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美学精选(九篇)

第1篇：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关键词：实用主义；美国；大学校园；规划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0-0114-02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贯穿于美国文化之中的实用主义文化，是各个时期美国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又是美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所谓的“实用主义”指的是注重实践活动和行为效益，不看重空泛的理论，这种思想在美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同时这种办学理念对美国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体现动态发展需求的校园规划

二战以后三十年左右的急剧扩张，使美国高等教育的需求得到了基本的满足，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规划思想占据了美国校园规划的主要地位，校园规划更强调发展的过程而非结果。

马里兰大学是南北战争后政府捐赠土地建立起来的服务于当时社会需要的农业型大学之一。选址在小城镇上，形成College Park大学城。学校在校生大约35000人，校园用地面积巨大，约7590亩，为不规则公园式的自然景观型校园。校园内建筑群自由布局，强调小体量沿主要道路不规则排列的自然特征，有时形成小范围的建筑围合，整个校园没有明显的轴线，综合图书馆、行政楼及周边建筑围合成可穿越草坪，形成校园中心区。这种规划布局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早期修道院模式的方院校园空间布局明显不同，但为大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最大的自由度。建设初期仅使用东南角的一片土地，根据使用需要逐渐扩张，允许学校有更多的可能性去迎合未来的发展需要，完全契合了当时农业大学发展方向尚未明确的实际情况。

二、可操作的规划体系及规划管理程序

校园规划某一程度上只是校园漫长发展过程中抓拍的一个场景或画面，规划的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是如何产生的？其科学性如何？如何保证最终规划能满足这些标准的实施？如何避免某个人的不科学的偏好决定规划的产生？

马里兰大学认为，建立一套可操作的规划体系和规划管理程序是解决这些疑问的有效手段。

为保证规划编制及运作的公正性及科学性，马里兰大学成立了专门的规划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审批校园规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划程序的建立包括规划委员会的建立与规划程序的设计。规划委员会的介入使集体、公众成为规划的决策者，避免了个别人对规划的盲目决策。规划体系的建立为校园的专项规划建立了参照坐标，许多本来不属于校园规划的问题被分化出去作为专项规划独立研究，其成果被校园规划加以利用，成为重要依据。规划程序设计要求规划的每一步都有科学的依据，其分析与结果都要求汇编成文件予以公示。例如，马里兰大学在进行校园规划调整之前要详细对校园现状进行分析，主要包括（1）环境、（2）学校土地产权、（3）校园土地使用模式、（4）主要建筑使用功能、（5）步行交通、（6）车辆交通、（7）停车、（8）地形、（9）校园开放空间模式、（10）校园景观、（11）其它等。

目前美国很多大学都建立了这种管理体制，应该说，规划体系与规划程序的明晰性是美国校园规划迈入理性时代的标志。

三、笃实的“以人为本”的规划方法

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人才。美国大学校园规划以笃实的手法体现出对被教育者的关注。

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综合体育馆服务中心三位一体形成马大校园最繁忙的交流空间。马里兰大学比较正式的图书馆8个，主要按不同学科分别设置。综合图书馆中除开放阅览室外，设置了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研讨室，满足研究型大学教师和学生在学术交流、研讨方面的需求；建筑周围、广场等地随处可见座椅供教师和学生使用，丰富的细节设计创造了别致的室外交往空间。

同时，马里兰大学十分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主要反映在其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系统。学生活动中心、健身中心、体育场和室内运动场等学生活动场所，学生的课余时间一般都在这里度过。学生活动中心一般会包括多功能厅、自由活动区、休闲吧、社团办公室、会议室、俱乐部、邮局、餐厅、咖啡馆、商店等。学生活动中心中还提供专门的空间用于各种学生社团的活动。

完善的步行交往系统设计十分重视人的心理感受和体验。大部分校园的重要建筑入口之间都有捷径相连，大片的草坪都是可通过式的，形成了简捷的现实可达性，充分体现出对人性的尊重。

四、把握时代脉搏的规划内容

经济全球化和高速发展需要大学及时地反映社会的需求并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因而大学和城市的互动和交往也是当代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实用主义”思想将美国的大学从“象牙塔”转化为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大学已经从城市的文化设施演化成为整个城市经济技术发展的发动机，大学的科研成果直接面对社会生产，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硅谷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作为研究型大学，马里兰大学适应时代需求，及时从早期的满足社会需求培养农业型人才转变为利用科研成果主动服务社会。校园规划建设体现了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关注，拓展校园空间建设高科技园区，是集大学科研和高科技企业为一体的人才高度密集的尖端技术科研中心，一大批与学校尖端科研成果公司相结合的公司落户于此，同时科技园也成为马里兰大学师生学习和开发研究的基地。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马大的校园中还有很多体现，比如，教室及实验室、办公室的建设以满足使用需求为主，装修简单，大部分房间管线外露，整齐排布，既方便检修又节约资金；马大校园中建筑物周边及绿化景观周边的座椅样式一样，都是采用金属材料喷黑漆，简洁、耐用、美观，又不失整体性……

如何适应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是大学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大学校园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校园作为高等教育的物质依托就显得尤为重要，借鉴美国式的“实用主义”规划思想，尺度宜人的校园空间、适于研究型大学“小班式”教学的教室、相对私密的可停留场所……也许该是我们找回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张蕾.研究型大学校园空间形态规划设计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第2篇：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关键词：高校 马克思主义哲学 美学教育 渗透

本文在分析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渗透美学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尝试探讨渗透美学教育的途径，力求推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教学改革、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一、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渗透美学教育的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是“教”与“学”互动的过程，无论从“教”的内容上还是“学”的结果上，都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教育元素，为美学教育的渗透提供了可行性：

（一）“教”的内容蕴含美学教育元素

1.充实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蕴含着无穷的知识、思想和智慧，有着充实之美和饱满之美。

2.架构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内容丰富，但是结构完整，所有内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统一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下，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架构美。

3.动态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来源于实践又反之指导实践的学科，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进行完善与革新，展示出动态的美感。

4.逻辑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是辨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凝聚，是人类推理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闪耀着无可抵挡的逻辑之美和智慧之光。

（二）“学”的结果蕴含美学教育元素

1.以“真”为美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客观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学科，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科学理念，是从“真”的视角审视自我、审视自然、审视社会的学科。因此，大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能够形成以“真”为美的价值取向和以“实”为美的审美观念，提高自身的审美情趣。

2.以“善”为美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形态，倡导平等、文明、自主的社会理念，从本质上体现以“善”为美的价值观念。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能够提高大学生明辨是非、分清善恶、区别美丑的能力，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审美判断。

3.以“知”为美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学科，是从人类文明中不断汲取养分的学科。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能够培养大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他们以“求知”和“认知”为美的审美理念。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渗透美学教育的必要性

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渗透美学教育，不仅有着可行性，也有着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效率

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主要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然而，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际间交往日益频繁、网络普及、资讯泛滥等社会现状导致国民思想出现多元化状态，大学生受到来自各种思潮的干扰，思想上难免出现摇摆和波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渗透美学教育，有利于拓宽教学思路、丰富教学内容、扩大教学影响、提高教学效率，更好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大学生实践。

（二）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道德品质、学习能力、人文素养、交际能力、审美品味、专业技能等各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渗透美学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大学生的审美品味、校正大学生的审美观念，还能够以美学教育为切入点，让大学生辨别什么是真、善、美，如何做到真、善、美，间接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

三、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渗透美学教育的途径

（一）提炼教学内容 挖掘美学元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阐述的内容及运用的语言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元素，教师应该善于发现这些元素，并巧妙的渗透给学生，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

1.发现简洁之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最深刻的涵义，直击事物的本质和问题的关键，给人们呈现拨云见日、清晰透彻的美感。例如，在关于社会本质的论述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一句话，揭露了一切社会行为发生、发展的本质，体现了语言的简洁之美。

2.发现思辨之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辩证的看问题，认为事物都有两面性，既彼此矛盾，又相互统一。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学习和发现这种思辨之美，鼓励学生用辩证的眼光看世界、看问题，发现美、审视美。例如，在讲“物质与意识”的时候，教师引用了“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案例教育学生，不同人的意识所反映出的客观事物都不尽相同，不同人对于美和丑的想法也不一样，大学生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用批判和审视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3.发现和谐之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充满矛盾与统一，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融合，共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当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互统一；唯物主义中自然观和历史观相互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互统一……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含的和谐元素，并鼓励学生利用课上所学的知识发现生活中的和谐之美，赋予每个学生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二）改革教学方法，渗透美学教育

改革教学方法，既是为了响应高等教育改革的号召，也是为了满足美学教育渗透的需求，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如下教学方法，实现美学教育渗透：

1.趣味教学，发掘幽默之美

“幽默是一种艺术”。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开展趣味教学，在激发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的同时，培养大学生创造幽默和欣赏幽默的能力。例如，在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的时候，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趣味猜谜游戏，让学生猜“大米的妈妈、爸爸、外婆和外公分别是谁？”学生们被教师的题目吸引，纷纷参与猜题，不仅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也培养了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尤其当他们听到答案是“花生米、蝶恋花、妙笔和爆（抱）米花”的时候，在哄堂大笑之余，也体会到了幽默的艺术和美感。

2.启发教学，发掘认知之美

认知是美学教育的基础。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观察、思考、分析、总结等认知能力，进而提升学生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例如，在讲“矛盾”的时候，教师并没有直接给出“矛盾”的定义及原理，而是采用“连环发问”的方式启迪学生的思路、引发学生思考：“同学们生活中都遇到哪些矛盾的事情？”“你们认为矛盾有哪些特性？”“我们如何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大家应该如何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矛盾？”教师通过提问引发学生思考，不仅让学生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也锻炼了学生分析、思考、总结、反思等思维能力，让学生领略到了认知之美，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究、敢于创新，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发现美、创造美。

3.案例教学，发掘实践之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科学。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案例教学法，通过例举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迎合社会时尚热点的案例，培养学生利用课堂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他们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实践之美。例如，在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时候，教师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讨教师在教学中如何“因材施教”，学生在学习中如何“个性化发展”，通过这种生活化的案例，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让学生体会哲学的实践之美。

（三）丰富教学手段 培养审美情趣

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教师应该丰富教学手段，拓宽教学思路，提高教学效率，渗透美学教育。

1.音频资料

教师可以利用诗歌朗诵、歌曲、音乐等音频资料，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例如，在讲“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时候，教师分别给学生播放“巴洛克时期”和“古典时期”的音乐，让学生体会不同历史时期音乐的内容、风格和形式的差异，让学生理解“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道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2.视频资料

光影、声音和色彩的交织，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异彩纷呈的视觉享受，也能够将抽象的哲学道理以直观的形式展示出来，实现哲学教育和美学教育的融合。例如，在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章节的时候，教师利用视频资料，为学生展现了一副小溪流水、草长莺飞、蜂忙蝶舞的自然画卷，让学生发掘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的同时，也让学生领略了大自然的美感，实现哲学教学中美学教育的渗透。

3.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是把“双刃剑”，对于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关键在于教师和学生如何把握和应用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教师应该发挥网络资源的优势，提高教学效率、渗透美学教育。例如，为了树立学生正确的“三观”，教师可以发起“一周正能量”新闻搜集活动，让学生利用网络查找每一周的“正能量”新闻，并在课堂上进行分享，让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形成正确的审美价值观。

四、结束语

本文在分析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渗透美学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尝试探讨渗透美学教育的途径。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够推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教学改革，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润玲.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渗透审美教育的思考[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

[2]夏伟瑜.哲学教学中进行美学教育的几个切入点[J].新余高专学报，2008，（10）.

第3篇：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关键词：实用主义；清教；渊源

Abstract: As a striking feature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a part of American character， Pragmatism emerged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part from the impact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Pragmatism resulted from the uniqu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USA， especially the Puritanism in the colonial period. Puritanism， which was brought to America by the puritans from Europe， with practice as its main feature，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pragmatic value and is the religious origin of Pragmatism. The puritan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industrious work，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ragmatism in the USA.

