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花税法的变化精选(九篇)

第1篇：印花税法的变化范文

税收有几个法定原则：其一，税种及税收要素均须经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其二，未经法定程序，未以法律形式，不得对法定之税种及税收要素作出任何变更。其三，征税主体及纳税主体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

那么，印花税存在的法律基础是否存在？

现行的许多税收教科书这样对印花税进行定义：它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签立、领受凭证征收的一种税。它是一种凭证税，具有征收面广、税负轻、由纳税人自行购买并粘贴印花税票完成纳税义务等特点。在这个定义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印花税是凭证税；第二，是用来粘贴的。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沿用了这一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印花税实行由纳税人根据规定自行计算应纳税额，购买并一次贴足印花税票的缴纳办法。”第六条规定：“印花税票应当粘贴在应纳税凭证上，并由纳税人在每枚税票的骑缝处盖戳注明或者画销。”显然，印花税是用来“粘贴”的。现在的股票交易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无纸化），投资者在交易时把印花税粘贴在何处？虚拟世界中没有粘贴印花税的地方。

在《暂行条例》的后面，附了一个《印花税税目税率表》，其中包括：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货物运输合同；仓储保管合同；借款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技术合同；财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等，共计13项。都涉及合同、证照，都符合“贴”印花税这一前提条件，其中并没有股票交易印花税。

虽然，《暂行条例》也为财政部留了一个自我发挥的空间：“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为“应纳税凭证”。问题是，落脚点仍在于“凭证”上面，以便粘贴。股票交易印花税在实行电子化交易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在印花税征收范围之内。说得再直接点，目前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已缺乏足够的合法性。

而且，《暂行条例》中所规定的印花税率，仅从比例上来看，基本在万分之三至万分之五之间，最低是万分之零点五，最高是千分之一（是法律意义上的上限）。除此，还有“按件贴花五元”、“税额不足一元的按一元贴花”的规定。

显然，股票交易印花税即使具有合法性，税率也不能超过《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千分之一”上限。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从1990年开征，按照千分之六的标准征收，高出《暂行条例》中规定的最高标准6倍。期间，股票交易印花税率多次修改，但大部分时间都高于千分之一的标准（比如，1997年5月12日，把证券交易印花税率提高到千分之五），但始终未受到公众的关注。

许多人把西方国家对股票交易征收的交易税等同于我国的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这其实是一种误读，这是两种不同的税种。有关部门或许是出于理亏，将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与西方国家的交易税合起来起名字，叫“股票交易印花税”，这种变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税收必须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而且，即使把我们的印花税等同于交易税，这一税率在全球依然是名列前茅的。

第2篇：印花税法的变化范文

由于受地域发展空间和市区整体规划限制，我区税源结构近年来逐渐形成户多、面广、税收支柱企业少和税源分散的特点，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几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在抓好骨干税源基础上，时刻不忘地方小税种的管理，尤其不忘加强印花税的征管，做到“抓大不放小”，坚持以据实征收和按比例核定征收为主，以源泉控管为辅，全面推进了印花税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做到“小税大抓，薄税广收”，小税种做出了大文章，印花税收入实现了连续三年大幅度增长。20*年征收印花税5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0%，20*年征收印花税7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20*年征收印花税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仅三年时间，我区印花税收入实现了大的跨越。

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感觉到，由于一些制度和体制上的问题存在，不利于印花税的实际征收管理，限制了印花税收入的稳定增长。为了进一步加强印花税的征收管理，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印花税的征管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以便找出应取的对策。

一、当前印花税的征收管理情况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的凭证征收的一种税，是一种兼有行为性质的凭证税，具有征收面广、税负轻、由纳税人自行完成纳税义务等特点。印花税的纳税人十分广泛，具体包括各类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经营者、其他经济组织及其在华机构等单位和个人。印花税的缴纳方法与其他税种有所不同，它是由纳税人根据税法的规定，自行计算应纳税额、自行购票、自行贴花、自行注销、完成纳税义务。在管理方式上，按照税额大小，应税项目纳税次数多少及税源控管需要，分别采取自行粘贴或按期汇总缴纳方式、委托或代扣代缴三种纳税方式。印花税自1988年实施以来，税务机关不断强化管理，不断完善征管办法，保证了印花税收入的稳步增长，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新《税收征管法》的颁布实施，印花税的一些征管规定已不适应现行征管的需要，与《税收征管法》难以衔接等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堵塞征管漏洞，方便纳税人，保证印花税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省局于20*年制定下发了《河北省印花税征收管理办法》，明确印花税实行据实征收和按比例核定征收两种方式。

二、印花税征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印花税的一些规定已不适应实际征管需要

1、现行印花税条例与新颁布的《合同法》不相适应。《印花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应税凭证采用正列举法，合同名称基本是根据原来的《经济合同法》中的10类合同确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1999年10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新的《合同法》。新《合同法》按照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共计列举了15类合同，与旧的《经济合同法》相比较，新增了6种合同，变更了合同名称5种。《条例》与新《合同法》所列举的合同之间有差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签定的各类经济合同名称也不一致，导致就合同是否为应税凭证问题，征纳双方易形成争议，加大了征管难度。如中介服务中签定的合同、专业保养服务中签定的保养合同等，在经济活动中出现频繁，但由于无法与《条例》中已列举的合同对号入座，征收依据不充分，造成了税款的流失，使新《合同法》颁布以来印花税税目的调整成为必要。

2、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印花税提出新的挑战，电子商务的数字化，无纸化办公将传统交易方式下的合同、凭证隐匿于无形，印花税依据原有的课税对象额与计税依据由于电子付款中的加密技术等原因很难确定，我国现行印花税制度针对传统交易方式而订，还末制订与电子商务相对应的条款，存在征税盲区，极易造成税款流失，损害国家利益。

3、企业部门之间交叉管理导致征管难度大、合同等凭证应纳印花税的缴纳和征收不到位。印花税征收面广，情况比较复杂。在一些企业中，由于合同所反映的经济业务不同，不同业务的合同分散在不同的管理部门，销售合同一般由销售部门保管，原料采购合同由采购部门保管，等等。作为应纳税凭证的合同其计税依据是合同所记载的金额，并不反映在纳税人财务会计账簿、报表等会计核算资料当中。这样，客观上容易造成企业的办税人员不能全面掌握企业签定的全部合同，而导致不能准确计算印花税计税依据。在税务机关实施税务检查过程中，要求纳税人提供有关合同时，有些纳税人往往借故不提供或者不全部提供合同；而税务机关现有的管理手段也不能有效监控企业的合同签定行为，依靠税务管理人员对企业不同管理部门逐个检查、逐个计算和汇总也不现实，且工作效率不高。

（二）印花税税源分散，难以有效监控。印花税由于税源比较分散，分布与社会各个层面和环节，涉及面大，难以有效监控，尤其体现在个人私房出租合同、建安合同、购销合同、产权转移合同等应征凭证上以及行政、事业单位上，税务机关很难全面掌握合同的签定数量和合同金额等情况，基本形成了纳税人申报多少税款就入库多少税款的局面，造成印花税流失现象还相当严重。其主要原因还是税源监控不到位，应税凭证难以查实，纳税人申报不实，税源监控渠道单一，不如实提供有关应税合同的，税务机关就无法准确核实。计税依据难以掌握，各部门、各单位协作不强，信息交流困难，造成税源不宜掌握，税收监控和管理难度就更大了。

（三）现行按比例核定征收规定属于粗放式管理，不能充分体现依法治税、公平税负的精神。

现在实行的征管方式依旧是纳税人自行申报和委托，但委托的面小，成本大，加之印花税税额小，税目、税率繁杂，计算麻烦，的效果不高；自行申报的准确性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使纳税人偷税现象比较普遍，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对于现行的按比例核定征收，可以说是一种权宜之技，只是解决当前印花税收入稳定增长问题，而与依法征税，及时、准确、公平、合理应收尽收的原则、目标不一致。核定征收有负面影响，属于粗放式管理，不能充分体现依法治税、公平税负的精神。

（四）纳税遵从度不高

目前纳税人的纳税意识还比较淡薄，印花税由于纳税人自行申报，自行计算缴纳，加之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容易造成偷逃税现象，另一方面除了纳税人主观原因外，个别税务部门也存在税法宣传不够深入、认为是小税种而重视程度不够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加之处罚不力，一些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查处，没有真正体现出税法的威慑作用，使纳税人对偷、逃税没有产生畏惧心理，纳税人的法制观念也就难以形成。

三、强化印花税管理的对策

针对当前印花税征管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一）提请上级完善和修改《印花税暂行条例》和《实施细则》

针对印花税制度及征收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了适应经济和税收工作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印花税的作用，促进依法治税，应收尽收，我们认为需要提请上级进一步完善和修改《条例》和《细则》。扩大征税范围，与修改后的合同法相衔接，结合新的合同法修改印花税税目，把以前遗漏的和新出现的合同增补进去，对所有经济类型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都征收印花税，且对应税凭证不再采取正列举的方式，仅对免税凭证的种类进行列举，便于税务部门和纳税人操作，简并税目，规范税率，减少征管难度，使印花税成为一个稳定的地方税源。

（二）树立现代税收征管理念，改革征管方式

在管理体制上要树立现代税收征管理念，积极探索新的有效的征管方式，扩大委托范围，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将现行条例中“发放或者办理应纳税凭证的单位负有监督纳税人依法纳税的义务”，修改为并没有明确规定发放或办理应纳凭证的单位有代扣代缴义务，因此，要明确印花税代扣代缴义务人及其权利和义务。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积极进行纳税评估。加强认定处理，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税收征管的最终目的就是依法治税，对纳税人而言就是要依法纳税，对于税务机关来讲就是要严格执法，应收尽收。树立服务与管理相统一的现代税收征管理念。

（三）发挥综合治税的作用，强化源泉控管

印花税税源零星、分散、单靠税务机关的自身力量，管理成本高，工作难度大，因此，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部门协作，凝聚社会力量，构建一个依靠政府领导，税务机关管税、各部门协税、社会力量护税的综合治税网络。社会综合治税是全社会参与的一项工作，建立综合治税社会协调机制，明确职责、提高综合治税组织的功能，交流涉税信息，积极举报偷逃税行为，加强税源管理，积极与银行、保险公司、房管局、城建局、公证处等有关单位沟通联系，及时取得应征印花税合同的相关信息，做到齐抓共管、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税收工作的良好局面。

（四）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依法治税水平，实施精细化管理

完善印花税的专项检查制度，定期开展印花税纳税执法检查，对有偷税、逃税等违法行为的，严格按照税法规定予以处罚，并将其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实施重点监控。改变过去税务部门在执法上的心慈手软的态度，通过处罚促使纳税人纳税意识提高，尤其对纳税人不主动和不如实申报的，不按规定缴纳印花税的，不按规定注销印花税票的行为要严格按照征管法和印花税有关规定进行处罚，真正体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税收不分大小的观念。同时税务机关要实施分类管理，加强印花税的税种管理，抓住印花税管理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抓深、抓细、抓透，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第3篇：印花税法的变化范文

一、原始权益人将资产真实销售给SPV环节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企业所得税。对于每一个企业而言，企业所得税是必须要缴纳的税种之一，所以，当企业资产的账面价格比原始权益人的转让资产小时，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应为资产转让者多出的部分。反之，资产转让者可以将其产生的损失，在本年度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扣除。这样的税收筹划手段，导致企业开展资产证劵化模式的纳税人，对破产隔离的实施、风险管控的实施无法有效掌控，导致企业开展资产证劵化时，会面对巨大的风险。所以，为了促进资产证劵化完善，杜绝纳税人为了降低纳税额度，将交易模式改变为担保融资的情况发生，应该免去资产证劵化中，真实销售应该缴纳的所得税。（二）增值税。企业在开展资产证劵化相关业务中，对于转让的根本而言，不仅可以转让债权类的资产，也可以是企业未来的受益权和收益权。因此，企业应该结合目前我国增值税的缴纳标准，明确以上资产的转让不在缴纳增值税的范围内，在进行转让的过程中，不必缴纳增值税。（三）印花税。当开展资产证劵化的资产信托权利，被信托资产证劵化的发起机构，给予受托机构的时候，不必缴纳双方签订信托合同的印花税。我国税收相关政策已经明确规定了信贷资产证劵化印花税的缴纳标准，但是，对企业资产证劵化印花税的缴纳标注并不明确。所以，应该参考信贷资产证劵化印花税的缴纳标准，不必缴纳企业资产证劵化印花税。

