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精选(九篇)

第1篇：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范文

2013年10月，美国调查公司FactSet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苹果以4331亿美元的市值，再次夺得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行榜首位。回顾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从乔布斯创办苹果开始，他对工业设计和艺术近乎偏执的钟情就使苹果公司天生拥有优质的“服务”基因；当苹果公司实现iPod和iTunes的完美整合，开创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将硬件、软件和服务整合在一起之后，才真正实现了公司从产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的转变，苹果也被视为服务主导逻辑的成功典范之一。另一个企业典范是蓝色巨人IBM，从最初的打字机到现在的“智慧地球”，经历了对优势的割舍和转型的阵痛后，成功实现从制造企业到服务巨头的转变，也得益于贯穿始终的“服务主导逻辑”。通过对这些企业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企业不断对原有资源和优势进行调整和改进，在符合环境变化的条件下实现价值创造、主导逻辑和企业战略三者的契合，将是企业应对这一时代挑战的有力武器。

价值创造模式的演进

实现价值创造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目标，从企业战略和营销的角度看，“价值创造是使消费者（或用户）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好”或者是“增加消费者收益”的过程。价值由谁创造？为谁创造？如何创造？成为企业需要回答的几个关键问题。随着我们对价值创造主体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对价值创造方式也会有不同认识。按照价值创造主体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不同贡献，存在三种不同的价值创造方式。

首先是生产者单独创造价值模式。这一观点基于工业社会的产品主导逻辑（Good dominant logic），认为生产者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并单独创造价值，而消费者则是纯粹的价值消耗者。在产品主导逻辑下，生产者作为价值的唯一创造者，整合各种资源自主决定价值创造，生产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就是价值创造的载体，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交换价值是生产者所关注的核心利益；对生产者而言，消费者只代表市场需求，是企业服务的目标群体，消费者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取自己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在消费过程中消耗或“毁灭”价值。因此，消费者是价值的被动接受者，进而被排除在价值创造过程之外。在生产者单独创造价值的模式下，价值在交换之前已经由生产者创造，并固化在产品和服务中，市场交换是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生产与消费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缺乏交集，二者只是在市场交换中实现交互。

其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创价值模式。价值共创理论认为，生产者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消费者也不再是纯粹的价值消耗者，而是与生产者互动的价值共创者。在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的模式下，消费者不断加入价值创造的过程，在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制造和消费过程中与生产者进行互动和合作，进而对价值创造产生影响。随着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程度的加深，生产者原有的价值创造系统逐渐演化为一种开放系统，并将消费者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使其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中，与生产者一起成为价值的共同创造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合作、互动中共同创造价值，生产和消费过程相互融合，不再彼此独立，具体表现为消费者作为操纵性资源的拥有者加入价值创造系统，而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则通过提出价值主张、与消费者互动等方式加入价值创造系统。

更有学者在近年提出第三种价值创造的模式，即消费者单独创造价值的方式。根据克里斯蒂娜·海诺宁（Kristina Heinonen）提出的“顾客主导逻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价值创造由消费者主导和控制，消费者体验成为消费者主导的价值创造过程的核心内容。与价值共创中的体验不同，顾客主导逻辑下的体验超越了消费者与企业互动的范畴，是使用价值形成的全过程体验。顾客主导逻辑观为消费者单独创造价值提供了理论支持。消费者单独创造价值是指消费者在企业提供物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价值主张，在消费过程中对企业提供物进行价值再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不存在互动，消费者利用企业的提供物单独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既可以是客观的效用价值，也可以是主观的感知价值。例如，消费者根据个人偏好和需求改变企业产品的结构和使用方式以满足其个性化消费需求，并同时创造效用价值和心理价值。但不论如何强调消费者单独创造价值的重要性，其仍然体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创价值的理念。

价值共创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创造现象越来越受到管理学界的关注，价值共创理论的提出对传统的价值生成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价值共创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引起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也仅是近十年的事。目前主要有两种价值共创观点，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价值共创理论的两个不同分支。一是由C.K. 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和文卡特拉· 马斯瓦米（Venkat Ramaswamy）提出的基于消费者体验的价值共创理论，他们认为共同创造消费体验是消费者与企业共创价值的核心，从企业竞争视角揭示了新环境下由企业与消费者角色转变导致的企业经营理念与经营模式的转变，并且认为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是企业构建新的战略资本和塑造新的核心能力的全新战略取向。关于价值共创的另一个理论分支认为价值网络成员间的互动是价值共创的基本实现方式，其代表是斯蒂芬 L.瓦戈（Stephen L. Vargo）和罗伯特 F.鲁什（Robert F. Lusch ）提出的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理论。

价值共创的逻辑基础

在当今的信息经济时代，行业界限逐渐模糊，企业的提供的既不是单纯的商品也不是纯粹的服务，而是把两者整合在一起的“解决方案”，企业和消费者已经很难准确地区分商品与服务。为此，瓦戈和鲁什两位学者于2004年在美国《营销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向着新的营销主导逻辑迈进》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服务主导逻辑，随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他们建议遵循一种全新的服务主导逻辑，并且主张不要对两者进行主次或优劣区分，而是把两者统一到服务的概念下，进而重新思考市场交易、价值创造等基本问题。他们建议用全新的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 Dominant Logic）来取代传统的产品主导逻辑（Good Dominant Logic）。服务主导逻辑一经提出，便在营销学界和管理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讨论。相关的学术争论也促进了服务主导逻辑思想的不断完善，并最终形成了关于服务主导逻辑的十个假设（见表1）。

关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理论界早已提出了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 based theory）和核心能力理论（core competency theory），而对于资源类型的划分以及对不同资源重视程度的差别，也成为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逻辑的主要区别的表现之一，根据詹姆斯A. 康斯坦丁（James A.Constantin）和罗伯特 F.鲁什的分类，企业资源可以分为对象性资源（operand resources）和操作性资源（operant resources）。对象性资源是主要指有形资源（包括商品）、自然资源等，在生产活动中通常处于被动地位；后者主要包括知识和技能，在生产活动中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服务主导逻辑下，以知识和技能为代表的操作性资源就成为最核心的要素。与对象性资源相比，操作性资源通常是无形的，但又是动态的、无限的。

基于古典经济学和工业经济特征的商品主导逻辑把对象性资源看作是最重要的资源，并把体现对象性资源的最终成果形式的“商品”看作是创造和积累财富的核心要素，商品主导逻辑所秉持的重对象性资源、轻操作性资源的观点，在这一主导逻辑下，企业没有给予商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涉及的知识、技能等操作性资源以应有的重视，并且把这种资源的最终表现形式“服务”仅仅看作次优产出。甚至在这种逻辑的主导下，许多学者把服务作为商品的对立面，用原有商品逻辑的思维来探讨服务的特征，提出不同于产品的思路和方式来探讨推广服务的战略及对策。

而核心能力观将核心能力当作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高阶资源（high-order resource）。从本质上讲，高阶资源是一种整合了多种基础资源的“知识和技能束”（bundle of knowledge and skill）。基于操作性资源观，瓦戈和鲁什把服务定义为“某实体为了实现自身或其他实体的利益，通过行动、流程和绩效对自身的知识、技能等专业化能力的应用”。这一服务定义超越了商品主导逻辑中“分”的思想，而把具体的商品（goods）和服务（services）统一于服务本身。从价值创造和呈现的角度，对象性资源和操作性资源的观点差别并不意味着在商品（goods）与服务（services）中服务更胜一筹，也不意味着在服务主导逻辑下企业应该只重视服务。而是在服务主导逻辑下，商品（goods）与服务（services）已经不再是同一水平上的概念，更应该秉承“整合”与“解决方案”的思路培养企业的竞争优势。

企业营销战略的转变

每隔两年，MSI（美国营销科学学会，Marketing Science Institute）会邀请其成员、企业和学术领军人物帮助设立可资助的研究话题和研讨会议，这成为了解当今全球营销研究热点的重要窗口。2010年美国营销协会教育者年会将价值共创作为分组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营销科学学会也把价值共创列为2010～2012年的优先研究方向之一。在2012～2014的优先研究话题中，也进一步充分体现出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的发展趋势，如专题3“设计体验，而不是产品”：如何使顾客体验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有趣的、反复的和有价值的？产品体验研究不仅仅存在于服务业和零售领域，还可以向新兴领域转移。人们购买的是体验而不是产品。在营销领域，需要企业系统设计出能创造品牌价值的体验。哪些体验对顾客是紧要的而哪些是不重要的。再如，专题4“洞察消费者角色”：种种迹象表明，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尤其是针对人们为什么购买和使用产品与服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消费者洞察能力，如通过移动设备打分、社会媒体监督、在网上或店内跟踪行为等。

传统营销体系以价值链思想为主导，营销管理的主流模式是“选择价值—提供价值—传递价值”。在以服务生态系统为主导的营销蓝图中，营销管理的核心是创建能使各方共赢的平台，顾客和其他参与者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获得应得的利益。在基于服务主导逻辑和的价值共创观念下，营销部门的角色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营销部门将成为传达消费者信息的中介、促成市场交易的协调者以及消费者社区的管理者。

从最初的产品学派开始，企业和营销研究者探讨如何将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完成交易，到后续的以消费者为核心的营销管理提出，价值由市场决定，商品嵌入的价值必须对消费者有用，市场营销的主要职能是形成让消费者满意的决策。从1980年代至今，营销已成为社会和经济的重要发展流程，在批判旧有流程框架的基础上，营销理论和实践出现了新的范式，营销不仅仅要注重产品交换，更要关注无形产品、技术、知识和流程交换；基于有形产品的营销观念，不仅不利于对服务的理解，甚至还会导致对营销理念的误解。因此鲁什等人对营销观念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提出经典的“To Market—Market To—Market With”营销观念的发展范式，并归纳了营销观念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以前），重在发现市场，主要解决产品、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问题，并且产生了产品、功能和制度三个学派；第二阶段（1950～2010年）注重市场管理，强调一切市场活动应以消费者为中心，旨在发现消费者的潜在价值和探索最佳营销组合；第三阶段（2010年以后）是价值共创阶段，这个阶段强调生产者与消费者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价值，以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

第2篇：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范文

企业业务逻辑主要是客户订单驱动的，根据生产计划(订单加预测)来确定所需的物料和能力，并且时间受客户交货期和产品结构特征的约束，即根据客户交货期和产品结构特征来反推并动态配置资源。资源配置是受时间约束的，如果物料和能力在可用量和时间上能满货期的需要，则体现了即时生产(JIT)和敏捷制造的思想。市场和订单变化及内部资源配置的水平影响计划的准确性。如果资源在某一时间点上不能满足需要，或订单及市场变化导致计划的变更及资源的重新配置，企业就必须根据变化来配置资源。订单变化包含量的增减变化和时间变化，这些变化都影响企业资源的配置。供应订单的变化和内部计划水平也影响资源的配置，业务的结构性调整和商业模式的变化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企业业务逻辑和资源配置。

作为业务逻辑的一部分，业务流程是在功能确定的组织结构中，能够实现业务目标和策略、相互连接的过程和活动集合。

业务流程不仅要体现在业务逻辑中，也要体现在软件逻辑中。在信息系统开发和设计过程中，业务逻辑决定软件逻辑，软件逻辑反映业务逻辑。

软件逻辑泛指软件能实现的业务运作模式与操作流程，包括软件的功能架构、工作流及用户界面等。软件的逻辑有两种：一种是完全定制的软件，虽然也有一些平台化的模块，但真正的软件逻辑是需要结合企业的业务逻辑重新设计并开发的；另一种则是成熟的产品，像一些ERP软件，本身带有成熟的软件逻辑，包括不同行业的业务模式、业务流程和用户视图等。软件逻辑是软件系统的命脉，也是软件承载业务的具体表现形式。ERP核心逻辑包括MRP逻辑和APS逻辑。

许多ERP系统将MRP逻辑作为协调供应链活动的主要动力源。MRP采用倒推无限排程，通过物料清单展开制品的需求，并生成生产计划。MRP逻辑有两个重要假设：无能力约束和无物料约束。即MRP逻辑假设生产订单可以按截止日期完工，而不考虑资源能力，生产订单开工日期可以在不考虑物料可用量的情况下确定。在一些ERP系统中，MRP逻辑计算变动提前期和作业的截止日期，这考虑了可用的能力。MRP逻辑还支持基于定额的排程，这种排程考虑变动提前期。MRP逻辑，特别是考虑变动提前期和排程计算的MRP逻辑，为多数情况下的供应链同步化构建了一个简单又全面的模型。

