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启蒙精选(九篇)

第1篇：自然科学的启蒙范文

关键词：启蒙；启蒙理性；启蒙辩证法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人的一般生存困境出发，对启蒙以来的以技术理性为最高原则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反思与批判。他们指出，虽然理性和启蒙一直被视为自由和解放意识，但理性和启蒙不但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合理的世界，反而确立了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无限的统治权，这终将导致一种极权主义，而只有通过坚定的社会批判，才能走出一条通向人类和自然世界和谐相处的道路，实现真正合理的社会。时至今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当年所提出的关于启蒙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启蒙

一般而言，西方世界自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至18世纪反封建反宗教运动的完成，这一历史阶段被视为启蒙运动阶段。美国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也认同这一观点，他指出中世纪是神学话语统领一切的时代，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才产生了启蒙主义的理性话语。启蒙运动在欧洲掀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是欧洲资本主义范式与发展路径的思想和社会基础。那么究竟何为启蒙？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哲学大师们的论述进行简要的梳理。

较早地对启蒙问题作出专门探讨的当属康德，他指出：“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 [1]（P.29），那么，他赋予启蒙的含义即人类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会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显然，康德是把理性的自觉当作启蒙的本质，启蒙的前提就是人类先天存在的理性能力，而启蒙的过程是理性被发掘及理性运用自身权力的活动。人类知识必须依靠主体理性的自觉，同时，人类一切实践性的历史、文化活动也是运用主体理性的过程。于是，启蒙的主题，便成为理性重新确立自身的内在运动。可以说，康德的理论中，一切启蒙话语都是理性话语。康德关于启蒙的思想确立了后世理论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框架。

新康德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启蒙和理性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卡西尔，他把康德原来所限定的人文主义领域做了进一步拓展，认为自然科学所涵纳的实证精神、推理精神以及经验主义当然也应该算作启蒙的范畴，即他所谓的“启蒙运动认为，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复兴的实际道路就是一个具体的、自明的证据，它表明‘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的综合不是纯粹的假设，相反，已确立的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这一理性是可以实现的。”[2]（P.7）相对于新康德主义对启蒙概念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拓展，尼采更多地是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在整个唯意志论哲学体系中，对日神精神极为推崇，因为它发挥照亮前进道路的作用，它是启蒙之神，它指引着人们在现实中既反对宗教也反对世俗国家，从而冲破梦寐的束缚。法国著名的后现论家福柯则提出启蒙就是对原有界限的一种批判和突破，要不断地追问和质询，并且提出，要把康德“在必要限度的形式中实施的批判转化为一种实践的批判，它采取一种可能越界的形式。”[3]（P.436）

概而言之，启蒙的本质即照亮、阐明、澄清，引导人们凭借自身的力量告别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走向智慧。启蒙的本真精神渗透于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的整个过程中，它以启蒙理性的方式构筑着现代西方世界。

二、启蒙辩证法

启蒙原本以消除蒙昧，传播知识，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和确立人作为主人的地位，并在尘世建立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为己任。 然而，从《启蒙辩证法》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化的技术理性的逻辑。

启蒙的目的在于去除自然界的魔力，用理性指挥自然界。然而近代以来的科学知识的增长，使得启蒙理性不断地向工具化的技术理性转换。技术理性本身以科学化、标准化、操作化为指向，最初的启蒙理性逐渐地变成了一种实用的方法和单纯的技能，走向了技术理性。技术理性为了实现客观化和标准化，它极力排除人的主观观念和主观思想，正如詹姆逊所言：“一切属于自己的、能够……表达的个人特征都因为机械再生产技术的流行而告终了” [4]（P.15）。其结果是价值理性悄然引退，工具化的技术理性不断膨胀。于是，在上帝隐退的世俗世界，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成为新的神话。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慨叹道：技术理性借以实现的知识“就是权力，它既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5]（P.2）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分析了启蒙理性之所以走向反面的内在机制，即启蒙从最初的对自然的统治中所衍生出的人与自然以及最终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人们总是要进行选择，要么使自然界受自己的支配，要么使自己从属于自然界。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的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5]人类从最初的蒙昧状态下解放，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人。然而这个过程的灾

难性后果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结果，“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理性本身。”[5]（P.113）

康德所设定的人类借助理性的力量从梦寐中解放、建立一个自由合理的世界的启蒙任务在现实世界中并没能实现。启蒙理性发生了逆转，它非但没能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反而使人类又处于一种奴役自然与自我奴役并行的困境，又处于工具化的技术理性的宰制之下。“技术世界的理想、废除自然，即彻底控制自然又反馈到人的身上：全面的剥削作为‘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在被规定为是必然永恒的自然的剥削中只能坚持剥削的本性，‘即虚假的绝对，盲目的统治的原则’，并发展为一切社会形式的统治工艺学。”[6]（P.89）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大众以一种沉沦和随俗的方式屈从于物质利益暴政，从而丧失了启蒙理性的原有的自由和解放的形上维度，理性从此也彻底放逐了解放的可能性。至此，旨在征服自然、使人类摆脱梦寐状态的启蒙运动转到了反面，启蒙走上了自杀之路。

三、启蒙理性：一种当下的选择

可以说，无论是就内在本质还是社会作用而言，工具化的技术理性与最初的启蒙理性都存在着实质的差别。

首先，从内在本质来看，启蒙理性内蕴的是对人性和人文精神的肯定和弘扬以及对人类解放的乐观精神，是一种基于未来的一种普遍理性。而工具化的技术理性则完全遵从于现实的逻辑，追求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抛弃了理性的批评性和形而上的价值维度，是一种片面的理性。其次，从社会作用方面而言，启蒙理性之初即提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人是实现自身解放的力量。而工具化的理性则使人沦为技术和机器的奴隶而不自知，使人沉浸于一种永恒的当下状态，从而失去追求自身解放的意识。

对于消除技术异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是从改造理性的角度着手，在技术理性批判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比较有代表性，其中的许多思想家都提出了设想，如马尔库塞认为制度本身的理性必定有什么毛病，也就是人们组织社会劳动的方式有问题才导致技术的异化，所以在《单面人》中，他断言：“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使如下转化成为可能：把价值观念转化为技术的任务――价值观念的物化。其结果，重要的便是用技术的术语，把价值观念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的要素。这些新的目标，作为技术的目标，不仅在机器的利用中，而且在机器的设计和制造中都将起作用。”[7]（P.198）另外，哈贝马斯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所以，要想消除科学技术异化，就必须实现交往行动的“合理化”，从而以交往取代劳动在人类社会和社会历史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不难看出，他们都不是在否定理性本身价值的意义上来讨论问题，其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是在从工具理性向启蒙理性回归。虽然他们对发达工业社会作出了十分深刻的批判，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像后来的后现代主义那样对启蒙、对理性采取了完全拒斥的态度，这是他们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最大不同点，而恰恰是这一点是最为可贵的。

启蒙理性曾经将人类从蒙昧中唤醒，人类借助伟大的工具――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从神的阴影下走出来，并重新确立了自身的权威，主体性得到极大弘扬。没有启蒙理性、没有科学技术和人本精神，便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便不会有人的智力和能力的提升。因为工具理性往往扮演着“第一生产力”的角色，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动力源泉和重要杠杆，而人本精神则体现了一种平等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形态，民主理念就基于平等意识。可以这么说，所谓现代化，其实正是启蒙、理性、主体性等方面的提升和弘扬。虽然技术理性甚至理性本身在西方语境下已经遭到了批判，但是，正如美国学者詹姆逊所坚持的那样，只要我们对现在的社会矛盾、文化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就能对将来产生比较强的影响，在目前我们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启蒙理性核心观念的科学精神和人本精神，恰恰是我们不能缺失的，启蒙精神仍然是我们当下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卡西尔.启蒙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3]汪晖，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三联书店，1998.

[4]Jameson，F.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

[5]霍克海默，阿多尔诺. 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 社，1990.

第2篇：自然科学的启蒙范文

关键词：启蒙思想；理性；批判；现代性；中国社会

中图分类号：B516.32，B56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4-0037-07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批准号：11XZX001)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2XNH192）的初步成果。

作者简介：李西泽（1975- ），男，河南固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哲学。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发端于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已经成为一座思想的坐标被后人所向往、守望和景仰。当历史的洪流归于平静抑或激流涌荡之时，启蒙之本真精神常为后人所论及、深思和重提――对理性致思自觉本然的追寻及理论思维何以在现代性的视域内得以生成并观照当下的人类生存境遇及社会发展路向。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再次回到对启蒙本源意义的理解和阐扬上去理解启蒙所涵摄的真实意旨。“也许，当我们重新考虑启蒙运动自己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讨论时，在我们对‘启蒙’进行辩论的时候，这个重新考虑就能够启发我们理解那些仍然是至关紧要的问题。”［1］31康德和福柯对“启蒙”的认识是我们在特定时代场域中真正理解该词不可跨越的“思想基座”。

一、康德、福柯启蒙思想的历史回溯

今天，我们再次回眸启蒙，不得不提及康德。是他在1784年的《柏林月刊》杂志第4卷第12期上发表了题为《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从而将关涉启蒙的问题凸现为世人所关注。康德启蒙思想之意旨是批判封建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对人们的精神制约与思想禁锢。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2］40。他列举了人类不成熟的受监护状态的诸种表现，并指出之所以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是因为人类自己把各种禁锢强加于自身。在康德的论域中，实现主体自身脱离不成熟状态的条件是自由的开启――人类运用自己思想理性的自由。“这种启蒙所需要的无非是自由；确切地说，是在一切只要能够叫做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自由，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2］41并且“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而且惟有这种使用能够在人们中间实现启蒙”［2］41。可以推知，康德启蒙思想的核心是人类应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勇敢地去面对并冲出各种人为的制度约束和思想禁锢，而这些制约和禁锢的合理性限阈都需要经过理性认知的重新审判――在理性的标尺下对周遭的世界进行再度思考。

在中世纪宗教神学所形成的诸多限制和禁锢面前，康德认为，要运用公开的和私下的两种不同的理性审判方式打破原有的束缚。“我把对其理性的公开运用理解为某人作为学者在读者世界的全体公众面前所作的那种运用。至于他在某个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者职位上对其理性可以作出的那种运用，我称之为私人运用。”［2］41-42就此可知，公开运用理性意指人们从人“类”的视角审度和检视各种规约和限制人们日常行为的合理性；而理性的私下运用即为人们从岗位职责的境遇审视各种限制和规约在特定职业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合理性。可见，康德在理性的运用上特别强调对岗位、职位的相应制约及其限制，这是我们必须服从的，是维护一个个社会共同体有机循环和良性运转所不可或缺的。身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的诸多社会个体，亦具有运用自己的理性反思和批判这些制约、规范之去留的必要的权力。在此，康德认为，“理性在自由方面的实践应用也导向绝对必然性，但却仅仅是一个理性存在者本身的行为法则的绝对必然性。如今，我们的理性的一切应用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把它的知识一直推进到对其必然性的意识（因为没有这种必然性，它就不成其为理性的知识）”［3］。据此，在康德语境下，启蒙的精神在于对旧有的压抑人性的、束缚人自由发展的陈规进行批判与反思，在于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合理地审视和批判以前的和现在的加载在自由、理性上的诸多限制。

在康德论说启蒙的语境中，启蒙不仅是人的一项权利，更是人追求、向往自由生活的象征；而且又是人的一项义务，因为人有义务和禀性去认识、探究事物的真相及其呈现形式。换言之，作为启蒙主体的我们，可能因为诸种缘由而推迟启蒙，但不能放弃对启蒙的热望。因为放弃启蒙意味着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摒弃，意味着对人或成为人的弃置。“一个人虽然能够对他个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若干时间里，在他应该知道的东西上推迟启蒙；但放弃启蒙，无论是对他个人，甚或是对于后代，都叫做侵犯和践踏人的神圣权利。”［2］44由此可知，启蒙是人的一种存在，与人的自由、权利和义务紧密连结，构成人的一种生存程式或存在际遇。

或许，“启蒙的每一个进步也许只是迈向黑暗的更进一步，这种感觉弥漫在尼采在20世纪的最忠实的信徒福柯的著作之中”［1］27。福柯以其看似“另类”的视野将其思想以极为犀利的观点予以绽出，并将康德的启蒙理论拆成了“碎片”，从这些片断的边缘追问启蒙之要义。福柯关于启蒙的言说是在对康德关于启蒙思想的解释、回应、提升中得以显现的。福柯认为，康德把启蒙喻为“出口”和“出路”意在表明启蒙是一个过程，且“这过程使我们从‘未成年’状态中解脱出来”［4］530。他指出，人类欲从“未成年”期进入到“成年期”，必须要在提升人类整体认知水平和提高个体素质两个维度上得以实现。“应当认为‘启蒙’既是人类集体参与的一种过程，也是个人从事的一种勇敢行为。”［4］530福柯虽然认同康德把启蒙归结为理性的使用和对启蒙中内蕴的所谓的公开理性与私下理性的分类与提法；但在康德关于公开理性与私下理性具体运用的问题上，福柯发现了其中所隐藏着的不协调倾向。“不管怎样，问题是要弄清楚理性的运用怎样取得对于它来说是必需的公共形式，追求知识的勇气怎样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施展而同时又使个人确实地俯首听命。”［4］532为了达致公共理性与私下理性间的有效协作，实现人的“类”原则与人们现实具体原则的通约、一致，福柯强调：“公共地、自由地使用自主的理性将是对唯命是从的最好保障，其条件是，那个人们必须对其听命的政治原则自身应符合普遍的理性。”［4］532换言之，一旦社会民众所尊崇、信守的任何具体的社会原则都是出自民众自己对公共普遍理性的使用和反思，就可以在社会现实中尽可能有效地求解公共理性与私下理性间的可通约性，并在理性所构建的对社会现实的合法性质疑与合理性批判中推进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及人们自身完善度的提升和社会整体的良性跃迁。

