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天文学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研究天文学的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音义联系是语言文字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英汉语对音义联系的研究经历了从语言直觉到个案研究，再到理论研究三个阶段。语言直觉启发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提供大量生动实例，理论研究又贡献了研究理据。但是没有一种可以涵盖个案与理论的研究框架。本文在总结个案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引用国际音标体系来解释英汉音义联系问题，揭开语言的层层面纱，寻找语言的“通天塔”。

论文关键词：英汉音义联系；象似性；国际音标体系

从记录语言符号的角度看，不同文字都记录语言的声音，但是任何文字都不仅仅记录声音，文字在记录语言符号的声音的同时，也记录语言符号的意义。传统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语言系统及其各要素发生和发展的结果；而音义联系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创造和发展语言符号的动因。音义联系研究贯穿于整个语言研究史。这种关注从对语言起源的直觉猜想，发展到个案研究，再发展到对音义理论层面的探索。

一、语言直觉

关于语言起源的种种直觉猜想都坚持声音与意义之间存在着某些神秘的联系。

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苏格拉底曾经就名称与事物的关系与当时其他两名学者展开论战。他说：“显然，名称乃是它所表示的事物的声音摹仿，取名字的人总是以声音来摹仿他所称谓的事物的。”他甚至认为每个字母都是摹仿一定的性质，或者表示一定的特征的。斯多葛学派提出“摹声说”，认为词是事物的心理映像，原始人类最初就是模拟声音为事物命名的。缪勒“本能论”（1868）也强调人类最初的语言是对自然的摹声，以求音与义之间的和谐。达尔文（1871）指出人的最初的语言是用来表达情感的词。

汉字研究也一再关注音义联系问题。老子认为名生于道，名与实同生同在，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有因可循。东汉学者刘熙在《释名》中明确地探讨了语言符号音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名之于实，各有义类。”只是“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陈澧说：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

二、个案研究

首先，拟声词研究一直是音义联系的重要方面。虽然在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的时候也意识到拟声词的特殊之处。在论证任意性的结尾部分，也承认了这些词源出于象征，部分是可以论证的。英汉相应拟声词在语音形式上存在很多相似性，这体现了不同民族对同一声音的听觉感知和声音模仿具有相似性（乌尔曼1962）。

其次，诗歌中的语音象征也是音义联系研究的主要方面。语音象征从文体学角度出发，其焦点是诗歌中词的音响特征对意境传达的作用。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在《论批评》中早已指出“语音必须是语义的回声”。

第三，虽然英语属于表音文字，汉语属于表意文字，但是在音位表义上二者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英语表现为同音位近义词，汉语表现为声同义通。在1653年，John Wallis在书中就列出了许多同音位近义词。并指出很多词因为分享相同的音位而表相似的意义。声同义通是指汉语研究中，从声音线索推求语源的方法。

第四，英语词源考证与汉语词族考证分别对音义关系做出了更加纵深的研究。词源考证是英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寻求词语的由来，以及那些仍存在或迷失的，体现造词理据的原义。汉语词族考证是以语音为经、语义为纬，将音同、音近，又属同一语义场的字词进行系联研究。

三、理论研究

1.象似性理论的提出

自从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后，任意性观点支配语言学界几十年。人们普遍接受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具有任意性特点，而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偶然的。而近来，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语音与语意间存在着某些象似关系。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和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首次使用象似性这一术语来表示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映照性象似关系，并指出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听觉象似现象。进入20世纪以后，自然派（naturalists）的学者利用“语言符号象似性”理论抨击索绪尔的“武断任意”。他们认为词的音与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20世纪末，语言的象似性成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热点话题。我国语言学家许国璋先生也认为在强调语言符号任意性时，不要忘记语言符号的象似性。

2.语音象征理论的提出

在王守元和张德禄主编的《英语文体学辞典》中，音义联系现象被归纳为“语音象征”。语音与语义之间词源上找不到肯定根据的联系被西方语言学家称为语音象征。语音象征是文体学术语，它利用语言符号象似性的原理使人根据语音特征联想到客观世界的某些事物和现象。语音象征包括直接语音象征（拟声）和语音联觉。直接语音象征指的是词的语音和它代表的意义之间发生直接的联系，词的语音直接模仿自然。联觉语音象征指的是这些音或这些音连缀并不直接唤起某种听觉的经验，而是引起读者或听众一种思维的联想，这种联想就像一座桥将声音和象征意义连接起来。目的是充分发掘人类语言中语音和语义层次存在的象似性关系，并且对此做出解释，以使人们了解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3.语言全息论的提出

语言全息论是钱冠连研究员针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研究提出的。其中的重要内容是“语言以宇宙为原型来设计自己的模型”。他引用了张今关于许多英语单词的发音口型模拟了它们的语义内涵的资料，来论证语言与宇宙的全息统一。既然语言与宇宙是全息对应的，那么语音与意义之间的联系也就可以在宇宙的全息状态下找到自己合理的解释了。

4.音义学理论的提出

基于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点，音系学家提出了“音义学”这一概念。音义学是认知语言学派的一个分支，是一门横跨音系学、语义学和心理学的综合学科。它研究语言符号的语音和意义之间象似关系，认为每一个语音由于不同的发音部位，具有其自然的含义。它研究语言符号中的所有的语音象似性，以充分发掘人类语言中的语音和语义层次存在的象似性关系，并且对此做出解释、以使人们了解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5.汉语字族学理论的提出

清末民初，章太炎、沈兼士等也都研究了音义关系。章太炎在《文始》中突破了字形的束缚，直接从音义联系上研究词族关系。例如“贯、关、环”三字，传统的语文学家把它们看作毫无关联的词，而章太炎从它们的音义联系上看到它们实际上属于一个词族。文字只是有声语言的记录，字形往往掩盖语言内部的音义联系。章太炎以音义关系的研究取代传统语文学形义关系的研究，把有声语言确定为研究中心，开始从传统语文学走上现代语言学的道路。沈兼士在《广韵声系》中，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字为标音符号，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他把汉字作为音符，以此将形、音、义联系起来研究并探讨其间关系，突破《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

四、国际音标体系框架

英语和汉语中音义联系的研究都经历了从语言直觉到个案研究，再到理论探索三个阶段。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上，两种语言都体现了音义之间的象似性，但纵观整个音义联系研究史，该研究一直是散乱，不系统的，各自为政的。单一的语言现实没有意义，普遍的真理才有意义。如何才能采用一种可以涵盖英汉两种语言的理论框架，对两种语言中的音义联系情况进行横向的比较，系统地展现英汉音义联系的全貌呢？

这里我们引入国际音标体系作为研究的宏观框架。英语和汉语没有亲缘关系，它们的语音系统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虽然英语和汉语在书写符号上有着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差异，但是在更加接近语言本质的语音层面，它们却可以在国际音标体系的框架下进行对比与研究。而在这一框架下的研究才更加系统，更富有揭示意义。