Key words: Pragmatism; Puritanism; origin

一、导论

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脱胎于在哈佛大学所建立的以皮尔士为首的“形而上学俱乐部”，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皮尔士提出了“皮尔士原理”：观念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行动和它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该原理也被称为实用主义第一原理。詹姆士是实用主义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他把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发展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实用主义理论体系，并用它来分析各种具体问题。詹姆士实用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实在都是建立在纯粹经验基础上的彻底经验；经验的意义在于它引起的实际行动和效果；真理不过是一种圆满的经验关系；所谓真理是具有兑现价值、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观念。[1]实用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杜威在论证和传播实用主义时竭力使实用主义更具有科学的色彩，并把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推广到政治、教育、宗教、道德等领域，使之为各个阶层人们所接受。

尽管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还是存在几个基本的共同点，这就是“强调行动，注重效果，提倡开拓进取，这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三个主要特征，也是它的基本精神所在”[2]。（1）实用主义是以行动求生存的哲学。它认为哲学应该以人为中心，研究人及与人相关的问题，为改进和丰富人类的生活服务。研究人的焦点应该集中于人的行动，因为人正是用自己的行动、用此世的实践生存于世。（2）实用主义是以效果定优劣的哲学。它认为一切事物、思想有利于人的活动，有助于行动成功、取得效果，就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3）实用主义是以进取求发展的哲学。它提倡乐观进取，个人的命运不是由机械的力量而是由行动的人、自由的人自己决定的。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永恒的法则，也没有绝对的真理，人们只有不断锐意进取、不断探索，以不息的行动应对新问题。

实用主义一出现就引起普通美国人的共鸣。它的平民性、乐观性、实用性、个人主义以及其中的冒险精神等都很符合美国人的个性，把一直存在于美国人心中的思想、做法进行了理论升华，符合美国人应对复杂多变和竞争剧烈的社会生活的要求。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必须务实；如果不面对现实，满脑子一本正经的学问，抽象深奥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注定没有生存之路。要想在竞争中成功，还必须实干，踏踏实实地不懈奋斗，认真对待每一个实际问题。务实、实干的结果是以最后的效果定优劣。在美国资本主义竞争的社会里，在美国资产阶级格外青睐和扶持下，务实、实干和效用至上的实用主义精神成为美利坚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主导的生活方式，实用主义哲学也成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精神充斥在美国文化的每一根血管里，是指导人们行动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它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体现了美国人的性格。这些特点无不融合在美国人的政治、宗教、文化和科学领域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就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而美国的领导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3]基辛格对实用主义的评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实用主义虽然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巨大变化，比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现代心理学的出现，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形态出现在美国的历史舞台，但是，作为美国精神的代表、美国人性格的体现，其中的许多思想观念早就出现在美国人的生活中，这与美国几个世纪独特的历史轨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中认为: “实用主义拨开神学、形而上学和宿命论科学的云雾，让常识的温暖阳光来激发美国精神，有如拓荒者清除森林和树丛等障碍物，让阳光来复活美国的西部土地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过去的全部经历已为实用主义的诞生作好准备，如今好像又为它的存在提供基础和依据。”[4]美国历史从一开始就形成一种特别重视实践、行动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清教和清教徒的实践是分不开的。清教是清教徒移民带到美洲的思想观念，是美国殖民时期唯一强大的思想。清教思想中注重实践的神学思想和注重事功的伦理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人实用价值观的形成，成了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宗教渊源。我们可从清教徒身上找到实用主义价值观之所以在美国如此之强大的原因。也正如董小川教授所说：“离开了清教主义背景，不要说文学和政治学，就是哲学实用主义也难以理解。”[5]

二、清教的主要思想及其对实用主义的影响

清教徒带着身为上帝选民的自豪感移民北美，信心十足地投入到神学实践中，把神学运用于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在新英格兰广袤的荒野上，把务实、实干、勤俭奋斗、富于创新进取的实用精神种植在这块土地上，在实践上为实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成为美国特性打下了基础，是实用主义产生的温床。清教主义的“预定论”和由此导致的清教徒追求尘世成功的观念就是实用价值观的源泉。

（一）清教的起源

清教源于英国。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宣布为英国教会的首脑，与罗马决裂，开始了英国宗教改革。但是，亨利及其后的几任国王的改革建立起来的国教并未根除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留有大量的天主教残余，而接受了路德、加尔文思想的新教徒却对国教中存在的一些陋习以及主教制感到不满，希望更彻底地清除天主教的痕迹，使国教更接近加尔文派，因而得名清教。清教徒基本分成主张与国教分离的分离派清教徒和主张从内部改革国教会的公理派清教徒。清教自出现之日起就与国教展开斗争，一方面由于清教徒本身的理论在不断深化，另一方面，国王们鉴于国内的局势不稳，因此对清教徒采取的政策都不是太严厉。一直到16世纪80年代，清教徒的斗争领域从开始时的礼仪领域转移到制度领域时，国王和国教会顿感威胁，于是政府对分离派清教徒的压制迫害升级，导致分离派清教徒移居荷兰，之后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又于1620年乘“五月花号”，漂越茫茫大西洋，到达今日的美国东北部普利茅斯，成为新英格兰的清教移民先驱。1626年英王查理一世继位后颁布的一系列禁令使得清教徒从内部纯洁教会的希望破灭，清教徒的生存到了最艰难的时期，导致了从1630开始一直到1640年的清教徒大移民。正是这些清教徒移民所持的信仰以及他们的实践给美国文化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壁毡上的主要图案”。[6]

（二）清教神学特点对实用主义价值观形成的作用

首先，清教理论对现世的肯定造就了积极投身于现世生活的清教徒。清教思想相信上帝是全能的，认为上帝的意志是所有一切的源泉。上帝是和谐的创造者，永远是善的。因此，他的各种作品必然也是善的。人们就不应该像中世纪的人们那样逃避现世，而是要遵照上帝的旨意，充分发挥其价值，以此来荣耀上帝。此外，清教徒相信现世是信徒证明自己的选民身份，完成得救的重要场所。因此，清教徒们异常努力地投入现世生活中，把现世变成修道院、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侍奉上帝、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努力做到最好，做上帝所悦纳的行为。只有这样一种生活态度的改变才为后来的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观念扫清了道路。

其次，清教理论对实践的重视导致了孜孜以求事功的清教徒。清教徒所秉承的加尔文教派神学理论本身就比较注重实践。清教预定论认为，全能的上帝仅凭自己的意志决定谁为选民、谁为弃民，谁也无从得知上帝的安排。在这一点上，人完全是无能的。但在实践上，他又把人的命运交还给人自己。加尔文认为，判断人得救与否的标准在于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行为，即是否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天职，是否在生活中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清教理论认为，天职是上帝赐福于选民的，表明受拣选的印证。清教徒只能勇敢地开拓进取，在探索中寻求人生之路，以自己在尘世成功、以生活圣化来确认上帝对自己的恩宠，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用清教徒的话来说就是上帝帮助自助者，获得世俗的成功与上帝的保佑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因此清教徒一踏上美洲的荒野，便抛弃了在英国国内的教义纷争，纷纷投入实践中，以兢兢业业对待天职的态度，开辟了与他们抛弃的堕落的大陆不一样的新天地。

最后，清教理论对待《圣经》的态度导致了务实的清教徒。在清教徒的观念中，《圣经》是解释上帝意旨的唯一权威，是信仰与宗教生活的唯一准则，是一系列必须遵循的先例。他们来到北美旷野，就是《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故事的重演。“他们的船只，就像诺亚的方舟，将泊在新世界。对那些将把自己看成上帝的新以色列人的人来说，大西洋就是红海。”[7]对《圣经》的确信，使得他们避开了对教义的过度追求，这种思想也让他们养成一种务实的态度。因此，清教徒在北美的大地上，热衷于详细讨论经验和理论的实用性，而不是煞费苦心地为了“真理”而阐述“真理”。

（三）清教徒的生活实践强化了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在北美大陆的荒野中，事情必须有可行性才能顺利进行下去。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清教徒并不怎么注重神学理论，而更关心理论的实际应用。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尔曼(Ernest G. Bormann)就把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称为“富有幻想的实用主义者”。 他们把自己理想化为“上帝的选民”，同时又注重事功，以“观念和目的的有效性、可行性和实用性”作为成功的判断标难。[8]或者也可以把他们称为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1.宗教的实用性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焦点

在清教徒为主导的新英格兰，宗教的实用性是人们文化生活中关注的焦点。在书籍的阅览和流通方面，清教徒们极为关注其中的宗教意义。在当时的商业中心——波士顿的书籍市场充斥着“宗教的和教诲性的书籍”。学校教育则更是带上了强烈的实用主义的色彩，那时的人认为，读书识字主要是为了能以自己的眼睛去领悟上帝的教诲，孩童从所学的第一个字母开始就开始接受清教教义。在新英格兰孩童从识字课本学到的第一个字母“A：In Adam's Fall ，We Sinned all ”（由于亚当的堕落，我们大家都有罪），到以后各级的学校教育中，这种宗教目的无所不在。

2.清教徒对理论运用的关注胜于抽象的神学争论

在开拓新英格兰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清教徒与欧洲那些学术研究中心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相隔遥远，另一方面他们身处荒原，每天面对的是严寒和未知的危险，使得他们根本无暇顾及理论的细枝末节。在这里，清教徒对教义的关注远不如他们对行动的关注。在清教徒眼里，重要的是实际起作用的体制，具体的好的行动，而不是神学理论上的无谓的争论，不是理论上所谓的真理。“在新英格兰清教的鼎盛时期，所有重大的争论主题都不是神学方面的。”[9]6对于他们来说，所需要的并不是技术上认证的“真理”而是在实践上有用的真理。在实践中，如果真理与实践不符，要改变的不是实践而是真理。为此，清教徒们顺应时代变化，一次又一次地对其理论作出修改，才使清教在殖民地延续一个多世纪，使其影响能够源远流长至今。清教徒们不会为了模糊的真理而错失好的行动，在他们看来行动本身远重于行动的原因。这种思想“不是少数伟大的美国思想家的体系，而是普通美国人的一种思想状态”[9]171。这种务实的思想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号称美国第一个实用主义者、清教徒——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身上，他“体现了殖民地的文明生活、实用主义思想和勤勉的个人美德”[10]。他从清教的教诲中总结出了著名的勤奋、诚实、正直等十三个美德，身体力行这些美德，并规劝别人实践这些美德。对于他来说，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勤奋、节俭有用，因为能够带来财富，所以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美德。清教徒对实用性的追求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化成了实用主义的有用即真理的标准。

3.请教牧师追求实际效果的布道程序，强化了人们对实用性的重视

清教牧师在其布道中使用的风格甚为淳朴，更强调教导和教义的实际效果，而不仅仅是阐述理论。佩里米勒发现，新英格兰牧师在布道时“布道文从引用圣经经文，并尽可能简单地开始”[11]332，然后，“布道文在简单、平铺直叙的句子中引出经文中包含的教义” [11]332-333，接着，布道者就对每一个论点提供理由或证据，一个接一个地论证，直到陈述完最后一个理由或证据，最后，布道者开始列举该论点的实际用途。清教徒牧师约翰普雷斯通认为神学的目的就是行动，他认为，在他的布道中如果他过多地沉于教义部分的话就要道歉了。牧师托马斯胡克不喜欢抽象的讨论：“当我们争论该做什么时，我们已经浪费了很长的时间，没能去做应该做的，想做的事。”[11]48在清教牧师的眼里，繁复的布道，花哨的修饰就像衣服的“裁剪和花边”，对于处于万物待兴的荒野中的人们来说 “他们只要能提供御寒的棉衣就可以了”[9]13。这样，新英格兰的牧师巧妙地以宗教仪式的形式，把神学运用到山巅之城的建设、运用到人们极为关切的日常生活中去。而牧师的这种风格也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认可、并接受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

清教主义的这种对实践和实用性的重视为清教徒本杰明富兰克林继承并丰富，在日后的岁月中汇合了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内容不断丰富，使得“美国人普遍形成了独立、自由、机会均等、竞争、务实、实干、效用至上等思想观念，并且形成与之相联系的不迷信权威，不困守抽象原则和书本知识，不拘泥于旧传统习俗，崇尚科学，富于创新进取的精神，这些就构成了美国精神”[12]。强调行动和效果的实用主义正是对这些思想观念进行哲学概括的结果。

三、结语

美国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经过代代相传，逐渐内化为美国性格的一部分，成为美国精神的重要特点。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作为殖民时期的主要宗教流派——清教以及清教徒重视实践、追求事功的做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进而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柏元海.实事求是与詹姆士实用主义比较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52.

[2]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6.

[3]王守昌，苏玉昆.现代美国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7-38.

[4]H-S康马杰.美国精神[M].南木，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42.

[5]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0.

[6]查尔斯博哲斯.美国思想渊源：西方思想与美国观念的形成[M].符鸿令，朱光骊，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54.

[7]JAMES G MOSELEY.John Winthrop's world :history as a story;the story as history[M].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2:42.

[8]崔达.清教主义与美国外交传统[D/OL].[2007-10-01]. 202.119.210.2/kns 50/detail.aspx?Query ID=32&CurRec=5.

[9]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M].赵一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10]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M].贾秀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2.

