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产生的条件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相对理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定前提条件时，关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类认识是否定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地位，把这一假设条件看作是西方经济学特有的经济范畴；另一类认识则在批评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同时，承认并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

笔者同意后类观点，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巨大的理论包容量是任何经济理论体系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经济学，则可以梳理出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理论脉络，这是我们构建一个科学经济人假设的重要理论根据。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重要思想脉络

首先，马克思的“经济人”实际是经济关系人。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发生着两个方面的联系：一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即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生产出以物质资料为载体的物质利益，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们在与自然发生联系的同时，相互之间必然发生着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为此，他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关系人的根本特征是资本关系人，如他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

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关系人是在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互矛盾运动中存在着。马克思先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例分析了经济关系人理性的矛盾运动过程，马克思认为，简单商品生产者关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有理性的，但是，这一理性只是个体理性，而这个个体理性是否符合社会理性。或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理性相符合，完全取决于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这要在商品交换中才能见分晓。但在交换中要实现这一转化则是一个惊险的跳跃。因为：第一，私人的个体理性与实际的社会理性在质上很难一致。如马克思分析到，(1)商品生产带有很大盲目性，不可能精确地估算出社会需要，即使即期估计可能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移动，也可能是错误的。(2)社会需求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如果商品生产者墨守成规，就不能满足社会新的需要。(3)社会需求是有限度的，同时存在着竞争者，所以可能有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第二，私人的个体理性程度与实际的社会理性程度在量上很难一致。马克思认为，(1)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变化的，因此在商品交换中，商品能换到多少货币很难确定。(2)即使某种商品都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这种商品的总数仍有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因为，商品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只有符合社会总劳动对该商品生产部门所分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因此，马克思指出“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而“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谈到经济人的理性问题，但是，他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这一理论内容。

接着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转化为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使经济人理性的矛盾更加扩大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虽然社会化了，而生产资料和产品却属于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服从于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狭隘利益，广大雇佣工人则处于被无偿剥削的境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组利益矛盾：一是，个别企业有理性的利益追求与整个社会利益无理性运动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要求企业生产是有组织的，各个企业能完全理性地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可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各个企业并不完全了解社会的需求，造成整个社会生产又极其无序和非理性化。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供给与需求相对缩小的利益矛盾。资本家对剩余利益的无限贪欲和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必然要改进生产技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资本主义信用的广泛发展为其提供了可能。但这些无限供给却归资本家所有，并且资本家在扩大无限供给的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对雇佣工人的剥削，而且资本的积累、集中、积聚又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从而，整个社会的需求日益相对减少。当上述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企业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利益矛盾运动的表现，并且这些利益矛盾的发展与激化，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利益的丧失。

可见，经济人以及经济人的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一条明晰的主线。在此，马克思经济学主要采用宏观的、动态的、客观的分析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全过程的剖析，间接地揭示了经济人理性变化运动规律，并将它的内在性归结为利益矛盾的存在、发展与演化，这一分析逻辑只有马克思经济学所独有的方法论体系才能完成。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经济学在阐明了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以及追求两者一致性的重要性的过程中，已经包含了理性的相对性的思想，即个体理性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对他人、相对社会而言的。因此，笔者的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正是从这个角度对理性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

二、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分析

所谓经济人的相对理性，就是指经济人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决策和行动过程中，相对于整个社会环境以及外部的约束条件而言，其理性是相对的。

1、经济人的理性是相对和变化的

经济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是相对于与之有利益相关的外部世界、相对于某一时间阶段来讲的。如果不考虑个体行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所带来的影响，仅从孤立的给定条件出发来评判个体行为的理性程度将会得出非常片面的结论，因此评价个体理性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其相对性。具体而言，理性的相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人在对某一行为作出决策时，是不能脱离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一方面，经济人的决策要依赖于外部世界提供的便利条件和约束条件，另一方面，经济人的决策又会对相关的外部世界产生影响。(2)个体行为指向的对象由于受到个体行为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面对的对象也是相对的。(3)在对个体理性进行考察的时候，不能只孤立地看到条件本身是什么，而是要看到这一条件在具体的环境下对个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因为，同一事物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时点、对不同的行为个体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4)经济人个体行为过程是由个体与其他行为方的行动一步一步连接而构成的，是一个个体行为与约束条件互为因果的发展过程。行动的每一阶段由于行为各方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一些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得不确定，不确定的阶段性结果又影响着下一阶段个体的选择空间和结果，此过程具有显著的相对性。(5)个体行为的最终结果理性与否的评判也是相对的，这一方面取决于个体行为者事先的理性预期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背景条件，也就是说必须将个体本人的影响和对外部的影响结合起来考察，不能孤立的来看待。

就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人理性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实际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非完全理性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经济人的理性程度也存在一个由非完全理性逐步接近完全理性的发展过程。所以，经济人的理性是动态的、变化的。就普遍联系的角度看，经济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这种动态交互贯穿于个体行为的全过程，表现为经济人个体本身以及对其构成影响和约束的外部条件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是因为经济人作出决策时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并非一经给出就静止不变，同样的，经济人也不是在作出首次决策后就再无其他行动。一方面，经济人会不断地受到外部条件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人的变化又对外部条件产生着反作用。正是这种经济人与外部条件的变化和交互作用使得经济人的理性具有动态性。

2、经济人的理性约束条件是多元和动态的

经济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其行为要受到各方面条件的约束，这些约束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而这些条件本身在不断变化，其影响程度也随着它们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发生着变化。

首先，约束条件是多元的。作为被抽象出来的经济活动承担者，经济人必然是以某种方式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的个体。个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必然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约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有：

一是按照约束条件的来源，可以划分为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两类。主观条件指的是个体自身的各种约束条件，主要包括个体的相关知识水平、计算和判断能力、体力状况、性格倾向等等。客观条件指的是个体外部的各种约束条件，如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信用状况、直接利益相关者状况等等。

二是按照约束条件与个体行为结果的相关程度，可以划分为直接条件和间接条件两类。直接条件指的是对个体的行为及其结果有直接影响的因素，间接条件指的是对个体的行为及其结果没有直接影响，但可能会通过其他因素的传递而最终对个体产生影响的因素。

三是按照约束条件的动态程度可以分为相对固定的约束条件和相对变动的约束条件。相对固定的约束条件是指，在一定时期变化不大的因素，相对变动的约束条件是指在一定时期变化较大的因素。

此外，约束条件之间也可能有着某种程度的互相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还可能是非常明显或非常重要的。多元的约束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抵消又互相加强的作用力，这使得它们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

其次，约束条件是动态变化的。在个体对某一行为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的全过程中，与该行为有关的约束条件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所谓“给定条件”只是在某一特定的时点上的条件。以事前、事中、事后分别的约束条件来评判个体的理性程度，可能得出差异巨大的结果。

对于个体的决策行为来讲，所有约束条件在一定时期内都可能发生变化。不同约束条件的变化对个体行为结果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也可能是不同方向，有些影响互相抵消，另一些可能互相加强。因此，处在不断变化中的约束条件对个体行为后果的影响同样处在变化之中。在最初时点上被认为是理性的决策随着约束条件的不断变化有可能产生与其预期有差异的结果，差异的程度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由于某些突发事件而导致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资本家投资的实际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从事后来考量，这些投资行为应该被判断为非理性的，而这一结果正是由于外部的约束条件产生戏剧性变化的结果。

约束条件不但本身不断在变化，而且对特定个体行为的影响力也是在变化的。如在生产中，原材料价格变动对产品生产的利润率有直接影响?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欧佩克石油供应变动对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影响为例，80年代以前，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对欧佩克的石油供给依赖性很强，以至于欧佩克70年代的减产造成各国连续多年的萧条，从这里可以看出石油作为原料对生产利润的巨大影响。但是，正是认识到了这种过度的依赖性，各工业国此后开始寻求其他渠道以削弱欧佩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萧条以后的几十年间，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欧佩克对工业国生产的影响力明显减弱了，一是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的飞速发展，二是许多非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出口逐渐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世界石油市场份额。因此，欧佩克的石油产量对世界经济虽然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其程度已经不能与80年代之前相提并论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技术进步给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生产的各种约束条件的影响力也随着技术进步在不断改变。因此，约束条件对个体行为理性程度的影响也必须动态地来考察。