在引入国际音标体系框架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语言现实——英汉音系之间即存在着共同之处，而可比性就存在于共性之中。从宏观层面看：首先，英汉音系都拥有10个以上的元音音位和20个以上的辅音音位；其次，它们都有许多复合音位。从微观层面看，不同语言间，音素的相似性最为突出，这是因为语音的形成主要靠生理基础，而不同民族人的发音器官及其成音机制都是相同的，所以虽然语言系属不同，作为语音辨义单位的音位的音质却大都是相似的。只有极少数相似性很小以至于找不到对应的相似音，但通过舌位、开口度与唇形的适当调整，也可达到基本一致。它们的辅音也存在相似性，只是成阻部位稍有不同。

基于此框架，研究可以从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展开英汉音义联系对。辅音音义联系可从发音方法上进行爆破音、摩擦音、破擦音、鼻音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从发音部位上进行双唇音、唇齿音、齿音等方面的研究。元音音义联系方面英语的圆润元音和单薄元音与汉语的韵图韵部四声也可以进行对比研究。在韵图中，以字母为经，韵部四声为纬。韵图的字分四等。江永说：“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笔者在此前关于爆破音、摩擦音、破擦音方面进行的研究已证实了英汉音义之间的象似性关系。

第2篇：研究天文学的意义范文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第3篇：研究天文学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关注;自我更正;意义协商;重铸;刺激回忆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B【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1―0054―04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和语言研究的发展,许多学者开始运用网络技术探究如何更好地促进语言的学习。而网络聊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的生活学习之中,人们用网络聊天咨询学习难题,或者通过英语聊天提高自己的语言学习水平。然而教师在网络聊天技术模式下很少给学生语言学习进行指导。由于缺乏对这一新技术的掌握和理论支持,教师对这一技术如何应用于语言学习感到迷茫。同时,网络聊天模式相当于自主学习环境,学生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也没有自己的学习策略,造成了上网聊天的盲目性。而在网络聊天模式下,学生有大量的语言产出,语言产出的过程难免会出现错误和反馈信息,那么学生在在线聊天模式下产生了哪些类型的语言错误,学生又是否会关注到自己的语言错误,以及采取怎样的方式更正错误从而获取正确的学习反馈信息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目前这一领域内,基本上没有较全面和深入的相关研究。从心里语言学范畴来说,关注理论在语言学习领域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认知心理学家也认为,关注对学习非常重要。如何将语言学上的关注理论和最为广泛应用的现代网络聊天技术相结合,找到值得研究的切入点,对于现实教学和更好利用网络技术有现实意义。

一 理论与实践研究

1 关注理论研究与实践

国内对于有意关注假设的理论研究较多。刘世理[1]研究得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关注”(noticing)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认知机制,被认为是存在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关注对语言学习者的信息加工起主动认知调节作用,有效的学习就是对相关特征加以有效的关注。关注的质量随学习者个体差异而发生变化,语言特征自身的显突性也会影响关注的程度。他这一研究对语言教师在外语教学中对学习者的品格训练、中介语发展和语言材料组织等方面有所启示。张会萍[2]也同样认为有意注意是语言学习者进行有效语言学习的关键。要提高学生的语言学习效率,教师要精心设计课堂活动,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提高学习积极性,从而尽量发挥学生有意注意的作用。尽管学界对有意关注理论的效度至今尚无定论,但是人们对它的认同度日趋提高。

在国外,根据Schmidt[3]提出的“有意关注假设(Noticing hypothesis)”,认为"noticing requires of the learner a conscious apprehension and awareness of input," and "while there is subliminal perception, there is no subliminal learning" (p.26)。因此,关注成为了二语学习的一个重要的认知建构。很多学者就关注理论和语言学习做了相关研究。Izumi[4]对比研究了不同模式或学习情景(written vs. oral/aural modes)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关注。Philp[5]调查了口语交流时对重铸式交互反馈的关注,并且发现上下文语境能有效地影响二语学习的关注。Mackey [6]发现在口语交流模式下,对比语法反馈,学习者更多的是关注词汇和语音反馈。由此得出,有意关注语言产出和目标语形式的配错是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研究领域。

2 网络聊天与语言学习

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很多学者也把研究转向了网络与语言学习相结合的领域。郑琼[7]认为传统的外语学习都是在课堂里进行的,缺乏自然的语言氛围。如果能营造出良好的目的语环境,将极大地促进外语学习。ICQ网络聊天活动在营造良好语言环境方面有极大潜力;但倘若利用不当,也会对语言学习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教师应合理设计ICQ网络聊天活动,以达到为学习者创造良好语言环境的目的。刘座雄[8]通过实证研究对比网络学习和传统课堂学习,认为网络辅助语言学习正好符合外语自主学习的个性化学习和对学习方法的训练,因而网络教学是实现和促进外语自主学习的最佳途径之一。实验结果为今后大规模利用网络的语言教学和研究起借鉴作用。师中萃[9]则认为网络环境对语言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英语学习与网络环境相结合,为学习者创设一个自主、高效、完善的网络英语学习环境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这是因为网络环境为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和在真实语境中与说本族语的人进行有意义的交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因而,网络提供了一个更为建构主义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Kitade[10]发现日本英语学习者在在线文本聊天模式下积极地参与意义协商,进行自我或他人的语言重铸,因此他提出了"IC (Internet Chat) with task-based L2 interaction facilitates comprehensible and meaning-making interaction, awareness raising, as well a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162)。Pellettieri[11]研究表明在线文本聊天能有效促进意思协商和以形式为中心的交互,及对问题语言结构的关注,因而对语法能力的发展有利。这些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表明在线文本聊天能帮助学习者关注自己的语言问题和他们的对话者所提供的问题语言形态的反馈。根据这些论据,Smith[12]认为在线文本聊天能促进学生对语言形态的关注,并且例举了该聊天模式的几个特征:书面的交流模式,消息的可再读性和较长的语言处理时间。很多研究者认为在线文本聊天能使学习者在交互时更好地关注问题语言结构。这些研究肯定了在线聊天模式对反馈式信息的贡献。

国内外基于在线文本聊天模式下的认知效用研究不多,特别是运用“关注机制”研究学生对自我语言产出和反馈信息的关注程度更少。本研究采用广泛普及的网络聊天技术,记录和收集学生的语言现象及反馈信息,建立新的语料库,然后对学生的语言反馈信息进行分类。同时,将语言学理论,心理语言学知识中争议较大的关注理论与现代信息交流工具相结合探究网络聊天模式下学生对交互反馈式信息的关注程度,并辅以SPSS统计系统处理语言。

