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综述精选(九篇)

第1篇：历史学研究综述范文

一、音乐心理学概述

音乐心理学最早是由美国依阿华大学的Carl Emil Seashore在1897年提出的，他因此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音乐心理学之父"。在Carl Emil Seashore主持工作期间，依阿华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实验室，并从此成为实验音乐心理学的著名发祥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音乐心理学现在已成发展成为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中音乐相关专业的核心学科。随着音乐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紧密结合，出现了音乐教育学、音乐治疗学等音乐专业学科。

音乐心理学作为一门以心理学视角分析人类在音乐思维、活动以及行为等方面的心理表现和精神状态的分支学科，采用的是心理学相关理论、工具或手段，针对人类个体所从事的音乐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音乐心理学重视观察人类个体在参与的音乐活动中所表现或体验的情感、知觉、举止、记忆、学习以及复杂的表现状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音乐带给人们的情感体验、行为诱导以及心理塑造等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现代通讯技术以及大众传媒介质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推广使得人们到处可以触及不同音乐鉴赏和视听器材，生活和工作中随时充斥着大量美妙而丰富多彩的音乐，无形中在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行为甚至是生理状态。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社会心理学和音乐相关专业的开设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音乐心理学的认知和感悟，相关研究越来越多，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

二、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历史

我国对于音乐心理学的划分最为恰当的当属罗小平和黄虹出版的著作《音乐心理学》（第二版）中的分类方法，他们把音乐心理学划分为了三个方面，即西方音乐心理学、中国古代音乐心理学以及中国现当代音乐心理学。

（一）西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历史

众所周知，我们所研究的音乐心理学起源于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实验心理学派。当时，在德国有一位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赫尔姆霍，他在细致观察和深入剖析乐音和感觉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于1863出版了《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一书，其主要观点来源于欧姆定律、音响学理论以及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等相关理论。一些科学家进行了相关实验研究，例如费希纳通过心理物理法进行了有关音量强度和人体感觉适应的相关实验，冯特在自我表现观察的基础上研究了自身视觉和听觉等生理器官反映下的心理活动。

在1883年，施通普夫通过研究音乐和心理的相关表现发表了《音乐心理学》一书，首次将心理学相关理论与赫尔姆霍茨的物理学以及生理学进行了有机结合，重点分析的是人对于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细微感觉。后来，他又相继出版了《乐音心理学》的上卷和下卷，以音乐体验和心理活动的实验为基础，提出了乐音谐和理论。

到了上个世纪初，对于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开始重视音乐与心理的内在联系，一大批著名的心理学家和音乐家对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音乐心理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例如西肖尔研究的是"如何测验音乐才能"，库特研究的是音乐创作过程中人们的心理活动与曲式的关系，西肖尔和他的学生们通过一些测验人们视觉、听觉以及感知觉的仪器来研究音量、音色、颤音和变调等波谱活动。前苏联的著名心理学家捷普洛夫认为具备音乐才能的人应当能够具有音乐感知才能，并具有一定的音乐赏析节奏感。

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音乐心理学的发展，并逐渐成为西方音乐心理学研究者的研究热点之一。一些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和理论也逐渐被融合进了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中，主张音乐技巧的探索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还必须充分的与社会心理学、情绪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个性心理学等有机结合，至此，对于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愈加的广泛和深入了。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出现了一些新颖的音乐心理学理论，例如音乐神经心理学、老年精神音乐学等，这是音乐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产物，促进了音乐心理学在其他领域上的应用。

（二）中国古代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历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开始了最原始的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它们多散见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史论、乐论以及伦理学等的史书记载里面。例如，在孔子、孟子和庄子等人论述中都可以体现出古代音乐心理学的价值和魅力，孔子《论语·述而》中描述的"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及《论语·泰伯》中描述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都提高了音乐体验与心理感受的结合。在《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以及《史记·乐书》等古代史料中也有谈到音乐和人生理结构以及心理结构相关联的词句。尤其是我国第一部记录音乐和诗歌的《乐记》中就提出审美主体对客体"审音"、"审乐"不同层次的鉴赏。李蛰在其作品《琴赋》中提到了不同表演者心理结构对演奏效果的影响。

在播康词作《声无哀乐论》、徐大椿词作《乐府传声》等中有大量涉及的音乐心理学的问题。前者认为音乐形态同欣赏着的情绪具有某种对应关系，后者认为审美主体具有的情态和心境对于音乐欣赏至关重要。《溪山琴况》对声乐演奏过程中欣赏者的心理因素、协调作用以及辩证思维进行了揭示，认为人的想象空间在声乐表演过程中具有某种特点和作用。我国古代关于诸如此类音乐心理学的著作不胜枚举，这里不一一举出，可以认为我国古代音乐心理学属于哲学心理学的范畴，大都充斥在哲学、美学、伦理等著作和言辞中，没有形成独成一体的音乐心理学专著，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都是描述、体验、观察、内省等。

（三）中国现当代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历史

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的建立，我国音乐心理学得到了承前启后的发展。学者一方面继续认同古代认知心理学的观点，一方面注重音乐对于心理功能的教化，期间又接触到西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并将其运用到了我国音乐心理学的实践中。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我国教育界逐渐重视不同学科的全面发展，音乐心理学作为一个心理学分 支学科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织发展，相应的专著、译著和学术论文逐渐增多，为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大都粗浅的涉及了美学、史论以及相关音乐理论。较有影响力的如赵宋光发表的《论音乐的形象性》，以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观点向我们展示了音乐形象的特殊性，并开始涉及音乐创作以及赏析过程中的心理特征。1980年以后，我国在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方面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同一时期参与撰写或翻译音乐心理学专著的学者就有一百多人，他们开始从史论、音乐教育、美学、民族音乐、声乐表演等视角来研究音乐心理学相关问题。大部分学者开始重视音乐学与心理学的有机结合，并认为音乐所涉及的很多方面都与心理学有着密切关系。

新世纪以来，关于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日趋丰富，尤其是2002年我国第一届音乐心理学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有价值的音乐心理学方面的论文，音乐教育已经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我国在2005年11月举办了第二届音乐心理学研讨会，在征集的60余篇研究论文中，关于音乐教育和心理学研究的多达40余篇，有着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这说明我国从事音乐教育和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和工作人员越来越多，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音乐心理学的发展。

四、音乐心理学的研究现状

（一）对于音乐时间知觉的研究已经成为音乐心理学的研究热点

目前，关于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音乐时间知觉方面，这说明音乐时间知觉已经成为学者们和高校研究音乐心理学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音乐时间知觉主要考察的是人们的认知系统对于音乐时间事件的加工和反映行为，人们对于音乐鉴赏中时间事件的加工是根据相关操作过程来体现的。当前，关于音乐时间知觉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音乐中时间模式知觉、音乐时间模式操作（也就是计时）、音乐时间模式中知觉和操作的联结以及内隐知识和内隐学习在音乐时间知觉中的作用等方面。

（二）从音乐心理学衍生出来的音乐认知神经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的研究价值

当今，对于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出现了向脑神经科学延伸的明显趋势。随着美国学者Manfred Clynes发表的《音乐、思维和大脑——音乐神经心理学》一书问世，出现了脑神经科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的学者开始研究音乐心理学。在该著作中提到，诗文和音乐的节奏是对人脑半球中相应控制区域的定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习与记忆神经生物学研究所的Gordon L. Shaw博士通过建立基于Mountcastle原理的Trion模型，来研究音乐心理学问题，他认为人的皮质信息具有对称性，这和皮质信息中有关音乐结构具有紧密联系，他采用脑电图、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以及正电子发射层描等先进医学探测技术来研究人和动物在音乐方面的认知行为，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在了癫痫等疾病的病理学临床实验，通过发明一种"空间-时间动画推理"学习软件来辅助人的钢琴和音乐学习，在实际的教育实验中极大地提高了低龄儿童数理化的学习能力和效果。可见，音乐心理学对于人们学习的增强功能以及疾病的辅助治疗功能具有极大的改善作用，是现在和未来人们继续研究的热点之一。

结语：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对音乐心理学的贡献作用越来越大，相关研究成果和学术价值日渐增加，无论是学界还是教育界都对我国音乐心理学更加重视，相关实证性研究和先进理论方法研究逐渐深入，将极大地促进我国音乐心理学朝着科学、全面、扎实、先进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蔡黎曼，黄虹.西方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对我国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启示.中国音乐（季刊），2007（2）：186-187.

罗小平.在第三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音乐艺术，2008（4）：310-312.

郭秀艳，周楚，黄希庭.音乐时间知觉的研究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29-34.

