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含义精选(九篇)

第1篇：西方经济学含义范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第2篇：西方经济学含义范文

关键词：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西学东渐；经济思想史；传教士；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严复；日本学术界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116-06

自清末以降，随着经济学的西学东渐的逐渐展开，大量西方经济学概念译介进入汉字语汇系统，一批新的经济学汉字术语应运而生，丰富了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和思维表述，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学知识转型的重要表征。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概念的中译，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照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的复杂历程。其中，Economy、Economics的汉译具有标本性的价值，因而受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的重视，有关Economy、Economics中译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面世。①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罗列Economy、Economics的各种中文译名，而没有进一步对各种中文译名演变的时代背景、译者的个体情况及各种中译名的演进路径进行深入剖析。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近代Economy、Economics中译名五花八门，数以十计，但最主要的有“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而且它们之间呈现出前后递进的比较清晰的演进路线。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

一、“富国策”

最早将Economy翻译成汉语的是来华传教士。据方维规的考证，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最早在1819年所著的《五车韵府》（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将Economy译为“节用，节俭”；稍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鉴定在1844年所著的《英华韵府历阶》中沿用了马礼逊的译法；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1866年编撰的《英华字典》将Economy译为“治家之道，齐家之道”。[1]传教士的上述译法深深地打上了西方人士的文化印痕。十六、十七世纪之时，基督教家政学宣扬诸如“勤奋”、“节俭”等榜样和典范行为，并视之为经济要义，来华传教士将Economy译为“节用，节俭，治家之道，齐家之道”显然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

1876年同文馆的课程表中规定在五年制学生中第五年开设“富国策”课程，在八年制的学生中第八年开设“富国策”课程。所谓“富国策”就是经济学。1880年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在其讲授“富国策”的外籍教师丁韪良的指导下，将同文馆所用课本英国人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翻译成汉语，由同文馆刊行，名为《富国策》，这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文经济学著作，在该书中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可见中国现代教育系统中，Economy的最初中译名为“富国策”。1896年，陈炽在《续富国策序》中亦将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译作《富国策》，他对亚当·斯密对于英国商务之盛，冠绝全球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识者推原事始，归功于《富国策》一书”。[2]（P149）有趣的是，陈炽并没有真正读过斯密的《国富论》，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以致他将汪凤藻翻译的亨利·福西特的《富国策》误认为是斯密的《富国策》，他认为汪凤藻的翻译存在问题，因而进行重译，1896年将《重译富国策》在《时务报》上连载，并单独出书。

在西方，Economy②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其原意是指家计（oeconomia）。古希腊学者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年—前355年）在《经济论》中最早使用西文“经济学”一词。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把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都列入“家计管理”范畴。文艺复兴后，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得到“复兴”和光大。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西方近代经济学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经济学的发展亦由研究家计管理扩展到研究如何管理一国的经济的问题。

在19世纪末以前，近代西方经济学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广泛使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概念。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的第一部著作。1672年英国的威廉·配第在《爱尔兰政治剖析》一书中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是英文文献中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175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区分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学。1767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写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这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书名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此后，“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被广为沿用。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803年写了《政治经济学概论》，1813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精义》，1828—1830年间编成六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48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1867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其副标题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在19世纪末以前，西方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富国”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世纪末，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比较妥当。当然“富国策”的译名亦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时自强求富的时代印痕。“富国”和“富国策”都是中国原有的词汇。中国古代思想家探讨经济问题不是在“经济”的范畴之下，而是在“富国”的范畴之下展开的。战国时期的《荀子》中就有《富国篇》研讨富国、富民问题。荀况对先秦时期的富国富民思想作了总结、批判，吸收、融合了各学派在富国富民问题上的积极主张，创建了他“兼足天下”、“上下俱富”的“富国论”。北宋著名学者李觏撰写过论述经济问题的专书《富国策》。因此当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从西方舶入的经济学概念时，就从自己习惯的形式出发，将其译为“富国策”或“富国学”。当然，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富国策”还与当时正在展开的洋务运动追求“求富”、“求强”的时代背景有关，“富国策”成为当时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所留下的文化“符号”。

在清末相当长一段时间，“富国策”的译名颇为流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同类著述，不少沿袭此类译名，如《富国要策》、《富国新策》、《富国策摘要》、《续富国策》、《重译富国策》、《各家富国策辨》等；或从这个译名衍变而来，如《富国养民策》在‘富国’之外，又从‘政在养民’或‘命在养民’等古义中增补‘养民’之意”。[3]（P418）

富国策的译名影响之大，以致传教士所译的著作多沿用，比如1895年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历史名著《泰西新史揽要》亦用“富国策”作为翻译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之书名，言曰：“斯米得名雅堂者，特创一书，名曰《富国策》，家弦户诵，名震一时。”[4]（P690）流质多变的梁启超亦受此影响，1897年在《〈史记·货值列传〉今义》中说：“西土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5]（P35）。梁氏这里所说的“富国学”即今天的“经济学”。当时的新闻媒体亦多用“富国策”指称Economy，如1899年《万国公报》载文《各家富国策辨》，介绍亨利·乔治（卓尔基亨利）、马尔萨斯（马尔德）、李嘉图（黎加多）的经济思想。

二、“理财学”

19世纪末，随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经济现象论证而轻于国家政策分析，“政治”渐趋淡化，“经济学”开始取代“政治经济学”。③1871年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杰文斯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初版中就开始使用“Economics”一词。1877年美国一位作家著有《经济学或财富之科学》（Economics or the Science of Wealth）一书，用“Economics”代替“Political Economy”。1879年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序言中，提出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所著的1881年版的《哲学字汇》中已有“Economics”词条。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一书，从书名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称谓。20世纪初以后，西方开始普遍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

这一改变，淡化了以往主要站在政治家或立法家的立场上突出富国裕民的涵义，转而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科。受西方经济学内涵由研究国富问题向研究一般的资源配置问题嬗变之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以比较中性的“理财学”取代具有较多价值取向的“富国策”作为Economics的译名。这方面的著述如1896年李佳白的《理财论》，1900年戴乐尔的《理财节略》，1901年李士德的《理财学》，1902年稽镜译述的《理财学纲要》、作新社译的《商工理财学》与杨廷栋的《理财学教科书》，1903年吴启孙译的《理财学讲义》等。当时的报刊杂志也发表“理财学”方面的论文，有的甚至设置“理财学”专栏，如1902年9月出版的《新世界学报》第2期设立“理财学”栏目，与“史学”“宗教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物理学”“兵学”等并立。

由于“理财学”译名之广泛影响，以致1902年清政府在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将“理财学”作为学校经济学的课程名称。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刊登广告，题为“总理学务大臣审定教科书”，其中有《理财学精义》，其说明为：“凡分四章。首总论，次生殖，次分布，次消费。理极繁博，而译毕极为条鬯”。[6]

“理财学”译法影响巨大，以致1905年出国留学、1911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陈焕章还将他所著的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自译为《孔门理财学》。陈氏在其博士论文中专门讨论了Economics的译法：“英语‘economics’的汉语对应词是‘理财’，其意不言自明，不需定义。”他考察了汉语“理财”一词的起源，认为“它第一次出现在《易经·系辞》中，上面说：‘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陈焕章还批评了当时国内已非常流行、借鉴日本的“经济”译法：“现代日本人用汉语‘经济’一词对应英文‘economics’”，“然而经济一词有着十分广泛的意义，不是‘economics’好的对应词。它通常指政治才略，涵盖政府行为的全部，它更多地属于政治而不是经济”。[7]（P31）

三、计学

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对于Economics的译法别有心得，早在1896年翻译《天演论》时，他就将Economics译为“计学”：“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8]（P309）为什么要译为“计学”？他还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说明。他早期曾试译法国巴黎法典学堂讲师齐察理的一本原著，在论及Economics的译法时，认为过去把“计学”说成“理财之学”，当时看起来“固为至当”，精确考察，“实非吻合”。因为“计学之所论，主于养欲给求，主观之说；而理财，客观之说”。所以用“理财”一词解释“计学”是反客为主：“以理财界计学者，是谓以客界主”。[9]（P76）

稍后，在《原富》“译事例言”中，严复再次论述了将Economics译名“计学”的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9]（P97）

从上面的议论可以看出，严复对将Economics译为“经济”且该译法来源于日本的状况是非常清楚的，不过他反对这一译法。严复对于自己的译法颇为自信，当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8日出版）对严氏《原富》包括“计学”在内的译文“过求渊雅”提出意见后，他曾专门就“计学”这一译名两次致函梁启超予以说明。④从严复的议论中可以得到Economics译法的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当时国内的译名已由“理财学”取代“富国策”；二是日本将其译为“经济学”的译法已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1908年严复被学部尚书荣庆聘为学部编译审定名词馆总纂，可想而知，“计学”便因此取代原来的“理财学”，成为“部定”Economics的中文译名。

