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管理学思想精选(九篇)

第1篇：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

当今的中国社会，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阶段，对管理思想的创新要求呼之欲出，这一点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企业的逐步壮大，日益显示出其要求的迫切性。下面，就国学当中最为经典的三种：儒、道、法。三家当中的管理思想进行深入探析，并联系实际提出新的管理方法。

一、国学经典儒道法中的管理思想

1.儒家思想中的管理

儒家的代表人物为孔子和孟子，当今社会孔学研究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热潮，孔孟之道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瑰宝，孔子更被冠以“圣人”、“至圣先师”及“万世师表”等称谓备受后人尊崇。儒家文化是我国文明的主体。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所提出的“德政”、“亲民”，儒家经典四书中《大学》开篇便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儒家治世之仁。儒家思想强调礼制，孔子弟子颜回问仁是什么，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可见孔子对“仁”之见地。将此反映在现代的企业管理模式中，便是要求企业管理层领导在对员工的管理过程里，要充分对领导精神、沟通艺术、精神文化等方式理解，大力推行怀柔政策，进行柔性管理。儒家管理思想其核心有着极强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其重点在于对“仁”的把握。其管理手段推行的模式也即为：从政以德。在行使职权的过程当中，要始终不忘对人本的关怀，对下属的感化，强调对人的“仁”、“义”、“礼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智”、“信”等品质的综合培养，总而言之，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精髓，即是对自身品质修养的强调，对处事中庸和谐的强调，也同时是对整体融合的强调性管理。

但儒家思想也随时代的变迁而在逐步落后，当前社会需要的是一种更加积极进步的管理模式，孔子的弟子孟轲便对孔子的思想加以辩证，发展而为“仁政”，同样地我们在两千多年后，要对先人文化的思想瑰宝加以传承利用的同时，也要去腐存精。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儒家文化也同样存有其弊端。我国历史上，统治者轻法度、重人治，并最终基业毁于一旦的例子比比皆是。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我国在建国后便因为过度的进行政治活动，即重感化、重人治，从而对法制建设产生了忽视，为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是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严重滞留不前。虽然儒家文化并非全能与当代管理完全契合，但也不能全盘其以人为本思想中精华为中华民族带来的影响力度。

2.道家思想中的管理

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即不治之治。这不治所指的并非放任，而是顺应自然。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修生养息即是对此的印证与写照。老子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等辩证理论一方面提升了其管理思想的深刻性，另一方面又与儒家学说形成了互补的有机结合，为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变通管理的艺术。道家注重对自然的遵循，实现与自然融为一体，将精神与物质有机结合，并顺应自然规律。道法自然，《道德经》中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开始，顺应自然变化规律是过程，万物皆为一理。在管理方式上，道家所谓无为而治应解为，领导在行使自身管理职能时，应因势利导，不强人之所难，对下属放宽政策的一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与当今西方所倡导的“成本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管理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同样提倡疏导、降低干预，对下属的创造性与自由性进行引导发挥，为己所用。从道家的管理模式可以看出其对个人能力的尊重与对管理效果的追求。我国国学应用专家翟鸿燊即对道家思想与企业管理结合做出过深入研究与评述，道家的管理模式对企业的帮助及领导的教育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3.法家思想中的管理

法家代表人物为商鞅、韩非与李斯等，他们主张法治天下，也是百家争鸣时为秦国最终结束战国时代混乱局面的法家的推崇者。我国现代社会是一个以法治建设为基础的法治社会，法家思想当中的“法治”观念与我国当代社会务实、高效的社会规律与节奏相符，是现代管理人员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良好的企业制度不仅对企业管理有着决定性帮助，明确的赏罚规范还能对员工的行为、职业道德与处世准则进行约束，达到事半功倍的管理成效。法家明确表示重“法治”而反对“人治”，所以，这种管理方式运用于企业当中难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法治适于治理一时，却难治理一世，纵观先秦时期，法家后人商鞅在秦国治理二十余年，使得秦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儒家经典《礼记》当中大同的景象在当时实行“法治”的秦国却实现了，这不得不引人深思。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国破人亡，重视法家的商鞅被自己推行的法制所害死。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法家的法制因其过于严苛，对于管理的威严自然有所维护，厚赏之下也必有勇夫来为之效命，但是当今社会讲求的是和谐，企业文化当中的管理如果过于刻板不仅会让员工压力增大，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还有可能让员工对企业失去信心，从而达不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情感上良好的沟通目的。理性化的管理技巧同样不容忽视，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

