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精选(九篇)

第1篇：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格局 重心演变 均衡化 漂移化

改革开放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样导致了许多负面影响的出现，比如：在以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相互循环累积的作用之下，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化和发展的漂移化十分突出，呈现出东部经济发展水平高、质量好，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明显乏力，并且经济的聚积效应也在向东部地区靠拢。因此，要从我国的发展整体上来调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尤其是调整区域间发展走向的均衡化和漂移化，将在优化空间配置、促进经济协调等宏观方面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意义。

区域经济的漂移化与均衡化，是我国区域经济格局重心演变的基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而国家经济战略规划更是着力于经济的均衡优化配置。从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战略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以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和国家层面的战略区域规划，来调节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而随着人力资本的攀升，东部区域的用工成本逐渐变得紧张，人力资源逐渐向不发达的西部区域转移，这也与我国的城市重心转移相契合。随着环境资源的约束性增加和人力资本的成本提高，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向平衡化过渡的趋势已经愈发显现。在以往的调查研究中，都有资料表明，无论是农村工业的重心，还是城市经济的重心，都有向东、南方向推进的趋势，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南下东进”的经济发展现象十分突出，并且由于以往的累积效应，呈现出了东西部发展严重失衡的情况，区域间的经济不协调问题也越发突出。

区域经济格局重心演变的漂移化

首先从GDP重心演变的漂移化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的GDP重心演变漂移现象为先向东南，后向西北方向，东南方向的GDP重心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集中最为明显，而随着2003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规划的提出，中西部的GDP增长趋势持续上升，我国的GDP重心演变呈现出向西北地区漂移的趋势。从区域的经纬度来看，在经度上，2002年的GDP重心在115.2度，而2012的GDP重心则在114.9度上；再从纬度来看，2002年的GDP重心和2012年的GDP重心，基本都在32.8度左右，明显出现了GDP重心向西演变的漂移化。

其次从投资重心演变的漂移化来看，相比GDP重心演变的漂移，其发展过程要剧烈许多。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投资重心向东南方向大幅度漂移，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投资重心逐渐向西北部漂移，21世纪初期又向北部移动。投资重心演变在纬度上，2002年的投资重心在32.8度左右，而2001年的投资重心则在33.5度左右；再从经度来看，2002年的投资重心在114.8度，到了2011年投资重心已经在114.5度左右了，明显出现了投资重心向西北演变的漂移化。

再次从消费重心演变的漂移化来看，相比GDP重心演变和投资重心演变的漂移，其发展过程要温和很多。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期，消费重心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方向，而随着京津地区的迅速发展，消费重心逐步有向北部漂移的趋势。但到了2009年左右，消费重心又有向中西部地区漂移的微小变化，虽然效果不明显，但此进程刚好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方针相吻合，而与投资重心演变在经纬度上的漂移相比，消费重心的经纬度漂移则不太明显。

最后从进出口重心演变的漂移化来看，同GDP重心演变的漂移化有些类似，即呈现出先东南、后西北的转移路线。我国以往的发展模式强调投资与出口拉动，尤其是进出口的模式呈现“大进大出”的现象，由于东南地区有先天的进出口优势，其进出口的重心集中在东南方向。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市场的需求出现较大下滑，进出口贸易额受到剧烈振荡，并且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战略的逐步实施，倡导以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了发展的重心依靠进出口导向的模式。就经纬度而言，2002年和2012年的进出口重心纬度都在116.4度，而经度则北移了1.1度，因此，现阶段的进出口重心演变，出现了向北部漂移的趋势。

区域经济格局重心演变的均衡化

区域经济格局重心演变总体表现出西移的特征，虽然单项的经济重心演变漂移向西推进，还不足以充分说明全国经济重心的西移演变，但东部区域的经济重心向西漂移，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经济重心的演变趋势。

首先从GDP重心演变均衡化的过程来看，以2003年为节点，在此之前，我国的GDP重心聚积在东部地区的现象非常明显，虽然在东南部地区的经济重心有振荡现象，但总体聚积在东南部的结构形式没有改变，而在此之前中西部区域的GDP重心变化微小。但自2003年之后，中西部区域的GDP重心演变程度逐年大于东部地区，在经度上已向西漂移了4.8-4.9个经度。从中可以看出，GDP重心演变向西漂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东部区域的GDP重心西移的趋势加快，其二是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方针的逐步带动，使得中西部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加速，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在全国GDP总额的占有率，加快了GDP在全国的分布走向均衡化。

其次从投资重心演变的分解来看，改革开放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区域投资重心主要集中在东部，而西部地区的投资规模和质量都难以与东部地区相提并论。但自1995年之后，投资重心西移的趋势开始加速，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东部投资重心的西移进程加快，推动了投资重心的格局改变，其二是中西部地区的自身发展所带来的投资重心西移，并且二者所产生的投资重心西移的幅度一致，已向西变化了5.94个经度，说明自1995年以后，我国投资重心的均衡化趋势开始加速，并呈现出投资重心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

再次从消费重心演变的分解来看，以2004年为节点，在此之前，东部地区的消费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中西部地区对消费重心的贡献远低于东部地区，此时的消费重心主要集中在东部区域。但2004年之后，出现了两个阶段，其一是2004年至2008年期间，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消费都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仍然是中西部小于东部地区，而在2008年后，随着国家推动中西部消费发展的政策出台之后，一系列民生政策的牵引，促进了中西部消费的改观，使得消费重心向西变化了0.25个经度，远大于东部地区消费重心西移的0.15个经度，此后，区域消费重心向西漂移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起来。

最后从进出口总额重心演变的分解来看，我国的进出口重心整体上呈现西移的趋势，其中以2004年为节点，在此之前，进出口总额的贡献主要是依靠东部地区的经济带动，并且中西部的进出口贡献质量和规模都较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但金融危机的发生对我国进出口影响非常明显，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发展对进出口的依赖性很强，这也决定了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对东部地区的冲击力度远强于中西部地区。从另一方面而言，对东部地区进出口经济的影响，也在推动着进出口重心的西移进程，自2004年之后，中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贡献逐年递增，逐渐与东部地区的贡献能力相当，呈现出进出口重心的均衡化趋势。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进出口重心只向西变化了0.5个经度，说明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仍然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的进出口主要重心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的重心虽有向西移的发展趋势，但东部地区的进出口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区域经济格局均衡化与漂移化的发展趋势分析

