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研究生学年总结范文

研究生学年总结精选(九篇)

研究生学年总结

第1篇:研究生学年总结范文

回顾刚刚走过的一年,有喜有忧、有困难与坎坷,更有欢笑与欣慰。在人事处的关心帮助下,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的各项学习与实践任务,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无论在思想、生活还是学习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学以致用”是我的求知目标,“精益求精”是我所崇尚的学习态度。总结过去一年中的各方面情况,大概可以归纳以下几个方面:

1、端正学习态度,找准学习方向

端正的学习态度对求学期间的影响是尤为重要的,“态度决定一切”,一个端正的态度会影响到学习期间的学习积极性、学习动力和学习成果;我们需要培养积极、乐观、不怕苦累的精神,建立“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才能在学习中不断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提高学术水平。比起刚进入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研二的生活显得更充实而有序,学习的目的也更为明显。在重庆大学修完所选课程以后,我就回到单位,结合几年以来进行矿井通风机的检测工作,在经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导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很快就被确定了下来——“矿井通风机噪声”。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利用所从事工作上的便利,我对我国通风机的噪声情况进行了较为整体的分析和研究,在听取了各级企业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看法和建议后,最终确定了毕业论文拟从通风机噪声特性分析入手,结合其流场分布特性,分析矿用局部通风机噪声。

2、确立论文方案,完成开题报告

在确定了毕业论文大致的研究方向之后,我查阅了与噪声相关的大量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进展情况,发现了目前在矿用通风机特别是对旋轴流通风机噪声的研究上不是特别受到重视,其研究的热点几乎都在通风机噪声上,而我国目前的风机噪声也远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85dB的要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国家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越来越严格,而通风机噪声也将纳入噪声控制的范围之内。为此我确定了《通风机噪声的影响研究》的论文题目。之后,确定了论文研究内容和实验方案,并对实验方案进行了论证和可行性分析性,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开题报告,最终于11月份完成开题。

3、制定研究方法,苦学分析软件

学位论文的好坏,取决于文章的内容、研究方法和分析方式;一旦研究内容确定,必然需要确定围绕内容而采取的研究方式方法,在我所确定的论文内容中,对旋风机噪声特性、流场特征、轴向间隙对对旋风机噪声和性能的影响等,这些实验内容决定了论文必须采用理论分析和试验验证的研究方式;但是仅此还是不足的,特别是在对流场进行分析时,通过实验的手段是无法获得风机内部复杂的流场特征的,这必然会影响到分析的准确性。目前在对流场进行分析时应用最多的是流体动力学模拟,其中FLUENT软件是对流场进行分析的最为方便的软件之一。在经过将近两个多月的学习后,最终基本掌握了CFD前处理软件GAMBIT建模、网格划分、FLUENT求解计算和后处理,为完成毕业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4、参与科技项目,累积科研经验

第2篇:研究生学年总结范文

【摘要题】体育研究

1前言

在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从总体上来研究我国体科所科研工作发展的问题,《中国体育报》2002年1月10日第7版已有报道,但以人才问题为视角,专门研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论文却尚未见诸报道。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的重要方面军,与高校体育院系教师所组成的科研队伍不同的是,它是一支专门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中的专职队伍。本研究拟结合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整体状况,从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如今,其内在的涵义已得到较大的拓展和延伸,学者们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一种辩证的发展观。在对人才资源的看法上,该发展观注重人才资源与人才成长环境、人事制度改革以及教育发展、科技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具体到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则指伴随体育科研工作的不断进步,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当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要走优化结构之路,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将推进体育科研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作为重要使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科研人员学历层次的不断提高,更要注重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共有36所体育科学研究所。虽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逐渐壮大,科研工作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但也不可否认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队伍的结构不够合理,队伍的管理还没有严格按照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去实施,科研工作与运动实践结合得不够紧密,与科技创新的要求尚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健康发展。欲建设好这支队伍,须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优化队伍的结构,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包括科技创新能力),并努力营造有利于这支队伍茁壮成长的环境。只有科研人员队伍成功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预定目标,才能促使体科所的科研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进而提高这支队伍对我国体育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率。因而,对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发展状况的问题有必要作深入研究,对其作出合理规划。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从全国体育科学研究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将其科研人员(专职)作为调研对象,共计178人。

2.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读了我国体科所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了解了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状况;从INTERNET网上浏览了朝鲜、韩国、德国体科所科研人员若干方面的情况;参阅了我国科研人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的专著,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论文。

(2)抽样调查法。从全国体科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科所,通过函调的方式,了解这些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数量、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及承担课题研究的状况,为探讨如何优化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作好准备。调查从2002年10月中旬开始,至2003年元月上旬结束。

(3)比较研究法。为了研究的便利,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系、三峡大学体育系等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状况。将研究对象即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与上述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同类情况进行比较,于比较中评价其队伍结构之优劣。

(4)统计分析法。运用SPSS10.0软件对调查所得的众多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3调查结果与分析

3.1科研人员的数量状况

1985年,我国共有2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共计729人。至2000年,体育科学研究所增至36所,科研人员则增至1700人,见图1。

图1科研人员的数量统计图

3.2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状况

3.2.1学历结构

学历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学历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1可知,8所体科所中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有3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21.4%;学历为本科的有92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51.7%;学历为专科的有3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9.6%;学历为中专以下的有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7.3%。本科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共占73.1%,居主体地位,但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与科研出成果需要较高比例的高学历人员的趋势不甚相符。中专以下学历的科研人员虽只占7.3%,但这部分人员学历太低,难以适应科研上水平的要求。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学历结构基本上合理,但远不够理想。

表1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学历结构(人)

硕士研究生本科专科中专以下

总局体科所241175

山东体科所32082

福建体科所11110

山西体科所41960

广西体科所2410

湖北体科所1735

河北体科所11011

辽宁体科所21080

3.2.2职称结构

职称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职称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2可知,拥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中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初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26人,占14.6%。显然,高级职称人员与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持平,略显稍高;而初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则略显偏低。这种职称结构不尽合理。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宜为1.5:2:1,即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稍大于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约为初级职称人员的2倍。

表2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职称结构(人)

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

总局体科所2419 4

山东体科所16134

福建体科所652

山西体科所12134

广西体科所250

湖北体科所565

河北体科所445

辽宁体科所7112

3.2.3专业结构

专业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专业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3可知,所学专业为体育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15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84.3%;所学专业为理工科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2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1.2%;所学专业为文科的科研人员共计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4.5%。8所体科所中除湖北体科所科研人员的专业结构(比值为9:6:1)较合理外,其他均不够合理。总局体科所中虽有4名理工科专业人员和4名文科专业人员,但与其科研人员总数相比,比值显得太小。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专业结构虽不算单一,却不够合理。

表3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专业结构(人)

体育专业理工类专业文科类专业

总局体科所3944

山东体科所3030

福建体科所1120

山西体科所2711

广西体科所700

湖北体科所961

河北体科所940

辽宁体科所1820

3.2.4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年龄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处于30~50岁年龄段的科研人员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5.7%,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分别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8.0%和16.3%。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表明,国外著名的体育科研机构中,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至少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5,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中通常有1/4的为学术骨干。与之相比,这两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显得稍低一些。人才群体的最佳年龄结构理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才的“最佳年龄区”将向高低年龄两个方向延伸,各国将更加重视科技人才的年轻化。因而,这种年龄上的比例搭配就显得不够科学。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协作攻关、和谐发展的角度考虑,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这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

表4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年龄结构(人)

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

总局体科所8336

山东体科所4227

福建体科所01l2

山西体科所4223

广西体科所700

湖北体科所2ll3

河北体科所463

辽宁体科所3125

3.2.5性别结构

性别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8所体科所中男性科研人员共计1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3.5%;女性科研人员共计6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36.5%,超出科研人员总数的1/3。这种性别上的比例搭配比较合理,有利于科研人员之间的协调沟通、合作研究。

表5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性别结构

男性女性

总局体科所3017

山东体科所2112

福建体科所112

山西体科所1712

广西体科所52

湖北体科所106

河北体科所85

辽宁体科所119

3.3科研人员承担课题(省部级以上)研究的状况

从表6可见,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最多的为总局体科所,共17项,其次为辽宁体科所,共4项,其他体科所均为2项。反映出在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能力上,总局体科所与其他7所体科所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山东、福建等7所体科所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总量为16项,不及1所原总局直属体院1年承担该级别课题的数量,说明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

表62000~2002年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数量状况(项)

年均数量年均总量

总局体料所17

山东体科所2

福建体科所2

山西体科所233

广西体科所2

湖北体科所2

河北体科所2

辽中体科所4

3.4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比较

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主要从事体育教学、训练与科研工作,也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这支队伍的非专职队伍。体科所科研人员则主要从事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专职队伍。本研究试图将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作一比较,以揭示这两个群体在队伍结构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此,笔者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学院、三峡大学体育系、江汉大学体育系、黄冈师院体育系、荆州师院体育系、襄樊学院体育系、湖北师院体育系、咸宁师专体育系、郧阳师专体育系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将其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

3.4.1年龄结构比较

虽然用于比较的3个年龄段为近似年龄段,但仍具可比性。由表7可知,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超过80%,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近50%,较体科所科研人员在近似年龄段的比例高出31.9%,与体育院系教师中硕土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的年龄分布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高学历人员大多为35岁以下的青年人,是高校体育院系近年来重点培养与引进的人才。要在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中建设一支年轻的学术骨干队伍,就有必要加大培养与引进高学历人才的步伐。

表7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结构比较(%)

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

体科所科研人员18.065.716.3

35岁以下35~55岁55岁以上

体育院系教师49.940.79.5

3.4.2学历结构比较

由表8可见,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已达到了2.1%的比例,共有14名,而在8所体科所中仅山东体科所有1名博士研究生。这与体育院系近年来出台的优待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才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体科所科研人员中专科以下学历的人员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一学历层次人员所占的比例。体科所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这部分人员的学历层次,使其在科研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表8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学历结构比较(%)

研究生本科专科以下

体科所科研人员21.451.726.9

体育院系教师22.772.44.8

3.4.3职称结构比较

由表9可见,中、高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均居主体地位,超过80%。稍显不同的是,体科所科研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体育院系教师中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科所科研人员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初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均在16%左右。

表9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职称结构比较(%)

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

体科所科研人员42.742.714.6

体育院系教师34.947.117.9

4结论与建议

(1)从总体上说,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状况不够理想,应从以下4个方面予以优化:在学历结构上,要加大培养与引进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年龄在35岁以下)的步伐,尽快通过脱产学习或在职进修等途径提高专科以下学历人员的学历层次;在职称结构上,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以1.5:2:1较为合理,应朝着这一目标发展;在专业结构上,科研人员所学专业应以体育专业为主,兼有少量的理工类、文科类专业;在年龄结构上,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应向着这一方向迈进。

(2)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应注重与体育院校或综合性大学之间就某一学科或项目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各体科所的职责、功能虽相近似,但在科学研究上却有着不同的特色,对不同运动项目的研究各有其优势,建议体科所之间就某些项目开展合作研究,以利于形成合力优势。

(3)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及中、高级职称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

【参考文献】

[1]李元伟.我国体育科技事业现状及问题[N].中国体育报,2002-01-10(7).

