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精选(九篇)

第1篇：对外直接投资分类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腾飞，大量外资涌入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开始进行对外投资。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十五项措施》第13项规定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由此，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拉开序幕，截止到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诶投资净额已达到746.5亿美元。于本世纪初才开始飞速发展的IT产业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在国内高速发展的同时，在国外也渐渐开始扎稳脚跟，截止到2011年，IT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到77646万美元，华为，海尔，中兴、TCL等企业作为中国IT产业的佼佼者在国外市场发展迅速。但是中国IT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到底如何，但是投资就是有目的的，或取得利润，或获得市场占有率，或学习先进技术等，IT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投资企业或者整个IT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换句话说中国IT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到底如何，这就是本文需要探究的问题。

二、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根据企业拥有被投资企业股权份额的不同分为设立子公司、合营与联营三种方式。子公司是指一定数额的股份被另一公司控制或依照协议被另一公司实际控制、支配的公司。合营公司是指本集团与其他一方或多方团体在合同约定下共同控制其经济活动的实体。联营公司是指本集团可以对其管理施加重大影响，包括参与财务及经营政策决策，但并非控制或联合控制的实体。

设立子公司是我国IT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在本文调查的22个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样本中，其中有17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仅有在海外设立子公司这一种，在另外5个拥有两种投资方式的企业中，设立子公司的投资方式占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以上。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IT产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截止到2010年，我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0612万美元，IT企业在2010年末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五十家公司中占据6席，在2010年末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资产总额前五十家公司中占据4席。华为是近年来电信产业海外经营的主力军之一，华为的2008年业绩报告显示，在23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中，海外市场的收入比重已经达到75%。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华为在海外设立了22个地区部，100多个分支机构，在美国、印度、瑞典、俄罗斯及中国等地设立了17个研究所，在全球设立了36个培训中心，为当地培养技术人员，并大力推行员工的本地化。

三、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绩效分析

（一）指标与数据来源。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评价，是对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事后评价，是对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状况的考评，主要用于对决策行为是否正确提供事后的检验。企业经营效益水平主要表现在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风险能力、偿债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等方面。本文中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风险能力、后续发展能力、偿债能力的指标分别是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综合杠杆、总资产增长率、营运资金对资产总额比（短期偿债能力）和资产负债率（长期偿债能力）。

从全国IT产业排名前70的企业中选取其中已经在国内上市的公司查询整理最终得到42个样本，其中22个是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样本，另外20个是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样本。样本数据是查询整理得到的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各企业相关指标数据。

（二）实证分析。第一：样本数据分析方法。分析采取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为将有无对外直接投资设为虚拟变量Z，分别对Z和6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第二种方法为将42组数据分为两类，一类为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另一类为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分别对两类的6个指标进行均值比较。以第一种方法为主第二种方法为辅，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析，最后综合两种不同方法所得结果得出结论。

第二：回归分析。首先，设定虚拟变量Z，将有对外直接投资设为数值1，无对外直接投资设为数值0。其次，将六个指标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综合杠杆、总资产增长率、营运资金对资产总额比率、资产负债率分别设定为Y1，Y2，Y3，Y4，Y5，Y6.最后，分别对Z和Yi进行相关性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表1部分IT企业FDI与效益指标相关分析结果

据上表分析Z只和Y3具有中度相关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风险能力有相关关系，下面单独对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综合杠杆进行OLS回归分析。

提取42个指标中22个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对对外直接投资额和综合杠杆指标进行简单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表2FDI与综合杠杆回归分析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X对Y3的贡献系数为1.67E-10，虽然对外直接投资额与综合杠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前者对后者变化的贡献非常小。

第三：均值分析。第一，将42组数据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类为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求出两组均值，得到如下结果。

可见出总资产周转率第一类略高于第二类，综合杠杆第一类显著高于第二类外，其他4个指标均为第二类高于第一类。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到，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效益指标并无明显影响。

（三）结论。从对42个IT企业样本的分析可以得出，IT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起到促进经营效益提高的作用，相反，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经营效益起到了负面的作用。

四、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不佳的原因分析

（一）投资规模太小。由于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的存在，投资收益受投资规模的影响。投资的规模太小，交易成本较高，抵抗风险的能力也较弱。尤其是在跨国经营中，成功的企业一般都是大型企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规模经济效应。

从全球来看，中国跨国企业的总体规模较小，而IT产业中除了中国移动等个别的国营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为私营企业。2012年中国100强企业排名中，除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前二十位外，其他IT企业大部分位于60名之后。从整个产业来看，2008年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占同期总资产的0.5%，绝大多数IT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非常小，很多公司在海外只有一到两家海外子公司。而海外投资活动非常活跃的华为投资规模也有限，2012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华为主要子公司在海外只有5家，2011年中兴对外直接投资额仅占其总资产的0.8%，同期的TCL为1.2%，中国联通8.4%，海尔也仅为5.2%。

（二）技术和经验不足。IT产业作为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足30年，从零开始的中国IT产业前期发展靠的是国外技术引进以及自我创新。然而可以引进的技术是有限的，国外公司对一些核心技术的管制措施对技术引进形成巨大障碍。后续发展需要的是本国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依靠的是创新人才，由于IT产业起步较晚，中国的创新人才储备非常少。近十年来的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步履维艰，在发达国家建厂销售，是在用弱势的中国产品与国外已经成熟的产品进行竞争，虽然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是总体来说，包含大量私企或民企的IT企业在规模上过小，在国外市场上难以将在国内市场形成的管理经验、客户关系、技术能力、法律保障推广到由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容性质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市场。

IT企业在对外扩张过程中节约了部分交易成本，但是更为巨大的管理费用将交易成本的节省所带来的优势抹杀。包括人才培养、信息咨询在内的管理费用的上升伴随了IT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过程，并且国外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联系较为松散，母子公司之间未能形成开发、生产、销售与财务的一体化安排，而且在未确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之前就开始投资活动亦会造成绩效不佳。

第2篇：对外直接投资分类范文

杨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外国直接投资。高级经济师,曾在中国网通集团国际部工作。2005年11月,经信产部核准代表中国网通集团在亚洲信息论坛(AIC)发表《中国海缆业走出去的研究》。在《中国电信建设》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文章。

李秀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外国直接投资。曾在《商业经济与管理》发表《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山东大学学报》发表《港口发展对腹地经济的带动效应》等多篇文章。

摘要: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了中国OFDI (对外直接投资)相关43个东道国的12项指标变量与中国对其OFDI水平的相关关系。12项指标共抽取了三项共同因子,旋转因子载荷矩阵显示:因子一主要反映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以及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因子二主要反映东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即国民的生活水平(或购买力);因子三主要反映东道国整体发展水平,包括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如通信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联系以及人口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关系非常密切,共同组成因子一的主要部分。但是,因子一得分排名与因子二、三得分排名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推断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东道国国民生活水平、东道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聚类分析结果也进一步显示,中国香港、印度、日本和美国与其他国家属于不同的类别。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大推动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和对外贸易促进相结合,继续促进中国OFDI的多元发展,加强对技术先进的经济大国的OFDI,同时结合国家外交和援外政策,积极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关键词: FDI中国OFDI 影响因素 东道国 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2.6;F224