从漂移化演变和均衡化分解的情况来看，我国的GDP重心、投资重心和进出口重心发生明显转变的时间点，基本同在2003年至2004年这一时间段，呈现出显著的重心西移现象，而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空间格局发生战略性转折时期，表现在诸如GDP总量、进出口总额和投资重心偏移方面，并且三者的变化非常显著。发生以上演变同两大因素直接相关，其一是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在市场的调节下，区域发展的均衡化得到了促进，在人力、资金、资源、技术等方面的西移进程加快，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其二是我国政府的干预机制逐步完善，促进了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明显变化，并推动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各项内容，为各项重心西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2003年之前，我国经济重心向西漂移的“三驾马车”是，政府的政策干预、中西部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和市场规模的形成，在这三个因素的聚集下，经济重心的各项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向西漂移趋势。自2003年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规模逐渐壮大，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和漂移化提供了基础，吸引了人力资源的进入，其中以人力资源的西移为代表，中西部地区的创业和择业质量与规模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创业与择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了区域经济重心演变的西移。

我国的市场经济逐渐成熟，政府主导的经济干预作用空间被压缩，而由于政策优惠所带来的产能过剩现象比较严重，尤其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宽松货币政策、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的振兴战略，使我国产能过剩的现象更加突出，尤其表现在重复建设方面等问题凸显。随着地方政府政策指导出现偏差，且没有形成机制性的配套发展规划，导致东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存在很大的波动性，大量的建设资金流动性变强，给经济的稳定性带来了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说，东部的挑战也推动了经济的西移，而经济西移中的产业西移作为重要部分，一般是高端产业的西移略滞后于低端产业，并且西移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是因为高端产业的附加值高，抗市场风险和振荡的能力强，其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程度要滞后或小于低端产业。

通过对GDP重心、投资重心、消费重心、进出口总额重心的漂移化演变和均衡化分解来看，其西移力度由慢至快的顺序为消费重心、进出口总额重心、GDP重心和投资重心，并且西移共同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化发展。可以看出，我国土地空间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从空间结构的优化中得到三条启示：其一，2003年之后人力资本逐渐西移，而政府的干预作用明显减小，促进了中西部的整体发展；其二，2003年至2004年间，是我国空间区域发生巨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其中GDP重心、投资重心、消费重心、进出口总额重心都已西移，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三，在经济的各项指标都呈现西移的过程中，西移力度由低至高的顺序为消费重心、进出口总额重心、GDP重心和投资重心。其中，GDP重心、消费重心、投资重心和进出口总额的重心构成了西移的漂移模式，但从现阶段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重心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某些甚至占有绝对优势，经济西移的潜力仍然有待进一步挖掘。加大中西部人力资本的引入、优化发展环境和提高中西部的消费，将是巩固和增加经济重心西移的重要手段，也是未来调整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关键所在。

综上，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比较突出，尤其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对比非常强烈，因而研究区域格局重心的演变原理和机制，把握其重心漂移化的深层因素，针对性的制定出区域经济重心格局演变的政策措施，将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李佩芸，邢俊.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述评及对我国经济格局的启示[J].商业时代，2013，6（16）

2.杨霞，徐邓耀.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动态演变的空间分析[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3.尚妃，籍晓冬.长三角地区旅游重心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经济，2013（8）

第2篇：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经济；扶贫；分析

一、引言

国内众多扶贫问题研究大都在扶贫资金管理，致贫成因以及扶贫的效率与效果方面的研究，在扶贫政策方面则重点分析了政策执行模式及其绩效评估。大多数研究忽视了政府政策自身演进发展方面的研究。我国以政府为主导进行扶贫开发，政府扶贫政策的变化、扶贫目标的实现情况以及调整，对我国扶贫目标的确定和扶贫进程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对政府扶贫方式的研究，会在评估扶贫开发绩效，改进扶贫开发方式提出针对性的意见。本文从政府政策入手，分析政府扶贫政策演进思路，得出政府扶贫开发方式的变化。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扶贫政策基本思路的演进与分析

中国的扶贫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经济发展背景下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的基本特征，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成为反贫困根本动力。

（一）改革开放后扶贫政策基本思路

1.1979―1985年：改革开放后制度性变革大规模缓解贫困

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专项扶贫政策，包括以工代赈、“三西”农业建设与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建立。以工代赈是指通过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实物与现金投入，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地区经济自身增长的能力；“三西”农业建设在实施过程中制定了“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的发展战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逐渐解决当地群众温饱问题；国家依据老革命根据地确立了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提出专项扶贫政策和优惠政策。这三个专项扶贫政策在此后很长时间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此后很长时间的重要指导性政策。

2.1986―2000年：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开发式扶贫

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开始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开发，明确提出专项扶贫工作目标，制定了扶贫监测指标。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实现两个转变：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救济式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

（1）贫困开发：劳动力流动政策与企业发展政策

国家为改变上一时期劳动力流动政策松动而造成无序流动的问题，逐渐开始引导、鼓励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开发式移民，引导贫困地区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鼓励贫困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政府给予贫困户适当补贴，提供了扶贫信贷资金，放宽了贫困户贷款条件。

（2）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这一计划是全国扶贫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紧紧围绕开发式扶贫，鼓励贫困地区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成功率高的产业，并重点发展龙头产业，把贫困户脱贫致富与产业化相结合。有效落实了开发式扶贫战略。

3.2001―2015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大扶贫

贫困问题体现在城乡二元化、农村多元贫困、区域性群体贫困，国家出台了惠农政策，区域发展支持政策。

（1）惠农政策与整村推动扶贫

针对城乡二元化以及多元贫困问题，国家提出一系列惠农政策，实行整村推动扶贫，强调贫困人口的全面发展，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惠农政策提出废除农业税、继续发展农村教育、出台新农合政策，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2）区域发展支持政策

重点扶贫区域是革命老区、特困地区、中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与边疆地区，因此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区域发展支持政策，旨在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通过坚持开发式扶贫，扩大龙头产业规模，解决劳动力剩余问题，同时给予贫困区资金物资上的援助，综合发展贫困地区各项事业。

（二）扶贫开发政策分析

中国扶贫开发政策基本上符合贫困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并且坚持扶贫开发与贫困救助并重的扶贫方式，以贫困开发为主，辅以必要的贫困救助，激发贫困地区的发展活力；针对贫困地区人口，制定特定的扶贫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变为以社会保障政策的形式保障贫困地区人民生活，全方位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

三、扶贫政策经验与调试

从历年政府扶贫政策的演变分析，政府政策制定越来越注重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并且扶贫针对性越来越强，下一阶段必将继续延续这一思想，在遵循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一）形成多元互助的开发组织体系

充分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扶贫，政府要扮演收入分配改革以及政策支持的角色，做好协助者，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及投资环境；充分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与民间组织合作，并充分实施监管，以保障其公开透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发展小额信贷扶贫，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把资源交给最有效的企业。同时，政府可以积极吸引国际扶贫组织的参与，引入更多的扶贫资金和援扶贫项目，提高必要资金支持比例以及政府扶贫工作的整体效益和水平。

