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制度精选(九篇)

第1篇：文物保护制度范文

第二条根据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周围环境不同，划定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如下：

(一*塔、点翠洲留丹亭、落霞榭、陈炯明墓、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抗日军事机要庋藏室等六处，文物主体及其附属构筑物往外30米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0米为一般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外缘线往外5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二)拱北桥、普济桥、黄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中山纪念堂、黄氏宗祠、表功牌坊、“贞寿之门”牌坊、望野亭、文笔塔、嘉佑寺旧址、归善县学宫、明代城墙、丰湖书院匾联石刻、梌山书院旧址、杨坤如故居等十五处，文物主体构筑物往外20米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外缘线往外20米为一般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三)元妙观、邓演达故居、宾兴馆、黄氏书室、七汝湖起义旧址、工会农会旧址、点翠陶瓷店、王氏宗祠、梅花馆、桃子园、杨起元故居、黄氏祖居、亮毅陈公祠、陈氏祖居、陈宅、趣园、余道元故居等十七处，文物主体构筑物墙往外6米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5米为一般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四)东平窑址、瓦窑岭窑址，从遗址现象外缘线往外60米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0米为一般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五)王朝云墓、江倩墓、陈九成墓，墓口往外30米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0米为一般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外缘线往外5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六)飞鹅岭，现状绿化山体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外缘线往外20米为一般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七)明清古街，铁炉湖街(1号至20号)及街道往北20米、和平直街(11号至127号)及街道往东、往西各20米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外缘线往外20米为一般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八)东坡井，井口往外60米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外缘线往外20米为一般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九)恐龙蛋化石出土地点，出土坑外沿往外60米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外缘线往外20米为一般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十)九龙潭摩崖石刻，潭沿往外30米、温泉侧石刻往外30米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外缘线往外30米为一般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外缘线往外5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第三条在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保护区内，不得改变文物原状，不得破坏文物建筑及其附属物，不得存放危及文物安全的物品，不得修建其它建设工程。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保护区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市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省文物行政部门同意。本保护区内的非文物建筑物应区别情况逐步拆除或整治。

第四条在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危及文物安全的设施，不得修建与文物保护单位环境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或构筑物。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设计方案须经市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市城乡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条在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一般保护区内不得兴建9米以上高度的建筑物，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兴建18米以上高度的建筑物；在风景名胜区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内兴建建筑物的，还须符合有关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规定。如有特殊需要，兴建超过以上高度建筑物的，须经市文物行政部门同意，报市城乡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2篇：文物保护制度范文

【关键词】文物保护完善策略中国

文物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成就、价值和信仰，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文物是对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尊重，是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因此，建立文物的保护机制，制止文物的非法流转，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具有五千年璀璨历史文化的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让人痛心，文物非法流转的现实让人堪忧。保护现有的文物，遏制文物的进一步非法流转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新世纪的中国应在文物的保护方面有所作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坚持文物领域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交流并行，应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建立文物保护的激励机制

（一）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

根据我国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将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对主动上交发现文物者进行物质奖励，但多数情况下这种奖励只是“名义上”或者“象征性”的，无法激励文物的发现者积极上交。在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根据法律，发现文物也必须上报有关权力机关。对发现者的补偿视文物发现地的权属而定。如果发现地属国有土地，则发现人获得的补偿数额是文物价值的一半；如果土地属私人财产，则土地所有人和发现人各得文物价值一半的补偿额。根据韩国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政府给予发现人较高的价格补偿是阻止走私和非法交易的最好方法。”为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应该通过激励机制向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支付合理的现金补偿。尽管补偿金不一定与发现文物的市场价格相同，但如果政府给予的奖励接近文物发现者可能从黑市交易中获得的非法收益，文物的发现者也必定乐意上交，因为这毕竟是合法行为。

文物保护经费的短缺是给予发现者补偿面临的一大困难，没有相应的财力支持，合理补偿是不可能的。但正如在修改《文物保护法》时一些专家建议的，文物保护经费除了规定国家应给予相应的经费保证外，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多方筹措文物保护资金。但任何激励机制都不能成为刺激文物盗窃和非法盗掘的诱因。仅有偶然发现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才能获得补偿，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获得补偿而专门寻找甚至盗掘文物。除了金钱激励机制外，政府还应向公众表明对积极上交文物者的认可，通过媒体大力宣传，真正使物质和精神奖励落到实处。

（二）税收激励机制

在有些国家，例如在英国，当私人处理其拥有的文物或艺术品时，国家则鼓励将其转让给国内的公共收藏机构，这也成为英国控制文物艺术品出口的一个策略。一些税收立法条文即是以此为目的而制定的，例如，只要某物品被英国税务部门指定为“国家遗产类”财产，嗣后的遗赠和生前的转让就可免税，但条件是该物品必须永久性地留在英国。这种机制可以激励具有重要历史和科学意义的文物的所有人将其文物留在国内，这一方面有利于对国家遗产的保护，避免重要的文化遗产流失境外；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公众的合理接触机会。在其他一些国家，属于私人所有的收藏或古老建筑如果向公众开放，也可以获得税收方面的减免。

在我国，从2002年6月25日起，由国务院文物管理部门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接管境外机构、个人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方式获得的中国文物进口，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这一规定为促进流失境外的中国文物重回国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该办法并不适用于民间收藏机构。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司和其他企业、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这一规定也仅适用于个人、法人和组织的捐赠。目前还没有类似国家鼓励个人将文物转让给国有收藏机构的其他税收激励机制。今后随着个人收藏的逐渐升温，个人博物馆也将在各地出现，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有些可能还会超过国有博物馆。为了丰富广大公众和收藏爱好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真正使个人博物馆成为国有收藏机构的有益补充，应通过经济杠杆，例如减免税收等激励个人博物馆向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甚至免费开放。

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也促进其他国家的文物艺术品进入中国市场，应降低艺术品进口的关税。艺术品进口关税税率从1998年以来，已由30%降到12%.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多种税费的累积，艺术品进口的综合税率最终已经超过30％。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和文化发达国家均采取了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的措施来鼓励艺术品的引入。因此有专家建议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最理想的是实行零关税，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则逐年递减；对于从香港、澳门地区进口的艺术品实行零关税制度；对海外回流的艺术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于购买海外回流艺术品的机构和个人免除各种消费税等。

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有利于引进更多的国外优秀艺术品，有利于海外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的回流。近年来，海外艺术品进入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已经是平常的事情，大量中国文物艺术品从海外回流也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独特现象，如果我国仍坚持艺术品的高关税政策，意味着我们将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来收购这些作品。

二、规范文物的收藏和拍卖

2002年《文物保护法》专门规定了民间收藏，规范文物的流通，但由于《文物保护法》是规范涉及文物行为的法律总称，对文物的收藏不可能规定得很详尽。对此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民间收藏文物应采取鼓励的态度予以支持，有些内容规定宜粗不宜细，只要是不违法，就应允许。国家应该集中有限的经费，保护好文物精品。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文物买卖一本万利，大部分人从事文物买卖是为了获利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收藏，对民间收藏文物的流通若不加以引导和适当控制，就会诱发文物倒卖和投机行为，极有可能为非法挖掘的地下文物开辟一条销赃渠道。因此，国家还应尽快出台文物收藏法，具体规范收藏行为。文物法与收藏法虽有一定联系，但毕竟是规范不同社会行为的法律。在此之前，也可以先制定相应的指导性意见，建立民间文物收藏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进行合法交易。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文物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以及维护文物市场和民间收藏的正常秩序，都对文物的买卖和收藏实行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和注册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才能合法收藏。

