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10]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谈新疆民族历史地理.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第2篇：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

第一，该书结构新颖。全书69万余字，分上下两册，共7章.第一章是绪论，不仅系统地阐明了对历史地理研究范畴的认识，追溯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起源和形成过程，而且也体现了史先生对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方法。通过实地考察不仅可以订正有关文献记载不尽确实之处，如宋夏战争中的永乐城，经作者实地考察发现史料的记载与实际的地方不相符合，而且认为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并行运用，应该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有效手段。此外绪论还精辟而生动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第二章至第七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自然、民族、人口、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历史地理，在很长时期历史地理学一直作为历史学的附庸，直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地理学传入我国以后，随着地理学的方法、概念和理论的注人，它才被作为地理学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很重要，这一点在绪论里史先生有反复论述，所以《纲要》一书在侧重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同时，亦用很大篇幅论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包括水文、地形、植被、海岸与农牧地区等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特别着重叙述了黄河中游地区森林草原的盈缩，农牧交错地带的开发过程，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内容翔实，引用史料广泛，特别是把黄河中游的侵蚀和下游的堆积联系起来研究，在侵蚀和堆积方面又引进计量研究，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的变迁具体化、数量化，这就为今天认识黄河流域环境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同时也为治理和改造黄河流域环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我国是文明古国，《纲要》关于历史人文地理涉及到人口、民族、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探讨，其中不少新资料，尚为人们所鲜知，这是该书的一个特点。

第二，注重文史并重、图文并茂的撰述方法。如何运用通俗形象、生动的文学技巧表达古朴悠久的历史地理问题，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迫切任务。《纲要》为历史地理工作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范例，不仅征引有据，论证精当，逻辑严密，而且极为重视文字锤炼与推敲，笔锋饱含激情，文章可诵可咏，如引文方面全书意引甚多，原引甚少，意引之处，毫不累赘，原引之处，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两者巧妙配置，使全书文笔流畅，轻松自如，语言生动优美，熔说服力和感染力于一体，读来引人入胜，不仅能获得历史地理知识，而且能从中领悟到科学药原理。历史地理既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地图就是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纲要》擂入141幅历史地图，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其论述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便于读者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历史地图学的发展。如历史人口地理一章有人口分布变迁图12幅，这些图皆以史书记载为据，用等值的点状符号详细地标出全国或局部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从而准确而直观地显示出我国历史上人口分布形态和人口分布重心区的演变。

第三，引用资料丰富，知识载量较大。《纲要》引用大量文献资料来进行论述，是目前我国历史地理著作中史料最丰富的一种，其中不少重要史料是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发掘而得，并经过作者整理和考证，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极有价值，此外书中还充分注意到野外考察的研究成果。

第四，集科学性与知识性为一体，这是《纲要》的又一特色。该书既是普及历史地理知识的中级读物，同时又是一本历史地理专著。由于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地理知识读物，也不同于专门性学术性研究的著作，所以该书特别注重于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统一，充分地反映我国当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既满足了高校学生了解历史地理知识的需要，又满足了有关专业人员研究历史地理的需要。

第五，紧密结合现实需要，力求治学为世所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究历史时期地理的演变过程，并由此而获得其间的演变规律，进而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为当前和今后的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作为地理现象，它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尤其是在加入人为的作用后，其演变情形就更加复杂了。无论是民族、人口、经济，还是军事、文化皆与当时的地理现象有关，因此人地关系就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根红线。《纲要》以历史上人地关系为主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地理现象和事物，脉络清晰，内容紧凑。因为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历史地理，主要是我国人民群众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记录，其中具有巨大的成功，又有曲折失误的史实。作者对地理环境和人文演变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做到古为今用，这在《纲要》中常溢于言表。

第3篇：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

一、关于诸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

(1)气候变迁。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后，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等指出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的气候带较现在偏北；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曾达到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倪根全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的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把唐代气候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而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历史地理》第八辑)。吴宏歧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对满志敏的上述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其论断不足以否定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而传统的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满志敏还就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探讨(《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十一辑)。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北方气候进行了研究(《明清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何业恒分析了近五千年来华南地区的冷暖变化情况(《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王开发、韩昭庆就历史时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探讨(《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六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蓝勇和于希贤则就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2)海陆变迁。李元芳分析认为：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向东北方向发展，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张忍顺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响(《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州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张修桂、陈金渊分别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过程(《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景爱探讨了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七辑)。冯季昌等则全面系统地描绘了科尔沁河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论科尔沁河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刘德岑撰文探讨了梁山泊的淤平过程(《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郑宝恒等则就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进行了研究(《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此外，林汀水、张修桂还探讨了海岸线的变迁(《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3)沙漠与沙漠化。李淼在《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属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汉代以后形成和发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育宁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他又探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马正林也对引起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并成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的一块绿洲，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还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绿洲沙漠化区域的分布特点和结构特征(《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文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变迁。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贡献最大。他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亦不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当普遍；东北地区直到清代尚极繁多(《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和《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两文深入分析了历史时期植被的更替情况。文焕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新疆、秦岭、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变迁(《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六辑；《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反思》，《河北学刊》1986年第2辑；《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贵树种，蓝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的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四川为多；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之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文焕然指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N(《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木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5)野生动物的变迁。关于历史时期动物的研究，何业恒成果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认为我国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我国是曾见朱鹮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而大熊猫的地理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比当今广；而扬子鳄由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分布北界不断南移(《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论试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十辑；《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裴修碧、文焕然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扬子鳄、野马野驴的分布变化(《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十辑)。文焕然、王振堂、蓝勇对野生犀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犀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7年第6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十二辑)。此外还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

(6)水文的变迁。对黄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变迁研究的重点。邹逸麟的《千古黄河》一书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黄河的力作，是学术界有关黄河研究的最新总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800余年间长期处于安流状态。赵淑贞、任伯平对此提出了疑议。他们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一文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存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史念海探讨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围诸河流的流量变化(《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谭其骧、张修桂分别探讨了海河水系分合离聚的历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此类文章还有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引起了周宏伟的关注，他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因(《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对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长江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写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一书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的综合性论著，该书详细论述了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情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撰文讨论了长江中游河床的演变过程，为三峡工程提供了背景资料(《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周风琴对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荆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十三辑)；《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张修桂推翻了荆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流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其演变过程是以渐变为主要形式(《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满志敏对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7)灾害史。请参见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二、关于环境史的综合研究

(1)对环境的综合评价。朱士光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目前残存的植被的考察，对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探讨(《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则分析了历史时期甘肃的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金到民国时期的环境变迁。此类文章还有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京大学学报(专刊)》1992年7月)、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过(《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1998年第2期)、张自强《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人们在加强对环境诸要素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探寻人类活动对历史环境的影响。邹逸麟在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撰文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韩茂莉则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作了总体性回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马雪芹、王建革、贾毅等也对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蓝勇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张润元、张国雄、龚胜生分别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此类文章还有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韩光辉《清代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

(3)环境保护史及古人生态哲学研究。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专著。邹逸麟以先秦两汉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后果(《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刘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陈业新则对秦汉时的生态职官进行了考察(《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第4期)。刘华介绍了唐代环境的保护情况(《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张全明探讨了宋代生物资源保护的特点和宋人的生态意识(《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王风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论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杨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态观念(《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从文化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文化则是体现人类思想和实践的现象。两者相互影响，而其中生态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观点。他们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展开的。全书共十六章，分上下两编，从横、纵两个方面对五千年来中华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上编七章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个阶段探讨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民俗、学术的相互作用；下编九章分别分析了古代气候、土壤、生物资源、水文、矿产、灾害等诸生态因素的变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探寻了中国古代生态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们的生态思想。余论部分则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决策、土地、人口、水、大气、森林、废物处理、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等十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此书作为从文化角度探索我国长时段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无疑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关于理论、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包茂宏在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史概念的新认识。他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他把环境史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期，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提出了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的大胆构想(《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第4篇：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历史教学；综合能力；培养策略