第2篇：历史学研究综述范文

一、体例完备且宗旨明晰

体例又可称为义例或凡例，是史学著作的纲目与内在结构，好的体例可以表现著述的内容与宗旨。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非常注重对整书内容的编排与表述，使得该书体例较为严谨、内容较为翔实。何炳松虽然受到西方史学思想影响很深，但亦深受中国传统史学之影响，尤其推崇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对于中国传统史料考订之学尤为重视，将史料看作研究历史的前提。该书分为导言、上、下编三部分：导言主要论述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概念及相互关系，并划定了历史尤其是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上编专门叙述社会史料研究法，系统的阐述史料考订与社会事实编比的理论与方法：下编主要探讨社会史研究法，并对涉及历史与历史研究的相关概念、原理、研究步骤与研究方式都有详细而具体的论述。本书共二十一章，阐述问题明确，作者在序言中有明确的论述，拙文便不加赘述。

完备明晰的体例与合理的编排能够很好地反映史著作者的撰述宗旨，并且可以从其宗旨中部分了解其史学思想及史学研究指导思想。何炳松深受西方新史学理论影响，在该书问世前便已经编译了多部西方史学著作，其宗旨在于传播西学，并借鉴西学促进中国史学发展。其在本书序言中有明确表述：总而言之，著者之作此书，唯一宗旨在于介绍西洋最新之通史义例，盖因其依据各种最新人文科学研究而来，较吾国固有者为切实而适用，足备国内史家之采择，初不敢因其来自西洋，遂奉之为金科玉律也。何炳松通过传播西方史学理论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新史学转型，并极力提倡编纂通史，其撰述本书目的也是为了与时人进行交流：并欲藉此书与国人商榷三种管见焉：即史料与著作应分两家而后通史之观念方明，现代吾国流行之通史义例似而非是，及通史不宜独尊是也。何炳松通过本书欲阐述其史学思想，并构建适合中国的近代史学研究体系，其特别重视社会史研究，在目录、体例中可以体现其史学研究宗旨与史学思想，其采取的便是提出概念分析解决的论述方式。

二、内容翔实而方法独特

研究、学习历史需要有相应的理论与方法，何炳松撰写《通史新义》大量介绍、引用了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传统考据史学，重视对史料的考订，将二者融合成为自己独特的新史学理论。有学者就认为何炳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融合了西方的诠释方法和中国传统的义理方法，而将中西史学研究方法结合进行历史研究也正是《通史新义》的特色所在，作者在书中虽以西学理论为主，但同时也引用了许多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容进行论述，达到中西汇通的效果。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翔实的史料运用理论

系统的阐释如何考订、运用史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何炳松受到西方近代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史学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历史的研究本质上是主观主义的研究。何炳松强调历史研究首要是对史料的研究与理解。他认为史料是当时人经过对事实进行观察或听他人转述记录下来的资料，而在记录史料的过程中便深深的印上史料记录者的主观观念，因此史料本身也是主观的产物。历史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之学，他在《通史新义》一书中也有多处论述。何炳松认为后人在考订、分析史料时必须要分析、了解撰述者的性格与心理特点，史料为物仅能使吾人直接认识撰述者之思想而已，盖史料仅系心理事实之遗迹也，研究史料就是揣测撰述者的主观动机、信仰与观念。在研究社会史时，根据史料进行研究，得到的许多知识与概况都是观念性的，是研究者运用一种先验的方法对以往事实进行合理的想象与推理得出的一般性状况。所有历史事实或社会事实之编比必属一种想象之工作，盖观察所能给予吾人之知识仅系个人或物质状况而已。所谓社会乃一种关系之综合，此种关系非吾人直接所能观察者也，盖纯由想象得之。何炳松强调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设身处地地解读、阐释撰述者的心理及处境，回到撰述者记录史料的心境与环境，以此来达到分析史料的目的。何炳松重视对史料的考订与分析，这一主张继承自中国传统史学，他本人非常欣赏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其中有关史料的考订方法极为推崇，这也体现出作者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尊重及对其精华的有益吸收，并结合西方研究方法，使史料考订与编比更适合现代史学的需要。何炳松强调史料的主观性，因此对于史料的分析、考订也受此种观念影响。他将史料考订的步骤实际分为来历之考订诠释之考订诚伪之考订和正确之考订四部分，以此分别考察史料的来源、撰述者的概念、信仰及撰述者观察史料是否正确。通过相对缜密和细致的考订可以减少甚至排除讹误史料的干扰。

实际上，何炳松在书中用几乎一半的篇章在论述史料，充分证明了作者对于史料的重视，将史料作为研究历史的首要条件，其对于史料分析与考订的各个环节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例如在分析撰述者撰述史料的工作方法正确与否时，提出了许多设问：撰人熟知正确之理智工作否?撰人熟知如何抽象，如何推理，如何通概，如何计算，如何观察等等方法否?当撰人利用他人所撰之第二手资料以证实其一己所不能观察之事实时，亦知用相当之考订功夫否?撰人曾表示其毫无能力，常常暴露此种工作中易有之错误否?像这样细致的表述与分析书中还有许多，这里便不加赘述。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何炳松对于史料的重视，而论述史料时最终都会落脚于社会史的研究中。

(二)系统的史学研究方法

《通史新义》是何炳松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作者本身也受到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亦大量采用西方社会科学、史学研究法。在阐述具体的研究方法之前，他对中西方史学发展做了简要的追溯，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中西方史学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得出社会史研究既要通又要专的结论。社会史研究要在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互结合的前提下充分的应用各种新史学的方法，作者的思路便是中西研究法的结合与融通，以此来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的新发展。该书限定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社会史，而研究社会史采用的是中西方法相结合并以借鉴西方为主的方式，《通史新义》中有大量篇幅是用于介绍、分析西方研究法的，如统计方法、心理方法、实证法等，并且将这些方法的适用范围与操作方法都一一加以说明。例如，何炳松在谈及社会史引入定量研究时说：自社会史之眼光观之，对于一个社会之知识乃其结构之知识，即其各部分分配比例之知识也。然数目、分配、次数、比例等皆系定量之观念。吾人对此，不能如文学、美术、科学或甚至法律与政治制度等之可以纯用定性之社会现象描述社会之真相。是故吾人可以断言，社会史必须为一种绝对之定量知识也。由此可以看出何炳松认为研究社会史西方研究法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统计方法、心理方法的应用是近代西方新史学的典型的方法，将其引入历史尤其是社会史是必不可少的：然欲了解复杂之事物，则计数实为唯一可能之定量方法，而所有生物及生物所产生之物则又均极其复杂而不单纯者也除非吾人将此种事物表以轻重之观念或用数目所表之价值观念(吾人不能以度量方法施诸群羊，然可量其轻重)。故欲切实说明一个社会之结构，计数方法不可或缺者也。当然，何炳松倡导使用西方研究法，但并不是认为其是万能的，由于其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因此也强调以上各种方法只能呈现出历史的表象或局部，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对于史料的应用与理解。

三、特色鲜明的史学思想

任何一本史著的撰写都有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史学思想，《通史新义》是结合中西史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作者在其体例、内容及方法的运用上均体现出一种中西结合且具有自己特色的史学思想，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体现人本主义的历史观

何炳松强调历史学科的主观主义，上文论述到何炳松对于史料的分析、撰述者心境、动机的分析，在笔者看来，本质上都是在体现人本身的特质。无论是对撰述者的分析、对于史料的理解，本质上体现的都是人的活动与思维，后人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实质上是与撰述者的思想、情感的交流，每一史料所描绘事实都是带有主观意念的想象出来的事实，何炳松所谓历史主观主义则是突出了人作为历史、社会活动中的主体。所谓的历史或者社会史，本质上体现的都是人的关系与观念，社会事实也是如此：社会事实仅属抽象之物而已，尽皆属某一部分人类之行为、状况或关系也。历史属主观，一切观念都是人为赋予其含义的，没有人也就没有社会，因此一切都是相对的。

(二)具有强烈的综合史观

本书的综合史观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中西结合、史学研究的时空联系以及通史与专史的结合。该书下编的编排逻辑便是遵循综合史观的思想，何炳松在阐述其社会史研究法时先介绍分析各个单独事实与单元，然后再进行综合的分析，同时注意历史的横向与纵向联系，强调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何炳松重视通史、史义，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便是很好的例证，因此他一直强调编写通史的重要性。在何炳松看来，通史有许多优点，且最终可以用来改良现实社会。他在《通史新义》中便认为通史应当在体例上、内容上全面反映社会历史的全貌，其关键在于通上：是故所谓通史实即共通之历史。吾人于此可知所有专史之编著虽完备异常，而在吾人之历史知识中始终留有不可或缺之部分，此不可或缺之部分非他，即吾人所谓通史者是也。其特性在于描写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中事实之配景。何炳松强调通史的重要性，但是并不排斥和忽视专史的作用。在《通史新义》中，何炳松强调历史研究的并时性与续时性，本质上也是在强调通史与专史的关系，只有在研究专史的基础上才能综合研究通史，否则，所研究的历史事实是不准确的。这也体现出何炳松史学思想的分析与综合的研究方法，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便不再赘述。此外，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还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强调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异同点，并指出史学研究具有其独特的方法与理论，强调历史不是直接观察、实验的学科，就研究方法而论，自然科学运用直接观察法和试验法，史学只能用间接的推理法，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历史要求真，但是，由于他缺乏科学认识的指导，因此在史学研究中无法真正得到求真的最高境界。

