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精选(九篇)

第1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近日，广州市通过了《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将于4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章。据悉，《暂行规定》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按照计划，今年广州的垃圾分类率力争达到50%，2012年将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系统；市民只需从最基本的干、湿垃圾分类做起……以此为标志，广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新阶段，迈出了破解“垃圾围城”困局的重要一步。

《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确定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垃圾分类工作原则，先将餐厨垃圾分类出来，然后逐步对其他垃圾进行进一步细分。今年，广州市将重点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年内将组织3~4期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人员、物业管理人员、垃圾分类指导员、志愿者进行业务培训，让他们成为生活垃圾分类的先行者和推动者。

与之相比，北京市在2010年上半年已正式启动垃圾分类，今年50%城镇常住人口将实现垃圾分类达标。在此基础上，由环保公益人士“驴屎蛋”黄小山提出的《“绿房子”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方案有望在北京进行试点。近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邀“驴屎蛋”就其方案进行共同商讨。方案建议，在居民家门口设立一个全覆盖的、全系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平台，集垃圾分类收集、废品收购、厨余餐厨垃圾脱水并油水分离等功能于一身。市市政市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绿房子”设计方案与正在试点的垃圾分类并不冲突。方案细化后将择机选取几个小区试点，成功后还会进一步扩大范围。作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上海市从今年开始也将在全市18个街镇的1000个小区试点更为简易的垃圾分类法。

成都市城市管理局2月22日也表示，继去年在万科金色家园启动首个试点后，今年成都将在中心城区全面推广垃圾分类试点。同时，二三圈层郊区将升级农村垃圾集中清运体系，增加垃圾分类收集环节。据悉，国家发改委等组织的“十二五”垃圾处理规划正在编制当中，已配出多个小组到全国不同省市进行调研。

第2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要求：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它垃圾四大类。

标准：

1、厨余垃圾：指家庭中产生的菜帮菜叶、瓜果皮核、剩菜剩饭、废弃食物等易腐性垃圾；从事餐饮经营活动的企业和机关、部队、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集体食堂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以及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产生的蔬菜瓜果垃圾、腐肉、肉碎骨、水产品、畜禽内脏等。其中，废弃食用油脂是指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油水混合物。

2、可回收物：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价值，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

3、有害垃圾：指生活垃圾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主要包括废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废荧光灯管（日光灯管、节能灯等），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第3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2009年,北京市城八区垃圾产生总量首次实现负增长,郊区县的垃圾产生总量增长率比2008年明显下降。

“着意味着北京垃圾产生量的增幅得到了控制。”一位接近北京市政府的环境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减量”,与北京市多年来加强垃圾处理工作制度建设,着力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改革有关。

2006年以来,北京市陆续出台了《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固体废弃物处理规划》《北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卫专业规划》等制度和规划,力推生活垃圾的“减量”。

前端分类探索

“如果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走综合处理路线,前端就要多给些资源。”长期关注北京垃圾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任何末端处理设施都要考虑进入成分,堆肥要有机物,焚烧要高热值,对前端分类有所要求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宣武区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工作人员宋师傅透露,他每天上午和下午对混合垃圾进行两次人工分拣,分出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由于混装,塑料包装等可回收垃圾很难有效分拣,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仍然混合进入垃圾楼,然后被送往马家楼转运站。

为调整垃圾处理结构,改变过于依赖垃圾填埋的处理方式,北京从2004年开始陆续投资建设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引入新兴技术产业提高垃圾专业化处理能力。

在北京马家楼转运站,混合生活垃圾由一组机械设备进行自动分选。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委托北京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北京城八区的垃圾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3.39%,这个比例是欧美国家和日本的2倍以上。

马家楼分拣出的塑料以每吨200元的价格卖给企业,用于制作集装箱的托盘等低附加值产品。“高质量的塑料可以卖到700到800元。”转运站站长石贵祥介绍说,风选的塑料里常常混杂了同样轻薄的纸、树叶等其他成分。“这个价格是亏本的,至少卖到400元才能平衡这部分设备运行成本,但政府要求回收利用达到一定比例。”

处理结构调整

事实上,根据垃圾体积和重量进行的物理分类效率有限,这些分拣出的塑料只占垃圾中塑料总量的很小一部分。

在北京南宫堆肥厂,不少一次性筷子、纸杯、电池、化妆品瓶子等,经过马家楼的机器筛分之后仍然和有机物混在一起。反复分选和堆放降解成为堆肥厂的重要工作。好氧堆肥可降解掉约一半的有机物,产生近20%的有机肥,用于园林绿地,改良土壤。剩下一部分不适合堆肥的垃圾再送到安定填埋场进行填埋。

由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运行管理的小武基垃圾分选转运站,是北京市东南地区垃圾处理系统的核心,其分选处理线每天可以消纳近2000吨垃圾。一清分公司总经理陈永生告诉记者,2008年公司在小武基上马了世界最先进的“光谱分选”处理线,不仅可以区分不同颜色的塑料袋,还可以把瓶子分出瓶盖、瓶身和商标来,垃圾处理效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

第4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垃圾与城市的矛盾正在加剧,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在哪里？