[2]马淑燕.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的思考[J].宁夏大学学报,1999,20(2).

第3篇:研究生学年总结范文

关键词:森林;林分类型;林分起源;生物量;生产力;中国西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S758.5+2;S718.55+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

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气候变暖等生态环境问题正在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1-3]。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全球碳循环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生物量的测定是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生产力和自然界环境要素循环的基础工作[4],森林生产力作为陆地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判定森林碳源(汇)和调节生态过程的主要因子[5]。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特征是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最基本要素之一[4,5],并且生态系统的能量和营养元素循环的研究首先也依赖于生物量和生产力的数据[6]。森林的生物量积累和生产力发展是生态系统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的动态决定着森林生态系统的变化[7],因此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动态对人类进行森林的管理与利用也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考虑到森林及其变化对陆地生物圈的重要性,推算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便成为生态学和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还可为系统研究森林植被碳库及其变化提供基础数据。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课题组对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森林的主要优势树种林型的生物量和生产力进行了汇总,旨在为该地区的森林生产力监测与评价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为森林净生产力有关的信息查询、分析评价、辅助决策等提供综合服务。

1森林净生产力概念及计算方法

净生产力指单位土地面积上、单位时间内有机物的净生产量[8]。用净生产力确定林分的总生产量比较困难,所以在研究评价林分的净生产力时,往往采用其年净生物量作为衡量指标,即求算现有林分的年生长量、植物凋落和枯损的量、被采食(伐)量三者之和。但因后两者的量值很小,以往的研究几乎都将其忽略,因此所计算的森林年净生物量要比实际情况略低一些。

森林年净生物量计算公式为:

ΔW=(Wa-Wa-n)/n;

式中,Wa为森林单位面积现存的生物量,Wa-n为n单位时间前森林单位面积的生物量,n为从Wa-n到Wa的时间跨度(单位:年);若Wa-n为0,则森林年净生物量ΔW为n年的平均净生产量(Wp),否则为连年净生物量。

2西南地区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

2.1西南地区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研究现状

本研究收集了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自1986年以来,在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研究领域里发表的相关研究结果[2,3,5,8-53],包括针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阔叶林的生物量和净生产力,并对其进行了整理、分析、汇总[54,55],其中涉及的树种有辐射松(Pinups radiata D. Don)、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 Faranch.)、海南五针松(P. fenzeliana Hand.-Mzt.)、油松(P. tabulaeformis Carr.)、华山松(P. armandii Franch..)、马尾松(P. massoniana Lamb.)、思茅松[P. kesiya Royle ex.Gordon var. langbianensis(A.Chev.)Gaussen]、高山松(P. densata Mast.)、日本落叶松[Larix kaempferi(Lamb.)Carr.]、红杉(L. potaninii Batalin)、峨眉冷杉[Abies fabri(Mast.)Craib]、长苞冷杉(A. georgei Orr.)、云南紫果冷杉[A. recurvata Mast. var. salonenensis(Botd Zres-Rey et Gaussen)C. T. Kauan.]、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Lamb.)Hook.]、云杉(Picea asperata Mast.)、紫果云杉(P. purpurea Mast.)、油麦吊云杉[P. brachytyla(Franch.)Pritz. var. complanata(Mast.)Cheng.]、墨西哥柏(Cupressus lusitanica Mill.)、柏木(C. funebris Endl.)、桤木(Alnus cremastogyne Burk.)、黄背栎(Quercus pannosa Hand.-Mazz.)、辽东栎(Q. liaotungensis Koidz.)、灰背栎(Q. senescens Hand.-Mazz.)、桦木(Betula spp.)、红桦(B. albo-sinensis Burk.)、黄毛青冈[Cyclobalanopsis delavayi(Franch.et)Schottky]、杜鹃(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杜仲(Eucommia ulmoides Oliver)、楠木(Phoebe zhennan S. Lee.)、光果西南杨[Populus schneideri(Rehder)N. Chao var. tibetica(C. K. Schneid.) N. Chao.]、连香树(Cercidiphyllum japonicum Sieb. et Zucc.)、竹(Bambusoideae)、刺楸[Kalopanax septemlobus (Thunb.) Koidz.]、赤桉(Eucalyptus camaldulensis Dehnh.)、元江栲(Castanopsis orthacantha Franch.)、短刺栲(C. echidnocarpa Miq.)、木果石栎[Lithocarpus xylocarpus(Kurz)Markg.]等;其中针叶林的各树种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汇总情况见表1,针叶阔叶混交林的各树种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汇总情况见表2,阔叶林的各树种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汇总情况见表3。

2.2西南地区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资料汇总

综合表1、表2、表3结果进一步汇总可以得出,中国西南地区的森林生物量为162.15 t/hm2,其中乔木层生物量为148.41 t/hm2,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所占总生物量的比例分别为91.53%、2.93%、1.46%和4.08%;森林净生产力为11.98 t/(hm2·a),其中乔木层净生产力为10.64 t/(hm2·a),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所占总净生产力的比例分别为88.80%、6.04%和5.16%。

2.2.1不同林分类型的生物量和净生产力若按林分类型来划分,则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的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汇总情况见表4,由表4可知,各林分总生物量的大小顺序为阔叶林总生物量、针叶阔叶混交林总生物量、针叶林总生物量。针叶林的林分总生物量为145.18 t/hm2,其中乔木层的生物量为126.15 t/hm2,占针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86.89%,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生物量分别占针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3.36%、2.96%和6.79%。阔叶林的林分总生物量为178.08 t/hm2,其中乔木层的生物量为166.84 t/hm2,占阔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93.69%,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生物量分别占阔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3.20%、0.66%和2.45%。针叶阔叶混交林的林分总生物量为164.63 t/hm2,其中乔木层的生物量为160.17 t/hm2,占针叶阔叶混交林林分总生物量的97.29%,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生物量分别占针叶阔叶混交林林分总生物量的0.64%、0.82%和1.25%。从表4还可知,各林分的总净生产力大小顺序为阔叶林总净生产力、针叶林总净生产力、针叶阔叶混交林总净生产力。针叶林的林分总净生产力为12.13 t/(hm2·a),其中乔木层的净生产力为10.74 t/(hm2·a),占针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88.54 %,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净生产力分别占针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5.19%和6.27%。阔叶林的林分总净生产力为12.75 t/(hm2·a),其中乔木层的净生产力为11.33 t/(hm2·a),占阔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88.86%,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净生产力分别占阔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7.69%和3.45%。针叶阔叶混交林的林分总净生产力为9.61 t/(hm2·a),其中乔木层的净生产力为8.63 t/(hm2·a),占针叶阔叶混交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89.80%,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净生产力分别占针叶阔叶混交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1.46%和8.74%。

2.2.2不同林分起源的生物量和净生产力若按林分起源来划分,则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的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汇总情况见表5,由表5可知,天然林的林分总生物量大于人工林的。天然林的林分总生物量为210.58 t/hm2,其中乔木层的生物量为196.09 t/hm2,占天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93.12%,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生物量分别占天然林林分总生物量的3.04%、1.15%和2.69%;人工林的林分总生物量为110.65 t/hm2,其中乔木层的生物量为97.84 t/hm2,占人工林林分总生物量的88.42%,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生物量分别占人工林林分总生物量的2.34%、2.08%和7.16%。各林分的天然林总净生产力也大于人工林的。天然林的林分总净生产力为13.38 t/(hm2·a),其中乔木层的净生产力为11.96 t/(hm2·a),占天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89.39%,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净生产力分别占天然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7.55%和3.06%;人工林的林分总净生产力为10.56 t/(hm2·a),其中乔木层的净生产力为9.24 t/(hm2·a),占人工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87.50%,灌木层和草本层分别占人工林林分总净生产力的3.31%和9.19%。

3西南地区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影响因素

谷晓平等[56]研究了近20年来的气候变化对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和自治区部分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地区总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与降水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海拔高度呈显著的负相关;从年际变化来看,这些地区总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有上升趋势;蒙吉军等[57]也对近20年来西南喀斯特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植被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植被指数年际变化与气候因子年际变化的相关系数区域差异比较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喀斯特地区植被覆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总体均呈增加的趋势,但差异不显著。王兆礼等[58]对珠江流域(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及其时空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受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近20年来珠江流域植被净生产力整体上呈现减少的趋势,单位面积减少了约0.6%,不过差异不显著;这个结果同谷晓平等[56]和蒙吉军等[57]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行政区划范围的不同造成的。

