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八中少年班精选(九篇)

第1篇：北京八中少年班范文

本人***，性别男，汉族人，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生，籍贯河北，大学本科在读，工人家庭出身，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加入中国共青团组织，现就读于北京**大学自动化学院******专业，攻读学士学位，并自入学以来在班内担任班长职务。

我于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开始生长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家庭，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我是沐浴着党的阳光、伴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的热潮而成长起来的。我的父亲是北京***厂的一名工人，母亲是****的一名员工，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从小时候起，母亲谦虚严谨，细致谨慎的工作态度，父亲刻苦好学、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就一直无形地感染着我，深深地教育着我。一九九一年九月我进入了北京市海淀区****小学，清楚地记得上学的前一天，祖母对我说：“鲜艳的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染红的，是少先先锋队的标志，只有像解放军战士那样不怕苦，最勇敢的人才配戴上它。”我带着祖母谆谆教会走进了校门，学习上，努力刻苦，争当先进;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通过努力，我在前四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中取得了四个双百的优异成绩，并在班内担任了卫生委员，以实际行动征服了老师和同学，经过评选，第一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峰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英雄纪念碑下，我抚摩着胸前的红领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进步，将来还要向团组织靠拢。在二年级的下半学期，我渐渐的喜欢上了乒乓球这项运动，并加入了西城区****体校，利用课余时间学打乒乓球。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与附近一所实力较强的兄弟学校合并，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小学，在全新的学习环境下，我较好地完成了剩余近三年的小学课程，一九九七年六月，通过了小学毕业考试，顺利地结束了小学六年的学业。

一九九七年九月至二零零零年七月，我就读于北京市第***中学初中。在班内担任数学和地理两科的课代表，通过选拔，我还加入了校乒乓球队，物理科技小组。身为班级干部，我在各方面都能较严格地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尽职尽责，积极协助班主任及任课老师搞好班级建设，主动帮助宣传委员做好班级的板报，壁报等工作。在思想上，我也不断地要求进步，在初二的下半学期，我主动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团校学习课程，并顺利结业。在校期间，受校方推荐，我参加了由中国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少年儿童美术书法大赛”，并获得了二等奖的优异成绩。我还两度代表学校参加了由北京市海淀区体委主办的北京市海淀区中小学生乒乓球赛团体组和个人组的比赛，并获得了两个团体第二，一个单打第五名的好成绩。

第2篇：北京八中少年班范文

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伊始，其董事会出于日后选拔师资的目的，经召开相关会议之后而做出决定：“与国府教育部联合发文至全国各省、特别市政府……拟请其在各地域内组织国术选拔赛并从中定夺若干名选手，最终报送中央(国术馆)以待作为国术教员之比试、任职人员。”鉴于此，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电全国各省、特别市政府，请其组织并进行一场国术选手的公开选拔比赛，且将赛事中的获胜者拟定若干名报送“央馆”，即等待通知于适当时日前往首都参加统一考试。与此同时，中央国术馆董事会还特意另行附送一份公函且大致内容为：“届时各省、特别市政府所选录之国术保送人员，均需由其本人手执本省省主席或特别市市长之手谕抵达首都(南京)进行集中。”

当各省暨特别市政府的主席、市长们接到相关通电之后，对此十分关注与重视，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及热情。于是乎，一时间神州大地，即南、北各方均以官方出面纷纷举办相关的比试选拔，纷纷采用自报自荐与公推公选的方式从各自的管辖区域内通过“台上比武”或“台下争斗”的手段初步挑选出若干名行家里手，经过最终的统一考核之后，保送至南京中央国术馆进行统一安排录用。如此这番，来自国内32个省、特别市的57名年龄不等且差距甚大(即小则15周岁且大有七十之余)的“名师暗教”们一时间便集聚南京，然而由此也自然而然地萌生出中国武术圈内自古以来所形成的“互不服气”、“拳脚相试”的旧习在中央国术馆这个部级的官办专业机构内开始种植并且逐渐发芽成长。

为使中央国术馆在刚刚起步之时能够得到健康的成长，馆长张之江本着“息事宁人”、“聚集人才”的愿望，在“央馆”执行董事兼常务副馆长纽锡生、执行董事兼副馆长李景林等人的劝说之下，提议本馆董事会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如何妥善解决相关矛盾的一系列问题。而最终中央国术馆董事会议所形成的决定性意见则为：将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圈内”人士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团体并美其名曰为“中央国术馆教授集训班”，此班级不配教员并不设班级干部。另由张之江馆长负责进行全面的协调工作。而执行董事兼常务副馆长纽锡生、执行董事兼副馆长李景林则分别担任该班的联络人员。其间，张之江馆长也曾请来江西刘云龙、广西严度万两位“圈内”高手拟让他们分别担任“首期教授班”的正、副班长。谁料到此番设想一经脱口并让众人获悉之后，竟然导致刘、严二人几乎天天遭到“首期教授班”成员们的叫阵与挑战，从而导致其日无安宁处、夜难入梦乡，实属心烦至极!万般无奈之下，张之江馆长只得当众宣布，“首期教授班”不设立班长与副班长。与此同时，令人感到颇为奇怪的是，该班的57名成员之间竟然能够做到友好相处且极少发生矛盾与打斗事件。另外，笔者还要特意提及，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里的57名成员，均为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明师暗教!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武术“圈内”各个门派对其所具备的武艺精华进行集中展露并相互交流；他们还为如今的传统武术研究并继承奠定了可靠的依据(如今，我们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古籍部或特藏部里所见到的相关图书及杂志，均系当年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通用教材中涉及、引用、编辑或淘汰的资料。当然，该班其他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教材即诸如手抄孤本及古代影印刻本，则在当今的图书馆里难觅皮毛。而“首期教授班”里的少量有心之人与权威人士则慧眼识珠将相关古籍善本给以悉心保存从而留存至今)。

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的头衔，虽然在当时叫得极响，即国民政府的政要们闻其名声之后，纷纷出面邀请该班的成员们或出任自己的侍卫、秘书，或委任其充入所辖军、政部门担当专职国术教官或秘书室、机要室的相应警务人员等，但“首期教授班”这个名震一时的团体，最终竟然落得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遗憾结局。其“首期教授班”内的57名成员，虽然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从全国各省与特别市纷沓而来并集结于首都南京，但他们却在半年之后纷纷散去，最终仅仅留下不足十人!另外，有近五十名“首期教授班”的成员离开“央馆”而各奔前程，即朝着自己向往的目标前进。他们之中，有二十人左右诸如张金江(受聘首都宪兵司令部侦缉处上校副处长)、徐立春(受聘国民革命军陆海空总司令部参谋总长侍从室中校侍卫)等被国民政府的各个重要军、政部门挖走；约二十人诸如李书海(被中共地下党江苏省省委会暨南京市市委会发展成为党的秘密交通站“铜龙专线”即南京郊县江宁铜山至镇江龙潭地区的单线联络员)、罗玉(被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同志聘请为军用紧缺物品秘密采购员)等则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武装力量的人员；另有十多人则不辞离别而难觅其任何踪迹；剩余留置下来并在此后成为中央国术馆“一等教习”(正教授职)的“首期教授班”人士仅仅只有童仁富、张本源、王子庆、赵连和、杨法武、罗玉等六人。

笔者认为：虽然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这个具有其特殊性质的团体仅有其短短六个月的组合时间，但该班对中国近代武术所产生出来的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与其相关成员们所整理、保留至今的许多珍贵史料，将给中国传统武术的研究、继承留下一笔无价之宝!鉴于此，如今的相关研究者与继承者们，均不该忘记他们的姓氏名字!故而，笔者在此整理出当年国民政府直属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所有成员的简介，旨在记住这些已经故去的“圈内”前辈们的大名。

刘云龙(生于1885年，卒于1975年)，男。江西省永新县西乡洋口村人。师承湖南省衡阳市境内南岳衡山《铁佛寺》寺主、清代武术“圈内”尊称为“圣手连环飞珠”的湘地游侠王超英并先后学得铁砂毒掌、五佰金钱点穴奇术、正骨按摩秘法等技艺。其随师勤学苦练长达22年之久，并由此练就一身高超的武艺精华。故而，在当时的永新县一带，不论是武术“圈内”人士还是江湖绿林之中，只要提到“铁砂毒掌刘云龙”，均个个由衷感叹其技艺高强且品德亦佳!刘云龙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所无私奉献的《铁砂毒掌排手至要真传》手抄孤本，为中国传统武术研究史上增添了一项原本空白的湘地土生土长并秘密传人隋唐以前古老寺院《铁佛寺》专有武功的知解、认同。

严度万(生于1887年，卒于1975年)，男。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南门外人。师承家传武技，擅长坐式八段锦、十三太保硬气功及空手人刃术、圈步撞法。其青少年时期在梧州一带可谓人人皆知即每逢深夜“子时”则披星戴月进入特制练功房(该房的设置为挖地数米建房于内，在上铺树枝树叶及茅草，言之“摄入地气以助内功”即地上练一年不如地下蹲三月)进行天复一天而长达整整17个年头的刻

苦锻炼。严度万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所无私奉献的《秘本十三太保内硬气功诠解》手抄孤本及《圈步撞法真传》内部教材，填补了中国传统武术范畴中有关气功类技法及散手类招式的一项空缺。