APS即高级计划与排程，是一种基于供应链管理和约束理论的先进计划与排程工具，包含了大量的数学模型、优化及模拟技术，其功能优势在于实时实现基于约束的重计划与报警功能。在计划与排程的过程中，APS将企业内外的资源与能力约束都囊括在考虑范围之内，用复杂的智能化运算法则，进行常驻内存计算。APS逻辑代表了传统MRP逻辑排程思想的重大改变。APS应用资源和物料约束进行有限排程，为每一资源生成详细的生产计划，APS将排程结果上传到ERP系统，用来协调采购活动和做出交货承诺。APS逻辑包括资源能力模型、详细的工艺路线信息、物料清单和有限排程规则。APS逻辑通过基于能力和物料约束的有限排程，使供应链活动同步。

第3篇：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范文

关键词：多媒体；数据库；需求分析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07)06-11489-02

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人类信息化发展最快，他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旅游业信息化是通过信息资源的开发和信息通讯等高科技的有效利用，对旅游业全方位，多角度高效利用。我们主要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架构三峡库区旅游业多媒体数据库信息系统。

1 系统需求分析

本系统主要根据三峡库区旅游业发展现状进行的需求分析，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用户功能简图

2 用户需求分析

从用户对系统的要求出发，经过综合分析，可以从中知道用户对多媒体数据库有一下几个方面的需求：

2.1用户分类

(1)一般用户(指一般只要求提供查询和查看的用户)；(2)注册用户(想要享受更多的服务和数据要求的用户，如提供数据上传、下载等)；(3)管理用户(对数据库数据进行管理、维护、调整、以及维护的用户)。

2.2不同用户的需求

一般用户是指在网络多媒体系统中，只要求取得或浏览相关资料的用户，该层次的用户不要求能够参与系统的更新与数据的维护，一般用户对数据库中的数据也不能进行修改。因此一般用户的主要目的是查询数据库资源，得到相关信息。

注册用户则拥有比一般用户更高的数据服务要求。注册用户也拥有比一般用户更多权限

和能享受更多的服务，为了使用户参与多媒体体数据库的管理与维护，因此给注册用户分配一定的权限，能够调动用户参与的积极性。

对注册用户的资料进行管理，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更新，同时优化整个系统的数据，对用户上传过来的文件进行合法验证，这是高级管理用户的需求。高级管理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改变数据库中的相应内容和管理注册用户资料，删除不合法的用户，对其他用户进行功能限制。

数据管理又包括以下几点：(1)及时对最新数据进行添加和调整；(2)删除过时的多媒体资料；(3)修改错误的多媒体数据资料，对用户上传的资料进行更为准确的划分；(4)根据需求变更某些功能。

3 功能需求分析

3.1系统数据功能（如图2所示）

图2 系统功能简图

(1)系统要求能够提供数据查询功能，以供用户数据查询；

(2)数据查看能力，用户能够查看相关多媒体信息；

(3)文件上传功能，提供给注册用户上传自己的文件，供大家共享数据；

(4)数据更新功能。高级管理员能够通过数据更新功能，更新数据库中的数据和其他用户信息；

(5)数据统计功能。系统能够自动对访问次数多的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高级管理员可以通过统计的数据查看资源的使用情况，以便对系统数据进行更合理的管理。同时系统也能根据统计的数据进行更合理有效的查询和实现。经常访问的数据具有更高的优先查询和显示的特点；

(6)数据自动优化能力，多媒体系统应该具有更具用户的访问需求自动更新和优化；

(7)管理员人工调控能力。管理员用户对数据的绝对操纵的能力，使其可以根据人为的需求调节系统；

(8)其他能力。

4 网络多媒体数据库体系结构

根据Web数据库的特点，可以将系统数据库分为三个层次结构：

表示层：表示层提供用户接口，用户通过该层能够直接访问数据库中的数据。

逻辑层：提供数据逻辑结构流程，程序语言可能在这一层中通过语言来控制和执行相关指令。

数据层：数据层由数据库来直接管理的物理数据存储模式。数据层是用户不可见的。

用户和管理员通过表示层可以实现对数据库的访问，而用户和管理员都无需知道数据库的逻辑结构和关系，表示层是用来简化数据库的操作，实现无需专业知识，只需要会上网，均可以使用该系统的资源。表示层的特点是操作简单明了。

三层结构上相互独立，各层之间通过数据来建立联系，各层的改动不会相互影响。

5 功能模块具体分析

功能模块根据面向不同的用户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如图3所示：

图3 系统功能模块图

三个层次的关系是相关依存的，用户层的数据必须经过逻辑层，进行逻辑处理，才能够放入到数据库中，逻辑层数据也需要与数据库联系才能够完成数据的存放。而数据层数据是由用户层输入到逻辑层处理后再传入的数据库，每个层次所处理的方法是独立的，不会相互影响，同时，各层之间通过数据建立联系，使他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用户层输入的是直接数据，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而要放到数据库中，则要经过逻辑处理来转换数据格式和处理成数据库能够存放的格式。同时，用户层的查询的数据也要经过逻辑层的加工来实现合理组合的并显示。

5.1用户层

(1)用户层的主要功能

用户层是用户访问数据库的结构，在用户层用户不需要知道系统的内部结构，也无需了解数据库的内部结构的时候，直接通过浏览器就可以实现数据的访问。用户层是用户对系统的直接了解，如何更简单快捷的访问数据，是用户和设计方要共同解决的问题。用户在使用时，应该使用户尽可能看到的是与数据结构无关的数据，让用户能方便的使用系统资源。

用户层中，用户通过访问简单的网页，就可以实现和数据可以沟通的目的了。

(2)后台管理应设计在用户层

由于用户层操作简单，不容易出错，为降低管理的难度和增强系统的稳定性，系统的后台管理应该设计在用户层。

5.2逻辑层

逻辑层是系统内部处理数据层，数据内部处理过程都是通过逻辑层来处理数据，所有数据命令和运算均通过逻辑层中来实现。由于逻辑层的任务比较复杂，逻辑层的所有操作都是通过程序来控制和实现的。逻辑层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数据内部模型，应用程序通过该模型来管理访问数据。逻辑层的基本结构图如下，如图4所示。

图4 逻辑结构流图

数据在逻辑层中的处理是由程序来控制的，这也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如何加工和处理数据，多媒体数据合理地存放到数据库中，也是逻辑层要完成的任务。逻辑层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起了数据中转和数据加工的作用。从用户层中传来的数据经过逻辑层的加工，送到数据层，而用户层需要的数据，也是由逻辑层来提取的。逻辑层将用户需要的数据转化为浏览器可解释的HTML语言，用户看到的不在是抽象的数据结构，而是具体的数据。

5.3数据层

数据层是系统最里层，数据层的数据处理是通过数据库来完成的。数据库要完成的功能是存放和提取数据，这些都是由数据库系统来完成，如图5所示。

在数据层中，用户最经常使用的基本功能是查询提取和修改数据，用户通过外部结构，传递具体的参数进来，由数据库基本语言来实现这些功能。

图5 数据层结构流图

5.4 三层结构的关系

在功能模块中，各功能操作相对于其他功能是独立的，各层之间通过数据来传递信息，各层的操作不会相对影响。同时，各层之间仅存在数据依赖关系，各功能模块的更新不会相互影响。各层之间通过数据来实现交互，即使各层之间的功能模块更新，界面改变，只要提取的数据接口不变，则相应的程序也不需要改变，我们数据库中的数据存放结构改变，只需要提取数据的程序接口改变就可以实现其他功能模块不变了。

网络媒体数据体系三层结构，表明了每一层各自的功能，同时给出了一种相应的实现技术。表示层使用ASP，结合HTML实现数的显示；在逻辑处理中，ASP在调用SQL查询语句，SQL负责和数据库打交道。这样各个层次职责清楚，ASP和SQL构件都可以重用，对数据源的改变和对页面显示的调整，相互之间都不会影响。比如，修改了数据库设计，SQL查询语句只需做一定的改动，但是只要定义的接口不变，其他层都可以不变。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应用处理数据的流程，大体上是依照：输入数据-->表示层-->逻辑层-->数据层-->逻辑层-->表示层-->输出数据。

6 结束语

本文创新点：本系统采用目前流行的Web技术设计实现了在Internet三峡库区旅游业信息化查询，投入实际使用后达到了预期效果，方便旅游企业和旅游景点及时旅游信息，提高三峡旅游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库区旅游业快速发展，提升国内和国际的核心竞争力，吸引大量的旅客来三峡观光旅游，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在使用过程中我们还将进一步对其进行功能扩充和改进。

参考文献：

[1]李书杰.李志刚.B/S三层体系结构模式[J].河北:河北工学院院报2002,24(1):2.

[2]李世杰.Asp网页设计手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3]杨继平.吴华.等.SQL server 2000自学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4]闪四清.SQL Server 7.0 系统管理和应用开发指南[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第4篇：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范文

【关键词】逻辑框架工具；概念解释及应运方法；作用或意义

90年代后期我国引进国际民间一些扶贫发展机构，专门针对我国贫穷落后的特定的社区范围内（如乡镇、村子、乡村学校、卫生院、居民点等等）推行微型经济发展项目，这些机构在长期的实践中将国际一些前沿的扶贫理念与本国的贫穷特点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扶贫发展工作模式，叫微型项目经济发展模式。它有一套专门的行之有效的相互关联的理论和指标体系，简称发展之逻辑框架（或项目设计矩阵），它的一切建立在社区具体情况之基础上，通过梳理和分析社区各种资源，诊断出制约社区发展的核心问题，以此建立项目目标，又针对在通向（达到）核心问题各种方法和途径上，诊断出切合实际的能为实现目标带来贡献的核心问题，以此建立项目产出（效益产出），在项目产出的基础上，设计出相应的具体的项目活动，即资金投入活动，同时还要建立验证的指标体系、确立验证方法和基础线，设定重要假设等。另外，逻辑框架的建立，社区群众始终是参与的主体。逻辑框架成为一些民间扶贫发展机构解决贫穷落后地区问题的重要工具或法宝，是微型项目经济发展模式的常用手段。假设黄河村发展之逻辑框架结构（或项目设计矩阵）如表1所示。

从框架图看出，逻辑框架根据事物的因果逻辑关系用框图（4x5矩阵）把目标和因果关系分成四个层次，四个层次之间又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垂直逻辑关系和各层次内部的水平逻辑关系。四个层次是项目活动（投入）、产出、目的和目标，形成垂直逻辑关系；每个层次水平方向由客观验证指标、验证方法、基础线和重要假设条件构成，形成水平逻辑关系。

现就以上逻辑框架中几个主要概念及如何运用探讨如下：

一、社区发展目标。目标可以说是一个项目的指导原则，即未来要解决的社区主要突出的矛盾，社区问题很多，纷繁复杂，如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差、交通不便，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艰苦、发病率高，健康没有保障、教学质量低，入学率低、自然灾害频发等等，诸多问题有可能无法梳理。按照项目操作原则，要有专门成立项目工作小组，组员由催化员（负责激发群众表达）、记录员（记录访谈资料）、观察员（负责秩序，维持规则）组成，其方法是将社区群众按性别、青年、中老年、学生、领袖等分成若干目标人群结构小组，每组10-20人为宜，再进行结构访谈讨论，这一环节就是项目工作小组利用结构访谈讨论，社区任何矛盾及问题均由社区群众提出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社区领袖（如村支书、村长、校长、卫生院长等）对问题的把持，因为社区领袖习惯上一言堂，而老百姓大多数没有表达的机会，要避免社区领袖一言堂，这样做的意义就是让群众表达对社区的自主看法，提高群众的自信心，有利于将社区的真实情况反映上来，群众是社区的主体，应当被重视和尊重，他们比谁都了解自己的社区，未来项目实施的优劣与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有直接关系，经过整理、筛选、排序，从而确立社区需要优先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框架中统领全局的大目标。以黄河村为例，黄河村的主要问题是农民的经济收入低，它是从诸多问题中优先排出第一位大问题，下一步将“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列为社区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展开其它项目步骤。