随着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高中历史教学方式的优化应该着眼于学生能够充分参与到学习过程来，体验历史、解读历史，从对史实的分析中提炼出理论，做到史论结合，最终综合得出正确的认识。因此，通过多种途径优化历史教学，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是深化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重要载体之一。

一、加强双基教学，培养综合意识

综合能力的培养必须依托于扎实的学科基础，因此实行综合教学，非但不能削弱各学科的基础地位，反而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近几年的浙江省文综高考试题分析可知，学科内大综合的前提是对主干知识进行梳理，务必夯实基础。由此可见，双基是综合的基础，基础越厚实，综合就越容易。历史学科是一门更多地体现具体性、综合性的学科，但历史知识浩如烟海，如何才能准确地掌握并能灵活运用呢？这就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历史知识结构，包括历史概念、基本线索和阶段特征等。可以进行纵向联系，即按时间顺序的先后联系。也可以实行横向联系，即按一个时期国与国、人与人、事与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这正如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梳理，以点、线、面的网络结构来简约化纵横交错的知识点，从而理清思路，抓住重点，以纲带目。因此要把知识点纳入到历史阶段中去重组，形成阶段特征，再以历史的阶段特征构建整体历史观，进而从全局，即从全球的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从“文综”高考历史题目的内容来看，属纯知识性和纯记忆性的知识正在逐渐淡化。从时间上来说，只须明了大致的年代就可以了，如某世纪几十年代、早期、初期、中期、晚期、末期等大致性的时间，而不是涉及到年月日。再如事件不重过程而注重理性的分析，重视背景和影响的记忆和理解。所以在教学中，很多不重要的时间就不必刻意要求去记忆，史实也是如此，一些不重要的史实可以忽略或只留下一些印象就可以了。而对一些理解性的东西，尤其是重点知识，分析必须要到位，理解一定要透彻，它往往是历史教学的重点难点，也往往是题目的出发点，也是学生的薄弱点。比如2009年浙江文综历史卷关于工业革命的原因、影响等知识点的考查就来源于教材，又需要充分的理解。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应该适当地减轻学生的记忆负担，加强理解和理性分析能力的培养，从而为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打好知识基础。

二、注重学科融合，提升综合意识

加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融汇其它学科的知识、做到触类旁通。指导学生能从历史知识点联系到其他学科知识，或从其它学科知识回归到历史知识点。再通过引导学生沟通学科之间的联系，从繁杂的历史知识中梳理出门类，以开拓多元思维的能力。实践证明，知识的融合程度越高，迁移程度就越强，思维的展开空间就越广。

历史与语文问题的答题方法有相似之处，因此可发挥语文阅读、写作和材料解析的功能。比如历史的材料解析题就可采用语文阅读理解的方法进行理解，这要求历史课堂教学中必须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多用论证或讨论法来增强学生对材料解析题的理解，用史论结合的表述法来提高学生答题过程的表达能力。

历史教学还可运用哲学的思辨方法，可把哲学的分析、概括、思维、论证的原理运用到历史的综合分析中来。政、史两科同属于社会学科，研究的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特征，都旨在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价值观和人文素养，因此对理论有一定的要求。反应在考试题目上主要为运用政治学常识、经济学常识、法学常识、哲学常识来辨识历史，评价历史。反过来，要求用历史基础知识去加深理解政治理论，去分析事物现象的规律与本质，使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得到解决。

历史与地理学科的有机结合主要体现在历史发生的地域性、环境变化等问题上。历史与地理息息相关，历史学科中的时空概念、人与自然地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文化传承等内容与地理学科有着广泛的渗透和联系。史地综合主要体现在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相互交叉上，从地理学角度可考查一个地区自然的、经济的发展特点。而从历史的角度则可以考查该地区在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其影响和意义。

在历史的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常规性的，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学科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众多史实，无论其是戏剧性的，抑或是悲情式的。如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就很好地提供了内容丰富、具体而生动并有很强感染力的英雄 ，这决定了其在发挥德育功能方面起到了独特地好处。我们应该通过历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理想、前途、世界观、人生观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教育学生做一个勇敢、正直具有高尚情操和远大抱负的人。

三、发展多元思维，提高综合能力

综合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学习思维的多元化。多元思维是一种综合性的思维，要求从思维的各个层次出发，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它包括：思维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逻辑起点，不同的思维程序来考察世界，而不拘泥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互相连接，通过各种思维形式多层次地解释事物的联系，思维过程依据一定的条件而相互转化。多维思维的培养，需要教师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长期训练加以落实。

1.比较研讨，深究问题

比较研究就是一种能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特征，进行思维联系与拓展的好方法。对于具体的知识学习，例如探究必修二专题三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中的“和化运动”，教师可以使用材料研习和问题讨论进行比较研究，培养学生的多维思维。

出示材料：第一组：党中央对工业化指标的多次修改、画作《林荒鸟无踪》。设置问题：（1）“左”的错误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讨论后综述：“左”的泛滥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质量下降，国民经济的结构畸形化，生产与消费的严重失衡，生态严重破坏，资源的极度浪费等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2）分析错误的深刻原因，讨论后归纳出结论，和化运动，违背了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首先体现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上。整体由局部组合而成，局部的变化相应会引起整体的变化。就国民经济而言，只有遵循工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合理布局，才能保证国民经济良性健康发展。而和化运动，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其他，只能招致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其次直接违背了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盲目强调经济的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论，大片林木被毁，酿成恶劣的环境灾难。另外，它还违背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认识，实践证明最终只能遭受自然规律的惩罚。第二组：的《故乡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教师引导讲解：《故乡行》正是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图景。诗歌反映历史，以历史解读诗歌。反映了作者在众口一词中独到的理性思维和饱含的忧国忧民情怀。

在材料的阅读中教师应注意对材料要做到精选，即材料的选取应具有明确的针对性，难度适中，篇幅适当。同时出示材料时要依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做到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当然教师的指导应该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的始终。

2.组织辩论，活化思维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教师可以针对一些复杂性的问题，组织学生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活动，加深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有效拓展思维，发展思辨能力，从而培养创新精神，有效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例如学习了必修一专题三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中的“辛亥革命”，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开展辩论活动。例如设计辩题：⑴辛亥革命成功了；⑵辛亥革命失败了；⑶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结果实之花。你同意哪种说法？学生分组充分合作准备后，在辩论中不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有学生说：“辛亥革命成功了，它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有学生则说：“辛亥革命失败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社会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学生久久地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从而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究，从注重学习结果转变为注重学习过程，从课内学习延伸到课外探究，从教材内容学习拓展到书外知识补充……这样就有效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3.内化特征，拓展思维

历史学习应该加强学生的知识内化，思考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惟有具备良好的认知机构，先有意识地实现学科内部的综合，方能为建立跨学科的联系打下基础。这正是当今素质教育要求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特质。因此，历史学习要加强学科内综合的训练，尤其是纵向的联系，要重视一些小专题的理解，一些小专题往往也是一个重点，能比较系统地反映一个问题的全貌。适当加强与政治、地理知识之间的横向联系。历史知识落实到地图与地理知识相联系，并用政治观点加以解释、理解和运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政史地的有机结合。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写作历史小论文，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提高思想认识和培养综合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

