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

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新闻传播的客观环境发生极大改变，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更好地融合，助推新闻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技术广泛运用的时代，新闻传播研究的客观环境更为复杂。为促进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探寻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具有现实意义。

二、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相融的重要意义

作为研究新闻信息传播现象的学科，新闻传播研究对促进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传播研究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和系统性，需要在正确、全面的理论指导下开展实践研究。新闻传播理论可认为是新闻传播客观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律，受不同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将形成不同的新闻传播理论。基于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新闻传播研究理论遵循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就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闻传播过程而言，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催生了不同的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即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均较为落后，自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累累硕果，我国也逐步形成了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建设仍然与新闻传播研究实践的发展节奏“有所脱节”，为此，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建设，推动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相融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知

（一）新闻传播实践“孕育”新闻传播理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脱胎于”实践，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同样具有这样的包含关系。应当认识到，新闻传播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始终跟随新闻传播实践不断嬗变、完善和发展。新闻传播实践是无止境的过程，新闻传播实践更是促进新闻传播理论发展完善的“源头活水”。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领域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竞争”成为各国在国际舞台上“角力”的重要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可谓迎来了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的历程便是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直接印证。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有力、稳健领导下，新闻工作者们不断发挥自身的力量，新闻传播成功扮演了各地区、各民族联系的“纽带”角色，为促进中国内部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不容忽视的历史性贡献；同时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慎言慎行”“握好笔杆子”，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真实历程客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为推动中外信息交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峥嵘”的实践历程之中，新闻工作者逐渐摸索、总结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共同之处，二者均起源和发展于新闻传播实践。

（二）新闻传播理论反作用于新闻传播实践

新闻传播理论支撑新闻传播实践有效应对深刻、复杂、多变的新闻传播环境，有效解决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实践面临更加深刻、复杂而多变的新闻传播环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传播实践所面临问题的难度。特别是在如今的信息化环境之中，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正加速传统传媒格局的转变和推动传播秩序重建。最为典型的是，以“双微一自”（微博、微信、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组分正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新闻传播实践正逐渐由传统的专业化媒体机构传播转变为公众参与的大众传播，传播机制逐渐由“党政主导传播”转变为“社会多向传播”，传播范围也由“单一、局部地区传播”向“跨地区、跨时空”转变。新闻传播理论是对于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归纳，是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总结而出的宝贵经验，新闻传播理论如同坚定的旗帜，它能够从新闻传播制度构建、内容生产以及传播渠道优化等角度有效加强新闻传播实践对复杂多变新闻传播环境的应对，提高新闻传播实践技巧性、艺术性，增强新闻传播实践之成效，适应新时期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需求。

四、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思考

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闻传播实践孕育新闻传播研究理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指导和支撑新闻传播实践取得良好成效。笔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二者之间具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融合关系，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个人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

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以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为基本原则。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均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取得胜利的必然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为此，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应充分尊重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具体而言，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应当体现阶级意志、权利，这要求新闻工作者开展工作时，首先在思想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性，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将党的政策、方针融于新闻传播实践中，正确、全面地展示党的纲领、方略。

其次，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应当体现群众性，亦即人民性，这要求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充分考虑人民的权益，为民解忧。回顾历史经验可知，只有充分坚持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

（二）妥善报道特殊性事件

新闻传播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主要任务是系统性地传递客观的新闻现象和信息，促进新闻传播业进步。当前正值社会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时常见诸报端。特殊事件的报道是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均关注重点问题，例如，中外新闻工作者都热衷于跟进热点事件，同时，在事件报道中探索、总结出值得推广的报道经验（也可称之为研究所取得的理论）。

天津塘沽爆炸事件是一起轰动中外的重大安全事件，当时有新闻工作者第一时间对此事件进行了跟进报道，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地传播了事件的客观信息。针对该事件中网上所流传的谣言、虚假信息，有新闻工作者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微信等渠道快速地进行辟谣，有效消除了虚假信息传播的不良影响。由此可见，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注重妥善报道特殊性事件。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有必要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对特殊性事件妥善报道的事例进行深入剖析，总结新闻传播实践经验，为推动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铺垫良好基础。