现今，国内进行文物拍卖的拍卖行有一百余家，但拍卖市场并不规范，除了拍卖品难以保证较高的水准，有哄抬价格之嫌外，专家的鉴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赝品、炒作、缺乏诚信成了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此外，货源不足、文物人才紧缺以及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也给我国流失文物的回流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按照行政法规和法律的规定，拍卖交易中可以要求“身份保密”，于对拍卖进行“记录”的条款能否得以实施和发挥作用值得怀疑。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拍卖企业拍卖文物，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记录或者未将所作记录报文物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这远远不能对未作记录或作虚假记录的拍卖企业起到震慑作用，完全有可能使非法来源文物通过拍卖“漂白”了身份。

尽管法律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的监督检查，但在文物拍卖市场的监管上，更存在着体制安排上的严重缺陷，使得国家对文物拍卖的管理从标的来源到拍卖的全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管，以致违规经营、超限经营和暗箱操作严重。

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国家可以对拍卖的珍贵文物行使优先购买权，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和委托人“协商确定”，但未规定协商未成该如何处理，是强制收购还是由当事人撤回拍卖并不清楚。如果当事人考虑到政府不太可能以市场价购买拍卖文物的话，就会想方设法逃避有关部门的审核、监督，甚至通过非法渠道将文物出手。

不规范的文物拍卖活动，扰乱了拍卖市场的正常秩序，损害了拍卖行业的声誉，同时给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冲击。文物拍卖是文物经营的主渠道，规范文物拍卖对形成健康有序的文物流通秩序和文物市场，促进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首先必须严格规范文物拍卖许可证制度和专业人员资格考核制度。2004年5月，国家文物局重新对拍卖公司的资质进行审核，这是自1992年我国出现文物拍卖以来，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就文物拍卖资格进行审核。从2004年5月1日起，没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公司将不得从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

根据文物市场现状，为保护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受破坏，国家对经营第一类文物从严控制。现在未从事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申领许可证，暂批准其经营第二、三类文物。为加强拍卖企业人才培养，使专职人员符合法规规定的条件，从2007年起，各文物拍卖企业将不得聘用离退休人员申请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另外，对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企业和取得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进行年审，如果发现违规现象，文物部门将重新考虑该公司的文物拍卖资格。

此外，还要完善文物拍卖鉴定制度。文物拍卖的核心是鉴定。一些拍卖业内人士建议，由拍卖协会出面，设立民间的、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定期对拍卖公司进行中立、公正、客观的评估，定期对社会公布。重要拍品的鉴定，就可以直接由这个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完成，而不必由拍卖公司自己聘请顾问。只有鉴定的中立，才能保证鉴定的公正。进一步加强文物拍卖行业自律，尽快建立一套由买家、卖家、拍卖公司和鉴定人员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和信誉机制。

三、实施开明的文物出口管理政策

2002年《文物保护法》摒弃了一切文物属国家所有的思维，从法律上明确承认了文物的私人所有权和中国文物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外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就因此可以得到满足。根据现行法律，进入市场流通，可以交换和转让的只能是传世的文物，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是不能买卖的，而且，在文物专家看来，《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交换”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不是买卖行为；“依法转让”指的是有偿转让，公民可以将其收藏的文物卖给文物商店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还可以到具有拍卖文物资格的文物拍卖企业委托拍卖，不能私下转让。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应允许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在公民之间进行流通，改变现在的拍卖合法、市场交易合法而民间买卖和私下交易违法的现象。一般文物的流通，只要其来源合法，且不是以走私或其他非法形式进行交易都不应被禁止。在《文物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许多人认为应放宽国内的文物买卖控制，减少政府对合法文物市场的干预。

早在1974年中就指出，文物部门应防止只注意收藏、不注意出口的片面思想，要积极采取措施评估和挑选可以出口的文物，将其提供给外贸部门出口。根据这一通知，对“时代较晚、有大量复品、又无收藏价值的一般文物”，可适当地组织出口，而且要充分意识到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稍后1979年出台的《文物特许出口管理试行办法》指出，“根据国际文物市场变动情况，抓住有利的时机，以出口少量的文物，换取较多的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可以出口的文物包括存在大量复品、没有科学利用价值或在国内无保留价值的三级以下的文物。

在第一次修改《文物保护法》时，就有意见认为应开放国内文物市场以遏制文物走私，减轻文物保护重负，同时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只占少数，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就是国家逐步放宽了实行多年的严格的文物交易政策。从世界范围来看，文物需求旺盛的市场国一直坚持认为，文物资源丰富的来源国的出口立法应允许文物的国际交流和租借，也应在一定的范围允许将不太重要或重复多余的文物投放市场。“缺乏一个发达的文物市场事实上确保了高度发达的非法市场的生存。”出口控制越严，非法市场就越大。一旦合法的市场需求得到满足，也就切断了非法贩运的获利来源。仅将最重要的文物留在国内，而允许一部分出口，才能实现出口管制立法的目的。

中国经济的繁荣促生了一批新兴的富庶阶层，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文物商店向国内购买人和外国人开放，文物收藏者的规模在逐步扩大。现今，私人收藏者也开始建立个人博物馆并举办个人收藏展览，也许将经过拣选的充裕的文物投放市场能更好地保护国家无暇顾及的文物。另外，这也为改善国有收藏机构条件、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筹集更多资金增加了另一条渠道。

经济上的发展给中国文物保护带来的变化不仅要表现在中国保护文物的能力的增强，而且还要使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和欣赏，籍此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任何开明的文物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都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文物的出口必须按照文物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精心的选择，哪些应留存在国内，哪些应投放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必须经过慎重的拣选。有一点必须指出，限制文物流通不能仅以文物的年代为标准，在国内留存价值不大的复品和冗余文物应投放市场。

四、促进文物保护中的公众教育与公众参与

我国政府通过加入和批准文物保护的国际公约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为了宣传和促进这些公约的实施，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意识教育计划，邀请了来自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博物馆学会和失踪艺术品记录组织的专家来华交流经验。今后，各级政府应积极通过开展教育计划促进文物的保护，让人们尤其是文物资源丰富地区的人们充分了解文物的价值和保护文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教育应注重加强人们对文物的非经济价值的了解和欣赏，广泛宣传2002年《文物保护法》和1997年《刑法》关于文物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使广大公众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盗掘和走私文物的严重后果以及政府打击文物犯罪的决心。应对从事文物管理和保护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高文物保护的水准。还要对相关的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防止、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尽管教育不能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但在保护文物的长期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教育应成为未来我国文物保护中的关键因素，青少年的教育更是至关重要。2004年7月，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我国苏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要更加重视青年人在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加强针对青年人的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作为实现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集体行动的纲领，其目标是让全世界所有青少年均接受世界遗产教育，确立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自觉担负起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

