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解体精选(九篇)

第1篇：自然经济解体范文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荃础上，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论的荃本理念。在循环经济活动中人们以复杂劳动创造了价值，复杂劳动主要包括通过科技创新对工业工艺流程进行改造，通过系统工程协调工业布局。人们不仅在循环经济中创造了价值而且保护、节省和储存了生态价值，因为循环经济拓宽了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出率，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传统工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于没有解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平衡关系，对劳动价值的单一追求，意味着对生态价值的忽视，这是工业经济发展思路狭隘的致命之处。生态经济价值是循环经济富有特色的价值形态，体现了循环经济将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兼顾和融合的特点，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视野即经济活动应该具有环境良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经济价值是在劳动价值与生态价值对立关系基础上实现统一关系的产物，体现了经济领域中的价值关系辩证法。

一、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

将经济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与价值的关系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价值论贡献是伟大的，主要在于劳动价值论。当考察当下人类遇到的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仅仅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现时代的自然资源、劳动、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当时的研究条件和应用条件，重点揭示了微观领域的劳动价值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计的处理。随着经济学的深人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的拓展，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范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经济财富的全面价值来源在于人类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遗憾的是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价值，却没有赋予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价值，而仅仅是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相容的关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计量和难以比较的，而经济学基本上沿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没有重视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因为其与人类劳动的区别，还因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特征。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以数量进行比较的财富来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忽略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的理论创造，也不能无视现实的要求。立足于现实，从逻辑上说，生态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我们仅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谈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前提与生态价值论是不同的。比如说，以前人们说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该结论显然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违背常识的。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都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将价值的含义作了狭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价值的常识理解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value:qualityofbinguseful。:desir-able:有用性，重要性，价值”。从常识的角度来说，价值既包括可以数学计量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包括不能数学计量的，如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概念中，汉语构词是偏正结构，暗示了“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理解。由于马克思明确划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就造成了学术界对自然物价值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谈到的价值不是“价值”，而是劳动价值，用劳动价值代替价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因为就概念来说，价值的宽泛含义显然不是劳动价值所能涵盖的。但是把马克思理解的价值表述为“劳动价值”，那么自然物的价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显然是具有价值的。既然自然物有价值，那么保护环境和节省利用自然资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那么就可以浪费自然资源了，这根本说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不是一般所指的“价值”。从逻辑上说，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在劳动价值之外，就能够承认生态价值的存在了。生态价值的存在证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的。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作为主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价值是我们保护环境的价值前提。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肯定，循环经济的保护环境初衷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环境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人类所不能创造的价值。人类凭借自己的脑力和体力，长期致力于经济财富的创造，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使得人类对自己的创富能力的认识急剧膨胀，人类获得了有史以来最积极的自信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创造一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创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创造作用。美国科技界启动“生物圈2号”工程，目的是再造一个人类的生态系统，可是最终失败了。“生物圈2号”工程的失败让我们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类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实事求是地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创造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人类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没有考虑到自然界生态循环的规律要求，比如工业流程的孤立设计就与物质、能量的自然生态循环相违背。人类与自然不协调的经济行为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及其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在自然界面前谦虚一点，人类经济行为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自然界的规律要求，人类的创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创造。人类社会不过是整个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系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取决于自然界的选择，这就是“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体现在真、善、美多个方面。“真”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科学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价值就是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审美对象、影响人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本文的主题之一。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绝不仅限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的自然资源价值，比如森林作为木材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自然界经济价值的发挥取决于生态条件的状况。直接来自于自然界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同一资源综合地发挥着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由于生态价值的作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不仅体现为自然界对当代人类的价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对人类后代的价值作用。人类后代的命运寄托于现有的自然资源能否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才能保证人类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其他价值。生态价值是自然资源的基础价值，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价值的缺失将大大降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人类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种的延续，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条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上，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有利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发挥。

广义而言，生态价值不仅包括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价值，还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对人类正面的价值作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界—人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人类对自然界具有价值关系，人类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都体现了对自然界的良好价值。

二、循环经济:创造价值

既然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那么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以及人类创造的劳动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系统所涉及的价值类型至少包括生态价值和劳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是三类: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当然与此相应地就产生了三大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资本价值以及劳动力价值。从终极源头来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主要包括两类价值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价值创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循环经济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循环经济作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它创造的价值必然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自然界创造的价值。自然界创造的价值集中于人类经济活动开始之前。经济活动开始之后，主要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无论这种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要比传统经济更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循环经济创造价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由人类的复杂劳动带来的。

循环经济中的人类复杂劳动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态目的的劳动。具体来说，包括各经济环节的技术改造、工业流程重组、产业衔接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循环经济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经济环节的微观部分，而是经济运行的宏观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为了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改造工业流程，对工业环节进行技术改造，最终要实现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良性对接。

循环经济创造价值，“创造”一词在这里的意思决不仅仅是源头性的产生，还包括价值的储存和转移。在循环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人类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行为也是劳动，创造的是生态价值。人类的循环经济行为阻碍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对自然环境是有益的，这反过来又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态价值。当然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还是经济价值。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在循环经济中被节省、储存和循环，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生产成品上。人类减少污染排放而产生环境价值，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相对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方式，循环经济变相地创造了生态价值。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自然资源利用率，就会延长自然资源的存续和保护环境，所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

具体来说，循环经济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原材料、能源开发环节。在该环节，循环经济由于置人了保护环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重视开发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规模开发不可再生资源而威胁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区别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环观念的引人和理解。实际上不可再生资源就是资源循环生成极其缓慢的资源;可再生资源就是循环生成比较快的资源，如风、太阳能等。循环生成缓慢的资源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具有维持环境稳定和完整的生态作用，其开采和使用应该降低，否则生态环境将面临较大威胁，人类将难以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相反，循环生成快的资源具有无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规模利用不影响环境的美丽、完整和稳定，没有明显的生态负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断循环产生的大量资源和能源，为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2)工业“三废”的回收利用环节。适度延长工业流程，整合工业布局，对工业“三废”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品产出率，又减少了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厂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来造纸，造纸排放的废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费品报废后回收再利用环节。随着经济发展，报废的消费品数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资源相当可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报废消费品中可利用资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比如报废的家用电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质会因为不回收而污染环境。

总之，循环经济是将经济过程的循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融合起来，协调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减少两个循环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三、生态经济价值:循环经济的价值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诞生的背景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到循环经济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传统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该经济模式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社会负面效应，从而引发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心。为了确保人类的经济前景，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循环经济从微观上说，起步于工业流程的生态设计.如清洁生产，还有垃圾等工业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经济属于宏观范畴，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过工业工程，在单一的工业工程之外，循环经济发展了不同的工业工程之间的复合设计、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业工程循环设计，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设计，最后是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复合设计和循环运作。这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反映了循环经济由循环工艺到循环经济的发展历史。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区别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即在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中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目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商品，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由于人们对成本的理解是狭隘的，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环境，总之是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循环经济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环境的规律要求，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利用，同时减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环境净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价值观上，循环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差别是明显的。传统工业经济只追求经济价值，没有考虑生态价值等其他价值的意义。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这种对多种价值的兼顾使得我们发掘出这样一种价值，即生态经济价值。所谓生态经济价值就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融合的价值形式，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兼顾的产物。循环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原有经济模式的调整，意味着过高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减缓甚至是负增长，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暂时牺牲部分经济价值，保护和发挥更大的生态环境价值。这是对过去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一种纠偏，纠偏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平衡。我们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对平衡的，相对平衡的经济活动、价值结构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单一地体现了经济价值，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补充体现了生态价值，这是对传统经济的价值结构的有效调整。由此可提出如下问题:有没有一种经济模式单一地体现生态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在比较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因为经济价值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取消了经济价值，也就无所谓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了。

人类现在的经济活动之所以要兼顾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一个系统，相比较生态系统来说，它只是一个微观的系统，该系统的健康运行要受到其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活动的环境就是包括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在内的宏观系统。有人说，经济学家把生态环境当作经济活动的一个微观系统来研究，而生态学家则把经济活动当作生态系统的一个微观部分来研究。这话说的是对的，学科研究的视角差异必然造成世界理解的差异。简单比较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谁比谁更宏观，没有太大的意义。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不是一个谁包含谁的关系。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一个交叉关系结构，两个系统有一个巨大的重合部分。如果说这两个系统没有重合的部分分别体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那么这个重合的部分就体现了生态经济价值。只有这一部分才最有价值，真正体现了这两个系统关系发展的前景，体现了人类对经济发展的期望。

第2篇：自然经济解体范文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人主义；理论分歧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17-06

经济学方法论是每一个理论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乃至建立经济学体系的“工具箱”。回顾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经济学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研究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和研究人的经济社会行为。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看，前者属于经济学个人主义范畴，后者采用整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一、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立场

现代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经济学内部之间的争论或者来自经济学领域之外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撇开经济学家之间对某些具体分歧不谈，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看，经济学流派或者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可以近似地归结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争。

