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起源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科学起源范文

在人类的起源问题上，有两个重要的基本概念：人科的起源和智人的起源。

就像老虎属于猫科动物，在动物学分类上，人类的源祖属于人科动物。对于人科的共同祖先约700万年前至5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观点，科学家们并无太大争议。智人是人类进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晚期智人的形态已经与现代人基本一致。对于智人的起源，目前存在两种假说：大多数科学家支持“非洲起源说”，即非洲是现代人的故乡。还有少数科学家则支持“多地区起源说”，认为现代人是在欧、亚、非各大陆各自起源的，至今已有300万年，但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

众所周知，北非和西亚两地约在7000年前进入农业文明，南亚和东亚的文明也有约5000年的历史，如果这些地方的人真的各自独立地起源于二三百万年前，那么，为什么在他们无数代的繁衍中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却都在最近这1万年里几乎同时进入了文明社会?相反，这一事实很容易使人想到，现代人起源的时间可能比300万年要晚得多，也许只有数万年。

世界各地不同人种的人都用点头表示肯定，用摇头表示否定，其喜怒哀乐的表情几乎都相同，这令人不得不想到，他们很可能有共同的源祖。如果这一设想符合事实，那么当今世界生活在各大洲的人类，都应是最近几万年间才从某一中心地域逐渐扩散开来的。

进化时钟

人类有23对染色体，包含有3万个基因。在那些双螺旋的DNA链条上交织着红、黄、蓝、绿4种颜色的小球A、T、C、G。每个小球是一个核苷酸单位。所谓基因就是这些小球按照一定秩序连在一起，并具有相应的遗传信息和很强的功能性。它们控制着人类的肤色、形态和健康。它们的序列不能随便更换，变换了，就要影响身体健康。

还有些小球的序列不具有功能性，就好像是DNA分子里的填充物。它们的排列是自由的，经过一定的时间，几百年或几千年，它们的序列会发生一次突变：例如，原本是A的地方出现了c，但这种改变不会影响身体状况。由于这种突变不仅十分缓慢，而且变化率相当稳定，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科学家就视这种基因突变为一种进化时钟，并发现它还记载了人类迁徙的历史信息。

亚当和夏娃

线粒体存在于细胞质里，是细胞的“能量工厂”，它包含有少量的遗传物质DNA。每个人的线粒体都来自母亲，因此线粒体是从母系遗传的角度研究人类进化的重要工具，就像Y染色体是研究父系遗传的工具一样。

1987年，美国科学家通过检测线粒体内的DNA发现，现代女性的线粒体DNA都来自一位妇女，大约15万年前，她生活在非洲东部。随后，分子人类学家成功破译了含有男性遗传密码的Y染色体，发现现代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大约10万―15万年前，他也生活在的非洲东部。于是科学让传说中的夏娃和亚当变成了有血有肉的非洲人。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根据现代人类从非洲大陆向其他各大洲迁徙的路线，选择了51个地理位置，对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口基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离东非的埃塞俄比亚越远，遗传多样性的衰退程度就越大。这意味着，人类在离开埃塞俄比亚后，一些基因在迁徙的路上渐渐丢失了。如果人类起源于不同地区的话，就不可能有这样严格的规律。

谁是我们的祖先

生活在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真的是我们的祖先吗?人类学家指出，现代人是单一的物种。而曾经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猿人差异却很大，属于不同的物种；他们并没有都进化成为现代人，只有东非的猿人走上了向现代人进化的道路。所以，北京猿人不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对此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则认为，由于70％的中国人在头骨上有3个特征和北京猿人是一致的，所以北京猿人仍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但科学家在非洲的最新考察却发现，有30％的东非人在这3个头骨特征上也和北京猿人一致。难道他们也是北京猿人的后代?