杨亚梅等[59]和王玉娟等[60]分别研究了季节变化对贵州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前者研究结果表明,在1981~2000年期间,春季和秋季的植被净生产力都呈显著增加的趋势,而夏季和冬季的植被净生产力都呈减少的趋势,春季是植被净生产力增加速率最快的季节,夏季是植被净生产力减少速率最快的季节;后者研究结果表明,植被的净生产力大小顺序为春季净生产力、秋季净生产力、冬季净生产力。

4小结

1)在总结前人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的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按不同林分类型和林分起源进行了总结概述,结果显示,该地区的森林生物量为162.15 t/hm2,净生产力为11.98 t/(hm2·a),这比于维莲等[54]的研究结果[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湖南省,1989~1993年平均总森林生物量为148.66 t/hm2,净生产力9.64 t/(hm2·a)]和方精云等[55]的研究结果[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森林生物量为101.43 t/hm2,净生产力为9.67 t/(hm2·a)]稍高;就是按不同林分起源来划分,同于维莲等[54]的研究结果[天然林林分生物量为156.65 t/hm2、人工林林分生物量为84.51 t/hm2,天然林林分净生产力为8.93 t/(hm2·a)、人工林林分净生产力为10.20 t/(hm2·a)]也存在一些差异。产生以上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所选参考文献的范围、年限等不一致造成的,也可能是计算方法上的差异造成的,其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查找分析。

2)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发现不同林分类型乔木层的净生产力及灌木层、草本层的净生产力计算方法差异较大,主要是在林龄的确定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丁贵杰等[8]认为,林龄8、12、18、22、30年的马尾松林分松针叶龄应分别取1.4、1.5、1.7和1.8年;吴兆录等[29]对林龄40和100年的高山松林分松针叶龄取的则是3.5年;宿以明等[14]对35年生的峨眉冷杉林分针叶叶龄取的是5年,林内灌木层和草本层林龄分别取的是5年和4年,而在“川西采伐迹地早期植被生物量与生产力动态初步研究”一文中,草本层的年龄取的则是1年[45];潘攀等[35]在对杜仲人工林生产力研究中,草本层的林龄取的则是林分年龄7年;江洪等[11]对云南松林分松针叶龄取的是林分年龄18年等。基于以上种种差异,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根据不同林龄、不同林分类型等来划分,统一其林龄或叶龄取舍及其计算方法。

3)本研究共收集了有关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森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相关文献60篇,但针对针叶阔叶混交林生物量和净生产力的研究文献仅有7篇,60篇文献中只有13篇的林分净生产力包括了枯落物,其他的文献则没有。基于此,笔者认为,今后对针叶阔叶混交林林分的生物量和净生产力、林分枯落物的净生产力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另外,收集的60篇相关文献中,有多达34篇是2000年以前发表的,由此可反映出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森林净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还是相对滞后的。

参考文献:

[1] 方精云. 中国森林生产力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J]. 植物生态学报,2000,24(5):513-517.

[2] 刘彦春,张远东,刘世荣,等. 川西亚高山针阔混交林乔木层生物量、生产力随海拔梯度的变化[J]. 生态学报,2010,30(21):5810-5820.

[3] 刘彦春,张远东,刘世荣. 川西亚高山次生桦木林恢复过程中的生物量、生产力与材积变化[J]. 生态学报,2010,30(3):594-601.

[4] 郑征,刘宏茂,刘伦辉,等. 西双版纳原始热带季节雨林生物量的研究[J]. 广西植物,1999,19(4):309-314.

[5] 夏焕柏. 茂兰喀斯特植被不同演替阶段的生物量和净初级生产力估算[J]. 贵州林业科技,2010,38(2):1-8.

[6] 何海,乔永康,刘庆,等. 亚高山针叶林人工恢复过程中生物量和材积动态研究[J].应用生态学报,2004,15(5):748-752.

[7] 罗辑,杨忠,杨清伟.贡嘎山森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研究[J]. 植物生态学报,2000,24(2):191-196.

[8] 丁贵杰,王鹏程. 马尾松人工林生物量及生产力变化规律研究Ⅱ.不同林龄生物量及生产力[J]. 林业科学研究, 2001, 15(1):54-60.

[9] 潘攀,慕长龙,牟菊英,等. 辐射松人工幼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研究[J]. 四川林业科技,2005,26(1):22-29.

[10] 宿以明. 日本落叶松人工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研究[J].四川林业科技,1995,16(3):36-42.

[11] 江洪,林鸿荣.飞播云南松林分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系统研究[J]. 四川林业科技,1985,6(4):1-10.

[12] 张家贤,袁永珍. 海南五针松人工林林分生物量的研究[J].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报,1988,12(1):63-69.

[13] 周世强,黄金燕. 四川红杉人工林林分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研究[J].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报,1991,15(1):9-15.

[14] 宿以明,刘兴良,向成华. 峨眉冷杉人工林林分生物量和生产力研究[J]. 四川林业科技,2000,21(2):31-35.

[15] 鄢武先,宿以明,刘兴良,等. 云杉人工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研究[J]. 四川林业科技,1991,12(4):17-22.

[16] 潘攀,李荣伟,向成华,等. 墨西哥柏人工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11(2):133-136.

[17] 杨洪国. 长江上游柏木人工林林分生物量研究[J].四川林勘设计,2007(1):17-19.

[18] 王江. 桤柏混交幼林群落特征及生物量调查[J].四川林业科技,1993,14(1):66-69.

[19] 杨韧,邓朝经,覃模昌,等. 川中丘陵区柏木人工林生物量的测定[J]. 四川林业科技, 1987,8(1):21-24.

[20] 江洪. 紫果云杉天然中龄林林分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研究[J].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报,1986,10(2):146-152.

[21] 马明东,江洪,罗承德,等. 四川西北部亚高山云杉天然林生态系统碳密度、净生产量和碳贮量的初步研究[J]. 植物生态学报,2007,31(2):305-312.

[22] 江洪,朱家骏. 云杉天然林林分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研究[J]. 四川林业科技,1986,7(2):5-13.

[23] 张治军,王彦辉,袁玉欣,等. 马尾松天然次生林生物量的结构与分布[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06,29(5):37-43.

[24] 吴兆录,党承林. 云南普洱地区思茅松林的生物量[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14(2):119-127.

[25] 吴兆录,党承林.云南普洱地区思茅松林的净第一性生产力[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14(2):128-136.

[26] 吴兆录,党承林. 云南昌宁县思茅松林的生物量和净第一性生产力[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14(2):137-145.

[27] 石培礼,钟章成, 李旭光. 四川桤柏混交林生物量的研究[J]. 植物生态学报,1996,20(6):524-533.

[28] 吴兆录,党承林,王崇云,等. 滇西北高山松林生物量的初步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6(3):220-224.

[29] 吴兆录,党承林,王崇云,等. 滇西北高山松林净第一性生产力的初步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6(3):225-228.

[30] 党承林,吴兆录. 黄毛青冈群落的生物量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6(3):205-209.

[31] 党承林,吴兆录. 黄毛青冈群落的净第一性生产力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6(3):210-213.

[32] 党承林,吴兆录,王崇云,等. 云南中甸长苞冷杉群落的生物量和净生产力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6(3):214-218.

[33] 吴兆录,党承林,和兆荣,等. 滇西北油麦吊云杉林生物量的初步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6(3):230-234.

[34] 吴兆录,党承林,和兆荣,等. 滇西北油麦吊云杉林净第一性生产力的初步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6(3):240-244.

[35] 潘攀,李荣伟,覃志刚,等.杜仲人工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9(1):71-77.

[36] 马明东,江洪,杨俊义. 四川盆地西缘楠木人工林林分生物量的研究[J]. 四川林业科技,1989,10(3):6-14.

[37] 彭培好,彭俊生,王成善,等. 川西高原光果西南杨人工林生物量及生产力的研究[J]. 林业科技,2003,28(4):14-18.

[38] 刘文耀. 昆明北郊水源保护区圣诞树人工林林分生物量及生产力的研究[J]. 广西植物,1995,15(4):327-334.

[39] 孔维静,郑征. 岷江上游茂县退化生态系统及人工恢复植被地上生物量及净初级生产力研究[J]. 山地学报,2004,22(4):445-450.

[40] 方向京,李贵祥,张正海. 滇东北不同退耕还林类型生物生产量及水土保持效益分析[J]. 水土保持研究,2009,16(5):229-232.

[41] 林伟宏,陈克明,刘照光. 川西南干热河谷赤桉人工林生物量和营养元素含量[J]. 山地研究,1994,12(4):251-255.

[42] 宿以明,慕长龙,潘攀,等. 岷江上游辽东栎天然次生林生物量测定[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 27(6):107-109.

[43] 吴兆录,党承林,和兆荣,等. 滇西北黄背栎林生物量和净第一性生产力的初步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6(3):245-249.

[44] 吴兆录,党承林. 昆明附近灰背栎林生物量和净第一性生产力的初步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6(3):235-239,244.

[45] 宿以明,王金锡,史立新,等. 川西采伐迹地早期植被生物量与生产力动态初步研究[J]. 四川林业科技,1999,20(4):14-21.

[46] 唐建维,张建侯,宋启示,等. 西双版纳热带次生林生物量的初步研究[J]. 植物生态学报,1998,22(6):489-498.

[47] 唐建维,张建侯,宋启示,等. 西双版纳热带次生林净初级生产力的初步研究[J]. 植物生态学报,2003,27(6):756-763.

[48] 郑征,冯志立,甘建民. 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下种植砂仁干扰对雨林净初级生产力影响[J]. 植物生态学报,2003,27(1):103-110.

[49] 党承林,吴兆录. 元江栲群落的生物量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6(3):195-199.

[50] 党承林,吴兆录. 元江栲群落的净第一性生产力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4,16(3):200-204.

[51] 党承林,吴兆录.季风常绿阔叶林短刺栲群落的生物量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14(2):95-107.