⑴明确要求，注意区别。叙述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概括叙述出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意义或历史人物活动的各个方面。论述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以史实为主，加以适量的评论。论证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以论证为主，穿插史实以证明材料中作者观点或题目所给观点的正误。联系比较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通过横向或纵向联系比较来考查历史事物的异同。学生容易把论述和论证两类题目搞混，两者相同的地方是史论结合，不同的是前者以史为主，论从史出，后者以论带史。对此，教师应该加强指导，注意区分，从而使学生明确写作要求。

⑵规范步骤，注重示范。学生初写历史小论文需要教师加强示范，让学生“依葫芦画瓢”，掌握步骤，学会规范。例如论述类的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步骤是：史实、分论点+史实、分论点（与上一步是并列或递进关系）+……+总论点（即结论）。比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有哪些变化？其原因和目的各是什么？”对此就要分层论述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华政策的史实和分论点，最后进行概括评论。又如通过十年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学习，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联系现实写作小论文，谈谈如何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许多学生在小论文中写道：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虽然总体说来成绩大于失误，然而个中蕴涵的“左”的错误却不可忽视，并由此将建国后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单一集中模式的弊端进一步推进，从而导致机制上的僵化集权，终至酿成“”的十年悲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正是从这一历史中汲取教训，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行生产关系的全而调整，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后三十余年的成就表明，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只有将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⑶循序渐进，逐步提高。依据学生年龄和心理特征以及学习进展，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要由浅入深地进行训练。高一学生宜写叙述类小论文，学会叙述史实，初步接触尝试论述类小论文；高二阶段侧重训练论证类和论述类小论文；高三阶段可以侧重主题研究类、联系比较类等小论文。这样逐步深入，让学生从再认再现历史、对事实的分析归纳逐渐转向对观点的理解把握上来，培养学生史由证来、证史一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思维能力和筛选、分析、提炼材料的能力。

⑷定期评改，深化提高。教师应该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师生评改活动，让学生的历史小论文中规中矩：1）体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的历史思维；2）尊重史实，在史料的运用上能够通过史料了解过去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3）符合写作标准，要求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充分，论证要有力，逻辑清楚，层次条理分明，文字简明准确，首尾呼应，分层叙述；4）张扬个性，能够有自己独特的探究发现或自圆其说。

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今天仍然保留着生命力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要想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其关键是应该研究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最先进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视为灵魂。只有以这种史观和方法为指导，才能使我们观察历史和社会问题沿着一条正确的路线，才能使我们解决历史问题的过程变得更加自如，逐步地接近客观实际，逐步地揭示真理。

【参考文献】

[1]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第5篇：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

康德认为，在哲学上要着手认识世界的本质，必须首先对认识的性质和能力进行探讨，否则，就像飞鸟试图超越自己的影子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其出发点也可以说与康德的思想基本相通。在历史学中，不首先考察历史认识的性质和能力，就不可能认识历史本身的性质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如科林伍德所强调的：“历史哲学(这里特指分析的历史哲学――引者)就是对历史思维的研究……历史思维是人们思考客观世界时所采取的许多态度中的一种态度……历史哲学应当是对这种态度、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是为发现历史思维在整个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他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及其有效性所作的一种尝试。”于是，对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思维和历史解说的本质予以揭示，对历史认识的理论予以总结，将历史哲学的立足点由追求客观意义上的历史本体转移到探索主观意义上的历史认识上来，一方面是历史思想及史学理论长期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推动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梅杜舍夫斯卡娅教授的这部文集本身，就成为了俄罗斯史学史及历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梅杜舍夫斯卡娅(1922－2007)，从1950年开始在莫斯科国立历史与档案研究所从事教学工作，1952年取得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76年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79年晋升为史料学与历史学辅助学科教研组教授。1991年莫斯科国立历史与档案研究所被改组为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之后，她继续担任该校历史与档案研究所教授，直至去世。她还是俄罗斯科学院古文献学委员会的成员。

在《历史认识理论》这部文集中，编辑者主要选取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生前在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人文学科认知体系中的史料学问题以及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所思所想，体现了作者将历史学着重作为认知科学去研究的重要理念，而这种理念在俄学术界已被公认为具有范式的特点，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在俄罗斯的一面旗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不少学者认为当代人文学科认知体系存在着两方面缺陷：一是缺乏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理论，二是缺乏能够界定各领域知识的概念。因此，针对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俄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历史认识客体本身的特点――人类内心世界的波动性及不易被认知、个人及团体的外部行为无法体现人类的本质属性、实验及直接观察所能开展的范围极其有限――决定了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认识不可能实现，即在任何情况下，历史认识成为严肃的科学是不可能的。然而，梅氏的研究成果则通过界定人文学科各知识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揭示出认知科学本身的逻辑方式，对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以新的哲学观点给予另外一种回答。梅氏认为，历史学期望获得理想的成果，就必须遵循科学的认知方式；而只要存在真实的、能够被重新诠释的客体――历史进程，并以能够客观反映客体状况的数据、素材等史料为支撑，那么客体便具备了为主体所认识的必要条件，最终以经典史料学为方法论基础即可实现准确可靠的历史认识。在这种状况下，历史学作为发现人类现象系统属性的知识体系，便能够被认为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了。同时，作为关于人类思维的科学，认知历史这种思维，除了通过历史学家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展现自己之外，还通过人类有目的行为的信息产物展现自己。可见，梅氏对历史认识论的见解是20世纪在俄国得到充分发展的经典史料学方法论与新兴信息理论的综合。它反映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跨学科研究中所取得的实践经验，指明了俄罗斯学术进步的方向。

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发展，既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又极大地转换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知识体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进步，与自然科学家们注重事实、严格实证的态度密不可分，这一点同时也对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历史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中，遵循与自然科学同样的方法，即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实现对历史真实状况的描述，从而将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学界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这便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受其鼓舞，历史学家们开始怀着饱满的信心和充分的热忱，积极投身于搜集、鉴定历史档案和批评、考证历史资料的工作中，“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不过，尽管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提升了历史认识的水平，但它将历史学简单等同于自然科学，把历史研究仅仅降低到史料的搜集和考证这一高度，实际上是将具有复杂内在逻辑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认识过于简单化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丧失方向感的理论危机。

进入20世纪，实证主义的思潮在学者们的反思中开始退却。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代表，其主要集中在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方面的批判上。在区分人类知识体系上，文德尔班提出“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以严格的逻辑概念为依据的经验科学分类法”。在文德尔班看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目标、方法和结果都是不同的：“自然研究与历史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李凯尔特继承和发展了文德尔班的思想，在学科间关系上更重视形式原则。他强调：“自然科学致力于用它的概念去把握为数众多的、甚至可能是无限多的各种各样的对象，而历史学则力求使它的叙述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个与所有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概括地讲，弗莱堡学派的主张反映了当时的学者一方面试图从实证主义那种机械阐述社会现象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另一方面对个人内心世界和自主性的研究开始予以关注。然而，由于过分强调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历史思维被个体性所封闭，进而走向不可知主义，历史科学仍旧不能真正被建立起来。