童仁富(生于1868年，卒于1946年)，男。南京市栖霞区童家营村人。师承清代光绪初年两江总督署大将军李德贵。擅长神化五毒化形死手。其学武缘由与众不同即家庭出身为大地主的童仁富，原本是按照家父的旨意读书学习以便日后留洋弄个学位之后回国做官。谁料想其在一场群殴械斗中遭到重创而险些送命。就在童仁富危在旦夕期间，其家父即江湖上人称“童万金”的清末江南富豪童孝全通过好友介绍找到居住在南京水西门上浮桥地区的曾于清代光绪初年出任两江总督署大将军之职的李德贵，并请其为童仁富治疗伤疾。结果李大将军以其高超的伤科诊疗技艺为童仁富治愈了原本危在旦夕的致命重伤。而童仁富则由此拜在李德贵大将军门下学练武当太和门的武艺精华并苦做神化五毒化形死手特绝秘技。据笔者的恩师、中央国术馆董事会执行董事兼顾问李松如(即李德贵大将军的长子)先生在1973年至1982年期间多次提及：“(童)仁富师兄排五毒死手时异常刻苦。他逢夜卧床就寝期间，均将其手臂透过木板大床所留有的特定洞口而放人床底固定的酒坛内浸泡2至3个时辰，每夜操作“药功”均达4个小时以上。如此天复一天地进行坚持不懈的操作，终在5年之后做成神化五毒化形死手。”“(童)仁富师兄排手成功之后，鉴于其功力极度高超即轻轻拂动绝手便能令人脏腑损伤且不出12个时辰则亡命归阴，故而其手臂带有特制罩子即以防无意之间伤及他人。”另据笔者的武术启蒙老师、中央国术馆一等教习罗玉先生在1971年告知：“当年余与仁富同志共事‘央馆’期间，未见有本馆教习或外界‘圈内’同行要求与仁富同志进行交手比试(而余及本馆其他众教习均隔三差五要去应付各类同行的比搏)。此状况恐与仁富同志拥有神化五毒化形死手绝技大有关联即众人畏惧其慑人功用是也。”童仁富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所无私奉献的是其从恩师李德贵大将军处获赠的多坛超大容量的“精气神三宝药浆”。此药物的出现，向当时的“圈内”揭示了传统中国武术演练内容之中内功、外功、药功三功俱炼且药功占有大部功能即“三分功夫七分药”、“无药做功总不成”的秘诀。待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夏秋季节，中央国术馆董事会鉴于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即当时的日本国政府(日本天皇)密谋筹划并发动侵华战争，战火即将蔓延首都而南京时刻面临沦陷的局势，故而经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之后，忍痛割爱宣布“央馆”进行解体。至于馆内所留一系列的物品(物资)诸如教科文书、演武兵器、做功药酒等等，则可由在任的馆内官员与教习们自费购买。鉴于此，“央馆”一等教习罗玉便花费巨资购买了包括“精气神三宝药浆”3大坛约一千五百斤演武做功极品在内的一批物品。1995年夏，中国人民机关医院本着“挖掘、整理、研究、继承祖国宝贵遗产”的原则，从笔者处引进“精气神三宝药浆”的原始药物并经专家稀释、分装且临床试验近千例病患者之后获得良好效果，逐向上级医疗主管单位申报军队用药批文并在同年11月2()日经中国人民后勤部药品检验所通过对“精气神三宝药浆”进行药物分析后得出结论：“本品质量控制方法可行。”同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后勤部卫生部正式“(1995年)南制FP61008号”文件批准，允其作为制剂进行生产并用于门诊治疗。这是中国武术史上首例被核准生产、使用的治疗跌打损伤的药物配方!由此同样见证了旧时南京中央国术馆所拥有的技艺确实具备其科学、有效的实际应用价值!

肖锦章(生于1889年，卒于1969年)，男。浙江省四明县人。师承不详。擅长虎啸金钟罩与浑元和血手绝技。民国元年(1912年)，其初闯江湖之时被南京下关水路码头的众多码头工人一致推荐为“码头值护”(即负责码头工人的利益不被侵犯并保证其相关生意不为其他组织或人员掠夺)。肖锦章则凭借自己所具备的硬气功夫，尤为绝技浑元和血手而雄称南京下关地区并被当地的各方势力一致推崇为“当家老大”，月供其银元若干。故而，肖锦章因此拥有了一笔可观的钱财，继之导致其产生出“演武做功过于辛苦”、“挥金如土方为舒畅”的不思劳作且贪图享受的思想。于是乎，其逐渐走向白日里手拎雀笼四处游走、一天三顿餐饮则有形形人士争相邀请、逢到夜间便躺在大烟馆内吞云吐雾的堕落境地。直到民国五年(1918年)夏日的某天傍晚，一群北方彪形大汉簇拥一名领头大哥前来强占南京下关码头之际并导致当地码头工人找来肖锦章让其惩处北方强汉且令其难敌对家而由此感到蒙羞，方才发誓重振旗鼓操起武艺绝技并经过整整一年的早晚苦练，终于恢复了往日的高深功夫，只身一人重返南京下关码头且运用浑元和血手绝技制服北方强汉之领头大哥，为当地码头工人夺来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劳作场地。鉴于此，肖锦章便在其后的长年累月之中，均能够做到天复一天地勤奋演练自己所拥有的武术技能。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肖锦章被国民政府总统府卫队高薪聘为侍卫国术教官，官衔陆军上校。肖锦章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所无私奉献的《和血手排炼秘方》手抄孤本，为此后“圈内”同行在跌打损伤救治的推拿疗疾方面提供了一条简单易行的救治途径。

王任福(生于1870年，卒于1959年)，男。江苏省淮阴县人。师承清代光绪初年的两江总督署大将军李德贵。擅长神化五毒化形死手与龙吟铁布衫(即板功子母合形内外气功)。民国元年(1912年)，王任福路径一个私人屠牛作坊，正巧遇到一头即将被宰杀的大黄牛挣脱捆绑并扬角撩蹄地在那儿发威且屠夫及周围观者均对那头牛无计可施。王任福见状，当即自告奋勇地走上前去进行擒拿。谁料那黄牛扬起锋利犄角并照着王任福的身体恶狠狠地迎面直挑而来。王见状则将身形一闪晃至那大黄牛体侧且腾出左手照着牛背上提劲拂动一下之后，闪至一侧观其动态。但见那头大黄牛中招伊始原地不动而全身颤抖不止且片刻之后其后背则泛起一个碗口大小的血泡，最终可见那血泡破溃而流出腥臭浓水。此时，王任福对屠牛作坊的主人说道：“这头牛不能食用了!谁吃了这肉其身体就会像此牛一般溃烂痛苦直至死亡!另外我还没有解药!因为师父怕我乱惹事端，所以不传解毒秘方!在此谨请各位予以谅解!”相传王任福的神化五毒化形死手仅仅操作一只左手(因为右手要做事及待人接物)而在其功成之后必须将自己的手臂部位套上一个用特殊材料制作且经过药酒反复浸泡而成的“罩子”。否则他所练就成功的左手只要在无意之中提劲发力

接触到旁人，便会令对方皮肤奇痒无比或疼痛异常，在3天之内导致其皮肤溃烂且严重者不出7天便宣告死亡!这就是中国武术“圈内”令人闻风丧胆的神化五毒化形死手(即江湖上称其“死五毒”)。王任福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没有对其所具备的神化五毒化形死手做过任何文字及言语上的记载、表述。

徐立春(生于1885年，卒年不详)，男。南京市栖霞区便民河乡东花洞人。师承清代同治年间山西太原府武艺总教德源。擅长五毒垒塔五重合形殛手及十二路潭腿、脱战拳、八仙剑等。民国十八年(1929年)，经原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央模范军医院野战外科主任黄志青少将医官举荐，徐立春以其所具备的武艺精华被时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总司令部参谋总长何应钦上将选定作为贴身侍卫。据其胞弟徐立栋于1972年至1974年期间对笔者谈及：“家兄徐立春学练武艺甚为刻苦，每逢子夜便起身并先做金刚铁板功内外气法各7大子母合形架(尾架收功聚合内外劲力之术则因其武功师傅不愿传授而没能获得)，跟着则做排手(单手劲锤法)，而后再演练拳术兵器。每天如此且达6个小时以上。经过长达近十年的苦练，使得家兄徐立春力大无比、拳似铁锤。故而在当时民国的南、北武术‘圈内’流传着如此说教，即‘南京至北平，快手唐殿卿、铁腿张衡庆、铁拳徐立春、神剑李凌霄’。正因如此，家兄徐立春方才以其高超的武艺精华进入国府要员何应钦上将的侍从室，充陆军中校衔。遗憾的是，家兄的武艺精华没有流传下来。另外，其恩师即清代同治年间山西太原府武艺总教德源先生当年所赠送给家兄的若干册演武做功与治疗跌打损伤的手抄孤本、秘本均被其在辞世之前忍痛烧毁且其反复叹道‘宁可失传决不乱传’、‘失传可惜乱传殃民’。唉!每当我想起此事，便深感遗憾但又无可奈何。”

佟忠义(生于1879年，卒于1963年)，男。河北省沧州市人。师承家传。擅长少林六合门拳法与兵器且尤以六合拳、六合大枪、白眉棍、六合散手、六合七十二摔法而盛名一时。据笔者恩师李松如先生于1975年至1977年期间谈及：“佟忠义同志最擅六合大枪且每逢演练其枪法中拦、拿、扎三招时均可先后变出定步转活步而又由活步改为腾空或躺步进行操作即堪称变化无穷乃至神奇莫测矣!”另笔者的武术启蒙老师罗玉先生当年也曾讲述：“佟忠义同志操起六合大枪，可在一招一式之中命中目标且恰如其分即其力点入内则可做到分厘不差。故而一经与敌交手，便能令之或伤或亡而随心所欲是也。”佟忠义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所无私奉献的《六合大枪精义》、《少林白眉棍法》手抄孤本，为如今的人们研究中国传统武术中有关北派少林相关技法提供了鉴别真伪的可靠依据。