在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析理中，福柯管窥出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某些勾连。但令其深思与纠结的是：现代性与启蒙的关系如何？现代性是启蒙思想的缘起、接续还是终结？通常意义而言，人们惯常把现代性看作是与“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区别的一个时代。而福柯主张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气质（Ethos），这种态度和气质所内蕴的是批判的特征。在康德的启蒙思想里，这种批判精神的指向即为批判哲学气质的表征。“这种‘气质’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征”，因此，“‘启蒙’确定了某种哲理探讨的方式”［4］536-537。在福柯看来，启蒙的批判精神即是现代性的气质和态度。因此，他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和秉持的现代性态度，并非是要从启蒙运动中寻找或继承其中的某些合理性的基本内核，而是要继承启蒙的批判精神的实质，并将这种精神“指向它的‘必然性之现在的界限’，也就是指向对于我们自身作为自主主体的建构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的方面”［4］537。质言之，福柯启蒙思想中的现代性就是在批判性质疑中对我们自身之历史性存在的深度反思和对那些并非必不可少的、诸种多余的旧有社会制约与规范的批判――“要让我们相信科学真理，相信历史进步和社会公正。”［5］于是，福柯试图通过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性继承来反思各种现时代对理性和自由的限制和界划，并通过批判来预示、把握、观照并超越存在的种种可能性。他说：“批判正是对极限的分析和对界限的反思。……在今天，批判的问题应当转变为更积极的问题……在于把在必然的限制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4］539因此，启蒙的批判性一方面是对一定社会既定历史必然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可能现实超越性的反思。“启蒙所要求的不是一个在其中一切东西都裸地屹立在光芒之中的世界，而是一个在其中能够无所畏惧地表达言论的世界。”［1］30

从康德在理性和自由的意蕴下言说启蒙到福柯对“何为启蒙”的再度诠释中，蕴涵着这样的逻辑脉络：现代性作为一种态度和哲学生活，是在启蒙精神的赓续中，以理性自觉为鹄的，以质疑性批判审视现实，以建设性反思引导时代潮流的。“这种批判与反思的对象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和必然性制约或限制。”［6］正是在不断求解启蒙对时代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精神建构和解构中，启蒙不仅在历时的境遇中成了时代精神的拓荒者和时弊的针砭者，而且在共时的际遇下，以普照光的形式开启自身对时代之思的自觉引领和深度反思，并力求达致启蒙与现代性的深度交汇。

二、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7］从传统意义上讲，哲学家及其他思想者往往把整个人类作为思维的对象，在运思其理性致思的时候，他们关涉的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整个人类的特性、命运与福祉。与之相应的是，在现代性视阈下，启蒙的主要旨趣也不仅仅是个人意识的张扬，而是聚焦于整个人类反对神话的话语霸权，打破迷信和愚昧的牢笼，唤醒主体自我意识，凸显主体的自我价值，进而建构现代的价值规范与社会秩序。

在词源学意义上，“启蒙”一词在汉语里是由两个词构成的。“启”是动词，本义是“开、打开”，引申为“启发、启导”；“蒙”是名词，指一种草本植物，即菟丝子，引申为“蒙翳、蒙昧”，在“启蒙”这个复合词中，它又进一步引申为蒙童。由此可见，在汉语里，启蒙一词的本义就是去除遮蔽物，显露出被遮蔽的东西，启蒙概念的核心就是除却蒙昧而使理智开显出来。“‘启蒙’以隐喻的方式被用于多种语言之中，意指敞开心智接收真理。”［8］

在人类发展的宏阔历史视野中，启蒙内蕴的精神气质表征着一种流变、跃迁、提升的演进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首先在自由的名义下，理性被运用于人类既存现实的各个方面”［9］。在对理性正面效应规制的可能性前提下，启蒙使人类在主体精神逐渐觉醒、自立的状态中、从传统社会的蹒跚步履中移植到现代社会的前台――从蒙昧迈入文明，从未开化进入到开化，从稚嫩步入成熟，从成熟到新的更高级的成熟。在流动的历史转向中，“不成熟，就是听命于权威的摆布和操纵，需要他人的引导，对先在的假设、教条和理论俯首称臣，一句话，就是没有批判性质疑的勇气和能力。反过来，成熟――这是启蒙的特点――就是敢于认知，摆脱权威的引导，并富有勇气地运用自己的理智”［10］――即在勇敢地运用自己理性的境遇下，尽可能地使“人类理性能够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世界的结构”［11］，使人类的理性之光普照寰宇。也就是说，启蒙的根本旨趣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12］。

启蒙精神所内蕴的“祛魅”品格致使其注定要在社会运行的除旧与纳新的互熵与博弈中与传统相决裂而最终分道扬镳，其旨意在“消解”传统、“解构”人们思维和行为中固有的疾疴。因为“旧的秩序到那时已经过时、失效，并将要被一个比它前任脆弱性少一点灵活性又多一点的新秩序所取代”［13］。诚如E・卡西尔所言：“现代人，启蒙时代的人……他必须而且应该拒绝来自上面的帮助；他必须自己闯出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当他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真理，确立真理，他才会占有真理。”［14］125启蒙正是凭借自身的力量，以润物无声的坚强砥砺精神，在社会主流话语权或非主流行为艺术中，伴随着世界整体信息激增和知识爆炸的大潮一往无前，表现出启蒙与现代汇的品性。

一定意义而言，学界对现代性的论争一直和“启蒙”有着种种难以言说的缠结，这不单是因为现代性的批判者往往把矛头对准启蒙，也不仅因为人们在日常话语世界中通常把现代性等同于启蒙，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很难脱离启蒙言说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就问题的产生而言，对现代性的质疑、反思、批评均是在启蒙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没有启蒙，就没有现代性的问题；就问题的实质而言，启蒙的价值和理想与现代性的价值和理性有诸多重合之处，启蒙典型地内蕴了现代性的核心精神。也就是说，现代性是启蒙的主要结果，启蒙关涉整个现代社会主体架构的塑造与构建。

概而言之，启蒙表征了现代人追求的两个价值维度：获得永恒真理和达致普遍的人类解放。第一个维度与知识相关――启蒙之意旨在于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在18世纪启蒙高峰期，启蒙思想家坚信：经由启蒙，人类能够洞察人性的秘密、发现自然和宇宙的奥秘并揭示支配历史发展之规律。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成。在启蒙的指引下，人类为了实现获得永恒真理的伟大理想，三次科技革命相继展开。于是，现代人拥有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现代科学技术。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应运而生。第二个维度与实践相关――启蒙希冀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在开启民智、秉持理性和弘扬自由之理念的开启下，启蒙吹响了人类解放的号角，并负载在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名号下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提供指引：“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试图通过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实现其理想，而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则试图通过劳动社会化和财产公有化达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与这两个维度相契合的是，在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中，昭示启蒙正向价值的有以下三个面相：

一是构筑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经由上文分析可知，启蒙的宗旨是基于理性的自觉而重估人的本真价值。在彰显人的主体价值和重新理解世界的基础上，启蒙在新的历史际遇中产生了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伴随近现代工业化进程，启蒙引发并促使了近代天文学、力学的建立，产生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数学、医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就人文科学而言，启蒙思想创立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人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同时，在启蒙思想的影响和感召下，哲学、宗教学、逻辑学、法学等许多传统学科也相应地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转向。这些都为现代社会庞大知识体系的奠基、发展、演变做了较为充足的学理准备和知识储备。与新的现代知识相呼应的是，在启蒙的呼唤下，现代大学教育在欧洲日渐兴起，随后渐趋传播到世界各地。可以说，正是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的推广，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制和秩序才得以确立与实现――启蒙时代的大学是现代社会肇始与发展的摇篮。

二是革新现代社会观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观念的改变。在启蒙的导引下，新的社会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建立于基督教文化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观念和主流价值日渐被启蒙精神所创立的一系列全新的社会意识所取代，并引发具有现代风格与气质的社会观念的新转型。在启蒙思想所内蕴的现代社会观念维度中，“理性”、“自由”、“平等”、“进步”等不仅在启蒙思想中起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现代社会价值观念中的精神内核。在启蒙对现代社会观念的架构中，“理性”不独具思维理性之意，亦有意志理性之内涵，还涵括工具理性和知识方法论之意蕴，并逐渐衍化为人们认知世界、实现自我、创造价值的基本方式。作为启蒙思想主要意旨之一的“自由”，在当代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生活态度和提升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原动力。为打破欧洲封建政治等级制度而确立的“平等”观念，在现代社会架构中日益成为衡量与公度整个社会生活各领域机会均匀、公正和谐、有序发展的基本价值维度；而“进步”则成为标识当代人类行为之正邪、善恶和未来社会发展优劣的终极标准之一。质言之，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架构皆滥觞于启蒙所带来的这些新的社会观念。

三是建构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启蒙理性在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反思、批判、诘问中，亦催生并建构了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在政治领域，启蒙思想经由对教会教规、礼仪的正当性批判、对教会专制合法性的质疑，最终引发了欧洲政教分离运动――在政教分离中的宗教世俗主义的转向催化了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其间，在启蒙精神滋养哺育下的民族国家大多选择了开明君主制。随着社会进步和启蒙思想的日渐深入人心，君主立宪制取代了开明君主制，并最终创生了以民主、分权、制衡等为特征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经济领域，启蒙凸显了人的主体价值，使重视人的现实利益的思想渐趋深入人心，而以“重农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利己主义思路的提出与推行和让更广大的民众获得更大利益的政策的出现，促进了人们共同利益的可通约性；在摒弃、废除多种限制贸易自由、交易自主的规定后，市场经济制度随之确立起来。在文化领域，启蒙思想崇尚的思想自由、批判质疑的意识使欧洲社会的言论、出版和思想自由在法律的保护和社会建制的规范下，逐步完善并成为现代人权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价值取向。

当然，在启蒙精神与现代性的碰撞、交流与汇合中，并非都显示出启蒙精神的正向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启蒙理性的扩张和普遍推行也在一定意义上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诸如：因为理性的盛行，现代社会在整体泛理性化的境遇下流变和衍义，理性视阈之外的鲜活现实内容则被理性的统一目标、普遍要求、秩序规则所遮蔽、宰制、扼杀；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活一旦被理性所过分控制，人类日常生活向度中的丰富性维度将渐趋匮乏；理性在破除旧有迷信的历史回转中，因“强迫”人们过分迷恋、盲目崇拜它，而达到迷信的程度，理性近乎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宗教”；启蒙理性制度化、宗教化的蔓延导致当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整体上较为紧张，从而产生今天的生态危机。就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我们仍需在改革开放中呼唤新的启蒙，并有必要对中国当下的启蒙进路加以诗性预构。

三、启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进路预构

历史行进在21世纪，在全球化语境和后现代思潮的裹挟下，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事业已经三十多年，正在由一个前现代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社会处于深度的转型时期。而要使中国社会平稳涉过转型期的“深水”区而到达成功的“对岸”，我们必须要有较为深刻、彻底的观念上的变革――这种观念上、精神上的深度变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再“启蒙”。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启蒙精神在中国社会当前境遇下的开启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启蒙”既负载着我们一直追求的“立足时代，解放思想，启迪未来”的理想，也包含了我们对理性精神的呼唤和对批判反思精神的追寻。要在清理既有体制的沉疴、陋习的顽劣、大众认识的浅薄等诸多社会风气的同时，建构既体现现代社会发展理念又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社会规则和秩序，就必须理清“启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进路预构。

第一，秉持继续解放思想的理念。在启蒙的历史语境下，解除认识主体的被蒙蔽状态，达到祛蔽的目的，就要祛除附着在认识主体周遭的陈腐思想和不合时宜的理论羁绊，从而达到思想对现实把捉的澄明之境和理论与实践的紧密契合。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与国际威望也随之提升，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的工业化之路用半个世纪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二百多年走完的历程，因而，西方现代化百年之后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在中国被压缩打包，一并出现。因此，中国在进一步走向现代化和步入现代性的进程中，必须继续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用鲜活的实践检验一切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相关的理论，着力使思想和认识与现实和实践相契合，自觉地使思想认识从束缚和制约其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中解放出来，在应对全球化、后现代社会及风险社会的博弈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求解和破解中国社会进一步迈向纵深发展的当下，我们必须秉持继续改革开放的理念，把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坚守下去。在力求达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民生问题切实有效的解决中，使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社会民众，在广大民众对社会的幸福度的体会和认可中更顺畅和自洽地推进整个社会的思想再解放。

第二，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在康德和福柯对“启蒙”的言说和表述中，有一个理论的共同结点：启蒙标示着对既有权威的批判性质疑和悬疑性拷问，将历史之致思和批判之思考予以逻辑链接，并将所有在启蒙自身语境中能观照到的事物置于理性的法庭加以审判。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从不文明、愚昧、、盲从的社会到文明、民主、自由、人权受到普遍尊重的社会，都历经了“理性”的消化、反刍与吸收。在这一阶段，可以把理性“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他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14］11。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要重新进行社会“启蒙”、重塑理性价值真蕴的地位，就必须使理性坦然面对并毅然为破解这些问题提供恰当的致思：资本的话语霸权和消费欲望的膨胀，人们日益增多的焦虑感、不安感、烦躁感，热望实现自身价值而进行的追逐名利和自我炫耀，贯通在大众心灵深处的皈依感和归属感的慢慢淡去――社会大众处于欲望的“爆发期”、精神“失恋期”和文明的“断奶期”，“处于迅速崛起但价值迷茫的状态”［15］101，社会民众本已固有的理性的沉稳与平和心态的静观已经被资本异化及在资本异化下权力的话语所俘获、淹没乃至渐趋沉寂。“启蒙”理性祛蔽的作用要求我们打破教条主义和他律对理性的破坏性束缚。尤其在以文化自觉、自信、自强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中国文化在世界图景中的挺立、自强和走出国门必须是中国思想以新锐之思、学理的深邃绽出，这恰恰需要以包含中国理性和具有世界话语的形上之思的返本开新为深层底蕴。