[52] 党承林,吴兆录. 季风常绿阔叶林短刺栲群落的的净第一性生产力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16(3):108-118.

[53] 谢寿昌,刘文耀,李寿昌,等. 云南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物量的初步研究[J]. 植物生态学报,1996,20(2):167-176.

[54] 于维莲,董丹,倪健. 中国西南山地喀斯特与非喀斯特森林的生物量与生产力比较[J].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2010, 5(2):25-30.

[55] 方精云,刘国华,徐嵩龄.我国森林植被的生物量和净生产力[J]. 生态学报,1996,16(5):497-508.

[56] 谷晓平,黄玫,季劲钧,等. 近20年气候变化对西南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J]. 自然资源学报,2007,22(2):251-259.

[57] 蒙吉军,王钧.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喀斯特地区植被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 地理研究,2007,26(5):857-866.

[58] 王兆礼,陈晓宏.珠江流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及其时空格局[J].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5(6):106-110.

第4篇:研究生学年总结范文

《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农村小学课堂教学优质化研究》已被省教科院成功立项为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三五”2018年度规划课题,为了保证课题方案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具体的细节之中,根据相关要求,我们课题组定于今天开题,下面,我代表课题组作课题研究开题报告,请领导和老师们指正、审议。

一、本课题核心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及研究价值

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的技术群,它包括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感测技术、控制技术、显示技术等。我们所要学习和运用的现代信息技术主要是指对课堂教学予以支持的相关内容。包括教育教学资源的下载、办公系统的操作、PPT的制作和使用等等。

所谓“课堂教学优质化”,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功能和作用,即在课堂40分钟内要最大限度、最完美地完成教学任务、达成育人目标,在课堂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最完美地实现教育教学的三维目标整合,以求得课堂教学的最大效益。在课堂教学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使枯燥、抽象的学科知识转化成形象、生动、鲜明的电子信息,变单调为丰富,化抽象为具体,化静为动,可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的过程,提高教学效果,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本课题主要研究如何实现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课程教学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农村小学课堂教学优质化。

国外信息技术与小学课堂教学优质化研究起步较早,比如美国特别重视信息技术对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方面的研究。就课堂教学而言,他们通过整合打造轻松愉快、乐学善学、精彩灵动的教学新时空,“使学习变得更有趣、更容易、更广阔、更加丰富多彩。”。英国早在教育中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使用计算机,如名为“国家计算机辅助学习发展计划”(Nat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 for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NDPCAL)的研究。“把计算机整合到课程中的观念”(Integrated Computers Curriculum)就是这项研究所提出来的,主要强调对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合理利用,可以培养学生计算机的操作意识以及应用等能力。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在法国也十分重视。法国教育专家指出:“在动态环境下,空间图形性质和几何教学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强化。”早在1985年,法国就要求学生从小学第四学年开始接触信息技术,而且把“计算机入门”作为必修课设立到“科学技术”学科中,注重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软硬件环境的配备,为课程整合的良性开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正所谓“突破现状是发展的必然。”。

新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教育领域正在进行以“课程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2000年4月6日,教育部长陈至立在新加坡召开的以“为了21世纪学习化社会的教育”为主题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次教育部长会议上作了题为《面向21世纪教育的改革创新》的发言。她不仅明确提出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中国面向21世纪教育的目标,而且强调“通过积极推进教育的信息化进程,使中国教育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2012年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政策集中出台。根据教育部的《教育信息化十年规划(2011-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需形成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想适应的教育信息现代化体系,基本实现所有地区和各级各类学校宽带网络的全面覆盖,这对未来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指导意见和总体方向。2012年4月,刘延东关于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确定了“三通两平台”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导向,即“宽带网络校校通、教学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平台的建设”,这对于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培养创新人才具有深远意义,是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是,尽管信息技术平台与课堂教学的融合在全国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在农村小学课堂中的研究与实践还属于起步阶段。同时,信息技术与农村小学课堂深度融合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理念上的高接受度和低层次的实际运用的矛盾、信息技术的百花齐放与无统一标准之间的矛盾,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教学结构和以生为本的现代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立足于听课老师和领导的信息技术的虚假热闹和立足于学生的学,不断优化学生的学法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如何让信息技术平台真正促进促进学生的成长、教师的发展、学校的提升,如何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课堂教学效率最大限度地提高?如何有效地整合信息技术和学科教学? 如何使整合达到最佳状态?这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孜孜探索的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我们想从“课堂教学”这个点上做一些探索和研究,通过行动和反思总结出一般的规律和方法,优化课堂教学,为推进新课改进行一些尝试。而这,恰恰是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所在。鉴于此,我们提出《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农村小学课堂教学优质化研究》这一研究课题。

二、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假设和拟创新点

研究目标:

1.更新教师教学理念,培养教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搜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进行教学的能力。

2.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村小学课堂教学优质化的有效途径、策略和方法,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将“减负增效”落到实处。

3.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提高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获取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研究内容:

1.探索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小学学科课堂教学内容的整合途径。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促进教师的教学向“以学定教”的学生主体方向发展。

2.研究如何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使得课堂教学实现最优化,进而取得优质高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益。

3.研究如何运用多媒体技术变单调、枯燥的课堂教学为生动、活泼、有趣的教学。怎样最大程度地发掘学生的学习潜能,使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课堂教学成为所有学生发展的平台,最终促进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的形成。

研究假设:在信息技术现代化背景下,农村小学生寻求探索之火的原动力大大增强,多媒体成其为聚精会神的心理动因,孩子们最大程度地身动、心动、神动、肯学、想学、会学的念头一再高涨,其课堂教学效果自然也是事半功倍的。

拟创新点: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农村小学课堂教学中的介入,是否真正有利于学生的思维发展、身心发展和创新发展;重要的是,现代化信息技术是否促进了每一个孩子们的成长,从而让不同的学生都能发展、都能提高,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的难以忘怀的思维之光、自由之光、创造之光,以及思维的交锋、情感的交融、经验的积累、思想的领悟,才是我们更加需要的境界。

三、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实施步骤

(一)研究思路

本课题的研究先对相关的理论资料进行学习和总结,如:国内的研究现象以及研究的理论依据等等。之后,通过相关调查对当前数学教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接着,明确情景的创设对数学教学质量的提高产生的作用,并通过寻找数学课堂情景创设的基本途径来有效的将数学情景有效的应用到数学教学的各个环节,并通过总结分析形成相应的报告。最后,通过研究成果、研究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研究和总结,形成最终的结题报告。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要求课题组成员借助网络搜集与本课题有关的文献资料,学习相关的理论,方法,关注与本课题相关的最新动态、最新理论以及已取得的相应成果并大胆吸取借鉴相关文献理论中的优秀成果,为展开研究做好理论铺垫。并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指导课题实施,深入开展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高。

2.行动研究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教师结合日常的教学实践,开展合作研究活动,共同探讨教育教学问题。通过开展公开教学、交流研讨、专题分析等一系列活动,探究如何在学科课堂教学中有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3.案例研究法:通过对典型教学案例的分析,分析现代教育技术在农村小学课堂教学应用与实践中对学生各方面能力、兴趣爱好产生的影响。

4.经验总结法:组织教师认真撰写教学设计与教学案例分析,及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积极探索我校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有效教学实际操作方案,通过撰写课堂教学设计与教学案例分析,总结信息技术在学科课堂教学运用实践中的经验。最终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实际操作价值的策略和方法,撰写研究报告、等。

5.成果分析法:积极探索信息技术环境下实现课堂教学优质化的操作方案,最终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实际操作价值的策略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汇总资料,并选取有价值的课题研究成果进行推广,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

(三)技术路线:调查分析——>确定目标——>制定计划——>实践研究——>实验比较——>形成结论——>修正完善——>总结成果——>推广应用

(4)实施步骤

(1)启动阶段:2018年5月到2018年9月,成立《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农村小学课堂优质化》课题组;通过调查研究、查阅资料,初步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的研究发展动态,转变教育观念,认识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丰富教育手段的重要性,把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作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增长点和切入点;组织课题参与人员系统学习有关运用信息技术理论知识,对全体实验人员进行运用信息技术培训;调查信息技术在农村中小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发现问题,提出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中小学课堂教学优质化的研究思路,撰写开题报告,制定研究方案。

(2)组织实施阶段:2018年10月至2020年2月,制定研究计划,具体实施研究,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参与学科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学生主动参与的氛围,增强课堂教学的感染力,促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教与学,探索有效的信息技术运用于课堂教学的模式,深化课堂教学的改革,促进教与学的优化,从而达到提高课堂效率,进而培养高素质现代人才的目的。实施期间要求课题组成员每人准备一节公开课,在有效整合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收集优秀教案、优秀课件、优秀教学实录、教学叙事等。形成阶段研究报告和相关论文。

(3)总结结题阶段:2020年3月至2020年5月,整理课题研究资料,收集优秀论文、教师研究案例等,撰写研究报告,申请结题。

四、课题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课题负责人张瑞清,一级教师,长期从事课堂教学的实践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曾多次获得过辅导站课堂教学竞赛一等奖和县级课堂教学竞赛三等奖。多次获得镇级和县级“优秀教师”和“先进个人”称号,2015年获得了县级“骨干教师”荣誉称号。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成果。曾两次参与了省、市课题研究工作,2008年9月他参与研究的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新课改中提高学困生数学成绩研究》经专家评审,通过鉴定;2017年9月他作为第一参加人研究的武威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提高初中数学课堂教学实效性的研究》顺利结题。在课堂教学中他善于总结经验,积极撰写论文,撰写的论文《浅论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在2004年5月荣获武威市现代教育技术论文评选小学组三等奖;撰写的论文《提高九年级化学课堂教学实效性的几点做法》和《提高初中数学课堂教学效率的几点看法》分别在《天祝教育》2010第3期和2014第1期上发表。

