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G648.6【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1）07-0088-03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第2篇：经济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财政政策;有为政府;垂直结构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万美元这个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门槛线。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同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外部还经受着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的外部宏观环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重要转变，这种内外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将是我们在未来“十四五”期间的持续的特点。2018年，我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而1978年则分别为1132．26亿元和1122．09亿元，可见增长迅猛。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和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结合这些宏观趋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被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要从本国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出发分析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财政政策。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我国经济正在同时进行的四个结构性过程阐述财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分类来论述财政政策，第四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执行过程，最后是总结。

二、四个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过程与财政政策

从结构上看，我国目前正在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各自所对应的财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即经济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另一方面，产业之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产业链内部向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级。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变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与次序纠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逐渐实现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转轨次序与速度，改革的倒逼机制是否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Wang,2015)。

第三，经济开放过程，即从原来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国在贸易全球化方面进展突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我们现阶段也在重点研究和推行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关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制问题。除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之外，还有技术流动。我国总体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在对现有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比重不断调整，关于国际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调整。

第四，大国崛起过程，即我国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与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诉求。因为现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已经滞后于这个时代了。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在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而财政政策与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均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就显得尤为复杂。具体而言，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政策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这些都与产业政策高度相关，后面会更具体地展开。对于经济转轨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补贴与税收政策，消除和纠正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更好地纠正政府的“乱为”，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对于经济开放过程，我们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财政政策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缠绕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而且作为大国也会影响国际。对于大国崛起过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比如，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的芯片断供问题、华为的问题，又比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相关的问题，等等。

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我国的积极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第二个过程，认为那会强化政府的“乱为”，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界达成共识比较多的是减税政策，可是减税的前提应该是切实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只能增加政府债务，从而提高通胀可能并增加宏观风险。无法降低政府开支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实际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财政支撑的，其他三个结构性过程同样也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需要政府开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开支。因此，现阶段似乎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减少政府的低效开支，优化支出结构，进行结构性的开支削减，再来讨论如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税只可能越减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显然并非独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国正在经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即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而在非农部门中存在一个“垂直结构”，即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几个核心的上游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结构偏向垄断，产业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则已经放开，国有企业已经大量退出，并且由民营企业主导，进入壁垒比较低，市场结构更接近充分竞争。上游产业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所以存在投入—产出表的供应链关系。这里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转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下游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贸易的全球化，持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而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与“垂直结构”，使得大国崛起这个结构性过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承受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对于我们分析宏观财政政策将很有帮助。譬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游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2008年之前，中国下游产业放开，国退民进，下游部门的民营企业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过程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下游民营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于上游国有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进而上游国企的利润率也就不断提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无论是下游的民营企业还是上游的国有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在这段时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国企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营企业利润率的状态。这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下游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需相对下降，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收缩，一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它们面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比民营企业更慢，而且面对整体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承担的“保就业、保增长”等政策性负担就变成显性的约束，裁员率低、破产率低、投资减少率低，这就导致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产业，而且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来实施，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中的其他部门。对于这个扩张性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评估，目前文献中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考虑“垂直结构”，而“垂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类产业划分与财政政策

这一部分将着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产业升级过程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因为产业升级中的诸多产业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总量指标，而且更加关注各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的指标。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具体包括: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2018)［9］。按照这五大类划分以后，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对五大类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确定财政的相应收支结构。

1．针对战略型产业。比如战斗机的研发时间很长，资本也非常密集，从经济效益来说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不见得很高，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政策成效总体是显着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政策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政策或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政策，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游行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政策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政策。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政策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政策，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1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央地关系如何调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如何调整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官员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高GDP,政府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政府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官员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体制有关［14］。总之，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着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7］唐恒、王勇、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即将出版.

第3篇：经济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财政政策；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9－0032－04

“低碳经济”从2003年提出以来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同时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发展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方式的转变。2006年，辽宁省人大审议通过了《辽宁省节约能源条例》，为提高能源利用率提供了法规依据。2007年，辽宁省确立了生态省建设的目标，制定了《辽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要求全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9年，辽宁省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又制定出台了《辽宁省应对气候变化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在这期间，财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辽宁财政支持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

1.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资源综合利用，推进节能减排。国务院鼓励节能减排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在辽宁得到了彻底地贯彻和执行。在所得税上，企业投资节能环保项目将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其中对于节能环保专用设备的投资可以享受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的优惠，对于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出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实行减计收入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在增值税上，企业用于节能减排设备的投资享受增值税进项税允许抵扣的政策，企业利用废旧物资、资源生产产品也享受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在资源税上，改革资源税计征方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类资源的计征方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同时辽宁省颁布了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和鼓励资源综合利用的具体政策。2007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实施鼓励节能减排财税政策意见的通知》(辽政办发[2007]86号)出台，辽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资源综合利用产品认定工作，对200户企业260种产品进行了认定。

2.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力度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2010年，辽宁省财政安排40亿元资金，重点发展新兴产业，促进支柱产业的升级。循环经济已经被列入辽宁省“十一五”重大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专项，培育扶持脱硫脱硝、尾矿及矿渣资源综合利用、稠油污水深度处理、城市污泥资源化利用等自主技术。重点推进炉外精炼、中水回用、余热余压发电、绿色照明、煤矸石和煤泥混烧发电等100多项循环经济先进技术。组织实施了一批重大循环经济示范项目。为了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向中央政府争取专项工程项目和专项补助金，在2004年到2006年之间。争取到专项工程项目近20个，中央财政专项补助金1.5亿元。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