四、史学地位与评价

何炳松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其在传播西方新史学，推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主张中西史学的结合，着眼于铲除传统史学的弊端，糅合古今、中西不同学派的观点，他所构建的史学思想对中国旧史的批判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所著《通史新义》与其更早出版的《历史研究法》共同体现了其中西结合且独具特色的史学研究理论，对于我国近代史学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一种路径，应当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所述之思想大体符合史学发展的趋势，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一，书中所提历史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学科有待商榷，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有其客观性与规律性，何炳松强调对历史现象与事实的研究，忽略甚至否认历史的规律性，一部分原因也是时代所限。

第3篇：历史学研究综述范文

一、生平简介

陈述彭（1920.2—2008.11）曾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他还曾担任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兼地球信息科学学部主任，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数据地理模型委员会委员，国际空间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IGBP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科技顾问，国家遥感中心顾问以及中巴资源卫星应用分系统总设计师等。陈述彭创办了《地球信息科学(学报)》和《遥感信息》等刊物并长期担任主编，著有《地学的探索》六卷、《石坚文存》三卷，联合撰写《遥感地学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地球信息科学》、《遥感信息机理研究》、《地学信息图谱》等专著，主编《遥感大词典》及《地球系统科学》等大型工具书，主持设计编辑和印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自然地图集》、《中国陆地卫星遥感分析图集》等大型图集，发表中、英、俄文论文300多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国际欧亚科学院一级勋章，美国地理学会0.Miller金质奖章等奖项。

二、陈述彭的地学思想

1.陈述彭地学思想的启蒙

陈述彭从小兴趣广泛，5岁起跟着父亲学习识字。在长沙高级中学时刊登的《南岳游记》受到校长的赞赏，成为了引导陈述彭走上地学的第一个无声信号。1927年陈述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竺可桢先生大力倡导着徐霞客的毅力和精神，热爱自然，热爱祖国，推崇科学、民主的求实精神，浙大史地系更是名家云集，老师们讲授地球演化的历史、自然演化的过程、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严格的野外基本训练和系统的地学基础知识令陈述彭大开眼界。浙大的学术空气异常浓郁：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叶良辅教授的历史低值和演示抗污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天上地下，自然人文，展现出了地球科学的大千世界，这些积累为他后来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的精神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维打下了初步基础，这里也成为树立陈述彭地学科学大有可为这一坚定信念的发源地。

2.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研究地学历史的发展规律

陈述彭十分注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我国地图学发展过程，发表了《地图的故事》、《地图史话》等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对地学的需求分析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社会效益和历史作用。他凭借丰富的历史和人文基础知识及理论，阐述了地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在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过程中的普遍发展规律。陈述彭科学的分析评价了中国和世界古代地图科学的先驱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指出：“在世界地图科学史上，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好像两颗璀璨的明星，东西辉映。他们的著作标志着山谷时代地图学的总结性成就，反映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特点，奠定了地图学的基石，对后来地图制图产生过长期的、深远的影响。”陈述彭还分析了中世纪西方和中国地学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肯定了中国罗盘、齿轮、造纸、印刷术对世界测绘发展的贡献，对于近代地形图测绘和专题地图的出现与发展也有着深入的思索，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总结了地图学几个主要历史阶段的时代体征，并提出了以史为鉴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3.以实践为基础的区域论地学思想

地学研究往往都是通过环境论与人地关系论视角、区域—空间论的视角、综合的视角或地理学的空间表述完成的。在传统的地学思想中，系统论和区域论是二元对立的，但现代地学研究中却大量运用了系统科学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要素作为方法依据。现代地学既注重对实体性、具体性区域的综合性和独特性分析，同时也采用区位分析和空间分析手段强调空间模式化、理论化研究。陈述彭明确指出地理建设、规划、实践中应坚持“因地制宜”，任何空间政策的实施都不应做概括性处理，而是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做适当的调整。陈述彭以大量科学考察和野外观测为基础，在1947《螳螂川流域之地文与人生》的硕士论文中，通过大量的基础数据和绘图，阐述了对区域地文与人生综合、逻辑研究的趋势。文章从分析该区域的自然背景、地形发育和人地关系方面入手，探究区域内各种地理因素间的相互影响，指出地理现象之整合性与综合性:“如具有生命之机体，不容分割且具个性”，通过分析个别地理因素为区域地理研究打下基础。他还先后赴遵义、沁河流域、桂林七星岩、南岭山地等一系列对于地理典型区域具有代表意义的人地景观开展地貌、自然基础、地文与人生的研究，注重通过挖掘各区域的演变与历史发展过程，恰当的运用注重空间分布和空间差异性的区域论地理学思想，诠释被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早年的《桂林七星岩喀斯特洞穴地貌图》中，陈述彭以现有的地形—地质平面图和综合剖面图为基础，提出关于洞穴地貌演进过程的假设和推断。在论述了洞穴地貌图的六种类型后，归纳总结出了一般地貌制图的基本步骤。陈述彭还在《遵义附近之相对地势》一文中对地文分析方法中有关“相对地势”的计算方法开展过比较研究，在《遵义附近之聚落》中对“估计人口之方法”给予了论述，这些都不失为区域论地学研究的典型实例。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述彭以任务带科研组织开展大地图集编制时，将地理学研究和地图制图相结合，明确了制图综合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对制图区域整体认识基础上的系统论的整体观。在地图学研究过程中，陈述彭重视区域各种地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空间差异性，分析当地地文与人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综合制图要以自然综合体与经济体综合体为依据，注重“自然综合体的内在联系与自然地带规律性的体现”和“区域各种地理要素之相互影响，与当地的地文与人生之深切关系”的研究思路，指出制图实践“能具体揭示自然综合体的类型和分布规律，反应地域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进行主导因素分析，地理相关研究和叠置法的运用提供可靠地地图资料”的论述，形成的基于系统性区域论地理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地图制图理论，这一系列在地图制图理论与方法上的示范和影响，启发了当时一代的地理与地图工作及爱好者，随后的十余年全国出现了综合制图和综合地图集的编制高潮期。

4.以系统论、认识论和各种地学方法推动遥感地学的研究

第4篇：历史学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史

“思想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科下面的一个分支，很多高校都在历史专业设置了这个方向，虽已为学界熟知，但深究其命名理由，也别有一番意想不到的收获。在经历心存疑惑到茅塞顿开的心路历程中，不仅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更重要地是，尝到了思索的乐趣，并从中收获了踏实上进、勤于思索的治学理念。

一、感性认知与现实经历

自从进入研究生阶段后，笔者便有些不知所措。这里先要说明我所学的是中国近代史，具体方向是思想文化。这也正是我一度十分疑惑的地方：“文化”为何要与“思想”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在最初选专业时，就为此迷惘了很久，因为中国文化和社会风俗都是我所喜爱的，但一看专业只有“经济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两相权衡，还是选择了后者，即使对“思想”充满了忐忑不安的心理。因为潜意识里一直认为“思想”是个很抽象的东西，唯恐自己难以吃透这个专业，但又割舍不下从小酷爱的“文化”，所以也只有迎难而上，希望通过学习交流能够在这片领域有所发现与贡献。

后来，慢慢了解到，各大高校不乏以“思想文化”命名的研究所，像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北大学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略有不同的是，华师偏向于思想史的研究，如五四思想的影响、西方思想与中国思想的碰撞等等均涉及较多；而湖大则侧重于文化史的梳理，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用力甚深。而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并非以思想文化史见长，并没有形成一种明显的研究团体及风格，尽管这里也不乏著作等身的专家学者。

二、书海泛舟与层层深入

不过是在老师推荐的书海中遨游时，在翻阅资料室史料的过程中，欣喜地发现民国学人对此早有阐述。“张其昀回忆刘氏（刘伯明）的教诲，认为刘师对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主张哲学与史学应互为表里，人类文化史应已思想史为核心” 。这是我在查找有关《张其昀先生文集》的论文时发现的，后来我又在研读文集本身的过程中找到了张先生的《我的历史观》一文，令我茅舍顿开。文章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先讲宇宙间任何一事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律，但最重要的还是人，而“因人类能用思想，故为万物之灵” ，接着提出“思想之可贵，在于审度当时此地的情势与需要，真知力行，继往开来，具有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志愿与宏效” ，最后阐明思想家的责任。关于“思想”的重要性及其与“文化”的关系有这样一段精辟的描述：“人类在宇宙中，虽至为渺小，然有其尊严与圣经。因人类能用思想，故为万物之灵。思想创造了时代，每一新时代都有思想为之鼓荡。凡是人类宝贵之思想，都是不朽的作品，而永存于天地壤间。思想为历史的灵魂，亦为时间的尺度。思想史乃文化史的中心，即谓思想史涵盖了全部文化史，亦无不可。” 当然，目前我只是为前人的说法所折服，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这需要进一步地学习和实践。

学习中的无意发现激起了我对这个专业的热爱并增强了我的信心。于是，我又找来一些综述和书评仔细研读，在了解学术前沿的同时更好地认识“思想文化史”这个专业。由于现在依然还只是积累打基础的时候，所以不想把范围太过局限，又因时间有限，必须抓紧消化，于是选择了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大致浏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探讨了如何以马克思思想为指导使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未来人类和平发展的事业，《中西初识时期的思想文化互动――读张西平》从中西交流的视角考察近代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60年来关于不平等条约影响的研究综述――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从三个阶段系统分析不平等条约对近代思想文化进行梳理，《社会转型与思想先导――“社会转型时期的世界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探讨转型时期世界，《跨学科研究思想与社会的新尝试――“中唐以来思想文化与社会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展示了跨学科的新的研究模式。

三、回顾与小结

通过以上学习，或无意或有意中，我对思想文化史这门学科有了大量的感性认识，相信假以时日，量变必能转化为质变，我将会在这一领域内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做出自己的微薄贡献。我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处处留心皆学问”的俗语，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何方昱.学人、媒介与国家：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1941―1948）为中心[J]史林，2007，（1）.

