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思想文化论文范文

一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

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

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3]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第2篇：思想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从毛泽东的文化观入手，分析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指出了繁荣我国当代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思想文化建设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随着时代的逐步发展，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内容。如果能够在文化这个关键因素上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先进性，就能够站在时展的最前沿，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

从文化的发展历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历程来看，毛泽东同志的文化思想包含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外来思想的精华。所以无论是从文化的先进性革命的角度分析，还是从文化的基本意义着手，其思想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都存在显著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现代文化建设

我党的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统一起来辩证分析，对文化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分析和界定。他曾提出：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体现，同时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又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和政治，是为一定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毛泽东对文化这一本质的剖析，告诉我们经济影响和决定着文化的走向，同时政治也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文化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其对政治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反作用力。所以新文化是为新经济和新政治服务的，而且必须做好辅助工作，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是不够的，文化是经济和政治持续发展和巩固的坚实后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者应该辩证同步发展，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论断，并且根据这一结论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发展路线、方针和政策，由此也引发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初期的翻天巨变。国民的封闭观念逐步受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国家也朝着改革开放的良好态势稳步发展；原有的旧的经济体制被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新型经济体制取代；现代民主政治获得有效发展，市场经济欣欣向荣。这种巨大的观念变化导致了巨大的综合国力的发展。但是，随着这种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步伐，不协调的现象由此显现，所以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借鉴前人经验，紧紧围绕我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发展而发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新文化能够有效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2 毛泽东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文化和经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物的总称。经济是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表现为某种特定的政治形态；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终极反映，它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推进过程。文化不仅反映某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现状，而且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对其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文化如果运用得当，则能够更好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并且这种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日趋凸显。毛泽东同志曾在1949年9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语言：伴随我国现代经济建设黄金时期的到来，我国将会带来一个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中国以往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即将远去，转而将会以一个具有高度先进文化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那个时代已经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事业放到了一个高度的位置，并且将其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一项重要内容。

3 毛泽东新中国时期的文化方针

毛泽东的文化方针简单总结起来主要是两点：其一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二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在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党文化与科学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的，新中国百事待兴，旧的文化封闭和限制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国家需要文化的繁荣和进步，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其提出该方针的目的可想而知，是要为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科学、繁荣艺术制定出一个总的指导原则。

接下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里面又提出了我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文化方针，毛泽东同志这一方针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得到了坚持和贯彻，它符合我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劳动特点，同时又具有科学、民主的双重性质，代表了精神文明生产的基本规律。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也告诉了我们：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沟通、渗透、碰撞能够让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得到长足的发展，所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逐步推进，这种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重要。

在中外古今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则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区别对待的，这种方式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到：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创造了很多灿烂的中华文敏。认真梳理这些古代文化历程，提出其封建糟粕，吸取其民主科学精华，是发展新文化的必须手段。这代表了毛泽东同志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和态度。对于外来文化，毛泽东是这样看待的：外来文化有其借鉴价值，我们应该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以作为补充，这种工作以前做的很不够，在以后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地对待，而应该科学的取舍。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我们都应该做到：不断进行总结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态度。如果说要建设中国文化事业，我们首先就应该以中国传统的优秀的古典文化为基础和根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探索和推陈出新，才能更好地促进现代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古为今用”这个词来进行诠释。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所以中国的民族文化必须与国外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并且在交流过程中有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以求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用另一句话来诠释即为：洋为中用。毛泽东同志用辩证的思维审视了中外古今的各种文化和思想，他主张我国吸收西方的进步思想，但同时摒弃西方带有殖民特色的腐朽文化；主张传承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秀成果，但又反对带有封建色彩的落后文化。毛泽东思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5).