到20世纪末，对上述观点进行修正，已成为学术界十分迫切的需要。修正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所遵循的认识论原理存在何种程度统一性这类问题的探索上。在《历史认识理论》中，梅杜舍夫斯卡娅教授就以“认知一信息”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独创的历史认识理论，作为对以往历史哲学观点的修正。梅氏认为，在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那里已经脱节了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必须以确定的方式使其共同性得以复原；而无论历史学还是自然科学，离开了基本质料――人类在从事有意识活动中所取得的发现――便无法对其所记录的有关自然与文化等各类现象的必要信息予以解析。因此梅氏强调，“在探索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各自认识论原理的共同性过程中，两类学科领域研究方向的交叉点显示为：历史史料”。在这里，“历史史料”应被理解为研究人类思维和拟定还原该思维方法的基础。可见，梅氏对新康德主义的修正，并非是对实证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对史料学和档案学中具体分类原则和结构功能方法进行的重构。

梅氏所主张的以经典史料学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除了上述使历史学及其他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在认知理论共同性基础上的综合得以实现之外，还使得界定不同文化在认知形式的统一性、重建其相互关系中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学术发展都成为可能。同时，针对史料学的研究对象，梅氏还强调：“史料学不应该仅仅囿于纯粹的史料，还应该着眼于这样一种关系系统：人一作品一人。这种三位一体展现了人类文明的普遍现象：一方面，个人可以借助本身的接触与他人建立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联系又可以借助个体所创作的能够反映其自身个性的作品来建立，这种联系则毫无疑问是间接的。”因此，个体之间可以通过作品建立起相互了解的联系，而具体到历史学，则这种联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两端的时间间隔。在《历史认识理论》中，编辑者对体现了上述深刻思想的梅氏生前最后的研究成果，的确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第6篇：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

一、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能力是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它总是包含再认、再现、阅读理解、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抽象等学科能力,同时又离不开对材料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作指导,史论结合。其中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需要概括的知识往往呈现零散分布状,这不利于概括。历史知识本身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化思维方式,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那些零散分布的知识,对历史教材内容重新整合或类化。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重视和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所谓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就是要善于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以及历史结论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之间的普遍性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客观规律。因此,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是快速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概括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概括总是在人们的抽象过程中并在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和完成的。因为概括的结果已不是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简单再现或全部罗列,而是对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更高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系列稳定的科学的概念,是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一结果的实现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完成。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共性或本质属性的归结,历史哲理、历史规律、历史基本结论的提炼升华,基本要点、核心内容的得出,无一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抽象的最初结果是形成一系列比较稳定的、科学的历史概念。历史概念源于史实,又高于史实,是历史事物的本质、全体及内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历史概念的这些特点与历史概括的涵义、特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广泛地准确地使用历史概念为历史概括服务。重视历史概念的教学和运用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又一有效方法。

二、史论结合法是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和典型形式

所谓“史”即客观史实;所谓“论”则是从客观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带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史论结合既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又是历史高考、中考考查的学科能力之一,更是我们进行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还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1.论从史出是概括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一般情况下,对“论”的考查总是要结合具体的史实才能进行的。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出的内容就是被概括史实的“论”。由于历史史实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归纳式概括的“论”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而点睛式概括的“论”大多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有关史学理论及历史基本结论。如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结论是对整个民主革命历史的点睛式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民主革命历史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的点睛式概括;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请记住我站域名/

2.史论结合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不仅一道主观性试题中有史、论两部分组成,而且每一个要点(或每一句话)多数也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史”要概括,主要表现为历史概念的运用;“论”要具体不能空洞,“论”从史出。历史学科主观性试题的答案不会有生动的描写、华丽的词藻、浓厚的文学味;也不会整段都是深奥的理论说教,浓烈的政治味;而是具体而不繁琐,朴实而不刻意雕琢,有抽象但不深奥。

3.训练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基本途径

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靠平时的训练逐步培养和提高,非一朝一夕而成。高层次的概括能力的培养更不例外。

(1)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加以训练。一方面要准确地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历史概括性思维成果需要具备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这离不开语文学科;另一方面,历史概括性思维和语文概括性思维的特点、要求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完全可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为历史概括所用。如概要式概括可以把语文课中抓关键字词、划分逻辑层次的方法迁移到历史概括中来,按题目要求划分材料的意思层次,妥善地抽取出有关问题的答案要点来。对于概述式概括可以借鉴语文课中撰写故事梗概的方法。

第7篇：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契丹学；学科结构；理论；方法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001-03

契丹族是公元4世纪出现在松漠草原上的一支游牧民族，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顽强发展中，于10世纪初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强大帝国。直到13世纪初西辽政权的灭亡，契丹族逐渐淡出史籍记载。作为一个民族的主体在中国活动的时间长达8、9个世纪，其活动的空间范围横跨中国北方乃至中北亚的广大地区。契丹民族最终融入中华各族之中而淹没了本族之名。但契丹族及其以其为主体创造的民族地域文化构成了中世纪中国独特的波及深远的历史文化现象。由于契丹的声名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西欧文献“契丹”就写成Khitay。转写成俄语字母就是Китай（kitai）。所以俄文称中国为Китай（kitai）就是来自契丹。可以说契丹民族共同体在古代中国历史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推进、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过极大的影响。而对于契丹这个具有世界性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近代以来学术所关注的一大领域，事实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契丹学。2012年8月在赤峰召开的“内蒙古契丹辽文化研究会暨契丹学研讨会”正式使用了“契丹学”这一学科概念，并对契丹学的学科体系结构等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就契丹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做进一步的探讨，以就教方家，旨在促进契丹学学科的更好发展。

一、契丹学学科概念的理论探讨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北部边疆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学者带着一种历史责任感开始了契丹辽文化的研究。20世纪以来，从事契丹辽文化的研究与日俱增。部分日本、俄国、韩国等国际学者也开始了对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热忱。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契丹考古的不断发展和契丹文字的陆续发现，契丹辽文化研究更加活跃，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组建了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契丹辽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契丹现象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大学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以及独特的理论，完整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文字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介入的一个较完整的学科群――契丹学。但是，如果细细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研究之路，大致浏览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对契丹辽文化理论研究的轻视，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近年来研究契丹辽文化的论著很多，并召开了多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但对何谓契丹学、契丹学的概念、对象、范围、特点等有关理论方面的研究几乎无人涉足，对契丹辽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等的讨论少之又少。人们基本上遵从传统的学术理念，用历史学的一种视角去理解结构复杂的契丹学，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契丹辽文化。考证性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热衷的治学方式。因此开展契丹学的理论探讨，对于促进契丹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文提出的“契丹学”不是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契丹学”，而是一门学科概念的“契丹学”。作为一门学科概念的“契丹学”，与作为一个历史名词的契丹学有很大区别，其内涵应该有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应该需要满足以下3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无独立的研究对象；二是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三是有无独特的理论和方法。

首先，关于契丹学的对象、范围。契丹学是以契丹族客观的历史文化现象、历史过程的以及一切与契丹现象有密切联系的文化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契丹学的研究范围决定于契丹学的研究对象有其独特的时空范围，因此，契丹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就纵向范围来说，从契丹族起源开始，即公元3世纪的鲜卑族、匈奴族分化聚合时开始，到当代，应当有1700年的历史。就横向范围来说，不仅契丹全部的历史文化现象是契丹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凡是与契丹族历史文化现象发生联系的广大空间范围都是契丹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这一表述说明契丹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4个方面：其一，契丹客观历史。契丹客观历史是契丹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使契丹学成为一门学科的主要因素。其主体部分是公元4世纪到契丹族淡出史籍之间的中外各种历史记载；其二，契丹史迹。包括契丹民族共同体历史活动遗留下来的大量的遗迹，其内容包括契丹的畜牧、道路遗迹，州城、墓葬、塔庙、居住等建筑遗存，还包括大量的可移动的各类文物；其三，契丹语言文字。包括契丹大字、小字结构特点、契丹文字的渊源、契丹文字的发音、读法等等；其四，契丹学理论。包括契丹学发展的历史、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对这门学科的性质、概念、范围等问题的探索。

