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精选(九篇)

第1篇：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范文

关键词：园林建设；生态经济；城市发展；武汉市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3019403

1引言

我国的城市园林建设事业近些年来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并在现代城市生态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园林的涵盖范围也从传统的封闭式建设延伸到了现代的城市街头、市区、郊外、风景区等，并在现代化的城市理念和技术支撑下，进入了生态园林的新发展阶段。笔者研究和分析了当前园林建设的现状以及不足之处，并采取相关的改进措施，对有效发挥园林建设的功能和作用，实现城市生态经济发展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2园林建设与城市生态经济

生态经济的本质是在生态原理基础上，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实现经济的发展，以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其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在生态系统的制约下，实现人与地球生态的和谐发展。进行园林建设，也需要在遵循生态、环境科学等原理的基础下，进行植物、景观以及其他成分的科学组合，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功能与效益并存的人工生态系统。因此，在当前提倡发展生态经济的背景下，加强城市园林建设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讲，园林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和效果。

2.1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

一个富有特色的园林，能够给人们留下对城市的基本印象，是城市的灵魂之一。城市园林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一方面园林中多彩的植物以及花色，能够随季节变换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有着美化环境的功能。另一方面，园林中山水植物的和谐统一，也能够陶冶情操，使人放松，回归自然，有效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另外，园林还能够满足人们逐渐提高的精神文化追求，发挥着独特的文化功能。

2.2有助于吸引外资和人才

招商引资除了政策以及税收方面的手段，城市的投资软环境建设也很重要。再者，当前的社会竞争，主要是人才方面的竞争。只有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城市，才能有效吸引人才和外资的引入。而城市园林建设为城市带来了生机盎然、鸟语花香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城市富有亲和力，自觉拉近了与外界的距离。整个城市的品味以及精神文明建设都有较高的发展程度，自然能够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和人才的引入，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

2.3对旅游业的带动作用

一直以来，园林行业都被认为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辅助行业，其服务性质受到了忽视。事实上，服务也是一种无形的产品，也能创造一定的社会价值。近些年来，旅游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比重。而在许多国家，如新加坡、泰国等，也把旅游业看作是生态环保的朝阳产业，因而大力扶持旅游业的发展。园林景观作为重要的生态系统也能够带动旅游业的发展，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支柱之一。在我国，近些年来也着力于园林行业建设，使之脱离城建，成为自行发展的独立行业。

3当前园林建设存在的问题

武汉地处我国的江汉平原，有着大面积的丘陵地貌。该市的年降水量在1200 mm以上，湖泊密布，水资源丰富。在植被区系上处于亚热带常绿阔叶到落叶阔叶林的过度林区，独特的地形和植物资源优势为武汉园林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党的“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指导下，武汉市努力构建山水田园城市，全面加大了城市生态园林建设的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截止到2015年，武汉市主城区的公园达到了69个，绿地面积达到了2770 hm2，人均3.5 m2。较之以前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与全国生态城市相比，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表1）。建成区的绿地覆盖率，人均绿化面积以及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等都与生态城市的建设标准尚有一定的距离。2015年武汉地区园林绿地建设情况见图1和图2。

从图1中可以看到的是武汉总的园林绿地面积占据总面积的比例总的来说并不太高，最高的附属绿地面积也不足20%。且武汉各行政区的不同类型的绿地面积之间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是江汉和~口等区域，均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但各部分面积都相对较小。绿地是园林建设的重点，这一现状也表明了武汉市的园林建设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园林建设体系也并不完善，建设力度有待加强。除此以外，在城市园林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3.1对现代园林建设认知不足

随着城市园林建设的多样化发展，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简单地种植草木的园林绿化建设了，而是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园林生态建设。建设新时代的城市园林，不仅要根据城市的发展特点以及生态现状来设计建设方案，还要能够有效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改善被破坏的生态为重任，实现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但是当前普遍存在着对其认识不足，甚至存在一定的误区的现象，部分的园林管理者也缺少相关的管理意识，只有多学习生态经济发展的理论，树立现代的管理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园林建设的重要作用。

3.2当前园林建设难以带动生态经济的发展

对当前的城市化环境污染进行治理，一方面要从行业入手，对其污染源进行适当的控制，以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还需要进行空气净化方面的工作，这就需要通过大规模的植被来中和城市的污染程度。就当前武汉市的发展状况来看，环境污染治理情况并不理想，存在着严重的“三废”污染（水体污染、固体污染、大气污染）以及热污染、噪声污染等情况。由于早期城市建设发展对环境问题的忽视，导致了当前武汉城市园林建设和生态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3.3行政宣传及执法力度有待加强

进行园林建设，也需要一定的法制宣传作保障。当前的一些园林主管部门在这方面的宣传及执行力度不够，众多的市民仍然缺乏必要的爱绿护绿意识，不了解相关的法律，这也导致了在园林建设区域内的违法行为查处不到位，执法区域并不完善。另外，在当前的一些公园绿地建设中，还存在着众多的设备失修以及管理和养护方面的缺失现象。再加上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也对生态经济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4加快园林建设，助推城市生态经济发展

4.1提升公众认知，重视园林建设

进行园林建设最主要的组成就是绿化建设，因此，就要保证城市拥有一定的绿地面积，并有效提升城市的绿化覆盖率，并要将其作为城市绿化的目标，渗透到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切实提高城市的人均绿化面积，提升绿化水平。首先，要在生态伦理学的指导下，对城市的总体规划树立长远的目标，并能有效保护城乡结合带的资源。其次，要合理规划城市园林建设，制定合理的生态绿地系统。可以积极引进先进的设备和工艺技术，进行有效的人工生态群落建设。最后，在园林格局设计上，可以采用大园林规划，将线条状绿地的建设发展成为多样化的，符合一定审美需求的园林景观，如带状、环状、片状等，实现点线面的和谐统一。

2016年7月绿色科技第13期

冀广超：园林建设和城市生态经济发展研究园林与景观

4.2实现园林建设与生态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为有效保证园林生态建设，发展城市生态经济，需要认真做好相关的规划设计工作，将其列为城市的重点发展对象。要实现城乡建设的一体化建设，可以有效地结合农村的特色生态，将绿化规划延伸到乡镇，实现不同人文和自然景观结合的“大园林”格局。同时，也需要将园林绿地生态效益更好地发挥出来，提高城市的绿地定额指标，在最大程度上改善城市的生态系统，不断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实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单位还需要加强建设资金的落实，建立健全园林建设必要的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保证对破坏绿化生态的行为能够落实责任，进行必要的行政处罚等。现阶段的园林建设，要能够实现与生态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做到和谐统一、双向发展。

4.3运用市场经济理论原理进行园林建设

传统意义上的园林建设一般以植树种草为主，仅供部分人欣赏和娱乐，现代园林的建设要以城市为背景进行全方位的延伸和空间拓展。与传统相比，由封闭走向了开放，服务的对象也面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这也要求园林的景观设计要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实现园林建设的环境、生态、经济、娱乐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效益。因此，现代新园林建设要进行投入产出的计算，也要运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树立必要的市场意识，实现对园林的市场化经营。在这些理念指导下，要切实把园林行业形成一个新兴的产业，有效提升园林各种效益和功能。因此，随着人们生活的多元化，园林建设已经成为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提升园林生态环境的品质，产生增值，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开发机会以及人才的引入，有效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除此以外，为有效提升园林建设的现代化水平，还需要借鉴和采用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等，通过不断创新和完善，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

5结语

园林建设在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与城市的生态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因此，针对当前出现的园林建设问题，相关的部门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园林建设中，可以通过必要的宣传和管理，运用市场经济理论原理作指导，实现与城市生态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和谐统一，以促进园林建设发展，助推城市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飞.园林建设与城市生态经济发展[J].北京农业，2016（6）：80.

[2]王玉璞.城市生态园林建设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J].中国林业产业，2016（3）：60.

[3]隋玉明.城市风景园林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J].北京农业，2014（27）：301.

第2篇：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范文

【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发展经济学分析

一、前言

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是我国新世纪城市发展的主题。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化可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互动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带动周围腹地区域的协调发展，避免“生态危机”，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心城市就是指在一个城市群中具有较大辐射区域的城市，是一个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龙头[1]。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把建设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城市的定位问题对一个城市的发展非常重要，是城市发展和竞争战略的核心。

二、区域中心城市定位理论

（一）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劳动地域分工造成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功能、产业的不同, 而这些正是城市定位的价值诉求, 所以, 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是城市定位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瑞士是一个经济异常发达的小国, 它的各个城市之间的不同定位和分工正是劳动分工理论最佳应用的写照: “瑞士是一个仅有500 万人口的国家, 却‘小国寡民, 富甲天下’, 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 距日内瓦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 是体育之城;苏黎世是传统的金融中心, 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 80% 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 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 分工明确, 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4]

（二）都市圈层理论

都市圈是指一个大的核心城市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临近城镇与地区组成的圈层式结构,结构的核心是一个大城市,往扩展是一些小城市。都市圈是城市发展的以空间联系作为主要考虑特征的功能地域概念。他们之间相互分工,相互合作。体现了城市之间的主次、依托和带动的关系。[6]都市圈的形成是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双向流动的结果。健全的都市圈的运作是以内在的社会经济联系为基础．以便利的交通、通讯条件为支撑，以跨地区的行政协调为保障。都市圈作为城镇群体在空间和经济社会关系上是有主次、依托和带动之分的。在城市定位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都市圈的范围,考虑与其他城市的协作与分工, 实现城市发展的共赢。[5]

（三）共生理论

共生关系认为各城市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一种状况, 没有一个城市离开了其他单元的存在而能生存下去。刘荣增认为（2001）[6]认为城镇区域空间的不断扩展, 竞争力和协和力是推动其演化的根本动力。竞争力将空间导向与外界环境相抗争, 而协和力则使群体空间整体功能和效率达到协和与共生。同一层次的城镇空间之间以竞争为主,不同等级的城镇空间之间协和力表现得更为明显, 但要真正发挥协和规律的作用, 则需明确的外界控制与规划干预。协和力在空间竞争的后期有可能使不同的空间类型走向集约化和一体化。荷兰兰斯塔德地区6 个主要中心城市的协调性增长显示了很高的同步性, 表明它不同于一般的城镇混 合体而是一个共生的群体, 对外界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空间演化的长期稳定性。[6]

（四）区位理论

经济区位是区域经济学或空间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其重点是通过对区位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揭示

一定的经济活动在一定地域范围进行，不同地域范围的经济活动不尽相同。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勒施(Au ust Losch)比较全面、准确地对区位理论进行体系性的构建。他认为“一个合适的区位，必然是一个能保证事情妥善发展的区位”[6]、[8]。这里合适的区位实际上是指一个能够带来效率和效能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运作空间[6]、[9]。区位构成及其作用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通过互相产生影响和叠加而产生的。区位与区位之间的“反射作用”使区位转变为区位间的相互关系，即区位体系。苏州市近年来充分利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依托开发区建设．大量吸引外资，形成了和上海一体化的全国最大外商投资区，反过来苏州又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构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力支撑。

三、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的准确定位是城市发展的头等大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与中国城市和城市政府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决策中的特殊重要性。正确定位，决定着中国区域中心城市的命运，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不正确，已经给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问题[3]。

（一）定位盲目求大，不切实际

定位缺乏科学的发展观，不能正确地认识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功能、城市效率及其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特殊作用。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摆脱历史，缺乏对城市历史发展深刻全面的了解认识，尤其缺乏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及其遗产古建筑的重视、珍爱、保护，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巨大遗憾。许多城市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建筑出现了生存危机。有的具有珍贵文化的价值，拥有千年文化积淀的旧城、老街，被当作旧城“改造”对象而被拆除。[2]缺乏对城市文化建设、文明积淀与升华的深刻认识，一味仿洋，规划失控，不理性地追求建大城市和国际性城市。华北某市现有人口不到30万，却在城市规划中决定要将该市建成“华北平原中心城市”、“一个新兴的国际大都”。