（三）加强本土化研究

上文提到，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任务是传播执政党的新闻信息。从更深层次地角度分析，新闻传播的意义在于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较之于西方国家还有所不足，新闻传播学研究理论诞于西方，服务于中国发展。为实现新闻传播学的“洋为中用”，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加强本土化研究。

一是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围绕“新闻传播为公、为民”的核心原则，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体系的新闻传播价值取向。

二是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哲学养分，它对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政治素养、职业素养等提出了系列的观点和理论，这对于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是注重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备许多有益于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发展的元素，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充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例如，“民本思想”“为生民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吸收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新闻传播研究的文化底蕴。

四是积极借鉴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本土化研究并非是“闭关锁国”，一方面，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研究要围绕中国新闻传播的客观环境和诉求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又应当以高度开放的态度，保持国际化视野，积极借鉴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同时，反思其研究的局限性，以本土化研究为核心，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研究体系。

第2篇：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 发展 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 总结 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 科学 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 历史 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 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 艺术 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 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 论文 发表在《 中国 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 经济 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 现代 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 理学 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

3 2000年以来 体育 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 网络 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 论文 ，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 科学 》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 中国 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 政治 经济 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 论坛 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 文献 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 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 发展 ，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 历史 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 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 规律 ，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第3篇：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第4篇：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第5篇：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3）01-0110-04

研究背景

1978 年传播学正式传入中国，至今已有 20余年。多年来，中国传播学从推介基本概念，到 1996 年学科地位被国家教委认可，再到 2002 年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分会的成立，传播学在中国由引入普及逐渐走向独立深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早已出现了拓荒者，并开展研究，形成新的学科。随着中国体育事业、传媒事业的发展，以社会发展需要为背景、以学科发展必然趋势为前提，形成了传播学、体育学交叉研究领域的体育传播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还需要更多的高层次体育事业管理者、体育产业经营者、体育信息传播者等大量的应用型人才。1985年上海体育学院率先设立了体育新闻写作班， 标志着中国体育新闻教育的诞生。1997年，成都体育学院按照国家招生计划，正式招收体育新闻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高等院校首次正式招收这一专业方向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新闻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作为二级学科“新闻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下属的“体育新闻学”硕士点在我国普通高校已初具规模。

体育传媒的巨大发展迫切需要与之适应的体育传播专业教育。因此，对体育传播专门人才（即体育传播主体）的培养和教育就愈发重要。根据调查，目前在我国高等院校还没有“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也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体育传播理论和高级体育传播人才培养体系。2012年初，中国传媒大学在二级学科“传播学”下，增设了“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向”，标志着“体育传播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

以此为前提，本研究以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为研究对象，旨在为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提供新的视角。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阅读相关著作包括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体育学等方面的著作；查阅中国期刊网相关论文60余篇。

2.2 调查访问法

以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状况为调查对象，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采集信息。访谈传播学界、体育学界、体育传播研究人士共6名，探讨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获取体育传播学界前沿信息。

2.3 对比研究法

将体育传播学与体育新闻学、传播学、新闻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选择了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的对比；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与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对比。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科之异同

“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学传播理论的学生虽然也需要了解传媒，但他们需要了解的主要是结果，是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对公众舆论的影响等，他们不需要了解过程，不需要了解每一条新闻的每一个制作环节。”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接受访问时发表了对新闻与传播异同的见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区别。

体育新闻作为新闻的一个类别，从传播的性质方面说，它和各类内容的新闻一样，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体育新闻同其他新闻相比，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由于新闻事实本身的性质以及事物本身的特征决定的，不同事物的性质不同，其发展规律和特点也就不同。因此，所构成的新闻事实的外部特征也各有差异。体育新闻具有如下特征：发生的规定性（时间、环境、技术的规定性）；数字特征（比赛成绩、比赛结果的数字呈现）。