其次，关于契丹学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契丹学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至今还没有学者在这一理论问题上有过争论，当然就谈不上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述。这恐怕应该说契丹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缺欠。那么，近一个半世纪契丹历史文化研究，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呢？首先，契丹族及其由其为主形成的契丹民族共同体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既是中华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契丹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即断代性、民族性、地域性。因此后代学者在研究契丹历史文化时必然要重视契丹历史文化这一鲜明的特征，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然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其次，契丹的文物文献资料，具有共同的时空范围，使它们之间必然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后代记载的正史与前代遗存的史籍之间、契丹史籍与契丹文字之间、契丹史迹与契丹文献之间、契丹史迹与文物（可移动的）之间等紧密交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着古代契丹民族共同体特有的历史风貌，同时也可窥见中国古代史、中西陆上交流史、中北亚史的一些侧影；第三，从学科命名的角度来看，契丹学与历史学、宗教学等依据内容分类的学科不同，它的主体词“契丹”二字不是学科名，而是民族名。首先应该说明，契丹学不是其所涉及那十几个子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那十几个学科的全部内容统统包揽收容，变成一个多学科联合体，而是内部以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结构而成的整体，这样的一个整体当然有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第三，关于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契丹学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因为契丹历史文化具有断代性（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3个特点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当然在研究上除了运用一般的方法外，必然要有独特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二、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论

契丹学理论一个重要问题是契丹学的定义概念，何谓契丹学？契丹学的内涵与外延怎样？这是契丹学概念提出者无法回避的课题。

所谓契丹学是研究以契丹族传统文化为母体与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文化（含外来文化及周边胡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碰撞、融汇、升华、积淀而形成的契丹文化及其与域外文化关系的学科。因研究对象多元、内容广泛，它又是由契丹历史学、契丹考古学、契丹文献学、契丹文学、契丹地理学、契丹语言、文字学、契丹艺术学、契丹民族学、契丹宗教学、契丹民俗学、契丹科技等分支学科组合成的综合性学科。除了上述概括的契丹历史文化的3个特征以外，从学科的角度又可概括两端：

其一，交汇兼容性。契丹数百年创造的历史文化，既有本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又融会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其他众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新契丹文化，既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也融入了域外文化的因素。在契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充分的体现了多种文化融合再造的痕迹。

其二，综合交叉性。契丹学因研究对象多元而决定其综合、交叉性的特点。契丹学研究对象多元就派生出诸种分支学科，造就它综合性特色。又如契丹史学运用契丹文献研究本地区历史、北方草原区域史、宋史、西夏史、高丽史等在整体上统属中国史学。那么，它又与契丹文献学、金石学等学科交叉。又契丹学的创建将与蒙古学、敦煌学、西夏学互相交叉更是不争的事实。凡此反映了学科的交叉性，也可以说这是综合性学科派生出来的。总之契丹学的综合交叉性与单体学科是有区别的。

如上所论，契丹学的定义概念是抽象的，而其诸种分支学科则是将契丹学具体化。从理论上讲，多元最终归于和谐，表现出同一性。这种一与多，从抽象到具体，正好反映了契丹学综合性的特质。

大凡一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如影随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是学科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由于契丹学研究对象多元，形成诸多研究领域，造就多种分支学科合成为综合性学科，这样就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即各分支学科当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譬如契丹史学是契丹学的重要内容，它又是中国历史学中的一部分。那么，史学理论方法论亦可用于契丹史学研究。史学理论可用一句话说明“唯物史观”，治史者又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宏观理论指导下派生出治史方法，可概括为思辨法（辩证）、考据法、实证法、推论法、计量法、比较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等等。毋庸置疑，契丹史学必须用唯物史观来统帅，在研究中交叉运用上列研究方法。在契丹史迹的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史学研究法，更要注重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种方法。

鉴于当前契丹辽文化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应当创建契丹学学科，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契丹学理论。

第一，应该深入研究契丹学术史。应对一个多世纪一代又一代学者为之努力研究的成果进行综合性梳理、归纳、评述并升华到理论层面。从理论上划分研究阶段，归纳阶段性特征。对每一研究领域要有系统的理论性分析。契丹学者必须认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之间的关系，探讨契丹学形成发展的逻辑演进，研究其逻辑推进的轨迹，从理论上揭示契丹学的发展规律，这是契丹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二，研究理清契丹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联以及与其周边地域特色的学科，契丹学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大体来说它是由以契丹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历史学、以契丹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契丹文献学、以契丹史迹（文物）为研究对象的契丹考古学、以契丹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契丹语文学、以契丹地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地理学以及以契丹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学理论等分支学科以不同的方式和层次结构而成的学科整体。各分支学科之间绝不是平行的，而是纵横交叉的。同时要注意契丹学与相近学科的密切联系，如蒙古学、西夏学、敦煌学等学科，充分吸收成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契丹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契丹学的学术规范、学术评论、学风与文风。在学术界，文学评论、文艺评议异常活跃，史学评论则相形见绌，具体到契丹辽史研究的评论少之又少。“学术工作者花上一段时间写成和出版了论著，理应得到同行的回应和反响。出版并不是学问成果的终结而是开始，而评论除了在赏识作者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外，更应该加以学术性的衡量，或与同类著作相比，以便读者明白书中内容的重要和价值。放眼世界，任何取得成就的学术领域中，必有其评论传统，具发扬和监察学术的作用。”[1]当前契丹辽史学界每年论著数以百计，其质量良莠不齐，因此公正的学术评论，运用舆论规范和监察契丹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已提上日程。当然学风与文风，治学严谨，特别是“严谨”二字是学者的学术生命，也是契丹学者应当注意的。

第四，契丹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即方法论研究是契丹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从史学这个角度说，中国史学界一贯是重史实而轻理论，这是西方学术界早就看到的一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就是没有多大的改进，就契丹辽史研究领域来说，回首一个多世纪契丹辽史的研究，理论性的论著几乎是空白。这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契丹辽史研究的发展。因此，创建契丹学就是要适应学术界对理论研究的要求，加大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重视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众所周知，契丹辽文化研究中已包含有历史、考古、宗教、艺术、科技等众多学科的资料。研究者要开阔眼界，把不同学科中相互关联的资料做综合分析，虽然难度很大，却是我们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五，契丹帝国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自古即是“华戎交汇之地”，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东部枢纽，所含内容中，中外文化交流是其重要内容。其语言文字在古代阿尔泰语系中亦颇具典型。其政治文化的风流所及波及东北亚、中西亚甚至欧洲的广大地区。正因为此，引起了国外学者对契丹历史文化的关注。上个世纪以来，很多外国学者在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上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要推动新时期契丹学的深入研究，开展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经过一个多世纪，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各种层次的研究机构不断出现，出现了一大批体现学科体系的论著，已经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学科意义的契丹学已经形成。