3、经济人的理性评价体系不是个体的而是社会的

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实际是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对于所有个体经济人而言，他们都是按照决策时所掌握的信息作出自己认为最优的决策，如果仅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孤立的判断无疑都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因为这种事前貌似理性的决策经常带来的是事与愿违的结果。个体要达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就必须让自己行为的结果满足社会的需要，即只有达到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才可以说人达到了完全的理性。然而由于人的信息搜集、处理、计算等能力都是有限的，加上外部世界的高度复杂和不断变化，这种统一的达到是偶然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只能不断接近这种完全理性。

经济人的社会理性是不可控的。个体理性是单纯从行为者个人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评判，个体行为者对外部条件的信息进行搜集、判断和计算，并作出自己认为适当的决策，为自己的决策承担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理性的判断所牵涉到的因素或变量有限，因而比较容易控制。社会理性远远不同于个体理性，社会理性的实现不是单个或有限个体的行为的结果，而是全社会无数个个体经过极其复杂的动态交互过程而形成的。它受到大量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因素和无数个个体行为的共同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和行为本身又都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对社会理性是难以加以控制的。

理性的评价体系是社会和事后的。个体行为与外部约束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多重均衡的产生，行为的整个过程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变化。这可能是由于个体行为的结果在外部条件的制约下具有不确定性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个体的行为与外部制约条件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结果并不是能够事先完全确定的，最终的真正结果是多重均衡中的一个，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

三、经济人理性程度的测量标准

基于上述，经济人理性程度的考察和测量标准具有全面、动态的特点。

对于具体的个体理性评价案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洁的理性程度测量模型。模型设定个体的理性程度是0—1之间的某个数值，其中，“1”表示完全理性，“0”表示完全非理性，数值越大，理性程度越高。显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的理性会是介于0和1之间的某个数值。

理性程度测量的基本方法如下：

①：r0=r0(a0，b0，cr0…)；

②：rt=rt(at，at，bt，ct…)，t=1，2…n，o≤at≤1，0≤rt≤1；

③：at=at(r-1)，bt=bt(rt-1)，ct=ct(rt-1)…；

④：x=(r1+…+r和+rt+rt+1+…rn)／n

在上述公式中，r0表示最初时点上(第0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初始值，由a0，b0，c0等确定；a0，b0，c0等是在第0期给出的社会中a，b，c等具体要素的初始值，为常数；rt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at表示个体在t期对自身行为的调整系数，at，bt，ct等分别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中a，b，c等具体要素的影响程度；x表示最终获得的个体理性程度的数值。

把个体行为从决策开始到行为结束分为n+1个阶段(从0到n)。r0这一时点上行为尚未开始，因此其值由a0，b0，c0等初始值给出。rt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rt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数值越大，表示个体行为在该期对社会利益的贡献越大。rt是一个以at、at、bt、c。等为自变量的复合函数。其中，al是个体在t期对自身行为的调整系数，该系数介于0—1之间，at对函数值有着明显的修正作用，这里就体现了个体根据实际情况对行为进行着动态的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行为结果的影响。at，bt，ct的值分别是t-11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r。的函数，它们反过来又决定着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影响程度。最后，把从第1期到第n期(由于第o期行为尚未开始，因此不计算在内)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数值取一个平均值，得出的x就是我们要测量的个体理性的数量值。该值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大，理性程度越高。可以看到四种典型情况：(1)个体一开始就不考虑社会利益，以后也一直不考虑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0，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低；(2)个体一开始就充分考虑社会利益，以后也一直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需要，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1，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高；(3)个体一开始并不考虑社会利益，但以后逐步调整行为以适应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区间中段；(4)个体一开始充分考虑社会利益，以后却渐渐走向自私，不再考虑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也将接近于区间中段。

上述理性程度测量模型的依据是，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只有当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时。个体才是真正理性的，因此，理性评价的主要原则是看个体行为结果是否体现了这种一致性。个体行为的整个过程划分为若干区间，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总体影响程度是由个体行为的动态调整和社会中受到个体行为影响的各个具体因素共同决定的。个体行为与约束条件之间的动态交互充分表现在：约束条件在每一期作为自变量对个体的行为构成影响，而这一期的个体行为的结果又作为自变量对下一期的约束条件构成影响。个体在每一期都会根据上一期行为的结果对下一步的行为作出调整，这将使得每一期的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影响都有所不同。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性程度测量模型不仅考虑到个体行为起初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而且考虑到个体在行为过程中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以社会利益的实现为基本考察原则的模型。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经济人究竟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问题就容易多了。如上所述，如果经济人一开始就考察到社会利益，而在整个过程也一直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需要，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l，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高，可能接近完全理性。这说明经济人如果是理性的就不能是自私，就算他是自私的，他也必须如贝克尔所说要掩盖起来。如果经济人一开始就考察个体利益，在以后的过程中也不考察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0：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低。这也说明自私人是非理性的，其结果也不可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一致时利益才可能达到最大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古典主义经济人假设存在的最大悖论就是自私人与完全理性人是无法统一的。

四、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价值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经济范畴的确立，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这样，经济学在研究经济问题以及人的经济行为时，可以不需要考虑所有的影响因素，而是把人在经济意义上的特点抽象出来，这使得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分析大大简化了。但它的完全理性、完全自利等假设也因其与现实的不相符合而不断受到质疑。斯密之后。先后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等诸多经济学流派或学说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或修正。

中国学界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创新观点也很多，如程恩富关于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新经济人”假说，孟捷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经济人假设合理成分的分析，李炳炎关于科学经济人的理性说，郑贵廷等关于“适应性理性经济人”假说，以及市场经济理性的观点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条件下发展了经济人理论。笔者提出的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与以往的各种经济人假设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一假设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其相对性主要体现在经济人的行为与外部世界普遍联系，并与外部世界有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其理性程度产生影响。这与以往的各种经济人假设大多把经济人的行为看作是孤立的或与外部世界不存在动态交互影响的假设有重大差别。

1、与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区别

在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中：个体的决策是在给定价格参数和收入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的效用。个体的效用函数只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最优选择只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选择是相互作用的，但对个体来说，所有其他人的行为被事先总结在作为参数的价格当中，个体作出决策时既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别人的影响，也不考虑别人的选择对自己的影响。

从上述对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特点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它与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假设经济人至少在其行为的过程中是孤立的，外部世界的全部条件仅仅被概略地总结为以价格形式表现的参数，这些参数是事先给定的，而且一经给出便不再变动。经济人的行为与这些参数之间没有动态的交互关系。只要经济人的决策已经作出，则外部世界的情况无论怎样变动，都不会再对经济人在考察期内的行为产生影响。相对应的，经济人的行为在考察期内也不会对外界产生任何影响。

与此相反，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强调的便是：经济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部世界有着动态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会对经济人的行为及对其行为的理性程度的测量产生重要影响。外界因素对经济人行为的约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变化。

2、与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区别

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把古典假设中经济人的无限理性修正为有限理性。这一修正不仅对经济人假设本身，而且对此后经济学、管理学的分析框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限理性假设还被行为经济学等学派所接受并发展。

从有限理性假设本身来看，它无疑比无限理性假设更接近现实。然而，有限理性实际上只是修正了经济人假设中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的约束条件，而不是最大化行为本身。就这一点，它并没有对古典经济人假设有所突破。有限理性理论所指出的经济人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事先给定的条件，在经济人根据这些条件作出决策后，这些条件的变化不再纳入对经济人理性程度考察的范围，经济人行为的结果对这些外部条件的反作用也不再加以考虑。与此相反，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分析经济人理性的时候不仅要把约束条件作为动态的可变的因素加以考虑，同时也要考虑到经济人行为的后果对这些约束条件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动且交互的复杂的过程。

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制度化过程被看作是社会行为主体追求个人理性化的过程，在它的研究中，涉及到具有各种不同行为倾向的个体的独立选择行为及其相互影响，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个体所表现的各种行为特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竞争与合作。从这点上来说，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中包含了经济人与其他个体以及外部世界的其他约束条件之间相互的影响。但是，与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所说的动态交互影响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主要说的是社会的制度背景对个体行为方式的约束和影响。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在新制度经济学这里，对于经济人来说，他所要接受的制度约束是给定的。虽然长期内制度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发生在对经济人理性的考察期内，也就是说，制度是经济人效用函数的一个事先给定的稳定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一个变量。