3.通过节能专项资金的设立重点支持节能减排。2007年，辽宁省设立了节能专项资金用于节能技术与产品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节能示范项目及试点工程、节能信息服务和宣传培训等节能支出项目、政府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试点。其中节能专项资金额度为2000万元，其后的金额根据财力实际情况按照年份变化而逐渐增加。在设立专项资金后辽宁省专门制定了有关政策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2007年辽宁财政厅同省经委制定并通过了《辽宁省节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辽财企[2007]476号)。在办法中对于节能专项资金的对象、金额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节能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推广、生产项目给予适当补助；对节能示范项目及试点工程，给予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8％的补助；单项补助资金一般不超过200万元；地方配套项目补助资金一般不超过100万元。

4.通过公益林和天然林补偿制度的建立保护辽宁的森林资源。2002年辽宁省财政建立了生态公益林和天然林补偿制度。地方公益林纳人省财政补偿的有林地609万亩，补偿标准为3.5元／年亩，年补偿资金2132万元。全省天然林保护工程补助面积1180万亩，补偿标准为3.5元／年亩，年补偿资金4130万元。重点公益林原试点区三种地类105万亩，省级补偿标准1元／年亩，年补偿资金105万元。每年共计19953万元，其中省级补偿资金合计6367万元。1988年开始辽宁省对省内采矿、造纸工业、药材、蚕茧收购企业等和拥有直接开发水资源、自来水工程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和集体，个体企业等征收林业开发建设资金和水资源费。从征收的水资源费中，每年拿出1300万元。用于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的建设。通过财政补偿制度的建立使得辽宁的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增加了全省碳、汇，为开展碳汇交易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当前辽宁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财政政策支持在促进财政政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很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目标定位不明确。目前辽宁省对于低碳经济的主要方案就是2009年颁布实施的，《辽宁应对气候变化实施方案》，而这个方案主要是基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考虑，着眼点主要是节能减排，对于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只是提出了概念，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这样一来对于低碳经济就没有全省性的战略规划。这样就使得在实际具体执行中，各种财政政策主要为了完成国家制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从而陷入了低碳经济等同于节能减排的误区，对于低碳经济的范畴界定的含混直接导致了政策着力点的偏移。

2.资金投入不足。低碳经济中有很多诸如新能源、排污权交易等新兴行业，这些行业具有非排他性，因此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对于这类行业在组建的初期需要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而在此方面辽宁财政投入领域与金额明显存在欠缺，从金额上看2007年辽宁省财政设立的节能专项资金额度仅为2000万元，从对象上看专项资金主要集中在企业节能的项目。而且增量财政资金过少，如2010年辽宁省财政用于产业升级改造资金投入项目中主要还是原有的重大项目，对于新增加的项目关注度很低。

3.环境税制缺乏完善性。一是从中

央层面来看表现为宏观环境税制的不完善。我国现行环境税收政策系统性差，与环境相关的税种互不衔接，缺乏整体性，另外在环境税的开征以及碳税的开征上由于存在着很大分歧，因此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二是从地方层面来看，税收政策缺位现象严重，税收优惠的覆盖范围主要集中在企业节能减排的经济行为上，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低碳技术的应用等经济行为则被排除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外。同时税收制约性手段缺乏，对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等企业生产行为没有相关的规定。

4.财政政策工具体系没有建立。目前辽宁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的政策主要是以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为主，而对于其它的政策工具手段，如转移支付、政府采购、财政贴息担保等使用并不多。这样一种相对单一的政策工具既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也无法起到足够的激励和引导效应。

三、其他国家与地区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财政政策的借鉴

(一)国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世界各国主要的财政手段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1.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支出政策。(1)政府预算拨款。德国为了支持气候保护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节能领域的研究，制定了持续资助能源研究的计划。根据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联邦科研部在2007年以后的10年内额外投入10亿欧元用于研究开发气候保护技术，德国工业界也相应投入一倍的资金用于开发气候保护技术。该战略确定了气侯预测和气候保护的基础研究、气候变化后果、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和与气候保护措施相适应的政策机制研究4个重点领域。2008年增加3.25亿欧元用于新能源的研究项目，2010年项目资助的金额进一步增加，研究资助重点集中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和提高能源效率的研究，资金数量增加30％以上。此外德国政府计划每年拨款7亿欧元用于民用建筑的节能改造，另外还有2亿欧元用于地方设施改造，以充分挖掘建筑以及公共设施的节能潜力。日本是《京东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由于国内的能源匮乏，日本一直重视能源的多样化，并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日本投入巨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光能、氢能、燃料电池等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积极开展潮汐能、水能、地热能等方面的研究。日本提出了重启太阳能鼓励政策，首次将扶植光伏产业列入了新经济刺激计划，并投资2000亿日元，在2020年将太阳能发电量提高20倍，将太阳能发电价格减到目前的一半。积极普及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力争到2020年将电动汽车的比例提高到50％。2007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了一项新计划，决定在未来5年投入2090亿日元，用于发展清洁汽车技术，其目的不仅要大大降低燃料消耗，而且还要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2)财政补贴。金融危机以后日本政府恢复了家用太阳能补贴政策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家庭用户如果安装家用太阳能发电设备将获得70000日元／千瓦的政府补贴，这样一来安装家用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费用大幅度减少。日本积极落实补助金等政策，鼓励核能与太阳能的发展，在核电站建设方面，日本计划兴建的13座核电站中，将有9座在2017年之前投入使用。此外，为了提高环保车辆的市场占有率以及日本清洁柴油车生产企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从2009年开始，购买清洁柴油车的日本企业和个人将获得政府补助金。为了完成欧盟制定的在2020年可再生资源达到20％的目标，2008年英国颁布了《能源法案》，在这个法案中规定对可再生能源将提供政府补贴。2010年4月1日起英国推行了“可再生能源电力轻质手工业补贴计划”，按照计划规定家庭用户使用规模小于500百万瓦的小型太阳能发电系统将获得政府补贴，补贴金额按照使用年限有不同的等级。而且还通过了“可再生能源供暖补贴”政策。按照政策规定家庭每户如果采用可再生能源供暖将获得政府补贴，金额平均达到1000英镑。澳大利亚采取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指标，计划2020年可再生能源比重要达到整个电力的20％，并以完善的清洁能源技术作为支撑。澳大利亚设立可再生能源专项基金，计划7年投资5个亿。重点用于新能技术升级与太阳能开发利用，并对家庭购买太阳能系统给予资金奖励，以实现家庭节能减碳。(3)政府采购。2004年欧盟委员会了“政府绿色采购手册”以协调各国的绿色采购。该手册主要用于指导欧盟各成员国如何在其采购决策中考虑环境问题，为此欧盟建立了采购信息系统，到2006年信息库中有100多类产品的信息。而从欧盟的采购情况来看，绿色采购占政府采购的平均份额是19％，英国、德国、丹麦等国家则超过了30％，瑞典是50％，通过实施政府绿色采购，各国在改善环境和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美国是较早推行绿色采购的国家，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签发了总统令，规定联邦政府机构必须采购“能源之星”标志产品。“能源之星”是美国环保署在1992年推出商品节能标志体系，其认证的产品范围涵盖了办公设备、家用电子等。能源之星是美国联邦政府采购依据，也是普通民众购买耗能产品的决策依据，并成为了加拿大、日本、欧盟、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的节能标准。