二 学习者对语言反馈信息的关注

许多研究者从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角度证明“关注”是语言学习活动中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们指出:“为了理解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每一个方面,关注这个概念不可或缺,只有在有意关注之后,学习者才会将意义与形式联系在一起,才会使学习者语言的认知过程不断发生变化,不论是在线还是离线交流,交互反馈的信息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学习者关注,从而实现自我更正、意义协商和语言重铸。”

自我更正:指在言语交互过程中,当学习者出现语法错误时,其对话者通过启发、要求澄清、重复对方的错误、给予元语言线索等方式推动学习者纠正自己的错误、产生正确的表述。

语言重铸:指当言语交互的双方能够达成相互理解,但一方(通常是教师或第二语言水平较高的人)发现另一方(学习者)的语句中有错误时,对对方的语句进行重新表述,在保留原语句大意不变的同时更正其中一处或多处错误,旨在使对方通过对比这两种表述方式,意识到自己原来的语句是不规范的、不被接受的,它既内隐地指出了学习者原来的语句有问题(有语法错误),同时又提供了正确的表述方式[13]。

意义协商:指当言语交互过程中出现意义中断(即一方没有理解另一方所要表达的意思)的时候,对话的一方通过表示自己没有理解对方的意思、要求澄清等方式使学习者意识到自己的语言有问题,从而引发学习者更正自己的错误或换一个表述方式,它的基本功能在于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14]。

三 研究问题

1 学习者对交互反馈式信息的关注有什么作用?

2 在线聊天是否比离线聊天更能引起学习者关注他们的问题语言产出和来自非母语对话者的交互反馈?

四 研究设计

本实验采用前人在二语学习中研究协商交互时采用的Mackey[15]等在2000年实验中用过的两组图片,这两个“找差”任务能有效地促进协商交互:两个参与者图片上有部分信息不同。他们必须相互询问或者提供自己的信息给对方。试验者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面谈形式交流,另一部分是通过用腾讯QQ进行在线文本交流。为了有效地比较两种交流模式(在线文本交流和面谈),两种模式交叉进行,采用这个任务能使学生在交流时更多的关注自己或对方的语言。

1 实验对象

14名来自广东科技干部学院的英语学习者参与了本次实验。14名学生在进学校时按照高考英语水平进行区分,其中7名由英语老师挑选来自文科班英语成绩较好的二年级学生。另外7名也由英语老师挑选来自理科英语成绩较差的一年级学生。参与者配成英语水平混合的7组,即一个英语水平较好学生配一个英语水平较差的学生。这有利于在每组交流时有更多协商交互的语例发生。参与者都是中国学生母语背景相同,学生年龄在19岁到21之间,其中5男9女。

2 实验工具

(1)两组图片:一组图片以公园为背景,另一组图片以厨房为背景。

(2)电脑和腾讯QQ软件。

3 实验过程

实验持续两天在常规上课的电脑实验室进行。第一天,学生通过在线聊天和面谈分别完成一个五分钟的“找差”练习。然后,按照练习阶段的顺序,学生用在线文本聊天和面谈完成实验任务,没有时间限制。面谈和在线文本聊天过程用sony摄像机记录。这两种模式录下的语料可解码为两种交互方式即意义协商和重铸,包括自我更正。第二天,每个参与者对完成的两个任务进行刺激回忆。刺激性回忆广泛应用于心理学、教育学、L2写作研究和L2交互研究。由于其不足和缺陷,首先让参与者观看在线文本聊天和面谈时的录像。刺激回忆的顺序和两次实验任务的顺序相同。观看录像过程中,研究人员在每次有交互反馈(意义协商和重铸)的语言情况出现时暂停,并要求参与者回忆在此情况中所想内容。刺激回忆过程后,参与者被问及在实验过程中,对话者是否频繁更正参与者的错误,或频繁返回更正自己的错误。在刺激回忆过程最后,参与者被要求比较两种交流方式,哪种学习模式下他们能更多的关注自己的错误和来自对话者的正确反馈。同时,参与者描叙对于语言学习两种方式的有效性。

五 数据分析

第一天,在线聊天和面谈的对话可解码为自我更正和两种交互类型的反馈。第二天,刺激回忆可证明两种类型的交互反馈是否被关注。面谈和在线交流记录下的内容可解码为意义协商,改正和自我更正的语言情况。意义协商情节的出现是在话语者不理解对话者所说时,用例如"what?" and "uh?",或升调,问号,重复部分或全部对话者先前所言表达自己的疑惑。改正情节是话语者在不打断话语流畅性的情况下,隐含的改正错误(如表1所示)。自我更正情节是参与者不用对话者提示立即改正自己的词汇,语法,语音(面谈)错误(如表1所示)。在线交流时的拼写错误不做研究考虑,例如S: I don’t konwe.

刺激回忆阶段用于分析意义协商和重铸情节中对交互反馈的关注。如果参与者回忆的情节以语言形式为中心,证明参与者有关注到该反馈。如果反馈情节中参与者忘记所发生的或回忆以图片的内容为主,就认为没有关注到反馈。由于样本较小,本研究采用威儿科克森符号秩检验比较面谈和在线交流时两种交互反馈及自我更正的关注。另外,最后的采访反馈参与者认为两种对话模式,哪种更能使参与者关注自己的错误,对话者的错误和来自对话者的交互反馈。

六 结果分析

1 自我错误的关注

参与者只有关注到自己的错误才会进行更正,所以通过计算自我更正次数得出参与者对自己错误关注度。参与者在线交流时间花去较长时间(平均28分钟,见表2),因此两种模式下语言的产出也是不同的。由于样本小,自我更正的次数转化为标准分,即每种模式下总词汇量(每人)与自我更正次数的比率。为了减小两种模式下不对等语言产出数量的影响,标准分比较了两种交流模式是否有显著差别。结果发现,在线交流模式下自我更正显著多于在面谈模式中(z=2.84,p=0.009,见表2)。

根据分析14位参与者在线交流模式下更多关注自己的错误,仅有两名学生在两种模式下,关注的数目相当。另外,当被问及哪种模式能更好地关注到自己的错误,11个学生反映在线交流比面谈时学生更多的关注自己的语言产出。

2 交互反馈信息的关注

意义协商的关注意味着在误解或者不理解的情景中,对反馈的关注。面谈中意义协商的情况出现较多(z=2.60,p=0.03,d=1.68),然而在线交谈对意义协商关注却比面谈高。意义协商的关注可通过计算被关注的意义协商除以所有意义协商的语例得出(即表4中M)。从表4可以看出,两种模式的区别并不显著(z=1.14,p=0.15,d=0.66),但如果样本数量较大,差异就值得考虑了。根据参与者的对话统计,14个学生中,有12位学生在线交流模式下关注更多意义协商。