第4篇：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关键词] 客观美学 实践美学 后实践美学

坦率地讲，中国当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回顾新中国美学50年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形成的以蔡仪、李泽厚等为代表的“客观美学”，提出美是客观的，是“事物的典型性”（蔡仪），或“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李泽厚），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形成的以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周来祥等为代表的“实践美学”，认为美源自人的物质生产、物质实践，美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或产物，再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主要形成的以杨春时等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主张美不决定于人的物质生产、物质实践，审美植根于人的“生存”或“生命”，所有这些，标志着新中国美学不同时期的根本观点或主要成就，也构成了新中国美学50年更替、演变的基本历史轨迹或发展线索。

而在这种更替、演变的基本历史轨迹或发展线索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则相应地是从机械、教条地照搬、套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或“反映论”，到机械、教条地照搬、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再到不得已最终遗弃马克思主义，如此情状，历历在目，中国当代哪里还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呢？

这是一个严肃问题，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搞清楚的。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动摇或瓦解现行的美学思想、美学理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就不可能抬头，中国当代的美学研究就可能永远处在黑暗中而看不到希望和光明。

为便于大家了解事实，认清真相，以下分别论述。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初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普及和深入传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正式确立，期间，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美学，探讨人类审美活动的性质、特点、本质和规律，已是大势所趋，构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认识论”或“反映论”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象恩格斯讲：“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根本的观点或看法是：物质、存在是客观的，第一性的，精神、意识是对物质、存在的认识、反映或模写，是主观的，第二性的。而以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或“反映论”的这一基本思想作为根本指导原则和方法，在中国当代，人们就首先从分析和解决反映在人类审美欣赏活动中的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开始了自己美学的认真探讨和努力求索，以便探寻新中国美学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对此，李泽厚就曾讲：“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感是这一问题的中心环节。从美感开始，也就是从分析人类的美的认识的辩证法开始，就是从哲学认识论开始，也就是从分析解决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②

通过广泛的研究和深入探索，美学界逐渐形成了这样两种基本观点：一是以吕荧为代表的“主观美学”，认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是主观的，但来自客观，它以社会存在为前提或基础，“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第二性的现象”③。一是以蔡仪、李泽厚等为代表的“客观美学”，认为美是客观的，是第一性的，是什么“事物的典型性”，或“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当然，与此同时，美学界还形成了其他有影响的思想或观点，比如，高尔泰认为美纯粹是主观的，即美作为一种观念、意识与客观世界无关；朱光潜认为，美既非主观的，亦非客观的，而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只是这些思想或观点形成的“法宝”和“利器”严格讲不是马克思的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或“反映论”，所以，它们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令人大为震惊、迷惑不解的是，吕荧的“主观美学”一问世就被一些人简单地和不加分析的指斥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从而和高尔泰、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一样遭到了人们异乎寻常的批评、声讨和反对，而蔡仪、李泽厚等炮制的“客观美学”却被人们当做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或理论反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广泛的认同和极大的赞誉，并从而纵横天下，形成为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发展的主流和大潮。

然而，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或“反映论”，真的可以科学地和合乎实际地推导和演绎出一个“美是客观的”这样的“公理”或“结论”吗？

在蔡仪、李泽厚等这些美学名流、大家看来，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存在是客观的，第一性的，所以美也就必然是客观的，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还认为精神、意识是对物质、存在的认识、反映或模写，是主观的，第二性的，所以也就自然有了美感，“美感是对美的反映”，这样，美感就是主观的，第二性的。朱光潜就曾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他讲：“我们看到的企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讨论美学的著作几乎毫无例外地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套用列宁的反映论，而主要的经典根据都是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他们推理的线索一般是这样：按列宁的反映论，我们感觉、知觉和概念（统名之为“意识”）都是反映客观存在的物，客观存在的物决定人们的意识，它并不依存于认识它的人，所以物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我们的美学家们接着想：美也是如此。美也客观地存在于花上（蔡仪说美是花的自然属性，李泽厚说美是花的社会属性）。……所以‘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美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④而以此为基础，蔡仪就斩钉截铁、不容分辩地讲：“承认美是客观的，承认客观事物本身的美，承认美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美的反映，就是和唯物主义一致的，而这种论点就是唯物主义美学的根本论点。反之，认为美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否认客观事物本身的美，也否认美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美的反映，就是和唯心主义一致的，而这种论点就是唯心主义美学的根本论点。”⑤李泽厚也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他坚称：“必须承认，美具有不依存于人类主观意识、情趣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质。美感和美的观念只是这一客观存在的反映、模写。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客观的；美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主观的。承认或否认美的不依于人的主观意识条件的客观性是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分水岭。”⑥

表面看来，由哲学到美学，这之间的过渡、转换似乎是自然的，合理的，没有问题，从而，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也就天经地义，毫无疑义。然而，实际上，由哲学到美学，这之间的过渡、转换恰恰有问题，并且问题大得使人触目惊心，叫人难以置信。因为唯物主义承认物质、存在是客观的，第一性的，并不导致一定要在美学领域承认一个美是客观的，第一性的，承认物质是客观的，第一性的，这与在美学领域承认一个美是客观的，第一性的，到底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和关系呢？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朱狄讲：“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和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的客观论者之间并没有一种等号式的联系。”⑦“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美学上的客观论之间，在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美学上的主观论之间并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⑧这些话是中肯的，正确的，讲到了问题的症结，给人以巨大的警示！实际上，既然认为美是客观的，第一性的，就应该为美是客观的、第一性的提供根据或必然性，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是热衷于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论识论”或“反映论”拿来生搬硬套，这除了徒给人们增添笑料外，对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又能带来什么实质的帮助呢？说穿了，由物质的客观性，第一性，便不顾一切地确认美的客观性，第一性，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和对待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或“反映论”。朱光潜曾批评道：“正确的美学必定要建立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现在一般美学家们之所以走到死胡同里，都是由于他们在主观意图上虽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在思想方法上却都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⑨对蔡仪、李泽厚等为代表的“客观美学”而言，朱光潜的批评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是抓住了实质，击中了要害。

既然由物质的客观性，第一性，推断不出一个美是客观的，第一性的，所谓以蔡仪、李泽厚等为代表的“客观美学”只是论家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和对待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或“反映论”的一个错误结果，那么，美是客观的、第一性的思想或观点还能是一种科学的和合乎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公理”或“结论”吗？

以蔡仪、李泽厚等为代表的“客观美学”实在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美学”在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崛起以及它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只能充分说明，我们中国当代的美学研究一开始就非常遗憾和极其不幸地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走上了一条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二

如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主要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或“反映论”讨论和解决的是美的本质问题，那么，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就主要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讨论和解决美是由什么决定的，即美的来由或根源问题，也就是在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上，以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周来祥等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声势最宏、影响最大的美学流派。

然而，“实践美学”真如人们所宣扬和称道的是什么最具权威性的、名符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在“实践美学”那里，所谓实践，只是一种物质实践，从这种物质实践出发揭示美的根源，探讨审美的本质等，就是这种“实践美学”的根本主张和主要特点。然而，物质实践仅仅追求一种物质利益，满足人的肉体需要，诚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⑩，它怎么可能创造审美价值、审美意义，从而给人作为审美主体带来一种美感愉悦和精神满足呢？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话讲得好：“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这就是说，仅仅满足于一种物质实践，贪图一种物质利益，人就会沦落到一种精神麻木和昏庸猥琐的境地。那么在如此情况下，人将不人，人还有什么美感享受可言呢？由此，从物质实践出发，显然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人类审美活动的性质、特点、本质和规律，从而，也不可能建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实际上，一个客观对象或具体事物，总是人认为它美，人评价它美，而美相对于人而言的这种本质特点，就必然客观地决定了，一个客观对象或具本事物，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或审美事物，绝不是脱离人而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与人密切地相关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与人之间具有着、存在着一种现实的联系或关系，正如吕荧讲：“美不仅关系着物，它也关系着人……问题不在物与物的关系，而在人与物的关系。”⑾前苏联著名美学家列·斯托洛维奇也讲：“没有对人的关系，物本身就无所谓良莠好坏。”⑿试想，如果它是脱离人而孤立地存在的，它与人是无关的，那么它对人而言就是“无”，即没有意义，人还怎么可能作为审美主体喜欢它，欣赏它，并给它以美这样由衷的审美反映、审美评价呢？所以吕荧讲得好：“论美，论美与好，论及人与事物的关系，就必须考虑到人与事物的实际上的联系。”⒀而客观对象或具体事物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或审美事物与人之间的这种现实的联系和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美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所认识、反映、判断或评价的具体客观内容即审美价值，就必然客观地决定了，在美学研究中引进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无疑是非常自然的，是正确的，反映了美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为什么呢？因为如众所周知的，只有实践才能赋予客观对象或具体事物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和关系，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⒁，实践才是“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⒂。

进而言之，因为物质实践在本质上并不创造审美价值，它只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一种物质利益，获得一些实际好处，所以，从实际出发，相对于人的物质实践，把那种能够从根本上创造审美价值的实践明确地确定为一种审美实践，这不能不就是我们美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必然的、也是一个合乎实际的选择了。

审美实践具有什么本质特点？

人活着，首先要维持自己肉体的存在，求得温饱，于是有人的物质实践，人的物质实践就是通过最大限度地追逐一种物质利益、实际好处，从而为人的生存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物质保障。但是，人活着，不会满足于这种物质生活，他还要在这种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活出自己，实现自我，去充分展示和敞亮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这样，人的审美实践便相应地产生了。人的审美实践在本质上就是人的实现自我，确证自我，它通过建立一种客体与主体——人之间的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就是审美价值，从而为人的生存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感情寄托和心灵慰藉等。难道人不是在世界上实现了自我，确证了自我，从而世界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统一关系即审美价值，人才能有幸作为审美主体通过这种审美价值由于感受和体认到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最终获得了一种极大的美感愉悦，一种深刻的人生幸福体验吗？马克思就曾讲：“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中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⒃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实际上就是指人的这种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马克思认为，正是人在世界上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人才能有幸作为审美主体从这个凝结和体现着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从而与自我建立了一种统一关系即审美价值的世界（“产品”）上由于感受和体认到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最终获得美感愉悦和精神欢畅，即人生“乐趣”。马克思还说：“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⒄这仍然是说，通过这种生产，即审美实践，自然客体与主体——人之间才统一起来，即建立了一种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就是审美价值，因此，这时的自然客体即“劳动的对象”就已显然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即原始的自然或生野的自然了，而是变成了一种具有审美价值、审美意义的自然，人从而才能作为审美主体从这种凝结和负载着审美价值的自然对象中由于感受和体认到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直观自身”）进而获得一种极大的美感愉悦和精神快乐。试想，如果人在世界上不能实现自我，确证自我，从而人也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感受和体认自我生命存在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那么，人就会感到不安，感到一种活着的迷惘、惶惑、无聊和空虚，如此，将从根本上动摇人的生存基础，人还怎么可能有幸作为一个审美主体面对这个世界，并从这个世界上获得一种实实在在的美感愉悦和人生的幸福体验呢？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审美实践”这样的概念或命题，但在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论述中显然已包含了“审美实践”这一伟大思想，对此，我们应该、也有责任给予高度提炼、升华和理论概括。

而在提出并确认了这一审美实践后，我们的美学理论才能真正地进入审美活动本身，并从而最终与实际生活真实地联系和贯通起来。

“实践美学”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引进美学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也是“实践美学”的巨大历史功绩所在，但是，“实践美学”为什么只把实践仅仅理解规定为一种物质实践，而不是从这种审美活动的具体实际出发再相应地提出并确认这样一个“审美实践”呢？

马克思曾讲：“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⒅随着对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认真清理和深入批判，马克思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确实开创了一个从实践角度理解和审视一切社会现象和事物的崭新时代，推动了人类思想的空前和迅猛发展。

但是，究竟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实践”这个根本范畴呢？

马克思讲：“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⒆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讲：“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鉴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此经典论述，加之，历史唯物主义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和探讨经济学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经济学所讨论的对象或内容在根本上就是物质生产，物质实践，所以，在中国当代哲学界，学者、专家们普遍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范畴内，所谓实践，就是人的这种物质实践，即一种创造物质财富、获得实际利益的活动，因而，所谓从实践出发来说明一切，解释一切，实际上也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说明一切，解释一切。

“实践美学”之所以把实践仅仅理解和规定为一种物质实践，没有从审美活动的实际出发，再提出并确认一个审美实践，就在于，固然一方面，它是在自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客观美学”基础上发展和延伸起来的，它不能正确地理解美，从而，它也就不大可能看到美与实践之间的实际联系和关系，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和损害到它对实践的进一步具体的认识和深入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它显然也没有超出我们上述现行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对实践的片面认识或狭隘说词。试想，拘泥于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和对待现行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怎么可能合乎实际地提出并确认一个“审美实践”的概念或命题呢？

“实践美学”背离实际，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和对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或“反映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机械地、教条主义地运用和对待现行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它一路走来，实在是一错再错，问题多多，它哪里还有什么半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和气息呢？

三

机械、教条主义地运用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美是什么以及审美如何可能等的美学基本问题，这就给人们造成错觉，似乎马克思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无能为力，不能有所作为。而以此错觉为基础，自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就逐渐出现了一种热衷乃至迷信西方现代哲学，淡化、疏离乃至遗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倾向，而20世纪九十年代所形成的以杨春时等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实际上就是一个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基本倾向的典型代表。

杨春时把自己的美学叫“生存美学”或“超越美学”，并多次声称，他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然而，他所谓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对此我持否定态度。

杨春时在《现代意义论哲学论纲》中曾讲：“现代西方意义论哲学的要害是非实践性。由于脱离了人类历史实践来谈论存在的意义问题，它蒙上了一层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哲学史并不是偶然的谬误的堆积，在荒谬的形式后面，深藏着哲学历史发展的成果。由古代本体论哲学到近代认识论哲学再到现代意义论哲学，标志着人类理性认识的深化、发展。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撷取哲学历史发展的合理成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超越其‘古典形态’，接受现代化的洗礼，发展到意义论哲学阶段。实践观点是改造西方现代意义论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的关键。人类实践活动是创造主体性世界，赋予世界以意义的根据。人类实践历史发展，是意义世界深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意义从根本上说是实践创造的产物。在实践论的基础上，才能创立合理的现代意义论哲学。”⒇