由于作为译界泰斗严复的大力提倡及“部定”的影响，严氏的“计学”译法得到了部分人的响应，一度频频使用。1903年陈昌绪译自美国人C.兰德的经济学著作取名《计学评议》；1903年《万国公报》第168期发表《详论计学》一文；1904年《商务报》第6期发表《计学大家英儒斯密亚丹传》一文。1905年的《四川学报》在第1-5期中连载翻译文章——《计学》，作为“科学入门六种之一”介绍西方经济学；同年《国粹学报》第1卷第2期发表《计学史序》一文。1906年留美学生章宗元在《商务官报》第11期上发表《读计学书杂书所见》一文；同年《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卷第2期发表《户部研究计学》一文；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奚若翻译、美国人劳林（J.L.Laughlin）的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文译名《计学》。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190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陈锦涛回国以后将其博士论文献给清廷学部，学部1906年在《批答留学美国计学博士陈锦涛所呈钱物转流理书》中对陈氏的博士论文作了评价，称经济学博士陈锦涛为“计学博士”。⑤

梁启超受严复的影响，他早年将Economy译为“平准”，将Economics译为资生学[10]（P80）、平准学[11]，1902年在严氏两封致函以后，放弃了自己的译法，转而在“计学”的基础上使用“生计学”⑥的译名，并打算写一本《中国生计学史》——即中国经济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3]（P425）但流质多变的梁启超在对Economy及Economics的翻译方面也是多变的，“整个过程反反复复”，“混乱不堪”：“1902年5月至1906年3月为使用‘生计’时期，1906年3月至1910年2月为使用‘经济’时期，1910年2月至1912年10月为回归‘生计’一词时期，1912年10月以后为‘经济’、‘生计’二词并用时期。”[8]（P310-311）

由上可见，“计学”译法的走红是译界泰斗严复情有独钟的结果。但是，尽管它一度获得“部定”的正统地位，仍然不可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只是“理财学”向“经济学”过渡的一种过渡译法。

四、经济学

作为古典词的“经济”，是“经”与“济”的合成词。“经”本为名词，初见《周易》，指阡陌，义与“径”同。后转为动词，义与“治”同。“济”与“齐”相通假，有整齐调和之意。[12]“经济”二字连为一词，首见于西晋，《晋书·长沙王乂传》载，“八王之乱”期间，长沙王司马乂（277-304）致书其弟成都王司马颖（279-306），称他们“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晋书·殷浩传》称赞殷浩（303-356）“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以上的“经济”意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与现代的“政治治理”含义相近。自西晋直至晚清，中国汉语中的“经济”一词一直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经济”一词在明治维新以前早就流行于日本，它最初是通过中日文化交流渠道从古代中国引进的。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经济”一词的含义与中国古代的“经济”一词的含义完全相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经济”一词的含义开始由传统的“经世济民”向现代含义转化。至于日本知识界何时正式将Economy翻译为“经济”，学术界见仁见智。

日本学者竹浪聪认为，日本文久二年（1862年）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词典》首次将Economist译为“经济家”，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经济学”。中国学者的考证与竹浪聪的考证略有出入，有人认为，明治维新前一年（1867年），神田孝平将阿里森的《经济小学》（1850年）译为日文，并在序言中介绍，西方政科分为七门，第七门为“经济学”，“这是使用中国古代的‘经济’一词作为economy或economics的译名的滥觞”。有中国学者通过细致的考证认为，庆应三年（1867年）旅日美籍传教士墨本（J.C.Hepburn，1815—1911）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用‘经济’对译economy”；同年，堀达之助等编纂《英和对译辞书》，“将economics译作‘经济学’”；小幡笃次郎翻译《英氏经济论》，“从多侧面界定‘经济学’”；明治六年（1873年），林正明将福西特夫人的著作译为《经济学入门》，明治十年（1877年），永田健助将《经济学入门》译作《宝氏经济学》。“自此，日本人普遍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脱离了中国古典词原意”。[13]

据考证，汉语中使用“经济学”指称Economics的最早始于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他在光绪十一年冬（1886初）完成了《西学启蒙》16种的翻译和编写，其中一种为《西学略述》，此书分十卷，第八卷为《经济》。卷中的小标题为“富国”“租赋”“英征麦税始末”“英征百货税则”“富民”“国债”“钱制”“河防”“法国经济始末”“意国经济始末”“筑路”“船制”“火车铁路”“户口”。在《法国经济始末》中，介绍了“户部大臣哥罗伯耳”（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医员该斯奈”（医生魁奈）、大臣“都耳哥”（杜尔哥）、赛者弼（萨伊）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际上是法国经济思想小史。显然，艾约瑟使用的“经济”含义不是传统汉语的“经济”一词的含义而类似于Economics的含义。至于艾约瑟使用“经济”一词是否受到日本的影响，或日本受到艾约瑟的影响而使用“经济”一词，不得而知。[14]同年，荷兰莱顿大学著名汉学教授Gustave Schlegel撰写的《荷华文语类参》用“经济”翻译economy和economics，“鉴于《英和对译辞书》1862年已见‘经济学’译名，Schlegel本人略通日语、并与日本学者颇多交往，可以推测这里的‘经济’译名很可能从日本舶来。”[1]驻日使节黄遵宪在1890年所著的《日本国志》中将Economy译为“经济”，[15]（P517）毫无疑问，黄遵宪的这一译法显然是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影响。

Economy或Economics由日本人译为“经济”的这一学术信息主要是通过维新派1896年在上海办的《时务报》向中国传达的。⑦《时务报》从第三期起，特辟“东文报译”专栏，专门选译日文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包括日本《经济杂志》、《东京经济杂志》、《东京经济志》等经济类报纸。该刊第十一期（1896年11月11日刊出）登载日本人古城贞吉译自日本《东京经济杂志》的文章，文中有“经济”一词，并加小字注明：“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第十四期（1896年12月15日出刊）发表译自《东京经济杂志》11月14日由古城贞吉写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的译文，文中用到“经济学”一词，指Economics：“故初习经济学者，当先排斥交易利益优者，而损失劣者之谬说，不留芥蒂于胸中也”。

1897年5-7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义·论译书》一文，在谈到西方“富国学之书”时，附有“日本名为经济学”的注解：“华商之不敌洋商也。洋商有学，而华商无学也。彼中富国学之书（日本名为经济学）皆合地球万国之民情物产，而盈虚消息之”。梁启超并不赞同将Economics翻译为“经济学”，甚至反对将其翻译为“经济学”，⑧但他客观上向中国读者传达了日本将Economics翻译为“经济学”的信息。自此以后，日本的“经济”或“经济学”译名，逐渐渗透到中国的报刊文章。但是，最初几年这个渗透的过程非常缓慢，中国人开始不愿意接受“经济”新义，原因或许在于时人以为它于原义相去太远。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现代意义的“经济”一词在中国学界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使用频率极低。当时中国人基本上只在翻译日本人的著作时才照搬“经济”。

20世纪初以后由于日本留学生登上历史舞台，留日学生纷纷将日文书刊转译到中国，日本的“经济”和“经济学”的译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于中文各种论著中。一些刊物上，破天荒地连载“农业经济篇”“商业经济学”“经济通论”等专题著述；发表诸如“军事与经济”“经济革命之发动”等一系列文章；相继开辟“经济备览”“经济类志”一类栏目。如1901年7月发行的以江浙籍留日学生为主在东京编辑的《译书汇编》第七期，刊登了日本法学博士天野为之的《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的中译。“在这篇译文的第一页（《译书汇编》第七期第89页），就三番四次地使用‘经济学’‘经济杂志’‘经济要义’‘经济指针’‘经济原论’等含有‘经济’的用语，共有12次之多。倘使翻阅全书，恐怕‘经济’两字的出现次数，不会少过几百几千次。”[16]（P311）1902年《大陆》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最近经济学》一文，该文认为经济学大体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人类之欲望。二曰货物。三曰效用及价值。四曰生产及消费。五曰交易及分配。六曰所得及财产”。文中提到的经济、经济学、效用、价值、生产、消费、交易、分配等经济学名词都来自日本，该文作者很可能是留日学生，至少是受到留日学生的影响。