第三，建构公序良俗的社会规则与秩序。启蒙思想在自身的逻辑域中，除了在应然意义上给予世人以理性的开敞和思想境遇的开放和批判性反思外，还在实然意义上具体地构建基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圆融、自洽自身的社会规则和秩序。行进在当下中国的启蒙，必须戒除物质主义的神话和资本的话语霸权并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序良俗的社会规则与秩序。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浮躁之风日盛，急功近利之气流行，攀龙附凤之行为渐多，“拼爹”现象和“潜规则”事件频现……这说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作为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交织着一个不断激浊扬清、破旧立新、秩序重铸的过程。在打破既有的社会结构和包括附属于这一结构的社会规则体系时，在新的社会规则和秩序没有完全确立和旧的社会规则和秩序没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间隙中，社会规则意识缺位，违背和破坏规则以赢得“方便”和赚得利益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这些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常见的）。因此，必须规避规则意识缺位和社会秩序失范带来的弊端；必须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重塑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加大对违法者的惩处力度，扩大社会民众的教育水平，依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和管控，在体制机制创新中推进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妥善处理好“作为传统社会基本特征之一的‘熟人社会’向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民社会’转变，也是社会现代化和现代社会规则建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16］。如此，“一个具有完善与法治的国家，既可以造就一个普遍法律规范下的市场，同时也会形成一个以沟通理性为主导并与国家能够实现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15］164。

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史界域中远逝的风影，但它所蕴涵的启蒙精神意旨却依然激励、鞭策、鼓舞着我们。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启蒙是与中国社会蓬勃发展的现实相联系并有契合之处的，同时，与启蒙相伴生的是希冀中国社会的良性、有序发展和对国际社会作出的道义担当和应有贡献。我们应该明白，启蒙的境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在历史没有“终结”的情境下，启蒙一直都是行进在人类致思途中未完成的开敞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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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自然科学的启蒙范文

关键词：启蒙理性；同一性；人的异化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02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明确指出随着人的主体理性不断地强化与膨胀，启蒙越来越暴露出其自身的缺失与弊端，并逐渐向神话倒退。

一、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一）启蒙理性的工具性

人的主体理性不断强化，启蒙理性渐渐支配了精神本身。这样，启蒙精神就变成了自我支配的工具。因为启蒙理性并不是客观的，而只是服从于人类征服和掌控自然的欲望，变成了工具性的。这种工具理性精神盲目地服务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自然为代价，以工具的有效性和可控性来裁剪自然和人，排除了理性的差异与多样性，从而获得便于管理和统治的同一世界。

霍克海默·阿多诺说：“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1]这充分表明启蒙精神退化为神话的原因与启蒙摧毁神话的原则是同出一辙的。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神话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当中，理论观点不时地受到毁灭性的批评，而理论观点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信仰。精神概念、真理概念乃至启蒙的概念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色诺芬尼认为启蒙理性的神话是人造出来的，是理性的狂妄和对自然的僭越，因而是一种神话的非理性表现，终究会导致新的专制和奴役。

如果一个人按照可支配性、操纵性来对待自然，那么，他必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启蒙理性和神话都是出于对自然的惊恐而萌生的控制、统治的欲望，因而必然造就一种奴役自然和自己的新式神话。人忘记了自身现实的有限性，以神所具有的超验性、操纵性和完美性来衡量自身。结果只能是作为个体的人的鲜明特点被抽象掉了，剩下孤立的可替代的原子式的抽象的个人。

工具理性精神通过把不同的事物还原为抽象的量的方式使复杂的事物具有了可比性和确定性，但也使理性自身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旦树木不再只被当成树木，而被当作他者存在的证据，当作曼纳的栖居之地，那么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矛盾，即某物是其自身，同时又不是其自身，某物自身既同一又不同一。”[2]显然，这是一种概念的辩证思维方式，是理性主义哲学惯用的方式——把概念说成是与其所把握之物的同一，进而通过概念来寻求事物的确定性、同质性。然而，最终得到的东西却是一种假象，是观念与事物的相互分离的原初形式。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这种假象也是导致启蒙精神退化的原因之一。

（二）启蒙理性中抽象的同一性

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理性中抽象的同一性作了进一步指认：“抽象的同一支配使得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并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支配过程中，在这两种支配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结果。”[3]在这里，同一性使得今天的人仅仅把自然和自然力当作解决人类生存困境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工具来进行支配。科学工具愈发使人丧失质朴的本性，科学技术每前进一步就标志着向高度抽象的方向又靠近一步，也标志着人与自身相异化的程度又更深一层。因为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明进步的看法，科学技术不过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同时也必然会加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对人进行统治和剥削的程度。

然而，盲目乐观的现代人只看到了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却忽视了其消极方面，即科学技术已被现代工业所同化为某种工具般的理性。这种工具理性不知不觉地日益瓦解了启蒙理性中所包含的对正义、自由和解放的要求，使得人越发觉得缺乏具体而实在的感觉，最终变成了黑格尔意义上的“群氓”。他们提醒现代人不要被工具理性精神所造就的繁华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启蒙精神正在演变为新的泛灵论。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导致这种现代性状况的真正凶手还是启蒙用来摧毁神话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制约人、束缚人的而处于人之外的外在根据，对人构成了统治与威胁，使得人不知不觉地向自身存在之外寻求抽象的人性根据，而不能立足于自己的生存本身。人没有了归宿感，处在无根化的状态。这样主、客分离的后果是客体永远被设定，自然失去了灵性，成为无生命的意识客体的汇总，并最终成为受人摆布和统治的对象。同时，思想则成为纯粹内在的东西，借助自己不断产生的结论使自然按照人的意愿变化着。人类要从自然学习的东西，仅仅就是如何掌控、支配自然，以便进一步奴役自然。

启蒙为了根除泛灵论，将主体从对自然力量和神话的恐惧中解救出来，它必须使主、客体分离，以便认知、利用和宰制客体。霍克海默·阿多诺这样评价道：“生命与非生命的分离，魔鬼与神灵特有的栖居之地，最初都是源于前泛灵论，主体与客体实际上已经分离开来。”[4]主、客体之间的距离也是抽象的前提，是主体利用客体、掌控客体、创造客体的需要，这些需要都是由启蒙引发的。因为启蒙发展了神话的主宰观念，将主体从对自然力量和神话的恐惧中解救了出来。在神话中，人是被神秘的未知力量所统制和压制。在启蒙中，人是世界的主宰。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在神话中还是在启蒙中都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统治剥夺和压制了人与自然的多向度的丰富关系，而将人带入了一种抽象的同一性的理性神话之中。在这种神话中，理性自成一体，自然以及人自身成为被裁剪和任意分割的对象。因为人类理性为了便于裁剪对象，总是想把他们要把握的对象进行抽象的量化，排除差异与多样性，使其同一化。在这个极端的理性化进程中，自然与精神发生了双重的异化，自然的衰退在于自然的受支配，没有了自然的受奴役，精神也就不会存在了。

（三）启蒙理性演变为了统治力量

理性自身并没有错，错在人将理性升格为绝对的理性同一性。按照这种同一性的要求，我们发现人在被解放的同时也被抽象化，是以他们的特殊性和个性的丧失为代价的。人找不到与别人相区别的意义、价值。因为启蒙之后的资产阶级社会所要求的个人乃是原子式的个人，具有可供替换的特点，少数人对全体的操控总是表现为多数人对个体的操控，社会压迫总是表现为集体压迫的特征，这充分体现了集体和统治的统一。这种统治和支配以一种隐蔽而直接的深层文化方式渗入并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如黑格尔所描绘的那样：“它作为一种不显形迹、不受注意的精神，悄悄地把高贵的部分都到处渗透，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它用肘臂把它的同伴轻轻一推，于是唏哩！哗啦！神像垮在地上了。因为病的感染把精神生活的一切器官都已渗透。”[5]那个自以为使人跨越了神话时代的蒙昧和野蛮的启蒙精神，非但没能使人成为“主人”，反倒使人沦为新神话的奴隶和牺牲品。

哲学也为这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考方式付出了代价，主体除了那个永远同一的我思之外，一无所有。“所谓主体理性的胜利都归属于逻辑形式主义的实在，都以理性对既定事物的直接顺从为代价。” [6]主体理性的胜利是以理性主体直接顺从理性和既定事物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当人们用理性来思考一切时，人的思维也受制于这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逻辑，这种逻辑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世界未经检验地被纳入了始终如一的、理性的同一性的体系，从而失去了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认识的任务不在于理解、分类、计算，而在于对每种当下之物加以明确否定。”[7]否则，人就会失去对现实的否定性。

启蒙把思维数学化、计算化，思维所呈现的世界也表现为数学的世界。于是，形象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就被忽略，不再被人关注。唯一得到发展的东西只剩下计算理性，科学公式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追求未被神话证实的实际东西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它以另外一种方式走上了神话的道路。启蒙越多地作用于存在的东西，就越多地沉溺于存在的东西，于是越盲目地再现这些存在物，以致现存的东西成为了一切。这样，思维似乎被启蒙所左右而失去了否定、批判的能力。思维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可以再生真理。思维反思自身的能力被无情剥夺，思维成了同一反复。从而，启蒙精神就退化为神话。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真实存在不再具有意义，有意义的存在反而是被计算理性所控制的存在。这样，退化为神话的启蒙精神从未想到要摆脱神话，它自以为控制了一切，但实际上依旧逃脱不了退化为神话的命运。

二、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反思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的内部就包含着异化。在启蒙理性中，人绝对的掌控自然，使得人与人之间变为绝对的利用关系，人就这样被启蒙精神所异化和迷惑，在迷惑中人丧失了自我的价值。

来自反面的声音认为这种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太过消极，将启蒙理性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是片面的，而没有看到其中的价值理性。哈贝马斯也认为，不要对启蒙精神失去希望。人的自我价值的缺失，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而造成的。只要重建价值理性，人的价值缺失和异化就可以得到拯救。

此外，认为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缺乏标准。从整个人类发展史上看，技术的加速进步和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的不断增强都是必然的。说到发展的必然性，就要反思一下它是在怎样的标准下实行的，即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工具理性发展到哪一阶段是必然的，而越过这一阶段就变成了滥用。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分析中是找不到这种标准和量度的。

但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理性批判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的、消极的批判，而在于这种批判思想引发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警觉，让人们察觉到启蒙精神内在的欺骗性。避免人们将他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用来完全控制自然及其他人，避免将人的灵魂从愚昧中释放出来却置于新的奴役环境之下。我们不难从工具理性的核心观念中导出人裁制自然的思想。但是，从掌控自然中发现对人的掌控却是霍克海默等人的闪光之处。

参考文献：

第4篇：自然科学的启蒙范文

要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应当首先考察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的内涵，因为这些概念的含混往往导致对文学现象判断的失误。在苏联文学理论体系中，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是作为“创作方法”而存在的。“创作方法”源于苏联早期“拉普派”的“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后来，“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理论随着拉普派的倒台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创作方法”概念却保留下来，而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就与“创作方法”相联系，成为超历史、非美学的“创作原则”。中国接受了苏联文学理论，就出现了《诗经》、杜甫等属于现实主义，而《楚辞》、李白等属于浪漫主义的说法，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等主张。事实上，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现象，不是所谓“创作方法”，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潮一方面体现为特定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另一方面，还具有某种历史的内涵，借用舍勒描述现代性的概念，是一种“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文学思潮更本质的方面。作为某种风格、手法，可以具有某种超历史性；但作为某种精神气质，又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对五四文学思潮的认定，就必须首先考察其历史规定性。而所谓五四文学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习见，其缺陷也在于仅仅考虑到世界文学思潮（主要是现实主义）对五四文学的影响，以及五四文学接受的具体艺术手法（主要是写实手法），而忽略了文学思潮的历史规定性，没有顾及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情境以及它的精神气质。如果从严谨的学术立场出发来，不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概念仅仅理解为某种艺术手法和风格，而是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思潮，就必须承认，五四文学还不具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不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和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而且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中国的特点，具有开放的、多元的性质。

启蒙主义是欧洲18世纪的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启蒙文学家，他们宣传的启蒙理性成为启蒙文学的指导思想。在德国有莱辛以及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狂飙运动。在俄国有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普希金曾经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作家，其实应为启蒙主义作家）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启蒙主义文学。还有意大利的启蒙文学等。启蒙主义接续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封建、反教会的传统，继承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它高扬理性的旗帜，宣传人类进步的观念，从而发展和超越了文艺复兴精神。从现代性的角度说，启蒙主义确立的理性和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启蒙主义文学是鼓吹现代性的文学，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文学，这一点是它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根本上不同之处。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内容。18世纪欧洲封建主义统治尚没有被****，启蒙主义者正在开展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为将来****封建主义作思想准备。启蒙主义文学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把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敌人。这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把资本主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不同。第二，启蒙主义文学坚持理性，主要是人文理性，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相信人的崇高和伟大。伴随着理性的乐观精神，启蒙主义文学也渗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这是启蒙主义者觉醒后的悲凉情绪。启蒙文学的理性精神与浪漫主义反叛理性甚至颓废倾向，现实主义对人文理性失望，自然主义肯定人的生物性不同。第三，启蒙主义文学既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反拨，又是前浪漫主义的文学，它还没有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客观的描写和主观的抒情、说理融为一体。这与以后浪漫主义偏向主观性而现实主义偏向客观性不同。第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平民性，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体现着平民精神，与贵族化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有本质的不同。在以上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中，核心的精神是对于现代性的鼓吹。这不仅是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界定，也适用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