二、项目目的和项目产出（效益产出）。项目目的是指“为什么”要实施这个项目，即项目的直接效果；项目产出指项目投入的直接产出。这两个问题要一并分析、推理和确立。其方法就是在项目工作小组的推动下，目标人群利用逻辑推理法即大树根图解的方法（下图），剖析、诊断造成制约社区发展目标的根源，这一环节不仅提高了群众对社区问题的分析能力，而且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假设群众一致认为社区经济收入低是社区首要问题，则以此问题为例，造成经济收入低的根源很多，假设分析出有两条根源，一是群众没有技术；二是粮食收成低；在这两条根源下可继续深入分析，没有技术主要是农民没有养殖、种植及打工技术等；粮食收成低主要根源是缺乏水和没有优良品种等等，以此类推。找到了制约发展的根源，也就是未来实施项目所要达到的改善了的结果，这样项目目的和即项目产出（效益产出）就浮出水面（见框架图所示）。大树根因果分析法，是项目设计的关键前提环节，由于目标人群认识水平参差不齐，通过相互催化、解释，每人都清楚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目标人群必须统一共识，避免少数人意见所为。需要注意的是项目目的是通向大目标必经之路，例如，框图中“提高养殖收入”能为实现“提高社区经济收入”目标带来积极因素，它有直接因果关系，则确定“提高养殖技术”为项目目的。项目产出必须切中社区实际和要害，且具可操作性。如框架图所示，“提高养殖技术”能为实现“提高养殖收入”即项目目的带来积极因素，有直接因果关系，则将“提高养殖技术”确立为其项目产出。社区问题和矛盾很多，不是所有问题均能解决，要与人力、物力和财力相适切，防止大树根因果分析法逻辑混乱和误入歧途。比如有的人往往将社区问题归结于没有钱，希望国家或外部机构向社区多发钱，但我们深信，任何形式的项目投资和扶贫开发肯定不会以简单的发放现金来解决问题，外部微型经济项目更不会拿有限的资金做蠢事，实践证明，发放现金能暂时解决燃眉之急，但它是短期行为，不仅不会给社区带来持续发展，而且会给社区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在工作小组人员催化下，目标人群按照正确的思路分析社区问题。下面以经济收入低问题为例，用大树图简要分析：

三、设计项目活动。就是为实现项目产出而进行的具体的活动，从逻辑框架上看，上层是大目标和小目标，最低层是活动，越往上其概念越抽象和宽泛，设计这个活动，不能有任何随意性，它为实现项目产出而设计，针对性很强。由于群众至始至终参与了调查、诊断社区问题的整个过程，群众对改善他们所进行的有意义活动期待性很强，在设计的过程中要考虑项目的方向性和可行性；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和文化等）；考虑外部资源的大小（项目资金、专家支持、操控人力等）；考虑群众的参与性；考虑社区发展的持续性。物质再多也有穷尽的时候，但人的因素是活的，如果人的能力提高了，就会给社区和自己带来持续的发展，项目活动本质上是提高和锻炼社区人的能力和挖掘利用社区资源的过程。比如设计社区开展养殖技术培训活动，目的就是要提高农民的养殖技术，农民有了技术，就有了持续发展的能力，进而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它符合项目产出的要求，符合社区实际需求，切合外部资源的运作。一个具体活动必须要设计和提交项目活动计划书，项目活动计划书有特定的格式，内容丰富，包括活动名称、实施时间、地点、活动统筹人、社区参与者（特定的待受惠目标人群）、活动对应的项目目标和产出指标（所要解决的问题）、活动步骤过程、资金预算明细表、社区中能利用的资源、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监测与评估方法、审核审批等，可见设计项目活动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那个领导说了算，而是参与式项目活动在特定的工具下产生的。监测与评估是项目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项目健康、高效发展的重要保障。事实上监测与评估的预备工作是在项目设计时就进行的工作，根据不同项目活动任务，设计不同的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的方法是表格记录、问卷调查、实地家访等，但设计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必须满足四个方面要求，首先，如何清楚我们做了所要做的工作；其次，如何判定所做的事达到应该有的标准；再次，清楚了解资源运用是否有效率；最后清楚逻辑框架中指针是否达成。按照参与式工作方法，参与监测和评估，不是全依赖项目操作人员，例如评估社区提高养殖收入目标是否达成，则参与评估的利益相关者主体包括社区群众、政府代表、农牧专家、项目机构及外聘专家学者等。监测和评估作用非常大，它的分量和影子含渗在框架上下前后左右的每一处，是项目执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它以框架为对象，不仅对项目管理者而言是一种加强管理的手段，对于贫困户而言，它也是一个促使农民认识项目，了解项目，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项目的手段，监测与评估不是一个简单的上级对下级进行工作检查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人员调查取证、著书立说的过程，它是通过项目的管理者、参与者完整地、全面地记录下项目活动内容、方式、结果及出现问题，进行阶段性的经验总结、分析利弊、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保证项目能进一步得一顺利实施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一个阶段，而是贯穿于项目的计划制定阶段、项目的实施操作阶段、项目的后续管理阶段及项目的利益分配阶段。在开始阶段，监测与评估能是项目的决策们制定的计划更切实际；在操作阶段，监测与评估能是项目的实施按照预期的目标发展；在后续管理阶段，监测与评估能让项目参与者对项目有个更清晰的认识，从而对项目存在的问题及时给予解决，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在利益分配阶段，监测与评估能让参与者们对其所应得的利益作出正确的评估，也为其它项目的实施提供利益分配依据。事实上，监测与评估是一个对回收的信息进行再评价过程。

四、客观验证指标。以定量量度或定性观察描述变化，来说明项目经济效果达到的程度，项目目标、项目产出和具体的项目活动，这些只是逻辑框架中的结构层次，项目的完成在管理上需要精细化，所以要将项目产出在细化为具体的指标，这个指标就是客观验证指标，它的特点是更具体更实际，具有量度性，资源可满足的，短期可以实现的。在项目产出及以上层面，指标用于评估效果；也就是项目的实际实施对与效益和目标的贡献；在产出层面，指标用于检测项目进度，以获悉项目活动是否以产出而进行。例如提高社区群众的养殖技术，这是项目产出（效益产出），但它很显然没有量度性，没有量度性的指标，任何项目活动就失去方向，任何评估监测就失去意义，所以要将项目产出细化成具体的客观验证指标。提高社区群众的养殖技术，它的验证指标可确立为：社区多少人需要接受养殖技术培训，一年内受培训人数达到百分之多少，这个百分数就是客观验证指标，它符合客观验证指标的特点，这样可以在框架中清晰地评价，社区群众如果真正完成了具体的养殖培训百分数指标，则证明此活动指标就是为项目产出即“提高社区群众的养殖技术”而进行的，也为目标即“提高养殖收入”做贡献，实际上项目投资目标就是要接近或达到客观验证指标。

五、基础线和验证方法。基础线它是客观验证指标的起跑线，客观验证指标就是建立在社区基础线上，它是外界项目进入社区前后的分水岭，有了基础线方可评判项目实施好坏优劣。基础线的建立需要真实的社区经济状况，需要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资料和实际家访及抽样调查来获取数据，它是外部项目进入前的社区经济数据。验证方法就是对完成社区确立的项目目标和产出的真实性指标与基础线进行考量和对比，例如项目机构在实施项目前，社区有10%的人有养殖技术，经过两次培训现有50%的人懂得了养殖技术，则“10%的人有养殖技术”就是基础线，在一个项目周期完成后，继续在本地乡政府、畜牧局或统计局可获取资料来考量经济收入的增加，对具体受惠农户可通过家访和实地抽样调查获取资料来考量他们因项目带来的养殖技术的普及和经济上的改变。由于资料的时效性，刚刚获取的资料，又成了历史资料，又成了第二次项目的基础线。

六、重要假设。由于外部微型经济项目的对象是社区，它属于微观经济层面的，而微观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所以任何外部经济项目的引入和推进，必须符合国家大的经济方针和政策。以提高养殖技术为例，如果农民有丰富的畜牧养殖技术，则农民的经济收入定会大增，这不仅符合农民的愿望，而且符合国家经济政策的宗旨。如果一个社区很贫穷，且农民十分渴望等到各种技术，但国家计划将此社区的农民进行迁移，则外部项目进入此社区的后果使双方均遇到风险。一个不变的国家经济政策，是外部项目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逻辑框架中，外部微型经济项目将国家政策视为重要假设。

从框架中看出，微型经济项目有严密的概念逻辑和关联的指标体系，为了能清楚阐明逻辑框架概念及运用，本文框架结构及内容比较简单，若逻辑框架在综合问题较复杂的社区中运用，则实际逻辑框架的结构和内容也庞大和复杂，但它严密的概念逻辑和清晰、关联的指标体系不变。可见，逻辑框架不是随便制作一个简单的表而已，它是项目实施机构与社区群众互动和辛劳的结晶。从逻辑框架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整个项目前后的目标和思路及手段，也可以清晰地找出监测项目的监测点，也自然看出项目的周期和全貌，它对参与实施项目的任何一方具有约束力，而不能以权力随意变更。事实上，单从框架中的几个概念也不能解释其框架的全部意义，从中我们发现和体会到底层社区群众参与式（从下到上）的工作方法对框架形成的重要贡献，也体会到监测与评估对框架良性运行的重要修正作用，多年的实践证明，微型经济项目采用逻辑框架之工具在实施项目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老百姓得到实惠和尊重，而且运用非常广泛，不仅能用于贫穷落后的农村，而且在期待提高发展的教育、卫生、环保、灾后重建以至个人的发展等特定领域也是一个十分灵活而有效的工具，所以，学习外部微型经济发展之工具，对我们以及政府部门实施的社区项目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5篇：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范文

[关键词] 行动逻辑；手段导向；元分析；创业教育；认知结构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2）06?0003?05

过去几十年，创业教育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从少数几个学校的开设到许多学校的普及，从单一的课程发展到多元化的内容。但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创业教育这一领域还未成熟[1]，创业教育应该教什么，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King认为，创业教育不是传统的经济管理教育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因为，创业企业和已存在企业的经营原则是根本不同的[2]。Vesper和McMullan认为，创业教育区别于经济管理教育的关键是“更快地产生捕捉创业机会的多种观点和培养创立新企业的能力”[3]。因此，创业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谈判技能、领导能力、新产品开发、创造性思考、技术革新等技能的建构，另外还应包括创业意识、创业观点保护、风投资源、不确定的容忍性等。但是这些内容都是零散的，且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

上世纪90年代，Saras等学者吸收了Erricsson关于认知结构与专家绩效[4-6]关系的研究成果，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创业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创业专家与创业新手内在的问题决策框架和认知结构是不同的，从而产生了一种研究创业的新范式——手段导向行动逻辑。研究发现，创业新手的行动逻辑是目标导向，它是一种为达到既定目标，而收集、调动相关资源的行动逻辑；而创业专家的行动逻辑是手段导向，它是一种在聚焦现有资源和手段的前提下，通过获取利益相关者共同承诺和利用意外之事，而创造机会，推动创业发展的行动逻辑。行动逻辑理论，将关注点转移到创业者的认知结构模式和问题决策方式上。手段导向行动逻辑区别于目标导向的行动逻辑，将关注点从应该做什么，转移到能够做什么，从实现目标转移到利用现有手段和资源。Saras认为创业专家和创业新手之间的差异，就是创业教育应该教授的内容。

一、一种新的行动逻辑

1. 手段导向

通过模拟实验设置一个创业情境，要求27位创业专家（创业专家创办企业的平均数量为7）和37位MBA学员（创业新手创办企业的平均数量为0.2），以边回答边叙述即有声思维的方式，解决创业过程中10个典型问题，并以录音带记录被试者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实验之后对两组被试者思考过程的分析，Saras发现创业专家和创业新手的回答有显著差异，大体差异表现在看待问题的问题框架（problem frame）和解决问题的决策方式（decision-making）[7]。根据两组被试认知结构的不同，Saras将创业新手的认知结构命为causation（目标导向）， 将创业专家的认知结构称为effectuation（手段导向）。正是不同的认知结构，导致了创业专家和创业新手不同的行动逻辑。行动逻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目标导向的行动逻辑，这种行动逻辑普遍存在于创业新手中；二是手段导向的行动逻辑，这是大部分专家创业者所具有的。目标导向由来已久，是管理学中目标管理的依据，并且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手段导向是基于创业专家在创业过程中，聚焦现有资源和已有手段而定义的，是一种与目标导向完全相反的思维。手段导向的发现给创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在创业过程中，面临市场、目标客户群、产品等未来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现有资源的有限性，如何克服种种的不确定，手段导向无疑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通过可控制的投入，通过战略联盟和随机地应变各种可能发生的变化，来推动企业的创建。手段导向和目标导向之间的具体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后面隐藏的创业效果，有待进一步探讨。