3、与博弈论的合作理性的区别

第2篇：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阿根廷著名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舒什针对1929年大危机后拉丁美洲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在1949年5月向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来的。理论提出后经过索洛的历史考查，辛格的进一步完善，得到了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的认同。该理论认为，由于技术变迁，市场容量以及需求弹性，收入弹性等一系列条件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长期（下跌）恶化的趋势，这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贸易条件恶化论是发展经济学家主张落后国家工业化的直接依据，也是其后提出的政府推动经济计划化，进口替代战略的理论根据。而以瓦伊纳、哈伯勒等为首的新古典学派主流经济学家则否认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制造品的价格长期恶化趋势，他们提出农业并不等于贫困，工业并不等于富裕的口号，认为一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在工业或农矿业中的比较优势状况，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同样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他们还从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统计中得出，在长期中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与发达国家制造的贸易条件是基本持平的。法国经济史学家保罗·贝罗奇更是得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有所改善的结论。两派对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进行了长期的争论。那么，贸易条件的变化到底是怎样的呢？

二、争论双方的分歧及其实质

我认为，两派争论的出发点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不同，发展经济学派更重视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出口商品价格变化的长期趋势；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更注重各国的技术变迁对改变自身的贸易条件的影响，两者都有一定的道理。从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较快，特别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地区，先是以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为首的亚洲四小龙的强劲崛起，接着是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这四只小虎的腾飞，最后是中国这条老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赶上来，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展浪潮，很明显，东亚经济的腾飞与其快速发展的对外贸易是紧密相连的。那么，能否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就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得到了改善呢？能否因为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快速发展与其出口导向工业的成功息息相关就能证明贸易条件恶化论过时了呢？

不能，事情需要辩证地看，虽然从动态上看，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自己的产业技术水平，从而改善了自己的贸易条件，通过外向型发展确实取得了成功。但从静态上看，长期以来，不同技术层次的产品出口价格差距依然存在，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在国际贸易中也客观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不断改善自己的产业结构，提升自己产业的技术水平，改变自己的出口结构，从而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其发展的速度就比较快，发展水平就比较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如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它们从出口农产品到劳动密集型产品，又迅速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不断超越技术障碍，提升产业技术含量，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从而改善了自己的贸易条件，取得发展的成功。现在，四小龙正进一步赶超知识经济，大力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构筑硅岛和数码港，进一步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长期以来，初级产品的价格是在不断下滑的，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以1957年到1982年为例，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概览》1982.4月5日第110页）从1980年到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注：联合国《统计日报》2000年9月）那些产业结构原始，技术发展缓慢，主要依靠出口初级农矿产品作为外汇来源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持久的贸易条件恶化，债务负担沉重，发展速度缓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为例，由于出口的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大，技术水平低，因而发展大受影响，伦为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因此，虽然一国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创新，不断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使自己的贸易条件不断改善，但从长期来看，低技术水平的产品与高技术水平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的恶化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容否认的，这极大影响了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

在对贸易条件变迁的争论中，发展经济学家更强调其消极面，解释了落后国家由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导致了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更强调其积极面，提出新兴工业化国家可以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从而不断地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最终取得了经济的发展。两者从不同侧面介绍了自由贸易这柄双刃剑，都有一定道理。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发展经济学家为落后国家推御发展的责任，更不能排除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贸易条件优化论为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辩护，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三、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

当普雷维什、辛格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时，当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方式主要是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因此，当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是指初级农矿产品对工业品价格的恶化。随着七、八十年代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转变为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那么，是否也存在着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呢？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问题提供了答案；他们通过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间的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价格指数年均下降了0.65%。（注：《经济工作导刊》2001.11.4～5）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于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注：《经济工作导刊》2001.11.4～5）并且，在相同技术层次的工业品之间也存在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国际贸易发展到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已进入信息时代，作为后进国家又必然面临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对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条件和恶化。能否超越技术障碍，早日缩小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将决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能得到改善，也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发展趋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造成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引起的。

由此可见，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对落后国家是在不断恶化的，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之间的贸易，主要存在着以初级农矿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交换，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交换，资本密集型产品与知识密集型产品相交换三种技术层次。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科技发展水平，分别处于侧重于出口初级农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分工上，体现了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每一个较高技术层次的国家相对于更高技术层次的国家存在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但相对于较低技术层次的国家，他们又存在着贸易条件的优化趋势。只有技术水平越高，一国才越有可能占领市场先机，也才能拥有更多的有利贸易条件，使贸易条件优化的收益大于贸易恶化的损失，最终改善自己的贸易环境，实现经济的腾飞。否则，则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越掉越远。根据一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体现的不同的生产力状况，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发展后果，人们把它们划分为最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由此可见，最终决定一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的是一国科技发展的水平。国际贸易的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增强自己的科技实力，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

在贸易条件恶化论中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工业品的价格下降的速度，下降的幅度远远超过了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能否用此而否定贸易条件恶化论呢？比如电脑技术的更新速度非常快，一款新式电脑刚开发出来时价格非常昂贵，但经过几年之后，它的价格就下降得非常厉害。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能否说明知识密集型产品相对于别的类型的产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显然不能。这需要利用商品的周期理论来解释，因为随着知识的扩散，技术的传播，一款新式电脑刚开发出时是知识密集型产品，但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标准化，它很快成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随着技术的进一步简化和标准化，开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组装，进一步由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转变为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可此可见，随着技术的扩散，一台电脑逐渐地由一种知识密集型产品变成了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电脑价格的大幅下降不仅不能否定贸易条件恶化论，反而进一步证明了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理论。其说明了贸易条件恶化不仅在于生产什么产品，而在于生产中所达到的技术水平。

四、贸易条件恶化论对我国产业发展的意义

通过对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对落后国家来说，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技术种类的产品之间；它不仅存在于不同技术要素种类的产品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技术要素产品的不同技术层次之间。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发展中国家才能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贸易条件的恶化。从我国的贸易结构来看：1998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总额为147亿美元，仅占同期出口总额的7%，2000年出口额达到370亿美元，但在中国同期出口总额的比重中也只有15%，远低于世界八大贸易国家的平均比例40%，而在1998年出口总额的1837.57亿美元中，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出口额仅为6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4。（注：《管理世界》2001.2.22～26）可见，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产品的扩张促进了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与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比例太小，发展速度太慢。这意味着我们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面临着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趋势，事实也确实如此，以1980年的贸易条件为100，1985年下降到95，1990年下降到73，1995年下降到71.5，1999年为68.7。（注：《管理世界》2001.2.22～26）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不仅不能成为贸易强国，恐怕连贸易大国的地位也不会长久。要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条件，我们必须努力吸收四小龙发展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商品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那么，应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商品技术含量呢？我认为，从宏观上，应该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在确保就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以机电产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以新材料，生物、信息、激光、电子等高技术产业，加快知识经济的发育，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为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虽然二十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已取得了不小成就，到1999年，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已从1980年的46.6%上升到86.9%，机电产品出口已占到2000年出口的42.3%，高新技术产业也获得高速发展。（注：《管理世界》2001.2.22～26）但与许多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层次和规模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产业结构的调整依然任重道远。从微观上，我们应该大力加强传统出口产品的技术提升，进行深加工。我国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重占70%以上，是我国具有一定优势的大宗出口商品，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传统产品仍将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为了加强其竞争力，我们必须对农业、纺织业等传统产业内部进行调整，淘汰一批失去比较优势的产品，积极将新技术，新材料向传统产业进行渗透，提高其技术含量、质量和档次，重获比较优势。

只有不断地增强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我国产品的技术层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用高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传统产业，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也才能沉着应对加入WTO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知识经济的强劲挑战，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和经济强国！

【参考文献】

[1]　迈耶　西尔斯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2]　从·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J.