3 刺激回忆中重铸的关注

两种模式中重铸的频率几乎是相同的(z=0.53,p=0.56,d=0.21)。在线交谈和面谈时学习者都有重铸语言情况。这个发现与以电脑为媒介的交际有利于语言重铸的论据相一致。另外两种模式都为反应或合并重铸提供大量机会在线交流是72%而面谈是74%。如表5所示,重铸的类型是不同的。在线交谈中语法重铸的比率最高,比如加曲折词缀,或语法改变,然而在面谈中词汇重铸比率最高。

表6说明两种模式下重铸的关注比率似乎相同,且都很低。由于比较仅以几个参与者的数据为基础,统计分析结果不具有太大分量。

N=提供模式对比有效数据的参与者数目

M=均值,即被关注的重铸除以所有重铸语例的比率

七 结论和不足

在线文本聊天的两个特点能够促进学习者关注自己的错误:1较长的处理时间,2文本可被保存来回翻看。大量的处理时间能让学习者监视自己的第二语言产出。在线文本模式下,由于反应压力小,参与者能够产出更多的语言。参与者在这种模式下平均花了28分钟,却产出了平均147个单词(见表2)。这意味着在线交流过程中参与者确实花了较长时间处理语言输入和监视自己的语言输出。较长的时间降低了学习者的认知负荷,使得学习者运用自己的认知资源回顾和评估其语言形式。由于在线交流文本可以被保留和来回翻看,学习者认为这是自我语言能力的表现,因此特别关注语言的正确性,监督语言更频繁。

在线交流关注意义协商的原因与其他前人研究发现一致。虽然面谈中通过升调和疑问表达意义协商的情况较多,但关注率却不高。相反,在线交流模式通过重复,问号,意义协商更容易被关注。这就导致两种模式下意义协商的关注区别不大。

在线文本交流中对重铸的关注很低,主要原因是在线交流模式下重铸不是马上出现在目标话轮之后,而是在3-4轮间。话轮指的是一个人作为讲话者时所说的话。在一组对话中,S1目标话轮出现后(即语言错误产生时),S2没有对S1的错误在下一轮讲话时进行及时更正,而是在两个人转换讲话者和听者角色的3-4次时,S2才对S1的语言错误进行重铸。陈晓湘和 张薇[16]指出,重铸的有效性受到课堂气氛、人际冲突等社会动力学因素的影响。在这个实验中,反馈的偶然性和学习者异常输出影响重铸的有效性。由于信息完成之后,QQ软件才能显示,这使得参与者和对话者常常同时键入表达的信息,造成了对话缺乏及时性和连贯性。另外,该模式下几乎所有的重铸都嵌入句内,这就增加了关注的难度。因此学习者不能感觉他们作为反馈。同时,键入消耗了学习者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使学生不能运用认知资源关注重铸。采访中有参与者反映:“在线模式下我更多的关注在键入上。”

本研究为在线文本聊天有利于语言学习的关注提供了实证。这与支持关注在二语学习中的角色论据一致。在线文本聊天能提高学习者对自己错误的关注。本实验有以下几个不足,第一,实验样本数量太小,在解释和结果处理时需要细心。另外,由于参与者英语程度不是很好,造成了对组员所提供的正确反馈缺乏信心,或者没有关注对方给出的正确反馈。第二,在线交流工具不熟悉,尽管腾讯QQ的应用较广泛,但还是有些学生对于打字,英文输入不熟练,且太多精力投入机器操作而没有关注对方的语言,使得话语轮换缺乏连贯性。第三,刺激回忆发生在交互反馈的第二天,时间上影响了回忆的准确性。总的来说,该实验发现在线文本聊天比面谈更有利于“关注”自己的语言学习和反馈。这一发现也为CMC/SLA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初步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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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罗晓阳."意义协商"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J].怀化学院学报,2007(02).

第4篇：研究天文学的意义范文

不过，国内翻译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执著于对翻译的语言问题的研究，对翻译活动所暗含的文化意义认识尚不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界开始逐渐探讨翻译的文化转向及其意义，但真正把这一理论落实在研究内容上并进行深入开掘则是近十年才开始的事情。对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进行介绍与梳理则又是更近的事情了。笔者所见王宁教授在其《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一书中最早介绍了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对其产生的背景及对中国翻译研究发展的启发意义都做了深入探讨。之后谢天振教授所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2008）也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进行了解读。但回过头来检视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能够自觉利用这一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著作依然寥寥。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无论是翻译的文化研究，还是文化的翻译研究，都具有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的性质，并且都要求文化理论及翻译理论的双重素养，而国内学者要么受限于语言问题，要么文化理论素养不足，对中西文化理论、文化哲学都缺乏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要么对翻译理论缺乏研究，这样一来，一深入到具体问题往往就会捉襟见肘，难以形成系统、深入的论述，最终导致文化和翻译研究的肤浅化、泛文化化。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在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下进行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开拓，赵稀方新著《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翻译现代性》一书已经是赵稀方第三部关于翻译研究的著作，前两部著作《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都是着眼于翻译与中国新时期文化思想建构之间的关系，这部新著是把他原来的研究往前延伸，探讨晚清至五四的翻译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建构的影响。这部著作延续了他一贯的理论视角，从“理论的旅行”出发，对在晚清至五四时代西方文本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在通过翻译进行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意义的旅行”现象进行梳理，从而展示文化建构的复杂历程。作者在后记中说：“从本雅明《翻译者的任务》、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以及LaurensVenuti，Tejaswini Niranjana等，翻译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时尚。国内中文系的学者，尚少见有人应用这种翻译研究的路径。”可见，“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已经从雾里看花状态化为作者实实在在的研究实践，对这部著作进行一些分析，无论是对文化研究学者还是对翻译研究学者，我想都可以有一些借鉴意义。

这部著作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对晚清至五四这期间翻译史的梳理达到对思想史的认识，这是一个宏大的论题。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非常兴盛，翻译文本也很繁杂，而且当时的文化思想处于新旧激烈碰撞交锋的时期，很难把握，怎样从繁杂的事件中清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确实是很令人头疼的问题。赵稀方抓住了一个关键词———“现代性”，通过现代性拎起与之相关的翻译活动，从中择取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意义最重大、最典型的翻译事件分六章进行论述，包括《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中国的“再疆域化”》《政治动员》《文化协商》《天演与公理》《承前启后的〈新青年〉》，基本按照翻译活动发生的时间排列。在论述中舍弃了其他一些枝节，整体上显得比较清晰、有序，很容易梳理出一条思想史的线索。最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这一理论话语所蕴涵的几个关键词：

