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罗伯特·吉本斯［美］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2篇：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

笔者尝试从“新闻传播”四个字的汉字结构切入，结合新闻价值理论、中国传播语境、中国传统汉字文化等因素，综合分析其偏旁部首、汉字本身的含义与该学术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推导出较具中国特色的定义。

新闻：“耳闻目见”开采“四大新闻价值”+“兼顾两头”的把关精神

（一）新=亲+斤

1.亲：亲近、接近、求近，新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体现了“接近性”这・新闻价值。它要求新闻来源于党和人民群众，新闻受众也是党和人民群众，记者是党和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新闻报道要有亲和力，要让群众喜闻乐见，进一步引申为“趣味性”，亲近性越强的新闻报道越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2.斤：（1）成爵“斤斤计较”，引申为“精益求精”，意指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修养，比如对采访对象的选择与新闻信息的核实求证，对各方观点意见的平衡呈现，对新闻素材的加工整理，对新闻报道的编辑把关，力求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归宿点为对受众认真负责的态度，上升为对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忠诚精神。（2）斤是质量单位，表示某物的分量，引申为“重量”即重要性，这是新闻价值中排第二位的要素。

3.亲+斤=新，“新”可引申为“新鲜性”（时新性、时效性、及时性），即新闻价值的第一要素，从“新”字的结构看，接近性、趣味性、与重要性共同构成了“新鲜性”，这四者内在统一。

（二）闻=门十耳

1.门：门槛、标准、关卡、守门员，引申为“把关者”，意指在新闻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中的把关人：采访对象（消息来源）、记者、编辑、媒体领导、播音员……寓意新闻传播的“把关”理论，由1950年美国传播学者戴维・曼宁・怀特在其论文《The Gatckceper：A Case Study in the Selcction of News》（《把关人：新闻选择的个案研究>）中提出。“Gatekeeper”的英文释义就有“守门员”之义，引申为“把关人”。把关的标准主要有新闻定义、宣传价值、新闻价值和新闻法则，在中国传播语境下可归为“上下两头”――“党的宣传政策”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即新闻工作者要“吃透和兼顾两头”，新闻产品要“上接天气、下接地气”。

2.耳：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朵”（另外，耳中为“目”，也包括眼睛看到的），即媒介器官论、工具沦，新闻的采制需记者用耳倾听――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心声，用眼观察社会。是否所有“耳闻目见”的都是新闻呢？答案为“否”：新闻不是“有闻必录”，道听途说的事不能成为新闻，而必须经过新闻工作者的把关，即门中有耳才为“闻”，将“目见耳闻”（采集到的）信息进行选择，层层把关，才能产生新闻。

综上，“新闻”=“耳闻目见”开采“四大新闻价值”+“兼顾两头”的把关精神，具体为：新闻工作者以亲近采访对象、“耳闻目见”的方式开采、收集具有“时新性、接近性、重要性、趣味性”的信息，并通过层层把关的加工，制作成“上接天气，下接地气”的信息产品。

传播：专人为传+“手脚并用”共享信息

（一）传=人十专

1.人：传播是人的传播，人是传播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包括传者和受众。

2.专：能够称为“传者”的必须具有专业性，不管是哪…方面的“专”，传播是“专向不专”的传播，体现在传播的信息级差、信息流向、传播的引导性、说服性和控制性等特点。对此，童兵认为，新闻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应该是：信息流通的推动者、意见交流的桥梁、监督权利的镜鉴和社会民众的教师。笔者认为，这说明了新闻传者的专业性体现在四大方面：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上传下达兼顾两头和教导公众。一方面，记者的采访对象（新闻源主体）本身就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专家，或者对于新闻事件本身有独一无二的发言权（占有新闻资源）；另一方面，作为新闻工作者，记者编辑要经过专业训练，具备专业技能和素养才能做好新闻工作，“专”就意味着权威，权威性是构成和保障新闻真实性、可信性、客观性的要素，是塑造和增强媒体公信力的手段。

（二）播=扌+番

1.扌：传播需要传者用手来表达，如文字记者写稿，图片记者摄影，广播记者录音，电视记者录像，网媒工作者的电脑操作，所有媒体编辑后期的编（剪）辑和报人后期的排版、印制等工作都需用到手，实践、动手，“手能写”是记者的“四能”之一。所以，手是“播”的工具和保障。

2.番：替代与更新，翻倍与共享，人本与求真

（1）从整体看：一方面，“番”字的原义是“更替、替代”，引申为“新旧更替、推陈出新”，表明新闻信息的更新要求高、时新性强，“新闻是易碎品”，这点呼应了“新闻传播”的“新”。另一方面，根据《现代汉语字典》，“番”字有“倍”的意思，意指“翻倍”，即常言的“翻番”。王耀东研究认为：从词源学角度看，凡从“番”之字皆有散开之意；“番”的本义是“播种”：上古的播种方式是用手把种子撒到地里，手、种子和田地就成了造“播”字时的考虑，这也回应了上文关于“扌”的释义。可见，“番”是“播”之初文，“番”与“播”血缘紧密。

综上，笔者认为：“番”意味着信息有可复制性、可扩散性及大众传播的广泛遍在性。新闻传播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传播学者麦奎尔说：大众媒介是对以大规模的方式运作，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能够触及并影响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传播方式的简称。由此看：“番”字较好地兼容了大众传播的特点与功能：信息的可复制性决定其高度的共享性和强烈的扩散性，大众传播才有实现环境监测、覆盖受众、协调关系、文化传承、引导舆论等影响社会的可能。

（2）从辞书看：“番”=“采”+“出”。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说文解字》对“番”的考证为：“默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掌。”意思是“兽的脚叫番”，“番”字可分解为“采”和“田”，田像兽的掌。“采”字引申为新闻生产的首道工序――“采访”，无采访不新闻；而采访对象是“田”，即广大的人民群众、社会公众生产生活的土壤和家园，是新闻的富矿/本源（新闻事实所在）和来源（掌握新闻事实信息的采访对象），亦是国家和社会的根、党的执政之基和政府的力量之源。

从“番”的解释看：新闻传者必须脚踏实地、“如掌采田”，引申为“深入一线采访广大公众”，即要“亲民众、接地气”，注重“接近性”和“以人为本”，新闻战线的“走转改”与之一脉相承；另外，“番”意味着新闻传播活动需要新闻传者对新闻事实进行反复验证的严格把关，确保新闻信息的真实与客观，与“闻”字的寓意――“筛选、把关目见耳闻的信息”之义不谋而合，且显示了“把关”工作在“量”上的专业要求――反复、多次，做到求真务实、精益求精。