章麒麟(生于1890年，卒于1980年)，男。山东省菏泽市人。师承家传。擅长铁砂掌及十二路潭腿且尤以水火流星双锤而扬名“牡丹之乡”(山东菏泽自古便有“牡丹之乡”之美誉)。据笔者的武术启蒙老师罗玉先生于1972年夏季讲述：“章麒麟同志曾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本馆与首都警察厅共同举办“辞旧岁迎新年联欢晚会”中为中央国术馆同志们及相关警务人员公开演示其所擅长的水火流星双锤。但见章麒麟同志一经使出技艺，便博得在场观众经久不息掌声，尤为精彩的技法则为其腾空启动连续打出24个翻身旋子腿与12个躺地乌龙盘柱腿并伴随手中两柄拴系铁链大铜锤划弧绕圈进行相辅相成的合理配应而堪称独具一格。”章麒麟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所无私奉献的《水火流星双锤演练技法》手抄孤本，为如今的人们研究中国传统武术中有关齐鲁民间武术流派技艺及江湖卖艺团体操作手段提供了一份旧时古老而传统的图文参考资料。

韩庆堂(生于1901年，卒于1979年)，男。山东省即墨县人。师承家教。擅长铁砂掌、六通短打、伤科诊疗且尤以红孩儿拜观音神拳而盛名于齐鲁大地。相传当年韩庆堂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每天早、晚均要演练一趟红孩儿拜观音神拳且其操作之时身形柔和并腿脚极为柔软诸如做出十字跌叉、朝天连环蹬腿、童子参菩萨等招式时均闪转起伏绵绵不断宛若周身上下百折连腰皆无骨骼即如同蛇形猿戏一般。韩庆堂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所无私奉献的“红孩儿拜观音神拳”组合照相及相关文字资料，为如今的人们研究中国传统武术中有关齐鲁民间武术流派的稀有拳种提供了一份旧时古老而传统的图文参考依据。

韩会清(生于1887年，卒于1937年)，男。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韩石桥村人。师承八极门名家张景星。擅长大小八极拳、黑手飞砂(铁砂重手)，尤精于青龙偃月刀。相传其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韩会清总是与一柄清代制作的乌木铁制大刀形影不离并每逢入夜均要演练若干趟之后方才就寝。韩会清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所无私奉献的“大小八极拳”、“青龙偃月刀”组合照相及相关套路的文字资料，为如今的武术爱好者与研究者们考证中国传统武术中有关沧州地区远古流传之八极门武艺精华提供了一份旧时古老而传统的图文参考依据。

张本源(生于1899年，卒于1970年)，男。山东省济南市人。师承家传。擅长铁砂掌、十二路潭腿等且尤以四路查拳最为精通。据笔者的武术启蒙老师罗玉先生告知：“在清代的镖师行当，大凡出自齐鲁者，均有一句口头禅：‘学会四路查，走遍江湖全不怕。’由此说明源出山东、河南一带的‘圈内’行家，对四路查拳的崇拜与重视!”“当年，在‘央馆’的‘首期教授班’诸多同志中，精通查拳者亦有十余人之众。但张本源同志所拥有的四路查拳，则被大家一致公认为名列前茅!另张本源同志在演练四路查拳之时，其手、眼、身、法、步与精、神、气、力、功均能合理安排即相互间自然交融并可令之随意摘选数招拆出并用。故而，大凡与张本源同志配对交手者，均感到其出手沉重、其脚凶猛即可谓名副其实的查拳大家!”张本源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所无私奉献的“四路查拳”、“五路查拳”套路，被该馆董事会定为“首期教授班”成员们的必修科目，令其亲自演练示范而拍摄照相且整理文字资料进行公开出版以留后世。由此这番，同样为如今的武术爱好者与研究者们考证中国传统武术中有关齐鲁地区远古流传之查拳门重要技艺提供了一份悠久的古籍参考依据。

张金江(生于1892年，卒于1967年)，男。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县人。师承童仁富。擅长神化五毒化形死手(打底子功即基础与初级功法的内外双炼功夫而独缺药炼功夫)、雁尾单刀且尤以石猴拳、降妖拳而名扬民国期间的江、浙、沪一带。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张金江因其独自一人手执单刀一柄击败并擒获9名持械袭击巡逻警、宪人员的土匪而被首都宪兵司令部侦

缉队特别行动一组招募且在数年之后升任侦缉队中校副队长之职。张金江在供职期间，在自己师叔李松如的多次教育与开导之下，曾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殊职权为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秘密提供过重要情报，由此使得多名党的地下工作干部幸免于被捕获杀害。张金江尤为突出的事例则为1937年底侵华日军占领首都(南京)之后，其因不满敌寇暴行而暗杀数名日本兵及汉奸并在随后改名换姓隐于苏北乡村。张金江在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期间，所无私奉献的“石猴拳”、“降妖拳”套路，被该馆董事会定为第四期学生队的选修科目。2006年，笔者将自己当年拜师罗玉先生期间所学到的“石猴拳”、“降妖拳”套路传授给南京医科大学外籍教师科特，而于数年后此人回国开始中国功夫馆，将上述两趟“央馆”武艺在美国公开传播，由此导致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开花结果。

李元智(生于1903年，卒于1972年)，男。河北省沧州市人。师承陈玉山、傅万祥等。擅长八极拳、梅花单刀等。1949年3月底，李元智赴台湾定居并充任军、警、宪专职国术教官。故而，当年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教科书中所提及的相关拳术与兵器套路诸如十二路潭腿、八极拳、梅花单刀、太师鞭、达摩剑等武艺精华，如今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已经得到一定的传播、发扬。由此可以认定李元智先生在相关领域里的重大贡献。

高振东(生于1879年，卒于1960年)，男。河北省雄县人。师承程子和、马玉堂。擅长铁砂掌、形意拳等。

郭长生(生于1876年，卒于1967年)，男。河北省沧州市人。师承家传及刘玉春。擅长白猿通臂拳及苗刀等。

张英振(生于1876年，卒于1977年)，男。山东省冠县人。师承家传。擅长铁砂掌、查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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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福(生于1897年，卒于1968年)，男。河北省定兴县人。师承李存义、张占魁等。擅长形意拳、西洋拳击等。

傅振嵩(生于1881年，卒于1953年)，男、河南泌阳县人。师承陈延喜、贾凤鸣等。擅长北派少林拳法与兵器等。

李书海(生于1899年，卒于1986年)，男。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李家岗人。师承李松如。擅长神化五毒化形死手(打底子功即基础与初级功法的内外双炼功夫而独缺药炼功夫)、雁尾单刀且尤以五虎断门截户枪(即雁门神枪)之对扎枪四趟而扬名侵华日军占领并统治首都(南京)期间六朝古都的城市、乡村。李书海之所以能够在日军统治南京期间以武扬名则归于其于1937年12月的某天深夜，日本侵略军华东派遣军特种部队一百二十余人因获情报即有共产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若干人在南京龙潭地区一带召开重要武装行动工作会议，故而快速集结并荷枪实弹夜袭南京远郊李家岗村并大肆屠杀六十余名年轻力壮者之际，碰巧遭遇李书海深夜演练武艺于民宅之中，故而导致其独自一人手持红缨长枪大战13个全副武装日军官兵，但最终结局则为李书海施展五虎断门截户枪中对扎枪法的“死蛇塌地”、“将军脱盔”两招便将两个鬼子兵挑刺致死之后安然脱险。此事件是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之后屠杀军民30万人期间唯一遭到反抗而自身损失两名武装士兵的惊人讯息!数十年后即1984年至1987年期间，国内众多媒体均先后刊登李书海单枪匹马迎战众持枪日军的精彩事例。笔者也曾在1983年至1985年期间专程前往南京栖霞区摄山镇李家岗村采访李书海老人，笔录其当年搏杀敌寇的惊心动魄场景且另外还有幸亲眼目睹这位昔日中央国术馆“首期教授班”成员演示五虎断门截户枪(即雁门神枪)之对扎枪中“死蛇塌地”、“将军脱盔”两招的精彩招式(此时李书海老人虽然年过古稀但依然出势标准到位)!

赵连和(生于1900年，卒于1973年)，男。河北省景县人。师承不详。擅长十二路潭腿、工力拳，尤以达摩剑之演练出神人化而名扬中央国术馆及上海精武体育会等专业机构。

马承智(生于1888年，卒于1977年)，男。安徽省霍邱县人。师承黄树生、王兴隆等。擅长北少林拳、八极拳及中国式摔跤等。

马金镖(生于1881年，卒于1973年)，山东省济南市人。师承白子敬、杨鸿修、沙正卿等。擅长洪拳、查拳及铁砂掌等。

马英图(约生于1897年，约卒于1956年)，男。河北省沧州市人。师承家传及张拱辰等。擅长通臂拳、劈挂拳、八极拳等。

米连科(约生于1895年，约卒于1971年)，男。陕西省渭南县人。师承家传。擅长红砂手及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等。

张洪之(生于1881年，卒于1969年)，男。山西省太原市人。师承家传。擅长软、硬气功及易经等。

徐宝林(生于1901年，卒于1977年)，男。山东省青岛市人。师承家传。擅长铁砂掌及查拳、三义刀等。

孙琨(生于1900年，卒年不详)，男。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师承不详。擅燕青拳及擒扑散手等。

胡炯(生于1900年，卒于1979年)，男。湖南省平江县人。师承家传。擅长铁砂掌及猛虎下山拳、三义刀及伤科诊疗术等。

韩儒瑛，男。其他相关资料不详。

陆林(生于1890年，卒于1976年)，男。江苏省南京市人。师承金佳福等。擅长南派少林八法门洪拳六路等。

阚莺莺，(约生于t909年，卒于1989年)，女。浙江省杭州市人。师承不详。擅长神化五毒化形死手(打底子功，即基础与初级功法的内外双炼功夫而独缺药炼功夫)、轻身腾跃术、鸳鸯响金镖等。

王子庆(生于1899年，卒于1980年)，男。河北省柏乡县人。师承清末民初名扬冀、晋、鲁、豫十余省的形意拳顶级高手王春亭等。擅长神化五毒化形死手(打底子功即基础与初级功法的内外双炼功夫而独缺药炼功夫)及形意拳、北少林拳等。