按2008年年鉴统计,2007年全国655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样的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其增速堪与GDP增速比肩。上海比全国的情况略低,2007年的增长率是6.7％。

然而,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的增速,年鉴统计表明,全国垃圾总量约有四成未经集中处理,它们只是从城市人的眼前消失,被简单填埋或堆放在郊区、甚至农村。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称:“北京的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他甚至担忧:“北京的垃圾危机可能会很快出现”。

面对已经逼近的中国城市垃圾危机,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赵章元也担忧:“没地埋了,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不是危言耸听

垃圾处理者们的担忧并非是危言耸听。意大利已出了先例。

2007年以来,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发了“垃圾危机”,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学校因为老鼠横行而停课,旅馆客房入住率明显下降。人们愤而放火,焚烧垃圾。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这几乎是“现代城市垃圾病”的一次预演。

1983年,北京曾搞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有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垃圾包围北京。

后来兴建的一批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对媒体表示:北京市的垃圾年增长率达8％,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全市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超负荷率达到67％。

陈永承认:“恰恰是因为这种超负荷造成现在填埋场周边的群众意见非常大,污染控制难度也非常大,包括对地下水的污染都会存在潜在危机。”因此,北京市将在年内将陆续启动包括昌平东小口、六里屯等在内多项垃圾处理厂的建设。

城市化加速垃圾危机

垃圾越来越多,正在将我们包围起来。这是大城市共有的问题。2005年9月,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日产生活垃圾1.5万吨左右,高峰时达2万吨,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并且约有36.6％的垃圾因处置能力不足,只能简单填埋。2002年,全市共有220处简易堆放点,其中10亩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

预计到2010年以后,上海每天的垃圾将超过2万吨大关。

在重庆,面积为35公顷的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将在15年内填满,比预期提早两年。

目前,中国城市人均日产垃圾约1公斤,垃圾人均年产量达440公斤。600座城市目前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80亿吨,有2/3的城市被垃圾群包围。全国的垃圾产量达到了1.8亿吨,每年以8％-10％的速度增长,与GDP增速相匹敌。

这样的增速不难理解,在瓶装水、独立包装、过度消费、一次性用品都成为习惯的今天,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已经不是几年前、十几年前的生活方式所能比拟。

在中国,垃圾填埋场占地大约5万公顷。

以上海的江桥焚烧厂和六里屯焚烧厂为例,规划之初,周围都是农田,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内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们的眼前。

在身陷垃圾困境的那不勒斯,11年前关闭的垃圾处理厂附近建起了住宅,现在政府试图重启,马上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

身陷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环境争议的某北京官员曾经哀叹:“你看看,海淀区哪里还能摆得下一个垃圾场?”

上海市环境学校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陈建昌这样形容城市垃圾处理的处境:“一个垃圾厂的建设周期大概1-2年,当年不投入,接下来两年的垃圾出路就成问题。”

城市的迅速扩容,使得环境记者冯永锋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垃圾在向人类进攻,还是人类首先向垃圾发动了进攻?是城市扩张侵占了垃圾的地盘,让垃圾开始丧失它的‘栖息地’,还是垃圾想侵占城市的地盘,要求城市放弃人类的栖息地?”

垃圾处理的“日本经验”

2005年正式投产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的困扰,颇具代表性。

因为没有分类,剩菜剩饭、蔬果菜皮和各种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含水量很高,直接影响了热值。每公斤燃烧后产生的热量只有800大卡左右。利用每吨生活垃圾所发的电量,只有230度左右。在一些实现了分类的国家,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达3000大卡以上,每吨垃圾可发电1000度左右。两者相差3倍。

这也是一些学者和民间力量反对普及垃圾焚烧的重要理由之一。

陈建昌表示:不分类而直接焚烧,直接的结果是“渣多,设备损耗厉害”。

分类不充分,是中国垃圾的致命症结。

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嘉兴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欢政对记者说: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日本进行了十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讲,月月讲。法律制度加宣传教育,通过学校环境教育,用小学生来教育大人,这才有今天的局面。

一个可乐瓶被弃的过程,让他印象深刻―― 一主妇用完以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中国的妇女很多都有工作,不大可能做到这样,但基本分类是可以达到的。”

只有从源头减量、分类,才能真正解决垃圾问题。这已成共识。日本正在开始的垃圾收费制度,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意味着高昂到无法负担的管理成本。

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

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从1998年开始推动绿色社区、垃圾分类。其发起人廖晓义认为,到了强调“家庭责任”的时候了。一个家庭,如果设立三个垃圾桶,一个装易腐烂的厨余垃圾或者有机物垃圾；第二个装一般垃圾；第三个装可回收垃圾。她强调:“只需动手,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人变懒了。”

除此之外,“没有强大的官方力量注入进来,是不可能成功的”。终端和其他环节的不匹配,使得垃圾分类遭遇尴尬。“垃圾焚烧厂建设动辄涉及数亿投资,但垃圾分类上的投入,可能只是千万计。”