我国境内已发现的遗址有40万处，许多遗址都在荒野或边远地区，而由于许多地方保护资源严重不足，保护工作难以到位。所以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我国已经在一些省份开展文物保护的实验性工作，例如将遗址的保护工作分配给当地居民，并向其支付报酬等。

五、加强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为文物的国际交流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有关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达成关于资金援助、人员培训、技术开发和考古研究等的协议或安排。通过形式多样的文物展览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重视文物领域的国际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中国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水平。

通过和有关国家签订类似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订立的双边条约建立文物返还和交流合作机制。我国除了加入主要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外，还与一些国家在打击文物走私方面开展合作，达成了关于文物科学和技术交流的双边安排。近些年来，还与许多国家在返还被盗或走私文物方面达成了双边协议。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美国、秘鲁、印度、意大利、菲律宾、希腊、智利、塞浦路斯、委内瑞拉等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口文物、促进文物返还和交流的双边协定。根据这些协定，双方承担义务禁止并防止对方国家的被盗、非法出口或贩运的文化、考古、艺术及历史财产进入本国。

这是我国政府按照已经加入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精神在文物的保护和返还问题上与他国加强双边合作的结晶。这些重要的双边合作协定表明了我国政府通过双边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反映了使文物在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情况下得以尽早收复并使之受到保护的愿望，对于防止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流转将会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同时也会对国际社会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努力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协定的成功签署与运作为今后中国与更多的国家在文物追索、技术交流、人员培训、文物展览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弘扬我国优秀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结语

文物的保护始于国内。国内保护措施的实施是促进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遏制文物非法流转的一个重要起点，国际合作对保护文物的国内努力则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国际法律规范和国际合作不能取代国内立法及其保护措施的完善，没有任何国际公约能够替代有效的国内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文物保护的氛围，我国应制定和实施恰当的国内文物政策，使之既能有效保护国内文物，又有利于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样才能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文物市场国在文物保护和返还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合作意愿。

我国应将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文物保护基础设施、人员培训、登记归档、考古遗址的监管等方面；还要开展教育计划，通过教育让人们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非法交易的危害以及现有立法的主要内容等；我国的国内文物立法应尽量做到具有明确性，出口管制法应有合理的范围，出口限制的范围尽量缩小，重点放在具有特殊的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文物、考古物品和濒临危境的文物；通过实施税收和其他物质或精神激励机制鼓励个人将重要的考古物品和其他文物留存在国内；还应积极鼓励租借、巡展和其他形式的文物国际交流，制定出文物交流和共享计划，并通过鼓励国内无实质性保存价值的文物的出口尽量满足国际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这样就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国际公约所倡导的增进对人类文明的认识、丰富各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并通过国家、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相互尊重和了解。

第3篇：文物保护制度范文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指：

省级：**县府旧办公楼、汀江圩华侨近代建筑群、陈宜禧故居和紫花岗摩崖石刻（**“海永无波”）等四处；市级：凌云古塔、石化山摩崖石刻群、宋代伍隆起墓（香头坟）、琴溪古桥、陈宜禧铜像及纪念亭、湘亭、台城谭宅、台城东风旅店、台城天桥大厦、**县立中学、台城礼拜堂、**遡源学校纪念堂、台城人民电影院、端芬翁家楼、斗山浮月洋楼等十五处。

在本行政区域内尚未核实定为省、市级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

第四条市文化局是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市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城乡建设规划部门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各司职责协同管理。

第五条属于集体所有或私人所有的建筑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建筑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的规定。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实现文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文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七条凡在本行政区域内，已核定为省、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指定专门单位管理，建立完善档案资料，认真落实文物保护“四有”工作（即有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成立保护机构、建立记录档案）。

第八条市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在文物保护工作中，选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积极向上级申报，争取更多的不可移动文物批准为市、省、部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九条市人民政府依法划定文物保护单位必须的保护范围并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根据文物保护的需要，市城乡建设规划部门要会同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并纳入规划。

第十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它建设工程和进行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如有特殊需要，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条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市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对本地区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普查、搜集、整理和研究，保护研究成果，逐步建立信息查询系统。

第十二条市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对于濒危的有重要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组织抢救。

第十三条文物保护单位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重建时，必须依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按照各级程序报批，由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第十四条文物保护经费由政府拨款，社会捐助和接受国内外捐赠等多渠道筹集，初步建立文物保护的资金保障机制。主要用于：

(一)文物保护单位的维护、修缮和管理；

(二)征集、搜集、整理、研究和开发有关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献、典籍和实物；

(三)其他不可移动文物单位的保护工作。

第十五条对我市文物保护管理有突出贡献者，由市人民政府或报上级人民政府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

第十六条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区内，未按本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进行建设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损坏，改变原状及破坏周围环境风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法规进行处罚。

第十七条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涂污、拆毁或损坏文物保护标志说明的，依照有关法律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而造成损失，依法从重处罚。

第4篇：文物保护制度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策略民间传统文化

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的重要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 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①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标志着我国通过法律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了新的进步，有利地促进了我国各级政府及文化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内容上规范了部级与国际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总政策的制定，通过相应的国家或者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作为主体，采用合理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措施、技术或者行政措施，也包括必要的财政措施，通过诸多方式的措施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立的目的还包括不断开展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国际合作和援助。通过国际合作不断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与经验，通过共同的行动及统一的援助保护机制，不断促进国际上双边地区和国际各级等等诸多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了从根本上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立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金保障机制，根据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该项基金以信托基金的方式存在。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存在的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具有的现实条件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方面的要求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拟从不同角度对该公约在我国适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方面亟待加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用来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规定的基本法律。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多见的是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中我国应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应尽快将公约所规定的相关机制通过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需要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快速消失的关键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进行传播。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诸多因素的不断变化，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失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由于受各种经济利益或者不同动机的驱使，我国的某些地方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错误意识及做法。举例来说，有的行政区域热衷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同时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而有的行政区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性的开发。这些因素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国内法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从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操作来看，对我国而言，该公约的适用需要通过将公约的大多数规范转化为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该公约被我国的国内法所接纳后，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从公约的适用来说，与我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之间衔接需要一定方式的转化与并入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规范效果。这些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策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环境的完善。从确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来说，除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作为国内法的基础外，还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确立适合履行公约所规定的法律环境。法执行力度的强弱，对法律的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我国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来说，除了要有立法上支持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行政执法等诸多方面的保护力度。对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违法行为，要严格依法追究相关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离不开政府、组织及个人等多种主体的支持。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新闻媒体等，应不断强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教育与宣传手段。需要不断普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诸多科学常识，也要普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常识。只有这样，才能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只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进一步促进公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贯彻到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这样才能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基础。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机制。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相关内容进行整理，确立适合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首先，从法律的层面出发，通过法律手段确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具体包括规划制度、普查制度、名录制度、传承机制及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密切联系的制度。具体的保护制度指的是我国的中央及地方区域人民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其必要的工作日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同时还要以区域为单位，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在普查及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制度。通过名录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代表制度，即对列入名录的项目要进行有规划的保护，包括资金援助或者相应的传承支持。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上文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必须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目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管理效果，举例来说，我国公布与实施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与义务等诸多方面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其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来看，要想从根本上确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还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密切的工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除此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救济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或者手段，对我国具有一定历史文化或者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与资料通过法律的方式进行有效救济。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对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区域列入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从而对其实施必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救济制度。

