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盈利模式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企业盈利模式研究范文

[关键词] 电子商务 盈利模式 网站

“模式”是一个汉语新词，《说文・木部》上讲“模，法也”，“模”字是法式、规范的意思。“模式，是理论的一种简化形式。即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和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简洁的描述；能够向人们表明事物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那就是模式。Alexander给出的经典定义是：每个模式都描述了一个在我们的环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然后描述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无数次地使用那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无需在重复相同的工作。模式有不同的领域，建筑领域有建筑模式，软件设计领域也有设计模式。当一个领域逐渐成熟的时候，自然会出现很多模式。企业盈利离不开增加收入、降低成本和费用等基本方式，这些基本方式是由经济学的通用公式决定的。

由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特殊企业，它们不是经济实体，通过在internet上建设网站，对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电子商务服务获得利益，我们将这种企业称为网站型企业。对网站型企业盈利模式的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网站型企业盈利的方式、方法，有利于更多地开发网络的服务功能。

一、佣金模式

1.佣金的概念及特征

佣金是商业活动中的一种劳务报酬，是具有独立地位和经营资格的中间人在商业活动中为他人提供服务所得到的报酬。《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2款的规定在法律上明确了合法的中间人可以通过合法的服务获得合法的佣金。第7条第1款更明确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中间人接受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

佣金具有如下法律特征：第一，佣金是商业活动中中间人所得的劳务报酬。第二，经营者给予佣金必须以明示的方式，给予和接受佣金的，都必须如实入账，这里的明示和入账与关于折扣明示和入账的规定的含义相同。

2.网站型企业的佣金收取

网站型企业由于不掌握实际的生产资源，佣金模式就成为其可选的主要盈利方式之一。许多网上商城就是将虚拟柜台免费提供给商品经营者，然后根据专卖店的售出商品提取相应的佣金进行盈利的。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网络服务收取佣金的现象也更加普遍，比如淘宝网（省略）的支付宝，对于淘宝网和阿里巴巴的注册用户是免费的，而对于两个网站之外的用户，支付宝会按交易额对其收取佣金。事实上，因为支付宝交易的安全性，许多网站接受其为自己的支付工具，比如瑞星杀毒软件就接受支付宝的网上支付，支付宝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提取的佣金，据称每年在100万元比上。

著名的威客网站K68威客网（省略）,其主要的盈利方法就是按任务提取相应的佣金。是一个在线工作的平台，定位于非物流的可以用互联网完成的工作,主要是创意相关的工作,采用悬赏竞标的方式来进行。2004年7月 建立网站，用免费BBS程序开始运转；2004年12月初步建立团队，公司进入正轨；2005年9月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商业计划大赛第二名，并获得1.5万美元创业资助；2007年11月为3000家企业提供了网络工作分包服务。成功完成3500个在线工作任务，会员也增加到16万之多。

该网站允许注册会员在网站上自己的任务或项目，这些任务或项目都有一定的报酬，有能力的注册会员（即威客）可以竞标，当任务顺利完成后，威客网站将报酬提取一定的佣金后交给任务承担者，至此，本次任务完成。

著名的比较购物网站大拿网（省略），将众多购物网站的信息集合到自己的网站上，访问者可以很方便地对各个网站的商品类别、型号、售价等商品特征进行比较，然后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商品，通过大拿网链接到商品所在的网站，大拿网则根据导引量收取佣金。

收取佣金的盈利模式主要是利用增加企业收入的方式进行盈利的。

二、交流平台模式

网上交流平台是提供给用户交流信息的有一定程序支持的网络空间，在交流平台上，用户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信息交流。交流平台的使用者一般是平台的注册用户，网站的BBS、社区、聊天室等都是这样的交流平台。但是这些交流平台用户注册一般是免费的，网站型企业无法通过这些交流平台实现盈利的目的。

但是另有一些交流平台因其商业价值巨大，注册会员时需要交纳一定的会费，这种会费的交纳就是网站型企业的利润元素。网站型企业通过会员会费，实现企业利益。阿里巴巴是一个世界著名的B2B网站，它也是一个企业间相互交流信息的平台，阿里巴巴网站的目标是建立全球最大最活跃的网上贸易市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阿里巴巴从纯粹的商业模式出发，与大量的风险资本和商业合作伙伴相关联构成网上贸易市场，其运营模式取得成功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专做信息流，汇聚大量的市场供求信息。本人曾参加过今年阿里巴巴在广交会期间主办的电子商务研讨会，在会上，马云阐述了以下观点，即中国电子商务将经历三个阶段，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阶段。目前还停留在信息流阶段。交易平台在技术上虽然不难，但没有人使用，企业对在线交易基本上还没有需求，因此做在线交易意义不大。这是阿里巴巴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今天能做到的事，循序渐进发展电子商务。阿里巴巴在充分调研企业需求的基础上，将会员企业登录汇聚的信息整合分类，形成网站独具特色的栏目，使企业用户获得有效的信息和服务。阿里巴巴主要信息服务栏目包括：商业机会、产品展示、公司全库、行业资讯、价格行情、以商会友、商业服务。这些栏目为用户提供了充满现代商业气息，丰富实用的信息，构成了网上交易市场的主体。

其次，在起步阶段，网站放低会员准入门槛，以免费会员制吸引企业登录平台注册用户，从而汇聚商流，活跃市场，会员在浏览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信息流和创造无限商机。截至2001年7月，阿里巴巴会员数目已达73万，分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每天登记成为阿里巴巴的商人会员超过1500名。阿里巴巴会员多数为中小企业，免费会员制是吸引中小企业的最主要因素。在市场竞争将日趋复杂激烈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当然不肯错过这个成本低廉的机遇，利用网上市场来抓住企业商机。大大小小的企业活跃于网上市场，反过来为阿里巴巴带来了各类供需，壮大了网上交易平台。阿里巴巴每月页面浏览量超过4500万，信息库存买卖类商业机会信息达50万条，每天新增买卖信息超过3000条，每月有超过30万个询盘，平均每条买卖信息会得到四个反馈。因为注册用户的增加，使网站的信息膨胀，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注册。由于信息产品的特征，网站的信息和注册用户陷于良性循环。

当网站价值足够大时，阿里巴巴将注册用户进行分类，普通的注册会员仍旧是免费的，但如果申请为诚信通会员，就要收取年费，现在通用的年费标准是2300元每会员每年，而国际会员的收费标准通常是4万元以上每年，根据业务的不同，有的会达20万元每年。巨额的会费形成了企业的利润源泉，对于阿里巴巴来说，广告收入只是其次。

良好的交流平台，一般具有客户定位明确、信息量大并且全面、性能良好、响应迅速等特点。当交流平台吸引了第一批客户，就可以利用信息产品的特征留住他们并利用他们吸引更多的客户，当交流平台能够成功锁定客户后，交流平台就可以对会员收取费用了。

三、有偿模式

有偿是指网站提供信息的平台，但在信息时，是要付费的。通常，在internet上信息时，是免费的。如在BBS上发贴，在一些免费网站上写博客，但一些信息的是收费的。网站型企业通过对的信息收费，达到盈利的目的。有偿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有偿企业网站

不少ISP通过向企业提供虚拟主机企业网站收取相应的费用。如新网（省略）、快网（省略）、万网（省略）等等。这些网站因其提供的服务器不同，收费标准也不一样。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这些ISP，快速自己的网站。上述这些网站型企业，有偿企业网站是其主要的盈利方式。

正如在网络营销中论述的那样，企业进行电子商务活动时，建设企业网站是第一步。企业建设网站的方法有很多，但是如果企业选择建设独立管理的WEB站点，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般的，服务器需要投资几万元，其他的网络设备、防火墙和光纤接入需要投资几十万元，为了保证服务器的不间断服务，还要为服务器提供冗余。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建立网站的费用高达百万元，但网站仅能为一家企业提供服务。如果投资百万元建设一个网站，为多个企业提供服务，那么不但可以节约企业建设网站的成本，还可以增加网站 的收入，虚拟主机业务正是这样一种业务。ISP建设好自己的网站后，通过域名、出租硬盘空间的方式企业的网站，向企业收取一定的年费。由于信息产品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特征，ISP的WEB服务器增加虚拟主机的数量并不一定增加服务器的维护成本。也就是说，ISP建设网站的投入是一定的，但收入却可以随着虚拟主机出租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ISP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出租虚拟主机、有偿企业的网站，增加自身的收入进行盈利。

2.有偿商业信息

商业信息主要是指商业广告。网络广告的收费标准很多，现在主要使用的收费方式是CPM收费和包时制收费，CPM收费是指网上广告每产生一千个印象收取的费用，通常以广告所在的网页被下载和打开的次数为标准，通常CPM收费为20美元～30美元，或人民币160元左右。包时制是指网页特定位置的广告一个时间段要支付的费用，因广告所在的页面点击量不同，收费有很大的差别，没有统一的标准。网站通过有偿商业广告，可以获得大量的广告收入。根据日前艾瑞市场咨询的《2006年世界杯网站网络广告研究报告》。2006世界杯期间世界杯网站网络广告收入达到1.8亿元，这一结果比赛前各家媒体的估算更为乐观。 报告中指出,其中新浪世界杯频道以7000万元的广告收入位列第一，2006年11月3日，新浪网（Nasdaq:SINA）了其第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在截至2006年9月30日的第三季度中，新浪净营收达561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其中广告收入3270万美元，占净收入的58.3%。由此可见，广告收入在门户网站的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

除网络广告外，搜索引擎也通过有偿商业信息盈利。如百度搜索引擎推出的关键字竞价排名，只要信息者支付一定的费用，通常为每个关键词200元～300元人民币每年，当用户搜索到相应的关键字时，百度可以保证付费的信息出现在第一页或是特定的位置（比如第一位），通过这种有偿商业信息的活动，仅第一季度，百度的网络营销收入就达人民币1.321亿元。

当然，网站型企业的盈利模式往往不是单一的，具体网站的盈利模式体现为上述三种基本模式的综合运用。对网站型企业盈利模式的分析，对这种类型企业的维护和经营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荣建文: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4：118-119

[2]李钢:基于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竞争优势创建.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7，8：16-17

[3]谢德东.浅议电子商务的机遇与挑战.云南冶金，2007，4：70-73

第2篇：企业盈利模式研究范文

关键词：会展企业 价值链 盈利模式

中图分类号：F713.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040-02

中国会展业经过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从办展的数量和总体面积来讲都已跃居为全球会展大国，但从国际综合竞争力来讲，我国会展业特别是会展企业还存在着主体力量不强、综合竞争力缺失、盈利模式简单单一、价值链整合力度不够等问题。会展行业从暴利时代进入了微利时代的现实背景下，只有那些能够持续获得比同行更高的利润，找到有效着力点的会展企业才能在微利时代的盈利法则中生存下去。会展行业盈利模式研究是一个全新而又备受关注的领域，本文将以价值链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会展行业目前的主要盈利模式及其特点，努力从优秀会展企业的盈利模式中找到可参照和复制的共性基因，并以此为其他会展企业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理论基础

（一）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的概念和理论是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其1985年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等过程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相互分离的活动的集合。任何企业的价值链都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创造价值的活动构成，这些活动分布于从供应商的原材料获取到最终产品消费时的服务之间的每一个环节，这些环节相互关联并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波特提出了价值链分析方法，即对企业活动进行分解，通过考察这些活动本身及活动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确定企业竞争优势。

（二）盈利模式

企业盈利模式即企业通过怎样的模式和渠道来获取利润。企业盈利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内涵式盈利，通过开发产品，生产并出售产品，形成规模效应实现盈利；一种是外延式盈利，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兼并、收购、重组等对外扩张途径来实现盈利。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会展行业的内涵自主式的盈利模式。

二、会展价值链的构建和企业构成分析

（一）会展行业的价值链分析

会展行业是依附于贸易行业的商品的市场买卖、沟通交流而存在的，具有促进商贸、技术交流、形象展示、宣传推广等多项功能，但在这许多功能里，最普遍、最核心的功能是促进商贸。因此本文将从大型贸易类展览会的范畴出发，研究会展企业的盈利模式，因为贸易性展会具有一般展会所应具有的功能和特性，具有一定行业的代表性。

会展产业是为其他行业服务的，是一个行业性的交流平台，因此具有整合其他行业的产业链的功能。吴开军认为会展产业链是以一定的产业聚集的地理区域为依托，以会展业较有实力的会展企业为主体，以主体方（招展商、商、场馆、参展商、参观者）为核心，整合上、下游相关利益企业（旅游业、交通业、餐饮业、广告业、通信业等企业），以某个服务（某一主题或活动）为纽带、通过对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商流的优化组合，形成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有较强竞争优势的链网式企业战略联盟。他还从计划、组织和控制三个角度将会展产业链的增值过程划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环节，并提出其具有向前推动效应、后向拉动效应和旁向溢出效应。本文认为会展的价值链是依附于会展产业链的价值增值过程，一个成熟大型展会的会展的价值链是封闭的，并且呈现螺旋上升的。