首先是翻译的政治。苏珊·巴斯奈特认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需要对“以人种为中心的翻译的暴力进行更多考察，对翻译的政治进行更多研究”。[2]“翻译的政治”和“翻译的暴力”都来源于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一文，用来表达英语对第三世界文本进行翻译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新殖民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译者因为不熟悉原文本的文化语境或者需要使译本符合英语文化语境，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的语言修辞逻辑进行篡改的行为，斯皮瓦克认为这是一种“静默的暴力”[3]，能够体现出政治的含义。关于“翻译的政治”本文更倾向于理解为对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的描述，而不仅仅局限于对语言暴力的论述。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因素是《翻译现代性》这部著作自始至终一直在关注的问题。第一章《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通过详细梳理关于晚清基督教“上帝”“译名之争”的历史，表现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我们解释清楚了关于翻译的政治隐喻。在第二章中，作者借助德鲁兹和瓜塔利的“再疆界化”以及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理论，讨论了传教士翻译对于中国的“再疆域化”过程。中国的翻译活动，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开启的。作者首先重新考证了西学东渐的起点问题，认为1810年马礼逊翻译的《使徒行传》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西方翻译文本，而不是之前熊月之所认定的《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珍本》，之后论及《圣经》的翻译始末。《圣经》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单纯的文学翻译，其中所展现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再疆域化”企图，利用《圣经》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使之归化到西方宗教文化体系之内是最终目的。围绕这一目的，传教士们还进行了众多的科学及政法书籍的翻译工作。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或隐或显地表露出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扩张的一致性。这是翻译的政治或曰暴力比较直白的表露。但恰恰是这种暴力使我们打开紧闭的国门，开始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对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而且作者还注意到传教士翻译活动的行为与效果的复杂性，没有简单地把传教士的翻译活动认定为帝国主义殖民化的一个策略，而是通过对文献具体而微的分析，阐述其翻译活动的各种面相及效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教士在西方科学政治法律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学者在论述清末民初政治科学书籍的翻译时，往往会把翻译的动机简单归因于中国疲弱之势对国人的精神刺激而产生的主动选择，这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却忽略了传教士在整个科学文化传播活动中所起到的先导作用，失去了这个先导，中国人还难以有效地接触到西方现代政治科技文化成果，何来主动选择？而且在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翻译问题上，有些学者大而化之地认为中国人首先注重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翻译，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直到洋务运动失败，才开始重视对社会科学的翻译，以求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翻译最初也与传教士的活动密不可分，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了，而且无论是翻译自然科学还是翻译社会科学，最终都是为传播宗教思想服务的。《翻译现代性》在论述过程中既注重爬梳文献展示翻译史的架构，又对翻译活动中各种权力因素的消长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展示，真切地再现出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再疆域化”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传播过程。

其次是翻译的暴力。如上文所述，翻译的暴力主要体现为译者对译本进行语言转换过程中，为使译本更容易被本土读者接受或者更加符合本土文化需求而对原文本进行的主观改写或改造，以突出其某一方面价值而忽略其他一些价值或者它在原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通过对翻译的暴力，也就是文本意义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解构与建构过程的描述，可以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翻译是如何通过话语转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作用的。实际上，翻译的暴力是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展现出的翻译的政治。《翻译现代性》一书对翻译暴力的描述可谓用力甚深，而且论述非常透彻，尤其体现在第四、第五章的论述中。第四章中，作者主要通过对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及周桂笙译《毒蛇圈》两个翻译事件中所凸显的翻译暴力进行描述，来表现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过程，并把这视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想生产的线索”[4]。在第五章中作者通过对《天演论》《民约论》这两部译著的翻译情况的考察，详细论述了《天演论》与《民约论》对赫胥黎进化论思想以及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改造、重新认识与接受的过程。严复及杨廷栋通过翻译使译本符合中国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需要，把无助于开民智、启革命的内容统统遮蔽或改写，建构出一种全新的文本形象甚至作家形象，使译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塑造中国人文化身份的作用。《翻译现代性》通过对这些翻译暴力的呈现为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生发展初期的既复杂又曲折的历史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中西文化思想以及原文本要表达的文化内容有深入认识和把握，因此，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就不是仅仅在浅层次上呈现“理论的旅行”过程中语言的改造所形成的意义的变化，而是能够深入到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阐释文本在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的深层次裂变。比如在论述《天演论》和《民约论》的翻译活动时，作者就注意到《天演论》代表的是19世纪以来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而《民约论》代表的是18世纪以来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在根本的文化价值取向上二者是对立的。作者进一步解释了这样两种原本对立的文本是如何能够互相兼容、互相配合对晚清的社会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并对之后两种思想脉络在中国的分裂乃至新的走向进行了描述，梳理出自晚清至当代这两种文化思想发展的发展轨迹，大致如下：

在回顾了《告别革命》一书对英国经验主义的回归之后，作者最后总结道：“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传统’被质疑后，人们才发现被历史湮没的‘英国传统’，历史的确太无情了。在这湮没的过程中，翻译的改写无疑是最初的源头。在卢梭的《民约论》中，仅仅有一段话提到，人民有权力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获得自由，但它并不是《民约论》的主旨。《民约论》本身探讨的是合理政治秩序的规则，并不号召革命。然而，杨廷栋的译文却牢牢抓住了这一句，作为主旨，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出发，鼓吹专制政府。《天演论》仅仅强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一面，因而很容易与‘革命’联系起来，而进化论所具有的渐进变化的英国经验主义的一面，却没有展示出来。严复后来颇为后悔《天演论》的影响，欲以主张社会有机演进的《君学肄言》进行补救，可惜已晚。……很明显，《天演论》和《民约论》的翻译，导致了法国传统的壮大，也导致了英国传统的湮灭。当然，翻译的误读，并非偶然，它根植于历史与文化的深处。”[5]作者能够站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对翻译的暴力所蕴涵的文化影响及其政治意蕴在思想史的脉络中为读者进行深入解读，这显然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西学素养，失去这一点，对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就很容易流于表面与简单化，也就无法揭示“理论的旅行”过程中意义的嬗变所表征的复杂文化内涵。因此，“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所包含的跨文化指向并不仅仅指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而且指向了研究者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有研究者具备了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素质，才有可能完成对涉及跨文化的复杂问题的深入把握。