一、引 言

自2002年以来,中国OFDI(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2002年―2009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年均增速48.6%。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8.5亿美元,累计投资净额为332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11.6亿美元,存量达到906.3亿美元;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65亿美元,存量达到1179亿美元; 2008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559.1亿美元,首次超过500亿美元,且当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达63.6%; 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37%,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6.5%,在全球排名升至第六位。今年1―6月,我国境内投资者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8.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2300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投资区域遍布全球174个国家或地区。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涉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动因、方式的定性分析(如齐春宇,1999;韩可卫,1997)、对策研究(如刘长庚,1997)、区域分布、产业分布等方面(如周颖等,2001;刘红忠,1998)以及影响因素等(如项本武,2004等)。其中,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方面,与国外学者类似,国内学者大都从两个大方面进行分析:母国因素和东道国因素。从使用的实证方法来看,主要是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如Garibaldi 等(2001) 使用26个转型国家1990年―199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表明, 市场规模、财政赤字、通胀水平、汇率管制、贸易开放度、自然资源可得性、经济结构调整及投资壁垒等一系列变量对FDI具有显著影响。Nunnenkamp 和Spatz (2002) 使用28个发展中国家1987年―200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表明,在FDI流动与东道国人均GNP、风险因素、贸易限制、教育年限、成本因素之间显著相关, 而与东道国人口、GNP 增长率、公司进入限制及技术管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Campos 和Kinoshita (2003) 使用25个转型国家1990年―1998年FDI 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表明FDI受东道国经济聚集、市场规模、低劳动成本及丰富自然资源的影响,除此之外,正常的制度、贸易开放度及对FDI 流动的低限制也具有显著影响。Nonnemberg和Mendonca (2004) 使用1975年―2000 年流向38个发展中国家的FDI 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结果表明,东道国教育水平、经济开放度、国家风险及通胀水平、平均经济增长率与FDI流入相关。项本武(2005) 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初步检验。李辉(2007) 基于静态面板模型,使用1980年―2004 年55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检验, 发现母国人均GDP、出口、结构因素、全球总需求、全球贸易总量对母国对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孙江明和樊大江(2007)、徐雪和谢玉鹏(2008)、何本芳和张祥(2009)等人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此外,还有运用OLS逐步回归法和岭回归估计法(官建成和王晓静,2007)、横截面数据分析(Loree 和Guisinger ,1995;程惠芳和阮翔,2004)。

本文采用与面板数据、横截面数据分析不同的实证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侧重于东道国方面的因素,选取了43个样本国家,收集了43个东道国的12个指标数据,采用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试图解释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因素。

二、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法

1.样本选取

本文亚洲样本国家选取既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等国也包括东盟各国(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欧盟27国中选取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首先考虑了中国对上述国家的OFDI规模较大,是中国OFDI主要的流入国家(除“避税天堂”如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等)。此外,上述国家在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人口数、对外开放度、中国对其出口贸易额等方面的差异性使计量结果具有更一般的意义。

2.数据获取

本文选取了2008年43个样本国家的数据。各国GDP、人均GDP、人均GNP、进出口贸易依存度、通货膨胀率、通信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指标数据库,中国OFDI数据来自各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国与样本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3.实证模型

本文主要是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因子分析根据相关性大小对变量进行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间的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试图用个数较少的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和特定因子之和来表达原来观测的每个变量,以便达到合理地解释存在于原始变量间的相关性和降低变量维数的目的。在实际因子分析中,为了确定每个公共因子的意义,往往采用因子旋转,使变量尽量分离。在因子分析中,因子模型的参数估计后,还须估计公共因子,即因子得分以用于模型诊断,或作下一步分析的原始数据。聚类分析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样本(或变量)进行类别划分。本文使用系统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将每个对象(样本或变量)作为一类,首先聚类最相似的对象,然后,按相似性结合不同的类,最后把一切对象综合成一个类。本文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是用相关系数矩阵来估计因子载荷,在因子旋转时采用最大方差方法。在聚类分析时,采用系统聚类法,分为三类。本文欲使用2008年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试图分析东道国各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及东道国所属类别。

(二)实证结论

在因子分析前,先进行统计特征检验:KMO值大于0.5,根据kaiser的观点,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法;Barlelt球型检验的值为669.583,自由度为66,达到显著,也显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中,因子旋转后三个主因子的累积贡献率都大于75%,即抽取的三个因子累计解释了原始信息的75%以上。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主因子F1在fdis、fdif、exi三个指标上的载荷较大,主因子F2在gdp、gdpp、gnipp、imi、infaltion、im六个指标上的载荷较大,主因子F3在gdp、mobile、ex、pop四个指标上的载荷较大。根据旋转因子载荷矩阵用12个指标表示出公因子(仅将载荷较大的指标列出,载荷较小的指标省略)为:2008年:

F1=0.973×fdis+0.973×fdif+0.726×exi+……

F2=0.904×gdpp+0.911×gnipp-0.7138inflation+……

F3=0.631×gdp+0.916×mobile+0.577×ex+0.4624×im+0.805×pop+……

从上述方程可以看出:因子一主要反映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以及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因子二主要反映东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即国民的生活水平(或购买力);因子三主要反映东道国整体发展水平,包括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如通信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联系以及人口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关系非常密切,共同组成因子一的主要部分。

从表4可知,因子一得分排名与因子二、三得分排名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推断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东道国国民生活水平、东道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此外,从聚类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国香港、印度、日本和美国与其他国家属于不同的类别。中国对香港的OFDI存量和流量一直处于第一位,这一特征主要是由香港与大陆在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相互影响及密切联系有关,中国对香港OFDI受香港国民生活水平以及整体经济实力的影响较小,而受香港贸易开放度影响较大。美国和日本尽管是经济大国,人均GNI较高,整体经济实力较强,但是相对于美国、日本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对其OFDI规模较小。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选取的12项指标并不能够全面解释中国OFDI的东道国影响因素。中国OFDI具有多元化的特点,OFDI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既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周边及非洲不发达国家。因此,从整体来看,影响中国OFDI的东道国影响因素没有统一的结论。中国OFDI规模与东道国的国民生活水平、整体经济实力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中国OFDI中较大部分流向亚洲周边国家,这些亚洲国家既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等国,也包括东盟各国(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国家经济实力及国民生活水平所处层次不尽相同。中国OFDI规模与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有较高相关性。中国还有一部分OFDI流向了非洲国家,这种OFDI更倾向于是获取自然资源。中国OFDI可能与中国外交政策及地缘政治等因素有相关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一)加大推动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和对外贸易促进相结合

在中国目前的商务促进体系中,贸易促进与投资促进采取分开独立运作的模式。相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体系相对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中国对外贸易受金融危机影响,处于恢复发展时期,但对外贸易促进体系已比较成熟,渠道分布较广。在当前形势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应与对外贸易促进体系相紧密结合,优势互补,应对挑战。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机构和对外贸易促进机构的功能应打破人为分割,顺应世界贸易投资促进融合发展趋势,灵活主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

(二)继续促进中国OFDI的多元化

影响OFDI的因素是多元化的,不仅包括国民生活水平、整体经济实力等因素,也包括12项指标所不能包涵的其他内容,而且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包括寻求市场、资源、效率、技术等多元因素。因此,应该继续推进中国OFDI的多元化,促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均衡更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三)加强对经济大国的OFDI,积极获取技术促进技术进步

中国OFDI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的规模相对较小,除发展阶段、市场腹地、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和国际环境因素等原因外,也存在中国企业自身综合实力有待提高等原因,但从数据及分析来看,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因此,中国需要加强对发达大国的OFDI,从而有利于技术获取,提升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更好地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四)结合国家外交和援外政策和投资促进活动,积极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目前OFDI的分布国别区域,与我国外交及援外政策导向有一定重合,存在一定相关性。说明我国借鉴国际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经验有一定成效。但限于变量选取困难,以及数据无法获得,暂时无法做定量分析。从近几年频繁双边高访活动,我们不难看出,对外投资进一步与国家外交和援外政策及投资促进活动相结合,会积极有效促进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编辑:何乐)