应承认，杨春时对西方现代意义论哲学的分析和批评是准确的，深刻的，他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来批判地改造西方现代意义论哲学，以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的观点和主张更具建设性，既切实可行，也很有意义。因为：一、西方的现代意义论哲学固然是唯心的，是根本错误的，但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还确实不是没有自己相应的生存空间。比如，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具有审美价值、审美意义的这一事实，不就客观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的提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具有自己一定的客观现实基础吗？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认为，只有实践才能赋予客观对象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和关系，而正是这种现实联系和关系，才使客观对象对人而言具有了价值，具有了意义。试想，如果客观对象与人无关，不具有这种现实的联系和关系，那么客观对象对人而言就是“无”，还谈得上什么价值或意义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客观对象作为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审美意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审美实践的结果或产物，就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这一基本观点。世界对人而言存在价值或意义，而这种价值或意义又是由实践来赋予的，那么，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来批判地改造西方的现代意义论哲学，以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不就显得非常自然，切实可行，而且也显然成了一种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但是，因为象“实践美学”一样，杨春时把实践也仅仅理解和规定为一种物质实践，而从物质实践出发根本无从揭示人生存的意义以及人类审美活动的特点和本质，所以，杨春时后来不得已又在实际上干脆放弃了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来批判、改造西方现代意义论哲学的种种努力，而是反过来，由开始一步一步地批判地改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回到原来的、也是他曾经所批判过的西方现代意义论哲学，包括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自己的美学研究，因为在他看来，似乎除了德国伽达默尔创造的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再没有什么哲学思想或理论可以从根本上正确地诠释人生存的意义以及人类审美活动的特点和本质，现代哲学解释学明确告诉我们，“理解”或“解释”，或者什么“纯粹直觉”、“直觉体验”等，不是认识和发现存在的价值，客观的意义，而是本身创造价值，建构意义，包括审美价值、审美意义。

杨春时先是不同意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实践哲学”或“实践本体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提法应该是社会存在哲学或社会存在本体论”（21）。这样，在实际上，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范畴就被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放逐了。

接着，他又认为“社会存在哲学或社会存在本体论”提法的哲学味道不足，有必要进一步的提炼、概括和改造，于是，他相机抛出了“生存”概念。他讲：“应该进一步剔除社会存在概念的形而下成分，使其上升为纯粹的哲学范畴，这就是生存。”（22）他并辩称：“生存是哲学本体论的基本范畴，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它符合基本要求，是不证自明、无可怀疑的公理，我们哲学反思唯一能肯定的东西不是物质或精神实体，因为在肯定实体同时，也就在先地承认了自我主体；唯有自我的存在即生存是不可否认的第一性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都是从生存中分析出来的第二性存在。”（23）

最后，随着“生存”这一概念的出现、确立，“解释”概念以及解释学的出现在他那里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他讲：“生存又是解释性的，因此又沟通了解释学。”（24）

而随着这种解释学的出现，关于人类的审美活动他就开始了自己话语体系的建构和玄奥、神秘的言说：“自我生存又是一种解释性的体验，因此，通过纯粹直觉就可以获致生存意义，而这种纯粹直觉就是审美。审美是排除现实观念，超越感性、知性认识的直觉体验，在这种直觉体验中对象、意义（而非实体）就直接呈现出来。”（25）“审美突破现实观念，以直觉和情感体验来占有对象，使其呈现出超现实的意义即审美意义，这是对生存意义的领悟。”（26）

这样，从初衷本意看，杨春时是要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来批判地改造西方的现代意义论哲学，以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并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美学研究，但在后来的客观实际或最终结果上，他却不得已与初衷、本意正相反对，具体讲，他是通过批判地改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从而从根本上丢掉、遗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以西方的现代意义论哲学，特别是西方的现代哲学解释学取而代之，这样，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而是西方的现代意义论哲学，特别是西方的现代哲学解释学实际上成了他建构自己“生存美学”或“超越美学”的哲学基础。那么试问：这样的西方现代意义论哲学，特别是西方的现代哲学解释学，正象前面引述的杨春时本人所讲的，“它蒙上了一层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它怎么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论哲学”呢？

格鲁吉亚诗人西蒙·切柯瓦尼有这样的诗句：

一切东西都有两重性：

一切对象既是它本身的样子，

又是使人想起的那种东西。

诗人的诗作富有诗意，又含有深刻隽永的哲学道理。所谓对象“本身的样子”，就是对象的固有或本然状况，这是对象的一种客观存在形态；所谓对象“使人想起的那种东西”，则是人对对象的认识或反映，这是对象的一种意识存在形态。

从认识论而言，由于人方方面面的主观或心理因素，人对对象的认识、反映即对象“使人想起的那种东西”有时会出现与对象“本身的样子”不一致，甚至特殊情况下，这种不一致也是允许的，或许还应受到提倡或鼓励。西方的现代哲学解释学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立论，应该说，这还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值得努力和肯定的方向。

但是，西方的现代哲学解释学不是这样。西方的现代哲学解释学不大喜欢象“认识”、“反映”此类概念，因为它们总与客观对象联系在一起。它把人的认识活动神秘化，推崇的是“理解”、“解释”等这些在它看来似乎具有特别意义的概念或命题。它认为，所谓“理解”、“解释”等，可以脱离对象及其意义而孤立存在，从而，这种“理解”、“解释”等也就不再有自己与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而这样的“理解”、“解释”等无所依凭，没有根据，从而也必然丧失对自我真假是非的衡量、判断标准，那么，凭心而论，以此作为基本思想内容的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是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呢？

在“理解”、“解释”实际上就是认识过程中，对象及其意义绝对不能否定。不通过人的“理解”、“解释”等，对象固然不可能对人的心灵发生作用、产生影响。但是，只要存在“理解”、“解释”活动，它总要以对象的客观存在为前提或基础，只要通过人的“理解”、“解释”等，对象能够对人的心灵发生作用，产生影响，对象对人而言就不可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对象的客观存在，人们还“理解”、“解释”什么呢？对象对人而言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通过人的“理解”、“解释”，对象还怎么可能会对人的心灵发生作用、产生影响？相对“理解”、“解释”等，对象及其意义的客观存在总是第一位的。再说，在现实生活中，对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总是处在与人的现实联系和关系之中。那么如此一来，对象怎么可能对人而言会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呢？实际上，从审美角度看，正是因为对象对我们而言客观地具有着审美价值、审美意义，对象才可能通过我们的“理解”、“解释”从而给我们带来美感愉悦和心理、精神满足。否认对象及其固有的价值或意义，认为对象只有在进入我们的思想领域从而作为我们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时，对象才有价值，才有意义，价值或意义，都仅仅不过是相对于我们的意识而言的，这就无异于说，刘胡兰、黄继光等这些英雄人物“本身的样子”并不怎样伟大，怎样高尚，怎样不同凡响，对我们具有价值、具有意义的仅仅只是他们在我们的思想里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样子或状态，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常虚假的和根本不符合实际的思想或理论吗？

由于否定了对象及其固有的价值或意义，现代哲学解释学就认为在人的“理解”、“解释”中，对象可以被“悬搁”、“悬置”，或者说被置于“括号”里而不加理会，从而在“理解”、“解释”中起决定作用的就当然不再是对象及其固有的价值或意义，而是人的“理解”或“解释”等，并且，作为人这种“理解”或“解释”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人“主体创造”、“构造意义世界”等。比如杨春时利用解释学研究美学时就指出：“在审美中，我们把现实存在放在括号里，克服了现实存在的片面性，从而世界才作为整体、作为人自身显露出其本质。”（27）但是，不管用了多少富有诱惑力的和漂亮的字眼，也不论如何的故弄玄虚，制造神秘，所有这些剥开了都不过包藏着这样一个意思，即作为人的“理解”、“解释”，实际上都与现实世界无关，与客观对象无涉。而既然人的“理解”、“解释”与现实世界无关，与客观对象无涉，人“理解”、“解释”的结果不是对象“使人想起的那种东西”，而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虚构、臆造、幻觉或假想等，包括杨春时讲的在审美中“世界才作为整体、作为人自身显露出其本质”，那么，这样的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理论还不是典型的、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吗？实际上，即使是人的“理解”、“解释”会出现一些与对象本身不相一致的情况，包括对象“使人想起的那种东西”高于对象“本身的样子”，那也只是人在对象“本身的样子”的基础上展开合理想象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仍然不能“悬置”对象，脱离与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关系，难道人的想象可以离开人的现实世界而孤立存在吗？

西方的现代意义论哲学特别是其中的现代哲学解释学在某些方面有可取之处，值得借鉴，但在根本上它毕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对此我们更须高度警惕。如果我们不加警惕，而是相反，热衷于在此基础上建构什么“生存美学”或“超越美学”，那么这种美学除了宣扬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外，难道与马克思主义还会有一点点的共同之处吗？

任何一种理论的引进、接受和实践，都有一个从朦胧、幼稚到圆融、成熟的过程，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上我们对中国当代的美学家不必给予过多的苛求与指责。但是，要建构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使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开始抬头，先分析和说明中国当代美学家在对马克思主义运用上的事实或真相，以免人们继续走弯路、岔路、错路，这或许还是应该的吧？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②④⑤⑥⑨《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一集，重庆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第102页，第334页，第46至47页，第119至120页，第334页。

③⑾⒀《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第400页，第513页，第531页。

⑦⑧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版，第164页，第232页。

⑩⒃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一版，第126页，第37页，第97页。

⑿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31页。

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⒂《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第5篇：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唯美倾向和对“纯艺术”的追求,早在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卡利马科斯所创造的“亚里山大里亚诗体”和古罗马晚期文学的诗歌中,已初现端倪。近代以降,西班牙的贡戈拉派和意大利的马里诺派,在其创作中也以雕琢词藻、追求华美的艺术形式为旨趣。18世纪,康德提出了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功利感的观点。到了19世纪,唯美思想才得以形成明确的理论形态,作为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的核心,“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口号,是由法国哲学家库辛于1818年首次提出的,但真正使这一概念得以确立的则是法国诗人和小说家戈蒂耶。

中国现代文坛对唯美主义的引进是与新文学的产生同时进行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为众多中国现代诗学观念创始者所持有,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命题在他们的文论中随处可见,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这没功利心便是艺术的精神”(郭沫若);“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郁达夫);“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梁实秋);“美术是帮助我们超脱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朱光潜)等。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是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广泛影响的产物,同时也不能低估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先在结构”的作用和历史语境的制约。

下文试分几个方面来分析之:

一、早期创造社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新月派所倡导的新诗格律运动,和其他文学社团对纯真纯美的追求,都可以说是唯美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足迹。

对西方唯美主义诗学的全面介绍和借鉴主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可推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作为对传统的“载道”文学观的反拨,前期创造社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创造社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艺术的目的、艺术的功利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唯美主义的衍生和借用。他首先批评了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精神太远了。他进而提出文学的无目的论,“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文艺如春日之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此外,郭沫若还有其他唯美的观点偶尔一现,“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何况不是毒草。”川赞美毒草的美艳,这可谓绝对的对艺术美的追求。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郭沫若在否定艺术的目的和功利时,其言辞之明确、语气之肯定都与西方唯美主义者极为相似。

创造社其他成员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的观点虽然比郭沫若缓和得多,但他们的唯美主义倾向也非常明显。郁达夫认为,“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成仿吾则主张:“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困追求文学的全,实现文学的美,自由创造,抒发内心的情感,不计功利,这便是早期创造社理论的核心。以情感为核心的文学本体论,不仅是郭沫若、成仿吾等前期创造社作家的理论主张,而且也制约和影响着他们的创作。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沉沦》等便是这种情感本体论催生的成果。

创造社在倡导以情感为核心的本体论的同时,也显然存在着忽视文学形式的局限。纠正创造社创作上这种偏颇倾向的,是20年代中期成立的新月社。该派主要成员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等人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他们的文学观念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梁实秋曾撰文介绍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并表示,“艺术—尤其是文学—实在是超越善恶性而存在的。艺术没有善恶,只有美丑,……我以为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的目的只是美,不晓得什么叫善恶;他的效用只是供人们的安慰与娱乐。”川闻一多在《戏剧的岐途》中宣称自己相信“纯艺术主义”,并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极富创见的“三美”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简单地说,所谓新诗的格律,就是除了内容而外,一首诗必须听起来和看起来都要美。听起来铿锵,看起来均齐、协调、舒服,赏心悦目,新月派诗人强调的是艺术美。这种由情感向形式的“转折”.是文学对其本体地位与内部构成逐步思考与实践的产物,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唯美主义思潮的真正确立,也提高了中国新文学的艺术水平和审美品格。

客观地说,大多数新月派诗人在艺术超功利的问题上并不完全赞同王尔德艺才独立于时代和艺术无关乎现实的绝对化观点,他们所主张的只是文艺与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疏离。换句话说,新月派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修正的或者改良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多新月派诗人的唯美追求似乎只是诉诸于诗歌形式美的雕琢,而较少涉及唯美主义对于内容的限制和约束。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唯美主义思潮进人了它的鼎盛期。这期间,政治黑暗,现实腐败,使许多迷惘而又仿徨的文人纷纷涌人文学艺术的象牙之塔。浅草社成员希望在文学创作中摄取唯美主义等异域的营养,认为“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Wilde),尼采(F.W.Nietzsehe),波德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w)们所安排的”。必须指出的是,浅草社成员在摄取异域营养时是做出了一些取舍的,他们吸收了唯美主义的世纪末情绪,着力于形式美的追求.但他们同时也舍弃了唯美主义“艺术超功利”和“艺术不表现真实”的思想。因为他们主张,“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图弥洒社成员坚持“无目的”的艺术观,把《弥洒》规定为“无目的、无评论、不讨论、不批评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他们所强调的是“舍文艺外,可以说再没有别的东西了”[11〕的主张,与王尔德“艺术除了表现它自己以外,不表现任何其他东西”的观点是相似的。