如果用启蒙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五四文学思潮，就会发现，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更符合实际。文学的性质首先是由历史特点决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主要引进欧洲的启蒙理性，批判封建主义，呼唤现代性。它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主义。五四启蒙运动高举启蒙理性的大旗即科学和民主。科学精神即工具理性，而民主不过是人文理性的政治内容，它们是都是启蒙理性的组成部分。因此，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是相似的。由于中国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时期历史语境的相似，五四文学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启蒙主义的性质。五四启蒙运动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文学中无论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一派，还是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一派，都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受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且强烈鼓吹这种理性精神。科学主义是五四的主导思潮之一，对科学的崇拜已经形成了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正如胡适所言：“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科学主义的霸权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达到了顶峰，并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文学。科学主义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向往是一致的。五四启蒙者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中国的明天（陈独秀语），讴歌新的生产力，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憧憬，郭沫若把工业化的产物称为“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是严母呀！”（《笔立山头展望》）他歌颂着：“力呦！力呦！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呦！”（《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个力是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派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如矛盾就以科学主义的立场提倡写实。五四科学主义的重要内容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到中国，演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成为进化的历史观的根据。这种历史观不仅对人性的进步充满信心，而且对科学的昌明寄予希望。对科学精神的歌颂是与启蒙主义文学的主题是一致的。歌德在《浮士德》中，让浮士德在科学的创造中找到了归宿，面对被改造过的世界赞叹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在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具有相似性。当时，中国现代工业文明还十分幼小，它还远没有像欧洲19世纪那样成为人的自然天性的桎梏而引起批评和反叛；争取现代文明而不是批判现代文明成为时代的要求。因此，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文学一样，肯定工具理性，讴歌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说，五四文学具有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同样，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一样，具有人文主义倾向。五四文学的主题，是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宗法礼教，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如鲁迅批判国民性、控诉吃人的旧道德，郭沫若讴歌理性的自我，郁达夫抒发内心的苦闷，王统照强调爱与美、冰心塑造童心，等等。这些主题属于启蒙主义，而不属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从文学主张上看，五四文学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李大钊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主张“表现自我”等等，都是启蒙主义的思想主张。启蒙主义宣扬的个性主义是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如鲁迅的“救救孩子”呼吁，对阿q的灵魂与命运的解剖是为了反思国民性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即使郁达夫的颓废、感伤也与国家的命运联系着（《沉沦》）。这种理性精神区别于浪漫主义的自我反抗和现实主义的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同时，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也伴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感伤主义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一种流派和风格，它成为浪漫主义的前奏。鲁迅散文《朝花夕拾》、《野草》里面既有对童年的天真的怀念、对黑暗的奋勇的抗争，也有深沉的悲怆和孤独的绝望。郁达夫的小说展现了带有颓废情调的感伤风格。还有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都诉说着感伤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也渗透着隐隐的乡愁。甚至如郭沫若的《女神》在昂扬的激情中也有感伤情调。这种感伤情调体现了理性觉醒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孤独和彷徨。五四启蒙运动给五四文学注入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无法抹掉的。

启蒙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没有像后来的流浪主义与现实主义那样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裂，它不是纯粹的客观写实，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表现，而是把客观的写实与主观的表达融合为一。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也具备这个特征。鲁迅的作品因写实手法而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但《狂人日记》等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也在客观写实中糅合了明显的主观性，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是国民性的通病，但主要体现在道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把它安在阿q身上，并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严格写实标准，这是作家对文学形象的主观化创造。俞达夫被看作是浪漫主义者，但他的作品在主观表达的同时也展开了客观的描写。因此，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来界定五四文学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用启蒙主义来解释五四文学则比较合乎实际。

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也表现在它的平民主义主张。启蒙主义是一种平民主义思潮。城市文明的兴起，使第三等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要****贵族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启蒙思想家大都出身平民，如卢梭、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当然也有像伏尔泰等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但最重要的是启蒙主义提倡平等思想，这是一种平民主义。启蒙文学也贯穿着平民主义，它的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思想主张。而浪漫主义文学就精神气质来说是贵族化的，虽然它也有平民出身的作家，但其思想资源来自中世纪文学，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叛，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四启蒙运动的主体是新产生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民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民主义。五四文学主张平民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内涵就是平民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也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茅盾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1五四文学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写农民、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等小人物，关注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遇，体现了鲜明的平民精神。五四文学的平民主义性质证明它属于启蒙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对五四文学的定性。创造社成员并没有自称是浪漫主义，据俞兆平先生考证，所谓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是在30年代被郭沫若、郑伯奇等人追认的，原因是苏联对浪漫主义的肯定。2而此前郭沫若称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为“主情主义”。文学研究会确实主张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文学实践就真的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被定性为现实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没有自称为现实主义，以后也没有给予追认，而是给自己定性为“启蒙主义”，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

所谓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并非真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中国形式。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其时近代工业已经显著地发展起来，城市文明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使人类付出了代价，城市束缚了人的自由，科学排斥了人的灵性，因此文学开始反抗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它讴歌田园生活，回归自然，甚至缅怀中世纪，以想象和抒情甚至神秘主义和病态的颓废情绪来对抗理性的现实，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化传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家马丁·亨克尔对浪漫主义的说明：

    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2

尽管各国的浪漫派有不同的特点，在政治立场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因此从苏联传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区别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但对现代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反叛应当是它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它的精神气质，而想象和抒情只是附属于于这个本质属性的具体艺术手法。

如果认同对浪漫主义的这种概括——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那么，对照五四文学，就必须承认，它不属于浪漫主义，因为它没有反叛现代性，而是讴歌现代性。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浪漫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却在热情地讴歌进步、讴歌新时代、讴歌科学和工业文明。他赞美道：

    黑沉沉的海湾，

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

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囱都开着了黑色

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笔立山头展望》）

其他创造社作家也没有批评科学和工业文明，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工业文明还刚刚起步，十分幼小，而科学精神也刚刚传播进来，它们远没有压迫人的灵性、束缚人的自由，反而是中国从贫穷、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的希望之所在。因此，五四文学不但不可能批判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反而讴歌现代性，期盼现代化的来临。

五四文学缺乏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和怪诞风格，而体现出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和比较古典的风格。浪漫主义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学传统，带有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甚至表现出颓废的情调。而五四文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土壤中，浸淫于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它没有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也没有体现出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即使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也是如此。创造社主张表现文学的“全”与“美 ”，同时有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郭沫若的诗歌充满了激情和想象，但又洋溢着理性精神，他讴歌自科学、民主、自由，高扬自我，对未来满怀希望。这与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气质相去甚远。郁达夫虽然有某种颓废情调，但他的伤感仍然带有社会的、理性的内涵，他的性苦闷与作为弱国子民的压抑感联系在一起。在《沉沦》的结尾中，主人公感叹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种情调正是五四时代的基本精神气质，它是理性的、启蒙主义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的。

五四文学直接受到启蒙主义文学的强烈影响，像卢梭、伏尔泰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歌德、席勒、莱辛等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大量译介，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五四文学吸收了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用以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和改造国民性。因此，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中的倾向于主观的一派，主要是创造社代表的一派，就更接近欧洲启蒙主义，特别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击运动”时期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可见一斑。郭沫若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内容“大体以歌德为中心”，他把歌德奉为人类仅有的两个“球形的发展”的天才（另一个是孔子）。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郭沫若说：“我译此书，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包括“他的主情主义”、：他的泛神思想“、”他对于自然的赞美“、“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他对于小儿的尊崇”等。于此可见创造社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是属于启蒙主义的。而同时，许多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作家（即所谓“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大量译介，如拜论、雪莱、海涅、雨果、密茨凯维支等；而如许来格尔兄弟等所谓“消极浪漫主义”则很少译介。浪漫主义更多地是作为启蒙主义文学资源被接受的。五四启蒙文学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性、抒情性，而没有接受它的反现代性。因此，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推动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发生，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如果说对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尚有怀疑的话，那么，对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则几乎是没有异议的。五四时期的文学家、理论家确实主张现实主义，也把五四文学定位于现实主义。但是，正像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依据他对自己的看法一样，不能根据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和对五四文学的评价来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的描述，都把五四文学的主流定性为现实主义，并认为五四现实主义的代表就是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但这种认识是经不起推敲的。现实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写实，而在于其精神气质等历史规定性。欧洲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以写实的手段来揭露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的堕落，从而成为继浪漫主义之后又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人道主义为武器而展开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揭露、控诉、抨击，并提出了以爱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同时，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成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只有抓住这个精神气质，才把握住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五四文学虽然吸收了欧洲文学的写实手法、批判精神，但它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批判封建主义，呼吁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的精神气质是与现代性一致的，它的审美理想是理性的、乐观进取的。这一点是五四文学不属于现实主义而属于启蒙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据。五四时期，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封建关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五四启蒙运动就是批判封建主义的运动，他的社会理想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而理性即科学和民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五四文学不具有欧洲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即它没有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没有质疑现代性，没有对现代性的沉重的失望和深刻的反省。五四文学是指向现代性的，它坚信并憧憬理性精神（科学与民主），体现了少年中国的青春朝气。这种精神气质是与欧洲启蒙文学相似的。鲁迅批判的对象是农民的愚昧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消极，从而控诉封建主义文化的吃人本质，在强烈的批判精神中仍然饱含着对现性的认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作品也展开了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并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创造新社会的信念。

五四现实主义说的主要依据是五四文学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学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基础。据米达安·格兰特的说法：“‘现实主义’源自哲学，描述一种‘目的’，即现实的获得。‘自然主义’源自自然哲学即科学，描述一种‘方法’，有助于获得现实的方法。”1但是，五四文学依据的科学精神主要是进化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就被当作生存竞争、社会进步的根据，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精神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体现出对人类前途的乐观精神，这种社会历史观成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五四文学不是把真实性、客观性放在首位，而是把进步性、战斗性放在首位。它没有达到现实主义的严格的客观性，更没有达到自然主义的精密性。五四文学中标榜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一派，主要是以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派，在客观描写中渗透着鲜明的主观性。如鲁迅很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成为他的作品的主导思想。因此他“排众数而任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摩罗诗力说》），并没有尊奉科学主义，倒是偏重于主观性。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了，此处不再重复。欧洲现实主义依据的是实证哲学；自然主义依据的是生物学，而五四文学既没有受到实证哲学的重大影响，更没有受到生物学的重大影响，而主要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影响。甚至现实主义之被引进，也因为按照进化的文学观念，中国在摆脱古典主义以后，应该进入现实主义阶段。陈独秀认为：“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2因此，不能以科学精神为根据把五四文学确定为现实主义，它的进化论只能导致启蒙主义。

五四文学倡导现实主义，也大力译介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现实主义思潮而形成了启蒙主义思潮呢？为什么理论主张与文学实践不一致呢？一个原因是，欧洲现实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近，五四文学受到现实主义余波的强大影响，五四文学自觉地学习和引进现实主义，并自称为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欧洲启蒙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远，因此虽然继承了启蒙主义精神，但启蒙主义并没有获得承认。这样，五四文学就发生了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不一致。此外，外来文学思潮的传播要受到本国文学实践选择、改造、同化，从而使外来文学思潮发生了变形。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情境规定了欧洲现实主义思潮注定要融入中国启蒙主义的文学实践。五四启蒙运动需要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大量引进，同时，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进行了同化、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五四文学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少，而受到俄国“人生派”的影响较大。郑伯奇在五四后总结道：“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319世纪的俄国正处于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关头，反封建的启蒙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相继出现并融合为一体，因此，被称作现实主义的俄国文学就包含着启蒙主义的因素或者就是启蒙主义。除了普希金等启蒙作家之外，像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岗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别、车、杜等虽然服膺现实主义，但他们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的，因为这些作品是反对封建****、鼓吹自由主义的，是争取现代性的，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不是批判现代性的。即使如托尔斯泰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批判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严厉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从而与启蒙主义相联系。这样，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就侧重于启蒙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对欧洲现实主义的接受也有被启蒙主义同化的倾向。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本来是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而在中国则演变为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成为启蒙主义文学的样板。鲁迅对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也是为了吸收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从而成为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写实手法上，而没有深入到其精神气质即历史的规定性层面上。从文学革命开始，对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认识就停留在写实手法上，如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中就有“曰推倒陈腐的铺陈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写实主义主要是针对古典主义的“铺陈”，而其自身特点也主要是真实（“立诚”）。五四启蒙主义者很少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而多从符合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茅盾认为：“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1他之所以由提倡新浪漫主义而改为提倡自然主义，也是出于对中国文学不善于客观描写而需要加强写实训练这样一个认识。2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重艺术手法，而对其精神气质则有所屏弃。茅盾曾经批评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3他强调自己提倡的“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4同样，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不加区分，也是仅着眼于写实手法的相同，而忽略了二者精神气质的不同。由于屏弃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人生观的自然主义”），仅仅学习和引进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技术上的长处”），于是，五四文学就自以为属于现实主义，而实际上是启蒙主义的。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它是多元、开放的启蒙主义。这主要因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所处的世界文学的环境造成的。在五四时期，欧美文学已经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思潮。这意味着五四文学虽然具有启蒙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但它的思想资源并不仅仅有启蒙主义，还有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因此，五四文学不仅吸收了启蒙主义文学的精神，而且还吸收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和写作手法。这种状况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了多元化的特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虽然都属于启蒙主义思潮，但由于受到的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同，吸收的文学思想资源不同，因此就具有了不同的风格。创造社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较大，因此偏于主观表达。文学研究会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因此偏于客观写实。此外，现代主义对五四文学也有影响，如鲁迅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某些美学思想和艺术手法，写作了带有表现主义风格的《野草》、《故事新编》等。因此当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做总结时，他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5五四文学对欧洲多种文学思潮的开放性，也使五四文学具有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了，带有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风格、特征。可以说，由于吸收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五四启蒙文学较之欧洲18世纪启蒙文学要丰富、深刻得多，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艺术手法上都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五四启蒙文学就具有过渡的性质，拥有了自我超越的品格。它在五四以后发展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五四以后中国迅速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文学的任务除了继续批判封建主义外，对被扭曲的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反叛、批判也提到日程上来，于是产生了沈从文的留恋淳朴的乡村文明、抨击堕落的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小说；老舍的描写市民的没落命运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茅盾的《子夜》为代表的批判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还有李金发代表的象征派诗歌，施蛰存、刘呐鸥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无名氏代表的先锋小说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以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就会发现，它也具有开放的启蒙主义的特征。与五四文学一样，以往对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定位起码是不准确的。新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以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主义的变体，呼吁科学、民主、主张个性解放，它的历史规定性是启蒙主义的。同时，它又吸收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具有了多元形态。只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才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如新写实小说）和现代主义（各种先锋文学）才出现。这一段历史的重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最后，我们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在长达大半个世纪中会对五四文学思潮作出不当定性。首先，受到苏联“创作方法”概念影响，对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理解具有非历史性。其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质定位不准，把一个争取现代性的启蒙时期当成了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时期，从而把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错误地当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有，就是受到苏联尊崇现实主义的观念的影响，硬把启蒙主义“拔高”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现在，以现代性理论为准绳，就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还五四文学的本来面目，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描述。