（二）会展企业在价值链的构成和增值过程分析

会展行业虽然是依附于其他行业存在并为其提供行业服务的产业，但是会展行业本身作为一个产业，也有其自身的产业链条。依附于该产业链的运作而存在。价值链可以根据价值增值过程划分为四大价值环节：会展立项策划环节、会展营销环节（主要内容为宣传推广和招商招展）、现场组织管理环节和展后评估环节。

大型独立会展组织运营企业（商）作为会展活动的主体是整个会展价值链核心，其价值增值活动贯穿于会展价值链条的始终，不管是会展立项策划、宣传推广招展招商，还是现场活动组织、展会评估都参与并分享价值的增值过程，并以其在整个会展活动中的绝对支配力对参与产品价值链所有环节的企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本文所指的会展运营商，主要是指从事会议展览的策划、开发、组织、实施等会展全程服务的企业，在会展产业链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会展的策划、宣传、计划、组织、反馈中起主导作用，调动设计、搭建、交通、商旅等中下游相关方参与到会展活动中来，从而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不断增值。而其他参与到会展价值链的企业被称为会展价值链节点企业，包括为展会现场提供场地支持的会展场馆和为提供其他会展活动过程所需要服务的会展服务企业，包括会展搭建设计企业、广告服务企业和商旅服务企业。价值链核心企业和节点企业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会展价值链节点企业是指参与到会展价值增值链条的一个或多个环节，通过为活动提供所需服务，实现自身利润，包括会展场馆、会展服务企业等。核心企业与节点企业按照市场的规则，通过信息共享、分工协作、利益分成来取得最大的价值增值，从而实现“多赢的目的”。Thompson还认为，价值链中作业之间的依赖程度越高（即它们的联系越强），就越需要协调和管理价值链中节点企业之间的关系。

三、基于价值链解构的会展企业盈利模式分析

会展企业盈利模式，即会展价值链上的企业通过参与会展价值链增值过程而建立的获取利润的渠道和方式。本文根据各个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将会展企业分为会展运营企业（商）、会展企业（商）、会展场馆和会展服务企业，下文将一一论述。

（一）会展运营企业的盈利模式——以展位费收入为核心的多元化、多渠道盈利

会展运营企业业务贯穿于整个价值链条始终，包括项目策划、营销推广、现场组织和评估。其主要赢利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利润渠道和来源广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展位费增值。收取展位费会展运营企业最直接也是最初级的盈利模式，这种盈利模式比较简单，其主要业务是组织行业展会并通过向参展商出售展位，从而收取展位费。展位销售也是其他所有可能盈利方式的基础，没有展位销售，那么其他的所有盈利也就失去了基础。

2.广告服务增值盈利。广告服务盈利包括会展现场广告、自有媒体广告、会刊广告等，广告收益是会展运营企业另一大盈利来源，会展作为贸易交流的平台是行业企业和行业信息聚集的地方，因此很多的会展运营企业都依托于行业媒体组织展会，或在行业展览做到一定程度后自设行业媒体，如建立行业网站，设立行业杂志、展会会刊等；展会现场的广告位出租、门票、会刊、宣传册及其他广告收入是展览收入的另一大来源，有时甚至超过总体展位费的收入。而依附于展会存在的常年性的行业杂志、会展通讯、行业网站的运行不仅是举办展会的需要，其成本也可以通过广告的形式加以消化，而其收益既有展会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数量的提高，也有经营广告费用的收益。相对来说，这块收入成本较低（利用展会的固有资源），利润率比较高，是会展运营企业积极开拓发展并体现其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盈利领域。

3.赞助费用。赞助收入是展会运营商除展位费和广告费收入以外的另一块盈利领域，是广告收入的另一种形式，相对于广告收入而言，赞助收入的推广对象更集中、单笔收入数额更大，资源的综合利用度更高，宣传的效果也更好。但并不是每一个展会运营商都拥有并重视这一块盈利空间的，只有市场开拓做得好，重视多元化盈利并存的企业才会重视开发并享有这一块的收益。当然，能否成功开发这块盈利区域不仅与开发对象选择的匹配程度、市场销售人员的开拓能力有关，也与展会拥有的资源和实力相关。

4.其他收益（政府奖励及补贴及其他）。为了鼓励和推动本地会展业的发展，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扶持会展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尤其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从财政中拨出数额不小的资金设立会展业专项扶持资金对会展企业进行奖励和补贴。如《宁波市展会资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新办的境外参展企业展览面积达到总面积60%以上的进口贸易展会总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3万平方米以下的资助120～140万元；3万平方米以上、4万平方米以下的资助140～160万元；4万平方米以上、5万平方米以下的资助160～180万元；5万平方米以上、6万平方米以下的资助180～200万元；6万平方米以上的资助200万元。这块收益是会展运营企业主营业务以外的另一块收益来源，由于在一些地区，政府奖励的力度比较大，补贴金额也相当可观，因此，也成为会展运营企业的盈利来源之一。

（二）会展企业的盈利模式——以返利为核心

会展企业（商）是指企业本身不拥有展会，利用其所拥有的客户基础和专业服务，专门负责招揽参展商（展位销售）和专业观众赴境外或其他地区参加专业性展会，并为其提供代办签证、代订酒店、机票旅游等全程服务的会展企业。其主要赢利收入有两块，其中核心收入为返利，会展商通过与主办单位签订协议推广展会、销售其展位，从而获取每个展位一定比例的返利，销售的展位越多，返利的比例就越高。返利的数额根据展会的知名度和销售的难易程度而定。一般成熟的知名展会，品牌知名度高，其体系完善成熟，销售推广难度相对不大，招商招展较容易，因此其返利较低，一般在其展位费的10%～25%左右。而一些新办展会，其知名度不高，市场开拓难度大，招展招商较难，因此，其返利一般较高，返利在20%以上。会展商为了销售展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采取捆绑销售政策，即参展商若想购买某个国际知名畅销品牌的展位，需同时购买由该公司的其他新办展会的展位。另一块盈利是服务增值。商的工作不仅止于展位的销售，还包括为参展商及专业观众提供的其他相关服务，包括海关手续的办理、签证、飞机、酒店住宿、旅游等全程的服务，通过服务的增值从参展商或专业观众处获得部分盈利。部分商还通过提供代办进出口许可证和代为申请中小企业开拓资金等外贸增值服务获得盈利。

（三）会展场馆的盈利模式——基于场馆租赁的多元化的土地增值型盈利模式

目前，场馆租赁是自有展馆主要利润来源之一，也是会展场馆的核心业务之一，会展场馆通过向会展运营商出租一定时段一定面积展馆的使用权并为其提供水、电、展具等相关服务从而获取收益。随着会展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会展场馆的盈利不在停留于场馆租赁，而是围绕场馆租赁这一核心业务提供展位设计搭建、展具租赁、商务旅游等多元化增值服务，虽然这种多元化服务增值盈利所带来的利润有限，但是对于提升会展场馆的核心竞争力并拓展其营销渠道以意义重大。会展场馆投资大、回收周期长、风险大，仅仅依靠场馆租赁和其他配套服务是很难短期内收回投资的。因此，会展中心一般由国家投资兴建，企业承包经营的方式来运营。但是，会展中心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营，随着周边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的跟上，能够拉动周边土地和地产的增值，而土地和地产的增值不仅使作为固有资产的会展中心随之升值，而且能够反向拉动场馆租金上涨，同时拓展会展中心所提供的增值服务的盈利空间。

（四）会展服务企业的盈利模式——以客户为中心劳务服务型

展览会主要工作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展览的组织运营层面，即展览题材的策划开发，市场营销、展会组织及其他相关工作（即本文所论述的会展组织企业）；另一个是展览会的服务层面，包括展览场地提供和展会现场针对展会组织者、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如展台的设计搭建、现场物流、商旅服务等；此处所指的会展服务企业是指除会展场馆外其它在展会现场为展会提供服务的企业。相对于第一个层面来讲会展服务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从属于会展组织运营层面的工作，通过为不同展会提供所需的专业化的劳务性的服务来获取企业利润。这是一个基于公共平台的通用化专业，他不只是为某一个展会服务，而是以不同展会的参展商和专业观众需求为导向，为其提供诸如展位设计搭建、现场物流服务、商旅服务等服务。会展服务企业要实现盈利模式的革新和突破，追求最佳利润收益，不仅要满足于为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提供简单的劳务增值服务，还要从深层次了解会展运营商的需要，创造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服务，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基础上建立自身的盈利模式。

（本文为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资助。）

参考文献：

1.吴开军.会展产业链刍议[J].科技管理研究，2011，（3）

2.张艳玲.体现循环经理理念的会展场馆盈利模式探讨[J].现代财经，2009，（7）

3.唐明贵.会展产业链互动关系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产业市场，2011，（9）

4.孟淑娟.会展产业链盈利模式分析 [J].经济研究导刊，2010，（11）

5.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2005.

第3篇：企业盈利模式研究范文

创业的活跃程度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业逐渐成为研究人员的关注对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健全，政府和社会都非常鼓励创业者进行创业，尤其是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公开号召之后。但是，创业仅凭一股热情是不够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冒险行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需要足够资金和资源（下文中，资金和资源，统一简称为资金）的支持方能成功，否则，创业成功就是一句空话。而在创业企业资金的需求规模和获取上，创业企业的盈利模式设计扮演着中重要角色。然而，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匮乏，本研究将推进这一领域的进展，为创业理论发展和创业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研究在分析创业企业特点和盈利模式的基础上，发现盈利模式既对创业企业的资金需求规模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创业企业的股权融资发生重要作用。

二、创业企业、创业融资和盈利模式

在当今的学术界，有很多的学者对创业企业进行研究，然而，由于每个学者对创业企业的理解也不同，提出了创业企业的不同概念。通过归纳和总结，根据创业行为主体不同，可以将创业企业分为成熟企业内部创业和独立创业企业。成熟企业内部创业一般是指成熟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子公司或在企业内部设立创业部门来进行内部创业，经营的业务可以与原公司有关联，也可以没有关联，但是，它仍然是成熟企业的一部分。独立创业企业一般是指个人通过投入自有资金或者是依靠外部的融资进行创业的企业。由于内部创业的资金主要由原公司提供，创业资金通常不是问题，风险也主要是由原公司承担，因而，这类创业企业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独立创业企业和其融资问题（下文中，无特别说明，创业企业就是指独立创业企业）。

创业企业由于是新生企业，虽然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然而，企业资金实力弱，产品具有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这就使得创业企业面临风险要比己经发展较为成熟的企业大的多，抗风险能力也弱。再加上创业企业在发展初期，实际上就是中小微企业，企业信用评级较低，这都使创业企业的融资能力受到限制，而这种限制在创业企业资金先天不足的时候就会对创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和威胁。创业企业信用评级低，债权融资受到严格限制时，股权融资成为创业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甚至是唯一渠道。

股权融资的方式主要有创业者自己出资、争取国家财政投资、与其他企业合资、吸引投资基金投资等。创业者自己出资是股权融资的最初阶段，但创业者自己出资往往受到自有资金规模小的限制，不能满足创业企业生存、发展壮大的需要，需要在不同阶段持续引进外来股权投资者。创业企业的成长过程可以分为萌芽期、生长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四个阶段，从创业企业刚开始成立，到慢慢地发展壮大，再到后来一步步走向成熟，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所以说，在股权融资在各个阶段都会存在，比如创业企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PE，或者通过公开市场进行融资等。下图为创业企业各生命周期的股权融资方式：

因此，如何在创业的不同时期有效吸引外部资金尤其是股权融资进来就成为创业者时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研究表明，股权投资者在决定是否投资一家创业企业时，最为关注的因素有：行业发展趋势和潜力、创业团队结构和素养、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设计、产品竞争力和核心竞争优势、盈利模式和商业模式。可见，盈利模式在吸引股权投资者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直以来，盈利模式都受到很多学者和企业界的关注，但是对于盈利模式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本研究认为，盈利模式是企业对利润和收入来源的设计，它规定了企业的收入和利润来源于哪个产品、哪个利益相关者、何时产生、如何产生和支付等问题。刘进（2012）对常见的盈利模式进行了总结，认为总共有7种盈利模式：（1）传统进销差价型盈利模式，（2）礼品型盈利模式，（3）报纸媒体型盈利模式，（4）超市型盈利模式，（5）网游进阶型盈利模式，（6）沃??玛价值链整合型盈利模式，（7）复合型盈利模式。但是，在上述的7种盈利模式中是没有考虑支付方式和时间问题。如果把支付方式和时间考虑进去，盈利模式将会更加多样化。在我们研究盈利模式和创业企业融资问题时，把支付方式和时间考虑进来是十分必要的。