罗玉(生于1903年，卒于1979年)，男。江苏省南京市罗家涯人。师承清代同治年间山西太原府武艺总教德源与清代光绪初年两江总督署大将军李德贵等。擅长神化五毒化形死手与神化五毒雷电殛手(深谙其特绝技之内炼功夫、外炼功夫、药炼功夫并能达到三功合形)、十二路潭腿、雁尾单刀、昆吾剑等。

关福全(生于1899年，卒于1982年)，男。山东冠县人。师承及其所擅长之武艺技能不详。

顾某某，男。时年已近50岁。师承及其所擅长之武艺技能不详。

郑金娜(生于1903年，卒年不详)，女。山东省青岛市人。师承不详。擅长柔术与棉花缩骨术及雁尾单刀等。

张衡庆(生于1868年，卒于1950年)，男。山东省枣庄县人。师承家传。擅长硬形气功与地趟拳、地术犬法等。

李运志(生于1898年，卒于1978年)，男。籍贯不详。师承家传。擅长猴拳、白猿刀等。

王子章(生于1901年，卒于1977年)，山东省即墨县人。师承家传。擅

长铁砂掌、五路查拳等。

齐良友(生于1887年，卒于1977年)，男。河北省完县人。师承家传。擅长铁砂掌及北少林拳。

陈子荣，男。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人。师承不详。擅长陈式太极拳、极剑、太极推手等。

杨松山(生于1906年，卒于1985年)，男，河北省济南市人。师承王维翰、忱、马蔚翰等。其所擅长之武技不详。

杨兆清(生于1883年，卒于1936年)，男。河北省永年县人。师承家传。擅长太极拳与太极打手等。

刘崇峻(生卒年不详)，男。四川省广汉县人。师承家传。擅长硬形气功、铁砂掌及少林龙拳等。

郭锡三(约生于1897年，卒于1978年)，男。河北省沧州市人。师承不详。擅长青萍剑等。

华风亭(约生于1899年，卒于1979年)。男。山东省冠县人。师承家传。擅长鹰爪力与中国式摔跤。

陈子隆(约生于1889年，卒于1948年)，男。籍贯不详。师承家传。擅长铁砂掌及十二路潭腿、八极拳等。

田兆麟(约生于1901年，卒于1985年)，男。河北省完县人。师承家传及李存义等。擅长铁砂掌、形意拳等。

龚润田(约生于1887年，卒于1970年)，男。河北省辛集县人。师承家传及吴会清等。擅长铁砂掌、八极拳等。

刘鸿庆(约生于1897年，卒于1979年)，男。河北省沧州市人。师承清代同治年间山西太原府武艺总教德源。擅长神化五毒化形死手(打底子功即基础与初级功法的内外双炼功夫而独缺药炼功夫)及雁尾单刀、武当君子剑等。

杨法武(约生于1899年，卒于1980年)，男。山东省济南市人。师承不详。擅长硬形气功、中国式摔跤等。

李滋茂(约生于1899年，卒于1984年)，男。河北省沧州市人。师承家传与清代同治年间山西太原府武艺总教德源。擅长神化五毒化形死手(打底子功，即基础与初级功法的内外双炼功夫而独缺药炼功夫)、形意拳、八卦掌等。

张瑞堂(约生于1898年，卒于1979年)，男。山东省济南人。师承家传。擅长铁砂掌、查掌等。

马庆云(约生于1901年，卒于1985年)，男。河北省保定市人。师承家传。擅长硬形气功、中国式摔跤等。

李椿年(生于1894年，卒于1976年)，男。河北省某县人。师承陈殿福、傅海田等。擅长北少林拳等。

李玉山(又名李琳春。生于1881年，卒于1957年)，男。河北沧州市人。师承家传。擅长燕青拳、青萍剑、太师鞭等。

史布清(生于1899年，卒于1958年)，男。山东省济南市人。师承不详。擅长铁砂掌、查拳及伤科诊疗等。

第3篇：北京八中少年班范文

    英国人说,他是“超智儿童”,他可能会是牛津最后一名“少年学子” ;北京的老师说,像他这样的孩子在中国属于“正常” ;妈妈说,他还是个孩子,到现在还很调皮

    今年14岁的中国男孩王亦南近来成了英国媒体的新闻人物之一,因为小小年纪的他马上要成为牛津大学CORPUS CHIRISTI学院材料学专业的大学生。

    在新学期马上要开始之际,英国很有影响的报纸《独立报》以“男孩是否为上大学做好了准备”为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年仅14岁的中国孩子今年秋天就要进入世界闻名的高等学府牛津大学学习,这样年纪的孩子上大学是否合适?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就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到王亦南位于伦敦西北部的家。王亦南的父亲对自己孩子的学习能力没有一点怀疑,他担心的是新闻媒体不断地“骚扰”会对孩子的心理或学业带来负面影响。

    在国内只上了5年学

    因为现在还是英国的暑假时间,王亦南和母亲仍然在北京,过几天才能回来。但从家里客厅的摆设上可以看出,这个家早已被王亦南“占领”了:沙发对面的电视机上放着他自己的手工作品,一辆用纸粘贴的重型坦克,书架旁的酒柜里摆着小主人用纸做的战斗机、火箭和轮船;客厅另一边大约两米长的长桌上堆着两堆书,一边是《儿童漫画》和《遥控航空模型制作》,一边是英文课本,顶上是一册用硬壳塑料订制的论文:上面的英文标题是《小型图书馆的自动管理系统》。

    王亦南的父亲说,亦南两年前来到伦敦后除了在预科学校学习,就在家里自学或摆弄他的手工作品,没事还拉几下小提琴。“说实话,他后来学的什么机械数学、纯数学、物理、化学等连我这个学理工的大学生也辅导不了。”

    此前,王亦南满打满算在国内也只上了五年学:在北京中关村上了三年小学后他只参加了一次考试就被北京八中的少儿实验班入取。后来父亲被公司派到伦敦工作,又因为母亲身体欠佳,只能让王亦南离开这个在北京很难入门的少儿班,一家三口在伦敦团聚了。

    到伦敦后,王亦南好像很自然地觉得该上大学了,就上了伦敦西北的一家学校读大学预科班。他用两年时间得到了物理、纯数学和工程数学三个A的成绩,进入牛津已经没有问题。

    考试成绩出来后,王亦南和父母一起分别给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等几所大学发了申请。除了剑桥大学因为有明文规定不录取17岁以下的考生外,牛津、帝国理工等大学都发来了入学通知。本来王亦南对帝国理工大学很感兴趣,但最后还是被牛津的名气征服了。

    考牛津难度与清华差不多

    牛津大学的入学条件很严格,并不是所有全A成绩的考生都能进入这所殿堂。关键是王亦南的几个A含金量特高。按照英国的标准,80分以上就得A,而亦南的三个A中最低的也有94.4分。

    说起儿子考进牛津,王亦南的母亲宋瑞春在电话中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虽然他们两口子平时多少也教孩子一些东西,但真正为他打下基础的还是在北京八中实验班的那两年时间。在英国人的眼中,北京八中简直就成了英国达官贵人的孩子才能就读的“伊顿中学”。

    王妈妈说,亦南是在伦敦读了两年预科高中考进牛津的,但要是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亦南在北京八中的很多同学也肯定能考进牛津。北京八中的老师也很镇静地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学校每年都有十多个像亦南这样的学生考到清华或北大,从考试的难度讲,这比牛津一点也不差。

    所谓的“特殊要求”是指英国高昂的学费。牛津的费用尤其高,一般学生一年仅学费就要1.5万英镑(1英镑约合15元人民币)。因为年龄小,学校按照规定不允许王亦南与那些成年的大学生一同住校,母亲不得不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陪读”。王亦南现在所在的COPLAND学院的大学预科班里多数是“外国”学生,其中有96%是非英国国民的“少数民族”,而这个学校在英国就是靠教授这些外国学生小有名气。

    王亦南的数学老师里查德·伊万斯说,小亦南在预科班的成绩很好。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有时也免不了玩些他那个年龄男孩的把戏,有时他会把老师的笔藏起来。

    英国不再招收17岁以下大学生

    当然,在对像王亦南这样的“小大学生”大加赞誉的同时,英国的一些媒体也提出了问题:年龄这么小的学生上大学是否合适?

    当年13岁就进牛津预科班的大学生苏法赫·约瑟福就对此不大赞同。据说,她在读到第三年时,15岁的她竟然自己偷偷跑到一家旅馆打工,害得家人和老师都很担心。当她最后被人找到时,她甚至拒绝跟父母回家,说父母给她的压力太大。

    然而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牛津大学就有人说,一些智力发育早的儿童应该及时得到刺激,及时补充新的知识,不然让他们也与多数孩子一样等到18岁上大学事实上等于扼杀了他们的求知动力。

    就在王亦南要进入牛津大学的时候,英国传来消息说,由于英国法律进行了修订,学校以后可能不会招收17岁以下的学生。理由是少年大学生由于生活自立能力差,学校必须给他们额外配备导师,并在生活上有一些特殊的“政策”,这样无形中就增加了学校的成本。

第4篇：北京八中少年班范文

亲爱的伙伴们：

3月13日，一份有北京六十五中的袁日涉、南宁市星湖小学的覃麟越等全国25万名有志于祖国环保事业的同学建议设立“儿童生态节”的议案，由全国人大代表、南宁市市长林国强转交给全国人大，向全国人大建议设立“儿童生态节”，此事在北京、在南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小就学会保护环境，珍惜一片森林、每一条江河、每一寸土地，确实让大人感动。这也是每一位热爱祖国，关心社会的公民应尽的责任。特别是3月4日，胡爷爷在看望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代表时就社会主义荣辱观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要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这八句话及时明确地告诉我们青少年何为荣，何为耻；知荣则必为之，知辱则切不可为。

因此，覃麟越环保小队向全市中小学生发出倡议：

1、将“八荣八耻”具体内容铭记在心，努力将“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作为人生准则。