与体育新闻学不同，体育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对体育思想、知识、理论、规则与运动方法、手段、技能、技巧等的衍生和传递，也包括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传递。它不仅涉及到体育界之间通过比赛、互访等形式的交流、传播，同时也有体育事务经营管理中的传播现象，更涉及到体育与大众传媒的相互关系。

体育传播学既是传播学在体育领域的表现和运用，又是体育学在传播学中的延伸和拓展，是传播学和体育学相互渗透的结果。研究体育传播学有助于建立体育传播学的独立理论体系、为体育传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大众传媒的体育报道实践提供依据。

3.2 体育传播学硕士培养目标的定位

新闻学、传播学同样隶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我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有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本科阶段大多以培养实践能力为主要核心，博士阶段强调培养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在硕士培养阶段，各个学校的培养目标却不甚明确，是继续强化本科阶段实践能力的培养？或是提升理论学术研究水平？这已成为困扰高校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一大问题。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亦是如此。

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他们对于现代体育传播现象有职业敏感，并能够利用现代体育传播理论分析体育传播现象；运用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策划、组织和开展各类传播活动，对大众体育传播的相关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3.3 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现状

3.3.1 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硕士）招生现状

为了解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学科建设现状，笔者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收集了目前我国高校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现状（见表1）。

在被调查的11所高校中，体育院校6所，综合类院校5所。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受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影响很深，奉传统的密苏里、哥伦比亚新闻教育为典范，主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课程设置一方面重视采、写、编、评类的基础业务能力，另一方面开设大量的新闻传播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据调查，在当前的体育新闻传播教育之中，所有的体育新闻（传播）专业都将文学基础类和新闻传播理论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见表2）。

上述课程仅是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但大多数院校都以此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类院校中开设体育传播学教学较早的两所院校，其课程设置也相对成熟，可为其他高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提供参考。

3.4 体育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媒介的发展速度、媒介总量、规模和对人才的评价标准直接影响到传播学科学生的就业。目前，我国媒介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媒介的用人要求也正向复合型、专业型、创新型新闻人才转变。无论是国外的媒体实践还是新闻传播教育的经验都证明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已经出现EPS趋势，即Elite-精英性，Popular-大众化，Special-特色、专业性或专门性。因此，如何培养高级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4.1 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

从国外研究生发展过程来看，随着研究生教育目标的多样化，培养方式也从单一的“研究式”派生出了“专业式”、“教学式”和“协作式”等方式。美国是传播学的发源地，传播学教育质量居世界前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实务与理论并重。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做硕士论文时，有两名导师，一名来自于新闻学院的导师（媒介工作者），一名来自于他们所选修专业方向的导师。该学院认为通过让业界人员和指导教师一起合作，能够获得最好的教学和指导结果。

体育传播学在高级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采用“协作式”培养模式。组织锻炼“多元化”的指导教师队伍，教师队伍中既有体育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体育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又有媒介高级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协作培养的方式，由多名专业方向的专家共同形成导师小组，协同所修专业的导师，对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进行培养。

3.4.2 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是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进入20世纪70年代，课程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六大趋势：1）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2）从强调目标、计划到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3）从强调教材这一单因素到强调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4）从只强调显性课程到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5）从强调“实际课程”到强调“实际课程”与“空无课程”并重；6）从只强调学校课程到强调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

建设体育传播专业课程，必须凸显体育的专业性特征的要求及当代体育传播的特征要求。围绕体育传播学科的培养目标，提高课程的综合相关程度；确定好公共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的比例，精简必修课程，强化实践教学，优化课程结构。打破学科界限，实行“大学科"教育，加强基础素质、强化专业理论、重视媒体业界实践、实现一专多能的课程体系的设置。

3.4.3 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

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对22国的新闻教育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个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实践能力是媒介工作者的基本能力，是以上四个方面的基础，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体育传播学科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将媒体运行与体育传播学科课程体系紧密结合，组建仿真的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体育传播学人才的实践能力。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培养学生的能力，课堂内的概念课、校内媒体工作机会、校外媒体实习机会。实际上，在新闻传播领域，各院校对于“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传播实验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台”等等。