2001年，中国学者对以华人为主的东亚人群进行了大规模的遗传分析。他们进入的是Y染色体的世界。Y染色体一代代地由父子相传，而且“性格”稳定，一般在几十代之后才会有一到两个基因位点发生变化。这些遗传突变位点的结构如同一棵基因树，记录了人类在不同时间向地球上不同地点迁徙的路径。

他们分析了12127个男性个体，共发现了三个遗传突变位点，所有被检测的个体都在其中一个位点发生突变。这三个突变位点是基因树中的3根树枝，它们汇拢到了一个叫M168的树根上；而这个M168恰恰是非洲人体内的突变位点。这充分证明，生活在东亚的中国人与生活在东非的非洲人有关；华人占大多数的东亚人群应该起源于非洲。

走出非洲

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解释说，大约15万年前，在东非分化出了很多人种与部落，其中就包含了现在的黑、棕、黄、白四个人种的祖先。Y染色体上的M168是一个很古老的突变位点，是人类将要离开非洲时产生的突变，大约发生在10万年之前。10万年前的地球正处于寒冷的冰川期，各个人种的部落都拥挤在东非这块炎热的土地上，抢夺有限的食物。为了生存，那些棕色人便率先带着这个古老的突变开始向世界各地迁徙。

但是，没有车、船，更没有飞机的他们是怎么跨越大海的呢?原来，冰川期的地球，整个海平面比现在低120米左右，许多海床在地面。最早离开非洲的棕色人，拿着旧石器和尖木叉，靠在海边捕鱼为生，并捡食滩涂上的高蛋白食物。他们沿着印度洋岸边迁徙，公元前5万年，他们已经到了南亚和东南亚。在之后的几万年里，他们一路走到了东亚，然后可能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和南美洲。

黄种人走出非洲的时间要比棕色人晚了5万年，但他们的扩散速度很快，只用了棕色人1/5的时间就到达东南亚，并且一直在这里生活了很久。之后他们进入中国，分化出了现在的汉族。

总之，所有现代人的祖先都来自东非。他们大约在10万年前离开故乡，走向了世界，并逐渐取代当地的原始人，占领了全世界。这一理论的最有力证据，就是非洲人相对其他大陆上的人类，在基因上极为多样化。这就意味着他们具有更久远的历史。

人类迁移图

为了全面了解人类的起源与迁移过程，以及人类数千种语言的形成，在未来几年内，我国科学家将和美国等国的科学家一起，通过研究基因的变异来绘制一幅“人类迁移图”，从而填补对人类历史认识上的空白。

这项为期5年的“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将由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地的10个实验室和大学的专家共同完成。他们将在世界各地采集不同人种的10万份DNA样本进行分析。复旦大学现代人类生物学研究中心的专家，负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人群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祖先源于东非，从南亚进入了中国。这支南亚先民经过多次迁徙及体内基因突变，逐渐分化成为今天的各个民族。为了绘制一幅中国人祖先的迁移地图，他们将采集约2万个DNA样本，按科学家的观点，通过个人的DNA样本分析，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了解自己的故事，寻找到自己的一脉渊源。

第2篇：现代科学起源范文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知识在企业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人作为知识的创造者、传播者、应用者以及发展者，成为了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地位与作用

1.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地位

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致使知识经济逐渐的进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作用逐渐的提高了。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发展是人员素质提高的表现，为现今的科学技术中加入更加多的知识元素，使人员更加的渴望获得知识[1]。通过不同的方式，加强人力资源的知识素养以及专业技能水平，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证。在人力资源不断提高的同时，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人力资源获得了社会中最先进的文化知识，提高了人力资源在社会中的作用。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对企业生产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生产过程中，具有较高职业素养的员工可以使工作完成的质量得以保证，速度得以有效的提高，从而降低成本的投入，使资源更好的在工作中进行分配，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益。人力资源总体综合素质的提高才能使知识经济得到发展，所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就是进一步实现知识经济的必要选择[2]。

2.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作用

人力资源是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发展殊的能动资源，他可以改变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未来的发展。同时人力资源可以将一些研究成果进行产业化转换，加快科研研究的速度，推动了企业制定新的目标和计划，从而加快了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使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挥出更大的作用。

二、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下的需求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停变迁，知识经济也需要不断的作出调整，在这样的条件下，就要加强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探索。要使人力资源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不断的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1.员工是企业竞争的主要因素