2、争创“八荣班”，做到的三件事：

（1）班内有“八荣八耻”的宣传布置

（2）将“八荣八耻”贯彻落实到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

（3）结合本班特色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创“八荣”特色班。

3、争当“八荣”好少年，努力做到：

（1）继续培养生态的意识和习惯，进一步开展环保行动——“一张纸小队”、“绿色银行”、“少年先锋林”等。

（2）从节约身边一张废纸、使用文明用语、节约水电、不乱花零钱等小行动做起，培养好习惯好道德。

亲爱的伙伴们，“少年强则国强”。现代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给了我们每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不论怎样选择，我们都不能颠倒是非，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这“八荣八耻”将为我们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人生观指明方向，也将成为我们每个小学生做人的准则。

让我们行动起来，践行““八荣八耻”，并把“八荣八辱”作为我们健康快乐的道德标准，为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第5篇：北京八中少年班范文

2014年3月20日，《中华美德故事汇》精品场演出在“少儿戏剧场”拉开了帷幕。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副司长王丰、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陈冬、首都精神文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滕盛萍、巡视员尹学龙、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吕先富、中国京剧研究所所长赵景勃、首都精神文明委员会办公室未成年人工作处处长常建军、北京市文化局办公室主任路斌，在学院领导的陪同下观看了演出。

《中华美德故事汇》是“少儿戏剧场”演出中的“重头戏”。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市文化局的指导和支持下，秉承“讲好故事，事半功倍”的理念，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将中华传统美德以戏曲、话剧、音乐剧、舞剧等形式生动地呈现在舞台上，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此次《中华美德故事汇》精品场的演出是由评剧《孔融让梨》、舞剧《八女投江》、京剧《草原小姐妹》和音乐剧《一个真实的故事》、话剧《北京欢迎你》等五个剧目创排而成。取名《中华美德故事汇》，集中表达了爱国奉献、助人为乐、敬业守法、爱护环境、孝悌礼让、英勇斗争等优良中华美德。

《中华美德故事汇》创排历时6个月，得到了首都文明办和北京市文化局的大力支持，是北戏广大师生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中华美德故事汇》的创排面向社会、面向广大的青少年观众，它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平台，形象有效而直接地宣传和弘扬了中华美德和民族精神。

在演出结束后的座谈会上，滕盛萍主任对演出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演出既是中华文化的展示，又是中华传统的展示。陈冬局长用“精彩、感人、成功”对演出进行了概括，指出演出用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弘扬了“真善美”，传递了社会正能量，是培养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良好形式。强调“少儿戏剧场”是促进教学和提高学生舞台实践水平的重要平台，一定要坚持下去。

音乐系：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华美德

记者：音乐剧中的美德故事是怎么选择出来的？

祝真伟（音乐系系主任）：当时市委宣传部给了我们三本《中华美德故事》的汇编，分为古代篇、近代篇、当代篇。每本都很厚，加起来几百个故事。我们当时考虑，如果选择年代太久远的故事，学生不太好演，服装道具也会很麻烦，所以尽量选择当代的故事，观众也容易接受。我们选择四五个这样的美德故事，报到院里。其中有一个丹顶鹤保护神徐秀娟的故事，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以徐秀娟为原型创作的。刘侗院长看了后，认为这首歌曲的影响应该能很好地推动音乐剧的宣传，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这个故事来演，而且名字几经考虑，沿用了那首歌曲的名字――《一个真实的故事》。

记者：为了这出音乐剧，前期做了哪些工作？

祝真伟：我们前期工作做了很多。先选定编剧，第一版剧本出炉后，我们召集导演、编曲开了会，对剧本进行推敲，并根据剧本设计独唱、重唱、合唱。同时我们选择演员，敲定女主角、男主角，演小丹顶鹤的演员等，并且分成A、B角儿以防万一。

在选演员这块，我们要考虑演员的综合素质，要唱得好，还要演得好，另外还考虑人物的外部形象。像徐秀娟这个人物，剧里有七段独唱，难度很大。考虑到美声唱法学生们不好接受，流行唱法震撼力又不够，所以选择了民族唱法。正好我们大三有一个女孩子叫孟璐，条件很优秀，刚刚拿了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民族唱法金奖，外形也很符合剧中徐秀娟的形象，我们就选择她来演徐秀娟这个人物。

记者：在准备演出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祝真伟：剧本就是一大困难。因为演出经费有限，所以我们请不了大牌儿的编剧，前几位编剧写的本子都有不理想的地方。最后我们的刘侗院长亲自出马，他是国家一级编剧，利用寒假休息的时间对剧本进行了修改。所有人物的对白几乎都有变化，经过他这一改，我们感觉这些人物形象都变得丰满了。

另外编曲徐辉老师也很辛苦，常常在家里加班。我们的导演李青老师也特别累，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学音乐的，上台唱歌没问题，但让他们演音乐剧，又唱又演就不知怎么配合了，学生的表演全靠导演一点一点手把手教出来的。

记者：通过《中华美德故事》音乐系有哪些收获？

祝真伟：首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尝试。我们之前举办过大型的交响音乐会等各种演出，但我们没有排演过音乐剧，这是我们系一个新的探索方向、实践方向。

第二，到目前为止十多场的音乐剧演出，对学生的表演能力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他们现在能把剧里的人物表现得很真实，极大地提高了舞台经验。

第三，学生演出的自理能力得到了锻炼。包括排练的组织、演出的音响等，都是由这些学生自己来做。他们作为一个演出小团体，互相的协作能力有了很大进步，培养了团队精神。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演《中华美德故事》，目的是让我们的孩子了解中华美德、学习中华美德。我觉得学生们不管是台上表演的还是台下坐着的，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教育，陶冶了情操，这就达到了演出的最终目的。

舞蹈系：把教学和实践结合在一起

记者：为什么选择“八女投江”的故事？

田石杰（舞蹈系系主任）：舞蹈系原来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桃李杯时就演的这个剧目，但只有五分钟的表演时间，所以当时应该叫一个小节目。之后正好给我们的《中华美德故事》里有“八女投江”的故事。考虑到原来那个“八女投江”的小节目经过比赛的洗礼，拿过奖，得到了专家的好评，因此我们认为这五分钟的节目应该是很成熟的。我们在这五分钟的基础上，扩充到20分钟，成了现在的舞剧。

记者：那么扩充的内容有哪些？

田石杰：原来的五分钟只演“八女投江”那一幕。在中华美德故事里，我们增加了八女参军，以及参军后的生活，包括在梦中思念家人这种情感的表达，通过背景的刻画让人物更丰满一些。

记者：排练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田石杰：排练历经3个月的时间，过程很辛苦。因为舞蹈靠的是肢体语言，不能说话，所以要让台下的孩子们理解，需要对舞蹈动作不断地修改、设计。我们四位老师要不停地盯着排练，相互讨论、设计动作。

另外，这部舞剧排练的是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她们岁数还很小，有些舞蹈动作做不了。这样我们就要把原来设计的舞蹈动作，重新设计。我们就是在不停变换舞蹈动作、不停地调整编创思维当中把这部音乐剧打磨出来的。

排练的过程也很辛苦，而且最累的是排练不能占用常规教学的时间，我们排练都是晚上或者周六周日。老师上了一天课，晚上再排练会很疲劳；学生练得太狠也会产生一些逆反心理。同时，由于学生周末排练，不能回家和父母团聚，个别的家长也会产生一些意见。

记者：面对这些困难，如何来应对？

田石杰：对老师和学生来说，我会根据疲劳程度和情绪来调整排练强度。一开始肯定会严格要求，到了中后期，根据情况会适当休息一两天，让大家放松一下。家长这边，他们考虑最多的是怕自己的孩子累着。我们就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学生下了课晚上是有晚自习的，但有可能出现出工不出力的情况。我们这种排练其实保障了学生艺术水平的提高。家长听了之后，也表示了理解。

记者：这回排演《中华美德故事》，对舞蹈系有何意义？

田石杰：之前我就和院长沟通过，舞蹈系的老师，都是舞蹈表演专业或舞蹈教育专业毕业的，都不是搞编导出身的，很少参与纯舞剧的编创。所以这对于我们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知难而上，克服了困难的同时，老师们的编创能力提高了。

再者，这次演出对我们的学生意义也很大。我们在教学中就发现，有些学生平时跳得很好，可一上台就不行了。所以这回搞的“中华美德”系列演出，把教学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对学生的成长绝对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影视系：《北京欢迎你》

――最朴素的北京精神

记者：影视系讲的是什么美德故事？

张怡（影视系系副主任）：我们在发下来作参考的那本《中华美德故事》汇编里挑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房山法院法官厉莉为了挽救一名上海白血病女孩，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故事。我们当时感觉这个故事很感人，而且捐献的人到了孕龄，却两次决定去捐献骨髓，这里面特别有戏剧冲突；另一个故事是《北京欢迎你》，原型是东直门指路老人谢亮多年义务指路。这个故事很好地体现了“北京精神”。因此《北京欢迎你》也成了今年影视系的一个主推剧目。

记者：选定了故事后系里做了什么工作？

张怡：先是带着学生下生活，到大街上、地铁里去观察、体验。考虑到我们一个班北京籍的孩子并不多，很多外地的孩子在这儿上学，对北京并没有很深的了解，所以要先让他们多看一看北京人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

在创作阶段，我和编剧方雨舒老师，形体王燕红老师、康建飞老师，台词杨建华老师就剧本探讨过很多次。我们都希望这部戏在宣传北京精神的同时，一定要渗透出浓浓的老北京的味道来。我们都觉得这位指路的老大爷能够多年如一日地坚持义务指路，源于老北京的朴素美德，那副天生的热心肠儿，它是代代相传而来的，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这部戏的包装，体现出老北京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进而告诉观众，那种代代相传的北京精神源自哪里。