第5篇：历史学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 史料教学 高中历史教材 阅读能力 史料分析能力

一、史料教学研究的重要性

史料是构建历史学的原始素材，也是人们认识和评价历史的源泉和依据。所谓史料教学，即注重史料的选择、甄别、分析、判断与运用，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身的探究活动来探讨历史问题，习得并掌握一定的历史研究方法，形成一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中学历史课探究性学习教学模式，它代表着历史教学的发展趋势。

就历史学科的特点和素质教育的要求而言，历史教师必须切实重视史料教学。与此同时，高考命题的指导思想是以能力测试为主导，考查考生对相关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一切的本源都是教材中的主干知识。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历史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期间，可根据教材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各项能力，帮助学生更好的实现《大纲》所提出的要求。目前，关于史料教学的科研成果丰硕，本文尝试从文综高考卷试题角度出发，通过评阅大量考生答卷情况分析如何“史料解析”，充分挖掘教材内容。

目前，中学生的阅读动机及目的较为被动，较多地来自外界的要求和压力，这种要求和压力与枯燥的应考训练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到身心疲惫，毫无乐趣。然而阅读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自主行为，反思我们的阅读教学，学生必须是自主阅读的主体，整个阅读过程中应该有学生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感活动，应该是一种探索和创造，应该伴随发现和质疑、联想和想象、反思和批判。中学生的阅读现状所透露出的问题，通过新课改的深化，相信可以有效提高阅读教学的质量。

二、从高考文综题分析高中生学习历史所存在的问题

（材料）“江南制造总局造船厂1868年已着手制造螺轮蒸汽舰了。螺轮蒸汽舰是1845年――1850年间在欧洲推广使用的，1850年以后被用于军事。”――摘编自徐泰来《中国近代就史记》。

克服技术落后是一个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当那些西洋顾问和教习自己就不很专业时，更是如此。自强规划所创造的枪炮船舰性能极其低劣，这就导致需要不断从国外购买船炮。――[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根据材料二，归纳洋务企业制造军舰的技术状况。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洋务运动，外部的原因。

以上是摘自2010年重庆市文综卷三十七题材料与问题。三十七题第二问（以下简称本小题）考察学生对史料的正确理解，同时联系教材中所学知识点，分析材料二所述现象的外部原因。笔者大致总结出学生易出现以下问题：

分析史料能力不强。部分学生完全没有理解材料所述内容，误认为江南制造总局造船厂建造罗伦蒸汽舰领先于世界，时间顺序颠倒，同时回答问题不全面；理解问题能力不佳。占很大比例的学生将“西洋顾问与教习不专业”作为洋务企业的技术状况解答，而在回答外部原因却并无提及；历史术语表述不规范。部分学生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在1865年帝国主义并没有形成，历史概念不清晰。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阅读材料有效提取信息的能力不强。那么，如何提高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发展呢？

三、针对问题提出的教学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学生答题失误点集中在不知如何将所看到的材料与所学相关知识点相结合，不能很好的确定答题范围和答题重点，致使所表述的答案空泛、繁琐，导致失分。因此，教师可针对这一现象，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加强史料教学，将材料与教材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材料，学会运用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史料的讲述、解释、分析，要让学生从中观察和体会到运用史料的方法，学会通过史料来判断分析历史问题。

具体来说，教师在进行史料教学设计中，应有以下几个教学任务：

第一，让学生了解到我们平时所学习的历史知识（主要包括历史教材和教师课堂中所讲述涉及到的历史知识）是对记录、反映历史事实的各类材料进行研究的结果，是人类借助史料而对历史本身形成的认识。这些历史知识是有根据的，其根据就是史料。即让学生形成“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思想。

第二，让学生知道，历史知识来源于史料，但史料并不等于历史知识。人们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辨析不同，对史料的认识也就有所不同。学习是要有质疑的精神，要通过对历史知识的研习，形成对历史事实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学生不仅要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例如人教版历史教材（必修一）《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中提到秦汉的中央官制概括为“三公九卿”，学生不仅仅要明白三公九卿是什么，职能是什么，还要学会多思考，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官制，对于历史的发展有何影响。同时，学生也应明白，九卿并不一定是九个人。

第三，给学生提供一些复杂地、研究性的练习，让学生通过分析史料料培养判断、辨析、比较、概括的能力。由于历史知识纵横交错，人类的进程史不可断然分割，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我们都应考虑。例如鸦片战争前夕国内情况如何，国际情况又怎样；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而其他国家情况又如何。在复习世界史时要注意与中国史联系比较，在复习中国史时要学会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分析、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这样才能完整系统地掌握历史知识。而2010年重庆市文综高考卷三十七题就充分体现和考察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有机联系。总之，通过这样的纵向联系，横向比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那么沉睡的历史必然会“立体”起来，“鲜活”起来，这样的历史复习也必然会生动、有效。

参考文献：

[1]范光明.史料教学浅谈[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7）.

[2]张静轩.关于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历史教学，2007，（8）.

[3]张小亚.谈新课程背景下的史料教学[J].新课程研究，2009，.

第6篇：历史学研究综述范文

综合艺术与综合学术中国之戏曲以及中外之歌剧、音乐剧和舞剧，是音乐、戏剧、舞蹈、舞台美术及表演艺术高度融合的综合体，因其构成艺术要素的橫跨多个艺术门类及其高度综合性特点，历来被称为“综合舞台艺术”;而这些艺术要素的跨门类综合，从来就不是各个艺术要素的简单拼凑和机械叠加，而是它们在充分发挥自身表现优势的同时，又与参与综合的其他艺术元素结成相互渗透、彼此制约的共生关系，在综合过程中既因受到其他艺术元素的牵动而不断改变着自身，也以自身固有的表现优势而牵动了其他艺术元素的不断改变，由是产生神奇而又美妙的化合、融汇和增墒效应，将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表现艺术与造型艺术之所有表现优势和独特美感融于一体，熔铸出一种为其他单科艺术所绝无而仅为综合舞台艺术所独有的综合美质。

恰恰因为如此，综合舞台艺术及其下属的戏曲、歌剧、舞剧各门类才被称为“艺术皇冠上的宝石”而备受推崇，而音乐剧才被称为“朝阳艺术”和“朝阳产业”而风靡全球。它们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之艺术创造力的发展水平和整体成就。

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对综合舞台艺术进行整体性的史论研究，还是对其下属各门类(戏曲、歌剧、音乐剧和舞剧)分门别类地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历史研究及批评实践，同样是横跨多个艺术学学科(音乐学、戏剧学、舞蹈学、美术学、设计学及表演艺术学)的综合性研究，因此将它称之为“综合学术”恰如其分。它的学术使命，是以参与综合美营造的各元素之固有特质为研究起点，探讨它们在综合过程中的坚守与变异，破解各元素相互关系及其化学反应的诸多奥秘，揭示在不同综合舞台艺术门类中各个不同的综合形态、综合美质及其生成规律。而多视角、多向度和整一性研究，正是这种“综合学术”之根本特点，也是其研究方法的独门绝技。

传统学科格局下的综合舞台艺术史在传统学科格局之下，以往的中国音乐史对于戏曲、歌剧、音乐剧、舞剧发展历史的记叙和研究，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状态，暴露出怎样的缺失，遭遇到怎样的尴尬?再问之:这种状态、缺失和尴尬，在其他姊妹学科的史学研究中是否也同样存在且同样严重?事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确凿的答案。