参考文献:

[1]李辉:《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J] ,《经济研究》2007 年第2 期。

[2]程惠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 《世界经济》2004 年第11 期。

[3]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4]项本武:《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 年第7 期。

[5] Nonnemberg,M and M,Mendono,2004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Programs in Economics,Proceedings of the 32th Brazilian Economics Meeting, 0611

第3篇：对外直接投资分类范文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第4篇：对外直接投资分类范文

关键词:中国;有接投资;非洲;影响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7-0131-01

0 引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非贸易快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随着经济合作不断的发展,除一般商品贸易,对外经济援助外,资源共同开发,交通运输,工程承包等领域力度逐渐加大,投资项目也越来越多,并且由传统的以国家政府对外投资为主,转向以企业盈利为目的的海外投资模式。截止到2008年,尽管世界各国都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中非之间贸易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共对非洲4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双边贸易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同时,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现今,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开始了海外并购,合资合营,独资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像华为、中兴等众多国有以及民营企业纷纷将产业链延向非洲地区,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2005年开始,华为的海外市场收入首次超过国内,并且在这几年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于海外。

在这篇文章中,将利用一系列数据检验导致中国向非洲直接投资的因素,并且与其全球其他国家向非洲投资做比较,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对非投资。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开放程度、石油、政治制度。实际上中国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往往忽略政治制度因素,而政治因素确实发达国家关注的主要问题。

1 中国对非投资决定因素分析

由于中国对非洲投资是南南投资的典型,我们采取前人所提过的的理论模型:

其中所考虑到的变量因素包括对外直接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开放程度(贸易额/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石油因素,制度,以及援助。本文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为来源检验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总结各因素对中国对非投资的决策影响。

表1 决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非洲的主要因素

中国世界

GDP0.4310.843

开放性-0.0090.013

通货膨胀-0.006-0.006

石油1.76

表2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

EstimateRobust std errorp-value

常数-12.66**2.6560

LogGDP0.444**0.1430.002

LogSurface0.1011220.409

logpop0.1060.1580.511

openness-0.009*0.0050.235

inflation-0.008**0.0020

oil1.299**0.4070.002

institutions0.0250.3150.936

aid0.5270.3380.122

yearno

r20.41

F16.49**

N109

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以及世界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正相关,对于中国,开放性和通货膨胀这两个宏观因素似乎比较重要。非洲国家的开放程度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负相关,这也说明中国在选取非洲国家进行投资时,往往选择那些不是那么开放的国家。而在考虑石油因素时,可以看出,中国往往选取那些可以给他们进口石油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在制度因素与中国选择投资国没有直接关系。最后援助因素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因素中并不显著。

2 结论

自上世纪89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直接投资,其直接投资额从1985年的6亿2千8百万上身到08年的500亿美元。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石油因素对中国是否对其直接投资有很大相关性,并且,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即低的通货膨胀率的国家,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选择相同。

第5篇：对外直接投资分类范文

 

文章对于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的发展及现状、中国与阿根廷之间的双边贸易情况进行分析，首先从事实层面考察直接投资对进口和出口整体的影响，从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统计数据观察，发现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然后在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理论基础之上，就中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是贸易创造型的。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阿根廷是拉美国家中最大的西班牙语国家，其人口众多，是拉丁美洲人口第四大国，仅次于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庞大的中产阶级为该国社会的鲜明特点。阿根廷气候温和湿润，中部、东部的潘萨斯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农牧区，得益于此，阿根廷成为世界肉类和粮食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国，世界第一的牛肉出口国和重要的皮革出口国。中阿贸易中，可食用农副产品及皮革数额巨大。此外，阿根廷境内能源储备丰富且开发程度较低，约有75%的能源尚待勘探开发。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能源需求国，在2002至2012年期间，中国从阿根廷进口的原油总额已从0上升至96110万美元① 。同时，由于国际原油价格的不稳定，为减少对能源进口的依赖，中国政府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能源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阿根廷作为能源储备充足的国家，近几年来接受了许多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时，中国与阿根廷政府积极合作推进基础设施完善建设，为未来中国对阿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

 

二、中对阿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相较于世界情况而言，总体呈现出起步晚、增长快的趋势。2007年以前，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投入金额非常小，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以2007年为界，中国对阿直接投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03～2006年 探索阶段：

 

2003年流入阿根廷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48.262亿美元，同年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存量只有105万美元，仅占世界IFDI存量的0.02%② ，2003年中国对阿根廷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为100万美元，相较于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28.54亿美元也比例甚小③ 。直到2006年，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保持在稳定的低水平上。

 

2007年后 萌芽阶段：

 

2007年中国对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都出现了惊人的增长，相较于2006年，增长幅度达十倍有余。受经济危机影响，2008～2009年期间中国对阿直接投资金额有所回落，随后，在2010年至2012年间出现了空前的迅速增长，中对阿FDI存量表现出每年翻番的发展，2011至2012年间，FDI流量由18515万美元增长至74325万美元，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占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仍然很小，但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起步晚，前期发展缓慢，又曾一度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没有影响到近几年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的大幅增长，这与中国近年来不断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宏观条件也有关联，另外，随着拉美政治和经济地位重要性的日益突显，未来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仍大有可为。

 

三、中阿贸易发展概况

 

中国与阿根廷的经贸合作自1972年建交以来已经有40余年。1997年中阿双边贸易金额首次突破10亿美元①，随后双边贸易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增势强劲。

 

除2009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进出口总额由144亿美元减少至78亿美元外，双边贸易额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11年，进出口总额迅速恢复至148亿美元，超过危机前水平，该年我国首次扭转对阿根廷贸易逆差。目前，阿根廷是我国在拉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我国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②

 

综上可得，中国与阿根廷的双边贸易开展远远早于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且相较于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除经济危机年份，总体来说呈现出一种较为平缓的上升趋势。另外，将进出口分开来看，进口的波动性明显略强于出口，自扭转贸易逆差以来，出口增势强劲，进口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况下。

 

四、中对阿直接投资与贸易行业结构状况

 

从结构上来看，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在三产业上分布相较于世界来说较为不均，制造业最多，其次是服务业和第一产业。从行业上来看，中国对阿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行业，排名前列的为采矿业(21%)，基础设施(20%)，机械仪器(15%)，贸易(12%)，石油(8%)。

 

阿根廷出口中国主要商品结构更加集中，排名前九的商品占总出口金额的93.8%，而自中国进口的产品排名前列的仅占总进口金额的75.8%。

 

阿根廷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大类细分来看，农产品、畜牧产品和矿产，包括含油子仁及果实(大豆)，动植物油，矿物燃料，皮革，乳品等。其中，含油子仁及果实是中国自阿根廷进口最多的产品。

 

中国向阿根廷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电机设备和化工产品。铁道及电车道机车、车辆及其零件在2013年出口金额上达3.8亿美元，排名第六，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中国企业相应“走出去”战略，在阿根廷承建大量基础设施工程。

 

综合这三类数据来看，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在行业类别上与进出口较为相似，但从比例来看有较大差距。可以看出，在基础设施，采矿，石油等领域的投资大幅带动了我国对阿根廷机械设备和化工品的出口，交通工具领域的直接投资也带来了如机车、车厢等产品的出口，纺织皮革方面的直接投资带来了更多自中国的同行业商品的进口与出口，细分来看，中国进口的多是皮革类制品，而阿根廷进口的更多是纺织品、纽扣、配件类产品。而在进口方面，农、林、渔业、食品烟草方面我国进口了大量产品，这首先得益于阿根廷在该方面的天然优势，也与投资初期我国在该国进行的这一领域的直接投资有关。在石油和采矿领域，尽管直接投资占当年的30%，但能源输回国内的份额仍然占较小部分。