1.经济学是研究市场机制条件下资源最优配置的科学

萨缪尔森认为，所有经济社会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在一切可能被生产的物品和劳务中，生产什么种类和多少数量？在生产这些物品时如何使用经济资源？为谁生产物品？即如何在不同的个人和阶级之间分配消费品。同时，他还指出：“基本问题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经济生活中的这一根本事实：在有限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生活水平是有限的，经济物品是稀缺的，不能自由取用的。由于不能满足所有的需要和欲望，社会必须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追随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学家，大都同意萨缪尔森的定义，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既定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经济学定义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揭示了一定范围内经济现象的经济规律，也能有效地解释部分经济现实。经过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新古典经济学已发展成比较精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教科书上的微观经济学），但同时也带有明显的工程科学色彩，与经济社会之间的鸿沟在逐渐拉大。

2.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经济社会行为的科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并多次强调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学只研究进入交换的财，即只研究经济财。经济财分为三类：（1）物；（2）劳役；（3）关系。现代经济学家艾克纳提出“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的特殊方面。即由稀少的影响强加的形式方面。因此，由此可以推论出，人类任何一种行为都落在经济学的概念范围之内。”当代经济学家托达罗在谈到经济学研究对象时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系统。该系统把人类和社会的活动组织起来，以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要和非物质需要。

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无疑是极为深刻和全面的，但在论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与这些经济学家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即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且马克思更加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阶级性。

把经济学定义为具有工程科学倾向的学科，或者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经济社会行为的科学，构成了不同经济学家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的两大基本视角，前者借鉴牛顿力学中“原子主义”自然哲学观，后者从经济社会层面的人的社会性角度人手。从表面而言，经济学确实更多地表现为经济思想的差异，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着手研究，现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近似地可以分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不失为一种简略可行的划分。

二、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研究经济学面临的二重性

1.个体性与社会整体性的统一

经济学个人主义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它要求把一切经济现象还原到个体的层面，从个人的行动和目的、意图、动机等方面对经济现象加以说明和理解。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方法论准则。斯密认为劳动分工、货币发明、经济机制等都是在个人追求自由利益的过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通过对“经济人”的分析奠定了古典经济学个人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从本质上讲也可以概括为个人主义，其理论中的“个人”就是其关于“经济人”的假定，它不仅构成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也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提供了基石。经过贝克尔、卢卡斯等人的努力，进一步增强了“经济人”假定的解释能力，但其方法论的内核并没有根本改变，仍是从个人的经济行为出发理解整体的市场行为。与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相对立，整体主义认为应该通过经济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经济学。它们认为，对经济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制度、习俗、社会运动，等等。德国历史学派指出“经济人”抽象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仑也认为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社会规模去理解人的经济行为。

我们认为，经济学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各有其合理因素和局限性。个人主义特别是其绝对的还原论的失误正日益被人们所指正；整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许多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指出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并正确地强调只有研究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才能对经济现象作出科学的说明。但是，整体主义并没有提供一套完善和规范的研究有机整体的操作方法。因为从分析单位的角度来看，整体与个体绝对不能相互割裂，二者的范围、程度和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处于相互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经济现象都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经济学方法论中，萨缪尔森等人的“新古典综合”和20世纪70年代由卢卡斯等人掀起的“理性预期革命”，都是试图把新古典经济学个量分析与凯恩斯的总量分析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

2.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具有相似性，因而，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性质方面也具有共通性、一致性。正像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曾全面概括的那样：（1）应该并且可以在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和规范分析之间划出界限；（2）在一定意义上，把财富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分开来研究是可能的；等等。因此，他相信，作为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而不是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经济学的预测一定是正确的（由于假设的正确性），当预测不正确时，对事实的探究总会揭示出一些起干扰作用的特别因素。这些因素应承担理论与事实之间差异的原因。总之，从经济学的客观性出发，实证经济学认为，它能导致经济理论的结论及其推论仿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似乎是绝对的价值中立的，从而保证了经济理论的实用性和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

在经济学研究中突出实证科学的同时，无论如何不应忽视规范经济学的存在。实证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包括研究者立场、哲学理念、检验方法和适用范围，从这些方面看，彻底的实证也是不可能的。当我们指出中国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对这种高速增长提出质疑，并进而得出新发展观，这就加入了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把经济学的问题想象成完全可以预见和不带有任何偏见，显然是不可能的。实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在特殊的意义上才是事实陈述，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只能是意义陈述。哈耶克认为，

“经济研究从来不是对社会现象为什么是这样而怀有的纯智力上的好奇心的产品，而是对迫切需要重建一个产生严重不满的社会所进行思考的结果。”

经济学具有实证和规范的双重属性。经济活动作为人的生存活动，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经济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又与自然规律有很大不同，带有很大的或然性特征。经济学要面对具有如此双重属性的经济活动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就不能不既具有实证性，又具有规范性。

3.价值中立性与非中立性的统一

个人主义方法论从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和经验证实原则出发。提出了“纯粹的”、“科学的”经济学应该是价值无涉的科学的观点。他们一方面拒斥价值评价、价值判断，一方面尝试把实证主义的方法纳入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知识的可证实性。在他们看来，只要把经验证实原则引入经济学，就可以证明经济学的命题是不包含价值意义的纯科学命题。经济学的判断是科学判断而非价值判断，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是纯科学描述。这种说法，虽有为资本主义辩护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为改善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学确实具有一定的价值中立性。

整体主义方法论者批驳说经济学并非“纯科学”。它不可能具有完全的“价值中立性”。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就曾经指出：要对世界历史的各种事实和现在的世界状况作出清楚的分析，看来无论如何需要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并指出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是佩鲁等经济学家鼓吹的“科学的”经济学的根本之点。研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人，就要研究现实经济过程中的“人”，就要研究经济现实；而价值与现实是不可分的，价值是事实的价值，事实是包含有研究者价值观念的事实。这说明经济学不能回避价值评价和价值分析，那种以经验证实原则、价值中立原则来排斥价值原则是不可取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强调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性或非中立性的观点，都割裂了经济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性，都对经济学的性质作了片面的理解。“经济学价值中立论”从市场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学中不包含价值性，实质上忽视了经济制度分析的存在，而且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也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经济学价值非中立论”强调了经济学中价值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但是也不能夸大这种因素的作用。对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成分采取抵制、排斥的态度，也是带有一定的偏见。可见，只有正确地把握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性与非中立性的辩证关系，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学所具有的价值中立性与非中立性相统一的性质。

三、经济学方法论纷争背后的理论反思与回应

从总体上看，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争论是围绕以下具体问题来展开的。

1.经济事实与自然事实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它们对于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个人主义者强调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基本相似性，忽略其间的根本差异性，主张像对待自然现象那样来对待社会现象。他们尽管对经济现象的结论有所不同，但在强调经济现象的客观性和因果性方面则是共同的。萨缪尔森曾经指出：“各种看起来似乎不同的学科领域――生产经济学、消费者行为、国际贸易、财政、经济循环、收益分析――都具有明显的形式上的相似性。”从总体上看。尽管像马歇尔这样的经济学科学主义者也承认人类行为比自然现象更复杂。因而探索社会科学规律比探索自然科学规律更困难，但他们否认这种差别是本质性的、根本的。他们认为，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却都是客观的、因果性的、有规律的，因而是可以观察、试验和概括的。

经济学整体主义者则突出强调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在他们看来，经济现象首先是一个社会现象，像人的思维、情感、意志、行为等不仅有自然物质世界的各种特性，而且具有许多它们所不具有的更加高级和复杂的特性，例如主观性、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等等。因此，经济现象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还是人的自觉的活动过程。主观性是经济事实的内在组成部分，人的动机、愿望、信念、希望等作为人的内在要素支配着人的行为，并通过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对象化、现实化、社会化，成为经济事实的内容。经济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对象，就不能不面对社会现象中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并对其加以说明。对经济现象中主观因素的把握只有用现象学的方法通过精神的沟通而达到，这就是说，要达到对于人的主观方面的把握，就决不可能仅仅通过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的观察和实证分析，而必须有自己的特殊方法。马克斯・韦伯说：“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关心的是心理的和精神的现象，而关于这些现象的移情理解无疑是与一般精确自然科学的方案能够或力图解决的问题明显不同的。”总之，经济现象从外在形态看带有某些自然科学的特征，但又具有许多不同于和超越于自然现象的性质和特点，这是突破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2.因果解释与非因果解释