1902年留日学生翻译的以“经济学”命名的理论著述，如《最近经济学》《最新经济学》《经济政策论》《经济教科书》《经济学之范围及分类说》等陆续问世。留日学生创办的各种刊物上的有关经济类专刊，如“经济类志”“经济汇志”“经济杂志”等讨论广泛的经济问题。1903年，日本学者杉荣三郎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经济学讲义》，经济学名词正式登上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为了消除人们对当下“经济”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含义的混淆，1904年《东方杂志》推介日译经济教科书《经济通论》时，在广告上特作如下说明：“我云财政，日本云经济，实同一义，是书先论经济之纲要沿革，次论生殖，次论交易，次论分配，终论消费，体用兼备”。[17]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一词在中国突然出现“井喷”，完全是留日学生所促成的。

1903年留日学生王璟芳（1876-1920）在所著的《普通经济学》一书中论证了以“经济”二字来翻译Economy的合理性：“经济二字……从希腊语之Oikos romos二字而出，Oikos者，家屋或地宅之意；Komos者，法则也，谓治家之法则。……吾国字训，经字作名辞解，法也，常也；作动词解，有治理之意。济，奇也。二字连用，殆本于经国济民，用之自秦始，包含富国强兵之事，为治国平天下之手段，意义辽阔，不专属于政治理财。近今用之，无稍变焉。日本用吾华文字之国也，始亦以经济为治国平天下之术，如太宰纯所著《经济录》，与吾国治平略等书相伯仲。驯至今日，所谓经济者一身一家，皆可适用。其意为俭约，为计算；于国为理财之政。西文由小推之大，日文由大通之小，变迁不同，意义尚可吻合。故日本径以经济二字，译英语之Political economy，夫既明二宇（字）沿用之新义，则此中之包含，可得而进论焉。”[8]（P579）1903年中文刊物以“经济”译名设置的专栏不断增多，各种以“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影响之所及甚至影响到官方的有关立法用词的改变。如清政府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叙述各分科大学科目，也分别注明：“全国人民财用学”科目，“日本名理财学及经济学”；“各国理财史”科目，“日本名为经济史”；“各国理财学术史”科目，“日本名为经济学史”等。

长期在日本留学生中从事革命的孙中山也受到留日学生用经济指称Economy的影响。如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用民生主义来解决经济问题：“世界开发，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孙中山这里的“经济”一词的含义完全是现代的，与传统汉语词汇“经济”的含义根本不同。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还专门谈到Economics的译法问题，他说：“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鱼盐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系统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以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18]（P510）

但是，经济学这一名词在20世纪初长时间与理财学、富国策、计学等并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接受并通用。

从汉语的本来含义看，“经济学”的译法并不准确，不如“理财学”贴切，但 Economics的中译名由众名纷纭最后统一于“经济学”反映出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过程中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近代中国人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主要是一条“道源西籍，取径东瀛”的道路。日本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的近代化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在幕末、明治间曾广为使用汉语词对译西洋术语。在推动清末中国近代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转型方面，日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大量借用日本对译西洋概念的汉字词。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新知识体系中汉语“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系来源于日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19]（P420）

经济学领域亦是如此。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考证，中国现代主要经济学名词，如“工业”“工业化”“分配”“手工业”“不变资本”“公债”“预算”“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口”“出超”“可变资本”“市场”“交易”“交换”“地主”“有价证券”“企业”“投资”“投机”“决算”“金库”“金融”“固定资本”“使用价值”“所有权”“供给”“保险”“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信用”“信托”“指数”“重工业”“计划”“消费”“消费者”“高利贷”“财政”“财务”“通货膨胀”“动产”“现金”“商品”“商业”“劳动者”“经理”“经济”“会计”“资本”“债务”“债权”“轻工业”“证券”“簙记学”等均来自日本。这些经济名词大大丰富了中国近现代表达经济思想的学术词汇。中国现代73个经济学方面的外来词中，来自英国的有21个，法国的1个，德国的2个，俄国的2个，而来自日本的多达47个。[20]（P327-334）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东渐不仅在中西双边进行，更多地是在西—日—中三边进行，日本成为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二传手。Economics的中译名最后定格于“经济学”只是中国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方维规.“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2003，（3）.

[2]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前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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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申报》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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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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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36.

[12]冯天瑜.汉字术语近代转换现象辨析——以“经济”、“形而上学”为例[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13]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J].中国社会科学，1998，（4）.

[14]叶世昌.经济学译名源流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5）.

[15]黄遵宪.日本国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16][20]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上海：三联书店，1983.

[17]参见《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04年3月11日），“新书介绍”部分。

第3篇：西方经济学含义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方式 结构

一、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

在很早以前的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样的含义。“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值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1]。当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般指的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在数量上的完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片面地在数量上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经济结构失调、区域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工业污染及生态恶化等。于是，人们开始审视过去经济的发展态势，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的内涵，把增长与发展明确的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指的是人均产品在量上面的的增加，一般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衡量。而发展则包含两层含义，它既包含人均产值的增加，也包含另外一个指标：即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的必要性

（一）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各个地区只有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找出并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才能缩小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在总体上的同步发展。目前，我们西部和东部在经济发展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和人均值上都要比西部高。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则相对落后，西部地区在资源、环境上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差异，致使很多西部地区的人们跑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挣钱。这导致本来就没有人口优势的西部地区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反过来使东西部经济的差异更加加剧。因此，统筹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才能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进步。

（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2013年1月14日起，连续三天的时间里，中国一些城市的空气都陷入了重度污染中，北京甚至变成了“雾都”，浓雾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硕果累累。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伴随而来了很多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和酸雨。使社会、环境、资源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三）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步伐虽然有所加快，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毋庸置疑，传统行业、低效能产业依然占主导的地位，高新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则发展比较缓慢。“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但技术含量较少，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在我国的手机制造业中，国产手机所用的屏幕、芯片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进口。中国的电子巨头富士康，也只是雇佣国人廉价的劳动力，组装电子产品，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依然被国外掌握着。这反映出我国自己主导的产业技术相对较少，所以才导致国产手机大部分沦为大同小异的“山寨”产品。如何把“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成为产品链上游的供应端，才能使我们创造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真正走向现代化。

三、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创新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到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统筹规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和实施。

（一）对经济结构重新审视和调整

“民以食为天”，农业方面，努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产工具的科技化，优化农产品种子的质量，更新农民的劳作观念。工业方面，更新效率低下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高新产业，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使我国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去，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服务业方面，在完善传统服务行业的基础上，拓展新型的现代服务业，使服务业跟上时代的步伐。例如现在网上购物的兴起，为物流企业带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传统物流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如何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使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二）把科教兴国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而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则制约着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怎样的发展，发展的水平怎么样，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劳动者来实现。为此，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首先，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提高大学的录取率，给更多人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其次，加强职业教育的培训力度。目前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这方面还不够重视，投资力度也需要加强。再次，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重视，使不同地区的人都能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人才才能公平，各地区经济发展才能平衡。

最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的增长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增长，就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2]。”因此，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态势，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澳]海因茨·阿恩特. 经济发展思想史[M]. 唐宇华， 吴良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2.

第4篇：西方经济学含义范文

【关键词】中国话语 核心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今中国创造性最强、认同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话语，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原点。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原点，应该从什么地方集中突破与提升，才能融通中、西、马话语资源，构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话语体系？用列宁的话来说：“概念是人脑的最高产物”，“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①语词是话语言说的基本单元，概念以语词的形式相对稳定地凝结了话语的本质规定性，话语体系不外是概念（语词）之间通过判断形成命题（语句），又经过推理得出结论（语段）。

在成熟的话语体系中，概念是不变项，命题、结论等表述方式是概念的组合项。可以说，概念是在中、西、马之间进行跨文化旅行的话语使者，中、西、马之间的话语对接是通过概念完成的。西、马之间语词可以直接对译，不存在概念转换问题，但和汉语无法直接对译，几乎等于概念再造。这种语言张力不仅没有阻碍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反而成为中、西、马融汇的源头活水。中国人不是另造新概念，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利用拼义文字使语词贯通中国历史和现实语境，赋予新含义使之成为中国话语的概念基础。通过词素组义是语词、概念得以流行的绝妙方式，事实上，西方拼音文字词素组义的空间有限，其容纳知识爆炸的基本方式是另造新单词，现代英语基本单词量已逾百万。汉字自甲骨文以来数千年没间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语义，三千到四千个常用字，可以自由组合新词汇新概念，无限量地容纳新鲜经验，同时又贯通历史智慧。