（二）开发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并重，提高贫困群体的主动性

让贫困群体参与扶贫政策决策是反贫困后期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样可以增强扶贫政策的准确性和执行过程参与度。将扶贫资金控制权决策权下放，让农民自己管理，实现资金的充分利用。通过教育直接提升人民的综合素质，同时针对不同职业工种，应加强职业教育培训。通过这两种教育培训方式，增强贫困群体的参与度，实现开发式扶贫的作用。

（三）精准扶贫：增强扶贫政策瞄准的针对性

目前全面扶贫已经完成，下一步扶贫将提高扶贫项目的瞄准精度。将扶贫资金直接用在贫困农户身上，同时完善贫困监测系统。另一方面，从消费角度制定贫困人口，反应贫困人民的消费水平，也更加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其实行基础就是要重视贫困识别标准的修订。增强扶贫的瞄准精度，重视对项目资金投向的透明度和明细化，对扶贫资金的流向和金额进行公示，接受监督。

我国的扶贫以政府扶贫为主，发挥政府和多重扶贫机构以及社会的力量，才能进一步提高扶贫效率，实现脱贫致富。

【参考文献】

[1]李汉才.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问题与对策[J].人民论坛，2015（20）：70-72.

[2]韩恒.新时期农村扶贫的困境及其对策[J].农村经济，2008（9）：63―66.

[3]张磊，黄承伟，李小云.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1―282.

第3篇：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理论

引言

产业革命之后，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对市场经济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好的经济政策成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加速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今天，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区域经济研究这一领域，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下面文章将从五个层面阐述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一、包括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从区域经济政策的共性与个性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一）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区域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世界各个国家都有，特别是国土面积大的国家。由于气候地形的差异，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的不同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区域间的经济不平等。为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快速的发展，绝大多数国家都正对自己国家区际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学界对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几个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进行研究。刘建芳（2002）分析了二战后美国为缩小区域差距而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李亚琴（2011）分析了苏联时期、叶利钦时期、普京时期三个不同时期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区域经济政策；衣保中、任莉（2003）阐述了战后日本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地区振兴与开发政策、区域产业布局政笨、缩小地区差距政策及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政策，日本在实施区域经济政策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进行统一规划协调指导，给予财政金融支持，加强基础设施推动和法律法规保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区域经济政策；[1]李晓辉（2013）分析了统一后的德国为减小东德和西德之间的经济差距所实施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内容和实施步骤。而我国更是典型的区域经济平等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更是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政策，众多的学者从各方面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

（二）微观的区域经济研究

在对各国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研究之外，还有大量学者致力于区域经济政策的微观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分析各种区域经济政策发挥的具体作用，例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体系构建、实施细则、取得的成绩等；二、研究区域经济政策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区域经济政策与金融业、环境、民生以及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的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三、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相关内容，例如区域经济政策法研究（绍跃，2008），区域经济政策评价研究（楼海鹏，2007），区域经济政策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王文慧，2014）等。

二、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从理论层面看，当前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系统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产生和合理存在的基础理论与运用具体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博弈论上。

（一）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

当前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对现存的各种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还对区域经济政策这一事物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和支持，挖掘区域经济政策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周毅（2003）在《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及其误区超越》一文中阐述了区域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理论：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孔舒、李伟红（2007）从区域经济政策在区域经济中的内在机理以及发展中的作用出发，从理论的角度阐述其存在的必然性。[2]金铸（2013）阐述了区域经济演化的理论基础。

（二）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除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产生和演变外，一些学者还用个别理论深入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罗辰宇（2012）运用增长及理论分析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变迁。马丽、庞效民（2001）针对传统区域政策只基于目标区域利益考虑的缺陷，应用博弈分析的原理，分析区域分工的动力机制，以及区域政策对区域竞争和分工过程及结果的影响。[3]葛新蓉（2009）运用增长极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倒U模型分析俄罗斯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三、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从区域的大小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第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国际合作组织，现在世界上最成熟的国际合作组织是欧盟；第三、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当前的研究集中在省一级。

（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下，各国加强了彼此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现今世界，成立了多个跨国经济组织。规模最大、发展成熟的是欧盟（EU）、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TTA），其中欧盟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跨国经济合作组织，学术界关于欧盟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例如现行制度框架中欧盟基金的分配机制问题（RiccardoCrescenzi，2009；Sascha0.Becker，2012）；欧盟多层系统内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财政负担问题（Arthur Benz，2011）；欧盟经济结构调整中结构政策和结构基金的设计与完善问题（周淑景，2002；马颖，2000）；欧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布局与空间规划问题（刘慧，2008）。[4]

（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关于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例如，关于中央政府在区域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Delphine Anicien，2005）；区域就业保障政策的效应评估（BarryMoore，1973）；国家区域政策成功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沈建法，1996）；国家区域政策发展历史的回顾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魏后凯，2010；汤学兵等，2013）；国家区域社会经济政策绩效的评价（淦未宇等，201l；贾彦利，2006）；国家区域政策对生产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刘可文等，2012）；国家区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逆向软预算约束”现象及其原因等（杨爱平，2007）。[4]

（三）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相比于学界对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对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存相对不足。但是随着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一些省级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成果。促进京西南区域发展的地方性区域经济政策趋向研究（梁延杰，2008）；地方区域经湫的存在雠与形成原因――来自苏北的经验证据（徐龙字、黎欢，2013）；湖南省粮食主产县的区域经济政策调整研究（江红梅，2009）；试论东南亚因素与中国发展战略作用下广西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1950――2006）（吴永威，2008）。

四、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

从研究的方法层面看，当前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个案实证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

（一）个案研究

就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而言，学者的研究更偏向于具体个案的实证分析。大量的论文都是阐述各国家、各地区的某个或某些区域经济政策。例如，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王怀新，2006）；南太平洋区域经济政策、体制和渔业开发（李令华，2003）；战后日本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分析（张洁中，2013）；试论治理环京津贫困带区域经济政策（孟元新，2007）；论区域经济政策中的政府干预―― 以江苏省苏北区域为案例（魏晓锋，2005）等等。

（二）比较研究

相比个案研究，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而且集中在国外与国内的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上。例如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及其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颉雅君，龚勤林，2002）；中外区域经济对比（吕允英、刘慧，2006）从欧债危机救助机制看中欧区域经济政策的差异（时雨田，2011）。

五、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和针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从研究的对象的目的层面来看，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分为以研究成功区域经济政策案例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的启示研究和深入研究国内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发现其功能和不足的反思研究。