三、盈利模式和创业企业融资的关系

1.现实的资金约束要求创业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盈利模式

创业企业由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资金压力和资金约束，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创业企业的盈利模式设计应该与企业掌控的资金规模相适应，否则，企业无法度过生存期和艰难期，无法等到真正盈利和建立自己核心竞争力的那一天。在盈利模式设计中，有3个重要因素要认真考虑：一是顾客是预付费还是后付费，二是何时得到来自市场的第一笔顾客付款并形成稳定的现金流，三是企业的资金支出规模与收入规模的匹配问题。如果顾客是预付费模式，那么，这种盈利模式当然会减少企业当前的资金压力。如果创业企业的资金压力大，那么在创业初期的盈利模式设计中，可以把顾客支付设计的比较靠前一点，这样既可以缓解当前资金压力，也可以让资本市场看到创业企业的良性运作。盈利模式中不仅涉及到收入问题，也涉及到支出问题，较好的处理两者的关系，可以对企业的资金进行高效率的运作。创业企业的盈利模式并非一成不变的，可以也应该根据自己资金实力的变化，最终进化到最具竞争力优势的盈利模式上来。

滴滴打车是中国市场重要的网约车平台，它的盈利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从最初对车主进行补贴的非实质性收取服务佣金，到逐渐实质收取服务佣金，这就是为了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策略需要。

2.盈利模式规定了创业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规模

盈利模式的实现需要资金的投入和支撑，因此，不同的盈利模式需要不同的资金规模，进一步，盈利模式规定了创业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规模。由于创业企业初期融资相对比较困难，因此企业在融资前就要确定好融资规模。如果创业企业的盈利模式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压力比较大，这就决定了创业企业未来的一个重心就是如何吸引金融资本市场的投资。如果创业企业的盈利模式需要的资金比较少，那么企业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市场运作上，也不用花费较多的精力在资本市场上。同样，如果盈利模式确定了资金规模，创业企业就应当正确的预见和规划自己的融资规模。如果融资太多的话，不但会使融资的成本相应地增加，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资金浪费。同时如果企业负债太多的话，偿债就有压力，进而会使创业企业遇到资金周转困难或是财务上的风险等问题，对创业企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创业企业应该在融资时仔细考量，针对本企业经营现状和计划，以求得生存?榍疤崽跫?，合理地进行融资。

国美、阿里巴巴等企业盈利模式被称为类金融模式，显然，它们的盈利模式设计本身就为自己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资金来源，这让它们对外部资金的需求规模相对其他来讲大为减少。国美类金融模式是指通过商业信用吸纳和占用供应商的资金，通过滚动方式供自己长期使用的经营模式。资料显示，国美电器的应付账款从2004 年末的31.93亿元增长到2010 年末的158.15亿元期间，其2004年的自有货币资金为16.59亿元，2010年才为62.32亿元，可见大量的无息的应付账款为国美提供了大量的营运资金。

3.好的盈利模式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好的盈利模式应该具有两个标准：一是具有巨大的收入潜力，一个是具有更早和稳定的现金流。一个企业可以不盈利，但不能没有良好的收入来源。滴滴打车（2015年更名为滴滴出行）盈利模式设计符合这两个标准，为其发展中不断吸引外来投资奠定了基础，而不断的外来资金的进入，又为滴滴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盈利模式、在竞争中获得先机、建立竞争优势和壁垒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下面，我们来看看滴滴截止目前的整个融资过程。

2012年5月，滴滴创始人程维在自筹10万元、获得天使投资人王伟的80万元投资的情况下开始创业。

2012年6月6日，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经过3个月的准备与司机端的推广，9月9日滴滴在北京上线。

2012年12月，滴滴打车获得了A轮金沙江创投300万美元的融资。

2013年4月，完成B轮融资：腾讯集团投资1500万美金。

2014年1月，完成C轮1亿美金融资：中信产业基金6000万美金、腾讯集团3000万美金、其他机构1000万美金。

2014年12月，完成D轮7亿美金融资，由国际知名投资机构淡马锡、国际投资集团DST、腾讯主导投资。

2015年9月，宣布完成了E轮30亿美元融资，投资方为中国平安、阿里资本、腾讯、淡马锡、中投公司等。

2016年5月13日，滴滴出行宣布获得Apple10亿美元投资，成为滴滴迄今为止获得的单笔最大投资。通过此次投资，Apple与腾讯、阿里巴巴等一起成为滴滴战略投资者。

2016年6月13日，滴滴出行宣布获得中国人寿超6亿美元战略投资，其中包括3亿美元股权投资及2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债权投资。

到底是什么样的盈利模式让滴滴获得资本市场的如此青睐呢？

滴滴打车是一款免费的打车平台，主要解决出租车司机空跑率高、私家车闲置和乘客打车难的问题。它的主要盈利模式及收入来源有：

（1）收取交易手续费：当消费者打车成为习惯后就可以向出租车收取交易费用，比如说广州2万辆出租车，每车每天800元收入，其中20%为电招收入，一天就有320万，按照1%的交易手续费，一天就有3.2万，一个月就有9.6万；全国共有70个大中城市，那么一个月收入有672万元，一年就有8.064个亿（这个还不包含三线城市）。

（2）收取服务佣金。滴滴提供专车、快车、顺风车服务，每单向车主收取15%的服务佣金。

（3）广告收入。“滴滴打车”达到稳定的顾客使用量后，可以吸引广告商的投资，这将是巨大金矿。比如说在打车软件中加入弹窗广告或者推送信息，按照一次1元钱计算，业内人士估算，那么“滴滴打车”推送一条广告的价格就要高达4000万元。这所带来的收入将是巨大的。

尽管滴滴在前期一直是赔钱的，但前期的股权投资为滴滴赢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和现金流，并且通过各种优惠培养了司机和用户的消费习惯。一旦用户的消费习惯被培养起来后，那么，基于良好盈利模式设计而带来的现金流和盈利潜力是无可估量的。

四、创业企业基于融资因素的盈利模式设计注意事项

通过上述分析，盈利模式对创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案例所列举的手机打车软件行业来说，处于创业企业的快速成长阶段，必须设计属于本企业的能够支持其发展壮大的盈利模式。在创业企业不同生长阶段中，也并不是只有一个盈利模式就能一直支持企业发展下去，很多的企业往往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去调整盈利模式，找到最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盈利模式。一个科学的盈利模式，应该包括：有能够引领企业发展的核心产品、有不断增多并稳定的顾客、合理控制企业的运营成本、有持续创新的能力。

1.选择核心产品

对于任何一个创业企业来说，自身拥有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企业想要不断开发市场，生产出更多类型的新产品，很多情况下会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市场上其他的产品进行竞争，使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减弱。所以，创业企业首先应该认清自身的实力，同时找到竞争对手的不足，选择一个或者是几个核心的产品，去打造自己的品牌，通过品牌价值进一步使企业成长，使企业的整体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

2.建立完备营销网络，不断增加顾客数量

创业企业应该深入地对市场进行调查，尤其是了解那些对本企业产品和服务有需要的顾客，然后进行企业的市场定位，再在市场上对产品进行安排布局，建立稳定的营销网络。同时要建立强大的销售队伍，培养全员营销的意识，抓住潜在有需求的客户，通过高质量的产品、个性化贴心的服务赢得市场。

3.有效控制成本

对于很多创业企业来说， 在经营初期的成本会比较高，经营方式上也没有专业化。如果企?I想更多地获利，那必须得有效控制运营成本。根据以往的经营和销售情况来看，可以选择一些方式降低企业的各种运营成本。比如首先对生产运营计划有合理规划，加强对供应链的管理，降低采购成本，从而降低生产运营成本。同时，管理制度对创业企业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企业有很规范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可以降低企业在管理方面的成本。总之，创业企业如果能够在采购、管理以及经营的过程中降低这些成本，势必会使企业形成成本优势，这进而会对盈利模式的设计提供更好的支撑。

4.提升创新能力

创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特别得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如果不进行技术创新的话，在融资方面或者是长期发展都会受到阻碍。企业通过考察市场等，把一些优秀的智力资源和开发成果等引进本企业，并进行合理地改进。当企业进入成长或是成熟阶段后，不能单纯只靠模仿其他产品的盈利模式，更应该进行自主创新，使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五、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盈利模式对于创业企业的融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乎创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第4篇：企业盈利模式研究范文

 

本文通过综述现有的研究归纳出智能快递柜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智能快递柜具有快递企业自建自用模式、线上交易线下收货体验模式、第三方平台共用模式和O2O商圈引流模式四种盈利模式;同时提出智能快递柜单一自提模式较难盈利，必须拓展其他增值和辅助功能探寻新的利润增长点以此提高收益。

 

一、智能快递柜发展契机

 

快递服务业在电子商务的爆发式增长下得以迅猛发展。末端配送服务，特别是投递服务是快递价值的最终体现，直接关系到用户对快递和电商服务的满意度的提升。末端配送物流存在服务区域分散、需求随机等特点，随之而来的高破损率和难控的服务质量制约着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如何在末端配送服务中实现突破与创新，如何更好地来提升快递服务水平，成为各快递企业抢占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

 

社区O2O门店、第三方服务合作、校园配送等末端配送模式不断涌现，而智能快递柜是一种新兴的快递投送模式，安全而高效，随时取件，有效保护业主隐私，且实现了集中投递，也能有效减少快递员工与物业之间的冲突。智能快递柜是末端配送创新物流服务的重要手段，基于智能快递柜的末端配送模式是必然趋势。

 

二、智能快递柜模式研究现状

 

智能快递柜的发展正处于投资探索阶段，因而针对智能快递柜实施末端配送的理论研究较少。国外大多研究的是“自提服务”，国内目前多以智能快递柜的发展现状研究、智能快递柜的推行问题研究以及发展对策建议研究为主。而针对运用智能快递柜实施末端配送的研究处于空白，现阶段也没有学者对基于智能快递柜模式的末端配送收益分配模式进行相应地研究。

 

1.末端配送研究综述

 

目前众多学者末端配送模式进行了详细而且深入的研究。杨朋珏[1]在对比分析便利店、共同配送门店以及自提柜三种典型的末端共同配送模式的优越性以及局限性后，设计出末端共同配送网点模式，丰富了物流配送理论意义。武晓钊[2]提出在传统物流的困境下，物流产业必须创新模式以寻求发展，现有的末端配送模式包括：百世汇通在京沪实行智能快递柜、顺丰O2O社区生活服务平台、社区物流。

 

王艳详细阐述了社区物流共同配送站模式、物业代收模式、顺丰嘿客模式、便利店合作代收模式以及智能快递柜模式的优缺点，指出智能自提柜已经成为社区末端配送的主力。郑捷扬，徐杰对比了国内外电子商务末端配送模式，指出国外末端配送主要包括储物柜服务和包裹暂存服务模式、网络+杂志+地面自提点模式，国内即以亚马逊的外包物流+储物柜、京东商城的自营物流送货以及终端配送公司为主，必须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理的末端配送模式。

 

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快递行业不断实现经营方式的转变，现已偏重物流服务品质的竞争，末端配送作为提升物流服务水平的关键环节，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更要考虑顾客满意度以及企业资源的整合利用。末端配送模式逐渐趋于智能化，智能快递柜作为末端配送模式的良好践行方式，在未来将成为物流企业的重点发展对象。

 

2.智能快递柜研究综述

 

智能快递柜现处于建设初期，无论是智能快递柜实施末端配送的理论研究还是智能快递柜的运营模式研究等都处于空白期。针对我国智能快递柜的发展情况，将针对智能快递柜的研究主要分为智能快递柜的发展问题以及对策研究和智能快递柜的选址布局以及运营模式研究。

 

(1)智能快递柜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

 

在智能快递柜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方面，学者进行了详细地研究。王嘉琦等通过分析提出智能快递柜存在价格高、无合理盈利模式以及消费者业务认知度较低等问题。梁欢欢指出智能快件箱受信息共享、盈利模式、行业规范等条件的限制，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而胡治杰等以配送成本和客户满意度作为出发点探讨了智能快递柜的可行性，指出智能快递柜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2)智能快递柜选址布局以及运营模式研究