（二）定位摇摆不定，反复无常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决定城市定位的软硬环境也在变，城市定位适时调整是合理的，但是这些变化表现为渐变，在一定时期，城市的软硬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它决定城市的合理功能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准确定位，并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城市较优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目前不少城市，城市规划和定位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因为政府领导频繁更替、好大喜功等原因反复变化，不但优势资源被错误配置，造成浪费也丧失了许多发展机会。一些城市一年一个定位，有的城市一任领导一个定位。例如，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90年代提出的天府之都、2004年就提出中国第四城和东方伊甸园两个城市定位，还有2006年提出的休闲之都，这个定位还引发了成都与杭州的休闲之都的纷争。2007年提的“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其他的定位还包括“美食之都”、“美女之都”、“多彩之都”、“成功之都”、“熊猫故乡”等，最新的城市定位则是“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最新的产业定位则是“西部金融中心”。定位是一年比一年换得快，定位问题萦绕在成都人和成都市政府心中挥之不去的纠结点。

（三）定位功能趋同，恶性竞争

城市定位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开放程度。城市在定位时，必须考虑外部因素，特别是区域因素， 同周边城市既分工又合作，通过互惠双赢，实现最优发展。但不少城市狭隘理解区域竞争，搞区域分割，互不妥协，自成体系，导致小而全和功能趋同。在一些沿海城市有自己的港口，在一些地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机场、铁路专线。最后导致这些城市的功能大同小异，缺乏个性，恶性竞争，两败俱伤。比如，武汉因小商品市场――汉正街而名扬海内外，其他城市纷纷盲目模仿，建立了许多大型批发市场，城市之间并为争夺商户展开激烈竞争(减免税收、摊位费等等)。结果使得批发商场过多，许多商场不得不关门和改作其他用途。同时，作为竞争对手，城市之间还会由于地方利益大打保护战，这种保护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各个城市都在开展城镇化建设，但城镇体制和特色却严重缺失，各地以自我为中心，小城市按照大城市建设，大城市按照特大城市建设，大规模拆迁，最后导致城市风貌也被破坏了。

（四）留恋历史、定位不准。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城市之间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差异巨大，城市建设注重特色是应有之举，也是魅力所在。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注重挖掘自己的特色，使城市建设朝自然、人文环境有机融合，这才有利于保持和延续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但也有些城市热衷于搞“假、冒、伪、劣”的人造景观，制造所谓城市特色，恰恰是对城市特色的破坏。目前我国很多区域中心定位过于把历史文化背景，出现定位不准确。

（五）定位避重就轻，以点带面

城市功能不仅决定了多种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十分不同。但目前不少城市，仅仅根据一个或几个不重要因素，就轻率进行定位。有的城市因自然环境优越，就将其定位为人居中心；有的城市因有港口，就将其定位为物流中心。由于并不具备其功能形成的其他关键因素，定位落空，城市失败。例如，成都定位中，李宇春和农家乐代表成都，实际上，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结果，李宇春或许代表了成都青年人的洒脱和机智，农家乐或许代表了成都集麻将、茶馆、火锅其乐融融的休闲形象，《新周刊》认为这并不能代表成都的全部，因为这是由数以万计的普通人的私人判断构成，不能以点代面。

三、区域中心城市定位与发展问题的经济原因

（一）政府的有限理性与发展机遇的不确定性

当前经营管理意识变化越来越快捷，资源越来越虚拟化，信息分布越来越不均衡[7]，区域中心城市政府在此环境中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使得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因素和发展机遇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从而造成区域中心城市定位与发展表现出言过其实，即定位过于超前或定位目标过低，甚至失去区域中心城市的原有的特色和竞争力。

（二）城市政府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

在城市相互竞争的过程中，谁在基础设施上先行，谁就奠定了竞争力的基础，所以每个区域中心城市都争相扩大投资力度，都希望能大量举债经营。[7]这就要求每个地方政府缩短战线，降低投资成本，从而在中心城市定位与发展过程中避重就轻，以点带面。

（三）规模经营与竞争活力

争论了40年的“马歇尔冲突”让城市政府有机地与自己的利益结合了起来，区域中心城市政府为了提高城市的经济竞争活力，为了自己的招商引资工程，大力宣传城市的大气，把区域中心城市定位为“国际大都市”、“辐射东南亚”等不切实际的定位，把自己所管辖的摊子为所欲为地放大，以求得规模经营，片面追求城市经营的成本下降。

（四）政府领导短期行为与寻租行为

由于区域中心城市政府领导任期太短，领导为了表现自己在任期的政绩，上任就怀着“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雄心壮志，使得各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往往都按照一种文化模式、一样的设计风格操作，造就城市建筑风格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在政府领导领导短期行为与寻租行为严重破坏了城市资源集聚的有机性。

四、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和发展措施

科学和鲜明的城市定位，可以正确指导政府活动、吸引外部资源和要素，最大限度地聚集资源，最优化地配置资源，最有效地转化资源，最有效地制定战略，最大化地占领目标市场，从而最有力地提升城市竞争力。否则，城市定位不准，就会迷失方向，丢掉特色，丧失自身的竞争力。笔者借用刘荣增（2001）[6]等的相关理念，现就区域中心城市定位与发展从区域经济理论角度提出如下措施：

（一）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和发展的前提――加强区域基础设施的协调建设

必须构筑发达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尤其是区域综合交通运输网。通过发展区域综合交通运输网，可以减少区际交流的阻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使资源能在区域内实现合理的配置．产出更大的效益。当前，就苏沪而言，一是要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价值，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以及配套港；二是完善陆路交通网．包括沿江铁路、高速铁路沪宁段以及沪苏锡常轻轨快速干道的建设。再逐步考虑通讯、供水、供气以及互联网一体化建设和区域设施共享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前店后厂”模式的有效实施。

（二）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和发展的关键――加强产业联合与分工

产业是城市社会有机体发展的经济基础。区域中心城市与辐射城市之间更应加强协调，联动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理顺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扶持主导产业，配套发展辅助产业，以产业部门的梯度转移为纽带，使整个区域经济内部既有分工，又有联合，优势互补，联运发展，构成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最终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以现代服务业带动全盘经济。

（三）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强区域一体化的构建

区域中心城市决策者应该有联合协作的意识和“共赢协同”的理念。市场经济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区域中心城市与其腹地内各城市都要追求生产要素的集中和利益的最大化。但在网络经济时代，只有联合才能增加在区域竞争中的整体实力，增强在区域劳动分工中的竞争力。必须树立协作共赢的理念，特别是加强区域腹地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联系。加强联系不是不要竞争，而是在联合前提下竞争（即合作竞争），加强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其他城市一体化建设，改革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思路，做好区域内功能分布，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加强区域中心城市对腹地内城市的辐射作用力。

五、结束语

一个好的城市定位，有特色优势的城市定位本身就是城市发展出色的开端，尤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所以要提升城市的竞争力，特别是提升区域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必须改革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思路，使区域中心城市对未来机遇捕捉能力不断提高。正如伟大的科学家巴斯德所说的“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那样，21世纪的经济发展机遇只会偏爱那些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上善于创新的城市。总之，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需要综合考虑横向与纵向的各种因素，既要注重城市自身的发展性基因，又要注重城市周边的区域，在城市网络体系中寻找自己的定位节点，而不能孤立地进行自我欣赏型的城市定位。

【参考文献】

[1] 张登国,原光.城市定位及其影响基因分析[J].天中学刊.23(1):38-40.

[2] 谭仲池.城市发展：问题与对策[N].光明日报.2011年04月17日(07版) .

[3] 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定位:让中国城市共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 周文辉.城市营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5.

[5] 张登国.城市定位及其理论基点探讨[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30(1).

[6] 刘荣增,崔功豪等.新时期大都市周边地区城市定位研究――以苏州与上海关系为例[J].地理科学,2001,(02).

[7] 仇保兴. 城市定位理论与城市经营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J].城市开发，2003（11）.

第3篇：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范文

1 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使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战略层面上关注的重要问题，低碳经济和低碳技术成为21世纪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在全球一致应对气候变化和降低化石能源消耗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通过提高能效和节能、利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降低碳排放强度，低碳经济理念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开始对各国经济结构，投资和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2 低碳经济的内涵[1]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质能经济”。它的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为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操作性诠释，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综合创新与实践，完全符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发展思路，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逆转的划时代潮流，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性革命。从世界范围看，预计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也只达到世界电力供应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60和100年左右耗尽。因此，在“碳素燃料文明时代”向“太阳能文明时代”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中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3 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途径

3.1 法律政策体系应向低碳产业倾斜

从政策引导层面建立有利于形成低碳经济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从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布局、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着手，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城市建设。对税收政策、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进行低碳化调整。出台鼓励企业进行低碳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法规，考虑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等措施，引领企业开发先进的低碳技术，研究和实施低碳生产模式。对新能源、提高能效、生态基础设施等低碳经济产业实行政策倾斜。加快制定和修改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能源 清洁发展、低碳能源开发利用的鼓励政策和相关法规，加快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价格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建设。

3.2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

一是大力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化，以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氢能、燃料电池等为主要方向，积极发展清洁及可再生能源，加大产业化力度。二是积极发展低碳装备制造业，提升内燃机、环保成套设备、风力发电、大型变压器、轨道交通配套装备等装备制造业的研发设计，工艺装备、系统集成化水平，积极发展小排量、混合动力、纯电动等节能环保型汽车，加快低碳装备制造业和节能汽车产业发展步伐；三是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文化创意等低碳产业和服务业。完善集成电路产业链，培育信息家电产业。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金融服务，软件及服务外包，动漫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形成若干具有国际水准的物流集聚园区、服务外包集聚区、动漫创意产业集聚区。

3.3 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在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上，要坚持公共交通优先的方针。大力发展快速公交系统。[2]从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环境污染、公众身体健康影响、交通拥堵和石油消费来讲，小汽车出行方式太昂贵，又是问题丛生之源。、城市的交通发展战略上，应采取经济和行政手段相结合，限制和减少小汽车的使用率。同时，应率先大规模使用清洁的低碳燃料和新型环保车辆。城市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之一，保护自行车道和自行车的发展，将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赋予人性化设计。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既无污染排放、保护环境，也能锻炼身体，在主要公交站点都应有自行车免费停放点，其站点设计和功能应该比汽车停放点更适宜人们的寄存。应在公交大的站点提供价廉或免费的自行车租借服务。

3.4 加快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

推进煤的清洁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节能领域的技术开发与应用，加强生物质能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开发生物热解气化，生物质制乙醇，生物质制氢，生物质燃料气合成二甲醚，生物质燃料气合成汽油，甲醇以及城市垃圾综合利用技术，积极发展生物能源业。加快推进风能发电成套装备产业化。支持发展光-热转换材料，集热器结构材料和部件，研发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和太阳能光伏电池材料及组件技术，积极推进薄膜电池，单晶硅电池，多晶硅电池及其他电池等先进太阳电池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加快太阳电池生产和测试设备的国产化进程，推进新一代的地下温泉热水利用技术，小城镇区域性集中农村沼气综合利用技术的开发及推广应用。发展小型高效天然气制氢，大规模煤气化制氢技术。支持开发高效热交换器和热系统的节能技术，加快发展工业高耗能产业的节能降耗新工艺，关键技术和设备。

3.5 设立专项资金，鼓励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政府应该设立专项资金，资金主要用于促进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和促进技术进行成果转化。资金应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按企业模式运作。通过多种方式找出碳中和技术，评估其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鼓励技术创新，开拓和培育低碳技术市场，以促进长期减排。低碳技术包括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煤 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必须强化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迅速推广和应用。

3.6 大力发展低碳建筑

城市发展低碳建筑应着力加强政府规划和相关文件的贯彻落实力度，严格实施低碳建筑标准，新建筑的立项、审批和建设过程都必须遵照相关标准。要扩大低碳建筑理念的普及推广，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推进建筑节能设计，建筑要尽可能实现自然采光、自然通风、自然排水等设计理念。[3]推进建筑能耗标识制度，推广低碳建筑的分级认证制度；新建建筑严格执行节能标准，鼓励商场、写字楼、工厂等现有商业建筑开展节能改造，政府办公室、医院、学校等公营机构要制定和实施强制节能措施。对大型公共建筑，应公开其能源消耗状况，进行能源审计，推动大型建筑节能减排等。推进低碳建筑技术的广泛应用，普遍采用外遮阳、自然采光、自然通风、建筑绿化等低碳建筑设计技术；大力推进建筑工业化，改进建筑业生产组织方式，提高低碳建筑的生产能力。

3.7 加大宣传力度，倡导绿色消费

在公众中大力宣传低碳理念，积极倡导绿色消费、绿色经营的理念，使公众真正参与进来。人类活动足迹加剧气候变化的趋势如不扭转，则生态系统崩溃、水资源缺乏、疾病肆虐、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要紧紧抓住低碳发展的主轴，配以生态的要求，推动技术发展和建立低碳经济，从而最终实现由“高碳”时代到“低碳”时代的跨越，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4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愿景

低碳经济不仅仅只是一种愿望，更是人们心目中一股深受感动的力量。刚开始可能只是被一种想法所激发。然而一旦进一步发展成为感召那些人的信念时，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需要各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胡锦涛主席在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四项建议，说了4次碳：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2009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争取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降低40%～60%。为我们描绘了未来低碳经济的愿景。在2010年低碳中国论坛首届年会上，徐州和成都、深圳等10个城市被评为2009中国低碳风云榜，最具竞争力的低碳产业基地城市成为全国首批低碳产业基地。[4]目标引领行动，发展促进提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能够在低碳经济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淑文.中国低碳经济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 年 第3 期：296-299.