二、SPV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认购证券环节的税收政策建议

第一，当SPV发行投资者认购证券、资产支持证券时，并不会产生所得，因此，不必缴纳企业所得税。第二，由于证券的发行和认购不再增值税管理范围内，因此不必缴纳增值税。第三，当企业将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投资者买卖证券，交给受托机构进行发售时，可以不必缴纳印花税。在我国对资产证劵化税收政策制定出明确规定之前，企业资产证劵化缴纳印花税的标准，应该根据信贷资产证劵化缴纳印花税的标准执行。

三、SPV获取项目收益并支付给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人环节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符合上位法规定。在受托人对信托事务所第三人所负债务以及信托事务所支出的费用进行支付时，由于受托人会将先行垫付自身的固有财产，因此，在信托财产进行补偿时，受托人享有优先补偿的权益。这个规定的制定，从立法层面将，权利大于部门规章。所以，将企业管理人认定为企业纳税人的规章，应该与相关法律的内容一致。（二）符合金融行业风险隔离的要求。作为企业特殊目的载体，资产支持计划相对独立，会与基础资产原始托管人、受托人、权益人、其他支持计划等提供服务的机构具有的固有资产进行取区分。也就是说，当企业以上这些资产由于破产、撤销、解散等各种原因进行清点、计算时，可以不必清算支持计划资产，从而将风险有效隔离。（三）便于纳税申报。对于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而言，应该分开申报每一个单独的产品，这样，每个产品都能进行单独核算，对未来金融行业风险隔离的实现提供便利，这其中，税金也要单独核算。

四、投资人转让资产支持证券并获取收益环节的税收政策建议

第一，在企业缴纳所得税的过程中，如果投资方是个人，需要按照个人所得税的标准和要求，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投资方是机构，需要按照企业所得税的标准和要求，缴纳企业所得税，二者必须明确区分，不可相互混淆。第二，以增值税的标准和要求为基础，在转让未到期资产的管理产品时，所缴纳增值税的额度，应该根据金融商品转让标准实施。当产品的所有权属于个人时，不必缴纳增值税。当产品的所有权属于机构时，只需缴纳收益转让部分的增值税。第三，投资者在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过程中，不必缴纳印花税在我国对资产证劵化税收政策制定出明确规定之前，企业资产证劵化缴纳印花税的标准，应该根据信贷资产证劵化缴纳印花税的标准执行。

第4篇：印花税法的变化范文

新中国的证券和证券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早期证券及证券市场诞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股票具有在资金供给制的约束下为改革筹集资金的功能，这一点可以从我国股票市场的诞生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都始于1984年而得到印证。当然，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证券市场又逐渐被赋予了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作用。但是，与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源于安徽小岗村农民的自发行为相类似，我国的证券和证券市场总的来说走的也是一条“先发展，后规范”的道路。最初，在1988年11月9日，由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等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听取组成不久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汇报关于创办中国证券市场设想的会议时，与会者就曾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研究设计中国的证券市场应采取“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方式；其后，股票的发行、交易甚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民间”的色彩。

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壮大（截至1999年11月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已达941家，市价总值达到27,741.75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5%），证券市场的规范以及政府应如何调控市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政府调控经济有效杠杆的证券税收也日益受到重视。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要税种就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回顾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应该承认其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取得财政收入。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也渐渐摆脱了单纯的聚财功能，而被赋予一定的调控职能。同时，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要求改革完善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及降低印花税税率的争论也越来越多。并且，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确实存在许多值得探讨和完善的地方。因此，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和探讨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将很有必要。本文试图对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及证券税制进行一些肤浅的研究，以期能对完善该税种以及我国的证券税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章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1>的历史和现状

对二级市场股票交易（包括a股和b股）征收的印花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要税种。回顾这项税收政策2的出台，也颇耐人寻味，它并不是在证券市场产生的初期就由中央政府作出的明确规定，而是在地方政府先作出地方性规定并加以实施的基础之上，然后由中央政府加以确认。这与我国证券市场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民间发起，政府支持”以及“先发展，后规范”的发展轨迹倒是颇有几分相似，这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种政策的临时性以及预示着改革的必然性。

一．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历史回顾和政策分析

虽然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前身之一的上海市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于1986年9月就开办了股票、债券的买卖业务，并由此揭开了新中国证券交易市场的序幕，但是，在1990年之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对各类有价证券交易作出明确的征税规定。最早对股票交易作出征税规定的是深圳市政府于1990年颁布的“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该规定宣布对股票卖出方征收6‰的交易印花税，初始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实现政府在证券市场的财政利益，并平抑暴涨的股价。同年11月23日，深圳市政府又宣布对股票交易的买方也征收6‰的印花税。1991年10月，鉴于股市持续低迷，深圳市又将印花税税率下调为3‰。同月，上海市政府也参照深圳市政府的做法，开始对买卖双方课征3‰的交易印花税。至此，两家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始了对证券交易征税的实践。

中央政府最早对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作出明确规定的是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于1992年6月12日联合下发的国税发[1992]137号文---《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该文规定“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3‰的税率纳印花税”，同时还规定“办理股权交割手续的单位有负责监督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责任，并代缴印花税税款”。另外，该文第十三条还规定了执行日期为1992年1月1日。因此，一般认为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日是1992年1月1日。在此之后，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印花税也受到了政府和市场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务院在特定时期根据市场情况对税率作出了调整（在1997年5月10日决定将税率由3‰提高为5‰，1998年6月12日又决定将税率由5‰降为4‰）以期达到调控市场的目的。为了加强征收管理，国家税务总局也于1997年8月7日下发了国税发[1997]129号文，要求上海和深圳市的国税地税部门加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管理。

从上述简要回顾及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实施情况来看，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说代表着我国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就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虽然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做法及时推出我国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很有必要，值得肯定，但是政策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因此，在政策制定实施后，在不同时期还根据实际情况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如《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未能涉及股票之外的证券品种，因而1997年之后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批准成立的新基金交易是否应征收印花税，就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为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不得不了财税字[1998]55号公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进行补救，规定对投资者买卖基金单位在1999年底前暂不征收印花税。到了2000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以补充规定的形式对基金单位是否征收印花税作了说明。因此，我国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总的来说还很不完整，尚处于探索阶段。

第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作用不仅仅是取得财政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被赋予了调控证券市场的作用。自1992年开始实行证券 交易印花税政策以来，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以年均大约120%的速度增长，收入规模由1992年的3.35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250.01亿元，占工商税收的比重也由最初的0.13%一度上升为1997年的2.90%，近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也还保持在2%的水平。因此，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财政职能应该说还是发挥的比较好的。同时，证券交易印花税还被赋予了一定的调控职能。如 1997年5月10日，针对1996年10月以后股票市场出现的暴涨（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340%），国务院决定将印花税税率由3‰提高到5‰，以抑制过热的股市。1998年6月12日，为了摆脱股市长期低迷的状态，国家又决定将印花税税率由5‰降至4‰。虽然由于政策的时滞性等原因，提高印花税税率时，股指并没有马上应声而落，而是迭创新高；降低印花税税率时，股票市场在一段时期内疲软依旧，税收收入依然停留于低迷期的水平，但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升降成了传递管理层调控意图的一种方式倒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制定政策时缺乏前瞻性，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政策出台的1992年，我国实行的还是财政包干制，因此政策中未对印花税的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的划分作出规定。之后，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将印花税划分为地方税，但具体操作中是由两家交易所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征收，然后按50%的比例与中央分享，因此，实际成了一种共享税。这给两家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据统计，1999年上海市来自证券市场的税收收入达到150.32亿元（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136亿元），居上海市财政收入之首3）。同时，由于1997年8月14日之前，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行政上分别隶属于上海市和深圳市两地方政府。因此，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两地交易所曾出现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使得一级市场股票发行价愈来愈高，二级市场非法融资炒作股票的现象严重，最终致使股市过度投机，“泡沫化”现象严重。之后，虽然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分成比例调整为中央88%、地方12%， 并且于1997年8月14日将两家交易所改为接受中国证监会直接领导，但两家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竞争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

第四，证券交易印花税体现的是多重政策目标。在我国当前有关证券市场税种并不完整的情况下（我国并未开征资本利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与证券市场有关的税种），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其他税种的替代税种，被赋予了多重政策目标。如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除了规定对因买卖而转让的股票征收印花税以外，还规定对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的股票也征收印花税，而此类非交易转让股票本应属于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的征税范围。另外，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还被赋予了调节市场参与者收入的作用，而这本应是资本利得税等所得税的职能范围。因此，虽然从税制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是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的“单一税制”，而不是包括交易税、所得税、财产税的“复合税制”，但证券交易印花税所体现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却是多重的政策目标。

二．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

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当时称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在1992年联合下发的文件要求对股票的买卖、继承、赠与（通常是通过二级市场转让）征收印花税，但是根据对证券市场通常的分类方法，我国证券市场除了主要的二级交易市场之外，还包括一级发行市场及特殊的“一级半市场”，而对于通过一级市场发行股票及通过“一级半”市场转让股票如何征税，《通知》则没有明确规定。实际上，对于以上述形式发行及转让的股票并不是不征税，因为《印花税暂行条例》中有关的税目对此作出了征税规定，只不过适用税率不同罢了，因此，如果将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视为独立的税种，它应该包括以下税制规定（当然其中很多内容只能说是政策规定）：

（1）对溢价发行股票的税收处理。按照有关的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在一级市场溢价发行有价证券，由此取得的溢价收入在企业财务上列入“资本公积”科目，不征所得税，但该笔资金作为企业自有资金，应按“营业帐薄”税目课征万分之五的印花税。对于溢价发行股票的购买者，则没有征税规定。

（2）针对各省的柜台交易市场（或称之为一级半市场）以及北京的net和staq市场中的交易，交易双方应按产权转移书据分别交纳万分之五的印花税。

（3）对二级市场交易的股票（包括a股和b股），按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分别按4‰的税率缴纳印花税。但是，根据国发明电（1999）1号《国务院关于调整b种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通知》，自1999年6月1日起，b股印花税税率由4‰下调为3‰。

（4）对于在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集中托管的股票，在办理法人协议转让和个人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时，其证券交易印花税统一由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代扣代缴。（详见国税发[1997]12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我们认为，从税制规定的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虽然从收入归属、征收管理等方面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说是个独立的税种，但是有关该税种的制度规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行政法规或法律规定，而主要分散在一些部门规章、国务院通知等政策规定之中，存在用政策规定代替法律规定的缺陷。因此，就该税种而言，其法律依据是不足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所列举的税目，并不包括与股票交易相对应的税目和税率，一般认为实际操作套用的是《印花税暂行条例》中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但《印花税暂行条例》中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指的是“财产所有权和版权、商标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等转移书据”，并不包括《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所指的“股权转让书据”。即使认为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借鉴（或套用）的是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处理模式，作为部门规章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也无“资格”对作为行政法规的《印花税暂行条例》作出补充规定，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作出补充的规定至少也是以国务院第143号令的形式颁布的行政法规，而不仅仅是以“国税发[1992]137号”形式的公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当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法律依据是不足的。