[3]　从·P·托达罗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

第3篇：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财务管理；网络化；经济背景

一、网络化财务管理的经济背景

1．网络经济是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经济。信息时代以网络为主要特征，故信息时代的经济亦被称为网络经济。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在网上其产品的详细信息，包括产品的性能、三维模型、产品定价、销售方式等许多消费者关心的产品信息。而消费者则根据自己的需求及嗜好，利用网络寻找适合自己的生产厂商，而且有较大的选择余地。这样减少了消费者和生产厂商之间的中间环节，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其优势还在于通过这种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可以使企业按照消费者的需求量安排生产量，从而不需要大量的库存。

2．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网络是传播信息的通道。在网络的平台上，消费者可以迅速、便捷、低价地获得商品，从而造成信息的超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著名的观点就是“信息的丰富产生注意力的贫乏”。可见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使得人们不得不花时间在“注意力”上。网络经济条件下的这一特性使获得“注意力”的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主要目标，所以更加个性化的需求信息的收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3．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其边际效益呈递增趋势。根据经典的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在传统经济中既定的生产要素配置条件下，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边际效益是递减的。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其边际效益呈递增趋势，即投入越多产出越大，其产生的原因是由网络经济的外部性造成的。只要进入网络经营的生产厂商越多，网络经济的效应就越大。

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财务管理将呈现下列趋势

1．财务预测将得到广泛运用。预测是企业日常管理的信息依据，随着生产经营的日益复杂，资本市场竞争的加剧，财务预测将得到广泛应用。

2．注重财务风险和投资风险分析。将风险因素作为企业财务决策的主要参数，并对风险程度做出比较准确的计量和评估。

3．财务决策数量化。企业筹资规模、资金成本、资金结构的确定以数量为依据；日常管理的预测、控制将运用数学模型；投资决策中的风险测定及最优方案确定将运用计量模型和经济数学方法。

从网络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看，财务管理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处理财务信息的过程，信息是网络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的基础，财务管理中信息处理的正确、及时以及财务人员具有的信息处理能力决定着财务管理的能力和效率。因此，网络经济直接引发了新的竞争，以及对财务管理崭新的需求——网络化财务管理。在此，所谓网络化财务管理系统，是在已实现的会计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具有互联网功能的财务管理支持系统。

三、网络化财务管理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的影响

1．在空间上，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物理距离变成了鼠标距离。企业财务管理者可以方便地实现财务信息的远程处理和财务活动的集中化管理。企业的关注重点为更多地关注整合企业外部财务资源。

2．在时间上，网络化财务管理信息可即时生成和处理，可实现财务管理由静态向动态管理的跨越。企业财务管理者可在准确的时间拥有准确的信息。

3．在效率上，网络化财务管理下的各种经营数据和财务信息都是网页数据化的，并可在网络上流通，实现信息共享。结算支付的电子货币大大提高了结算效率，加快了资金周转。

四、适应网络经济的新需求，实现网络化财务管理

第4篇：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属性

一、劳动力商品定理

（一）所谓劳动力商品定理，是指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前提条件：1.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自由支配包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说，拥有个人劳动力的所有权；2.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的劳动者个人不拥有实现自身劳动力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也没有足以维持自身与家庭成员物质资料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只好靠出卖自己所拥有的劳动力来求得生存。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条件，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科学的反映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

劳动力商品定理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并证明，这一定理仍然是分析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的基本理论框架。但是一些传统的观点还是把劳动力成为商品看作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所以在他们眼里劳动是不是商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劳动力作为人类一般劳动过程的必要要素，是劳动力的自然属性，为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工人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的社会属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商品的属性

（一）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1.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不充分

在国有经济中，劳动者没有择业自由，即对自己的劳动力没有所有权，因此不可能有劳动力商品。在公有制经济中，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是共同拥有公共产权的劳动者整体，而不是任何单个的劳动者个体，劳动者个人没有直接拥有使用自身劳动力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生产的人身条件与物质条件仍然以特殊形式相互分离。因此在国家占有几乎全部社会生产资料，劳动者没有择业自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对职工有不得解雇的义务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不依赖于市场机制。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完备的劳动市场体系

（1） 生产的人身条件所有者与物质条件所有者仍然处于分离状态，即仍然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主体，因此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仍然需要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指的是一个群体，而不是单个某人，针对这一群体，个体劳动者是不能随意处置或使用原本属于群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而是处在一种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态。多数情况下企业劳动者集体只是本企业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主体的很小一部分，而且是不固定不稳定的一部分，因此无权自由处置企业的公有财产。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国有企业中，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相互分离的，不一样的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并且在企业内部各个劳动者之间也有这种显著的差别，企业取得劳动力资源越来越依赖于市场机制。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个体所有制以个体劳动为基础，业主既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又是劳动者，不存在两种生产要素相分离的情况，因此也不存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问题。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雇工情形和资本主义企业相类似，由于工人不占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给私营企业主或者“三资”企业的老板，获取高工资收入，劳动力仍然是商品。

（二） 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地位

1.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具有商品的条件主要是指被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所雇佣的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是一种商品；然而在公有制企业中，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商品。因此，为了让这种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发挥重大作用，就需要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优化组合，合理配置，合理流动。

2.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国有经济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和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不存在矛盾，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不取决于流通中的交换形式，而是取决于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

（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是一种社会产品，劳动者都可以共享企业的经营成果，没有工资和利润的对立。企业劳动者的工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经济效益的状况，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对企业收入分配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劳动力的价格不完全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状况。

（3） 虽然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在市场经济中也采取了双向选择的市场形式，但真正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一旦进入企业就享有了作为公有生产资料所有者中的一员所应具有的权，如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利润分享等，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3.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壮大已是不争的事实，承认劳动力成为商品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实现市场基础配置的必要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是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必然现象。

三、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意义

1.劳动力商品化意味着劳动力人格的独立化。劳动者人格独立化有利于培养大家的自由、民主、平等、竞争意识，消除过去的等级、特权和依附等不好思想；有利于成分发挥劳动者的才能，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意识，使劳动者倾其才，尽其能，服务社会；有利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好环境。

2.劳动力商品化可以使国有集体企业在开放的人力资源市场上配置劳动要素，增强竞争，尽快融入市场经济。（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一卷，中央马列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蒋学模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M]1994年版

[4]李铁映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J]中国社会科学 2003年版

第5篇：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中国经济奇迹；范式之争；基本假设条件；创新与借鉴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5－0031－08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已成为理论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是否有必要提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当怎样研究和研究什么?它是一门注重实证性研究的学科，还是一门注重规范性研究的学科?出现这些争论既是我国经济理论长期历史演变的反映，更是30年来生动活泼的经济现实和经验的深刻反映。理论演变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现实的发展已经表明，重大的历史现象和事件必然催生出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一、重大经济事件与宏观经济理论创新

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持续构建过程的结果，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任何理论都只是大胆的猜想，其命运最终都将是被新的经验事实证伪，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应该是在证伪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而与新的经验事实并行不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将引起一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或“革命”。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历史中也可看到，整个20世纪以及刚刚开始的21世纪，世界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四个重大经济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撒哈拉沙漠一带国家经济增长的灾难)，以及正在经历的“中国经济奇迹”。这些大的经济事件及其解释使得原来的思想失去信誉，而由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一)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革命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肇始于大萧条，这个事件在随后的时间中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经济学家的研究进程。试图寻觅1929-1933年世界范围内的产出和就业灾难性崩溃的原因，至今仍是对经济学家才智的激烈挑战。那些求助于包含在古典经济学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的传统智慧的经济学家们，无法为1/4的失业率、实际产出1/3的下降找到一个逻辑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答案。建立在萨伊定律、完全信息的经济人、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古典主义，在1933年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而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在理论上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在学理上的破产。

(二)“滞胀”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

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思想中的凯恩斯革命开辟了道路，而“滞胀”也为一个货币主义的新古典反革命开启了大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失业的消除对于凯恩斯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刻的作用，凯恩斯主义非常关注政府在维持充分就业中的责任。为这种思想提供支持的是凯恩斯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线，它所表明的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为当局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菜单”。然而这种以忍受高通胀为代价而换取失业率降低的政策药方，在“滞胀”面前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在面临政策实践困境的同时，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也遭到了更加致命的打击。

货币主义者通过自然失业率假说，以适应性预期为基础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中永恒存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消长关系。这在理论上了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政策实践中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由于货币主义主要构件的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发生了巨大的波动，使得弗里德曼所宣称的恒定增长的货币政策规则完全失去了可信性。于是以发展弗里德曼――菲尔普斯自然率假说为开端，试图将“通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替代关系”的争论加以规范化的卢卡斯，通过将自然率假说和持续市场出清假设以及理性预期假说结合起来，再加上华莱士和萨金特等一些理性预期主义者的努力，掀起了席卷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

这场以“滞胀”为契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革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理性预期和市场持续出清为基础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同时一些坚持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学者，在吸取了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向人们显示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能够影响实际产出的，从而再生了凯恩斯主义，形成了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三)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与增长理论的兴起

20世纪之前，世界经济增长是离散的、不连续的。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中发生的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变已经非常不均衡地扩散到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些国家经历了非同一般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集中在东亚；同时一些国家也经历了一些“灾难”，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一带的非洲国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几乎都认为非洲国家比东亚国家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因此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来说，当时正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解决“如何跳上经济增长的电梯”问题上是不够的。所以在经济增长领域中旨在建立一个基础理论结构的努力正在向前发展，于是二战以来，先后掀起了研究经济增长的三次理论浪潮。第一次浪潮集中在哈罗德和多马的强调资本积累在加快经济增长上的重大作用的模型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动了一个持续更久、规模更大的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二次理论浪潮。第三次浪潮是因罗默和卢卡斯的研究工作而兴起的，这次浪潮引发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