[2]谭志雄等.中国低碳城市发展模式与行动策略.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 年 第9 期： 69-75.

[3] 范基平.低碳城市研究综述.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 年 第3 期：478-481.

第4篇：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范文

总部经济是企业内部价值链基于区域比较优势在不同区域进行空间布局的表现形态。以总部经济模式推动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四种：生产基地由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外迁、总部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迁移、中心城市企业在中小城市设立生产基地、中小城市企业到中心城市设立研发、营销等总部机构。

（一）生产基地由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外迁

生产基地外迁路径，是指中心城市企业将生产基地迁移到中小城市和地区，企业总部仍留在中心城市，实现“总部—制造基地”分离布局，是以总部经济模式推动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一种途径。近年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由于地价高涨、生产成本上升等原因而将生产基地迁出的企业案例有很多，包括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的在华企业，如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到合肥，上海通用将赛欧生产基地移至烟台，上海大众将桑塔纳生产基地迁至江苏仪征，北京爱慕内衣将生产基地全部迁到吴江，等等。

企业将生产制造基地从中心城市搬迁到中小城市，自然对中小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如带动中小城市经济增长、拉动就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路径有利于促进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深化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一方面，将生产制造基地从中心城市外迁，能够为城市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加快发展符合中心城市资源特点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同时，总部留在中心城市并聚集发展，其研发、营销、投资、决策等业务活动的运营，能够对金融保险、法律会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咨询调查、广告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强劲需求，带动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将生产制造基地从中心城市外迁到中小城市，能够推进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分工与合作。随着中心城市制造成本上升、竞争力减弱，原有的基于产品配套的合作关系逐渐减弱，城市间的竞争关系逐渐增强，甚至出现争夺项目、争夺投资的恶性竞争态势。企业将生产基地外迁，能够为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由竞争重新走向合作提供一种新的途径。“总部—制造基地”链条还能促进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建立“服务—生产”的合作模式，不断拓展分工合作的领域。

（二）总部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迁移

总部向中心城市迁移路径，是指位于中小城市和地区的企业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将企业总部迁到中心城市，而把制造基地仍然留在原来的地区，从而实现“总部—制造基地”空间分离布局，是以总部经济模式推进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合作的另一种重要路径。

我国中小城市由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大城市存在着较大差距，在聚集高端人才等知识要素方面处于劣势，企业发展壮大面临着知识要素缺乏的瓶颈。有不少企业将总部或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迁移，以寻求更好更快的发展。例如，经纬纺机总部从太原迁到北京，吉利汽车总部从宁波迁到杭州，二汽集团总部从十堰迁到武汉，杉杉集团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等等。中小城市的企业通过仅将总部环节搬迁到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制造基地环节仍留在原来区域的组织模式，既充分利用了中心城市的人才等战略资源优势，又保持了企业原有的生产成本优势，能够实现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了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例如，蓝星集团总部迁到北京后，集团资产从1996年的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300亿元，10年间企业资产就扩张了60倍，并带动了全国各地生产基地及所在区域的发展。

总部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迁移，这一路径能够推进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第一，企业总部迁到中心城市后，能够通过“总部—制造基地”链条，将中心城市的技术成果辐射到中小城市和地区，并通过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推动整个行业技术水平提升。第二，从长远看，这一路径对生产制造基地所在中小城市经济发展也将产生积极影响。企业将总部迁移至中心城市，能够通过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人才、技术、信息等战略资源，促进企业战略决策、技术创新、市场营销、组织管理等综合能力的提升，以取得更大的发展。企业发展壮大后，必然会对中小城市的生产制造基地追加投资来进行规模扩张，从而直接或间接带动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包括企业生产规模扩大或产品更新换代等带来的直接产值贡献、税收贡献、就业贡献，以及其对相关配套产业需求增加所带来的间接经济贡献。

（三）中心城市企业在中小城市设立生产基地

中心城市企业在中小城市设立生产基地，这一路径是指中心城市的企业在市场拓展过程中，由于难以在中心城市实现规模产业化或产业化成本较高，企业选择在其他适宜产业化的中小城市新建生产制造基地，进而构建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总部—制造基地”分工合作链条。企业在中小城市设立生产基地的方式有多种。企业可以采用独立投资建设新厂房的方式，例如联想集团除北京外，还在广东惠州等建立了现代化生产基地，在墨西哥、印度、波兰等国外其他地区建立了生产工厂。企业也可以通过兼并、收购、接管等资本运作方式实现对外埠企业的控制，从而间接实现在中小城市设立制造基地和分支机构。

无论哪种生产基地设立方式，都能在企业总部所在中心城市和新建基地所在中小城市之间，形成“总部—制造基地”分离布局模式，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壮大规模、扩大市场和提升品牌，而且将会对推进城市间经济合作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企业在中小城市设立生产基地，能够对基地所在城市带来大量的直接投资及税收收入，扩大当地制造业、物流、销售等相关产业的规模和实力；另一方面，企业选择在中小城市新建生产基地，通过“总部—制造基地”链条，能够将总部的技术、产品等创新成果辐射到生产制造基地，在这些更具成本优势的区域进行成果产业化。这些创新成果，既有利于增强生产基地实力和竞争力，又能产生一定的学习和溢出效应，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创新发展。

（四）中小城市企业在大城市设立职能型总部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的路径外，还有一些中小城市的企业采取到中心城市设立单独的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等职能型总部机构，而将企业总部和生产基地仍留在原地的方式，通过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等高端环节与生产制造环节的分离布局，实现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在企业内部的优化配置，而不是选择搬迁企业总部。例如，浙江台州的宝石集团在上海设立科技研发中心，山西运城的南风集团在北京设立企划中心，广东东莞的勤上光电、华龙电子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等等。这种企业选择到中心城市设立研发、营销等职能型总部机构的路径，同样能够使企业达到利用中心城市的技术、人才、创新等优势资源，实现企业更好更快发展的目的。

近年来，浙江省有不少企业采取在大城市设立职能型总部的路径，开始到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设立研发机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浙江的很多企业特别是产业集群位于县级市、县城甚至乡镇，这些地区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在科研、教育、服务等方面仍与大城市有很大的差距，企业难以吸引到大量的科技研发型人才从事研究开发活动。据了解，企业聘请一个相同能力水平的科技人员，在杭州可能年薪6万，而在县级市可能10万年薪也聘请不到。二是小城市的企业研发所需的软硬件环境远不及大城市，研发活动需要获得最新信息，特别是要与大学、科研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而小城市均不具备条件。以台州市为例，近年台州市已有上百家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宝石集团2003年在上海设立科技研发中心后，从国外聘请了5名工程师，投入巨资从韩国、日本等国引进加工设备，很快将新产品发展到80多个。

尽管中小城市企业在大城市设立研发、营销等职能型总部这一方式目前在我国还不是十分普遍，但是随着企业组织结构空间布局的进一步调整，将会有越来越多中小城市的企业为突破当地人才、科技、信息等创新资源和市场要素的制约，采取到大城市设立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等职能机构的发展方式，以寻求企业的更大更快发展。这一路径也将成为以总部经济模式推动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共赢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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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我国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理念，立足现实，提高对总部经济推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认识

要将总部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城市群或经济区的层面提高对总部经济推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的重视。各城市要树立共建、共利、共享、共赢的理念，提高对总部经济推动城市间分工合作发展的认识，立足各个城市的产业优势和资源特点，在各城市间进行科学的分工，增强合作意识，积极推进城市群或区域内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总部—制造基地”合作链条的形成。

（二）以市场为导向，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创新城市间分工合作协调机制

首先，构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合理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不断创新区域特别是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合作机制，建立城市之间高效务实、多层面的组织协调机制，协调做好各城市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为区域总部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制度保证，促进区域“总部—制造基地”分工合作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和区域共赢发展。

其次，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促进城市间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努力建立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跨区域市场体系格局，共同培育、建设统一开放的产品、技术、产权、资本、人力资源等各类市场，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同时，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构建经济、金融信息共享平台，清理和修订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法规和政策，逐步统一企业创业和经营的地方性法规，使区域内各种经济资源充分转动起来，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导增强区域资源整体布局的合理性，不断降低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功能分离后出现的协调成本。

第三，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创新城市合作机制。建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跨区域合作组织或联盟，如建立多层次的诸如城市开发联盟、城际公共物品生产与运营联盟等，不断创新推动城市群合作发展的协调机制，为城市间的产业协调发展、基础设施衔接布局和各项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整体性规划，既能鼓励企业在城市群内部采取“总部—制造基地”分离布局模式，又能协调好各城市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为城市群总部经济的正常运行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三）统筹考虑，规划引导，构建合理的城市群、经济区总部经济发展层级格局

首先，从全局、战略的角度加强对区域总部经济发展的统一规划与统筹协调。一方面，在编制区域发展规划时，把总部经济理念和模式作为重点指导思想纳入到规划之中，通过实施协同战略来促进各经济主体的融合，提升区域总部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在发展条件允许的区域，可以考虑结合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产业特点和发展阶段，编制区域总部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使各城市能够明晰自身在区域总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和要求，保证各城市的优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最充分的利用，实现区域总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其次，各城市要在统筹区域总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立足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力争共同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群、经济区总部经济发展层级格局。核心城市要充分发挥企业总部聚集优势，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大企业全国总部为发展重点，成为区域“总部中心”；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可凭借各自的产业和资源优势，发展国内外企业的区域性总部和研发、营销等职能总部，建设成为次一级的总部中心，或某些优势产业的区域总部中心；城市群内的一些特色中小城市，可依托产业基础和优势资源，尝试发展特色总部经济和区域性职能总部，如结算中心、研发中心等；其他一些小城市则应充分依托制造业加工及劳动力方面的成本优势，重点发展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成为为区域总部企业提供配套的制造业腹地。

（四）大城市要不断完善总部发展环境，强化总部聚集功能，增强辐射带动效应

大城市要提高城市综合服务水平，强化总部聚集功能。一是通过建设高档次现代化的商务楼宇、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优美的生态环境、数字化的城市信息环境、现代化的专业服务体系等，不断提升为总部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保障能力，吸引总部企业入驻。二是有关政府部门要不断创新政府服务理念，适当放宽总部聚集区的行政权限，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如可考虑成立专门办理总部型企业相关事宜的专门的管理机构，为总部企业提供全面化、专业化、高效化的服务。三是提高对外埠迁入的总部的重视和扶持，从人才引进、政治诉求、政策支持、文化融合等方面为其创造一个相对满意的发展空间，尤其在政治边缘化问题上，要增加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参政议政名额，避免出现政治权利缺失和政治资源匮乏，提高总部发展环境的融合性和开放性。