第8篇：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

后现代主义攻击史学的主要对象是历史编撰学（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及其他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概念，尽管及至目前国内对于后现代主义采取坐观的态度，但是其众多观点却已经实实在在地呈现于我们的面前，令我们不得不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因此在西方的历史哲学界里，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倾向于认为历史是不客观的，像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著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出版即成为最重要的后现代史学理论作品之一。他们指出：只有在海登·怀特的著作《元史学》出版之后，语言的、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才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1]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正统历史学家为了反驳后现代主义，或者采取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那种认为历史学与历史真相之间是老调重弹的冷处理策略；或者采取如克里斯多佛·诺理斯（Christopher Norris）和嘉伯瑞尔·施比格尔(Gabrielle Spiegel)那种既接受其一些理论与观点，又在关键问题上指出历史学的特别之处，尤其是强调历史叙述与文学想象之间的不同。[2]事实上，对后现代主义作出回应的中方历史学家或者追随前者或者追随后者对其进行批判，但皆没有以中国的眼光和视域去作出自己的评判，而是做一些考据式的工作。[3]其实一方面反对“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又反对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倡导的“东方主义”，站在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ered）的立场上（这无疑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有益的成果）来揭橥传统历史的缺陷就成为一种正确的态度。由于怀特式的“文史合一论”颇能让人想起中国传统所谓“文史不分家”来，这或许是中国史学几千年来发展传统能够超越西方史学的“一线天”。本文试着以此思路来讨论历史自我遗失这个哲学个案，希能得到有益的成果。

一、

历史自我遗失的后现代诠释

著名史学家王杰在其《中国的历史哲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文中指出：我国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的研究较之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不但起步晚，而且几乎还是一块未加开垦的处女地。这种现状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很不相称的，为此笔者认为，在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深化研究中，应给予中国历史哲学理论以应有的地位，加强对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构筑中国历史哲学理论大厦。[4]其实，研究古代历史思想史固然重要，而能够在融合西方汲取传统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建立自己原创性的历史哲学思想，在世界人文科学的理论园地中争得一席之地则更见重要，这也符合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要求。

就笔者现有的眼光看来，在兼容传统与外来文化的思想中开拓创新的典范的有像李泽厚[5]等，就文章主旨而言，本文主要就葛兆光的《思想史：既做加法又做减法》[6]略作介绍。严格地说，葛先生的这篇文章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但因《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的选编，再则思想与哲学本是相通的，因此其观点能得到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借鉴和认同。有鉴于此，我们主要讨论他所提出的“减法思想史”何以可能的内在理路。以此为文本，来揭示后现代主义的所谓批判也可以通过传统的方法得到。葛先生是如此来总结该文的：

“其实，文献中间也有很多被遗弃的边角资料，之所以被遗弃是因为它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置在历史历史叙述的某个部位，就像《世说》里所说暂时无用的‘锯木屑’和‘竹厚头’。过去我们的历史观念已经先在地设定了什么是应当叙述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那些被判定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在以某种价值来设计框架的历史章节中，是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的，就是有人想把它写进去，也不知道写在哪里为好。”

这种遗失带来的问题不仅使很多东西无法重新恢复，而且还带走了很多文化背后的观念性内容，纵使这种思想或知识曾经是那么合情合理甚至是很神圣的思想语境。在这里，葛先生已经在思想的层面上指明了历史叙述与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实质上，对待后现代主义正确的态度不是采取回避，而应采取必要的回应。

其实减去的思想正是历史学与历史真相之间隔离的连接物，这在怀特的“文史合一论”中固然被抽象地认为是想象不到的材料，然而在其它著述者的理解中恰是叙述霸权的边角料，其代表人物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叙述霸权在福柯那里被认作“知识就是权力”。追溯历史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宣布“上帝死了”，清算了信仰、真理的可靠性，批判了历史进步观念和科学理性；其后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直接消弭主客体之间的绝对区别，摧毁了西方哲学的基础，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理论前提。海德格尔发现了哲学的东方转向，据说海氏在晚年还对老子的《道德经》充满向往。同时，福柯的思想明显受到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语言解构主义的启发。既然人们能通过语言相互沟通，因此必然有一种人所共认的、超验的理性存在，如“理念”、“物质”、“世界精神”、“上帝”等。通过德里达的“解构”，这些所谓普遍概念丧失了普遍性，因为语言本身是复杂多变的。[7]福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这些所谓的普遍概念体现了权力的延伸。因为他认为思想本是人们头脑的产物，应当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但是由于这些概念被视为真理，因此它们从原来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一跃而成为衡量知识的标准，即使得知识转化成了权力。在福柯看来，史学的任务就是绕过这种权力，以揭示真理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指应将历史置于某种背景中去考察）。马克思主义承认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但是其相信某些普遍性的东西却是福柯所反对的。这种差距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的结果，其实马克思本人也曾指出：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8]福柯正是在主体层面上（其实一定程度上已被海德格尔模糊了）从语言的角度出发，用历史的方法阐述了理性主义的危害。他不认为历史的所谓统一性与一致性、历史发展的模式和规律是理所当然的，相反注重人类过去的不连贯性、个别性与地方性。换言之：他不相信历史中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和“大写历史”(History)，甚至想根本摒弃大写历史的名谓，将之称为“系谱学”(Genealogy)或“知识考古学”(Knowledge archaeology)。如众所知，考古发现是断断续续地不连续的过程，因此在福柯看来其目的无非是希望人们取消对历史原来所抱有的忠诚态度——以为用历史能够揭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可见，他所指称的“系谱学”一词则是在其知识考古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系谱学”内涵的进一步了解，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待：其一，为脱离历史写作的“目的论”企图，认为现在与过去的任何时候一样，没有特殊的地位。这恰如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等文化形态史家所指出的一样，历史作为文化或文明都具有同等价值，属于同一时代的。[9]因而，他的系谱学也是开放性的，不存在明显的开始也不希图明确的未来或结尾；其二，为使其观点能够避免包容一切，不断延续及合理性，认为“系谱学”代替“历史”的优点在于地方性、断裂性、不合理性及不系统性；其三，为防止使得历史成为一种权力欺压另一种权力的工具，认为“系谱学”应不含任何价值判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就像编年史一样将过去平白无故的呈现出来。编年史，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各有表现力的……甚至历史也会变成我们现在倾向于把它当作编年史去读的东西。[10]福柯的三部名作恰是这种理论的结果，[11]但是认为其其作品真的就不含价值判断则显失正确。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历史自我遗失的原因在于那些被减去的思想处于知识权力之外，即史学集权化（totalizing）和宰制性（dominating）的结果。这样我们已经在理论层面上熟悉了历史自我遗失的后现代解释，继而我们试着从资讯层面上（即实际的层面，平常所说的信息的层面）来看看后现代的观点。一般说来，一种文化的背后总有一种历史观相扶携，而文化又常常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让·布希亚（Jean Bandrillard）是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家，他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新的现象有着系统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他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社会、文化象征的交换已经取代了产品的交换，现在人们所谓的交换，其目的不是为了生产，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当代社会资讯业蓬勃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和结构，特别是资讯（message）传递的重要性已经有一种替代生产重要性的趋势。遍地的电脑化、资讯的处理与分送、媒体的发达及电信网络的普及等现象，使他确信只有采用“内爆”（ implosion ）和“拟象”（simulation）等来形容。这样，“符号”（signs）成了人们生活关键的一部分，甚至于像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rrirer ）这样的理论家认为“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12]布希亚也取得了类似的结论：现象与“拟象”之间的区别由于资讯的大量涌现已经被“内爆”了，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样产生的结果是人们无法认识自己周围的环境并洞悉它的意蕴。的确，资讯社会所带来的历史感的消失，已经使人们无法厘清历史演变的脉络。人们越来越感到一切都是在重复，没有新意，从而丧失了对未来的期待。[13]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感的消失导致历史中的许多东西被湮没在正统历史记录之外。