在企业发展中，人力资源往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一个企业员工的素质良莠不齐，员工在生产工作中的积极性就会不高，使企业的工作进程得不到有效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与其他企业拉开了距离，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的关闭。

2.创新意识是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

在现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中，科学技术在不断的更新与发展，就需要员工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才能使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长期有效的发展。企业需要加强员工的知识培养，对员工进行培训，使员工的理论知识得到提高，同时在实际工作中的能力得到加强，使员工在生产工作中发挥创造精神，利用科学的文化知识进行工作，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3]。

3.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

在当今这个科技发展快速的时代，企业的文化内涵应得到全面的推广。员工应该更加的了解所在企业的文化内涵，增加自己对企业的归属感，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主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员工在工作中更加的积极努力，为企业工作中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动力，使企业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围，员工之间和谐稳定的发展，使企业的经济发展得到了保证，推动了企业前进的步伐。

三、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管理措施

1.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完善

在传统的企业管理中，企业往往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而忽略了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导致企业在一段时间快速发展之后就会停滞不前，更严重的甚至会引起企经济业的倒退[4]。所以就要加强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完善，每位员工都会受到制度的保护，增加了员工的工作热情，让员工对企业有家一般的感觉，增强了员工的工作意识，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努力工作。员工更加努力、更加认真的工作，才能使企业的经济快速的发展。

2.建立惩奖机制

在企业的日常工作中，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建立良好的惩奖机制能有效的推进员工的进步。在公司正常的工作中，对工作表现良好的员工进行表彰以及奖金上的奖励，对工作散漫的人员进行一定量的处罚，这样会使表现不好的员工加强在工作中的工作态度，同时对表现良好的员工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在惩奖机制考察过程中，企业必须对每一位员工都公平的对待，这样促进员工之间进行公平的竞争，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3.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投资

人力资源的质量水平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所以企业应该加强对人力资源建设的投资，加大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力度，增加员工的专业技能与理论知识，提高员工的综合素养，使人力资源成为企业潜在的利润，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企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保证。

四、总结

在现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太多的变化导致了企业在竞争中存在巨大的考验。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企业应该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加大培训力度，使人力资源总体综合素质得到有效的提高，人力资源跟上时代的步伐，与知识经济时代的理念相吻合，为企业的科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杨颖.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重在教育培训[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2（S1）：212.

[2]吴虹.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新思路[J].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3）：50.

[3]李军华，谭洪波.信息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信息系统模式的研究与开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8（6）：23.

第3篇：现代科学起源范文

关键词：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回顾与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自汉代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择其言优雅者”作《史记·五帝本纪》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到考古这样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司马迁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体系后，后世多认为信史，把黄帝时代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并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添加甚或虚构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学者们产生了许多困惑和怀疑。于是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以前无信史，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先生指出的，“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出现开辟了认识上古史的新途径，才为解开中国史前史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经过几代考古学家们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资料，中国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人们认识到，只有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乃至其他学科的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研究炎黄文化的正确道路。

然而，“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不但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始终而且将波及下个世纪。”因此，对中国上古史和炎黄文化的研究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上，笔者并没有能力对数十年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只能从考古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做简略的回顾与思考，企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有所促进。

二、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响，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的发现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尝试将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研究古史。特别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世系基本可靠，进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殷墟甲骨发现而引发的殷墟考古发掘和一系列新发现，则进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实物证据基础之上。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则把中国境内有人类的历史追溯得更为古远。1920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在甘肃庆阳首次发现了旧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同年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仰韶村遗址进而确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龙山文化。这些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中国有^、类及其文化的历史已很古远了。

新的发现改变了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疑古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据当时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立分布似乎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徐旭生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渭水流域调查时，曾发现了西安米家崖、宝鸡姜城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发现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而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及石器的发现，虽然证明中国在距今数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居住，但这些文化与传说时代或炎黄时期相距太远。新石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传说时期，“尤其是仰韶、龙山两大系文化同传说时代的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地变化，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几乎毫无所知。我们也不敢捕风捉影地去附会，所以暂时也还不能谈。”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大都挣慎重的态度。