（五）中小城市要积极争取制造基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些条件好、实力强的中小城市可探索发展特色产业总部经济

中小城市在承接大城市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要积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承载能力，特别要加快生产基地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避免对中小城市产生新的资源环境压力。同时，中小城市应积极创新合作体制，大力推进政产学研联合，加快新技术和新成果的研究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利用大城市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资源优势，以项目合作、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合作协作，在总部生产基地建立研究实验室和研发中心。

第5篇：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范文

关健词：长三角；经济腹地；城镇集聚；城市集群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2-03 -03

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具有“一极两带”（长三角极核区和长江流域经济带、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结构特征。长三角城市集群是中国城市分布密度最大、地域范围最广、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连绵区（左学金等，2006），其沿长江流域经济带、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扩延极化与辐射半径，对长三角经济腹地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的极化与辐射半径扩展效应直接影响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及其增长极核区优势区位提升。因此，研究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的空间联系及优化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是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城市化的高级形态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具有的区域协调机制，降低区域一体化交易成本，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对于城镇空间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有内在的驱动力作用。但是，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的地方政府凭借对所辖区域发展条件的理解，借助一定程度上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替代与补充企业与市场的空间组织能力而形成的地方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的发展战略存在局限性。这样就难免出现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战略的不协调和实施发展战略的困难和问题。

（一）未形成紧密的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经济联系

无论是长三角经济区，还是长三角腹地经济发展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区经济板块特征。例如，地方政府的调控作用和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之间的矛盾，在涉及跨行政区域要素流动、企业区位选择、产业转移、空间发展战略等方面突出表现出来。从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来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于要素价格、技术成熟度等的变化而出现跨行政区域的产业转移时，地方政府在地方财政收益最大化目标推动下，因不愿失去税源往往采取一些限制或变相限制企业转移的行动。在要素流动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下，行政区域经济板块的区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经济联系。在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其中西部区域的省会经济发展快，例如安徽省会城市合肥、江西省会城市南昌、湖南省会城市长沙、湖北省会城市武汉、河南省会城市郑州、四川省会城市成都、陕西省会城市西安城市经济发展快，从而引致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城市的城市集群发展。但是相邻近的城市集群之间的主要交通干线城镇密集度低于长三角，未形成紧密的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经济联系。促进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能够找到实现行政区域经济板块共同利益的机制和推动制度创新。这就需要约束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域利益行为，通过创新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机制，增强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经济联系。

（二）城市集群区的大中小城市空间失衡

大中小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是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发展的内在要求。促进大中小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对于推动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从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协调发展来看，城市集群对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一体化发展起到主导推动作用，因而促进大中小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是加强城市合作发展和增强空间集聚经济效益的关键。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是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协调发展的空间依托及表现形式。在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中，大中小城市空间失衡，甚至在省域经济板块内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也存在多重障碍。虽然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提出了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等城市集群等级体系空间结构优化规划，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在城市集群等级体系空间发展方面，缺失城市合作机制和体制，在主导产业选择、高新区建设、吸引外资等方面存在相似性，严重制约中心-城市之间产业分工和空间联系发展。因此，优化不同等级的大中小城市空间结构，就成为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城镇密集区的空间集聚经济效益不高

中西部与长三角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动力带”是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这两条“动力带”的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初具雏形。但是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带的功能不仅仅是提供区域经济联系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引导经济带各区域板块能形成有机的一体化的发展态势，而这正是目前两大“动力带”的弱势所在。无论是长江流域经济带还是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目前仅停留在低层次的交通联系和经济联系上。如何利用优越的交通条件优势，开展区域之间经济合作，是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保障。

（四）缺失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协调机制

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互补性的发展需要。例如，具有一定区域垄断性或不可替代性要素的需求，对基础设施的共同依赖和产业发展形成的纵向产业链联系等，引导着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安徽省的皖江城市带将“东向发展”确立为其核心空间发展战略，积极与长三角实现空间对接，就是基于互补性发展需要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分权式改革引致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区域经济利益而出现地方性、短期，从而阻碍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联系和产生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协调机制的制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城市集群中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就是例证。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的紧凑度整体偏低，空间差异性大并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分形态势。因此，对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扩展和未来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城市化空间进行前瞻性优化调控，构建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协调机制，是提高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

二、构建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联系体系

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联系体系是城市集群区辐射力和整体竞争力的内在自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力推动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城市集群发展，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成效显著。因此，构建城市空间联系体系对于促进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协调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一）构建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联系体系的区域空间载体

作为规模巨大的复杂功能体的城市集群发展，最重要的是要谋划好促进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的核心城市及其相关联的经济轴发展的区域空间载体。无论是长三角还是从长三角经济腹地来看，城市集群总是形成于在区位好，区域条件优良的地点，并且都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鲜明的区域特色。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与区域中心、区域通的发展紧密关联。促进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应大力发展交通轴，构架发展带；构架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体系结构；统筹生态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建设高速公路、轻轨、高速铁路等快速交通系统，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与衔接，使核心城市与城市集群城市之间有快速、便捷的交通联系，以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利区位，促进极核城市及其集群城市空间协调发展。

（二）构筑合理的城市集群城市职能体系，推动城市集群互动发展

在城市集群区域内，不同性质、等级、规模的大中小城市及城镇相互嵌合形成大城市区域、中等城市区域、小城市区域相结合的多层次、开放的、有机联系的城市集群网络体系：城市集群之间相互分工与合作，能够更好地发挥集聚效益、组合效益、相邻效益和规模效益，增强城市集群整体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从而推动集群城市互动发展。统筹考虑城市集群内各类城镇的用地和人口规模，构筑合理的城市集群规模体系。统筹考虑城市集群内各类城镇的空间组织，防止城市连片扩展和效能低下。城市之间、城市组团之间用生态良好的保护区相隔，并统筹考虑大型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构筑合理的城市集群空间体系。有效地促进和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在城市集群区域内，大城市应充分发挥引导功能、枢纽功能、“孵化器”功能、整合功能；中小城市要充分发挥承接大城市的外溢功能；城镇则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农村人口的功能。合理的城市集群城市职能体系能够实现由不同等级城市组成的城市集群协调发展。

（三）推动城市集约发展

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集群发展，有利于集群城市功能的完善和集群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有利于城市集群体之间的基础设施的共享和发挥更大的使用效率，有利于节约有限的土地、水资源和协同解决城市环境保护问题，有利于促进城市集群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发挥城市集群的整体优势和规模效应，是城市集约发展的需要。核心城市是大量信息集聚中心，吸引大批的信息消费群，由此衍生出更多的需求，如此循环发展的结果是引导城市集聚。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传输，经济要素的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使得制造业从城市中分离出来，而高层管理机构则加速向核心城市集中。城市集群发展有助核心城市加强其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信息中心的建设，有助于中小城市与核心城市接轨，接受大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信息的辐射，从而使城市集群区大中小城市具有创新能力。

（四）构建增强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联系体系的协调机制

城市集群发展的制度创新，能有效地促进区域劳动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形成，是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实现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协调机制具有导引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力。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有效的城市集群发展协调机制，可以降低区域一体化交易成本，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从而对于优化城市集群空间有很强的促进作用。特定城市空间的外部性来自于经济因素和空间因素的相互作用，并以区位价值附加与空间资产专用性增强的方式对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结构提出重组要求。但是，地方政府凭借对所辖区域发展条件和区域利益的理解，形成地方的发展战略就难免出现区域之间发展战略的不协调。这就需要进行城市集群发展制度创新，需要构建增强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联系体系的协调机制。

三、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发展的优化调控

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发展模式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空间结构演化与优化的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发展的优化调控，一是要有效地占据经济活动空间，二是保持空间经济收益递增。如果把前者作为空间结构政策导向，那么空间发展的结果就是区域协调增长。如果把后者作为空间结构政策导向，则空间发展应是城市集群发展。如果从长期的空间经济发展角度看，两个目标有一定程度的兼容性。短期的倾斜式的空间发展是为了追求空间经济的收益递增，它所带来的空间极化效应在达到某一临界状态后，便可形成空间扩散效应，它将有利于实现有效地占据经济活动空间的目标。因此，要重点扶持城市集群中相对较弱的城市和城镇发展，以在核心城市带动下实现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协调发展。

（一）促进具有收益递增性的城市集群发展

在促进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结构优化过程中，科学合理的选择具有收益递增性质的城市集群进行重点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城市集群的培育与建设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在核心城市的选择上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在城市集群地域构成的确定上，要遵循核心城市的辐射半径及经济联系规律。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市集群中的具有收益递增性的城市集群主要有：长三角城市群（世界第六大城市集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重庆城市群、成都城市群、东陇海地区城市群、郑州城市群、西安城市群和南十襄（南阳、十堰、襄阳）城市群。通过国家扶持和区域合作建设，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市集群集聚规模经济效应会得到快速增加，从而对于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促进长三角经济腹地“两带”城镇密集区发展

优化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空间结构，应促进长三角经济腹地“两带”城镇密集区发展。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是长三角经济腹地协调发展的一级经济带，是长三角经济向中西部极化与辐射的“动力带”。“两带”通过经济社会要素与机制的耦合，是资源和产业集聚带，是城镇密集和城市集群发展带。但是，“两带”发展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城市集群形成且经济实力提升快，但城市集群之间区域的城镇密集度不高；行政区域经济板块中的城镇密集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互动性不强。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的南桥经济带整体实力较弱，除去长三角城市集群外，南桥经济带经过的安徽、河南、陕西等省域经济板块的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其城镇密集度不高。以宁西铁路为骨架，南桥经济带的培育为中西部省域经济实现与长三角经济空间对接提供了重要的极化和辐射通道，应着力促进其城镇密集区发展。长三角经济腹地“两带”城镇密集区在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市集群空间结构优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区位，应科学规划，区域协调，统筹发展。

（三）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政府（城市联盟）

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政府可以协调集群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的行政区域经济种类结构，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集群发展的阻碍力是客观存在的。在行政区划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跨行政区的区域政府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城市集群发展协调机构，是对城市集群发展的区域治理和空间管治的行政发展形态。跨行政区的区域政府可以是城市联盟。组建跨行政区的城市联盟组织形式有三个层次：组建省辖市范围内的市县城市城镇联盟（相邻市县城市城镇之间的联盟）；组建省辖市之间的城市联盟；跨省之间的城市城镇联盟。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政府的重点是增强城市集群区范围内城市经济联系，从而通过城市集群区范围内城市经济联系促进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市集群空间发展。

（四）推动集群城市有序发展。推动集群城市有序发展应着力做好城市集群有序发展规划

促使单个城市发展向集群城市有序发展转化，应根据城市集群区的区位选择主导产业空间组织模式，即区域外向度高、经济基础较好、智力资源（高校、科研）丰富、信息化程度高、市场机制相对成熟等条件的城市集群区，可选择以外向加工型产业集群模式、高技术创新型集群模式、市场辐射型集群模式等为主的空间组织模式；自然资源较丰富、重工业基础较好等条件的城市集群区，可选择以资源指向型集群模式、多核心非紧密联系型集群模式、单核心紧密联系型集群模式等为主的空间组织模式。选好主导产业要培育带动型的龙头企业，以形成中小企业为网络的产业集群区。推动集群城市有序发展，要进行城市集群有序发展规划，在进行具有强劲增长型的核心城市发展规划的同时，要确立次级增长型城市，以承接强劲增长型的核心城市发展的辐射，还要对弱增长型城市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对接邻近城市发展规划。要做好集群城市扩展和连绵方向规划，即规划城市集群区的核心城市、次级中心城市有序发展以及与集群城市连接的城镇密集区发展。

（五）构建支撑和引导城市集群区发展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

要依托“一极两带”交通战略通道，使“一极两带”的强劲增长型城市的枢纽作用和城市之间的联系通过交通战略通道得到增强，以推动连绵型城市集群区发展。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城市集群快速交通束（高速铁路、航空、高速公路网络体系），促进“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结构优化。依托省域经济板块经济要素交流纽带，构建支撑和引导城市集群发展的跨行政区综合交通体系。提升宁西铁路营运技术等级和战略通道地位，发挥其连接长三角城市集群和长三角经济腹地城市集群之间的极化和辐射经济带作用。通过构建支撑和引导城市集群区发展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促进长三角产业向长三角经济腹地转移、长三角经济腹地资源向长三角集聚，增强长三角城市集群与长三角经济腹地城市集群之间的经济联系，使长三角经济腹地城市集群成为长三角城市集群产业转移的接纳基地、主导产业的配套基地和基础产业的供应基地，实现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区的互惠互利发展。

参考文献：

[1]朱舜，高丽娜等.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胡彬.长江流域板块结构分异的制度成因与区域空间结构的重组[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06) ．

[3]罗静，曾菊新.基于空间结构的宏观经济政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05）．

[4]符小洪，林岭，张木生.海峡西岸经济区崛起过程中城市集群化探讨[J].热带地理，2007,(02)．

[5]罗蓉，刘乃全.城市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演进的影响实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0）．

[6]朱舜，高丽娜.“一极两带”极化与辐射效应: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化机制研究[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2009，（05）.