当代社会的快速变化表现在资讯和知识在电脑网络上的快速流动，就像当代音乐发展一样，摇滚乐、周杰伦为代表的流行音乐等音乐流派，不再遵循音乐本身的节奏，而是变得很快，让人沉醉在巨大的音流中，被它吸引和融化，这里每个事件都获得一种相对的独立性，不再按照原来的时间顺序。人们对于“暂时性”（temporality）充满期待，而对于时间及关于现代历史哲学“后设叙述”的历史的终点则弃之不顾。

这种现象在阅读中表现为“读图时代”的到来，拟想得到“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结局固然不能得到，反而宰制了人们的思维，使得所有的读图者形成整齐划一的印象。其实这种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的确丢失了很多的东西，就思想而言，失落的世界也许比存在的世界更为丰富，更为精彩。在此之前的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人只能以自身或其亲属朋友为主要传播媒介，这种交流及其有效性最大限度地被局限于交流双方所能接触的范围之内，因此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一方面是营造特定的社群和社区共享的情感空间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使其结果能够更有效地被对方认同并转化为行动的过程。然而，当今世界以跨国传媒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借助报纸、影视、广播和网络，使脱离自身的超距传播已经渐渐成为人类知识、信息、经验、感受传播与交流的主渠道。这一改变的结果是“知识因其具备地方性而拥有价值的传统格局遭到致命破坏，基于人际直接交往的可能性与频率，以地域区隔为屏障保证某个空间的公众拥有同样的知识和经验，因而能够分享同一种价值的历史已经彻底终结。”技术的发展与此超距传播能力的迅速提高，反过来刺激传媒企业无休止扩张欲望的急剧膨胀。而这些媒体抱着获得更多传播空间，增大传播与接受的有效性的目的，必然而且只能传递那些具有普世性的资讯。这就使得很多地区性的资讯被脱离于人们的视域之外。[14]

后现论家所发现的资讯时代因为历史感丢失问题导致的历史自我遗失与媒体统一强权下的丢失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虚无主义的丢失；而后者是在统一视域外的思想，更符合历史自我遗失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后者的遗失已经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后现论家所说的历史的不可存在性，因为媒体强权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缺陷。转贴于 二、

后现代史学的反思与批判

不能说某种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因此对于理论采取陈陈相因的态度固然不对，然而采取一概否定的虚无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对后现代史学思潮，亦应抱着科学的态度去认识其价值，批判其糟粕。

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具体论断几乎能在近年来出版的任何一本介绍西方史学史或者西方史学理论中找到相关论述，这里就只需要它的特点就够了，因为后现代主义最反对给事物以统一的结论。波普尔（Karl Poper）虽然不是后现代史家，但其论断恰是说明了这种情况：“总之，不可能有‘像它所曾的确发生过的’那种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并没有一种对解释的最后定论；每一代人都有权构造他们自己的解释。”[15]

伯考佛（Robert Berkhofer）将后现代主义向历史学发出的挑战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脱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脱神秘化（de-mysterifietion）、脱等级化（dehierarchization）、脱文献主义（dereferentialism）、脱结构即解构（deconstruction ）。[16]正如前面所说的，主客体之间的对立由语言及其推论而出的实践所打通，因而作为历史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认识呈现在面前的史料，而应该努力深入到语言背后的意义。更进一步的学者则强调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所以怀疑史料的真实性，这样一来，历史认识的信仰和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也应受到质疑。作为惩戒奸恶的史家职业也备受责难，终于有“作者已死”的慨叹。[17]这里先对解构作一点说明，因为它是引导海登·怀特走向“史学即文学”精神的理论之源。

德里达在颠覆西方一直以来的口语凌驾于书面语的传统，认为虽然口语在场（presence）而且现时（present），但是不能准确地传达资讯。解构是一种证明方式，“即对立的双方相互需要创造一个完成或完整的幻觉，以掩盖对立的真实性。在那里，对立的每一方都已经隐含在另一方中并由另一方的展开而暗示出来——在一方的展开中，而在两方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可理解性或互补性。”“解构”意味着对符号的统一性、自我在场的主语、语言与存在的同一性等等的一种批判。[18]他在《论文字学》中有一名言：文本之外一无所有（I1 n’ya pas de horstexte）。历史应作为文本来解释，因而反对把范畴自然化、本质化和统一化的做法，消解了自启蒙以来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的历史观。“解构”不单单是对“结构”的否定，而是通过对“结构”的接受和侵犯的“两义性”操作，揭示一个“总体”是怎样被“结构”的，因此“解构”既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19]所以，“解构”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即推倒以重建是也。

后现论对史学造成最大伤害的莫甚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在该书中，他认为历史和小说之间没有界限，也就是“文史合一”，这与中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是有联系又是有区别的，他们都强调两者的联系，但是后者强调文史互参，而前者根本取消两者之间的差距。怀特从历史哲学出发，寻找一种能够解释包括历史叙述在内的任何叙述作品的一般叙述理论，标志着他实现了西方历史哲学由认识论向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变革。认识论哲学对于历史编撰学中话语与虚构的关系是这样认为的：历史的内容是追求客观，历史的叙述语言是客观内容的反映；相反虚构的内容则是主观臆造的，它并没有明确的所指。作为上承德里达、巴特尔等思想的怀特自然就抹掉了历史的话语与虚构的话语，因而他认为历史与文学是同一的，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是一样的。历史性被当作比喻来把握，因为任何想象它，概念地表现它，以及根据同一性和非矛盾逻辑来整合它的尝试都可能导致不规则状态。比喻性真实的话语，在其部分中却是字面上真实的话语。比喻被当作一种适合表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工具加以拯救，这种关系是历史与自然性相统一的。[20]

对于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批判是不得不完成的一项工作：因为任何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允许将历史打入到文学的园地中去。不管怎么说，冯梦龙的小说永远只是小说，尽管像黄仁宇曾用来分析明朝的商业情况。总起来说，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有三大冲击：一是否定启蒙运动以来基于观察及归纳的科学方法；二是主张真理及知识的相对性，不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三是怀疑外在于人的历史的存在。试从几个方面作一些批判：

1、关于归纳科学方法的问题。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逻辑学传统一直萦绕在西方的哲学思维中，至少在黑格尔思辨哲学形成之前如此。作为推崇科学的归纳方法的培根从经验主义出发，以观察和实验来嬴得科学性的方法使其后的科学家深信不已。其实值得后现代主义者诟病的无非就是充足理由律的陷阱，这早在康德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的确，设有一千条理由支持某个结论，但是往往第一千零一条理由推翻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如果认为这种逻辑证明方法是错误的，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要取消它，则意味着人类的停滞不前，因为截止目前尚无一定试错的办法来对待历史的趋真性。人类的进步就像“摸着石头过河”，在一次次地试错之后走向成功，正如波普所言：我可能错，你可能对，结果是我们都更加接近了真理。[21]当然，他们对于传统的冲击无疑认为是一次伟大的创新，恰恰相反，作为思维的归纳仍然是合理的，真理可能失效，但趋真性是客观必然的。尽管他们否定了普遍性意义上的历史的真理，但他们肯定的却是偶然性的历史。可以直接地说，这种观点无非是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历史哲学家认为历史的真理不是通过不断重复，而是由个别事件来形成的思想的极端化而已。