 

 

注释：

[1] 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全集〉第18卷（中国文论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 参阅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0——143页。

1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 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1 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 矛盾《文学与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版，第58页。

2 参阅俞兆平〈〈浪漫与写实〉〉，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75页。

3 《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期，1920年8月版。

第5篇：自然科学的启蒙范文

作为专注于幼儿科学启蒙教育课程研发及配套教学具设计、生产，开展课程理念推广及教学教研服务指导的北京师恩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旗下教育品牌，师恩教育成立于2007 年，凭其多年对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不懈研究、执着与坚持，依托北师大教学资源和人才优势，师恩教育成为国内第一家也是至今仍然坚持独立自主原创研发幼儿科学启蒙教育玩教具材料的知名品牌。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师恩教育坚持秉承“播种教育、不忘师恩”的理念，用锲而不舍和专注、专业的匠人精神做好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事业。

为此，以原始联合创始人唐安兴、刘彦斌和张友静为首的师恩教育团队坚持结合本土实际需求，坚持注重教学实践的研发理念，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创研发核心，坚持以孩子主导为本，坚持以传输核心教学思想为中心的五大理念去进行儿童科学启蒙教育。

“‘DIY：dou it youself，做你自己想做的’，这是‘趣味科学DIY’课程教学具材料研发、设计的核心指导思想。我们经常会被园长、老师、家长问到你们材料为啥这样设计呢？为啥不把导线直接接好或者导线预留接口或卡口呢？我们通常回答科学启蒙教育本质是‘动手’、‘动脑’、‘引导’、‘探究’，如果是那样不如买个拼插玩具或积木玩具，也根本不用在园里学习，我们所有教学具材料研发、设计必须遵循‘动手’、‘探究’的原则，能动手一定让孩子动手，尽可能创造让孩子多动手的机会，我们不能帮也不要帮，否则就失去了科学启蒙教育的意义。”

于是，师恩教育课程实验在符合儿童身心特点前提下，甄别、选取坚持来源于生活、相对安全、简单有趣的三个原则。来源于生活主要是师恩教育教学具材料包都来源于孩子周边的事物，这样就能满足孩子们“做中学、做中玩”心理；简便不是指玩教具材料材质的简单如纸片，或操作的便捷如拼插等，而是把复杂的实验变成深入浅出的教学模式，这样就能让孩子们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大大增强了孩子对科学的认识能力；相对安全是基于没有绝对安全基础上，告诉孩子什么是危险的，才能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体现幼儿科学启蒙教育安全教育的理念。

师恩教育三大原则的提出是基于幼儿科学启蒙教育的特点制定的，十年的幼嚎蒲启蒙教育经历，让以唐安兴、刘彦斌和张友静为首的师恩教育团队积累了很多经验，他们认为，幼儿科学启蒙教育就是着眼于生活和周围的事物，启蒙幼儿的初步认知和探究的能力。

例如师恩教育玩教具材料中的圆形基座设计，这个设计来源于生活，最终又回到生活中，充分体现了玩教具材料设计者极大的智慧，研发、设计电池盒必然涉及导电系统的正负极，从工业设计角度来分析单纯塑料模具工艺不算复杂，甚至很简单，但如果镶好用于导电的正负极金属片工艺立即变得复杂且成本大大提升。设计者在解决这个设计时可谓是呕心沥血，这个灵感的获得是个偶然也是必然，设计者在一次穿衣时纽扣（学名：子母扣）脱落掉下，捡起那刻惊奇发现纽扣掰开正好类似电池盒导电的正负极，只需在设计塑料模具时预留合适的插孔就可以，这样的设计不但让孩子重新认识了生活中逐步淡出服装领域的纽扣，而且锻炼了孩子的观察力和动手拼插能力，符合了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本质精神。

“课程教学具设计必须分清与玩具或积木的本质区别，保证绝大部分孩子能够独立动手操作完成，同时兼顾制造一定的麻烦，真正实现动手、动脑的教育宗旨。”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是一项长久的工作，以唐安兴、刘彦斌和张友静为首的师恩教育团队还致力于教学指导手册的编写，进而根据教学指导手册对课程所需的玩教具材料采买样品或进行工业设计、绘图，根据工业绘图开模、试模、修模、定型，进入工业化生产，最后通过教学实践与推广不断更新、优化、升级实验玩教具材料，让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之路越走越长。

于是，不管是从课程体系科学、系统的设计到教学具的研发再到教学教研服务，师恩教育当仁不让地走在行业的前列。师恩教育“趣味科学DIY”课程教学具是率先获得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检测认证，并首次根据师恩教育教学具设计理念制定了行业标准，即Q/HDSEJ 001-2011《儿童趣味科学教学具》。这既是贯彻国家鼓励原创的发展战略，也是国家层面对师恩教育的肯定与认可。至于其教学教研服务，由于师范院校没有儿童科学启蒙教育的师资培养体系，师恩教育推广课程的同时还要承担师资的培养，除了常规的教学培训，也协助地方社团组织或指导教学机构举办针对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科学嘉年华活动，提升全民科学素养。2015―2016年师恩教育连续两年承接北京市海淀区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科普进社区活动两百多场次，由于课程朴实易懂，教学具的趣味性得到了家长、孩子及相关专家领导高度认可与赞扬。

在与唐安兴、刘彦斌和张友静的交谈中，他们一直强调创新。“创新贯穿着师恩教育整个发展历程，可以说是师恩教育综合实力及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于创新他们异常看重。于是，从成立之初起，师恩教育就坚持创新不放松，把创新做到极致。他们认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儿童是未来社会创新的中坚力量，师恩教育致力于儿童创新能力教育，是为了造就一个时代的发展，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不是培养科学家、而是培养正确科学探索习惯、培养兴趣，为未来一代的儿童注入创新的基因。

“师恩教育产品和服务包括三类：满足需求、引导需求、创造需求，创新的核心就是创造需求！我们要提供第三类的产品和服务，即创造需求。”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 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等实施几年来，整个社会对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有了初步的意识和观念的变化，但还没有到达重视的地步。幼儿园教育依然没有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学、教材、教具没有统一标准和规定。幼儿科学启蒙教育虽有统一的指导纲要，但缺乏配套政策和实施方案。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严重缺乏师资而又没有统一的师资培养体系，亟待建立并实施，逐步完善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人才、师资培养、储备体系，幼儿园极其缺乏用于开展幼儿科学启蒙教育的教学具或实验材料。正因为如此，师恩教育改变了国内科学启蒙教育的市场空白创新研发了一套符合国情的科学启蒙教育课程，同时承担了最基础师资培养体系工作。从此创新就成为了师恩教育的特质。

众所周知，教学教研的常规包括课程说明会、理念讲解会、教学培训会等，可作为学前教育领域的最大热点的科学启蒙教育行业，如何做到行业引领，师恩教育团队明白必须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对于科学启蒙教育课程，除了扩大教学机构的品牌影响力外，还得向全社会展示科学启蒙教育课程重要性。于是，师恩教育创造性策划了科学嘉年华互动体验展示活动，让所有人能够参与，可以参与，在其中体验科学教育趣味性、而不是深奥的原理、枯燥的公式，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目前，科学嘉年华互动体验展示活动已经成为了师恩教育的特色活动，每年都在北京城市科技嘉年A上展示并更新，同时深入校园和社区，如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科育社区、东北里社区等等。

第6篇：自然科学的启蒙范文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反思;中国的思想启蒙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0-0070-02

中国本土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这始终是我们心中的遗憾。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我对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有着属于自己的无奈与期盼。面对这种情况,也许我们会说是老外不懂我们的文化,也许我们会说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文学是充分具有民族特色的,有着我们自己的本性,有着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底蕴,不是西方国家能够读懂的,也许你会说我们不在乎,只要我们知道自己好就足够了。因此,在本文中,我主要想就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期待中国文学的现状来谈一谈自己对中国的思想启蒙的理解与认识。

一、反思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之路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科学家叫做诺贝尔,这位科学家很有钱,他在去世之后就把他的钱全部交给了一个基金,说要办奖,这个奖叫做诺贝尔奖。这个奖项的颁发始于1901年,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中国本土仍旧没有人得到过该奖项,我不想谈论物理化学等学科,我只想谈谈我们的文学,谈谈我们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之路。我们中国人曾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是为世界所瞩目的,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到鲁迅等人,他们都是为世界所承认的作家、文学家。同样,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我们熟知的老舍先生就曾获得这一奖项的提名,但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不得已老舍的资格被取消了,这是老舍的遗憾,也是我们中国的遗憾,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遗憾。但在我们之后的文学道路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也没有了“这样的遗憾”,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却再也没能成功的敲响诺奖的门呢?我们的心是期盼诺贝尔文学奖的,因此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礼都会在我国引起一系列的讨论,并且每一次我们都是满心期待。在2000年,因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著作,法国籍华人高行健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本以为会有喝彩的声音,因为他是华人,但高行健在中国得到的却是一片喝倒彩的声音,不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胸怀接纳又一个华人获得了此奖项,而是我们真的不能理解我们的本土有很多比他好的作家,为什么却没有得到呢?我们有我们的不平与气愤,但是静下心来我们仔细思考: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中国本土真的就没有办法冲击下来吗?究竟是他人对我们太苛刻,还是我们真的没有达到要求。在中国文学家向诺贝尔文学奖冲刺的一次次失败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作家的悲哀,不是得不到“诺奖”的悲哀,中国作家的悲哀是缺乏自我审视和自我价值的客观评判,明知差距而又不承认差距的虚伪做法,摆大师的架子却又身体虚浮吃不住劲的无奈。因此,当我们再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保持足够的冷静,我们中国文人是时候应该好好审视自己了。我们可以潇洒地说自己不在乎,但是真的可以吗?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文学吗?我们真的可以将我们前辈的成果就这样弃之不顾,不加以发扬吗?我想我们不可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深刻的反思与重鼓斗志。

二、反思中国的思想启蒙之路

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学界无法超越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高峰的时候,也有更多的人同时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思想启蒙问题。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就从未有过纯粹的思想开化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倡导要重视我们的启蒙之路,提出要重新启蒙,因为这无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中国的发展都是很有益处的。众所周知,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的自由思维的广度,而决定一个民族思想自由的便是这个民族的思想启蒙程度,但是我们的启蒙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的民族到底觉醒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中国最早的启蒙可以说是在1846年的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大炮将中国封闭了多年的大门打开,自此,中国便告别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融入到世界的潮流中来。我不是在为侵略者摇旗呐喊,只是在文化与启蒙这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在中国的思想启蒙上,几次侵略战争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国人中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开始了中国的思想启蒙之路。

中国思想启蒙里程碑――辛亥革命。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伴随着政治救亡和思想启蒙不断深化,积蓄到辛亥革命,终于促发了民族意识的大觉醒。首先,辛亥革命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结合起来,厘清了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揭示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两大主题,把反对外来侵略同反对本国的反动统治结合起来,同时也就把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民主自由统一起来,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是一个重大飞跃。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已经由过去的被动挨打转变为主动迎战,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端,意识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在这个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西方先进文化的不断传入,中国的一部分先进人士已经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但辛亥革命只是表面层次的启蒙运动,因为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敏锐地觉察到,中国虽然成立了民国,但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于君主专制;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他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认为民国之所以徒有其名,是因为辛亥革命对封建主义批判的力度不够,没能从观念上彻底清除纲常名教对人们的束缚,致使大多数国民缺乏自由民主的觉悟和国家主人翁的意识。陈独秀认为要实现国民的真正觉悟,必须经过三步。第一步是学术觉悟,即输入西洋文明,这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是政治觉悟,即国民关心政治,弃专制政治为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国民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以生命保护宪法之自由权利。第三步是伦理觉悟,即废儒家之三纲,倡自由、平等、独立之说。虽然只取得了小范围的成功,但这时的小成功对于中国的历史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大步,是不容忽视的关键一步,因为这是一个里程碑,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起点。

中国人自觉的启蒙活动――“五四”运动。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人自觉地担负起了思想启蒙的重任,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青年与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五四”启蒙运动是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标志。既是对传统的背叛,又是一个思想原点。作为政治和文化上的觉醒,“五四”负担了太多的历史使命。理性、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等等,诸多现代性诉求需要通过“五四”这一火山发出来。“五四”时期,启蒙被赋予了太多的涵义,使之充满了价值选择和思想走向的复杂性。它虽然没有为所面临的问题给出清晰的解决途径,但是,却储备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理想目标。想走出“怪圈”,就必须回归“五四”。“五四”是我们思想启蒙中的第一次自觉、主动地运动,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发扬的。而在清朝末年,社会急剧变化,思想空前活跃,各种社会思潮起伏激荡,有革新与复古,也有改良与革命。和自立军起义,促使了仁人志士思想觉醒。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振兴祖国,苦思冥想,尝试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碰到无数次的艰难险阻,经历无数次的挫折失败,使他们吸取教训,寻求新的出路。这一次改良同样以失败告终,但我们国人的思想觉悟却得到了质的升华。那么究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的思想启蒙。