2.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收人政策。(1)完善环境税收体系。为了促进节能环保的持续发展各国纷纷完善本国现有的税制为本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同时，对高耗能产品或企业征收碳税，用于发展低碳技术、开发低碳能源。英国在2001年4月1日开始实施了针对不同的能源品种设置不同的税率。政府将气候变化税的收入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返还给企业：一是调低所有被征收气候变化税的企业为雇员交纳的国民保险金；二是通过“强化投资补贴”项目鼓励企业投资节能环保的技术或设备；三是成立碳基金，该税种主要以减免社会保险税的方式返还给企业。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对石油、天然气和煤征税。此税的纳税对象是中间商，而不是消费者。在北欧的一些国家碳税被广泛征收。丹麦、芬兰等国家已经开始推行不同的碳税政策。(2)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是美国政府鼓励企业开发、示范、使用先进无排放能源技术的重要政策措施。按照2005年通过的《能源政策法》，美国政府将对清洁煤项目给予总计16.5亿美元的税收优惠。美国联邦政府从2010开始公布了多项节能优惠政策用以鼓励民众降低生活的能耗。美国国民从2010年12月30日起如果购买能耗低的生物质炉、暖气等，将最多可享受30％最高到1500美元的减税优惠。(3)限制性税收政策。美国新能源政策指出在未来10年中，一旦油价高于80美元，美国政府将对国内石油采掘公司征收重税，

而这部分税收的用途将主要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资助，二是对消费者的补贴。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瑞士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2瑞士法郎的税收。

(二)国内其他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借鉴

1.浙江发展低碳经济的借鉴。浙江省从2006年建立了循环经济发展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循环经济综合试点区，循环经济“911行动计划”重点项目的工(农)业示范园区，水回用、海水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2007-2009年省财政共筹措安排“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专项资金、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和生态环保资金9.45亿元以推进“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计划，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2008年在完善原钱塘江源头地区专项补助试点办法的基础上，制定了《浙江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试行办法》，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谁改善，谁得益”以及“总量控制，有奖有罚”的原则全面实施省对境内水系源头所在市县的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力度。并且研究设计了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总体情况研究指标体系，对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

2.江苏发展低碳经济的借鉴。江苏省从2006年开始各级财政将211环境保护支出项目列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逐年加大投入，确保财政对环保支出的增加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围绕着创新驱动，财政科技投入围绕着新兴产业发展组织开展科技联合攻关，突出抓好高新园区转型升级。围绕着各类生态建设，设立省级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专项资金7.4亿元，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加快形成良好的生态圈，运用价格杠杆撬动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1997年在全国第一个实施了排污总量收费，收费办法逐渐在全国推广，2002年，全面推动了污水处理收费改革。

四、辽宁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对策

(一)应关注的重点问题

1.如何破解资金难题。资金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低碳经济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从发展低碳经济的资金需求来看，过剩与短缺并存。在风电、多晶硅等新能源行业，社会资本大量进入，而地方政府出于多方面考虑也积极的支持。另一方面一些低碳的项目却是明显出现了概念热融资冷的情况。从财政的角度看，资金的有限性决定了支持的项目必须要抓住重点，有所甄别。

2.形成低碳科技生产力。从我省情况来看，在产能上涨的局面下，隐藏着产品生产环节技术含量不高、核心技术依然依靠国外的情况。如光伏产业，就存在着部分国产设备质量、性能或者技术水平与国外同类产品差距较大，许多关键设备依赖进口，能源转化率低的技术难题。这也形成光伏发电成本偏高、无法并网，仅仅是出口导向型产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对我省环境有益的低碳产业。而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清洁能源、能源储存、建筑节能、生态农业、混合动力汽车、垃圾回收处理等许多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市场，而且我们国内相应的专利技术也很多，但是却很少被商业化。主要原因就是高校、科研院所与市场、资本以及商业运作的对接不够，低碳技术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鉴于此，财政可将切入点放到如何支持资本、技术、市场三者的有效对接和如何集中财力，解决重点产业、关键环节技术瓶颈难题。