再次是反欧洲中心主义。斯皮瓦克是文化研究学者中较早关注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的学者，她同时也是一个后殖民主义专家。她的翻译研究建立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判上，对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具有深刻的启发，巴斯奈特后来非常强调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要超越“初始时期公然标榜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阶段”。[6]《翻译现代性》在第一章中不仅考察了“上帝”译名之争所体现的复杂的政治、文化力量的角逐，而且从后殖民理论出发深入挖掘了中国教士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就译名所引发的争论中内含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涂改、协商和质疑”[7]。这一点是以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所忽略甚至误解的。以前研究者只看到中国教士的基督徒身份以及对于洋教士的附和，但是本书作者却从民族身份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教士在文化认同上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根本差别：“就多数中国教士而言，他们首先承认基督教的神的首选性，但绝不肯否认中国的儒教是异教，而是引经据典论证儒教和基督教的一致性，以儒家思想重新解释基督教。这种本土化的‘上帝’论与理一视的普遍化的‘上帝’论还是有差别的。事实上，从利玛窦到理雅各，称赞中国儒家思想的外国传教士不乏其人，但对这些西方传教士来说，这些都是传播基督教的‘归化’策略，而中国教士则不同，他们希望在基督教的框架内合理化中国儒家文化。同一个‘上帝’，不同的出发点和方向。”[8]这种观点显然能够深化我们对于当时“译名之争”的认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作者已跳出欧洲/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并未将中西文化看作弱势与强势的截然对立。清末民初中国虽然处于积弱状态，文化上也处于劣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的相容性，而不能将中西文化差距无限扩大，这样只能带来认识上的简单化，文化通过翻译进行传播的过程不是单一的流向，强势文化虽然影响了弱势文化，但是弱势文化也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强势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建立新的话语模式，对于这一点的理解与认识恰恰既是翻译研究也是文化研究都应关注的重要内容。

最后是文化资本增值效应。即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要关注“文本成为跨越文化边界的文化资本的方式”[9]。“文化资本”喻示着原文本通过译本进入异文化场域之后可以发挥资本增值的作用，对异文化本体进行新一轮的主体性建构，从而达到塑造新的文化身份的作用。显然，仅仅通过翻译有限的著作就期望达到改造文化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文化主体性建构最终要落实在对于译本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上，使之内化为本土话语的一部分，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性改造。这意味着译本只有对本土文化的再创造产生影响，才能最终完成文化传播的任务，通过翻译角度进行的文化研究也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翻译现代性》中，作者对文化资本效应有比较详细、深入的阐述。比如在第六章中，作者就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及成就进行了梳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翻译文学的示范作用。但在翻译方法方面，晚清对西方文本采用中国化改造的方式进行翻译，不仅语言上采用文言，体例上也沿用旧小说的章回式，内容上更是大胆删改，基本是以译者为主体的翻译模式，而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已基本确立以原文为主体、以白话为语言工具的翻译原则与规范。在文学创作上，西方各式文学文本的引进为中国新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借鉴，《新青年》不仅发表了大量译著，也刊载了许多新创作的文学作品，成就了一批新文学作家，中国文学从此进入新文学阶段。通过翻译文学的文化资本效应，中国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现代文学体系。通过对文化资本效应的考察，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才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如海市蜃楼一般停留在空虚的概念上。《翻译现代性》对文化资本效应的考察一直贯穿始终，与其他内容相涵容，成为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让我们通过这些论述清楚了解了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前后过程。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大致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及其基本内涵有了一个了解，也对赵稀方《翻译现代性》这部著作有了大体认识。从翻译进入文化研究是这部著作最大的特点，但是作者并没有忽略对翻译史的考察与梳理，应该说，翻译史建构与思想史建构在这部著作中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在具体论述上，作者没有纠缠于史料的堆砌，而是抓住翻译活动的片段串联起思想的脉络，相对于以翻译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来说，叙述显得清晰许多。但是，现代性毕竟是一个宏大概念，本书的内容编排虽然很容易让读者厘清线索，但也容易让读者忽略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应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在一本著作中面面俱到反而不利于论述的展开，期待作者在以后的著作中进行延伸。最后不能不提的一点是，这部著作依然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叙述风格，文字简洁干净，论述节奏不急不缓，理论的运用基本不着痕迹，看不到一般学术著作的佶屈与生硬，读起来非常舒服，当然，这与作者融汇中西的学术涵养分不开。

依然回到“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上，自从翻译的文化学派建立以来，关于翻译学学科性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问题集中到文化研究是否会消解翻译学的主体地位，是否会使翻译学走向泛文化化并最终成为文化研究的附庸。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很可能会加深人们对此的忧虑。在我看来这毫无必要，研究对象不同，必然带来研究角度的多元化，根据自己所长选择研究对象与合适的研究方法，最终实现研究目的就是最好。翻译的语言属性与文化属性是其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无法否认，但在一个研究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如何有效避免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伪文化研究，或者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文化论述与翻译论述的隔离，等等，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内容。

注释

[1]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

[2]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5页。

[4]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5]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4-175页。

[6]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7]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8]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第5篇：研究天文学的意义范文

科研课题研究普遍会使用到一些社会学的方法，例如应用通则的方法、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定性的方法、定量的方法等。但在朱青生的《中国汉代图像信息综合调查与数据库》中又采用了六种新的方法：一是符号学的方法，符号学方法认为艺术中每一个符号被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同时用语法把它陈述出来，然后人们可以解码从而获得意义；二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它强调艺术其实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征兆。任何一幅画，作者也许并没有想表达什么意义，但可以分析出它是如何画出来的，这就是精神分析方法在弗洛伊德之后的新推进，它是研究一个征兆的意义；三是存在主义的方法，这里的存在主义是方法上的存在主义，是指任何的解释都是当下的解释，存在主义就是说把历史的事情用当下所处的状态进行解释；四是解释学的方法，主要思想是我们在解释一个经典的时候，其实我们解释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不同的。对任何一个艺术现象观察的时候是对它进行一次新的解释的过程，历史是我们不断地对它解释的结果；五是朴实的原学术主义的方法，就是想办法体验故人的行为及生活，从而感悟汉唐精神的遗风；六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西方受到极大的推崇，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是社会学的方法，叫做辩证法。总之，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但结合不同研究内容，选取什么方法更有效是需要研究者因地制宜进行考虑的。

研究课题价值的判断要求研究者应具有宽泛的专业知识、良好的道德和逻辑思维，了解历史和当今事件的发生原因和条件等，在命题之前有着对价值判断的不断反省，才能对研究对象做到客观真实。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于克服他人的异己性，但克服不是为了同一，把对象消灭掉，而是通过与文本的对话达成共识。今天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探寻各类人群生活意义的自在逻辑，而不是以现代的、西方化的标准或其他标准来评判世界上非文明的部落和国家，价值观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评判没有一个客观的统一标准。只有在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中，存在可发现的及客观的真实时，牵涉到理论建构的议题才会有趣，结果才是有用的。《中国汉代图像信息综合调查与数据库》把所有汉画全部整理出来，让每一个人都能很方便地找到资料，这样任何人只要对中国文化何以发展到如今感兴趣，就可以马上进入这个数据库。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汉画和我们了解的文化有关系，也是我们学习美术史的另外一种思考，我们学习艺术的历史，其实艺术有另外的定义，就是透过艺术来看历史。如果我们像看电影一样透过图像能够回观社会历史文化与人性，我们从文字资料中得到的信息会更多、更微妙。当然汉画研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是一个学术政治问题，也不是一个学术的民族精神问题，更多的是研究者为这个学术开拓了跟当代活动相关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通过图像和形象来观察历史、观察人性。这才是做汉画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