综上所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诸多主体的配合。需要不断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有效促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发展编辑

注释

第5篇：文物保护制度范文

关键词：品种权；品种权保护制度；国际趋势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113-02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有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植物新品种对促进农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对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日益重视。国际上的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为专利权保护、品种权保护、专利权保护与品种权保护相结合保护等三种基本方式。品种权保护制度作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制度，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采用。本文从品种权保护的基础理论出发，比较分析国际上与中国的品种权保护法律，以期促进中国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立法与实践。

一、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特点与功能

虽然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保护与专利权保护同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是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保护是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独特功能。

（一）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特点

与专利权保护相比较，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审查条件比较宽松。虽然品种权与专利权取得条件都要求具有新颖性，但是二者关于新颖性的含义不同。专利权要求的新颖性强调技术方案未公开过（包括商业使用在内的公开）。而品种权要求的新颖性只限于商业上的公开，即要求品种的繁殖材料未曾被销售过。显然，品种权保护的审查条件要宽于专利权保护的审查条件[1]。

2.保护范围较为广泛。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范围包括植物新品种的可复制和可繁殖材料。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保护的范围仅局限于植物整体，对于植物的其他组成部分如花、果实等不予保护。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范围要广于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保护。

3.权利限制较为严格。在权利限制上，专利权保护制度规定了强制许可、研究免责；而品种权保护制度除了规定强制许可、研究免责外，还规定了农民特权，即种植者可以不经允许自繁自用被保护的新品种。可见，品种权的权利限制较专利权严格。

（二）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功能

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具有重要的功能：

1.建立公正的新品种培育机制

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通过产权界定，授予育种者以产权，从而建立起以保障育种者权益为核心的新品种培育机制。植物品种权保护所建立的新品种培育机制，为育种者提供了经济、有效和持久的创新激励动力，提高了育种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2.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植物新品种作为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载体，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激发了育种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培育更多高质量的新品种，从而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

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制度在保障育种者权利的同时，还出于公共利益的要求对自由行使这种权利进行限制，因而设置了强制许可、科学研究免责和农民特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使优良品种能够发挥最大功效。

二、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国际趋势

研判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国际趋势，必须从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两个层面来考察。就国际立法而言，主要是考察《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发展；就国内立法而言，主要是考察各国国内立法对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不同文本的选择。

（一）《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及其发展

1.《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制定及其主要内容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是最重要的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于1961 年由法国、比利时等 五 个国家签署通过。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简称为UPOV) 是依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而成立的，故《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又称为UPOV 公约。UPOV 公约确立了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制度。UPOV 公约构成了植物新品种品种权国际法律保护的基础。

2.《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发展

UPOV公约经过1972年、1978年、1991年三次修订。目前生效的是1978年文本、1991年文本。特别是1991年文本的修订体现了转基因植物品种权保护所呈现的品种权保护力度加大、品种权限制减少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1991年文本在1978年文本基础上所作的如下重大改进：

(1)将品种权保护对象的范畴从受保护品种的繁殖材料，扩大到了由受保护品种繁殖材料生产的收获材料以及特定情况下对这些材料的加工产品。

(2)将品种权的权利范围从禁止为商业目的的生产销售，扩大到禁止某些繁殖及为繁殖而进口。

(3)将一般植物品种权保护期限由15年延长到20年。

(4)对于育种研究者的特权加以限制。1978年文本规定育种研究者只要不是为商业生产为目的而反复使用该授权品种，不必征得原育种者的同意；而1991年文本规定了一个在原授权品种上产生的依存性派生品种的利用，需要经过其据以派生出来的品种的权利人的许可。

(5)将农民特权由强制性例外变为非强制性例外。1978年文本对农民特权实行强制性例外，规定“农民利用受保护品种在自己的土地上以种植为目的的生产种子的行为”不受品种权的约束。而1991年文本则对农民特权实行非强制性例外，允许成员国政府自行规定“农民权”的有无或享有程度。

（二）国内立法对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文本的选择

在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方式中，品种权保护方式为各国广泛采用。截至2007 年6月，UPOV成员国已经达到了64个。其中，发达国家基本上采用1991 年公约文本，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采用1978 年公约文本。

1.荷兰的相关法律

荷兰于1941年通过了《植物育种者法》，1967年出台了《种子和植物条例》,1968年加入UPOV公约，现实施1991年文本，对植物新品种保护达到所有的属和种。在进行特异性、异质性和稳定性(简称DUS)测试方面,在欧洲占有重要地位。

2.日本的相关法律

日本是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加入国。《农业种子和种苗法》是日本对植物进行品种权保护的主要法律。日本的品种权保护范围较广，受保护的品种包括种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类植物、多细胞藻类和其他植物。在品种权的限制上，《农业种子和种苗法》也规定了研究免责、农民免责。 但也规定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排除农民免责的适用[2]。

3.印度的相关法律

《植物品种保护和农民权利法》是印度植物品种权保护的主要法律，该法于1999年颁布。印度于2002年申请加入UPOV1978年文本。《植物品种保护和农民权利法》强调了对农民特权的保护。它规定，即使种子已经被授予育种者权利，农民也依然有权在当地销售任何他们收获的种子。而且对农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侵犯育种者权利的情形给予了豁免。

UPOV公约1991年文本加大对育种者的保护，限制农民特权。这符合拥有先进生物育种技术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因而UPOV 成员国中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采用采用1991 年公约文本，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采用采用UPOV公约1978年文本。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立法内容上逐渐接近UPOV 公约 1991年文本[3]。

三、中国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完善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为中心的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与UPOV 公约1978 年文本相协调。中国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制度在促进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主要有：保护对象狭窄、保护期限较短、侵权处罚不严等等。在国际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的趋势下，中国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制度亟须完善。

随着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修订，国际植物新品种品种权保护呈现出保护力度加大、权利限制较少的发展趋势。UPOV公约1991年文本更多地考虑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欠发达，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以种植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对我国不利。目前，中国应汲取UPOV公约1991年文本精华、改进现有品种权保护制度。具体的改进措施如下：

1.扩大品种权保护对象的范围。将品种权保护对象的范畴从受保护品种的繁殖材料，扩大到了由受保护品种繁殖材料生产的收获材料以及特定情况下对这些材料的加工产品。

2.延长品种权保护期限。将一般植物品种权保护期限由15年延长到20年。

3.加大对于品种权人的权利。从单纯保护品种权的销售权扩大到保护品种权人的许诺权、出口权和进口权。

4.加大侵犯品种权的处罚力度。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关于侵犯品种权的犯罪规定，对于严重侵犯品种权的行为实施刑事处罚。

参考文献：

［1］ Katherine E. White，“An Efficient Way to Improve Patent Quality for Plant Varieties”，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Fall, 2004.