3.启动低碳市场需求。我省低碳市场刚刚启动，需求有限。同时过高的成本也是低碳产品走向市场、实现规模化发展的阻力。虽然我国近年来也启动了对节能环保产品的财政补贴和政府采购方面的优惠，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量小面窄，一些政策操作性不强，缺乏细则。如何主动行动，积极拉动培育低碳市场需求是政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4.应用经济杠杆推动企业减碳。我省减碳最直接的措施就是改造传统高碳产业，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实现减碳。但从企业角度来看，减碳的动力明显不足，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成本偏低，通常政府的税费是最直接的手段，但是我国现行环境税系缺乏系统性，互不衔接难以形成合力。从收费来看，收费标准与治理成本比偏低，这样经济杠杆作用不明显。而在排污权交易方面，还在有偿使用阶段，二级市场和交易平台还没有建立起来，离真正的市场交易距离很大。

(二)具体对策建议

1.调整完善分税制体制，增加地方财力。1994年实施分税制以来，这种财政体制在化解一系列中国式的矛盾和问题、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事权的下移和财权的上移之间的背离使得基层政府陷入了财政困难之中，而这种困境直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如果无法保障基层政府的财力，地方保护环境和发展低碳经济的事权将难以得到落实。因此必须调整现行的分税制使得地方具有足够的财力。要调整中央与地方在税种上的划分，同时在转移支付中如何将节能减排因子涵盖于其中也十分重要。

2.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政府投资在多种项目选择的情况下要发挥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的引导和牵动作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低碳项目。增加财政工具手段的灵活性支持低碳项目实施。对于竞争性较强市场能够较好发挥作用的经济领域财政直接投资这种方式是不适宜的，在这样情况下就应该更多考虑运用财政补贴、财政担保等政策工具，支持低碳项目的建设。财政补贴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选择包括价格补贴、亏损补贴、投资补贴等多种方式，这样即直接增加企业的收益，而且还可以增强政策的鼓励作用，比如对于能源服务业就应该更多的采用担保和补贴的方式促进其发展。财政担保应主要针对低碳项目的贷款进行。

3.设立专项资金，低碳资金纳入财政支出预算管理。财政应该设立节能减排、支持“低碳经济”专项拨款和资源开发保护专项拨款。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应该增设相应的低碳预算支出项目，这样可以将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的政府财力支出全部纳入财政预算支出范畴。经常性预算中增加低碳经济发展支出科目，安排相应预算支出。建设性预算中增加投资低碳经济发展力度，充分发挥政府促进低碳技术的提高与进步的政策导向作用。同时对于原有的节能专项资金进行全面整合，形成低碳专项资金，此项资金将根据财力情况逐年增加用于支持节能减排等低碳项目。分配方案的制定过程要更加科学和规范，杜绝随意因素和关系因素，对于专项资金要求制定详细的使用计划从而保证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第4篇：经济政策研究范文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那么两国之间是否需要进行货币政策的合作、货币政策合作是否存在收益，以及货币政策合作收益的大小如何，成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对该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详细的梳理，在总结现有理论成果的同时，给未来研究提供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资本管制；最优资本管制

一、引言

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选择，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Obstfeld和Rogoff（1995）所建立的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NewOpenEconomicModel），首次在新凯恩斯经济学的框架中讨论了汇率的决定，并成为研究开放经济货币政策问题的基本范式。Engel（2015）认为，新凯恩经济学是研究货币政策的有力工具，原因不仅在于引入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扭曲，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干预提供了条件，而且通过家庭效用函数的二阶逼近，能够得到最优货币政策选择的目标函数，从而研究央行最优的货币政策选择。因此，我们将从两个角度对现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央行开放经济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和货币政策合作是否存在合作收益。其中，第一个主题研究了当执行泰勒法则时（Taylor，1993），央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否考虑了汇率波动；第二个主题则探讨，纳什货币政策与合作货币政策，两种不同的货币政策机制，是否会影响社会福利。

二、开放经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

在Obstfeld和Rogoff（1995）的经典文献之后，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Clarida等（2002）建立了两个大国的开放经济模型，虽然他们主要讨论了两国货币政策合作的问题，但是这一模型却为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规则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模型。Lubik和Schorfheide（2005）在其基础之上内生性的引入了汇率的不完全传递行为，使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得到了它们的货币政策规则和经济特征，发现货币政策规则对汇率波动的反应系数很小，所以两国的货币政策部门在制定货币政策规则时，并没有考虑汇率因素的影响。除了两国经济模型，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另一类重要的经济模型是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它将世界看作是一系列小国的集合，任一国家的经济波动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很小。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在小国开放经济模型的基础上，估计了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发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未将汇率波动纳入到货币政策之中，而英国和加拿大则相反。在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后，他们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的方法，研究了不同的冲击在经济周期的重要性，发现贸易条件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Adolfson等（2007）在模型中纳入了工资粘性、可变资本利用率、资本调整成本和习惯形成等多种摩擦，以及汇率的不完全传导，估计了欧盟的货币政策。郑挺国、郭辉铭（2012）采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也未考虑汇率波动的影响。