第二，征税范围过窄。作为证券市场中的主体税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应该覆盖整个证券市场中的所有证券品种。我国证券市场中的证券品种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界定：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二是证券交易所中实际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条的规定，适用我国《证券法》的证券具体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但不包括政府债券。而在我国主要证券市场之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则包括a股、b股、国债现货、国债回购、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基金等7类。但是，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a股和b股课征。因此，无论从《证券法》的角度，还是从交易所实际上市交易的品种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征税范围都过于狭窄。如果说开立该税时正处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由于受证券品种单一限制或者说有意将交易额尚微不足道的股票以外的其他证券（主要是国债和企业债券）排除在外还有一定理由的话，那么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结构的完善，伴随着其他证券品种交易额的显著增长（据统计，1998年，国债、基金等证券品种的交易额已在沪、深两地交易所的总交易额中占据了“半壁江山”），还将其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不仅有违税负公平原则，而且还使得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能全面调节证券交易，阻碍了其杠杆作用的发挥。

第三，税率不统一、不连续。从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制度规定来看，该税种对股票和国债、企业债券、基金（对这些证券品种的交易是免税的）实行的是不同税率，并且单就股票而言，也根据不同种类股票及其转让方式适用不同税率，如自1999年6月1日起，我国对国内社会公众股（a股）和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就适用不同的印花税税率（a股为4‰，b股为3‰）。虽然从政策角度来看，这可能体现的就是一种差别对待的政策意图，但是从税法的角度看，这就显得税率不统一、不连续了，不仅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而且也显示出我国证券市场税收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

第四，对证券交易印花税性质及其收入归属的规定不明确。虽然我国当前对证券交易征收的税收在名称上称为印花税，但是与作为凭证税的印花税不同，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是种行为税，也就是说，从税制的角度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把证券交易印花税视为一个独立的税种（财政统计也往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单列一个项目）。但是，作为独立税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应该属于中央税、地方税还是中央地方共享税，国家对此就未能作出明确规定，而当前的实际做法是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88%：12%的比例分成。

第五，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和遗产与赠与税存有交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范围不仅包括交易转让股票，而且还包括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股票，虽然从征管的严密性（我国并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看，作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所谓的“交易税”却对非交易行为征税似乎并不合理。从税制角度看，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与遗产与赠与税在征税范围方面存有一定的交叉。

三．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4情况分析及前景预测

自1993年以来，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基本呈现出递增的增长态势。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数额及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如下表一和图一、图二所示：

表一：证券交易印花税年收入额及其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 年份 证券交易印花税（亿元） 比上年增长（%） 财政收入（亿元） 比重% 1993 22   4349 0.51% 1994 48.77 121.68% 5248.1 0.93% 1995 26.38 -45.91% 6242.2 0.42% 1996 127.99 385.18% 7408 1.73% 1997 250.76 95.92% 8642 2.90% 1998 215.75 -13.96% 9853 2.19% 1999 250.01 15.88% 11377 2.198% 图一：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图二：证券交易印花税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

如上图所示，虽然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绝对额以及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可谓近期增长最快的税种之一，但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增长前景是否就“一片光明”呢？证券交易印花税能否成长为税制结构中举足轻重的税种呢？笔者对此并不持乐观态度。并且，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到一定阶段以后可能将缺乏继续大幅增长的可能。因为，众所周知，税收收入应该等于税基乘以税率，而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无论在税基还是税率方面都不存在大幅增大或提高的可能：

首先，就税率而言，以下因素的存在将使得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不断下降，而不是上升：第一，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较之世界平均水平已高出许多：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名义税率虽然为4‰，但由于对买卖双方双向征收，因此实际税率为8‰，而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一般为0.1‰---6‰，并且是单向征收。我国经济不断溶入国际社会的总体趋势必然要求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逐渐实现与国际接轨。第二，从国际比较来看，为了提高竞争能力、防止资本外流，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调低证券市场印花税（证券交易税）税率或免征印花税的趋势。据报道，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确保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2000年3月8日公布的新一年财政预算案中就对调低证券印花税税率作了说明，调低印花税税率已成定局。为了与香港竞争，新加坡也准备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样，为了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相竞争，降低交易成本，日本也于1999年4月1日起取消所有交易的流通票据转让税和交易税（相当于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第三，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由于认为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将提高资金成本，减少市场的流动性并会降低证券价值，改变资金结构和投资有价证券的种类5，因而纷纷停征此税。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成熟及投资理性的增强，证券市场中的投资理念必将取机观念，此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将成为市场的“生命线”，因此有碍证券市场流动性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将被削弱甚至取消。

其次，就税基而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基应该是成交金额，而成交金额应该等于市场规模（流通股数）、换手率（成交股数/流通股数）和股票市价的乘积，也就是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基至少受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我国，虽然证券市场的规模必将不断扩大，但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及投资者投资理性的增强，证券市场的年换手率应该会呈下降趋势（我国当前300%—600%的换手率无疑偏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规模扩大对证券税收增加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年换手率的降低这个减小税基因素所抵消，这将制约着我国印花税的增长。这可以从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从1997年以来增长乏力的现象中得到映证（如图三所示，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增长率自1997年以来呈下降趋势）。

最后，由于证券市场的价格受人们心理预期的影响，因而波动通常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稳定性。虽然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从绝对额而言呈不断上升之势，但从相对额来看，并不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如图三所示，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年增长率变化幅度较大，并且近两年呈现出下降趋势。证券交易印花税这种收入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我国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或在财政收入占据重要地位。

图三： 证券交易印花税年收入增长率 单位：%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们对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收入功能应该有个客观的认识：自开征该税以来，证券交易印花税虽然收入增长较快，但其增长潜力有限，并且从证券交易印花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它只能说是个小税种，同时，考虑到其收入的不稳定性，可以预测证券交易印花税不可能在我国税收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或重要地位，不可能成为我国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因为证券交易印花税与证券市场的交易频繁程度有关，而证券交易的频繁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确定的，这就决定了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也是不稳定的，收入不稳定的税种不可能在税制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或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第二章 从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看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未来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发展方向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国家应该以税收方式参与证券市场，这一点似乎并没有什么疑义。但是，应该承认的是证券交易印花税仅仅是国家参与证券市场的一种方式，而绝不是唯一的方式。为了从整体上把握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整个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以及证券税制作一分析。通过比较分析，也许能得出一些单纯分析证券交易印花税所看不到的结论。然后，本章将对两类主要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证券交易印花税及证券所得税（主要是资本利得税）对证券市场的经济影响作一番理论分析，从而，试图得出一些较有远见的结论。

一．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简介

国家应该以税收的方式参与证券市场分配，因为：首先，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据统计，1997年我国上市公司从深沪两市筹资920亿元，1998年由于受市场环境影响，上市公司筹资数额有所下降，但也达到746亿元，1999年筹资金额逾900亿元，这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我们把证券市场的筹资功能视为一种“公共产品”的话，那么它也必须负担“公共产品”的价格-----税收，所以证券市场必须为国家提供税收；其次，由于证券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进行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因此国家税收也有必要参与证券市场的分配，从而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其三，从世界各国来看，对证券市场课征税收也是各国政府的共有之举，因为政府对证券市场如何课税往往能传递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从而能起到调控证券市场的作用。在明确了税收应该参与证券市场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府应该如何参与证券市场的分配，也就是政府应实行什么样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政府应实行什么样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往往是由政府参与证券市场的政策目标决定的。

（一）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目标

政府通过税收方式参与证券市场当然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税收政策目标可以不同，但概括而言，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税收政策目标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筹集财政收入。政府实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筹集财政收入，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是相同的。如1990年美国国会计划对除国库券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征收5‰的证券交易税，其主要原因就是期望通过该税筹集财政收入，据估计该税种如果得以开征，在征税的前五年内将带来577亿美元的税收收入6。虽然后来考虑到征税的负面影响而最终使得征税计划搁浅，但不得不承认其所能筹集的财政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在我国，政府实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回顾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壮大和实力增强，证券市场在筹集财政收入方面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例，1991年至2000年2月，沪深股市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额达1067.16亿元，其中1997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达到250.76亿元，1998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达到215.75亿元，1999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达到250.01亿元。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市场交易活跃，2000年前两个月国家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就达83.58亿元。因此，取得财政收入是政府实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第二，调节资金流向。我们知道，税收的基本职能包括两点，一是聚财，二是调控。就证券市场而言，政府实行特定的税收政策，除了达到筹集财政收入的目标以外，还期望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能达到调节资金流向的目标。政府通常通过规定不同种类证券适用不同税率来引导资金流向，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如我国对股票交易征收4‰的交易印花税，而对债券和基金的转让则暂不征收印花税的规定就理论而言可以达到鼓励资金流向债券和基金交易的目的。再如，我国对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而对国债利息等则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一规定有利于达到促使资金流向政府债券，从而降低政府融资成本的目的。

第三，控制交易成本，调节交易频率。在证券市场中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达到控制交易成本的目标，因为，众所周知，证券交易成本主要由手续费和印花税（证券交易税）组成，其中手续费通常是可以或明或暗地机动的，而税收则具有固定性和刚性，不能轻易地变动，因此在司空见惯的股市“对敲”行为中，印花税就成为这一行为的主要成本，成为主管部门控制“对敲”行为的有力工具。同时，税收政策的变化如税率的提高或降低能改变交易成本，进而能达到鼓励投资、抑制投机或鼓励交易的目的。同理，在证券市场中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达到调节交易频率的目标，例如国家通过对不同持有期限的证券出售所得规定适用不同的税率，能够起到促使投资者延长持有证券周期的作用。如德国对长期性资本利得（6个月以上）免税，但投机性资本利得全数课税；瑞典对长期性的资本利得（持有2年以上）60%免税，而短期性资本利得全数课税；芬兰、挪威税法也规定只对取得后5年、2年内出售的证券利得课税，而在此期限之上的证券利得则免税，这无疑有利于促使投资者延长持有证券的周期。

第四，维护社会公平。自亚当·斯密以来，公平原则通常被列为税收诸原则之首。税收公平原则通常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税收本身应该是公平的，二是税收应该能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行调整，并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税收本身的公平要求按照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课税，具体说，相同纳税条件下的同类纳税人应当交纳相同的税收；不同条件下的纳税人应交纳不同的税收。前者就是所谓的横向公平，后者就是所谓的纵向公平。相对于税收本身的公平是一种事前的公平而言，社会公平可以说是一种事后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说，无论纳税人从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受益的多寡，无论纳税人获取收入机会的大小，也无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有多大，国家课征税收之后的结果应该有利于缩小人们的收入差距，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税收本身的公平可以说是出于效率原则的考虑，因为如果税收不能公平地对待纳税人，那么税收将损害纳税人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经济效率的实现。在证券市场中，税收本身的公平要求税收采取比例税率的形式，因为比例税率要求对相同条件的纳税人课征相同的税收，这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的。如证券交易税通常对证券的卖出方卖出证券所取得的收入课征某一比例税率的税款，具有相同收入的纳税人交纳了相同的税收，这是符合税收横向公平的；同时，具有不同收入的纳税人交纳了不同数额的税款，这是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但是就结果而言，课征比例税率的证券交易税通常不能缩小纳税人的收入差距。如某位“大户”与某位“散户”都在10元分别买入某只股票10,000股和1,000股，并都在20元卖出，“大户”获得收入200,000元，“散户”获得收入20,000元，此时他们分别获利100,000元和10,000元，获利之比为10︰1。现假设对他们分别课征5%的证券交易税，则他们的税后利润分别为90,000（100000 — 200000×5%）元和9,000（10000 — 20000×5%）元，获利之比还是10︰1。可见，“大户”与“散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能因征税而缩小。为了实现税收的社会公平目标，政府通常采取累进税率的税收政策。在证券市场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实现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所得课税和财产课税上。累进税率的证券所得税政策能调节不同纳税人的收益或所得水平，能缓解利益分配悬殊，维护社会公平。财产税对某些财产征税有弥补所得税不足的作用，因而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保证。