京派文人以周作人为中心,聚集在他周围的大部分是他的学生或朋友,如俞平伯、朱自清、废名等.他们更多地吸纳了西方唯美主义者纪德、法朗士重视精神美的思想,又融人中国道家的“自然”、“虚静”和佛教的“境界说”,追求一种自由、超脱、闲适的人生和艺术境界。海派文人则主要包括狮吼社、绿社等社团的作家。代表人物有《狮吼》、《金屋月刊》的邵询美、滕固、章克标,绿社的朱维基、芳信、林徽因等。狮吼社成员的唯美主义观点是较为彻底的,“我们决不承认艺术可以被别的东西来利用”,“我们要打倒浅薄,我们要打倒顽固,我们要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我们要示人以真正的艺术”,“我们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海派文人更多地与法国唯美主义者戈蒂耶的思想相一致,重视感官享受,追求人生欢乐,是他们创作中呈现的共同趋向。以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等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则既具有中国中晚唐文人超然的唯美情趣,又染有西方波德莱尔式的颓废气息。

进人40年代,中国文坛虽然出现了以无名氏等为代表的新浪漫派和九叶诗派等具有一定唯美主义倾向的文学力量,但是,在暴风骤雨的大时代背景映衬下和声势浩荡的现实主义大潮的挤压下,结合着文学创作而推举文学审美论的唯美主义思潮已渐趋退隐,朱光潜、宗白华、梁宗岱等一些美学家则 以唯美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文学审美理论进行了更为深人系统的开掘。他们除了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等,还借西方现代美学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艺术,开中国文艺美学之先河。这种文艺美学相当集中地体现了文学审美论的思想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在现代中国已经被语境化的唯美主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理论之共鸣于唯美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其“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基本诗学观念的接受上;而在美与自然这两个支柱性概念的理解上,二者是有差距的。

从20世纪初西方唯美主义被引人中国,经历了思想观念的接受、文学创作批评上的提倡和应用、理论形态的建构,到朱光潜已基本形成中国化和体系化的文学审美理论。总体上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学审美理论虽也深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在强调文学自律,处理文学的有用与无用、审美与道德、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并不那么极端。我们认为,这既是对西方唯美主义文艺观念的“误读”,又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和新文学的发展需要出发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悟读”。这种“误读”和“悟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个性主义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或社会政治主张,在受唯美主义者影响的中国现代文艺家这里具体演化为对于美的执着崇拜.而这种美又总是与爱联结在一起,因为在唯美主义者看来爱与美构成了人类生命的所有秘密。但是“爱”作为一种道德化的情感,在中西唯美主义者这里却是有不同的指向,这种不同也就显示了两者个性精神和美的表现形态的差异。沈泽民在评价王尔德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王尔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人格中贯彻着个人主义的液汁,但是他的行为却上了迷路了…他的为人毕竟不是能使我们同情的,因为他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一件事可以动他的爱心,他的热情是为一己的.他的艺术是为一己的,那怕他的恋爱也是为他的一己的,他抱了游戏的态度,换尽了他的一生,但是于我们又有什么贡献啊.沈泽民对王尔德个人主义的批评表现了中国现代文艺家从个性主义精神延伸出的爱之意与西方唯美主义者并不相同。因为他们的爱要比王尔德广泛得多,他们要爱整个民族与整个社会。因此他们接受唯美主义的思想时大部分都在有意的误读中发生了变异,把美与救世救国联系在一起,极力强调美的社会功用,而不似王尔德那样主要地把美作为一己的享乐。

其次,由于中西唯美主义者在对美的追求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不同,美的内含也就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唯美主义者王尔德那里灵肉一致作为生命之美的极致,往往是要发生冲突的,但这种灵肉冲突主要的是在生命内部产生的。然而对于中国现代文艺家来说,生命内部灵与肉的冲突却转化为外在的现实与理想,社会丑恶与人生之美的冲突,这是因为中

国现代文艺家对于美的追求本来就包含有极少的肉体内容,主要是社会化的精神之美,这种冲突在五四时期并不完美的现实生活中也就必然地表现为现实与理想,现实之丑与理想之美的冲突。中国现代文艺家于唯美主义所发生的如上变异,除了他们自身所意识到的社会使命感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制约这个重要的原因之外,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潜在的制约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在现代中国语境中对于美的追求受到政治文化空间的制约:一是个性解放,一是社会解放。伴随着中国社会进程的发展,当社会解放的政治性任务成为人们的主要奋斗目标时,大部分作家便在个性解放的艰难路途中开始了转向,这种转向使他们逐渐离开了西方的唯美主义,因为唯美主义究其本质而言是与个性的生命力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1926年之后,西方唯美主义思潮逐渐地缩小了其影响的范围,但是在部分文艺家身上仍然以其顽强的力量体现出来,这就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和创造社的后期诗人王独清、穆木天等人以及30年代的现代派诗群。

  另外,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上,二者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唯美主义者看来,艺术不应该模仿自然。王尔德认为,假如自然对于艺术是有效用的,其效用也只是限于做艺术的原料。中国唯美主义者在重视生命美的同时,也并不偏废自然美,表现出了一种对自然美的热切关注与推崇。郁达夫在《山水及自然景物》中说:“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梁实秋也认为,无论艺术与自然,一概都应以人为本。在中国艺术家看来,回到自然与回到人性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只有物与我的界线消失了,人们才能进入一种纯粹精神美的境界,“这种重视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既有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子,更有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意味。”

西方文学中有重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唯美主义更将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观推至一个极端。与之相反,中国的文学传统却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两相融合。这种观念不仅追求艺术形式的和谐,而且在情感上也崇尚自然与恬淡。不用说像重精神享受的新月社、京派文人能够在与自然的接触中领悟到一种美的闪现;就是像创造社郁达夫等被人看作颓废色彩很浓的作家,一旦意识到悲愤之情奔涌到难以自控的境地时,也往往会借助于自然来调控。这样,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就没有陷人西方唯美主义者那样对人生的彻底绝望和精神上的虚无之境,“他们至多不过是一群艺术上的感伤主义者,而不是颓废主义者。”

三、唯美主义之接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的多向性和复杂性。

首先,中国的唯美主义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与它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各国的民族观念、文学传统、社会体制等不同,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相异之处。首先是对艺术的理解不同。西方唯美主义者如王尔德等认为艺术是生活的本源,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少于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而中国的唯美主义文学基本上是在承认生活对艺术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之上,郁达夫就认为艺术与人生在本质上都是一体的,“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试问古往今来哪一种艺术品是和人生没有关系的?”中国的唯美主义者摒弃了西方唯美主义的唯心成分,将艺术从空中重新拉回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强化了唯美主义的积极色彩,摆正了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的位置。

其次,西方唯美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学观念。而中国的唯美主义在“五四”时期反对的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和封建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学观念。20世纪上半叶中国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着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文化背景,在理论上有着现实的针对性,那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反对旧文学. 唯美主义的提出具有破除旧文学观(如“文以载道”)的鲜明指向性;同时又在理论观念上引导和健全着新文学,要求新文学在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上下功夫。闻一多、朱光潜等人对于中国诗的节奏声律的研究就有这方面的意图。

第三,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任何跨文化的思想理论传播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接受者所处的传统文化和接受者主观意图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常常表现为接受者对所接受文本的有意无意的“误读”,从而导致所接受的理论思想的变异.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浸润和历史语境的规定,使现代诗学创始者对西方文艺思潮的“误读”成为可能,其结果是西方文艺思潮在现代中国语境中变形、偏转与整合。换句话说,唯美主义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上述诸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突显出中国现代唯美主义区别于西方和中国古典诗学同类诗学观念的独特性质。

1.现代诗学创始者既有所侧重地对西方唯美主义思想进行了吸纳,又以开放性的思维和视野,融合了西方其他文艺思想和中国古典文论的某些特质。因而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呈示出一种相同的复杂性:既反对文学的功利目的,又重视文学的功利效果;既拒斥现实,又认同现实的真实性。正是受惠于文艺思想的这种驳杂性,创造社、新月派作家才没有陷入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泥淖中,成为像西方唯美主义者中那样彻头彻尾的颓废派作家。朱光潜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 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朱光潜等人在强调文学的审美特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学对于解放人性、完善人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这样在艺术与人生的问题上,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又一次脱离了西方唯美主义的运行轨道。

2.中国现代诗学创始者对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是有所过滤和选择的。被他们接受的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主义,以及艺术的独立性。起初的目的是用它来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宣传个性解放,维护艺术的尊严。但外来的唯美主义,毕竟敌不过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与现代中国语境的合力作用。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要求文学观念要反映现实,趋同于为人生的使命,有教化作用。

纵观中国现代文坛对唯美主义的接受过程,创造社、新月派直到朱光潜,他们一方面提出文学的审美观念,另一方面又反复阐发文学的功用,这恰恰是中国的唯美主义者既要保持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又时时不能忘记现实变革的心态的真实写照。因此,中国唯美主义者的诗学主张又都是有限度的:“自我”离不开社会,“个性”之外还有一个普遍性,“无目的”隐含着有目的性。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典诗学观念非自觉的承传,而改造社会、呼唤人的解放的政治话语空间,则决定性地框定了所谓“无目的”论的限度。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纯艺术话语并没有挣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1]赵澄,徐京安.唯美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N].时事新报·学灯,1922-8-04.

[3]郭沫若.文艺之社会使命〔N〕.民国日报·副刊,1905-05-18.

[4]郭沫若.曼衍言之二[J].创造,1923,l(4).

[5]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5卷)·艺术与国家[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6]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N].创造周报,1923一05(2).

[7]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N].晨报副刊,1922-05-27.

[8]闻一多.诗镌(第7号)·诗的格律[N].晨报副刊,1926-5-13.

[9]香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Z].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10]本刊宗旨〔J〕.弥洒,2923,(2).

[12]邵沟美.色彩与旗帜[J].金屋月刊,1929,(1).

[13]杜卫.世纪回眸:2。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8,(2).

[14]沈泽民.王尔德评传〔J〕.小说月报,1921,12(5).

[15]赵小琪.无目的的目的—20世纪中国唯美主义文学思潮〔J〕.社会科学辑刊,1999,(4).[16〕赵小琪.倾料的象牙之塔[J].广州师院学报,1997,20(10).

[17]王尔德.谎言的衰朽[A].黄曼君.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18]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5卷)·文学上的阶级斗争[M].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第6篇：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关键词：最美现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近期，“最美现象”频繁涌现，“最美”成为网络及其它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最美人物以其善良、质朴、仁爱、无私的品质确证了道德主体的真实鲜活的存在，遂成为大众热议、追捧、崇敬和效仿的“英雄”。他们身上闪耀出的人性中真、善、美的光辉，也正契合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公众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要求。“最美现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诠释，是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范例，它以其时代性、先进性、形象性、可学性等鲜明特点，在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现状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作为国家未来中流砥柱的青年大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群体，他们既是教育的对象，也应成为坚定信仰者和模范践行者。因此，高校人才培养工作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使当代大学生树立高度的认同感与信任感，形成价值共识，完成价值整合，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顺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然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进程中，我国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外来文化和网络信息充斥着青年学生的思维，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导致多种价值观并存，在这样开放、个性、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意识形态不断淡化、理想信念更加弱化，实用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广泛，出现了价值理论偏重务实、价值取向趋于理性、价值追求突出个体、价值实现围绕自我的现象。金向华和方年根在基于浙江省15所高校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知其然，“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没有表现出高度统一性，而总体处于中等水平”。陈娟在对广东高校学生调查后也指出，“总体上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与主导价值观相一致，但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矛盾性和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以正面说教灌输等规训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已大打折扣，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主导的价值观念要被学生接受和认同，势必存在着重重困难和挑战。一般而言，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还是在将其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进行的，保守、呆板以及过于理想化的教育模式与现实社会严重脱钩，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现实效能感不断削弱，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有学者调查发现甚至有超过45%的学生不欢迎、不接受在高校进行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他们认为只有合适的教育渠道和更容易接受的教学方式才是核心价值体系被认同的关键。

二、“最美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在逻辑关联

“最美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本质上有着高度的统一性，二者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正确把握和系统回答这个问题是科学认识“最美现象”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及其实现路径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前提。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最美现象”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任何社会都有其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主义政党的行动指南，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灵魂，在本质上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向和性质，集中体现了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价值导向、思想基础和道德规范，理应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最美”人物正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指引下，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明辨是非、识别善恶、权衡利弊，正确认识个人的责任担当，自觉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干扰和侵蚀，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检验标准。