（一）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凡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的区域问题，如区域分工与合作不协调所产生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地区间竞争过度、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等诸多因素所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5]而一些发达国家在解决区域经济不平等制定了一些成功的区域经济政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学界很多学者也致力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成功范例的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给予启示。例如，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路径建构与思考（李福柱、丁四保，2005）；欧盟区域经济政策学习与借鉴（张志强，2005）；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张秉福，2006）；美、日区域经济政策及其启示（陈涛，2008）；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机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张力、夏露林，2010）等。

（二）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对国外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是为我国制定更完善的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而学界对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更倾向于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例如，完善区域经济政策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机制（沈培科，2008）；我国区域 经济政 策重心转移及效应分析（李光德，2009）；我国区域经济政策解读（戴绍波，2010）；中国区域经济政策演进与区域经济发展变化分析（姚敏，2011）；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与展望（刘名远，2014）。

结语

研究有关区域经济政策的文献，梳理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的内容、方向和方法，能够清楚看到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高度关注，也能够深刻认识到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还能够使之后的研究者了解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区域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衣保中、任莉.论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及其特色[J].现代日本经济2003 （5）：18.

[2] 孔舒、李伟红.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J].现代商业2007（23）：144.

[3] 马丽、庞效民.区域经济政策的博弈解析[J].地理研究2001（4）：1.

第4篇：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县域经济格局 驱动力 区域差异

一、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的特点

（一）过去30年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总体上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大于中西部；经济发展同质县域单元从1982年的19.56%增加到2010年的27.68%；而异质县域单元的比重由1982年的3.06%减少到2010年的2.55%，表明县域经济发展中极化作用增强。

（二）县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区集中于东部和东南沿海、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冷点区位于中部、中南部和西南部等地区。经济发展的热点区的形成可能与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

（三）过去30年来中国县域经济格局的连续性和自组织性增强，而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分降低。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分化变得更加明显；南―西北向经济发展的均质性相对较好，空间差较小。

二、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分析

（一）经济区位是影响中国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经济区位的优劣某种程度上将直接导致改革开放次序及要素收益的差异。沿海、沿江和沿边地区由于交通便捷，对外交往频繁。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县域凭借其地理区位优势，实现了快速发展。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再加上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居民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观念比较保守等原因，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经济发展也相对缓慢。

（二）历史基础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前，由于地理因素，东部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发展就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根据我国各县市的地理区位和经济基础，最先对东部沿海和沿江地区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给予各项优惠政策，吸引投资。促进沿海沿江地区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县域经济发展。

（三）资源禀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自然资源丰富的县域具有发展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县域矿产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会对其经济的短期增长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各种矿产资源产生较大的需求。在国内能源需求的拉动下，少数中西部矿产资源丰富的县域因矿产资源的开发，经济得以迅速的崛起，从而使得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呈现出一定的随机成分。

（四）区域发展政策是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助推器。国家和省级政府的宏观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导向的作用。1992年，国家通过开发上海浦东新区，促进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2000年以来，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在继续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基础上，又先后制定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经济增长的热点开始往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延伸。自2006年以来，在四大区域的地域框架之下，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特殊区域政策，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京津冀都市圈等政策和规划，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这些区域规划增添了县域经济增长的随机性。

三、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分析

就全国范围来说，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经济收入为该地区经济收入的主体；但是，对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言，县域人口与县域经济规模水平都极低。其次，发达县域经济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明显，且有进一步拉大之势。这些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成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和排头兵。再次，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仍落后于中心城区发展水平。其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与中心城区相距依然甚远，人民生活水平依然落后于中心城区人民生活水平。最后，由于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法规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各县域经济实体发展道路存在差异，各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比例各不相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区位因素，我国疆域广袤，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异大，人民生活、生产习惯与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历史因素，由于我国长期重视东南、中南以及中原地区的发展，使得这些地区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利于县域经济迅速发展；政策因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梯度发展战略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东、中、西三个梯度，而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地方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

四、县域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

（一）借助国家发展决策，激活中西部县域经济。利用区域优势.发展特色经济。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选择不同角度，把特色产业做强傲大。

（二）构建高效的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体系。建立法律保障体系。通过构建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等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的制度安排和法律规范。建立组织支持体系。全面负责中小企业的政策、规划、咨询、协调等工作。建立金融支持体系。

（三）县域应错位发展，避免同质竞争。在县域这个基层的经济单元上，完全可以摆脱“高大全”的发展路线，而走“强、精、偏”路线，在某个领域发力，打造成周边地区的NO.1，每个县都有自身特色，由县域组成的地区经济才会更有竞争力，更加科学。

（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实现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就业创业一体化、城乡社会服务一体化。扩大经济管理权限、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专项补助）。加快县域农业现代化步伐，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参考文献：

[1]许吉黎，.韩玉刚，张化文.安徽省际边缘区县域经济空间结构演进规律及优化路径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4（2）.

[2]罗庆，李小建，杨慧敏.中国县域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化研究：1990年～2010年[J].经济经纬，2014（1）.

[3]凌耀初.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3（12）.

第5篇：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粗调；微调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 2)05-0032-04

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经济学中也称为政府干预和国家调节，自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革命”之后，宏观调控就成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容忽视的客观问题。从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国家干预思想成功登上了历史舞台，到今天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运用，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政策历经了70多年来的一系列演变。在这一演变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不是遵循固有的与不变的原则，而是以西方经济学者在不同时期就现实经济问题提出的具体理论解释为依据。随着时间的更迭，新的经济问题不断出现，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政策也不断地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日益发展与完善起来。

一、宏观经济调控之发展概述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该危机导致的大萧条几乎使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覆灭。为了拯救和改善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经济计划制定者和政府都需要从理论上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提供依据。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凯恩斯需求管理为核心思想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在西方国家日益兴起，并逐渐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凯恩斯的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条件下，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而市场经济自动调节机制又往往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以帮助经济向均衡方向调节。在需求管理思想指导下，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实施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意识的干预活动。一般说来，该政策思想建议以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主要目标，主张根据经济风向运用斟酌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总需求加以调节，以此来减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斟酌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指，为了确保经济稳定，平抑经济周期，政府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应依据经济运行态势灵活取舍，“逆风向行事”主动采取一些财政和货币措施以稳定总需求水平，使之接近物价稳定的充分就业水平。由此可见，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即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流均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源于经济内生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冲击，是能够感应，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调节的。因此，他们认为，在经济波动中进行政府干预是有效率的，并主张设计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粗调”。