单科体制与单一视野下的综合艺术门类史自我国现代高等专业艺术教育创建以来，基本仿效欧美艺术教育体制，按艺术分类原则设置院校，从中央到地方，各类音乐学院、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影视学院、美术学院均为单科制院校，按照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和各自的独特艺术规律，对学生实行专业化、系统化的艺术修养和专门技能训练。即便是综合性艺术高校、某些戏曲学院以及师范类高校中的艺术学院(系)，几乎将所有艺术门类都囊括其中，但其院系设置原则和教学理念仍旧是单科思维，下设之音乐、戏剧、舞蹈、影视及美术等院系虽在同一道院墙中，但单科思维及其所造成的专业壁垒却如一道无形院墙，将各院系彼此隔绝开来，本院与他院、教师与教师、同学与同学之间每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这种单科制的院校设置和教学理念，培养出大量通晓本专业规律、掌握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特长的专业艺术人才，这就是它的特殊优势和贡献;但也暴露出艺术视野过窄、艺术修养和知识结构缺项较多等弊端。

这种单科制办学理念及其弊端，同样也在艺术学理论下属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反映出来。分别从音乐学、戏剧学、舞蹈学、美术系专业出身的学者，只熟悉本门艺术，对其他姊妹艺术，少数知其大概，余则茫然不知。故而他所从事的研究，仅能从本门艺术的单一视野切入对象;一旦研究对象超出他的学术视域，往往茫然无措、怅然失语。

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此类情况不在少数，特别在研究对象是戏曲史、歌剧史、音乐剧史或舞剧史，从事综合舞台艺术门类史研究时，学者们通常的应对之策是取单一视野以扬长避短，只谈音乐不及其他;于是笔下的戏曲史、歌剧史、音乐剧史、舞剧史就蜕变成了“综合艺术元素史”，亦即戏曲音乐史、歌剧音乐史、音乐剧音乐史或舞剧音乐史。实际上，有诸多艺术元素均参与了这些综合舞台艺术之综合美的营造，音乐只是其中最主要的艺术元素之一;在这些综合艺术体中，音乐元素自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独特的表现优势，但同时也接受着来自其他综合艺术元素的制约和影响并不断改变自身。

因此，以往诸多研究的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将音乐元素从综合艺术体中单独剥离开来，仅从音乐这个单一视野对综合艺术体中的音乐元素做单向度的观察，便很难避免“只窥一斑、不见全豹”之弊。

首先以歌剧史中民族歌剧音乐戏剧性展开方式研究为例。民族歌剧为什么要在欧洲歌剧普遍采用的主题贯穿发展手法之外另辟蹊径、要采用板腔体这种独特的音乐思维方式来展开戏剧性?它与中国戏曲的音乐戏剧性思维、与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广大观众的审美习性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板腔体结构在民族歌剧中经历了怎样的萌芽、生长、成熟、发展等不同阶段，其具体音乐形态有何发展变化?在二度创作中得到了怎样的体现，取得了怎样的审美效果?到了新世纪之后，这种板腔体民族歌剧又为何成了“一脉单传”?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从音乐创作视角出发对之进行研究，固然能够得出部分答案，但若不以综合思维和综合视野并联系中外戏剧艺术思维和审美趣味的差异性、中国戏曲的写意美学和音乐戏剧性展开的特殊性，联系当时之社会思潮，对之做多向度、全方位、综合性的历时考察，便无法对上述问题中诸多深层次命题做出圆满合理的深度阐释。其次以戏曲史中“样板戏现象”研究为例。

“样板戏”的创腔实践和乐队编配思维，除了受到中国传统戏曲写意美学和音乐戏剧性思维的影响至深至巨并将之当作自己传承和创新变革的基本立足点之外，往近里说，同时也接受了我国40年代以来民族歌剧的影响;往远里说，同样也受到五四以来我国新音乐创作的影响;往更远处说，欧美戏剧艺术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艺术音乐创作(特别是歌剧音乐和交响音乐创作)中主题贯穿发展的音乐戏剧性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样板戏”的音乐创作。

若不将上述因素融会一处、了然于心并做整体性、综合性的多维审视，其中诸多暧昧不清的重要命题便断难说明。再次以舞剧史中舞剧音乐创作研究为例。

中外舞剧史证明，作为舞剧艺术综合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舞剧音乐同样是戏剧性音乐，从事舞剧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们普遍采用主题贯穿发展这一严密有机且行之有效的音乐戏剧性思维来展现戏剧冲突、刻画人物性格。而现今之中国舞剧音乐创作，绝大多数作曲家均摈弃主题贯穿发展手法和音乐戏剧性思维、转而采用一种可称之为“场面描绘性思维”、“激情渲染性思维”来谱写音乐，其音乐布局因缺乏贯穿统一的结构力而益显松散杂乱，其音乐描写因与戏剧情节、人物性格、戏剧情境未能构成明确可辨的对应关系而令人对其音乐表现目的何在顿生疑窦;还有更为等而下之者，则将央视大型歌舞晚会“大呼隆”式的音乐思维直接横移到舞剧音乐创作中来。舞剧音乐史研究者如果不联系剧情和人物性格，不对作曲家的音乐描写与舞蹈本体和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综合性考量，仅从音乐本体形态视角出发对之做微观层面的作曲技法分析和评价，便绝难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甚至极有可能将这种起因于创作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之风盛行而产生的对于舞剧音乐创作戏剧性原则的倒退看成是一种观念更新和历史进步。

其实，在单科体制与单一视野下，不仅音乐史对于综合舞台艺术门类史的研究存在上述诸多缺失，戏曲学中的戏曲史研究、舞蹈学中的舞剧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戏曲学者研究戏曲史时只谈脚本和剧诗不论音乐及其他、舞蹈学者研究舞剧史时只谈舞蹈不论音乐及其他这类情形，我们在以往的研究实践及其成果中随处可以见到。

单科体制与单一视野下的综合舞台艺术史单科体制与单一音乐视野下的综合艺术门类史研究，尽管存在上述诸多缺失，但它毕竟从一个特定侧面、部分地揭示了音乐艺术元素在综合艺术体中的重要地位、表现意义和具体形态特点，因此仍是一种常规的、有价值的研究思路，不宜对之做过多的责难，否则便失之偏颇;至于过往研究中的诸多缺失，也确有增强“综合艺术”意识、拓宽“综合学术”视野来逐步加以弥补和完善之必要。对戏曲学中的戏曲史研究和舞蹈学中的舞剧史研究，亦应作如是观。

然而，每当我们一旦超越“综合舞台艺术门类史”这个层面，将戏曲史、歌剧史、音乐剧史和舞剧史跃升到它们所隶属的更高一级逻辑层次“综合舞台艺术史”来观照时，总会遭遇到被无视、被遗忘甚至被抛弃的尴尬。谓予不信，请看下列事实:在传统学科格局之下，鉴于综合舞台艺术史研究属于“综合学术”，为艺术学各学科自身的单科性质和特定范畴所决定，不仅中国音乐史研究自然将“综合舞台艺术史”研究根本排除在本学科的划定边界之外，而且中国戏曲史研究、中国舞蹈史研究也同样如此。这也难怪。

如前所说，传统的艺术分类以单科思维为依据，于是，在艺术分类中，除了相关的单科艺术之外，在艺术分类群落中并无“综合舞台艺术”的地位;传统的学科分类亦以单科思维为依据，除了与之相适应的以单科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各学科之外，在学科分类群落中亦无“综合舞台艺术”的地位。在人类艺术史上有千年历史的戏曲、数百年历史的歌剧和舞剧、百余年历史的音乐剧，这些曾经诞生过无数大师和杰作、充分体现出人类艺术创造的惊人天才和伟大成果并且至今仍是人类高尚精神生活断不可缺之艺术品种，居然在艺术分类和学科分类中处于极度尴尬的、名不正言不顺的窘境之中———尽管戏曲被称之为“戏曲学”，尽管歌剧和音乐剧被迫屈居于“音乐学”、舞剧被迫屈居于“舞蹈学”，但恰如前已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些学科的单科体制和单一视野，各学科之间非但界限明显，而且壁垒森严;在现行单科艺术教育体制和学科布局之下，若要它们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打破学科间的既有界限和学科壁垒，对这些综合舞台艺术品种之综合要素、综合机制、综合美质、综合效应进行跨越多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和多维度审视，即便不是天方夜谭，也是极为困难的。更具悲剧意味的是，这种因传统学科布局不合理而造成的“综合舞台艺术史”或被活生生肢解到各个单项学科之中、或遭整体性遗弃而长期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现实，学界人士对此多习以为常，甚至渐渐积淀成一种思维定势。

为此，戏剧类杂志常常拒绝刊登包括音乐元素在内的歌剧史和音乐剧史研究论文，音乐类杂志常常拒绝刊登包括舞蹈元素在内的舞剧史研究论文，舞蹈类杂志常常拒绝刊登包括音乐元素在内的舞蹈史研究论文;其牛气冲天的理由，一般都是“专业不对口”。