17世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出现了上千个新词汇，其中有上百个变成了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分析性概念，诸如“国家”、 “科学”、“经济”、“实践”、“价值”、“发展”、“生产力”等，现在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广泛使用，成为其中的核心概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涌现的话语表述，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大多是由这些分析性概念组合而来，当然还转用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古典词汇。概念是话语的基石，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就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界定和组合，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丰富的现实经验，提炼科学、准确、包容的“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智慧―中国表述”。

方向：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

历史上每次外部思想文化输入，都伴随着一场话语变革。在中、西、马的对接转换中，传统的经学话语体系不合适，纯粹的西方话语体系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承认西学科学性而又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经验存在的理论，改造并沿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同时又使这些概念有可能容纳东方本土经验。概念不仅包含了静态的语词结构，更体现为动态的语用实践。列宁指出：“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抓住、把握、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②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认识中国社会的客观真理，必须使之容纳中国的实践经验，从而能够走出书本，在实践意义上“自为”地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的产生并非移花接木，而是投桃报李，以取之中国的语言元素，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概念具体化，形成中国化的概念、范畴，这些概念、范畴已经包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和范畴系统，组成了一个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成熟、最巧妙、最恒久的载体。可见，在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由于中西方“话语逆差”，很多分析性概念存在对西方的“话语顺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解释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争论和疑惑，都跟一些概念的话语含义模糊有关。因此，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最实质性的工作，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具体路径，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话语转换的规律和机制，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哪里来、怎么来、哪里用、怎么用”，通过正本清源，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经验说文解字，对其话语含义做出时代化大众化的界定。

路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过去一般把思想路线看作哲学上的认识路线，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认识路线大家都有，但全世界先后出现过一百多个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路线。在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思想路线系统化、有序化、操作化了，“十二大”通过的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归结为三个步骤：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同志在中央党校“5・16”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环节不能减少，次序不能颠倒，组成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实际上摸着原典概念的石头过河，这其中有的石头被打磨成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表现为“社会”、“人民”、“民主”、“劳动”、“生产力”、“公有制”等许多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以及一度被抛出社会主义范畴的原典概念，如“市场”、“资本”、“价值”、“竞争”、“生态”等，重新定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循思想路线，考察这些概念容纳中国新鲜经验发生的意义再生产，从中科学地提炼和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掌握话语权不是直接从概念到概念，打造话语体系的第一个步骤是从实际出发，方法是从调查研究中探明概念的经验来源，把概念纳入中国语境。1983年春邓小平同志苏南调研，发现不吃计划饭的社队企业反而比国营企业效益好，由此得出了一条重要经验：“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③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第二个步骤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法就是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典型经验做出的科学决策中，发现概念的实践基础。苏南调研一年半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执行一揽子新的经济政策，邓小平同志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④“市场”作为经济学概念，可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范畴，留待实践检验。第三个步骤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方法是归纳政策执行中反复出现的结果，这种规律性即是最终凝结在概念中的客观真理。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政策八年后，同志总结出规律：“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⑤这一规律揭示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市场”概念成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的基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结语

理论体系、价值体系都要由特定的话语体系承载并发生作用，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汉语言文字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通过文字拼义容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转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以这些核心概念为基石，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考察核心概念的意义再生产，运用这些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创造―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同时，以核心概念为桥梁和中介，实现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的概念兼容，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概念对接，对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话语创造进行意义再生产，努力使消极话语转化成积极话语，粗俗话语转化成高雅话语，反面话语转化成正面话语，从而把非主流话语纳入到主流话语系统当中。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人选、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研究”和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话语创新与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JD710032、2013JGB115】

【注释】

①②《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9～149页，第181页。

③④《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第297页。

第5篇：西方经济学含义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教学;价值观导向

当前我国高校经济学类的教材主要包括经济学基础、经济学原理、西方经济学等等。经济学最先在西方得到系统的研究和发展，我们可以从西方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启发，但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西方的经济理论在中国也有其不适用的方面。况且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西方经济的一些理论观点难以让我们所接受，这就要求当代的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不能把书本当作神圣的事物，辩证看待经济学理论，正确的认识经济学中所包含的优缺点。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中，教师重视知识的讲授，忽视了经济学中的伦理道德因素，影响了学生的价值观的培养。提高价值观的培养，需要教师能够重视价值观培养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加大价值观引导的力度。

一、经济学教学中价值观引导的现状

(一)教师的思想上不重视中国当前的教育主要注重学生知识的掌握能力，而忽略了学生的素质教育。教师在课堂上，主要讲授课本上的知识内容，注意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对于经济学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向并未引起重视［1］。一些教师认为，经济学教学中无需进行价值观的培养，经济学和价值观无多大的联系，在课堂教学中是可有可无的，还有一些教师虽然意识到了价值观在学生培养中的作用，但为了节省上课时间，教师采用一笔带过的方式，虽有提到，但并未做深入分析。(二)教师未认识到经济学中所含有的价值观很多教师并未认识到经济学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观。经济学中包含着大量的经济道德和价值判断标准，在经济学教学中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十分重要。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经济学的理论和各种思维的培养，但并未认识到经济学中所含有的伦理道德等。例如，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竞争，无需政府干预，个人只用考虑自身的利益，可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2］。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通过交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在这交换和分配中，由于分配的不公平使很多人的利益受到伤害。教师在讲授“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时，更为注重的是该理论是如何提出、主要的内容、如何发展、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是否还使用等问题，并未意识到该理论存在的道德价值观———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可能会侵犯他人的利益。(三)学生自身缺乏理性思考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仍处于发展完善阶段。虽然素质教育在逐渐普及，但传统的教育方式仍然难以改变，当前很大一部分的大学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独立思考能力、社会实践能力都较弱，大多数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虽明确了方向，但却是粗糙不系统的;还有一小部分的人生价值观还是迷茫不清晰的。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主要来自思想品德等相关的课本知识和学校所规范的道德标准，而自身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虽然在课堂上能很好的接受知识，但由于自身独立思考能力不够，学生缺乏内化意识，学生对所接受的知识只是纯粹的接受，并未经过自身的加工内化［3］。当前的大学生，很大一部分都为独生子女，从小备受宠爱，可能养成了自私自利的习惯，在社会生活中，更为注重自身的利益。因此，在学生的培养中，教师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掌握能力，还要加强学生的价值观的培养。

二、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价值观引导的原因

首先，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主要内容大多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理论知识，长期的知识灌输和运用，各种利益观点不断得到强化，使学生在生活中更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人生价值观念混乱［4］。若此时教学只注重学生知识接受和掌握程度，不及时的对学生的价值道德进行引导，那么会造成学生形成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将会损害学生的一生。其次，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心理素质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其学习能力较强，而金钱更能使学生受到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面对经济利益的时候可能会更贪婪自私，而经济利益更容易引发社会道德问题。基于此，在如今经济飞速发展、物质充沛的中国，当代大学生从小生活优越，其道德水平让人堪忧，为改变当前的社会现状，不仅需要教师在经济学教学中带领学生辩证的学习经济学内容、分析相关的社会问题，还要加大价值观导向的力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再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多违背道德的行为。比如，做假账、非法股票交易等等，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有能力的人才，还需要高材生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修养。社会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而德才兼备也是当前我国教育所追求的。若仅有能力而个人素养低下，那么社会的发展将难以推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将走的十分艰难。最后，家庭和学校是学生接受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大学作为学生道德教育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人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要注重学生的价值观培养，防止学生出现极端主义，为大学生步入社会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价值观引导的策略