西方思想史上一共有三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性质的运动,这三次运动及时一脉相承又是相互渗透与影响的。智者运动将人类的思维打开,为思想启蒙开了先河,起到了里程碑似的作用,文艺复兴则是让人们真正的意识到人类作为主体的作用与地位将人性的潜能发挥到最大,给人类带来了思想与身体的双重解放,而思想启蒙运动则是将人类的思想解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层次。经过这三次运动的洗礼,整个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人的思想一定得到了最大化的自由,人们的活动与行为已经可以称为是纯粹的自愿行为,尤其是人的文学创作,真的是有感而发并非无病,这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这样的启蒙机会,我们的文学创作才会逐渐的走向今天的道路。

三、行动的声音最响亮

西方的思想启蒙包括社会思想也包括科学思想,使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发展,从而产生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是密切相连的,而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成功也决定了我们的文学革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与否仅仅是对我们的文学的一个衡量,并不能代表全部,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对我们文学界的冲击,但在反思文学的原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思想启蒙问题不仅仅是靠文学就可以解决得了的,它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等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要想改变中国文学的命运,就必须从多方面下手。

首先,是思想道德层面。道德水平是一个人作为人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只要你有一颗善良、慈爱、宽容的心,你就可以成为道德上的巨人,只要你能够保持人最初的本善,你就值得大家尊重。因此,文学界的相关人士就更应该加强这个层面的修养与素质的提高,都说文如其人,只有你的道德水平受到了肯定,你的文章才能够真正的抒发出本真的情感,你的文学素养才会得到提高。

其次,视野的扩大。虽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在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发现,只有你本民族的能够与世界达到共同认知,你才能够有能力让自己民族的文化为他人所接受,所认可,所学习。因此,不论是在哪个方面的发展中,我们都应该明确这样一种观点:要融入世界,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大国情怀,大民族胸怀。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最后,综合国力的提升。前面我们所谈的都是软实力方面,而综合国力则是必不可少的硬实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我们能够吃饱穿暖了。有了国际地位了,我们衣食无忧了,我们才有心情,有资格去追求精神享受。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想问题,不容我们忽视。我相信当我们的国人不会再为了名利做一些互相伤害的事情了,也就能够真正的开始考虑竭尽自己所能的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了,那时我们的文学也就会真的回归到其本应具有的层面上了。

参考文献:

[1]中国作家:谁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EB/OL ].[2009-10-08].

[2]丁国强.启蒙死了、启蒙万岁[J].社会科学论坛,2008(3).

第7篇：自然科学的启蒙范文

关键词：启蒙；理性；批判；祛魅；转型

中图法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Abstract: After the initiate illumination by Kant, 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has been further promoted and firmly defended by Hegel and Foucault (late) both from classic and modern aspects, which generally means self-identification, self-edification and self-critiqu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ucault’s thought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is nothing but a certain kind of progress of itself and a summon by itself. 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reveals the intellective state of current times.

Keywords: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critique; disenchantment; transformation

一

启蒙是一种智慧。

启蒙（Enlightenment）是光（light）的结果，而智慧（Sophia）也是一种对光之澄明的追索，因此启蒙属于智慧。爱琴海边的先民们把智慧称之为sophia，由于它们似乎是某种明亮的东西（phaos），能让宇宙万物统统明亮起来，于是便从phoos（光）中引申出了去蔽除晦而通过思维认识进入光明的sophia（智慧），并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赋有了更高的神圣。如此观之，近代的“启蒙”，现代的“批判”以及后现代的“解构”，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种智慧以及对智慧的追求了。因此启蒙不惟是一个特定的介于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历史时期，也不仅是仅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先期准备，启蒙自有其本体的地位和作用。启蒙是一般的、永恒的棗虽然有关“进步”的功绩不必因它而来，同时有关僵化的罪恶也不可能由它而去。

启蒙与我们的关系是当下直接的，同时也是自明的。一方面我们的“现代”文化由启蒙发展而来，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就是现代世界分娩的阵痛阶段。在人类文化各个分支里（尤其在宗教、艺术和哲学中），启蒙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开始产生并显示其力量。“启蒙运动的哲学是一种新的、有成效的推动力量……现代思想已开始找到自己的道路。”[1](P201)现代社会就是启蒙开始的，并且那个词义模糊含混的“现代”一词其实就是新的一轮启蒙。另一方面，启蒙又是一个继往的环节，“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有赖于前数世纪的思想积累，……启蒙哲学只是继承了那几个世纪的遗产，对于这一遗产，它进行了整理，去粗取精，有所发挥和说明。”[2](Pii)

在启蒙运动进行了很多年以后，人们对启蒙仍还不甚了了。1783年就有人提出一个不可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何为启蒙？康德全面地吸收了启蒙运动形形色色的思想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补充获得了关于哲学问题和哲学方法的崭新的成熟观念。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P22)康德特别强调了只有自由，即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能给人类带来启蒙。所谓启蒙，也就是从某种被监护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挺身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康德学说不可比拟的崇高历史意义终于它不仅给后世思想规定了诸多问题，而且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康德不仅以其学术思想影响后世，同时也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充分证明和践履自己的学识。从普适的思想到一己之存在，康德都是启蒙成就的结晶。康德的批判哲学本身就是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成就，福柯对此形象地解释道：“‘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记载在‘启蒙’中已成为举足轻重的理性的日记。反之，‘启蒙’则表明‘批判’的时代。”[4](P533)康德挺身而成为一个自由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典范。启蒙就是一种成熟状态。

在启蒙思想集大成者康德这里，“启蒙运动思想至此趋于完善和有序，同时实现了康德自称在思想界开创的哥白尼革命，沟通了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个好几世纪来互相敌对的欧洲主要哲学传统。”[5](P118) 虽然哲学并非自启蒙运动而产生，但长期对立不和的哲学流派在康德这里却得到了有机的统一。此后西方思想又从康德的启蒙哲学进渡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后者随饱受现代人的攻击和质疑，但它却默默地成就着后世的一切思想，毕竟“哲学的质疑根植于‘启蒙’中”（福柯语）。在权威和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自我的独立与取消托管意味着一种自我存在的勇气。因此启蒙不只是一个不具有进步色彩的中性概念，它在给一切可称之为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问题盖上“现代的”日戳之外，还意味着某种价值的形成和延续。因此我们认为对以下的这个观点可以作些积极的理解，即，“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它与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截然对立。……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Gesamtumu?lzung），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移位和欧洲的完全更改。”[6](P175)这就是对启蒙或启蒙运动的总体观感。

二

黑格尔进一步把启蒙的古典观念推向了几乎尽善尽美的高度。在黑格尔看来，启蒙就是信仰的对立面。启蒙使用概念（其实这就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reine Verunft）的力量去横扫一切混乱的、蒙昧的东西。从逻辑上说，启蒙取代信仰也其有正当的权利。启蒙对信仰的颠覆所遵循的恰恰是信仰自身的原则，可以说正是信仰孕育了启蒙，在自我意识的维度中，启蒙是对信仰的超越。进而言之，由于启蒙把那些非现实的东西鼓励出来并从精神中分离出去，“启蒙于是对信仰有了不可抗拒的支配力，因为，在信仰本身中就存在着种种支持启蒙使之现实有效的环节。”[7](PP104-105)这种世俗化的理性启蒙自古及今不断壮大，终于在此时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从最本质的角度毋宁说：“启蒙是在扬弃着信仰本身中原来存在的那种无思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概念的割裂状态。”[7](P105)启蒙本身是对信仰的扬弃，因而它一方面与信仰存在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却是一种背叛。 从这里进一步推论，我们似乎就能享受到无限制的历史乐观主义所带给人类的无尽福祗。由于启蒙最终是对信仰的扬弃，从而达到了一种自我纯粹意识的真正知识，被信仰割裂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入到合谐的统一体之中，这样，启蒙与信仰、今生与来世、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行善的与享福的等等，彼此就有了新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真理性以及现在和现实性是结合起来了的。两个世界得到和解，天地互相交接，天国降入人世。”[7](PP113-114)照黑格尔看来的观点，原来千年盛世说是逻辑的必然，而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又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当启蒙之舟行至笛卡尔的理性堡垒时，“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家园，可以象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飘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黑格尔语）。以此比照我们当今的现实，便会对人们重新燃烧起来的热情有豁然之感。的确，启蒙具有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也就具有强大的穿刺性，因而必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支配力”。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简直无法想象20世纪的人会最终认为启蒙及其结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站在启蒙运动的立场上来看今天对包括启蒙在内的整个传统的放肆的攻击，我们就会认识到那种以为当今的问题是启蒙过了头的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自身就是启蒙时期需要彻底批判的那种思想上的残渣余孽，或者对这些后思（Nachdenken）者来说，启蒙还没有到场。

在黑格尔那里，启蒙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教化。自启蒙运动之后，关于“教化”的思想就一直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主流，近年来欧陆的解释学和美国的“新实用主义”又重新唤起人们对启谛心智、造就自我的启蒙／教化的人文塑型手段的巨大热情。在最根本的层次上，启蒙与古希腊的paideia（教育）和中世纪的humanitatis（人性）一脉相承，只不过是以不同名号来指称人的自我塑型过程。正如著名政治学家萨拜因所说：“从这一过程中便产生出一种自觉，一种个人的生活和内在性的意识，而这是古代希腊人从来不曾有过的。人们正在缓慢地为自己制造灵魂。”[8](P179)在后神学时代，出于这种自觉，人们便要反对信仰，亦即反对异己的、外在的、彼岸的王国，而追求此岸的生存权利和生活方式，也就是“从自我归罪的未成年（selbstverschuldenten Unmündigkeit）进入自由的成年和自我规定”（特洛尔奇语）。我们也才更能够体会尼采的呐喊“上帝死了”的现代性内涵。启蒙就是人类造就自我的过程。

启蒙哲学的特殊魅力和它的真正体系价值，在于它的发展，在于它有鞭策自己前进的思想力量，并用于探讨它所遇到的问题。[2](Pi)对我们而言，最富有启示的功绩便在于这种大无畏的思想勇气和积极负责的人生态度。具体到学理的层面，在启蒙对信仰的颠覆中，理性成为了有效的工具，并从工具的地位上升至方法论、本体论的地位（所谓“工具理性”之说可能就由此而来）。正如人文主义的捍卫者所说：“启蒙运动的了不起的发现，是把批判理性应用于权威、传统和习俗时的有效性，不管这权威、传统、习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5](P84)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显然是受到了诸多“大发现”的激励，反过来又成为了这些大发现的开路先锋，为一个全新的世界付出了全部的热情。这就是启蒙理性的力量，相对于宗教统治的神圣境界来说，又是一种世俗化的力量了。因此“一部西方近代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至18世纪的启蒙时代大致才初步完成。”[9](PP6-7)这个势不可当的进程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就已经初现端倪，到启蒙运动而臻完成，而启蒙就是支撑人类自我成型、成就和成熟的“阿基米德点”。

三

“启蒙”在当今重新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话题，究竟是不是转型的一个必然环节或者唯一的环节，还是仅属必要的环节，一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但在作出任何可能的结论之前，我们首先在问题的表层上感受到它的提问者的身份背景所赋予该问题外在的启示。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提出“何为启蒙”的话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此福柯晚年对启蒙的回归性认同特别具有分析价值，这也是启蒙观念最富有启示性的内涵。

福柯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思想转变，在最后一次转变中，他走向了对启蒙、对传统的深切关注，并且从此掀起了已荒疏多年的对传统的冷静客观的反思浪潮。这无疑敲响了后现代主义落幕的钟声（好比德里达所说的“丧钟”？），重新把人类的智识和热情导引到已偏离多年的主航道之上。今天，“何为启蒙”重新成为了问题，该问题自康德给出第一次回答之后，现在又将源源不绝地向人类提供思想的原料和想象的空间，又将以其深邃和广袤的问题性滋润这片被“革命”的涅槃之火焚烤得太过荒芜而至龟裂的家园。“何为启蒙”的话题又将为沉溺于各种败坏和混乱中的思想建立起自我造血的功能，或者建立起能够产生问题的内在机制。

福柯审查了两百余年的思想史之后，坦率地告诉我们，虽然启蒙是人类走向成熟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4](P542)由此推广开去，那么，“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作出回答的哲学。”福柯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暗示着一个我们不愿面对的事实：我们并不成熟！在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奋斗之后，我们差不多还停留在原地。于是从福柯这位“新型档案员”（德勒兹语）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出许多急需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还在康德终生所从事的范围之内，或者说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还是康德式的。

福柯在他晚年的思想中把启蒙放在了康德的“批判”思想的意义上来考察，甚至把自己整个一生的思想也作了一次批判性的洗礼。在他看来，启蒙就是批判。他认为，启蒙作为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体质的、文化的事件的总体而成为一个样特殊的精神领域。启蒙作为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启蒙就是批判，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批判呢？福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线作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线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4](P542)福柯这种既朴素、古典又现代味十足的思想给启蒙定了一个笼统、抽象甚至模糊的性质，但或许这种凌虚之思方才是启蒙观念最好的追随者。同时，这种思想凝聚成一种现象，比如就叫“福柯现象”，我们的启示可能更为明确。