[7]朱舜，高丽娜，等.促进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对策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8]彭聊，顾朝林.城市化进程下中国城市群空间运行及其机理[M].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朱舜，男，重庆市万州人，教授，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区域经济学硕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国家和省社会科学基金及横向项目10余项，出版《行政区域经济结构与增长》、《县域经济学》、《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研究》等学术著作。

第6篇：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范文

一、学科发展现状

1.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的城市经济研究以解决城市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己任，在不断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实际问题的解决。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还取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因此，原本研究一国内部城市问题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其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研究从传统的本国空间研究，扩展到全球（特别是对跨国企业而言）范围内的比较竞争；资源配置研究从如何发挥一国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如何利用国际资源的城市竞争力研究；城市密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从单纯的城市圈经济协调转向城市圈域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国际间的竞争与协调。这些研究无疑均扩大了城市经济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和深度。

在这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左右下，近年来，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的内容可集中归结为4个主要的领域：区位分析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设计；特定城市市场与城市经济模型的建立；城市经济问题、城市政府行为和城市经济政策分析。

2.国内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内的城市经济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我国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和城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讨了城市经济运行规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城市问题及城市经济政策；探讨了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与区位选择、城市经营、城市治理、城市交通、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城市化问题及日渐发展的城市圈经济给予了密切关注；并实证研究了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与协调问题，提出城市圈是以大城市为核心、不同层次、不同结构和不同功能的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通过各种网络紧密联系而形成的一体化发展、相互分工互补、交流和竞争的网络体系，都市圈发展模式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整合模式和组织形态。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的新背景下，城市密集区域的经济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国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提出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中间环节和各部门经济在空间上的纽结，城市经济学是“中观层次”、“空间范畴”和“应用性”的综合边缘学科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

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

二、我国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

1．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简短回顾

我国的城市经济学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财贸经济研究所下面设立了城市经济研究室，同年末，大连市政府和辽宁财经学院（后改名为东北财经大学）合作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中心城市会议，以后，此类会议分别在武汉、重庆、兰州连续开过三次。在此期间，京、津、沪和辽宁、四川、黑龙江、山西、江苏、湖南先后成立了城市经济学会，或者在省市社会科学院下设立了城市经济研究所或研究室。从1981年起，南开大学、辽宁财经学院首先在本科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以后，陆续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开始讲授城市经济学相关课程，从事城市经济领域的课题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这些院校先后建立了城市经济研究室、所或系，有些院校还相继建立城市经济硕士学位授予点。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已有两所高校（南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建立城市经济学博士点。

中国城市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背景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改革开放后，国外大量的关于城市经济学方面的专著，如英国巴顿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1976年）、日本山田浩之的《城市经济学》（1977年）和美国赫希的《城市经济学》（1984年），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并且为我国高校有关师生所直接使用。同时，我国的理论工作者也纷纷著书立说，陆续出版了《城市经济学入门》、《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实用城市经济学》、《城市宏观经济学》、《微观宏观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教程》、《城市经济学》等著作或教材。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众多专题性著作和论文，使中国城市经济学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从研究领域来看，中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经济区域发展、城市现代化、城市经济的协调运行、城市经济结构、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经济管理等问题。例如，城市化规律的提出克服了“中国应走非城市化道路”的错误认识；城市经营理论的建立，打破了城市基础设施、居民住宅长期欠账的局面；城市土地经济理论的提出，创造了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新经验；城市与区域“互动关系”和“增长极”、“中心城市”、“首位城市”等概念的建立，使全社会逐渐认识到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经济区发展的重要性;城市经济学及其相关科学的发展，还使城市流通、城市功能、城市产业以及城市公共经济和空间布局等问题，得到了认识上的不断提升。

2．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新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城市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有学者惊呼“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城市经济研究直面时代重大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等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越来越需要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促使理论工作者从经济学层面上积极进行探讨。如：近年来城市经济学界对“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对“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探讨、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阐述、对“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的论证、对“城市管理理论”的梳理以及对“城市现代化”问题的透视等等，都是城市经济学研究时代性与前沿性的集中体现，《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研究》一书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从研究成果来看，“中观经济学”和“城市管理学”的推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前者，学术界指出，该书明确了城市经济学在未来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学科定位，拓展了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提出了一系列中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对于后者，城市管理“五职能”说的提出，显示了城市管理学的新发展，是城市管理职能理论的重要创新。此外，就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认识而言，也取得一些新认识和新见解，如：强调新型工业化必须与加速城市化相结合的观点；提出城市发展离不开乡村发展，市民与农民利益要协调，实行土地股份制经营，加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动的观点；对城市经营问题、城市病的界定、规律、防治等问题的研究;城市工业空间布局、高新园区聚集效益分析、西部农村城市化等问题的研究；城市区域化研究提出的建立区域共同市场，构建中国“Citistates”的对策和建议等。

（2）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面对城市发展出现的共性问题，应用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区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文化建设与管理制度等等。城市经济学则从自身的学科特征和基本优势出发，在城市发展的共性问题上积极寻找适合本学科发展的新问题域和生长点。出现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不仅在城市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出现积极的交流对话，而且还主动突破城市科学的边界，渗入到相关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目前，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生态学、管理学、规划学、工程学、数学等学科与城市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关系研究成果的提出，认为城市文化发展滞后，已不能适应城市化形势发展的需要，建设先进的城市文化是当务之急；城市能源、交通、环境、水资源等城市发展生命线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公共安全体制及其运行模式的研究，城市应急管理及危机处置机制的建立等。均是社会学、管理学、规划学、数学等多学科协同攻关的成果。

（3）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个性化研究是相对于“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研究方式而言的。它的出现，是与力戒浮躁学风、注意学术规范、讲究治学严谨联系在一起的。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又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这种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展的创新与突破。综观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研究，城市发展的国内比较和国际比较研究等，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与突破，究其原因，无不与其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的创新有关。

（4）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改革开放为我国城市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外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界对外联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各研究机构或高校的有关单位经常派出学者到国外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外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同时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大大拓宽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还通过大量译介外国城市经济学名著，使我国学界对世界相关领域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5）城市经济学的学科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时代呼唤着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此相呼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2000年10月成立了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担负起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重任，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近年来，为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委员会向国家教育部呈报了《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报告》以及建设中国城市大学的构想和倡议，先后召开了以“中国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城市经营与管理” “城市经济学科建设”和“城市经济与管理前沿问题”等为主题的研讨会，出版发行了《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研究》、《中国城市管理新论》等著作。随着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城市经济学教学工作在国内各高校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0所大学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有10多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近百名教师从事城市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3．“十五”期间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突破

（1）城市化问题研究。城市化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自然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十五”期间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化的模式和道路研究。有关我国城市化的道路和模式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十五”期间的相关研究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并不断拓展。学者们在继续讨论比较“大城市偏好”、“中等城市偏好”和“小城镇偏好”城市化战略模式优劣的同时，特别注意研究了城市化的道路问题，提出了“市场型城市化道路”、“城市自然观”和“多元城市化道路”等新观点，并与传统的“计划型城市化道路”战略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城市化模式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城市化的实现是市场主导化的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学者们还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圈和城市群的相关问题给予充分关注，认为城市化并非是单一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而是要形成以某一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城市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功能互补的关系，并比较研究了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群或城市圈形成的道路和条件。学者们还把制度经济学引入到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认为“制度障碍”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落后的原因，城市化的发展，必须突破制度障碍，进行相关改革，从而引导资源聚集于城市之中。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一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低的原因，由此而造成了我国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不对称，并实证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偏差，同时指出，城市化的发展除了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之外，相关配套改革必须跟上。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城市化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就城市化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贡献做出了预测，强调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相关的实证研究。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衡量与测度问题，二是实证考察了有关城市或城市群的发展状况及相关经验。第一方面的研究争论较多，主要是集中在哪个指标更适合作为考察城市化发展状况的标准。有学者认为，以城镇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更恰当；也有学者认为，以城镇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衡量指标更能反映城市化的真实水平。第二方面的研究将对象更多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总结了这些地区在城市化发展中的经验，论证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2）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城市经营与管理是近年来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实践性很强的一个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基本性质研究。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内涵与外延是学者们争议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内涵、范围和目标的认识上不同。有学者提出“城市经营与管理企业化”的观点，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是政府对城市空间内的所有有形与无形资产进行企业化运作，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盘活城市资产，特别是充分利用城市中日益短缺的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筹集资金；有学者则指出，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是城市空间内的公共事务和国有资产；有学者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只限于城市内的公共事务，不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同时国有资产应该尽量退出竞争性领域；有学者认为，城市的公共事务应该尽可能多的引入竞争机制，尽可能多的由私人企业提供公共产品，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在此基础上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私人在提品的同时应该由私人经营，即完全私有化的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私人企业可以提品，但为保持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不应采取由私人企业通过向使用者收费的方式来回收成本，而改由政府“回购”方式向私人企业提供补偿，这是一种不完全私有化的观点；有学者反对城市经营与管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认为这与政府的公共职能背道而驰，削弱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还容易出现城市经营与管理的短期行为现象，如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他们把市场营销的相关理念引入城市经营与管理中，认为政府经营城市应该以“顾客最大满意度”为目标；在城市经营与管理的主体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非政府的社会团体组织是城市经营与管理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是强调城市经营与管理的民主化，这种“多主体论”的观点颇有新意，也是实践中人们经常忽略掉的；有学者提出“城市治理”观点，他们通过分析城市治理结构与模式，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同时提出在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各个城市应该相互合作与竞争的观点；有学者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认为培育和完善城市的各项功能是经营城市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又一独特视角。

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土地问题研究。土地是城市的空间载体，在我国土地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如何有效的利用土地是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现行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势在必行，要建立城市土地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提高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些学者则把土地的保值和增值看成是筹集城市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提出应合理调控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加强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并从“土地金融”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经营与土地储备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则在深入分析了我国现行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势论”和“困惑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看似矛盾，却为我们全面认识城市土地制度的利弊，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极好的认识基础。

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城市规划问题研究。城市规划是城市经营与管理的首要环节，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不足，缺乏前瞻性、连续性和权威性，朝令夕改，城市的规划与设计趋同现象严重，城市缺乏个性，学者们对此提出了批评。有学者悲观地指出，城市的规划只是一种技能，而不是一门科学，甚至认为是“伪科学”。有学者则不同意此观点，他们一方面指出了城市规划在建筑工程束缚过程中其科学性日益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认为城市规划是一门应用程度很高、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应在城市规划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其科学性，要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有学者在分析了现代城市的系统性质和与之相适应的规划原则后，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了城市的规划设计问题，提出了“城市规划系统观”，明确了城市规划系统工程的方法论。城市的规划与设计除了工程建设意义上的规划与设计外，还包括从城市发展角度对城市未来发展目标和实现此目标过程的规划与设计。在这一方面，有学者从城市功能定位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对城市功能特征细化要素的能级探讨，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定位，使城市发展战略更加合理。有学者对城市群落或城市圈的规划与设计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城市群落或城市圈规划设计的目标和原则、规划的区域范围、规划的内容等，认为城市的规划与设计应从其所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在城市分工的基础上确定发展目标。这就跳出了城市自身的狭小范围，从区域的高度来进行城市发展的规划与设计，把城市置于一个紧密联系着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中来审视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划问题。