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多数西方国家出现了“滞胀”的局面，即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问题使凯恩斯的理论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现代货币主义者据此对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认为，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和骗局，因为政策制定者并不能比私人部门对经济做出更好的预测，因此，政策应该减少干预市场的行为，只给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强调“理性预期”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影响与作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提出的卢卡斯批判也对早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会预料到政府的政策可能造成的后果，因而会相应性的采取对策加以防范，这种对策会导致政府政策的无效性。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背景下，由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无法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失去了其正统的经济地位。

但我们都知道，要求国家完全放弃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是对一种市场经济的过度放纵行为，此种行为并不能换取像现代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所诠释的那种经济自由运行即可避免剧烈波动的情形，而只会使经济运行更易处于失控的地位。基于此，一个主张国家干预的新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发展起来，该学派的兴起使凯恩斯主义走出了困境，并以更有说服力的形象重新获得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卢卡斯批判仅限于政府政策发生重大变动时才有效，而当政府政策采取微小变动时，卢卡斯批判并不适用。对此，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在原有的凯恩斯理论中吸收理性预期的观点，产生了一种新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概念，该概念就是一种具有前瞻性与灵活性的“微调”模式，该模式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以泰勒的利率规则为代表。

二、宏观经济“粗调”与“微调”之比较分析

第6篇：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20多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大国自认为在东西方较量的大棋局中不战而胜。

在西方战略家和谋士们的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工具功不可没，它们是摧毁社会主义、赢得冷战的政治“利器”。西方智囊和知识精英们鼓吹，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争论就此终结，光鲜靓丽的西式民主将永远站在人类历史的尽头。于是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西方政要和精英们弹冠相庆，高呼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站上了历史巅峰并将一统天下，自此西方可以高歌猛进，无往而不胜。

于是西方大国首先在理论和概念上，将西式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推向极致，将其泛化、模式化、神话化，认为西方模式是普世的、超民族的、横贯人类历史的。其次在实践上将推广西式民主外交政策化，大肆对外输出民主，策动“”，造成国际上又一轮的地缘政治争夺和恐怖动荡周期。第三在思想和舆论上将民主意识形态化，鼓吹和煽动民族、文明、宗教间的冲突。它们声称民主既为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所特有，又是普遍适用的。为掩盖地缘政治私利，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极力鼓吹“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国家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论”，极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企图打造“自由和民主之弧”等等。

在国际舞台上，西方政治家们在高举反恐大旗的同时，念念不忘推广西式民主和自由。西方国家推广民主有两种手段：武力强行输出和策动他国内部改弦易辙。当然，有时外部暴力和内部和平演变两种手段并用。美军先后攻打伊拉克和利比亚，开启了美国绕过联合国、公然纠结一些“民主随从国家”用武力一国合法政权的先例。俄罗斯学者称之为“炸弹下的民主”。

随着黎巴嫩“雪松革命”、格鲁吉亚“玫瑰花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等街头政治的爆发，西方国家得以通过策动“”而兵不血刃地促动对象国家政权更迭，达到西方扩大政治势力范围、争得地缘政治优势的目的。这让正陷于反恐泥潭的美国政界人士和谋士们如获至宝并喜出望外：无需导弹和航空母舰，只需通过外部策动“”来操纵他国政权，就能既扩大战略空间又传播西方价值理念，成本小，收益高。

但对西方世界来讲，正可谓是成也民主，败也民主。这些年来，正是由于西方国家不计后果地极力对外输出民主，才导致了“民主异化、民主变质、民主赤字、劣质民主”等政治乱象，造成民族分裂不断、宗教种族冲突时起，国际社会严重分裂，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严重受阻，国际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可以说，正是西方政客将民主这个一定意义上的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西方政治成了当今世界政治生态恶化的乱源。最近两年爆发了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难民危机，数千万难民潮水一般涌向欧洲大陆，对此西方政客罪责难逃，西方国家是在自食其果。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难以独善其身，深陷政治困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就详细考察了美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而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历史事实还是理论研究都清楚地说明一点，即经济上出了问题往往是因政治上出了问题，而社会出了问题则是它们的综合后遗症。2013年5月，普林斯顿三位政治学教授合写了《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一书，指出每个经济危机背后都有相对的政治泡沫，政治泡沫就是僵化的意识形态、迟钝低效的政府机构和特殊利益导致的信仰、制度、利益偏见，政治泡沫的形成会不断增加市场的风险，从而导致经济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在美国媒体上预测，世界历史可能进入一个邪恶时期，并称欧洲可能陷入混乱和冲突。面对美国的政治困境，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美国两党竞争导致政治极化，而民主的泡沫导致政治衰退。他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政治被“党争民主”或极端思潮俘虏，难以自拔。2015年11月来自英国的马丁・雅克在上海指出，未来十年，“民主赤字”的欧洲将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第7篇：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金融产业；时空演变；集聚效应

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在当前经济全球的发展趋势下，我国的经济产量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金融产业的整体结构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因此，经济需求在逐渐扩大范围，金融产业层次进行全方面提升形式也更加多元化，金融整个产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金融各机构，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及金融产业结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加强了对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等经济重振的发展举措，改变现有的金融发展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发生历史性改革变化，这种重大改变同时也影响着我国金融产业的时空变化及集聚效应。

一、我国金融产业时空演变具体表现

1.我国金融产业时间演变特点

我国近年来，金融产业的时间演变主要特点主要呈现阶段、飞跃及不稳定性特点。首先是阶段性，在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由原先单一经济产业结构变为多元化经济发展结构，在改革开放初期金融机构主要属于国家经济产业组织，没有自主独立运用权力，更缺乏严格的经济体系，并没有出现金融系统，在19世纪70年代后，国家将金融机构独立分割出来，银行具有出版流通货币及经济调控权力，开始具有独立负责中央金融机构的能力，相继出现了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专业性金融场所，各种银行商业业务也逐渐发展起来，在90年代后由于证券市场发展形态良好，银行不再是唯一的金融a业机构组织，出现了保险行业等多种元素的金融体系，极大程度的削弱了银行在金融产业中的主要作用与地位，证券行业的飞速发展状态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其次是实践演变的飞跃性，我国金融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直呈现稳定发展趋势，是根据政府相关经济条例进行飞跃式的变化，就比如19世纪70年代后的银行机构发展呈现的就是跳跃发展情况，以及90年代中期后证券行业也是表现出明显的飞跃不稳定性的发展形态。这种金融产业结构各体系的阶段性与飞跃性的发展，也侧面说明了金融产业时间演变具有不稳定的主要特点。