2. 手段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区别

正如Dew等学者所言，对于创业团体中大部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这两种行动逻辑不同可能并不奇怪，奇怪和重要的是，这两种行动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创业环境和企业经营管理环境的不同，预示着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采取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行动逻辑，这两种行动逻辑的总体区别如图1所示。目标导向从已设定好的目标去收集实现目标的手段，强调应该做什么；手段导向则从已有手段和资源出发，利用这些手段去创造可能的结果，强调能够做什么。手段导向的结果不是既定的，会随着新资源的获取而不断变化。

最初的行动逻辑不同，导致了行动逻辑背后行为过程的很大差异，手段导向行动逻辑和目标导向行动逻辑的具体差异如表1所示。

3. 手段导向和创业绩效的关系

创业专家所采用的行动逻辑是什么，这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究竟创业专家的手段导向行动逻辑能否较为深刻地解释创业绩效，才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关于手段导向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目前研究还比较少。其中Stuart Read等进行了一项元分析，对手段导向基本原则和创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除了可承受的损失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之外，三个手段变量即手段（means）、合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利用意外之事（leverage contingency）都显著地与创业绩效正相关，说明了手段导向能预测创业绩效。

创业专家内在的行动逻辑是手段导向，而这种行动逻辑又能较为深刻地解释创业绩效，对创业活动产生较大的影响。这迫使我们进一步挖掘创业专家行动逻辑内在的、可教授的元素，寻找目前创业教育中被忽视的内容：手段导向的世界观、认知结构、分析框架。

二、行动逻辑视角下的创业教育实质

创业教育该教什么，怎么教，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还在不断地探索新的理论指导。了解创业的本质，才能找准创业教育的本质。手段导向认知结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创业的本质，即创业是一种人们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创业者在目标模糊、环境不确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调动能做什么的因素，以实现可能的目标。

目前创业教育面临的问题主要有：课程内容上，模糊商业问题和创业问题的不同，忽视创业问题多功能的复杂性；过于重视基本经济理论、创业知识的掌握，忽视创业的实践性和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教学方法上，沿袭传统的经济管理教育方法，缺少为创业教育量身定做的培养方式，创业教育很多课程只是教关于创业的知识，而不是为创业而教[11]。传统的创业教育不管是对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忽视，或是沿袭传统的经济管理教育方法，都体现了传统的基于目标导向的教育形式，即重视对知识的掌握，在遇到问题时，诉求于书本上的知识，而不是创造性的解决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说明，传统的旨在培养学生目标导向认知结构的方式在创业教育中不适，目标导向的认知结构能够帮助已存在企业解决管理中的问题，但是，如果忽视创业问题的复杂性、创业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而盲目地沿袭以往的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创业教育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因此，创业教育需要的是一种更具前瞻性，有助于问题解决的灵活的方式，而不是一种死板被动的理念，以及强调理论的功能方式[12]。适合创业学习风格最好的方法是应用灵活，实践灵活的[13]。Kolb学习风格模型也证实了这一点，传统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出吸收者，而适合创业的可能是适应者和收敛者——他们往往具有很好的创造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善于主动实验获取经验。

手段导向的行动逻辑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创业本质。首先，这种行动逻辑是从具有多年创业经验的创业专家的思维和行为中提炼出来的，代表性和解释力强；其次，手段导向行动逻辑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资源的有限性，抓住了创业最重要的特征；最重要的是，手段导向认知结构的创业思维能导致更高的创业绩效，能较好地解释创业活动成功率。总之，手段导向的分析框架能更好地解释创业的本质，对手段导向创业教育内容的探索也更能抓住创业教育的实质。

三、行动逻辑范式下的创业教育内容

基于手段导向的创业教育，并没有完全否定其他创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自开创创业教育以来，各种创业教育都极大地影响了创业活动的发展，促进了许多中小企业的创办。因此，手段导向的创业教育不是对现有创业教育的取代，而是对目前创业教育的补充和发展。手段导向理论使得创业教育应该教授的内容，不至于零散，为创业教育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指导，也给创业教育效果评价指标提供新的启示[14]。

Saras认为，创业强调的是一种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认知结构模式，而创业专家所采用的手段导向的行动逻辑能提高创业者的创业绩效。手段导向不是某种创业知识，而是一种全新的，不同于目标导向的认知结构。因此，根据Saras的研究，在创业教育过程中强调对经济管理、创业基本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正如Rae所言，管理院校所教的技术对于塑造成功的创业者来说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15]，应该更注重的是在创业教育的内容上，对创业者手段导向认知结构的培养。

1. 手段先行：认识和把握资源

事先不设立目标，而是重视对现有资源和手段的认识和把握，我是谁，我有什么，我认识谁。认识已有的资源和手段，目的在于如何调动这些资源以实现可能的结果。由于创业环境和创业过程的高度不确定性，创业效果也就可能因环境、过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事先设立的目标就丧失其指导作用。与其如此，不如聚焦现有资源，根据手段和资源的情况而不断修正目标，最终促成目标的实现。

对于高校创业教育，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创业过程中以手段为导向的意识；另一方面，促使学生参加各种活动，积极拓展人际关系，为创业的实施储备资源。创业是对已储备的知识、能力、资源的调动，没有创业前期积极的储备，创业过程是不可能顺利的。Saras认为创业是做你能做的，这一观点是为了与做你应该做的对比，背后隐藏的观点并不是盲目地去做。虽然创业的第一步就是去做，但是如果之前不为能做什么而储备，怎能推动创业，能做什么是建立在已有的手段和资源上的。创业教育开设的课程应该是有利于学生创业知识、能力的储备，激发学生积极获取创业所需资源和手段。

2. 非预测性控制：撰写商务计划书和可行性分析的有效性

目标导向的创业者习惯于通过对现有市场、企业的分析来获取未来信息，从而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手段导向对未来的看法不是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的预测层面，而是倾向于通过利用意外事故和获取利益相关者承诺，来控制未来的不确定性。非预测控制，即避开预测性信息，而偏爱于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手中能够实实在在控制的事物。由于预测性信息是建立在现有环境和市场上，所以，其无法反映创业者今后采取行动的影响。创业效果依赖于利益相关者的特定投入和对意外之事的把握，而不是对未来信息的预测。因而，在创业过程中对可预测信息的依赖就大大降低了。

预测信息在手段导向中的淡化，使得有必要质疑现有创业教育中基于预测、调查分析的内容和方法，如撰写商务计划书和项目可行性分析。根据Solomon的2004-2005美国创业教育现状调查发现，传统的建立在调查分析基础上的撰写商务计划书和可行性分析，在创业教育中的比重分别是57%和37%[16]，基于预测性的教学方法在传统的创业教育中所占比例比较大。虽然没有实证说明调查预测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但手段导向行动逻辑中的非预测原则，明显给出了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因而，在创业教育设置上，有必要减少基于预测层面上的创业教育内容和方法。

3. 获取共同的承诺：创建创业交流与合作平台

获取共同的承诺，即通过吸引和获取利益相关者的投入，降低进入壁垒，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创业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通过获取利益相关者承诺，在相互的合作与交流中减少创业初期的种种不确定性。现有的创业教育能否创建更多的平台，供潜在的创业合作者走到一起，让学生在相互的交流中找到和发现创业机会是值得创业教育重视的。

Solomon对2004—2005年美国创业教育的现状调查发现，网络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创业知识信息共享[16]，切合了手段导向逻辑对创业教育要求的发展趋势。但正如Solomon提出的担忧：我们相信问题已不再是学校是否提供了网上学习和相关信息，而是被上传到网络上信息的质量[16]。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上信息五花八门，信息泛滥就如没有信息一样。提供有价值的创业信息，把有价值的创业信息传播给创业者，网络上创业方面的信息质量是否有助于创业者，都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除了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外，更多的创业交流平台应建立起来，以形成一个系统的创业交流体系。目前许多高校都设有创业园、创业指导中心、创业项目中心等交流平台。创业教育课堂上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及聘请成功创业者授课，让学生与创业者交流，分享创业心得，这些交流平台的设立也早已被重视。但如何利用这些交流平台，促进潜在的创业合作者走到一起，则是手段导向强调的重点。

4. 善用权变事件：识别创业机会

目标导向总是试图规避意外之事以保持企业的稳定，企业的稳定是目标实现的前提，企业内一旦出现各种意外之事，就可能影响预先所设立的目标的实现。手段导向预先不设立目标，认为意外之事虽然增加了创业过程的不确定性，但更重要的是给创业带来了新的机会，善用权变事件的行动者很可能因此发现新的创业机遇，扭转创业局势。权变事件的发生，能给创业带来新的资源，指明新的路径，推进创业所需资源和手段的成熟。

因此，在创业教育内容设置中，一方面应该加强学生利用而不是回避意外之事的意识，另一方面应该尽可能多地设置各种充满意外之事的创业情景案例，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的教育方法，训练学生在创业过程意外之事中发现和把握创业新机遇的能力。

5. 可承受的损失：非盲目投入

目标导向的创业者以收益为行动的准则，创业时，为了达到预期收益，或使收益最大化，可能不惜超越自己的偿还能力，一旦失败，则可能造成一辈子无法偿清的债务，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负担。而手段导向的创业者将创业活动范围限制在可承受的损失之内，即使失败，也不会导致无法偿还、无法再次尝试，以及无法正常生活的地步。Saras明确指出创业的成功需要不断地试错。Greeno和Simon指出，专家是通过不断地做、做、做来学习（experts learn by doing and doing and doing）[17]。将失败控制在可负担得起的范围，一旦失败，才可能有再次“试错”的机会，失败的价值，才可能在后续的探索中得到体现。而目标导向的创业者为追求目标，不惜大量投入，一旦失败，则没有再次尝试的机会，失败的价值无法实现。

毫无疑问，创业教育中对“失败”的教育非常重要。一方面，要认识到“创业失败”是经常发生的，失败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失败只有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才可能再次尝试，其价值才可能得到体现，失败才有可能成为“成功”之母。

好的教育者才能教出好的被教育者。培养学生手段导向认知结构，还应加强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聘请更多具有实战创业经验的教师。一方面，对现有创业教育者要进行手段导向认知结构的培养；另一方面，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多聘请一些创业经历比较丰富的企业家来授课，他们更务实，更可能是手段导向的行动者。

四、结语

Saras通过对比分析创业专家和创业新手的认知结构，发现了创业专家的手段导向认知模式。手段导向从多方面颠覆了传统的目标导向认知模式，从而给创业教育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启示。创业教育不应游离在经济管理教育的边缘，虽说所教的内容和经济管理教育会有重叠，但更重要的是要突出创业的本质特征。创业专家所具备的认知结构、分析框架正是创业特质的体现，是创业教育应该教授的内容。即，创业教育应该更多地注重对创业者手段导向认知结构的培养，强调培养学生对现有资源和已有手段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激发学生积极获取创业资源的意识；减少创业教育中基于预测层面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强调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的创业试错，提高从失败中学习的能力；创建多种交流合作平台，供潜在的创业合作者走到一起；在教学中设置多种情景案例，开展创业意外事件实训，提升学生在权变事件中把握意外之事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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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ae，D.. Teaching entrepreneurship in Asia： Impact of a pedagogical innovation[J]. Entrepreneurship，Innovation and Change，1997，6（3）：193-227.