城市经营管理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学者们强调了包括城市在内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了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固有缺陷”，同时从多个角度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一些主要城市进行的城市形象建设、生态城市建设、园林城市建设、现代化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局部建设的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生态重建”和“生态重构”的城市发展方向，指出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乌托邦式的理想和远景，而是取决于人类的认识和行动。

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城中村”现象的研究。学者们以广州和深圳等城市为例，分析了“城中村”现象的现状和成因，认为“城中村”形成的诸多要素中，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及相关制度安排、村庄利益及社会性共同体的内聚、非正式经济的独特功能与地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性是“城中村”形成和维系的原因。“城中村”现象给城市经营与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城市规划滞后、建筑密度过高、用地管理混乱和治安消防形势严峻等，这已经严重妨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建议采取资产量化、住房改造等一系列综合配套措施改善。

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风险研究。有学者认为城市管理中需要应用经济手段，但这并不等于应当以经营城市代替管理城市，指出目前以城市经营取代城市管理的发展趋势可能带来五项风险：政府职能越位、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等，进而最终影响社会经济的全面、持续和健康发展。这在目前社会普遍热衷于经营城市的背景下，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城市经营与管理的性质，做好具体工作。

新形势下的城市发展问题研究。信息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在信息化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数字城市”的概念，认为这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通过对信息化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与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区别，分析了建设数字城市所需要的条件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地位得到提升，城市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越来越重要；城市的发展趋势应是城市个性化、城市生活人性化、决策民主化、管理信息化、扩张多元化、产业服务化和城乡一体化。针对跨国公司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政府对城市经营控制力不断减弱的现象，学者们认为在城市发展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人为本，转变政府职能，与国际接轨，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学者从世界城市化发展中心转移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城市发展，认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已转向了东亚地区，这给我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3）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近年来，城市竞争力评价研究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对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对国内外城市的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构成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上。有学者从人口与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等五方面，确立了包括58个指标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为标准对我国265个地级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排名。有学者应用“城市发展指数”来评价一个城市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城市的经济增长、社会资本拥有水平和利用水平、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和各种资本的日益深化等五个方面，并比较了15个城市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状况。还有学者提出了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弓弦”模型，认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城市竞争力，并把竞争力分解为硬分力和软分力，硬分力侧重于评价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软分力则用来衡量城市的人文环境以及制度创新能力等。也有学者以经济实力、总量实力、市场状况、人才和科技水平、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政府管理水平等偏重于经济生活方面的指标体系来评价城市竞争力。

三、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1．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的不足

（1）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完整。应当说，这一问题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由来已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至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据《经济科学学术观点大全》介绍，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应用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综合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边缘学科；第四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理论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也始终在进行中，《经济学新科学概览》作者将许多不同观点归纳为五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就是研究城市经济的科学，城市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应该作为研究的对象；第二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只研究城市本身所特有的一些经济问题；第三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城市发展的生产关系，即研究城市中各个企业、各个部门以及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中彼此所发生的联系；第四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第五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经济及城市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

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使得城市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各不相同。有的以发展、土地、环境、交通、住房、规划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有的以发展、土地、交通、环境、犯罪、文化、贫穷为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有的以发展、结构、环境、区域、效益、管理作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有的以发展、结构、交通、土地、住宅、环境、财政、管理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凡此种种，对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的分歧，对城市经济学性质、对象、范畴的不同认识，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学体系结构的不同，使得城市经济学常给人以“雾里看花”的感觉。

（2）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表述的不规范。城市经济学理论观点表述的不规范直接影响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城市化是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第一范畴，是城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长期以来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观点和认识。如城镇化概念的提出，自以为是标新立异，殊不知却画蛇添足，造成了城市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混乱。又如对大城市化规律的争议。大城市化是所有国家都出现过的、在城市化中前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大城市人口和数量以更高速度增长的趋势，大城市化不是西方国家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再如城市现代化，它所反映的是城市化的质量要求，包括深刻的经济、建设、环境、人文、管理等方面的内涵，集中体现为“城市建设先进化”、“城市经济高效化”、“城市社会文明化”、“城市环境优质化”、“城市管理科学化”。然而，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使得实际工作者无所适从，有的城市以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为城市现代化标准；有的城市从GDP指标的角度追求现代化；有的城市认为园林化、生态化就是城市现代化。如此等等，都肢解了城市现代化的科学涵义。

（3）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部分分离。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薄弱性，使得绝大多数行政管理人员在处理城市经济问题时，将宏观、微观经济理论的方法照搬到城市经济领域，导致理论与实践的严重分离。最典型的莫过于城市经营。除根本否定城市经营的观点外，就即使认为城市可经营的人中又有不同的城市经营观：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认为必须“有与管理相结合的经营，包括直接为城市产业发展服务的经营，以及直接为城市建设发展服务的经营。”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的一种社会活动和管理过程，并由此发展城市经济和城市文明。”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在城市经济领域的翻版。

2．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

（1）城市化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在有关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城市化的道路、模式、动力机制和城市规模选择等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但多数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市场主导型”的“自然观”城市化道路和模式，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城市化的前提条件，而城市规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研究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好政府的计划和市场的价格机制两种手段，即实践中两种手段的配合运用与平衡，以加快城市化发展速度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第二，城市化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如何作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利益保护工作、如何减少或避免耕地的破坏、如何减轻环境压力等有关此过程中的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和减少城市化负效用问题的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第三，我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这在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上表现的非常突出，要加快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就必须加快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因此如何利用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契机，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相关方面的研究与实践的需要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第四，城市区域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规律，但是，目前对城市区域化规律认识肤浅，对城市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区别和联系把握不甚准确，使我国滞后的城市区域化进程难有改观。在城市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城市间是竞争还是合作，各地理解不一，不少城市间竞争多于合作，地方封锁、条块分割严重，已经形成的经济区域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们的争论多集中在政府在城市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和方式、城市经营与管理的目标等方面。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经营管理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定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其如何参与到城市经营管理中去等问题。目前研究中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职能转变问题。这涉及到城市经营的性质和方向，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此问题，但政府在城市经营管理中到底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政府职能在城市经营管理中应实现什么样的转变以及转变的步骤等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第二，城市经营管理中的三个效益统一问题。在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如何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各种“城市病”开始在我国城市中显现、城市发展中政府与市民矛盾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更加明显。第三，城市经营管理与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实现城市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对传承历史文化的古建筑保护研究还很薄弱。第四，城市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化问题。市民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参与到城市经营与管理中去，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等这些具有较强实践性的问题的研究还显薄弱。第五，城市经营成果的评价问题。在目前的评价标准中，过多关注经济数据、总量数据，能够全面评价城市经营管理成果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尚显不足。

（3）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的不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上，分别创建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内容在内的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成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标准中的相关指标选择和权数的确定随意性很大，缺少相关理论的支持。第二，指标体系中的“主观要素指标”较少，如“城市认同感”、“市民满意度”等极少被关注，而这些指标对城市竞争力往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3．学科建设发展缺乏应有的社会条件

（1）国家有关部门对城市经济学重要性认识不足。1997年，在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学科调整过程中将城市经济学由原来的二级学科降为三级学科，不允许大学开设城市经济学专业课，招收本科生，原有的几所高校的城市经济硕士点、博士点，转为区域经济硕士点、博士点，这无疑使这门需要扶植的新兴学科发展受到一定的局限。与此相反，美国在1968年的高校中就有53个系可以培育和授予城市经济学方面的博士学衔，城市经济学还与区域经济学并列为美国10大类经济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视和其地位可见一斑。

（2）城市经济学科教学力量不足，发展缓慢。城市经济学科地位的下降，本科生的停招，硕士点、博士点的消失，使得原来从事城市经济学的教学人才迅速流失。教学人才的缺乏，成为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大瓶颈。

（3）科研力量和发展经费严重不足。城市经济学科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到90年代进入艰难发展阶段。有些地方的城市经济学会、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室相继自动解体，城市经济科研力量匮乏，严重制约其发展。

四、“十一五”期间本学科发展的主要领域及其趋势和方向

1．主要研究领域及其发展趋势

（1）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二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应融会多学科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应创新和发展城市化理论，把城市化研究放到城市化时代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应反思城市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以及思想、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原因。要提高城市经济学的实践性，研究城市发展的系统工程和价值工程，将城市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研究城市化定理或定律，使之既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又接受伪证主义的检验，成为经过科学论证和可以反复验证的结论，指导实际工作者实践的依据。

（2）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是城市化的方针政策，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三是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四是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六是城市化与教育、文化发展的关系。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3）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4）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一是尽快建立一套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这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二是以城市综合竞争力来评价城市发展状况，对大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具有发展特色的中小城市则有失偏颇。因此，应建立可以用来评价具有发展特色城市的指标体系，与综合竞争力评价标准一起，构成完整的有关评价城市的指标体系。

（5）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一是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极其复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涉及环境、生态、资源、经济均衡和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这就决定了其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将涉及多学科背景和复杂的方法论，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作为总体目标的分解和管理工作的依据，将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创新。二是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这涉及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实现的研究，对作为政策工具的城市建设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2．加速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建议

（1）呼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我国城市发展的滞后，已经使诸多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城市发展离不开城市经济学的指导。为此建议：重新恢复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建设规划中，指导该学科在全国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布局。在研究生教学中，进一步明确将城市经济学作为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生的必修课程，成为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程，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的必选课程；鼓励出版研究生系列教材和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研究的专著；有教学资源条件的高校成立综合性城市大学、城市学院或城市系；进一步推动现有城市经济学会、城市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加强横向和纵向的协作与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城市经济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共同承担城市经济领域的科研课题，举办国际性城市经济学术会议，加强城市经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交流和研讨。

第7篇：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范文

论文摘要：“城市经济带”的理论探讨和规划对于促进中国转轨经济中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城市群发展的角度寻找“城市经济带”的理论渊源，界定其理论内涵，辨析相关概念，以期为日后城市经济带理论的后续问题探讨奠定基础。

一、城市经济带的理论渊源

在理论上，城市经济带的内涵界定属于城市群理论范畴之内。城市群理论的研究源于欧美，在国外的文献研究中，从1910年美国学者库恩最初提出都市地区的概念，到1915年英国学者帕特里克·格内斯提出组合城市的定义，以及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弗塞特提出城镇密集区的概念，迄今为止，国际上比较公认的，也是最先明确提出城市群概念的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了最初的城市群概念Megalopolis。戈特曼把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密集区域用原意为巨大城市邦的希腊语Megalopolis来命名，用以说明这一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由纽约、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费城、巴尔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组成的功能性地域，在这一地域，城市沿主要交通干线连绵分布，城市之间联系密切，产业高度集聚，形成主轴长600公里，人口3000万的城市密集分布地带。在戈特曼对于城市群概念的表述中运用两个指标来界定Megalopolis，即，较大的总人口规模和高密度的人口分布。首先，戈特曼将城市群的总人口规模下限定为2500万人；第二，戈特曼认为城市群的人口密度至少应达250人／平方公里，核心区密度应更高。此外，戈特曼还指出了城市群应具有高稠密的城镇基础设施和高效率网络流通体系的鲜明特征。他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将会沿着主要交通干道不断延伸。也就是说，城市交通干道越发达，城市会不断演化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经济组合体，而周边的城市群体是一个连续性很强的以内部作用为主、多中心的云状结构，他同时指出“城市核”是比较明显的，“城市带”则在外形上是比较模糊的。