2.“最美现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鲜活体现和实践形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要实现自身由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变，从而为广大社会成员认知、认同和践行，就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或媒介来实现自身的大众化、具体化和生动化。最美人物作为先进分子的代表、时代的先锋和社会的楷模，以其自身的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鲜活体现和实践形态。“最美现象”承载和传播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促使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人格化和具象化，成为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生动范例和实践形态。最美人物以自身的感人事迹、良好形象和优良品质，生动体现和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包括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容。

3.“最美现象”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的有效榜样示范载体

阿尔伯特・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指出，个体不必直接参与学习过程，可以在从观察别人的行为中进行学习。因此，所有的教育中都要注重树立良好的示范榜样的作用。榜样是时代先锋和社会楷模，是一定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运用榜样进行价值观教育，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激励作用，生动形象，说服力强，容易使人们产生情感共鸣，在耳闻目睹榜样事迹中获得启迪，在接受榜样的感染中自然而然地接受、认同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充分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最美人物”是新时期的时代英模，更是引领人心向善的时代楷模。“最美”人物以他们的“最美”行为，引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价值取向，让我们再次见证了时代英模的榜样示范作用，用形象直观、生动具体、丰富多彩的“最美现象”展示出其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引导人们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之，让人们更加生动形象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特征，更加自觉地接受和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价值观。

总之，最美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二者统一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这就要求教育者在深入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选择、树立、宣传和推广类型多样、各具特色的最美人物，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在遵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二者双向互动，共同发展。

三、利用“最美现象”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一种价值教育，能否达成预定的教育目标， 主要取决于大学生的认可程度。最美人物以其时代性、先进性、形象性、感染性、可亲性、可仿效性，可以弥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构建中的功能缺憾。“最美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内涵的高度统一，又有利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大学生的共同理想和自觉追求。

1.正确认知：夯实认同基础

认知是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和科学内涵，则很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他们自觉的思想认识和外化为积极的行为方式。不可否认，当代大学生由于知识结构、认知能力的制约和意识的偏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在此背景下，利用最美人物所具有的时代性和先进性进行价值引导， 帮助大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可以为大学生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一条有效的认知途径，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体认核心价值。“最美现象”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鲜活的缩影，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它凭借自身所具有的优良品质、感人事迹、先进思想对学习者产生影响，激励和引导大学生了解、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学生经过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认知形式，在对价值观、价值体系感性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理性认同，从而获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较为稳定且正面的印象与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关于社会的价值原则、价值理想的理论概括，具有理论的抽象性，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来传播与普及，让大学生不仅“知其然”，更要使其“知其所以然”，这是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2.榜样示范：促进自主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效还取决于教育的方式、载体和话语。在课堂教育教学中，由于教师主体性的存在，大学生的主体性容易受到抑制，单一的观念灌输和空洞的道德说教也容易让大学生感到厌恶，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刘良模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认为目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话语存在空、大、全的现象，和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比较远，显性教育较多，而隐性教育较少。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对具体事物的评价、判断、选择都受到个人偏好的影响，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感彩，具体表现为人们总是根据事物的价值和个人的喜好，接受自我感觉有价值的东西，排斥自我感觉无价值的或有害的东西。榜样具有鲜活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染力，激励大学生不断学习先进，追求真、善、美，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性、先进性和真理性的认同。利用“最美现象”可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使大学生在无人说教的情况下自己主动进入，可以淡化大学生的被教育者的角色意识，有效避免课堂显性教育对大学生造成的逆反和排斥心理，而且教育效果比较持久，对课堂显性教育起到很好的辅助与补充作用。以活生生的事迹和通俗的语言诠释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让大家能听懂并有兴趣去接受，比单纯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只能用人来建树”。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雷锋、孔繁森、张海迪等英雄模范，以高尚的品德和先进事迹鼓舞和鞭策了一代又一代人， 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引领作用。“最美妈妈”的“惊世一举”、“最美司机”的“完美一刹”、“最美教师”的“惊险一推”，“最美爸爸”的“惊人一跃”等榜样的示范作用也必将对当代大学生起到巨大的精神引领作用。毋庸置疑，尽管没有明确要求大学生必须牢记理论，也没有创设严格的教育情境感悟精神，但是在良知、归属感、舆论和从众机制的作用下，大学生们内心必然产生潜在的动力，积极置身其中并向社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看齐，自觉协调、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逐步内化、固化自己的意识与行为。

3.润物无声：情感陶冶中认同

人们认可一种价值体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们自身的情感水平和被触动的程度。如果没有这种情感动力，外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无法进入大学生的内心世界的，更不可能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事实上，“一种价值观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能不能接受，二是愿不愿意接受。其中，‘能不能’主要受制于主体的认知因素，而‘愿不愿意’则主要受制于主体的情绪因素，也就是主体对价值观内容的情绪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可以说，‘愿不愿意’的问题始终是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否实现的关键和难点。”“最美现象”既有在“危急、危险、危难”特殊境遇中瞬间迸发的震撼人心、温暖社会的“见义勇为”现象，也有让人感动的“行为平凡而出人意料，动机单纯而德性醇厚”的道德行为。不管是“惊世一举”、“完美一刹”那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和灾难的关键时刻考验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道德境界、道德智慧和道德勇气，还是在平凡岁月中攻艰克难、默默坚守善良德行的“择善固执”现象中展现出的长期坚守、执着奉献的朴实梦想、坚定信念和坚韧毅力都是真善美的统一，足以感天动地，令广大青年学生产生情感共鸣，甚至给他们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容易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让他们在分享和体验最美人物的情感和思想中被感染，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总之，广大思想教育工作者可以紧抓“最美现象”这一有效载体，充分发挥其自身榜样示范的最佳优势，确保当代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定信仰者、积极宣传者、模范践行者和坚决维护者，始终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参考文献：

[1]左晓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认同[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7（10）

[2]吴新颖.当代青年价值观构建与培育[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3]金向华，方年根.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状况的调查与分析――基于浙江省15所高校的实证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3（4）

[4]陈昌兴，陈奇娟.从民间“ 最美现象”评价活动的显著成效看核心价值体系工程实施的路径选择[J].学术论坛，2013（4）

[5]胡菊华.最美人物与青少年品德教育[D].思想理论教育2012（12）

[6]韩晓峰.大学生政治认同状态模型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7]樊娟.新生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及其应对[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8]张未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现代教育科学，2008（1）

[9]汪荣有.“最美现象”的伦理价值.道德与文明，2013（1）

[10]邹宏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论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11]李斌雄，张小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

第7篇：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自20世纪传入中国，它的生根首先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我需求，并伴随着中国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

一、科学写实精神

20世纪之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豁然醒悟：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客观世界，都可以实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这正如李大钊等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和演进的。这种思想渗透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由此，具有科学和民主思想内核的写实绘画在中国盛行就尤其具备了合理性。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的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是20世纪最早对中国画进行清算和讨伐的文字，也是最早在美术上提出向西方画学学习的文献。该文通过为作者自己的“万木草堂”藏画编目作笔记的形式，对中国历朝画作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品评。Www.133229.cOM文章从《尔雅》、《广雅》和《说文》等上古文献中释读“画”作为“存形”的文字本义始，进而论证所谓图画之制，就是“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这是康有为提出向西方画学科学性造型体系学习的逻辑起点。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把改良中国画作为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在《美术革命》这篇文章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任务就是改良中国画，而改良中国画就是要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②。因此，他比康有为更为猛烈地抨击所谓“王画”，指责它们是“临”、“摹”、“仿”、“抚”中国恶画的“总结束”，他提倡的是能够自由发挥、抒写个性、不断创造的新美术。可以说，革“王画”的命，冲破文人画的禁锢，倡导写实精神，是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美术革命中的体现。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世纪20年代，无论思想认识还是鉴赏研习，既存在怎样认知西洋美术的问题，也有怎样追问民族艺术存在价值的问题，两者都关涉到艺术创作中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1917年负笈日本的徐悲鸿，又于1919年赴法留学，《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即发表于他留法的第二年。在中西画法的比较上，在中西美术道路的选择上，他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味，因此，该文开篇就提出了民族振兴与画学的关系。画学上所谓的“颓坏”，其实是“守旧”和“学术不独立”的结果，他为画学的振兴开出了“中国画改良”的方案：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守住佳者、继承垂绝者；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的缺憾，必须改之、增之、融之③。中国画改良论无疑是中体西用方案，它和“中西合璧”、“西画化”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存在较大区别。《中国画改良论》同时阐述了徐悲鸿倡导写实绘画的思想，即关于“妙”和“肖”的关系。在他看来，未有“妙而不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因此，他“实写”的主张既来自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体系，也本源于对中国传统绘画“不能尽术尽艺”的痛陈，而写实主义的思想和技巧，无疑更加强了他对于中国画“实写”的迫切性认识。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写实主义主张为20世纪人物画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这个世纪人们对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认识。

徐悲鸿执意推崇写实主义，不仅受到了那些引进现代主义的画家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传统中国画家的围攻。从维护中国画纯粹性的角度而围攻他的，主要是指责他用素描替墨，用写实造型取代了意象写形。徐悲鸿所谓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师法造化，“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这就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素描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④。

在文人画家看来，艺术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分析等背道而驰的，因此，文人画以极不形似为立论，中国书画乃至中国艺术都以表现主观为旨归。但“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毕竟是深刻认识到了科学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都无一例外强调绘画写实精神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崇拜。关于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梁启超在为北京美术学校作的“美术与科学”讲演中，阐述得更为明确。他推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认为绘画对自然的复现，是让主观符合客观的求真认知。他说：“美术所以产生科学，全以‘真美合一’的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⑤

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推动向西方画学学习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的写实绘画传统，它以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为科学手段，以“摹仿”和“再现”为美学内核。从欧洲绘画史的角度，这种写实绘画并非全是库尔贝、尚弗勒里等人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或许，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中国人开始认识欧洲再现艺术之初，中国倡导写实精神的艺术家，还不能明确分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和同样具有写实精神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其他绘画流派在思想主张上的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具有科学写实精神的欧洲绘画文明的追求。

二、民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就是实证性地使主观符合客观；所谓“善”，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即伦理道德进行价值判断；而“美”，则是表达客观现实及社会价值判断的审美理念。现实主义首先以承认审美的客观性为前提，并以表现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属性为主要的创作方法。

20世纪上半叶，蒋兆和的《流民图》不仅用写实的表现方法再现了中国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而且作品通过对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九方皋》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现实中的人物形象，但作品以写实的形象塑造和以历史、神话故事表达的对现实的隐喻，体现了写实绘画的民主思想。这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实际上，现实主义和写实绘画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表达的是艺术主体对于现实社会构成的一种审美判断。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虽没有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创作都指向了现实。受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那些作品都成为投向黑暗社会的“投枪”和“匕首”。新兴版画面向现实的审美姿态，决定了其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利刀劲笔，直面人生和社会，这正是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够像版画这样活跃和兴盛的原因。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还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战时版画作品的内容题材包含了抗战宣传、战争场面的描绘、战时民众生活的写照和对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与赞颂等方面，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宣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它们“决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而“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它们“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⑥。

到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进一步在学理上确立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内涵。它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的民主思想，其理论家斯塔索夫坚持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点来指导这个画派，这些原则是“美就是生活”，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化现实生活，而是要真实地再现生活。而作为绘画现实主义的精神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阐述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成为中国画家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艺术再现现实，并不是为了消除它的瑕疵，并不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够美，而是正因为它是美的。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⑦

面向生活，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20世纪50年代，传统中国画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问题。对此，王朝闻在《面向生活》一文中认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前人在反映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技巧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它古老，也不只因为它曾经适当地为他们的创作服务，而是在于它可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以此来表现我们当前的生活以及生活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王朝闻明确指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对于客观事物的状况和性质的深切感受与理解，正是保证能够发挥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改变因袭陈套的作风、避免内容与形式脱离和充分运用想象的必要条件。”⑧ 这里，他不仅强调了“感受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不仅提出了面向生活对于作品主题选择与主题表达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了“感受生活”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技巧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50年代，强调艺术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但由此也产生了直接将生活搬进画面、直接在画面说故事、讲道理、宣传政治口号的现象，出现了在主题性创作中，以主题的大小及政治性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的问题。怎样区别艺术与生活呢，王朝闻用“一以当十”概括艺术对于生活的单纯化、典型性的创造作用，他特别强调了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表达方式，批评了人们在创作中注重了共性而忽视了个性的对于典型性的错误理解。他说：“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在认识生活时，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能不能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切合特定艺术样式，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典型形象。”⑨ 王朝闻关于“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问题的论述，都是针对50、60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尤其是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关于现实主义实践性的理论探索，是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加以中国化和造型艺术化的理论发展。它反映了50年代前后，中国现实主义怎样把反映现实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内涵，而典型性只是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怎样发挥主体创造作用的一个命题，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强调审美的客观性，而且作为一种主体创作，“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

三、理想现实主义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美术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⑩ 虽然，认识和反映生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原有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从客观现实出发，从现实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去描绘现实，表现旧事物必然死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用社会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因此，这个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它所谓的现实，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理想的现实，修正的现实。