 

五、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产生的进出口效应

 

(一)中对阿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从图4来看，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基本呈现出出口创造型的态势。2007年以前，中对阿直接投资总量较小，占世界对阿总投资份额也微乎其微，在这一发展阶段中，中国向阿根廷出口总量基本保持稳定，呈现出十分平缓的增长趋势。2007年直接投资猛涨的同时，中国对阿根廷出口也开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扬趋势。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直接投资存量小幅下降，出口总量出现一定下降。2010年开始，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迅猛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此后几年出口总量也有非常明显的上涨趋势。2012年和2013年直接投资增速明显，出口增加稍逊，考虑到贸易创造对于直接投资可能会有的滞后反应(尤其是大型工程、油气开采领域)，预计将在未来展现出更明显的增长。由此初步判断，中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可能存在一定的出口创造效应。

 

(二)中对阿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

 

相较于对出口总量较为明显的效应，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不甚明显。在2007年直接投资开始蓬勃发展的年份后，进口在2007和2008两年内受到较强刺激，走势良好。但是2009年的经济危机打击对阿根廷出口中国总量较为严重，此后一直未能恢复之前增长的态势。在之后直接投资增长迅速的年份，中国对阿根廷的进口甚至开始呈现小幅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与投资行业及阿根廷国内政策变化密切相关。投资初期，主要集中于渔业等第一产业，在该领域阿根廷政府持鼓励态度，而投资后期转向能源类行业后，由于阿国内近年来兴起的石油国有化风波，出口关税大幅提高，使得投资于阿根廷的石油企业不能十分有效地向中国境内输出石油①;另外，一些高科技产业在阿根廷建厂目的并非为销往中国市场，而是以之为跳板出口至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因此纵观整个时间段，中国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对于中国进口阿根廷总量仅仅表现出十分微弱的创造效应。

 

从以上具体数据来看，中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直接投资对进出口的影响都呈现出贸易创造型的态势，但由于国家政策、行业分布、企业直接投资动因的不同，导致直接投资对于出口的创造效应明显低于对进口的创造效应。

 

六、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一)数据选取与来源

 

本文选取2003～2013年之间十一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是中国对阿根廷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FDIFL)，中国对阿根廷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逐年存量(FDIST)，引入实际汇率(R)对模型进行控制。被解释变量选择各年中国对阿根廷出口总额(EX)、历年中国自阿根廷进口总额(IM)。

 

同时，由于实际量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以上名义量进行实际量转化处理，处理具体手段为：由于FDI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相比于使用CPI来说，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消减价格影响更适宜，因此对于FDIST和FDIFL用该指数转换为实际量，实际进出口、实际汇率则通过CPI转换而得。

 

FDI数据来源于《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EX、IM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名义量转换为实际量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名义汇率和CPI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

 

(二)建立模型

 

研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现在普遍应用的模型是引力模型，该模型在研究多国直接投资和两国之间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都效果较好。

 

本文建立模型如下：

 

LnEXt=c+αlnFDIFLt+βLnFDISTt-1+LnR+ut (1)

 

LnIMt= c+αlnFDIFLt+βLnFDISTt-1+LnR+ut (2)

 

其中，α和β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在本模型中，若两参数均为正，则中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是贸易创造型的，若两参数为负，则中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是贸易替代型的。

 

七、实证检验

 

(一)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分析

 

利用OLS对模型(1)，即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对中国出口阿根廷总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整体来看，回归方程R2为0.9245268，调整后的R2为 0.908468，拟合程度较好，DW统计值接近2，说明自相关几乎不存在，各回归系数较为显著，可以看出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程度比较显著，尽管略逊于汇率的影响。综合来看，中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会扩大中国对阿根廷的出口数量，即中国对阿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是创造型的，而且直接投资存量的出口创造效应大于直接投资流量的出口创造效应，这表明中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投入生产后，将会长期带来出口贸易的发展。

 

分析出现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主要由于近年来中国在阿根廷进行的大量通讯、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造项目，这些项目的顺利完成有赖于从国内进口相关产品、材料，因此总体来看对于中国对阿根廷的出口具有创造效应。由于工程时间跨度较长，初始规划建设阶段对于中国对阿根廷出口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但随工程建设的全面展开，对于当地难以生产的必要原材料自国内的进口步入较为平稳的增长期，因此呈现出回归结果中直接投资存量的出口创造效应大于流量的出口创造效应。

 

(二)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分析

 

利用WLS对模型(4)，即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对中国进口阿根廷总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对中国进口阿根廷总量回归结果拟合的较好，R2达0.95932，F为88.39093，DW通过5%水平下的检验，除实际汇率外各系数回归结果显著。总体来看，中对阿直接投资具有进口创造效应，直接投资存量的进口创造效应明显大于流量的进口创造效应。

 

分析原因，主要着眼于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目前前往阿根廷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有石油和采矿业，这些行业的特点在于直接投资后并不能立刻向国内输入资源，需要一定程度的建设以后才能真正将资源出口回国。另外，近年来阿根廷国内掀起石油国有化风波，阿根廷本地也出现能源危机，因此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能源类企业出口能源设限，多家当地进行石油投资的中资企业受到很大冲击。因此整体看来，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的进口创造效应较小。

 

综上所述，中国对于阿根廷直接投资总体来说可以扩大双方贸易规模，但是其进口创造效应较小，出口创造效应较大，流量的创造效应较小，存量的创造效应较大，在进口创造方面，以及直接投资流量的充分利用方面，未来还有调整的空间。

 

八、政策建议

 

(一)优化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行业结构

 

目前，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包括中国对整个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都主要集中于能源行业，导致自该地区的能源进口量大幅增加，拉丁美洲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继非洲之后的重要的能源来源地。但近几年来，阿根廷国内掀起重启能源国有化风波以期减少能源类产品流出，尽管政府总体态度是希望借助外资勘探国内资源，但是外资能源企业仍然在风波中受挫严重，因此近期在阿根廷进行能源类的直接投资并非良好的选择，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的进口创造效应较小。中阿可以寻求在农业、服务业拓展合作领域，在农业方面，相较于能源投资较为被动的态度，阿根廷各界十分欢迎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希望中国企业能够加大对阿根廷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2010年至2016年阿根廷农业食品和农业加工业战略计划》已经成为阿根廷重要的经济发展规划①，该规划表明阿根廷将会进一步巩固农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同时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另外，阿根廷与中国在远洋渔业方面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在服务业方面，近年中阿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立项目，而阿根廷资金短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有效为当地基建项目提供融资和其他相关服务，其他辅助类服务业(如商务类服务业、仓储与运输、信息服务)也能够有效减少当地企业的管理费用和成本。在制造业方面，尽管阿根廷独特的地理位置能够有效辐射美洲各国，但相较于其他拉美国家，阿根廷劳务成本和物价较高，因此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业已经不适应在阿根廷发展，而当地企业进行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设备和原材料制造也需要衡量在当地制造和自国内进口的成本差别。通过优化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能够使得两国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在扩大出口贸易的同时扩大进口，增强双边贸易稳定性，实现共赢发展。

 

(二)鼓励非能源类直接投资，控制中国对阿根廷贸易顺差

 