曾有一位美国专家告诫廖晓义,不要轻易去碰这种工作,他们已经搞了三十几年了,分类率才达到30％。

《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曾经探访“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这个由宣武区环卫局和北京地球村在1998年共同选定的试点,曾经接待二十几家外国高级官员及无数媒体的小区,在冯永锋的眼中,效果有限,因为居民的参与有限,关键人物是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宋万吉夫妇――“专门的保洁员进行辅的二次分类”。

上海市自1996年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分类标准几度更替之后,确定为现在的四色垃圾桶,并据此建立了分类收运体系(不同类别的垃圾由不同企业、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转运),在全市1400多个小区推行了试点。2009年2月,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在小区中开展评优,发现分类成效最明显的小区,居民的参与度并不显著,很多是依靠保洁员的“二次分拣”,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场所,是小区里人们躲着走的垃圾箱房。他们像宋万吉一样,手工分类的一大动力,是可以将其中一些卖给收废品的。

无数个宋万吉,以及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是垃圾在中国的另一大特色。据杜欢政估算,这支队伍约有2000万之众。他们实际上建立起了巨大的分类回收网络,中国由此堪称再生资源利用大国。

但他们常年处于灰色状态。在北京,“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2007年北京一年回收废旧物资800多万吨,此外产生垃圾700万吨。“废品回收功不可没,但要规范发展。”

宋万吉的工作,使建功南里的厨余垃圾处理机还在运行。他把居民扔出来的“剩饭剩菜”倒进去,在添加菌种的作用下,机器搅拌发酵,将垃圾变成有机肥,用于小区绿化。

这样的机器,2001年也曾经被推广到上海的众多社区。企业刚开始赠送菌种,后来环卫局出钱购买。进口菌种太贵,国产的又不稳定,分解不彻底,肥料量不多,销售不畅,“热闹了几个月”,大量闲置了。这让上海市废弃管理处的总工程师张志强感到惋惜。

目前上海已经和正在兴建的三座垃圾综合处理厂,处理规模也在2000吨左右。

杜欢政表示:除了堆肥,以垃圾为原料加工工业酒精的技术已经出现。

在台湾,民间团体主妇联盟发动妇女们进行厨余垃圾的堆肥或收集。主妇们将瓜果菜皮切成小块,放入集中的容器统一收集。随着垃圾的有效减量,众多焚烧炉无料可烧,陷入尴尬。

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2008年下半年成立了固体废弃物小组,小组负责人张伯驹表示:他们正在六里屯环境争议的社区,着手发起生活垃圾减量、分类的活动。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他们计划通过专家网络和垃圾处理企业,实现一个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链条,而不再重复过去“分类止于垃圾桶”的尴尬。

第5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从此他自掏腰包，在居住的小区建起了用于垃圾分类的“绿房子”，用“驴屎蛋儿”网名开微博，与粉丝、国内外环保组织互动，呼吁垃圾分类，开创了中国垃圾分类处理的先河，他也因此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国民间环保人士”。

退休律师享受惬意人生

2013年1月5日，新浪微博首页，一部时长6分钟、由中信银行投拍，名为《绿房子里的垃圾哲学》的微电影正在播出，讲述了北京市小汤山地区一个市民自费建垃圾分类“绿房子”的故事。

这个微电影在新浪视频上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短短1天时间，点击量过万。人们赞赏黄小山的做法，纷纷打电话、发微博对黄小山倡导的垃圾分类表示支持，更有许多志愿者走进他的绿房子，直接参与垃圾分类。

1962年，黄小山出生在北京空军大院，父母都是空政文工团的演员。1980年，他高中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4年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工作，过上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

黄小山思维活跃，是那种爱动、不甘平庸的人。在机关干了几年后，他对平淡的生活厌倦了。当时，黄小山的许多同学下海，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干得风生水起，收入丰厚。黄小山心动了。1992年秋天，黄小山辞职，和几个朋友注册成立了北京金律律师事务所，他们挤在北京朝阳区幸福大厦里一间租来的5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办公。由于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再加上人脉广，律师事务所办得很红火，有时接手一个案子的收入就是黄小山过去1年的收入。

两年后，黄小山就花23万元买了一辆高尔夫轿车。那时，北京不像现在车这么多，跑在街上的国产车也主要是桑塔纳、富康、捷达等，黄小山居住的空军大院里也很少有私家车，因此，黄小山开车时心里涌动的都是成功的喜悦。那些年，黄小山办了许多知名大案，这些大案中有许多是著名国企大案。他也帮某著名歌星打过偷税官司，在他的努力下，这名歌星顺利地补交了税款，避免了牢狱之灾。

1999年，黄小山将高尔夫轿车换成了本田雅阁，与此同时，他给妻子买了一辆尼桑蓝鸟，没多久，又给妻子换了一辆奥迪。2004年，黄小山花120万元给自己买了一辆林肯领航员轿车，还花400余万元在北京郊外一处好地段买了一栋豪华别墅。

2005年，43岁的黄小山觉得自己功成名就了，累了，钱也挣够了，决定进入退休状态，不再出去接案子，在别墅区里养狗，学打高尔夫球。那是一段非常悠闲的时光，黄小山在蓝天白云下挥杆打球，每天早晚遛狗。他养的狗都是世界名犬，有杜宾犬、圣伯纳犬等，最多时他同时养了6只狗。这样快乐悠闲的日子，黄小山过了4年。