第6篇：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范文

1.手段导向

通过模拟实验设置一个创业情境，要求27位创业专家（创业专家创办企业的平均数量为7）和37位MBA学员（创业新手创办企业的平均数量为0.2），以边回答边叙述即有声思维的方式，解决创业过程中10个典型问题，并以录音带记录被试者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实验之后对两组被试者思考过程的分析，Saras发现创业专家和创业新手的回答有显著差异，大体差异表现在看待问题的问题框架(problemframe)和解决问题的决策方式(decision-making)。根据两组被试认知结构的不同，Saras将创业新手的认知结构命为causation（目标导向），将创业专家的认知结构称为effectuation（手段导向）。正是不同的认知结构，导致了创业专家和创业新手不同的行动逻辑。行动逻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目标导向的行动逻辑，这种行动逻辑普遍存在于创业新手中；二是手段导向的行动逻辑，这是大部分专家创业者所具有的。目标导向由来已久，是管理学中目标管理的依据，并且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手段导向是基于创业专家在创业过程中，聚焦现有资源和已有手段而定义的，是一种与目标导向完全相反的思维。手段导向的发现给创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在创业过程中，面临市场、目标客户群、产品等未来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现有资源的有限性，如何克服种种的不确定，手段导向无疑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通过可控制的投入，通过战略联盟和随机地应变各种可能发生的变化，来推动企业的创建。手段导向和目标导向之间的具体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后面隐藏的创业效果，有待进一步探讨。

2.手段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区别

正如Dew等学者所言，对于创业团体中大部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这两种行动逻辑不同可能并不奇怪，奇怪和重要的是，这两种行动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创业环境和企业经营管理环境的不同，预示着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采取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行动逻辑，这两种行动逻辑的总体区别如图1所示。目标导向从已设定好的目标去收集实现目标的手段，强调应该做什么；手段导向则从已有手段和资源出发，利用这些手段去创造可能的结果，强调能够做什么。手段导向的结果不是既定的，会随着新资源的获取而不断变化。

最初的行动逻辑不同，导致了行动逻辑背后为过程的很大差异，手段导向行动逻辑和目标导向行动逻辑的具体差异如表1所示。

3.手段导向和创业绩效的关系

创业专家所采用的行动逻辑是什么，这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究竟创业专家的手段导向行动逻辑能否较为深刻地解释创业绩效，才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关于手段导向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目前研究还比较少。其中StuartRead等进行了一项元分析，对手段导向基本原则和创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除了可承受的损失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之外，三个手段变量即手段（means）、合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利用意外之事（leveragecontingency）都显著地与创业绩效正相关，说明了手段导向能预测创业绩效。创业专家内在的行动逻辑是手段导向，而这种行动逻辑又能较为深刻地解释创业绩效，对创业活动产生较大的影响。这迫使我们进一步挖掘创业专家行动逻辑内在的、可教授的元素，寻找目前创业教育中被忽视的内容：手段导向的世界观、认知结构、分析框架。

行动逻辑视角下的创业教育实质

创业教育该教什么，怎么教，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还在不断地探索新的理论指导。了解创业的本质，才能找准创业教育的本质。手段导向认知结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创业的本质，即创业是一种人们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创业者在目标模糊、环境不确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调动能做什么的因素，以实现可能的目标。

目前创业教育面临的问题主要有：课程内容上，模糊商业问题和创业问题的不同，忽视创业问题多功能的复杂性；过于重视基本经济理论、创业知识的掌握，忽视创业的实践性和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教学方法上，沿袭传统的经济管理教育方法，缺少为创业教育量身定做的培养方式，创业教育很多课程只是教关于创业的知识，而不是为创业而教。传统的创业教育不管是对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忽视，或是沿袭传统的经济管理教育方法，都体现了传统的基于目标导向的教育形式，即重视对知识的掌握，在遇到问题时，诉求于书本上的知识，而不是创造性的解决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说明，传统的旨在培养学生目标导向认知结构的方式在创业教育中不适，目标导向的认知结构能够帮助已存在企业解决管理中的问题，但是，如果忽视创业问题的复杂性、创业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而盲目地沿袭以往的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创业教育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因此，创业教育需要的是一种更具前瞻性，有助于问题解决的灵活的方式，而不是一种死板被动的理念，以及强调理论的功能方式。适合创业学习风格最好的方法是应用灵活，实践灵活的。Kolb学习风格模型也证实了这一点，传统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出吸收者，而适合创业的可能是适应者和收敛者——他们往往具有很好的创造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善于主动实验获取经验。手段导向的行动逻辑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创业本质。首先，这种行动逻辑是从具有多年创业经验的创业专家的思维和行为中提炼出来的，代表性和解释力强；其次，手段导向行动逻辑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资源的有限性，抓住了创业最重要的特征；最重要的是，手段导向认知结构的创业思维能导致更高的创业绩效，能较好地解释创业活动成功率。总之，手段导向的分析框架能更好地解释创业的本质，对手段导向创业教育内容的探索也更能抓住创业教育的实质。

行动逻辑范式下的创业教育内容

基于手段导向的创业教育，并没有完全否定其他创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自开创创业教育以来，各种创业教育都极大地影响了创业活动的发展，促进了许多中小企业的创办。因此，手段导向的创业教育不是对现有创业教育的取代，而是对目前创业教育的补充和发展。手段导向理论使得创业教育应该教授的内容，不至于零散，为创业教育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指导，也给创业教育效果评价指标提供新的启示。Saras认为，创业强调的是一种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认知结构模式，而创业专家所采用的手段导向的行动逻辑能提高创业者的创业绩效。手段导向不是某种创业知识，而是一种全新的，不同于目标导向的认知结构。因此，根据Saras的研究，在创业教育过程中强调对经济管理、创业基本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正如Rae所言，管理院校所教的技术对于塑造成功的创业者来说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应该更注重的是在创业教育的内容上，对创业者手段导向认知结构的培养。

1.手段先行：认识和把握资源

事先不设立目标，而是重视对现有资源和手段的认识和把握，我是谁，我有什么，我认识谁。认识已有的资源和手段，目的在于如何调动这些资源以实现可能的结果。由于创业环境和创业过程的高度不确定性，创业效果也就可能因环境、过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事先设立的目标就丧失其指导作用。与其如此，不如聚焦现有资源，根据手段和资源的情况而不断修正目标，最终促成目标的实现。对于高校创业教育，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创业过程中以手段为导向的意识；另一方面，促使学生参加各种活动，积极拓展人际关系，为创业的实施储备资源。创业是对已储备的知识、能力、资源的调动，没有创业前期积极的储备，创业过程是不可能顺利的。Saras认为创业是做你能做的，这一观点是为了与做你应该做的对比，背后隐藏的观点并不是盲目地去做。虽然创业的第一步就是去做，但是如果之前不为能做什么而储备，怎能推动创业，能做什么是建立在已有的手段和资源上的。创业教育开设的课程应该是有利于学生创业知识、能力的储备，激发学生积极获取创业所需资源和手段。

2.非预测性控制：撰写商务计划书和可行性分析的有效性

目标导向的创业者习惯于通过对现有市场、企业的分析来获取未来信息，从而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手段导向对未来的看法不是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的预测层面，而是倾向于通过利用意外事故和获取利益相关者承诺，来控制未来的不确定性。非预测控制，即避开预测性信息，而偏爱于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手中能够实实在在控制的事物。由于预测性信息是建立在现有环境和市场上，所以，其无法反映创业者今后采取行动的影响。创业效果依赖于利益相关者的特定投入和对意外之事的把握，而不是对未来信息的预测。因而，在创业过程中对可预测信息的依赖就大大降低了。

预测信息在手段导向中的淡化，使得有必要质疑现有创业教育中基于预测、调查分析的内容和方法，如撰写商务计划书和项目可行性分析。根据Solomon的2004-2005美国创业教育现状调查发现，传统的建立在调查分析基础上的撰写商务计划书和可行性分析，在创业教育中的比重分别是57%和37%，基于预测性的教学方法在传统的创业教育中所占比例比较大。虽然没有实证说明调查预测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但手段导向行动逻辑中的非预测原则，明显给出了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因而，在创业教育设置上，有必要减少基于预测层面上的创业教育内容和方法。

3.获取共同的承诺：创建创业交流与合作平台

获取共同的承诺，即通过吸引和获取利益相关者的投入，降低进入壁垒，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创业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通过获取利益相关者承诺，在相互的合作与交流中减少创业初期的种种不确定性。现有的创业教育能否创建更多的平台，供潜在的创业合作者走到一起，让学生在相互的交流中找到和发现创业机会是值得创业教育重视的。Solomon对2004—2005年美国创业教育的现状调查发现，网络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创业知识信息共享，切合了手段导向逻辑对创业教育要求的发展趋势。但正如Solomon提出的担忧：我们相信问题已不再是学校是否提供了网上学习和相关信息，而是被上传到网络上信息的质量。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上信息五花八门，信息泛滥就如没有信息一样。提供有价值的创业信息，把有价值的创业信息传播给创业者，网络上创业方面的信息质量是否有助于创业者，都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除了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外，更多的创业交流平台应建立起来，以形成一个系统的创业交流体系。目前许多高校都设有创业园、创业指导中心、创业项目中心等交流平台。创业教育课堂上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及聘请成功创业者授课，让学生与创业者交流，分享创业心得，这些交流平台的设立也早已被重视。但如何利用这些交流平台，促进潜在的创业合作者走到一起，则是手段导向强调的重点。

4.善用权变事件：识别创业机会

目标导向总是试图规避意外之事以保持企业的稳定，企业的稳定是目标实现的前提，企业内一旦出现各种意外之事，就可能影响预先所设立的目标的实现。手段导向预先不设立目标，认为意外之事虽然增加了创业过程的不确定性，但更重要的是给创业带来了新的机会，善用权变事件的行动者很可能因此发现新的创业机遇，扭转创业局势。权变事件的发生，能给创业带来新的资源，指明新的路径，推进创业所需资源和手段的成熟。因此，在创业教育内容设置中，一方面应该加强学生利用而不是回避意外之事的意识，另一方面应该尽可能多地设置各种充满意外之事的创业情景案例，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的教育方法，训练学生在创业过程意外之事中发现和把握创业新机遇的能力。

5.可承受的损失：非盲目投入

目标导向的创业者以收益为行动的准则，创业时，为了达到预期收益，或使收益最大化，可能不惜超越自己的偿还能力，一旦失败，则可能造成一辈子无法偿清的债务，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负担。而手段导向的创业者将创业活动范围限制在可承受的损失之内，即使失败，也不会导致无法偿还、无法再次尝试，以及无法正常生活的地步。Saras明确指出创业的成功需要不断地试错。Greeno和Simon指出，专家是通过不断地做、做、做来学习（expertslearnbydoinganddoinganddoing）。

将失败控制在可负担得起的范围，一旦失败，才可能有再次“试错”的机会，失败的价值，才可能在后续的探索中得到体现。而目标导向的创业者为追求目标，不惜大量投入，一旦失败，则没有再次尝试的机会，失败的价值无法实现。毫无疑问，创业教育中对“失败”的教育非常重要。一方面，要认识到“创业失败”是经常发生的，失败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失败只有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才可能再次尝试，其价值才可能得到体现，失败才有可能成为“成功”之母。好的教育者才能教出好的被教育者。培养学生手段导向认知结构，还应加强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聘请更多具有实战创业经验的教师。一方面，对现有创业教育者要进行手段导向认知结构的培养；另一方面，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多聘请一些创业经历比较丰富的企业家来授课，他们更务实，更可能是手段导向的行动者。

结语

第7篇：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范文

【关键词】 战略 战略逻辑 战略管理

一、战略理论的发展轨迹

战略一词原用于军事上，指对战争全局的策划和指挥，是长远性、全局性、根本性的方针、谋略，是为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而作的准备。战略概念运用于企业后，成为指导企业根据产业及市场规律，主动适应经营环境，通过组织及分配关键资源而形成自身独特的能力，并采用恰当的行动，以实现经营目标的管理指导思想。

时代及环境的改变，企业面临的挑战，导致战略管理思想几翻重大变迁。20世纪60年代初，钱德勒（Chandler）首先对企业战略问题作研究，提出“结构追随战略”论点，指企业经营战略应当适应环境，满足市场需求，而组织结构又必须适应企业战略，随战略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 1980）提出的“竞争战略”理论成为主流，其逻辑是：产业结构是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因素；企业可藉由执行一种基本战略（低成本或差异化），影响产业中的五种作用力量，以加强企业的相对竞争地位及优势；价值链活动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可通过价值链活动及关系的调整来实施其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Birger Wernerfelt （1984）提出“资源战略观”，认为竞争优势及获利能力来自企业特有的一组资源。Jay Barney（1991）进一步指出该些资源必须具备有价值、稀缺、难以完全模仿、无可替代的特征，且在企业之间是不可流动及难以复制的。20世纪90年代初，普拉哈拉德和哈默（C.K.Parhalad，Gary Hamel，1990）提出“核心能力观”，认为每个企业有其独特的运用资源和知识（技术）的能力，且该等知识和能力不能在企业间自由流动，难以被复制，由此保持竞争优势及获取超额利润。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战略管理发展呈现整合的趋势，战略联盟理论将关注点转向企业间各种形式的联合，强调竞争合作及战略网络的发展，认为竞争优势是构建在自身与他人的优势结合上。穆尔（James F.Moore，l996）提出“商业生态系统”概念，打破了传统以行业划分为前提的战略理论的限制，力求共同进化，管理者应从顾客、市场、产品、过程、组织、风险承担者、政府与社会等多方面来考虑商业生态系统和自身所处的位置，将系统内外各相关者联系起来，创建优势互补的企业有机群体的崭新商业模式。