启蒙观念的深刻启示并不就是福柯关于启蒙思想的历史性复述，而表现在这位经常同后现代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在他的学术生涯终结之际，却“浪子回头”般地肯定了启蒙批判以及其他具有古典品位的思想，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评价的那样，“福柯最终还是放弃了对后现代性的同情，遁入尘封的古代卷帙中，在。因此他不仅从‘神秘而恼人的’后现代性中退却了出来，而且甚至变成了某种具有康德主义成分的古典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10](P94)正是由于启蒙的召唤，福柯从思想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回归到了“应然”的境域中。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启蒙观念在“福柯现象”中的深层次表现对我们理解当今的精神状况颇有帮助。虽然我们如今对进步的可能性所抱的信心已粉碎无遗，但是我们我们的境遇与启蒙运动时所面临的一样，当时，“他们还不敢断定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何在，但他们同样受到它（按指启蒙）的力量的影响。他们相信，这一趋向是人类的崭新的未来的预兆。”[2](P13)这同当今的时代精神极其相似，或者至少可以在我们这个同样紧张、亢奋的时代精神中观察到启蒙运动的影子，这不仅仅因为我们的时代产生于启蒙运动，更是由于我们的时代本身就处于“启蒙”之中。确如康德所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3](P28)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一个正在启蒙的时代，因为我们诸多方面的不成熟，所以我们所处的并不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许许多多的迹象表明，我们有关的启蒙的梦还要继续作下去，我们有关启蒙的讨论还得持续下去，而最终我们有关启蒙的故事还要继续流传下去。

四

不仅福柯的个体性转变是启蒙观念的杰作，甚至整个现代文化的转型都是启蒙思想的结果。

众所周知，启蒙的观念在20世纪却遭到了全面的挑战和质询，甚至在后尼采时代的颠覆或解构风潮中，传统的启蒙观念几乎名誉扫地。其实启蒙这种挣脱鬼魅统治的“祛魅”（disenchantment）从根本上就意味着对信仰的颠覆，也就是说，启蒙本身就是一种颠覆行为，而启蒙之被颠覆也当在情理之中，应了了“以暴易暴”的古训。人们在启蒙运动中所积累起来的“造反”经验在后来人们对启蒙自身的造反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启蒙运动后来又在理性建设和压制信仰方面落下了窠臼。因此启蒙运动这场理性“造反”信仰的运动，与20世纪非理性造反理性或启蒙之被颠覆的运动共同构成现代思想史的两个并立而共生的维度。

启蒙运动这个被韦伯称作世俗化的“祛魅”（Entzauberung）过程便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而有人据此进一步认为这种祛魅最后引火烧身，导致对自身的祛魅，对于启蒙这个始作俑者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结论是，具有祛魅性质的现代科学开始了一个由祛魅的科学本身而至结束的进程”[11](P4)。在这种颠覆者恒被颠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逻辑和一个鲜明的回归过程，也就是从disenchantment（祛魅）到re-enchantment（返魅），即重新回归启蒙的过程。就在这种“反者道之动”的永恒辩证法中，启蒙的奠基性作用和建构性功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现代人对启蒙的颠覆本身就是启蒙最为生动的展现。在那些需要现代人胼手胝足努力破除的权威中，有人认为启蒙运动树立起来的理性是最新的最具危险性的权威，其间有漫天的技术统治、有难以填充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各种几近野蛮的渴求、有最官僚化的思想规范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或许很有道理的观点，其实有些过时了，它阻碍着我们对历史的清理和整合，妨碍着我们平心静气地思考往事的工作棗这乃是我们这场伟大的社会文化转型的“急所”。一个不无启示性的现象就是：17世纪是公认的“理性的时代”，到了18世纪时理性却被放在了审判席上的“被告”一方，但正是对理性的这种严格的批判导致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理性主义的空前繁荣。在此我们不禁会联想到：当今我们从不同方面对启蒙所进行的详尽的批判性反思是不是也会经受同样的历程并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对此持历史的乐观态度，这种历史的乐观态度正是启蒙运动给我们的教导，因为“启蒙精神所推崇的理念是抽象的个人主义以及无限制的乐观主义”（刘小枫语）。我们的确有理由认为，当今对启蒙的讨论实际上是受到了历史事件的刺激和历史理性的召唤，一个基本上无庸置疑的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新的一轮启蒙即将在全方位的讨论中全面铺开。

启蒙在20世界的流变昭示了一个深刻的启蒙观念：启蒙就是转型。不管从世俗政治权力的交接、理性对信仰的颠覆、现代知识形态的诞生，还是人类新的理想的升起，都可以说明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对此，福柯曾总结到：“‘启蒙’是一种事件或事件以及复杂的历史进程的总体，这总体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这总体包含这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政治体制的各种类型，知识的形式，对认知和实践的理性化设想。”[4](P537)难怪福柯要把今天同样处于转型期的现代哲学看作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那个问题即“何为启蒙”作出回答的哲学。究其根本之处便在于“转型”使然。

以尼采哲学为例，虽然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所经历的生活条件的巨大骤变既毁灭性地又建设性地影响了一般信念，此时文化卷入蓬勃高涨的那种要求更深刻地理解自我的运动之中，仿佛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趋势。在对这种时代精神的定位中，我们纵然不能把它看作是启蒙运动的现代翻版，但它与历史上那场著名的运动也颇为相似。同时，以尼采为龙头的现代、后现代文化乃是由启蒙运动直接发展而来，也就是说，“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文化问题发展成为一种运动，而‘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则成为这一运动的口号。”[12](P912)尼采哲学成为当前文化运动的口号，使现代精神的文化表现形式更多地具有了“运动”的特征，并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新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思想流派。而所有后来的这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主义大战和话语通胀（inflation of discourse），恰便是启蒙的又一轮精彩表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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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贝斯特，凯尔纳.后现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第8篇：自然科学的启蒙范文

大学及其学人的相对独立自主理应能够担当此重任。民主精神的匮乏需要大学启蒙科学与民主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孪生姐妹。尽管今日仍有人在或明或暗地诋毁我们为之激情澎湃的五四时代，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中华民族取得彻底意义上的独立自主都离不开五四主流精神的熏陶与滋养。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及其完善，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民主建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无论是党的建设、国计民生，还是维护民族尊严、促进国际交往，在社会生活中，民主精神仍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真正的多元民主是指，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能在对话中尝试它们的同一性民主，且在此过程中，防止循环的封闭［8］362。大学是诞生民主精神的摇篮，也是社会政治民主化的样板。大学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民主自治进程中富有知性的积极参与者［7］43。大学在通过其学术自治、民主办学与学术民主等构建其相对独立的“象牙塔”的同时，经由科学理性的传播、人才的培养、思想的辐射等向社会进行民主精神的渗透、合作共赢的引导与独立自主的“奠基”。尽管这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但作为现代社会的“良知”与“先知”，大学在担负民主精神启蒙任务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在野”的渗透、助推作用。人文关怀的零落需要大学启蒙当下中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已深入人心，并已取得一定的社会成效，但现实社会中不尊重人、不把人当人看、不尊重人的生命与尊严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所有这些都关涉到人文关怀。现实中人文关怀零落的主要表现是:其一，不尊重人的生命。煤矿事故的屡屡发生、毒奶粉事件的社会危害、地沟油事件的牟利行为等都是不尊重人、不尊重人的生命的表现形式。尽管这些社会负面事件不会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但哪怕是其中的一例也足以折射出其社会危害;它们的存在与发生，足以表明我们的社会群体中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反映出我们社会整体中存在“以钱为中心”的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是与“以人为本”的社会主流思想导向背道而驰的。其二，不尊重人的尊严。尊严是人之为人的精神元素，也是人之为人的高贵所在。人必须得到人之为人的尊重;尊重人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尺度之一。当下中国，尊重人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贯彻。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社会进步的艰难，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不尊重人的现象，如职业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出身歧视、学历歧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不时地有所表现;大学毕业生在寻求就业的道路上，不时地就会遇到这类不文明、非道德的社会现象。确切地说，尊重人的尊严必将伴随着呵护生命;不尊重人的生命也是不尊重人尊严的极端表现。其三，社会冷漠。社会冷漠是不尊重人的生命、不尊重人尊严的必然结果。举手之劳的小事，有人不愿甚至不屑去做;如果有人做了，甚至受到不应有的讥笑或冷嘲。冷漠的反面是热心与爱心。“爱的奉献”、“同一个世界”的艺术表达都在申述爱的可贵及其迷人的魅力。冷漠是爱的匮乏、恨的胚芽、心的枯萎。如同爱具有症候一样，冷漠具有传导性，会有群体反应，———社会冷漠会形成一定的气候，具有极大的弥散性与传染性，其隐性危害不容低估。

大学启蒙的可行性

当下中国，谈论大学启蒙，并不是笔者随心所欲，心血来潮，而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境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1．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使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的迅猛扩张，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至新世纪初，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态势已大体形成。就是说，理论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迅猛高涨，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在大学氛围中，经受大学熏染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社会，步入工作岗位，把大学所传播的精神元素传导到社会群体中，传导到为人处世中，并有可能形成一定的舆论氛围，把科学理性、民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启蒙元素撒播到社会群体的心田中，构成启蒙的“磁场”，同化、感染，乃至熏陶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包括传播者自己。就个体而言，理论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利于促进我国有待完善的公民教育，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基本目标之一。———启蒙学生的公民意识，帮助他们在理性选择中必须具备的知识［7］110。就整体来说，高等教育改革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再生延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知识极度膨胀的时代，改革运动也许成为规训社会最重要的工具［8］215。2．应试教育目标退场的理想追寻本来，教育是需要考试的，但如果教育沦为“为考试而考试”的窠臼，就不是什么好事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应试教育弊病的不断涌现，提升中小学生教育的素养，促使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代之以全面的素养提升，推动着德、智、体、美、劳等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随着普九义务教育的全面推广，应试教育、升学教育、考试教育、考证教育已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诟病，素质提升的吁求与呼告已成为时代潮流。在这种背景下，伴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人的发展与完善，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已成为全体国人心中为之向往的教育目标。科学理性、民主精神与人文关怀成为人们的理性追求。应试教育目标的弊端及其逐步退场，让综合素养的提升成为教育潮流追寻的夙愿，———直接或间接地使得大学启蒙成为教育的主要理想之一。比如，深受启蒙润泽的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的毕业生一旦致力于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就会把启蒙的种子带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作为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教育包括大学教育责无旁贷。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扑面而来的今天，在重塑公民素养、高扬国际道义、拓宽全球视野等方面，我们需要依托大学启蒙来助推多元民主，建设公民社会。3．价值多元化时代信念持守的探索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在个性得到大肆张扬的今天，一元化价值观一统天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思想缤纷、价值多元，进而使得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多重挑战。在这种情形下，主流价值观如果一味地强加于人，未免过于草率与偏执;如果放任自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免敷衍塞责，失去担当。鉴于时展的实际与社会生活的实情，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引领社会发展方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又是必不可少的。多元竞发的思想观念的发展态势，首先需要确立主流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理性、民主精神与人文关怀等启蒙观念必须在全社会进行公开的布道，尤其是要利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舞台，进行广泛而彻底的思想引导与观念开启。这个时代信念就是要对启蒙要义的坚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守，而不能迷失在价值多元的思想潮流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为了促进、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而绝不是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是为了保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开展，而不致流于形式，走过场。