记者：那您为了展现老北京做了哪些包装设计？

张怡：因为我是连丽如先生的弟子，想到评书和老北京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在剧里我们采用了评书艺术的形式作旁白。与此同时，我们的舞台背景有一面LED彩屏。我们借用此屏展现这些年高速发展的北京。从胡同到高楼大厦，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形体设计上我也特别嘱咐群众小演员，叫他们走起来一定要快、要赶，就像是地铁里匆匆去上班的白领一样。这样画面和旁白交织在一起，表面上和骨子里――新北京和老北京的对比，传达给观众的是虽然北京在高速发展，但北京的文化和精神还在，没有丢。

记者：看来这出戏用的演员非常多？

张怡：对，我们影视系的学生本来就不多。有时排一场戏，别的系一个班的学生就够了，我们则要全系40多人一起出动。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排戏要全系三个班一起来，所以课上排就不可能了，排戏的工作只能课后加班来完成。好在我们的三位班主任王燕红、方雨舒、杨老师还有台词杨建华老师对于学生的作品热情都很高，作品排练占用了不少老师休息的时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北京欢迎你》。

第6篇：北京八中少年班范文

莫名失踪的出租车

家住丰台的张小姐在国贸附近上班，由于她家附近不通地铁，张小姐平时都是开车上班，2008年北京开始实施机动车尾号限行，张小姐每周都有一天需要打车到单位，没想到这“打车日”就成了张小姐的“糟心日”。

“因为我们小区规模比较大，住户多，早晨排队打车的人龙真是很壮观。本来就人多车少，打车已经很困难了，好不容易排到我，一听我去国贸，好多司机都不愿意拉。”张小姐无奈的说，“有时候一天被拒载好几回，总是因为迟到被扣工资。”

“我现在到了打车上班的日子，都提前一小时出门，就怕迟到。”张小姐说：“说来也奇怪，平时看见路上的出租车跑来跑去挺多的，怎么一到打车的时候就见不到了呢？”

坐车的打不到车，开车的到底去了哪里？司机李师傅给了我们答案：“高峰时期都回去歇着了。”

曾经有媒体调查，每天的早晚高峰时段，都有将近两千辆出租车“趴”在京顺路附近的空地中，等到高峰时段过去，才会陆续驶离。高峰时段一下子少了这么多跑活的车，打车难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高峰时期不拉活，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出租车司机们有自己的理由。李师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不堵车，每公里出租车的平均油耗量在0.75元左右，而堵车每公里至少要1.5元。现在的计价是堵五六分钟加一块钱，如果要堵一个小时，基本上是挣不到钱的。高峰时间经常堵车，一堵就赔钱，反正辛苦拉活也赚不了，还不如趁这个时间回去交接班，或者找个地方歇会儿。”

平时的日子打车难，遇到天气不好就成了难上加难。

“雨雪天还是干脆不出来比较保险。”李师傅直言道：“路况不好，容易出事故，一旦有事，不但公司要罚钱，修车要自己掏钱，还耽误拉活，一个礼拜的辛苦钱都得赔进去。”

堵车赚不到钱，司机自然不愿意白受累，拒载成了家常便饭。许多司机在高峰时段不是挂起暂停牌，就是装作看不见客人招手。有部分司机就算肯停车，也会提出只往交接班方向走的要求。这个时候要是想打车到国贸、东单等拥堵严重的地区，十有八九会遭到拒绝。

为难的“的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出租车司机的“黄金年代”。当时，人们的工资水平普遍在几百元左右，而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已经达到了3～4千元，是普通人收入的好几倍。时至冷日，人们的工资水平普遍达到3000元以上，万元以上的高薪也很常见，然而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却仍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平。对于出租车司机这个有风险的职业（交通事故、违章等）来说，辛苦又不赚钱，许多司机都不愿意再干这行当了。

与出租车司机大量流失行形成对比的是，这些年，北京的常住人口不断增加，2004年1492.7万，2011年已经增加到了1961.2万，增加了25%（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再加上临时来北京观光旅游、开会、办事的流动人口，北京的人口约有2000多万。人口的增加对出租车的需求也会增加。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打车的人越来越多，而出租车增加的数量不多。目前北京一共有6.6万辆出租车，远远满足不了拥有2000多万人口大都市的需求，僧多粥少，一车难求的局面屡屡发生。

与原来不同，现在的出租车司机60%以上都是远郊区县的农民。他们上班路程远，劳动强度越来越大，但收入却不见提高，出租车司机在职业收入排行榜上的位置已经很靠后，这直接导致出租车司机流失严重。如今远郊区县的劳动力价值正在提升，出租车“无人承包”，公司也出现了“招工难”。

以上这些种种原因造成了北京的打车难，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不但引起了各家媒体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中央领导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近期亲自视察了北京某出租车公司，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都对此提出了不少的提案；北京的多家媒体也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北京打车难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解决的途径

司机赚不到钱，老百姓打不到车，双方都怨声载道；乘客和司机的纠纷也就日益增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了各方讨论的热门话题。最主要的观点有两种：

一是适当提高出租车的价格。

有人将与北京情况差不多的几个大都市出租车的价格进行了对比。认为北京出租车的价格还是偏低的。

北京出租车起步价10元，起租里程3公里，之后2元/公里；

上海的出租车起步价14元，起租里程3公里，以后2.4元/公里，超10公里后3.6元/公里；广州出租车起步价10元，起租里程2.5公里，之后2.6元/公里。

也有人提出：目前之所以在大城市会出现打车难的情况，中国出租车价格普遍偏低并由此引发的扭曲消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中国香港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与公共汽车和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不同，对于普通工薪阶层而言，打出租车应该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临时选择才对。

而在北京，出租车却成为了内地普通民众的经常性选择，这样的需求必然导致打车难的出现。所以，提高出租车的价格是必然趋势。

二是适当放开行政管制，打破出租牌照的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有位经济学教授提出，诸多情况表明，打车难与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结构性矛盾有很大的关系。北京的出租车市场发展至令在市场化程度上仍然很不充分，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政府管制带来的垄断所造成的。

北京市为了方便管理，严格控制了出租车的牌照，个人要想经营出租车业务，只能依附于出租车公司，否则就不允许干，如果干，就是违法的所谓“黑出租”。这样，出租车公司仅凭从政府那里独家得到的牌照就可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且是无任何风险的利润。

为了保住这一丰厚的利润，出租车公司一直要求北京市加强对出租车的市场管理，其实就是希望北京市政府严格控制出租车牌照，并且经常借助城管的力量，对个体经营出租车者进行打击，出租车公司的利益获得了保证，而打车难的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

由于出租车公司把住牌照这一主动权，而且各地都实行了出租车政府定价，基本上沿用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使得这一行业基本没有了市场竞争，而由市场经济带给消费者的实惠也没有了。

第7篇：北京八中少年班范文

对普通京官来说，每年的交通费压力，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清代北京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特别是下雨刮风天，常难以行走。加上衙门离住地往往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多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

清代为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规定满族官员上朝、出行需骑马，王公、贝勒、贝子和六十岁以上的官员方可坐轿，而汉人文官则不论年纪品级皆可以乘轿。

官轿根据职位高低有明确的区分，尚书、侍郎、督抚一类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乘坐绿呢大轿，以下乘坐蓝呢大轿。但据何刚德的说法，京城的绿呢蓝呢，其实要求并没那么严格：“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

虽有坐轿的权力，京官们往往选择坐车，坐轿开支太大。买轿子雇轿夫的钱不是普通官员能承受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

曾宝慈的记述更直观。他说曾广汉作户部侍郎时，“均须值日，至颐和园路程很远，骡车跸路上午走颠簸，时间不短，因此侍郎以上，多乘四人大轿，大学士则乘八人大轿，即绿呢轿，下有红拖泥。轿夫都是久经训练的壮丁，上身不动，两腿迅速而步子极小，既快又稳。每轿两班，四人一班，每个人工资月白银一两，轿夫约走百公尺即换班，行走如飞。换下来的轿夫就跳上二套车休息。”轿夫八人，每人每月一两，则工资一项每年就要九十六两。

因此，不少高级大臣也选择坐车。据《清稗类钞》，雍、乾以后，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至同治甲子，则京堂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光、宣间，贵人皆乘马车矣”。许多强撑体面的官员，将绿呢大轿保留在宅第的轿厅里，却很少使用，只有在重大场合，才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坐车也有雇车与自备车之分。大部分中下级京官连车也买不起，只能经常雇车。最穷困的京官则极少雇车，绝大多数时候都选择步行，比如刘光第。刘光第做京官时，上班路程很远，“从寓至署，回转二十里”，因为无钱坐车，所以平时“均步行，惟雨天路太烂时偶一坐车”。每天步行十公里，堪称健足。

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但是他没有刘光第那样艰苦，隔三差五会租一回马车，这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销。曾国藩的活动范围，除了偶尔到衙门、皇宫和圆明园办公值班外，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带，比如琉璃厂、长沙会馆、湖广会馆。他的朋友们也大多居住在宣南。

通计道光二十一年这一年，他日记中提到去长沙会馆十五次，琉璃厂十三次，紫禁城(包括翰林院)七次，湖广会馆六次，文昌馆五次，圆明园三次，财神馆二次，出彰义门(彰义门就是广宁门)送人离京二次，西直门外极乐寺一次。提到经过顺城门(就是宣武门)二次。曾国藩去圆明园、皇宫、翰林院等处自然需要坐车。从绳匠胡同到会馆，路并不远，账簿显示他也经常坐车去。可见他日常生活是比较注意官员体面的。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账簿中，关于交通费有十分零散琐碎的相关记载，比如：

正月，车夫一千文。

三月，车钱六百文。

闰三月，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车钱一千三百。

合计一下，结果是白银50.58两。

这是初入北京之际的情况。道光二十四年升为翰林院侍讲后，曾国藩就开始自养车马。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第8篇：北京八中少年班范文