综上，“传播”=专人为传+“手脚并用”共享信息，具体为：专业的传者以“脚踏实地、反复核实”的专业精神、“手脚并用、接近社会公众”专业方式向非专业的受众进行的信息采集、复制、与共享的专业活动。

第3篇：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闻传播活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世界本质的描述、对世界存在方式的描述和教导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以抽象的方法概括了宏观世界。其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宏观的哲学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些哲学理论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本质、性质，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每一环：传者、内容、受众、效果。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一)物质论和认识论使新闻传播活动更贴近事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论中的物质、意识对新闻传播的源出做了恰当的解释。它决定了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物质，是客观的外部世界，是事实。新闻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这种反映的方式就是信息。

陆定一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同时，新闻也是信息。一言以蔽之，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人类意识活动对物质的反映，要通过信息表现出来，表现的方式就是新闻报道。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作为意识发出的主体，也是新闻报道的主体，新闻工作者在承认物质性的前提下，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新闻报道，尽最大可能对现实世界进行还原，但是由于意识的主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具有多样性，所以对新闻报道的角度和方法会有不同，报道的题材和体裁也就不尽相同，这也从侧面要求记者对新闻事件要进行全面报道，在宽度上拓展、深度上挖掘，将不可避免的主观意愿通过编辑思路、版面设计展现出来，而不是对新闻事实的歪曲。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1]。新闻传播活动，是人们有明确目的和动机的社会行为，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和反映外部世界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所产生的产物就是新闻作品，反映的对象就是客观的外部世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闻传播史研究表明，新闻的本源是物质的，是客观事实。新闻报道中所要突出的不同的性质就是由事实决定的，而这些性质虽然不决定事实，但是对新闻选择却有一定的作用，它们决定事实在意识活动中的排列顺序、优先程度。另外，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也会影响事实的取舍。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新闻事实经过一定的文字、画面、声音加工，就成为新闻报道，成为主体的观念成果。与物质论中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相同，不同的利益主体，可能对同一件事报道的侧重点并不相同：2008年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过程中遇袭，外媒的报道基本上集中于对我国火炬传递的抨击，而国内媒体则纷纷将报道热点聚焦在残疾人火炬手金晶誓死保卫火炬上，这反映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以及这两种制度之下不同的传媒体制。

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新闻传播者生产出作品的同时，也就是生产出了接受这些作品的读者、观众、听众;再者，在生产过程中，又会有新的生产者加入，为新闻生产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培育更多的新闻传播者。另外，新闻工作者在接到任务去进行采访时，并不是毫无准备的，他们总会在实际工作之前，拟订详细或者简单的采访计划，对于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连续报道、深度报道，新闻工作团队又会更为周密地策划，然后根据前期的计划和设想去进行采访活动。

因此，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原理来看，一方面要求新闻传播者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世界，坚持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另一方面要求客观社会为传播者提供更加自由、平等的传播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运动论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普遍联系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哲学基础。

人们最初的联系是物质联系，并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人们的精神联系不是与生俱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产品交换越来越频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样的变化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与周围的人们产生来往。所以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必须和在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2]时候，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才得以出现。

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流动和传受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完整，传者和受者之间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

矛盾的对立统一为新闻活动提供了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斗争和统一中推动事物的前进与发展。

分析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发展的外在动力就是矛盾。至于其内部的几组矛盾，从操作层面上讲是新闻的真实性与及时性的矛盾和传者意图与读者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前者而言，新闻，所谓“新”就是要把握新闻的时间，特别是现今社会，网络媒体以速度见长，媒体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如果把握不好时间，就有可能被其他媒体抢占报道先机，开辟独家新闻，而本媒体手中的新闻就成了明日黄花。所以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新闻工作者就选择了缩短新闻采访时间和调研时间，更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对一个事件做全面深入的报道，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新闻的失真和报道的不全面。

而对于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新闻自身的要求和读者的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更加密切，随着联系的加强，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人们开始产生对信息的迫切需求，而新闻就是信息，因此，人们的需求成为不断产生不同类型新闻的推动力，新闻的发展要不断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人民的历史主人地位是新闻发展的动力。我国新闻战线“走改转”的第一点就是“走基层”，所谓“一头汗两腿泥”才能写出好新闻。[3]“三贴近”，具体来说是指新闻宣传要始终坚持正确导向，把体现上层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不断改进宣传方法，提高引导水平，关注群众切身利益，联系群众身边实际，运用群众的语言，报道有实在内容、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做到入情入理、入脑入心，可亲、可敬、可信。“三贴近”成为新闻工作者了解群众思想和行动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法，新闻工作者在贴近群众、生活的时候，可以充分了解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执行状况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群众的切身体会，真正在报道中体现民意，了解群众的需要，提供适应群众需要的新闻作品。[4]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马克思用抽象的宏观的理解解释了具体的历史阶段，抽象的理论在具体国家形式上的表现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属于观念形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规定了新闻事业的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传媒性质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又构成了经济基础，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就是由它们借以立身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全体人民的新闻事业，人民运用同时也监督新闻传媒机构。列宁关于党的报刊的任务和党的报刊的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的论述，就是我国规范新闻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以新闻战线的“走转改”活动为例。所谓“走转改”，就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闻工作只有扎根基层一线，才能汲取养分、不断发展，从而使新闻从业人员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由于此，客观、公正、真实、全面报道新闻，成为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5]。

结合上文中提到的矛盾的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本身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从新闻传播活动的机制层面来看，新闻传播机制涵盖了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从传者到受者，其中包括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从传播内容上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沟通传者和受者关系的就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世界构成的要素之一，是物质体现出来的表征，所以说，信息作为传播内容本身就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各个矛盾事物及其每一个矛盾的侧面的公开披露。除此之外，观念、舆论作为新闻传受双方互相连接的纽带，也是运用新闻传播载体对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反映。

对于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即传者和受者，新闻传播的每时每刻传播的信息数量都是不计其数的，有正面的信息，也有大量负面的信息，这时，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和情况，权衡利弊得失，对报道时机的快慢、报道量的大小、新闻处理的轻重进行决策，这实际上就是把关人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关系的把握与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结 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生产关系作为决定其他关系的原始关系。这样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架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这个架构出发去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角色、特点和作用，并提出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准则和制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并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不断检验既有规律，克服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和不可操作性，将对新闻传播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形成一门学科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世飞.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3).

[2]冯静.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电视传播引导[J].新闻前哨，2001(10).