2.我国金融产业空间演变特点

首先我国金融产业空间演变具体表现为各地区经济水平有明显差距，各地区由于自身地理位置及国家改革开放后相关经济发展政策，导致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程度的差距，相对比较明显的当属我国重工业代表东北地区，还有因为地理位置各种条件不便利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资源较沿海地区较为缺少，造成彼此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其次，就是空间演变的各种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产生自身空间的关联特点，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一些重要的经济管理类的行业机构与服务大众的行业之间在空间自关联性上有很大不同，从金融产业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各金融市场中遵循国家统一制定的经济政策，而在90年代后的发展形式看，各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政策改革，逐渐打开市场经济空间，从金融产业的空间角度看，总体来说就是有空间集聚到空间分散的发展过程。

二、我国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深入分析

1.金融产业群体聚集的过程

马歇尔是金融产业群里聚集研究的方向提出的第一人，也是重要的相关理论的创建人，主要是从金融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经济规模的角度进行产业群体聚集分析，在19世纪20年代提出了金融行业机构详细优点，对企业的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可以促进企业专业团队的建设、为专业金融技术工作人员提供有利发展空间、帮助企业文化拓展共享，马歇尔提出的相关优势主要针对金融产业群体聚集外在环境因素，在20世纪初，有人进一步提出了金融产业聚集与创新力之间的相互关联的密切关系，随后，马歇尔补充了自己提出的产业聚集观点，有了更深含义的思想，详细说明了产业群体聚集对企业在经济风险承担上的优势。但这些所有相关提出理论并没有给企业经济聚集发展制定系统化的规定完整依据。

2.各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对我国金融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分析，主要是想表明金融对经济发展具体的作用及影响，因为金融相关具体政策的有效实施际政策的系统性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关系。在19世纪末期，就有人详细说明了金融体系具有的功能，在经济风险中极大程度的方便了交易、规范、散开及聚集，加强企业经济资源分配与管理，促进经济储存，在很大程度上方便商品与劳动力交易，这些功能每个都有促进经济增长、贸易往来的积极作用，提升金融发展的整体创新力。

3.金融集聚效益详细表现

金融集聚效益具体表现在跨区域交易成交量的效益提升和经济资源分配效率提升，有效的节省运转资金、促进多方面融资工作发展，极大程度的缩减经济交易中的成本支出。站在金融机构立场出发，集聚发展形式已经成为当代金融产业发展重要表现形式，金融产业集聚促进了经济市场流通，较少了投资风险及融资投资，这些外在环境的经济影响因素提升了金融中心产业的发展水平，使金融产业具有创新及风险双重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促进了经济市场进一步发展。

三、我国金融产业的时空演变及集聚效应的有效意见

1.加强对集聚效应的重视

每种金融产业的时空演变及集聚效应的研究探讨都不是全面的，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结合以上相关探讨，对我国金融产业的时空演变与集聚效应的发展情况，提出了加强对集聚效应的重视建议。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存在很大差距，要正确认识到金融产业中的集聚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深刻了解集聚经济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与支持作用，在强化外在集聚因素同时，尽最大努力提高内部金融资源的集聚力，完善经济政策的正确领导与鼓励支持，较少相关金融企业进入后的忧虑。

2.提升我国金融中心实力

我国近年来，金融中心建设项目发展形势良好，尤其在北上广地区的具有大规模、经济实力雄厚的金融中心，但为了金融产业更好的发展，早日与国际经济接轨，我国要对现有的金融中心加强建设力度，提升金融中心内在经济因素，增强核心竞争力与影响力，充分发挥金融中心机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合理利用经济贸易地区及海港经济交易试验地区的主要功效，进一步完善金融制度体系，运用创新方式进行金融企业内部管理，吸引更多国外金融企业与我国集聚，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增长。

3.平均分配金融资源产业

在我国将注意力放在经济资源各个点进行集聚的同时，要在这一过程中，尽量平均分配我国金融Y源，像我国东部尤其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以及西部陕西地带的金融资源极度缺乏的状况，缺少具体金融企业进行经济集聚，带来经济效益增长的效应，这就需要当地政府的具体政策以及激励体制，在国家的大力倡导扶持下，重新部署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促使更多企业向这些地区进行金融产业集聚，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真正作用，从根本上带动东部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金融产业发展，提升整体经济水平，在丰富这些地区的金融资源时，有关政府要防止资源流失的情况，积极保障金融产业长期有效的集聚。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金融产业的时空演变过程中，在时间及空间上都有不同的具体特点，侧面体现了我国金融产业发展历程，金融产业集聚对各地区经济发展、金融企业运营都有重要作用与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渐上升，我国必须要加强对金融中心的建设力度，提升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积极倡导金融企业集聚到东北及西部地区，在政府相关扶持政策下，减少我国各地区经济水平差距，促进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帆.中国金融产业集聚效应及其时空演变[J].科研管理，2016，（01）：33-35.

[2]纪玉俊，周素娟.我国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评论，2015，（02）：26-28.

第8篇：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演进过程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 the theory of the intermediate target of monetary policy,and analyze the practice of monetary policy intermediate target selection in the US,Japan,Germany,and UK since world war Ⅱ,then summarize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in order to get revelation.

Key Words:monetary policy,intermediate target,evolution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0-0050-05

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各国中央银行在确定各自的最终目标后,通过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操作以达到该目标。然而由于最终目标只是原则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不能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各国通常在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设定中介目标,通过对中介目标的调控来实现最终目标。通过对中介目标的变动进行分析,货币当局可以了解当前和未来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从而为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指导。

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理论和实践演进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相一致。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将利率作为最有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二十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时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主张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下,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控性下降,这一时期各国对中介目标的选择呈多元化趋势,分别根据各自最终目标的要求,采用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或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中介目标。

(一)凯恩斯主义的中介目标理论

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作为一种金融资产,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具有高度的替代性,货币供求的变化会引起其他金融资产的变化进而反映为利率的变化,利率的变动又会引起投资、储蓄、消费等行为的变动,从而影响总产出和整个宏观经济。

利率是货币传导机制中的关键变量。表现为:一是利率期限结构易于观察,具有良好的可测性;二是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对利率的调控,以利率为中介目标,逆经济风向行事,大多可以熨平经济的波动;三是利率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货币当局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以影响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国民收入;四是利率变动能够起到宣示央行货币政策意向的作用,即利率上升代表紧缩性货币政策,利率下降代表扩张性货币政策。