课题组成员刘生俊,一级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23年,积累了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曾被县委、县政府评为“优秀教师”。撰写的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课外阅读的方法初探》和《构建初中语文教学互动课堂刍议》分别在《中小学教育》和《语文天地》上发表。

课题组成员马维兰,二级教师,市级农村骨干教师,曾多次荣获镇、县、市级优秀教师、少先队辅导员、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具有很强的语文教学基本功,能够积极参与教学研究工作,2015年10月,撰写的论文《农村美术教育该走向何方》在省级期刊《教师》杂志第261期上发表。

课题组成员吴永珍,二级教师,从事小学数学教学工作达13年,工作中善于钻研,曾多次获得辅导站各种奖励,现为学校数学教研组组长,具有较强的教学研究能力,撰写的《新课改背景下如何发挥错题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作用》于2016年5月发表在《吉林教育》上,作为第一参加人参与研究的武威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易错题集的建立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探究》于2017年9月通过鉴定,顺利结题。

围绕本课题,我们进行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18年3月,我们确定了课题,组织了课题研究小组,围绕课题进行一些相关的调研工作,查阅了相关资料和书籍,了解国内外同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水平,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课题的核心概念、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等进行多次研讨,最终完成了课题申报报告。

学校现代化教学硬件设施较为先进。每个班级都有“班班通”一体机、视频展示台;学科任课教师人均配备电脑一台,且已接入互联网。这些为我校开展“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农村中小学课堂教学优质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环境。辅导站和学校领导注重教育科研工作,开学初提出了在我校开展“常态课优质化、优质课常态化”教学研究工作,我课题组选取其中一点研究运用信息技术实现课堂教学优质化,得到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学校积极筹措经费,准备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高参与教师的研究素质;建立健全了教科研制度,保证研究落到实处。

五、课题成果预期和呈现方式:

第5篇:研究生学年总结范文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2-0204-01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取团体施测的方法, 以5所高校(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师范大学、)研一至研三的700名研究生为被试。以各班的任课教师担任测量主试,以班级为单位施测。

二、研究方法

1.基本情况

统计回收问卷635份,其中,男生221人,女生332人。农村学生298,城镇学生255。有工作经历学生219人,无工作经历学生334。研一185人,研二179,研三189人。文科363人,理科130人,工科60人。

2.研究工具

采用黄涛编制的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量表。该量表总共24个项目,采用五级计分。该量表包括四个维度:专业价值感;专业学习观;专业投入行为;目标与计划。该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93,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63-0.85之间,并且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9,分量表的信度均在0.641―0.804之间,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采用。

3.数据处理

使用SPSS18.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对跨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进行描述统计统计分析或者方差分析。

三、研究结果

在对553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得到了总体样本在专业认同及其维度上的得分,具体表示如下表所示。本研究中跨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量表采用五级计分,最低分1分,最高分5分,总分的范围是24―120分。

由表1可知,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各维度的平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专业价值观23.95,专业价值感23.75,专业投入行为22.5,目标与计划13.96。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总分的平均分为84.15,专业认同总分的中值(85),专业认同的均值小于中值,这表明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1.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553名不同性别的研究生专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其中男生221人,女生332人。P值均大于0.05,跨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总分、专业价值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投入行为、目标与计划各维度得分在男女性别上无显著差异。

2.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家庭所在地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553名来自农村和城镇的研究生专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农村研究生和城镇研究生在专业价值观和目标与价值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但来自农村和来自城镇的研究生在专业认同总分、专业价值感、专业投入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来自农村的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总分的平均分、专业价值感平均分、专业投入行为平均分显著高于来自城镇的研究生的得分。(P

3.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是否跨专业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553名跨专业和非跨专业的研究生专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跨专业硕士研究生与非跨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专业认同总分、专业价值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投入行为、目标与计划上均无显著差异。

4.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有无工作经历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553名有工作经历和无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在专业价值观维度,专业投入行为维度和专业认同总分维度上存在差异,有工作经历的被试得分均显著高于无工作经历的被试得分(P< 0.05)。

5.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专业上的差异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553名不同专业的研究生专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专业在专业价值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投入行为、专业认同总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专业在目标与计划上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多重比较的结果,理科被试得分与工科被试得分之间差异不显著,文科研究生专业认同水平显著高于理科生。(P< 0.01)。

6.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下表:由表2可知,在专业价值观维度和专业认同总分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通过多重比较发现:三年级得分均无显著差异,二年级得分显著低于一,三年级(P

建议与对策

近年来,硕士研究生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其专业认同水平的高低更是教育质量的直接体现,不仅影响到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而且也与硕士研究生个人的学业生涯紧密相连。当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总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在生源地、工作经历、年级和专业上存在显著差异。学校可以设立信息共享平台,拓宽研究生获取专业信息方面的渠道,鼓励研究生在学好专业的同时进行社会实践,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高度的认同,有利于他们针对性的学习研究,能够独立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境,从而提高他们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加强专业教育的同时,适当放宽专业的限制,准许进行专业调整,这样不仅避免了一部分学生因为选错专业为了毕业坚持读下去,从而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为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提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第6篇:研究生学年总结范文

一、40年的实践

40年来,我们在上认为经济史的研究要跟随经济发展的步伐前进,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3]50年代前期,当我们开始从事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时,就把它的下限定在1949年。1958年高等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编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写到1949年。因为1949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历史终止之时,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全国规模上形成之时,也就是新旧经济时期转换之时。从1958年开始,我们把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教学的下限延至1956年。1960年由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大学)出版、我们编写的《中国近经济史教学大纲》,写到1956年。因为1956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义改造,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终止之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建立之时,另一个新旧经济时期转换之时。从1965年起,我们先后离开经济史研究与教学岗位,直到1979年重操旧业。1983年,当我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任务时,就把研究的下限延至1978年,因为该年年末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且作出了一些改革的决定;在1979年至1983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到1984年l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改革的重点从转向城市,即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我又把研究的下限延至1984年。1988年定稿、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齐的由我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至第四卷,写到1984年。从1988年至今,又有七八年了,其间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一个有头有尾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研究跟随经济前进的步伐而前进,编写这部史的第五卷,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经济史学的研究要跟随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前进,这个命题的含义,除了经济史学研究的客体即研究对象的时间下限,要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延伸,使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之外,还包括研究的主体即研究者,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站在最新的历史高度,从最新的经济状况去看(观察、、解释)过去的经济变化,揭示今天的经济与过去的经济变化的关系,说明当前经济状况的历史渊源,以往的经济在当前经济的沉淀以及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研究者必须采用反映当前经济状况及其与以往经济之间关系和概念,以及相关的分析与表达方式。这就是说,研究者的眼界、立足点、学识、方法、范畴等等,也要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丰富、更新。正因为如此,在编写这本第五卷时,我们力争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度,回顾本卷所述历史时期经济演变的轨迹。

二、及时地经验

经济史学的研究要跟随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前进,既是经济史学研究对象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史学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又是经济发展对经济史学的要求。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这种要求显得特别迫切。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唯有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经验,总结经验,并升华为理论,用自己的经验、理论指导下一步的行动。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28曰一次关于改革的谈话中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4]他将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即走一步,看一步,列入改革方针的。正因为如此,他在3年之后将"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子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作为改革能否成功的两个关键之一。[5]16年来,正是在这条"走一步,看一步,回过头来总结一步"[6]方针的指导下,改革才进展得比较顺利。

经济史学本来就承担着总结经济工作经验并从中抽象出经济理论的任务。只有跟随关经济发展历史步伐前进,不断延伸研究对象下限的经济史学,才能及时地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充分地发挥指导经济工作的功能。

三、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有首有尾的事物

所谓及时总结经验,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从经济史学科来说,所谓"一段",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就是总结刚刚结束的那个阶段的经验。只有在一个完整的阶段完成之后,事物的过程与特征,才会全部显示出来,人们才能看到该事物的头与尾,始与终,才有可能揭示它的本质与,并据以抽象出经济概念,升华为经济理论。所以,作为国民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发展阶段已经结束的事物,有头有尾的经济周期。

明确了这一点,便能了解经济史学"及时总结经验"与人们日常工作中"及时总结经验"的区别。后者可以按年或按月总结,如年度总结,几年工作总结,月度总结、季度、半年或几月工作总结等等;可以是在一项工作完成之后总结,也可以是在某项工作仍在进行中总结;可以归纳出几条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概括,也可以不进行这样的概括,且一般都没有理论的抽象。而作为研究的对象,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则必须是研究对象一一国民经济或其中的某个部分一一运行中已经结束的阶段。这样,研究的对象才是一个整体。也正因为这样,经济史工作者在从事研究国民经济或其中某个部分的运行阶段,其起步可以与该阶段同时开始(当然可以在已经开始,甚至结束很久之后),但其结束必须在该阶段结束之后。换言之,经济史学研究工作的节奏,就其完成的时间来说,必须比研究对象结束的时间至少慢"半拍"。这就给经济历史本身留下了沉淀的时间,给研究者本身留下了沉思的时间。

四、沉淀的时间与反思历史的时间

在史学以至一切历史学的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要不要有一个历史的沉淀时间和历史学家的沉思时间?在这个上,学者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有些学者,例如约。阿。熊彼特,主张研究"包括直到今天为止的事实在内的经济史"。[7]在他看来,凡是已经发生了的经济事实,就已成了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这已发生的经济事实的过程与,便是经济史学。这种观点疏忽了经济史实(经济历史)与经济史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到今天为止的经济事实,确实是已经发生的经济历史,但它却不一定立即成了今天的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它可以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可以不是。这里的关键是,到今天为止的事实,是不是一种阶段的完成形态。因为经济史学是一门,它担负着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任务,因而研究的对象必须是有始有终,有运行全过程的事物。已经发生但未完成全过程的经济史实,不应作为经济史学研究对象;它一旦运行到了终点,便成了这样的研究对象。故区分经济历史与经济史学研究对象的界标是经济事实是否已告一个段落,而不是它是否已经发生,已经成为历史,更不是研究对象与开始研究它的时间只需隔一天(昨天与今天)或一定要间隔多少年,即不是某种绝对时间。在人类演奏的经济进行曲中,正在奏出声音而未完成的那一"拍",不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一旦完成了,它就是的了。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某对象时,他的研究工作可以与研究对象同时起步,而将该事物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而开始研究的时间,必须在该对象终止时间之后,在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个时间上的距离,即有历史的沉淀时间与历史工作者的反思时间,这段时间至少应有"半拍"之久。