体育传播学科的实践教学体系可参照前人的优秀实践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是唯一的，不可忽视体育基础理论、体育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

3.4.4 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时说到：“我们必须有超前意识。今年进校的学生要几年后才进入市场接受检验，我们应当考虑到他们毕业时市场需要什么。我们一方面要倾听传媒业界的意见，同时要自己做判断，根据业界对现状的分析预测他们在未来几年的具体需求”。体育传播学科的产生源于学科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媒体业界的需要是检验体育传播人才培养质量的唯一标准。“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才是体育传播人才培养的落脚点。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

4.1.2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隶属于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科（硕士）建设刚刚开始，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仍处于探索状态。

4.1.3 探索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方式。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4.2 建议

4.2.1 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革新。全面整合可以利用的教学资源，促生优化效应。

4.2.2 改变学界与业界脱节的培养模式，加强与传播领域的合作，强化实践能力培养的措施。

4.2.3 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办学宗旨，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专业人才的高度培养业界广泛认可的人才品牌。

参考文献：

[1]钟新.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专访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J].国际新闻界，2002（4）.

[2]王永盛.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11）.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高钢.学界与业界在交流中融合、发展――新闻学者的思考与期待，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三个方向性融合[J].中国记者，2009（3）.

第6篇：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

1.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最初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仅局限于个别学者，而且是零星的、述评式的。研究者当中，业界、学界平分秋色，各擅所长。卢惠民发表在《新闻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上的《漫步新闻书林——1979至1988年新闻学书籍出版评述》是较早的研究文章。作者将1979年到1988年10年间我国公开和内部出版发行的近千种新闻类图书分为新闻基础理论等10大类，在肯定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研究比较扎实的同时，也指出了新闻出版作品过热、重复出版、抄袭作品冒头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曹鹏也是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他先后在中华传媒网（1997年）与《新闻出版报》（1998年）连载过“报业书话”，多达20余篇，这是国内最早系列评介新闻专业图书的文章。此外，2000年前后他在《新闻三昧》《新闻实践》与《新闻记者》都发表过长文，重点评介媒介经济学专著。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并不大，因此研究仅限于个别学者，没有太多人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的重要性开始显现，相应成果也明显增多。

陈力丹和童兵是较为系统研究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学者。陈力丹于2002年、2003年发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出版概述》同题文章，在对上一年度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总体评价后，再对主要著作进行点评。自2006年起，他每年出版一本《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内容涉及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如《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09》，其中有一节内容为《回归新闻学本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理论教材结构的变化》。自2006年开始，复旦大学出版社每年推出一部由童兵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该报告梳理和评介该年度的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概况和成果，包括这一年的研究重点与热点、主要研究领域、重要代表性论文及观点、重要学术会议和公开出版的著作及教材等。这些述评既有利于梳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脉络，又对读者起到了导读作用。近年的一些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整体述评，注意从不同视角切入，分门别类、多角度进行分析，这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如王彤、陈贝贝分析了传媒类图书的特点，认为各出版社定位的相似性导致了传媒类图书市场不仅存在数量上的短缺，而且存在结构性短缺，敏锐地指出“传媒类图书成长期更可以体现出出版社对传媒类图书品质的敏感度和品位的把握度，甚至是对战略智慧的考验。此时，出版社对市场的细分、对目标市场的选择和定位就显得至关重要”。张涛甫、章永宏则指出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出版繁荣主要表现为中低端市场的繁荣，尤其在教材出版领域呈恶性竞争之势。韩隽通过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的使用，同时比照国内同学科教材的内容、风格、定位以及总体理念，归纳了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的形态机理特点。刘鸿英则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学/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学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及改进的建议。