[3]黄小希.走基层，听民声，走向广阔天地，反映民情民意——全国新闻战线积极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EB/OL].news.xinhuanet.com/2011-08/18/c_121879778.htm.2011-08-18.

第4篇：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

事实说。“新闻是一种新鲜、重要的事实。”(胡乔木)

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来看，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把新闻等同于事实是错误的。

报道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

这一定义在我国新闻界影响很大，并为多数人认同。其关键在于。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它科学地回答了“新闻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

但新闻报道侧重指新闻机构发表新闻的社会活动。“报道”是一种以传播者即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为主体传递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只看到了新闻报道者与事实的关系，而未考虑到受众的重要性，这种传受关系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报道”既然是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是否在新闻机构或新闻从业者产生之前就没有新闻呢?

信息说。“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

这一定义是从信息论、控制论领域认识新闻。新闻的本质是事实的某种信息。“信息说”符合“定义”的公式：被定义的概念=属+种差。新闻的本质属性是关于事实的某种信息。即属；新闻的本质特征是传播新近事实，即种差。

这一定义虽然将新闻最本质的东西表达了出来，但同样存在疑问：信息是对客观事实不确定性的消除，新闻所传播的信息是全部还是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在传播的信息中只有某一部分才有可能成为新闻。新闻是一种信息，信息并不都是新闻，什么样的信息才能成为新闻，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究。

传播说。“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王中)

这一定义把新闻的落脚点放在“传播”上，显然它认识到了新闻是一种双向的信息传播交流活动，将传播者与受众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反映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者在向受众报道新闻的同时，受众以反馈的形式与传播者或其他受众进行沟通交流。“传播说”是对新闻“流”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动态的传播活动。

这一定义也有不完善之处。新近变动的事实经过传播就一定能成为新闻吗?这种事实对于受众来说没有传播价值就构不成新闻。新闻传播的是事实吗?新闻的本质是某些信息，传播的归宿点应该是信息，不是事实，忽略了唯物主义新闻本质论的观点。

从哲学角度来看，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信息是对客观存在事实的不确定性的消除。客观事实具有多种信息，新闻传播的只是来自事实的一部分信息，而未被传播的部分是构不成新闻的。“传播说”在这方面有待完善。

不同的新闻定义是对所处时代新闻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所做的就是弥补不足。可以说，“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和“传播说”以及未提及的“猎奇说”和“手段说”都是新闻定义研究成果具有时代性的精华。

结合“报道说”、“信息说”和“传播说”，新闻定义研究成果的精华和存在的不足，在现有学科领域知识的基础上，我认为，新闻的定义可归结如下：

新闻是人类社会中对公众具有知悉意义的最新变动的事实信息进行的传播活动。

“最新”，强调新闻内容的新鲜性和新闻传播的时效性特点。说明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并被发现的，且具有新鲜感，以可能的最快速度传播的变动事实信息。我们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那些时过境迁、毫无新意的新闻(旧闻)就永远不能成为新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告诉我们：旧闻也可以是新闻。现实生活中那些虽然是过时的，却同样引起受众关注、具有报道价值的信息也是可以成为新闻的。

“人类社会”，新闻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新闻必须是人类社会中的变动事实信息。新闻离不开人类社会这个范围。

“公众具有知悉意义”，强调新闻传播的公众性特点，只有对公众具有知悉价值的信息，才能为公众所接受而成为新闻。

“变动的事实信息”，强调新闻的真实性特点。新闻是对变动事实的反映。信息是对客观事实不确定性的消除，任何客观事实都包含着多种信息，信息并不是客观事实的组成部分，而是对变动事实的反映：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中的某种信息，没有变动的事实信息，新闻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新闻的本源问题，在我国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另一种认为“社会变动是新闻的本源”。我认为，变动的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新闻是对变动的事实的能动反映。事物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有突破常规的变动才能产生新闻。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实的变动将事实转化为新闻，是新闻的动因。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块石头，在未产生变动之前，它永远都不能成为新闻，而当发现这块石头是金矿时，它就会因为事实(石头)的变动而成为新闻。事实对于新闻的产生来说是相对的，只有发生变动的事实，我们才能从中发现新闻。

“传播活动”，新闻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它突破了“报道”的单向传播活动范畴，成为一种双向的信息传播活动。将新闻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可以很好地将新闻的“源”与“流”统一起来，防止把新闻片面地认为是一种报道或信息。同时，它也把新闻传播的五个要索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将反馈纳入其中可以说是新时期新闻定义时代性的具体体现。

第5篇：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

综观我国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注重对西方主流传播思想。主要是自由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

二是注重实践，主要是传媒经济的研究，并有较大的实绩。

但也有两个偏向：

一是缺乏对当代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和思潮的全面研究，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不够，并且只停留在对西方传播思想的介绍和消化上；

二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的研究，对实践的研究还比较浮躁。总之，我们无法将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在实践中复制，而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展的新闻传播思想理论框架尚未形成。

我国新闻节目是基本叙事模式。比如，百姓利益受损一记者调查取证一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行动以及执法者出面一百姓利益得到补偿。那么，透过这种叙事模式，我们不难发现新闻传播要表达的意义是：人民利益应该受到保护，非法行动必须受打击，作为执法者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完全可以信任，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

在相当长的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一直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成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成为权力的助手。其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其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则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地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新闻传播逐渐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但仍面临着必须改革的巨大压力。

首先，伴随经济一体化、世界全球化的打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各种传媒技术的进步，人们已不满足子传统的灌输式的宣传报道。对“知情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要求越来越强烈，这是很正常的。“而当这种要求在国内的新闻传媒上无法、或者很难得到满足时。就会转向国外的媒体寻求信息来源，互联网正满足了这一需求”。因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既不能只拥有一种声音，也不能只属于一种声音；当今世界又为人们传播和获取个种声音提供了相应条件。

其次，新闻传媒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产业，理应与世界接轨。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市场一直是独家经营，规定外资不能经营国内新闻媒体，亦不能合资经营。

第三，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论文联盟更容易收听和收视到国外广播电台、国外电视台的(包括卫星电视)节目。互联网、国际传媒已造成“全球共此时”的状态，人们已进入开放的全球信息空间。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也实现了新突破：一是加强传播学中国化研究。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对于本学科的思想历史资源的整理和发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个新兴的学科就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近年来，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就非常重视新闻传播学术史的整理尤其是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系统研究。先后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和《中国传播思想史》两套传播学术史专著。不仅及时总结了近一百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发展状况，而且全面深入研究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传播思想的历史演进。从而成为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开拓与奠基之作。但研究是刚刚开始，任务仍繁重。二是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研究，尤其是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中的非主流传播思想研究。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大约分三个阶段，即15世纪——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发