(二)20世纪50—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着人们的视野，学者们相信：“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些考古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将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来研究上古史。随着考古发现确立了夏、商文化，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时期。因此考古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多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相关联。

20世纪50年代，石兴邦先生主持发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使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庙底沟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时期的史前文化连续发展的体系。这些发现使学者们似乎看到了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发展轨迹，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发生地和演进的中心。这样，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中心——中原地区就构成了“中原中心论”的主体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而当时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并与“黄帝文化”相关联。如范文澜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所在地，当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来到豫西寻找“夏墟”，并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找到了一种晚于龙山时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学文化。以后的多次调查、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由大

型宫殿式建筑和围墙、高等级的墓葬、青铜器和玉器构成的复杂社会的遗存，它广泛分布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豫西和晋西南。大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属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得从仰韶时期，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形成了一个文化连续发展的链条，初步显现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现的轨迹，从而揭开了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的增多，考古学家们已不满足于证史或补史，而是寻求解决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李济先生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之后，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成为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距今4 000年以前的龙山时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岗城址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客观上把夏文化与史前文化联系起来。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阳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发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随葬有石馨、鼍鼓、彩绘龙盘、玉钺、玉琮等分礼乐器，还出土了1件铃形铜器。晋西南向有“夏墟”之称，先秦文献有“封唐叔于夏墟”(《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活跃于“夏墟”，以龙为族徽、名号的陶寺类型文化，应是探索夏文化源头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当为陶唐氏尧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考古的新进展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的发现，使得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推进到距今10 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演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环境考古则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条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在这些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促使相关学术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考古学和文明起源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6个区系。而这一文化时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有着多个区域演化中心，于是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张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的历史。”当然，在强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严文明先生认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各文化中心区的中间，易于接受周围中文化区的先进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进下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成为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的核心。”这样，“多元一体”文明起源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其次，文明与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视，提出或借鉴了多种社会发展理论与模式。1983年，张光直先生首次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serrice)的人类社会演进由游团一部落一酋邦一国家的4个阶段构成的模式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龙山时代属由平等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酋邦阶段。之后，所谓的“酋邦理论”受到国内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国”的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则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严文明先生认为：依据相关文献记述，“五帝时代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恰恰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合”。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外的乡村叫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说法，龙山时代似乎相当于酋邦阶段，但“我主张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国古代习用的名称叫国。因为这时期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印记。为了跟后来比较成熟形态的国家相区别，可以称为原始国家或古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时期。”进而提出古国(龙山时代)一王国(夏商周三代)一帝国(秦至清)的文明起源与发展三阶段模式。

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龙山时代大量的城址、铜器和陶文等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多元一体”的理论提供了许多新证据。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出土了许多铜器，有铜锥、铜刀、铜钻头、铜凿、铜环、空首斧、铜镜等，这些铜器有锻造，也有单范铸造的。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铜器的出现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有许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遗址新发现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特别是在一件陶扁壶残片上有朱书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也发现—块刻有11个字y的陶片。这些发现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长江下游，发现有瑶山、反山等高规格的祭坛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为中心的城址，面积达290万平方米。在长江中游，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塑动物。严文明先生指出：“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处闪耀着文明的火花，对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时代自然会长期为人们所怀念，宜乎后人把黄帝推崇为人文始祖。”因此“把龙山时代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比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有学者主张将这一时期称为“五帝时代”，认为“惟有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

三、炎黄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包括炎黄文化研究在内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课题研究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但我们还应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炎黄文化应属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张岂之先生指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依据“多元一体”的理论，炎黄文化仅是史前诸多文化中的一支，尽管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黄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应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果，故探索炎黄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与炎黄文化的关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黄文化应将其纳入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体系之中，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首先努力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析来探讨传说时代或“炎黄文化”的历史面貌，探索炎黄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黄文化的发展直至文明的出现等。但目前，史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忽视“五帝”时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古代传说和记载又不加检视地应用，热衷用文献附会考古发现或者用考古发现附会文献，甚至直接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对号入座。这类研究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应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的参与协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济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指出：“我们讲现代人类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围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纪载。苏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性质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但目前，多学科协作仍不甚理想，各个学科各自为战的现象仍较普遍，特别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合作尚需进一步加强。