第6篇：文物保护制度范文

(一)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国家层面，先后制定了一些与城市古建筑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文物保护等①＊，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保护制度。在地方层面，各城市根据本地的特点先后出台了一些与国家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促进全国性法律法规在本地的实施，如北京出台了文物管理办法②＊等。此外，各个城市还通过制订各种规划，来达到对城市古建筑保护的具体保护，如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③＊。通过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城市发展规划等的相互配合，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市古建筑保护法律体系，使得城市古建筑保护领域有法可依。

(二)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始于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明确提出实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制度。此后，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文化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基本成立。对不可移动文物实施“文物保护单位”式管理，同样对旧城古建筑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制度、“四有”制度以及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修缮和管理等方面。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一般经由文物普查登记、筛选定级、核定公布几个阶段④＊。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是指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做好保护工作的四项措施:有保护组织，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科学记录档案①＊。文物经营管理基本的原则是: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②＊。根据利用方式的不同，法律法规也分别采取鼓励支持、申请审批和绝对禁止的态度。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管理，将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分为五类:非建设地带，可保留平房地带，允许建筑高度9米以下地带，允许建筑高度18米以下地带，特殊控制地带③＊。

(三)完善了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古建筑保护制度对于尚未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确有价值的文物古迹，规定“由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部门商定名单，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本办法暂时予以保护，不得破坏，并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及时办理保护审核手续”④＊。此外，还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古建筑保护作出具体的规定，“保护价值待定的文物古迹，区、县人民政府可以公布为文物暂保单位，视同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文物暂保单位公布后两年内，必须完成对它的鉴定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公布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公布撤销。逾期不公布，暂保单位自然撤销”⑤＊。

(四)加强了历史古建筑的保养、维修、利用和管理针对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中常见的问题，通过立法对古建筑的保养和维修、防火与报警、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性质及使用权的变更，必须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同意;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负责文物建筑的保养和维修;应当严格按照古建筑消防管理的规定，加强一切火源、电源的管理，配备必要的灭火设备;在重点要害部位，根据实际需要，安装自动报警和灭火装置;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文物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接受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对有损文物建筑安全或者有碍开放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整治或者搬迁;整治、搬迁所需费用由使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承担”⑥＊。

(五)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北京市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首次提出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院落划分、用地调整、人口密度分类、改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等做法”⑦＊。2004年，又公布了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此次规划共15片，其中有5片位于旧城区内，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了风貌保护和高度的控制。2013年，又新增了3片保护规划，至此北京旧城区将拥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对旧城的保护更加立体而完整。

(六)形成旧城整体保护制度2005年3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内容包括:旧城的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层次更加明确，呈现出“点—线—面”分层保护的状况。此外，还注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法规与《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内容相衔接。除北京之外，浙江省、河南省、宁波市、沈阳市、南京市、哈尔滨市等都制订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加强了旧城的整体保护。至此，我国的古建筑保护制度基本形成，既有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又建立了古建筑保护的具体制度，构建了“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体系。城市古建筑的保护理念也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从以往的对先人遗留下来的财产的一种保护与利用，发展成为对城市发展历史的保留，对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底蕴的尊重，对城市发展历史传承的延续。但我们同进应当意识到，我国城市古建筑的护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挫折，也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十字路口，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建国初的城市规划制定是以原有城区为中心，还是在旧城区的边缘另起炉灶，对此有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梁思成等提出的“梁陈方案”①＊，主张在旧城区边缘再建新城，对旧城的古建筑进行整体保护，但这一设想并未能得到认可和实施，一些古建筑因此被损毁。

二、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存在问题

城市古建筑见证了城市的生命历程，保障了城市的文化延续，促进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因而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城市化进程中的古建筑保护状况却不容乐观。

(一)重单体文物保护古建筑的保护，缺乏对旧城区的整体保护当前有些历史性城市，为了更好的保护传统历史建筑，某些历史文化名城在旧城内设立保护区，对旧城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整体保护。但有些城市为了既保护历史城区的古建筑，又实现城市的发展与更新，一方面对标志性的古建筑进行重点保护，另一方面却大力拆毁这些标志古建筑的周围环境和历史街区和传统建筑，建设性或保护性开发对城市古建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南京老城已经拆迁改造完毕;济南投入22亿‘巨资’拆迁了44万平方米、43个片区，大量特色街道消失在推土车轮下;开封覆盖着现代化的草坪;郑州以‘一路、一区、一城’为标志，古城全部翻新……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历史文化名城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创伤。”②＊尽管北京在城市建设中制定了大量的制度措施来保护城市古建筑，但其遗留下来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仅占老城面积17%，而欧美国家旧城保护面积基本可达到古城的80%～100%③＊。正如有学者所说:“没有历史街区提供的建筑背景和文化氛围，历史纪念物只不过是现代城市的一个小小点缀而已。”

(二)大量城市古建筑因缺少维护面临毁损城市古建筑除包含文物保护单位以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城市古建筑。这些城市古建筑大部分被公私主体所占有、使用，其中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因缺少维修，面临着损毁危险。有些被市民占用的古建筑，因占用的主体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未能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修缮;有些占用者因未取得对古建筑的明确法律权利地位，没有进行古建筑维护等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和企业事业占用的古建筑情况也不容乐观，古建筑的产权归属问题以及占用主体的保护能力和意识等都影响着古建筑的保护。有些古建筑的使用单位与产权单位权利义务分配不清晰，占有使用单位只使用不维护，而所有单位因未使用、受益而对古建筑不闻不问，古建筑实质处于无人负责的状况。另外，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被用作办公场所，一般不对外开放，剥夺了民众接近和消费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权利。

(三)过度商业开发破坏古建筑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国家文化保护经费有限的大前提下，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必然要依靠自己的经营开发来创收，以此解决一部分维护的经费。有些古建筑被管理机构作为商业场所来经营，有些则出租或承包给第三方的商业主体。以文物养文物，以古建筑养古建筑，这是我国及世界各国所提倡的文物保护方式。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可以在维持古建筑原有风貌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商业开发与保护模式。但有些古建筑的过度商业开发对城市古建筑的保护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如丽江古城本是一片风景秀丽的宁静之处，后因酒吧等的入驻，侵扰了这一世外古镇原有的安宁。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凤凰古城、西塘、周庄等地，虽然古建筑的外壳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文物古迹的那种精神文化氛围，早已不见了踪影。超负荷的旅游开发破坏历史文化空间，不合理定位改变了历史地段环境。

(四)旧城改造致大量城市古建筑被拆除城市古建筑是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单霁翔曾就旧城改造对古建筑的破坏指出:“一些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无所顾忌地大拆大建，……致使一批批文物古迹被摧毁的同时，一些历史街区也被摧毁”［7］。现在有些城市把“拆”成为城市建设的第一步，将见证城市发展的传统建筑及历史街区拆除，使得历史街区、历史城区和历史性城市的整体风貌被破坏。有媒体甚至将北京旧城区的胡同和四合院逐渐消失的情形，称之为文化自杀，“正把自己伟大的文化变成平庸”［9］。还有一些历史性城市打着尊重历史的幌子，将真文物拆毁，制造一些假的文物和古董，以发展旅游的名义拆旧建新。全国各地陆续出现拆除古建筑，新建仿古街的运动，一些独具特色的传统街道被改造成为失去真实历史价值与信息的假古董。还有些城市以保护利用为名，将历史街区内的传统民居拆除，保护性破坏屡见不鲜。吴良镛的胡同有机更新模式尽管在学术上取得极高的成就，实践上却没有得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推广。旧城改造中的大规模拆迁，将一个城市最有特色的古建筑一扫而光，就像一把理发剪刀推过，只剩下光突突的头皮。