科学研究的道路注定是艰苦的，在学术上有建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是学者毕生的追求。科学研究的每一点突破，都是对有关领域的拓展，都是对人类的贡献。前人有过比喻，人类的认知领域犹如一个圆，圆内是已知的，圆外是未知的，当已知的边界向外拓展的同时，未知的边界也随之扩大。数据得到解释、成果得到发表与分享意味着某个研究的结束，但一个研究在解决某个问题的同时，又往往会从中发现更多的问题，意味着另一个新的研究的开始。

（注：本文为北京市属高校人才强教资助项目和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12130）成果之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面上项目《北京创意产业集群竞争力暨高等教育孵化策略研究》（编号SQSM201211417010）成果之一）

注释：

①《中国汉代图像信息综合调查与数据库》是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的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项目，项目预计做一套汉画总录，把现存的汉画都编号，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记录保存，任何人都可以根据编号很方便地找到和中国的汉语、汉民族、汉文化以及中国文化有关的全部图像，并且通解其含义。朱青生先生从事汉画研究30余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创办了中国汉画研究所及中国汉画研究学刊。1996年以来，课题组一直在做汉画的整理和基础工作，把汉代所有古文献及中文、西文、日文研究汉代的资料全部做成数据库。过去记录一个形象资料会包含名称、时代、作者、尺寸、质地、内容和发现地等，现在课题组把汉画的记录扩充到26项。有些汉画会包含残破的图像，他们会把残破的图像都拓好，通过计算机复原，并非常注意记录它的残存痕迹，比如一块画像石，它是什么质料的，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坑、豁，这样研究人员就知道它和别的地方是怎么拼装的，并能还原图像与环境的整体关系。汉画研究课题的研究内容明确，这是后期研究方法及成果价值实现的前提条件。

第6篇：研究天文学的意义范文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 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第7篇：研究天文学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天职取向 工作价值取向 工作意义

“天职（Calling）”是近年来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领域研究的与工作意义相关的重要概念（Wrzesniewski和Dutton，2001）。天职取向是一种工作价值取向，工作价值取向是人们对自己工作价值与期望的主观定位，是从工作目的角度研究和诠释工作意义的概念。持天职取向的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深刻的意义感。

一、 天职取向的前因变量

1.形成的原因

Bandura’s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可用来解释工作价值取向的形成（Grusec和Kuczynski，1997）。工作价值取向的形成是从一个人进入职场以前很久开始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通过对可观察到的行为进行模仿开始的，这意味着工作价值取向的产生与形成受父母影响和早期模式的共同作用。父母的影响会让一个人对未来生活中工作可能是什么样子而有所期待与理解（Mannetti和Tanucci，1993）。在很多与工作有关的社会学习的例证中，大多数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着父母上下班，父母与孩子谈论与工作有关的内容（例如工作上的言行），这向孩子传递了工作是什么的信息。孩子观察家长的这些行为，学习他们的工作目标并将之带入自己未来的工作中。

一个人工作价值取向的形成开始于其儿童时期，成人后其最初的工作经历可能强化、模糊甚至颠覆他们已有的工作价值取向（Roberson，1990）。例如一个新入职者可能相信工作意味着有意义的经历，却在工作中只发现乏味与空虚。相反，另一个新入职者本只期待工作得到薪水而别无其他，却在工作中发现兴趣、愉快和深深的意义感。无论一个人最初对工作意义的认识是怎样的，这种期待都会在进入职场后受到挑战，而这种挑战会进一步发展一个人的工作价值取向。最终，基于从角色模式那里学到的和从真实工作经历中学到的，一个人的工作价值取向最终形成了，并且开始作为如何看待工作的指导原则，也成为一个人身份的一部分。

2.转变的原因

Wrzesnienski的研究指出工作价值取向并非绝对稳定独立的，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动态系统关系。Dobrow（2007）也发现天职取向是不稳定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其稳定性受个体工作卷入和社会支持变量的影响。Mcgree（2003）研究发现，一定的组织因素会逐渐改变个体对工作意义的认识，进而改变个体的工作价值取向。Wrzesnienski（1999）也认为，个体的工作价值取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工作目标密切相关，两者组成一个动态系统，随着个人成长、经济状况或所处工作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组织可以通过外在的引导使员工的工作价值取向逐渐由工作取向转变为天职取向。田喜洲的跟踪研究也初步显示，由工作取向到天职取向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含无意识、下意识、有意识与强意识四个阶段，其影响因素包括个人价值观、经济状况、家庭生活等。

二、天职取向的结果变量

有关天职取向影响的研究较多，Dividson和Caddell（1994）通过对三组具有不同工作价值取向在职者的研究发现，持天职取向的人比其他两组人有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平信念、工作安全感与满意度。Serow（1994）研究发现，持天职取向的教师希望从教时间更长，对工作所包含的积极社会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更有可能做出个人牺牲，也愿意将业余时间投入工作。Wrzesniewski等人（1997）的研究表明：在幸福感得分上工作取向者最低，天职取向者得分最高。天职取向者对生活和工作满意度非常显著，并显著高于事业取向者和工作取向者。而事业取向者与工作取向者在满意及健康测量维度上的差异小且不显著。Wrzesnienski（1999）针对失业者再就业的研究表明，工作价值取向对失业者再就业的时间没有影响，但对其重新择业的工作性质或岗位有影响。天职取向者会追求能带来工作意义的新岗位；事业取向者会追求福利待遇较好、发展机会较多的新岗位；而工作取向者则重点考虑新岗位的收入和回报。Douglas E Freed（2002）的研究表明，不同工作价值取向者，其工作满意度也不同，满意度从低到高依次为工作取向、事业取向和天职取向。Mcgree（2003）指出，天职取向者对工作有一种热情，能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真实的自我，工作是其生活的一部分。Hall和Chandler（2005）、Dobrow（2007）的研究均发现天职取向的员工拥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工作满意度及职业承诺。Oates（2007）对女性角色内冲突与天职取向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那些对职业角色和母亲角色都拥有天职取向的女性要比存在角色冲突的女性拥有更强的主观幸福感；对职业持较高程度的天职取向的人，其整体角色内冲突、工作-母亲或者母亲-工作角色冲突也较低。Peterson等（2009）研究发现：37%的员工持天职取向，天职取向与工作热情、生活满意度中度正相关，与工作满意度高度正相关，且专业性员工更可能持天职取向。Bunderson和Thompson（2009）以动物饲养员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天职取向与职业认同、职业重要性感知、工作意义感及组织责任感中度相关。Boyd（2010）的研究显示，天职取向会对职业倦怠产生直接的影响。