经济学并不是独立的存在，经济学的内容反映着价值观，经济学和价值观两者相互交融［5］。经济发达的美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认识到，要十分重视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人生价值观的教育。作为资本主义发达、社会自由竞争的国家，受社会和教育的影响，很多学生都存在利己主义的思想。针对这种现象，美国在不断的讨论和实践中，对经济学类的学生采取了相应的教育措施，即采用整合的解决办法，将伦理道德教育融入到相关的经济学类课程之中。将社会道德价值观与经济学相结合，这种方式避免了重新开设新的伦理道德教育课程，使学生节约了时间、学校避免了不必要的经费开支，同时还能够更直观的使学生认识到在某种经济利益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美国将道德价值观教育融入经济学教育中的方式值得我国高等学校在具体的教育中所借鉴。(一)教师加强自身学习，改变教学观念首先，要想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首先需要教师自己能够认识到经济学教学中对学生价值观引导的重要性，同时还要求教师加强自身的学习，能够将价值道德伦理合理融合到经济学教学中。因此，经济学教师应不断吸收新的教学理念，多参加教科研活动和相关的研究会议，认识到自身的教学理念的落后，不断学习吸收外界的先进思想，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学生知识的引导者和价值观的向导。其次，教师应该在课前做好教案设计，使整个课堂内容丰富而有趣，将价值观内容有效的融合在经济学的知识点中，教学设计能够给学生一定的道德启发，领会其中的相关哲理，避免因准备不足而达不到价值观导向的效果。(二)明确价值观目标目前，我国对于大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培养的课程主要是公共理论课，大多为思想政治教育等。虽然开始了道德价值观培养的相关课程，但纯粹的理论使学生失去了学习兴趣，上课并未认真学习，学生对于书上的内容缺乏自我认同感，仅在考试的前几天翻开书本，抓抓重点，使得思想道德教育并未达到实际的效果。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在经济学教学中，在经济学教学中渗透价值观教学，对学生的价值观起到潜移默化的培养作用，学生能快速的认同原有的道德理论，还能将经济学内容与自身相结合，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托马斯［6］认为“如果不能把这种课程利用为培养价值观和伦理意识的手段，我们就在浪费一个大好机会。”因此，在经济学教学中，教师要明确课堂教学中的价值观目标是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教师将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经济学课程中，更能够使学生接受和认可，教师通过认真分析经济学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深刻批判极端利己、拜金、功利主义思想，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认识经济学理论，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为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做出努力。(三)区分研究和教育的差别我国高等教育学校的教师大多具有一定的科研任务，在经济学教学中，就需要教师分清研究和教育之间的差别。研究科研避开社会道德伦理问题，仅对具体的经济问题做出相关的假设和讨论。有些研究结果还并未发生在社会现实中，它只是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预测，又或者是对当前经济规律的一个总结，研究可以避开社会伦理道德而展开讨论，但教学却不能如此。教学是为了培养社会人才，培养的对象是当前价值体系还不完善、缺少社会经验、道德认识薄弱的大学生，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价值观问题，要注重批判极端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对经济学知识进行深入的分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将学生的不良价值观扼杀在摇篮期。(四)优化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首先，要加强对教材的改革。传统经济学教材已经不适用当前的人才培养计划，传统的教材的知识点不够新颖，很多知识点在当前社会已不再适用，仅能够作为补充知识进行了解。在选购教材时，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新的研究成果的书籍。其次，学校要优化课程结构。传统的课程更为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大多数的专业课程主要用来给学生传授理论基础知识，而价值观问题的摄入却极少，造成了学生的知识面仅停留在专业知识方面。因此，教师要注重优化授课内容，注重授课内容的趣味性，除了阐述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还要加入相关的价值观方面的道德伦理评判。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有分析价值的问题，教师要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使学生明白其中的前因后果，而不能笼统的一笔带过。再次，教师要引导学生客观认识经济学中的阶级问题，对经济学中的带有西方色彩的资产阶级内容应该要客观辩证的学习和对待。最后，要注重学生对经济思想的内化和理解。学生学习并不仅仅是纯粹的接受所学的经济理论，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将知识内化、使之与自身原有的知识内容进行融合。学生通过了解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及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等，对经济理论有更深入的了解，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而不轻易受经济理论中的价值观的影响。(五)改革教学方式最后，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一旦明确了教学培养目标，教师应该改进自身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经济学教学中的价值导向作用，需要教师在加强学生掌握知识能力的过程中，还应该加强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培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学习，鼓励学生去质疑问题、分析探索问题。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等。教师在教学中要避免述而不评的现象发生，纯粹的描述并不能使学生获得多大的收益。为了提高价值观的培养，教师可以采用既述又评的方式，课堂中将述和评结合起来，让学生既能了解到经济学理论知识，又能从中分辨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和需要批判的部分，能够使学生客观辩证的学习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构建自身的价值观。

四、结束语

经济学理论不仅包含着经济学知识，还包含着价值伦理道德的思想。在经济学教学中，要加强学生价值观的培养，不仅需要教师的不断探索实践，提高自身的教学方法，还要求学生自身能够将教师所教授的内容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当前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全面的高素质人才，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灵活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还要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道德观，因此，在经济学教学中，价值观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刘佳勇.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价值观引导问题探讨［J］.价值工程，2012，08:215－216.

［2］李丹.西方经济学理论假设前提反思与教学中的价值观引导［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1，03:61－63.

［3］乔洪武，郭亮，叶雨晴.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经济伦理教育［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79－84.

［4］江秀辉，李伟.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重视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J］.科学大众，2008，12:140+142.

［5］江秀辉，李伟.强化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基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实践［J］.现代企业教育，2011，10:169－170.

第6篇：西方经济学含义范文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转贴于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第7篇：西方经济学含义范文

一、中国道路面临西方话语陷阱

中国道路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所走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高度概括。从内涵来说，它不仅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发展模式，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既涵盖中国的国内制度与发展道路，也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既包括过去经验的总结，也包括未来追求的目标。中国道路的主要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认识：一是在政治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政治协商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西方的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二是在经济制度上，实行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三是在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借鉴但不信奉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四是在社会发展模式上，不照搬西方的公民社会发展与管理模式，坚持立足国情解决自己的问题；五是在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国际事务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断，并按自己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

由此可见，中国道路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相比于西方具有“异质性”，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等诸方面有自己鲜明的独特性，在外交理念、政策和行为上经常不符合西方标准。但与此同时，中国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令世界上的任何强国都无法忽视，并从感官、心理、利益、理念、制度各个层面深刻冲击着西方对于中国的固有认知。因此，西方和国际舆论不可能放过中国道路这一可以评说的对象，中国道路也因此成了西方种种话语陷阱“诱捕”的对象。在此，试对涉及中国道路的西方话语陷阱做一个大致分类，择其要而论之。

第一类，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历史与发展前景。这类话语陷阱有这样几个部分构成：一是贬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随意夸大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损害党的形象；二是宣告世界走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三是通过制造舆论瓦解民众对中国道路的信心；四是美化西方制度，强化其制度诱惑力。

众所周知，中国道路的最鲜明特征之一就是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但西方主流舆论一向习惯于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妖魔化，用独裁、专制、反人权之类的话语描述共产党政权是其家常便饭。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犯过的一些错误，西方舆论及其国内追随者更是随意夸大，不从历史看失误，而从失误看历史。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西方的“共产主义终结论”和“社会主义终结论”甚嚣尘上，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便宣告共产主义将在21世纪“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消亡”。与之相呼应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这一理论事实上在宣告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未来。新近的例子是2011年西亚北非发生的“茉莉花革命”，这些政治变局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西方舆论据此再次推理出中国也将西式民主化的论断。这样，西方话语一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情贬抑，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尽情美化，使此类话语陷阱极具诱惑力。

第二类，针对中国的经济成就、经济制度与经济伦理。新中国成立至今，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这60多年的历史既是一个延续的进程，又是一个因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而发生了转折的进程。历史的延续与转折本来是一种辩证关系。但是，在国内理论界却产生了所谓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争。有些人在肯定新中国60多年来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否定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意义，把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归因为改革开放，甚至认为“后三十年”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另一些人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否定“前三十年”的道路探索和奠定的经济基础，甚至把“前三十年”描述成“瞎折腾”，似乎发展道路上的挫折不是历史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种观点都片面地切割了历史，且都构成了理解中国经济制度以及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话语陷阱。党中央正是认识到这两种观点的危害与片面性，才提出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的实事求是立场。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财富分配不公平，农地征用补偿不到位、市场经济不完善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采用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制度的最大特点。然而，西方舆论却将当今中国的经济制度归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书就叫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版主编罗恩・卡里克将中国经济模式称为“威权资本主义”，英国《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威尔・赫顿、马丁・雅克则称中国经济模式为“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国内，也有学者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这种对中国经济制度或模式的“资本主义”定性，不仅歪曲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而且割断了中国人民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期望，诱导民众将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归因为经济与社会性质的变化，而非改革的不完善。此外，还有一些描述中国经济改革措施的话语，也在构建着经济领域的话语陷阱。如当前中国政府正致力于财富分配调节和收入制度改革，就有舆论抛出了“劫富济贫”的政策解读，一方面使正当的改革措施被曲解为贫穷者与富裕者两个阶层的利益对抗与博弈，另一方面削弱了改革的经济伦理基础与正当性。这样的话语无疑会阻滞趋向社会公正的经济改革。