四、结语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从20世纪考古学产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史前考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建立了较为清晰的史前文化时空分布框架。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文明起源和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第4篇：现代科学起源范文

关键词：人类起源；裂谷学说；劳动创造学说；突变选择学说

以前小时候对于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主要是通过祖辈或者是父辈给我们讲述，大多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神话传说，对于年幼的我们对此却记忆深刻，长大后对人类的起源进行系统的学习，才发现原来人类的起源还和生物学有关系，虽然到现在我们还是不能够对此全面的了解其中全部的细节，但是我国的研究学者们还是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主要的人类进化是通过南方猿人、能人、直立人和智人这四个发展阶段谱线进行。

一、捏土造人

首先是女娲造人，在上述中说道小时候祖辈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告诉我们都人类的起源，主要是通过泥土造人的的形式，这也是一则神话故事，在埃及的神话故事中则是说哈奴母作为鹿面神在陶器厂中创造了人类，在这之后赫脱女生将这些陶器泥人赋予了生命，因此有了生命体，是人类的最先起源。

二、裂谷学说

裂谷学说的由来主要是现代的科学家普遍认为，非洲是人类起源的唯一发源地，因为所有相关的人类物种化石都是通过非洲所发现的，这种说法我还是比较认可的，何谓裂谷学说主要是指非洲的东非大裂谷地区是我国人类发源和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我国最早的直立人的化石就是在这个地区发现的，后来的长者智人的头骨化石的又一发现更是为非洲人类的发源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而作为人类起源的最开始的地方，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起源在这区域，我也对此进行了了解，根据资料显示是由于东非大裂谷的特殊的地质运动，促就了猿人不得不离开树林，进行直立行走活动，经过不断地演化，促进人类的出现。

三、劳动创造学说

1.对于劳动创造学说得提出，主要是通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一知识我们咋初中的时候就对此有了简单的了解。经过生物进化论，人们也开始相信了人类是生物通过不断进化的产物，提出了现代的人类和类人猿两者之间有共同的祖先。从理论上将人类分为三个阶段，即古猿阶段、类人猿阶段和制造了利用工具的阶段。我们在初中时老师讲述在1859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中就对提出了生物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而来的，但是在这项学说中没有对人和生物之间的本质做出区分。直到再1876年的时候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才对此做出明确的划分，主要是指出了人类从动物中脱离出来的主要分界线是劳动，随着这些知识的不断深化，在大致上可以勾勒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线索。

2.以人类进行劳动作为人类起源的线索，对于人类起源地就被认为是欧洲，其中又特别是西欧地区，对于这种说法，我了解到的是：许多的科学家认为现代的人类起源是从开始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作为前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进行人类起源时需要明确的知道人类只有一个生物物种，只有一个最开始的祖先进行讨论人类的最初起源。自从在1924年的非洲找到了第一个幼年的南猿头骨的之后的70个年间，陆续的构建了相关化石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多数的古人类学家还是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在非洲的可能性比较大。

四、突变选择学说

1.对于突变选择学说是现在近几年讨论比较激烈并且争议也比较大的人类起源学说。我对此也抱有怀疑的态度。突变x择学说就是现代我们所说的外星论为代表，对于外星论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在佛教中就有记载人是通过阿卫或罗从天上下来游玩，由于吃太胖，不能够飞回去，只能够留在地球上，现在听起来，我还是会有听神话故事的感觉。外星论在国外的影响比较大，人们想象出了很多外星人的外形、容貌等情况的刻画，对于现代国外的外星电影，这我们应该不陌生，甚至还有人称自己见过UFO，在1947年的时候还有人声称在新墨西哥地区有一架UFO发生了坠毁，美国军方还在其中发现了外星人的尸体，同时还对此进行了解剖，无论这是否是事实，可以确定的是，外星论已经在人们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对于外星论我们可以自行进行想象，如果我们是从外星人进化而来，那么外星人的生命又是从何处而来呢。对于人类的起源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就又回到了原地，我国对此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地球，从地球上的相关科学发展来对人类的起源来自外星进行论证，我国的雷元星先生在《人类的科学》中提到行星只是人类进行生存的一座大房子，由于行星轨道的变化就不再适合人类的居住，人就会迁移到另外的行星，那么地球最终就会走向灭亡的道路，因此外星论不能够解决人类起源的问题。对此还需要我们现展的科学技术和更多的人类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最终将谜底揭开。