二、国学管理思想的实践应用

在我国国学思想与企业管理相结合的方法中，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与专业技巧，重要的即是要对管理尺度的拿捏。管理者如果与员工走的过近，本意想与下属多做沟通，方便进行管理与疏导，结果却出现了走的越近，威信便越小，也便越难于管理。员工肆意妄为，不服从管理者下达的命令，这即是儒家思想照搬进管理过程的后果；如果将法家思想同样照搬，对下属严罚厚赏，员工又会因此觉得人格受辱，觉得领导不通情理，从而产生抵触情绪，管理工作依然难有起色；如果将道家思想照搬，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又会让员工产生一种公司制度不规范，有碍于公司在员工心中的正规形象，管理效率依旧不佳。

所以，要实现真正的融会贯通，就要充分理解国学思想与管理思想的结合点与不足点，各取所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在公司建成之初，首推应为法家思想，建立健全严格的公司规章制度，并在上下共同对公司制度进行遵守的同时，兼以儒家思想的贯通，在此情形下创造出和谐的氛围，在基于律法的前提下进行情感化管理。做到“仁”、“法”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以威，摄天下，以德，安天下。在企业进行上述两种管理模式逐渐驾轻就熟后，再将道家思想融入其中，推崇“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多数人认为道家的思想过于消极，对管理有着不良的影响，但其实不然，道家的哲学讲求以柔克刚，以退为进，进入此阶段的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自行运转，有着强大的自我管理机制，强大、坚不可摧的企业堡垒。这三种思想独立运用在管理模式当中都存在片面与不足，若能够有机结合，其威力方能显示。

第2篇：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古代管理思想；管理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管理文化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9-0034-02

1前言

美国学者克劳德?小乔治在他的《管理思想史》中曾说：“从《墨子》、《孟子》和《周礼》的古代记载中,已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早已知道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但是,由于种种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尤其是没有能够与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以至于其作用和影响为人们所忽视。

虽然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散见在先人们对自然界、社会的看法,治国的哲学思想与方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交往,个人与群体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以及各种实践之中；然而,这些“治国学”、“治生学”和“治身学”构成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却包含着丰富及深邃的内涵和广泛地扩展性。

2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来源——内嵌于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异于科学的知识体系,内嵌于中国传统文化。彼得?德鲁克明确的提出“管理虽然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管理总是根植于社会文化、价值观、习惯和信念、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德鲁克在分析第二次世界性管理热潮的经验教训时特别指出,管理热潮并没有使管理美国化,日本的管理也没有西方化,而且没有一种欧洲的价值观念曾被管理热潮所。因此,管理是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管理内嵌于社会文化,即管理受制于并反作用于社会文化。

作为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保持了独特的“治理”与“治国之道”,它们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内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思想、文化的遗传代代继承并传递,从而给如今的中国国家、企业的治理以及个人的行为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水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文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体系。”李宗桂在《中国文化概论》中从“观念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如下界定：“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炼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想方式和价值趋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周三多将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宏观的、适应统治者管理需要的“治国学”；二是微观的、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基础上积累的管理经验“治生学”。除水提出的“东方管理文化”之外,官鸣提出“儒学主干论”,虞祖尧提出“基本范畴论”,孙景奎提出“谋道论”等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提炼出的关于中古代管理思想的不同观点。

何似龙在《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中也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具有非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些重要特征”,并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定义为“主要服务于中国古代血缘宗法组织的社会组织需要、由宗法观念衍生而成、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治国之道’”。

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

学者们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方法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渊源以及流派来分别提炼相应的管理思想并构建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系统化体系。张钢将近二十来学者们针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大致划分为东方管理文化论、儒学主干论、基本范畴论、指导原则论以及谋道论五大派别。

3.1东方管理文化论

以复旦大学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派,将东方管理文化本质特征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并系统形成了以治国论、治生论、治家论和治身论或人为论为核心的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渊源的五类思想体系,儒、释、道、法和兵通过对人们思想及行为的规范和影响,指导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治国论主要是人口、田制、生产、市场、财赋、漕运、人事、行政和军事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论主要是管理农副业、工业、运输业、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治家论主要是家庭计划、教育、理财以及和睦相处等方面的理论,人为论则主要研究谋略、人为、为人、用人、选材、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励、沟通等。另外,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创新性的提出了“人为为人”的观点,体现管理中“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作用。

3.2儒学主干论

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长期与封建制度同生共长。因此,主要表现为封建统治形式的中国古代管理模式和思想必然受到儒学的深远影响。而此影响的程度,不同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其中较为鲜明的一个观点是“儒学主干论”。官鸣提出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干,儒道交融”的观点。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导致自汉朝起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渐融合并形成以儒家为主干,儒道交融,吸收各家之长的较为稳定的基本构架和模式。从这种架构和模式所抽离出的管理观点可概括为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经”是指人们在正常情况下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原则,“权”本意指秤砣,可以左右移动,“经权观”是指在人们选择道德准则或道德行为时应当有所变通,反复权衡,从而做出最佳的选择或评价。王思义,管遵华认为儒、道、墨构成了中国三位和谐管理观,其他法家、兵家等学说都是这三家的繁衍和变种。