“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就好像水中的倒影反映岸上的景物一样，只能反映近岸边涯上的一点，稍微远一点的景物就反映不出来了；这就是说，作者们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发展，看到它的将来，所以也就看不清现在，看不见生活斗争的巨大意义，看不见生活里的美；有些作品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实际上只作到反映狭隘的视线所能接触的生活局部的‘真实’，而不能集中地反映生活里存在的那些更高更美的东西，不能把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不能把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的产生，我以为是美术家对于生活缺乏远大理想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艺术家对于生活没有理想，对于生活前进的道路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那么，他能用什么眼光来观察生活呢？他怎么能够在生活万象中去发现美呢？他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在劳动人民中起鼓舞斗志的作用呢？”这是蔡若虹1958年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番话。讲话不仅要求艺术反映现实，而且要求艺术能反映“更高更美”的现实，为此也要求作者“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作者们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和想得不深，恐怕是创作思想的通病。什么是站得不高呢？高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从远处说，我以为高的立足点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近处说，就是政治挂帅。”(11)

艺术形象的塑造，离不开艺术主体的想象。现实主义认为想象不是对生活的臆造，而是作者对于生活的美的探索和体现。但理想现实主义同时又认为，想象“又是作者的美的情操在艺术创作中的直接反映”(12)。因此，理想现实主义不仅仅允许想象，而且提倡那种加入主观审美判断的“修正现实”的想象。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如表现抗日战争历史事件的《地道战》、《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之作，不仅注重对于历史主题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而且注重视觉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艺术主体对于历史事件的想象与重构，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题材，也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的实写，而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的想象与塑造。因此，“崇高”是50、60年代战争主题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的主调。“在生活里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情，作者不可能样样都耳闻目睹，更不可能样样都经过亲身体验，艺术的创造，也并不局限于生活实践的重复，生活实践无论怎样丰富也是有限的，而艺术的创造却是无穷的；这道理就在于植根于生活的想象在艺术里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未曾体验和无从目睹的生活现象，只要能通过想象，能通过作者思想感情的反照，也仍然能够发现和体现生活的美的光辉。”(13)

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是英雄与理想的颂歌，是现实理想对于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如果说理想现实主义对于现实和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是“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真实取得一致”的辩证统一，那么到60年代中后期所总结出的“三结合”创作经验，以及“文革”中被极度庸俗化的创作方式，则将这种理想的现实主义推演到和“现实真实”背道而驰的“伪现实主义”之中。当理想现实主义夸大了“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在表现现实中作用的时候，同时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而从理想现实主义滑落到“三结合”的创作模式，即“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14) 则已经和现实真实无关，它的负面影响必然会使艺术受到政治理念的支配——“美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的艺术就是要从属于我们的政治”。所谓“画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图解——第一，充分表现伟大的革命的时代精神；第二，必须描绘最新最美的题材；第三，必须塑造出最新最美的形象；第四，必须具有最新最美的艺术形式。然而“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要画革命画，先要做革命人”(15)。所有这些理念不仅不是现实的反映，不仅是用主题先行、观念先行替代现实，而且对艺术主体提出了所谓的“政治审查”要求，从而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更换为关乎政治内容、政治身份和政治前途的惟一选择。四、人本现实主义

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解放思想，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从极左错误思想的羁绊中冲决出来的重要武器。当时人们不仅要把曾经被神化的领袖还原到人的地位，而且要把对英雄主义的简单颂扬转换为更多地对社会现实的揭露，由此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和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相关联。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八十年代”等观点。在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第一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由此开始。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16)，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文中提出质疑的，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它是从时间艺术假借到空间艺术从而取代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二是我们都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绘画反映生活的广阔可能性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绘画内容狭隘到最终被规定的政治内容代替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切中了“文革”时期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要害，因此，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方法”提出的“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的矛盾”的疑问，也蕴藏着对于绘画艺术存在自身规律的肯定。

而胡德智发表在《美术》1980年第7期的《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一文，则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精神”两个概念的区分。文章指出：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现实主义流派所独占的，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于矫正了人们长久把“现实主义流派”误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认识。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引申出了两个话题，一是“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正确描写世界的方法”，二是“任何通向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显然，文章的本意，是通过这个论点来肯定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肯定现代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绪，肯定现代主义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现代主义已远离对事物的描绘与再现。这样，也就为当时人们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上，邵大箴说得更为准确：“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作为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藉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表现手法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决不会仅仅把艺术作为一种赏心悦目和自我娱乐的手段和工具，决不会满足自己的作品只有少数知音者而置广大群众的需求、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于不顾。相反，这些艺术家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表达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以自己的创作干预现实生活。这样的艺术家可以在画布上，在油泥中，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运用写实、寓意、象征、抽象等多种多样的手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将要产生的艺术效果，但他无疑是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的。他决不会远离生活去拼凑去臆造，也决不会为了某种一时的需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趋炎附势。他要求自己反映的内容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要求自己的艺术语言为更多的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写实的手法通常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采用。”作者并不认同“一切艺术流派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他提出的观点是辩证的：“我们应该有气魄，有胆识，肯定现代派艺术中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东西，但不能全盘肯定现代派，不能不加分析地给现代派送上一顶‘现实主义’的桂冠。”(17)

这些文章在廓清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特别是从美术图解政治的主题性创作和伪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总括起来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人们认识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理：

1. 现实主义不应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不应以文学性的描绘削弱或取代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的本质特征。2. 现实主义具有两个基本内涵：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方法。3.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或者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描绘体现艺术主体的人文关怀。4.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和写实属同一种概念，但写实仍包含着艺术主体的想象创造。5.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许多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当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思考和呈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6. 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真实，尤其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意愿难以得到实现的时候，暴露与批判也因此成为现实主义艺术表达这一意愿最有力的武器。

因此，顺理成章地，新时期美术的起点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暴露与批判开始的。连环画《枫》、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从揭示“文革”伤痕到暴露“人性”真实；罗中立的《父亲》，从乡土写实到人道主义的精神孤旅等等。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人们从对英雄和领袖的崇拜中，从理想和教条的束缚中回到现实世界，特别是回到现实中人的真实精神世界。新时期历史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真实与人性的发掘与表达，当时提出的革命历史画要“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观念和强调造型艺术的独特规律，“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思想，都影响了新时期以来关于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审美精神上，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像现实中的“伤痕”美术一样，画家们往往也通过战争素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痕”。因此，这个时期以表现“大屠杀”为内容的作品非常广泛，而且作品大多通过酷烈的场景描绘，宣泄历史悲剧的纵深面。某种程度上它和50、60年代在表现“悲壮”时的只“壮”不“悲”有所不同。就表现人物而言，也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而转变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写，像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鸿篇巨制，却刻意把领袖人物隐藏到平民和战士之中，这和理想现实主义时期的领袖形象塑造形成了鲜明对照。

由“解放思想”开始的对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拓宽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人们从单一的写实绘画，开始探索绘画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关注“形式”在视觉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个性精神、主体精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呈现、超越及其独立性。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讨论，对于“艺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讨论，对于“艺术本体独立性”的讨论，都试图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人伦判断”的束缚，而走向艺术主体的张扬与整个社会人本主义精神的表达。

从“’85新潮美术”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用了几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以张扬主体创造精神为内核的艺术历程。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之所以能潮水般地涌入，正体现了社会对于人本主义精神的饥不择食。那时，人们要摆脱的是那些教条主义的理念。的确，“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观念摧毁了人们许多固有的观念，从90年代起，中国艺术开始了更高层面的本土艺术自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重建。

90年代的所谓“近距离”对当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倾心，是从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再现，转换到自我视角的“个体意识”的表现。在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中，个体生存体验已成为艺术表达的主要方面，从具象、表现而走向非具象、抽象、超现实，再到实物直呈，都掩饰不住作品中对于社会与自然的“人”此时此刻“自我存在”的肯定，都体现出精神的寓意和心理的体验。它是从个体“人的存在”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总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中国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的整体性反思和理论梳理，没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人们便不能从“文革”伪现实主义的禁区中冲出来，去真正表现生活中的“人”，也不可能把现实中的“人性”和“个性”放在揭露“文革”黑暗的首位。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无疑也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1. “写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表现方法，但不是现实主义惟一的和独有的标志，“写实”作品也可能表达“形而上”的精神观念(如后现代主义一些作品)，也可能反现实或伪现实(如“文革”中创作的许多作品)。2. 现实主义的思想或精神不只存在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中，人类艺术史上的许多流派、许多优秀作品(包括众多现代主义流派及作品)都具有现实的指向或现实的针对性，都在一定程度或某些侧面上体现了反映或折射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创作方法。3. 更加注重造型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而不再移用文学创作中的典型性和情节描绘的瞬间性，将写实传统和象征、寓意、夸张、意象、表现、抽象、超现实、挪用、并置等现代造型艺术语言的探索相融合，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4. 将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转换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特别是对现实中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与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于精神寓意和心理体验的现实性表达、对于放逐人性纯粹艺术语言的探索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不可能在“不修正现实，不粉饰现实”所体现的“审美客观性”的时代而产生和放大。

新时期美术实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显示出的思想意识，内置了对于20世纪引进的科学思想体系与方式的调整，也充分体现了对于社会个体的“人”的尊重和对于“个体存在”价值的肯定，它从审美的社会性走向了人本主义的个体性审美表达，承认并强化了消费社会中艺术主体的精神独立和与物欲横流相对立的艺术主体的创造价值。

注释：

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钱景长撰写的“写实主义”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②陈独秀：《美术革命》，载《新青年》1918年1月15日。

③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载《绘学杂志》第1期(1920年6月)。

④徐悲鸿：《新国画建立之步骤》，载《世界日报》1947年10月16日。

⑤梁启超：《美术与科学》，载《晨报》副刊1922年4月22日。

⑥鲁迅：《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8页。

⑦参见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⑧王朝闻：《面向生活》，载《人民日报》1953年9月17日。

⑨王朝闻：《一以当十》，载《人民日报》1959年3月10日。

⑩参见邵大箴、奚静之编著《欧洲绘画简史》，天津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11)蔡若虹：《向工农群众学习，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载《美术》1958年第12期。

(12)(13)蔡若虹：《造型艺术问题杂记》，载《美术》1959年第4、6期。

(14)石坚：《关于“三结合”》，载《美术》1965年第2期。

(15)梁寒冰：《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画出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载《美术》1966年第1期。

第8篇：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关键词：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现实意义

可还记得，2015年春晚，莫文蔚的一首《当你老了》唤醒多少人心中对时间的感叹和岁月的无奈，其催泪指数赶超红遍当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然而在感慨万千的同时，从这首歌中我又听到了另一个人的人生感悟，那就是叶芝。爱尔兰诗人叶芝曾写过一首名为《当你年老时》的诗歌，部分诗句也跃然曲中，让我不得不想起这位伟大的诗人。“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诗中句句真言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对爱情的讯息：真爱稍纵即逝，莫等老时空抱怨。

20世纪的西方，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是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影响了当代英国和爱尔兰诗歌的创作，并于192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叶芝以“始终富于灵感的诗歌，并以精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叶芝一生创作硕果累累，其诗歌汲取了多方面的精华，主要来自于浪漫主义、神秘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以及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独树一帜，在诗歌创作方面被视为贯穿传统到现代的缩影。其作品的独特则在于作为一个诗人，叶芝能够在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两个相互冲突的文流中取两者之精华而取得的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他深受唯美主义影响，并伴随浪漫主义的熏陶，加之他在象征主义诗歌中所吸取的精华成为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可却始终保持了他唯美浪漫的诗歌特点，以至于在“反抒情，反浪漫”的现代主义浪潮中获得了“现代浪漫主义抒情诗人”的美誉。本文拟从叶芝诗歌中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特点，来分析其作品是如何在诗歌艺术上取得矛盾的统一性的。另外，从当今社会视角分析叶芝诗歌的唯美主义，探析其现实意义，来加深我们对叶芝诗作的了解以及他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1 叶芝诗歌的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的地位既重要又特殊，它是介于抒情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一场文学上的浪潮。它既延续了浪漫主义的抒情唯美，又为后期的现代主义的兴起做了完美的过渡。它是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其艺术特征在于它是超脱一切利害关系的、纯粹自由的活动，并且提出艺术是心灵的故乡，还主张艺术超然于现实，游离人生。唯美主义观点在于现实的事件都是艺术的敌人，“唯一美的事物，就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艺术就是生命本身，它对死亡一无所知，它是绝对真理，对事实漠不关心”。

