许可，他人无权使用该成果或者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国家政权只是起证明权利的真实性和保证权利不受来自第三者的故意侵犯。

    （二）“非物质财产权说”。该理论由约瑟夫·科勒提出，认为传统的物权只能涉及物质财产，而创作者的权利具有另外的性质，涉及的是对被视为具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财产的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由于作品这一非物质财产得到经济上的利用，作者享有的是一种具有经济性质的权利。法律的主要准则之目的是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以保证作者获得经济利益。当然，作者还享有其他非经济性质的权利（科勒称之为个人权利）。个人权利不属于著作权的内容，而是作者总的人身权利的一部分组成，个人权利有助于对作品的保护。因此，科勒提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的法律类别：非物质财产权，第一个把创作者权利的客体作为应单独研究的一个问题加以论及。

    （三）“产权的制度安排”。知识产权制度（产权）经济学派（现代产权学派、新制度学派、新经济增长理论）侧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提出知识产权是制度产品，是产权的一种类型。

    1.新经济增长理论。二战后，西方经济的长期、稳定的持续增长促使经济学家思考决定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因素问题。1983年美国学者保罗·罗默在博士论文《外部因素、收益递增和无限增长条件下的动态竞争均衡》中将知识要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建立相应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 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机器那样投入知识；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知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加在一起，生产函数表明的收益是递增的。他的博士论文标志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出现，现代知识产权理论研究重心已逐渐由“公平”、“权利”观念出发转移到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及其社会作用上来。

    2.科斯的“产权安排”。罗纳德·科斯是产权学派的创立者。科斯的研究集中对“产权安排”和“产权结构”的分析上。科斯用经济学的费用———收益理论分析方法进而阐明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产权安排即制度形式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他把“产权安排”作为经济变量，将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直接联系起来，一起放到经济运行中考察，研究产权结构与经济效用的关系。产权安排不同，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效率不同。据此，知识的私人产权制度安排使知识在市场流通从而使知识的产业利用更有效率。

    3.诺思、林毅夫的制度变迁分析。诺思是新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用经济理论探讨制度的基本功能，分析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等。根据诺思的理论，即知识产权的产权界定、政府以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以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是市场体制的制度基础。林毅夫是产权学派最新代表人物，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观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可能离开政府的努力而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自行产生。

    知识产权性质的理论分析

    （一）现代制度（产权）学派的理论分析揭示了知识产权形成的经济构成因素

    1.生产力发展使知识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知识不是独立的物质财富主体而只是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必须应用在生产实践活动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实现其使用价值。哈贝马斯指出，科技属于一般社会生产力（潜在的生产力）而不是现实生产力，主要是由于科技没有与生产结成一体。现代资本主义已基本解决了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一系列问题，开拓了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途径，使科技与其在工业方面的应用结成一体。由于知识在生产中改变和优化创造价值的生产的形式、规模、效率和质量等内容及关系而创造出比原有生产力更大的生产力，知识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机器那样投入知识。虽然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没有消失，但它们已成为次要了，而正规专业化的知识则被视作关键的个人资源和经济资源。

    2.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就要进入市场并接受市场选择。但由于知识自身的属性使知识不能作为商品在市场流转。（1）抽象性。知识是“自然界的思想物”（马克思语）。知识包含双重抽象：一是事物（自然物，社会现象或他人）的抽象。知识是客观物质结构形式在人的意识中的观念存在；一是形而上学化的抽象，即通过人脑的创造性思维以一定顺序形成之思想体系。（2）可复制性。一个母本知识可以复制无数次、无数份，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其使用范围和领域。（3）可共消费性。它建立在可复制性基础上，知识可为无数消费者同时共同消费。知识不同于其他物质，知识没有形体损耗，在时间上具有永存性，在空间上可以无限再现，可为人们共享，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为不同的人同时利用。知识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分别由若干人使用，例如，一项专利技术，专利权人既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同时许可给他人使用。现代知识借助于各种先进的电子设备传递的速度非常快，更易为大家分享。知识的上述属性决定知识的非排他性。对于物质资源而言，排他性是其自身的属性，所有者可以通过自身的占有、使用而排除他人占有、使用的可能。知识很难通过自然的使用实现排他，无法通过占有来控制对它的利用，先掌握的人并不能完全占有，也不能阻止他人进行同样的创造性活动，加上知识的迅速传播、易于掌握的特点，使得他人可轻易地获得别人创造的知识而进行利用和收益。因而知识一旦被创造出来并予以公开就提供了人们共享该知识的可能，他人可以不受限制无偿利用该知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必须具有与物质同样的商品属性，才能成为自由交换的标的。有用的资源成为商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使用性。二是专属性（稀缺性）。当资源处于共享状态时谁也不会花钱去买。如果资源无须付费，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资源利用主体。知识的非排他性等特征使其不能进入市场，知识不能作为商品流转。知识要形成使用上的排他性成为解决知识的市场流通问题的关键。