2、关于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应该说，后现论家从语言的角度来解构历史编撰学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以此为突破口进入到历史的内部并进而否认历史的真理性则是有点隔靴抓痒、刻舟求剑了。在能指与所指的范畴中，我们应该弄明白“无法指”与“无所指”是有截然区别的。他们认为语言的模糊性使得沟通和宣传成为一种奢侈，因为双方不可能完全明白，这只是“无法指”。以此为基础，认为史料作为文本是不可识的，当然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过去的历史作为一种存在，在康德看来固然可以认为作为彼岸世界是不可认识的，但知性所建构的历史，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史料。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我们比起几十年前的人甚至于百年前的人的历史知识来说，无疑是丰富得多了。毕竟知识是累积而且逐渐扩大的，对于以往知识错误的认知也有了更多的反省。像在历史史料的真实性的追求方面，中国的历史哲学理论专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比如何兆武关于历史学Ⅰ（对史实和史料的认识，这在人们认识一致时可以是客观的和不变的）与历史学Ⅱ（对上一层次的理解和诠释，这是随着人们的思想变化而改变的）两个层次的区分，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包括了三个层次的问题：“对历史事实的认定是不是一种科学；对历史规律的概括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对历史的理解和评价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22]

3、知识就是权力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史家从语言的解构出发，论述能够沟通的语词必然会导致语言的宰制，从而产生“知识即是权力”的后果。并进而要求史家在撰述历史作品的时候，能够多考虑其中非理性的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发生作用，比如疯狂、监狱和性欲等。在现代历史的编撰中，日常史、微观史、性史、心理史和乡村史、边缘社群史就颇为流行，但是正如有些人所说的，这只是叙述的又一次复兴和螺旋式上升而已。完全以后现代眼光来指摘传统史学，恰恰走进这样的悖论“要求人家价值中立本身就不是价值中立”，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要求人家抛弃理性走向非理性，从普遍走向特殊一般，从中心走向边缘，岂非又是一种变相的“知识权力”。历史认识的发展固然可以对历史编撰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代替不了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因此，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历史编撰提出新的方法论启示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除了清楚史料的性质及限度外，对于史家本身可能有的偏见，以及史家所透过语言本身的限度的了解，使我们不只在处理史料时更为慎重，也在研究过程中以及呈现研究成果时，更能注意到许多以前未曾察觉到的盲点。”[23]如葛兆光所指的追寻历史中失落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尽管其或许未曾有意识的运用后现代的史学方法。

4、历史追求的问题。自新康德主义者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宣布历史作为人文科学一分子起：历史作为对意义追求的本质就开始受到重视，至今已成为历史存在的基本取向。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盖尔勒（Clifford Geertz）写道：“我和马克斯·韦伯一道相信，人是被悬挂在他亲自所织就的意义之网上的一种动物，我把文化当作是这一类的网，并且因此之故，我就把对文化的分析不当作是一种寻求无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追求意义的解释科学。”[24]或是出于同样的召唤，诠释学代表人物迦达默尔等为历史科学的诠释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史料从事语言考据的工作确实可以发见事实，但是此外要进一步构造出一份历史叙述，在怀特看来则要取决于审美和伦理的而非科学的考虑了。[25]人文科学中所谓“意义”比一般“含义”的意义来说多具备了以下五个特征：“意义”指的是非实在的精神境界；是人超越动物界实现人性升华的需要，体现无限性的价值取向；“意义”对终极价值目的的追问，超越了自我意识；“意义”是涵义的人格化，是对动物性的生存状态的超越；“意义”的整体境界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超出了逻辑概念，呈现为审美的或伦理的直观。“意义”是存在（Sein）的意义，尽管它由人（Dasein）揭示并使人（Dasein）成其为“人”（Dasein），但意义不囿于人（Dasein）。[26]所以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历史是属于人文科学（Humanties）而不属于社会科学，这特别受到新康德主义者的青睐。

总之，对于传统史学（尤其是历史编撰学）萧规曹随，必然难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窠臼，面对后现代史学理论冲击，我们更应该在扬弃中创新，这样才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恰如利奥塔尔在《后现代》中说：“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这样理解之后，后现代主义就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坚持的彻底的批判态度，使他们的思想最终不得不走近或走向马克思主义。[27] 三、走向未来的中国历史哲学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史学典籍浩如烟海，非任何其它国家可堪比拟，在漫长的古代拥有极为丰富的历史学，但“对于历史本质的认识，确立历史活动的普遍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确认历史发展阶段性及历史规律的认识，多数情况下仍然局限于假象本质这一范畴之内。对于历史本质从新角度、用新方法作新的探索，开始于欧洲近代。”[28]主要是以维柯与伏尔泰的工作为兆始。

一直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其中一个性格是重经验重感性而缺乏思辩与理性，当然这只是说对了部分，尤其在历史学更是如此。像班固、司马光等史家虽然在哲学方面没有专门的论述，但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明确的，秉承孔子以来的直笔思想，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态度，确有新颖见解，在史学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历代的史学理论，其最著名者当推“三通”，即刘知几的《史通》、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如章氏之作在20世纪以来一直备受学界的关注，被称为是集中国史学理论之大成，同时又跻身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行列。梁启超曾言：“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29]

章氏提出“六经皆史”，开拓一时新风，第一次系统地指明六经乃史之一部。古谓文以载道，实史以载道（文史不分家此其一，六经皆史此其二）。这正如上一部分已经指明的那样，历史以追求意义或价值为鹄的。其虽以一“道”字概括之，实蕴含了真善美三境界。李泽厚认为历史在以美启真，强调历史发展中的情感本体，继而认为中国文化为乐感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作为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也是可知的，是合乎一定的逻辑和发展规律的，即螺旋式上升的；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历史是一门追求意义的关于某种善为先的三境界的学科，是道德伦理说教的学科。众所周知，中国之史的精神全集于儒学的发展，无不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圭臬。儒家真谛如忧患意识、入世传统等皆贯穿于中国史的撰写中，故作史以惩奸恶。古代的君王啥都不怕，独怕笔削之功，可见史学的教化作用何等强大，而此一切皆本于史学的宣传作用，主要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起到的宣传作用，或以史为鉴，或惩奸助善。

尽管古代中国史学发展未见波澜，在其思想领域却常有争论，有些甚至并不比西方历史哲学的差，如关于训诂与义理之争，颇有后现代之气象。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其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能其道，必以渐。”认为要通“道”，非借径于训诂考证不可（有似于研究历史要从语言背景着手一样）；事实上，训诂本身有种种层次，若等训诂解决完了，才决定义理是非，则义理永难求得。对于“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在方法论层次上的谬误，已有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予以有力的反驳。[30]

因此，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有必要与中国古代历史学相结合。我们既不应对丰富的史学遗产夜郎自大，亦不应妄自菲薄。季羡林主编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论丛》就曾主张向东方的回归，而史学发展的迹象特别是关于主客二元对立得以取消的观点，的确是向中国思想主要是天人合一思想发展的良好契机（至少在方法论上如此）。看来，中国的史学理论家要走的路虽然很远，但是越来越宽了。

注释：

[1] 转引自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253.

[2][7][23]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149-150.35.253.

[3] 何兆武.序言[A].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网络同名查询可得.

[5]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

另看参看韩震、刘沛、张耕华、何兆武、陈启能、姜义华、张广智等人的作品。

[6] 杨念群等.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A].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A].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15] 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3.104.248.

[10] 贝克戴托·克罗齐(意).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0.

[11] 三部著作指的是:

福柯(法).刘北成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3.

福柯(法).刘北成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三联书店，2003.

福柯(法).李银河译.性史[M].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

第9篇：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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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将历史学科同政治、语文、地理等学科的复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渗透，相互迁移。如思想政治课中所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有助于孩子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孩子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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