结语：

在本文对于人类起源的最新进展的研究中，通过我对儿时最初的从祖父的神话故事中对人类起源学说的最早意识，然后渐渐在长大学习的过程中对于现代人们进行人类起源的不同定论和研究的了解和分析。对于人类发展的三种不同学说的主要类容和支撑这一理论的证据支撑点进行了解，促使我也对人类的起源发展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和框架的建立。在文章中的三个方面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我的观点还是靠近于劳动创造学说中人类的起源，除此之外，现代还涌现出了许多对于人类起源的其他学说，但是由于缺乏理论事实支撑，后来不了了之，有一定的理论支点的还是裂谷传说和劳动创造学说这两种，相信在将来的某一天，对于这一知识，我们终将会对此得出一致的答案。

参考文献：

[1]王聪慧.中日开辟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的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3.

[2]邓晓芒.人类起源新论：从哲学的角度看（上）[J].湖北社会科学，2015，（7）：88-99.

[3]邓晓芒.人类起源新论：从哲学角度看（下）[J].湖北社会科学，2015，（8）：94-105.

第5篇：现代科学起源范文

关键词 格罗塞 人种学 艺术哲学 艺术科学 艺术人类学 原始民族 原始艺术

现代艺术科学（art science）的建立才一百年的时间。德国美学家和艺术学家玛克斯·德索（max dessoir，1867-1947)于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标明了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德索在《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中系统地提出他的艺术学思想。他认为应该有一门独立于美学的研究艺术的学科，即一般艺术学（艺术科学），当美学研究美的时候，艺术科学便审查艺术的规律。一般艺术学的研究应当是科学的、客观的和描述性的，而且应当作为具体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哲学之间的坚实的桥梁。德索以清醒的学科意识力图划清美学与艺术学的界限。WWW.133229.COm德索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书也成为艺术科学创立的标志。玛克斯·德索还设计了艺术科学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对艺术家创作活动的研究；对艺术起源的研究；对艺术体系及艺术分类的研究；对艺术的理性、社会、道德等功能的探讨。

关于一般艺术学对艺术起源的研究，其实早在德索之前就由学者进行研究的了，让我们把审视的眼光回到19世纪末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是指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下对原始艺术进行研究。人类学家通过探索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现，以进一步认识他们的交往、沟通和行为方式，发现人类审美、艺术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艺术人类学不仅要平等地看待人类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民族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各种艺术；同时，还从文化整体论的角度来看待艺术。

1894年，著名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的《艺术的起源》（the beginnings of art）问世，此著被公认为是格罗塞艺术史的代表作，也是艺术人类学的开山之作。《艺术的起源》集中体现了格罗塞的艺术观。他通过对世界各民族的艺术起源的考察研究，初步建立起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框架，并为现代艺术科学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石。在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学派划分中，格罗塞无疑是属于“社会演进论派”这一阵营，代表人物有泰勒、斯宾塞、摩尔根、、威廉·冯特、弗雷泽等。社会演进论学派的主要原则是认同各民族“心理一致说”和各民族文化“逐步进步说”等。[1]p26-30格罗塞深受这各学派的观点影响。本文拟对格罗塞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得失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由艺术哲学（美学）到艺术科学