因果解释就是用事件一原因的关系来说明经济社会现象，困果律是自然规律中的最基本规律之一。相应地，在自然科学中，对于特殊事实的任何解释都必须找出那些事实的原因。经济学也是找出经济现象中的规律，但经济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同自然科学并不完全一致的特点。经济现象区别于自然现象的最重要之点就在于社会现象中有人的动机、愿望等主观因素的参与，经济事件是作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产生和存在的。人的经济活动的动机与活动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成为经济学中的因果解释的关键问题。也正是在这里，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分歧的焦点之一在于，在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中，到底是人们的动机、愿望优先还是外在的结果优先。马歇尔说：“经济规律，即经济倾向的叙述，就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使用货币价格来衡量。”马歇尔先是承认在经济学研究中首先要研究人的动机和欲望等主观因素，认为生产财货的根本目的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但他并没有坚持到底，正如他（同上）所说：“经济学家并不能衡量人心中任何情感本身。即不能直接地来衡量，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它的结果来衡量。”他又指出：“他从结果来估计激发活动的动力”。因而，他认为是活动的结果决定了主观因素本身，即人们的愿望和动机服从于事物的因果关系。显然，马歇尔的前后论证存在着逻辑不一致性。

而对于整体主义者来说，对于动机的了解和理解是把握经济学中因果性的必要前提。马克斯・韦伯认为：“对具体行动途径做正确的因果解释，只有在这种明显的行动和这些动机被正确地理解，且同时它们的关系成为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韦伯又指出“它们有一个具体形式所认为的意向：唯有它才使有关过程成为一个统一体，唯有它才使这些过程成为可以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大功绩是把经济学的基点建立在效用、人的主观愿望基础之上。它的缺陷也在于没有继续从主观愿望出发。深刻论证人的意识存在系统与外在物质系统的具体联系，从而科学地揭示出经济社会现象演化、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

3.单一方法论与多元主义方法论

目前，个人主义方法论受到了不少挑战。有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单一方法论表现为：在研究内容上，排挤了伦理学的内容而越来越狭隘化；在前提假设上。抽象为原子经济人而撇开了对真实人性的探讨：在意识形态上，崇尚单一的个人主义而窒息了思想自由；在工具运用上，大量机械地走数理化道路而离现实越来越远；在知识结构上，强调统一的专业训练而忽视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知识多样性。正因为如此，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枯萎，研究的真正领域越来越封闭，经济学的进展越来越依靠其他学科的学者，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单一方法论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正当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加速西方主流化之时，2000年7月，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学生兴起了一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场运动的矛头直指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他们指出经济学要面向经验的和具体的经济现实，采用科学的而不是科学主义的态度，坚持经济学方法的多元论。

经济学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并不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而是相容的、互补的，它们各自有助于说明经济现象的不同方面，因而可以同时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应用，并帮助人们达到对经济行为的全面完整的理解。具体而言，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综合，必须摒弃传统理性主义封闭的局部性思维，广泛借鉴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知识，以研究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人”为出发点，结合社会、文化、制度、心理等因素理解人的社会性，从而为经济学的重建奠定基础。坚持经济学多元主义方法论，其实质是一种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中的宽容精神和开放态度。我们并不否认新古典经济学在构建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上的贡献，也不否认它对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又有其明显的适用范围和相应的局限，如制度、技术假定不变，以单一的价格联系取代其他联系，等等。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每一重大突破与创新。无一不是与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的修正有关。可以公正地说，主流经济学总体上仍若无其事地照常运行，仿佛什么错误也没有发生。它的行事程序没有出现显著变化，单一理论的实践仍占统治地位，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异端经济学家仍然在任命、晋升和科研方面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单一理论主义的变本加厉。毫不夸张地说，主流经济学对危机的总体反应是把头埋进沙子中。在这种意义上，方法论多元主义实际上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方法论空间。

4.经济学家对人性看法的分歧

个人主义相信“人是自私的”人性观。个人主义分析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从每一个个体出发的，每一个个体在经济社会中表现出丰富多彩的人性。而与经济分析直接相关的是人性的“自私”、“贪欲”，以及社会满足这些要求的条件的稀缺。休谟指出在人的自然性情中，“自私”是最重大的一种，指的是人们总要追求三种福利：一是我们内心的满意；二是我们身体外表的优点；三是对我们凭勤劳和幸运而获得的所有物的享用。他指出这当然不是说人没有利他的感情（例如人的亲情和爱情），而是说利己总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或者说主流经济学家，也许他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和经济学结论相距甚远，但从方法论层面看。他们几乎都是从“人是自私的”经济哲学观出发，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整体主义经济学家更强调人的社会性层面。重视制度、习俗和文化传统分析的经济学家，都是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点，批判个人主义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以马克思为例，他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研究经济问题开始接触到的是一个个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一般认为个体就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其实不然，马克思认为每一个个体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像“普照的光”，决定了经济社会中个体的行为。如果仅从个体出发，要么抓住了经济现象而忽视了问题的本质，忽略了决定个体行为的最重要因素；要么从简单现象出发，明明是研究资本家的经济行为，却避而不谈，或泛化为一般人的行为，马克思批判他们是为资本家辩护，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马克思经济学的立场与制度主义经济学当然差别很大，但在批判个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是比较相近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将马克思经济学划入整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范畴。

如果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产生的理论成果来看，坚持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都有进一步发展乃至突破的必要。不同学科的理论家们关于人性的认识，分歧很大，有的往往选取或放大人性中的某一点，而忽略人性中的其余部分。但关于人性的看法至少有两点达成共识：人性既包括又超越动物性（感性）；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过程性、形象性、生成性和主动性的统一。以这两点认识为基础，坚持个人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人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的本性与动物的本能性几乎可以划等号，未能在经济学中展现超越自私的内容，以至于个体主义经济学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但是利他、互助、非自私的经济行为却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之外，要么说是特例，要么说可以用人性是自私的予以解释。我们认为这些解释难以服众：超越动物性的人性恰恰是普遍的，而且自私与利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人性，不能用一个解释另一个。至于整体主义方法论，似乎重视了人性的社会性层面，但这种社会性（制度、文化、习俗）被认为是既定的、外生的、刚性的，缺乏过程性、形象性、生成性和主动性，以至于这种社会性的人性是一成不变的，人在它们面前似乎无能为力，或者被动接受，或者激烈炸碎。现在来看，我们更强调制度的亲和力、人们选择的主动性、人性的生成性和可改造性。

5.如何处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问题

经济学家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如何处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问题，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但终点是一致的，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的群体行为，因而就产生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问题”。个人主义经济学家从市场中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单个市场出发，分别建立消费函数、生产函数，他们要得出市场上的消费函数、生产函数，就假设生产者、消费者是市场“原子”，彼此相同、互不干扰，没有模仿和文化认同，简单地将单个市场主体行为相加得出市场群体行为。个人主义经济学家的做法遵循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但是这种简单“市场加总”的办法，其逻辑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假设市场中每个生产者、消费者是完全相同的做法，要么与现实严重不符，被整体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黑板经济学”；要么理论逻辑存在致命“硬伤”，难以令人信服。

第3篇：自然经济解体范文

关键词 生态困境 生态利益同创共享 生态风险评估体系 理性生态人行为模式

作者简介：刘珊，湘潭大学经济法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因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而引起的生态危机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威胁着人们的幸福生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决定的号召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不应该只是功利的经济人，更应是高尚的道德人和理性的生态人，应当清晰：最生动的中国人应当是各种形象人的集合体，集合着所有的“人性美”。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市场竞争化、竞争法治化的时代浪潮里，且看经济法学如何解读生态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以此强化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营造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稳健运行的外部环境。

一、生态困境的现实存在

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的是生态破坏趋势愈发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酸雨、雾霾以及危险物跨境转移和越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现代科技文明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反而是越积越多，越积越难，以致于演变成了当下无法破解的生态困境。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体系下，“搭便车问题的广泛存在，必然使得市场机制提供生态保护这样的公共产品的严重不足，有时甚至出现供给为零。” 必须清晰，正因为生态环境被当成是公共资源，其自身的不可分割性导致其产权根本无从界定，既然界定不了，市场机制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这相当于给了企业一个违法的“正当理由”，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与生态治理的积极性必然极大的降低。

“环境破坏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不断生长的问题。人类过度利用自然可再生资源的例子是过度捕鱼和过度采用地下水。雨林的毁坏和湿地排水是对自然界有意破坏的两个例子，结果造成了自然资源的锐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日渐降低。” 显然，在转基因技术主粮化的背景下，转基因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其“负外部性”亦给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压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理念，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不仅仅是理性经济人，同时也应是理性生态人。客观上，“国家应该强大的理想来自于推动环境修复、规制建立和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一系列环境与社会破坏性活动的需要” 生态环境如同人一样，拥有正常的身体机能，一旦体力被严重透支，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地恢复，那么精疲力竭而亡则是难逃的命运。在我们毫无节制的挥霍、浪费自然资源，过多消耗大自然的“体力”之时，生态系统是无力抵抗的，必然会面临崩溃的窘境。“目前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都应立即解决，因为任何拖延都会提升威胁背后的风险。” 因此，我国的生态治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经济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

尽管生态环境本质上属于公共产品，“现代国家机器应该为大量环境难题的产生负责，而全球生态难题也日渐凸显，挑战着现代国家机器。” 但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同时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息息相关，并非只是国家的事，更是每个公民的事。大自然无法享有或者主张人类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但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破解生态困境必须动员公众的力量，让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根据著名经济法学者陈乃新教授首次提出的“增量利益关系说”，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创造、竞争实现、共同分享”这一新型的增量利益关系。