自中国扭转对阿根廷贸易逆差以来，中对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由此也导致近年来不断增加的贸易争端。2014至2015年间，阿根廷针对中国发起多项反倾销调查，设计商品包括扳手、三相变压器、聚氯乙烯、非自吸式离心电泵等20余类产品。②因此，将中国对阿根廷贸易的顺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必要的。在直接投资方面，在两国都急需的能源类产品中实现进口扩大是不太现实的，中国投资者应回归对阿根廷起步时投资的农林牧渔业以及目前发展空间广泛的皮革类，扩大中国对该项产品的进口，以稳定贸易顺差，使得两国贸易关系平稳发展。另外，相较于石油采矿等重工业，这些行业前期投入相对较小，不易受到政治因素冲击，有利于发挥直接投资流量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后，还应当鼓励高科技产业在阿根廷的进一步直接投资，这对中国企业节约成本、更及时地对当地需求作出反应，向美洲扩张、走向国际是有积极作用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中国对阿根廷的出口。

 

(三)增加投资保障，促进贸易顺利增长

 

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阿根廷的投资环境并不稳定。阿根廷比索在经历经济危机后仍然比较脆弱，汇率波动较为频繁。当地政府对于直接投资的态度和政策变化也相对迅速，因此为确保中国企业能够顺利在阿根廷直接投资、进行贸易活动，有必要对有意向在阿根廷(以及其他拉美国家)境内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额外培训与服务，使其能够在文化等软实力、资金保障等硬条件上相较于其他国家投资者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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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对外直接投资分类范文

80年代以前的状况

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原则，国家对于本国领土上的一切人和物，除国际法上规定的例外外，都享有排他的管辖权。[2]据此，国家对本国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绝对的管辖权和监督权。资本输入国作为国家，能规定其领域内有关财产取得和转移的一切事物，而且有权决定其境内法人和自然人从事经济活动，并不构成国际法上的非法行为。[3] 所以在外国投资范围内，对外国人的商业活动范围，加以一定的限制，入对某些企业不准外国人经营，只允许本国政府经营，或本国国民经营，或本国国民的经营管理，或外国人可以参加某种企业，但参与权或股权需低于本国国民等等。这也并不违反国际法原则，而且是国际法所公认的合理例外。[4]

各国外资法一般都不在资本输入国所有经济领域内对外国投资者给与完全的国民待遇。资本输入国为了确保外国投资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对外国投资的范围加以限定。一方面将关系到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和部门保留在政府和国民手中，另一方面，将外资引导到本国亟待发展的行业和部门，使外国投资于本国经济发展目标一致。因此，各国采用法律规定，或投资指导目录，货采用许可证的方式，允许或鼓励那些产业部门投资，限制或禁止那些产业部门投资。。

这些限制或禁止的产业部门，可以说主要是服务贸易的部门。[5] 由于服务贸易，尤其是通过资本流动实现的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涉及一些直接关系国家与经济安全、政治与文化等敏感问题。因此，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现实很强的垄断性。[6] 也就是说，由各国政府几乎拥有完全垄断性质的，或给与特许经营的公共事业，如城市供电、供水、燃气、公交、地铁或产业如邮政、电信广播、电视、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以及某些基础产业如车站、机场、码头，[7] 在80年代末以前，几乎都是禁止或限制外商进入的行业。[8]限制或禁止投资的措施范围很广，主要是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措施，这一类措施是开业权问题，它是对进入各国建立各类服务性公司和机构加以限制或管制，乃至禁止。从限制和禁止的措施看，具体包括：1、对于国内特定的服务业部门或公司，完全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2、对服务业投资的地域限制；3、对服务业投资的公司数量限制。

发达国家外资准入限制的范围较小。外资禁入的范围主要有国防军事、通讯、宣传部门、公用事业、交通、银行等。如美国在通讯、航空运输、沿海运输、水电、原子能、银行业、保险业等领域做了限制性规定。发展中国家一般对在本国已有一定发展基础，需要重点保护的服务贸易行业进行禁止或限制，如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凡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事业、企业并关系到多数国民的生命者，如港湾、公用发配电、通信、海空运输公用铁路等，不允许外资全面控制。泰国外资法禁止向政府专营的武器、烟草、铁道、港口、国内民航等部门的投资，凡属限制外国投资的部门，外资一般只占少数股权，而且需经过严格审查。 巴西禁止外资在航空沿海运输、新闻、电力等部门投资。

80年代末期后的变化

由于国家本身的目标可能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发展使政策失去了对投资的控制力，各国看到保护措施的代价高昂，以及其他国家为采用开放措施反而取得成功，促成各国调整本国服务贸易开放政策。

服务贸易问题引起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的严重关注，成 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议题，并在1994年最终达签署《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惠国待遇和逐步自由化等方面的规定，大大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法的变化。从国内法看，近年来，许多国家日益认识到外国直接投资有间接投资不可替代的优点，均修订了外资法中歧视性规定，自由化倾向越明显，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性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区域形成共同的政策标准。[9]至1996年止，65个国家（10个发达国家，55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中采取了98项有利于自由化的政策[10].从双边关系看，90年代以来，各国为签署对保护和促进的双边投资协议。到1996年6月已有将近1160个条约，约有2/3时90年代缔结的。在多边层次，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缔结区域性公约，实现投资自由化。联合国、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也在努力促自由化进程。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影响

进入90年代，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江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延伸至服务，它包括了除政府服务采购外的索由服务贸易，并将要素移动服务作为自由化的重要目标。服务贸易的定义不仅涉及跨国境的服务消费和提供， 也涉及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服务，通过自然人移动提供服务。因此，也必然涉及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及规范。《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各成员国遵守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由于涉及12大类、155个细分的服务分部门，所以，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国际直接投资及投资法也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

1、《服务贸易总协定》促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都参加服务贸易总协定，实行不同程度的自由化，尤其是公共设施、运输、电讯、金融及保险等服务设施的现代同时促进9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都在进行民营化改革。

2、关贸总协定要求与建立国际直接投资形式的商业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资本移动自由化，从而在另一成员国境内由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提供服务。关贸总协定，对于成努开放得的服务业内的，经批准建立机构的国际直接投资，在未经世界贸易组织同意的情况下，禁止对其实施限制（包括对流动资产交易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因而，就资本而言，关贸总协定模糊了资本与流动资产交易之间的区别，如果一国就建立外国服务机构做出了公开承诺。则对投资的影响是巨大而积极的。

3、《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当需要资本提供服务时，资本必须能自由过境转移，这必然会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如有关市场准入的16条注释中规定：“若一成员在有关通过第一条（服务贸易的定义）提供服务的提供服务的事宜方面做出承诺，并且这种资本过境转移时服务本身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则该国也因此承诺，允许此种资本移动。”该规定那个模糊了资本与流动资本交易之间的区别。因为资本的国际移动时服务贸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从另一角度，他代表了一种对经常项目（资本交易项目）没有影响的资本移动，对资本移动自由化由积极影响。

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制订之前，关贸总协定对于国际贸易自由的推进和努力主要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对服务贸易一直未进行统一规范，《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诞生为服务贸易的逐步自由化提供了体制上的安排和保障，它确立了通过各成员国连续不断谈判，促成各国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服务贸易总协定》促成发达国家基本消除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11]

二、发达国家基本消除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

1、关于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与公司建立的限制的减少

通常对外资的限制表现为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与公司建立方面的限制，消除这类限制是对外国直接投资全部开放。过去存在与服务部门的许多限制，随着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实施，也逐步解除，尤其是在通信、土地买卖、空运、中介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自由化程度较高。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发达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一些产业部门仍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这里需指出的事，许多发达国家使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在一体化组织内部也在积极推进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自由化，例如，欧盟成员之间的限制很少。