(四)“转型衰退”、中国“经济奇迹”与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困境

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实施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但是“休克疗法”的实施并没有出现设计者预期的“U”型经济增长轨迹，而是出现了一种与一般的经济循环不同的“转型衰退”：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并陷入了一种持久的深度衰退之中，呈现出一种“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并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破坏程度。如大萧条中衰退最为严重的美国，实际CDP下降约30％，但在1933年3月之后就开始迅速的恢复，实际GDP到1939年恢复到1929年8月的水平。而等国家的转型衰退，除了波兰以外，其它国家恢复到转型前水平的时间均大于10年，而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家实际GDP的下降幅度竟然高达50％，乌克兰甚至达到61％，并且甚至至今还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只要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市场价格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就能

够自动实现增长。对于如何达到这样的初始条件，一些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达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转型国家需要加速经济自由化进程；加快国有财产私有化进程，使国有财产变成自然人财产和法人财产，弱化国家的经济地位；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加快国家的对外开放。但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利用计划、规划等手段调控国民经济；城乡二元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要素单向流动等等。这样的初始条件显然不符合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但中国不仅取得了年均10％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且维持持续高增长30年，同时在国际地位、人均收入、城市化率、工业化程度以及预期寿命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我们将“经济奇迹”定义为超出了现有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不可能发生而实际上却发生的经济成就，那么中国经济奇迹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为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乃至全球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还提出了一系列亟须阐释的重大理论、现实与政策问题。阐释这些事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成为宏观经济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中国经济奇迹导致重大宏观经济理论创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之争

理论界在反思中国和经济实践经验的同时，开始重新检验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纷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而在中国，两种经济学范式的争论却愈演愈热。

(一)两种经济学范式之争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首先提出了“范式”概念并用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等的综合体。而对于“经济学范式”，《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作了描述性解释，“作为经济学一种范式，最重要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但是很多作者只是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我国学者樊纲认为，“范式”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他在此基础上定义了“主流范式”：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学科中，代表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个学科所使用的主要理论范式。他把我国1979年之前的主要经济学理论范式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简称为“苏联范式”。库恩把科学发展分为顺次的：原始时期――范式形成时期――常规发展时期――范式转换时期――新的常规发展时期……当特定科学领域内的一般研究人员在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面前不再接受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时，则是“范式危机”，而这发生库恩所说的常规发展时期和新的常规发展时期，即范式转换时期。

樊纲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而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而中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通过对“苏联范式”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资料所有制”、“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价值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基本规律”等问题的剖析，樊纲指出了“苏联范式”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缺陷，因而“苏联范式”处于危机之中。针对樊纲的这一观点，崔之元认为追求普遍性，并不等于有了普遍性。他通过四个案例指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中：“行为理性”的混乱，微观基础的动摇，“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以及众多的“不可能定理”。他的结论是：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说明目前并无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基础理论”。因而中国学者不仅要“应用”“基础理论”，更要创造“基础理论”。吴易风认为樊纲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无阶级性的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不现实的。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学”。

(二)其它几个有关范式的论点

钱颖一认为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正是由于有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夏业良通过对《经济研究》近50年，尤其是近20年来发表文章的统计，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及代表着过去一个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范式都已终结。而现在的主流发展方向应是现代经济学范式。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三大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描述主义的准范式。改革开放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同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范式并没有衰落，而是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之外，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存着一个描述主义的准范式。因为“如果只有上述两个范式的认识，中国经济学界将有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及其理论成果无法归类。”但由于该范式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概念、范畴、体系，折衷的处理方法是将之称为“准”范式。而中国经济学“将是三大范式的共同发展”。

三、范式之争的启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意义是什么?

从上述有关范式的争论中，可以发现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基本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和思想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来讲的，并对整个传统科学方法论的认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范式”概念用于经济学也许首先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第一，“范式”概念和思想的提出究竟是增强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也就是共性)还是增强了其特殊性(个性或历史性)?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即“范式”思想表明了历史、社会、人们的价值信念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影响，亦即不同范式并不存在统一的客观基础，是难以比较的。不同的范式是由不同历史因素、社会价值信念等非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具有绝对客观基础。第二，自然科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概念的界定难道是一样吗?显然，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刻区别，两类“范式”概念和意义应该是有明显区别的。简单地说，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自然科学的范式相对清晰、有效、易界定，而社会科学范式则模糊、局限、难以界定。决不能把自然科学意义的范式与社会科学意义的范式混为一谈，因此经济学范式具有的共性意义比自然科学范式要小得多，即使属于同一“范式”的国家，其经济运行的整体特征也完全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学中概括不同国家的经济特征，特性和共性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共性而没有特性的范式是难以真正成为一个具体国家经济

学范式的。实际上，不是经济学中真的只存在所谓“西方经济学范式”或“苏联范式”，而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和自信建立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因此，我们学习和借鉴一个范式时，并不意味着要象自然科学范式那样，只能是接受、照搬一个范式，而是应该建立中国经济学范式。

其次，从经济学方法论视角看，如果说经济学“范式”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寻找不同国家经济运行规律的共同特征，那么必须要意识到，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产生的共性原因的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要小得多，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的共性并不是真正社会科学“范式”思想和意义所在。历史主义的“范式”思想实际上告诉我们，任何范式的确立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人们意识及信念对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有关。简单说就是范式的确立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标准。如果说“范式”这个概念和思想对经济学研究有什么深刻意义的话，是它进一步深刻地告诉我们，既然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客观基础和标准都不存在，那么经济学中范式的客观性(共性)就更难存在。因此，经济学范式也许更多地是反映和描述了一个具体国家经济、一个具体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那种企图建立反映和描述大多数国家、甚至反映和描述所谓客观经济规律的“范式”是不可能的。

再次，如果认识到人们对现有经济学(更广义地说是社会科学)范式概念和思想的误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经济学范式的争论双方会如此对立，甚至到了无法继续讨论的地步。其中的原因有三：第一，任何外来经济学范式在描述和解释一个具体国家经济运行基本特征时，必然存在着相当不能解释的重要部分，即任何国家的经济运行基本特征都必然有其显著的独特性。因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只能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已有的“范式”之中。第二，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国家，其30年改革过程和经验之丰富，更是以往的经济学范式所难以概括和解释的。第三，如果我们不是简单的从所谓“苏联范式”或者“西方经济学范式”去看待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济运行特征，那么就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两种“范式”中的某些部分都以某种程度的结合形式，在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因此，面对中国30年来深刻的变化和发展，用任何已有的“范式”来解释和描述都是片面的。

最后，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范式”的思想和方法论意义，认识到任何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和独立性，认识到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的极其深刻的变化和影响，就应该从中国改革以来的现实经验，而不是简单地从已有所谓“范式”出发去被动认识和解释鲜活的、生动的中国“经济奇迹”。当然，在寻找中国经济学范式的过程中，在重视我们的历史经验的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科学意义的内容(例如，实证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是我们需要借鉴的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现实感悟优势去思考和研究。只有在充分学习和借鉴有关已有“范式”的基础上，以我为主，以现实的中国经济经验为主，树立走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战略和认识，一心一意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才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解决中国的“范式”问题。

四、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创新：若干基本问题思考

实证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程序是：提出理论假设条件――逻辑推理(建立数学模型)――结论并进行经验检验。按照“证伪主义”的思想，实证研究方法最关键的是假设条件的提出，即假设条件正是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按照“范式”思想理解，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假设条件正是“范式”的核心要件。无论是“证伪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都表明，任何假设条件的正确性和客观性都是相对的，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文化、一定价值观、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主观认识的反映而已。因此，创新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要创新性的归纳和提炼出能够反应中国长期基本特征的假设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提出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一)中国宏观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初探

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既要能简单概括其最基本特征，又要有囊括宏观经济所有主要问题的分析框架，同时还要能够清楚地对比出与西方经济学有关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因此，提出假设条件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创新最困难和关键的问题，需要经过反复地探讨和争论才能够最终形成。下面只是我们的初步设想，希望能“抛砖引玉”。

1、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假设

我国近代以来的生产力演变过程中，始终强烈地受到发达国家相对发达生产力的影响和示范，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外来生产力引入或冲击的结果，即其生产力演变总体上不是一种“自然演进”，而是一种“强制进化”。在此演变过程中，我国生产力水平结构始终存在质(或“代”)的差别。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平衡结构相比，这一假设在现实中表现为，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距，而在国内存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和不平衡演进。在生产力结构不平衡条件下，西方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调节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将产生它所没有涉及到的不同变化和结果，而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分析或难以解释的。