3.3指导原则论

周三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括为“治国学”和“治生学”两类。“治国学”针对封建国家治理过程,指导封建国家在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正常活动；“治生学”则侧重于封建社会最小组成单位“个体”进行各类社会经济活动所形成和积累的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虽然有宏微观分类,但由于每类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也就可以概括为九个方面,即是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

3.4基本范畴论

虞祖尧认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是由“重道”、“明德”、“知止”、“行法”和“重术”等基本范畴构成。在其对《管子》一书治国理论的归纳中亦能够发现其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包含的基本范畴的概括。他将《管子》所描述的国家管理理论模型概括为“以天地之心,理国以法,治人以德”。

3.5“谋道”论

谋道者,谓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孙景奎认为“谋道”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问题,凡事首先要“谋道”,得道者胜,失道者败,各个层次的管理工作都是在“道”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完成的。“道”应指做事的正确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来自于前人实践之经验,也可以来自于常识、道德、制度等。

4结语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内嵌于传统文化,缺乏清晰、独立的体系,古代乃至近现代学者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总结与归纳；近代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亦阻碍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深入应用和同国外管理思想的比较。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说。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化,国内外学者逐渐认识到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挖掘、整合之重要性。这也促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日益成为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1］［美］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彼得?F?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第3篇：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技工学生；思想教育管理；重要性

技工学校对学生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也需要对技校生的思想进行有效管理。大多数技校生的思想存在着普遍问题，求知欲强；求实精神差；上进心强；吃苦精神差；思想活跃；自律能力差。面对这些问题，有关的教育部门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地思想管理体制。在思想管理教育中下工夫是做好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学生的思想道德情况体现学校的校风与教育能力。

一、技工学校学生思想管理的重要性

思想管理主要体现为对学生的不良思想进行更正，并且灌输正面的、积极的思想。技校生对普通高中学生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技校生的思想较为活跃，但是思想稳定性不足、自律能力较差、刻苦学习与吃苦精神较差，这些不良思想都会对学生的学习及将来带来影响，因此技校生的思想管理工作好做好，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扬长避短，保留原本良好的思想精神，在学习与管理的过程中改正过去不良的思想道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思想管理体制是否完善体现一个学校的教育体系是否完整，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与学习能力，学生的思想道德管理应当引起学校的重视。

第一、思想管理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技校生主要学习的是技能知识，对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求较强，技术类的知识需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亲身体验才能够真正地掌握，技校生的求知欲强，但自律性差，学习的热情非常高涨，但是有可能会由于课堂纪律差而影响课堂进度。在学习过程中也许实训任务会较多，如果没有吃苦的精神，那么学习一定会受到影响。

第二、学生的思想道德影响到他将来踏入社会后的工作态度。培养学生优良的思想道德对学生的将来有着重大影响，工作当中积极负责、工作态度端正，在工作当中遇到问题应当具备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些良好的思想道德对他们以后的工作都会有影响，帮助他们在工作中再创辉煌。

第三、思想管理体现技工学校的校风，体现学校的教育体制是否完善。完善技工学校的教育体制，无论是在专业技能方面的学习还是思想道德培养方面都应当受到教育者的重视，学校里的学生组织纪律差、学校效率低、拈轻怕重，这些因素都会对学校带来不良的影响。

第四、要让学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思想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做到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首先要做好对学生的思想管理，培养他们自我提升、自我管理的良好思想情操，进一步地增进自身的社会价值。

二、对技工学校学生进行思想管理的有效途径

技工学校是学生学习专业技能，提高自我价值的地方，但是校方要懂得“两手抓”，在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科学技术知识以外，还有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面对当代技校生的思想管理现状，教育部门应当积极应对，加强对学生的思想管理，针对存在的问题，相关的工作者制定出一些有效的管理方法。

第一、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树立远大的理想，以某些名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我国古往今来有不少的历史名人，传统的优良思想值得学生认真去学习及研究，如我国的孔繁森，引导学生认真刻苦学习，尊重老师，团结同学，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应当迎刃而上，大胆创新，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积极学习传承优良的精神思想，提高自身的文化思想素养。

第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加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做到学习主体的转变，学习是为自己而学，而不是为了应付老师和考试而这样做。老师可以通过向学生讲解名人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奋发图强。注重实际理论学习的同时积极响应思想教育的培养。

第三、以自我管理、自我提升为主体，引导学生主动加强思想管理。技校生的思想稳定性较差，但可塑性强，学校可以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方式进行教育，在注重专业技能培训的同时，向学生灌输“马克思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授课的同时要注重实际运用，在班级课堂中进行宣传。