    3.知识的产权制度安排使知识在市场流通从而使知识的产业利用更有效率，解决了生产力发展对经济基础的矛盾。科斯认为，产权对于资源成为商品在市场流通具有特殊的意义。产权描述的是对资源的行为权力，通过产权的界定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一般来说，产权的形成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产权赖以成立的条件是取决于他人的认可。只要他人和社会认同你的行为，不对你的行为发生异议，就表示产权的成立。知识使用上的排他性决定市场不能形成产权机制（“市场失灵”），知识使用上的排他性要通过私人产权制度安排解决，知识的私人产权制度安排使知识的属性发生变化，知识从共享品转入私有制下从而形成排他性。

    （二）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

    1.停留在产权层面来理解作为民事权利的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是不够的。现代制度（产权）学派的制度安排的基本分析研究揭示知识产权形成的经济动因，也可以说是在经济基础层面上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的一种合理解释。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知识产权制度问题是一种学术视角，对于实现相关学科的对话与沟通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理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分析知识的私人产权安排，解决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知识作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问题。但是，应该认识到，现代制度（产权）学派研究分析方法是经济学角度的，是对在宏观范围内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形态下如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效用机制的探索。知识产权应该说是知识作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法律反映，而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其要旨在于对与权利人相对的其他人对其创新知识利用行为的禁止，是对人与人之间行为的规范，反映是社会关系。而现代制度（产权）学派的产权范畴反映的是经济关系（经济基础）不是财产关系，不能等同于法律上的权利（上层建筑）。经济学上的产权关系必须通过民事法律的确认演变财产关系才能取得法律的保护。正如美国学者Y.巴泽尔所说，一般来说，法律权利会增强经济权利，但是对于后者的存在来说，前者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2.知识产权是私权。它作为新型的民事权利类型扩充并丰富了民事财产权权利体系。知识在18世纪前是人类共享的财富不受到民事权利的保护，直到18世纪由于知识广泛地应用于生产领域，知识创造人才要求通过法律确认知识的私人专有使用权来获取物质利益。为了激励知识创造者的创造热情，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加以确认，辅之以侵害救济的规范，这才建立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产生了新型的民事权利———知识产权。①就知识产权主体而言，是对特定主体（知识创作者）设定的，但并不意味权利属性是一种特权，因为当人人在法律上均有可能成为权利主体（知识创作者）、任何人得在法律上享有主体地位和主体对权利的取得具有普遍性时，权利就有存在的合理性。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以来，知识产权作为获得财产的新方式、作为影响和支配现实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权利，已获得法律的承认并纳入财产范畴而受到认可和法律的保护、成为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制度确立知识的私人所有制并将知识产权分配给不同的创造者，其根本目的在于对权利主体以外的他人对其创造的知识利用行为（与利益相关）的禁止、限制保证知识产权权利人以技术许可协议、版权许可合同等手段将专利、商标以及版权作品的使用权转让给受让方以获取使用费或版税收入，通过利益机制鼓励发明创造，激励人们从事知识创新活动。

第8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一、政治经济学的简要概述

1.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和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色诺芬最早在他的着作《经济论》中提出了“家庭经济管理”一词,“政治经济学”一词在17世纪初也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中叶以后得到了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手工工业生产的时代背景。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主张自由竞争,政府不干预经济。此时,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门专门研究政治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独立学科。当西方资本主义从手工业向大规模工业过渡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威胁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产生了庸俗经济学理论,并逐步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极力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站在小私有制的角度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任何的社会发展都是伴随着生产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关系伴随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生产关系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提出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应该适应生产关系。马克思主张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中研究生产关系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五大范畴,主要有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量变与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具体内容。主要可以抽象出矛盾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等研究方法。

二、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与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特色体制的入侵,我们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其基本原则是结合我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原理为创新指导,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坚持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思路应该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为主,结合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手段,加强政治经济学向着国际化、应用化、数理化方向纵深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策略

1.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我国一直以来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不断结合我国出现的新国情、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持续的理论成果的完善和研究。在内容创新层面,主要是指引进和创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第9篇：经济学理论分析范文

[关键词]农地流转 生产函数 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我国作为转型中发展国家,正处于城市化高速扩张的时期,需要农业的高速持续发展以便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更多的农业剩余和劳动力转移。这就要求我们发展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和机器化,通过加大农业投资提高农业的土地和劳动效率。由于我国在改革初期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的农地被划分为小片土地,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机器化,目前需要通过农地的合理流转达到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益。农地的合理流转既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又与农业发展密不可分;一肩挑着城市,另一肩挑着农村。在二元经济格局中土地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决定着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生产函数与经济增长

衡量经济增长的较通行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或总产出(GDP),我们可以用Y表示。一个国家的生产总值和收入水平取决于生产要素包括该国的自然资源禀赋(N)(包括矿产资源、水、森林等等)、劳动力数量(L)、人力资源禀赋(H)(包括教育、培训、技巧和技能等方面的人力资源投资)、资本资源(K)(包括物质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本资源等)、以及生产管理组织、制度和技术进步状况(A)。用生产函数表示为:

Y = AУ F ( N, L, K, H)1

增长的方式有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两种。外延增长指生产技术不变,单纯生产要素的增加,(指自然资源N、劳动力L、资本K和人力资本H的增加,)而引起的生产总量的增加。外延式增长条件下的技术函数用数学式子表达就是一次线性齐次函数,此时生产组织技术变量A的指数У=1。

Y = A F ( N, L, K, H)

内涵式增长指制度安排以及生产技术改进而发生的增长。表现在上述数学函数表达式上,У有可能大于1,生产函数就不止是一次线性齐次函数。内涵式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出现过三种增长模式。其一是斯密式内涵增长,指因分工和自由市场贸易带来的增长;其二是诺斯式内涵增长,指由于制度改革带来的增长;其三叫做普罗米修斯增长,指人类以一种更简洁方式生产一种正在使用的产品或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生产从未使用过的产品,也就是指新技术的使用促进的增长。

二、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我国目前即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是转型中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社会化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生产社会化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将越来越高。如何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对于发展中国家没有统一的模式,因为各国自然禀赋不同、商业文化各异、所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极大国,不同地区也应有不同的转变方式和速度。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分析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的现象。刘易斯理论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基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通过不断扩大工业部门吸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只有当传统部门的隐蔽失业或不充分就业劳动力得到充分就业,发展中国家才能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起飞。刘易斯的理论有三个不足。第一,忽视了工业的发展对农业除劳动力供给以外的依赖,比如食品供给。第二假定城市失业不存在。第三认为只要保证要素投入,工业部门可以无限制吸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直至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率在两部门达到相等,此时为转折点,二元经济结构趋于一元化,忽略了在达到转折点之前产出是受总需求限制这一事实。兰尼斯 - 费景汉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类似,在此基础上作了些补充和发展。

刘易斯理论所忽略的地方和假定的条件,恰好是我们目前正存在的问题。对于当前土地流转的启示是重视农业发展,通过保留一定的劳动力和追加投资的方式保持一定的农业就业机会和最大化地提高农业产出率,从而减少整体失业率和扩大需求,更好地促进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乔根森二元经济理论首次提出了农业剩余,认为一个经济是陷入贫困的陷阱还是进入持续增长的状态,关键在于农业剩余是否存在和不断增加。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理论修正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先验假设,同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未能充分实现完成,城市本身已存有大量的失业人口,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化倾向,其结果只能进一步加剧城市失业问题的固有矛盾。因此,农村自身的剩余劳动力(或称农村中的隐性失业人口),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个体,必然也将以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存在,作出是否向城市迁移的抉择。这种移民抉择受两个基本因素的影响,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二是移民可以在城市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乔根森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中,净农业剩余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贡献理论和农业移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移民选择影响因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状况。

三、结合生产函数与乔根森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分析农地流转

分别用①和②式来代表农业生产函数和非农业生产函数。按照刘易斯理论就是不断增加Kn的投入,以此来吸收更多的La到Ln中来,因为农业中存在大量的隐蔽失业,这不会影响Ya,直到La和Ln在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此时劳动力转移达到稳定状态,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土地也相对集中到更少量的劳动力La手中。伴随着La 逐渐变小而Ln逐渐扩大的过程,耕地也会发生自然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Ya = AaУ Fa ( Na, La, Ka, Ha) ①

Yn = AnУFn (Nn, Ln, Kn, Hn)②

由于刘易斯模型的上述三个缺陷:忽略了农业食品供应功能、城市失业和总需求不足。乔根森的农业剩余理论恰好补足了刘易斯的第一个缺陷。所以在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过程中,不仅非农产出Yn在增加而且农业产出Ya也要不断增加,否则整个经济发展便无以为继。从农业生产函数表达式①可以看出,耕地几乎不变或者只能变少变差、劳动力变少的情况下,要提高农业产出,就只能依赖其他三个因素:物质资本K a、人力资本H a和生产制度和技术A a。其中前两者是生产要素增加属于外延式增长,后者通过改善组织生产的能力和技术属内涵式增长,也即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告诉我们,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工面临移民抉择时会受两个主要因素影响:城乡实际工资差异和在城市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可见,在推进我国城市化、逐渐消灭二元经济结构的进程中,促进农民工成功移民和耕地合理流转与集中,对于农业部门,理论上需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增加实物资本的投入,2、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3、农业科学技术研发,4、农地制度创新,5、农民工非农转移促进。

四、小结

通过结合生产函数和乔根森与哈里斯―托达罗二元经济理论对土地流转进行的理论分析,从农业生产函数表达式可以看出,耕地几乎不变或者只能变少变差、劳动力变少的情况下,要提高农业产出,就只能依赖其他三个因素:物质资本Ka,人力资本Ha和生产制度和技术Aa。其中前两者是生产要素增加属于外延式增长,后者通过改善组织生产的能力和技术属内涵式增长,也即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告诉我们,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工面临移民抉择时会受两个主要因素影响:城乡实际工资差异和在城市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面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化加速的局面,增加农业产出,以便创造更多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工业部门和满足全社会的食品供应,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此,农业部门,在劳动力持续减少的情况下,最需要的是内涵式的增长方式即制度改善和技术革新。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 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

[2]叶静怡.《发展经济学》,2006.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