黄小山居住的是高档别墅区，周边还有10多个小区，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网站。2009年6月的一天，黄小山浏览网站时，突然看到一条让他惊讶不已的消息，有居民发帖子说：政府准备在别墅区附近建一座垃圾焚烧场！如果这个垃圾焚烧场建成了，焚烧垃圾的烟尘一定会严重影响这里的空气质量，影响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健康。当时，这里的别墅已涨价到1000多万元，垃圾焚烧场建在这里，无疑会影响房价。

因为事关健康和房价，居民们非常气愤，他们纷纷通过合法诉求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有一天，黄小山正在网上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忽然看到了一句留言。留言者毫不客气地说：“你们都是吃饱了撑的，你们难道不扔垃圾吗？”这句话让黄小山幡然醒悟：是呀！这留言说得对，垃圾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制造出来的，政府帮居民处理垃圾是好事，居民为什么要抗议呢？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尽量减少污染的处理垃圾方法呢？黄小山陷入了沉思。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几个反对建垃圾焚烧场的邻居说了，大家不再激愤，静下心来潜心研究，试图寻找到更好的方法。他们在网上查找日本、美国、欧洲、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处理垃圾的方法，借鉴这些方法，由一位退休银行家执笔，大家参与，耗时两个多月，写成了一份70多页的《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的报告。

被政府邀约出国考察垃圾分类

这份报告的角度完全变了，对垃圾及环境的态度不再是私人性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站在政府角度考虑垃圾问题的公益思维。黄小山把这份报告递交给北京市市容市政委，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最好不建垃圾焚烧场，改建垃圾再利用场，用垃圾衍生燃料代替煤使用。

2012年2月22日，北京市市容市政委组织代表团去日本考察垃圾处理。早在1月，北京市市容市政委就通知黄小山，邀请他随团去日本考察。这让黄小山既吃惊又欣慰，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邀请他出国考察，是政府解决政府和民众矛盾的破冰之举。

初到日本的黄小山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总认为垃圾处理是技术问题，因此，他在考察中总是千万百计想找出日本不焚烧垃圾的例子，想找到一种在技术上替代焚烧垃圾的办法。但是，随着考察的深入，他的观念变了，面对日本人自觉自动的垃圾分类，以及日本人对资源、对地球的理念，黄小山真切地感受到，垃圾处理不单是技术问题，更主要是哲学问题，是民众怎么看待垃圾处理、怎么处理垃圾的问题。黄小山觉得对待垃圾，怎么处理都无所谓，关键是要将垃圾分类。只有分类了，才能将垃圾给环境带来的危害降到最小，并且能够实现垃圾的再生利用，从而节约能源。

从日本考察回来后，黄小山以网名“驴屎蛋儿”为名写了一幅字：垃圾是一个哲学问题。写好裱好后，端端正正地挂在别墅客厅的墙上。在随后接受央视《东方时空》栏目记者在他家中的采访时，黄小山不再反对建垃圾焚烧场，而是大声对着镜头喊出：垃圾不分类，决不焚烧！黄小山是当年3月1日回北京的，让他没想到的是，那年两会闭幕的当天上午10点，央视竟然将转播车开到他家门口，对他进行直播采访。黄小山在镜头前对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对全国观众阐述了自己垃圾分类、焚烧的观点。

之后，其他电视台也接连来采访。那段时间，黄小山家里像影视基地一样。黄小山成了风云人物。

从日本回来后不久，黄小山就着手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可持续性的垃圾分类处理方案。黄小山觉得，在中国实现垃圾分类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让中国的民众从思维层面、内心深处接受垃圾分类理念，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中国人自觉主动地在扔垃圾时进行垃圾分类。

一段时间后，黄小山借鉴台湾、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处理垃圾分类的经验，结合自己的设想写成了《绿房子垃圾分类及预处理整体方案》，并报给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黄小山觉得自己作为倡导垃圾分类的人，应该首先行动起来，率先建起绿房子。因此，他开始了绿房子的设计研究工作。他设计、建造了一幢灰色屋顶、实木色墙身、绿色窗棂的小木屋，屋里有一条垃圾分类流水线和一台厨余垃圾脱水机。

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更没有现成的厨余垃圾脱水机，黄小山就自己动手设计厨余垃圾脱水机，然后找机械加工厂制造。

可是，他一连设计制造了3台厨余垃圾脱水机都没有成功。特别是设计制造出第三台时，因为有前两台的经验，黄小山觉得一定能成功，因此，试验使用当天，他请来了10多个朋友，准备开庆功宴。酒菜都摆好了，红酒也开了瓶，可是，试验使用时，这台厨余垃圾脱水机还是不好用，既不脱水，也不出料，只是空转。

朋友们没了兴致，大家饭也没吃，说了些鼓励的话，陆陆续续走了。朋友走后，黄小山很沮丧，他在心里对自己大喊：这个绿房子耗资几十万元，环保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呀！但是，喊归喊，没成功就放手不是黄小山的性格，休息几天后，黄小山又开始设计厨余垃圾脱水机了。