转贴于论文联盟

第6篇：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

（一）较强的自律理念。在网络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对于信息的变得相对容易，同时在考核方面也与传统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新闻传播人才应当逐步提高自身的自律意识，树立自律理念，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修养，接受别人监督，对于出现的问题积极进行自我改正。

（二）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传播信息是新闻传播人才的本职责任所在，在网络时代海量的新闻信息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甚至是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信息，这就要求新闻传播人才必须要时刻以一颗高度的社会责任心，担负起对社会的应尽责任，不漏报、不瞒报、不假报。

（三）高尚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闻传播人才职业道德的根本，在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工作中，更是不可偏废[5]。对于新闻传播人才而言，应当全心全意的为新闻受众服务，在工作中公正无私，坚持真理。同时，作为新闻传播工作者，面对网络时代多元化的新闻来源和各种影响，要尊重事实，坚守据实报道。

二、新闻传播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

在网络时代，对于新闻传播人才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培养，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是从事新闻职业所应遵循的核心准则。因此，应当着力推进新闻传播人才对此方面的学习。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纳入到新闻传播人才的日常学习之中，在形式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可以采取定期培训、集体讨论等方式。要创新学习方法，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可以抓住一些典型事例的示范效应重点展开教学，并辅以现代高科技的教学与学习手段，让新闻传播人才从中学经验，受教育。

（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网络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思想日益多元，对新闻传播人才的信念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新闻传播人才具有教育责任的各级机构与部门要积极探索出一套有益于新闻传播人才理想信念教育的体系。在方式方法上，除了通过传统的集体讲授方式深化新闻传播人才理想信念之外，还可以开展现场体验、情景模拟以及经典案例教学，加深学员对理论学习的思考，加强理想信念。

（三）加强新闻传播人才职业道德建设。树立新闻传播人才良好的职业形象，纠正新闻行业不正之风是加强新闻传播人才思想教育工作的题中之义。因此，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新闻单位强化道德教育活动。新闻单位应当坚持把对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作为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采取有效形式对新闻传播人才开展职业道德强化教育活动。二是建立日常检查机制。把教育和管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加强对违反职业道德者的教育和处罚，以保障新闻传播人才职业道德建设所应有的效果。

第7篇：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专业主义；消解；重构；传媒伦理；个体化传播；自媒体；媒介伦理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1-0012-04

基于技术支撑的网络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互动和平等的显著特征，促进了公民记者的活跃参与以及开放自由的公共舆论的发展。传统媒体“一对一”的单向传播模式被互联网的“多对多”的双向互动传播模式所取代，传统的“内容为王”理念在互联网时代变为“用户为王”所主导。传统媒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信息掌控者，因为强大的技术赋予了每个公民传播信息、表达自由的权利，人们随时随地新闻信息已成现实。

然而在共享互联网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网络虚假新闻泛滥、草根式传播的弊端以及网络本身的虚拟特征带来的网民规范缺失和网络文化娱乐性等不良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断消弭着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因此我们急需探索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完善问题，并及时防范和治理出现的不良问题，使得新媒体能够充分发挥它的优势，更好地履行舆论监督功能，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认知

新闻专业主义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是政党报纸解体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重要概念。它的核心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客观新闻学以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前提，意味着脱离了任何个人偏见、情感和观点的观察，即要求传播者完全以局外人的身份，以一种上帝式的“全知全能视角”进行新闻采集和报道。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意味着不依附于任何政党、经济利益团体及公众，自主地报道新闻事实，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全体人民，而不是依附于某一利益团体。

新闻专业主义包含专业新闻机构、职业新闻人、新闻价值标准和新闻职业伦理四个层面的内容。专业新闻机构和职业新闻人依托有组织、有程序的媒体运作规则和专业知识技能，遵循被普遍认同的新闻价值标准和新闻伦理道德规约，不断实践着新闻专业主义。目前在中国，按照黄旦教授划分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传播新闻、独立性质、自主发言、服务公众、法律和道德自律”五层次论，可以概括出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原则有：客观与中立、新闻自由、媒介社会责任、职业化教育与操作。由于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西方特定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背景下诞生，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现有制度下新闻专业主义受到了多种力量的消解，如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要求，决定了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尤其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传播技术的深刻变革，从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模式和媒介组织的形态性质，将人们带入一种全新的传播语境。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问题，一方面补充和修缮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冲击和挑战。

二、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

一直以来，新闻专业主义以其“客观、真实、中立”的职业信念，制约和规范着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但它的普遍意义是适用于传统的新闻媒体。新媒体依靠网络技术致使传统的传播方式和话语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对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造成冲击和消解。

（一）新闻价值标准：客观性和真实性受到挑战

以博客、论坛、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自媒体”，由于网络媒体技术赋予的开放自由的交流平台，使得任何人可以随时随地信息与观点，不再需要传统媒体组织化的程序和规则。专业传媒机构丧失了新闻生产的绝对权力，加之信源增多使得把关难度增大，新闻质量大大降低，新闻的标准化和制度化面临缺失的困境。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公民记者”时代，信息传播者不再是受过专业新闻教育、拥有专业媒介素养的职业新闻人，而是具有平民化、草根化和个性化特点的“公民记者”。他们私人社交信息或是公共媒体信息，往往是即时、即兴带有主观倾向性的选择，缺乏调查查证环节，缺乏公共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意识。此外，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和非实名制制度，任何人可以隐藏真实身份自由发声，这就造成了传者身份和信息来源的模糊，加之网络管控和监督机制的欠缺，致使新闻客观性和真实性大打折扣。

“自媒体”的出现冲击着新闻的客观真实性，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自媒体”的价值。因为从理论上讲，它是传播民主化、自由化的结果，它打破了传统媒体业的垄断话语体系，实现了草民的媒体式狂欢。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自由交流的平台，但是正如钟大年教授所说，技术本身只能赋权，却没有管理和限制权力的制度保障。完善网络媒体的传播机制，在加强自律的同时，更需要外部动因的制度重建。