三、国家之间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合作

促进国家之间货币政策合作是IMF及20国集团的宗旨之一。但国家间货币政策合作存在收益吗？如果存在收益，收益有多大？收益的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货币政策合作是否存在收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Clarida等（2002）在含有价格粘性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中，认为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特殊的情形，即当家庭的风险规避系数为1时，纳什货币政策与合作货币政策的福利效果完全相同。即使经济系统中存在外生的成本冲击，两国之间也不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Obstfeld及Rogoff（2002）发现当面临全球性冲击或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取1时，两国货币部门之间并不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当面临个体冲击且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不为1时，货币政策合作存在收益，但收益很小，可忽略不计。具体而言，当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取2的时候，合作收益的上限为产出的0.019%。Benigno和Benigno（2003）在带价格粘性和垄断竞争的随机两国开放经济模型中研究了货币政策实施价格稳定性的条件。他们发现当两国所面临的冲击对称时，即冲击在所有时刻所有状态下均相等，复制灵活价格下实际配置的货币政策是约束Pareto有效的。如果冲击是非对称的，则当两国经扭曲性税收调整过的垄断扭曲水平相等时，复制灵活价格下实际配置的货币政策是约束Pareto有效的。否则，给定两国经扭曲性税收调整过的垄断扭曲水平，当本国商品与外国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于1或者等于风险厌恶系数的倒数时，复制灵活价格下实际配置的货币政策才是约束Pareto有效的。Corsetti和Pesenti（2001）研究了最优货币政策的国际维度，认为在相互依存的经济中当厂商的价格加成受货币波动影响时，货币政策制定者只维持国内的价格稳定性并不是最优的。这样的政策会增加汇率的波动性，从而使得外国厂商在面临出口目标市场上更大不确定性时索取更高的价格以降低风险。而高的进口价格会降低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最优的货币政策要在降低由垄断引起的扭曲和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之间进行权衡，即最优的货币政策不但要稳定国内厂商在国内市场的加成，还要稳定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加成。Pappa（2004）发现，当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之间替代弹性以及家庭的跨期替代弹性取值都在合理区间时，货币政策合作带来的收益最大能够达到家庭稳态消费水平的0.51%。发现当本国和外国商品间替代弹性不为1且该弹性不等于跨期替代弹性时，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但他们也没有讨论收益大小。此外，货币政策合作能否带来收益还与经济中的其他一些因素有关。Sutherland（2002）发现货币政策合作收益取决于金融市场结构。当两国能实现完全风险分担，而且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间替代弹性大于1时，合作带来的收益最大；当两国不能实现风险分担时，合作带来的收益几乎为0。Canzoneri等（2005）发现合作收益取决于各国部门之间生产率冲击的相关性。Liu和Pappa（2008）发现贸易结构的巨大差异，将导致合作时的货币政策，通过操纵贸易条件，使之对贸易品部门比重较大的国家有利。通过模型的数值分析，他们也发现货币政策合作收益最高时可达稳态消费的0.62%。

四、结论

第5篇：经济政策研究范文

【摘要】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与之相随的另一面则是地区差距这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难题。控制区域差距扩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主要来自在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政府政策的选择。区域财税金融政策是针对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失灵领域进行调节与引导，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地区，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快速发展。文章通过述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战略布局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研究评价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 财税金融政策；区域经济；影响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与之相随的另一面则是地区差距这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难题。

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区域利益获得机制与规划是区域经济关系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原因，控制区域差距扩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主要来自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为此，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对这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与论证。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基于统一的开放市场和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对市场经济持乐观态度，认为市场经济这双无形的手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使区域间价格趋于一致，从而使区域差距自动消减。

新古典经济学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二元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非均衡发展。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但会出现地区间的非均衡性，而且还会出现“倒流效应”，即：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因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及外部环境影响要素不同而出现地区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的作用下不断加强并形成循环规律，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落后地区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不断流失并向发达地区集聚的过程，反复的“倒流” “循环累积”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为此，他主张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各种政策倾斜，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地区，但防止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措施，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快速发展。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流向并非象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所假设的仅受由稀缺性所决定的价格影响，还受制度、文化差异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资本并非总是从剩余地流向稀缺地，其流向会受产业集聚和外部性所形成的递增收益效应的影响，市场不能自动纠正区域间发展的差距，政府的政策与制度会影响要素流向。因此，政府必须制定适当的产业、财税金融等区域政策并使之法律化以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新制度学派将制度要素引入区域经济分析中，认为政府干预是导致空间转移的主要力量，政府应当委托特定的支持部门进行合理分布，来影响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主张国家应通过财税等政策进行转移支付，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综上所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际上就是在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政府政策的选择。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战略布局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态相对于世界上其他较大的经济体而言，情况更为严重，沿海与内地，东部、中部与西部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差距大。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三大区域的经济总量、人均GDP、公共基本服务均等化等重要指标分析，其差距呈日益扩大的趋势，而且已出现较为严重的“马太效应”：东部由于具有充实的财力来提供公共产品，使经济发展有更好的外部环境，而中西部由于历史、地理等客观原因，长期以来经济欠发达，财力严重不足，从而限制了其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也因此抑制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日积月累的“倒流效应”和“马太效应”，使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差距日益扩大，使得较先进的东部、中部地区进一步发展，而落后的西部地区更加落后，最终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促进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协调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为把四大板块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落到实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因素，按区域分工和协调发展的原则，划分具有某种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的空间单元，提出区分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战略，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采取积极稳妥的区域措施。