设计到第五台时，黄小山终于成功了。那天，他站在自己设计、由唐山市一家机械制造厂生产的厨余垃圾脱水机前，看着这台机械成功运转，将厨余垃圾的浸沥液分离出来，流入城市下水道，将厨余垃圾挤干成块，一大块一团团有规律地吐出来时，他高兴得差点欢呼起来。黄小山终于成功了，他填补了世界上没有厨余垃圾脱水机的空白！

至此，黄小山为试验厨余垃圾脱水机、建造绿房子花了100多万元。

垃圾分类诞生创意绿房子

经过用厨余垃圾脱水机反复试验，黄小山得到一个数据，居民生活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其中水分竟然占了1/2。这让黄小山大吃一惊，他马上算了一笔账：北京市1年要产生1.8万吨垃圾，其中一半是厨余垃圾，如果将这些厨余垃圾分离出来脱水，只将剩余的1/2垃圾块运出，全北京1年要节省多少垃圾清运费呀！厨余垃圾经过脱水，将水直接排入城市下水道，避免了这些垃圾堆积发酵产生浸滤，这对减轻北京市的环境污染将起到多大的作用呀！黄小山又算了一笔经济账：全北京的厨余垃圾经过脱水产生垃圾块，这些垃圾块可以发酵成最好的堆肥。再加上分拣出来的废纸、塑料等生活垃圾，这些再生资源的价值也是惊人的。算完这些，黄小山觉得自己的手都在发抖。再联想到绿房子推广到全国所产生的效益，他更加觉得垃圾分类真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改造中国人的垃圾处理观念、造福社会的伟大事业。

2011年9月1日，黄小山在北京小汤山的绿房子开始工作了。黄小山招聘的4名工作人员和几个志愿者在流水线上开始对垃圾分类，厨余垃圾脱水机也在给垃圾脱水。笔者眼中的“绿房子”有两个房间：一间进行干垃圾分类，屋子中间摆一个金属材质的干垃圾分拣台，每个垃圾投放口处分别标注着“纸类”、“成型塑料”、“玻璃”、“金属”、“有害垃圾”、“其他垃圾”、“散塑料”等;另一间屋子进行湿垃圾分拣，工作人员戴着手套、口罩，穿着工作服，先将湿垃圾倒在一条传送带上，拣出塑料、纸张等可回收和有毒垃圾，分别扔到身后的两个垃圾桶内，其余的剩饭菜、烂水果、粪便等垃圾则随着传送带进入压榨脱水设备。最后，压榨成的黑绿色垃圾将被运送到北京昌平区堆肥厂，污水排入地下污水管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当年黄小山在日本考察时，日本市民严谨有序的垃圾分类习惯给了黄小山深深的震撼：每天早上9点，黄小山都会看到街边的绿树下，整齐地摆放着一个个装满同样类别垃圾的透明塑料袋。9点半，这些垃圾袋就会全部消失，集中被环卫工人运走了，整个城市又恢复整洁。黄小山知道，日本实行垃圾日历制度，每天投放不同类别的垃圾，并且定点投放，过期不候。黄小山多么希望中国的城市居民也能像日本市民那样自觉地将垃圾分类，并形成垃圾日历制度呀！但他知道，在中国，目前要实现这个目标还不现实，他只能通过绿房子进行垃圾分类，从而影响中国市民的心理，使之慢慢形成垃圾分类意识。

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当天在场对垃圾分类情况进行了统计：9月1日，“绿房子”垃圾分拣设备正式运营的第一天，共处理464公斤生活垃圾，其中可回收垃圾60公斤;脱掉垃圾中的水分173.60公斤，最终实现垃圾减量233.60公斤，减量率达到50.30%;最后剩余厨余垃圾288公斤，在进行压榨处理后，被送往堆肥厂进行再利用。

黄小山投入使用的这座绿房子要负责自己小区的300幢别墅、600户回迁户和一个中型农贸市场的垃圾分类，黄小山给每户建一个档案，发放垃圾桶、塑料袋，实行垃圾投放实名制。每个垃圾袋上都有每家的门牌号，要求每户定时定点把垃圾放在指定地点，然后绿房子的员工和志愿者会把垃圾运到绿房子，按照干湿两种不同的垃圾，进行一次预处理。

为了让周边居民给予配合做到垃圾应收尽收，黄小山除了发放千余份宣传册外，对居民还有奖励：凡是满足分类包装和定时定点投放的家庭，绿房子会根据垃圾袋上的门牌号进行登记，每月末、每季度末、每年末都会举行规模不等的抽奖。黄小山的广告是：或许你的垃圾只卖了几元钱，但你却可以抱回一台平板电视！黄小山相信，在这种刺激下，势必会有更多人对垃圾分类从被动转向主动，从而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中国实现垃圾分类的曙光。

到2015年9月，绿房子通过3年多试点，黄小山和他的公益团队采集了一些数据，验证了一些最初设想，但同时也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垃圾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建在小区，多少还是会产生一些污染，包括臭味、污水处理等问题，小区居民会产生抵触心理。因此，黄小山开始思考能被居民广泛接受的垃圾处置方案，即绿房子的运营大面积推广问题。而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公益项目，不是靠政府、社会一时的支持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商业模式，才可能布点推广。