三、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

面对被损毁的城市古建筑，要做的不仅是哀叹与惋惜，更要痛定思痛，找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而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能够更好的对症下药。现阶段我国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原因主要有:

(一)保护意识薄弱、管理意识不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仅仅依靠文物保护行政机关的力量，来完成整个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几乎不可能的，需要其他机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更需要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从世界的角度上来看，凡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行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是相对较高的。而国内的文化遗产事业的难点和关节点，也在于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不可否认，中国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所提高，保护成效也初步显示出来，但近来因文物保护意识不足而引起的文物破坏案件却时有发生。近年来有不少的文物保护单位遭受破损的事件，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建设施工单位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未进行报批就擅自动工建设，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受损，如临汾古城墙被毁事件;云南大理为修路拆毁唐代古城墙，致龙首关遗址被毁等。一部分是因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者管理者保护意识不足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的损毁，如拈花寺偏殿着火，与产权所有单位与使用单位管理不当，未能将建筑物按照文物保护行政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古建筑的保护管理机制不健全，多头管理及管理缺失现象并存根据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金瑞国、刘赪娜、张寄所做的调研报告《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调研与分析》，除文物部门以外，还有不少于20个部门在使用和管理着文物保护单位，以宗教部门最多。在由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中，设有专门机构和没有专门机构管理的比例约为7比3。各省(区、市)非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比重不尽相同，其中(64.81%)和北京(57.99%)达到半数以上。由文物行政部门在每处文物保护单位设立现场保护的机构，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由于文物保护经费有限，且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不断增长，操作起来显然不太现实。另外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不可移动文物在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前，就由其他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占用，有专门的管理和使用单位，这使得在每一文物保护单位设立文物行政部门的管理机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对于产权或使用权不属于国家文物行政部门这类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是与文物行政门签订“文物保护协议”。然而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文物行政部门的职权使其不能落实协议内容的履行。文物保护单位往往成为所有和使用者的部门利益，从而不能对文物进行法律法规所要求的保护造，破坏时而有之。

(三)具体保护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在文化遗产问题上，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制定和贯彻管理法规与标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全国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设区的市、自治州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保护范围。由于申报时保护范围未能完全确定，一年的时间给相关的利益者留下了可乘之机，给现实操作带来许多的麻烦，并造成保护范围内的其他历史建筑受到破坏。此外，有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确定之后，也不能按照法定的保护范围的标准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管理，使保护范围成为一纸空文。如保护范围内不法违章建筑物未能及时清理，城市规则及其他重大工程项目未考虑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的保护范围等。

(四)旧城内历史建筑产权不明确由于历史原因，旧城内的居住人口往往严重超过适宜数量，建筑大都显得拥挤破败，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便是如此。为了保护好这些传统的历史文化建筑，政府部门一方面有责任引导和帮助古建筑占有与使用主体对它们进行保护、更新和维护，在保存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改善旧城内的市政公共设施和居住条件，使得其适合居住;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古建筑内的居住人口数量，针对部分居民缺乏维护保养的能力与动力的情况，将旧城内的居民迁出或者进行置换，将想居住进胡同及四合院且有维护能力的主体引进来，而将欠缺维护能力且想迁出去居民迁出去。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旧城内古建筑产权的明晰化和长期化，并且允许古建筑在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现在旧城内古建筑产权具有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有些古建筑被十几甚至几十个家庭所占有，无法正常的居住与生活，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适当的维修与保护。另外，旧城内的古建筑因面临改造与更新，随时可能被拆迁，产权的不稳定使得现有的主体缺乏维护的动力，外来的主体也没有购买意愿，古建筑的交易流转不顺畅。

(五)过分注重商业价值，开发利用不规范国内经济发展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文化遗产消费的需求，使得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突显出来。然而，商业价值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展，但这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频繁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如重利用轻保护，重经济价值轻文化价值等。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热点文化遗产事件，都与古建筑的保护利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如西湖旁边建会所，公园内古建筑中的高档餐厅等。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带动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产生经济效益。有学者说文物保护“尤其是要慎谈利用，国外谈得较多的是保护，不谈或者很少谈利用;而在中国的经验里，是不仅要保护，还要利用;所谓“充分保护适度利用”，但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六)文物保护法及城乡规划法规定不完善程序性规定欠缺。我国文物保护法将城市古建筑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三个层级进行保护，但是却没有将三个层次的保护责任主体及保护程序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定。文物法将历史街区及历史名城保护的具体规定授权国务院制定条例进行规范①＊，而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审批由城市建设部门主管，仅在审批和实施监督阶段征求文物保护部门的意见，没有充分发挥文物保护部门在文物保护中的专业优势。国外与此相关的审批和监督职能是由专业性委员会来负责，这样的制度设计一方面限制了某些行政首长个人决断权，防止个人意志对城市古建筑的破坏;另一方面专业委员会由文物保护相关专家及在文物保护事业中有影响力的市民代表组成，能充分发挥专家的专业优势与市民代表的积极性，通过市民代表反映其所代表的群体的意见，充分维护不同主体的利益。其次，我国文物法第24条规定国家所有文物保护单位不能作为企业资产进行经营②＊，因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给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如何解释这一条文，专家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性质是文化遗产，是国家的文化资源，而不是经济资源，它对社会要起的作用，是为社会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而不是创造物质财富，它是文物资源不是经济资源，把盈利作为目的，把它变成经济资源了，以赚钱为目的了，是不对的。”因此，不能作为经营性资产应当指禁止将文物的经营权进行转让等经营活动;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里所说的不能作为资产经营，应当是指不能作为企业等经营性主体的经营性资本，不能作为将来发生债务时的担保财产。因法律规定的模糊，在实际的遗产保护与经营管理活动中，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产的一部分，“由旅游公司来兼并文物保护单位，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名义将文物资源作为普通资产纳入企业进行市场化理和经营”;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价入股，进行所谓的“强强联合、捆绑上市”通过文化遗产的经营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在我们为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能否作为经营性资产争论不休时，如果将眼界放宽，通过对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进行考察分析，就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例如，法国政府将国内著名的一百多个著名的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为古建筑遗产)交由法国古迹信托来经营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次，我国的城市规划法中与城市古建筑保护的规定不完善。1990年的城市规划法虽规定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传统风貌①＊，但在涉及旧城市规划时，却提出了旧区改建的城市建设、发展方式②＊，在旧城区古建筑保护制度中存在法律漏洞。城乡规划法也指出规划的制定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和传统风貌③＊，且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但仍然有旧城区改建的提法，城市规划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允许旧城范围内的拆迁和危房改造④＊，这一制度上的缺口，时时被开发商和城市管理者所利用，造成古建筑被保护性破坏。除了保护意识不科学外，与国外的规划法相比，我国规划法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古建筑的保护作用有限。(七)行政执法力度不足执法不严，一直以来是倍受学者和大众诟病的中国司法现实疑症，也是造成中国法律执行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具体到古建筑保护的执法力度来说，一是相关立法不够具体，执行性不强;二是执法队伍建设不完善;三是各级政府不够重视，四是文物执法经费紧缺等。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当地政府是否重视、支持文物保护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文物保护状况的好与坏。少数领导干部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当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尤其是与旅游开发发生矛盾时，往往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被忽视。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旦遭受破坏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健全执法机构，加大执法督察力度是当务之急。