 

在智能快递柜的网点布局和运营模式研究方面，学者们正在逐步进行深入的研究。施书彪等以智能快递柜固定租金费用、快递公司配送和成本方案惩罚成本最低为目标，通过建立模型探讨智能快递柜的最优布局点。冯斌分析了智能快递柜的市场份额，然后确立精确的布局点，最后根据选址规模探讨了智能快递柜的投资开发模式、管理模式和盈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期学者进行智能快递柜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3)智能快递柜研究概述

 

对智能快递柜的研究局限于发展现状以及发展问题的研究不能够拓展末端配送服务的功能与质量，不能实现快递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智能快递柜作为末端配送模式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智能快递柜尚处于投资建设初期，无清晰的盈利模式，而且作为单一的自提方式很难获得盈利，且智能快递柜的使用也没有明确的规范。

 

张博语等认为现有的智能快递柜模式受维护成本、自提商品以及盈利模式等限制未能取得良好发展，智能快递柜的发展必须借助合理的布局、良好的政策保障制度、优质的宣传以及合理的盈利模式进行改变。智能快递柜的利益主体必须通过创新盈利模式，探讨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从根本上提升物流服务质量，寻求新的利润点，实现合理的预期收益，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三、智能快递柜盈利模式分析

 

以智能快递柜进行电子商务物流末端配送能够真实而近距离地接近顾客群体，基于智能快递柜模式的末端配送通过掌握每个社区的人群的大数据，能实现物流资本的融合以及资源的整合。因此智能快递柜经过几年的探寻发展，现今已得到诸多企业以及投资者的认可。

 

然而，由于智能快递柜的投资建设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智能快递柜制作成本、先期投入、研发成本高且较难收回;且各大不同投资主体由于不同的投资目标，在智能快递柜的投入运营中缺乏理性以及合理而完善的投资合作机制。因此必须探寻较为合理运营模式，真正凸显智能快递柜在末端配送中的作用。

 

1.智能快递柜盈利点分析

 

智能快递柜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包括智能快递柜制造研发商、开发商、电商企业、快递企业、广告商以及物业(各大社区、写字楼、高等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等。运营主体不同则智能快递柜盈利模式不同。智能快递柜的盈利模式选择必须明确智能快递柜的利润对象和利润点。

 

智能快递柜的盈利点包括基本功能、辅助功能以及增值服务功能带来的不同收入。智能快递柜的基本收入主要包括快递计件收入和逾期取件收入。而智能快递柜的主要收入将寄托于增值服务，智能快递柜的增值服务主要与智能快递柜的功能设置有关，利用智能快递柜创造箱体广告和显示屏广告收入;通过网络后台接口连接相关平台，为用户提供相关的自助缴费功能等;智能快递柜也可提供社区生活信息等增值服务。

 

2.智能快递柜盈利模式分析

 

智能快递柜现期的使用情况以及自身功能布局都不够完善，这种情况是由智能快递柜的投资运用主体决定的。不同的投资运营主体针对自身发展目标进行智能快递柜的推广，在推广过程中根据智能快递柜的功能设计，与合作企业共同决定智能快递柜的盈利模式。

 

(1)快递企业自建自用模式

 

快递企业自建自用模式的运营主体是快递企业，如顺丰和韵达快递。这种模式能够优化快递投递渠道，使得客户能够随时存取包裹，快递企业可以在业务量较为集中的区域节约物流服务成本，并据此建立新的服务渠道。快递企业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客户群并积累相关行业经验，但是由于自建自用具有排他性，因此当快递业务量较少的时候难以实现成本的回收和盈利的实现，不能实现规模效应。

 

(2)线上交易线下收货体验模式

 

线上交易线下收货体验模式的运营主体是电商企业，典型代表京东商城。该模式通过智能快递柜给线上购物的用户提供便利的自助取货服务，让用户体验差异化服务从而培养用户的忠诚度，实现竞争力的提升。电商企业可以利用智能快递柜进行产品的宣传，与网购市场深入结合，及时而有效地掌握网购信息，通过分析顾客的消费热点调整发展策略。

 

(3)第三方平台共用模式

 

第三方平台共用模式的主要代表有速递易、宝盒快递柜等，该模式对所有的快递企业和电商企业开放智能快递柜，其选址布局规模和宣传推广力度都要优于自建自用模式，能较好的聚拢客户。第三方平台共用模式面对前期投资成本高，后期维护难度大以及市场风险难以预测等问题，必须通过规模经济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

 

(4)O2O商圈引流模式

 

2016年是智能快递柜行业发展社区O2O平台，实现互联网+快递柜盈利模式的关键期。O2O模式利用智能快递柜发展出自己的商圈闭环，精确地锁定消费群体和线下网点，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实现盈利。O2O模式在创立初期必须明确商业资源的来源以及衔接资源的方式方法，制定合适的服务策略以及定价策略，推动用户规模增长，为特定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四、小结

 

如何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下深入挖掘末端配送服务潜藏的商业价值是企业必须考虑的问题。单一的智能快递柜自提模式较难盈利，必须通过拓展其他增值和辅助功能探寻新的利润增长点以此提高预期收益。由当前的盈利模式可知，O2O模式与线上交易线下收货体验模式可培养客户群进行消费者偏好的数据分析，快递企业自建自用模式与第三方平台共用模式则较难实现数据的收集与整合。

 

总体来看智能快递柜的盈利模式并没有综合考虑可能的利润点以及相应的预期收益，智能快递柜作为末端配送的主要方式，必须通过规模效应实现盈利，无论是布点还是培养优势客户的粘性，必须建立基于智能快递柜的为快递企业、电商企业以及各类商家提供聚合线上线下资源的开放性平台，提升末端配送服务品质，为智能快递柜的利益群体创造更多盈利。

第5篇：企业盈利模式研究范文

(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的发展相比西方国家对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关注，我国的有关实务操作和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开始。这一方面受到我国赴海外上市公司需要按照上市地规范进行操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偏低，各种造假和盈余管理层出不穷。2001年银广夏事件成为当时的一个典型代表。这虽然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发展有关，但企业缺少合理有效的内控不能不说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2007年，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年度报告中全面披露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情况。2008年，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并于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为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对内部控制进行自评估及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进行审计提供技术标准和依据，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有效运作提供了指引。以此为代表的内部控制体系已经于2011年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开始实施，并于2012年开始在主板上市公司实施。另一方面，随着2007年上市公司正式开始实施2006年财政部的新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及其形成的盈余质量也逐渐发生着变化［9］①。通常，实务界主要通过会计造假、应计项操纵(Accrual－BasedEarningsManagement)和真实活动操控(RealActivitiesManipulation)这三种途径实施盈余管理②。我国的会计准则变化虽然一直贯彻了稳健性原则［10］，但实证研究发现，2006年新会计准则的应用仅改变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具体方法，却无法从总体上约束盈余管理行为［11］。而且随着会计制度趋于严谨、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应计项的操纵空间不断减少，真实盈余管理已经切实存在［12］，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13］。西方有关研究已经发现企业通过减少研发费用或调整其处理方法来满足盈余标准［14］［15］、出售固定资产以避免报告亏损［16］［17］、控制支出进行盈余管理［18］［19］等，真实盈余管理逐渐增多［20］。进一步来看，真实盈余管理以牺牲公司未来经营能力为代价，最终会损害企业价值［21］，且管理层甚至可以利用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构建真实交易进行盈余管理［22］，隐蔽性很强。也就是说，真实盈余管理具有严重的经济后果并不易被相关利益者察觉。这亟需引起我国企业的重视。因为即使对于企业内部人，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也存在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这种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同样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内部控制效率和盈余质量的关系对于这两个领域的实务与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内部控制效率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最基本度量是观察企业所披露内部控制报告中包含的重大缺陷［4］［23］。在此基础上，大量研究关注了内部控制缺陷与应计项的质量［24］。Ash-baugh－Skaife等［25］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的应计项噪音更多，应计项最终转换为真实现金流的比例显著小于内控无缺陷企业，证明内控薄弱会导致有意的盈余管理和无意的会计错报。Chan等［26］发现报告内控缺陷的企业与未报告内控缺陷的企业相比，盈余管理程度更高。Epps和Guthrie［27］按应计项目的高低分层，将样本分为高的正向、高的负向、低的应计项目三组，对比内部控制有缺陷的公司与没有缺陷的公司的应计利润，发现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更容易利用可操纵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总之，即企业内部控制效率与应计项质量高低显著相关［28］［29］。近年来，也有学者发现，萨班斯法案的颁布带来了管理层披露决策的变化和投资者对信息反应的变化［30］。在法案颁布后，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减少［31］，但管理层盈余操纵的行为并未减少，主要就是采取了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32］。我国有学者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与财务报告可靠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3］，认为内部控制形成了严谨的内部制衡关系，任何破坏规则的一方都会被及时发现并受到相应惩罚，所以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很难成功［34］，盈余管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显著负相关［35］。并且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应计项操纵还是真实活动操控，都随着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而减少［36］［37］。然而，张国清［38］以2007年公司自愿提供的、并获得外部审计师或保荐人的无保留核实意见的内部控制报告代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并未伴随高质量的盈余，内部控制质量得到改善并没有伴随着盈余质量的提升。(三)盈余质量的经济后果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可以为使用者了解公司业绩提供更多参考［39］，所以企业内外的利益相关者在进行决策时更容易依赖会计盈余［40］［41］。根据契约理论，盈余作为企业契约中人努力程度的一个很好替代［7］，其质量的变动会影响契约的完备性［42］。一个典型表现是盈余质量不同的上市公司三类冲突的严重程度不同，盈余质量得到改善的上市公司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缓解［43］，盈余质量与权益成本、债务成本负相关［41］。而且盈余质量作为很多企业管理层薪酬的标准，其改进还能够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44］［45］，进而影响管理者薪酬［46］。与之相反，低质量的盈余则会使契约的有效执行受到冲击，特别是采取真实盈余管理的公司，其经营业绩会出现明显下滑［21］。我国学者李彬、张俊瑞也发现［47］［48］，操控生产的企业在其随后两期的经营活动中，现金流水平都低于配对样本，操控费用的企业随后三期的经营业绩水平普遍低于配对样本的对应水平，操控销售的企业随后三期的股东获利能力和公司投资水平普遍低于配对样本的对应水平，证实了生产操控、费用操控以及销售操控对企业未来的业绩会造成负面冲击。(四)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已有研究围绕内部控制效率和盈余质量取得了很多有益成果，但仍有以下问题需要我们思考:第一，我国企业中成体系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实施时间较短，其效率的显现尚存在不同声音，需要在内部控制发展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其对盈余质量的具体影响。第二，随着新会计准则实施时间的增长，已有的应计项盈余管理方式在发生一些变化，内部控制对于真实盈余管理所产生的效果需要重新加以验证。第三，盈余质量有利于契约的完备，内部控制建设也是多个契约的组合，那么盈余质量能否帮助包含“信息与沟通”等核心模块在内的内部控制实现效率提升，尚无足够的经验证据。所以，本文准备从理论上厘清两者间的关系，并给予大样本的数据检验，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内部控制效率与盈余质量的动态依存关系分析

(一)内部控制效率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在由一系列契约联结而成的企业中，委托人与人在契约的签订执行和监督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后者可能会借助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不能够或者不能完满地履行受托责任进而导致问题的产生。此处的问题既可以发生在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同样也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的不同层级管理者乃至员工之间。不论人是谁，他都可以借助信息优势，通过损害委托人利益来谋求个人私利。从约束机制出发，内部控制是对这些自利行为的监督和防范，提高内部控制效率可以减少盈余错报和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2］［3］，限制盈余管理的操纵空间。特别是对企业自身来说，有效的内控可以防止发生以损害长期企业利益为代价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避免业务部门管理者为了实现薪酬契约的目标而在职权范围内破坏正常的经营秩序。所以，本文提出假设1。H1:内部控制效率高的企业其盈余质量也较高，反之亦然。(二)盈余质量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市场中的企业实质上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组合和法律虚构［49］，这种契约关系不仅存在于企业与供应商、顾客、债权人等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缔约各方通过契约明确约定各自的权利及义务，形成一个有序运转的整体。可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契约当事人或仲裁者无法证实或观察一切［6］，往往造成契约条款的不完全。即使契约的签订是完全的，也并不代表它可以得到完全执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确立一个缔约双方都能接受的标准来衡量契约的执行情况。在有效资本市场前提下，会计是信息优势方向信息劣势方传递信号的一种手段，而且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手段之一［50］。所以以盈余为代表的会计信息作为人努力程度的度量［7］，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股票定价、债务契约和管理层报酬契约中［51］，以促使不完全的契约尽可能执行有效，盈余质量的高低反映了契约的可靠性和可行性。进而，盈余质量会直接影响约束契约参与方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H2:盈余质量越高的企业内部控制效率越高，反之亦然。