（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证券税制的分类）

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需要依赖一定的政策工具。政府在证券市场中运用的税收政策工具就是有关证券市场的各类税种及其制度规定，因此本文所指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就是所谓的证券税制。正如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存在多重目标一样，实现政策目标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证券税制）也不只有单一税种。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及其工具可以作不同的分类：

1．根据税基选择的不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可以分为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证券市场所得税政策以及证券市场财产税政策。所谓的证券市场流转税指的是以证券市场上的流转额（交易额）为税基的税种，如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及国外普遍开征的证券交易税等都可以称为证券市场流转税。所谓的证券市场所得税指的是以证券市场上的所得额为税基的税种，来源于证券市场的所得包括买卖证券的差价所得、债券利息所得、上市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所得以及红股所得等。对来源于证券市场的所得，多数国家并不设立独立的税种来征税，而是在个人所得税、公司（企业、法人）所得税中作出有关的征税规定，有的国家将证券买卖差价所得列为资本利得税的征税项目7。所谓的证券市场财产税指的是以有价证券为代表的财产为税基的税种，具体说也就是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种。

2．根据税负能否转嫁为标准，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可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类。所谓的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同时也是税收负担者的税种，通常认为所得税和财产税是直接税；所谓的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一定是税收负担者的税种，大部分流转税都属于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通常认为税负能转嫁，因而是间接税。但是，就证券市场而言，证券市场中的流转税具有特殊性，虽然诸如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等税种是对流转额课征的税种，属于流转税，但是其税负转嫁情况比较特殊。在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只对卖方课征的情况下，虽然法律上订有纳税义务人，但税收负担者既有纳税义务人，也有纳税义务人的交易对象，也就是说，就这类税收而言，税法是对交易背后具有税收负担能力者课税，但谁是税收负担者并未事先加以预定，而是由交易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来定的8。在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对买卖双方同时征收的情况下，一般认为此时的税收负担并不能转嫁，而是构成了交易的成本。因此，此时的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应该属于直接税的范畴。总而言之，证券市场中的税收（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基本上都属于直接税，也就是说，税收纳税人与税收负担人通常是同一的，这种特殊性为政府利用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调节证券市场收入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

3．根据证券市场的分类，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可以分为一级市场税收、二级市场税收和股息红利税收三类。一级市场税收主要是对股票发行征收印花税或注册税（我国目前尚未实行），这里的股票发行包括新股的发行，也包括配股或送股（红股）等方式；二级市场税收主要包括对股票和债券交易征收的交易税和对股票市场所得征收的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股息红利税收是指对股东取得的股息、红利是否征收所得税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与政府在证券市场中存在多重税收政策目标相适应，政府的税收政策工具通常也是多元化的，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证券税制应该是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涉及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复合税制。但在我国，由于对证券买卖差价所得暂不征税，因此，在上市公司分红较少的情况下，证券市场所得税可以说是块空白。政府在证券市场中可以运用的主要税收政策工具就是证券交易印花税。

对于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把握其特殊性。我们认为，证券交易印花税既可以归为证券市场流转税，也可以归为直接税的范畴。这就是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特殊性。一方面，从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就流转额征税这一特点来看，它应该属于证券市场流转税，并且，从计税依据、征税方式等方面来看，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就相当于国外的证券交易税（关于印花税与证券交易税到底有什么区别，本文第三章将对此作出说明）。流转税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具有征收成本低、稽征压力不大等优点，因而单从收入的成本效益分析，该税应该属于一种“良税”；另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负一般很难转嫁，属于直接税范畴，因而，当提高或降低印花税税率时，国家能直接减少或增加投资者的收益，这就使得该税也能具有某种调控作用。

（三）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所能发挥的作用比较

虽然上述对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作了整体分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税收政策工具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认为，证券交易印花税等流转税能控制交易频率，调节资金流向，但在维护公平方面却作用不大。证券所得税以调节投资者的利益差别为主，能较好地实现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控作用，但由于所得税税制较复杂、征管成本较高、税收收入有限等原因，其调控作用的发挥往往也因此而受限制。另外，由于减免税等因素存在差异，不同的证券所得税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如对长期利得免税，将有利于鼓励投资，却不利于资本的流动，而若取消这一措施，则会起到助长短线投机的作用。证券市场中的财产税通常只具有取得财政收入和维护社会公平作用，而对调节资金流向及控制交易成本、调节交易频率等却无能为力。各种税收政策工具的不同作用可以用表列示如下：

表二：不同税种在证券市场中作用的比较   流转税 所得税（实行差别税率） 所得税（实行无差别税率） 财产税 取得财政收入 √ √ √ √ 调节资金流向 √ √     调节交易频率 √ √ √   维护社会公平   √ √ √ 注：“√”表示具有该项功能

（四）我国证券税制（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的缺陷

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存在以下缺陷和不足：

1．在调节资金流向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我国证券税制显得相对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印花税只对可流通a股和b股交易课征，而对其他证券品种如法人股交易、基金交易、期货交易等则没有统一的征税规定，这不仅不利于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也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第二，由于证券税收设计不合理，导致各种证券之间的利率结构不合理，不利于正确引导资金流向。如我国目前规定对企业债券利息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而对国债、金融债券则免税，结果使得风险较大的企业债券课税后的收益率反而低于低风险的国债，造成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如1998年6月国家电力公司发行的三年期债券利率为8%，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实际利率为6.4%，而同为1998年6月发行的国债利率为7.11%；再如1998年8月至12月发行的三年期企业债券威海电厂年利率为6.93%，扣除应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后实际利率为5.544%（6.93%╳（1—20%）），而同期发行的三年期国债利率为5.85%9。这实际扭曲了资金价格，其结果将是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

2．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我国证券税制也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据报道，自改革开放恢复建立证券市场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已培养了成千上万个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并且证券市场每天还在进行着财富的再分配，不断扩大着社会收入差距。当然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允许的，也是合法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与税收未能有效发挥维护社会公平作用的现状有关：首先，对作为买卖证券差价收入的资本利得，虽然企业要纳入所得额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但个人却暂缓征税，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拉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源泉；其次，对股息、红利等证券投资所得，我国规定对个人一律按20%的边际税率征税，实行的是比例税率，但比例税率实际并不能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再次，我国由于尚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因而未能对无收益所得（存量所得）课税，不能实现社会个体在竞争中的“起点公平”，这也成为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存在上述缺陷，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的证券税制不完善，具体说由于我国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对居民个人买卖证券所得以特案方式决定暂不征税）及财产与赠与税，对证券投资所得课征的所得税也十分有限，因而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我国当前的证券税制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可以说是“单一税制”，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多重目标不相适应，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替所得税及财产与赠与税实现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目标的缺陷。如我国对买卖证券资本利得暂不征税的情况下，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双向征收实际是出于调节市场参与者收入的目的；在我国尚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的情况下，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规定对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行为征税实际起到了代替遗产与赠与税的目的。虽然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有关规定体现了一定的政策意图，但应该明确的是仅仅依靠这一个税种肯定是不能实现所有的政策目标的。

二．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工具应该是包括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的复合税制，而我国当前实行的证券税制可以说是单一税制，主要缺陷就是过于依靠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代表的流转税，存在用流转税代替所得税的缺陷。以下将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市场所得税的经济效应作一比较，从而对这两类政策工具有更深刻和更合理的认识。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中的经济效应分析

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相当于国外的证券交易税。从国外的分析资料10来看，虽然也有观点认为该税具有减少市场波动、减少过度投机和增加税收收入等预期收益（如斯蒂格里兹就认为，证券交易税能减少外部消极因素，并能在整个经济中培育一个更有效的资源分配体系），但主流观点却是认为该税种的负面效应要超过其正面影响，证券交易税对证券市场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扭曲有价证券和资金结构。由于证券交易税将改变持有或发行不同证券的相对成本、市场净值及证券的供给与需求，因而资本市场的资金结构和投资有价证券结构也将改变。同时，由于证券交易税对不同证券的影响是不同的，因而最终将产生市场扭曲。美国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开征证券交易税，那么发生最大扭曲的是那些具有短期性和交易频繁的证券品种，影响额将高达3,500亿美元。正是基于上述分析，美国国会在1990年预算谈判中计划对除国库券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征收5‰的证券交易税方案最终被取消。

第二，提高资金成本，降低市场流动性。征收证券交易税的必然结果是提高交易成本，而根据研究表明，交易成本与投资者要求的投资回报率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交易成本越高，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也将越高。从而，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必然结果就是提高筹资成本。如美国对拟征收5‰证券交易税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将使得交易成本提高9%--11%，并使得新发行证券的市场要求投资回报率每年上升0.1%---1.8%，从而大大抬高了筹资成本。同时，征收证券交易税将影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

第三，税收负担缺乏公平。美国学者g．威廉认为，证券交易税的税收负担必将更多地由广大公众承担，而不仅仅是投机者和盲目交易者，因而证券交易税将打击直接和间接权益人，因为税收负担不是被全部纳税人平均承担，那些持有较多金融资产和投资风险较小证券（如蓝筹股）的投资者要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

从经济效应角度分析，证券交易印花税可以说是负面影响较大，上述负面影响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取消证券交易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证券市场间竞争的加剧也是导致发达国家取消证券交易税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用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证券市场所得税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二）所得税11在证券市场中的经济效应分析

证券市场中的所得实际包括证券投资所得和证券交易所得两类，在此，我们将主要分析证券交易所得课税的经济效应，从而正确认识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我国证券市场似乎存在一种“恐税情结”。记得1994年1月28日，新出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对股票交易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执行”，正是这条涉及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条款，引起了证券市场的轩然大波，沪深股市应声而落，分别跌至1993年以来的新低750点和199点。为了稳定市场信心，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专门为此发了“安民告示”，宣布1994年和1995年对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税。之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1996年2月9日和1998年3月30日分别下发了财税字（1996）12号文和财税字（1998）61号文，规定对1996年及1997年1月1日之后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虽然我国对证券交易所得暂免征税，但笔者认为，对证券交易所得税的经济效应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应作深入分析，而不能单纯由于市场的“恐税情结”而作出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决定。

其实，对于所得税的经济效应，我们应作全面的分析，而不能只见其降低投资收益的经济效应，不见其降低投资风险的效应。就理论而言，如果所得税存在充分亏损抵销规定，即允许投资者用一个时期或一种资产项目发生的投资亏损冲减其另一个时期或另一种资产项目取得的应税投资收益，那么投资者个体将可能被诱使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12。以下我们试图用经济学原理对此作出说明。假设某一项证券资产有几个可能的收益率zi，对应的概率为pi，则其预期收益为：

y= ∑pizi

其中，∑pi=1。同理，风险就表现为一项资产的预期损失：

r= -∑qili

其中，li表示损失，qi是对应于这些损失的概率（domar and a.musgrave,1944）。这样，如下图所示，投资者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u1、u2表示，而投资者机会线op则反映了投资者风险和收益的组合。

在图中，从原点向p移动时，意味着持有风险资产的份额将按比例增加。op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就表示投资者选择的风险承担点。当不存在税收时，投资者选择a点，而oa/op表示其持有的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的比例。当对其收益征收比例所得税t时：（1）如果采用“充分损失补偿”税制，则收益减少为yn=（1-t）y，且风险同样减少为rn=(1-t)r。这意味着机会线op等比例地缩减为oq，但由于斜率不变，效用最大化点仍为a，不过此时的a点表示的风险资产比例较原机会线下的已经有所增大。这说明：在充分损失补偿税制下，投资者个体将诱使持有更多风险资产，而对整个社会而言，其对资产收益与风险的偏好不会发生改变，也不会改变整体的资产组合。但由于国家受财政收入的制约，通常很少采用上述“充分损失补偿”税制，而实行“非充分损失补偿”税制，其影响就完全不同了。（2）若采用“非充分损失补偿”税制，则意味着收益降为yn=（1-t）y，风险则保持不变rn=r，这在图中即表现为机会线op被斜率较大的op`所取代，从而产生新的效用最大化点c。因此，在投资者承担风险具有正的需求收入弹性条件下，c点所代表的风险资产组合一定会小于原有的a点风险组合。这说明：“非充分损失补偿”税制下的所得税会降低人们对风险资产的需求，且税率越高，风险资产的吸引力就越低。