（二）媒介伦理：传媒的价值偏离与社会职责的旁落

媒介伦理是传媒机构和传媒工作者在特定的媒介关系中形成的有关媒介活动的行为规范，是调节各种媒介关系，规范各种媒介行为的手段。媒介伦理学包含义利、正义、诚信、自由、人道五方面的内容。当今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媒体的出现，从微博打拐、微博告状到现在的网络问政、网络反腐，都显示出网络媒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然而，正如理查德・斯皮内洛所说：“如果很容易发表和传播真实而有价值的信息，那么就很容易传播诽谤、谎言和色情信息；如果很容易及时复制和共享数字化信息，那么就很容易侵犯版权；如果很容易与用户建立个人联系，那么就很容易监视用户的行为，侵犯他们的个人隐私。”技术赋权下新闻自由的滥用严重侵蚀着传统的媒介伦理，新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迫切需要加以重拾和规范。

传媒的价值偏离与社会职责的忽视与网络媒体本身的文化特性有一定关系。“传统大众媒体基本保持一种正统状态和对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的肯定倾向，而互联网的文化表达功能基本是一种泥沙俱下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网络媒体构建的新的话语体系所具有的去中心、去权威、去责任的特点，使得信息传播者对新闻信息的态度是随意的，带有主观色彩和情绪化成分，他们缺乏对信息进行公共价值判断的专业知识和责任意识，致使网络新闻充斥着大量低俗化、浅薄化信息甚至出现网络群集和网络暴力现象。

值得思考的是，网络媒体文化携带的娱乐性质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他们内心需要某种娱乐来缓解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微博大V利用粉丝营销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客观现实也使得娱乐性的媒介事件铺天盖地。孙永兴在《新媒体事件：机制、功能与法律规制》书中指出：“娱乐性新媒体事件更多的是起因于‘丑’，似乎受众在‘审丑’中获得了更多的愉悦，网友们既喜欢看，看完又要骂，在满足自己偷窥欲望的同时又宣泄了心中的鄙视，并认为只有宣泄自己的鄙视才能从中获得自我肯定的。”这种不良现象的滋生透射出公众的娱乐心理以及传媒价值的严重偏离。

（三）记者职业身份的模糊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可以方便快捷地信息，传播者不再仅仅是专业的传媒机构，而是社会上每一个想要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公民。非专业记者和专业记者的界限变得模糊，非专业记者并不具备新闻从业人员特有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但是他们依然可以成为新闻信息的传播者，有时的信息会影响社会舆论导向。可见公民记者的力量在不断壮大，这对传统传媒机构和专业记者来说无疑产生巨大冲击，重新定位记者这一职业身份，对于规范记者行为、恪守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具有重大意义。

权利和义务向来是统一的，公民记者既然被赋予了传播者的权利，必然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公民可以不加约束地肆意在网络空间信息，结果只会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阻碍社会的稳定发展。然而目前国家在网络新闻规范方面的法制法规还很不健全，存在很多空白，这就给某些恶意作乱、混淆视听的人以可乘之机，网络谣言、虚假新闻等诸多问题的泛滥深刻反映了公民记者队伍的严重弊端。肃清网络空间的污浊空气，需要公民记者内化于心的自律意识以及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的有力监督。

三、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

由于新的媒体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网络媒体这一新型的媒介形式，它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传播生态和社会环境，将人们的交际活动由现实世界延伸至网络空间，这必然带来一种全新的传播语境。新媒体语境意味着一种新的认知框架和价值安排，是新媒体介入下的话语表达、社会性格和文化形态。传统新闻专业主义已不能满足新媒体传播的需求，所以必须基于对新媒体特征的分析来重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

（一）传播主体：传统主流媒体应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在“人人都是记者”的传播格局下，传统主流媒体作为传播者的专属身份被打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主流媒体倡导的“内容为王”的新闻理念以及它优于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仍在发挥着巨大的引导作用。在新媒体蓬勃发展、媒介融合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主流媒体应该重新进行角色定位，在承担传播者角色的同时，更充分地彰显信息组织者和把关者的作用，成为新型的“意见领袖”。

新媒体语境下，受众的信息需求呈现分众化、多元化特点，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受众急需了解和掌握更加全面和系统的信息，以帮助他们认清现实环境的变化，然而网络传播的快餐式、碎片化特点无法满足受众的环境认知需要，此时的传统主流媒体应该显示出“社会公器”的身份，对新闻信息进行筛选、管理和引导，并进行深度解读和意义阐释，满足受众需求。同时，传统主流媒体也要博采新媒体的长处，整合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内容优势，打造强势新闻矩阵；要顺应技术发展不断升级改造传统媒体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流程，确保让用户成为内容建设的参与者和合作者。

（二）媒介伦理：人道与责任并重

面对网络媒体呈现的种种问题，重建媒介伦理对于拯救新闻专业主义意义重大。正如黄传武在《新媒体概论》中所说：“新媒体能否强大最终不取决于技术，而取决于它及它的使用者是否能成为社会的责任者”，可见新媒体社会责任的履行对新媒体乃至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新媒体的诞生为自由民主的表达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作为公共媒体需要承担社会责任，需要社会价值的充分体现，只有真实地表达社会普遍的善，引导受众明辨是非，才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

人道情怀就是把大众传媒对他人的关爱、照顾视作行为的标准和价值取向，体现了大众传媒行为主体做出的一种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选择。媒介伦理的重建需要全方位入手多管齐下，将媒介伦理制度化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应当性的伦理原则只有依靠强制性的规章制度，才能达到真正约束的效果，深层次分析当前中国的道德失范现象，与社会转型期社会制度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和伦理观念有很大关系，所以传媒伦理的重建最终应以网络新闻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范。根据我国的现实环境，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互联网管理体制，运用社会监督与个体自律相结合的多元管理手段，探索与实施“实名制制度”，并建立相关信息诚信档案制度，加大信息的内容审查与资源控制，净化网络空间的环境，真正唤起新媒体的良知与责任。

我国在2011年5月成立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13年开始大规模的网络整治工作，是我国网络制度建设的重要转折点。正如鲁炜在2014年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辞所说：“让信息自由并安全地流动”，这需要网络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才能加以约束和保障。当然，传媒自律也是加强职业道德不可忽视的一种方法，因为网络管理规范的价值取向表现为自主自律、互惠互利和互相尊重，即人们所谓的“慎独性道德”，网站规范支持并鼓励网络信息传播与接收的自主性，同时也要求人们自觉履行道德责任，并监督其他网民的违规行为，在人人自律的前提下实现自主平等的交流。

四、结语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深刻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信息传播方式，重新塑造了新的媒介生态和传播格局。我们在为它的民主性欢呼的同时又为它的非理性担忧；在赞赏其平等自由的个性张扬的同时，又期待着改变其公共性的缺失。这种客观矛盾的存在需要新闻专业主义作出合理调整与重构，最大程度地中和矛盾，从而使新媒体能够“扬长避短”，发挥它的独特优势，既促进新媒体的健康发展，又丰富新闻专业主义的时代内涵。

参考文献：

[1]钟大年.“颠覆“还是“重构”――关于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J].现代传播，2014，（9）.