研究模型与样本

鉴于目前对于内部控制效率的评价没有普遍接受的方法，同时受到本文的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将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方法纳入研究，而是选择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内部控制效率的变量①。该指数②是在中国会计学会全国重点会计课题《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的基础上，由作为课题主持人之一的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的，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为了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对盈余质量进行更好的度量，本文选择了应计项盈余管理模型和真实盈余管理模型进行对照和验证。(一)应计项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国内外学者对应计项盈余管理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针对其目的、方式、影响因素及其产生的影响等方面都有了比较全面的探索。在这些研究中，常见的有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等。本文选用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量应计项盈余管理的程度③:TAitAi，t－1=α0Ai，t－1+α1ΔSitAi，t－1+α2PPEitAi，t－1+εit(1)NAit=α0Ai，t－1+α1(ΔSit－ΔARit)Ai，t－1+α2PPEitAi，t－1(2)DAit=TAitAi，t－1－NAit(3)按照证监会CSRC行业分类标准对两市上市公司分行业运用OLS法估计等式(1)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α，将其带入等式(2)，估计出企业的非操控应计利润，进而以等式(3)计算得出可操控应计利润，用以衡量应计项盈余管理。(二)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Dechow等［52］最早提出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以异常经营现金流量、异常酌量性支出和异常1生产成本三种变量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随后Roychowdhury［19］将各变量的数值由绝对量转换为相对量，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李彬、张俊瑞［53］借鉴Roychowdhury修正后的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以异常值之和作为盈余管理的变量衡量真实活动操控行为，这一模型在我国目前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中应用较多。本文参照该模型，计算异常经营现金流量(ACFO)、异常酌量性支出(AEXP)和异常生产成本(APROD)。CFOitAi，t－1=β0Ai，t－1+β1SitAi，t－1+β2ΔSitAi，t－1+β3ΔSi，t－1Ai，t－1+β4TCitAi，t－1+β5ECitAi，t－1+β6OCitAi，t－1+εit(4)DISEXPitAi，t－1=β0Ai，t－1+β1Si，t－1Ai，t－1+εit(5)PRODitAi，t－1=β0Ai，t－1+β1SitAi，t－1+β2ΔSitAi，t－1+β3ΔSi，t－1Ai，t－1+εit(6)同上述计算应计项盈余管理的模型相同，对两市上市公司分行业运用OLS法估计上述模型(4)(5)(6)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β，然后代入(7)、(8)、(9)求出当年异常值:ACFOit=CFOitAi，t－1－β0Ai，t－1+β1SitAi，t－1+β2ΔSitAi，t(－1+β3ΔSi，t－1Ai，t－1+β4TCitAi，t－1+β5ECitAi，t－1+β6OCitAi，t)－1(7)AEXPit=DISEXPitAi，t－1－β0Ai，t－1+β1Si，t－1Ai，t()－1(8)APRODit=PRODitAi，t－1－β0Ai，t－1+β1SitAi，t(－1+β2ΔSitAi，t－1+β3ΔSi，t－1Ai，t)－1(9)上述三种异常值产生的方式不同，对盈余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异常经营现金流ACFO是由企业通过销售折扣或放宽信用政策等促销手段引起的，其提高了企业的当期利润，但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现金流量，导致当期经营现金流量的下降，则异常现金流量亦下降;异常酌量性支出AEXP是企业为了提高当期利润而削减研发支出、销售及管理费用引起的，直接提高了企业当期的现金流量;异常生产成本APROD是由过量生产引起的，通过扩大生产，企业能够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提高产品的边际利润，从而提高企业当期利润，但过量生产同时增加了其他生产和库存成本，导致企业当期生产成本提高，则异常生产成本亦上升。若企业向上操控盈余，可实施的手段有:产品促销(结果会降低ACFO);削减酌量性支出(结果会降低AEXP);过量生产(结果会提高APROD)。为系统衡量不同的真实盈余管理手段引起的盈余操控程度，本文参考Zang［54］的做法，构建综合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10)，值越高表示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盈余质量越低。RAMit=－ACFOit－AEXPit+APRODit(10)以上各公式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三)结构方程模型———非递归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模型里有两种基本的类型:递归模型与非递归模型，其中非递归模型表示变量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基于此可以构建内部控制效率与盈余质量间动态影响关系的模型(见图1)，用以验证两者的相互作用。图1非递归模型的基本框架(四)研究样本本文选取深沪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金融、保险类及2010年之后上市的企业，共确定样本1659家企业，进一步剔除有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共得到研究样本1580家，其中深市768家，沪市812家。按照证监会颁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类，相关财务数据取自CCER、RESSET数据库，内部控制效率信息取自“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

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表2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可以对比两种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应计项盈余管理均值为0，取绝对值后为总资产的7.84%，其中向上操控盈余的企业总数少于向下操控盈余的企业总数，但盈余管理的程度则是向上操控的高。真实盈余管理均值也为0，取绝对值后为总资产的16.66%，其中向上操控盈余的企业总数多于向下操控盈余的企业总数(808＞772)，但盈余管理的程度则是向下操控的高(0.1629＜|－0.1705|)。即盈余管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高于应计项盈余管理;多数企业采用应计项盈余管理以降低其盈余，采用真实盈余管理以提高其盈余;当使用应计项盈余管理时，向上操控盈余的程度高于向下操控盈余，当使用真实盈余管理时，向下操控盈余的程度高于向上操控盈余。对比真实盈余管理的三种不同手段，向上操控盈余时，管理层多采用削减酌量性支出，其次是过量生产，最后使用销售促销(959＞795＞769)，而向下操控盈余时，多采用销售促销，其次是缩减生产，最后使用调增酌量性支出(811＞785＞621);另外管理层操控生产的程度高于其余两种方式(0.0983＞0.0648＞0.0526)。就深沪两市来看，深市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比沪市略高。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可知，沪市上市公司的内控指数均值高于深市上市公司(690.97＞679.18)，可以初步断定，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盈余管理，包括应计项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进而提高盈余质量。区分企业性质来看，两市共有国有企业859家，非国有企业721家。无论是应计项盈余管理还是真实盈余管理，亦或是真实盈余管理的三种不同手段，非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均比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高。同样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可知，国有企业内控指数均值高于非国有企业(694.96＞673.65)，再一次说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盈余质量。(二)内部控制效率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分析从表3中的相关性指标来看，“迪博”公布的内部控制指数与应计项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在0.0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即内控指数越高，盈余管理越低，也就是盈余质量越高，初步验证了假设1。另外内控指数与描述真实盈余管理的三个指标也均显著相关。内控指数与异常现金流量、异常酌量性支出显著正相关，与异常生产成本显著负相关。因为异常现金流量和异常酌量性支出越高，说明企业向上操控盈余的程度越低，盈余质量越好。所以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盈余质量(向上操控盈余的程度)与内控指数正相关;而异常生产成本越高，说明企业向上操控盈余的程度越高，此处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内部控制效率越低则异常生产成本越高，盈余质量越低。(三)非递归模型分析图2至图6分别为修正后的应计项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以及三种异常值与内部控制效率的非递归模型，表4为上述五个模型的适配度检验结果。可以看到，经过修正后盈余管理与内部控制效率的以上五个模型均满足上述所有适配度指标，表示这五个模型与数据都达到可以适配的标准①。表5为各模型路径系数表，五个SEM模型的所有路径p值均小于0.05，即载荷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满足模型内在质量的效度检验。在盈余管理与内部控制效率模型中，内部控制效率对DA的载荷系数为－0.111，对RAM的载荷系数为－0.089，即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盈余管理，提高盈余质量，假设1得到验证，并且内部控制对应计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高于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同时，DA对内部控制效率的载荷系数为－0.002，RAM对内部控制效率的载荷系数为－0.006，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盈余质量越低)则内部控制效率越低，验证了假设2。对比两者的相互作用，内部控制效率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要高于盈余质量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反作用。

第6篇：企业盈利模式研究范文

关键词：腾讯公司；盈利模式；财务状况

一、腾讯公司简介

腾讯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商。腾讯公司通过免费的即时通讯平台迅速建立起一系列有粘性的用户群，在这个强大的优势下拓展其他互联网增值服务来实现盈利。在这种盈利模式下，腾讯公司业务横跨互联网多个主流细分领域，是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利润最大、市值最高、规模最大、用户最多、雄踞互联网企业首位的公司。

从腾讯公司财务报表可以发现，自2004年上市至2011年，腾讯公司以其卓越的轻资产盈利模式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具体表现在资产负债率较低，平均为23%；总资产周转率每年呈增长趋势；销售净利率逐年增加，总体维持在42%；资产净利率最高达到38%；权益净利率逐年上升，最高达54%；总收入每年都以平均62.3%的增长率快速增长；毛利率也保持着平均65.75%的增长率。但是，自从2012年到2013年，腾讯公司便开始涉足电子商务业务，并且投资兼并具有技术优势或能够扩充开放平台的相关公司，使其盈利模式有所改变，进而影响了资产结构，导致腾讯公司整体财务指标各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具体表现为资产负债率最高增加到了49%；总资产周转率在这三年内逐年降低；销售净利率、资产净利率和权益净利率逐年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总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较之前也下降地较为明显。

二、腾讯公司轻资产盈利模式

1.轻资产盈利模式

轻资产盈利模式，是指企业投入资本较低，周转速度较快，资本收益较高的运营模式。轻资产作为一种有效的商业运营模式，整合资源所获取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产品本身（郑石明，2006）。轻资产运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强大的资源获取、配置、整合以及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体现（汤谷良、张茹，2012）。本文认为腾讯公司属于魏炜、朱武祥（2010）总结出的企业固定资产和存货占比较低，流动资产尤其是现金储备较多的轻资产企业。

2.腾讯公司轻资产盈利模式下的财务状况

结合腾讯公司2004年至2013年的资产负债表，发现腾讯公司的资产结构，即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表现出典型的变化，从2004年到2011年，此比率基本保持在70%上下浮动，但2012、2013年此比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均低于50%。

基于对腾讯公司资产结构的前后变化比较，可以看出其在轻资产盈利模式下的财务状况：1.现金储备充裕，近十年来现金储备占总资产的比值在62%上下浮动，2013年现金储备有所下降，主要是腾讯公司以246.85亿元资本购买了长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腾讯公司在2011年以前，主要提供互联网增值服务，其存货为低价值的消费性礼品，始终控制在占总资产0.5%以下，自2011年以后，腾讯开始从事电子商务业务，存货构成主要为电子商务交易所需商品，其占总资产比较之前有所增加，2013年达到1.3%。3.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很低，近三年的占比均控制在5%以下；4.固定资产比例较低，2004年至2013年平均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控制在10%左右。

三、腾讯公司盈利模式调整

对腾讯公司近十年的资产结构分析发现，腾讯公司盈利模式正在发生着调整与变化，这与互联网行业激烈的竞争和腾讯公司战略上的调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体现出一个互联网企业巨头在日新月异的竞争环境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众所周知腾讯公司是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但腾讯的主营业务，互联网增值服务已经出现“天花板”效应，腾讯必须要寻求新的盈利模式来增加利润。

腾讯公司盈利模式在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通过资产结构分布可以看出，腾讯公司盈利模式在2011年到2013年进行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电子商务；第二是投资兼并。腾讯公司2012年开展电子商务业务，从公司的财务报告得知，其成本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41.93亿元和92.39亿元，但这两年毛利率仅为5.5%，这也是导致腾讯公司近两年总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2010年起腾讯公司加大了投资兼并的力度，先后收购部分与网络游戏、网上旅游、软件开发、电子商务、影视传媒、搜索引擎等有关的技术优势企业的股份发展多元化产业，以增强其竞争力。

四、总结

一个成功的盈利模式决定企业能否合理整合企业资源，将其核心竞争力发挥出来。腾讯公司在过去的十年里，凭借其长期积累的用户资源、技术研发、品牌文化等轻资产盈利模式，充分体现了价值创造能力。好的盈利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适时对现有盈利模式做出调整来开拓更大的市场。