第四、开展丰富的课余活动，陶冶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操。丰富课余时间的文艺活动，让专业技能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使教育渗透在知识性、娱乐性、艺术性当中。

第五、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联系起来，通过二者结合，更好地进行思想管理。将学生培养成有用的人才是学校和家庭共同的期望，学校跟家庭联系起来可以营造正确的思想道德氛围，教师跟家长沟通，可以更好地因材施教，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教养。

三、总论

技工学校的学生思想管理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教育任务，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是这是中国历代相传下来的良好传统思想，是祖国赋予教育者的历史重任，需要学生积极响应并且认真对待。技工学校的学生思想管理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思想管理教育针对性不强，教育内容滞后，与现实生活脱节，使学生的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面对这些问题，教育部门相当做出积极的响应，结合学校与家庭、理论与实际，制定出有效的管理方针，在进行专业技能教学的同时渗透有关的思想教育，把思想管理做得更好。

参考文献：

[1]张光霆.技工学校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探索[J].职业技术教育,2008(11).

[2]董淑红.关于技校生专业思想和职业理想的教育[J].职业,2011(5).

[3]栗莉.如何做好技工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J].职业教育研究,2008(05)

第4篇：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张。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无仁义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经由后天的教化和训练获得的。人性虽本为恶，然而人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可学而能，去恶返善，“化性起伪”。普通的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善的东西，达到“全之”、“尽之”的程度，也可以成为圣人。如果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性善可塑论”，那么荀子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性恶可塑论”。

此外，在儒家的阵营里还有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未善论”等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都把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在儒家看来，作出某种人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恶扬善；管理活动不仅是对人性的顺应过程，而且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齐、治、平”为管理的基本途径。

儒家既然主张以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不以外在的强行控制为重点，就必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即管理者怎样才能营造出一种人人向上，个个向善的社会效果呢？人性可塑，则后天的习染既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过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恶（包括先天的恶和后天的恶）？儒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说，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导他人为善，则自己首先应当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条件，“正人”是“正己”的扩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内圣功夫，是己立、己达；“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业，是立人、达人。欲达成理想的功业，“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终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

《论语》记载：季康子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2]颜渊这就表明为政之道，关键在于正己，正己才能正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子路管理者只有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能够以身作则，才能够感化、影响和带动被管理者，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颜渊。管理者自身的品行和作风会对被管理者产生重要影响，是被管理者效法的榜样。正因为如此，孔子对管理者自身的德行修养作了非常多的阐述，比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2]宪问；比如说君子有五行：“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任人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阳货。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这些思想。他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离娄上；又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5]尽心下。荀子也同样重视修身的作用，以修身为治国之本。他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子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3]君道儒家经典《中庸》有曰：“知斯三者（仁、智、勇），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6]

尤其可贵的是，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将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系统的总结，对修身与平治天下的关系以及修身的次第顺序都作出了严密的阐释和论证，使《大学》之道成了经典的管理之道。《大学》之道的主要精神体现为“三纲领” “八条目”。其中“三纲领”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人生最高的理想追求；“八条目”即指“格物”、 “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达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顺序与步骤。在“八条目”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谈的是个人的身心修养，是内圣的功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将修身的功夫应用、延伸到治国安邦的大业上，是外在的功业。《大学》的作者把这八个环节环环相扣，八个步骤步步推进，使其构成了一个前后贯通的逻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中，《大学》强调“物有本末，事有始终”[9],修身是一切的根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反之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家不齐不可以治其国，国不治不可以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矣。”[9]

关于“格物而后致知”，按朱熹的理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有不理，……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7]大学章句按朱注的意思，作为管理者，必须在已知的管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去探索和把握那普遍性一般性的规律，体会各种道德原则的意义和作用，认识道德修养与治国安邦的关系，从而提高修身与治国的自觉性。

关于“诚意”，《大学》指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9]诚其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以保持意志的纯洁专一。相反，“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9]。小人的“善”是伪装出来的，只能徒增虚伪。所以君子要做到表里如一，内不自欺，外不欺人，要特别注意“慎独”的功夫。因此，诚意者，就是要求管理者自觉把客观的道法准则内化为个人的自觉的道法行为，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不是徒有其表的作秀。

关于“正心”，《大学》指出：“身有所忿懥，则不及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及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及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及其正。”[9]此言忿懥、恐惧、快乐、忧患，是人的四种情绪，如果任其放纵不加控制，就会使管理者失去判断是非善恶之能力，因为“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9]。故“正心”，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稳定和克制自己的情绪，才不至于偏离正确道德原则和管理目标。