第3篇：思想文化论文范文

(一)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建设的相同点

(1)目的相同。企业文化建设的直接目的是通过企业核心价值理念、应用价值价值及各类仪式、符号的提炼、宣贯和践行，培育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向心力，塑造统一有序的企业形象，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引导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树立良好的道德情操和职业操守，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培育爱国爱家、爱岗敬业的员工队伍，最终达到提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精神文明双发展的目的。因此，加强企业和思想政治建设，用价值观统一思想意识，增强团队凝聚力，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是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建设的共同目的。

(2)性质相同。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同为企业发展的软实力，同为意识形态范畴，必须依靠企业的管理层自上而下的推广和践行。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思想政治建设都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员工思想朝着正确积极的方向发展。中国的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它必然受社会主义思想原则、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指导，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建设中国特色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建设在性质上一致的，两者都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企业发展服务。

(3)途径相通。企业文化理论体系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发挥作用才能去的切实的效果。企业文化建设的载体多种多样，主要通过各类讲座、活动、宣传标语及各类书籍、座谈等的熏陶。思想政治建设经常采取的一些途径，如对进行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社会主义道德法制教育、创建学习型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等，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同样适用。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建设的不同点

(1)范畴不同。企业文化是兴起并繁荣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管理理论，它通过培育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理念、行为导向和准则，对员工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在本质上是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思想政治建设则属于政治理论教育范畴，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想政治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依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有组织、有意识的教育，使广大党员职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属于政治工作范畴。

(2)内涵不同。企业文化依据企业自身特点及发展历程，提炼出为企业员工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和处事标准，具有企业自身鲜明的形象。不同企业之间，因自身情况不同，企业文化也不尽相同。思想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是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依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员干部和企业员工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基本理论、精神文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群众路线等方面的教育，同时对员工在企业具体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认识、情绪行为等问题进行疏通引导和有效化解，具有较强的社会共性特征。企业文化是适合不同企业实际情况需要而形成的，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企业。而广义上的思想政治建设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适用于不同企业。

二、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建设的结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建设作为现在企业管理的手段和企业软实力的体现，具有许多的相通的之、处，但也有许多的不同。只有在企业发展中，抓住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建设的精神实质，实现二者的有机结结合，才能促进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建设的双发展。

(一)借助企业文化推动思想政治建设。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企业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能够促进企业员工核心价值理念的统一，形成核心竞争力。要把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点工作常抓不懈。通过企业文化的辐射和渗透作用，把党的理想信念融化到每个员工的血液中。同时，随着企业的发展进步，员工不再把企业看作单纯谋生的劳动场所，而是需要企业具有多功能性。企业文化倡导的企业精神、构筑的企业愿景，使员工看到了企业发展的希望，不仅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而且在倡导企业道德、规范员工行为中，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平台。

第4篇：思想文化论文范文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学术反思的结晶，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即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自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化价值选择和构建过程中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是在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一种主体意识和心态，是人的自觉、理性的自觉、行为和责任的自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作为理论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授教过程，也是作为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和内化过程。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就是“在培养人的实践活动中以文化的内容、文化的形态、文化的方式、文化的方法促进人的文化选择的传承、创新，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因此，文化自觉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文化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功能的实现形式，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也保证了文化自觉的实现。在目前多元文化的态势下，以文化自觉的科学态度对待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新问题新挑战，正确认识和评价本民族文化，辩证对待外来文化，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可性、接受性和自信性，也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涵之一。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必要性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是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

“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实现自觉和自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文化扬弃的客观与科学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血脉，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历史的坐标中，传统文化的作用是不能被诋毁和贬低的，轻率地否认传统文化，实则意味着莽撞地割裂自身文化血脉，以及文化“无根”现象的产生。当社会出现文化“无根”现象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文化自信的不足、文化凝聚力的消解，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合理继承、勇于创新是文化自觉的本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原则，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整合，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创新发展，从而提升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真正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二）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积极回应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属性，需要以文化为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是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径，是文化产业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困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大创新。当前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多元文化并存态势越来越明显，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较以前发生了剧烈变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主要还是通过课堂教学来进行的，不少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往往采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方面的知识与技术，表面化和浅显化地临时解决问题，即使运用传统文化为依托，也停留在“机械融合”或“单纯说教”式的传输层面，没有深入考察传统文化的实质内涵、时代背景、阶级立场等因素，使得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和渗透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淡化了学生民族情感与原有的传统文化的重要应用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要真正发挥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关键是要具有文化自觉意识，探索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结合的最佳机制。

（三）有助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质精神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就是因为它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深深扎根，就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其生长点和结合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磨合、结合直到整合、融合。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马克思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正确地认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寻求两者实现融合互动发展的最佳机制，也是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核心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大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质精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根植于大学生内在的传统文化精神基因中，把握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