2、“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假设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及生产力平衡结构演变所依赖的技术进步是原发的或自主创新的，可称之为“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这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始终处于世界领先的事实相吻合。由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与平衡结构之间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存在巨大差别，因此，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只可能主要是引进的方式，即“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①。这种方式与发达国家“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存在本质的不同：技术进步有明确的方向，从而大大规避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使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投资的收益更为确定。

3、国家强控制力机制假设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仍有着很大的差别。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主张政府尽量少甚至不干预经济活动。而公有制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主张政府在宏观层面上对整个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具体地说，“国家强控制力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力地保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2)通过对土地、自然资源要素供给的国家控制，为经济增长提供廉价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3)通过实行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和外汇管制，以指导性信贷计划、利率管制和结售汇制，实施对金融资源供给的控制，为经济增长提供廉价的资金和外汇。(4)通过对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的控制，推行义务教育和相应的医疗卫生体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较高但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5)在其它方面，如经济战略思想、经济政策、大型经济项目建设等的制定和执行的迅速而统一的特征，都充分显示出较强的国家控制力对经济发展

的深刻影响力。

(二)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如果我们确认了以上三个基本特征为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那么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相比，其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变了，则意味着其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正是基本假设条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所在。

1、研究对象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经济总量与结构及其关系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市场格局。从逻辑上分析，生产力水平高低决定竞争力高低，同一生产力水平范围形成同一竞争市场，不同生产力水平范围属于不同的竞争市场，而不同生产力水平上市场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其各自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我国最简单的市场划分至少可分为农产品市场和工业品市场，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平等的。因此，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研究对象，必须从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跳出来，突出对国际、国内不平等竞争、不平衡结构发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突出运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解决有关不平衡发展问题基本原理的研究；突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宏观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如何发挥其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及特殊意义等问题的研究。

2、研究内容问题

在上面基本假设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将产生一系列新的宏观经济问题。首先，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的意义及作用问题。有关研究内容包括：与生产力和市场多元化一致，如何合理布局国有经济体系(多元化体系)；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有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与结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与国有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关系等。其次，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的意义和原则问题。有关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如何通过国家干预机制有效地解决不同生产力结构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这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难点在于，与追求个体最大利益的市场原则不同，必须也只能由国家采取长期、有效的手段、政策，甚至是建立有关制度保证，来尽力提高或支撑低端生产力(市场)的竞争力水平，促进低端生产力及其庞大人口较顺利地向更高生产力(市场)转化。例如，如何把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协调起来；如何正确制定国家调控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市场)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如何重点解决和保障低端生产力和市场的发展及其巨大就业压力、弱势群体利益等问题。最后，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和方法问题。由于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性质及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方法也将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与西方经济学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总量、间接调控手段相比，将有如下重大变化：(1)强调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平衡发展相一致的结构性调控方法，总量调控方法将更多的被结构调控方法取代。(2)对高端生产力(市场)和低端生产力(市场)的调控问题应采取非常不同的方法和手段。(3)对重大的(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一致)经济结构问题应采取强制性、计划性手段进行调控等等。

第6篇：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第7篇：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

一、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

这里所说的贸易条件是指商品的贸易条件，或净易货贸易条件，它是用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对进口商品的平均价格之比来表示的。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指数计算公式为：

P[,x]＝Σx[,i]P[,i]

公式中，P[,x]表示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指数，x[,i]表示基期商品i占出口总值的比重，P[,i]表示商品i现期价格对基期价格的比率。相应地，进口商品的平均价格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P[,m]＝Σm[,j]P[,j]

公式中，P[,m]、m[,j]、P[,j]分别表示进口商品的平均价格指数、进口商品j占进口总值的比重和现期价格对基期价格的比率。贸易条件即等于这两个指数之比乘以100，即：

T=（P[,x]／P[,m]）×100

如果T＞100并且是上升的，就说明贸易条件改善了；如果T＜100并且趋于下降，则说明贸易条件恶化了。

在普雷维什和辛格之前，人们一般认为，初级产品的生产依赖土地、自然资源等，这些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因而具有报酬递减趋势，因此，这些产品的价格应是不断上升的；反之，制成品则享有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好处而应是报酬递增的，因此，它们的价格应是不断下降的。因此，初级产品对工业品的价格比率应是上升的。然而，自从普雷维什—辛格假说提出来之后，这些看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普雷维什是从考察英国1870年至1930年出口价格对进口价格的比率中，发现初级产品对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是趋于下降的。如果以1876～1880年的价格比率为100，那么，1936～1938年初级产品对制成品的价格比率就下降到64。这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购买同样数量的工业制成品需要比19世纪70年代多支付36％的初级产品。

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被普雷维什称为是，periphery）主要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而工业国（被叫做中心，center）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因此，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的下降，表明国家对中心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这是一个涉及正统贸易理论的有效性和世界贸易中的利益分配以及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选择的大问题，因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关于贸易条件恶化论有三个相关的问题：（1）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像普雷维什和辛格所说的那样下降了？（2）如果贸易条件真的下降了，其原因是什么？（3）即使是贸易条件下降了，是不是一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构成了障碍？

普雷维什提出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下降这一命题是以英国进出口价格比率的变化作为证据的。有些学者对这个证据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第一，英国的贸易条件并不能作为其他工业化国家贸易条件的指标，因为英国的贸易条件的变化同其他工业化国家贸易条件的变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第二，英国的贸易条件无疑不能作为与之进行贸易的原料出口国的贸易条件的倒数，因为英国的进口价格是到岸价格，出口价格是离岸价格，也就是说，进口价格包括货物运抵英国港口的运输成本，而出口价格则不包括出口货物从英国港口运至外国目的地的运输成本。

但是，50年代以来，很多经济学家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或非石油出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得出的结论差不多是一致的，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长期是趋向于下降的。例如，一项研究表明，从1900年到1991年，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虽然短期波动很大，但长期是下降的，每年大约下降0.6％。另据一些研究表明，在1977～1992年间，非石油初级商品的出口价格相对于出口的制成品价格下降了将近60％，致使1992年下降到90年来的最低点。由于它们的实际出口价格的急剧下降，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出口更大量的初级产品才能换回一个既定数量的进口制成品。一项估计表明，在过去10年中，发展中国家因贸易条件的恶化而支付的额外成本每年达25亿美元，结果，第三世界贸易余额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持续地下降，从1981年的558亿美元下降到1994年的-429亿美元。（参见托达罗：《经济发展》，英文6版，428～429页，纽约，朗曼出版公司，1997。）

从以上论述中可知，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下降趋势直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在普雷维什和辛格提出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的50年代以及5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因此，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被认为就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国家（36个国家中有34个）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了，相应地，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了。但是我们看到，尽管如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并且很多国家仍然是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与50年展中国家的出口格局基本上相同。（见表1）

表1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条件的变化

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制成品出口比重(%)

国家1970年1993年1970年1993年

莫桑比克90801020尼日利亚989822加纳9977123巴基斯坦43155785洪都拉斯9386714

斯里兰卡9928172埃及73672733印度尼西亚9847253塞内加尔81791921玻利维亚9781319喀麦隆9286814

菲律宾9724376摩洛哥90431057约旦84491651多米尼加9647453萨尔瓦多72522848哥伦比亚9260840

牙买加54344666秘鲁9885215突尼斯81251975阿尔及利亚949763泰国9228872哥斯达黎加81671933

巴拿马9684416委内瑞拉9986114巴西86401460南非59274173毛里求斯9834266马来西亚9335765

智利9581519匈牙利33326768墨西哥68473253乌拉圭80572043加蓬919793阿根廷86681432韩国2477693

国家1985年1993年贸易条件(1987年=100)

莫桑比克113122尼日利亚16799加纳9365巴基斯坦112100

洪都拉斯11873斯里兰卡10686埃及14799印度尼西亚14590塞内加尔107106玻利维亚13078喀麦隆11377

菲律宾99117摩洛哥99114约旦127123多米尼加115130萨尔瓦多12288哥伦比亚12468牙买加89109秘鲁11190

突尼斯123100阿尔及利亚17395泰国103103哥斯达黎加11194巴拿马10487委内瑞拉16693巴西10197南非101105

毛里求斯77108马来西亚11499智利91104匈牙利103—墨西哥14599乌拉圭91114加蓬154106阿根廷96101韩国94100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95）。