一方面，适时制定分类区域政策，并努力增强区域政策的有效性。根据各区域经济板块的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主体功能区发展的具体指导，通过组织制定省级或跨行政区的经济区规划或政策文件，细化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求，指导各地方明确发展定位。例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国家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定位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中国沿海发展新一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也随之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国家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北部湾经济区域发展相继制定了以产业政策为主，财税、金融、土地、外经贸等政策为辅的一揽子优惠政策；2009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西江经济带概念，确立了江海互动的发展思路，将打造西江经济带与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提而论，规划将南宁建设成“国际区域通运输枢纽”，将柳州、梧州建设成“国内区域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为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酝酿编制《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准备研制西江经济带发展的财税金融等相关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实施分类管理，努力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注重对不同类型区域的分类管理，对于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特别是一些城市群、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和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重庆市、成都市，深圳经济特区等核心经济带，以及环渤海经济圈，东海经济圈，南海经济圈等，形成了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区域合作新局面，鼓励其继续加快开发开放步伐；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地区和边疆地区，加大扶持力度，坚持实行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例如，国家继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促进这些地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在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区域财税金融等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一是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2008年，东部地区以占全国9.6%的土地和37%的人口，实现了约占全国54.3%的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全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地位。与此同时，中部和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明显提高，发展活力竞相迸发，经济发展明显提速，2008年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19.3%和17.8%，比2005年提高0.5和0.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跃居四大板块首位，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趋于缩小。从西部地区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了《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9）》。蓝皮书显示，从1999年―2008年十年来，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了大跨越。西部地区GDP由1998年的14 647.3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8 256.5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1.42％，高于全国9.64％的年均水平。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和陕西经济信息中心最近的有关经济指标显示，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挑战，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经济社会发展仍持续向好趋势回升，GDP平均增速超过1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7%的3.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5.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48 204.13亿元，增长34.7%，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30.1%快4.6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15.5%的水平，达到18.71%；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全部为正增长，平均增幅达到19.7%。自2001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来，西部12省（区、市）共计减免企业所得税1 244.46亿元，极大地支持了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发挥了积极的效应，实现税收由2000年的1 360.83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5 242.87亿元。这些数据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已初见成效，而且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从“点”向“面”的发展和提升，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板块，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东、中、西、东北等各个经济区域的发展呈现全面隆起和互动协调之势。

三、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其研究评价

《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国发[2007]21号）文件明确指出：实现主体功能区定位要调整完善财政金融政策。由此可见，国家把财税金融政策看作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和杠杆。

区域财税金融政策是政府通过影响区域经济主体行为，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集中分配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最终引导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区域之间重新调整，以缩小因资源禀赋、历史原因以及市场机制自发作用而形成的地区差距。区域财税金融政策是针对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失灵领域进行调节与引导，旨在发挥政府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保持发达地区持续增长，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和杠杆。在此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对区域财税金融政策各抒己见，有专家通过分析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现状提出了从财政支出责任、合理划分税收以及设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胡洪曙，2009年）；有专家通过分析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消费税全额留存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财税政策（金华，2008年）；有专家提出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实现财力在国土空间和功能区之间重新分配的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贾康等，2008年）；有专家通过深化财政支出和财政投融资及税收改革，规范收费与税收征管，建立财税政策执行评估及责任追究制度，来构建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建设的财税政策体系（刘家凯等，2008年）；袁天荣等（2009年）专家则提出了以建立税收利益协调机制为主线的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财税政策。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明确了“西江经济带”的发展定位，对促进“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研究已迫在眉睫。但目前对此课题的研究成果尚属空缺。因此，“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研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英］哈维・阿姆斯特朗，吉姆・泰勒.区域与区域政策经济学（第三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第6篇：经济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政策

一、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波峰和波谷是经济周期的转折点；或者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周期曲线是围绕斜线FE上线波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发生在实际GDP相对于潜在GDP上升（扩张）或下降（收缩）的时候。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如图1所示的A点和E点）。然而，顶峰也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收缩。收缩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收缩的最低点称为谷底（如图1中C点）。当然，谷底也是经济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经济进入上升阶段。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在扩张阶段，即CE的阶段，是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益活跃的阶段。此阶段，市场需求旺盛，订货饱满，商品畅销，生产趋升，资金周转灵便，经济发展处于较为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而收缩阶段，即AC的阶段，是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趋紧缩的季节。这时，市场需求疲软，订货不足，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畅。企业在供、产、销和人、财、物方面都会遇到很多困难。经济发展处于较恶劣的外部环境中。

二、经济周期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界，很多学者试图解释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20世纪50—60年代，菲利浦斯曲线理论流行，其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是：当高失业率的时候可以减少通货膨胀，当高通货膨胀时可能降低失业率。20世纪60—70年代，更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菲利浦斯曲线是否能正确放映两者的关系，特别是弗里德曼，受“时间一致性”观点的影响，他认为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时间一致性的基本观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所指定的政策要有一个前提量的选择，这些政策能够影响居民的消费、厂商的投资预期。目标常常不能够真正实现，陷入决策制定者的悖论。“时间一致性”揭示了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经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的问题，从那时这种概念就逐渐变成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重要理论和依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图2所示，原本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为ABCDE，其中BC段为衰退期，CD段为萧条期，DE段为复苏期，EF段为繁荣期。如果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保持一致，那么在经济周期本身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周期每个阶段将会加速发展，使得经济周期由ABCDE变为A1B1C1D1E1，使得原本的经济周期变短，而且新经济周期的波动较原有的波动更大，不利于稳健的宏观环境的形成。