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因此，在国内对城市群的理论研究中，基本上是继承了国外对城市群的概念界定，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衍生出对“大都市圈”、“经济带”的研究。国内学者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广大都市圈理论的，我国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先生对城市群的概念提出得比较早。他认为，将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城市群与西方大都市连绵带和相类似的新型城市群空间组织形式相比较，都可以称之为大都市城市群或都市连绵区(简称MIR)。他认为MIR是“以若干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社会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此外，我国学者周起业、刘再兴等人在《区域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大都市圈是“按经济中心来组织管理地区经济，即以大城市为依托，有计划地发展中小城镇，在各大城市周围形成若干以中小城市为主的中小型经济中心。通过它们使大城市同中小城镇和农村相联系，大中小城市与其分别联系着的农村相交织，组成了全国的经济网络。经济网络是以大城市为依托，组成大城市经济圈，按大城市经济圈来安排地区生产布局。”高汝熹教授则在“论中国的圈域经济”一文中首先明确了“大都市经济圈”的定义，他认为“大都市经济圈是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经济辐射，带动周围城市和农村，以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经济网络”。此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在1993年的研究中也提出“大都市圈，也就是某一城市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同它邻区划或化的地区形成紧密经济联系的一体化经济区”。国家计委宏观院出版的《长江地区产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一书把大都市圈定义为“是以经济比较发达并且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同其有经济内在联系和地域相邻的若干周边城镇所覆盖的区域相组成的，其经济吸引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另外，曾坤先生把城市协作区定义为“以一个特大城市或一组密切相关的大城市为核心并联结周围地域所组织起来的经济协作区”，城市经济协作区“更讲求中心城市的主导功能和辐射作用”。沈立人先生也认为“大都市圈是以大都市为核心，超越原来边界而延伸到邻近地区，不断强化相互的经济，最后形成有机结合甚至一体化的大区域，又称大都市地区或大都市连绵区。”除此之外，代合治(1998)、薛东前(2000)、周玲强(2000)、姚士谋(2001)也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城市群的定义和特征，相对而言，姚士谋给出的定义则比较完整，考虑到了城市群的经济职能、地区空间概念和自然要素等，即，城市带(或称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近年来，随着国内对城市群以及都市圈经济研究的发展，出于研究问题的立足点和角度不同，逐渐出现了对“城市经济带”如“长江经济带”、“珠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京广经济带”、“环城经济带”“交通经济带”等相关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就“经济带”的确切概念而言，学界尚未给出确切的含义，至今对其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亦未达到广泛的共识。

二、城市经济带的内涵界定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综述及分析，笔者认为，首先对于“城市经济带”概念的理解应该涵盖在城市群的理论范畴之内。我国学者在国际认可的城市群理论基础上，对于“大都市圈”、“城市经济协作区”和“大都市圈内的城市群”的内涵界定是基本一致的，集中体现了城市群或都市圈的非行政区划性、交通空间网络特点、经济社会联系，以及城市核的辐射集聚特点。其次，在以上国内学者给出的定义中，高汝熹教授对于“大都市经济圈”的定义与曾坤先生对“城市经济协作区”的表述则比较接近于“经济带”的概念。特别要指出的，笔者认为，姚士谋(2001)对于“城市群”概念的理解中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了对“城市经济带”的解释，他认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城市都有与其发展条件相适应的主导产业和配套产业，经过一定时间的开发建设，许多城市最终在一个区域内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群经济。在该经济带内，不同等级、规模、性质的城市构成城市网络。各城市相互嵌套，形成以城市为节点交通线密切联系的地域网络，形成有特色的多层次开放的城市群网络体系”。此外，南京理工大学的朱英明博士(2004)对“城市群经济空间”的界定进一步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传递出“城市经济带”的涵义，即“城市群经济空间”是城市群区域的产业通过功能联系和空间联系所形成的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经济空间。此外，张文尝、金凤君等(2002)还侧重从交通网络的角度给出了交通经济带的定义，认为交通经济带是以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为发展主轴，以轴上或其吸引范围内的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发达的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带状经济区域。这个发达的带状经济区是一个由产业、人口、资源、信息、城镇、客货流等集聚而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系统；在沿线各区段之间和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生产协作。

笔者认为，作为地区竞争的两种经济发展表现形式，城市经济带与都市圈所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城市经济带”的内涵更强调某交通运输干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经济带的发展依托于交通运输干线并以其为发展轴，以轴上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为核心，发挥经济集聚和辐射功能，带动交通轴两侧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由此形成人口密集、产业集聚的狭长带状经济区域。如，我国的京津塘经济带、哈大齐经济带等。而都市圈则更强调以一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增长极，由此形成发展程度和特点不同的内、中、外都市经济圈层，如，英国的“伦敦都市圈”和日本的“东京都市圈”等大都市圈。可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城市经济带的一般内涵：“城市经济带”是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网络空间连绵分布，以一个或两个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为核心，发挥其经济集聚与辐射功能，并联结带动周围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彼此形成人口密集、产业集聚、联系密切的生产、流通一体化经济区域。具体来说，“城市经济带”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其发生、发展的支撑条件是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其主要的动力源是作为城市经济带内核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其景观表现是城市和产业所构成的城市组群和产业集群；其本质联系是城市经济带区域内城市间和产业间存在的经济联系网络。城市经济带作为一种较高发展水平的经济区域，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是区域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多要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城市经济带中的城市是以节点或非节点的方式进行相互作用的聚集体，产业间的经济联系表现为不同类型的功能联系和空间联系。

三、城市群、城市带、经济带与产业带的概念辨析

如前所述，笔者基于国内外“城市群”理论的演进对“城市经济带”的内涵给出了界定，鉴于“城市经济带”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基础之上的，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城市群、城市带、经济带、产业带等常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辨析，以进一步明确对“城市经济带”的解释。

首先，自从戈特曼用“Megalopolis”来定义他所长期研究的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以后，国外理论界就逐渐达成共识将“Megalopol”用来表示像波士华那样的诸多大城市的集合体。然而当戈特曼的“Megalopol”引入中国后，国内对“Megalopolis”的中文表达则出现了“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带”、“都市连绵带”“都市带”、“都市区”等种种译法，甚至在某些文献中被演绎、等同为“城市经济带”、“产业带”，由于这些概念提法具体到不同的分析对象均有其各自的视角和一定的可取之处，因此沿用至今，学界仍未对这些概念进行明确的辨析和统一的界定。一般来说，目前用城市群来表达“Megalopolis”的含义在学界居多，尽管城市群、都市圈、都市连绵带的物理空间布局形态并无太大的区别，但“都市圈”体现了城市间的功能互补，暗含了“首位城市”的概念，圈内城市间只能是“主机——终端”的关系，发展结果不可能是各城市平等协调发展(郁鸿胜，2001)，“都市圈”因此带有行政管理体系的色彩；“都市连绵带”则强调了各城市之间的逐渐过渡，反映了中心城市范围的延伸和功能的辐射，而“城市群”则属于城市等级规模体系，其中的城市与城市群总体之间是“网络——结点”关系，各城市的地位平等、功能互补，也最容易促成“共赢”，也更符合戈特曼的“Megalopolis”原意。此外，把戈特曼的理论首次引入中国的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宁越敏教授指出，“都市带”和“都市区”所反映的城市群形成的动力机制也是不同的。“都市带”的形成是靠大都市带动的，整个区域由核心城市扩散、连接而成，举例来说，波士华城市群中，波士顿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界限就是彼此交融相当模糊的。“都市区”则反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像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一带，县域经济发达，尽管各地和周边大城市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仍然是以县(级)市为主体的。至于“城市群”与“城市带”，二者在大城市与其周围城市的组合及相互关系方面的表述是一致的，均有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联系和资源的配置及大中小城市的功能等级与分工的含义。但由于“带”是指一个狭长的区域，强调城市带的“点——轴”的辐射特点；而“群”有一种“云状”区域的含义，更强调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城市的辐射半径，因此，这两个概念也是有所区别的。

第8篇：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范文

一、六十年城市化的反思

1.六十年城市化的进程

我国城市化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前三十年总的说,是城市化停滞不前、举步维艰的时期。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市数量变化不大,城市人口增加缓慢,而且徘徊反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市经济发展迟缓;与之相反,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数量猛增,城市人口急剧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经济猛烈增加,居民生活明显提高……。2008年全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5%以上,城市人口超过6亿,城市的经济总量超过全国的80%。城市经济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

如果作更细致和深入的分析,在这两个三十年中可以进一步去划分不同的时期。在前三十年中,1957年前与1957年后的情况就不一样,1957年前还属正常的发展,而1958年的带来了城市的冒进,继而又出现了反复和倒退。后三十年也一样,如从1996年至2005年的10年间中国城市化最快的年代。见下表:

2.六十年城市化的反思

六十年我国城市化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国城市化的整个进程,科学评价城市化的巨大成就,不难发现其中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严肃的思考,或进行认真的反思。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突出。

(1)城乡不能和谐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没能有效带动农村一起发展,在一些地区农村二元化更加凸现,甚至使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或演变为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城乡居民致富机会、就业机会和获得国家资源的机会不平等,致使城乡之间贫富鸿沟拉大。据专家分析估计,目前城乡整体基尼系数高达0.46。中国的城乡分离和差异扩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全局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特别是国家向农民征地过程中,群发性事件频发。

(2)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的贫富差别扩大。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中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614元,是收入最低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2倍,而2007年是8.7倍。从增长速度看,收入最高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8.6%,而收入最低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2.9%,比前者低5.7个百分点。城市的贫民区和绝对贫困人口随处可见,由此而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同样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3)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和谐。大城市过大,而且越来越大,从而滋生某些“大城市病”,造成土地供应紧张,房价飞涨,超过居民承受能力。同时某些中小城市得不到发展,发展缓慢变化不大,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城市,面临由于资源枯竭而带来的城市萎缩,居民生活艰难的局面。

(4)城市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不匹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城市是绝对正确,但必须进行相应的文化建设。因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生命线,城市同时是文化中心。可是我们有的城市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城市文化,文化历史名城市变成“有名无实”,出现城市建设和运行中缺乏文化内涵或扭曲中华文化的许多问题。

(5)资源、经济、人口、环境不协调。城市经济发展了,人口增加了,建筑多了,但是,资源越来越紧,突出的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同时,环境差了,甚至恶化了。环境问题,包括大气、水源、水质、卫生、垃圾等层出不穷,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

传统的城市化只注重追求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不顾及城乡一体化和城乡共同富裕的根本,无法妥善解决一系列社会文化问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起社会动荡。

3.城市化面临新的挑战

城市化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包括来自自然方面的,如水、土地、气候、环境……,来自经济社会方面的,如人口增长、就业压力、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贫富差别、国际环境等。

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必须面对矛盾、问题和挑战,适时的改革和转变,走一条与三十年不完全相同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和模式。

二、新型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1.新型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

传统城市化是工业革命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一直沿用的城市化基本模式。它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空间聚集经济、比较成本理论、效率第一理论,以及工业主导理论和城市支配理论,其产业基础是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的发展。所以,城市化的出发点是城市、立足点是城市,其目的仍然是城市。农业、农村和农民被置于次要的、依附的、服从的、被动的地位。有理论宣扬,城市化就是把人口往大城市集中,集中得越多其城市化水平就越高,集中得越快城市化速度就越快。许多西方经济发达、人口总量并不很多的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或城市化的初期确实如此,并由此实现了城市化。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交通能源和通讯网络的发展,以及随后知识经济的出现,城市化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所谓的逆城市化或城市郊区化。实质上已经对传统的城市化发起了挑战。我国的国情以及城市化所处的时代,与这些国家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不能用传统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走传统的城市化道路,去实现传统的城市化。我们必须提出适合我国国情,针对现在所处的时代特点,提出创新的城市化理论,实现新型的城市化。

什么是新型城市化?新型城市化的产业基础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我们认为,新型城市化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为产业基础,以现代交通通讯网络为物质技术手段,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合理的结构和空间体系、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并以城乡和谐发展为目的,城市带领农村发展,从而形成国民经济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其核心是城乡和谐发展、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城市化具有多重目的。与其说,城市化是为了城市的发展,不如说是为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如果说,城市化的结果不能促使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甚至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那么其城市化的目的和后果都是值得考虑的。在城市化的多目的性和多重功能中,人口向城市集中,扩大城市人口规模,只是其中的一个目的,决不是城市化的全部。