2.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20世纪90年代之前少有的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许欣根据文献计量学原理，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出版数量、主题内容、译著、译著国别、合著率、核心著者、多产出版社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力求发现中国大陆20余年来传播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和特点，同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殷琦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对2002～2006年国内出版的译著进行文献检索与统计分析，描述了译著的总体概况，并归纳与分析了译著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以期展现在此5年内我国译著的导入情况，以及导入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我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与研究视野。钱玲飞、孙辉对CSSCI中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进行统计，列出被引次数前100名的出版社，将这些出版社按综合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专业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地方和机构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7类进行分析，得出对新闻传播学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出版社主要是综合类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的结论；对新闻传播学引用次数排名前10位的出版社进行分析，得出人民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单本被引最多的结论。将被引次数排名前20位的出版社列为核心出版社，并对其特点进行分析。苏新宁（2011）对CSSCI中2000～2007年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情况进行统计，选出本学科中被引次数相对较多的197种图书。该研究对于分析新闻传播学图书学术影响力很有帮助。

3.新闻传播学说史研究与图书出版研究互相借鉴学说史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学术著作出版的研究，通过学说史又可以了解到代表性著作的出版，以及重要作者在学说发展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但图书出版研究不同于学说史，二者价值评判标准不尽一致。最根本的一点是，学说史是以学术为本位，出版研究则是以读者为本位。另外，出版研究具有更多元的视角，如影响出版的各项政策、阅读心理等各种因素，出版机构与读者研究等。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研究目前已经较为充分，专著主要有徐培汀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2006），丁淦林、商娜红的《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2005），谢鼎新的《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2007），童兵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2008），王怡红、胡翼青的《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2010）等。我们从这些著作可以了解到新闻传播学专著和教材出版的大致情况。其中徐培汀的著作不仅对新闻传播代表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点评，也对作者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谢鼎新的著作重点在新闻学研究演变的路径，其中关于“研究主体的构成与研究风格”类似于作者研究，用实务派和学院派对学者进行归类，还分析了研究主体风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新闻学研究人员构成的代际关系等。这些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也说明从出版学角度研究学说史可以拓宽视野，使研究更加深入。

此外，书目研究较为充分，如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收录了从1903年至1987年我国出版的新闻学书目1900多种。200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周伟民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更是收录新闻传播类图书近5000种，上自1903年我国首部新闻学著作，下迄2005年百年间有关新闻传播类图书，主要包括专著、教材、论文集、译作、工具书等。自1982年始历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也辟有新书简介专栏，提供上一年出版的新闻传播类书目，并对部分重点图书做选介。书目研究对于梳理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大有裨益。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卷一的第一条就标明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在卷七《汉书叙例》条中又重申其义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二、我国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不足分析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成果显著，不足也很明显。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系统性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近10多年相关著作呈现激增局面，但该领域的图书出版尚未被当作出版专史予以全面梳理，因此从已有的研究著作中看不出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在出版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很难发现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规律。总体上看，对图书内容评介的多，对出版与社会文化及阅读心理研究的少；对作者评介的多，对出版机构、编辑和读者研究的少。在文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该学科出版专史的博士论文或专著已有不少，而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图书出版有上百年的历史，理当有系统全面的研究著作。

2.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单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有必要引入出版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史等理论，才能把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纳入历史文明进程中进行考察，重点关注出版传播系统的整体性、出版与社会环境、传播要素间的关联性，并把握好图书传播的个性和特征，这样的研究才能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如张仲民从文化史的视角，结合既有的中国近代书籍史研究成果，挖掘了大量清末报纸杂志中的书籍史资料，特别是广告资料，对以前研究中注意不够的清末出版的“卫生”书籍——主要是生理卫生书籍、生殖医学书籍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书籍的广告及其内容大多将其与身体、种族和国家建立了关系，透过这种修辞策略，它们获得了出版和应该被阅读的合法性。此外，研究方法有待改进。虽然近年来引入了传播统计学的方法，但仍显得单一，尤其是业界、学界缺乏交流，结论自然片面。如对出版社、图书和作者影响力的分析，基本上是借助CSSCI，对论文引用图书进行统计分析，选出被引次数较多的图书，分析其学术影响力。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要更加客观、全面，还需要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法、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以反映该领域出版的全貌，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