[2]孙琪.草根传播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补充与冲击[J].新闻传播，2014，（8）.

[3]刘丹凌.困境中的重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转向[J].南京社会科学，2012，（2）.

[4]许会哲.基于新媒体语境的新闻专业主义解构与重构分析[J].科技传播，2012，（11）.

[5]候迎忠，赵志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J].当代传播，2003，（4）.

[6]周劲.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探索[J].新闻大学，2013，（4）.

[7]尹韵公，吴信训.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

[8]胡百精.新媒体语境、危机话语与社会性格[A].中国新媒体传播学研究前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00.

[9]黄建新.传媒：自由与责任――西方“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解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190.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3.

第8篇：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

一、新闻理论

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多次结合新闻工作实践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我国新闻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劲头。在媒体融合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新闻学科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2016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趋势。在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中细分化与专业化不断增强，更加专注于学科基础理论与概念的研究，增强自我反思意识，其下设多个领域均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同时，在深化新闻领域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引入交叉学科知识与思维模式，横向拓宽研究领域，为新闻学科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总体来说，本年度新闻学科研究兼具变革与创新、探索与建设、深化与反思的特点。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其中所列举的11个学科中包括新闻学。

新闻研究是研究新闻活动作为人的活动、作为主体的活动的基本特征、功能、作用与可能规律。“新闻主体”是新闻研究的真正出发点与归宿处，“新闻主体论”理应成为新闻理论系统的核心内容。①

现阶段中国新闻学理论真空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价值观尚未凝聚共识，便被去中心化的亚文化所解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重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就要对“新闻学”重新定义，并重塑新闻理论主体性，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研究。②

重新梳理包括在新闻观念、理论等方面的边界问题与演变路径，为探索中国新闻学发展规律提供可行路径。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有学者认为中国要产出能同国际新闻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学术成果，应当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赋予学者充分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与自由、充分吸收包括西方国家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与原理等其他学科的养分。③

（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面对新历史时期的新闻舆论工作，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上，科学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观点、新理念，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党的十以来的新闻宣传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不断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党的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2月19日，同志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就我国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与新要求，明确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地位、责任使命、基本方针、根本保证等内容，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指明方向。针对同志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界展开了广范围、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与研究，探究其理论基础与创新之处，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拓展与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果。

2016年4月19日，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从四个方面深入分析网络安全与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对信息技术的重视，从信息革命带来的技术发展态势、网信事业的发展到核心技术突破、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再到技术人才培养，从三个层次深化互联网技术观。④

面对快速演变的媒体环境，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媒体的作用，并形成了新媒体观，强调新媒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把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利用新技术占领信息制高点，鼓励理念、体制机制变革，重视网络强国战略的构建与国际话语权的掌控。⑤

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与发展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传统观念也成为本年度的研究重点。受众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论及的重要内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受众观进行详实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受众观”的特点与规律得以被揭示。⑥

（二） 新闻基本概念

新的传播技术不断推动媒介生态环境的演变与革新，传统的新闻概念与理论也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与特点。“新闻”内涵、新闻形态、新闻的生产与消费等领域都被互联网重构，新闻核心知识与知识领域的边界逐渐趋于模糊，重新考虑核心知识领域的知识特性重建边界，并着重研究知识领域定界的复杂性，是新闻业边界研究的新方向。⑦“新闻”中的“新”超越线性时间的“新”，整合事实和链接相关联的事实，已经成为互联网新闻的题中之义，再界定的“新闻”打破了传统的新闻线性生产模式。⑧

在多维度快速变迁的过程中，普通公众在网络新闻业的专业主义建构中既是专业主义的有效助力，也以一种去“专业化”话语挑战着职业新闻人对传统专业主义规范的坚守⑨，新闻专业主义开始被视为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不断改变媒体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对媒介伦理提出了挑战。在缺少把关机制以及传播主体多元化的影响下，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日趋远离主流伦理意识，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媒介伦理失格的乱象。因此，狭义的新闻职业伦理已经难以覆w所有的传播主体，公民的传播伦理应当与新闻职业伦理共同构成传播伦理概念内涵的两大基石。⑩

新闻真实是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最基础的问题。新的传播生态格局中，新闻真实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即新闻真实要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11但新闻不是事实本身，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距，因此，新闻真实表现为一个过程。而泛众传播时代的到来虽然使得新闻真实程度没有大众传播时代高，但新闻事实显现的过程要比大众传播时代短。12这就需要专业媒体提高辨别信息真实性的能力。

（三） 网络与新媒体

“新媒体”是当今媒介社会中使用广泛的词，也是最难界定的模糊概念之一。依据“新媒体”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其相对稳定的基本特征与使用的不同情境与指向，新媒体的概念得以被界定：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13平台化发展是当前国刃旅教宀业发展的趋势之一，利用开放平台实现数据生成、传播已经成为当前国内不少媒体的重要举措。如微信平台生成新闻是在交往中产生，这种新闻方式打破了大众媒体新闻生产中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对立和线性序列，形成无本原生产，表征了全新的新闻范式。14

新技术不断推动着新的传播方式诞生与发展，网络视频以及直播产业在2016年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具有更为直接化、感性化的情感偏向以及个体化、私语化偏向的移动网络视频传播，不断加剧着符号意义的流失，削弱符号的叙事意义。15目前，数据新闻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形式，其全面的呈现方式可以规避以往陈述新闻所导致的舆论与审查问题。

除了产生新的新闻生产模式外，社交媒体也影响着政治参与程度。网络社会运动凭借社交媒体或数字技术工具正在迅速兴起，其日渐成为当前社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

2016年10月1日，世界互联网管理权从美国政府长期监管下的ICANN机构受众转移到一个国际多方利益攸关方力量角力下形成的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中，网络空间将迎来一次格局与秩序的大洗牌。16目前，新媒体存在着对权利扭曲和权力的不当限制等问题，其根源在于自由与秩序的法律价值在新媒体中的不平衡，而事前限制与事后规制相配合是规制新媒体法律进路的可选方法之一。17

由于受到传统学术研究的束缚，目前新媒体研究整体学科面貌呈现出理论与现实、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难以平衡的局面，依据“认识-视角-方法”的路径构建多层次研究框架是新媒体研究的出路之一。18