单个经济法主体以及企业这一典型的结合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生态困境，其理应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有赖于每个人都最大程度地优化使用自身的劳动力。正所谓，“满足人的需要是法的价值最基本的内容，是法对于人的首要意义。” 而经济法作为现代私法，旨在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明晰产权以激励各经济主体持续保有最大积极性投身于劳动创造，并不是单纯依靠掠夺大自然来成就当代的工业文明，其所内含的“同创共享”理念对吸引全民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因而，从现代经济法学视域下解读生态困境并寻求破解之道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突破口。

三、社会化大生产下生态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

在个体生产时代，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利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有限的生产，而且个体劳动力利用自然的程度相当有限，生产工具有限，生产方式单一，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能力”不够。当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变得日益密切频繁，社会财富大多是由众多劳动者协作创造，个体劳动力变成了普遍的结合劳动力。“个体与个体间合作创造形成结合的劳动能力” ，同时这种结合的劳动能力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单个个体的生产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砍一棵树凭一己之力得花上好几个月时间，现在砍一片树林都只需一个晚上便能完成，由此可见，规模化、集合化、机械化生产对自然的破坏力正在不断加大。

（二）经济原因 资本的逐利性正蚕食着生态自净能力和资源再生能力，使得大量的生态资源不可逆的被消耗掉，市场经济下必然得究其经济学原因。“目前，集体有限理性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无论是个人理性的选择还是个人非理性的选择，都有可能造成集体有限理性的结果。” 面对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产品，任何理性经济人都不愿当一个如此的好人――费力不讨好的放弃争取眼前利益的机会。“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 既然没有企业愿意投资环保设施，或者投资了环保设备仅仅只是个装设，并非真正投产运作，如此对环境治理毫无益处。基于非合作的博弈思维，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和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生态治理困境也就顺理成章的诞生了。

（三）政治原因

诚如李大钊所指，“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 政绩讲究GDP增长，公共决策必定偏离了理性的正常轨道，这一根深蒂固的“经济中心主义”几乎束缚了所有市场主体的思维观念，导致普遍的环保意识薄弱，尤其是政府官员这一握有公权力的群体。基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国家偏重于保护既得利益，维护政权的稳定。“改革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我国当前不计成本、不计环境污染与破坏，一味追求高速度的GDP至上的发展观” ，正是国家政治的盲目偏向助长了污染、浪费这一畸形市场的强大成长。

四、破解生态困境的具体路径

诚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所坚持，“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法治经济，法律制度是现代化治理的强效武器。治理生态问题，破解生态困境，必须依靠法律来解决双边信任难题，以良法保障生态文明的善治。

（一）微观产权激励：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

基于人的自利本性使然，个体以及个体结合而成的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法主体，有动力为了自身的发展利益而选择依法有序地参与生态经济建设，聚焦生态效益的“同创共享”，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然生态秩序的重建。必须承认，“人是自利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中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者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 而现代经济法强调生态增量利益的同创共享，使得每个人的积极性得以保障，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都能从环保治理中感受到有利可图，这一精神实质恰好契合了人的功利性内在需求。其旨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就是明晰产权的过程，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就是以微观产权激励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务实之举。

（二）宏观政策引导：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体系

今天的我们已然迈入了全新的大数据时代，能够通过样本分析而突出个性化服务和私人订制的大数据技术可谓是占据了市场比较优势。因此，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宏观经济主体一方的政府理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理性分析各类主体行为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预测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以此引导各企业建立起便捷智慧的、高效沟通的内外部协作模型，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法律政策下有序开展。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有能力运用大数据技术引导并推动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事故的奖惩追责机制，防止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确保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另一方面，通过依法行使公权力以公共决策等形式认可自然生态的价值，将能源消耗率、环境损害度、生态破坏力等纳入社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尤其是必须将生态效益纳入其中。有理由相信，此举必是实现我国生态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创新视角。

（三）官民通力合作：强化生态法治思维重塑理性生态人行为模式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是解决人的心态问题”。 我们必须引导理性生态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的转变。正所谓，思维是行动的先导，有必要通过强化生态法治思维以重塑理性生态人的行为模式。谈及行为模式的重塑，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定位：理性生态人和理性经济人的二重性身份;其次必须坚持两个转变：其一，强化生态法治思维实现内在心理机制的转变;其二，着力于经济法主体外在行为模式的转变，促进官民共同体主动实施绿色生态、可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此逐步取代盲目的经济逐利方式。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今天，必须寻求官民合作的经济法路径，以法治激励“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确保每一个市场主体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生态治理。打造官民合作的理性生态人的共同体，重塑生态行为模式，让经济法主体放大效应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得以集中发力治理生态环境。从经济学的立场分析，即是我们有必要营造生态法治的“溢出效应”，让生态良好惠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第4篇：自然经济解体范文

将作为古典经济学之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标识出来，是为了凸显下述一点：马克思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停留于事实和现象的地方继续向前推进，实现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性超越，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的语境和路径极为关键。众所周知，马克思走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与他对黑格尔式思维方式的抛弃和批判密切相关。黑格尔哲学虽然开辟了一条走向现实事物的道路，但终究是流于抽象的，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体系越是完善，它对事物的歪曲就越是严重，因为体系的完善只是来自于逻辑的考虑，而非对现实事物考察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⑨因此，当马克思经过对物质利益问题的苦恼和疑问之后，开始抛弃那种让现实适应思辨、让事物适应观念的思维方式，而转向了对现实事物的直接把握，马克思开始走一条与黑格尔思辨哲学完全相反的道路：不是从观念和体系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这条道路便是政治经济学的道路。不过，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并不当然地等同于“从现实生活出发”，因为马克思发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根本无法揭示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古典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并采用它的语言和规律，但最后却得出了与它截然相反的结论。古典经济学极为重视经济事实，像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互相分离，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因此被古典经济学当作理论前提，但是古典经济学只是囿于经济事实的范围来说明经济规律，并把资本家的利益作为不可触犯的最高原则，从来不曾说明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离是如何产生的，由此也就导致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等更为真实的经济事实的掩盖。试举一例，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的主体理应享受产品，然而同样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者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因此就只能获得劳动（力）的价值。前者是符合事实的，后者也是符合事实的，但两者却存在明显的冲突，而古典经济学居然对如此明显的冲突毫无关注，除了阶级利益所决定的立场之外，这不能不说是局限于事实范围的实证主义眼光造成的谬误。令人费解的是，当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之后，紧接着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下了一段似乎是赞成实证主义的话：“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⑩这段话因为出现了“实证科学”的字眼而引起了学者们关于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争论，而在笔者看来，单从概念的角度无法把握马克思对“实证科学”的理解，而应该从理论研究的实际表现把握马克思对“实证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使用“实证科学”、“现实生活面前”、“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等明显具有实证色彩的概念，主要用意是与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相区别。既然黑格尔哲学是以抽象概念凌驾于现实生活的方式歪曲了现实生活，那么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拨，马克思哲学从黑格尔哲学的反面，即以从现实生活出发解释概念这种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研究方式，就是十分自然的，这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式哲学话语中往往带有实证色彩概念的原因。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成为马克思赞同实证主义的理由，因为正像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所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当马克思论及黑格尔式哲学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批判思辨哲学，还没有合适的语境来阐发对于实证主义的理解，但是只要有合适的语境，他对实证主义的同样批判的态度也就明显起来。具体来说，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个是观点层面的批评性阐述。同样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这里，马克思既批判了唯心主义者单纯依靠想象来研究历史的抽象方式，也批判了经验主义者单纯依靠事实来研究历史的实证方式。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不过是把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某些现象按照它们外表上显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加以分类、加以叙述，并列入简单系统的概念规定中”。

这就注定不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根源。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把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称作“粗率的经验主义”，并指出这种“粗率的经验主义，已变为错误的形而上学、经院主义，挖空心思要由简单的、形式的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引出各种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用狡辩，说它们本来和这个规律相一致。”由此可见，马克思对那种从事实出发再到事实的实证主义方式是持批评态度的。另一个是方法层面的历史性研究。马克思深知，对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抛弃并不能克服实证主义，更不能超越实证主义，只有揭示出古典经济学囿于事实范围而无法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本质规律，才能真正把握经济现实，也才能超越实证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与古典经济学相同的地方是：都从经验事实出发，分道扬镳的地方在于：古典经济学始终对经验事实进行直观描述和实证考察，它们所找到的经济规律都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肯定性理解基础上，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暂时性”理解基础上，对每一种经济形式都是从其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这样，当古典经济学以事实之名一再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超历史化的时候，马克思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一个暂时性的、充满自否定精神的历史性事物。可见，马克思是通过历史性的研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