3.概念不明，分类不清，评判标准不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在人文社科类图书中，虽然占的比重不大，但相对杂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还是因为新闻传播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加之作者学科背景复杂，又有学院派与实务派的分野，研究者的立场、视角，研究的对象以及采用的文本等具有多样性，因此图书的学术性与非学术性、专业与非专业、理论型与实务型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新闻传播学图书归类成为一大难题。我们从历年的《中国新闻年鉴》新书介绍栏目，以及周伟明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等书可以看出种类的庞杂性。没有哪个学科面临如此“光怪陆离”的局面。严格地讲，《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收录的近5000种图书，相当一部分因为缺乏学术性，或过于偏重资料性和应用性，不能算作“新闻传播学图书”，书名冠之以“中国新闻传播类图书精介”较为恰当。正因为界限混乱、模糊，研究文章中有“新闻图书”“传媒类图书”“新闻传播图书”等多种叫法，实际上这些概念是有差别的。像媒介观察、采编心得、媒体企业或人物实录之类作品，属于传媒类图书，但不是新闻传播学图书。如肖克•罗斯著《默多克传：一个王国的诞生》、袁友兴著《报业风云：南方都市报经营实录》等。有些新闻业务和媒介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图书既是传媒类图书，也可归属新闻传播学著作，二者有交叉重合之处。如杰克•卡彭著《美联社新闻写作指南》、约翰•V•帕夫利克著《新闻业与新媒介》等。虽然新闻传播学图书归类十分困难，但作出相对合理的界定是有必要的，否则“放进篮子都是菜”，只会加剧混乱。如果没有区分，在价值评判上就只能执行人文社科学术出版的一致标准，而忽视新闻传播学科及传媒研究的特殊性。如谈到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时，“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常为人所诟病。但如果它是偏重实务的传媒类或新闻类图书，没有注释也未尝不可——暨大新闻学院院长、南方报业集团原董事长范以锦根据实战经验写的《南方报业战略》，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原《深圳日报》总编辑辜晓进通过现场采访写的《走进美国大报》等书，全书未见一个注释，但都很有分量，且不失严谨。所以，新闻传播类论文或图书要根据内容和作者背景予以细分，执行不同的评判标准，否则不仅影响到图书的价值评判，也影响到学术评判和作者评价。

三、结语

第7篇：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 新闻学 传播学 关系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要想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看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区别，首先就必须对新闻学、传播学、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四者的定义准确把握。“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研究的内容是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

从百度百科我们可以知道，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是关于社会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系统性科学，是科学的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模型科学。通常指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而人文学科则是被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二者最大的区别仅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学科”，即，前者依赖于大量实证研究，后者则不需要，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边界、研究方法，以及价值尺度是科学与学科之间最明显的不同。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来探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现如今，新闻学与传播学被定性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在其长文《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中也不无深刻地指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是人文学中的应用学科……新闻学是学科，而不是科学”。

首先，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新闻学只研究新闻媒介，侧重于报纸、广播、电视的新闻和评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包括人类传播的历史，人类传播活动的类型，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结构。传播学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也就是效果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简要概括为，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和活动，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传播行为的规律和关系。

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真正的把人当做人，并探索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存价值，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或者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被不同的学分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从而发现其规律。由此可以看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来看新闻学，人的行为贯穿整个新闻学，我们研究新闻学，研究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采写编，遵守的职业道德，软新闻和硬新闻的要求与区别等等，无不旨在指导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行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抛开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大环境，是不可能把握好人的本质的。也就是说，人文学科在研究人的同时也必须研究社会。在传播学中，研究对象是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我们知道，要想研究规律和关系，就必须准确把握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而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少不了人的参与，那么，如果缺乏对人本身的了解，是无法对人所参与的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做到精准的了解的。

由此可见，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即要研究人，也要研究社会。当然，人文学科研究社会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而社会科学研究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二者虽有交叉，但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那么应用到新闻学与传播学中，不能简单的把新闻学与传播学硬性的划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即要看到二者的本质不同，又要看到二者的交叉性。