根据上述对资本利得税经济效应的分析，我们认为对证券交易所得是否应课税不能只看到其减少投资收益从而抑制投资的效应，还应该考虑其降低投资风险从而鼓励投资的效应。以资本利得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所得税如果设计恰当往往具有降低证券市场风险的作用，因为在允许亏损冲抵收益的情况下，政府实际成为了投资者的“合伙人”，投资者具有收益时，政府可以通过征税分享收益，而投资者具有亏损时，政府可以通过其盈亏相抵而与其分担亏损13。正是由于政府的参与，人们投资于证券市场的风险程度下降了。此时，政府可以通过灵活运用所得税的政策手段来对市场进行结构调节。因而政府调控市场的职能可主要依靠证券市场所得税来发挥（实践证明我国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替证券所得税对市场进行的调节并不十分成功），而要使调控职能得到发挥，就必须首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证券市场所得税。就我国而言，当前情况下，最迫切的就是实现对证券交易所得的征税，这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更是完善证券税制，发挥政府调控职能的需要。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发展方向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证券交易印花税仅仅是政府参与证券市场分配的一种形式，而绝不是唯一的形式。虽然无论就收入规模还是调控作用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都可以说是我国证券税制中的主体税种，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主体税种的地位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目标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我国总体税制结构的变迁，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税制中的地位也必将发生改变 。

（一）我国证券税制的发展方向

从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实践来看，发达国家比较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并且税制较完善、征管水平较高，因而通常以所得税为主，发展中国家比较注重增加财政收入和控制交易成本并且由于税制并不十分完善、征管水平不高，因而通常以流转税为主。从发展趋势来看，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基本遵循由以流转税为主到以所得税为主的规律。与此相适应，笔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选择也应由近期的注重流转税政策转向更加注重所得税的政策，这是因为：

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深化程度的加强以及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生活中对“效率”与“公平”的判断和选择也必将发生转变，由现阶段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公平及社会公平的实现，或者说转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与这种政策目标排序的转变相适应，我国的整体税制结构也必然会由以商品课税为主转变为以所得课税为主的“公平型”税制结构格局。这种政策目标排序的转变及税制结构的变迁反映到证券市场上，必然会要求强化所得税调控功能及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目标。

第二，虽然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有调控的作用，如1997年5月10日为了抑制过热的股市，国家决定将印花税税率由3‰上调为5‰，1998年6月12日为了摆脱股市低迷状态，国家又将印花税税率由5‰下调为4‰，但是应该明确的是印花税的调控作用与所得税发挥的调控作用是不同的。具体说，印花税的调控作用通常只能以调高或调低税率的方式来发挥，而税率的调整影响的是整个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因此印花税的调控作用从更大程度上说是一种总量的调整，或者说反映的是政府对证券市场的一种总体政策取向。而所得税政策可以通过实行差别税率、持有证券期限长短等途径实现对取得不同类别所得的纳税人进行调节的作用，因而，相对于印花税等流转税而言，所得税政策可以说是一种结构调整，反映的是政府对各类所得或者说对证券市场中各类所得不同的政策取向，因此，所得税政策发挥的调控作用要比流转税政策更为细致和合理。

第三，从发展前景来看，由于印花税等流转税收入增长潜力有限，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其调控作用的发挥，而所得税由于增长潜力较大，因而调控作用发展前景也相对看好。

第四，我国证券市场的弱效市场特征也决定了证券税收应发挥更大的维护社会公平作用，而实行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较之实行比例税率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要有效的多。应该承认，我国证券市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个不成熟的弱性效率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因此证券市场中内幕交易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近年来，虽然信息披露制度在不断完善，但一方面由于这项工作本身的执行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由于公司披露信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高额成本（甚至招来对手的竞争而使计划受挫），这使得上市公司在某项计划初期不可能总是及时、充分地披露信息，从而给内幕人士以投机获利的余地。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有某只股票忽然连日大涨，等到公司公告，广大投资者得到消息时，股价早已到位，炒作者早已借机出货了。这种内幕交易的存在将使少数投资者获取超额利润，而大多数投资者则只能获取微利或亏损，证券市场的这种“失灵”要求税收以累进税率调节不同投资者的利益，发挥“看得见的手”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而此时“看得见的手”主要依靠的应该是实行累进税率的所得税，而非实行比例税率的流转税（证券交易印花税）。

并且，从上述所得税在证券市场中的经济效应来看，所得税的经济效应也不应成为开征证券市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的顾虑。因此，笔者主张，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应在条件成熟时实现由以流转税为主向以所得税为主的“战略性”转移。

（二）我国证券税制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主要以流转税（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但从长远趋势来看，我国应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这不仅仅是由上述理论分析所决定的，更是由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情况所得决定和制约的：

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必将进一步增强，人们参与证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必将进一步扩大，人们来源于证券市场的所得占总所得中的比重也将进一步提高。此时，政府参与证券市场的形式就必须根据客观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应该把所得税政策作为调控市场结构、传达某种政府意图的主要手段，而非仅仅依靠流转税政策作总量的调节。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制结构也将由现行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税种，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此时，所得税无论在收入总量还是调控作用方面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相适应，证券市场中的税收政策及其政策工具也必将由流转税为主体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当然，反过来说，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要实现这种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我国整体的税制结构已经实现了由流转税向所得税的转变，这可以说是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实现转变的制约因素。

第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税务部门的征管水平也将得到有效的加强，当税务系统与银行、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等部门实现联网，使税务部门很容易就能了解有关纳税人的收入情况时，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转变也才有了技术支持和保障，也才具有可行性。这是制约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转变又一因素。 第三章 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在前两章中，我们对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总体分析，从而明确了证券税制及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发展趋势。但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只能说是个“长期”的概念，或者说是“远期目标”。问题是在我国现实条件的约束下，又应该如何完善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呢？以下，我们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与借鉴提出若干完善我国当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具体措施”。

一．部分国家和地区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简介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不同，各国实行的证券市场流转税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差别。根据美国库伯斯﹒里伯兰德国际税收网提供的95个国家税收情况来看（至1988年7月31日），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的国家和地区有27个。近年来，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开征证券交易税有损于资本流动，并相继取消了该税种，因此对证券交易征税的国家呈减少趋势。如coopers﹠lybrand国际会计公司（永道国际会计公司）1996年出版的《1996 international tax summaries》（《1996年国际税收概况》）一书列出了120多个国家（地区）的税收情况，其中对证券交易征税的国家只有日本、阿根廷、韩国等不到20个国家。这些国家在证券市场采取的流转税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税种上：一是交易税，该税是对证券交易转让行为课征的税种，是种行为税，计税依据通常为交易额（或者说为交易收入），纳税人通常为卖方，税率幅度在0.1‰---6‰之间。实行该政策的国家主要有阿根廷、韩国、意大利、日本、瑞典、瑞士、西班牙等。各国的税种名称也有所区别，如日本和韩国称为“证券交易税”，意大利等国称为“证券转移税”，瑞典称为“周转税”；二是印花税，该税是对证券交易转让所订立的合同或书立的凭证课征的税种，是种凭证税，计税依据通常为合同金额，纳税人通常为买方，税率一般都在5‰以下。有的国家只开征一种税，而有的国家则两种税同时开征。概括来看，西方国家通常只开征以交易税为代表的行为税，而亚洲国家通常既开征行为税，又开征凭证税，虽然在名称上通常都称为“印花税”。

为什么西方国家通常开征行为税，而亚洲国家通常开征凭证税呢？笔者认为可能包括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可能是由于各国的历史习惯不同。我们知道，西方证券市场的出现和发展都较亚洲国家要早的多，证券税制也相对比较完善。而亚洲国家在发展证券市场的初期，由于各项制度很不完善，因而实现对证券市场征税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套用现有的有关制度规定，而印花税由于与证券交易税较相近，因而被亚洲国家普遍作为证券交易税的替代措施；第二，可能是由于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对证券及证券市场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西方国家认为证券也是一种商品，证券交易与其他商品交易在本质上没有差异，交易双方通过交换达到各自的目的。因而，按照公平的治税原则，对证券交易行为也应当征税。但由于证券交易的特殊性，规范的证券交易一般在交易所内进行，并且买卖双方通常并不直接接触，因此对证券交易就不可能按照对商品和劳务课税那样直接从作为纳税人的买卖双方（主要是卖方）取得税款，而需要由证券经纪人代扣代缴。相对而言，亚洲国家通常并不把证券视为一种商品，而仅仅是一种记录所有权或债券的凭证，对于凭证转让自然就应该课征凭证税（印花税）。下表列出了主要国家和地区在证券市场的流转税政策（有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已停征，但限于资料的可获得性，不能保证以下为最新资料）：

第5篇：印花税法的变化范文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2-0069-02

印花税自1988年起开始征收，距今已有20余年，属于地方税税种，因采用在应税凭证上粘贴印花税票作为完税的标志而得名，是对单位和个人书立、领受的应税凭证征收的一种税，实质上是对此类经济行为的课税，也可以看作行为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1988年8月6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1号，2011年1月，由国务院根据《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后。

《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例如立合同人、立据人、领受人等。《条例》采用列举形式，规定了应税凭证范围，包括购销、加工承揽、建设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借款、财产保险、技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等。根据应税凭证的性质，采用从价税率或从量税率，分别按比例税率或者按件定额计算应纳，比例税率从万分之三到千分之一不等。印花税实行由纳税人根据规定自行计算应纳税额，购买并一次贴足印花税票（以下简称贴花）的缴纳办法。为简化贴花手续，《条例》规定应纳税额较大或者贴花次数频繁的，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采取以缴款书代替贴花或者按期汇总缴纳的办法。

一、印花税的特点

从《条例》列举的应税凭证来看，印花税征税范围较广，几乎涉及了日常经济行为的各类书据;但从税率方面万分之三到千分之一不等的税率来看，印花税又属于小税种。从我国近年印花税相关税则变化来看，税务部门一直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重点，从1990年起至近些年，先后多次随着证券市场的变化调整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而很少涉及其他诸如购销合同等应税凭证税率的调整。税务部门的历次税务检查、稽查活动中，多以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等主要税种为重点，较少涉及对印花税的检查、稽查。监管层面缺乏关注，加之较低的税率，使得很多企业容易忽视印花税这样的小税种。但从现实经济活动来看，购销合同（包括供应、预购、采购、购销结合及协作、调剂、补偿、易货等）的书立、使用最为频繁，广泛存在于各类企业，在以大宗、大额贸易为特点的煤炭运销企业中，购销合同更是贯穿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始终，所以，印花税构成了煤炭运销企业的主要营业税费之一。

二、煤炭运销企业经营特点

煤炭属于非标准商品，煤炭质量直接决定了煤炭的差异化属性以及定价结算。煤炭质量是指煤炭的物理、化学特性及其适用性，其主要指标有灰分、水分、硫分、发热量、挥发分、块煤限率、含矸率以及结焦性、粘结性等，多数企业以发热量作为主要定价指标。相应的，煤炭运销有基准价格以及实际结算价格两个体系。

煤炭运销企业的主要业务是采购煤炭后加价销售以赚取差价、获取利润，其特点是大宗商品贸易、周转快、资金量大，购销活动频繁进行，大额贸易额决定了印花税是煤炭运销企业不可忽视的小税种之一。由于煤炭的非标准商品特点，煤炭运销业务涉及到基准价格、实际结算价格两个价格，购、销业务开始时所签订的购、销合同，往往只能约定基准价格、意向数量、合同煤质。而实际结算金额，需要根据收货化验后得出的实际热值、硫分、灰分计算得出。大额贸易、非标准商品、贸易额的不确定性使煤炭运销企业印花税的计算、缴纳面临诸多困难。