第6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垃圾分类指导员实行企业化运作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是一个城市文明的体现，也是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大兴区率先建立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实行社会化管理、企业化运作。对垃圾分类指导员有严格要求，年龄一般在25—50周岁，身体健康。由中标公司为垃圾分类指导员统一配置服装、袖标、胸卡，并定期检查佩带情况。在上岗时，要求垃圾分类指导员身穿统一标志服，头戴工作帽，每天工作在居民小区。居民在投放垃圾的时候，垃圾分类指导员负责宣传、指导，并对分类投放不准确的进行二次分类。

此外，还设立严格的执行标准，定时对小区垃圾分类效果进行抽查，以垃圾投放站为单位重点检查厨余垃圾分类桶，在单个厨余垃圾桶内发现纸制品、塑料制品、玻璃制品、木竹制品、金属制品、纺织制品等不属于厨余垃圾的杂物混合在内超过3件（含3件），即认定为不合格一次。抽查其他垃圾分类桶，发现厨余垃圾3件，即认定为不合格一次。对垃圾分类指导员的垃圾分类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检查。如果乙方垃圾分类指导员未达到所需人数，扣除当月资金的1/3。第一次对小区检查不合格的，扣除当月资金的10%，第二次检查不合格的，扣除当月资金的20%，第三次检查不合格的，扣除当月资金的30%，第四次检查不合格，无条件自动退出。这种企业化的运作，实际上就是管理模式的攀升，就是一步步企业化的过程。这不仅帮助企业树立自身品牌，也推动了整个市场走向活跃和规范。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化的运作是可以开发市场、激活市场，甚至制造市场的。

当前，大兴区在92个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共139871户，人口约368794人。实行此模式以来，厨余垃圾分捡量逐日增加，约占各居民小区垃圾总量30%。

注重环保的“多利洁”

北京多利洁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为“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大兴县公司”，成立于1982年10月，属集体企业，隶属于北京市大兴区供销合作社。2011年底，为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公司成立了“北京多利洁天天洁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专业的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招收40名垃圾分类指导员，首先在清源街道四个试点：康隆园社区、康和园社区、香海园社区、郁花园二里社区负责指导居民第二次分拣的垃圾分类工作。

上岗前，公司对上岗人员进行了岗前培训，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垃圾分类，为什么要垃圾分类，怎样做好垃圾分类。培训合格后，统一配发工作服、绿袖标和分类工具，他们既是宣传员、指导员，又是分拣员，亲自动手帮助、教育居民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并进行二次分拣、集中收集，最后和环卫局专业清运车对接，运到南宫垃圾处理场进行最后处理，这在全北京市是个创举。同时，对这些指导员制定了考核制度、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检查制度、奖罚制度，并制定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大兴区在2010年度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评比中获得了优秀奖；公司获得了“首都城市建设委员会”和“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2010年度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社会单位贡献奖等众多荣誉。2011年，公司又接管了清源街道19条街巷和滨河坊、康颐园两个小区的保洁服务工作，扩大了公司服务范围。

热心垃圾分类的“诗爷爷”

“桔黄马夹她是谁？垃圾分类正成堆。厨房杂物有机肥，蔬菜大棚赛化肥。 桔黄马夹曾相识，垃圾分类咱来迟。邻国日本早率先，节约能源汗水值。”

“采访畅谈诗文化， 人物素描我来画。垃圾分类新事物，社区推广传佳话。垃圾分类难度大，腐烂脏臭全不怕。桔黄马夹上班来，利国利民意义大。”

大兴区学院社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收到了这样几首赞美他们的诗歌。作者是该社区的一位普通居民——照老师。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平时很喜欢把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想到的人和事写进诗歌中，为此，熟悉他的人都叫他“社区诗人”，小区里的孩子都叫他“诗爷爷”。这些诗都是照老师编写的赞美垃圾分类指导员的，不仅形象生动地在居民中普及了垃圾分类知识，而且对指导居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提升垃圾分类指导员的自信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照老师说，他是因为感动于这些指导员的行动，一开始看到他们的行为时觉得很奇怪，因为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垃圾的时候躲都来不及，可是这些指导员不仅没有躲，还要凑过去，一件一件地分捡。照老师说，垃圾分类指导员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出现，还是比较具有创新意识的，至少可以说，相比原来没人监督、没人指导的混乱状况来说，垃圾分类指导员的普遍上岗，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居民在家中进行垃圾分类的自觉性。这也是符合中国现状的务实做法。

“脏了我一个，清洁一个城”

2011年，大兴区率先对垃圾分类指导员实行企业化运作，在丽园C区，分类指导员刘师傅介绍，他每天早上7点半到11点半和下午1点半到5点半，都要在垃圾桶边上值班，一方面指导居民分类倒垃圾，一方面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不管春秋冬夏，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要上岗。”自从设立垃圾分类指导员以来，小区内的垃圾分类效果好多了，刘师傅说，现在的工作已经比刚开始的时候轻松多了。由于指导员每天都要戴着手套亲自在垃圾桶里挑拣垃圾，最初他每天都要耗掉一双胶皮手套，一天下来，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了。而现在小区里大部分居民都能够主动进行垃圾分类了。刘师傅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脏了我一个，清洁一个城”。