（四）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厚的资源支撑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固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资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对集体、民族、国家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意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的意志品质；“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传递了一种普遍的生命意识，有利于学生生态伦理意识的培养；“仁者爱人、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有利于学生形成相互尊重、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修身为本、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有助于克服学生道德观念薄弱、道德实践不足等道德行为问题。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若干重点和热点问题，都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宝库中找到价值资源。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可行性

（一）目标的类同性

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个人与家族、国家、社会的良好组织关系，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人，即“以文化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教育人、培养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其最本质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启发人的自觉性，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性。两者的指向都是人，两者的核心都是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功能的互补性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偏重于说教和灌输，主要还是在于它的德育功能特别是意识形态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含有人文内容，但是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性，使得其人文精神受到遮蔽。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精神追求，强调道德内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人去理解自然、社会、思维具有一种清晰的逻辑架构，这种架构具有逻辑层次上的说服力，体现了思维的深刻性。一旦将这种逻辑架构运用于课堂，易于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其效果明显不同于纯粹的思想政治教育说教。

（三）思想情感上的亲缘性

“传统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爱国主义为重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从而培育学生对个人身份的认同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的教育过程，这种教育需要大家有共同的根。而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认同是大学生形成民族共识的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融入传统文化，能够提升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程度，能够在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下完成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任务。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理性审视

过去的十余年，一些高校在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一些探索和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在二者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并且两者结合的程度处于低级的初级阶段，二者之间融合运行的效率较低，运行水平较弱，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都造成了一定的滞后影响。要真正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必须深入探究两者结合的关键点，考量影响二者契合的主要因素，建立两者融合的最佳视野模式。

（一）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释，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但是，高校中普遍存在着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困境和认同危机，这也与我国高校教育整体缺乏人文气息有关。人文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在高等教育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在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挥上缺少应有的规模和成就，这也是阻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提高的重要因素。鉴于此，一方面，在把握精髓的前提下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传统文化教育绝不是仅仅停留在让学生熟记古诗美文的层面，而是将传统文化放在新时代新语境下重新阐释，需要把传统文化思想精髓集中整理，加以分类，以新颖的、更为简洁的内容形式，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从而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将传统文化资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有效整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中，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当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以及社会理想目标上都有贯通之处，可以成为有机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中华文明活的灵魂。”最后，注重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破解结合起来。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仅仅持有“拿来主义”的态度来借用或移植传统文化，势必难以发挥良好的教育效果。要善于运用传统文化智慧剖析社会现实，引导学生走出伦理师范、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现实困境，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二）坚持传承与创新，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张力

传承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创新的结果是基于传承。坚持文化传承和创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觉的本质，面对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盲目随从，而是要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和对国外文化“扬弃”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选择，并且进行文化创新，而这个过程正是文化自觉的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首先是传承文化。必须引导学生科学全面地认识传统文化，去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提高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自豪感。其次是创新文化。“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响现实的同时，也在新时代氛围中发生蜕变，实现转型获得新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要求，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再者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优秀文化的有机结合，借鉴国外文化创新的有益成果，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中西方融合的视域中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发展。

（三）坚持先进文化引领，正确把握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价值就在于弘扬和维护主流形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还要正确处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意蕴和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的关系。既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地演变成传统文化的普及，也不能仅仅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简化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或注脚，而是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文化使命的有机统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的主流文化，也是我们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先进文化。只有用先进文化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未来发展的走向和价值所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它体现了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定和目标取向，思想政治教育弘扬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就在于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因此，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精神导向，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和尊重多元文化，正确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并把认同升华为信仰，把信仰外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实际行动。

（四）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方式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性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而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掘人创造文化的潜能。学生既是文化的接受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这就要求在两者融合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练出贴近学生成长成才实际需要的一系列教育主题，主题的选取既要兼顾学生的心理、交往、发展等人格升华，又应涵盖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考量。其次，教育者不应仅仅充当知识传输的“中介”，而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增进平等交流，善于和学生探讨解决问题。这也要求教育者不断增强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涵养，才能更好地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任务。再次，要积极创新两者融合的方式。适当的方式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载体，也是链接教育主客体的纽带和桥梁。除了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主渠道，积极渗透传统文化的教育内容以外，还要善于运用选修课、社团活动、名师讲座、学术沙龙、网络德育等新方式新载体，以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