2、 国际直接投资所有权与控制的规定较少。

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行业已经放弃强制性的拥有多数或少数股权作为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定。但是，股权限制仍作为限制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某特定行业的一种手段。发达国家有利利用股权限制控制产业的私有化程度，或限制其进入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服务行业，如通信、广播、空运。由于《服务贸易总协定》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具体承诺、对等谈判基础上开放服务贸易。所以，许多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仍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某些行业，以及进入的公司数目进行限制。例如在银行、保险、专业、服务、通讯、空运、广播电视等行业。经合组织的调查表明，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对特定领域的投资，以及空运、海运的投资都加以限制。有9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希腊、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美国、）对采矿或自然资源开发加以限制；有18个国家限制外空公司从事银行或金融服务；有8个国家对无线电、电视、广播或出版部门的外方控股公司进行限制。

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

（一）、放宽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各种限制

1、 进一步减少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予公司建立的限制，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工

业，一般都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对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国内一些行业及公司的建立建加以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对国家直接投资的限制都是武断的。因为特定领域的措施和政策往往具有一个以上的目的和效果，在是始终并不一定能实现其政策目标。为此，发展中国家页充分认识到消除这类限制是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的重要标志，努力放松，甚至对直接投资流入的限制。各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减少对外资禁入的行业限制，事的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及开业较以前更为容易，各国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修改外资法，一放宽对外资的准入，一种是在所谓外资进入“积极清单”（Positive List）上增加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另一种方式是减少原来禁止外资进入的“消极清单”（Negative List）上的行业，只要是服务行业和基础设施产业。值得注意的事，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通过外资参与本国对于公共设施的私有化进程，开放了原来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如电信等行业。

发展中国家保留为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重大利益而采取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某些限制。一般这些考虑被视为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一般原则的合理例外，并且在近期也不可能回消除。但以此为目标事是限制的领域较少，主要由广播、电视、金融保险等少数服务行业，一极少数资源开采业。

2、 对国际投资流入所有权与控制的规定趋于放宽。

90年代以来，以强制拥有多数或少数股权作为限制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做法逐渐减少，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基本允许外国公司拥有全部股权。但是，股权限制人作为限制国际投资进入某些行业的一种手段。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投资进入银行、保险、专业服务、通讯、空运及广播等领域的股权限制，或规定外国公司数目。另外，一些国家规定的国际投资逐步退出要求和与利润再投资的有关规定，都已基本撤销，如印尼。泰国、拉美国家。

3、 经营限制。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服务外国公司建立后，为了减少外国公司经营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对其经营活动实施限制，如要求优先聘用当地人员和当地成分要求。这些限制由于《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 资措施》的约束，使发展中国家成员作了相应调整，大大放宽了这方面的限制。目前仍存在的经营限制主要集中在外资公司经营业务方面的限制。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允许外资金融公司经营东道国本币业务。

4、 授权和汇报。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趋向于用简单的登记程序来取代原来的对外资禁入的审批要求，当然，对于外资进入某些特定的具有战略地位的服务产业，如银行与金融业、航空运输、广播及电讯业或者通过兼并或收购〈M&A〉方式进入，各国都有一定的审批要求。发展中国家保留一定程度的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的审批制度，如对进入特定服务行业或参与某些经营活动，投资额超过一定数量须经外资主管部门审批。

三 结论

联合国贸发会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表明，90年代以来，全球投资政策自由化是大势所趋，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表现为消除国际服务贸易壁垒，消除限制或歧视性待遇的进程，另一方面表现为与服务业直接投资者都有关的制度的建立，亦即外国直接投资法规、政策的国际协调，规范，所以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或是事实上作为其条件的各种法律和政策的出台。

注释

[1]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解释，所谓外资[自由化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1）减轻或者消除所谓的市场扭曲（Market Distortion）的影响，造成市场扭曲的原因可能是外资法中专门针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措施（例如外资进入及经营观念方面的障碍，也可能是外资法中有关给与或不给与外国投资者某种优惠措施及补贴。的规定），（2）提高给与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例如给与外国投资者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以及公平公正待遇（3），加强对市场的监督的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营（例如制订竞争规则，信息披露规则）（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世界投资报告》）

[2] 陈安：《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3] 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4] 海德：《国际法》，第650页以下。哈克任斯：《国际法汇编》转引自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5] 参阅杨鹏慧：《世界组织法框架下我国外资准入制度研究》，《投资研究》2000年10月，第44页。

[6] 陈已昕：《国际服务贸易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页。

[7] 张昕竹：《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和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8] 例如“公用事业（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各大类均有）、航空《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11类第c项）内陆运输（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11来第DEG项）电讯（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2类）国际与武器弹药（批发、小总贸易和零售）（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2类第4大类）印刷（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D类第F项）无线电和电视（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二类第D小项）投资银行、保险、商业银行（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7类第B项，原子能、石油（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1类第F项。进出口（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4类。）

[9] Jeswald Salacuse，Foreigh Investment law and Regulation，1997）

第7篇：对外直接投资分类范文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之一。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61亿美元，同比增长32%，全球排名由上年的第17位上升到第13位。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33.3亿美元。专家估计，“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将达到660亿美元；到2020年，当年对外投资量将在2006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300亿美元。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领域已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展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投资区域从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亚太、非洲、拉美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对外投资中，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四成。其中，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占81.5%。2006年，广东、上海、黑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位居前列。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占到存量的81%，私营企业占1%；中央企业占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2%，地方企业占18%。

欧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双向投资发展很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非常有限，规模尚小，投资目的地集中，领域较窄。以2005年为例，中国对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仅为5.1亿美元，占总额的4.2%，并且主要流向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英国等国家，其存量仅为15.98亿美元，占总额的2.8%。投资领域多为贸易、海运和金融，另外还涉及一些电子家电、机械、轻工、纺织等生产加工产业。

德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发达的基础设施，强劲的购买力，健全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成为受中国企业青睐的海外市场。2005年，中国对德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2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05%，占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总额的25.49%。从数字上看，中国在德国的投资还存在很大的潜力。近年来，德国经济发展急需外资以提高本国就业率，为中国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直接投资提供了诸多机遇，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形成和主要特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所决定的。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

这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1991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企业的海外投资应该“侧重于利用国外的技术、资源和市场以补充国内不足”，并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内成为对中国境外投资影响最大的政策法规。实践表明，这一政策体系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0.9%和0.55%，与中国综合国力极不匹配。

第二阶段：2000年至今。

这一时期中国逐步与国际接轨，对外投资政策体系逐渐形成和完备。

2000年10月，中国 “十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出现重大转变，对企业对外投资由以往的限制转为鼓励。在中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对外投资的政策，为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制度环境，表现为：

首先，在境外投资项目审核上，大大放松了管制。2004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提出了国家在境外投资方面基本操作模式。商务部同期也出台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替代了原有的《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试行稿）》。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是对1991年《关于编制、审批境外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规定》的取代，其重大突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取消了政府境外投资的审批权，取而代之的是核准权，审核环节上更为简洁。放弃了实施已久的两道审批程序，企业无需再准备可行性研究报告，政府主要侧重于确定投资主体、投资方向及合规性的审查，不再考虑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

――各级审批权限均大幅度放宽。国家主管部门原审批限额为中方投资额100万美元以上项目，而新设定的国家主管部门核准限额为资源开发类3000万美元以上、大额用汇类1000万美元以上，分别提高了30倍和10倍。地方政府核准的投资规模也相应大大增加。

――明确了政府在企业境外投资问题上主要发挥引导、服务和支持作用，企业对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无需征求政府意见，具有自。商务部2004年颁布的《规定》指出，企业在境外开办企业，无需满足增加外汇收入等国家需要，而是根据自身发展决定海外投资行为。此外，2004年《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相对于1991年《编制、审批规定》更注重政府的工作效率。政府批复时间由原来的60天缩减为20个工作日，还严格规定了各个环节的回复时间，防止因为某个环节导致批复机构境外投资效率的降低。