在学院社区，另外两位分类指导员袁大姐和许大姐都是在听说社区要招收垃圾分类指导员时就报名了。许大姐说，“我当时就是想做点事情，没多想别的，而且自己之前也不懂垃圾分类是什么，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厨余垃圾。”通过参加培训，她们受益匪浅。上完培训班后，她们知道了垃圾问题离自己有多近，也转变了观念，自己在家也开始了垃圾分类。“其实垃圾分类并不难，做起来很容易。”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她们并没有完全得到社区居民的支持，甚至自己都没有完全转变观念。袁大姐说，刚开始上岗的时候，自己觉得很丢人，孩子也不支持，所以每天上班都用围巾把自己的脸捂得严严实实的，生怕碰到熟人觉得不好意思。而且有些居民也觉得那么大岁数的人站在垃圾桶边上非常丢人，甚至认为她们是多管闲事。“我当时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后来想通了，知道垃圾分类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既然做的是好事，怕什么啊！”现在经过他们这些指导员的努力，小区里的居民都认可了他们，也能自觉地坚持垃圾分类了。

简易包装促环保

近年来，印刷包装企业也逐渐将“绿色消费”理念推广到生产线上，从源头开始推行垃圾减量化。2011年9月30日，北京印刷包装产业基地标准厂房示范园深入开展了“绿色包装活动月——垃圾减量垃圾分类进企业”主题活动，共有园区内近60家企业参加。目的就是为了向社会推行简易包装这一环保理念。从而争取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让大家都多尽社会责任，践行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该基地是大兴区重点建设的“北京新经济创业平台”。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采用现代化的生态技术、节能技术、节水技术、再循环技术和信息技术，基地积极开展减少生产销售过度包装产品的宣传实践活动，同时，还以宣传的方式鼓励基地内所有员工购买绿色包装商品，共同创建绿色文明的产业基地。

第7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城市垃圾处理的基本思路是“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垃圾资源化，也就是被广泛视“社会静脉产业”或“第二矿业”的再生资源产业，可以说是推动垃圾处理事务可持续且健康运行的驱动力和循环经济相关产业的关键环节。本世纪初发达国家再生资源产业规模已达6000亿美元，2010年据不完全估算已超过1.8万亿美元。该产业提供的原材料将由目前占总原料的30％提高到80％，已成全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使得我国城市垃圾的日产量节节攀升，而国内再生资源产业却没有随之发展壮大，形成与之规模相匹配的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集群。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源头上的居民垃圾分类推行艰难，二是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政策的缺位。因此，北京市在当前垃圾围城的严峻形势下，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在“十二五”期间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反应。

首先，垃圾分类必须加快推行。对此，北京市已计划出台关于垃圾处理的地方性法规，其中包括将对垃圾投放是否达标进行奖励和处罚制度，建立诚信记录，以此保证垃圾分类的有效实施。此外，市政府将继续进一步扩大生活垃圾分类试点，2011年由600个增加至1200个，更大范围地实现对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加工利用和处理，2015年，生活垃圾资源化率将达到55％。

其次，亟需建立规范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并加强管理。由于需求水平提升，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但是行业以家庭式回收和作坊式处理主，各回收主体通过自己的收购渠道进行分散经营活动，组织化程度低，交易方式落后，甚至存在购赃销赃现象，不仅助长了偷盗案件发生，影响社区安定，同时也阻碍了再生资源产业朝着规模化与专业化的方向发展。通过建立符合循环经济要求并以发展再生资源产业核心要务的专业园区，同时制定合理的行业规范与准入政策，来推动本市再生资源产业专业化与集群化发展就显得尤重要。

早在2009年6月《北京市2009年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折子工程》中，市政府已提出要预留土地，择机建设4个循环经济生态园区。截至今年6月，全市范围也仅建有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而如阿苏卫垃圾循环经济园与丰台区生活垃圾循环经济园仍只在计划当中，推进速度缓慢。以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例，该园已建垃圾填埋、焚烧发电、医疗垃圾处理、餐厨垃圾资源化等项目，基本上是以垃圾无害化处理主、资源化处理辅的格局。而未来北京市循环经济园区的建设思路，应考虑在满足全市中长期垃圾无害化处理需求的基础上，着力在资源化环节推动再生资源专业园区建设，重点发展餐厨垃圾资源化、电子产品与机电设备拆解回收等领域。

第8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有幸站在这里，我感到是一种荣耀，我此时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演讲的题目是：垃圾分类，改善环境！

应该说垃圾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随着2008年的临近，每一个市民都深切地意识到"绿色北京，绿色奥运"对北京乃至中国将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几乎到处是垃圾的情景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把北京不好的印象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队员和新闻记者，因为它会严重损坏北京乃至中国的形象和声誉。所以，我们必须致力于建设绿色奥运这一目标。

我们现在是中学生。我们必须提高我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从现在做起，为2008年绿色奥运做出我们的贡献。