综合舞台艺术的长期活跃、综合舞台艺术研究的长期阙如以及这两者的长期并存，于是便酿造了一出削足适履式的悲剧且已上演了数百年;究其悲剧成因，不能不归咎于单科体制和单科思维，以及传统学科布局对于综合舞台艺术这个鲜活大家族的整体性漠视。缺失与尴尬的两种解决之道中国音乐史在面对综合舞台艺术史研究时所常见的缺失、所遭遇的尴尬，因其属于体制性痼疾且由来已久，故此不易得到根本解决。笔者从事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歌剧音乐剧史研究多年并有几部著述面世，每到涉笔戏曲、歌剧、音乐剧、舞剧这些史学对象时，亦常怀捉襟见肘之憾。故此思之再三，特提出如下两种解决之道供同行参酌指正。

权宜之计:在现行学科布局下完善学者知识结构中国音乐史之综合舞台艺术史研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主要是来自学术队伍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局限，而单科制的艺术教育体系则是造成这种局限的主因———从现行教育体制中很难成批培养出能够胜任并自如驾驭对综合舞台艺术进行多学科、综合性史学研究和批评的学者。综合舞台艺术史自身研究传统和学术积累之所以薄弱，当与学者队伍的这一局限关系极大。于是便有学者据此提出质疑:学者知识结构局限若不能合理解决，合格的研究队伍便付之阙如，理想中的中国音乐史之“综合舞台艺术史”研究岂不成了“无人地带”，本文所描画的种种优越性美景，与海市蜃楼何异?有鉴于此，在维持现行学科布局的前提下，我认为这一难题暂有两条破解之法:

其一，在我国从事中国音乐史的学者中，钟爱综合舞台艺术、对其史论研究及批评怀有浓厚学术兴趣且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有一定成果积累者不乏其人。只要这些学者对自身的知识结构局限抱有清醒认识并通过个人修为和不懈努力，仍有较大可能增其强补其弱，进而逐步实现综合艺术素养、技能的自我完善和理论视野的多维拓展。当然，这种仅靠个人修为和努力以达成学者知识结构自我完善的方案，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设计和保证，既有较多的偶然性，也带强烈的个别性;但也不可否认，“制度外成才”或“自学成才”现象仍是一种现实的人才培养之路。

其二，在有条件的艺术高校、特别是在打破单科思维和学科壁垒方面拥有特殊优势的综合性艺术高校，明确提出“以综合思维办综艺高校，化综合潜能为综合优势”的目标，打破无形院墙，充分发挥综合性艺术高校的有利条件，在本科各理论专业的教学中试行以本学科为主、兼学其他学科的制度;同时专门设立“综合舞台艺术学”这个新专业或新学科，通过硕士、博士学位教学和博士后工作站制度，将本校或其他高校本科、硕士和博士中那些既对综合舞台艺术某一门类及其史论研究和批评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一定学术积累、又有广泛的艺术兴趣、理论视野较为开阔、具有培养潜质的学生招收入学或从事合作研究，令其广泛接触其他综合舞台艺术的经典作品和学术文献，在积累更多鲜活感性经验的同时，从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诸方面对之进行针对性的增强补弱训练。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高层次学位教学和合作研究，前述“制度外成才”所特有的偶然性和个别性得以有效避免，如能坚持七八年、十数年，一批批真正合格的综合舞台艺术学学者之有望从各院校中培养出来，当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一个具体实例是，笔者从2004年以来在南京艺术学院设立“歌剧音乐剧史论研究”方向，通过硕士、博士教学和博士后工作站制度，对入学和进站的中青年学者进行这两门综合舞台艺术的史论训练，效果良好。如果戏曲学、舞蹈学这两个学科也尝试这样做，相信同样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当然，上述建议和方案也未必能够得到学界同仁的广泛认可，即便经过深入讨论和争鸣最终能够获得多数同行的共识也还有待时日。但从中国音乐史对于戏曲史、歌剧史、音乐剧史和舞剧史研究队伍培养来说，仍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权宜之计。

根本之道:作为艺术学理论之二级学科的综合舞台艺术学近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最新学科目录，将艺术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列为第十三个学科门类;在其之下，设立“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和“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

尽管艺术学界仍有一些学者对这个最新学科目录持有异议，但仅就它将艺术学从长期从属于文学这种寄人篱下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这一点而论，当为我国艺术创作、艺术教育、艺术学研究的整体性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立平台，因此有难以估量的战略意义;而包括“综合舞台艺术史”、“综合舞台艺术论”、“综合舞台艺术批评”在内的“综合舞台艺术学”，其长期“妾身犹未明”式的尴尬处境，也因此现出了“必也正名乎”的曙光。本文的论旨之所以从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缺失与尴尬转向并最终归结到“综合舞台艺术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上来，并将它列为彻底解决上述诸多难题的“根本之道”提出，其基本立意正在于此。

窃以为，从“综合舞台艺术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范畴的综合性和特殊性及其跨学科多维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做统筹考察，其最佳的学科定位，是将它置于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之下，与“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共同构成4个二级学科。

我之所以如是说，不单单是为“综合舞台艺术学”寻找到最佳的学科定位，同时也是针对艺术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而给出学科建设建议。因为，过往之艺术学理论，无论它是曾经的二级学科还是如今的一级学科，其研究一般均呈现出如下两种不同的学术理路:

其一，现今从事艺术学研究的学者，多系文学、史学、美学或哲学专业出身，其长处是文史哲修养和抽象思辨能力较高，著述的逻辑性强，文字表达功夫到家;然终因各种主客观条件(特别是教育背景)的限制，其笔触往往由于未经某一门类艺术本体理论和技术技巧的系统训练而缺乏坚实的立足点和真切丰富的感性体验，常常无法真正探入到特定艺术门类的本体结构和形态特征之中去探知其美的生成规律和独有奥秘，因此普遍存在着某种“泛理论”倾向，绝大多数成果均在天马行空、行云流水般的高谈阔论中难免露出粗疏空泛、隔靴搔痒之弊，甚至流于“门外艺谈”———此即所谓“不通一艺莫谈艺”也。

其二，经历了某一门类艺术之技术技巧系统训练的学者，往往又缺乏宽广的艺术视野和超拔的哲学－美学素养，难以进行跨门类、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理论概括，其成果大多局限于某一门类的本体论研究、史论研究或批评，其成果每每钟情于本门艺术某些技术细节的描述和分析，并止步于具体艺术经验的玩味，却无法将其理论视野提升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学层面，因此存在某种“经验论”倾向，终令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属性未得到真正彰显而常遭名实不符诟病———此即所谓“仅通一艺难论艺”也。

当上述两类学者面对戏曲、歌剧、音乐剧和舞剧这些研究对象时，其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固有弱点以及由此形成的“泛理论”或“经验论”缺憾便更加暴露无遗，根本无法胜任对它们做多艺术元素综合审视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使命;至于上升到“综合舞台艺术学”这个层面，对之做更高层次的综合审视和超拔研究，则更无从谈起———这也是综合舞台艺术及其史论研究和批评迄今为止从未进入艺术学学者研究视野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笔者才放胆建议:将“综合舞台艺术学”列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项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这一建议倘获采纳，我想它的优越性至少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长期被遗落在诸多学科之外、一直处于居无定所状态的综合舞台艺术及其综合性史论研究和批评，从此结束流浪者和弃儿身份，终于找到了名正言顺的栖身之所;而对综合舞台艺术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也将因此受到艺术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论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均将大有益于综合舞台艺术创作、表演、教学及其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其二，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因综合舞台艺术学的加盟而从此有了专属于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使学科内涵更为充盈，学科结构更具纵深感。尤为重要的是，实际上，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真谛多深藏于舞台综合艺术的基本理论之中;舞台综合艺术研究及其成果可以为艺术学学科理论建设提供一条切入路径、一种学术架构、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有助于艺术学研究得以超越“泛理论”和“经验论”层面，逐步跃入真正的艺术学境界。

第7篇：历史学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李商隐 晚唐诗 学术研究 历史的方法 逻辑的方法

陈伯海先生在《宏观世界话玉溪》的引言中清楚地告诉读者，他撰写此文的目的是：“把李商隐放在古代诗歌演变的历史长河中作一点考察，看看这位杰出的诗人在中国诗歌史的逻辑体系中究竟构成怎样特殊的一环，而通过这一环节与其他环节的相互联系，又该如何来把握整个诗歌发展的基本链索。”为了能在历史长河的宏观世界中把握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的逻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陈先生巧妙地采用了历史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的研究方法。本文试从历史的研究方法与逻辑的研究方法的辩证统一中对《宏观世界话玉溪》这篇文章加以分析。

首先，逻辑的方法离不开历史的方法。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它的现状是以前全部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它本身合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当我们用逻辑的方法考察事物的现状时，也应当同时考察它的历史。

逻辑的方法必须求助于历史的方法，必须以历史的方法来补充，只有这样，逻辑的方法才能有效地说明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并从中揭露对象的发展规律。同样，历史的方法也要依存于逻辑的方法。历史的方法的主要任务就是描述事件和人物发展的自然进程，它需要考察丰富的历史材料。但是为了探寻支配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内在规律性，必须通过逻辑的方法为它提供理论的指导，也就是要把“史”和“论”结合起来。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是互相渗透的，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也就是没有完全离开逻辑方法的历史方法，也没有完全离开历史方法的逻辑方法。陈伯海先生的《宏观世界话玉溪》就处处体现了这两种研究方法的渗透和补充。