二、新闻业务

（一） 媒体融合

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面对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依据国情与国内媒体现状，提出要重视网上舆论宣传，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本年度，分析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探寻出路仍旧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国内110家主流媒体展开调查，60%的媒体完成两微一端的布局，但限于人力、经费、制度等资源条件，媒体两微一端运营后备动力和创新激励不足。19

互联网作为一种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结构”和游戏规制的革命性力量，传统媒体自绝其外或者仅将互联网作为延伸自身影响力的工作的做法难以持久。20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媒体的深层危机是产能过剩，传媒产业去产能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进行“关、停、并、转”改革创新。21而新闻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传统新闻模式与新兴的技术特性相结合，这既需要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引导，同时也需要媒体行业主动采用新技术，积极融入融合浪潮。

媒介融合实践不断推动着学科创新与发展。媒介作为嵌入物和中间体，对信息资源和传播过程进行资产重组，形成跨界融合。跨界融合及其形成的跨界媒体不断重塑传媒产业形态与传播智慧格局，并改写或重写新闻和媒体的知识体系，推动新闻学知识体系进行“范式转换”。22

（二） 新闻法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本年度关于新闻法的研究重点在网络治理与公民权利保护。尤其是关于个人隐私保护，相较于前一年热度不减。个人网络隐私既包括网络私密信息，也包括网络安宁。收集和使用个人网络信息，收集行为本身或在使用个人网络信息过程中侵害他人隐私。23面对信息的获取和挖掘对公民隐私权的挑战，我国虽然相继出台保护用户隐私的法律条文与政策，但是总体来看依旧缺乏强有力的立法基础与保护。

在全球信息公开法治化浪潮中，信息权作为基本人权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保护。面对中国信息公开的困境，需要在“变法模式”下引入“自发模式”，以“自发模式”促“变法模式”，实现立法模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真正构建起权利型信息公开制度。24

本年度，对新闻工作者的劳动权保护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对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规条款及典型案例的梳理与分析，劳动权真正获得保障有赖于“集体协商权”的运用，但是媒体从业者普遍表现不佳。因此，媒体从业者群体须破除其“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白领”的身份迷障，增强其劳动权益意识。25

（三） 新闻实务

传播技术不断推动着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与发展，本年度探求技术对报道影响以及分析报道案例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

每一个媒体形式和技术都会是重塑获取信息、感知现实和话语表达的方式，智能技术是媒体进化的重要一环，其对时空压缩、场景再造、传感器社会的打造和放大，对媒体而言，这是演进也是变革。26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广泛使用推动传统新闻与高新技术相结合，实现沉浸式的新闻报道形式，增强用户参与感。但也存在过于注重技术导致要素表现重于核心议题传达，以及片面追求影响效果的放大而导致舆论引导效果的弱化等问题。27

不少学者针对新闻报道案例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分析或探求背后的成因、特点及影响。有学者以把关人理论、框架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支撑，考察特大事故的媒体呈现途径、影响因素，以及其15年间在媒介语境中的守望与遗忘路径。28

三、新闻史

在本年度新闻史的研究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在对新史料的挖掘上成果颇丰，关注领域也从原有的报刊史拓展到新闻核心概念，并在新闻的外延影响上采用更丰富的视角切入，真正打破以往“历史的报刊”，转向“报刊的历史”研究。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也有所拓展。

（一） 中国新闻史研究

关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诞生的时间与考察标准，有学者认为应以新闻传播活动的诞生为标识，而非“纸质媒介”。并指出先秦时期“史官记事”等社会传播活动主要承担着“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的功能，依稀显现新闻传播活动的多种特质，可以看作是我国大众新闻传播活动的雏形。29从宋代始，经筵会讲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政治传播传统。但其传播机制和政治传统在历史变迁中发生了变化，影响了“建构政治共同体”的战略功能实现。有学者总结其传播机制对功能实现的影响，为当下政治传播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30

清末民初依旧是研究重点关注时期，本年度针对报刊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集中。针对清末“官营商报”案的研究以小窥大，成为观察预备立宪时期各方力量的影响以及报界政治生态的一个窗口。31也有学者从“媒介政治化”角度出发，指出《苏报》的“放言革命”以动员为风格，以组织行动为旨归，并以革命实践的推行者造就了思潮与运动，改变政治运动方式。32随着民国初期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对抗，报刊与政治的关系看似愈加紧密，背后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上海报界抵制《暂行报律》加诸报刊的政治规训，报刊被建构为牵制国家的“结构性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共和”有自身的复杂性与中国性，包含多重意涵与价值对抗，带出了民国初年多样的报刊实践和媒介化政治。33

民国初年新闻观念从表面到内在的发展和深化，背后的动力之一是传播技术，可以说，传播技术对我国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34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对外交流是该时期新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前的新闻业对外交流则是基础。有学者首次梳理中国人对外新闻交流的开端、中国政治人物在海外的新闻活动等，分析归纳民国前中国新闻界对外交流的特点。35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新闻道德讨论也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二） 外国新闻史研究

此外，针对国外新闻史的研究较往年也有增加，弥补了一些外国新闻史研究中理论思想的缺位。国内学者常认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出版自由思想是对立的。为了修正这种“对立”认知框架，有学者梳理汉密尔顿所经历的三个历史事件，深入探讨了汉密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并探究汉密尔顿在本土研究的缺失。36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同样也是国内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凯瑞新闻史观的脉络被重新考察。37

针对日本新闻史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战时体制下，日本报界既顺从帮助宣传战时言论统制政策，反过来也不断被军国主义控制和利用，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38日系蒙古文报刊既是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是具有民族启蒙意识知识分子的抵抗工具。39

注释：

①杨保军.“新闻主体论”论纲[J].国际新闻界，2016（1）：88-101.

②胡珏、虞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国际新闻界，2016（8）：92-115.

③童兵.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框架结构解读[J].新闻爱好者，2016（3）：12-18.

④殷乐.把握态势 加强连接 推进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之道――学习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8）：15-25.

⑤黄楚新、、任芳言.试论的新媒体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7-17.

⑥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受众”[J].新闻与写作，2016（10）：53-57.

⑦郑忠明、江作苏.作为知识的新闻：知识特性和建构空间――重思新闻业的边界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6（4）：142-156.

⑧陈力丹、胡杨、刘晓阳.互联网条件下“新闻”的延展[J].新闻与写作，2016（5）：49-53.

⑨张志安、吴涛.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以结构、生产、公共性为维度的研究[J].现代传播，2016（1）：44-50.