赵敏、何云霞（2010）从工作取向、事业取向、天职取向三方面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持天职取向的教师工作满意度最高。于松海（2013）等研究显示特殊教育教师以事业取向居多；天职取向的教师工作满意度最高，其次是事业取向，工作取向的教师满意度最低。

三、未来展望

对天职取向结果变量的研究过于集中在“工作满意度”这一个变量上，对其他结果变量的研究较为忽视。以对组织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变量“工作绩效”为例，已知天职取向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但是由于已有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高不一定带来员工的高绩效，所以天职取向强是否会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就变成了一种未知。因此未来有必要拓宽对天职取向结果变量的研究。

天职取向的概念在西方已有大量研究，但是在国内的认知度还比较低。天职取向是知识型员工的一个重要工作价值取向，工作价值取向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概念，而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工作取向、事业取向和天职取向常常并存于一个员工身上，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景下三种取向的比重和结构会有所不同。未来应考虑将三种取向同时纳入研究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第8篇：研究天文学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基督教；天主教；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065-03

2010年12月7日至9日，中国天主教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会见全体代表时要求“一会一团”新一届领导班子要“积极探索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途径。”［1］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指出，要“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神学思想体系。”［2］新途径是什么？本土化如何推进？这些都是学术界应该深入研讨的问题。

一、关于本土化概念及内容

何为本土化？学术界意见不一，常常同时使用“本土化”、“本色化”两词，许多人将二者视为同义词。笔者赞同林治平的解释：“本色化（indigenization）原意为‘土生土长’。……‘本色化’乃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变迁的过程。说得更浅白一点，本色化乃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当甲文化传至乙文化中时，甲文化在乙文化中找到落脚点与生根点，且甲文化之某些符号意义如何为乙文化所接受，同时在乙文化中生根发展，甚至于开花结果，其整体之过程及其中所遭遇之问题，我们皆可称之为‘本土化过程’。”［3］

本土化包括哪些内容？山本澄子认为包括7方面：（1）中国的本色教会应以中国人为教会的构成；（2）教会经济、行政与运作等应自立；（3）教会在教堂建筑、圣乐、圣画、礼拜仪式等方面应中国化；（4）教会应该容纳中国人的祭祀与习俗；（5）教会要置身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现实问题之内；（6）教会要除去欧美教会的传统与色彩；（7）教会要能自治、自养、自传。［4］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便已启始其漫长而不见成功的本土化进程”。［5］(P43-50)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大略有六种研究范式：（1）传教学范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学者从基督教这种强势文化怎样向中国传教的视角研究在华基督教传播史，代表作是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2）冲击反应范式，兼顾基督教的传播和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两个方面。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起就被指责“负有丢失中国的责任”，［6］(P291)但是，1982年为纪念利玛窦入华400周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出版了《中国和基督教》，讲述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堪称该范式的代表作。（3）传统与现代范式，以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为中心，主要关注传教运动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中国社会对传教运动的反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900年前的基督教传教运动及其影响”一章是该范式的代表作。［7］(P32)（4）文化帝国主义范式，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学者分析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关系的基本范式，并作为后殖民批评的主要话语之一被借用来分析传教士在华活动，柯文著《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运动的增长（1860—1872）》是其代表作。［8］(P103)2002年，在对这一范式批评的基础上，又提出“超越文化帝国主义”［9］(P301-325)概念。（5）中国中心说范式（China-centered），从重视传教士的影响转变为探讨传教运动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柯文于《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提出“中国中心说”。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认为：“过去25年中，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模式转换。一般说来，这一转换是从差传学和欧洲中心论的模式转到汉学和中国中心论模式。”［10］在华传教史的研究从重视传教士的影响转变为探讨传教运动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从主要关注西方传教士转向关注中国基督教徒和中国基督教本身的转变，从过去单一的社会文化取向发展为更为广阔的多维视野，从较为宏观的描述性研究转向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的微观分析。其代表作是丹尼尔·贝斯的《基督教在中国：从18世纪到今天》。［11］(P32)（6）中国人中心说范式（Chinese-centered），20世纪90年代，保罗·玉尔提出以“中国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理论方法，认为“中国人为中心的教区或教堂历史，首先必须关注的观点，试图再造他或她的信仰体系和世界观。” ［12］该范式的代表作是钟鸣旦的《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

第9篇：研究天文学的意义范文

刘华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刘华杰教授早先研究非线性动力学哲学，后来转向关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传播，而现在精力几乎全用在了博物学上，特别提出博物学编史纲领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亲身实践，2012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系统阐述博物学的书籍《博物人生》。不算之前《好的归博物》那本关于博物学文集，这是几十年来国内第一本关于博物学的书籍。

本书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博物学的意义的反思，第二部分是具体的中西博物学文化史研究。第一章是关于博物学的理论思考，涉及博物学的方方面面：博物学的概念、在科学史中研究科学之博物学传统的意义、中西博物学的比较和差异、博物学的认识论意义、博物学和人类未来。几乎所有关于博物学的深度思考都在第一章。之后的几章可视为第二部分。第二章介绍了西方历史上代表性的博物学家。第三章是中国古代博物学初探：以诗经为例。第四章接着讲中国：以民国时期的博物学杂志为例，思考在中西文明碰撞的时代，博物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第五章探讨博物学和民间组织的关系，尤其强调博物学民间组织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最后一章是博物学实践随笔。书中对于中国博物学涉及更多，既讨论了中国古代博物学和中国近代博物学，还对在当前中国建立博物学组织的意义和可能性做了深入的思考。

中国古代并没有所谓的博物学，只有博物君子、“博学志”这些词语，也许这不是过错，而是有内在理路的。“学”这个字一般译自—logy这个词尾，总有些静观和知行分裂的意味，事实上naturalhistory本来就没有那个词尾，什么都学问化是西学东渐时期引进西方分科之学的结果。Naturalhistory在西方更多是业余爱好者和绅士的日常生活之物，博物学和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是很近的，但这样的一种接纳博物学的社会需要长时间培养，不是短时间可以速成的。而博物在古代中国更是一门知行合一的学问，一门实践性的学问。博物君子总是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一个动态循环中向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敞开自己。

本书第二章中一共介绍了9个博物学家，展示了几乎9种不同的博物学。虽然，大而化之，可以说西方博物学经历了从描述、分类的博物学到进化论改造过的博物学的发展历程，但这样说似乎过于简化了，反而丧失了博物学追求细节的精神。能否把博物学作为每一位博物学家的博物学来看待呢？或者说把博物学家看做和文学家、哲学家更为相近呢？这样，也许我们更容易欣赏到每一位博物学家独特的气质，进而欣赏到他们代表的不同的文化风貌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博物学家的个案研究，或者说科学史的传记研究方法在博物学史研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因为和数理科学家相比，博物学的个性更为充分些，传记研究方法因此更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