二、战略的矛盾

有关战略的思想，战略管理专家们所给出的观点不尽相同。Kenneth Andrews认为战略需要理性思考，但Kenichi Ohmae认为战略是即兴的创造性思考。Balaji Chakravarthy，Peter Lorange认为战略是事前规划和精心设计的，但Henry Mintzberg，James Quinn认为战略是从潜在危机中浮现、渐进的。Michael Hammer认为战略重组必须打破过去旧的系统，但Makai Imai认为战略需保护旧的体系并加以精心修饰。Michael Porter认为战略需由市场驱动，但George Stalk，Philip Evans，Lawrence Shulman认为战略需由企业能力驱动。

现实中，企业常面临两难的困境，既要满足顾客需求，又要节省内部资源。战略制定本质上是一个解决矛盾的过程，不能沿着一种独立单向的思维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要在对立的矛盾中找到平衡点（刘军、吴维库，2004）。企业经营的过程实质是企业与客户等各方力量（包括企业自身）的竞争博弈，要从客户及自身实际出发，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战略决策。

三、战略逻辑

战略逻辑是指形成的战略背后所依据的想法与推理，联结着战略所要达成的目标和做法。每个企业有其独特之处，不同的管理者战略思想也不相同，这解释了为何两位战略管理者看到相同的事实，也具有相同的目标，但最后的战略做法却大不相同。尽管不同的管理者之间的战略思想有所不同，但当中的逻辑关系还是存在的，并具体体现在战略思考、战略分析及战略管理的逻辑当中，其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图1揭示出战略逻辑是战略思考、战略分析及战略管理之间的连续关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如何由目前的价值走向未来的价值，即价值的增值。

1、战略思考的逻辑

战略思考是一种观念、想法、有序及有层次的推论。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2003）认为战略作为一个观念的内容，不仅包括组织选择定位，还包括其认识世界的固有方式。战略思考是抽象的，只存在于利益群体的头脑中，没有人能看到或触摸到战略，但这一观念、想法是可分享的，是通过组织成员的意图及行动而分享的。每个企业都会为其所推崇的理念、追求的价值而建立起一整套独特的模式、系统，并通过营运实现其价值。

战略思考首要解决的是“价值”问题，就像人问自己“我为什么活着”的道理一样，企业的存在价值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企业生存的理由及目的定位，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哲学、指导思想、原则、方向，它影响着管理者如何看待自己的事业、市场、顾客、对手、员工及伙伴的思维。虽然学者们对战略各有不同的观点，但其最终都是指向价值，是为增加乃至创造价值，包括企业价值及顾客价值。企业价值反映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及持续经营、发展的能力；顾客价值是顾客在消费过程中所感知到的满足感、满意度，感知到其得益超过其所付出的成本。顾客是企业生存的前提条件，只有先满足顾客价值才能实现企业价值，只有在明确的价值定位指导下，企业的经营活动才能持久稳定地展开。

明确了企业的存在价值后，需要进一步考虑解决两类问题：一是企业的发展方向，二是企业的发展方法。方向是地图上的坐标，标示出企业过去所处的位置的，是如何走到现在的位置，且未来将要往那处去，管理者要设定企业发展所走的路向、短期及长期目标，引导员工做正确的事情，使全体循着正确的路径向坐标前进；方法是工具、手段，管理者要制定完善的组织系统，整合业务的组合、资源的结构、竞争的策略与优势，引导员工把事情做对，让员工有效、无误地完成任务。

2、战略分析的逻辑

战略分析是战略管理过程的基础，是为保证企业战略的正确性、可执行性而必须做的。其过程如下：信息搜集与调研―战略分析―风险评估与对策。信息搜集与调研的对象包括对企业近年的经营数据、宏观环境如政策、法律、经济、技术、文化等变化、行业及市场状况的发展趋势、竞争对手的变化、消费行为的变化趋势等相关信息。

战略分析是为了解公司内部的优势、劣势及面对外部的机会、威胁，为企业的战略定位、战略选择等提供依据。优势及劣势主要着眼于企业的内部资源和能力的综合评估，及与竞争对手的比较。机会及威胁则着眼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对企业的可能影响，一般从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市场环境、竞争环境和成功企业的标准借鉴等几个方面进行，以寻找出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对策，引导企业将行动及资源集中投放于自己的强项及机会最多的地方。SWOT分析矩阵见表1。

SWOT分析法反映出以能力来分割机会的战略观，即机会的数量及质量状态是相对于企业能力的数量及质量状态而言的，能力大、数量大的企业可分割的机会亦大，而能力的质量决定了企业得以利用的机会部份在整体机会中的领导地位，因此作战略分析时更注重于机会及能力（王玉、王琴，2005）。通过对战略的分析，可以预测到不同方案可能出现的风险、后果，为企业提供战略选择与决策的依据。

3、战略管理的逻辑

战略是组织成员通过他们共同的意图及行动所分享的一种观念（亨利・明茨伯格，2003）。战略既是一种集体观念，战略构成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去解读这个集体观念，即战略意图如何在组织系统中扩散并形成共享，战略行动如何在一个集体一致的基础上得以实施。战略管理的逻辑是一个“目标―任务”的链条，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看，企业有三个层面：公司层、业务层、职能层，每个层次的战略都要站在高一层次的角度来考虑，下层的战略设计及实施是为了达成上层所设定的任务及目标，而公司层的战略更进一步要站在行业层次的角度来思考。层与层之间的沟通互信是这一链条的关键，由此企业的战略意图得以扩散、共享并形成集体观念。

战略管理的逻辑性体现在：战略的产生是出于一个受控的、有意识的、正式的规划过程。规划过程被分解成清晰的步骤：一是确定及量化目标；二是评估组织的内部及外部环境；三是战略评价；四是战略实施，并通过分解出不同层次的细致目标、预算、程序和各种经营计划来贯彻实行，原则上最高管理层负责整个战略进程，实质上战略实施由全体计划人员负责。

4、战略逻辑关系

企业的战略逻辑关系体现在战略思考、战略分析及战略管理之间，三者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由战略思考渐次进入分析及管理。战略思考首先要考虑的是企业存在的价值问题，渐次是发展方向、方法。战略分析先是信息搜集调研，渐次对内外部环境作评估，对各战略方案、风险作分析，再选择取舍，而后实施。战略管理是将一个意图渐次扩散成集体观念，是以目标为本而串连起来的任务链条，是企业内公司层、业务层、职能层等多层级的分解、管理。可见，战略逻辑关系是一个有序、有层次性的关系，贯穿于整个战略过程中。

【参考文献】

[1] 刘军、吴维库：战略的矛盾逻辑[J].企业管理，2004（9）.

[2] 亨利・明茨伯格、约瑟夫・兰佩尔、詹姆斯・布赖恩、苏曼特拉・戈沙尔著，徐二明译：战略过程：概念、情境、案例（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王玉、王琴：企业战略――谋取长期竞争优势[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 Jay Barney：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Management，Mar 1991，vol.17 no.1.

第8篇：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范文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8-0023-09

作者简介：邓伯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1106）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得到迅速发展，“数字化”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仿佛将人们带到了超越国家、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数字环境之中。毋庸置疑，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凭借数字技术，资本形态从实体资本转化为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成为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第三种支配性资本样态。正如美国学者丹Wingdings2VB@希勒所言，当代资本主义悄然进入了所谓“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但实际上，数字技术并不是纯粹价值中立的，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隐蔽了劳动的剥削，推动了资本的增殖，制造了数字拜物教。数字技术在成为建构生产方式的本体的同时，也成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力量。也就是说，“变化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和‘保护带’，也即其具体的运转方式，以通过资本增殖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资本主义的内核并没有变”①。因此，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框架下，打通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互联网时代，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与积累正寻求新的途径扩张，我们的日常生活全部被纳入商品化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之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意，考量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背后的政治经济发展。”＼[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上下册），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下，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全面深入地检视数字资本主义所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资本逻辑的空间扩张构建起了资本帝国主义治理体系和统治体系，数字资本通过数据算法实现对消费世界的重新规划来完成对消费者的无意识操控，数字资本通过资本逻辑生成智能主义为轴心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到数字坐标中，数字资本通过市场逻辑定义政府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使之成为市场逻辑的担保人。

一、引言

资本作为以物化逻辑所架构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体系，不仅创造了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属性的社会建制，而且建构了服务于资本统治的意识形态逻辑体系。数字资本通过变物化逻辑为数字化逻辑完成数字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体系的建构，同时也以数字化逻辑完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体系的重构。新帝国主义乃是资本帝国主义，资本逻辑已经完成其全球扩张的历史使命，资本逻辑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构建的理论基础，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扩张构建起了全球化的资本帝国主义治理体系和统治体系。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变物理空间扩张为数字空间扩张，以数字资本的逻辑力量完成对现实社会历史性重构，数据算法成为世界市场体系建构的资本权力，形成以数据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条，数据算法以意识形态力量获得了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前所未有的操控。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内生性产物，是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资本逻辑推动消费从目的性消费走向工具性消费，推动消费从实物消费走向符号消费，推动消费从真实需要走向消费欲望。消费主义暴露资本逻辑的理论危机、实践危机、意识形态危机。新消费主义是由数字资本所建构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变实体消费为电子消费，数据算法直接接管消费世界，消费世界都要按照以数据算法为核心的数字资本逻辑重新规划，数据算法成为一种强劲的意识形态力量巧妙地实现了对消费者的无意识控制。技术主义是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共谋的意识形态结果。资本逻辑因技术逻辑的介入而成为技术生产力，技术逻辑建构起了资本权力的统治力量，技术逻辑因资本逻辑的介入而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逻辑构成技术创新的力量源泉，二者共谋演绎现代资本主义变奏曲。新技术主义是由数字资本所打造的技术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变劳动创造为技术创造，数字技术架构了一种数字坐标，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到数字坐标中去并具化为逻辑的自动化，同时还会生成以数字坐标为轴心的意识形态的智能主义。自由主义是资本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资本逻辑本性就决定了其国家治理原则和方案，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自由化”，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私有化”，资本的安全性决定了“市场化”。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就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新自由主义通过以数字形式对资本和劳动重新赋值，资本的技术优势加深资本和劳动的数字鸿沟，数字革命使资本作为强者愈强，使劳动作为弱者愈弱，加深垄断资本集团对普通劳动者全方位地渗透与宰制。

二、数字资本与新帝国主义逻辑

新帝国主义乃是指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埃伦·M·伍德将新帝国主义命名为“资本的帝国”，大卫·哈维将“新帝国主义”明确定义为“资本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不同于传统的以殖民扩张为特征的帝国主义，也不同于列宁所界定的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逻辑已经拉开全球扩张的序幕，资本逻辑开始与民族国家主权合谋，公开利用政治军事手段建立殖民地，对殖民地进行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并将其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中心—”依附型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在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逻辑已经完成全球空间扩展，资本逻辑超越民族国家主权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性原则，并且资本逻辑渗透到人类社会所有的空间中，“资本逻辑已经从地理学意义上的显性广度空间扩张转向了文明学、人类学意义上的隐性空间扩张，并最终打造出资本力量操控一切、人们普遍认同的全球控制社会。”陈培永：《新帝国主义与资本逻辑的深度空间扩张论》，《理论视野》2013年第7期。资本逻辑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真正主宰者。新帝国主义和传统帝国主义相比，关键在于“权力的主权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在秩序构建中的决定性地位，传统帝国主义“权力的主权逻辑”占据主导地位，“权力的资本逻辑”为“权力的主权逻辑”开辟地理空间。新帝国主义“权力的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权力的主权逻辑”为“权力的资本逻辑”开辟市场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讲，“新帝国主义之‘新’并不在于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统治’范式的出现，而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运行方式的改变，以及适应这种改变而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新样态。”贾学军：《基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新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与现代化》2018年第1期。新帝国主义以资本逻辑完成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面掌控，构建全球的资本主义治理体系。新帝国主义通过资本逻辑突破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超经济强制”对资本扩张的障碍，推进资本帝国主义的全球经济扩张战略，建立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形成全球经济霸权。新帝国主义通过资本逻辑和力量分布来确立国家权利体系，建构了为资本逻辑所支配的世界政治秩序格局，表现出资本权力对全球政治秩序的控制。新帝国主义建构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生态帝国主义的“碳”话语和“碳”体制，这充分彰显了资本逻辑在在全球生态议题和生态架构上的“领导性”角色。新帝国主义将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普世价值”向全球输出，获得意识形态话语霸权，通过策动“颜色革命”，将资本主义自由化推广开来，以建构起资本逻辑的全球秩序。总而言之，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制度建构超越民族国家主权形式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全球秩序，即资本秩序；升华为一种新的规则，即资本的规则；创制了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即资本主权。资本的全球化就是资本逻辑的全球化，就是资本制度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化。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扩张最终会构建一个全球化的资本帝国主义治理体系和统治体系。