三、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

“批判”是《资本论》一书的重要关键词，如何理解这里的“批判”关系到能否正确地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字面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将批判矛头对准古典经济学，即运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不过这种理解还只是理论工具主义的理解，即把批判当做政治经济学的工具，这意味着批判被作为工具运用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处于一种纯粹形式的地位，可以脱离具体的内容。换言之，批判与政治经济学仍然是外在的，即使脱离了批判，政治经济学仍然成其为政治经济学。很明显，《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理论工具意义上的批判，而是理论本质意义上的批判，即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本质的意义上来理解批判，政治经济学以批判作为自己得以可能的根本规定而体现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这表明批判已经成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结构和本体基础，政治经济学与批判是内在结合的，如果失去了批判，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阐述就表达了从理论本质意义来理解批判的观点：“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表达出马克思通过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质的理解，而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具的理解。只有从本质而非工具的意义上去理解批判，我们才能科学地理解《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正是《资本论》在理论本质的意义上实现了批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才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以批判为内在结构和本体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我们把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可能的关键之点。《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批判的视角、从“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层面切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由此才展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过程、内在机制及其历史极限。可以说，《资本论》的价值立场、研究方法和观点结论都需要在批判的意义上才能合理理解，下面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全面展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首先，《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价值立场上。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点看起来像是以客观化的方式对待研究对象，但是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分析必然会引申出价值问题。马克思深知，用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评价尺度不能是抽象的价值诉求，而应当是经济的事实和严格的逻辑，只有在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分析基础上，价值目标的提出才是有意义、可行的。马克思提醒读者：“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将价值诉求奠基于客观分析之上的做法使得其价值立场具备了科学的基础。同时，经由《资本论》的研究，科学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暂时性”产物，这样马克思必然采取与古典经济学家们辩护的价值立场截然相反的立场：批判的价值立场。马克思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之时，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表总会反思危机之前所施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然而所有的反思都是建立在完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良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前提上。就此而言，资本家及其理论代表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还远远没有达到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辩证法理解水平，而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彻底地从“不断的运动”中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命运，由此体现在价值立场上必然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其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研究方法上。《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的灵魂和核心是辩证法，而《资本论》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又是批判的，因此《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批判性质也就容易理解了。不过这些还是形式化的说明，问题仍然有待展开，我们就以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中的“抽象”为例来说明。由于“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和“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容易被人理解为同一个抽象。实际上，这种理解抹杀了抽象的不同类型。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从人口、民族、国家等“具体”开始，一步步分析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抽象”关系当然是现实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定，问题在于古典经济学停留于这些“抽象”关系中，把“抽象”关系当成是事物现实的、完整的规定，从而导致了对现实事物的抽象化，这正是古典经济学从实证主义走向抽象哲学的错误路线。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事物的抽象规定再现出事物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正确方法的开始环节：“抽象”，不可能是古典经济学错误路线的结果，即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就像正确不能以错误的东西作为自己前提的道理一样，这就提示我们：这里的“抽象”只能是科学意义上的抽象。那么，什么才是科学意义上的抽象呢？而且，这种抽象与批判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这就指明了抽象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在于量化，而抽象方法的本质在于不可量化，既然如此，关于经济形式的不可量化如何可能呢？马克思认为，把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顺序排列是不行的，因为这只是一种实证的方法，还根本谈不上对各种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本质把握。科学的方法是按照各种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按照它们内在的逻辑关联排列，从而展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这就是科学的抽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将商品的感性一面，即使用价值交给自然科学家去研究，而高度重视商品的抽象一面，即价值，因为价值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代表着商品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它在资本运动过程中表现为自我分裂、自我解决、自我同一的东西，由此可以发展出资本运动的整个序列，即《资本论》三卷所阐述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见，商品的抽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简单规定，然而却是包含着整个复杂经济运动的简单规定，要理解这一点，只能依靠冷静的“抽象力”。就第二个问题，《资本论》的抽象是科学批判的前提。马克思给《资本论》规定的理论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这就只能诉诸抽象方法，而非实证方法。仍然以商品问题为例，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即发财致富意义上的商品，而马克思关心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使用价值使得商品成为有用物，但商品只能在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关系中才能成为有用物，即商品只有在其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一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为使用价值，这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就始终处于矛盾关系中，这个矛盾以萌芽的形态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矛盾。就此而言，理解商品价值的抽象特征，就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质，从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再次，《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在批判的观点结论上。所谓“批判的观点结论”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结论的批判，而且是作为批判的观点结论、以批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观点结论。就此而言，《资本论》把批判的侧重点放在了对抽象统治个人的批判和对资本压迫劳动的批判上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而物质关系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可以归结为资本，因此抽象统治个人，就是资本作为“看不见的手”支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第5篇：自然经济解体范文

关键词：生态伦理；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1-0026-03

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财富和工业文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全球问题日益突出，这不单纯是自然系统内部平衡关系的严重破坏，更主要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失衡。我们需要深刻反思把自然界作为征服对象的发展理念和以牺牲环境换取物质利益的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人类改造自然的经济活动中，谋求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和谐统一，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把推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生态良好有机统一起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物质交换关系，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伦理的基本理念

“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现在人对自然界合理改造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的生活必然要受到自然的影响，必然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人类必须向自然界持续地索取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够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以自然为对象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时，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对人类来说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地位，离开了自然界，人类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因此，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必须在合理的限度内来进行，必须保持自身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否则就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的报复，进而危及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全面发展。

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认为，环境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课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全球问题 日益凸显，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在价值观上重新考量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长远的客观的角度看，自然系统作为一个创生万物的系统，是有内在价值的，人只是它的众多创造物之一，尽管也许是最高级的创造物。”[2]生态伦理的基本理念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主张以尊重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价值为基础的非人类中心论，是一种包含人类在内的生态整体中心主义。罗尔斯顿指出，面对生态危机，我们需要拥有一种“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原发型的环境伦理学”，人类对自然界的价值认知不只是停留在对自然界的审慎利用，更重要的是提出对自然界的恰当的尊重、遵循以及衍生出的责任和义务问题。“人与自然环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自然对人的‘多用性’”[3]，这意味着，对人来说，大自然承载着一系列很少为其他物种所分享的价值，人与自然界处于一个有机的生态共同体之中。只有从价值观上摆正大自然的位置，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伦理情怀，人类才能从内心深处尊重和热爱自然，这样，威胁着人类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全球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在创造经济效益、物质财富和造福人类的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全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生态危机深刻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自然而又失去控制所引起的，根源在于对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不够。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意味着能够更多地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物质财富，但是，在发展现代工业的过程中，违反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环境污染，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换取经济的畸形发展，这种无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行为必然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和反扑。这就迫切要求人们从更深层次上来思考和寻求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认识到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伦理原因，从伦理道德的维度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应有关系，从而建构整体性的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和谐共赢、有机统一的生态经济伦理观。

二、经济与生态的统一：生态经济的基本主张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查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开始逐渐认识到，经济的发展不仅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而且还必须遵循生态规律，以地球生物圈的承载能力为前提，必须坚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坚持走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发展道路。生态经济作为新型的经济发展理念，旨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和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是生态经济的根本目的。同时，经济发展应合理限定在整个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之内，在取得经济效益和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保证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的内在平衡。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实现物质能量等要素的流动和转换，实现生态的经济化和经济的生态化。

可见，生态前提和经济目的是生态经济的两个基本主张，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性表现在当代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的无限性索取和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要求有限性供给上。片面注重经济发展的生态前提和自然基础，主张人必须完全适应并受制于自然界，只注重生态保护不重视经济发展，会抹杀人作为万物灵长的主体性地位，影响人类社会的眼前和局部的经济发展速度，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进而限制人的生存发展和全面解放；相反，忽视生态基础前提而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只重视经济发展不注重生态保护，会削弱并危及到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系统，在经济效益是唯一目的的畸形思维驱使下，必然会造成人类在经济发展上的短视行为，难以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因此，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来看，生态前提和经济目的是内在契合、有一致性的，需要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把两者统一起来。

生态经济力图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经济和生态和谐统一，从而体现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生态经济要求把绿色生态建设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自觉协调和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内在关系，主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生态的持久双赢以及效率和公平的相互结合。生态经济的道德伦理主张要求个人、政府、企业等生态经济主体在现实的生态经济活动中能 够自觉地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内在统一和和谐共生这一道德伦理要求转化为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并运用上述原则和要求协调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由此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生态经济是一种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新型工业经济模式，它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平衡、并举，强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确保人类在地球上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意义和价值。”[4]发展生态经济，必须贯彻生态与经济和谐统一的价值理念，要求把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实现人类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生态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而不是狭隘的人类利益，主张摒弃“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片面认识，把人生存于其中的整个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作为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评判标准。

三、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观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体现了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观要求实现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主张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统一。生态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合理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观不赞成单纯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生态环境的容量和能力，也不赞成单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敢能动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而是坚持在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在不损害子孙后代及其生存环境的前提下协调当代经济增长和后代经济发展的关系，以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和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并满足人的生态、经济和精神等诸多方面的需求为目的，是当今世界和整个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经济伦理观。