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向制成品方向转变是一种可喜的结构性转变，表明它们的工业化程度提高了。同时，也表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下降不一定等同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不再趋于下降呢？或者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得到改善了呢？事实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从表1最后两栏中可以看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继续下降。

就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下降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萨卡（P·Sarkar）在1986年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两套出口价格的变化：一是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价格比，一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相对于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价格比。研究结果是，第一个价格比是每年下降0.51％，第二个价格比是每年下降0.93％。（参见萨卡：《辛格—普雷维什假说：一个统计评论》，载《剑桥经济学杂志》，1986（12）。）此外，另有一项经验研究表明，在1970～1987年间，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每年大约下降1％。（参见萨卡，辛格：《196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及其贸易条件》，载《世界发展》，1991（2）。）

可见，发展中国家遭受着双重的损失：不仅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相对于制成品而言趋于下降，而且，制成品的出口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成品而言也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长期必然会趋于恶化。

二、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与后果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为什么在长期呈下降趋势呢？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而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1.农产品与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差别很大。普雷维什和辛格认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一般小于1，即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随着发达国家收入的提高，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相对需求就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出口的制成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总的说来高于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而且一般大于1。这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制成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两个方面的结合将会导致初级产品对制成品的贸易条件的下降。

2.由于技术进步，替代初级产品作为原料的合成品、替代品大量涌现。这些新产品的出现降低了对非食品类初级产品的世界性需求。例如，化纤纺织品与棉纺织品竞争，合成橡胶与天然橡胶竞争，合成洗涤剂取代了由植物油脂制成的肥皂，人造皮革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动物皮革，塑料和金属制品代替了很大一部分木制品，等等。

3.技术进步还降低了工业生产中原料的消耗系数，因而对初级产品原料的进口需求并不随进口国工业生产的规模扩大而同比例增加。例如，金属容器减少了含锡量，现代化织布机减少了棉纱浪费并使用更多的合成纤维，锯木机将木刨花加工成木板，汽车使用较少的钢，等等。

4.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被殖民者作为原料的供应地。在政治上独立之后，它们仍然还保留着原来的出口格局：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出口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高，有些国家甚至主要依靠一两种农产品出口来换取外汇。这样的贸易格局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缺乏供给弹性。即使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它们也不能调整出口结构，即不容易削减价格下降的初级产品出口，甚至为了使出口收入不减少，它们还将出口得更多。

5.发达国家的要素收入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在工业化国家中，由于工会的强大压力和大厂商垄断势力的存在，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不是价格的下降，而是工资和利润的不断上涨：“当收入增加得比生产率多时，价格就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普雷维什：《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载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1版，425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种情形：工会势力弱小，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较小，而且由于劳动力丰富，工资被压到很低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市场是竞争性市场，垄断性很差，农业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不会给生产者带来更高的利润，而只会造成农产品价格的下跌。简而言之，“工业化国家作为初级产品的消费者和工业品的生产者而拥有两个世界最好的东西，而欠发达国家作为工业品的消费者和原材料的生产者却拥有两个世界最坏的东西”。（辛格：《投资国和借款国的利益分配》，载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1版，448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下降主要由它们的制成品出口构成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档次较低，附加值低，在世界市场上需求收入弹性也比较低，因此，即使从初级产品出口转变到制成品出口，它们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仍然趋于下降。例如，发展中国家出口纺织品，而发达国家出口电脑和通讯器材。前者附加值和需求收入弹性较后者要低得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前者对后者的价格比率的下降。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首先，它把相当一部分财富和收入从处于的国家无偿地转移到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从而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使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通过外贸来促进发展。其次，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得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趋于恶化，赤字不断增加，这就不得不减少国内工业发展所需的进口设备和材料，从而阻碍了工业的发展。为了维持一定的进口水平，不得不向国外借款，这样就使得外债负担加重，一旦外债负担过重，造成债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极为不利的。

三、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意义与批判

普雷维什和辛格所提出的贸易条件恶化论是对正统的新古典贸易学说的彻底否定。

首先，它否定了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性质。在传统贸易理论中，贸易条件是既定的，不变的，不存在长期恶化和改善问题。

其次，它否定了自由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的结论。它认为在现有的贸易格局下，贸易只对出口制成品的中心国家有利，对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是不利的。因此，它的政策意义是很清楚的，即反对自由贸易，主张贸易保护。它为发展中国家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为实行贸易保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根据。战后50至60年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普遍采用内向型发展战略，可以说，在理论上受普雷维什等人的观点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贸易条件恶化论遭到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反驳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否定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下降趋势。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出口产品千差万别，统计检验有很大的偏差。虽然大多数研究利用出口商品价格资料得出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下降的结论，但也有些研究利用另一些资料或不同的处理方法，发现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没有显示出下降的趋势。

第二个层次是承认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呈长期下降的趋势，但认为这是表面上的下降，而实际上并没有下降。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下降是对这两类产品质量改进的反映。由于工业制成品质量改进较初级产品要快，由于工业部门新产品的不断涌现，由于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因此，工业制成品的价格相对于初级产品就要高一些。如果考虑这些因素，根据这些因素对初级产品价格作出适当调整，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可能没有趋于下降。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勒就曾经指出，贸易条件恶化论者没能适当地考虑老商品质量的变化以及许多新商品在市场上的出现。“由于主要是工业品在质量上有所改进而同时初级产品在质量方面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由于成百上千种新产品经过逐年加到新工业制成品之中，这种偏离就使初级产品出口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的变动表面上显得比实际情况更不利了”，由于这个原因，“贸易条件恶化是否真正发生过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哈伯勒：《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载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1版，523～524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第三个层次是承认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呈下降的趋势，但并不认为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构成重大障碍。贸易条件恶化论者所说的贸易条件是指商品的贸易条件即净易货贸易条件。有的学者认为，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不等于就是单要素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恶化。所谓单要素贸易条件是指参与出口生产的某一要素生产率，它等于商品贸易条件与该要素生产率的乘积。即使商品贸易条件下降了，但如果生产率增长比贸易条件下降幅度更大，则单要素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所谓收入贸易条件是指出口商品的购买力，它等于商品贸易条件与出口量的乘积。如果商品贸易条件下降导致出口收入更大幅度的增加，则收入贸易条件就是上升的。例如，如果赞比亚增加了铜的出口，从而导致世界铜价的下跌，但铜价下跌的幅度小于铜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则铜的出口收入就会增加，在进口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该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就是上升的。

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提出是对正统的贸易理论的巨大挑战。如果国际贸易只是对发达国家有利，对发展中国家不利，比较优势论对发展中国家就毫无用处，必须抛弃。因此，这个新贸易理论受到经济学家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高度的和持续的重视。许多学者对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进行了多次验证，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长期呈下降趋势。因此，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至今仍然有它的意义。的确，发展中国家应该实行某种程度的进口替代和贸易保护，不过，用普雷维什—辛格假说来反对发展中国家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和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是不妥当的。

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支持者虽然反对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性质，但他们自己并没有看到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或者说他们只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遭受的动态损失。其实，国际贸易可以带来很多动态的利益，如专业化、规模经济、技术和知识的扩散、外商投资等等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优化配置、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这些利益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大大超过因贸易条件下降所造成的损失。那些积极地走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绩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1版.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2吉利斯，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中文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A·P·Thirlwall.GrowthandDevelopment.Fifthedition.London:Macmillan,1994

4MichaelP·Todaro.EconomicDevelopment.Sixthedition.NewYork:Longman,1997

5PaulKasliwal.DevelopmentEconomics.Firstedition.South-WesternCollegePublishing.1995

第8篇：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贸易条件；比较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107-02

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改善程度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利益太小，直接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当今世界，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大的比重。2006年世界GDP55。2万亿美元，其中全球商品贸易额(出口)达101200亿美元，服务贸易额24150亿美元。世界贸易额占世界GDP 20％以上。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7万亿美元左右，中国进出口额1.7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达9689亿多美元，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以上(按汇率计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增速仍将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对外贸易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日益重要。