五、"慢半拍"

我在这里说的是至少应有"半拍"之久,是说这种"半拍"的时间间距,是保证经济史学之所以是经济史学所需最低的条件,而并非充分的条件。经济史上的事物,其范围(内含)有大有小'其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其结构有繁有简,其有久有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慢"半拍"都可以做到描述研究对象发生、发展与终止的过程,并对它作出初步的但却是既能定量又能定性的,即最基本的评价。这已能达到经济史学研究的最低标准,保证经济史学科长处的最低程度的实现。例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在1949年终止,在1949年以后便可以将这种经济形态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1956年终止'在1956年以后,便可以以这种经济形态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人民公社在1983年终止,在1983年以后便可以以这种经济组织作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至少可以了解研究对象的产生、发展过程、终结局面、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地位,并作出相应的评价以及某种抽象。

1987年,有一位经济理论研究者对我说起,在全国,他既是第一个著文论述农村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的人,也是80年代初第一个著文论述农村人民公社应该废止的人。他的体会是,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很不容易。我的看法是,他研究农村人民公社最后的结论,即他的研究工作的最后成果是正确的'对于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对于研究现实问题的人来说,在研究过程中,随着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而发展改变自己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经历过50年代以来学术生涯的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在诸如计划经济、1957年以来的经济体制等等问题上,未曾改变观点的人大概很少。我由此想到,在农村人民公社、计划经济、1957年建立的经济体制结束自己的历史以后,才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才完成对它们的研究结论,或许可以避免上述理论工作者的某些烦恼,从而显示出经济史学一个方面的优点。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长处、难处。对于经济史学来说,只有慢"半拍",给历史留下沉淀时间和经济史学者留下沉思的时间,才能形成和显示自己的长处。但慢"半拍"一一充当"事后诸葛亮",也是它的短处。

六、应不应该有当代史

有些学者,如中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吴承明教授,在80年代给中国经济史下的定义是:"中国自远古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8]在这个定义中,中国经济史的下限止于1948年或1949年,止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结束之年。从1949年到80年代的3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不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象之内。这30多年及其历史可能被列入了历史沉淀时间和历史工作者反思时间。在经济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一些以"历史"、"经济史"命名的著名刊物,刊登的文章以1949年为下限,论述中国1949年以后历史的论文一般不予采用,大概也可以看成是这种观点的表现。这种理论、观点和实践涉及到应不应该有当代史、当代经济史,当代史、当代经济史是否不在学科研究对象范围之内的问题,中国当代史迟迟不能建立,与此理论问题未能解决不无关系。

在1949年以后至80年代的30多年或至今为止的46年中,包括1949一1956年的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阶段和1957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形态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已成历史,为什么不可以列入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予以研究?它终止之时距今已30年,为什么还不研究它?在理论上似乎难以说明白。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已经近30年,其间已经历几个发展阶段,人民公社等一类经济组织经历了从产生到消亡的全过程,为什么不应该列入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予以研究?在理论上也似乎很难说明白。

有一种事实是有目共睹的,即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距现实(今天)的时间愈短,其研究的经济政策得失,所的经济工作经验,揭示的经济运行特点与规律,抽象出的理论,能成为社会各界认识现实经济与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的直接依据,成为他们作出决策的直接依据,从而对现实工作的借鉴意义愈大,作用愈大,社会对它的需求愈迫切。这有利于充分发挥经济史学科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有利于使经济史学科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与重视。研究贴近现实的对象,是经济史学发挥自身功能、影响并获得发展机会的内在要求。

在经济史学史以及史学史、经济学史上,未曾有过30多年前或40多年前的历史仍未列入研究对象、未被研究过的事实,更没有一种经济形态已经终止三四十年后尚未被研究的事实。将历史研究延续到当代,是史学史特别是中国史学史的传统,否则无法"通古今","观古今之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主张历史研究要有沉淀时间,他们有关历史的论著中,当代史或从古代、近到当代的占很大的比重。形态的中国经济史学科自本世纪头30年诞生时起,就将当代经济演变过程列入研究对象。检索一下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出版情况便可看到,20年代末期出版的,不仅有写到1911年的,也有写到20年代的前期的;30年代、40年代出版的,不仅有写到20年代的,还有写到30年代前期的;50年代出版的,不仅有写到30年代的,也有写到1949年的。问题发生在50年代中期以后。在1958年以后至80年代初,这种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而延伸研究对象下限的做法不见了。这是由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和"左"的学术批判造成的。这种斗争和批判使研究现(当)代经济史成了畏途。研究者研究远离现实的对象,一则可以保平安,二则可以不受一些流行的、违背了就要作为错误受到批判、被禁止的观点的直接约束,从而实现科学的追求。可见,60年代至70年代经济史学不研究现代经济史,是错误指导思想下造成的。我们要将它看成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不应以它为据,反映到理论上,似乎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包括现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下限只应到1949年为止。

七、要求与风险

史学对象的时间下限要跟随经济的步伐而不断后延,给经济史学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经济发展是连续的。经济现象本质的暴露与经济发展的被认识,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一种经济现象的产生,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其后果与如何,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与后续的事实才能看出来。研究的对象离研究它的时间愈远,虽然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隔膜愈厚的不利条件,但研究对象的后续时间愈长(沉淀时期愈长),其后续情况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愈明显,人们对它的认识时间愈长(反思时间愈长),积累的知识愈多,故研究的成果(结论、认识)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接近客观真理的可能性愈大。相反,研究的对象离研究它的时间愈近,虽然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时代隔膜愈薄(甚至是研究者亲身经历过的时代)的有利条件,但研究对象的后续时间短,其后续情况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未充分表露出来,使人们陷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地;人们对它的认识积累尚少或没有积累,甚至有些情况、资料尚未公开,研究者无法知晓,从而研究的成果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接近客观真理的可能性愈小,犯错误的可能性愈大。这就是说,研究的难度愈大,对研究者洞察力的要求愈高,风险度大。这里且不说因研究成果(认识、评价)冒犯某些在世的权威,或与某些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却甚为流行,被认为正确的观点不符,而受到批判、围攻、压制的风险。在一个时期,正是这种风险使许多人视当代史为畏途。

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正式成立于1983年。在成立时我就提了一个意见,即我们的研究工作将跟随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而延续下去,从而要求课题组的成员随时关注、研究亲身经历的经济变化,收集、整理有关的资料,对一些展开讨论。就这种情况而言,本卷研究工作的起始与研究对象的起始同步。到了1992年秋季,我们认为从1985年开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已于1991年结束;1992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于是我们将1985一1991年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作为第五卷的研究对象予以全面研究。这项研究到今日才告一个段落,比对象结束之年晚4年,也就是慢了"半拍"。作为历史沉淀的时间和对历史的反思时间,4年时间是很短的,而我们对历史的洞察能力又不高,这种本卷中存在粗糙与错误之处成了不可避免的。我们愿意承担这种初试者的错误。

本着跟随历史前进而前进的态度,在本卷完成之后,我们立即开展第六卷即从1992年开始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何时完成,则有待于该发展阶段在那一年结束,并一定是在结束之年之后。我希望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能够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长期地写下去,在第六卷之后,出版第七卷,第八卷,以至若干卷。在某卷之后,虽然我不再担任它的主编,却希望它如同既往,新的一卷以慢"半拍"的速度问世。与此同时,根据新公布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已出各卷作补充、修改或者重写一些章节,使它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完善。

注释

[1] 此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导言》中的一部分。

[2]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 这里所说的"我们".指包括周秀鸾教授等人在内的中南财经大学(及其前身)经

济史教研室集体。

[4]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版,第u3页。

[5] 邓小平:《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68页。

[6]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定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版,第649页。

[7]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史》第一卷,译文参见中译本,商务印书

馆1991年版,第29页。

第7篇:研究生学年总结范文

1.1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为数据源,采用“名称+关键词+成果简介”的组合检索策略,以“生物*医用*金属”、“生物*医用*高分子”、“生物*陶瓷”、“生物*复合材料”、“生物*医学*衍生物”为检索词,对2000-2010年间我国科技成果产出进行检索与数据清洗,得到1772条题录。

1.2方法

使用TDA、Excel2010和Origin等统计与绘图软件为分析工具,从科技成果计量分析的角度,对相关科技成果数量进行数值模拟与计算,研究我国尤其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的年度分布、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布等,并进行对比分析、描述和数据挖掘等深入研究。

2结果

2.1科技成果产出数量趋势

我国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数量的纵向变化规律,反映了生物医学材料的受关注程度和发展速度。2006-2009年是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的高峰时期,与我国的生物医学材料技术研发投入主要分布在近5年即“十一五”相吻合。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图1我国生物医学材料技术成果产出年度分布

2.2我国科技成果产出内容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生物复合材料在近年发展最为迅猛,从2006年开始取得跨越式发展,至2010年累计取得411项成果;而医用金属(188项)、医用高分子(177项)、生物陶瓷(189项)、生物医学衍生物等材料(209项)的发展速度低于生物复合材料,比较平稳。统计结果显示,从2000-2010年,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也主要集中在生物复合材料方面,共计62项;其他4种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产出相对较少,分别为生物医学衍生物37项,陶瓷材料31项,医药高分子32项,医用金属材料35项。