大学启蒙的意义

第9篇：自然科学的启蒙范文

在广大中国人民的焦虑和探索中，启蒙并非以完全本色的面貌且多少有些匆忙的出场，在缺乏长久的铺垫和积蓄力量的境遇中，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一段并不长远的坎坷曲折的印迹。在中国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下，启蒙的遭遇启示我们需要深刻的思想力度与坚定的“生命回归”的守望，以澄清启蒙的源头及其指向。当真正廓清了启蒙的内涵与指向，诸如有关启蒙阐释过程中概念的偷换、固有思维模式的禁锢等等问题都会得到清晰的揭示，对于启蒙自然会得到更透彻和准确的审视与把握。 如果说启蒙存在一个终极的精神指向，那就是生命的自由。而鲁迅是真正领悟了启蒙实质精神的一位思想者，他从实现“自我启蒙”看见自身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向生命的回归。鲁迅以他的文学印证了文学与启蒙精神的深度契合。但是鲁迅的文学也以它的丰富和特别，超出了仅仅“启蒙主义”这样粗略的概括和界定。在他文字的下面深深镌刻的是他不无悲痛的守望与愤然前行的背影。 在我们民族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漫漫启蒙之路后，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在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运行模式中，对启蒙的正本清源，及其与文学关系的深入把握，仍然十分有必要和有价值。具有深刻生命有限性体验的鲁迅和具有高度自省精神的鲁迅的文字，无疑是更可信的。 一 根据康德的阐释，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P1)，即唤醒自我对自身蒙昧的自觉，从而走向“成熟状态”。换句话说，启蒙是源于自身并指向自身的。相对照之下，启蒙在中国的被解释被传达都与此有很大的差别。在惯性的思维逻辑下，启蒙一般被理解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教化式的知识传输和指导启发，这仍是落于封建统治思维模式的窠臼。 启蒙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不断重新审视世界、审视自己的生命自觉状态，是始终保持对固有思维模式的反思，从而维护生命本源性的自由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启蒙是一种回归:重新获得祛文化化的生命状态和思维视野，跳出一切桎梏的牢笼，还生命以澄明，反思自身被建构的历史。所以说启蒙不是一部分人针对另一部分人，不是从上到下，不是主流意识对民间意识，不是精英意识对大众意识;也不是针对某个历史阶段，或是某个特殊的群体……正如康德所说:“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1］(P3) 启蒙不是要传输某种知识、某种主义，传播某种理论，而是回到生命的本初，自己把自己照亮。所谓知识分子先觉者的启蒙主体、人民大众作为启蒙对象等等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对启蒙精神的庸俗化理解和把握，意识深层仍是对人类整体做出区别对待的固守。众多的限定性术语，如审美启蒙、革命启蒙、阶级启蒙、政治启蒙、民族启蒙、个人启蒙等等，如此繁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启蒙本身变得模糊，逐渐偏离了启蒙的根本性内涵，拆解了对启蒙的整体性把握、在特定领域的取舍，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误解或是遮蔽，始终不能脱离庸俗化的实用主义的思维逻辑，很有可能导致新的蒙昧，反而走向了启蒙的对立面。启蒙需要个体生命，突破内化为无意识的思维结构和范畴界定，以避免启蒙在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障碍面前搁浅。真正的启蒙只有一个，而且是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 二 在中国的思想史及文学史上，启蒙已经成为鲁迅及其文学的重要标签。然而对鲁迅及其文学与“启蒙主义”之间做一个直接的概括和界定，无疑会忽略或遮蔽其中许多丰富曲折的意蕴，这其中仍有许多情感、思想与矛盾需要去做细致的挖掘和思索。 虽有“无可措手”的寂寞与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2］(P417)，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的重大思想转折，对于“启蒙他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透视，他从这一刻起开始了“启蒙自我”、照亮自我的历程。鲁迅深入到了启蒙精神的内核，坚守了与康德相通的启蒙视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作为中国启蒙树起的旗帜，它们的历史有限性和现实局限性，对生命及文化都有异常清醒透视的鲁迅，于此都保持了警惕性的深深质疑与反思。对于知识分子也没有因为同情而减弱对他们的批判，同时对自身坚持了惨烈的自剖与反省。 “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P31)不难看出，在否定了外在性“招牌”的国民性改造，在鲁迅的思维里是内向性的追问与指向。鲁迅所谓的改造国民性，在根本上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源性的生命状态，是在“自我启蒙”完成之后的生命回归之旅。“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与爱。”［4］(P7)这即是鲁迅为启蒙呐喊、提倡改造国民性的源发点。也正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鲁迅发出这样的祈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5］(P125)。从个体生命到整体的人类群体，鲁迅始终给予现世最本真的观照。 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在出现于《呐喊•自序》之前，鲁迅已经沉默了十年。在“看见了自己之后”，沉潜于自己内心的悲观和虚无之中。面对启蒙理想的窘境，“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2］(P419)。“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变成了《呐喊》的来由。”［2］(P415)纵然鲁迅内心有怎样凄惶的生命感触，有怎样曲折的矛盾与挣扎，有怎样苦痛的怀疑与反思，启蒙的梦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期望与憧憬，所以鲁迅始终坚持“立人”的主张，“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2］(P419)。鲁迅以他的文字及自身的行为和遭遇，自始至终捍卫了启蒙的精神实质和个体生命自由的尊严。#p#分页标题#e# 从“启蒙他者”失败后的热情中走出来，到看到自己后的“自我启蒙”，鲁迅对启蒙始终有他“自己的确信”。在对科学与民主的热烈呼喊中，鲁迅保持了静观，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深思。然而令人可叹的是“人们巧妙地将鲁迅对现代民主之存在本身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弱化为他为民主政治之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具体的不利状况的思想警觉。这样，人们就成功地为鲁迅保留了一种先知般的深刻性外观，但构成鲁迅之深刻的问题本身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回避掉了”［6］(P68～78)。 作为民主最根本的理论建构基础———个体生命的自我实存，在民主的环境中常常不知不觉地被抽离、被遮蔽，甚至被遗忘，从而民主往往失之于技术性、工具性的社会运作方式。所以在充分肯定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历史进步与成就的同时，应当始终保持对它们清醒的关注与审视。社会的完善与建设不可能一劳永逸，民主与科学也不会是所有社会问题的“终结者”。“出于人的有限性本质，民主政体作为人的一种历史性选择的结果，其历史性本质决定了它并非某种至善，相反，它的合理性必定是有限度的。”［6］(P68～78)民主与科学自身仍需要不断完善甚至被超越。鲁迅所作出的质疑与反思，其起点即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体生命，是旨在实现心灵的“生命回归”至本源状态所生发出的辩证思考。不难看出，鲁迅的思考早已超出了反封建的有限视野，他的超前与清醒也使得他少有与之同行的人。 似乎自然会成为启蒙承担者的知识分子，鲁迅同样给予批判，并揭示其悲剧的命运。孔乙己一样的旧知识分子仍未获得新生，需要拯救，“自我启蒙”根本就没有完成，如何可能走向“启蒙自我”，去求索生命的自由，他们早已忘却了生命“来时的路”。而新知识分子如涓生、吕纬甫、魏连殳等，对于他们的理想、激情、信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选择抛弃，选择退守，在孤独与痛苦中承受灵魂的煎熬、凄凉的沉寂或死灭;他们身心的遭遇让我们看到生命个体启蒙的艰辛及惨痛的过程，以及蒙昧惯常的历史力量的强大与顽固，几个人的烛火终还是被黑暗吞噬。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不敢正视现实、无奈的逃避、容易陷入内心伤痛的沼泽难以自拔等等，都警示我们知识并不直接带来觉醒、抗争与坚持，知识分子同样是有限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依然被质疑与悬置。所谓由知识分子构成的精英阶层在何种意义上存在，他们是否拥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理，他们是否可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都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在鲁迅所有的小说中，我们发现根本就没有启蒙成功的范例和方案，而只有启蒙与蒙昧之间的曲折复杂的爱憎和冲突的人生感悟。作为鲁迅呐喊第一声的《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狂人，当他意识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7］(P432)，就已宣告了觉醒者自身的悲剧与尴尬的境遇。《祝福》中祥林嫂的出场满含深意。作为见过世面的“我”对祥林嫂的描述与“我”自身形成了多重的反讽映照。“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她分明已经纯乎一个乞丐了。”“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8］(P6)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拷问，见证了“我”的虚弱无力、彷徨失措;“我”却见证了祥林嫂的“改变”与造成她“改变”的几番积极努力背后的挣扎、苦痛、自责、悔恨、无奈，以致最终麻木的彻骨的凄凉。“我”通过祥林嫂看到了启蒙的沉重，也看到了自己的逃避和无能为力，而祥林嫂从“我”这里彻底走进了希望的覆灭。 自我既是启蒙的终点，也是启蒙的起点，自我就是启蒙自始至终的主线。启蒙也可以说是从发现自我的“自我启蒙”到完成“启蒙自我”的过程。而“他者启蒙”，本质上是教化式的主体对受体的对立思维的结果，是对启蒙基本要义的悖反，是无法真正实现启蒙的。“启蒙他者”是具有精英意识的人的文化想象，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存在，但是真正的“生命回归”仍需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实现。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写道:“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情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玩，有时候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3］(P79)“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他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3］(P80)这就是鲁迅，勇于坦露自己内心异常苦痛的矛盾，承认自己对世界的不确知，而这样对自身的无情解剖，是让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作为“历史的中间物”［9］(P285～286)，无法完全割断因袭。“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9］(P286)所以告诫自己，也告诫那些“偏爱他未熟的果实”的人，“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微末的欢喜”［9］(P282)。因为有着这样深重的“自知之明”和“毫无把握”，他这里没有答案，“自我启蒙”的觉醒没有实现，启蒙是难以想象的。关于未来的路“连我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来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9］(P284)。前行中鲁迅始终保持对自己思想的审视态度，也时刻提醒他人应有所质疑的对待。 #p#分页标题#e# 三 启蒙，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是自我怀疑与自我发现，从而走向“自我启蒙”。这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自我中心的“魔咒”。“自我中心是生命的必要条件，但是也是地球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限制和缺陷，因此每一种生物实际上都处于终身的困境中。”［10］(P12～13)的确，个体生命的自我肯定、自我相信的与生俱来性，使得自我怀疑异常困难，无异于宣告自我存在合理性的破产，从而导致生存失去根基。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认识，第一个层次，从生命本体的意义来理解，生命的存在是需要肯定和认可的，需要珍惜和热爱的;第二个层次，生命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漫长文化的洗礼，形成具有相对稳定的思想意识、情感结构、人格特征的历史性存在，这个层次是需要怀疑的，需要不断审视和检验的。 而人们通常的理解是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体，以致模糊不明;或是看不到第一个层次的生命的本初状态，直接把第二个层次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自身的根本性存在，从而陷入“历史的牢笼”，成为特定意识模式的囚徒，以致陷入终身困境中。这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原因，造成启蒙异常的艰辛与坎坷。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鲁迅就是一位少有的穿透了历史的迷雾与“自我中心”困境的深刻自省的思想者。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一生所呕心沥血的就是旨在打破“自我神话”的迷梦，展现了自身完成“启蒙自我”的苦痛历程与悲壮的“生命回归”。 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倡导的家国意识，使得民族国家这些巨大的文化构成元素根深蒂固，占据着人们观念的主导地位。个人的一切都与家与国深深地、不容质疑地连在一起，以致在思想和精神的领域，个体生命本位总是处于被遮蔽或被压抑的缺失状态。一个人若只是生活在自我独立的精神世界中，便会遭到普遍的排斥与隔离。这种生命个体对自身精神的追求和守护与人类的群体性生存的历史文化凝聚和认同之间的冲突，是人类面对的一个时刻潜在的深远矛盾。在《彷徨》和《野草》的字里行间，同样透露出这个矛盾也是鲁迅所深深体验并难以释怀的生命情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先生“爱人比爱国更重要”的声音已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但需要申明的是启蒙并不是否定集体性的解放的。这其中的思辨关系，“五四”一代的先辈们已给出了极富启示性的思考。鲁迅有言:“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1］(P56)胡适有言:“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2］(P663)每个个体都是集体中的一员，都受集体的制约，但每个人都有自我独立思考与质疑的权力。当启蒙的个体生命本位遭到否定和遗弃，那启蒙也就失去了路径和根本的指向。在并不遥远的我国中，整个国家的民众对“革命”和个人崇拜的盲目迷信与狂热，其中的教训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和反省。 由此可见，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形式，有其自身存在的本源性的悖论和矛盾，加之各个人类群体不同的历史文化的原因，启蒙自有艰难曲折的深刻根源，在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情境中与特定的民族背景下，启蒙也许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祛蔽的过程中常常会形成新的遮蔽，以致造成或长时期或短时期的新的蒙昧。所以客观地讲，对于启蒙的现在与未来，我们在始终坚持永不放弃的基础上，不能急于看到一个启蒙的结果，也不能急于给出或悲观或乐观的判断和结论。“自我中心”的“魔咒”和历史文化的凝聚与认同的积淀力量的难以抗拒，牢牢地规约着每一个人，以致人被困为无意识的囚徒。暂不论由此衍生出的种种迷雾与阻碍，时间与生命自身的制约使得启蒙几乎无法避免的艰难与漫长，然而像鲁迅一样穿透并超越这些无形障碍的思想者本身，就是实现“生命回归”的启蒙指向的最好诠释。 四 启蒙作为一种生命精神的指向，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元素的融入对文学来说，是极大的推动和丰富。在启蒙精神和视野的拓展与提升下，文学展现出新的面貌。剥离种种主义、种种理论，以生命为根本指向，文学真正成为审视与表达生命情感和思考的园地，也真正出离于形形的意识形态或显在或潜在的影响和束缚，在原有的审美情趣及结构之外，不断开拓出新的审美天地。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启蒙对生命个体的审美心理与情感都产生影响与革新，从而产生新的审美期待，形成新的审美情趣与视野，进而促进文学的发展与创新。 关于启蒙与文学，鲁迅的文字对于加深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的研究和探索的价值。鲁迅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所表现与传达的复杂幽深的人生体验与生命况味，是难以用仅仅“启蒙主义”这样理论性的术语来概括和容纳的。作品人物的遭遇，心理的变化起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情感的波澜，日常生活中人情的冷暖薄厚，季节的生息交替，人生五味的细微描写与呈现，个体与群体、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繁复纠缠的情与理……鲁迅给我们展现了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的生存———由微观生活而直透宏观存在的本相。另外，鲁迅言明的在创作中运用的“曲笔”以及未曾都说出来的话，这些隐去的思索话语与体验，同样在向我们昭示着生命的生存更为难言的创痛、孤独与绝望。鲁迅小说创作的多重审视视角、多重注视的目光，是他一层层反思质疑的体现，是深厚思维力量透视与洞穿的体现。这样的艺术手法更适合于、也更深刻地展现出他思想的脉络和经纬。 鲁迅的文字简练、朴实、真挚，同时饱含感情，而这背后正是广博深刻的沉思与体验，在语言上凝练的结果。这样富含情感与思想的句子在鲁迅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明天》里“单四嫂子终于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全屋子都很静”［13］(P456);在呐喊之前“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14］(459～460);回乡的路上眺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15］(P476);离乡时“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15］(P485);对于生命“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的太滥，毁得太滥了”［16］(P553);《祝福》的夜里“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8］(P10);童年的回忆里“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17］(P564)。#p#分页标题#e# 对于逝去的岁月“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18］(P121)。痛心“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18］(P128)。感伤于“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18］(P129)。当收回追忆的思绪，“我要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18］(P130)这些文字隐去了纷繁复杂的思索和冲突，只是体验与思考深深融合在文字里留下的质感和重量，让我们所感触到的是一颗伟大的心灵无限的悲思与哀愁。 如若没能深刻体验启蒙精神的内核，无法内化于生命，以致真正的启蒙对某些创作者来说始终是外在性的。因此在自身未完成“自我启蒙”的情况下，创作者对启蒙的狭义理解和处理束缚于固有的思维框架内，从而在作品的呈现上不但会削弱了形象的深度和表现力，而且不能艺术化传达启蒙的真正内涵。艺术上的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出了问题，而是创作上的欠缺，对思想和艺术造成两方面的损伤。 文学的审美意识追求的是生命的真与善，是生命的丰富与心灵的自由，而启蒙所要实现的正是生命回归到本真，同样是指向生命的自由。“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的启蒙，与文学的天然契合，使得文学不会沦为庸俗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启蒙对人生命自由的不断拓展和澄明，为文学打开了更加广阔和自由的精神时空与生命情怀;文学会更好地展现透彻的启蒙理想与方向。启蒙有了文学的审美的承载，使得旨在“生命回归”的精神自由追求不至于显得虚无缥缈。也正是文学的审美化的传达，使得真正的启蒙不至于滑入新的蒙昧。虽然文学并不必然负载着启蒙的使命，文学也不是实现启蒙的绝对力量，但是启蒙与文学的契合是高度统一的。在艺术上把握这种统一，就需要广阔深厚的思维视野与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