其次，中国政府对待境外投资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大。中国政府在逐渐放松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管制的同时，还制定了实质性的资金支持策略。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2004年10月颁布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的通知》明确指出，对于能弥补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境外资源开发类、带动国内技术、产品、设备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等四类境外投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对于那些对国家利益具有重大影响，但企业自身资金实力尚无法完成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国政府的“境外投资专项贷款”（根据国家境外投资发展规划，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2005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扩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35号），该《通知》增加境外投资的用汇额度，总额度从33亿美元增加至50亿美元。并扩大试点地区外汇局的审查权限，对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查权限从300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2006年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明确表示，外汇局将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手续，取消全国境外投资用汇规模限制，满足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的需要。

第三，境外投资的后续监管日益规范、健全。原体系政府对境外投资最初的审批非常严格，但是审批过程结束后，政府对境外企业后续经营情况存在着管理不足。新的体系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审核环节松绑的同时，在境外企业日常管理环节上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加大了后期的监管力度。2002年10月，原外经贸部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颁布了《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和《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从规范性和投资业绩两方面制定了考核境外企业的具体细则。上述两个办法目前正在实施，并不断完善。新政策体系中的这些举措，对加强境外投资的宏观监管，掌握境外投资变动情况，促进境外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上述两个文件外，商务部于2004年11月下达了商务部关于印发《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的通知。以上三个文件共同规范了中国政府在境外投资方面的监督与服务工作。

第四，服务体系逐步完善。为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出资形式的企业对外投资、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商务部、外交部和发改委分别于2004年7月、2005年10月和2007年2月联合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二）、（三）》；商务部还定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统计公报》，并制定了《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为了提高核准效率，保证企业境外投资不至受到延误，政府甚至还在各个环节上均明确了批复的时间限制。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展望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直接投资核准制度、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对外直接投资监督与服务政策三部分组成的政策体系。随着国际化步伐加快，在新的全球经济竞争形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将继续调整和完善。呈现以下五大趋势和特点：

1、对外投资的立法工作将进一步加强。目前，中国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虽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仍然缺乏一部纲领性的、权威性的法规，以便能够从整体上协调中国整体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发改委的《办法》和商务部的《规定》均是以国务院部门政策的形式出现，是一种行政管理政策，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其他境外投资相关规范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要保证中国“走出去” 战略能够健康发展，必须建立一部能够总体上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法规，从而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以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权威性。

2、对境外投资的服务支持体系日益健全。境外投资服务必须采取政府主导和积极发展服务性商业机构两种途径同时展开的办法。“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管理部门职能，建立更为清晰的境外投资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境外投资服务方面的措施，更好地做好公共服务，加强为市场主体服务的精神，积极鼓励境外投资服务性商业机构（包括国外环境调研分析、海外法律服务、财务服务和税务服务等各种机构）的发展。

第8篇：对外直接投资分类范文

1.全效推动我国出口产业机构革新调试进程

以往我国凭借廉价劳动力资源完成出口贸易和产品竞争任务，经过经济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全面增加，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地位开始日渐削弱，比如劳动密集型的纺织类制造行业，也开始日渐衰萎并不得不朝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如向菲律宾、泰国等转移。归结来讲，我国进行优势产业独立发展，夕阳产业对外投资，对于其日后贸易结构调整十分有利，将会全面带动周边产业的出口活力。

2.进一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状态

经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国家收支会得到进一步平衡，在保证汇率稳定的基础上，规避出口竞争力过低，使得我国对外出口竞争实力和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3.持续辅助相关企业主动绕过贸易壁垒

通过跨国并购或是在海外设置子公司，可以让我国企业更快的挤入国际市场，使得因为贸易避雷造成的贸易限制问题得以顺势消除，全面增加产业贸易数量并强化企业国际综合竞争实力，最终带动关联产品出口贸易。

4.快速赋予我国企业强效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向发达国家迈进，进行绿地投资并构建起专业化的分支机构，能够愈加接近东道国的R&D资源，保证及时介入所在产业高端技术集聚区域并加以模仿学习，从中获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长此以往，令自身所有权优势得以全面增加，并顺势扩充出口贸易范畴以及对国际的影响效应。最好的例子就是大连机床企业，就是凭借并购渠道，进行逆向技术溢出实时性获取，跻身于世界十大机床排位。

二、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工作中面临的具体挑战困境

1.政府管理缺乏应有的统一联带性

许多企业无法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深入性调查掌握国外法律法规，致使在并购工作中处于弱势地位，不能获得政府可靠的支持。

2.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结构机理严重紊乱

自2011年开始，我国对外投资中，占比比较大的分别是租赁、商务服务、采矿、批发和零售制造等领域，大约占据整体投资份额的77%，相比之下，关于软件、科学研究等高新科技产业占据的比重就显得较小，几乎只有2.1%。由此看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层次过低，并且缺乏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支持。

3.专业型人才资源储备数量不够充足

事实上，我国许多跨国行业都缺乏跨国性经营管理人才，致使后期直接投资活动遗留深刻的随意和盲目性隐患，长此以往便会令海外经营能力持续降低，严重情况下直接陷入亏损等被动境遇。如2011年我国陷入亏损的境外企业便已经达到23%。

透过宏观角度观察，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管是在产业结构、参与企业实力、国际竞争潜质等方面，都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竞争规范诉求有着较大差距，在此期间，西方发达国家更利用严格规定限制我国对外投资力度。长远趋势看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发展还有较长一段的挑战适应路途要走。

三、利用对外直接投资途径改善进出口贸易管理质量的措施

归结来讲，我国就是要持续地革新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将国际、国内两类市场优势和多元化资源优势尽数发挥，使得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效用至此得以长效发挥。对外直接投资本身有助于海外市场的开拓，经过跨国生产途径迅速带动高端设备、原材料、中间品的出口支持动力；再就是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国内经济发展一切需要的资源，包括高新技术设施和丰富的实践管制经验等，借此令国内产业机构快速优化并提升技术水准，令我国企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变得愈加理想。具体措施内容将细化为：

1.适当加大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力度，持续优化并改造相关产业结构

我国以往获取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机械和技术，相关行业根本不能得到系统化革新拓展机遇，唯一能够有效利用的便是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而在和其余国家进行出口贸易竞争环节中，既有的劳动力优势也开始逐渐丧失。因此，有关规划主体需要持续加大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完成逆向技术溢出改革指标并快速获取高端的知识技术，令高新科技产业投入支持力度持续加大，这样一来，便可在国际贸易中尽快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扩充相关产业整体的对外出口贸易范围。

2.督促政府快速构筑起完善形式的金融服务机构

在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基础上，地方政府需要全面发挥自身职能效应，在企业实行政策方面予以科学化引导，进一步开放集合融资、税收、信息咨询等功能服务。另外，政府还要持续修缮海外投资监督保障体系，主动规避政治风险侵蚀效应，令企业自觉形成发展对外贸易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当然，为了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改革进程，作为政府，有必要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现状、既有产业结构以及国家战略，人性化的调整投资区域并调整产业运作模式。逐步搭建起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指导体系，借此调整我国投资法向引资一边倒的隐患，同时将西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发展经验予以充分借鉴，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外投资主体、权责、区域、产业、模式、利润分配、人才培养等，再就是成立专业化监理机构，令对外投资管理程序在当下予以快速简化，最终提升管理实效。