关于“修身”，《大学》指出：“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9]这里的“辟”即“偏颇”之意。由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偏颇和主观情感上的好恶，在“修身”之中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就容易流于偏颇。因此，“修身”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行为端正，真正以身作则，成为部属的表率。

关于“齐家”，《大学》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9];“一家，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9]。此所谓“孝”“弟”“慈”乃立家之根本，能真正实践孝、弟、慈之道的人，才算真正懂得了“齐家”。而治国之道不过是齐家之道的延伸：事君需孝，事长需弟，使众需慈，如此而已。

关于“治国平天下”，《大学》指出：“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9]。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管理者发扬孔子一贯倡导的“忠恕之道”，自觉地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9],推己及人，以崇高的道德风范来影响、感召一般民众，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以上八个环节，层层紧扣，步步推进。但核心的环节是“修身”，是前提和基础；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目的和归宿。《大学》一再强调：修身为本。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修身功夫的自然延伸和扩充。管理者自身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思想品行端正了，自然可以做好民众的表率，把国家治理好。这种思想正好与《中庸》之道所主张的“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6]的精神完全一致。无怪乎台湾学者、著名中国管理哲学专家曾仕强先生认为：所谓《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中国的管理哲学，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和《中庸》以其微言大义集中体现了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

参考文献。

[1]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2]　论语[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3]　荀况。荀子[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4]　刘云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5]　孟轲。孟子[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6]　子思。中庸[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第5篇：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

一、《老子》文本辨析与诠释

首都师范大学白奚教授以对《老子》中“不争”和“柔弱胜刚强”的辨析为例，主张在《老子》文本诠释中应区分老子思想的本义和引申义。他认为老子的“不争”、“柔弱胜刚强”是价值而不是工具，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以不争为争”、“以柔克刚”是后人对“不争”、“柔弱胜刚强”的发挥、转化和应用，两者不应混为一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丁巍研究馆员通过对《老子》第2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辨析阐发老子的道治要义。他认为“圣人”指有道之人，“无为”是圣人理国理身、爱民治世的方式，其功能是使人民自然化为完美之人，“不言之教”是无为之治的自然延伸，意指圣人化民时不通过政教号令而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引导来实现。浙江农林大学曹振杰副教授基于“道”字语义场对“道可道非常道”进行重新解释，并讨论它对现代管理中异化问题的启示。南开大学严正教授以现代西方关于人的认识有限性观念为背景，以“正确认识如何可能”为切入点，探讨老子“道”概念在哲学史上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张永路博士以“生活世界”这一西方现代哲学重要概念为参照探讨生活世界中的老子哲学。他认为老子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北京大学郑开教授通过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和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等著作的理解评述《老子》文本中生发出来的若干可能问题。河南大学臧要科副教授以哲学解释学为理论背景，对《老子》文本作出个性化理解与诠释。河南大学张枫林讲师通过考察王夫之《老子衍》对《老子》文本的重新解读，探讨老子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博士生肖华从人类文化演进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描述入手，主张“中华道”是人类文明的统摄与升华。他们认为“中华道”不仅揭示了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还帮人类指出了如何顺应天地之道、构建人与自身、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系统。

二、老子哲学与现代管理哲学

北京大学许抗生教授从管理学角度探讨老子道家哲学及其现代价值。他认为老子管理思想的精神实质是无为而治，他并指出老子管理思想的四大原则、管理谋略及对管理者的素质和修养的要求。武汉大学田文军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国学热”入手讨论道家学说在“道”与“术”两个层面对现代管理的借鉴意义。四川大学盖建民教授从五个方面讨论道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借鉴意义：“无为而治”体现道法自然的管理智慧、道家“无为”的目的是达到一种“真有为”、“治大国若烹小鲜”体现抓大放小的管理原则、上善若水表现出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的处世智慧与管理艺术、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用人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赵保佑研究员认为老子思想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其核心内容是“无为而治”，其思想方法是“柔弱胜刚强”，其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无为而治”

收稿日期：2012—07—20

作者简介：赵保佑，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州450002）。

代云，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州450002）。

的思想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柔弱胜刚强”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化和完善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老子的人本思想与现代柔性管理方法的基本内核是深度一致的，仍然是指导我们发展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理念。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编辑部任晓莉编审从老子管理理论的基本精神与西方管理理念的变革入手，讨论老子管理理论与新时代管理变革的契合与弘扬。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袁永飞助理研究员通过考察《老子》社会管理原则与“道法”制度观来探讨《老子》对现代管理的启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代云助理研究员以管理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在考察《老子》社会管理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它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第6篇：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