中国建国初期幼儿园作为福利制度，由国家或集体举办，但只覆盖少数部门的子女。自从中国步入市场化经济，企事业逐步剥离社会职能，也因国力羸弱，百废待新，幼儿教育领域几乎彻底推给市场解决。这是民营幼儿园经营环境最好时期，然而，由于资金匮乏，经营者的素质和专业先天不足，民营幼儿园并未真正形成对公立园的竞争压力。民营幼儿园呈现数量众多，硬件落后，质量不高，品牌薄弱的局面，各地仍以公立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它们的市场份额不高，却在知名度，性价比，硬环境，教育质量方面拥有极高的美誉度。

民营幼儿园之所以没有成为初期市场化的主角，一个是老百姓钱袋还没有厚实起来，同时，教育标准和权威仍然掌握在国家教育部门手里，民营幼儿园并没有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运动员兼裁判的双重身份下，公立幼儿园在市场竞争中显得从容不迫。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结合独生子女的累积效应，几个成人围着一个孩子转，从而提前推动中国进入幼儿教育的旺盛需求期。这是民营幼儿园的又一个黄金发展期。这也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市场转折点。

上海浦东新区拥有公立幼儿园十余所，收费低至三四百元。当地私立园只有两三所，收费却是10-20倍。这也将是中国未来10-30年绝大多数城市的缩影。纵观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也是必由之路。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经济实力将幼儿教育全部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但也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民营幼儿园分享市场盛宴时，更应看到未来发展的隐忧。快速规模化是赢利递增的重要保障，却无法确保市场的终极位置。试图通过连锁发展建立庞大帝国的设想，最终会以黯然出局作为收场。美国的教育行业，无论幼儿园，还是到大学，最富有影响力的均是私立学校。

公立学校作为金字塔的塔基，以普及教育、义务教育为主，私立学校却占据塔尖位置，以贵族化、赢利化、品牌化为特征，教育品质是核心标志。今日的民营幼儿园如何市场定位，如何确定目标，这关系到未来市场成长和格局分配。目前众多民营幼儿园通过建立连锁品牌、资本介入、经营效率、统一标识、高档装修、西化教育、爱心教育等，积极塑造市场竞争优势，但是这些却远离真正的竞争焦点—教育领域。与名目繁多、徒有虚名、华而不实的民营幼儿园推行的幼儿教育模式相比，公立园建立在扎实的中国传统教育基础上的幼儿教育，虽然不好看，效果却客观实在。

这种窘境并非只存在于幼教领域，整个中国教育行业，民营学校都有类似困境，也就是在教育领域缺乏核心竞争优势。即使目前做得声名卓著的新东方也没有脱离这样的边缘处境。如果民营教育不改变只图赚钱，不图品质的经营方向，则随时可能成为市场过客。集中有效资源投入教研，经营者静下心关注教育，让教育家做教育，勇于创造教育改革试验田，等等，这才能逐步赢得教育领域的领先优势，从而逐步占据教育的主导位置。以美国哈佛作为基业常青的发展楷模，这是中国民营教育的最好选择和最终归属。

二、幼儿教育模式的发展

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学科设置和课程内容主要引自西方，此时，幼儿教育还无法成为关注领域。延续几千年的私塾教育一直是中国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建国初期的幼儿园严格说应是育婴所或托儿所，在教育研究和发展方面近于空白。以陈鹤琴和陶行知等少数代表的教育大家，他们各自提出对幼儿教育的主张和设想，并做了很多有益的实践尝试，但是比起同期的西方幼教专家玛丽亚·蒙台梭利等，无论在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无法相提并论。随着思想的影响，中国幼儿教育客观上变成简化版的小学教育。

二十一世纪前后，西方幼教思想和教育模式逐步被中国民营幼儿园引入，这是教育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必然趋势。蒙台梭利、卡尔威特、约翰洛克、斯宾塞、瑞吉欧、华德福、七田真、井深大、塞德兹、卡曼、斯托夫人等，这些西方著名的幼教专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一股脑地涌入中国幼教市场。众花迷人眼，中国幼教模式精彩纷呈，然而，多数却是昙花一现。水土不服、张冠李戴、舍本逐木、物是人非、不符国情，这是西化教育的真实写照。虽然这也极大地促进国内幼儿教育研究的发展，本质上却没有改变中国幼教的落后局面。民营幼儿园也没有借此赢得幼教市场品质竞争的法码。

谈论中国幼教市场就无法忽视高考指挥棒的大环境影响，让幼教服务于高考竞争，这是当今多数家长的关注焦点。追求自由、纯真、快乐、健康、个性、内涵等教育目标，在很多家长眼里更多让位于知识教育。这些目标并不矛盾，也不是非此即彼，可以同时实现，相互促进。然而，中国幼教市场既无力实现服务高考竞争的市场需求，也无法摆脱这种市场压力，很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却在破坏儿童的身心发展。这是整个中国幼教市场的困惑。任何教育理念、模式、过程、效果，最终都是要服务于个人的素质成长、竞争能力、幸福感受等目标，因此，回避、漠视、放弃市场真实需求的幼教也注定是虚伪的、无法获得发展的。

当前幼儿园可划分为：一、自由发展型，以北京李跃儿芭学园作为代表。她们完全放弃知识学习，给孩子极大的自由空间，追求培养易于生存和个性发展的孩子。二、传授知识型，这是多数幼儿园的核心工作内容。艺术培训、学科知识、社会活动等对教师的专业要求远非幼师能胜任。三、思维发展型，这是少数幼儿园在尝试的教育新领域。传授知识虽然可以帮助婴幼儿发展，却很难形成绝对优势。学习能力是影响婴幼儿学习发展的重大因素，而思维能力则是学习能力的核心标志。教师如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积极引导婴幼儿的思维发展，这是传统教育模式发展到高级状态的必然趋势。少数成功案例均揭示一个现实，这须孩子自身悟性和优秀导师的参与。这两者都是稀缺资源，导致无法全面推广。四、主动发展型。这种新型教育有别于由外向内、教师主导的传统教育，主要依靠婴幼儿在特定时期对外界的敏感性和主动发展而创设的新型教育模式。

主动发展型的幼儿教育模式是当前幼儿教育的最新发展，它从理论上解决了传统教育所无法克服的自身悟性和优秀导师的两大难题，但能否全面超越传统教育的效果还有待于实践上的验证。日本千叶县有间著名的天才幼稚园，专门招收2岁幼儿，毕业孩子的智商均在140以上。这些孩子在入园时智商并非超常，而是经过专门培养后才达到超常水平。教育过程很平常，但因教育得法、环境适宜，教育效果显著。国内个别园也已取得如此教育成果。归纳该模式要素：1、教育关键期；2、混龄组合；3、自由空间；4、全面发展；5、无为而治。主动发展型的外在表现形式与自由发展型非常相似，但是后者的教育效果远逊色于传统教育，而前者却创造出传统教育从没有实现的教育高度。

三、幼儿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传统教育

传统教育思想是中国幼儿教育界的主流思想，他们虽然也认为幼儿教育应该有别于小学教育，但是两者没有本质差别。幼儿园就是简化版小学。不可否认，传统教育模式在教学的规范性、实践性和效果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以河南为例，占据主导品牌地位的几乎都是隶属于学校的附属幼儿园，其中包含很多民办学校的幼儿园。他们具有资源优势，教育效果更加突出。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区域，幼儿园的品牌影响和认可还取决于该园的历史渊源和特殊地位。传统教育模式里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是从属地位，优秀导师和学生悟性制约教育效果，这已经成为阻碍传统教育模式发展的无解难题。

（二）、蒙氏教育

蒙氏教育的全球影响力、教育理论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教育效果的显著性，促使蒙台梭利成为对中国幼儿教育影响最大的西方幼教专家，她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幼儿世界。蒙氏教育法带有强烈的个人烙印，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杜威、克伯屈等大教育家的严厉批评。它的理论基石—形式训练理论—早在19世纪下半叶便被证明有缺陷。但同时，蒙氏教育法独特的教学效果又使得它大受父母的欢迎，它强调知觉发展、动手操作、注意力培养，是让儿童自由选择，促进优化的有效学习模式，但在语言发展、个性培养和想象力塑造方面则没有显著提升。因此，蒙氏教育“中国化”需要长期扎实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三）、早期教育

东方爱婴、金宝贝等早教中心，以西方早教专家的系统理论为依托，利用丰富多彩的早教形式，在中国开创了0-3岁全新的婴幼儿早教高端市场。特点：高利润、低成本；经营模式简单化和市场的高速发展；连锁经营促进规模化。他们资本雄厚，手握资源，成为幼儿园市场竞争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但是未来软肋恰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早教模式，早教理论和实践活动缺乏有效论证，教育形式过于商业化，教育过程过于取悦家长，教育效果无从考证。早期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均没有脱离传统范畴。如果不克服简单、浮躁、轻率的教育态度，他们注定会成为幼教市场的边缘角色。

（四）、双语教育

国人对英语的狂热和外教资源长期短缺将是双语教育高成本的根源。南京一家收费十万/年的贵族幼儿园打得就是外教牌，利用全天候外教、中外混合班、游戏化教学、大型表演剧等吸引高端市场的家庭。把握婴幼儿的语言敏感期，有效促进外语能力发展，这是具有旺盛市场需求的教育目标。虽然语言氛围是婴幼儿最优的成长模式，但是高昂的外教成本让它成为不可能的教育选择。如何摆脱成人学英语模式，建立适合婴幼儿外语语言发展的可行的低成本学习模式，这是幼儿教育界努力探索的教育课题。

（五）、天才教育

天才教育是美国立法实施的教育模式，也称天赋教育，精髓就是自我教育，它是利用学生的自身天赋结合良好的学习环境而加速个体发展的教育思路。天赋教育没有强迫教育，也没有放任教育，是一种顺其天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它承认个体差异，主张平等和个性。教育平等是通过倡导用不平等的教育对待天资不同的学生而实现，个性化教育其实就是精英教育。日本千叶的天才幼儿园、北京八中少儿班、中科大少年班等与美国天赋班的教育模式极为相似。中国民营学校要想改变公立学校的主导地位，只有在教育领域掀起革命风暴，占据教育制高点，才有机会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处境。