参考文献：

第7篇：企业盈利模式研究范文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从历年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检查的结果看，盈余管理始终是影响中国资本市场会计盈余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实现短期盈余目标，许多上市公司不惜利用各种手段调节会计利润，大大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不仅会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甚至导致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严重干扰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所以，如何治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一直是资本市场监管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运用会计手段或者安排交易操纵财务报告结果，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数据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1]，其产生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产生的道德风险[2]。在信息不对称的掩护下，拥有信息优势的企业管理者为了个人私利或组织局部利益而产生道德风险，违背会计信息的中立性原则，利用盈余管理手段操纵会计盈余水平，误导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甚至导致其利益受到损害，所以，盈余管理不仅是一种会计违规行为，也是一种不符合企业合法诚信道德伦理的行为。从产生根源出发，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降低信息不对称，弱化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信息环境优势；二是促进企业提高商业伦理道德，依法诚信经营，降低道德风险，从主观上约束盈余管理行为。

一直以来，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治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现有文献多从独立审计、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来研究盈余管理治理机制[3]，同时，为提高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中国的监管层也一直致力于各种制度建设来促进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虽然这些研究和实践对降低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会计盈余指标在中国资本市场股票发行、再融资等重要决策中的政策刚性，许多上市公司还是会在制度监管的空隙中，想法设法利用各种盈余管理手段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所以，企业盈余管理仍然是干扰中国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增多，人们普遍认同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且以符合社会道德伦理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4-5]，因此，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会诚信守法经营，减少企业及其管理层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从降低其道德风险的角度看，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应该能够发挥治理作用。诸多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中的企业伦理会引导经营者遵守更高的行为标准，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约束管理层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减少利润操纵，提高会计盈余质量[6-8]。但是，也有学者从信号传递理论出发，认为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赢得良好的企业形象，分散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因此当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之后，可能会利用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其掩饰工具，如McWilliams等[9]、Prior等[10]、邓学衷等[11]的实证研究均发现，企业经理人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为公司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减少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承担社会责任可能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庇护工具。由此可见，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是否能够发挥治理作用，相关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而在中国当前的经营环境下，一方面，在监管层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实践不断得到增强，另一方面，为谋求资本市场的各种利益，企业往往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那么，在这种环境下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够对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发挥治理作用吗？还是仅仅作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掩饰工具呢？

本文结合中国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对当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其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且考虑到以往文献较多关注了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而对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考虑较少，本文就企业的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进行综合考虑。研究发现：当前中国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其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治理作用，并且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而且当企业面临较强的资本市场动机时，社会责任的这种治理作用并不会减弱，依然能够较好地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不同，本文综合考虑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以及总盈余管理水平，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细化和拓宽了关于盈余管理治理机制的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当企业盈余管理动机较强时，社会责任依然能很好地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为监管层有效解决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学术界普遍认同Carroll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的理论框架[4]，经济责任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法律责任和道德伦理责任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12-13]。此外，《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中也明确将信息透明，遵守诚信、公平和正直的行为道德标准，尊重法治和规范等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基本原则[14]。所以，杨萍指出企业不仅是经济主体，而且是道德主体[15]，要以符合法规和诚实守信道德伦理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实现经济利益。而盈余管理行为是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为了个人私利或组织局部利益，违背会计信息的中立性原则，人为调节会计盈余水平，违背企业诚信道德伦理的一种欺骗行为，会误导包括投资者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甚至导致利益相关者的重大损失，所以盈余管理是企业社会责任所不支持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会减少或抵制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此外，在社会责任框架下，人们评价企业的指标更加多元化，经济表现和社会道德表现都是评价企业绩效的重要内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赢得声誉资本[16]。盈余管理等欺骗手段也许能够为企业谋取短期经济利益，但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一旦暴露，将会大大降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道德表现的评价，损害企业的声誉，甚至导致严重的声誉资本和企业价值的损失。Davison等的研究就表明企业财务报告违规等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曝光，资本市场会作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从而导致企业股价发生显著的负面异常变动[17]。所以，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为企业积累的声誉资本增加了企业从事诸如盈余管理等不诚信行为的道德成本，可以降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而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但是，有学者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视角的分析认为，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也可能会庇护和掩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会基于特定目的积极自愿地向市场传递利好信息，进而争夺有限的资源，提升企业价值。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多边契约关系，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不仅会损害股东的利益，而且也会造成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损失，因此盈余管理作为一种负面信号，一旦被利益相关者发现，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惩罚管理层，包括顾客的流失和忠诚度下降、政府的行政处罚、债权人的借款限制等，这会使企业声誉受损，企业价值降低。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减少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企业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其积极为他们谋求利益的正面信号，努力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从而得到股东的认可，同时也会赢得债权人的信任，加强顾客的忠诚度，提高公司的吸引力，降低社会公众与政府的监管等，这些积极效应会提高企业的声誉，掩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或者缓冲企业盈余管理负面信号的影响。McWilliams等的研究就表明企业管理者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所树立的良好社会形象，可以减少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9]；Prior等也发现管理层为了降低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警惕性，会通过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来赢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缓冲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的激进性惩罚行为[10]。由此，企业社会责任也可能会成为企业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庇护手段和掩饰工具。

基于上述分析，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既有可能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对其盈余管理行为发挥治理作用，也可能会充当管理层庇护和掩饰盈余管理行为的工具，故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假设A：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治理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其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

假设B：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庇护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其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深沪A股主板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连续性，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样本数据做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的公司；（2）剔除变量值缺失的公司；（3）对连续变量在上下1%分位上进行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形成一个包含7 798个有效观测值的数据样本。

文中所需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社会成本支出从公司年报及相关科目附注中手工搜集。

（二）主要变量定义

1.盈余管理（EM）

由于采用方式不同，企业盈余管理包括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企业会结合自身特点权衡这些利弊，综合或替代性地使用这两种方式进行利润操纵[18]，使不同企业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分别采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总盈余管理水平三种方式来度量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1）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的估计采用Dechow等提出的修正的Jones模型[19]，通过分离出操纵性应计利润而得到。具体模型为：

其中，NIt为第t年净利润，CFOt为第t年经营现金净流量，At-1为第t-1年总资产，ΔSt为相比于上一年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变化额，ΔARt为本期比上期应收账款的变化，PPEt为第t年固定资产净额。通过对模型（1）分年度分行业（制造业按二级行业分类回归，其他行业按一级行业分类）截面数据混合回归得出的残差即为操纵性应计利润，用Z-score方法标准化后作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的度量。

（2）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的估计利用Roychowdhury的方法，通过计算企业的异常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期间费用后加总而得到[20]。该方法分为三步。

①估计正常生产成本。具体模型为：

其中，PRODt代表正常生产成本，为第t年主营业务成本与第t年相对上年存货增加额之和，At-1为第t-1年总资产，St为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ΔSt为相比于上一年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变化额。利用模型（2）通过分年度和行业进行回归估计出的残差ε即为非正常生产成本（AbPROD）。

②估计正常费用支出。具体模型为：

其中，DISXt代表企业的正常费用支出，为第t年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At-1为第t-1年总资产，St-1为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利用模型（3）通过分年度和行业进行回归估计出的残差ε即为非正常费用（AbDISX）。

③计算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一般来说，具有真实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表现为较高水平的非正常生产成本AbPROD和较低水平的非正常费用AbDISX，因此，构造一个综合变量：

RM=AbPROD+（-1）×AbDISX（4）

经Z-score标准化后作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的度量。

（3）总体盈余管理水平（TM）

由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分别反映两种方式下各自的盈余管理水平，而实践中公司管理层会结合自身特点综合或替代运用这两种方式[18]，所以为全面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总体水平，本文定义总体盈余管理水平TM为标准化后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之和。

2.企业社会责任（CSR）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目前国外学者主要采用声誉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声誉评级法、KLD指数法等，而国内学者受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局限，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方法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朱松[8]和翟华云[21]选用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得分进行度量，而潘妙丽[22]、沈洪涛等[23]和张川等[24]则选用每股社会贡献值等指标。考虑到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倾向于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形式完整性进行评价，而每股贡献值的概念与Carroll[4]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四个方面的内容框架相一致，并且也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契合，所以本文选用每股贡献值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标准。

每股贡献值的概念出自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该指标用来反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计算方法为：

每股社会贡献值=每股收益+每股增值额

考虑到由于增发、配股、股票股利等因素导致的企业股票数量变动会造成不同期间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可比性较差，本文采用研究期间内（2008-2012）的年度平均股票数量（即2008-2012各年年末股票数量之和/5）作为分母，对每股贡献值指标的计算方法进行修正，即：

修正后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偿付利息支付现金+公益捐赠支出+赞助费-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研究期间内年度平均普通股数量（5）

3.盈余管理动机（Motivation）

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包括薪酬动机、资本市场动机和监管动机等[1]。在中国，由于上市资源的稀缺性，满足资本市场关于取得上市和再融资资格、避免亏损退市等监管文件中的盈余指标要求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25-26]。刘颖和陈小悦等的研究均发现处于亏损边缘和净资产收益率再融资阈值（6%）附近的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27-28]。所以本文研究的盈余管理动机主要考虑避免亏损、再融资这两种在中国较为典型和普遍的资本市场动机。

为研究较强盈余管理动机下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本文借鉴陈小悦等[28]和肖成民等[29]的研究，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分布变化的方法，对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区分：净资产收益率处于0～2%范围内的公司属于避免亏损动机较强样本；2008-2012年5年内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6%～8%之间的公司属于再融资动机较强样本。然后，将这两类样本作为强盈余管理动机样本，定义盈余管理动机虚拟变量Motivation取值1，其他样本Motivation取值0。

4.其他控制变量

借鉴Kim等[6]、饶茜等[30]的研究，本文又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成长性、财务风险能力、公司治理、审计质量等指标进行了控制。相关控制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研究模型选择

为检验前述假设，本文借鉴Kim等[6]、万寿义等[31]的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上述模型的回归分析中，通过设置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对行业和年份的影响进行了控制。为减小异方差的影响，回归方法采用普通OLS稳健性回归。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是按照全样本和依盈余管理动机强弱将样本分组后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全样本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最小值为-0.682，最大值为9.447，表明现阶段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很不均衡。大部分变量的标准差均小于均值，说明离散系数相对较小，数据的稳定性较好。进一步按盈余管理动机强弱将样本分组后的统计结果显示，具有盈余管理资本市场动机的公司（避免亏损、再融资）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RM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但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与其他公司没有明显差异，初步说明当公司具有避免亏损、再融资等资本市场强盈余管理动机时，会倾向于较多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此外，具有资本市场动机的公司在获利能力、成长性、现金获取能力、股权集中度等方面均显著低于其他公司，而其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却比较高。

（二）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3是主要变量的pearson（左下部分）和spearman（右上部分）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责任与企业的总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初步表明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抑制作用。此外，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比较低，在模型回归中不会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4是针对模型（6）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责任CSR与企业的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具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的公司总体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较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增强管理层的道德伦理意识，合法诚信经营，降低道德风险，从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不断提升，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实践能够约束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倾向，减少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假设A得到验证。虽然列②中显示社会责任表现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所以假设B中的庇护作用并不明显。综合看，中国当前环境下，良好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是发挥治理作用。

此外，综合列②和列③针对不同盈余管理方式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责任与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显著负相关，而与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没有显著关系，说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约束管理层从事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对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主要是企业为实现特定期间的盈余目标，利用会计法规的灵活性来调整会计盈余在各期的分布，并没有改变企业的整体经营结果，对企业业绩的扭曲较小；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往往违背正常经营原则，通过操纵交易活动来达到盈余目标，是以牺牲企业的长期价值为代价来满足当前盈余需求的短视行为，将对企业未来的经营现金流量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企业价值降低[20，32]。所以，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相比，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自身经营以及利益相关者决策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其对利益相关方的危害较大，一经发现对企业声誉和价值的损害也比较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对道德伦理和声誉的重视会更好地约束管理者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对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并不明显。

（四）拓展性分析

王亚平等[25]和张昕等[26]的研究表明，满足资本市场监管要求是中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历年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的检查结果也显示，濒临亏损和有再融资要求的公司盈余管理问题较为突出，所以，如何约束这类有强动机的公司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提高投资者利益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前文分析可知，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治理作用，那么，在强盈余管理动机下这种约束作用是否还会存在？本文又针对强盈余管理动机下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及其治理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1.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

Cohen等认为仅仅依靠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存在着隐蔽性差、调节范围有限的风险，当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不能满足需求时， 管理者会进行基于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32]。刘启亮等的研究也表明当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不同时，会灵活地使用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来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33]。由此可见，随着盈余管理动机的增强，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并且前述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也初步显示强盈余动机下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与其他企业有显著差异。为全面了解这种变化，本文构建模型（7）如下：