（五）回归实践，锻造学生文化创新能力

第5篇：思想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及其著作《(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事件，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有重大影响。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涉及党的执政方式、知识分子的定位、学术属性与价值、宗派斗争、思想改造方式等问题。

一、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历史动因

(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中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以为首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外交上“一边倒”政策，共同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与信仰使新中国得以在国际上迅速打开局面。随着对外政策的顺利推行，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改革也开始进行。但应该看到的是，新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的“新月型”包围之中，尖锐的社会对立，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都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955年3月1日《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阻碍。”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思想上仍很混乱，受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群体仍较多，马克思主义文化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文化斗争，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面临着反动阶级的围剿，在其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一条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由于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党把阶级斗争、劳动阶级的利益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其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是党在实践中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初步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胜利了的革命政党，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并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坚持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格，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清除与其相对立或不相适应的思想成分。

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开展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的思想文化批判中，知识分子成了主要批判对象。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都是对作品本身所带有的知识分子倾向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更是对胡风本人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众所周知，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早期中共领导认为，知识分子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即宣传革命、发动革命和领导革命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排斥和不信任态度。使党内本能地认为知识分子不具备革命性的片面认识，发展成为“整个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这些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的结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人才缺乏，特别是文化教育领域，使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日趋实际。主持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指出:“知识分子不应该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益其所属的阶级决定。”中国革命胜利后，“大知识分子”多分布于大城市，其心目中一直有着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于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有警戒、疑虑、观望，甚至敌视。纵观解放前的二十多年，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固然与知识分子自身的两面性和阶级性有重要关系，但同时也与党的斗争方式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性质的知识分子如何相处，虽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怎样处理知识分子内部的学术争论，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则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很容易使有些批判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建国之初，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大约在20万到30万之间，作为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于看到的或接触到的一些事件，具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党提出的一些政策与主张也难免不能理解，其自身仍有一些旧思想，并把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带人到新社会之中。例如，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亲英美思想，个人主义和“超阶级”、“超政治”思想，理论与实践脱离，只重本本的思想等等。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自然也是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原因之一。

三、领袖的个人因素对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作为党的领袖和人民的领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对于知识分子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他曾指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历史上的革新者是受教育者而非教育者”。的上述言论虽然是特定条件下说的，而且有特定的涵义，但其一旦超越了时空界限，则必将产生不同的后果。的政治性格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有着巨大的联系，经历了长达22年的革命斗争，使其对于阶级分析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外仍然存在着反动势力的威胁，对阶级斗争始终常抓不懈，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始终处于“团结、改造、使用”上，谈不上信任，对于学历较高的知识分子采取了限制的办法。对于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所产生的影响是大的，同时也是造成建国后党对于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胡乔木曾指出:“同志对于当代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始终将知识分子放到改造、团结的位置上，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和本身的进步不够重视，使得知识分子政策始终处于摇摆之中，将知识分子基本上等同于资产阶级，成为了无产阶级改造的对象，并未能客观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重要作用，失去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

四、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其它因素

(一)党对思想问题的处理方式对于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由于国内思想状况十分复杂，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的惯性作用很自然地把的经验运用于实践之中，但同时也将历史经验绝对化、扩大化、程式化，并将这些经验应用于思想文化改造的运动之中，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党的文艺方针对于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第6篇：思想文化论文范文

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企业中有着不同的发展地位，在当今各大企业转型发展的大环境下，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入手，对企业文化建设进行强化，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之一。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功能，为企业文化确立企业精神追求和价值目标

在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如何找准方向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我国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下的产物。其必然会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企业管理工作的政治保证、思想保证、理论保证，为企业发展注入了较为夯实的思想概念基础和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等也提出了新要求，这就需要切实加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提高职工素质，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企业经济发展提速，为企业文化确立企业精神追求和价值目标，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行，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传播精神文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与激励功能，为企业文化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持