四、幼儿教育的发展机遇

西安交大少年班从初中生中招录预科-本科-硕士连读的少年大学生，目前这种学生素质还只能零散培养。北京八中少儿班是集体培养高素质学生的特例，四年学完八年课程，一半学生考进北大清华，最次的均达一本线。这是传统教育无法企及的高度，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教育尝试。然而，这种教育模式为何没有大规模地推广？可能教育本身的推广难度远小于政治因素的阻力。这是中国民营学校获得发展助推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教育模式选择。

2010年北京市小学四年级有1700个优秀学生报名参加北京八中少儿班30个名额的竞争。可以说，北京八中少儿班是建立在特殊群体之上，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发展型教育模式，它们筛选学生标准：高智、独立、自学。高素质的学生群体、开放式的教育模式、卓越的教育成就、26年的品牌沉淀，这些都是民营学校无法轻易实现的教育资源。既然短期难以复制，我们不妨换个视角看问题，北京八中模式给民校的最大启迪：四年级的学生素质和未来高考成绩密切相关。

民营学校尤其努力做第二个北京八中少儿班，还不如尝试更有开创性的工作，就是以培养八中少儿班学生素质作为教育目标。北京八中少儿班的成功整个社会已经不再置疑，利用它们的历史成就和社会影响，提出崭新的教育培养目标，这就象站在巨人肩膀，会迅速被推升到聚光灯下。无论是营销炒作赚取眼球，还是教育目标的实际价值，这都是值得为之的工作。何况，小学四年级前教育环境宽松，家长心态平和，这种以培养高素质的主动学习型学生为目标的教育尝试和革新很容易获得社会和人们的热烈响应。

北京八中少儿班学生均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民校利用附属幼儿园增加教育革新时间，教育效果必将更加突出。但是很多人都不能正确理解幼教和小教的差别，从教育的角度看，这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教育越向源头延伸，婴幼儿潜力和可塑性越大，然而，传统幼儿教育模式已经将教育效果做到极至，目前仅个别家庭教育实现教育效果的飞跃。只有跳出传统教育思维，幼儿教育才能实现质的提升。日本千叶天才幼稚园及国内个别园均在教育效果上超越传统教育的极限，而它们基本上都是采用主动发展型的幼儿教育模式。

第9篇：北京八中少年班范文

为超常儿童定制？

早培班的目的，主要是专为超常儿童定制课程，突出研修课程特色，对智力超常、在某方面有突出特长的儿童进行选拔培养。

早培班的历史，据说是为了回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2010年初，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获得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成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地”，首届初一年级“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实验班”（简称“早培班”）的学生于2013年9月正式入学。

人大附中早培班的学生，都是本应上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但被人大附中提前招进中学，进行“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实验。因为这个早培班是从小学五年级招生，社会上有些人就把它和“小升初”联系起来。其实，早培班本是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早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一种探索，正如时任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所说：“早培班的目的，在于选拔超常儿童进行早期培养。作为国家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早培班力争把选拔的超常儿童培养成中国未来的杰出人才，它与‘小升初’无关，与中考、高考也无关。”

早培班的教师都是有多年超常教育经验的优秀教师。物理特级教师高江涛有着29年的教龄，培养的学生获得过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牌，也是高考的“把关教师”。在早培班里，学校专门安排他给学生上物理课。他说：“最让我费心的，就是给这些提前跨进中学校门的孩子们讲些什么、怎么讲。因为早培班所有课程的设置都是弹性的，授课教师必须根据孩子们的特点，编写适合他们的教材。这对所有的任课教师都是一个挑战。”早培班的基础课程十分丰富，除了语、数、外，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教育、工程技术、艺术、体育以及阅读、校本选修等。学校专门为早培班开设了一门研修课，每周一个半天，或举办专题讲座，或进行科学实验，或走出校门到科研院所参观学习。研修课程对不同学科有不同要求，比如，语文研修重在扩大阅读量，生物研修重在观察、记录，物理研修相当于高中综合实验……

当年，刘彭芝表示，早培班的办学宗旨是着眼学生的人格健全、智力超常、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发展。在培养模式上，要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机制有所突破，在课程设置与教材教法上，有所创新，实现小学与初高中课程打通，学科间交叉融合，人文理工兼顾并重。作为国家批准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人大附中早培班计划用7年的时间，完成小学六年级至初、高中的全部课程和早培班特设研修课程，并根据学生的需求向大学的部分课程延伸。在此期间根据学生的需求和表现，也允许跳级，跨年级听课。另外，还要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进行专项科学研究，早培班还与中科院、社科院及国内高校建立合作关系，聘请院士、教授进早培班带学生，发现学生特长，加以正确引导。

早培班的异化

创立早培班，目的是从基础教育着手，为高等教育提前遴选重点人才，以期造出人才，出大人才，从小培养人才。

但随着早培班的出现，学校和家长都发现了新的择校方法，把早培班当成了新的“占坑班”。北京的超常儿童培养班是逐步增加的，只是各校名字不同。据不完全统计，被视作早培班的有北京八中“少儿班”“素质班”，育才学校的超常儿童实验班，清华附中的“优才班”，以及人大附中的“早培班”。

据北京八中官网介绍，该校少儿班是1985年在北京市和西城区教育局的批准和全力支持下，由中科院心理所、北京市教科所创办。2010年时，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从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的国家战略出发，又批准开办智力优秀学生综合素质开发实验班（简称“素质班”）。

于是，围绕变形的早培班，出现了若干争议：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神童”不是培养出来的――有人搬出法国学者卢梭的话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秩序，就会造就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事实上，超常儿童可以被发现，但很难被创造，妄想把处于常态水平的孩子强化培养成神童，既不可能也没有意义。教育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遵循基础教育的规律，重视每个孩子的特殊或平凡状态，为其提供科学的成长环境。即便曾经是神童，长大也不见得必定成才；哪怕不是神童，也不影响长大了成就一番事业。

问题是，“早培班”借早培之名，施行选拔考试，违反教育政策。如果人为创造早培班，因个别特例破坏整体规则，任由点招、坑班、寻租等乱象丛生，无疑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换言之，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免试入学的底线不能破，不能以所谓选拔超常儿童，便开口子影响整个教育规则。

钱学森之问，号称世纪之问，但是这一问对于人才评价的标准过于单一。这种单一的取向，奠定了早培班的先天不足。早培班带来的思考是，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当下，必须加快推进教育体制创新。只有社会的人才标准多元化了，只有重能力而不是重考分成为社会常态，我国才可能真正走上素质教育之路。

这种思考来自于新课改，来自于就近入学和素质教育的教育政策。在当前的教育政策之下，早培班的命运必然遇到挑战。

叫停才反思

早培班学生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更需回应公平性的社会诉求。随着就近入学与免试招生政策的全面推开，早培班的路也走到了尽头。

北京市教委在2016年4月果断叫停了早培班。市教委表示：此次收到家长关于学校以早培班名义组织考试，选拔超常儿童的反映后，立即责令相关学校停止招生。同时，市教委还表示：在全市范围停止以早培班、超常儿童班名义举行的任何选拔性考试。一旦出现违法违规招生行为，必将依法依规查处。

北京责令学校停止早培班、超常儿童班招生，是在依法监管学校规范办学。但当事学校和家长为此叫屈，称早培班是培养创新人才的积极探索，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把超常儿童的成长之路堵死。在广大社会公众看来，不排除部分学生确实是国家和时代需要的天才，但更多的个案，无疑是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名，搞违规招生。于学校而言，是想抢生源，于家长而言，则可通过这一渠道让孩子进名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用专门的班来招收、培养所谓的超常儿童，并不利于这些超常儿童的健康发展。这些班往往就是多学、早学、学难一些。结果是：孩子们可提前两三年时间进大学，成为少年大学生，似乎这就完成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很显然，这追求的是上大学的速度，而不是个体的健康成长，服务的还是应试教育目标。

早培班的存在，迎合了一些家长的“神童心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他们不管孩子是否有天赋、兴趣、特长，就对孩子进行高强度训练；而且，少数早培班的存在，带动了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热。

时至今日，对于早培班，有关部门的态度比较暧昧。虽然早已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举行测试，和证书挂钩、开设占坑班；可是监管并不严，对学校的违规招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这种早培班的办学政绩，也被有关部门作为办教育的政绩。很多人担心：推进均衡将影响有个性、特长的学生的培养，是“一刀切”地对待所有学生。这显然是对均衡的误解。均衡是保障每所学校办学条件一致，而不是千校一面。均衡和学校办学的关系是：政府（举办者）保障学校的投入，学校拥有良好的办学条件。在此基础上，如果学校有办学自，重视对学生的个性教育，那么，每所学校在大致相同的办学质量基础上，走出特色办学之路。这既解决了均衡的问题，也能满足受教育者对个性教育的需要。

早培班变身

对于学校早培班停招，也有些学生担忧。14岁的北京八中“素质班”学生小月就表示：“早培班的设立很有必要。在早培班学习，我们一点也不累，甚至比同龄人要轻松许多。老师教学打乱了课本原有的顺序，使得我们学起来更流畅。其实，很多学习内容讲一遍我们就能记住，所以没必要像普通初中生那样重复学习，那很浪费时间。”

早培班停招，毕竟断绝了天才获得更多教育资源的道路，是否压抑了中国天才的出现？民办培训机构表示：并非如此。教委叫停的，是公立资源向少数学生倾斜，以及打着培养天才的名义，违背就近入学、免试招生的基础教育政策。公立学校不办了，民办培训机构完全可以接着办！

北京学而思教育机构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教育》记者表示：该机构的“培优班”就类似各校开设的早培班。这些班级中，学生上课内容很丰富，知识点也较有难度，但由于学生整体接收能力较强，学习进度比较快，学生学完小学课程只需要4年。每年有很多学生通过参加培训成功考入重点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