针对模型（7）的普通OLS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盈余管理动机Motivation与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和总盈余管理水平TM显著正相关，而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的关系不显著，说明当具有避免亏损、再融资等强资本市场动机时，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较为普遍，并且由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到会计准则弹性空间的限制而对会计盈余的调整幅度有限，再加上其隐蔽性较差会导致其风险较大，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更具隐蔽性[20]，调整范围较大，所以，当企业盈余管理动机较强、盈余需求更迫切时，会更多地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这与张俊瑞等[34]和李彬[35]的研究结论一致。

2.盈余管理动机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关系的影响

根据前述结论，当盈余管理动机较强时，企业会更多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虽然社会责任对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发挥治理作用，但其治理机制主要是出于道德约束，企业是否遵从具有弹性，所以当企业面临避免亏损、再融资达标等重大经济利益决策时，社会责任的道德约束是否还能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发挥治理作用，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因此本文构建模型（8）作进一步的分析。

上述模型中，Motivation与CSR的交乘项系数η3反映盈余管理动机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关系的影响[36]。表6是针对模型（8）的回归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与表4、表5结果一致，社会责任CSR与企业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均显著负相关，而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关系不显著；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均显著正相关，而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关系不显著；盈余管理动机与社会责任的交乘项Motivation*CSR的系数η3在三种盈余管理度量方法下均为负值，但都不具有显著性，表明盈余管理动机不会影响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强盈余管理动机下，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没有减弱。这说明社会责任的道德约束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良好社会责任所形成的较高企业道德标准对道德风险的防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使在面临亏损、再融资限制而产生较强盈余管理动机时，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依然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表7）

考虑到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还没有较为准确和一致的方法，为减小变量度量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其他方法来度量社会责任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Carroll[4]的社会责任结构金字塔模型，慈善捐赠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层级，属于自愿性责任，积极从事慈善捐赠活动表示企业具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意识。所以，本文借鉴孔东民[37]的研究，用企业是否有捐赠行为来度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CSR_d）：当企业当年度有捐赠支出时，CSR_d取值1，否则取0，针对模型（6）和（8）的回归结果见表7中Panel A所示；同时，借鉴贾兴平等[38]的研究，本文又以财经专业网站和讯网社会责任评价系统中对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综合评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度量（CSR_hx），但由于和讯网的评价数据始于2010年，所以稳健性检验中只针对2010-2012年的样本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中Panel B所示。

由表7可以看出，无论是以捐赠指标还是以和讯网社会责任评级来度量社会责任表现，回归结果均与前述结论一致，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特别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能够发挥治理作用，并且，当盈余管理动机较强时，社会责任的治理作用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

第8篇：企业盈利模式研究范文

关键词：盈余管理 动机 计量方法 真实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源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实证会计理论中的报酬计划假设。从会计学视角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不仅能加深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而且能促进现代会计理论的发展，对会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盈余管理的定义

（一）国外研究综述

盈余管理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美国会计学家Schipper（1989）发表的《盈余管理评述》一文，将盈余管理定义为一种“披露管理”行为。即强调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基于个人利益动机，有目的的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而不是为保持财务报告对外报出的中立性。加拿大会计学家Scott（1997）界定盈余管理为企业管理层在GAAP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自身利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即强调盈余管理行为不会超出会计准则规定的范围且具有经济后果。美国学者Healy和Walen（1999）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在规划交易和编制财务报告过程中运用职业判断来编制财务报告，旨在“误导”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结果。即强调盈余管理不仅可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调整财务报告，还可通过规划交易调节财务报告。

综上，国外学者主要从盈余管理的主体、目标、“误导”对象、性质等不同角度对盈余管理的定义进行了阐释，其中Healy和Walen的观点是国外学者广泛接受的定义。

（二）国内研究综述

陆剑桥（2002）提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做出的一系列会计选择。宁亚平（2004）指出盈余操纵包括盈余造假和盈余管理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是管理者在法律规范的制约下能够选择的盈余操纵行为，并可进一步细分为“会计盈余管理”和“实际盈余管理”。包世泽（2008）在对国内外现有研究进行总结之后，认为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管理者为确保自身利益，使财务报告的盈余水平达到预期目标，而对公司财务报告盈余进行操作的一系列机会主义行为。

综上，国内外对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观点，但都一致认为：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层，客体是企业财务报告，目的是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

盈余管理的动机

（一）国外盈余管理动机研究

契约动机：Healy（1985）在其发表的《分红计划对会计决策影响》一文中，对盈余管理的契约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主要基于会计盈余数据，一般体现在债务契约和管理者薪酬契约两方面。资本市场动机：主要表现为上市公司通过进行盈余管理，来影响公司股价，旨在达到预定目标或分析师的预测。监管动机：是为迎合或规避相关监管的要求，其监管主要包括反托拉斯监管、行业监管及其他监管。

（二）国内盈余管理动机研究

IPO动机：在我国盈余数据一直是判断公司股票发行与上市的硬性指标。裴新春（2008）对2006-2008期间深交所A股研究，发现较多中小板企业在IPO后续年份的业绩较发行前相比显著下降，即表明公司为能IPO而进行了盈余管理。避免ST及维持上市资格动机：吴联生（2007）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都存在避免亏损的盈余操纵行为，且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和频率明显高于非上市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为避免被ST或终止上市而进行了盈余管理。增发新股动机：章卫东（2010）发现，在增发股票时，由于定向增发新股的对象不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式也会不同；若新股对象是关联方，上市公司则会有通过盈余管理降低股价的动机，若新股对象是机构投资者，则会有通过盈余管理提高股价的动机。避税动机：董巧敏（2010）对企业是否基于避免税收而进行过盈余管理做了实证研究，发现财务能力较强的国有企业比财务能力较弱的私营企业做了更多盈余管理活动；同时，在国有企业中，规模较大的国企与规模较小的国企相比，基于税收动机的盈余管理相对不明显，这主要是因规模较大的国企除实现盈利之外，还有较多的社会目标，因此，更易受到税务部门的监管。

盈余管理的表现方式

（一）应计盈余管理

应计盈余管理是指通过利用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调整等对应计项目进行会计操纵。Rao（1998）发现IP0公司常将坏账准备和固定资产折旧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Keating（2000）对折旧方法、折旧年限、残值估计变更进行检验，发现折旧政策不经常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由于会计估计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很难对其准确性和合理性进行评判，因此为盈余管理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王生年（2008）提出上市公司进行会计操纵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运用营运资金项目，尤其是存货项目、应收应付项目。

（二）真实盈余管理

真实盈余管理是指通过构造具体交易并控制交易时间来实现盈余管理的行为。主要特征在于不仅影响企业当期利润，而且影响当期现金流量，并对二者的影响程度不同向，主要为达到应计盈余管理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及规避日益加强的外部监管，成为盈余管理研究的新热点。主要有三种手段：削减企业期间费用（如员工培训、福利费等）（Mittelstaedt，1995；Beatriz，2008）；进行生产操控（如扩大产品产量，降低产品单位成本）、销售操控（如异常削价促销和放宽信用条件）、费用操控（如减少研发开支、广告开支）（干胜道，2006；张俊瑞，2008）；利用关联方交易，操纵会计利润（孟焰，2006；张秀梅，2008）。

虽然应计盈余管理是当前研究主流，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计项目操控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较多公司选择通过操控真实活动来实现盈余管理，而且国内外学者也已经把盈余管理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全新高度，即不仅关注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而且更多的关注真实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

（一）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主要指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与外部经济形式。Leuz（2003）对不同国家盈余管理的差异性进行系统实证分析后发现，在法律得到有效执行的国家，公司发生盈余管理的频率较小。美国Gunny（2010）通过对萨班斯（SOX）法案施行前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进行调研后发现，在SOX法案通过之前，经营者主要利用应计盈余管理，而在该法案通过之后却出现了强烈逆转，即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强度骤然下降，真实盈余管理的强度极度上升。王彦超（2008）发现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则遭受诉讼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在诉讼发生当年，通过盈余管理来操纵公司利润的可能性也越大。

（二）内部治理

内部治理指公司的治理机制，包括股权结构和董事会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股权结构：主要集中在股权结构和股权集中度两方面。Chung（2002）的研究发现，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越高，就越能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王化成（2006）认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或股权集中度）越高，盈余质量越差。

董事会：董事会在监督财务报告编制及其披露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核心。Ching（2002）发现公司董事层规模与当期应计盈余管理呈正相关；April Klein（2002）研究得到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独立性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Beatriz（2008）提出，在董事层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越高，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幅度就越小。而国内目前在此方面的研究较少，杨清香（2008）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后得到，董事会的会议频率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现不明显负相关；董事会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不存在显著关系。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一致认为：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都呈负相关。而国内研究却有不同结论：独立董事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三种关系；审计委员会成立与此则有负相关、不相关两种结论。这充分说明了国外公司治理机制比较完善，国内仍需不断改进。

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

（一）总体应计利润法

总体应计法是国外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基本思路是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将企业的全部应计利润划分为操纵性应计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两部分，并通过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常用模型有Healy（1985）模型，Jones（1991）模型、（1995）模型，Industry模型（1991）等。

而国内多数围绕Jones模型及Modified Jones（改进）模型展开研究：顾振伟（2008）提出了基于公允价值理念的扩展Jones模型，体现为在计算总体应计利润时扣除了资产减值准备，并考虑了无形资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蒋平（2009）金融危机时，依据Modified Jones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各公司间的盈余管理差异较大，但都存在可操控金额明显增加的情况。

（二）具体应计利润法

具体应计利润法与总体应计利润法相比，研究对象更为具体，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行业中某个或某类金额较大且需管理当局进行职业判断的特定应计项目。Mcnicholas（1988）最早提出该方法，并通过此方法构建相应模型，对上市公司的坏账准备进行了研究。该方法主要集中于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准备（Collins，1995）和保险业的索赔损失准备（NcNichols，1998；Nelson，2000）。而国内学者对此方法研究较少，多集中在资产减值研究：代冰彬等（2007）采用特定应计利润法对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动机进行研究表明，当管理层想利用减值准备来操纵应计利润时，此盈余管理动机不受减值类型选择的影响。

（三）频率分布检测法

频率分布检测法是从盈余管理后的结果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一种方法。应用思路是假定未经过盈余管理的盈余大致呈现正态分布，若此时盈余明显不符合这一分布形式，则表明存在盈余管理。常用检测方法有直方图和构造概率密度函数。Zcckhauscr（1999）通过直方图和构造概率密度函数，构建t统计量，以此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主要缺陷是直方图法具有一定的随意性；陈小悦（2000）运用该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配股政策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随配股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综上，以上三种方法是国内外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常用方法，各有利弊。国内所用各种计量的最初模型都源于国外，是对国外模型进行修改、拓展后用于我国资本市场研究，缺少创新的计量方法。因此，目前国内外尚未发现完善的测度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

结论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及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盈余管理的研究已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高度。即在实务中管理者盈余管理的重心已从应计制转到真实盈余管理，而且国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趋于成熟，国内研究却相对欠缺。因此，真实盈余管理将是未来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重点，启示进一步研究如下：盈余管理的动机：国内盈余管理动机主要集中在IPO、维持上市等领域，而不像国外盈余管理动机呈多元化、多层次的趋势。因此，对盈余管理与债权人、公司高管人员薪酬、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的关系需进一步研究。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国内对如何测度盈余管理主要沿用国外方法与模型，明显存在局限性。因此，对计量方法的创新设计及适合我国实际情况模型的选择需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宁亚平.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意义研究[J].会计研究，2004（9）

2.秦天，刘亚琳.盈余管理动机分析与评价[J].会计师，2009（2）

3.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9（9）

第9篇：企业盈利模式研究范文

IPO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大量的中西方研究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IPO公司机会主义地管理盈余，以提高发行价格，正的盈余管理误导投资者过分乐观，它不仅会误导投资者，而且会损害企业未来价值，因此必须有一定的机制来约束它。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本文第一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即“审批制”转向“核准制”，以及核准制下，由“通道制”向“保荐制”的转移，能否加强市场力量对于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水平的约束，显著降低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即随着市场监管力量的加强，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是否会从日益引起关注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为了具体考察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动态影响，本文根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演变，将研究期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审批制（2001年3月之前）、通道制（2001年4月至2004年12月）、保荐制（2005年1月之后），利用应计利润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影响。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可以为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藉由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比较，为证券发行制度的完善提供检验的手段。