战后以来，人们加深了对于对外贸易作用的认识。尤其在目前。人们普遍地认识到了对外贸易的调节作用、传导作用和乘数作用。所谓对外贸易的调节作用是指利用对外贸易中的出口和进口这一对变量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以及调节消费、储蓄和投资、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平衡。对外贸易的传导作用，是指通过外贸部门与国际市场的直接联系，促进和带动国内相关联产业和整个国内经济的发展。所谓对外贸易的乘数作用是指外贸出口增加1元，会带来国民收入倍数增长，与此相适应。对国内就业量也会产生倍数增长的效应。正是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战后以来，人们一直非常关注贸易条件。但是人们对于贸易条件影响经济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普雷维什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辛格等人认为整个世界分为“中心”和“”两类国家和地区，“中心”国家利用优越的经济条件剥削“”国家，致使“”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拉美一些激进的青年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因此主张“脱钩论”，即发展中国家要与发达国家脱钩。当然这种“脱钩论”的观点现在看来确实过于偏激。但是它显示了这样一个问题：贸易条件的状况对于一国外贸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贸易条件?所谓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关系。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用Px表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用Pm表示，贸易条件=Px／Pm×100％。一般地贸易条件改善对于一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变大对于他们的发展是有利的。反之，如果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比值变小，表示贸易条件恶化。当然贸易条件的改善有各种不同具体的情况，贸易条件的恶化也有各种不同具体的情况。

在当今世界，自二战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一国通过对外开放、对外贸易，经济会得到较快发展，而一国如果闭关自守，经济的发展速度会放慢，这种情况说明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又称相对成本学说)的正确性。李嘉图的相对成本学说认为，假设有甲、乙两国，生产A、B两种产品，甲国在A、B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乙国在A、B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具有绝对劣势。甲国在A产品上有相对优势，在B产品上有相对劣势；乙国在A产品上有相对劣势，在B产品上有相对优势。这样通过国际分工，甲国专门生产A产品，乙国专门生产B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生产的总量会增加。假设未分工前甲、乙两国生产的A产品和B产品分别均为1亿单位，甲、乙两国生产的A产品之和与B产品之和均为2亿个单位。经过分工，甲、乙两国生产的A产品和B产品总量均增加至3亿单位。从理论上讲只要参加国际分工，就会参与分享A、B两种产品因为生产的国际分工多出的2亿个单位，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在其中能够分享多大的份额，按照劳动价值理论，由国际价值决定国际价格。在实际交换中，它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该国经济力量的强弱。

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也能够获得进行国际分工生产和交换带来的好处。假如发展中国家不能够获得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就不会参与到国际分工过程中去。当然发展中国家得到多大比例的额外利益，它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以往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发达国家所获得的额外利益比例要大一些，而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额外利益比例要小一些。当然在现实的经济中，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个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分工后所获得的利益甚至要小于没有参加国际分工的利益，这往往是由于发达国家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以利益为诱饵，诱使该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分工，然后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垄断地位，大大地压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大大地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使发达国家攫取了超过国际分工带来的全部好处，这个超过的部分只能来自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当然这种极端的情况是偶然的、不太常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还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地被发现、发明和运用，国际垄断的不断被打破，发展中国家就可以经常地获得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不断增大的利益。

在李嘉图比较利益论存在的条件下，会不会存在贸易条件的恶化呢?实际上，比较利益论与贸易条件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但是两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比较利益论是指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程度与比较利益大小两者基本上是同方向变化的，即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比较利益。在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不存在比较利益?这里要具体区分。在比较利益较大，而贸易条件恶化程度较轻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分工所获得的利益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仍然有利可图。只有当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其恶化的程度已超过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所带来的利益时，只有在这时，国际贸易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才真正具有负面的影响。这种极端情况在历史上并不是经常出现的。

下面可以用数字来说明，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比较利益的关系：

从表格1中看到，在进行国际分工之前，英国340个劳动力一年生产了一亿个单位的粮食和一亿个单位的布匹；而葡萄牙160个单位的劳动力也生产了1亿个单位的粮食和1亿个单位的布匹。两个国家劳动力总共生产了2亿个

单位的粮食和2亿个单位的布匹。从表格2中看到，通过国际分工，两个国家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两个国家总共生产了2.54亿个单位的布匹和3，2亿个单位的粮食。比未进行国际分工前多生产了0.54亿个单位的布匹和1.2亿个单位的粮食。假设这两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排除了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因素的差异，排除了垄断因素的差异，假设价格与价值是一致的。国际分工多出的利益在英国和葡萄牙之间分配，这种分配建立在符合国际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英国2，54亿匹布产量相当于进行国际分工前317.5人／年标准劳动量(英国参加国际分工前340人生产的一亿匹布和一亿单位粮食相当于250人／年标准劳动量)。而葡萄牙生产的3，2亿单位粮食，相当于进行国际分工前400人／年标准劳动量(葡萄牙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是160人／年，国际分工前的标准劳动量是250人／年)。进行国际分工后，两国500人所生产的粮食和布匹产量相当于进行国际分工前717.5人的年标准劳动量。英国进行国际分工后，年标准劳动量由原来的250人／年提高到317.5人／年，增长了27％。葡萄牙年标准劳动量由原来的250人／年提高到400人／年，增长了60％。两国进行国际分工后多出的217.5人／年标准劳动量产品在英、葡两国按照0.31：0.69比例进行分配(英国所占比例：(317.5～250)／217.5×100％＝31％，同理可得葡萄牙所占比例)，即英国获得因国际分工多出利益的67.5人／年标准劳动量产品，而葡萄牙获得因国际分工多出利益的150人／年标准劳动量产品。

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条件下，如果英国贸易条件虽然有恶化，但只要没有超过27％，即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值下降的幅度小于27％，比如说下降了22％，英国仍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英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下降幅度超过了27％，比如说下降了53％，这种情况下，英国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便完全无利益可言，比它不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所获得的利益还要少。

第9篇：经济学产生的条件范文

论文摘要：21世纪是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有不同特征和要求。文章就新经济的持征、基本内涵进行了阐述，并就建设适合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进行了论述。

21世纪是新经济时代，这种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征，与之相对应，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也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

一、新经济的特征

新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知识更替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地位，成为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拥有某种先进技术，而不再是由资本规模和劳力数量决定企业竞争的胜负。在新经济运行中，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由于新经济具有以上特征，所以新经济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终身教育将是人类谋生存，求发展的基本条件。新经济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形态，所以要求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必须终身学习，终身接受教育，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由于知识可共同拥有的特性以及信息化、网络化、国际化的发展，各种有用资源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社会变革的速度不断加快，网络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经济的运转方式，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形势。

二、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文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虽然每个企业的企业文化都会有所不同，但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企业文化，其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

1.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强调团队协作精神。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分工比较细致，企业中任何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人与人的相互协作，没有人与人在企业运行过中的相互协作，即没有团队协作精神，企业就不可能高效发展，也不会产生1+1＞2的效果，也就不会有企业中每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2.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认定由于人们能力不同存在收益差别的合理性。正因为企业中人们有很大的能力差异，所以人们在企业中收益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获得资本收益，有人获得劳动收益，有人获得创新收益。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持有企业股份，获得的就是资本收益和创新收益；一般员工按照劳动合同获得工资，则是劳动收益。由此导致人们的收益差距拉大，这充分体现了知识和技术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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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在分配中只强调效率。公平是社会的功能，例如社会依靠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企业讲效率，社会讲公平，最后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以上三个方面为基本内容的企业文化，是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知识经济正在改变工业社会企业文化，以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

三、建设适合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

1.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要适应“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新战略发展的要求。“协作竞争、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是美国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的21世纪企业发展的新战略，是一种适应新经济需要的网络型的战略，特点是优势企业抱成一团，目的是为把竞争对手挤垮，或者使对手实力受损。虽然其责权关系是宽约束，但从本质上讲，它是企业界组织制度和经营机制的一种创新。近几年来，企业结盟、兼并、接管的事例层出不穷，这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给企业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企业重组后企业文化怎样融合的问题。所以企业的兼并、联合的过程中只有做到取长补短、扬优避劣、达成共识，形成“结盟取胜、双赢模式”型的企业文化，企业才更具生命力、凝聚力和竞争力。

2.新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20世纪末最成功的是学习型组织，它不仅被视为业绩最佳、竞争力最大、生命力最强、最具活力，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在心灵上潜移默化、升华生命的意义。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组织形式向扁平化的方向发展，其管理的核心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再到创造性思维的转变，对个人及企业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强调“系统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根源与知识及知识的灵活运用和潜能及智慧的开发有关”。可见，学习对组织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学习型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将进一步受到关注。

3.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中将更注重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形象直接与企业的兴衰相联系，企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机结合成企业的公众形象。良好的企业知名度与美誉度，是企业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如果企业声誉卓著，企业就能招揽到更多的优秀人才和顾客，就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就能得到周围邻里的支持和帮助。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力更为激烈，企业要脱颖而出，形象战略尤为重要，它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实力和地位的体现。21世纪，企业竞争除了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以外，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最先发现消费空档，并以良好的形象占据消费者的心，谁就能占据市场，不断扩大经营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