所谓渗透功能，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有效手段，以潜移默化的状态进行，让人在无形之中得到渗透影响。激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善于运用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来改变人的思想，并且通过刺激受教育者而达到调动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目的，使员工自觉将组织目标转化为个人目标并为之奋斗的工作准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从精神层面对人们进行思想改造，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想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就必须对广大职工干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帮助职工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譬如说：当企业取得一定程度发展的时候，员工的收入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加，在这个时候，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从思想上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从而促进生产的有效发展；如果企业面临发展风险或苦难的时候，员工就会很容易产生低落情绪，在这个时候，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减轻员工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调整其积极性，让其重新振作起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给企业文化建设带来的影响就是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以此来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供必要的思想前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与约束功能，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优良的企业人文组织环境

企业是职工赖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一间企业要想取得发展优势，就必须为职工创建一个适合于劳动和生活的环境，使职工能够合理、文明地开展工作和生活。如果职工长期生活在一个压迫、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底下，他们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自然而然就会降低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了，也就无从谈起建设优质的企业文化，更别说促进企业的和谐稳定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一切从“人性”出发，重视人们潜能、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其与企业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保障了职工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二、结语

第7篇：思想文化论文范文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P844)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P718)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P368)

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P348)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第8篇：思想文化论文范文

本文作者：胡剑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文化自信思想的产生原因

(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熏陶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是具有文化自信的前提自幼年起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入手,接受起儒家传统文化。虽然幼年的对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不甚喜欢,但是这些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得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的使用。[3]6-7《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更是让幼年的欲罢不能,这些小说的影响及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岁月。据统计,“选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马列经典著作中的原文,而是儒学经典论述。到一九六六年,的藏书已达几万册,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收录其中。[6]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批注。通过广泛而又深刻地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各家经典,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还造就了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更培养起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二)湖湘学派的经世学风与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对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宋明以来,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3]21这种学风对作为湖南人的影响甚巨。生长于斯,自然被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所感染。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曾认真研习过开湖湘一代风气之先的著名学者———王夫之的学问。近代以来,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投身于政治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这些湘籍学人或阐发启蒙思想与维新思想,或整军经武、驰骋疆场;或兼“传教”与“办事”。虽则有些湖湘学人的所为有违历史潮流,但从总体而言,这些湖湘学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的功绩极大地鼓舞了同样身为湖南人的。早年对湖湘学人的惊人事功与杰出贡献非常景仰,对自己身为湖南人极为自豪,这种感情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三)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是文化自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被动的过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刺激下进行的。从文化角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文明以武力做后盾,以一种入侵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并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地冲击。所以说,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每个中国人心间造成的苦痛必定在文化领域有所反应,这种亲身经历的苦难必然会造成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必然会造成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一定程度上地抵制;必然会造成每一个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是生活在国家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年代,国家的现状对早年产生了深深的刺激,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强烈的愤概。早年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代表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研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学习和研读的目的是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是以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文明的,而他的内心是不赞成西方文明的。这从一九二O年为发起文化书社而撰写的文章中可见端倪:“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7]这一方面说明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上,另一方面说明对传统西方文明表示否定。(四)西方文明日益显示出的弊端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对于封建社会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武器,但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早期的发展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反动,先前鼓动人民进行反封建的信条渐渐变成欺骗人民的空洞口号。对西方社会政治上的反动认识地非常深刻。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就写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虚伪面目。“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8]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拜金主义,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无处不在。“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9]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秩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些与中国人重伦理、讲道德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深恶痛绝。自二十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虚伪性、侵略性更加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财富的集中及与此相对应的人民群众的贫困、资本主义社会间歇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放荡腐朽、资产阶级对国内人民的压榨与对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这些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10]这些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造成了苦痛,给全世界带成了灾难,而且增强了深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五)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与目的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早年即立志探求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大本大原。虽则早期理解的大本大原与后来的认识有差距,但是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和建设活动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才能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这些问题一直是思考和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认为,从改造中国之目的出发,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需要求得对中国问题的根本了解。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47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愈发认识到研究中国国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严肃批评了一些共产党员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认为,在中国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同志不能言必称希腊,而应该“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5]801号召全党同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与东方革命”之的。这种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出发点既是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动力,也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与本国国情进行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文化自信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1]166可见,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本民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与掌握。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12]目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与传承。第一,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取得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国民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也在增强。但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文化强国的角度观之,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力度似仍应加大。现在的一些学生言必称美国,对韩流、日流也是趋之如骛,对待自己的老祖宗,则对不住,忘却了。长期以往,不仅伤及国人的文化自信,甚或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文化渗透固然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不够。在国民教育中,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研读经典。第二,要创新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有错误的认识和感知。他们见到传统文化就如同见到一位不拘言笑、刻板生硬的道学先生。这种面目可憎的形象必须除去。在新时期,必须要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承形式,通过各种富有时代性、新颖性、乐趣性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安时期的文化工作者就通过贴春联、唱民歌、挨家挨户拜年、跳秧歌、写墙报、画壁画、讲民间故事等方式传播先进文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方式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也应该积极利用网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传播先进文化,并应该积极努力思考如何开辟一些新的传播媒介去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13](二)吸取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以融贯中西的视野看待世界文明“‘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1]166文化自信即需要对本民族文化深深的热爱与了解,也需要开阔的胸襟与世界的眼光。具体而言,第一,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文化自觉不是要求全面回归我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求我们在学习、知道、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以一种开放豁达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以这种旷达的心态学习、吸纳中外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成就其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胸怀。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经济上的闭关会导致民生凋敝,文化上的锁国将自绝于世界文化之路。各国文化上的互相借鉴、交流,甚至碰撞,是有益的,它即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第二,抵制与摈弃其他民族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但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4]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做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任意贬斥其他国家优秀文化。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心态的反映。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多次对西方国家腐朽伪善的一面加以揭露。这些言语至今仍有重要价值。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一些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袭,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摒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思想。第三,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5]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初显成效。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数以百计,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当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仍需要一代代优秀的中国人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种子。(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力资源。在现阶段,我们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第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真理,但是这一普遍真理若不能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面目就不会改变,各项事业就不能取得发展。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24],也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形式、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表达、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使之成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新文化。第二,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意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虽则有些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已经在现实中无施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内容却可以在新时期得以重新阐释,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应该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蕴,应该在今天丰富的改革、建设实践中重新审视、发掘传统思想文化宝库,在新的时期赋予其新的阐发、新的意义与新的发展。