二、文献综述

（一）西方文献

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因此大量的研究分析承销商、审计师、律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将承销商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外在治理机制的理论源自于Booth和Smith（1986）提出的承销商认证中介理论。CarterandManaste（r1990）以及Carteretal（.1998）的研究文献证实声誉机制是有效的，高声誉的承销商是与较低的IPO折价和较好的未来长期回报相联系的。BrauandJohnson（2009）的研究则进一步直接证明承销商声誉能有效抑制IPO企业盈余管理水平，承销商声誉与IPO盈余管理水平之间负相关。探讨审计师在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中的治理作用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TitmanandTrueman（1986）提出的审计师信号显示理论；二是源自于Dye（1993）审计质量模型。Beatty（1989）的实证研究证明雇佣有声誉的审计师的IPO企业的抑价要显著更低，而MichaelyandShaw（1994）的实证结果则进一步表明，有声望的审计师是相关于较少风险的IPO，同时IPO长期业绩与企业所雇佣的审计师的声誉正相关。除了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可以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有效治理机制以外，Barryetal（.1990）还检验了风险资本家对于IPO企业的监管作用，实证证据表明在所投资企业进行首次公开发行时，风险资本家监管投资方面的专才和经验可以作为企业价值的重要信号传递给投资者，导致有风险资本支持企业IPO的折价较低，说明监管服务的质量被资本市场认可，支持了风险资本家监管理论。

（二）国内文献

刘江会等（2005）检验了我国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承销商的“认证中介”职能严重缺位，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正相关的关系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中被扭曲，投资者通过承销商的声誉等级来区分发行企业质量的信息甄别机制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基本上不存在。在审计质量的检验上，李仙和聂丽洁（2006）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IPO市场上经过“十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低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专业审计师能够有效抑制IPO中盈余管理动机，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结果支持了审计质量治理机制。在风险资本家监管作用的检测上，陈祥有（2010）以我国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199家IPO公司为样本，对风险投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上市前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研究结果揭示风险投资可以约束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另外潘越等（2010）的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是IPO盈余管理的两个有效的约束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上市公司更不可能进行IPO盈余管理，而且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的约束机制是可替代的，即在我国法律保护比较薄弱的地区，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加显著。

这一研究结果拓展了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机制。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从本人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只有徐浩萍和陈超（2009）的研究涉及了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证据支持IPO公司在发行前普遍存在运用会计手段进行的盈余管理。但研究是以核准制实施以后的IPO研究样本（2002年至2005年）为研究对象，没有直接比较审批制向核准制、保荐制变迁的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同时对于IPO盈余管理的计量主要是运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本文的研究范围扩大到1998年至2006年的IPO公司，并且还运用实质盈余管理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试图全面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中国证券制度改革的历程凸显了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与方向，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市场力量对于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审批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实行指标额度的行政分配，各级政府是上市资源的分配主体，公司发行股票的竞争焦点主要是争夺股票发行指标和额度。企业能否上市不在于本身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公关能力以及“包装企业”的能力，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缺乏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有效约束。与审批制相比，核准制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管理，证监会的职能由审批上市额度指标转为核准发行资格，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对股票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查，加强对发行公司质量的审核力度；推荐发行公司的权力也由行政主体（政府）转移到市场主体（承销商），承销商的项目负责人对发行披露的真实性负有责任，若发生虚假陈述，将受到最高5年监禁的刑事处罚，承销商和审计师等专业机构出于自身的职业压力风险，有动机监督发行人的盈余质量。但是在核准制实行初期，通道制阶段，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原理在发挥作用，中介机构的推荐责任仍处于软约束状态，表现为推荐责任并未落实到到人，责任追究机制并未真正建立。2005年开始全面实施的保荐制是新股发行制度的重大变革，将保荐代表人的职业生涯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及发行前后业绩紧密地联系起来，突出了“个人具体负责”和“事后责任监管”，有助于强化证券公司的推荐责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因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H1：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从审批准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以有效约束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监管制度的改革不仅可以约束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引起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方式的转变。盈余管理的工具有两类：一类是应计管理，即在GAAP范围内，通过会计方法、会计估计和会计时点的选择来管理盈余；另一类是实质性盈余管理，即通过次优商业决策，如通过削减研发支出，过量生产，以及给予较大的商业折扣，达到盈余管理目的。这两类工具相比，最大的差异的是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不同。前者不改变企业现金流量，只是影响企业应计利润，因此实施成本相对较小，但由于应计利润的反转特征，以及会计规范弹性所限，应计管理效果是有限的；后者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实施效果明显，而且隐蔽性强，但由于次优决策会损害企业价值，实施成本高。在审批制下，审核发行相关信息的责任主要在政府和各级部委。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随着核准制的实施，特别是保荐人制度的运用，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约束由单一的政府行政监管，转向包括证监会的发行审核、市场机构专业辅导和监督，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的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发行监督力量的加强提高了IPO公司应计管理的成本，可能会导致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从透明度较高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H2：证券发行制度从审批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能导致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由应计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在1998年1月1日到2006年12月31日期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A股市场上市的A股IPO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上述期间在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公司共有723家，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IPO公司8家，剔除在计算盈余管理指标时，运用分年度分行业回归，未达到回归所需要的10个非首发上市公司所在行业的IPO公司42家，共673家IPO公司作为最终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的选择过程如（表1）所示。同时，本文研究目的是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依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历程，本文划分了三个研究阶段，如（图1）所示。本文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本文所有的研究数据都取自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数据处理运用的是STATA和EXCEL软件。

（三）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计量

本文研究的是IPO公司在首发阶段的盈余管理行为，衡量的指标是IPO当年的盈余管理水平。运用应计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盈余管理水平。（1）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应计利润法是西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类方法，该类方法目的是从应计利润总额中分离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该方法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盈余管理的程度。考虑到Dechow（1995）研究证明修正琼斯模型忽略了企业业绩对应计的影响，可能导致对于业绩水平异常的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错误估计。

由于IPO公司相对于已上市公司，在业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选择收益匹配的琼斯模型（Kotharietal.2005）来计量应计利润管理。模型如下：TAtAt-1=α0+α1×1At-1+α2×REVt-ARtAt-1+α3×PPEtAt-1+α4×ROAt+εt（1）其中，TAt：企业第t年总应计，用第t年营业利润减去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ARt：企业第t年应收账款变化，用第t年应计账款减去第t-1年应收账款；PPEt：企业第t年固定资产账面原值；ROAt：企业第t年的资产收益率，用第t年净利润除以第t年期末总资产；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具体的计量中，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1）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计算各样本的非操纵应计，从总应计中扣除非操纵性应计，得到各IPO公司当年的操纵性应计DA，作为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稳健性测试中，也运用基本琼斯模型（Jones，1989）和修正琼斯模型（Dechow，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利润。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2）实质盈余管理。本文借鉴Roychowdhury（2006）实质盈余管理模型，计算了IPO公司发行当年异常现金流量、过量的生产成本，以及异常的操控性费用支出，模型如下：CFOtAt-1=β0+β11At-1+β2REVtAt-1+β3REVtAt-1+εt（2）；PRODtAt-1=β0+β11At-1+β2REVtAt-1+β3REVtAt-1+β4REVt-1At-1+εt（3）；EXPENSEtAt-1=β0+β11At-1+β2REVt-1At-1+εt（4）其中：CFOt：企业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PRODt：企业第t年的生产成本，为t年已销产品成本加上t年存货的变化；EXPENSEt：企业第t年操控性费用，为t年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合计；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2年主营业务收入；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一样，实质盈余管理的计量也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2）、（3）、（4）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分别计算各IPO公司正常现金流量、正常生产成本、正常操控性费用，从总经营现金流量、总生产成本、以及总的费用中扣除得到异常现金流量（R_CFO），异常生产成本（R_PROD）和异常操控性费用（R_DISXB），作为本文实质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在给定的销售水平上，向上管理盈余的企业可能有以下特征：异常低的CFO，异常低的操控性费用，和异常高的生产成本。为了抓住实质盈余管理的总体效应，借鉴CohenandZarowin（2010）在研究围绕SEO时的实质性盈余管理的做法，结合以上三个单独计量指标去计算两个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综合指标，REM_1和REM_2值越高，表明企业进行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计量如下：REM_1=（-1）×R_CFO+（-1）×R_EXPENSE（5）；REM_2=（-1）×R_EXPENSE+R_PROD（6）

（四）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

由于IPO盈余管理水平除了受证券发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外，也会受到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为了验证假设1，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以盈余管理水平作为因变量，以证券发行制度演变为自变量，并引入定价方法、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等其他治理变量，以及企业规模、销售增长率以及财务杠杆等控制变量，构建了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DEP=a0+a1×TDZ+a2×BJZ+a3×PRICE+a4×TIME+a5×TENUNW+a6×BIG4+a7×STATE+a8×SIZE+a9×LEV+a10×GROWTH+3011Σan×INDUSTRY+ε（7）根据Zang（2007）的研究发现，管理人员优先决策实质盈余管理在应计操纵决策之前，并且实质盈余管理和应计操纵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Cohen，etal（.2008）在研究2002年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对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的影响也发现，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导致公司从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另外CohenandZarowin（2010）通过研究再融资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证明，企业应计还是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是应计管理成本以及应计管理能力的函数，应计管理的成本包括监管者、审计师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应计管理的潜在法律诉讼，而应计管理能力是指企业应计管理的弹性。因此本文在模型（7）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M_PROXY）作为DA的解释变量，模型如下：DA=a0+a1×TDZ+a2×BJZ+a3×TDZ×RM_PROXY+a4×BJZ×RM_PROXY+a5×PRICE+a6×TIME+a7×TENUNW+a8×BIG4+a9×STATE+a10×SIZE+a11×LEV+a12×GROWTH+3213Σam×INDUSTRY+ε（8）RM_PROXY是指实质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分别用REM_1和REM_2来代替。与模型（7）相比，模型（8）主要的变化是引入了证券发行制度和实质盈余管理的交叉项（TDZ×RM_PROXY和BJZ×RM_PROXY），目的是为了检验是否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根据假设2，其系数预期为“-”。其他变量的符号预期同模型（7）。模型相关指标定义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623家IPO样本公司的分阶段发行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反映发行公司特征的指标，如总资产、销售收入、销售增长率、筹资额等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IPO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盈利能力越来越强；而反映发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指标，总应计（TA），操纵性应计（DA），以及实质盈余管理计量中的REM_1呈下降趋势，表明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有约束效应。

（二）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证券发行制度约束效应的检验

为了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PRICE的系数显著为正，证明在相对固定市盈率定价方法下，IPO公司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将人为操纵应计利润，支持了Aharoneyetal（.2000）的研究结论；BIG4系数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IPO公司操纵性应计的约束效应，与李仙和聂丽洁（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但TUNNUW的系数为正，不符合预期，并且不显著，表明我国IPO市场审计师声誉机制并没有形成，支持刘江会等（2005）的研究结论。从REM_1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实质盈余管理水平隐蔽性较强，较难被发现，因此并没有引起审计师、承销商足够的重视，也可能是由于REM_1综合了R_CFO和R_EXPENSE的共同影响，所以导致系数被稀释。从REM_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不符合预期，原因同上。综合DA、REM_1、REM_2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1，表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的市场化进程，由审批制向通道制、保荐制的演变，会约束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IPO公司盈余质量。

（三）IPO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和实质盈余管理手段的相互替代效应的检验

从（表5）的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证券发行制度阶段，IPO公司的操纵性应计水平与实质盈余管理水平均呈正相关性，没有出现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随监管加强，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效应，不支持假设2。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8）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以REM_1和REM_2作为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EM_PROXY）的回归一、二的结果来看，TDZ×REM_PROXY和BJZ×REM_PROXY的系数显著为正，不符合假设2预期。表明在通道制和保荐制下，IPO公司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实质盈余管理和操纵性应计管理共同存在，也即随着监管力量加强，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并没有出现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趋势，假设2没有得到支持。

另外，与第三部分没有考虑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替代效应的DA回归结果相比，TDZ和BJZ的系数仍为负，但显著性在下降，这可能是由于RM_PROXY与TDZ、BJZ之间存在相关性，稀释了TDZ、BJZ对于DA的影响所致。同样在引入RM_PROXY变量以后，PRICE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证明了IPO公司操纵应计目的是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BIG4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应计操纵的约束。

综合上述的回归结果，不支持假设2，表明在IPO市场上应计盈余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管是显著正相关，并没有发现Cohenetal（.2008）等西方研究文献所证明的随着监管制度的加强，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趋势。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另外运用了基本琼斯模型（Jone，1991）、修正琼斯模型（Kothari，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另外BallandShivakumar（2006）的研究指出，估计IPO当年操纵性应计用IPO前一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会由于换算指数在数额上偏小，导致所估计的操纵性应计偏大。因此本文在计算各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时，运用的是上市当年平均总资产进行换算。在稳健性性测试中，也运用IPO上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研究主要结论并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