(二)货币主义的中介目标理论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应量与利率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联系,货币供应量与利率间的动态效应可以归结为流动性效应、收入效应和价格预期效应。其中只有流动性效应是利率按照传统认知的方向变化,收入效应则使利率恢复至初始水平,价格预期效应则使利率反向变化。因此,弗里德曼认为中央银行无法控制利率水平,反对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主义者通过对长期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趋于稳定的结论,再加上整个二十世纪70年代频繁发生的石油危机的冲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成为西方各国货币当局的必然选择。在当时的政策制定者看来,货币供应量指标无论是在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上似乎都要比利率指标略胜一筹,货币当局只要盯住货币就可以控制通货膨胀的恶化。因此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提出了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观点。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不仅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具有可替代性,与实物资产之间也具有替代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实际上很低,货币作用于经济的过程是直接的,货币供应量并不直接影响利率,而是直接影响人们的名义收入和支出水平,并由此而影响投资、总产出、就业和物价水平。只要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能够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同时该国家具有较低的货币利率弹性,就应该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三)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

货币流通量与通胀目标变量间关系的不一致使许多国家采用通胀指标作为名义锚。二十世纪90年代,新西兰率先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智利、哥伦比亚等许多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竞相使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指货币当局会明确公布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之后对通胀未来走势进行预测并与公布的目标区相比较,若有偏差则货币当局会综合运用利率、汇率、信贷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灵活调节,使通胀率稳定在预设水平。通货膨胀目标制克服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过度依赖单个特定金融变量的弊端,实现了政策操作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向公众宣布通货膨胀中期目标;(2)承诺以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基本长期目标并达到通胀目标,其他货币政策目标如就业、产出等均为次要目标;(3)可运用多种变量(货币供应量、汇率、利率等)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来制定决策;(4)通过向公众和市场公开货币当局的计划、目标、决策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5)增强央行实现通胀目标的责任。

同货币供应量、利率乃至汇率充当中介目标相比,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的操作直接指向政策最终目标(物价稳定)。由于公众注意力被引导到对物价稳定的关注上,其对信贷总量、利率、汇率水平的关注程度自然会有所下降,货币当局就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综合利用信贷、利率、汇率乃至股票价格变化所提供的信息,对本国的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和判断。米什金(Mishkin)等人宣称通货膨胀目标制已不再是货币政策规则,而是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四)以汇率为中介目标的理论

还有一些国家采用了以汇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是指一国货币的币值钉住某一物价稳定的经济大国(如美国)的币值。名义汇率目标可以对宏观经济起到自动调节作用,当本币趋于贬值时,提示决策者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本币升值时,则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而避免了决策者短期内为了提高产出、增加就业而采取扩张性政策所带来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另外,名义汇率目标简单明确,很容易被公众接受。同时钉住汇率还能够稳定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波动,如果这种钉住是可信的,该国的通货膨胀率也可以降低。

实行以汇率为中介目标的国家主要分三种类型:一是欧元区这种实行单一货币体系的地区。单一货币体系建立的核心联系是汇率机制,这一机制要求各成员国货币通过相对固定的汇率与德国马克挂钩,因此除了德国以外,其他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均以汇率作为中介目标。二是经济开放的小国。由于外贸是其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控制通货膨胀的关键在于稳定进出口价格,所以这些国家的货币当局一般选择汇率作为其中介目标。三是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将本币与坚挺的外币硬性挂钩,从而增强人们对本币的信心,其货币政策也需以汇率作为中介目标。

二、部分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实践演进

从二十世纪50年代至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中介目标的选择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由50、60十年代的价格型为主,到70、80年代的数量型为主,以及90年代后多金融指标相结合(详见表1)。

(一)美国中介目标演进过程

二战后到上世纪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盛行,这一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充分就业,与之相对应,选择利率作为主要的中介目标。

二十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国内通胀水平一直居高不下,同时经济增长停滞,美国进入了“滞胀”阶段,凯恩斯主义失效。此时美联储接受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思想,宣布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定为币值稳定,并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1971年美联储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1、M2和M3三个层次,并确定M1为中介目标。整个70年代,美联储虽然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规定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区间却相当宽,M1的目标区间是3%―6%,M2的目标区间是4%―7%,而对联邦基金利率规定的区间却相对较窄(7.5%―8.25%)。

到了70年代末,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率曾高达2位数,M1大幅增长,美联储的年度M1控制目标难以实现,其公众信誉受到损害。此时,美联储进一步强化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1979年10月美联储开始通过设定非借入储备的增长目标来控制M1。美联储加强了对非借入储备的控制,有效地降低了M1的增长率,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率也从1980年的12%以上降至1982年的4%,美联储的信誉重新得到提高。但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成本也相当大,1982年美国经济急剧收缩,失业率猛增,并且到了1982年美国公众对M1的偏好也有了较大改变,使M1的可预测性大大降低了。因此,1982年秋季美联储决定终止通过设定非借入储备的增长率来控制M1的做法。接着,美联储将中介目标定为更广义的货币总量M2,但在实际操作中M2比M1更加难以控制,因为只有少数的M2组成部分受法定存款准备金规定的约束。到了1990年前后,M2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明显减弱,M2作为中介目标也就此结束。

由于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一系列对传统的作为交易媒介的资产有很强替代作用的新金融工具不断涌现并被广泛运用,加上境外美元的流通也给其货币需求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和可控性大不如从前。1993年7月,美联储宣布不再以任何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而重新回到以利率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泰勒规则”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实施的参考。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也确定为经济增长与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从此以后,美联储从依赖单一的中介目标转向依赖包括利率、货币供应量(M1、M2)、汇率、通货膨胀率、产出和综合资产价格等多项变量在内的综合目标体系。

从1993年泰勒规则提出开始,美国宏观经济在通胀率和失业率“双低”的情况下持续稳定增长,从实践层面证明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

(二)英国中介目标演进过程

与美国相同,二战后到二十世纪60年代末这一时期,英国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思想,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然而这一时期,英国国内通胀水平居高不下,从战前的1.4%,上升到6%以上,个别年份甚至突破了10%。

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通货膨胀问题日益严重,1971年英格兰银行开始实行信用控制,并逐步转向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初期英格兰银行控制宽口径的货币供应量,而后改为控制窄口径的货币供应量。

1990年10月,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放弃了货币总量目标而转向汇率目标。然而1992年英国遭遇ERM危机,宣布退出ERM,让英镑自由浮动,至此汇率目标也宣告结束。这一时期,英国国内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呼声日益高涨,外部国际竞争压力迅速积累,迫切需要建立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以适应国内外形势。

1992年10月,在经过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的协商之后,英国开始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操作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目标。英格兰银行宣布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5%的水平,同时对利率进行操作以实现这一通胀目标。至今,英国仍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以达到通货膨胀预期目标,利率是主要的操作对象,而货币供应量指标是作为对宏观经济金融进行分析研究的监测指标。

(三)德国中介目标演进过程

战后到1973年前,德意志联邦银行把自由流动储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包括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商业银行持有的货币市场上的证券存量、短期外国资产及未使用的再贴现限额。这一时期,商业银行需要依靠联邦银行来获得流动性,联邦银行可以通过控制自由流动储备来达到控制银行信贷、影响货币供应量和调整经济的目的,满足自由流动储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