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要产生大量的垃圾象废纸，塑料瓶，可乐罐，电池等等。在我们学习“美化环境”这篇课文时，我和几个同学在讨论时发现许多扔进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实际上是可以回收的。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能把垃圾进行分类就太好了。我们把想法告诉了班主任并受到了老师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们几个成了垃圾分类的志愿者。首先我们找来三个大箱子，把他们放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一个用来装废纸，一个用来放塑料制品和可乐罐，还有一个用来收集旧电池。在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全班同学都加入到垃圾分类的活动中来。在一个月内我们就收集了三箱子废纸，一箱子电池和一箱子塑料瓶。这些垃圾卖了28元，我们用这些钱买了几棵小树栽在了学校的周围。我们的行动受到了校领导的高度赞扬。现在我们仍然坚持垃圾分类活动，我们以为改善环境出了一份力而自豪！

第9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今年年初，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在全市开展了“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其开展效果如何？为此，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围绕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现状以及主要问题等内容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形式对北京市十六区县范围内的1549位常住居民进行了民意调查，其中41.7％的被访居民所在社区为全市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小区。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被访市民听说过垃圾分类，然而愿意尝试并能正确进行垃圾分类的市民却是少数。

超半数市民认同垃圾分类为环保行为

2011年北京新增1200个小区、1200个行政村和50个乡镇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在50所学校、10个党政机关、2条餐饮街开展生活垃圾“零废弃”管理试点。面对全市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垃圾减量、分类工作，老百姓怎么看？调查显示，52.2%的被访市民认为垃圾分类是环保行为，有无规定都会积极参与配合；25.0%的人认为垃圾分类各环节相关配套还未成熟，目前很难做到垃圾分类；18.5%的人认为如果政府出台相应政策，应该会严格遵守；4.3%认为大家都不太重视，遵不遵守也无所谓。

明晰生活垃圾基本分类的市民不足三成

调查显示，垃圾分类在北京市民中的“知名度”很高，99.2%的被访市民听说过垃圾分类。

正确辨识生活垃圾的类别是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前提。在被问及“您知道生活垃圾分为几类”时，47.4%的被访市民选择“三类”；34.1%的被访市民选择“两类”；11.8%的被访市民不知道如何分类；选择“四类”的占6.7%。

在正确选择生活垃圾分为三类的被访市民中，46.1%的人能够正确辨识生活垃圾的三个类别，即：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可见能够准确识别生活垃圾基本分类的市民不足被访总数的三成。建议有关部门尝试在不同类别垃圾箱（桶）上分别张贴详细的图片或文字进行解释，即：哪些物品属于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或其它垃圾，让社区居民简单、准确地掌握垃圾分类收集的种类和标准，从而全面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标准及方法的认知率和正确投放率。

四成市民单独分开可回收垃圾

调查显示，45.1%的被访市民平时处理家中的垃圾时是将可回收垃圾单独分类（见图1）。仅有不到两成的被访市民采用不同垃圾袋分类收集家中的垃圾，而多数被访者不清楚垃圾分类标准，不知道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调查显示，平时在家中用不同垃圾袋进行分类的224名被访市民中，56.3%的被访市民分类标准是剩菜剩饭分一类，可出售的废品分一类，其它废弃物分一类；24.1%的被访市民将剩菜剩饭分一类，其它废弃物分一类；19.2%的人把可出售的废品分一类，其它废弃物分一类。可见，绝大多数对垃圾进行分类的被访市民能够按照正确标准对垃圾进行分类。

逾四成被访市民认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不完善

调查显示，尽管部分被访市民在家中使用不同垃圾袋收集垃圾，并且占一定比例的市民能够对垃圾进行正确分类，但在垃圾的分类投放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按照要求实施垃圾分类。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小区内未实行垃圾分类，只有一种垃圾桶，所占比例为41.8%；其它原因分别为：23.4%的人认为环卫工人收集垃圾时仍然是混在一起处理，所以没必要分类；17.7%的人认为分类太麻烦，不愿意做；13.5%的被访市民不清楚如何分类，不知道该投放在哪种垃圾桶。

尽管全市已有1200个居住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试点，但显然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还不能满足现阶段垃圾分类工作的需求。另外，在居住小区实行了垃圾分类并配置了分类设施的646位被访市民中，嫌麻烦而不愿意做、认为环卫处理不当而没必要做的比例都超过了三成。垃圾分类是一项环环紧扣的工作，要实现垃圾分类，必须加强并完善垃圾分类的设施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四个环节”的系统建设和运行。目前在实行垃圾分类的社区，在垃圾回收过程中环卫工人将垃圾混合堆放，就失去了垃圾分类的意义。

垃圾分类不力凸显公众环保意识薄弱

调查显示，被访市民认为在垃圾分类处理过程中存在最为突出的三类问题：一是公众环保意识薄弱，占82.9%；二是设施设备不完善，占78.6%；三是职能部门规划不力，占71.5%。至于宣传力度不够、垃圾分类得不到妥善处理也是不少被访市民认为存在的问题，选择比例分别为67.1%和62.9%。

有56.9%的被访市民表示没有接受过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可见，在全市范围内加大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力度尤为重要。在多种形式的宣传中，电台、电视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和跟踪报道，最易被市民所接受（见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