1.中职学生是我国未成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未来产业大军的重要来源。目前，我国在校中职学生已达到2000多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毕业后将直接跨进社会，步入职业生涯。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大军的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与普通中小学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规划，同步推进。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制定并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新时期新阶段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新要求，进行了新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根据职业教育的实际和中职学生的特点，切实加强和改进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广大中职学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改革开放，关心集体、乐于助人，努力学习、钻研技能，积极向上、自强不息，思想道德状况主流积极、健康、向上。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和新时期新阶段的任务要求，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和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2.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加强和改进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中职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要从巩固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基础，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高度，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应对挑战，采取有效措施，开创新时期新阶段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二、加强和改进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3.加强和改进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遵循中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增强针对性、实效性、时代性和吸引力，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4.加强和改进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方向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育人导向，又要紧密结合时展的实际和中职学生的思想状况，增强思想性和时代性。（2）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的原则。既要遵循思想道德教育的普遍规律，又要适应中职学生身心成长的特点，从他们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出发，开展富有成效的教育和引导活动，增强针对性和吸引力。（3）知与行相统一的原则。既要重视知识传授、观念树立，又要重视情感体验和社会实践，引导中职学生自觉遵循道德规范，形成知行统一、言行一致的优良品质。（4）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既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又要加强科学严格的管理，实现自律与他律、激励与约束的有机结合。（5）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既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又要切实帮助中职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增强教育的实际效果。

5.加强和改进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1）进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教育为重点，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引导中职学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2）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重点，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与国情教育，开展哲学与人生教育、经济政治与社会教育，引导中职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逐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3）进行道德和法制教育。以职业道德教育为重点，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开展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教育，引导中职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养成良好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提高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4）进行热爱劳动、崇尚实践、奉献社会的教育。以就业创业教育为重点，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职业指导，引导中职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职业理想，提高综合职业素质和能力。（5）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为重点，开展心理健康基本知识和方法教育，开展职业心理素质教育，指导中职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遇到的心理行为问题，引导中职学生养成自尊、自信、自强、乐群的心理品质，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职业心理素质。（6）以珍爱生命、健全人格教育为重点，开展安全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预防教育、环境教育、廉洁教育等专题教育，引导中职学生树立安全意识、环境意识、效率意识、廉洁意识。

三、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和实训实习在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6.发挥德育课主渠道作用。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是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和本质要求。德育课教学要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融入各门课程；充分体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的原则，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中职学生生活，尊重中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注重知识学习和观念形成，更注重情感培养和行为养成；充分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课程设置、教学安排要和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教学特点相适应，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突出教学的实践性，注重现代教育手段在教学中的运用。各地各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推进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改革，进一步增强德育课的针对性、实效性、时代性和吸引力。

7.发挥其他课程教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文化课、体育与健康课、艺术课等其他公共基础课教学和专业理论课教学是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要根据不同课程教学的特点，结合教学内容对中职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中国近现代史、基本国情、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的教育；进行团结协作和坚忍不拔精神的教育；进行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的教育；进行敬业、乐业和创业精神的教育。各学科教师要认真落实本学科的思想道德教育任务要求，结合各学科特点，寓思想道德教育于各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各学科的教材、教学大纲和教学评估标准，要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

8.发挥实训实习的思想道德教育作用。实训实习是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也是对中职学生实施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学校要结合实训实习的特点和内容，抓住中职学生与社会实际、生产实际、岗位实际和一线劳动者密切接触的时机，进行敬业爱岗、诚实守信为重点的职业道德教育，进行职业纪律和安全生产教育，培养中职学生爱劳动、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增强中职学生讲安全、守纪律、重质量、求效率的意识。要切实加强实训实习管理，在实训实习特别是离校顶岗实习阶段，学校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参加，与实习单位共同做好对中职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管理工作，绝不能放任自流。

四、努力拓展新形势下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9.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等职业学校要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职业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要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技能竞赛、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教育活动，寓思想道德教育于校园文化活动之中。重视校园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建设，完善校园文化活动设施，坚决抵制各种有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对中职学生的侵蚀和影响，禁止在学校传播宗教，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建设平安、健康、文明、和谐校园。要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为主题，组织学生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引导他们在家庭孝敬父母，在学校尊敬师长，在社会奉献爱心。组织学生参与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宣传教育活动和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等活动；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德育基地，瞻仰革命圣地，祭扫烈士墓，参观名胜古迹；组织学生参加公益活动、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提高中职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10.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是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等职业学校要坚持以育人为本，根据中职学生生理、心理特点和发展的特殊性，运用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培养中职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中职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要针对中职学生在成长、学习、生活和求职就业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和遇到的心理问题进行教学、咨询、辅导和援助，配置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设施。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

11.开展职业指导工作。职业指导是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中等职业学校要把思想道德教育全面融入职业指导工作，加强职业意识、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和创业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完善中职学生就业信息服务系统，帮助学生认清就业形势，促进学生顺利就业。