二十世纪70年代初,受石油危机影响,西方国家面临战后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普遍陷入“滞胀”状态。德意志联邦银行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向公众表明其以反通胀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并未动摇,从1974年开始,把中介目标从自由流动储备转向货币供应量,把中央银行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不同于一般货币供应量的概念,它是根据中央银行的报表和最低储备统计数字的每月平均数计算的,即银行现金和法定最低限度储备总额。

1986年至1988年期间,马克对美元巨幅升值,德国产品竞争力大为降低,出口贸易受到影响。为防止马克进一步升值,联邦银行实行了低利率政策,并牺牲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一中介目标。

1988年,德意志联邦银行宣布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正式改为M3。当年受降息滞后效应及马克票据海外需求量大增等因素影响,M3增长率超出预设目标区间。但是其后几年(除1992、1993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联邦银行较好完成了货币政策目标,以M3为中介目标取得了成功。

1992年,欧盟首脑会议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亦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在1999年1月1日开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和在实行欧元的国家实施统一货币政策,并从2002年1月1日起,欧元纸币和硬币正式流通,欧洲中央银行成为超国家货币政策执行机构。

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物价稳定,并将广义货币供应量M3作为货币政策最主要的中介目标。欧央行在侧重广义货币供应量M3的同时,还兼顾对大量的经济和金融数据的评估,尤其是重视通胀目标的分析。实践证明,欧洲中央银行采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3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调控宏观经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日本中介目标演进过程

二十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银行主要以银行同业拆放市场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以民间金融机构尤其是都市银行的贷款增加额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二十世纪70年代后,世界金融形势发生变化,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都从利率转向货币供应量,日本银行也将中介目标的重点转向了货币供应量。初期,日本央行选择M1作为主要中介目标,因其曾是央行观察现实购买力的主要依据。1979年引入可转换大额存单制度以后,将M2+CD作为中介目标。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划分货币供应量层次的复杂性和金融创新引起的新货币种类的产生,日本银行对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依赖性逐渐减弱,注意力转移到以金融市场为背景的金融变量上。这一时期,市场利率、汇率、资产价格、广义货币都被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其中市场利率日益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心。二十世纪90年代初,日本央行实行的紧缩货币政策使得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增长停滞,进入“失去的十年”。1992年,日本央行为避免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把操作目标――隔夜拆借利率降低到几乎为零的水平。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末,海外经济的普遍下滑对日本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恐怖袭击事件更加提高了日本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由于利率政策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作为应对措施,日本央行在2001年3月开始了 “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把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把日本商业银行在央行的现金储备(即央行的经常账户余额)作为操作目标,并且在物价停止紧缩之前始终保持这个政策。

三、结论与启示

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盛行,各国把经济增长作为最终目标,除德国外,普遍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70―80年代为第二阶段。此时西方国家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停滞相伴而生的还有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各国纷纷接受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将维持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把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第三阶段是90年代以后,此时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和可控性都大大降低,各国纷纷选择新的中介目标。除德国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外,其他国家都以利率或通胀为目标,同时兼顾其他金融指标。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演进过程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中介目标的选择随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化而调整。中介目标服务于最终目标,战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关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到70―80年代的维持货币稳定,到90年代后的反通胀和对外收支平衡,中介目标与之相对应,经历了价格型―数量型―多元化的演进过程。

二是中介目标选择与主流经济学理论发展关系密切。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重建,接受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思想,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货币当局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以影响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国民收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十世纪70年代“滞胀”时期,利率中介目标陷入“流动性陷阱”,各国央行转而接受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直接影响人们的名义收入和支出水平,进而影响投资、总产出、就业和物价水平,较好地实现了物价稳定的目标。

三是二十世纪90年代后,各国对中介目标的选择呈现多元化趋势。德国在货币与物价间关系逐渐弱化的情况下,虽然还坚持以货币增长为主要的中介目标,但是允许短期内兼顾汇率和利率目标;美国在以利率为主要调节目标的同时,也还关注货币M2和M3,在对经济形势作预测判断的时候,更是注重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生产能力利用状况等广泛的变量;英国作为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除注重通货膨胀率预测值的作用外,同时关注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汇率等的重要作用。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演进过程,对我国有如下启示:

一是我国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必须与本国经济运行、金融市场发展等情况相匹配。中介目标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一国经济运行的环境、特征和金融发展状况、条件,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也要及时做出调整。

二是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以数量型为主,逐步向价格型转变。虽然有的国家在大量金融创新涌现、经济全球化以及货币总量与物价和国民收入等最终目标之间的数量关系不稳定的背景下放弃了货币供应量目标,但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利率还不足以胜任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一重任,因此目前的现实选择是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逐步构建我国的利率体系、完善利率传导机制、进一步发挥利率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待到利率市场化完成后,逐步实现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到价格型的转变。

三是在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现由数量型到价格型的转变后,是否要向多元化中介目标模式过渡,仍需要根据我国当时的经济金融运行状况、中介目标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以及其他短期目标的相关性、可控性、可测性进行研究后再做出判断。

参考文献:

[1]王鹏.以利率为主的多目标制――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合理选择[D].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李学彦,刘霄,姜海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理论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8,(4).

第9篇：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一）

什么是“和平演变”？对于不少同志，尤其是青年同志来说，这也许是个陌生的问题。最初制定“和平演变”策略的，是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他在1949年7月20日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制定了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和平演变”的策略。50年代中期，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一次国策声明中宣称，美国的政策是要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化，并寄望于这些国家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人身上。到了8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体制不够完善，加上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影响了经济发展和进步，开始实行改革。但在国际反动势力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挫折与困难，正是他们策动这些国家“和平演变”的“历史机遇”，一些资产阶级政客直言不讳地说，对“和平演变”进行投资，效力比直接的军备竞赛要高100倍，要同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打“民主牌”“自由牌”，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和平演变”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现实危险。

（二）

长期以来，国际势力一直把中国作为他们推行“和平演变”的一个主要目标，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实际上就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步骤。在这场斗争中，西方敌对势力作了种种丑恶表演。他们采取的手段大概有三种：第一，培植和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斗士”，鼓励这些人搞独立的政治组织，为“和平演变”进行人员准备。第二，加紧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极力丑化社会主义，诋毁共产党，动摇人们的政治信念。第三，直接插手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在这方面，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都作了众所周知的充分表演。所以，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不仅打击了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嚣张气焰，对国际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三）

可能有的同志会提出：现在重提“和平演变”，会不会重蹈过去“左”的覆辙。对此，确有必要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