其次，研究方法不同。新闻学更加注重的是通过对实践经验的研究，而非实践本身，进行归纳总结，更多地是通过直观的考察分析进行研究。传统的新闻学并没有明确提出某一种研究方法。事实上，新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归纳和演绎，着重关注新闻业务的操作，用以指导新闻实践活动。传播学我们主要看主流学派，也就是经验主义学派，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变量分析，实验分析进行研究，提出理论和分析模式，用来解释人类传播中多种多样的传播现象。

新闻学中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种媒介威力强大的理沦“魔弹论”，也称“皮下注射理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拉扎斯菲尔德、西多尼？罗杰森。“它的核心内容是：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这种理论认为，受众就像射击场里一个固定不动的靶子或医生面前的一个昏迷的病人，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毫无反抗能力，只要枪口对准靶子，针头扎准人体某部位，子弹和注射液就会迅速产生出神奇效果。受众在媒介灌输各种思想、感情、知识，时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然而有关这一理论的研究大都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结论，并未经过严密的科学调查与验证。这种理论过分夸大了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同时也忽视了受众对大众传播的自的前提。再如，传播学中验证传播效果的先驱者霍夫兰，二战期间，霍夫兰为了验证不同方法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主持了一系列的鼓舞士气为宗旨的有关宣传效果的心理实验，这是采用心理实验方法进行大众传播研究。

由此可见，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确有着本质的区别，新闻学注重对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传播学注重实证研究。

最后，价值尺度的不同。社会科学崇尚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尊重科学，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求真求实的自觉意识。人文学科崇尚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等，体现在人文学科中共同的东西，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尊重人，爱护人，时刻关注人类利益和人类发展的求善求美的自觉意识。在新闻学中，我们在崇尚人文精神的同时，也要注重科学精神，同样，在科学试验中也应同时具备人文精神。例如核技术，既可以用来发电，又可以制造成原子弹威胁人类安全；鸦片，既可以在医药领域发挥作用，又可以制成，危害人类健康。在这些试验中如果一味追求科学精神，而没有人文关怀，那么，其产生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价值尺度有明显差别，但是并不是完全脱离的，应该保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并不是完全分裂的，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我们既要看到二者相互区别的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新闻学与传播学同样如此，既不能脱离传播学单单研究新闻学，也不能脱离新闻学仅研究传播学。

在当今传媒变革如此剧烈的时期，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以及二者的学科界限与联系显得尤为重要。2014年8月1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表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随着4G进入人们的生活，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日趋成熟，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信息化革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首选着力点便是传媒领域。传媒领域因此正处于巨变时期，面临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中国传媒业如何因应生产力大变革时代的要求，承担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的历史使命？如何在传媒巨变时期找到科学的规律和方法？传统媒体如何应对纸媒的衰落？如何解决纸媒从业人员的去向？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未来不断的探索，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指导下，进而找到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历史潮流、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决策。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J].新闻大学，2002（1）.

第8篇：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　新闻翻译　传播模式　传播媒介　受众与反馈

中国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新闻翻译的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媒介都需要翻译大量国际新闻来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对新闻翻译重要性的认识，一些院校开始重视新闻翻译课程，在专业中设置新闻翻译方向。目前，我国仅有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新闻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而国内对新闻翻译领域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的，如有学者曾对发表于1979-2006年间的有关新闻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收集分类，发现我国在此期间新闻翻译研究的主题中有关新闻文体特点和翻译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除了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知识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闻翻译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强调新闻翻译的传播本质，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新闻翻译实践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译的传播本质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换活动，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学研究者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即翻译传播理论，它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中提出“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这一定义对翻译进行动态的过程分析，逐渐明晰了翻译的传播本质。吕俊教授是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研究者，对翻译传播的本体、载体、客体、环境和效果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特殊的传播活动。。翻译同样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也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译的这种传播本质，译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传播目的，才能使翻译活动顺利地发挥信息传播的功能。