另一方面，我们假设原有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为A1B1C1D1E1。由于宏观政策的实施到产生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我们假设宏观经济政策从实施到产生效果的时间为一整个经济周期的四分之一时间，也就是说，当我们在A1B1段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B1C1段发生作用，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效应，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滞后性会对经济周期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冲抵作用使得经济周期的整幅变小，使得经济总体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影响，但是会减少某些时期的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参考文献：

第7篇：经济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主权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涉密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第8篇：经济政策研究范文

摘要：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滞性，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及执政当局普遍的共识。经济政策时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政策的时滞，有利于政策制定当局对政策的准确考量，同时规避非适时的经济政策实施的风险，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根据凯恩斯的相关理论，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探讨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并提出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时滞性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内部时滞；外部时滞；政府执政能力；政策有效性

1研究背景

关于经济波动，长期以来针对政府要不要采取稳定经济的政策进行干预的讨论就没停止过。凯恩斯干预（即政府干预）认为坚持稳定经济的政策是非常必要，也是有效的。他们认为市场失灵（经济大波动）时，市场经济内在本身已无法做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只能由政府通过政策来进行调节，才可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凯恩斯主义（即凯恩斯干预）自出现以来一直饱受争议，只要遇到特殊时期，它总是被推到风口浪尖，特别是2008年底以来的世界经济。那些非凯恩斯主义普遍认为这次的经济危机与凯恩斯干预不无关系，他们认为经济波动无需人为干预，市场经济本身会对经济波动做出自动调节。我认为在经济大的波动时凯恩斯干预是必要的，至于它的有效性是否能达到预期，不是凯恩斯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宏观经济政策时滞性是否能准确把握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以下简称经济政策）的时滞性是指经济政策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完毕的时间长度。它分为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市场经济出现问题时，决策者制定出相关政策并付诸实施的时间间隔，它包括认识阶段、决策阶段，这个时期特别考验决策者的快速反应能力、识别能力和应变能力；外部时滞是指政策开始执行到政策执行完毕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由于政策实施后首先要影响中间变量，再由中间变量影响目标变量，这都需要一个过程。例如，利率政策实施后首先影响个人可支配收入、投资和消费（中间变量），然后才能影响国民收入（目标变量），这个时间长度依经济情况不同各有差异。一般来讲，财政政策的内部时滞较长，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但其外部时滞较长。不管怎样，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有时滞性，在此期间，经济可能发生了与预期目标完全不同的变化，这就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效果，所以对政策时滞性是否准确把握将直接影响政策的有效性。

2经济政策时滞性的影响因素

2．1内外部环境

内部环境一般是指国内的环境，它又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就是国内的整体大环境的状态，如经济的整体表现，包括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民生、投资等；微观环境主要指实体经济的状态，它包含了市场、利润，价格，成本和就业等。这两大环境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或相互抑制。政府对内部环境的客观把握，直接制约着经济政策方向及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外部环境是指国外的整体环境状态总称，主要是指经济环境，也要关注政治环境。如美国宽松量化政策、英国的退欧、人民币入篮SDR、西方大选及政阁组合等等，这些也将影响我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及未来经济的发展。

2．2政府的执政能力

凯恩斯干预考量的是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政府能力。政府能力是政府在行驶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政府绩效，具体可表述为政治绩效、经济绩效、文化绩效、社会绩效四个基本向度。政府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知识能力、识别能力、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上，政府执政能力的体现靠的是大智慧。

2．3政策出台时机与执行路径

一项政策出台的时机最终影响政策效果。2007年我国整体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这一年在货币政策上的调整是前所未有的，但最终的效果还是不尽人意。我认为时机把握上放在2003－2005年间是比较合适的，这期间房地产价格开始初现上涨的势头，如果这时开始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许不会出现今天房价高企的局面。政策的时机把握好了，执行的路径还需仔细斟酌。2008年底我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的投资政策（其中2万亿给了铁路部门），曾经有很多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政府干预的力度过大，担忧会扰乱市场经济内在本身的调节机制，不能让市场发挥正常的作用。现在回过头看，这项政策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每年直接拉动GDP增长不少于3个百分点；高铁的陆续建成，大大提高和改善了百姓的出行环境和效率，高铁技术也成为我国对外技术输出的一块王牌。但物价的持续上涨问题确成了百姓及政府头疼的顽疾。这次政府的主动出击是及时的，它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政策调节影响国民收入及就业，最终改善民生。设定的执行路径是通过政府购买支出（即政府投资）和利率的中介目标来影响国民收入，从而带动就业。这种设计突出的矛盾是政府投资过大会带来市场利率上升，降低了民间资本参与社会投资的热情，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挤出效应”，其次还会带来社会成本的上升，使百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加大。如果将08年底的政策路径调整，最终目标不变，中介目标由原来的政府投资和利率调整为税收，通过降低税收来提高国民收入和就业，一样可以改善民生。西方国家在运用这个政策工具上积累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如肯尼迪政府在1964－－1965两年减税使边际税率平均下降20％，带来了美国经济的高涨；1977年里根政府实行的三年内全面削减边际税率30％的“肯普—罗思法案”，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兴。当然我们必须提及的，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总需求管理。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及净出口四项构成，很容易让人忽略税收间接对GDP的拉动作用。在税收的问题上，很多人理解是：政府若实行减税的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会降低，直接影响到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的下降，从而使国民收入减少，民生无法保障。这里我们不妨从理论上来了解下税收的作用。理论上经济低迷时政府采取积极的或膨胀性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财政政策有两个工具即政府支出和税收，方向是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都可以拉动经济上行。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对国民收入拉动很快，但物价普涨，我国本世纪十几年的宏观经济实践也给我们留下很多教训；而通过减税不仅能增加国民收入，还可以改善民生。税收的传导路径是这样的：税收———个人和企业收入———消费或投资———国民收入。减税直接带来的是个人和企业收入的增加，百姓生活相应提高，企业负担下降，改善了民生；另外在原有的税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加，税收也会相应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弥补了因为减税使政府损失的一部分财政收入；个人和企业收入增加，直接带动公众消费和投资增加，拉动就业，导致GDP上升。可以说减税让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都能受益，它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近两年我国税收营改增的重大举措，这是中央政府对税收作用的重新认识，也是形势的需要。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其核心就是减税，政府在未来将通过税收这个政策工具来服务于社会。