第9篇：思想文化论文范文

（一）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构建企业制度文化

1、树立制度规范意识思想是行动的指南针，只有思想意识正确，行为结果才不会走偏，对于企业来说也如此，工作方向明确，企业内部工作才会有“抓手”，思想政治工作是宣传企业制度的最佳路径，通过宣传使员工明白执行公司制度的重要性，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

2、构架企业制度文化在企业内部营造企业制度文化氛围，从思想政治工作层面制定奖励政策，当员工在工作中遵守规章制度并取得一定成绩时就要及时给予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奖励，反之要给予批评教育甚至经济处罚，要让企业文化深入员工之心，员工能够自觉转化为行动，付诸实施于企业管理和制度落实中。

（二）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构建企业行为文化

1、构建和谐的企业行为文化以人为本是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即尊重员工人格、维护员工利益、保障员工人身安全。针对员工在工作生活中的多方面需求，企业要随时予以关注，并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尽量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构建和谐文明的企业文化，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2、构建民族的企业行为文化从公平正义角度出发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协调好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各种关系，将各种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企业制定决策时应坚持集思广益的原则，广泛听取基层员工的意见，群策群力，真正体现出公平民主的原则。

3、构架有爱的企业行为文化只要有爱一切都不是问题，员工之间的团结友爱是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的先决条件。引导员工互敬互爱、融洽相处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使企业人际关系逐渐扁平化、简单化。另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做事情要学会换位思考、率先垂范，团结员工，关爱他人，用沟通式方法取代说教式方法。

（三）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构建企业思想文化

1、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在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中，创建一种轻松愉悦的企业文化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员工工作热情；企业文化建设应坚持自觉自愿的原则，而不是强制性要求，让员工自主自愿地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采用寓教于文化的这种方法能够更好地创新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2、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载体通常情况下，在建设企业文化时要特别重视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影像，包括心理方面和思想方面，同时将思想政治工作的精髓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最大限度地降低思想政治工作的空虚感。

3、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轻松愉悦的企业文化能够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使员工从内心深处热爱企业，关心企业，信任领导，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作为一种管理文化，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