3.跨国企业要积极培养金融、财务、贸易、法律等各类专业人才

透过各方合作建立起高效的教学培训机制，保证在合理时间范围内培养供应融合财务、贸易、法律、政策管理经验的应用型人才，进一步规避今后直接投资活动的盲目和随意性问题，令对外直接投资成功几率得以大幅度提升，衍生出可靠的企业内部优势，为今后产业内出口贸易持续增加，创设适应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在全面扩充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前提下，我国还需及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结构机理，令投资质量得以全方位改善。单纯拿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为例，如今许多投资都锁定在初级加工行业范畴之中，具体生产附加值较低，在出口带动效用上面显得极为有限。面对该类状况，需要规划主体在日后更多地投资在产品附加值较高与后向关联度较强的行业，包括机械制造行业等，因为其技术、原材料、零部件等位置高度结合关系，所以该类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保留显著性的出口创造效应。同时，规划主体还可以考虑进行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增加，借助持续获取的高端技术进行产品深加工制造，借此提升产品整体附加数值并扩充具体出口的经济社会效益。

第9篇：对外直接投资分类范文

一、引言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初期，我国经济建设主要侧重于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多，更缺乏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才得到了较快发展，投资的区域和行业逐渐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的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内生动力日益增强，进入到了稳定、高速增长的阶段（图1）。根据《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ODI净流出804亿美元，同比增长10%。反映出中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步伐总体上仍在加快。

近年来，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中央政府从战略层面上愈益重视，希望通过推动扩大开放，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竞争力。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建立亚投行，一起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初步估计，每年投资于“一带一路”的资金将超过2000亿美元。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让我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在此背景和现实需求促动下，我国企业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跨国经营活动，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新的增长态势，逐渐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但同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等，尤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严重的地理分布不平衡，东、中、西对外投资水平差距明显。以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东部对外直接投资750亿美元，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88%，而中部和西部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和5%。从我国内部各个省份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非常突出（图2），其中，江西属于中部发展较慢的省份地区，占全国总量比不足1%。江西企业在“走出去”方面虽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但由于依然存在资金、投资信息、投资主体能力欠缺和龙头企业带动力不足等诸多制约瓶颈和发展瓶颈。江西“走出去”一直在全国排名较后，与东部地区省份差距较大。若江西能抓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努力扩大境外投资，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档次，在条件成熟的沿线区域增加投资，必将加快江西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的步伐。基于我国ODI地区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本文立足于地区差异视角研究江西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的分布特征和演变态势，并找出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论，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角度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和境外投资协调有序发展。因此，本文具有较强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差异的地区构成分解1.测算方法及数据说明本文基于研究需要主要选取了Theil指数来衡量ODI来源区域差异的事实。由于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因此Theil指数不仅可以用来解释ODI来源区域差异变动的现状，而且对于差异来源可以进行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分解，从而较好刻画ODI来源区域差异的演变轨迹，此外，Theil指数公式中总存在同一类型指标的比值，可以消除量纲的影响，便于数据处理，同时Theil指数更容易分解。由于大部分文献中使用的ODI数据为来自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但公报中分地区ODI数据只有非金融类数据，因此本文根据数据可获得性选择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数据；GDP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我国ODI分布地区差距及分解根据上述公式计算1998~2014年中国ODI整体分布的Theil指数，从图3中可以看出，整体Theil指数呈下降趋势，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波动阶段：①从1998年到2000年期间，呈现上升趋势，表明这段时期我国ODI的来源分布越来越不均衡；②2000年~2006年期间，Theil指数先小幅上升，随后下降，再呈上升趋势，至2006年达到峰值，说明2006年我国的ODI来源分布极其不均衡；③2006年~2014年期间，Theil指数期间虽有小幅上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的ODI区域差异逐步呈缩小趋势。其次按照东、中、西三大区域对我国ODI的Theil指数来源分布的地区差距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结合表4，通过Theil指数分解发现，地区间差距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1999~2000年地区间差距最大，地区间Theil指数达到0.53，表明极其不均衡状态，地区间普遍存在较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在2001~2002年，表现出下降的趋势，2002下降至0.16，相比前一年降幅达54.2%；2003~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呈现上涨趋势，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为0.42，同比上涨30%，地区间差距呈扩大趋势，但随后地区间差异指数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这表明随着“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我国地区间的差异正逐步缩小。1998~2014年期间，东、中、西部地区区内差距整体波动较大，但呈现下降趋势。在东部地区内差距呈缩小趋势，但特殊年份波动幅度也很大；在中部地区内，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一种波动中下行的趋势，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整体Theil指数偏小，说明中部地区内指数分布相对均衡；在西部地区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较小幅度的波动下降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内Theil指数贡献率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地区Theil指数明显要小，西部地区内差距最小。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展开分析。从中国的ODI受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技术水平、能源消耗情况、利用外资情况、进出口贸易、经济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入手，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与实践开展相关实证分析。本文从投资国角度出发，结合研究目的，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选取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了2013年的17个经济变量，指标归类见表2。其中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来。研究多变量问题时，变量个数太多就会增加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希望能够使得变量个数较少而得到的信息较多。在多数情形，变量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上述指标选择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指标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当两个变量之间有一定相关关系时，可以解释为这两个变量反映此问题的信息有一定的重叠。而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变量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几个综合变量，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从中可以取出几个较少的综合变量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来变量信息的统计方法。基于以上优点，本文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相关阵有四个最大特征根，分别为9.069、3.634、1.305和0.999，其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8，274%，解释了总方差的85%以上，因此前四个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从表4可以看出，17个变量的因子共同度均在0.75以上，这表明因子提取效果很理想，所有的变量都很好地被四个主成分解释。由于经过因子变换的负荷矩阵的四个公因子得分区分度不大，所以要经过变换，表5是经过变换旋转因子负荷矩阵。从表5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主成分是包括经济发展、资源、经济开放度、制度因素在内的11个指标的综合反映，把第一成分命名为潜力因子。第二主成分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技术市场交易额、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这3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制度因子。第三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地区能源工业投资和人力资源存量这两个指标都是资源因素，因此可以命名为资源因子。第四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居民消费水平指数，该指标反映了各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体现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实力，因此可以命名为实力因子。

三、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通过上述实证分析，结合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综合得分为正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得分为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从表9看出，综合得分为正的省市有9个，其中大于1的有3个，分别是广东、江苏、北京，都在东部地区；大于0小于1的省市有6个，分别是山东、浙江、上海、四川、河南和辽宁，其中东部地区4个，中部地区1个，西部地区1个。其余的22个省市的综合得分均为负，除了4个东部地区省市外，全部处于中西部地区，并且西部地区综合得分较低。为了更直观地描述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本文按照综合得分大小，将31个省市分为三类:第一类综合得分大于1，第二类综合得分小于1大于0，第三类综合得分为负。从表6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分布不均，有很大差异，同时验证了前文的泰尔指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地区间差异有关的结论。东部地区都占有一定份额，这说明了东部地区11个省市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能够较好地解释前文得出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的结论。分析江西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各项因素，从综合得分来看，全国排名第26位，只有资源因子排名尚前（排名第10），其余的潜力因子（排名第20）、制度因子（排名第29）和实力因子（排名第27）得分较低，这表明江西在经济发展、制度支持和经济开放程度各方面都缺乏明显优势，同时也表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各个方面江西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江西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①江西的境外投资企业原本就起点晚，发展慢、投资领域虽不断扩大，但低技术特征明显，同时在经济发展、科技投入、经济开放度和制度支持方面都远不及发达东部城市，造成潜力因子排名较后；②江西属于传统农业大省，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跟不上上述地区省市发展速度，此外，虽然近年来江西对外直接投资地区逐渐表现出多元化，但投资地区单一，并且境外企业发展相对缓慢，投资资金多闲置以及投资主体综合实力欠佳，境外生存能力有待提高，这也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大大降低，不能较好地助推本省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制度因子得分排名较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