三、煤炭运销企业购销合同特点

鉴于上述煤炭运销企业经营特点，煤炭的非标准商品属性决定了煤炭运销企业的购销合同区别于一般商品的购销合同，煤炭的煤质特性决定了其购销合同只约定购销数量、基准价格（如元/吨，或元/卡）、合同煤质、结算方式（如根据矿发煤质还是到厂煤质结算）等。合同金额与实际金额需要借助于结算环节得出。实际结算金额，需要根据煤炭经化验后的热值、灰分、硫分、水分等质量指标计算结算得出，所以，煤炭运销业务一般遵循签订购销合同、发运、收货化验、据实结算等环节，但在最后一个环节即实际结算后往往不会也没有必要根据实际结算金额再次签订购销合同。在此情况下，煤炭运销企业应以哪份凭证为据缴纳印花税难以判定。另外，实际结算金额中是以含税或不含税金额缴纳印花税，税法无明确规定（购销合同可以签订含税基准价也可以签订不含税基准价）。相应的，在运输环节，通常会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但此类合同的特点类似于煤炭运销合同，即只约定基准价格，如X元/吨煤公里、意向运量，实际运费需要运输完成后根据基准单价、实际运量以及其他杂费计算得出。

四、煤炭运销企业印花税计算方法

根据印花税相关规定，结合煤炭运销企业经营、合同特点以及实务操作中面临的计税依据等问题，煤炭运销企业应从以下方面计算、缴纳印花税：

1.征收方式：煤炭运销企业应该完善相关账务，准确、依法设置凭证登记簿，采取查账征收方式计缴印花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4〕150号）规定，主管地税机关发现纳税人确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按照核定征收办法征收其印花税：

1.1未按规定建立印花税应税凭证登记簿，或未如实登记和完整保存应税凭证的;

1.2拒不提供应税凭证或不如实提供应税凭证致使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

1.3采用按期汇总缴纳办法的，未按地税机关规定的期限报送汇总缴纳印花税情况报告，经地税机关责令限期报告，逾期仍不报告的或者地税机关在检查中发现纳税人有未按规定汇总缴纳印花税情况的。

核定征收印花税是指地税机关对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国税函〔2004〕150号文件规定情形的纳税人，依据纳税人实际生产经营收入情况，参考纳税人各期印花税纳税情况及同行业合同签定情况，确定相应的比例作为纳税人印花税计税依据，核定征收其应纳印花税额。

煤炭运销业务贸易额大，核定征收方式下，其缴纳方式取决于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定，存在一定的主观、估计性，对企业税赋的影响很难判定;相比而言，查账征收方式按实际结算金额缴纳印花税，清晰明了、有据可查，能真实反映企业税赋。从据实反映税赋、账务清晰的角度来看，煤炭运销企业应该完善相关账务、依法设置凭证登记簿，为查账征收方式奠定基础。

具体设置上，税法规定，纳税人应按税务机关的要求设置印花税应税凭证登记簿，保证各类应税凭证及时、准确、完整登记。印花税应税凭证登记簿应包括以下内容：登记日期、应税凭证类别、凭证签订日期、凭证所载金额、印花税计税金额、印花税应纳税款、印花税实缴税款等。

2.应税凭证范围：煤炭运销企业应将购销业务中的的采购、销售合同、运输合同、煤炭仓储保管合同都纳入印花税计算范围之内

现实情况中，多数煤炭运销企业只将销售业务所涉及的销售合同纳入印花税计税范围，而忽视了采购合同、运输合同，形成印花税的漏缴或少缴，导致补缴印花税及缴纳滞纳金的风险。《条例》明确规定，购销合同包括供应、预购、采购、购销结合及协作、调剂、补偿、易货等合同，按购销金额的万分之三贴花。由于煤炭贸易大宗、大额的特点，为降低交易风险，煤炭运销业务中的采购、销售环节都会签订合同。所以，根据《条例》中规定，采购、销售合同都是印花税应税凭证范围，都应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印花税。

制约煤炭运销业务的另一个瓶颈是运输，即从煤炭生产矿区运输至具体用户的过程。实际业务中，大型煤炭通常企业拥有自营铁路，中小型煤炭企业则借助于国有铁路或公路解决煤炭运输问题。通过国有铁路或公路运输方式运输煤炭的，通常会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但此类合同的特点类似于煤炭购销合同，即只约定基准价格，如X元/吨煤公里、意向运量，实际运费需要运输完成后根据基准单价、实际运量计算得出，即便如此，此类运输合同同样属于印花税征税范围。通过自有铁路运输煤炭的，要看自有铁路公司性质。通常情况下自有铁路公司以独立公司形式运作，煤炭运销企业与铁路公司同属同一集团控制。例如朔黄铁路公司与神华销售集团公司同属神华集团子公司，为关联方。为了明确经济责任、准确核算关联交易，即使关联方也会签订运输合同，明确运输过程中的责任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运输合同也属于应税凭证范围。同理，煤炭运销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诸如仓储合同也应纳入印花税计税范围

3.计税依据：合同在签订时无法确定计税金额的，签订时先按定额五元贴花，以后结算时再按实际结算金额计税，补贴印花

煤炭运销业务最初签订的采购、销售合同只约定了标准煤炭质量下的基准价格、数量、合同煤质（如5500卡动力煤基准价格450元），无法体现计税金额，实际交易金额，需要根据煤炭经验收化验后的实际热值、灰分、硫分等煤炭质量计算得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对如何计算、缴纳印花税有不同的理解。

《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国税地字[1988]第025号）中明确规定，有些合同在签订时无法确定计税金额，如技术转让合同中的转让收入，是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或是按实现利润分成的;财产租赁合同，只规定了月租金标准而无租赁期限的。对这类合同，可在签订时先按定额五元贴花，以后结算时再按实际结算金额计税，补贴印花。

煤炭运销合同、运输以及仓储保管合同符合此项规定。所以，煤炭运销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应先按定额5元贴花，待煤炭根据验收化验指标实际结算时再按实际金额计算、缴纳印花税。为了准确计算、缴纳印花税，企业应按业务内容分别设置采购、销售合同登记台账，对合同分别统一编号，将每份合同的一份正本交由财务部门贴花备查，登记、完善合同台账，合同再复印使用时，应连同5元贴花一并复印。等到煤炭销售实际结算时，再按实际结算金额计算、缴纳印花税。

运输合同通常只签订一次，也可按照煤炭运销合同计算印花税方法缴纳印花税。

4.计税依据是否含税：煤炭运销企业应按实际结算后的含税金额计算、缴纳印花税

《条例》规定，购销合同按购销金额的万分之三贴花。但在实际业务中，购销金额有含税与不含税之分（含增值税与否）。究竟以含税或是不含税金额作为计税依据，《条例》只规定，若企业采用自行贴花方式缴纳购销合同的印花税，应当以凭证上列明的购销金额作为计税依据。部分企业借此以不含税购销金额计算缴纳印花税，以减少税赋。

从实际中来看，一般商业惯例中都采用含税金额定价。2015年7月15日的2015年第29周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中，本期417元，上期418元，采用的就是含税价格。从降低风险、谨慎的角度来看，煤炭运销企业应按实际购销含税金额计算、缴纳印花税。

以销售合同为例，除了上文提到的签订初始定额5元贴花外，实际结算后，企业应按主营业务收入账簿中，按辅助核算项目客户名称为依据，导出对各个客户的不含税销售金额，乘以1.17折算成含税金额，以此为依据，再乘以万分之三的税率计算缴纳印花税。同一客户的累计主营业务收入金额减去上期已缴税主营业务收入金额后乘以1.17，得出本期计税依据，填写缴款书缴纳税款。相应的，采购合同除了上文提到的签订初始定额5元贴花外，实际采购结算后，应按主营业务成本-（煤炭采购成本）账簿中，按辅助核算项目供应商名称为据，导出对各个供应商的不含税采购结算金额，乘以1.17折算成含税金额，以此为据，再乘以万分之三的税率计算缴纳印花税。同一供应商的累计主营业务成本（煤炭采购成本）减去上期已缴税主营业务成本（煤炭采购成本）后乘以1.17，得出本期计税依据，填写缴款书缴纳税款。

第6篇：印花税法的变化范文

印花税征收面广，情况比较复杂。在一些企业中，由于合同所反映的经济业务不同，不同业务的合同分散在不同的管理部门，销售合同一般由销售部门保管，原料采购合同由采购部门保管，等等。作为应纳税凭证的合同其计税依据是合同所记载的金额，并不反映在纳税人财务会计帐簿、报表等会计核算资料当中。这样，客观上容易造成企业的办税人员不能全面掌握企业签定的全部合同，而导致不能准确计算印花税计税依据。在税务机关实施税务检查过程中，要求纳税人提供有关合同时，有些纳税人往往借故不提供或者不全部提供合同；而税务机关现有的管理手段也不能有效监控企业的合同签定行为，依靠税务检查人员在企业不同管理部门之间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检查，一份合同一份合同地计算、汇总，工作效率不高。

（二）《条例》与《合同法》不衔接，对应纳税凭证确认易产生争议，从而加大征管难度。

《条例》对应纳税凭证采用正列举法，合同名称基本是根据原来的《经济合同法》中的10类合同确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1999年10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新的《合同法》。新《合同法》按照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共计列举了15类合同，与旧的《经济合同法》相比较，新增了6种合同，变更了合同名称5种。《条例》与新《合同法》所列举的合同之间有差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签定的各类经济合同名称也不一致，导致就合同是否为应税凭证问题，征纳双方易形成争议，加大了征管难度。如中介服务中签定的合同、专业保养服务中签定的保养合同等，在经济活动中出现频繁，但由于无法与《条例》中已列举的合同对号入座，征收依据不充分，造成了税款的流失。

二、实行新的印花税计征办法及取得的成效

（一）按收入成本比例计征印花税办法的产生

在实际征管工作中，有些企业提出了以销售收入和成本的一定比例为计税依据缴纳印花税的办法。为不断完善印花税征收管理办法，**地税局高度重视纳税人的意见、建议，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在部分企业中实行按收入、成本的一定比例计征印花税办法的必要性。通过到100多户企业、规划局招投标办公室、外经委等相关单位了解合同签定情况及行业特点，及时召开企业财务人员代表座谈会，深入了解纳税人的具体想法和需求，确定了新的印花税计征办法，并从2003年8月份开始在部分企业中进行试点。

1、基本原则：以加强印花税征收管理为目的，本着企业自愿、逐级审批、简化程序、方便纳税人的原则确定按收入成本比例计征印花税的办法。

2、适用范围及计税依据：凡合同签定频繁，贴花不便的纳税人，可以按销售收入和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计税依据计算缴纳印花税（以下简称印花税计征办法）。采用印花税计征办法的纳税人，对其工业、商业企业的购销合同、建筑安装业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原则上按照本办法的征收比例和计算公式计算缴纳印花税。

3、征收比例的确定：工业企业的购销合同，按照销售收入70%以上及材料采购成本50%以上的比例合并计算缴纳；商业企业的购销合同，按照销售收入20%以上及商品进货成本20%以上的比例合并计算缴纳；建筑安装企业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按照销售收入80%以上及材料采购成本的60%以上的比例合并计算缴纳。

4、计算公式：应纳印花税税额=收入×一定比例×适用税率+成本×一定比例×适用税率

5、申请审批程序：采用印花税计征办法的纳税人应填制《印花税计算缴纳申请表》（一式三份）——报经主管税务所——报局地方税管理科审核——报主管局长审批并加盖公章——地方税管理科返给主管税务所——送达纳税人执行。