第三类，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衡量中国道路。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各民族国家，无疑会有许多共同的或相似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即使文明差异很大的国家，只要都是联合国成员国，都认同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那么也就意味着彼此之间共同价值的存在。像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不仅是西方的价值，也是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而且如党的十报告中所显示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些价值能否称为“普世价值”呢？这里需要对“普世价值”概念的含义加以辨析。就“普世价值”这一概念本身来说，它不仅应该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不分地域、民族、肤色、性别、宗教、党派等要素，在人类的地域空间上具有全面的覆盖性，而且它必须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是自古至今人类都信奉的价值。显然，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等这些现今流行的概念，是近现代历史的产物，即使起源于古希腊的“民主”概念，也是经过了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成为西方的普遍性价值观的，这就是它的历史条件性。换言之，这些价值是历史发展到近代之后的产物，而非脱离历史条件的抽象性存在。就空间性而言，不同国家的人民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实践也是千差万别的，只强调这些价值的普遍性而忽略其地域和民族的特殊性，“普世价值”的说法本身就成了片面的说辞。

需要追问的是，现今西方舆论及其在中国国内的呼应之声用“普世价值”来衡量中国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究竟是学术上的评论还是具有政治上的意图？显然，他们用来衡量与批判中国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普世价值”，是已经去掉历史条件性和地域与民主特殊性，而只为当今西方所信奉的价值，已做了概念上的偷梁换柱。由此不难看出，这些舆论实质上是在用当今西方的价值来衡量、进而贬斥中国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这些舆论用“普世价值”的名头，来包装当今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价值，将不符合这些价值标准的中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加以抹黑，并借用其所处的话语权优势力图置话语权弱势的国家于百口难辨的境地。这种“普世价值”攻势给中国造成两难选择：要么被冠以“反普世价值”的污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合法性流失，使中国道路难以为继；要么归顺于西方的“普世价值”，接受西方价值观对中国道路的改造。由此可见，以“普世价值”来衡量中国道路是一种话语陷阱，政治意图深藏于其中。

第四类，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外交战略几经转折，但有一条主线非常分明，那就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尽管有过挫折与失误，但总体上的成功无可辩驳：它不仅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而且为其后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不仅彻底改变了晚清与民国年代“东亚病夫”的国际形象，而且强有力地推动了被近代国际体系边缘化的中国重新回到当今世界舞台的中央；它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和平环境，也为世界的和平事业贡献良多。

同时，新中国的外交历程也一直伴随着国际舆论的种种“恶评”，尤其是冷战之后，各种贬抑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的西方舆论此起彼伏。不管是“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和“大国政治悲剧论”等由学术研究包装的意识形态话语，还是“中国”、“国强必霸论”、“在非洲殖民论”、“在气候暖化问题上不负责论”、“在南海妨害自由航行论”等更直白的谴责性话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都构成了话语陷阱。比如“历史终结论”和 “中国崩溃论”对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严重误判，对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事业成功的意愿及发展前景予以釜底抽薪；“民主和平论”将中国视为具有“当然合理性”的西方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异端，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的合法性；“大国政治悲剧论”与“国强必霸论”、“中国”都意图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美国的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敌人，并呼吁在中国强大之前加以扼杀；“在非洲殖民论”用西方的殖民思维来歪曲中国的对非政策，意在唤起非洲的反华意识；“在南海妨害自由航行论”，实质上是为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利益保驾护航；“在气候暖化问题上不负责论”的实质与之相似，但又假借了“气候科学”的外衣，站在国际伦理的制高点贬斥中国气候与减排政策的道德基础。

还有一种西方学术话语包含的陷阱更为隐蔽，典型的如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他在论述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时否定了以和谐、和平、仁爱为主旨的“孔孟范式”，认为现实中的中国战略文化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无异，从而曲折地否认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文化哲学根底。对于这样的学术话语陷阱，学界应当高度重视。

第五类，对中国的捧杀。近年来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唱衰”中国的声音少了，“捧杀”中国的舆论则不断看涨。如2004年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登提出了“G2”的构想，即“中美两国集团”，并借2009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宣传他的这一构想。与这一构想相似的，还有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等人提出的“Chimerica”概念，它包含着“中美国”或“中美共同体”、“中美共治”的含义。这种赋予中国与美国在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中“平起平坐”地位的提法，其逻辑的自然延伸就是“中国责任论”，实质是让中国在美国规制的框架内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如果中国认同了这些诱人的概念，还将动摇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又如，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有西方舆论将之称为“中国主导世界元年”。2009年两位西方世界的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和约翰・奈斯比特分别出版了《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和《中国大趋势》；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而且加了一个副标题“中央帝国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了尽头”。这些著作对中国有许多溢美之词。在西方媒体兴起“讲中国故事”的潮流之下，连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著名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也于2009年发表文章，将中国崛起列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头等大事。或许他的看法是客观的，但当西方舆论将“中国崛起”与“中国正在改变我们”的看法相连接时，这种“高看”中国的话语也就转变成了西方国家施压中国的舆论依据。

二、 西方话语陷阱的实质分析

西方对中国设置话语陷阱的基本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借其主导的国际舆论结构，使其包含着话语陷阱的对于中国的评论，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对华舆论主流，进而形成对中国的高强度舆论环境压力，让中国在面对这种话语时左右为难，认同了等于自我缴械，拒斥了则会背负污名；二是有大量的西方话语，虽然并非全然针对中国道路，但形成强大的国际思想或舆论潮流，裹挟着人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从而给中国各界带来认识上的困惑，进而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三是在西方话语攻势下，中国国内舆论产生分化，一些包含陷阱的西方话语“内化”成了中国国内舆论，由国内学界或媒体加以宣传、发挥而产生“内在的”影响。当前中国国内一些要求政府无条件采纳西式自由民主价值、普选制、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的舆论即属此种情形。

西方舆论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设置话语陷阱，主要有以下目的：一是通过话语来展开对我国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争夺；二是在根本上推行其所信奉的崇尚实力与理性自私的国家政治哲学；三是将西方利益进行道义性的话语包装；四是隐含着西方国家国际战略上的盘算。因此，揭示西方针对中国道路的话语陷阱，是走好中国道路与争取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下文依此进一步分析西方话语陷阱的实质。

其一，“包治百病”的西方制度推销。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文明形态、经济水平、社会矛盾结构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既使世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也构成了宝贵的国家多样性、文化与文明多样性以及历史多样性。这就决定了用单一的某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在世界各不同形态的国家推行，不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在思想方法上也是错误的。尽管首先完成了工业化革命的西方自近代以来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就可忽视国家差别而通行于世界。从西方制度向非西方世界的推广历史看，其在大部分国家的推行都带来了社会动荡、民族分裂、经济管理效能不高等严重问题。然而，西方的先发优势已固化为其制度优越感和心理优势，却对其制度推广中的问题往往视而不见，这事实上是将西方的制度等同于“包治百病”的良方。

其二，在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中“拿下中国”。冷战终结之前，西方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扩张已经有一个长期的历史，但是冷战终结对于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扩张仍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由于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被解读为西方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胜利，加之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西方一时之间“无对手”，其全球性扩张几乎所向披靡，“拿下中国”是志在必得。然而，历史终究没有终结，中国不仅在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包围下实现了突围，没有按照西方的意愿成为其意识形态的新俘虏，而且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给西方造成了“挑战”：要么承认其“普世制度”与“普世价值”不普世，要么继续寻求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拿下中国”，实现真正的全球性扩张。显然，西方的主导性话语不会轻易认输。

其三，西方国家利益的话语包装。西方国家将利益视为国家对外行为的核心因素。19世纪英国外交家帕默斯顿有句被西方奉为圭臬的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久及永恒的，追求这些利益是我们的义务。”西方针对中国道路的无数话语，或作政治制度优劣的比较，或站上伦理与道义的高度，或以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的名义，或贬损或褒扬，其背后都有自觉不自觉的国家利益动因。实质而言，西方话语往往就是其国家利益的包装。拿近年来被热炒的气候暖化与二氧化碳减排议题来说，一些国家制造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不负责任的舆论，似乎是以科学实验为依据，并站在环境保护与全球共同利益的道义制高点上，实际上却是为了维护其已经取得的人均减排不对等利益，同时施压中国在减排上做出巨大让步，以阻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如各式各样的“中国”，其核心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重大威胁”。有些“中国”的作者干脆是为了赚取商业利益而迎合西方的“主流民意”，因此赚得盆满钵满。由于利益概念的扩展，在今天的世界上，让自己的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赢得国际话语权、树立国家在国际社会的道义形象等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国家利益通常经由话语包装，而话语权本身又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形式。当然，西方国家对其利益的追求并非都有着拐弯抹角的话语包装，而是经常直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直白表达，甚至有点“理直气壮”。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阐述道：“美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表示关切，争端的解决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她这样的表述反过来也使我们认识到，她所谓中国在南海“妨碍航行自由”的言论，实质上也正是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话语包装。