在互联网时代，数字成为获取数据资源的权力，成为支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指挥棒，成为攫取利润的数字资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数字资本霸权的数字帝国主义。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不是平台和互联网让我们成为诸众，去抵抗帝国的时代，而是数字帝国主义兴起的时代，数字帝国主义意味着一种数字霸权兴起，它通过各种平台和APP掌控了大量的普通用户的日常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变成了庞大的数据体系。我们每一次网络上的对话、购物、娱乐、消费，实际上都成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物。”蓝江、王欢：《从帝国到数字帝国主义——重读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求是学刊》2019年第2期。数字帝国主义之所以是帝国主义，就在于“帝国芯”没有根本改变，虽然是通过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来实现其资本霸权，但数字资本的增殖主要是通过与数字技术合谋、与知识逻辑合谋、与文化逻辑合谋来加以完成的。数字帝国主义在生产过程中创制了新的“数字奴隶制”，ChristianFuchs，DigitalLaborandKarlMarx，NewYork：Routledge，2014，pp.155-181.以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严谨的数据计算，以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严密的监控，以数字技术的逻辑优先实现劳动者对资本逻辑的价值体认，将劳动力的投入降到最低，将劳动生产率提到最高，榨取劳动者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这个角度讲，数字帝国主义决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技术化改良，而是对帝国主义剥削的技术化遮蔽。换句话讲，数字帝国主义是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合谋，数字只是掩盖资本逻辑剥削性和压迫性的遮羞布。在此意义上，数字帝国主义也就是一种技术剥削。数字帝国主义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在数字资本集聚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数据垄断获取“先行优势”，牢牢占据了信息技术和人才竞争的至高点。广大发展中国家电信设施落后，信息化水平落后，知识创新体制落后，在全球信息技术和人才竞争中处于下风。数字帝国主义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导致了非均衡的国际数字秩序，发展中国家处于数字帝国主义的压榨和盘剥之中。换句话讲，数字帝国主义是知识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合谋，资本逻辑只有在知识逻辑中才能够充分实现，资本经济转化为知识经济。在此意义上，数字帝国主义也就是一种知识垄断。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其所掌握数字技术优势，如互联网、智能软件、移动终端、数字平台等进行系统化的文化输出和价值观传播，渗透其意识形態，灌输其价值观，推行其生活方式。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网络形态也是权力关系剧烈重组的来源。连接网络的开关机制是权力的特权工具。如此一来，掌握开关机制者成为权力掌握者。”＼[瑞典＼]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1页。换言之，数字帝国主义利用其所控制的数字权力的“命门”，监控和猎取其他国家政府和公民的安全信息，挑动全球社会在数字安全领域的敏感神经，并且打着数字民主的旗帜，使用各种网络媒介和数字手段来推动现实变革，策动“颜色革命”，强化数字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就此，数字技术成为数字帝国主义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的数字武器。质言之，数字帝国主义是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合谋，资本逻辑驱动着文化逻辑出场，文化逻辑成就资本逻辑的霸权。在此意义上，数字帝国主义也就是一种文化霸权。

三、数字资本与新消费主义逻辑

如果说经典资本主义将消费看作是资本运行的基本环节，那么垄断资本主义则是将消费看作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逻辑就是通过大量和快速消费实现资本自身的增殖，因此如何刺激消费就成为制约资本增殖的关键。至此，消费就完成从享受功能到生产功能的质变，升级为消费主义。这就意味着，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内生性产物，是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是资本逻辑所建构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资本逻辑推动消费从目的性消费走向工具性消费，推动消费从实物消费走向符号消费，推动消费从真实需要走向消费欲望。消费主义赋予资本逻辑以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法性，为资本逻辑建构了商品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与意义系统，为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文化态度与文化策略。资本逻辑与消费主义的合谋演绎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资本逻辑推动消费从目的性消费走向工具性消费，“消费不仅是满足物欲的纯粹行为，还是出于种种企图而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手段和策略。”袁三标：《资本逻辑背后的意识形态迷雾》，《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消费从生产的目的转变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消费不再是以生理需求为导向的自然消费，而是以潜在欲望为导向的建构消费，消费异化为消费主义。资本逻辑推动消费从实物消费走向符号消费，致使资本主义异化“从物品的层次进入到精神的层次，而精神层次的异化是最为深刻的异化。”孔明安：《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消费不再是物的使用价值，而是物的符号价值，物的逻辑转变为符号的逻辑，就此，人生的意义从道德领域的至善理想落实为消费领域对符号意义的消费诉求，人们关注的是消费品所代表的符号价值，重视的是消费品给人带来的心理体验，赢得的是消费品给人带来的社会评价。资本逻辑推动消费从真实的需要走向虚假的需求，而虚假的需求是由符号系统所建构的，符号系统通过对人的消费欲望的操纵和控制来制造虚假的需求，来生产着消费者所需求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消费升级为建构关系和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消费主义暴露了资本逻辑的理论危机，消费主义是一种颠倒人、物关系的“倒置逻辑”，将人当作资本增殖的客体和手段，而把物当作社会的主体和目的，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相关关系，消费主义将资本逻辑带到自相矛盾的理论困境之中。消费主义透露了资本逻辑的实践危机，消费主义放大了资本逻辑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过度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奢靡消费，炫耀消费等，生为消费，死为消费，为资本逻辑所裹挟的消费主义，使消费者陷于丧失社会批判性为物所役的危险境地。消费主义泄露了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危机，消费主义将生命的意义寄希望于符号的世界，符号逻辑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殖民，使人无法正视生活的真实需求，只能在虚妄的符号意识形态内不断创造着虚假消费的欲望和冲动，导致人在符号意识形态的遮蔽之下生存，深陷于无边的价值虚无主义泥潭之中。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资本的运行建立在数据算法基础之上，每一件商品，每一个生产者，每一个经销商，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被数据算法连接起来。任何事物都必须采取数字编码的形式在数字资本所设计的界面上获得其存在意义。“这种新特征恰恰是一种客观性的力量，即由数据和云计算形成的庞大的关联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数据。而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一般数据基础上架构出来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时代的所有要素，包括所有个体，所有的物，都无一例外地被这个一般数据所中介，只有在一般数据的坐标系上，所有对象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义。”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从资本的逻辑到数字资本的数据算法，一般数据具有了本体性力量，为资本逻辑所建构的符号价值进一步抽象为可计算的数字资本的数值关系，形成了比消费主义更为抽象的意识形态形式：新消费主义。一般数据将推动资本主义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的升级浪潮，曾经的消费主义将可能很快消失在新消费主义的地平线上。因此，对新消费主义的批判，必须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论，从消费背后的数值关系析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透视出新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数字资本以其算法优势构建起全新的体验消费，消费从拥有更多物质财富转向享受美好生活，尽情地展现生活的情感、激情、爱欲、冲动、活力等身体感觉向量，将生活的美学体验撒播到数字网络空间的各个角落，消费的欲望、行为、动作、表情、姿势等成为数字技术的计算要素，从消费的数值关系中就能够洞察到消费欲望的膨胀、消费感觉的扩张、消费创意的展露、消费想象的升级、消费体验的创新、消费意向的走势。同时也要看到消费为数字技术所控制，数字空间的后台数据算法成为架构消费秩序的资本力量，数字空间成为消费数据控制的新场域。在数字化时代，“罗斯的‘社会控制论’或没有了‘规训社会’的话语秩序与体系空间，社会结构已被掏空成一个非物质经济社会，支撑社会结构的是一个虚拟的社会网络。”潘天波：《微媒介与新消费主义：一种身体的想象》，《现代传播》2019年第7期。数字资本以理性计算推动消费的理性回归，消费从功能满足转向想象创意，数字技术破除身体消费的物理空间域限，身体想象成为虚拟空间消费叙事的主题，消费者获得仪式感、娱乐感、幸福感等美学体验。在数字空间的消费叙事中，身体、图像、视觉、直觉、想象等成为消费叙事的操作变量和操作助手，或将消费叙事文字化，或将消费叙事图像化，或将消费叙事声音化，或将消费叙事视频化，或将消费叙事动画化，从而将身体的需要，生活的美好，情感的愉悦等消费感受以数字叙事形式表达出来，进而暗示出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或态度。同时也要看到数字平台后面的数据编码完成了消费叙事控制，数据编码成为架构消费叙事的资本力量，数据编码成为消费控制的新形式。数字资本推动数字技术和感觉器官的融合，虚拟的数字技术打破了消费的物理空间活动的局限性，消费从物理空间在场转向数字空间在场，以身体的直觉、感知、想象、情感等为中心，建构起以身体为核心的直觉商品化和商品直觉化相交汇的全新消费制式，创造出数字消费空间的新体验、新概念、新故事，在数字消费空间中展现身体美学隐喻，进而提高消费在想象、创意、审美上的文化含量。但是也要看到“美感控制”是数字空间消费控制的核心形态，它借助感官直觉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数字技术的美感控制已然进入到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之中，“美感控制”成为消费控制的新路径。

四、数字资本与新技术主义逻辑

现代社会是资本与技术的社会。资本作为以物化逻辑才开始获得历史存在的现实性，技术也只有物化逻辑才获得社会存在的现实性，物化逻辑构成资本与技术的共同性本质规定。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增殖的逻辑。“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资本借助技术逻辑而获得体系化的扩张力量，资本权力以技术逻辑实现其价值增殖的目标。正如芬伯格所指出，“资本霸权不是依赖于一种社会控制的特定技巧（technique），而是在更根本上依赖于从技术上将资本霸权运行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关系领域进行重新建构。”＼[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技术逻辑就是谋划与计算的效率逻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在于“座架”，“什么是现代技术？它也是一种解蔽。唯当我们让目光停留在这一基本特征上，现代技术的新特质才会显示给我们。”＼[德＼]马丁·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52页。技术借助资本所创制的普遍性的物化逻辑而成为真正的现实性的物质力量，技术权力因此也使资本逻辑实现其社会扩张职能。正像马克思所言，“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9頁。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具有内在的共契性，二者殊途同归于增殖和求利的共谋之中，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耦合汇演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奏曲。以资本逻辑对技术进行重构，技术成为属于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生产力。在某种意义上讲，技术是属于资本的，技术在资本中存在，技术被资本所支配，资本“创造”技术。质言之，资本是技术的灵魂与胆魄，同时也是技术创新的力量源泉。技术的资本化要求技术被纳入资本的运作机制之中，技术要服从于资本的选择、调制与整合，技术成为资本权力扩张的有效工具，同时以资本的社会权力解决技术的逻辑权力的现实性问题，由此生成隶属于资本的技术主义意识形态，在技术资本化过程中若是缺乏对资本的意识形态批判，势必堕入资本拜物教囹圄之中。通过对资本的意识形态批判，发现了资本的物化逻辑背后的剥削密码，透视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的奥秘，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实现路径。以技术逻辑对资本进行再造，资本按照技术的逻辑规则进行运转，资本成为一种技术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讲，技术成为资本权力的统治工具，资本权力经过技术的包装具有了工具合理性。资本的技术化要求资本被归入到技术的逻辑架构之中，将资本问题的解决予以技术化，并且通过建构技术指标体系来对资本问题解决进行效果评价，以技术合理性为资本做合法性论证，因此生成依托于技术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技术化过程中如果没有对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势必导致技术逻辑的肆意扩张。通过对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揭示技术合理性是如何为政治合理性辩护，解析技术是如何成为资本剥削的工具，剖析技术是如何成为维护资本统治的合法性力量。总而言之，无论是隶属于资本的技术主义，还是依托于技术的资本主义，都是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共谋的意识形态结果。