第一，弘扬生态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观，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培育生态伦理，树立生态意识，用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统一的生态经济伦理的理念来引导和调整人们的行为活动和社会的政策安排。经济主体要切实担负起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社会责任，把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提高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将注重生态保护和厉行资源节约作为创建生态企业、绿色企业的重要内容，实现企业经济利益、生态环境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充分发挥每个公民、家庭和单位在践行生态文明方面的积极作用，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政策支持。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之下，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把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旨在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改变经济活动中资源能源的利用方式。

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各自的侧重点和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同，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内在追求，都主张维持生态系统的内在平衡，都认同科学技术发展的绿色化和生态化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平衡，都追求环境友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罗尔斯顿，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第6篇：自然经济解体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自主性；效率性；契约性；法治诉求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

马克思曾经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来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法律及法律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与制约。当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具有反作用，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时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过程。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开始了重大转轨，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中共十二大贯彻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原则；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强调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该实行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中共十四大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和完整地设计和论证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与此相适应，我国宪法以修正案的形式确认了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成果，使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得到了宪法的有力保障。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7条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4条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作了科学的表述：“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修正案还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重新定位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关系，宪法修正案第16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1条又进一步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至此，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宪法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二、市场经济对法治的诉求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对社会资源配置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分散的经济决策主体根据市场价格自主决定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天然联系是由市场经济内在的本质规定性所决定的。

首先，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决定了市场经济对法治的诉求。市场经济是与计划经济相对而言的，市场经济是以承认和尊重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为前提的自主性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享有自主经营权以及对商品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的全部权利。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并以行政手段直接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从事资源的直接管理与经营。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与直接操纵，使得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国家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及主体性权利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企业以及劳动者个人成为国家政治制度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保障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地位，这就要求用法律确认并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主体资格及其意志自由,如果没有法治的保障, 市场主体的自由权以及其它权利就会受到国家行政权力的任意干预，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作下去，最终失去市场经济自主性的特质，回归到计划经济体制或以市场经济之名行计划经济之实。

其次，市场经济的效率性决定了市场经济对法治的诉求。仅从经济学分析角度看，法治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起着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作用。法治对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是约束政府的行为，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为政府监督、管理与调控市场的运行提供了制度约束。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会被滥用，从而妨碍或阻止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大大减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其次是法律为经济人的提供了行为规则。自然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交易多数是在熟人之间进行的“现货交易”，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多在陌生的主体之间进行，并且交易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法律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共同的、明示的交易规则，减少了交易的风险，免去了当事人在交易前重新制定交易规则的繁琐，从而提高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再次，法律还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快速解决纠纷的机制。市场在运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政府对市场的非法干预、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纠纷、市场交易过程中的纠纷、个别经济主体非法进行不正当竞争与经济欺诈等等。法律不仅为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纠纷的实体依据与程序依据，而且还为解决市场经济中的纠纷提供了中立机构，从而使得纠纷得以快速解决，达到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目的。总之，法治不仅在制度上确定了政府与经济人之间相对独立的关系，约束着政府与经济人双方的行为，从而为现代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制度基础，而且还通过纠纷解决机制保障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和企业的独立性，从而为形成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再次，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决定了市场经济对法治的诉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方面市场主体从权力依附或人身依附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的个人，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以物的交换为媒介，把社会主体在全社会范围内结合起来。主体以自然人或法人的身份进入社会交换领域，通过让渡和取得商品所有权而使得债权形式得到充分发展，满足主体之间的利益需求。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用于制造商品的耗费通过出售商品而得到了回报，活的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也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了等价补偿。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企业是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活动的, 有其独立的地位和经济利益，要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就必须通过市场, 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进行。而市场主体达成交换协议的主要形式就是契约的形式，离开了契约形式商品交换就无法正常进行。市场经济关系的契约形式是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经济关系的契约化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实现商品的流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重要的区别之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虽然也存在着商品交换关系，但绝大数的商品交换是按照行政指令发生在国有经济主体之间的。契约不仅是经济关系当事人双方交换商品的形式，而且也是制约与规制经济主体交易行为的手段，“在任何交易或交换中，个人参加者有一种作伪、欺诈、骗取和违约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训——这些都是设计出来和/或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的做法。只有这些制度限制成功地运用，从市场过程中形成的自发秩序才能使个别想象的个人价值最大化。”

最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公平问题必须用法治来保障。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仅仅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做的要好得多。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解放生产力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的轨道，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解放。市场经济本身是追求平等、效率与自由的经济。然而，市场经济的平等注重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实体的平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平等也主要是竞争机会的平等。但由于市场经济中各个经济主体的实力不同，市场竞争能力也大不相同，良性市场经济运行所追求的机会竞争的平等其结果恰恰必然导致竞争结果的不平等，进而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加剧，不稳的因素增多，因此，看似正义的市场经济其最终导致了更大的不公正。这就引发了一个社会公平问题。现代市场经济既要追求效率和效益,又必须兼顾社会公平和公正。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必须担负起双重的社会任务，第一，保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按其本身的规律正常运作，第二，还要运用国家这只“有形的手”来进行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国家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立法，通过对社会财富的二次调节来保证社会的相对公平与正义。而对于分配关系的干预必须有法律的规范和保障。法治一方面可以保障市场的自由竞争和效率,另一方面又有利于保障和协调社会的再分配，平衡各种利益冲突,达到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公平与公正。

总之，市场经济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市场经济与法治密不可分。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仅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而且也是法制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而法制领域的变革首先应当是法律意识的变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122页.

2.[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吴良建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第7篇：自然经济解体范文

[关键词] 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 区域经济

一、坚持以人为本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也强调：人是一切的中心、世界的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苏北振兴要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本质，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首先要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前提。从产品需要来看，人不仅需要私人品，也需要公共品，私人品和公共品的供给都要依赖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发展中，由于地理区位因素、经济基础因素、区域政策因素、文化观念因素、人口素质因素、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形成明显的差异，地区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使得人享受社会福利的水平不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教育惠及子孙后代，教育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保证。区域经济要协调，首先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政府一方面要加强监督和加大投入，真正普及“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扩大对农村贫困生的支持范围，加强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采用多种激励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同时还要争取中央政府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此外，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特别要向农村倾斜，尽快多途径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和医疗问题，保障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科学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 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同自然界就不可分离,人的行为依赖自然，影响自然，人与自然相互制约。

一是思想需要再解放。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永恒的主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省委七届三次全会提出要把解放思想作为抓好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考察真正体会到了百闻不如一见，外国的风景也美好，经济的发展也很快，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世界的变化还真大，我们的思想真是需要再解放。我们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打开解放思想的“总阀门”，认真搞好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与时俱进地解放我们的发展思想，通过解放思想，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以率先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沿海意识，树立一种外边的风景也好，外国的资源也能用，外国的市场要开拓，外国的钱也要赚的思想，通过考察学习解放思想，不但要使领导层面的思想解放了，更需要让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企业家和各级各部门具体实践者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使率先改革开放成为我们的自觉行动，使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都逐步具有世界眼光和创新思维，从而适应全球性、开放式发展的需要，通过我们思想的大解放，实现区域经济的快开放、大发展。

二是眼界需要再开阔。目前，世界发展已经走向一体化，经济发展走向全球化，信息的交流、市场的竞争、项目的开发、贸易的流通已经成为各地加快发展的关注点，大家都在争夺有限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按照常规的发展经验，我们更多的是将发展的视野放在市内、省内、国内，这次考察启示我们要加快学习外地、外国的先进发展经验，实现我们区域经济的独立自主快速跨越发展，就需要加快实现“两个转变”，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自己，即由眼睛向内逐步转变为眼睛向外，由主要抓国内市场转变为国内外市场一起抓。要敢于走出张家口，多角度、多渠道认识外边的世界，认识外国经济，认识外国朋友，认识外国的经贸组织，认识外国的企业家和投资商，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我们要加快组建各种行业协会，多组织企业出去考察，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一方面可以开拓思路，放宽眼界，增长见识，另一方面可以多了解国外信息，了解国外市场，积极向外向型发展，还可以加快建立与智中商会、秘中商会等国外商贸组织的联系，将我们的发展之路延伸到外国，把我们发展的眼界扩展到国外，把我区的经济逐渐培育成外向型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靠投资和消费拉动向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并重的方向转变。

三是市场需要再开拓。通过考察可以看到，外边的市场是非常值得关注和开发的，我们未来的发展，市场增长点不仅要放在国内，更需要组织企业走出去，培育国外的新增长点。首先要深入分析认识拉美市场。拉美地区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较高，使他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竞争上处于劣势，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有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放开眼界，加强沟通和联系，我们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可能带领我们的企业去拉美一带开拓市场，开发资源，开掘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要输出我们的企业家等市场主体。可以组织有实力的企业家等市场主体到拉美国家去合作开矿或发展其他产业，在合作发展的过程中，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经验和先进信息，增强国内企业家的开放意识、质量意识，还可以输出国内的设备，不但可以输出我们张家口的设备，甚至可以扩展到国际贸易输出省内、国内的各类设备，对国内企业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打造一批我们的跨国公司，形成区域经济产业链。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第8篇：自然经济解体范文