6、审批时限：采用新办法的纳税人应于每年三月底前报请税务机关审批，一年审批一次。

7、缴纳方法及时限：采用印花税计征办法的纳税人，应于次月10日内缴纳上月税款，并使用原印花税申报表，于次年1月10日前申报。

[NextPage]（二）实行新办法取得的成效

新的印花税计征办法进一步简化了工作程序，方便了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保证了税款及时足额入库，通过五个月的试点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理顺了征纳关系，促进了税收收入的较大幅度增长。2003年，**地税局共有116户纳税企业（其中：制造业67户，建筑安装业34户，商贸业15户）自愿提出申请按收入、成本的一定比例方法计算缴纳印花税，仅8、9两个月就入库印花税52万元，比去年同期的16万元增加了36万元，税款增收明显，同时也受到了企业的好评。

2、进一步简化了工作程序，极大地方便了企业财务人员计算缴纳税款。部分企业合同签订非常频繁，甚至每天有几十份订单，财务人员计算印花税工作量很大；有的企业合同不在财务部门管理，财务人员不掌握签订合同的情况，给印花税的完税带来很大不便。新办法的实行，从程序上堵塞了印花税征管漏洞，财务人员按自己掌握的数据就可以完成印花税的计算和缴纳工作，计算简单方便，工作量小，也有效避免了企业不按实际合同计算缴纳印花税和因企业财务人员工作疏忽造成企业罚款现象的发生。

3、印花税收入进度趋于稳定，收入预测有据可依。按照新办法计算印花税，税款与企业的收入和成本成对应关系，这样印花税的税基稳定，税收收入的稳定性有了一定的保证。同时，在进行收入预测时，也可以从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中找到依据，提高了预测的准确性。

4、提高了印花税检查工作的效率。以前到纳税单位检查印花税，经常要与企业的几个部门接触，工作难度较大，实行新办法后，不用再到企业的采购、销售等部门去查找合同，避免了在税务检查过程中企业有些部门不提供合同等问题，使印花税的检查更方便，提高了检查工作的效率。

三、进一步完善印花税计征办法的建议

（一）制定完善的印花税计征办法。

通过总结试点阶段的经验，应尽快制定完善的印花税计征办法，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各种需求和制度的可操作性。对有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由对方扣缴了印花税的问题，应尽快明确规定以避免重复征税；与合同的登记相结合，要求企业将全部合同在登记薄中进行序时登记；与税源监控及信息交换相结合，与有关单位建立定期信息交换制度，全面把握区域合同签定情况。同时，通过制度增强对个别不缴或迟缴税款企业的约束力和震慑作用。

（二）计征比例的确定还需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

目前，印花税新办法计征比例的确定还有欠缺，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加强调研，把握行业合同签定的特点和规律，使比例的确定更加科学、合理。应进一步放宽计征比例上下浮动的范围，使更多的企业可以实行这一办法。同时，企业适用比例不能一成不变，税务机关要经常了解企业纳税情况和合同签订情况，定期调整适用比例，以使新办法的纳税情况更接近于实际合同签订情况。

（三）逐步扩大新办法的适用范围。

目前使用印花税计征办法需要在纳税人自愿申请的原则上进行，适用对象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应逐步扩大新办法的适用范围。对不能按要求序时登记全部合同的企业，及税务检查中发现印花税缴纳存在问题的企业，税务机关应在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结果核定其按新办法计算缴纳印花税。

第7篇：印花税法的变化范文

2008年4月23日晚，投资者期盼数月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由3‰下调为1‰。正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24日一开盘，沪深股市即出现大涨，并创出了A股市场有涨跌幅限制以来单日最大涨幅。降低印花税的确起到了刺激股市的作用，广大投资者欢欣鼓舞。然而，调整印花税真能改变证券市场的走势吗？通过频繁调整印花税调控股市是否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呢？

证券交易印花税探析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的凭证征收的一种税。关于印花税的由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1624年，荷兰政府发生经济危机，出现了财政困难。为解决财政上的需要，统治者希望找到一个长期稳定而又能被人们接受的税种，于是采用了公开招标办法，以重赏来寻求新税设计方案，谋求敛财之妙策。印花税便是从千万个应征者设计的方案中精选出来的“杰作”。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很多，税源将很大，而且人们还有一个心理，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合法凭证，受政府的保护。正是由于这样，此后不久，印花税就被世界各国政府所普遍采纳。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从普通印花税中发展而来的,它是针对证券交易发生额而征收的一个税种印花税，属于行为税的类别，也就是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的税。如果证券交易量少，交的印花税就少；如果不进行证券交易，就不需要交纳印花税。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从1990年在深圳市场开始征收的。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抑制股票过分交易。2007年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到2005亿元，而当年所有上市公司的分红只有1800亿元。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率比较高，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证券交易过度，换手率达到1200%，平均每一个月就要换手一次。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在我国印花税不仅是政府增加税收收入的手段，也是政府调控股市的重要工具。具体地讲，证券交易印花税是通过影响证券交易从而对证券市场发生作用的。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意味着政府希望抑制证券交易；而降低印花税税率，意味着政府鼓励证券交易。

因此，调整证券印花税直接影响的是短线操作的投机者，而对中长线投资的投资者影响不大。证券市场有自身的发展和运行规律，股票的价格归根结底是由上市公司的价值决定的，印花税的降低或提高并不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证券市场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并不会因印花税的调整而影响到自己的决策。理论上讲，调整印花税对股市的长期走势几乎没有影响。正因为如此，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经不再用调整印花税这种调控手段了。

牛市新起点？

2008年4月24日，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由3‰调整为1‰。这是继2007年5月30日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后，时隔不到一年我国政府又一次对该税率进行大的调整。关于本次下调印花税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当前股市低迷到了使投资者信心几乎没有的时候，下调印花税更是使在政策市下成长起来的股民们看到了政府对发展股市的决心，从而恢复和增强了股票交易的信心，许多已撤离的资金再次回到了股市，因而有利于提振当前不景气的股市。广大投资者也希望通过本次调整彻底改变今年以来股市低迷的态势。4月24日真地会成为新牛市的起点吗？

股市上涨或下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由上市公司的价值决定的。导致我国股票市场本轮下跌的原因可谓错综复杂，除了对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大小非”解禁、再融资等影响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目前的股票价格估值偏高。今年以来，虽然出现50%调整，可谓巨大，但是我国A股市场的整体市盈率仍然在30倍左右，而在成熟市场中,平均市盈率一般在15―25倍之间。经过次贷危机的洗礼，现在港股、美股的市盈率大概在15倍左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本轮调整实际也就是对前期股票过度上涨的矫正。“大小非”的减持、再融资，本身无可厚非，是大股东的理性选择，但之所以成为市场无法承受之重，主要原因还是A股市场价格偏高。试想，如果大股东认为股票价格具有投资价值，甚至像2005年股市在千点附近，许多股票跌破了净资产，还不及重置成本，大股东是肯定不会减持，也不会融资的。

从我国调整印花税的实践看，印花税的调整并不是每次都能如人所愿。更具体地说，上调印花税对股市上涨势头的抑制作用很明显，但印花税下调对股市的作用则不总是正向。如1998年6月、2001年11月及2005年1月的三次下调印花税，股市在短暂上涨后，很快都重回下跌趋势。最近的一次去年“5・30”的调整，也只是引起了股市短期的调整，最多也就下跌了20%，并没有改变A股的“疯狂”牛势。这说明，股市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决定股市运行规律的因素除政策外，还有宏微观经济形势、资金供求等多种因素，单纯地降低印花税率只是影响股市运行的股市政策之一，仅此政策并不一定能改变股市的运行趋势。因此，对印花税的作用不能过分夸大。如果你希望越大，可能会失望越大。

期待“后印花税时代”

我国从1990年开始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截至目前已经进行了八次印花税的调整，其中三次提高，五次降低。当政府认为股市下跌过大时就降低印花税；当政府认为股市上涨过快时就提高印花税。通过调控印花税也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政府本意是防止股票市场大起大落，然而，每次印花税的调整几乎都引起了股市的大起大落。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政府的责任，各国政府在市场出现大的动荡时一般都会采取一些“救市”或调控的措施。问题是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管者，政府是否有必要频繁运用印花税来调控市场的涨跌，政府到底应该在股市涨跌里扮演何种角色？如果这次降低印花税之后，我国股票市场继续出现像去年一样的疯涨，政府是不是又要调高交易印花税了？如果股票市场短期上涨后，仍然出现下跌，政府还能出台什么样的救市措施？

我国的股市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由政府创办的，从有证券市场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政策市的烙印。虽然政府实施了多项的改革，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在印花税问题上，我国股市仍然没有能够摆脱行政的干预。政府作为监管者主要的工作应该是建立制度，加强监管，规范市场，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平交易的环境。当市场出现巨大波动时，政府救市也属应该，但是一定要考虑市场本身的运行规律。在市场经济比较完善和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采取市场化的措施。欧、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应对本次次贷危机的救市措施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这些措施是非常市场化的。

第8篇：印花税法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 股票市场 税收制度 印花税 资本利得税

一、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1.证券交易印花税

(1)税率频繁调整不符合法制思想,缺乏政策的严肃性

从1991年至今,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印花税税率先后有过九次调整,凡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变动,都是行情产生重要顶部或底部的位置,或者是新一轮行情的起点。但是几乎每次调整都是突然公布,让市场和社会公众措手不及,而且调整过程并不公开透明,强化了资本市场的行政色彩,不利于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使国家的税收政策反复无常,缺乏政策实施的严肃性,而且影响了我国税收制度的公信度。

(2)一级市场征税范围狭窄,二级市场的税收调节功能弱

目前我国仅对二级市场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证券发行环节并没有实行证券发行税的规定,这样就使停留在一级市场的巨量认购资金不仅享受这无风险的收益,又免去承担纳税义务的责任,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损失。再从二级市场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率设计单一,不计交易金额大小和持有证券时间的长短,一律按同一税率对双方课税,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交易频率,但对于须重点调控的资金大户对市场的投机操纵行为无能为力。

(3)印花税的 “双重”功能

目前,我国并未开征个人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的资本利得税,现行的印花税自然就担当起这种所得税的功能。然而,印花税是一种行为税,资本利得税是一种所得税,将这两种毫不相干的税种“合并”,显然是一种功能的错位。而且,资本利得税是对投资收益征税,没有投资收益就不用交税,而用高额印花税将资本利得税包含进去,投资者无论是盈是亏,收益多少都要支付这部分成本,有失公平。

2.股息红利收入所得税存在重复课税

按现行税收制度,企业股息和红利需列入企业所得应税收入总额中,按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实际上,企业的股息和红利均是在企业所得税后分配给股东,对股东所分得的股息与红利再征收所得税属于重复征税。

3.目前我国许多的股票课税领域都是空白,没有制定相应的税收法规,主要表现在:没有课征个人资本利得税;对股票的继承和赠与行为没有明确的税收规定等。

二、改革的探索

1.依法建立证券税收制度,禁止随意调整税率,全面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多次调整印花税率的行为缺乏法律基础,完全是行政命令。但是税法作为法律,要调整必须经过法律程序,不能用行政命令代替法律。否则,政府的权力就太大了,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不相符合。而且也不利于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又破坏了法律的尊严。

2.只在股票发行环节征收印花税,这样既可以调节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避免重复征税,又可以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

3.为了规范对证券交易课征的税种名称,遵循国际惯例,应当对二级市场交易行为不再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以证券交易税取而代之。

(1)证券交易税是以有价证券的交易行为为课征对象,并以其实际成交额为计征依据的税种。

(2)以证券交易的卖方为纳税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鼓励投资,抑制投机。抑制卖方,支持买方对于中长期投资者来说,实质是一种“延期纳税”的优惠,投资者会尽量增加股票的持有时间,这样就有助于抑制市场过度短期投机行为。

(3)鉴于我国资本市场尚属初步发展时期,需要鼓励和支持,因此税率总体应当从轻。根据证券持有期限实行差别比例税率,持有期越长,税率越低,鼓励长期行为。

4.我国目前对股利所得课税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对公司法人和股东的重复课税问题,这在其他国家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我国可考虑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这两种方法操作都比较简单,可行性较强。一种是股息扣除制。这种方法是允许公司将分配利润从应税所得中全部或部分扣除。另一种是税基排除制。就是将股东(包括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获得的股利收入从所得税应税所得中扣除。

5.目前开征资本利得税存在诸多困难,但开征此税是资本市场发展必然的趋势,应当如何设计?