四、国外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的借鉴

当我们置身于西欧古城之中时，往往被他们那富有深厚文化气息的，保存完好的城市古建筑所折服，不得不对这些城市管理者与市民的城市古建筑保护理念与制度表示由衷的钦佩。尽管英法两国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不相同，但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遗留下了大量的城市古建筑文化遗产，在面对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的问题时，他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去借鉴。

(一)保护程序清晰、主体职责明确，相关制度可操作性强英国的《1990年登录建筑及保护区规划法》，在制度上不仅涵盖了事前认定，事中维修与保护以及事后补救等整个登录建筑的保护过程，而且明确规定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和办事程序⑤＊，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更好的保护登录建筑与保护区内的古建筑。如对登录建筑的保护对象的确定规定了清晰的程序，且指定了明确的责任主体。如规定了提供名单者、审批者及其权限、技术咨询机构及其程序、保护对象的内涵、保护对象的管理责任部门、保护对象的记录文件形式、保护对象管理责任部门的具体责任以及特殊情况的处理等，皆有较明了的规定。

(二)特别重视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除了在登录建筑的认定与保护上的严格程序性外，英国1990年法在各个环节上都规定了类似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体现了实施措施的科学合理性。如在第一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在汇编、审批和修改之前，国务大臣应向有关方面进行咨询，如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或其他专业知识的公众及团体。⑥＊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由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是一个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咨询机构，它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问题作出科学的建议和方案，来为登录建筑的保护提供基础技术服务。法国的古建筑的专业咨询机构有历史古迹国家委员会、遗产和景观大区委员会、历史古迹总建筑师、法国建筑师等，这些专业咨询机构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具有决定权，许可和决定下达之前必须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以他们的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

(三)注重多种手段的相互配合英法两国均注重综合使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来达到立法目标，尤其是经济手段的运用。英国1990年法包含了多种经济的激励手段，如通过提供拨款或贷款，解决部分或全部的历史古建筑保护费用①＊;为维修和保养提供财政补贴或贷款等经费支持②＊;设立土地收益补偿制度③＊;实行有条件拨款制度④＊等。法国鼓励非政府组织出资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这些捐赠者可以享受相当比例的税收优惠，个人捐赠数额的66%可以从应纳税收中扣除，企业可以享受捐款额60%的营业税优惠。此外，政府十分注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财政投入。2013年法国政府文化遗产保护预算7.76亿欧元，其中历史性建筑保护3.22亿欧元。

(四)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法国约有352个服务于文化领域的基金会，其中31%与建筑遗产保护相关。1996年由14家法国知名企业发起成立的“文化遗产基金会”规模最大，其主要有三种运作方式:对维修工程进行直接资助;帮助遗产所有人向社会募集资金;颁发可享受一定的税务优惠政策“遗产基金会标签”(财政部唯一授权的非政府组织)。2008年，该基金会对一千八百多个项目提供了帮助，总金额达1.3亿欧元，收到捐款一千多万欧元，颁发“遗产基金会标签”1029个，为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起了重要作用。法国现有6000多个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协会，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建筑和遗址保护协会联合会”，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和出版有关文化遗产的著作等，服务全法国3500个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同时其还协同“法国老房子协会”、“古宅邸协会”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协会举行全国大会，大会由文化部长主持，为非政府组组织性质的协会与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之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提供对话的机会。协会在地方上的作用非常显著，在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上起到了监督作用。

(五)注重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英法两国均注重发挥“规划法”对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法国城市规划法与文化遗产保护法是城市古建筑保护领域重要的两部法律，对于城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城市规划法主要是为了调整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历史建筑保护与人们生活需要满足之间的矛盾的一部法律，一方面强调对历史街区进行长期规划和整体保护，另一方面规划制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甚至于对单个建筑的保护都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规定，对不遵守规划而破坏原有建筑物和整体景观者进行严惩。

五、结语

受城市发展规律的制约，城市化过程必然涉及对原有城市建筑与设施进行更新与利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国土资源面积十分有限，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更加注重对旧城区的规划和利用。城市古建筑通常位于城市的旧城区，如何对待老旧破败的旧城区与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密不可分。城市旧城区的更新一般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是重新调整城市功能结构和城市布局，形成最有利于发挥城市各要素组合状态的功能分区;二是改造老城区中居住条件较差的住宅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三是整顿与改善城市道路系统，改造市政设施和公用设施;四是增加城市绿地与公共空间，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五是通过拆迁改造，改变原有旧城区土地的低效使用状态，实施城市土地的立体综合开发。”在这几种方式中，有的通过完全拆除古建筑的方法来达到旧城更新，而有的采取小规模局部翻新、对危旧房的改造以及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方式来达到目标。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对原有古建筑进行维护也好，拆除也好，最终目标是改善原有居民的居住条件、保持老城区的活力，这样的旧城区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与文化功能，不至于过分的衰退。这就需要城市发展决策者具有大局观念与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处理好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认识到旧城区和古建筑等在长远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为当代人及子孙后代保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不用“大拆大建”等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旧城问题。只有真正认识到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在发展中的资源效益和文化价值，才能切实保护好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西方城市建设与保护历史也证明城市古建筑的保护，最终受益者是整个历史名城与城市市民本身。

第7篇：文物保护制度范文

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五条要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都要建立记录档案。文物保护工程档案是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文物特有的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文物保护工程的施工对象是已经存在的建筑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以保护历史遗产为目的，保护原有历史痕迹，使其延年益寿。文物管理部门对工程设计方案的报批与审批程序、工程招标程序、施工验收合格标准、竣工专家验收程序等主要内容都与现代建设工程有较大不同，这使得文物保护工程与现代建筑工程或一般的房屋维修工程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文物保护工程档案在内容、收集整理和归档管理等方面都有特殊性。

建立完备、规范和统一的文物保护工程档案，是文物保护工程的工作内容之一，也是文物管理部门和建设管理部门的共同要求，文物保护工程产生于文物保护工程的全过程，需要本着“对历史负责，为后人着想”的态度，将修缮项目的过程真实地记录并保存下来，为日后查考及其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供翔实可靠的记录。

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归档内容

文物保护工程是对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和其他具有文物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庙和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的工程，它分为保养维护、抢险加固、修缮、保护性设施建设和迁移等工程类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工程实践经验，归纳出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主要内容为：立项申报文件、勘察设计文件、施工技术设计文件、施工技术文件和竣工资料5个方面。

1　立项申报资料。包括业主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名称、拟立项名称和地点、文物保护单位级别和时代、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公布与执行情况、保护工程必要性与实施可行性的技术文件、录像或照片等形象资料，经费估算与来源、工作计划、拟聘请勘察设计单位的名称及资信情况，以及上级主管部门批复的文件等。

2　勘察设计文件。包括反映文物建筑历史状况，固有特征和损害情况的勘察报告、实测图、照片；保护方案、设计图及相关技术文件；工程设计概算、材料试验报告书、环境污染情况报告书、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及勘探报告。

3　施工设计文件。包括施工设计图、设计说明书、施工图预算、相关材料试验报告及检测鉴定结果。

4　施工技术文件。包括施工方案、施工人员进场前接受文物保护相关知识培训的记录、施工记录和施工统计文件、施工过程中收集的有关文物资料、质量自检报告、隐蔽工程办法验收记录。