12.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切实帮助中职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中等职业学校要加强师生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动员全体教师结合中职学生实际，广泛深入开展谈心活动，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处理好学习成才、择业交友、健康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各地、各学校要按照国家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有关规定，落实国家助学金、学费减免、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政策，让学生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增强爱党爱国的情感，立志报国，服务社会。

五、高度重视管理和学生自我管理在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13.加强学校制度建设，发挥管理育人的作用。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等职业学校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学校班集体、课堂教学、实训实习、社团活动、校园安全、后勤服务等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学校各项工作都要体现思想道德教育要求，明确全体教职员工的育人责任，努力做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建立健全学校安全制度和安全应急机制，制订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完善校园安全联防制度和督促检查制度。严格执行学校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报告制度，做好预防和处置工作。

14.加强中职学生日常行为管理，充分发挥班主任工作在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严格学校各项纪律，支持教师和管理人员依法依纪行使教育管理职责，强化中职学生纪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加强班集体建设，充分发挥班主任在班级日常管理和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组织、指导和引导作用，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制定《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要重点实施帮教，有效预防校园暴力和学生犯罪。

15.加强共青团、学生会和学生社团工作，发挥中职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作用。中等职业学校团组织要把加强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履行好团结青年、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职能，认真做好优秀青年入团工作，加强学生团校建设，配合党组织办好学生业余党校，做好推荐优秀团员入党工作。学生会和学生社团要在共青团指导下，针对学生特长、专业特点、兴趣爱好开展生动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学校要加强对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支持和引导学生会和学生社团自主开展活动。

16.加强校园网络管理，发挥校园网络的育人作用。中等职业学校要加强对校园网站的管理，规范上网内容，充分发挥其思想道德教育的功能。要教育学生自觉遵守网络法规及有关规定，文明上网、依法上网。要遵循网络特点和网上信息传播规律，加强网上正面宣传，为广大中职学生创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要密切关注网上动态，了解学生思想状况，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杜绝各种违法有害信息在校园网上传播。要重点加强对校园网电子公告栏、留言板、贴吧、聊天室等交互栏目的管理和监控。对上网成瘾的学生要及时发现，热情帮教。

六、大力加强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队伍建设

17.中等职业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班主任、德育课教师是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负责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组织、协调和实施；班主任负有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指导学生的职责；德育课教师根据课程内容和特点，负责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法制教育、职业生涯和职业理想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全体教职工都负有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责任。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大力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建立和完善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奖惩制度。

18.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中等职业学校要选聘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奉献精神强、身心健康的教师担任班主任，每个班级必须至少配备一名班主任。班主任工作计入教师基本工作量，学校绩效工资分配要适当向班主任倾斜，使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热情做好班主任工作。要将班主任工作成绩作为教师聘任、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教师高级岗位聘用应向优秀班主任倾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中等职业学校要将优秀班主任的表彰奖励纳入教师、教育工作者的表彰奖励体系。加强班主任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班主任队伍。

19.加强学校共青团组织和团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团组织要与有关部门和学校密切配合，切实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中等职业学校要充分发挥团组织和团干部在加强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团建工作纳入党建工作的总体格局，建立健全“党建带团建”工作机制，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学校共青团组织，努力实现“校校有团委、班班有团支部”的目标。要配备专职团干部，加强对团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团干部待遇。

20.加强德育课教师队伍建设。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教师是学校专职从事德育课教学的专业人员，是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专门力量。德育课教师除应具备国家法定的教师资格外，还应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较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和从事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能力。学校要按照德育课设置和教学任务要求配齐配足德育课教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等职业学校要高度重视德育课教师培训工作，创造条件不断提高德育课教师思想道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努力培养造就一批中等职业学校德育特级教师和高级教师。

七、努力营造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

21.发挥家庭教育在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家庭教育在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各级妇联组织、教育行政部门和中等职业学校要切实担负起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责任。要与社区密切合作，办好家长学校，开展小公民道德建设和“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引导家长以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为子女作表率。学校要通过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长接待日、家访等形式同学生家长建立经常联系，吸收家长参与思想道德教育，促进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紧密结合。要特别关心单亲家庭、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和灾区家庭的子女教育，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