2．4政策预期与政府心理维度

每项政策的制定都会对其最终的效果有个预期，含短期和长期两方面，这是对政府决策层智慧的大考验。当然，我们纵观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对预期的绝对准确是难以做到的。政策预期毕竟是在决策时期，处内部时滞阶段，带有更多预估的色彩，而政策效果是要通过实践才可知的，是滞后的。由于经济的复杂性，有些形势是我们主观或客观没有估计到的，这会导致政策的外部时滞影响政策效果。政策预期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政府具备良好的心态，即政府的心里维度。2007年针对物价上涨的势头，我们在货币政策上9次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5次的提高存贷款利率。一年之内政策干预之频繁，这在世界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一方面反映出我们经验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心态的弱点—心太急。我们忽略了市场内在本身的自动调节机制，对市场的过激干预使市场难以正常发挥作用。

2．5政府与公众的博弈

博弈无处不在，政府与公众的博弈始终是难以回避的。我们常说一项政策出台最终有没有实质性的效果，这跟公众是否买账有关，这就是博弈。博弈有些是共赢的，有些确是对抗的，博弈可以折射出政策的不足。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这一政策落地一年实施情况如何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50万，相比2015年的出生人口1655，仅仅增加95万，相比2014年的出生人口1687万，也只是增加63万。人们生育意愿似乎不强，“全面二孩”政策暂时遇冷，究其原因除了长期以来强生育控制（计划生育）、低生育意愿和高生育成本外，就是二孩政策本身还需在配套政策上做进一步完善，如二孩家庭收入个税的减免，住房的补贴，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支持。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政策的示范效应我们可以加以借鉴。

2．6随机或偶然因素

世界经济风云变幻，随机或偶然因素影响经济时有发生。有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却有其必然性，有些对经济的影响甚至是深远的，我们决不可忽视，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底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两大危机，打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或多或少影响到各国的经济政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我国经济除了受国际的影响外，国内的一些偶然或随机因素也是不容小视的，如恶劣天气的影响、资本市场的人为操纵、抑或网络谣言，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的节奏，最终影响政策时滞及政策效果。

3准确把握经济政策时滞性的有效途径

3．1政府准确对经济的把脉

政府对经济的把脉有如中医问诊，中医讲究“望、闻、问、切”，针对不同的患者，中医会开出不同的方子，并且会依患者使用情况适时做出调整。政府对经济准确把脉，不妨汲取中医的精髓，这里有几点是需要重点考虑的：（1）对经济本身客观状况的准确把握“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给人看病要对症下药，治理经济也要找准病灶。通过对经济全面诊断，就是要清楚市场经济内在本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问题还需做综合研判，对不同的问题要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这也是对政府勤政的严峻考验。（2）政策调整靠“度”的准确考量政府准确把脉经济，还要能开出标本兼治，综合实施的良方。中医的方子很讲究，用哪几味药，每味药用多少，不能有半点马虎。政策也是一样，需要根据经济所呈现的状况不同严格把控。譬如2008年前三季度“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均是依据经济整体情况做出的适度调整，其中微妙字眼的变化传递的是政府对于政策“度”的把握，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检验。（3）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细分这里的细分是指政府对于经济中不同问题的处理不能一刀切，切记在政策的制定上不能用一个药方解决所有问题的惰。（4）制定的政策要接地气，要使政策真正能落地生根，最终能解决实际问题。（5）克服“政治经济周期”的影响尽管政策正确而适时，但官员们可能由于利己的政治考虑而不予执行。这种风气还存在于有些政府官员中，怕担责任，不作为时有发生，这是一种变相的腐败，我们要坚决遏制，绝不姑息。（6）政策实施后的跟踪调研必不可少，做到第一时间掌握政策对经济的细微变化，以利于政策的不断调整。

3．2政策目标实现的“丁伯根法则”

各国政府在不同发展时期会制定出不同的政策目标，有些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而有些确是冲突的，冲突的根源是目标与政策工具不匹配。“丁伯根法则”在解决政策目标冲突上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即要实现n种政策目标，至少要有n种政策工具（具体政策措施）相配合，才能充分实现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如“全面二孩”政策为什么遇冷，究其原因就是配套政策不够。要实现我国未来人口可持续发展，我们还须配套实施人口宣传政策、生育权限政策、生育服务政策和生育福利政策等政策工具。综上所述，一旦明确了政策存在时滞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对政策预期效果进行综合判断，不同周期的政策选择及时滞性是不同的，政府应按经济风向审时度势。

参考文献

［1］夏斌．危机下的中国思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和前景［J］．中国经济报告，2017，（1）．

［4］胡舒立等著．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

［5］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第9篇：经济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三、 科学 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 现代 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 法律 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 企业 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涉密行业外，无论是 自然 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 体育 、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 金融 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