2.新型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历史性转折

新型城市化是城市化长河中的一个历史进程,或历史转折。它包括:城市从单纯集中向均衡布局的转折;从以农支工向以工支农的转折;以农村哺育城市发展向以城市反哺农村发展转变;以城乡对立向城乡一体化转折;从城乡产业的绝对切割到产业的相互关联转折。如,观光农业,农村旅游业,农业的现代化模式等。所以,新型城市化不是对三十年传统城市化的绝对否定和扬弃,也不完全是对三十年传统城市化的替代,而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城市化形态,是城市化实践过程中的创新。在实践中,新型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化在不同的地区还会同时发挥作用,或交互发挥作用。

新型城市化的创新和运用是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在国际上,整体经济格局的变化,人口和经济国际流动性加剧,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经济和金融融合性的加强,城市新形态和新形式的出现,城市结构和空间形态的创新,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世界经济社会背景。同时,从国内来说,2008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许多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5%以上,城市现代化建设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中后期的水平,新型工业化已经在全国发挥重要的作用。交通和信息事业突飞猛进,信息化、数字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已见端倪,因此,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型工业化时期,为新型城市化造就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背景。

3.新型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当今,虽然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其目标是一致的。实现发展目标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两个主要的动力机制,是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的有效途径。需要确定正确和科学的发展战略。实践已经告诉我们,传统城市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在新的时期必须克服发展中产生的矛盾,纠正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偏向,坚持正确和科学的城市化道路,这就是新型的城市化道路,以适应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新型城市化是全面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战略,决不单纯是城市人口机械的扩大,农村人口表面的减少。而农村人口减少并不能像某些拉美国家那样迫使农村人口破产,被迫流入城市,成为城市的“贫民”。也不能像某些人所说的,把农村人口赶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我们的城市化,其本质是提升农民的经济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改变农民的身份,使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经济权利和生活条件,获得同样的发展自己的机会。简言之,通过城市化让农民过上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小康生活。所以,新型城市化与传统城市之间的区别也在于,新型城市过程中居民居住空间的转移并不是第一位的,而经济生活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第一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社会并不是缩小农村,甚或消灭农村,而是实现农村城市化,建设新型农村,是城市先进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广泛地深透到农村的过程。

三、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城市化

基于国际的经济政治背景和共和国六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的成就,我国的经济从整体上已经踏上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是又一“甲子”开始的时期。它是实现现代化非常重要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关键时期,因此需要设计和提出新的战略和规划。现在正处于准备、提出、编制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重要时刻,以期更好地实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任务。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此时提出新型城市化是正逢其时,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1.承认地区的差异,尊重人们的创新

城市化始终受地理区位、自然禀赋、历史发展、人文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不可能要求城市化率一致。特别是经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城市化发展,城市化无论从城市化率,还是城市化质量已经在地区间出现明显差别。有的地区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而有的地区城市化率仍停留在不到30%,仅20%多一点。这意味着新时期城市化的起点已经不同。起点不同,基础不同,其预期目标、方向、步骤、任务等都会因此而改变,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要求一致。

在城市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城市化的道路、方式、模式、形态等同样存在差别和不同,其中不乏当地人民的创新,建立适合当时地理环境、人文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在促进城市化的统一目标下,各地的创新应该得到尊重、发扬和推广。城市化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的,多元化的。如,江苏省华西村的城市化模式是适合当地和当时的独特模式,是城市化的创新,必须承认和尊重这个现实。

新型城市化本身就包含城市化的创新。

2.因地制宜选择城市化模式

城市化是发展经济社会的有效途径,必须与国情与地区的情况结合起来,国情的时空概念与城市的时空结构结合起来,要对国情的分析深化、细化和具体化。充分考虑城市化的产业结构基础、时代背景和地区特点。有的专家提出,目前国内城市化可分为以下类型:

沿海型城市化: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以沿海经济圈牵引整体经济,特别是加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北京、天津和唐山)几个大城市圈在金融、物流和商业领域内的高水平经济机能。主要是提高经济功能,发挥全国的经济中心作用,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抗衡中发挥作用。

中部型城市化:中部的地区的大城市在发挥沿海地区大城市补充机能的同时,将自身建设成为本地区的发展基地。

内陆型城市化:在内陆地区发展大城市,借助城市化进程拉动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包括在公共服务领域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

我们认为,这种分类不一定准确,但是其思路是值得考虑的,无论从一个大区域和省(区)还是从更小的行政单位考虑,选择城市化模式都必须因地制宜。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地区就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关键在于创新。

3.突出“中”字,促进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东部地区借助在处沿海港口的优势,通过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飞跃发展,也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特别是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发展,居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因此,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东中西部十分悬殊的差异。这已经是历史。对今后10―15年的发展,我们认为,要突出一个“中”字。所谓突出“中”字,就是在企业的发展上,要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使之与大企业相协调;在城市体系结构上,要积极培植和支持中小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减轻对大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壮大对城镇和广大农村的支持实力和基础;在地区发展上要重点支持中部地区的发展,发挥其承东启西的作用;在城市财富的配置上,要积极培植和扩大中产阶层,使中产阶层成为城市的主流阶层。突出“中”字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9篇：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范文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 城市定位 选择

一、概念界定

本文引入了城市定位和县域经济发展两大概念，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认识到县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定位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城市定位

城市定位是一个综合概念，涉及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关于城市定位的内涵，国内诸多学者通过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形成了各自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

青岛行政学院的刘文俭教授认为，城市定位是制定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战略的内容，通过分析城市的主要职能，揭示某个城市别于其他城市本质的差别，创新个性化的城市形象，抓住最基本的特征，引领自身发展的目标、占据的空间、扮演的角色和竞争的位置等。

姚贵库、王广斌（2005）在刘文俭教授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定位指城市为了实现最大化收益，根据自身条件、竞争环境、生活消费习惯及其动态变化，确定自身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占据的空间、扮演的角色、竞争的位置等。

运迎霞、常玮（2005）则认为城市定位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坐标系统中综合地确定城市的坐标，并进行了坐标系确立。

张登国（2007）对城市定位和城市发展有着比较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城市定位就是指在分析和调查城市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对城市的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方向及经济结构布局进行规划的一个过程，是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差异性、权威性的原则对城市特色的升华，是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和核心价值的过程。通过城市定位，一个城市可以明显区别于竞争对手，充分表现城市的个性。

综合上述观点，我认为城市定位是指城市规划决策机关根据城市自身发展条件、竞争优势等，全面深刻地分析事关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及相互作用基础上，科学地筛选城市定位的基本组成要素，合理地确定城市在一定区域内发展的基调、特色和战略的过程。

通过此概念可以得出城市定位有以下要素：（1）城市定位的主体是城市规划决策机关，属于城市整体规划的重要内容；（2）城市定位的先决条件要充分了解城市自身现实发展条件及优势劣势；（3）城市定位不是将城市孤立于发展大坏境中，城市定位都是针对该城市在一定的区域内的定位，可以是世界的，也可以是国内的，甚至是相对较小的一块区域内。（4）城市定位的目标是确定适合该城市发展的基调和战略，并推动城市发展。因此对于城市定位的了解不应只局限于城市应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定位一个系统化的过程，这个系统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因素。

（二）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所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由县级政权领导，在服从国家宏观管理的前提下，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发展”则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在此取“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的含义。在县域经济的评价中经济增长往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指标，甚至将其等同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随着县域经济发展过程诸多矛盾的暴露，我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区别，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这一概念既包括县域经济增长，还包括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进步。美国当代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查尔斯・P曾经比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如人的增长和发展，增长只包括身高和体重等外在量化指标的变换，而发展则还包括体质和协调能力的增加、个人对环境适应能力的增强、个人向外界学习能力的提高等。

因此，综合来看，县域经济发展指的是县域范围内经济的整体发展，具体来说包括一下几个方面：（1）经济量的增长，或者说是通常意义上的GDP的增加，是县域经济的物质基础；（2）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县域经济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3）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县域内的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发展含义的更好层次是实现人的思想、观念、心理和行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进步。

二、当前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定位的选择所存在的问题

（一）脱离地区发展实际

正确地县级市城市定位取决于县级市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的软环境与硬环境、现实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条件的形成有一个积累和提高的过程，地区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城市正确进行定位的前提。

（二）缺乏连贯性，造成严重资源浪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县域经济能力的提高，城市定位适时调整是合理地，但切忌随意变动，特别是根本性地变动。因为每一次城市定位的选择作为一次政策导向都会伴随着发展资源的大规模倾斜，频繁地更换经济发展重心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更会动摇本地经济发展的根基。

（三）无自身特色，盲目模仿，反复无常

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特色，都由该城市自身发展的软环境与硬环境和优势与劣势决定，因此城市定位必须凸显自身城市特色，不能因为周边城市发展较好就盲目学习从中和全盘借鉴经验，甚至模仿其发展模式，这样既会加剧在资源需求和供给上的区域竞争，也不利于本城市长远发展。

（四）经济开发区规划超前，重形象工程

成立经济开发区的本意是为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但其规划建设要符合实际需要和发展现实。形象工程以突出塑造、经营、系统性为重点，具有积极意义。但过分形象工程将严重影响地方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对本地区发展实际认知的肤浅、对城市发展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五）主导产业不清晰，产业特色不明显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是指在产业结构中，处于主要的支配地位，比重较大，综合效益较高，与其它产业关联度高，对县域经济的驱动作用较大，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的产业。明确主导产业对于集中优势发展本地经济具有指向性作用。但如果没有明确适合自身发展的主导产业，盲目追求规模和数量，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不明晰，那就不利于资源重点倾斜和投入力度倾斜，造成“面面抓，面面弱”的困境。

三、城市定位选择的原则与解决思路

1.城市定位与发展战略应从自身实际出发

城市定位一定要客观分析和准确预测影响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据此提出同步的定位目标和发展目标，不根据城市发展的条件，定位目标过于超前将会出现“欲速则不达”的情况。在没有详细分析和科学预测自身环境条件的前提下，就会导致城市定位不切实际，过分强调县域经济发展的素质、环境和品质，丧失了发展机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浪费，最终导致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失败和边缘化。因此，城市定位应充分了解本地资源优势，从自身实际出发，明确发展重点，并一以贯之。

2.政府应转变观念，重视城市定位与发展战略

科学的城市定位是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定位的实质是确定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从战略上来说，正确进行城市定位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同时县域经济发展又可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和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从经济发展和城市定位的联系来说，科学定位，合理规划是本地经济脱颖而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核心的关键。所以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城市定位的重要性，把城市定位与本市经济发展战略放在重中之重，正确处理城市定位与各发展内容之间的关系，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从资源、产业、环境和区位优势出发，实现合理城市定位。

3.应调整产业结构，确定主导产业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与资源供给结构、技术结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状态。优化产业结构，可以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整体素质，既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又可以带动一大批关联产业的发展最终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4.统筹城乡发展，平衡发展差距

统筹城乡发展，是相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这就要求要把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县域经济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统筹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繁荣。县级政府应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特别不能因为经济开发区的选址位于某镇（街道）而忽视了其他乡镇（街道）的协调发展，这对当地经济的健康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5.重视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生态建设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样的高度，体现了加强生态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因此，一定要把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现实下，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人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而且可持续发展赋予了人与社会新的内涵。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必须进行投融资体制创新，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仇保兴.城市定位理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J].城市规划，2002（7）：11―13.

[2]刘文俭.城市定位问题研究――以青岛市为例[J].城市发展战略，2010（4）：34―37.

[3]梁兴辉.城市发展战略的理论与方法探讨[D].辽宁：东北财经大学城市经济，2005.

[4]姚贵库、王广斌.城市化进程中县城的发展定位分析[J].农业与技术，2005（1）.

[5]邹家明.黑龙江省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研究[D].黑龙江：东北林业大学林业经济管理，2007.

[6]凌耀初.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分析[J].上海财经研究，2003（12）：3―11.

[7]运迎霞、常玮.城市定位：城市和谐发展的关键[J].2005年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总体规划，2005.

[8]黄美均.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定位问题[J].国土资源，2003（10）：37―39.

[9]张登国.城市定位中的问题及规避机制[J].城市问题，2007（5）：14―19.

[10]张复明.城市定位的理论思考[J].城市规划，2000（3）：54―59.

[11]张显萍.城市定位问题浅谈[J].铜陵学院学报，2008（2）：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