其四，将中国纳入西方的轨道。这是西方对中国的一项基本战略。从西方在近代欲将中国纳入其殖民体系，传教士们要用“上帝”救护中国，到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欲将中国纳入其联盟体系和远东管理框架，到冷战后采用政治、经济与舆论手段，或施压或诱导，以促使中国向西方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转变等等这些事实，可看出西方欲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的长期延续的历史线索。当中国贫穷落后时，西方舆论认为人口庞大的中国是威胁；当中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走向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时，西方舆论从意识形态上认定中国是威胁；而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以强劲的态势崛起时，西方舆论又从实力、文化、制度等角度论证中国的威胁。就是说，无论中国发展状况怎样，只要中国不是实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不是奉行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西方就会视中国为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曾有过“谁失去中国”的激烈争论，实质上就是在追究美国没能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的责任。显然，在今天中国已经崛起的现实面前，西方话语成了一种新的武器，“话语权战争”成为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当今“西强我弱”的话语权基本结构下，西方话语正是以制造种种“话语陷阱”的方式对中国和中国道路展开这样的“软战争”攻势。

第8篇：西方经济学含义范文

关键词：广西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作用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法家、道家为核心，此外还兼有墨家、兵家、佛教、西方文化等意识形态。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广西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诸如广西山水文化、铜鼓文化、山崖笔画文化、民族风情文化、歌海文化等等，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研究广西优秀传统文化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众的作用研究，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又对深入了解广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当地人民群众道德文化修养及推动该区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方法。

一、广西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四个目标是各个国家追求的理想状态，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都提出了高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广西有着悠久的民俗传统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虽地处西南边疆，民族种类众多，经济发展落后，但当地的人民社会矛盾较少，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和良好的精神面貌。除此之外，广西的自然风光十分秀美，山水文化驰名中外，遭受的破坏较少，较好的维持了景观原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西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文明、和谐理念。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理念，主要体现在当地的农耕文化上。广西隶属亚热带地区，当地少数民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这与游牧民族或者渔猎民族不同，这种相对固定区域内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更理解与大自然之间密切相连、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这种和谐理念可以从广西各类艺术形式中可以发掘出来，比如桂林的山水石刻、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和刘山姐为代表的山歌文化等等都是对此最真实的写照，展现了当地人民对生活的审美追求和对人生的执着热爱，充分体现了当地人民团结友爱的群体意识和和谐共处的文化精神。

二、广西传统优秀文化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广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例如壮族的铜鼓和山花壁画，在世界上久负盛名。“三月三”歌节独具特色，“印象刘三姐”等歌舞类节目也闻名遐迩，走向全国。这些传统文化既创造了精神文明，也开发了物质文明。以广西“三月三”歌节为例，农历三月三在广西的南宁、柳州、百色、河池、崇左、来宾、钦州、防城港等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农历三月三这一天，家家户户制作五色糯米饭，染彩蛋，杀鸡宰鸭，喝酒庆贺。从1996年起，贵港市率先把“三月三”歌节办成了“三月三”艺术节，2014年“壮族三月三”成为广西的法定节日，提高了规格，扩大了规模，丰富了歌节的内容。这既体现了民族特色，又尊重了各族人民。

在民歌节中，以传统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活跃了商品贸易，促进了经济发展，满足了当地群众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此外，通过民歌节，使得民间的传统文化活动升华到国家艺术的高度，使世界各民族文化得到更多的交流和学习机会，可以从中互相借鉴、吸收经验。同时也可以促进我国各族人民在形式上、心理上凝聚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国家民族或政治民族形式的形成，增强中华民族意识。这于无形之间也增强了民众的爱国心。

三、广西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

文化具有传承性。广西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不仅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广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加强广西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有利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

文化也具有创新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地区间的封闭状态也逐渐被打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是势不可挡。当各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越频繁越密切，民族传统文化也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进行不断改革，才能更加贴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只有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才能紧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潮流不断向前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距今已有一定的时间距离。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总是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而与现代优秀文明存在差异。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应搜西安祛除陈旧的，过时的，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东西。同时加入反映现代，乐于为现代人接受的东西。这是因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是为了满足现代人需要，为现代人服务的，要坚持时代性原则反对复古主义。广西优秀传统文化要想在全球多元文化竞争中得以生存，就应当不断地进行创新并转变过去旧的发展方式，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发展对策，更紧密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

广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要适合当今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归宿点。当然，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也应注意保持其民族传统特色的东西，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使民族传统文化保持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总而言之，广西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地人民精神和思想的集中体现，包含了当地人民对情感生活和现实环境的人生思考和智慧凝结，对当地人民群众精神风貌的形成以及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对当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意义。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因此重视广西优秀传统文化，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正确引导，充分发挥它的正功能，让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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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西方经济学含义范文

关键词:决策;理性假设;经济理性;有限理性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2―0021―06

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假设是经济行为人的“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但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并不严格遵循“经济理性”假设，这使得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偏离实际。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研究的理性假设逐步从“经济理性”向“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演变。

一､经济理性简述

1.经济理性的含义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经济行为人如何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强调个体行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济行为人的决策行为是通过高度复杂的思维活动作出的，为了更好地解释资源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借用了哲学的“理性”(rationality)概念对复杂的人类行为进行了抽象假定。也就是说，经济理性是一种行为方式假定，即经济行为人对其所处环境的各种状态及不同状态对自己支付的意义都具有完全信息，并且在既定条件下每个行为人都具有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效用或利润的意愿和能力。具体而言，经济理性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义［1］:

第一，自利性假设。从斯密的研究开始，自利性(self-interest)就与社会性(social affectivity)并列为人的双重本性。根据贝克和阿尔钦的观点，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自利性基础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the enlightened egoism)，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言之，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竞争的幸存者似乎都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而不按“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则在竞争和进化中消亡。

第二，一致性假设。一致性假设的含义是指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是可以保持一致的。这一假设为存在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提供了合理的存在空间，回避了“自利”与“损人”可能的冲突。

第三，极大化原则。极大化原则起源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也是奥地利学派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者等价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成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经济理性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即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

可以说，经济理性含义中的“自利性假设”和“一致性假设”实际上是“极大化原则”的铺垫，前者为极大化的动机提供了完美的解释，为极大化的客体划定了明确的范围;而后者为极大化的存在假定了合理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研究者将经济理性等同于极大化原则也不无道理。经济学研究默认的经济理性认为经济行为人可以完全认识自然与社会，并基于这一完全认知能够实现自身效用的极大化，而极大化的实现包含两个递进的隐含假设:其一，特定决策的所有可能性都明确可知;其二，特定决策主体具备在所有可能性中比较择优的完全认知能力。

2.对经济理性的质疑

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上述经济理性的三个基本含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

(1)对自利性假设的证伪

自利性假设认为与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竞争幸存者似乎都遵循“自利原则”。但是，现实存在的无法用亲缘理论和互惠理论解释的纯粹利他行为却直接反证了自利性假设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是被桑塔菲学派经济学家称为“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的行为［2］。“强互惠”行为被发现存在于经典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其特征是: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合作规范的人(哪怕这些破坏不是针对自己)，甚至在预期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也这样做(Gintis， Bowles， Boyd， Fehr， 2003)。“强互惠”能抑制团体中的背叛､逃避责任和搭便车行为，从而有效提高团体成员的福利水平。但是实施该行为需要个人承担成本，并且不能从团体收益中得到额外补偿［3］。可以说，“强互惠”是一种存在于经济现实中的明显具有正外部性的纯粹利他行为，却与经济学研究的自利性假设南辕北辙。

(2)对一致性假设的否定

一致性假设为必然存在于特定群体中的个人的自利行为提供了合理的存在空间，回避了 “自利”与“损人”可能的冲突。但是，囚徒困境(prisoner dilemma)博弈模型说明，个人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群体无理性的后果。囚徒困境博弈的行为人在全面考虑各种行为可能性后，通过精确的计算比较，作出了完全符合个人理性的行为选择。但是，事实上，博弈行为人符合个人理性的决策造成了行为人群体福利的最大损失，而作为群体的成员，博弈行为人既没有完全保障个人利益，其个体理的存在还直接影响了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利益获取。可以说，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所表现的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的冲突实际上是对一致性假设的否定，指出经济现实中个体自利行为在群体环境中所受的客观限制。