【关键词】西部循环经济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十一五”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面对人口不断增加、资源约束突出、环境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应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亦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所在。西部开发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和建设过程，也是经济发展过程，更是制度创新过程，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者兼顾、法规建设与制度创新齐头并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所沿用的以大量消耗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非但投入和产出效率不尽人意，而且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使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累积性问题日益严峻，极大地制约着西部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制度障碍的长期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因此要解决西部循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加大循环经济的发展力度，必须分析循环经济的制度因素，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是西部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分析基础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调解人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而自发形成或人为设计的社会交往行为规则。制度是经济发展中一项不可忽视的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要素，它决定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制度的复杂系统，发展经济并不仅仅只需要考虑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因此必须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中，才能有效地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现在，人们研究任何一种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都必须分析与其相关的制度问题。而像发展循环经济这样一个实践性、政策性很强的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更不可能忽视对其进行制度层面地分析研究。

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循环经济不仅仅是旨在改变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而应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规范和引导经济运行的路径。因此制度因素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第一，协调和整合循环经济运行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追求，必然会形成一定利益集团，如果不对不同的利益关系加以合理协调和平衡，就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发展循环经济必然导致不同人群或团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变更，它要求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其中包括不同区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协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关系，这都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制度能在一定范围内将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比较合理的配置，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和平衡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把人们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各方可接受的范围内。

第二，规范和约束人的经济行为，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追求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就势必导致负外部的泛滥，不仅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必然会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们以往所熟悉和适应的经济行为模式，是在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制度下所形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有相当一部分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要改变这些行为模式，使其适应发展循环经济要求，需要利用制度作为一种律令产生强制力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第三，制度对人们符合发展循环经济要求的行为具有激励和导向功能。制度是一种持续性、规范化的激励机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制度的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将外部利益内部化来实现的。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社会收益率较高的社会活动，但在目前的制度下，发展循环经济的个人收益率却不高。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应该使循环经济中的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建立起了这样的制度，人们就会自觉选择符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行为。

三、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

（一）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西部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环境保护不力,而环境保护不力的重要根源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从而难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保护环境。由于经济主体具有追求尽可能大的利益的内在特性,在无外力干预下,它总是会不顾社会利益而追求单个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西部越来越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西部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和东部相比，国家对西部地区在基础制度供给、产权制度供给等多方面无论在广度、密度或深度上都明显不足。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与区位劣势、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投资软硬环境欠佳，通过自主需求创造供给的动力缺乏，再加上政府支持和政策供给上的不足，经济主体行为长期徘徊在国家严格划定的行为准则圈内。使得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脱节，严重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制度变迁不均衡

制度供给不均衡会导致制度变迁不均衡，进而会对西部循环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个经济体中不合理的制度变迁会弱化对资金、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西部地区变革长期在国家自下而上的强制推行下进行，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制度变迁不属于内生的、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无法与市场经济充分融合，因而其变革具有更多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

西部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也是产生废物污染最多的阶段，因此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政府、企业很有可能选择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来解决政绩压力、经济增长、就业压力等，往往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环境问题被置于边缘地位，片面追求“集体”局部经济利益，很可能导致全局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结果，从而阻碍循环经济发展。并且政府自身利益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并未成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西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市场经济特性并不明显。

（三）制度效率比较低

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力主要由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决定。西部尽管存在要素成本优势，但制度因素造成循环经济的交易成本过高，制度经济绩效比较低，制约了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这主要源于不同制度演进格局所产生的制度本身。作为一种能够有效解决稀缺性问题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具有更高的经济绩效。虽然西部正朝着市场经济体制方向迈进，但其演进的效率、速率以及配套的各种制度的建立、发展程度较东部具有较大的差异，从而表现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发展绩效上比较低。

（四）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弱化

现有的资源环境制度主要侧重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制度仍不健全，漏洞较多。首先，环境保护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弱不够，管理关系不顺，没有足够的权威，因而不能保证有效地贯彻实施，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次，政府依旧还存在着部门分割，如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就有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分部门的多头管理不仅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制度间缺乏协调、配套和整合,而且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政策冲突或政策盲区。再次，我国在法律中未能明确公民的环境权益，从而使得公民不能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政府在监督污染排放方面成本过大。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纵容环境污染行为的负面作用。

（五）环境产权界定困难

为了使外部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成本与利益内部化，十分有必要明确界定环境产权。但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不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如江河、大气等自然资源就十分难以界定产权。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关于环境产权的概念还未明确界定。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另外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环境产权的主体应是国家,所以要研究环境产权如何进行转让和交易、如何才能对厂商产生刺激等难题;由于环境产权交易是以排污权的需求与环境产权和排污权的供给为特征的,还要研究如何分配排污权、如何评价排污权的使用、对富余排污权如何处理等难题。

(六)现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冲击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在西部更为明显。在这种二元制结构体系下，形成了城乡两大相互独立而又悬殊巨大的经济板块。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特有的城乡分割和城乡壁垒，给西部的循环经济制度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巨大影响和严重障碍，对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造成多种危害。

由于西部城乡企业自成系统，乡镇工业布局分散，同时对乡镇工业缺乏科学规划，使得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不少污染的项目从城市扩散到了乡村，乡村成了污染工业的避难所。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在经济结构、思想观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乡村中无法正常开展，这也成了建立循环经济制度不可回避而且难以逾越的障碍。

（七）非正式制度方面缺位严重。

非正式制度是人类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的总和。非正式制度通过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软约束，激发人们的内心理念来实施一定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西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经济模式以及较低经济生活水平，导致了整个社会对资源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缺乏正式制度实施的文化环境。首先，西部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倾向：一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把发展单纯看成是一个经济问题，并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二是片面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资源、环境问题就可随经济的增长而自然解决。其次，缺乏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往往把自然当作为生产所利用和支配的对象。这种片面的自然观是与循环经济思想格格不入的。自然界在人类无休止的的破坏下所呈现的报复性反应，已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的自然观，开始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但是要让人们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长期以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大行其道，其局限性就在于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长远利益，和西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

四、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保障

西部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现有利益格局，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并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

（一）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

从长期来看，西部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解决的制度问题的重点，首先是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西部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和产权配置不当，只有明晰的产权才能对滥用资源和污染环境构成阻隔屏障。我国法律规定的资源绝大部分属国家所有，但由于政府管理能力的限制，国家对国有资源产权的实现难以完全落实。因此，西部资源产权制度创新的重点是，突出所有权管理和集中统一管理，强调国家的资源收益权，使国有资源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充分体现，以提高资源使用成本，遏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行为。

构建明晰的产权制度，就需要把经济活动的责、权、利结合起来，使外部影响内部化，统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如在西部地区沙漠化的治理中采用拍卖土地使用权的做法，即明确规定谁购买、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可继承、可转让，在国家拥有最终所有权的同时，治理主体（经济个体）得到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从而调动其投资的积极性。

明确环境产权，实施环境容量的有偿使用。对产权难以界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如空气、河流，可以划分各地区一定的责任范围，如合理分摊环境治理费用和严格法制约束，制定出明确的奖惩规则。对无法避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政府作为维护生态环境的代表与污染者之间进行环境产权与排污权的付费许可污染的交易以及排污权的产权交易，充分运用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和无节制使用自然资源及由内部经济导致的外部非经济。

（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对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

缓解城乡差别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是西部当前面临的一大社会难题。这个问题不妥善解决，确立循环经济制度就将成为空谈。在努力消除城乡差别，建立循环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鉴于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环境意识比较薄弱，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忽视环境保护，甚至对污染企业提供保护的现状，应改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防范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创造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环境保护机制，提高管理的权威性和环境管理的效率。