⑩张咏华、贾楠.传播伦理概念研究的中西方视野与数字化背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120-125.

11杨保军.新闻真实需要回到“再现真实”[J].新闻记者，2016（9）：4-9.

12陈力丹、孙龙飞、邝西曦.泛众传播视域下的新闻真实[J].新闻与写作，2016（3）：51-55.

13彭兰.“新媒体”概念界定的三条线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120-125.

14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4）：10-28.

15王长潇、任媛媛.移动网络视频传播偏向性的媒介影响与意义重构[J].当代传播，2016（3）：31-33.

16崔保国.网络空间之力模式的争议与博弈[J].新闻与写作，2016（10）：23-26.

17王少、孔燕.规制新媒体的法律进路研究[J].当代传播，2016（2）：67-70.

18谢新洲、李冰.新媒体研究的困境及发展[J].新闻与写作，2016（2）：29-32.

19向安玲、沈阳、罗茜.媒体两微一端融合策略研究――基于国内110家主流媒体的调查分析[J].现代传播，2016（4）：64-69.

20张志安、曾子瑾.从“媒体平台”到“平台媒体”――海外互联网巨头的新闻创新及启示[J].新闻记者，2016（1）：16-26.

21崔保国.传统媒体的深层危机是产能过剩[J].新闻与写作，2016（7）：29-34.

22韩立新.时空转移与智慧分流：媒体的分化与重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98-112。

23宋素红、罗斌.个人网络信息的隐私性及侵害方式――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性质分析[J].当代传播，2016（2）：63-66.

24黄建友.中国信息公开立法模式变革探讨[J].当代传播，2016（2）： 71-73.

25夏倩芳、李婧.媒介转型与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保护[J].新与传播研究，2016（3）：38-58.

26殷乐.智能技术与媒体进化：国外相关实践探索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6（2）：20-24.

27张志安、曾子瑾.网络时政新闻的亲近性文本研究――以三家央媒2016年全国“两会”报道为例[J].新闻大学，2016（3）：38-44.

28闫岩.喧哗与寂灭：中国特别重大事故的媒体呈现（2000-2015）[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73-97.

29赵云泽、丁琢、孟雅、李师贤.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先秦时期社会传播活动的功能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6（6）：129-140.

30朱鸿军、季成浩.经筵会讲：一种中国本土的政治传播仪式及其演变[J].现代传播，2016（10）：18-24.

31李卫华.清末“官营商报”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59-75.

32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媒介化政治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22-45.

33周叶飞.报刊与政府关系的重组：报律风波中的“共和”想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46-61

34王润泽、余玉.技术与观念的互动：民初传播技术进步与新闻业务发展[J].国际新闻界，2016（3）：133-150.

35倪艳年.论民国前国人的对外新闻交流及其特征[J].现代传播，2016（6）：25-30.

36彭桂兵.汉密尔顿与出版自由：新闻法制史的考察――兼论“二元对立”框架生成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6（8）：36-53.

37方晨、李金泳、蔡博方.忽略的维度：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及其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6（2）：131-149.

38孙继强.论战时日本报界国家宣传机构身份的构建――驳日本报界“受害论”战争责任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113-125.

第9篇：新闻传播学的意义范文

（1）科学性。科技新闻特点决定了科技新闻内容必须满足科学性原则，如果科技新闻不能满足科技性原则那么科技新闻将失去意义，科技新闻必须报道的是科技事实，符合逻辑和科学。［3］科技新闻担负着正确引导受众认知和舆论，所以，报道的内容必须有科学依据。

（2）知识性。科技新闻以科技事件为报道对象，新闻内容中必然会包含大量科技知识，如果不了解科技知识的受众，很容易受到误导。因此，科技新闻报道时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反映科技新闻中包含的科技知识，客观反映当前科技成果，正确体现科技知识量，避免夸大。但目前我国很多科技新闻内容虽新鲜，却经不起推敲，缺乏权威性，一些不正确的科技知识，严重影响着科技新闻的可读性。

（3）规范性。实际上科技技术研究中有着很多专业术语，科技新闻不能随意自由使用其他词汇去描述，避免曲解科技技术研究成果，科技新闻报道必须使用科技术语。但目前我国很多网络媒体对科技新闻的报道五花八门，用词缺乏统一，一个专业词汇有多种翻译，这就导致了受众无法理解，最终科技新闻价值难以得到体现，科技新闻规范性必不可少。

二、受众视角下科技新闻传播模式的创新

（1）故事传播模式。实际上科学科技新闻枯燥死板，很多受众并没有耐心看下去，往往看一点点就失去了兴趣，这是目前科技新闻的通病。故事传播模式能够有效改变科技新闻的枯燥问题。例如，使用故事案例开篇，通过故事激发受众对新闻的关注，而后进行科技传播，将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故事传播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将知识信息传达给受众，并且故事传播模式很容易被受众记住和理解，一些受众人群觉得有趣，还会讲述给他人听，这便大大提高了科技新闻传播率。故事传播模式有效提升了科技新闻可读性和感染力，加强了人们对科技新闻的接受力。并且在阅读故事后，人们对科技新闻便更有兴趣，更加关注。

（2）套餐传播模式。套餐传播模式是近些年新闻传播应用比较广泛的模式，但一直以来都没有融入科技新闻中。套餐新闻传播模式指的是主打新闻配若干副新闻，组成套餐新闻。例如，加入图片、背景介绍、相关信息、点评等等，以实现给受众一种不同的阅读体验，套餐新闻可以理解为合成新闻，套餐新闻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比较容易受到大众关注和认同。套餐传播模式融入科技新闻，将大大提升科技新闻的传播力。

（3）竞赛评选传播模式。竞赛评选过程中是吸引受众关注的最佳时机，竞争过程比单纯的科技新闻报道更富有吸引力。科技新闻传播中可以评比出“十大科技新闻”，“十大科技人物”等等，往往这种模式下的新闻是吸引受众关注的最直接手段，受众往往十分关注评比结果和真相。但是评比内容必须真实，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规范性，避免引起受众反感。如果不能进行真实报道，可能会降低受众对科技新闻的信任，进而影响科技新闻发展和传播。

（4）受众参与传播模式。科技新闻传播中如果能够加入受众的参与，那么关注科技新闻的群体将会变得越来越多，参与传播模式，可利用网络、手机、微信、微博，为受众解答对科学新闻报道中的疑问，接受受众的批评和点评及意见，让受众成为新闻的监督者，这样大大提高科技新闻的客观性。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