(3)对极大化原则的怀疑

极大化原则以自利性假设和一致性假设的成立为前提。如果自利性假设不成立，那么极大化的动机就无法得到完美的解释，极大化的客体也失去明确的范围;如果一致性假设不成立，那么极大化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合理的空间。因此，自利性假设和一致性假设受到的质疑动摇了极大化原则存在的基础。此外，极大化原则包含的对决策条件和决策主体绝对化的理想假设与可直观感知的经济现实相距甚远，而这一差距必然会影响极大化原则的有效性。

二､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

在主流经济学研究赖以成立的经济理性假设受到质疑的背景下，以西蒙的研究为代表的有限理性理论逐渐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1.有限理性的心理机制

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首先探讨了有限理性的心理机制，他认为人类理性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起作用，但理性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实际上，这是对经济理性极大化原则隐含假设之一的“特定决策主体具备在所有可能性中比较择优的完全认知能力”提出了质疑。

如西蒙所言，“一切管理决策都有一个内在约束，即可用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约束“可能就是（生物学定义的）生物自身的生理､心理限度”［4］9。在真实的决策环境里，有限的计算能力和对环境的认知能力必然意味着人类理性是有限的，而有限理性的心理机制正是人类有限的信息加工和处理能力。

2.实质理性和过程理性

西蒙通过解释“实质理性”和“过程理性”两个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对有限理性作出进一步说明。所谓实质理性是“行为在给定条件和约束所施加的限制内适于达成给定目标”［5］247。所谓过程理性是“行为是适当的深思熟虑的结果”［5］248。现实中的“过程理性”却在理论表达时被大多数经济学家默认为更偏向于结果的“实质理性”。有限理性是对理想的“实质理性”的否定，是对现实的“过程理性”的回归。实际上，理性的载体应当是“思维的程序”，而非“思维的结果”［6］。也就是说，个体并不拥有超出其认知能力之外的复杂计算能力，而只拥有进行合理行动步骤的资源，只能追求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而无法完全实现某种工具价值的最终“极大化” ［1］。

3.满意化原则

西蒙通过有限理性的理论分析，完成了对经济理性含义中极大化原则的修正。具备经济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必须具备一系列“理性”特征，具体而言:他们具备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至少也相当丰富和透彻);他们具备有序稳定的偏好体系;他们具备能计算出备选方案中哪个可以达到最优的计算能力。但是，现实中经济行为人由于心理资源的稀缺，无法满足完全信息､稳定偏好和全面精确比较择优的理性要求，只能选择满意原则以替代极大化原则。

以稻草堆中寻针为例，西蒙具体说明了经济理性的极大化原则与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的差别:经济理性的行为人企图找到最锋利的针，即寻求最优;而有限理性的行为人找到足可以缝衣服的针就满足了，即寻求满意［7］。可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研究和满意化原则的提出，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三､有限理性理论的发展

1.对西蒙理论的质疑

尽管西蒙完成了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有限理性研究，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有限理性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研究观点。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7］21，因此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决策者目标函数作为有限理性三要件引入经济分析。然而，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经济理性假设下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在完全均衡框架内吸收上述三要件，不少学者因此认为西蒙的有限理性研究还不足以构成有限理性理论的核心。

2.基于博弈模型的探讨

1980年以来，部分研究者开始通过对博弈模型的研究进一步探讨经济学的理性问题。囚徒困境模型说明，个人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群体无理性的后果。有限固定规则机制(finite automata)模型说明，在博弈参与者没有最优决策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的条件下，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有可能出现群体理性。在一系列演化博弈(evolutionary game)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参与者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纳什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的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由此可以看出，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了经济活动中行为人的现实理性程度，而这一矛盾无法通过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得到解释。

3.有限理性与根本的不确定性

基于博弈模型的探讨和西蒙有限理性理论的局限性，奈特(1921)有关有限理性的另一种论述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与西蒙的心理资源稀缺观点不同，奈特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即一种不同于不完全信息的非线性系统固有的不可预知性①。可以认为，奈特的观点是对经济理性极大化原则的隐含假设之一“特定决策的所有可能性都明确可知”提出了质疑。

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将这种“根本不确定性”称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并且认为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8］。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

可以说，“根本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中行为人可实现的理性程度形成了更严格的限制，而社会不确定性的存在也为博弈模型中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冲突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四､双构面的有限理性理论

根据西蒙基于心理机制和奈特基于不确定性的有限理性研究，可以认为有限理性的根源包括两方面:即系统的固有不确定性和行为人心理资源的稀缺。

首先，有限理性的外部根源是非线性系统固有的不可预知性，这一不可预知性既包括自然界的不确定性，也包括由行为人交互作用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行为人的行动选择可以看作是一个适应或者对抗所在系统的博弈过程，系统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行为人在行动选择过程中无法达到全知全能的理想境界，从而派生了所谓的有限理性。

其次，有限理性的内部根源是行为人心理资源的稀缺，即行为人信息获取､评估和处理的能力有限。如西蒙所言:“人类有限度的认知能力，给理性的发挥和利用划定了界限”。换言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在特定时空下一个处于稳定状态的系统中，行为人在进行决策时仍然因为认知能力的限制而无法作出“实质理性”的决策。

总之，系统的固有不确定性和行为人心理资源的稀缺是有限理性的两个构面，二者实际上是分别针对经济理性极大化原则两个隐含假设“特定决策的所有可能性都明确可知”和“特定决策主体具备在所有可能性中比较择优的完全认知能力”的有力反驳。

五､决策视角的理性观点解释

经济学研究中理性含义的探讨绝大多数是为决策研究服务的。尽管经济理性和有限理性的观点有很多差异，但是二者存在一个共同点，即都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描述决策类型:一是决策条件的确定性程度;二是决策主体的认知分析水平［9］。按照这两个维度，可以从决策的视角系统解释和比较经济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不同观点。

对决策类型的两个维度可以进行简单分类。决策条件可分为两类:(1)完全确定条件，指决策信息完全，选择方案完全确定;(2)不完全确定条件，指决策信息不完全，选择方案具有风险性。对应地，决策主体的认知分析水平也可分为两类:(1)完全认知，指决策主体精于计算，认知准确，不会发生任何偏差;(2)有限认知，指决策主体受到个体能力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会发生认知偏差。如果把两个维度描述在一个坐标平面上(如图1)，那么封闭矩阵中的不同区域就分别对应了决策视角下不同理性观点的解释。

在双维度解释矩阵中，区域Ⅰ表示认知能力完全的行为主体在完全确定的决策条件下进行决策，能够实现经济理性的极大化目标。区域Ⅱ表示认知能力有限的行为主体在不完全确定的决策条件下进行决策，重点强调行为主体稀缺的心理资源，类似于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对决策条件的确定性程度没有进行明确论述)。区域Ⅲ表示认知能力完全的行为主体在不完全确定的决策条件下进行决策，重点强调决策条件的不确定性，类似于奈特的有限理性观点(奈特的有限理性观点没有涉及决策主体的主观认知水平)。区域Ⅳ表示由认知能力有限的行为主体在不完全确定的决策条件下进行决策，与上文所述的有限理性的双重根源相对应，类似于本文所提出的双构面有限理性观点，既强调了决策条件的不确定性，又考虑了决策主体有限的认知分析水平，更加贴近经济现实。

六､结语

与经济理性假设下决策的单一，静态最优标准相对，有限理性首先承认决策标准的多元化，认识到个人对系统不确定性的有限认知能力，决定了绝大多数行为人处于特定社会系统和文化传统的框架规范之中，而这种社会文化特征为行为人的理性发挥划定了不同的边界，实验经济学中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实验①的结果，就是决策标准多元化的典型例证［10］。其次，由于经济理性假设下的所谓最优已经失去达成的可能性，并且在重复博弈的若干连续行动集合中对某一时点的行为追求最优也没有实际意义，决策的目标相应从经济理性假设下的“极大化”转向有限理性假设下不同行为人的“内在一致性”。可以说，随着经济学研究的理性假设由经济理性向有限理性演进，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标准也逐渐从单一静态最优向多元动态平衡转变。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叶航.理性的追问: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叶航.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J］.经济学家，2005，(3):22-29.

［3］叶航，汪丁丁，罗卫东.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J］.经济研究，2005，(8):84-94.

［4］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5］赫伯特•西蒙.西蒙选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6］MUNIER， B.， SETLEN， R.. 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ing［J］. Marketing Letters， 1999， 10（3）：233-248.

［7］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8］汪浩瀚，徐文明.现代不确定性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凯恩斯与奈特［J］.经济评论，2005，(1):90-93.

［9］张辉华，凌文辁.理性､情绪与个体经济决策［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