逻辑方法渗透历史方法

考察李商隐在晚唐诗坛所处的地位时，主要采用的是逻辑方法，但也渗透着历史的方法。分析和综合是两种重要的逻辑思维方法。当人们的认识由个别进到一般时，就必须对个别事物各方面的具体规定有所认识，才能从中区分出本质与非本质的、必然与偶然的东西，这就需要对个别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而当人们取得了关于对象本质的一般的认识时，又需要从本质的一般的特征出发，按照事物的内在联系，把各方面的规定性结合起来，以取得关于该事物全面的、本质的、具体的认识，这就需要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以外部现象为认识的出发点，然后深入到事物内部探求本质；综合的方法则从本质出发，通过事物内部联系和中介把各个部分综合成为整体。所以说分析和综合共处于一个统一的认识过程中，共同承担着揭示事物本质的任务。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宏观世界话玉溪》的第一部分是如何巧妙地运用这两种逻辑思维方法的。

作者首先从晚唐诗的分派入手，分析其原因，在盛唐、中唐两次诗歌创作的高潮之后，晚唐诗总的说来呈现出衰退的趋势。除李商隐、杜牧等少数名家外，缺少卓然屹立、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多数作者往往成为前一时期某家诗风的追随者，进而列举了种种研究晚唐诗的文学理论名篇，如唐末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宋朝蔡启所撰的书话、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清人李怀民所著的《中晚唐诗主客图》等。按照时间的顺序再现历史上对晚唐诗分派研究的发展阶段，显然体现的是历史方法有序性的特点。但同时，作者又对他们作品中对晚唐诗研究的部分进行了比较，对晚唐各诗派的特性、因素和阶段分别予以区别考察，将晚唐诗坛的流派概括为通俗化派、作风简古派、律诗的正格、苦吟诗派、瑰奇美丽派、博解宏拔派六个派别。这是对晚唐诗分派的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是历史在理论逻辑思维中的再现。对晚唐诗分派的论证过程正是体现了历史的研究方法与逻辑的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

作者的逻辑分析并没有停止于此，在第一次“分析―综合”得出“晚唐诗坛有六个重要流派”的基础上，又提出问题：李商隐在当时诗歌潮流中所处的地位如何？从不同诗派之间的关系分析比较了这六个流派后继者的数量、独创性、影响力以及成就，推理得出结论：各派之中，唯有“温李”一派名家辈出，流传广远。作者就是这样，将比较的范围从不同流派缩小至流派内部再缩小至具体个人，逐步把李商隐从晚唐诗、温李诗派中层层剥离出来，最终肯定了李商隐在晚唐诗坛的特殊地位。

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部分主要采用了逻辑的方法，经过不断的分析―综合―再分析―再综合，组成了一个分析和综合的链条，论述了李商隐在晚唐诗中的地位。在分析综合中作者始终没有离开古代诗歌发展这一历史背景，在逻辑方法中处处渗透了历史的方法，可以说，两者是紧密结合、水融的。

历史方法通过逻辑方法补充

《宏观世界话玉溪》的第二部分讨论李商隐所代表的晚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时，主要采用的是历史的方法，补充渗透着逻辑的方法。

中国古代诗歌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其中有本质的东西，也有非本质的东西；有必然的东西，也有偶然的东西；有主流的东西，也有支流的东西，这是历史的自然形态。而理论思维的任务，既要忠实地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又要应用抽象和概括的手段，撇开现象，抓住本质；撇开枝节，抓住主干；撇开偶然，抓住必然。因而，经过逻辑的修正，就能更深刻地反映历史过程的规律性。陈伯海先生就是遵从了这一法则，从宏观上考察李商隐所处的历史时代，从而跳出晚唐诗坛的狭小圈子，放眼于广阔的历史背景。

作者先从唐诗宋诗的界限入手，把安史之乱前的开、天盛世评述至安史之乱后的杜甫、韩、孟、元、白，陈先生对其间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在掌握了大量历史材料，获得了关于事物的感性的具体的认识基础上，陈伯海先生分析事物的各个方面和联系，从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达到一种更高阶段的理性的具体的认识。他认为，从“以诗为诗”发展到“以文为诗”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的，是综合了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基础上的历史必然趋势。这是以理论的形态概括地反映事物发展进程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逻辑的方法。它是从事物的本质的联系上来研究事物的，因而就能理解发展的必然性；它又往往是从事物发展的高级的、成熟的形态上来研究事物的，因此能更深刻地认识事物演变历史的规律性。

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和文学本身的流变，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中唐诗并没有直接导入宋诗，而是转向了晚唐。

正是因为晚唐诗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才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一方面，它是沟通中唐与北宋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又对唐、宋以后的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此，李商隐前后时代诗歌潮流的发展变化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也明确了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要研究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必然首选历史的研究方法，客观地再现历史的发展过程。但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东西会扰乱人们的视线，掩盖本质的和规律性的东西。所以需要用逻辑的方法来克服这些缺点，摆脱具体描述自然过程的形式，抽象和概括地反映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从第二部分精妙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是如何“逻辑地反映历史的”，这种反映不是离开现实的历史过程凭空主观臆造，而是依据历史过程的客观事实，用前后一致的逻辑形式，使历史本身的规律性单纯地鲜明地呈现出来。

总之，《宏观世界话玉溪》精彩地论述了晚唐诗人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使我们对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正是因为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历史的和逻辑的研究方法，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使得这篇文章既有历史方法的丰富性、有序性，又有逻辑方法的科学性、思辨性，成为学术论文中的典范之作。

参考文献：

1.霍松林：《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7页。

2.姚书雅：《学术方法在〈宏观世界话玉溪〉的运用》，《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2)。

3.林先发、司马志纯：《论思维形式与思维方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8篇：历史学研究综述范文

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和各国相互影响的背景下，人们对产品设计艺术性的要求日益增强，手工艺产品和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要想赶超发达国家，中国的设计师除了要学习世界先进的艺术设计技巧之外，还需要了解中、西艺术设计的发展历史，不断地汲取中外文化的精髓，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目前设计教育学科的竞争异常激烈，各个艺术设计教学单位在办学层次多元化、以创新思维为核心改革课程教育体系、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进行特色教育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创新性的实验等方面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探索，以满足培养多学科交叉人才的目标，满足社会对综合型设计人才的需求。设计史论课程的实验教学改革，通过在专业课程平面设计史中引入先进的、科学的设计思维新方法的试点教学，重点改变了传统史论教学中过于传统、教条，无视艺术类学生的思维特点，不利于艺术设计教学改革发展的现状，引导学生从依赖教师讲授转变为主动地探索学习；注重教师在专业课教学中更好地运用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正确思维方法，以提升学生设计创意的创造能力；注重整体整合实践，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通过新方法的教学实践尝试，学生逐步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思维方法，基本理解了平面设计涉及的视觉传达范围、视觉传达功能、视觉传达形式。通过教师对设计历史的分析，学生了解了不同国家、地区和目年代平面设计发展的背景和艺术风格，掌握了更多的理论只，这为后续的专业学习打下了基础。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类观念的演变与视觉传达的关系，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未面设计的方向。

二、设计史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的有效尝试

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创新人才，更好地为各领}养高素质综合性人才；如何更好地发挥学生个性，使其创造乜运用知识；如何从教学计划、内容、方法上进行研究，力争在t传达专业平面设计史课程教学中进行有效探索，以点带面行突破，使课程教学不断走在时代的前沿，将设计教育理论实践，寻找广州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办学特色之路，这是本基的追求。笔者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对世界平面f_史的课程教学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尝试。首先，在课程内容的编排上作适当的调整，探索创新模式。史线索的串讲与专题的点的解析相结合，有点、有线、有面，得当，有助于学生全面透彻地掌握教学内容。平面设计史展演变是随着不同时代的经济、文化、社会背景的变化展开以往学生学习设计史理论多使用工艺美术史的教材，工艺R史的研究对象是工艺品的审美演变和生产发展的历史，而设计史论课程重点从人类进步的历史角度，详细分析设计变过程，研究不同时期产生的设计观念和通过生产技术来物品的发展历史，前者侧重研究工艺品本身，后者侧重研究观念。如果要想准确地描述世界平面设计史，至少要论述方面：第一，从平面设计包括的内容来看，即对字体设计、版排设计、插图设计、标志设计、企业形象设计、摄影在平面上用和处理等具体风格和方式演变的历史的论述；第二，从平乏计的功能来看，包括如何传达视觉内容，如何达到最佳效等等，这是视觉传达理论的描述；第三，从平面设计最终采用段来看，就要有与印刷密切相关的理论描述，例如目前通过完成的多媒体交互设计、广告设计表现等，再加上建筑、工品设计表现等也采用了平面设计的若干手段，因此还要作设计具体应用范畴的具体论述。正是因为平面设计涉及的广泛，内容十分繁杂，所以只有对世界平面设计史的源流、≥及设计思想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和研究，对大量历史资料梳理、整合、构建，将这些因素有机糅合在一起论述，才能比整地展示平面设计史发展的全貌。其次，对平面设计史教学方法进行改进，改变过去“一言堂”女学模式，引进西方的}】导型教学方法，以学生自主研讨为教师引导答疑为辅，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最大程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效果，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在教学中应采用创新的综合教学模式：第一，根据艺术设计史专业学生的思维特点因材施教，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教学。第二，教学过程的创新。课题以“手的思考、口的表述、心的学>--j”的方式来体验、演绎平面设计历史。这不仅是学生自我认知的记录，也是其以自己的方式探索学>--j的形式，这是值得称赞的第一步。它充分发挥了学生的潜能，使教学更加生动活泼。第三，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设计史论与专业设计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设计理论建设提供实践平台和信息的反馈。最后，在教学中创新教学理念，交叉运用多种思维方法，有利于学生个体的发展，有利于艺术设计教育的可持续地发展，为构建行之有效的教学平台打下基础。在设计史论课程中教师要针对不同设计专业学生的思维特点、综合文化素质和能力，有针对性地拟定教学方案。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要结合设计创意思维方法，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发散思维、移动思维、联想思维、图形想象等能力，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动手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培养其团队精神。