22.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促进中职学生健康成长。各地要按照中央的统一要求，相关部门紧密配合，各负其责，共同做好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要深入持久开展“扫黄打非”斗争，深入持久开展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专项整治，大力净化网吧、网络、荧屏声频、出版物市场。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禁止在学校周围开办电子游艺室、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禁止在学校周围200米以内开办网吧和设立站点，禁止在学校周围600米以内设立专营场所。宣传、理论、新闻、文艺、出版等方面要坚持弘扬主旋律，为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中职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中职学生集体参观一律实行免票，对学生个人参观可实行半票。学校要选聘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等担任德育辅导员，发挥各种青少年教育组织和团体在做好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八、切实加强对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23.加强对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领导。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要把这项工作纳入当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整体规划，切实加强领导，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教育部负责对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宏观指导和督促检查。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有明确的机构和人员，切实负起责任。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配合，共同做好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要重视和加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24.健全中等职业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中等职业学校要把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行校长负责的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领导体制。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和监督保证作用，支持和协助校长做好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校长要统一领导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把思想道德教育与学校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同时部署，同时检查，同时评估。学校要有一名副校长分管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学校各部门要明确各自责任，密切协作，切实完成相应任务。

第7篇：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

当科学管理模式的发展出现瓶颈时，管理学界开始探究更高层次的管理范式，希冀逐渐修正科学管理中缺少人本主义思考以及缺乏整体观等不足，使其更加符合人类整体发展的需求与理想。此时亦出现了诸多掷地有声的管理哲学思想，并受到企业家的追捧，如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等。新的哲学管理模式，希望通过融合理性的科学管理模式与本体的哲学智慧，以达到哲学管理的目的。然而，近年来兴起的哲学管理思潮，随试图将科学管理与哲学管理结合，以柔化科学管理的不足，但大都通过取百家之言一而贯之，或只针对领导岗位建立领导哲学，最终却难实现管理哲学思想在组织中的全面渗透。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管理，就要根据不同岗位、层级注入有针对性的、科学化的管理哲学思想，建立管理哲学体系。

二、构建中国管理哲学体系

（一）道家与儒家结合的领导哲学

道家的“无为而治”可谓管理的最高境界，作为组织的高层领导，要做到大决策面前有所为，小事上有所不为；在识人方面有所为，在用人方面无所为；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竞争，要做到“有无相生”、“虚实相资”，善于发现机会、填补市场；在树立人生观、价值观方面，企业家要坚持“身重于物”与“淡泊名利”，摆正名利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秉持道家哲学的同时，高层领导还要努力塑造“儒商”这一理想人格，即树立“智、仁、勇”的“三达德”思想；且面对繁冗的工作要保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勤奋精神。

（二）法家与墨家相融的中层管理模式

与高层领导崇尚大气自然的管理思想不同，中层管理人员是联系上下级关系的枢纽，是上层决策得以实践的关键，是组织良性运转的中流砥柱。因此，中层管理人员应坚持法家与墨家相结合的管理思想。中层管理人员要秉承法家以“法、术、势”为准则的刚性管理模式，才能使企业的各项制度得以执行，坚持责、权、利相结合，建立起标准化、程序化和科学化的规范流程。墨家的上下通义、上下通察也是中层管理人员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中层管理人员要发挥好上传下达的作用，整合不同层级的管理思想，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同时要做到对上级领导和下属进行互相监督，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三）儒家与墨家相承的基层管理范式

第8篇：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 流派 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研究一下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分析其成败，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流派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1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

自然界弱兔胜悍鹰就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事例。艺术管理的确是东方智慧应用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原则用之于现代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1）努力将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以期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2）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相应地改变管理的方式和技术，始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注释

1、《宋史·赵普传》

2、28、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3、4、5 、《老子》三十七章、二十五章、六十章、四十章、七十六章。

6、20、《慎子》

7、《韩非子·解老》

8、23、25、《论语·为政》

9、《礼记·礼运》

10、苏东水：《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11、《荀子·富国》

12、《荀子·大略》

13、《荀子·礼论》

14、《荀子·臣道》

15、《论语·阳货》

16、17、《荀子·性恶》

18、《孟子·告子上》

19、《庄子·马蹄》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荀子·劝学》

24、27、《论语·颜渊》

26、《孟子·公孙丑上》

第9篇：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 流派 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研究一下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分析其成败，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流派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1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

自然界弱兔胜悍鹰就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事例。艺术管理的确是东方智慧应用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原则用之于现代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1）努力将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以期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2）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相应地改变管理的方式和技术，始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注释

1、《宋史·赵普传》

2、28、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3、4、5 、《老子》三十七章、二十五章、六十章、四十章、七十六章。

6、20、《慎子》

7、《韩非子·解老》

8、23、25、《论语·为政》

9、《礼记·礼运》

10、苏东水：《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11、《荀子·富国》

12、《荀子·大略》

13、《荀子·礼论》

14、《荀子·臣道》

15、《论语·阳货》

16、17、《荀子·性恶》

18、《孟子·告子上》

19、《庄子·马蹄》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荀子·劝学》

24、27、《论语·颜渊》

26、《孟子·公孙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