唯美主义思想，即以艺术的技巧美、形式美作为绝对美的一种艺术主张，是流行在英国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它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顾名思义应该追求单纯的美感，唯美主义者认为美才是艺术的真谛并坚信艺术不应包含任何说教的因素，简而言之便是唯美。为艺术而艺术，是唯美主义思想的核心，强调纯粹的美，超然于生活的美，唯美主义一向追求艺术的技巧和形式美，而反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叶芝认为文学作品就是作家内在世界的外在表现，文学创作表现的是作家对世界微妙的情感和独特的感悟。他觉得文学作品就好比一面镜子，可以让作家反观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的风格，提升自己的品味。因此，无论如何，文学应具有理性的创作态度，唯美的创作形式。以叶芝早期一首咏叹爱情的诗歌《情歌》为例，其中意境幻化、语言抒情、情感炽热，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表现形式。其早期作品受雪莱、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影响，诗歌主题多关于个人情感，或是对爱情的渴望抑或是对现实尘世厌烦的表现。另外，叶芝早期的创作也是唯美主义华丽风格的展现，他善于给诗歌营造梦幻般的氛围。19世纪末，唯美主义盛行于英国，叶芝也很快受到影响，并于1891年和1892年和他的诗友们成立了“诗人俱乐部”和“爱尔兰文艺协会”，一是通过民歌、戏剧、音乐等表现形式创造出一个民族实体的形象，二是带有唯美主义色彩，展现出19世纪末的悲哀和逃避现实的倾向。叶芝的早期创作《被盗的孩子》号召人们逃到仙境和仙人一起，因为世间苦难充满泪水，并非人人皆知，这就证明叶芝早就有意向将古代爱尔兰理想化与脱离现实社会并存。这种风格在1893年出版的散文集《凯尔特的薄暮》中也有所体现。Prettejohn.E曾指出，“叶芝诗歌的唯美主义是他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摸索成形时期，求助最多的一种视觉艺术”；伊甸认为“叶芝在看到世界的荒诞和人类精神危机的同时，并不绝望和消极，依然为人类情感中高尚的向往和追求而鼓舞，依然用出自灵魂的抒情来维护内心高贵的热爱和尊严”，并指出叶芝永远引领时代审美潮流；王统照提到“叶芝能于静穆中，显出他热烈的情感，袅远的思想，实是现代作家不易达到的艺术”。

2 叶芝唯美主义的现代主义

叶芝写作风格由浪漫主义偏向现代主义是必然的，否则他怎会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汹涌澎湃的现代主义诗歌浪潮中，象征主义被认为是最早的一个有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的流派。众所周知，一提到英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叶芝，他正是现代主义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对于诗歌创作有着独特的见解和高度。现代主义与传统浪漫主义的抒情写作格格不入，在多数现代主义者眼中，世界是残酷冷漠的、荒诞不羁的、虚无缥缈的。因此，造就的诗歌情调也是冷漠且非理性的。然而，世界的荒诞和人类精神危机在叶芝眼中却并非全部，令人振奋的希望曙光还是有的，他不但不消极不颓废，还用文字编织出人类心中最美好的精神向往，鼓舞人们无论现实多么不堪都要追求内心最高尚的情感，他毕生都不愿放弃自己那抒情的灵魂，并用善于发现美的心灵去拯救去保卫他自己更是世人内心不朽的热爱与尊严。

吴志伟、王欧雯提出，“现实主义的某些美学原则是在唯美主义的中间作用下，被现代主义延伸和发展，并断言唯美主义是象征主义的源头”。也有人认为，“唯美主义者在保持艺术与生活实践之间的距离上做得并不彻底，唯美主义是审美消费文化的产物”。叶芝早年诗歌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诗歌主题是浪漫主义，主要抒写爱尔兰神话和民间传说，除此之外还附带了一些犹豫而神秘色彩，比如说名作《茵尼斯弗利岛》、《苇间风》以及《雕塑与岛屿》等，诗歌中展现的唯美境界令人心旷神怡，读者无不感叹叶芝的诗作。进入不惑之年，在爱尔兰民族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叶芝的写作风格也随之产生了激烈变动，其中夹杂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字里行间直接或婉转地映射当时的时代变革。另外，受庞德等其他诗人影响，作品中又闪现出象征主义的影子，这也为后期慢慢获得专属于叶芝个人的独特神秘主义风格奠定了基础，比如作品《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驶向拜占庭》和《灵视》等等。在现实的缠绕中，叶芝依旧不懈地追逐着唯美的爱情，1893年，正值民族运动持续过程中，他谱写出感动了一个世纪的著作――《当你老了》，这也证明了叶芝的一生无论身处何地遇到什么样的现状骨子里的浪漫细胞从未离去过。叶芝对爱情和生活的唯美情结为平淡的生活添上一抹彩虹，让人们在颠簸的人生道路上有了高尚而朴实的期许，原来，现实背后还有这样的美好。

3 当今社会生活与唯美主义的关联

叶芝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在那个繁杂的文学批评时代，虽说他不比艾略特或者史蒂文斯高深到哪里，但能够终其一生保持诗歌活力的人唯叶芝莫属，他拥有一股强大而连续的诗歌力量，这来自他对自我价值的坚决中肯。叶芝的骄傲超越了世人，他好比雪莱诗中的那位王子，远离喧嚣尘世，与智慧相守，与爱结缘，怜悯着世人荒诞人生的动荡与骚乱。他回顾一生时骄傲而又难免苦涩地说道：“我从未因为欢乐而舞蹈”，“我放出，然后亲吻了一块石头，接着把它编进了一曲悲歌”。叶芝对爱情与生活的唯美情怀并非常人所能触及的。人创作了诗歌，人离不开社会，诗歌自然也逃不过社会的影响，故而诗歌的理解与分析也脱离不了社会。叶芝毕生都在追求永恒艺术，但这个探索过程与现实生活完全相容，从不背离，他非常尊重艺术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关系。在叶芝看来，唯美主义是能够将浪漫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也是将两者自然结合的写作方法，它能将自然与超自然融为一体，解决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叶芝作品中的语言倾向口语化，题材也大多来自于日常生活，这就赋予了诗歌现实性，加之诗歌中象征形象的丰富令他的诗歌内涵更加深厚，表达的思想含义更加深沉，比起传统诗歌内容更贴近生活更丰富多彩。经过叶芝想象与提炼，现实的生活经验经变得美好而轻巧，把现实、唯美甚至象征、玄思等传统因素完美地结合起来，成就了叶芝创作唯美来自现实，现实提炼唯美的主要特点。

与传统唯美主义不同，当代唯美主义强调“艺术去人性化”反作用于“再人性化”，而非坚持艺术从根本去人性化的困境，另外还提出折中唯美主义来支撑其主张。实际上，艺术与生活两者并不冲突完全，是可以和谐共生的。反之，唯美主义若完全阻碍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可能会导致现实困境。唯美主义承认纯粹美学的重要性，但并不表示认同艺术与社会生活的绝对隔离，倘若抛开社会影响和道德对错，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冲破世人道德底线，与社会道德相背离相矛盾的审美漏洞，如暴力美感或艺术等。“为艺术而艺术”的本身在于将人身置何处，艺术与生活如果能够保持各自独立，艺术或文学还能够作用于人？这是唯美主义的关键问题所在。针对这一点衍生出两个观点，即艺术去除人性化和重塑人性化，前者延续了传统唯美主义的观点，主张艺术要隔离社会生活，达到纯粹的美学享受，不关乎创作内容；后者力图将生活与艺术融合，使之达成共存，意在“为唯美主义思想构建一条无须摒弃人性，却能依然保持艺术自律性的全新道路”。因此，从当今社会生活角度重申艺术和其他人类生活形式存在的密切关联是非常有必要的。

4 叶芝诗歌唯美主义的现实意义

诗人叶芝深受唯美主义影响，在他的诗歌中不难发现“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品格。但事实上除此之外还包含“为艺术而生活”的现实元素，甚至有意将艺术引入日常生活，倡导生活的艺术化。因此，探析叶芝诗歌唯美主义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意义具有必要性。叶芝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唯美主义目标和艺术手法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他对现代城市描写的规避恰恰反映了他对现代社会的失望和逃避。叶芝诗歌唯美主义在当今社会生活的现实意义在于以下两点：

4.1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困境

早年的叶芝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主张语言含蓄和超俗，梦想寻求一处仙境或小岛远离喧嚣独自过着幽山隐居的田园生活，任何商业文明所带来的利益都被他所摒弃。然而事与愿违，1890年叶芝的生活也陷入困境，不论是叶芝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民族解放事业抑或是倾注自身毕生情愫的恋情都难以如愿，现实生活毕竟不尽人意，各种非自然的因素让他苦恼。叶芝生活上的祸不单行，心理上对远离尘世的渴望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早期作品《茵尼斯弗利岛》当中，这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唯美主义诗篇。无奈叶芝生活在现实，游走于理想，也正如美国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所说，叶芝总是“远离公共生活而只是生活在想象之中”。

4.2 回归现实：唯美创作与现实生活相结合

由于受社会和感情打击，加之19世纪末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叶芝早期的诗歌充满了哀怨与惆怅，创作内容难免脱离现实生活。但进入20世纪后的叶芝重新振作起来，经过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双重磨炼，他逐渐肯定社会现实的意义所在，艺术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两者不冲突也不背离，反而是互为裨益。也就是在创作的最后10年他力求唯美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摒弃了烦冗复杂的象征主义，最终达到回归现实，立足现实而创作，达到返璞归真的创作境界。后期叶芝越是年迈越是热爱生活，他歌颂人情世俗，风格简洁明朗，语言果断流畅，诗歌创作俨然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他的著名作品《天青石雕》中这样展现，认为时间虽会改变甚至破坏万物，但万物周而复始必会被世人重建，这个过程人们乐在其中，可以说悲剧也只是另一部喜剧的开始。

总而言之，有些评论家认为叶芝作品中，因缺乏对当代城市意象以及现代社会生活的叙述与描写而缺少现代气息。从诗歌字面意义上看，他的确逃避现代社会，创作内容也很少涉及这些，但事实恰恰相反，他的种种规避正是映射了他对现代社会的失望和逃避。毕竟我们从他诗歌的创作中可以捕捉到现代主义目标和艺术手法的影子，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叶芝是拥有敏锐辩证思维的诗人，他的创作融合了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非个人”哲理因素，绝对具有独特的现代主义风格，在当今社会生活背景下，叶芝诗歌真正实现了从“为艺术而艺术”向“为艺术而生活”的转变。这种将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是诗歌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陈海峰，吴佳娜.叶芝象征主义的现实性与现代性[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6，27（2）：94-95.

[2] 杜吉刚.世俗化与文学乌托邦――西方唯美主义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 黄海容.叶芝的象征主义及其发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1）：107-115.

[4] 何宁.叶芝的现代性[J] .外国文学评论，2000（3）：5-10.

[5] 李雷.唯美主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J].艺术评论，2010（12）：59-62.

[6] 解志熙.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传播[J].外国文学评论，1998（1）：121.

[7] 叶芝.艺术和思想[A].于威，王家新，译.王家新.随时间而来的智慧[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8] 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第9篇：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1]传统教学模式包括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两大类。教学过程通常包含教师、学生、教材等三要素,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即稳定的结构形式)被称为“教学模式”。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是在建构主义理论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与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相适应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它要求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中心(主体)、以教师为主导,通过情境创设和进行协作活动与会话交流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最终实现学生对所学知识意义建构的目的。这一模式将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不同角色进行综合考虑,形成了科学而全面的、适用于多媒体网络环境教学的“主导-主体”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也增加了“媒体”这一现代要素。在这一教学模式中,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吸收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也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学生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和促进者;教材内容不再是教师必须传授给学生的知识,而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媒体也不再是教师用来传授知识的手段和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境、帮助学生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的认知工具。因此,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主导-主体”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突显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情境创设、协作学习等现代教学理念,是网络环境下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改革的理想选择。

一、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

英美文学教学包括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文学选读教学两个板块,覆盖面广、信息量大是本课程的特点。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助学生完成对英美文学知识的系统建构,促进学生英语语言基本技能和人文素质的综合提高,是一直以来困扰英美文学教学工作者的难题。网络教学环境以其丰富的信息资源和高效快捷的传输方式为这一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出路: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搜集,了解课堂上遗漏或根本没时间去涉猎的知识内容,可以和不同层次的英美文学爱好者进行跨时空的会话交流,达到丰富英美文学知识和提高英语语言技能的双重目的。但这种网络学习活动必须在教师的统筹指导下进行,教师只有告诉学生相关网址及具体搜寻办法,才能保证学生高效快捷地获取英美文学信息资源。建构主义强调教学过程中学习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强调学习者原有知识经验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相反,建构主义者认为,教师依然是教学过程的四要素之一,只不过他的角色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化为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学生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在网络环境下进行英美文学“主导-主体”教学模式尝试的关键是要很好地把握教师的主导地位,只有这样,英美文学教学才可能做到杂而不乱、高效快捷。

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无论怎样强调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永远是教学的中心。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尽可能多地学习了解英美文学知识、阅读欣赏名家作品,提高英语语言技能和人文素质,尽可能构建一个清晰完整的英美文学知识体系。教师通过多媒体把大量英美文学知识和佳作以文字、图片、影像等视频形式呈现给学生,并附以旁白解说、示范朗诵、背景音乐等音频形式的强化,目的在于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全方位地刺激学生的感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英美文学知识的获取与相关知识体系的建构只有在学生主动发现、积极探索的前提下才可能真正实现,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外因,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内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方可发挥其效力。

学生只有按照教师的指导充分利用校园网和因特网教学环境,把搜集到的丰富的资源信息进行整合加工,并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家作品与教师、同学或网友展开讨论、交流,才能真正发挥网络教学环境的优势作用,才能实现英美文学知识意义的有效建构。建构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要求教师向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有关线索(如搜集哪一类资料、从何处获取这些资料、学者专家解决类似问题的经验和方法等),进而鼓励学生自己确定学习内容、自己寻找获取信息资料的渠道、自己对获取的信息资料进行评价和筛选,督促学生最终实现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因此,在网络环境下进行英美文学“主导-主体”教学模式尝试的核心就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