(1)纳税人为中国境内通过证券交易取得收入的单位个人。为了方便征收,可以规定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为扣缴义务人。

(2)征税对象包括股票,债券以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买卖所得。计税依据为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证券转让的增值额,只有当资产被出售或转让,账面增值已成为现实的增值时,才能对资本利得部分征收利得税,具体计算公式为应税所得额=出售转让证券的收入总额-取得证券的支出-证券交易税额。

(3)对资本利得采用低税率,并且区分不同资本项目设置不同的税率。在证券市场上对投资性收益采用较低税率,对投机性收益采用较高税率。

目前,开征此税的条件还不成熟,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股份制改革的深入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开征资本利得税是必然的趋势。

总而言之,我们应以合理投资为导向,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保护中小投资者,建立起以证券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为主的相对完整,全方位课税的股票市场税制,在保证税收收入的同时,转变政府的职能,体现公平合理的税收原则,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尹音频主著:《资本市场税制优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第9篇：印花税法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依法进行税收规划；房地产企业

为了确保公司利润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确保公司资产保值增值。从降低税收风险、节约税收成本考虑，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税收规划方式和方法，现以房地产企业为例，结合行业的特点谈谈房地产行业的税收规划。

一、房地产企业所涉及的税种

房地产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一般是地方税务局，主要纳税申报事宜也集中在地方税务局。涉及的税种有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用附加、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存在自有房产的企业）、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代扣个人所得税以及印花税等。

二、依法纳税，依法节税是税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一）正确地进行会计核算有利于企业进行依法纳税

企业大部分应纳税款的计税依据来源于会计核算结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进行正确的会计核算，才能确保会计数据的准确性、客观性，并确保以该会计信息所提取计税基础的正确性，从而促进企业依法及时足额缴纳税款。例如，房地产企业预缴及应缴的营业税、预缴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的土地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一般来源于预收账款和主营业务收入的数据，依法代扣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源于工资费用的支出。只有正确地进行会计核算，才能确保各相关会计科目数据的准确性，才能正确核算应纳税额并依法准确纳税申报。依法纳税是法律赋予纳税义务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任，不能依法纳税、未依法纳税、偷漏税都将会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受到严惩，或因此受到少数税务机关的威胁，并会给企业造成更大的税收成本。不依法纳税最终不仅不能免予纳税义务，还要依法承受更多处罚，将付出更多的经济利益（一般按少纳税款日0.05%计算滞纳金，另外可根据情节轻重不同加收罚款）。如果错误的领会税法精神，形成多纳税款，一般退税成本也会很高，而且退税手续很难审批。大部分企业的多纳税款均无法退回，最终形成企业实质性的税收成本。只有依法纳税、依法节税才是有效节约税收成本、有效降低税收风险的唯一出路。

（二）日常运营的节税以成本费用方面的管理为主

只有各项成本费用能够依法合理的在税（所得税或土地增值税）前列支，才能确保税收利益的最大化。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房地产是高税负的行业。之所以说房地产是高税负行业主要缘于房地产企业的独有税种――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的税率最高为增值额的60%，最低也要达到增值额的30%（符合免税条件的除外）；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如果某项费用无法合理税前扣除，那么这项费用的55%～85%都要依法补缴税款（其中：所得税25%，土地增值税30%～60%），形成实质性的税收成本增加。日常成本管理过程中，必须依税法规定及时取得发票等税务机关认可的原始票据和法律凭证，确保相应成本支出能够税前依法扣除。如果在一项支出中，能够取得合法发票及法律凭证等完整资料的市场价为100元，不能取得合法完整财税资料（如只有白条，或资料不完整）的市场价只有低于15元时，对房地产企业来讲才能选择后者，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司的税收利益。否则，选择后者将会比选择前者给公司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因为公司每发生一笔无法税前扣除的成本支出，这笔支出将会滋生出85%的税收成本由公司来承担。房地产企业成本费用的税收管理主要分两部分，即无合同费用的管理和合同费用的管理。两种费用管理的共同点是都要取得合法发票和完整的法律凭证，不同点是无合同费用必须实行事前申请制，确保相关费用能够取得合法的票据和原始资料，以证明费用发生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合同费用的管理包括：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约定条款是否能够满足公司的税收管理要求；在合同在执行过程中，能否及时索取到相关票据和法律凭证，以及是否建立了完整的合同台账。只有这样做才能，一方面可确保公司的税收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公司的财产安全，防止工程款支付错误，防止因管理不当产生更多的税收成本。

三、确保税收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是依法进行税收规划

（一）项目前期运营方案的税收规划

项目运营方案的规划对依法节税起到决定性因素。运营方案直接决定了这个项目在运作过程中需要依法缴纳哪几种税，适用什么样的税率等内容。例如，若某个项目采取受托代建的运营模式，受托代建收入的营业税税率适用3%；如果采取自建后销售，按自营房地产销售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5%；那么该在运营方案的选择上，公司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结合对不同运营方案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测算，选择项目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运营方案，为公司谋取更大的税后利润。项目税收规划的目的是：在合理、合法的运营方式下，确保公司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税收规划的目的是确保公司即得的经济利益净流入量正值最大，而不应错误地认为仅仅是少缴纳税款。

（二）税务管理过程中的税收规划

税务管理工作贯穿于项目运营的全过程，税收规划贯穿于税收管理的全过程。税收管理过程中的税收规划是在项目总体方案运行顺畅的基础上，确保项目整体的税收成本最低，税收风险最小的一种税收规划行为。房地产企业项目运营的税收管理过程中涉及的税种比较全面，主要税种有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代扣个人所得税等。其次有契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下边对主要税种的规划管理进行详细的叙述。

第一，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是房地产企业主要的税种、也是税负最重的种税。

（1）营业税的管理。依营业税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为收取预收款或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预收款及营业收入的准确会计核算，是确保营业税能够准确计算和缴纳的关键。营业税规划管理的关键是代收代缴款的管理，规范代收代缴款的管理，可以依法有效地降低营业税税负。

（2）企业所得税与土地增值税的管理。成本费用的规范化管理最终关系到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的税收负担。企业的财务管理依赖于内控制度确保各项成本费用的真实性，但税收法规对其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企业必须取得真实合规的发票等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票据。1）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的管理有以下三个共同点：其一，期间费用及开发间接费用的管理，必须确保有足够资料能够证明所发生各项支出真实、合法，票据必须合规（如广告宣传费用等该签的合同一定要签，通过报纸的广告要留存广告页作样本）等。其二，开发成本管理，开发成本的内容及类别较多，施工单位合同也较多，有的施工单位可能会有两份或多份合同，需按不同成本项目类别分别归档管理、并按要求建立台账以便查询。同时，应加强会计往来核算，至少每月月底对会计往来明细的当月发生额与合同台账进行核对，确保合同台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而确保成本项目核算明细分类准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税收管理风险、节约税收成本。其三，开发成本和费用的管理应与税务机关以票管税的方案相结合，对取得的每张发票都应进行上机查询，确票据真实有效。不合法、不合规的假发票、套开票等相应票据，要退回经办人，返回开票单位重开。2）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的管理存在以下不同点：其一，企业所得税是单一税率，土地增值税是超率累进税率；收入或成本的变动对土地增值税的影响幅度大于企业所得税。在实践中，由于土地增值税计算的特殊性，有时收入增加或成本减少，最终不一定导致项目净利润增加。故公司在进行产品定价、变更产品开发决策时，应强化对预期税收利益影响的预测，以便更好地利用税收政策，确保项目整体效益最大。其二，房地产企业的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都需要按项目进行税收清算，但清算时间不同，清算的依据也不同。企业所得税清算的重点在开发产品成本的核算及结转时点；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重点，在于土地增值税税前成本扣除金额的核实及后期缴纳土地增值税时计税依据的确定。

第二，印花税和个人所得税是高危税种。

（1）印花税是典型的轻税重罚税种，在税收风险控制方面必须强化对印花税的管理。房地产企业的合同种类及数量比较多，合同金额比较大。印花税的税率相对其他税种比较低，税负比较轻，房地产企业的印花税税率一般在万分之三至万分之五之间。但印花税暂行条例对合同未贴、少贴印花税的处罚比较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税务机关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罚：1）在应纳税凭证上未贴或少贴印花税票的，税务机关除责令其补贴印花税票外，可处以应补贴印花税票金额20倍以下的罚款。2）违反印花税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税务机关可处以未注销或者画销印花税票金额10倍以下的罚款。3）违反印花税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税务机关可处以重用印花税票金额30倍以下的罚款。伪造印花税票的，由税务机关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纳税义人违反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或者少缴印花税款的，税务机关除令其限期补缴税款外，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基于印花税轻税重罚的特点，应强化印花税的日常税务管理，将印花税的管理与工程合同台账的管理相结合，对合同印花税的缴纳情况进行逐笔登记，及时对合同印花税进行汇缴贴花，避免漏缴少缴印花税给企业带来巨大税收风险和税收损失

（2）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虽不是公司，但公司若不按规定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公司和个人将受到双重惩罚。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的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根据上述规定，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向纳税义务人追征罚款和滞纳金的同时，还要对扣缴义务人执行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0.5倍至3位的罚款。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处罚要高于除印花税以外的任何税种。在日常税收管理中，必须强化个人所得税税收规划工作，做到每月依法及时足额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规划及节税方案，必须依法慎重实施。

（三）组织机构设置的税收规划

在公司成立子分公司时，依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合理税收规划，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集团或总公司的整体税负。

四、税收风险防范

（一）依法纳税是前提

在所有能够降低税收风险和税收成本的方法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依法纳税。包括我们的税收规划在内，离开依法纳税，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税收风险和额外的税收成本。有些企业自认为与税务机关的糖衣炮弹关系比较稳固，经常采取虚列成本少计收入等形式偷漏税款，主管税务机关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公司会逐渐放松日常税务管理工作。这种依靠偷漏税来降低税收成本的行为，最终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失真，纳税申报的收支不配比；与同行业相比，毛利率或期间费用个别项目会出现较大异常，往往会在税务稽查比对时被列为重点稽查对象。面对税务稽查，面对异常税收清算结果，在法律面前主管税务机关也无能为力，最终公司还得依法纳税，过去虚增的成本和虚减的支出因没有合理、合法的解释，都要进行调整，因平时疏于税收管理和规划，很多真实发生的成本费用也会由于未及时取得充分合法的税式凭证和法律凭证而无法税前列支，从而导致公司产生不可估量的税收损失，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补税，完全有可能导致公司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

（二）规范会计核算有利于降低税收风险

为了降低税收成本，减轻税务稽查风险，必须强化会计核算。会计核算必须做到规范、真实、完整。在便于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和考核的同时，也要方便政府职能部门及股东单位的监督、检查。会计核算的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可靠，不仅要符合财务内控管理的要求，满足内部监管的要求，还要满足税务管理的要求，即做到既有完整的法律凭证，也有真实合法的税式凭证，从而利于税收管理，依法节约税收成本、降低税收风险，最终达到公司经济效益最大化，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协调税企关系

保持良好的税企关系，也是节约税收成本，降低税收风险的必备条件。良好的税企关系有利于及时了解税务机关对新的政策法规的理解深度和执法精神，有利于提高纳税申报、税务审批等事宜的工作效率。在日常税务管理工作中，要定期与主管税务机关的高层接触，不定期的与主管税务机关的基层保持沟通，确保能够维护和建立起良好的税企关系。

参考文献：

[1] 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S].

[2] 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S].

[3]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S].

[4] 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