5　竣工资料。包括工程总结报告、竣工报告、竣工图纸、财务决算书。按照《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的规定，重要工程应当在验收后三年内发表技术报告，因此，在文物建设修缮过程中还应注意收集技术报告，编写相关档案资料。

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管理

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建立与管理，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合理有效地管理好文物保护工程档案，充分发挥工程档案应有的作用，为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服务。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文化依存，我国已知的不可移动文物约有40万处，其中大部分是文物建筑，做好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管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艰巨的且有意义的工作，就目前的现状而言，需从以下方面加强对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管理。

1　完善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是保证档案管理工作正常进行的首要条件。为此，要加强对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工作的研究，建立科学、严谨、可操作性强的规范标准和工作规程，从而保证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的质量。首先建立文物保护工程档案验收制度。基层文物管理部门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编制文物保护工程档案验收管理制度，使该行业档案验收程序化、制度化，从制度上确保文物保护工程档案管理质量，使参与各方对档案资料管理工作形成对文物保护工程档案资料负责就是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意识。其次建立文物工程档案移交制度。文物管理部门应制定文物修复工程档案移交管理制度，规定业主单位组织施工、监理、设计等单位对工程档案进行验收移交管理，规定业主单位留存档案资料内容、套数、时间；规定移交手续办理程序；规定移交有关各方责任；规定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接受的资料内容、套数、时间以及质量要求等内容。

第8篇：文物保护制度范文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背景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背景

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对于全球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重大。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本公约，并依照公约的有关规定进行申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此外，日木、韩国等也纷纷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立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背景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之后有关省份也相继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范。此外，大量的民间保护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三)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必要性

不论从文化价值方面，还是从经济利益方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立法保护是本源，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从各个层面对宝贵的文化遗产给以切实保护。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方式之一。首先，法律本身具有强制性，可以有效地推动相关措施的执行。其次，法律影响较为广泛，能够促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深入人心。再次，我国尚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执行，亟需一种高效的措施。

然而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立法层面仍然存在较大不足。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保护尚不健全，配套制度不完善

从国家层面来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其相关的配套法律文件很少:一些省级行政区仍未出台专门法律文件。目前的立法成果多是近几年产生的，并且很多是针对某一方面问题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我们不仅要直接处理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问题，也间接地在处理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设计问题。仅有法律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以法律为基石来构建全面的保护制度。

(二)立法技术不高，内容比较滞后，实用性较差

1.规划与保护的问题。现有的法律规定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不健全，保护措施不具体详细，规划与保护主管单位不明确等问题。

2.传承上的问题。现有法律规定存在传承人与传承单位申请或推荐方式不具体，权利义务不确切，保障与支持工作不健全等问题。

3.管理与利用的问题。现有的法律规定在内容上存在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措施不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不确定等问题。

4.保障措施方面存在不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规定上存在主管单位职责不明、工作安排不切实，资金来源不明确、不规范等问题。

5.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

(三)不能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纯粹公法保护到以公法为主、兼顾私法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都是行政保护模式，行政保护色彩浓厚。缺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难以调动企业、民众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不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完善的设想

(一)加强立法工作，制定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健全保护制度

各省级行政单位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导下，参考相关省份立法，从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际出发，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国家和省两级行政单位应建立起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及配套措施，制定实施细则对原则性的规定加以量化、细化，使得法律保护更具操作性。

(二)完善立法技术，增强法律的实用性

1.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与保护的立法规定。制定指导性强的具体法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具体详细的制定保护措施，明确规划与保护主管单位，具体规定各组织权能。

2.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制度。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单位的主管单位，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单位保护完善的保护措施，制定具体可行的申请或推荐方式，明确规定传承人与传承单位权利义务，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单位的保障与支持。

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与利用的相关制度。通过制定详细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主体，健全管理措施，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与保护措施的建设。

4.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障性政策和措施。从实际出发，在立法上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管单位职责及工作安排，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加大财政支持，规范资金来源，采用切实可行的强保护方式并加以明确，完善保护的相关活动与宣传措施。

5.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责任。各级行政单位宜制定相关法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主体，主体的义务与责任，及违法的处罚措施做出具体详尽的规定。

(三)立法上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9篇：文物保护制度范文

关键词：文物保护；基层；安全；存在问题；重要性；预防控制；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5-0269-01

在文化产业领域，文物作为人类历史文化重要的财富，具有非常重大的保护价值。文物的收藏与保护，不仅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帮助树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同时对促进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与进步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一、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分析

基层文物安全保护作为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文物保护与发展中本身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大国，在发展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文化在历史发展与进步中就形成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文物古迹和文化遗产。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文物，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发展的象征与代表。

二、当前基层文物安全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基层文物安全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

结合当前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造成基层文物安全保护重视程度不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基层文物保护单位及政府对文物安全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或是基层文物安全保护的意识不够强烈，这是基层文物安全保护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很多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多流于形式，文物保护中没有严格按照制度与规定履行，导致文物保护经费短缺，文物保护工作开展困难，影响基层文物安全保护的发展。

（二）基层文物安全保护专业人才缺乏

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工作开展中，专业人才缺乏是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在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开展中，由于文物保护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使得对参与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能力与素质要求也比较高，而基层文物保护人员本身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了基层文物保护中专业人才缺乏问题的出现。

（三）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制度不健全

基层文物安全保护中文物保护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在：基层文物保护机构进行文物保护工作开展中，没有健全的文物保护机制，导致文物保护过程中经费投入与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编制问题比较突出，不利于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影响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水平的提升。

三、针对当前基层文物保护问题的防控对策

（一）提高对于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工作认识

在今后的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开展中，应注意进一步提高对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提高基层文物保护机构及领导干部对文物保护工作重要性认识。同时，要注意加强对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工作的领导，通过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与素质培训，在提高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与道德素质及增强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的责任感。

（二）健全基层文物安全保护管理制度

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工作管理制度的建立及健全，主要是针对上述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开展中工作机制不健全所采取防控措施。首先，要对基层文物保护单位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职责进行明确。同时，基层政府以及城市建设、国土管理、交通等部门在工作开展中，注意配合基层文物保护的制度与要求，对文物保护申报建设项目要做好相关的审查与勘探工作。

（三）加强基层文物保护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

当前的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工作开展中，专业性人才的缺乏是影响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提升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基层文物安全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建设，要求基层文物保护机构要结合基层文物安全保护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在科学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制定基础上，通过采取有效的方法措施，进行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同时，注意加强对基层文物安全保护现有技术人员的培养，以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

（四）做好基层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

做好基层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首先，要求基层政府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到基层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规划中，通过基层政府的支持与监管，推进基层文物保护发展和进步。其次，鼓励民间资助及捐赠等方式来获得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支持，解决文物保护中资金不足问题和困难。再次，基层政府及文物保护机构要注重对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最后，做好基层民众文物保护的引导工作，以提高基层民众对文物保护的自觉性，随着文物保护意识加强与提高，来推动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与进步。

四、结束语

总之，基层文物安全保护作为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水平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当前基层文物保护问题与防控对策分析，有利于提高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水平，促进基层文物保护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