三、传播学模式下的新闻翻译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韦伯・香农是其创始人。韦伯发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传播学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 What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s，即：传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这一模式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针对这五种要素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对应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对应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对应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以及与传播效果对应的“效果分析”。按照这一模式，新闻翻译的传播模式可解读为在两种语言环境下的两个传播过程，即原新闻的首次传播：原新闻作者原新闻媒体原新闻读者效果；译文新闻的再次传播：新闻翻译者译文新闻媒体译文读者效果。因此，要使新闻在目标语境中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对新闻翻译的传播过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个传播环节都顺利地发挥作用。

1　新闻翻译的控制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新闻翻译者具有译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应承担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遵守相应的传播制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首先应了解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经济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监督的文化控制。新闻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传播活动，新闻翻译者除需精通双语外，还必须具备渊博的背景知识，对法律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专门领域也要有基本的认识，才足以应对包罗万象的新闻题材。

2　新闻翻译的内容分析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传播是如何报道新闻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挤入传播的渠道。记者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素材应该写成新闻稿；编辑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新闻稿应该刊播；编审和总编是把把关人，决定着那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等等。而新闻翻译中，翻译者也是把关人，决定着哪些新闻应该翻译以及如何翻译。新闻翻译者对新闻价值和新闻要素的研究深刻影响着对翻译内容的选择。新闻翻译具有重要的国际通讯功能，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因此新闻翻译者面对全球排山倒海的外电报道，必须有能力筛选重要事件，从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组，同时兼顾新闻的完整性以及读者的兴趣。

国际新闻的翻译非常注重综合翻译改写，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常常采用先综合整理后翻译改写的报道方式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新闻翻译中的翻译改写技巧相当于翻译领域研究的“变译”。所谓“变译”，指译者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具体而言，变译可以是摘译、编译、改译、缩译、译写、译述、译评等等方式。新闻翻译者的任务是根据新闻的不同语体，读者的立场视角，以及两种语言所处环境的不同传播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采用变译的方式，对原新闻的内容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编排整理，进而翻译改写，向读者传递其最需要的信息。

3　新闻翻译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认识和研究翻译与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译的效率、速度、质量、翻译量的大小与翻译传播媒介发展水平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认识不清，不注意研究，就会制约翻译传播事业的发展。相反，加强对媒介的研究，增强其可靠性、效果性，就会极大的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对媒介的认识与研究对新闻翻译者尤为重要。只有了解各种媒介的类型和特点，新闻翻译者才能通过媒介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只有对新闻传播媒介有系统的认识，才能在跨媒介类型的翻译任务中顺利地将原媒介的新闻翻译成更适合目标媒介的新闻。如今，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媒介不断出现对新闻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新闻翻译的受众分析

受众，简单地讲就是传播活动的目的地，是传播内容的

归宿，同时它又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没有受众的参与，传播活动是不完整的。大众传播的受众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的读者以及广播电视等听众与观众。由于文化、语言、政治及生活环境的差异，受众对新闻内容有着不同的兴趣及需求。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给信息传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碍。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新闻翻译者必须对译文的受众有所了解，确定受众的社会阶层、经济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龄层次、职业差异、价值取向等等随着资信革命和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如何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和喜欢阅读的信息，是新闻翻译工作者面对的巨大挑战。

5　新闻翻译的效果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是评价新闻翻译的重要标准，因此，传播活动的效果如何也是新闻翻译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效果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还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众传播的活动对社会的运行、变化和发展所产生的宏观效果为主要参考对象。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被受众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适得其反，那就失去了传播意义。新闻翻译的成功与否，同样也取决于新闻翻译。新闻中新词新语的翻译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尤其显著。大量的研究证明，传播效果不仅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技巧的影响，受众自身的属性，也就是他们的阅读兴趣、政治态度、价值观等差异，也制约着传播的效果。

传播学中，阻碍信息疏通的因素被称为噪音。任何阻碍有用信息通过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噪音。噪音存在于传播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新闻翻译的过程就是信息传输的过程，如何确保原新闻信息在译语中最大限度准确无误地得以体现，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译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化小这些噪音，尽量扩展信息渠道和信息流通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译文读者解读原文信息的难度。

第9篇：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 高校新闻 传播学 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论*文*网]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论/文/网 LunWenDat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