2.3科技成果产出地区分布

分析我国主要省市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出,有助于挖掘不同地区间研发力量的差异,合理配置资源,进行深入研发。重点对我国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等7个省市进行了技术领域构成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各主要省市生物复合材料研发成果仍然占据主体,生物医用金属材料科技成果的产出以北京市、天津市与江苏省较多,生物陶瓷技成果的产出以上江苏省与湖北省较多,详见图2。表明这些省市在生物医学工程某些关键材料的研究方面已占据先机。

2.4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2.4.1生物医用金属材料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医用金属材料是一类生物医用的金属和合金,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植入材料,主要用于骨和牙等硬组织的修复和替换,心血管和软组织的修复以及人工器官制造中的结构元件[5]。检索结果显示,2000-2010年间共有医用金属材料相关的科技成果278项,大部分科研机构只有零星的成果产出,只有少数机构多年来保持着可观的科技成果产出。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3位的机构有中国科学院、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分别完成科研成果36,12,6项;其他科研单位如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成果数量达到5项;其他均少于5项。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5项)、金属研究所(4项)在医用金属材料上也取得较多科技成果。表明我国各主要机构的生物医用金属材料技术科技成果数量不均衡。

2.4.2生物医用高分子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医用高分子材料是指在生理环境中使用的高分子材料[6-7]。2000-2010年间共检索出医用高分子材料相关的科技成果263件,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5位的是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江南大学,分别获得科研成果32,8,5,5,5项,其成果数量占相关成果总数的21%;其他单位的成果数量均在5项以下。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医用高分子材料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3位的是微生物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获成果数量分别是4,3,3项,这10项科技成果占中国科学院总产出量的31%。

2.4.3生物陶瓷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生物陶瓷包括精细陶瓷、多孔陶瓷、某些玻璃和单晶[8]。2000-2010年间共检索到生物陶瓷相关的科技成果323项,多个科研机构在生物陶瓷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科技成果在5项以上的机构有10个,其中中国科学院、武汉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完成科研成果33,18,13,11,10项,前5名机构成果数占总成果数的26%。在中国科学院院系统,生物陶瓷科技成果数量最多的有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过程工程研究所贡献了20项科技成果,占中国科学院总产出量的65%。

2.4.4生物复合材料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生物复合材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生物相容性优良的材料复合而成的生物医学材料,可以最大限度地模仿人体组织与器官的功能,进而实现组织的修复与再生,是最有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的组织与器官替代和修复材料[9]。2000-2010年间共检索到生物复合材料相关的科技成果582项,可谓成果丰硕。多个科研机构取得了众多成果,成果数量在10项以上的机构有9个,其中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分别获得63,24,18,17,13项,上述前5名机构的成果数占总成果数的23%。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复合材料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5位的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12项)、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8项)、生态环境研究中心(5项)、金属研究所(5项)、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4项),总共贡献了20项科技成果,占中国科学院总产出量的55%。

2.4.5生物医学衍生物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生物衍生材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天然生物组织形成的生物医学材料。由于它具有类似天然组织的构型和功能,在人体组织的修复和替换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用作皮肤掩膜、血液透析膜、人工心脏瓣膜等[10]。2000-2010年间共检索到相关科技成果326项,获得5项以上科技成果的机构10余个。其中排名前5名的是中国科学院、南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分别获得科研成果36,13,9,8,6项,累计成果数占总成果数的23%。中国科学院系统中,成果数量排名前5的是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4项)、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4项)、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4项)、生物物理研究所(3项)、上海原子核研究所(2项),总共贡献了17项科技成果,占中国科学院总产出的46%。

第8篇:研究生学年总结范文

(1.安徽师范大学 皖江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8;2.安徽新华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3.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摘 要:早期留守儿童如今已经长大成人,部分成绩优秀的孩子进入大学,成为曾留守大学生。文章对当前曾留守大学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归纳,从曾留守大学生群体的概念界定、心理健康、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提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为进一步认识曾留守大学生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 :曾留守大学生;心理健康;人格

中图分类号:G64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239-03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曾留守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干预研究》(SK2013B224)

青少年的“留守”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有现象,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早期留守儿童如今已长大成人,部分成绩优秀的孩子进入大学继续学习。从2006年开始,研究人员逐渐关注现已进入大学的“留守儿童”。

多年来,对于留守儿童的研究显示,童年期特别的成长环境、父母的缺位对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意识、情绪、社会行为、人格、学业等多方面都造成不利的影响[1],留守经历给孩子们的成长带来的消极影响远多于积极影响。伴随其成长,这样的消极影响是否会长期存在?

本文总结过去的已有研究,了解曾留守大学生们的心理状况,同时期望进一步理解留守经历对儿童成长的真实影响。

一、曾留守大学生研究现状

(一)关于曾留守大学生的概念

目前对童年时期有过留守经历,现在高校就读的学生这个群体的称谓尚没有统一,有多种说法,例如:“曾为留守儿童的大学生”[2]、“留守经历大学生”[3]、“留守大学生”[4]等。在本文中,我们选择“曾留守大学生”这个称谓。

已有研究在界定童年期的留守经历时标准也并不一致。王玉花在研究中界定的留守经历标准为“14周岁及以下,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一次性连续半年以上”[5]。杨雪岭等人将留守经历定义为:16周岁以下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自己留守在家乡[6]。李凡繁界定的标准是:“17周岁及以下,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乡且时间在半年以上”[7]。

结合留守儿童的定义研究[8],我们总结只要有一方父母外出工作超过半年以上,即可视为留守。而对于儿童的年龄界定参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标准,我们认为是18周岁及以下。

(二)心理健康的研究

研究人员最感兴趣的内容莫过于童年的留守经历是否造成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其他大学生。谭斌的调查结果显示,曾留守大学生在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这四个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敌对因子分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父母均外出及外出超过3年以上大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更高[9]。李晓敏等人的研究指出,曾留守大学生抑郁水平要显著高于其他大学生[10]。李凡繁的研究显示,曾留守大学生的抑郁、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11]。

当然也存在相反的研究结果,温义媛和曾建国调查显示曾留守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无显著差异[12]。

研究结果验证了这一推测:留守经历给大学生们带来了一定持续地负面影响。表现在一些因子上曾留守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但是结论并不一致,留守经历对心理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够清晰。在利用SCL–90进行调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曾留守大学生群体的平均得分普遍低于阳性筛查标准。正如李颖等研究中的观点:曾留守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的心理状况总体情况良好[13]。这可能是因为随着认知水平不断发展,他们能够更多的进行自我调节,日趋成熟。而且进入大学后,各高校都开设心理健康课。这对于学生学会心理健康的调节技巧,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三)人格特征的研究

曾留守大学生的童年长期与父母分离,他们缺少父母的关心,得不到父母的帮助,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会对其人格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谭杰华采用卡特尔16PF量表,对曾留守大学生的人格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曾留守大学生乐群性、稳定性得分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在幻想性、独立性两方面得分则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14]。徐建财和邓远平采用相同的量表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曾留守大学生在乐群性、敢为性和幻想性这三个因子上的得分要低于普通大学生;在忧虑性、独立性和紧张性上得分则高于普通大学生[15]。温义媛和曾建国利用艾森克人格问卷调查显示,曾留守大学生精神质得分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内外向得分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16]。张莉华总结曾留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是:自我评价低、情绪不稳定、人际交往退缩、心理发展水平不平衡等[17]。

在不多的几项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曾留守大学生人格与普通大学生人格上存在差异,例如,曾留守大学生更加的内向,在人际交往中易出现困难;生活上长期的自立则让曾留守大学生的独立性优于普通大学生。但是部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不能帮助我们完全理解留守经历对人格的真实影响。

虽然人格特征相对较为稳定,相关研究结果却显示,通过个体心理咨询、团体辅导等方式进行长期干预,改善效果明显,但短时间的干预效果在学习生活事件中反弹快、症状反复多[18]。这对曾留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其它研究

曾留守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家庭支持、朋友支持、总体支持)、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一般大学生,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支持、应对方式对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有着较好的预测力[19]。杨琴等对曾留守大学生心理韧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曾留守大学生家庭支持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20]。研究人员还对曾留守大学生的择业效能感[21]、价值观[22]、社会适应[23]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温义媛认为已有研究较为集中反映曾留守大学生的消极特征,忽视部分学生因这特殊经历变得更为坚强。结合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其对心理健康状态良好、社会适应水平较高的曾留守大学生进行质性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曾留守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包括:接受现实、成就动机、目标定向、意志坚强、积极乐观、善于学习、情绪调控和社会支持[24]。罗涤和李颖的研究发现曾留守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包括快乐品质、处事品质、意志品质、奋进品质和亲和品质[25]。早期的“留守经历”也可以是青少年成长经历中的一笔财富。

二、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发展

多数研究带有先入为主的结果预期:留守经历带来的总是负面影响。实际情况却是很多大学生并没有因童年期的特殊经历而遭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曾留守大学生心理健康总体良好。总结已有的研究我们发现,留守经历对青少年的成长存在一定长期的影响,影响的大小则取决于个体本身的心理特征。心理弹性理论认为内、外部的保护性因素,如社会支持、人格特征等可以帮助留守儿童从逆境中恢复。

已有研究多采用统一的心理量表对曾留守大学生进行调查,对数据进行量化统计与分析,这样的平均数据可以反映出总体特征,却无法深入发掘每个留守儿童个体的成长经历。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增加质性研究,探寻留守经历对心理健康、人格等的作用机制。

对曾留守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进行对比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简单归因为留守经历。但是留守儿童成长的负面影响因素并不是单一的。结合众多留守儿童的研究,我们发现研究人员多是进行横断研究。在今后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对有留守经历的群体,从童年期开始进行追踪调查,这将有助于全面、客观地揭示留守经历对青少年成长的真实影响和意义。

进入大学的年轻人都是成绩相对优秀的学生,学业上的良好表现可以让儿童获得更多家长和老师的关注,进而保护他们的成长。所以单纯的对曾留守大学生群体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推广到所有成年的留守儿童群体时,可能存在偏差,我们知道,留守儿童群体中有部分人未进入大学学习,他们大多和父母一起,进入城市工作,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所以对成年后的留守儿童的研究还需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如果对这两者进行对比研究,可能更有意义。

三、结语

留守儿童目前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对于成年后的“留守儿童”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流动不断加速,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多,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留守儿童的队伍还会继续扩大。

留守经历给大学生带来的持续影响如何?曾留守大学生们的心理健康现状如何?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而这些研究结论将会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数据。

大学生群体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他们的状况关系到社会的进步。所以值得研究人员继续关注。

参考文献:

(1)罗静,王薇,高文斌.中国留守儿童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5):990–995.