第9篇：历史学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民族地区；综合档案馆；资源建设

档案资源建设是发展档案事业的基础，是开展档案工作的重点。随着社会的不断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为了更好的加强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的档案资源建设，需要对该地区的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资源现状进行研究。

1.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的现状

1.1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批档案馆藏资源建设的相关政策法规

档案资源的建设，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为了使档案资源建设科学化，标准化和制度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法规来管理档案工作。云南省档案局为了保护珍贵的民族历史档案，严格遵循国家档案行业标准，按照《档案防虫剂防虫效果测定法》和《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等规章来管理档案。同时，根据云南省内少数民族众多的情况，在《云南省档案条例》第二十条和二十一条中规定“有关单位应当加强对记述和反映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和开发利用。”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对用于重点珍贵档案、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征集、抢救和保护工作的经费，应当予以保障。”并规定以上档案的征集、抢救和保护工作的经费必须专款专用。

1.2馆藏内容逐渐多样化，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以云南省档案馆为例，该单位不仅收藏了档案，还注意收集与档案有关的图书、资料、报刊等。不仅有明清时期的志书和类书，如《寻甸府志》《罗平州志》《古今图书集成》等，还馆藏了民国时期中央和地方法律汇编以及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考试院、资料委员会等编制的各类公报、周报、季刊。其中《云南省政府公报》3000余册，较全面地反映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以及人事任免、委任等情况，是研究民国云南地方史重要参考资料。在档案收集形式上，该单位不仅收集了大量的纸质档案，其中包括清朝、民国时期档案154个全宗300752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219个全宗389742卷，还有照片档案866卷，录音档案854盘，录像档案551盘，印章档案4326枚。2010年，云南省档案馆得到国家档案局将云南作为抢救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试点的批准，结合本地的特色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开展全省独有的15个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迄今为止，已完成对阿昌族、布朗族、基诺族和独龙族档案数字化建设工作。以独龙族为例，该全宗包括反映该民族生产、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采集录音25份，照片357张，文字资料338份，实物档案5件，书籍23册。这一系列档案资源建设工作有利于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内容和结构向多样化发展。

2.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2.1政策法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虽然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了档案工作管理的原则，民族地区也颁布实施了相关条例，比如《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但是，纵观整个民族地区，有关保护管理档案的法规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比如保护管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云南省档案条例》虽然规定有关单位应当加强对记述和反映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和开发利用，却没有具体规定如何加强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内容、方法与方式，也没有明确规定“加强”工作的范围和形式。这样，法规条例的不健全，导致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藏建设缺乏标准性管理规划。

2.2管理缺乏系统规划

管理方面的规划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中，存在缺乏统一的标准规划问题。比如在征收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时，如何鉴定是否属于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以及价值的大小，我国尚无统一的标准。第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民族地区的珍贵的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被多个单位机构或者个人收藏，随着开放存取的信息资源建设的理念的深入人心，如何将多个机构里收藏的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数字化并且搭建少数民族资源共享平台和服务，还需要进一步的管理的组织规划和技术规划。

2.3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经费的紧张是我国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有其本身的脆弱性和不可替代性，每年档案馆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征集、维护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虽然云南省每年拨2000万元的资金抢救濒危少数民族文献，但是比起我国民族地区各地庞大的档案馆经费以及分配的问题，经费的不足仍然是影响我国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的一大问题，制约着档案馆设备的更新、民族档案的数字化等发展。经费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财政的边缘化，虽然档案工作具有服务性，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档案工作一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二不直接从事国家管理、科学技术研究、文艺创作等活动。因此，国家财政预算中用于档案工作的经费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远远低于生产建设、医疗卫生等行业的支出。

2.4馆藏内容与结构仍需逐步改善

由于我国历史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内容以党政文书档案居多，馆藏形式以纸质档案占绝大比例。而该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中具有当地特色的少数民族历史实物档案，例如声像档案，石刻档案等占据的比例小。一些地方，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并没有专门设立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文献中心。而对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较好的云南省档案馆，收集的本省25个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中，以白族家谱，纳西东巴经，傣族贝叶经，佤族印章为多，而景颇、德昂、普米等其他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收集较少。

3.进一步促进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的几点建议

3.1加大政策法规的建设力度

完善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离不开国家和地方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国家应当加强对民族地区总体性法制建设的重视，地方应当加强对本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法规条例建设。2008年云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对于保护当地阿尺目刮、神川热巴、瓦器器、阿勒、大词戏等歌舞历史档案有指导作用。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制定涉及到征集、整理、分类鉴定等内容的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保护法规条例，使档案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3.2统筹管理规划

首先应明确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范围。这是对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建设的基础，只有确定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范围，才能科学的有效率的进行少数民族资源建设工作。以前有学者认为，只有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档案才算少数民族档案，这样就把用汉文记录的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档案剔除了少数民族档案范围，显然这样划定范围不利于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的发展。同时，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应根据自身情况，增加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收集的范围以及类型。比如说在云南贵州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为了进行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时，需要大力发展口述档案。虽然口述档案是否属于档案在学术界仍有争论，但是口述档案可以帮助发展落后的民族更生动的记录自己以及其古老的民族传说。因此，使少数民族档案管理科学化，确定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范围，是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的基础。

其次是重点建立当地特色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数据库。通过现代数字化技术，在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建立当地特色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数据库，有利于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在社会上共享和利用，有利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尤其是濒危的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抢救和传承。云南省档案馆通过对本省25个少数民族档案的抢救工作，建立了专门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数据库，目前，对于阿昌族、基诺族的档案数据库建设工作已经完成，它们全面反映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婚姻习俗、音乐歌舞、传统医药、手工技艺等社会发展变化。

3.3与高校及有关企业建立合作机制，突破经费瓶颈

虽然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收集了大量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但由于经费不足的问题，使资源建设发展缓慢，不能为社会充分开发利用，而由于利用率低又导致不被国家社会所重视，出现恶性循环。对此，建立与当地高校、出版商等有关企业的合作机制有以下的好处：第一，有利于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加强与高校、研究所等机构的项目合作，可以弥补维护、更新档案馆设备上经费的不足。第二，有利于提高档案利用价值，使国家社会提高对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重视，从而加强对民族地区综合档案馆的财政拨款。第三，有利于丰富其馆藏资源，通过合作，档案馆和相关机构往往会以复制的形式交换相关成果，这样形成双赢。

3.4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收集少数民族历史档案

为了更好的收集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其主要方式有三种：

第一，主动向过去有地位的少数民族地方官员、宗教人士和贵族，比如毕摩、喇嘛、土司和头人的后人征集、购买或交换族谱、个人书画以及中央册封的文书印章复印件等。这些资料直接反映了民族地区解放以前的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活动，有利于社会对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有新的认识。

第二，积极追索流失海外的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我国有大量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例如满族历史档案，西夏文献等，由于历史战争或人为走私原因流失在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因此，我国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或法律手段追回流失海外的少数民族历史档案。

第三，大力征集少数民族口述档案。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将民族地区濒临灭绝的文化制成永久保存的口述档案，弥补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的不足。

综上所述，加强民族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对于当今社会是一项紧急而重要的任务，只有加强有关政策的落实，人才的培养，以及馆藏结构的优化，才能使民族地区综合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的更好。

参考文献：

[1]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陈子丹.构建边疆多民族档案资源体系的思考――以云南为例[J].档案学研究.2013.

[3]陈子丹，魏容.云南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探索[J].档案管理.2013.

[4]王文云，马春秀.德宏州少数民族档案征集管理的几点思考――以阿昌族为例[J].德宏州档案局.2013.

[5]赵彦昌.中国流失海外的满文档案文献及其追索.山西档案，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