以互联网Internet、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Computing、大数据BigData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克服了技术的机械性，实现了技术的智能革命，将人从技术异化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开创人类社会的新技术主义时代。数字资本以数字技术对世界重构，新制造、新零售、新物流、新消费、新金融、新媒体等等，所有品类都要按照数字技术逻辑重新推演，这一切背后都是数字技术的力量，都是资本化的数字技术的力量。“在现今的信息时代，技术意志对功用和效益的追求演变为对‘数字’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和格外的偏好，又把人抛入‘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之中，人被还原为二进制数字称为比特的东西，‘数字化’更全面彻底地剥光了人作为人所拥有的一切。”倪瑞华：《论技术主义对人类道德责任的消解》，《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1期。也就是说，数字技术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数字技术加速向社会经济各领域全面渗透，推动以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智能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加速到来。一切皆可数字化定义，一切皆可数字化驱动，一切皆可数字化连接，一切皆可数字化呈现，一切皆可数字化融合，数字技术将实现从技术主义向新技术主义的最关键跳跃。新技术主义不只是一种技术意识形态，而是通过真正将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建构起来的数字化存在方式，只有在数字技术的坐标轴上，以身体为核心的生产叙事和生活叙事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义。数字化成为社会运行的支配性规则，技术主义的物化逻辑的外衣被剥掉，数据算法“第一次以最为赤裸的方式成为架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利器，我们不仅仅是被还原为物，在这个物的外壳破裂之后，我们进一步被还原为一种数值关系。这样，在今天的拜物教中，我们看到的不纯粹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我们可以透过这两种拜物教，看到与资本拜物教联系更为密切的是一种全新的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蓝江：《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因此，在新技术主义时代，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物化的异化，而是数字化的异化，这并不是对物化的扬弃，而是更深层次的异化。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决定论，决定了剩余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规律的运转不是取决于劳动，而是取决于数字，似乎是劳动价值论变成了数字价值论。“由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更具数字化和信息化的特点，更仿佛与劳动无关。”白刚：《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事实上，数字劳动是非物质化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的劳动形式，是数字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根源。在此意义上，新技术主义只是表明数字资本“比资本更加具有压迫性、更加飞扬跋扈、更加具有剥削性、充满矛盾和邪恶。”＼[美＼]杜娜叶夫斯卡娅：《哲学与革命》，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数字资本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还原为二进制数字编码，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都是数字资本的最佳生态安排，数字资本通过赋能建构数字资产交易所打造人类社会的数字共同体的同时，却也必将衍生出充满非确定性的属于智能机器人社会的平行世界。因此，对新技术主义不仅要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解决数字技术的价值分享问题，而且还要进行存在论批判来解决数字技术所开创的机器人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平行世界的镜像关系，前瞻性研究数据算法在机器人社会对人类社会的多维镜像中的演化机理及其潜在风险。

五、数字资本与新自由主义逻辑

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范畴，资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自由，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过程中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需求衍生出社会制度构建的原理和方案，并以此来担保资本逻辑的实现。换句话讲，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资本逻辑，是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集中体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就是通过彻底的“私有化”、绝对的“市场化”、极端的“自由化”将公共资源转化为资本所有。因此，自由主义从“诞生开始就沦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意识形态，深刻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攫取自身利益的要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范逢春：《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方案的逻辑谬误》，《人民论坛》2018年第6期。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本性就决定了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国家治理原则和方案。“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自由化的要求，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对开放市场的追求，资本的安全性追求政府干预的最小化。”盖艳梅：《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资本的流动性要求建构开放的市场体系，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信奉“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有限政府理念，以开放的市场化制度建构，来突破资本空间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以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催生出强调流动性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全球资本空间配置的非正义性。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在不同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但两者互相替代的那个点，永远在以‘政府’变量为横轴、以‘市场’变量为竖轴的反比例函数中的曲线上运行，政府在最大程度上代替市场，市场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替代政府，但二者都不能完全取代对方。”曹文宏：《建国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基于政治和经济的二维解读》，《东南学术》2014年第6期。因此，既需要市场“无形的手”来激發活力，也需要政府“有形的手”构建秩序，这是成熟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资本的趋利性要求以私有制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市场资源配置，以保证劳动和资本都发挥最大效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化，人力资本具有了社会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化赋予了人力资本以资本逻辑，劳动力变身为功能性资本，成为能够获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形态，这样，人力资本就和物力资本的所有者一样能够获得剩余价值，从而更好地提高人力资本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的金融化推动资本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金融资本越来越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追逐资本自身的独立和增值，资本的金融化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权力，如果说实体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权局限在宏观领域，那么金融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权已经深入到微观领域。在强制与非强制、实体与虚拟、宏观与微观的张力中资本对劳动的权力已经走向极致。在自由主义制度框架内，既要激发资本的活力，又要规避资本的贪婪，既要保护劳动的权利，又要保障生产秩序，建构协调的资本与劳动关系。资本的安全性要求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本前提下规范国家权力。所谓个人权利乃是市场逻辑的自由交易，所谓国家权力乃是公共权力的强制实施，国家权力以个人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个人权利以公共选择的过程和结果为前提。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是分野的，因此，要限制国家权力，反对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不适当干预。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又是暗合的，因此，承认国家权力，主张依靠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权利。相反，“自由主义思想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是在充满悖论色彩的自由主义的人的观念中完成的，这种悖论孕育了自由主义式权力体制对权利保障的可能的最大缺陷——自由竞争带来的权利的被剥夺和被侵犯。”黄其松：《走出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困境——从自由主义的悖论到马克思的批判性建构》，《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因此，就要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置于特定社会关系中，来阐明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耦合关系。

新自由主義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再造，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基于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思维定势，强调“看不见的手”的市场隐喻与“守夜人”的政府定位，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以市场定义政府，政府依照市场逻辑运行，政府接受市场监管，政府为市场服务。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渗透到资本逻辑之中，将会引导资本逻辑的因果走势，解释和预测资本逻辑的此消彼长，解构和整合资本逻辑的单元组成，由此，数字资本成为一种自发性的市场逻辑和自觉性的技术逻辑相结合的权力范式，数字资本以这种复合型权力范式来重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能导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风险错配和冲突，由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形成一种审慎理性的数字权力共识和数字治理观念。数字资本的流动性要求借助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力量建立起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新型数字治理体系。以数字资本原则再造政府，政府成为数字资本的化身，政府被数字资本赋予推行数字化新秩序的职能，不是数字资本接受政府的监管，而是政府接受数字资本的监管，政府为推行数字资本服务，数字资本变身为新的利维坦，数字资本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在全球建构起帝国主义统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资本主义就是以数字资本逻辑打造的新自由主义体系。数字资本的趋利性要求以私人性和公共性相结合原则打造开放的数字空间架构，数字资本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建构网络空间结构的公共意义系统，来解决数字暴力数字恐慌数字灾害等数字风险问题，数字资本的私人性要求保障数字空间的数字自由，来解决数字安全数字隐私数字利益等数字权利问题。数字资本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创造出无数的数字平台，将数字要素资源转变为数字价值资源，建构起数字资本猎取剩余价值的有效场域，并且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将其意志强加于国家，逐步控制世界，最终形成数字资本为核心的数字帝国主义体系。数字资本的安全性要求通过核定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的权利边界来实现数字权益的保护，数字资本重塑了劳动过程，数字资本以数据算法对数字劳动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的运算规则真正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支配性力量。数字资本重塑了劳动产品，数字资本将数字产品整合进数字秩序框架之中，形成以数据产品为核心的完整的产业链条。数字资本创新了劳动方式，分化了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区分了实体劳动和虚拟劳动，模糊了雇佣劳动和免费劳动等，开拓了数字劳动价值论的新场域。数字资本重组了劳动关系，数字劳动是在数字资本的框架下进行的，数字劳动已经成为数字资本的要素，是数字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的手段，是数字资本剥削逻辑在虚拟网络空间的延展。总而言之，数字就是数字，只有被用来作为价值增值手段时才成为数字资本。这就是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更加隐秘的剥削关系。

第9篇：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范文

目

前我国人力成本过高已经演变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亟需破解的难题。“降低人力成本”似乎已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基本命题，企业管理者在各种公开场合谈降低人力成本越来越“流行”、越来越“时尚”，人力成本甚至成为了很多管理者们解释经营困境的“挡箭牌”。

问题引起热议和重视总归是好现象，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在人力成本管控的认知、逻辑和路径层面均存在一些偏差，并阻碍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认知误区

我们首先要回归对人力正确认知的基本面。管理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劳动力属于生产活动的短期和可变成本，这种归类的影响可谓深远，让我们的管理者将过多的眼光落到了人力作为成本的一面，却淡忘了人力作为资本的一面。

造成以上认知偏差的根本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企业劳动力供给充足。“最不缺的就是人”“再低的薪酬也能找到人”，类似的这些来自企业管理者的言语看似“不中听”，却真实反映了在劳动力供给充足情况下企业在与员工博弈过程中的优势地位。二是企业对劳动力获取难易程度的认识未能跟上劳动力市场供给关系的变化。一些企业还对之前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恋恋不舍”，幻想着“好日子”还会到来；还有一些企业尽管已经意识到了“世道变了”，但“船大难调头”，经营管理策略的变革需要一个周期并因此滞后于环境变化。三是人力所创造的价值无法得到具体的计算和体现。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实践领域，企业很难将人力纳入到财务账户中去，并计算出它产生的价值，这很容易使企业管理者忽视人力本身的价值。

同时，还要认清人力具有创造价值的属性。企业管理者们常常宣扬“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很显然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源”和“资本”的本质，那就是人力作为一种资本是可以不断增值从而创造更多价值的。

说到底，企业的价值最终是由每一位员工创造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充分重视员工群体在顾客价值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从而为顾客带来价值，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变革对于任何企业及其管理者都是一件难事，认知和思维层面的变革更是不易，但不管怎样，环境最终会倒逼我们做出变革，现在正是企业及其管理者真正将人力视为资本并不断激发其效能的时候。

逻辑误区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低成本战略被国内企业广泛运用。早前习惯于这种战略逻辑的企业往往把成本管控作为保证和实现更高利润的关键手段。但事实上这种逻辑本身就存在“本末倒置”的错误，较低的生产成本不是管控的手段，而应是管控的结果。

这种“本末倒置”的错误逻辑在国内企业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很多企业以降低员工薪酬或者裁员的方式为降低人力成本的最直接方式。但随之带来的更多问题则是，由于薪酬被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受挫，在工作中表现得消极或懈怠；或者由于过少的员工配置，使得产品和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直至不断降低。这些问题导致最终后果则是，顾客所感受到的产品或服务价值不断降低，进而忠诚度不断降低并迅速选择其他产品或服务，如此一来，企业的损失势必会更大更持久。

如果把管理的逻辑倒置过来，将人力资本降低视为管理的结果，情况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其一，无论企业遵循怎样的低成本战略逻辑，不降低顾客价值（注意，这才是企业有效的产出）都是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再来思考如何降低人力成本才有意义。其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技术、知识等其他要素对包括人力在内的其他成本具有替代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降低企业对人力的依赖程度，从而自然而然地降低人力成本。

从实践层面来看，国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在转变管理逻辑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新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提升管理效率等方式实现了人力成本降低的“结果”。以人力成本过高的酒店行业为例：一些企业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使得预定、入住和结账能够通过移动终端快速完成；通过顾客数据收集与分析，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服务甚至实现顾客的“自主服务”；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减少冗余服务人员等等。类似的创新在保证或提升用户体验的基础上降低了人员配比，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人力成本，这才是人力成本管控的正确逻辑。

路径误区

当企业发现自己的经营成本过高时，自然就会去寻找能够降低成本的要素，而最见效的方式就是降低劳动力这种短期和可变成本，那就是对员工群体“动刀子”，方法无非就是降薪或裁员，似乎降低经营成本就等同于降低人力成本。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国内企业的低成本来源过于单一。当情况一旦变得复杂、低成本优势难以维持时，在人力成本之外，无别的要素成本可降。二是劳动力低廉带来的既得优势使得很多企业“止步不前”。企业不太愿意投入更多精力进行产品和技术升级，既得优势反而成变革的包袱。三是很多企业“自以为是”。想当然地认为再低的薪酬也请得到人，于是就将成本压力过多地转嫁给员工。

事实上，企业管理者需要重新去研读波特的低成本战略，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波特提出的低成本战略的准确名称是“总成本领先战略”，这其中包含了低成本来源多元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