(2)(9)谭斌.曾为留守儿童的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J].韶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10,31(6):87–90.

(3)李晓敏,高文斌,罗静,等.农村留守经历大学生成人依恋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0,26(6):748–750.

(4)杨曙民,梁晓颖、李建秀等.某高校“留守”大学生抑郁情况调查[J].中国学校卫生,2008,29(1):51–52.

(5)(19)王玉花.儿童期留守经历、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4):388–390.

(6)杨雪岭,冯现刚,崔梓天.大学生的留守经历与心理韧性、心理病理症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28(3):227–233.

(7)(11)李凡繁.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抑郁和社交焦虑——希望和良好寝室关系的保护作用[D].武汉:湖北大学,2012.

(8)郝振,崔丽娟.留守儿童界定标准探讨[J].中国青年研究,2007(10):40–43.

(10)李晓敏,罗静,高文斌,等.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应对方式、自尊水平及人际关系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7(5):620–622.

(12)(16)温义媛,曾建国.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人格及心理健康影响[J].中国公共卫生,2010,26(2):146–147.

(13)李颖,王浩,袁利.高校留守大学生现状的调查报告[J].经济研究导刊,2012(5):241–244.

(14)谭杰华.曾为留守儿童的在校大学生与普通在校大学生人格特征比较[J].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学报,2008,20(4):73–74.

(15)徐建财,邓远平.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经历对大学生人格发展的影响[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6):123–126.

(17)张莉华.具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06,(12):28–30.

(18)谭杰华.曾为留守儿童的在校大学生心理问题解决途径探索[J].韶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10,31(6):114–119.

(20)杨琴,蔡太生,林静.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2):272–274.

(21)徐礼平,王平.有“留守经历”医学生择业效能感的调查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 17(11):1359–1361.

(22)徐礼平.儿童期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研究——以贵州省高校大学生为例[D].遵义:遵义学院,2011.

(23)温义媛.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24)温义媛.“留守经历”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质性研究[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4):91-94.

第9篇:研究生学年总结范文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心理压力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12-0058-03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作为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肯定性的评价,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构成。主观幸福感具有三个特点:(1)主观性,以评定者内定的评价标准而非他人或外界世界建立的评价标准为准则;(2)相对稳定性,主要测量个体长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而非其短期的表现,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3)整体性,个体对其生活质量整体性的评估,是个体衡量生活质量的一种综合性心理指标[1]。

随着研究生招生比例的扩大,研究生的数量成几何数据的增长,大量海外留学生的回国,社会的竞争越发激烈,研究生面临的来自就业与前途、学业、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心理压力过大极易造成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生活不适应,这些年高校发生的众多突发性个体负面事件,心理问题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对当代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压力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了解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及心理压力的总体状况,找出减轻心理压力,提高主观幸福感的对策,从而提高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素质。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在湖南农业大学、南华大学、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五所湖南高校中抽取了540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91份,回收率为90.9%,其中女生267名,男生224名;一年级274名,二年级118名,三年级99名;家庭经济状况较好63名,一般370名,较差58名。

(二)研究工具

1.主观幸福感问卷(SWB)。该问卷采用苗元江自编《综合幸福感问卷》(MHQ)中的主观幸福感模块,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三个经典指标,三个量表采用七级计分。问卷的Cronbach a 系数在0.6742―0.91056之间,分半信度系数在0.6603―0.8835之间,说明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2]。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4。

2.研究生心理压力源问卷。该问卷是刘颖自编的问卷,该问卷包括32个项目,7个因子,即:就业与前途、学业、经济、婚姻爱情、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其他,每个项目采用五级计分。验证性因素分析证明该量表的理论结构模型拟合良好,该量表的a系数和分半信度分别为0.9148、0.9496,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3]。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4。

二、研究结果

(一)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总体状况

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得分(85.09±13.71)分,生活满意度得分为(22.13±5.78)分,正性情感得分为(28.11±6.78)分,负性情感得分为(34.85±5.18)分。主观幸福感问卷采用的是七级计分,生活满意度维度的中间值为20分,正性情感及负性情感维度的中间值均为24分,主观幸福感中间值为68分。从得分来看,研究生的生活满意度得分稍高于均值,正性情感、负性情感两个维度的得分均比较高,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个体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不同研究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比较

表1 不同研究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分析( ±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p<0.001。(下同)

对不同研究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见表1),不同性别研究生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负性情感上具有极显著差异(P<0.01),在正性情感维度上的平均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女研究生得分高于男性;不同年级研究生在负性情感上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且研二得分最低;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研究生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上存在极显著的差异(P<0.01),在生活满意度及正性情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按照均值大小排列顺序为:一般>较好>较差。

(三)研究生心理压力的总体现状

研究生心理压力源7个因子按因子均分排序,前三位是:学业(2.67±0.64)分,就业与前途(2.67±0.64)分,经济(2.27±0.65)分,其次是家庭关系(2.05±0.51)分,其他(1.91±0.73)分,婚姻爱情(1.54±0.71)分,排在最后的人际交往压力(1.52±0.58)分。

(四)不同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压力水平比较

表2 不同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压力差异分析( ±s)

对不同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压力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男研究生在婚恋爱情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女性(p<0.001);不同年级研究生在就业与前途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按均值大小排列:研三>研二>研一;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研究在人际交往压力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总压力、学业压力、其他压力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在经济压力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01)。

(五)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压力的相关分析

表3 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压力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3的结果显示,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压力的7个因子及总压力量表评分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P<0.001),即研究生心理压力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

三、分析与结论

(一)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现状分析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比较高,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体验到较多的正性情感,较少的负性情感,这与侯瑞鹤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4]。这主要是因为研究生属于高学历、高层次的教育,自身具有一定优越感和成就感,而且他们的年龄偏大,也累积丰富的知识和一定的生活经验,能够很好地应对压力和挫折,有一定的自我调控能力。

(二)不同研究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比较分析

女研究生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正性情感、负性情感两个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研究生,这与张明明的研究基本一致[5]。分析其原因首先是由于社会对男性的期望要高于女性,男性对自己期望也比较高,抱负比较远大,比女性承受的压力大。其次,女性情感比较丰富,比男性善于表达和宣泄自己的情绪,女性情感体验要多于男性。不同年级研究生在负性情感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按其均值大小排列为:研一>研三>研二,此结论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6]。得出此结果的原因在于:研二研究生有许多科研任务以及确定论文的研究方向,学习科研任务最重,压力比较大,而研一研究生刚刚入学,对学习和生活都有很大的积极性,研三研究生主要是完成大论文及解决工作问题,相比之下,研二研究生体验的负性情感也最多。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研究生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生活满意、正性情感上的差异非常显著,且较好得分最高,其次是较好、较差,这与王淑燕的研究不一致[7]。家庭条件一般的研究生在学习生活上不会限于家庭经济状况,他们与家庭较好、较差的研究生不会有很大的差距,而不会产生落差感,他们的整体幸福感水平也比较高。

(三)研究生心理压力的总体现状分析

研究表明,学业压力是研究生面临的最大的压力,这主要是目前高校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高,对其学习、科研及论文质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导致研究生学业压力比较大。就业与前途是研究生第二大压力。近几年,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研究生为谋求一份好的职业面临着激烈竞争,承受的压力自然增加。经济压力是研究生的第三大压力。大部分研究生没有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家庭支持,除了高额的学费,现今在校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研究生是成年群体也不愿接受家庭的经济支持,经济压力也比较大。而人际压力在研究生群体比较轻,主要由于当今社会科技技术发展之快,QQ、微信、微博、网络多种交流渠道,研究生可以时常和好朋友保持联系,也可以通过聊天软件结识新朋友,在学校也可以结交新的朋友。

(四)不同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压力水平比较分析

在性别上,男研究生的婚姻爱情压力显著高于女研究生,由于研究生群体年龄跨度比较大,有已婚也有未婚的,已婚男研究生既要读书还要赚钱养家,正在恋爱的消费也比较大,而且当今社会,大部分女性认为成熟的结婚条件是男性必须要有房子,未毕业的男性要考虑到毕业之后买房子结婚,这给男性带来了很大压力。不同年级的研究生在就业与前途压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其研三得分最高。主要是因为研三临近毕业,研究生最关心的就是就业问题。随着研究生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研究生的就业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再加上用人单位的一些限制条件,导致研究生的就业压力比较大。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研究生在学业、经济、人际交往、其他、总压力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且家庭经济差的得分最低。虽然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给研究生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给他们创造了优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而对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研究生,身处“物质主义”气息弥漫的社会环境中,沉重的经济负担使他们承受更多压力。

(五)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压力的相关分析

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压力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研究生心理压力越大,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低;反之,研究生心理压力越小,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高。研究生属于高学历、高层次的教育,他们自身有一定的成就感和优越感,对未来的期望值也比较高,随着我国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不断提高,研究生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对他们有很大的打击,这使得研究生群体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意,容易产生紧张、失望、焦虑、沮丧等消极情绪,导致他们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不高。

参考文献:

[1]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J].Psychology

Bulletin,1984,(2).

[2]苗元江.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

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3.

[3]刘颖.硕士研究生心理压力、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的现状

及相互关系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9.

[4][6]侯瑞鹤等.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与抑郁、焦虑情绪调

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