第二，要有预防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在西部经济发展和加速城乡差别的缩小过程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掠夺式经营引起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已经成了西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当，不少地方单纯追求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态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恶化。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须有预防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安排。要坚决杜绝已为城市淘汰的污染型工业进入农村，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三，积极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目前西部的环境保护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模式。在推行循环经济，消除城乡差别过程中，政府仍然肩负着历史性的重任。为此，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特别是生态农业转变。对于西部这样一个农业发展滞后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又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区域来说，发展生态农业，政府的政策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切实落实中央财政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手段，这对改进西部生态与环境质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应该尽快对西部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发展规模、发展方式实行严格的控制；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进行补偿，坚定不移地加大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可考虑开征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补偿税，并将征收范围限定在资源开发类企业或者污染企业，将税收的适当比例用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剩余的归中央统一调配。国家应该对现有的环境污染费、矿产资源使用费等地方性收费项目，以环境保护税的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同时扩大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并根据专款专用的原则，将环境保护税收入做为西部地方政府综合治理的专项基金。国家应该对有利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或治理，恢复生态环境的项目给予大力度的税收优惠，鼓励西部发展生态环境整治、污染治理、资源综合利用、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剔除现行税制规定中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规定。同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应当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给予坚决制止。对于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通过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促进西部环境综合治理等公用性事业方面适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四）加强循环经济的监管机制。制定法律和政策是重要的，落实和监督执行更重要。西部应考虑设立循环经济发展专门领导和管理机构，赋予更大的执法权限，加大执法力度，使循环经济建设真正有组织保障。要改变过去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方法，明确将循环经济纳入政府决策者政绩的考核体系，建立新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应该层层签订循环经济建设目标责任制，督促其行使循环经济职能，抑制地方保护主义。要规定各级领导必须在任期内实现辖区内环境和资源的循环性"保值增值"，对未完成目标者要依法查处。同时积极发挥中介服务（技术咨询）组织的监督和服务作用，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及时提供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和服务；为政府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和企业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等提供决策依据和服务；协助督促政府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等，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和发展。

（五）积极培育循环经济主体意识

发展循环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建设的目标，主要是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观、自然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由这些社会观念意识决定的风俗习惯。建立正确的发展观，首先需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发展的涵义，提高对统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就要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从而实现自然界与人的和谐共存。

建立正确的资源价值观对西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直以来西部缺乏形成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资源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制度环境。现在虽然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是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强调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保值增值，仍然缺乏自然资本的概念。由于缺乏自然资本的概念，资源无价或价格很低，使人们认为自然资源是可以无限供给的，造成了资源的无偿占有、掠夺性开发和浪费性使用。因此要使人们从观念上彻底改变资源无价和资源可无限供给的想法。现阶段，西部要通过加大宣传力度，逐步使广大群众理解、认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并通过改变自身一些落后的观念来配合并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积极培育循环经济主体意识，使公民明确自己具有的环境权益，使公民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实践中，彻底转变环境行为，并树立牢固的循环经济意识。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2】任保平《制度演变、制度约束与可持续发展》，《经济评论》2004年第4期

【3】冯之俊《循环经济导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陕西省榆林市国税局课题组《促进西部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2005年9月10日

【5】《西部发展循环经济调查》新华网2005年7月7日

【6】解振华《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思考》，《光明日报》2003年11月3日

【7】李京晔，黄为《我国东西部资金流动的制度供给约束及其消除》《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2期

第9篇：自然经济解体范文

[关键词]经济本体论；伦理；道德教育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社会发展发生重大战略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这种发展战略的失误与教训是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实际上，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是经济本体论思想在作祟。这种思想认为“人类的思想形态和道德生活乃物质环境的反映和为物质条件所决定。只要生产方式、物质条件一经现代化了，则思想道德即如影随形，立即不成问题地随物质条件之现代化而现代化了。”按此逻辑，解决道德教育难题的唯一途径是发展生产力。只要生产力水平提高，不断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社会和个体的道德水平将直接而“自然”地获得提升。这种思想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它是当前我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它不仅不是解决道德教育问题的有效方法，相反却引发了道德教育的危机。

一、“经济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WWW.133229.CoM因此，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可以用哲学本体论方法对伦理予以根源上的探究和揭示。从哲学层面上说，伦理在最终的根源意义上说是由经济所决定的，经济构成伦理的本体，这是伦理的本体属性。但对伦理“真”的揭示，其真理性仅限于哲学本体论层面。从实践层面上说，这种对伦理根源的揭示和探究有助于伦理的健康发展。以

二、享乐主义与信仰危机

在经验层面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经济本体论的危害。对此，我们将参照丹尼尔·贝尔对美国上世纪60年代起其文化领域出现的问题，论述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现象，进一步揭示经济本体论对我国当前社会的深刻影响。

1，享乐主义与美国社会的信仰危机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也曾上演了一段由“经济”主宰一切的历史。对此，丹尼尔·贝尔说，“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所以，整个社会都深 深地陷入了本能的泥沼中不能自拔。随着传统宗教的退隐，资本主义文化领域中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文艺思潮，它们试图对人生的意义进行重新解说，以此来替代宗教对于社会的凝聚功能，填补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空白。但是这些文艺思潮实际上并不能完成宗教的使命，并不能够为人们提供终极意义，因为它不是超越现实而是媚俗、与商品生产合流。丹尼尔·贝尔揭示说，文化领域为流行时尚的庸俗所统治，“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不难看出，这种思潮无法为个体提供救赎和解放的作用。

宗教作为人类所创造的超越有限的意义世界，作为一种稳定的象征系统，能够为人们提供诸如死亡、爱情、痛苦与悲剧等方面的人文关怀，使人获得精神慰藉。在宗教信仰被消解后，社会无法为个体提供终极意义，无法指导个体恰当地安顿自身的生命秩序。

在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虚无主义像瘟疫一样蔓延，公众情绪中普遍存在着迷惘感和沮丧感，人们感到极度疯狂与恐慌。自我满足、个性表达只会瓦解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社会失序，个体无法获得解放，只得在欲望中饮鸩止渴。

实际上，愈是世俗化的时代和地方，愈发需要精神文化的引领和慰藉，快速发展的经济更加需要价值的引领和护佑。在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196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中的工业化与宗教信仰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贺麟先生曾在1947年撰文说，以前在美国登临一座小城之小山，发现烟囱和教堂的塔顶是这座城中最为触目的东西。前者是工业化的象征，后者是精神文明的象征。如果一个城市里只有烟囱而没有教堂，那就是变态。贺麟先生认为，在一个工业发达的繁盛都市里面，因生活的烦嚣紧张，又或常遭受失业疾病等等的威胁，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着的人，如果没有宗教的情感上的慰安，则简直很容易流于疯狂，故愈工业发达的区域，实愈需要宗教。在历史上，基督教主张禁欲主义，但17世纪新教伦理赋予财富以价值的合理性，勤俭致富是上帝所嘉许的获救路径。因此，新教为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和工业化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巨大帮助。

那么，丧失了宗教慰藉的人们走向了疯狂，丧失了宗教护航的经济也走向了人类的反面，成为奴役自身的工具。所以，丹尼尔·贝尔在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在美国已经站在当代西方文明的巅峰和前列之际，大声疾呼，呼吁重建意义世界，回归宗教。他强调文化传统的意义，“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传统应该成为迷惘者必要的向导。

2，伦理退隐与

经济本体论遮蔽了道德教育的人性基础。道德教育的重要理论前提是对人性的理解和认同。在道德教育看来，个体自在地分享人的类本质，即道德和自然被设定为潜在的和谐，虽然两者在个体身上是现实地分离的，但道德教育相信人能够克服异化完成向实体的回归。这是道德教育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对人性的基本信念，是道德教育的基础。但是，经济本体论遮蔽了道德教育的基本前提，它将人理解为纯粹的自然存在，个体内部不再有自然与道德的潜在统一和现实的对立。既然没有这种个体与实体的分离，那么也就没有统一和转化的必要，道德教育亦不必存在。生来就没有内在矛盾和冲突的人只能是自然人，是与动物一样的存在。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没有伦理、道德对人自然本性的束缚与引导，只有自 然本能的任性而为。因此，经济本体论实际上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误读了人，以自然作为绝对本质的人只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人，丧失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被幽禁于本体世界的人已沦为动物。

既然将人囿于本体世界而设定为自然的存在即动物，就是否定和消解了人的道德责任。人的道德是由其物质条件决定的，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而人不仅是被自身欲望所主宰的本体性存在，而且是被外在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存在，个体从根本上说没有意志自由，因此也不负有任何道德责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对人的自然属性和主观任性的纵容，使得物质决定论成为道德丑恶现象的天然庇护者，这更加重了社会丑恶现象的泛滥与道德沦丧的速度与广度，加重了道德危机。

、

经济本体论消解了伦理。历史证明，伦理是人类凸现自身类本质，将与其对峙的自然统一设定为自身内容，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它使人类整体的生存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无序状态，建构起合理的社会秩序。它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伦理对经济的价值优先性维护了人性的尊严与价值，避免人类向动物界的堕落。道德教育作为绵延至今的人类独有的行为，它饱含着人类祖先对后代个体深沉的爱与期待，是一种深邃的人文智慧。道德教育就是对个体的提升和解放。伦理和道德教育对于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维护人类社会的绵延，以及确立个体内在的生命秩序，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它们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是历经漫长历史凝练而成的智慧结晶。

经济本体论对伦理的驱逐引发了沉重的社会危机。这种社会危机的本质就是精神危机，人类如何克服这种困境而获得拯救，成为极其紧迫的社会问题。对此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即寻求超越性的意义和价值，将人类从物欲泛滥的本体世界中拯救出来，为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归宿，人因此而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同样，我国解决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关键在于，重新赋予伦理、道德对经济的价值监护权，恢复道德教育应有的地位，发挥其对人性的培育和对人的类本质的守护作用，以此来拯救人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