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开篇明志，探讨了艺术科学的目的、艺术科学如何建立、以及艺术史与艺术哲学这两种学科的内在缺陷及其对于建立术科学的弊端等问题。格罗塞认为，关于艺术研究有两条线路：一是艺术史（记述），另一是艺术哲学（解释）。艺术史是在艺术和艺术家的发展中考察历史事实。它的任务不是重在解释，而是重在事实的探求和记述。这种断定与连接事实的研究不能满足人类的求知精神。而另一种关于艺术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的一般研究——狭义的艺术哲学，也常常随同哲学一同没落。并且广义的艺术哲学，即包含那些通常称之为艺术评论的研究，也不是以客观的科学研究和观察做基础，只是以主观的、飘忽无定的想象为基础，因此当然不能令人信服。这种将艺术史和艺术哲学合起来的所谓“艺术科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不具备科学所应当具备的条件。

如此看来，要想建立科学意义上的“艺术科学”，必须强调学术原则的“客观性”。从事艺术科学的研究，“不能不保 持这冷静沉着”。[2]p3艺术科学受客观的支配，而艺术评论则受主观的支配；艺术评论志在建立法则，而科学意在寻求法则。另外，格罗塞认为，无论艺术哲学或艺术评论现在都还不能充分说明艺术史里的事实。

从艺术学科内在体系来看，所谓的“艺术科学”是以艺术史及关于艺术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的一般研究的艺术哲学为其立身支点，实现对艺术的整体性研究。而原始民族的“前艺术”与“原始艺术”活动资料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后，使得构建全景式的艺术发展史具有了某种可能性；同时，借助于大量的异域艺术的图文资料、实物以及民族志资料，学者们得以从抽象的艺术哲学中转身而改换视角，以科学“实证”的姿态开始了对原始民族的艺术进行审美的研究。处于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格罗塞的艺术研究的人种学和民族学转向，便变得不可避免。

格罗塞指出，“在艺术科学中，我们所期望的第一件事情，或许就是那可以按照我们的愿望来发展艺术的方法——就是使那不能自然地产生艺术的时代却盛开了人工的艺术花朵的法术。”[2]p5但是艺术科学能否完成这个愿望，还是个很大的疑问。因为科学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实用，而是理论的知识；艺术科学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支配艺术生命和发展的法则的知识。即使是这个追求法则的知识之目的，通常情况下也不过是“永远也不会达到的理想。”一种艺术科学想要对一切艺术现象都有着详尽而根本的说明是不可能的。因此，格罗塞认为，只要艺术科学教给了我们一条支配着那一看似乎没有规律的任意的艺术发展过程的法则，艺术科学就算是完成了它的任务。只要艺术科学能够显示出文化的的某种形式和艺术的某种形式间所存在的规律而且固定的关系,艺术科学就算尽了它的使命。

格罗塞也承认，艺术科学相比于旧的艺术哲学，它只作科学上的说明，不是形而上学的启示，只涉及事物的经验的表面，不能透达超越的幽玄。

格罗塞对艺术科学与艺术哲学的区分，表明了他要摒弃旧的艺术哲学，呼唤要创建一种新的研究艺术的科学——艺术科学。艺术科学虽然不能解决艺术的所有问题，但是它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是形而上的“玄学”，而是真正的“科学”。

艺术科学的问题就是描述并解释被包含在艺术这个概念中的许多现象。艺术科学研究的问题有个人的和社会的两种形式。艺术科学的个人形式的课题，是研究一个艺术家和他的作品之间存在的正常关系，以及艺术创作是一个艺术个性在一定条件下下经营的正常产物。社会的形式的课题，“应该扩展到一切民族中间去，对于从前最被忽视的民族，尤其应该加以注意。”[2]p17他认为，“文明民族的艺术的科学知识”，一定是建立在对野蛮民族的艺术的性质和情况的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建立艺术科学的前提是现要进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从人种学入手。格罗塞断言：“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而人种学可能告诉我们“原始民族现在的光景”。

二、艺术科学的基础是艺术人类学

研究艺术的科学，它的前提和基础就在民族学和艺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一种认识人类文化和人类艺术的视角。”

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强调了艺术科学的首要研究任务和方法是基于对原始民族、原始艺术的分类考察。他毫不避讳对进化论思想的认同，明确地指出了研究原始艺术对于艺术科学的“基础性”作用。格罗塞精辟地指出：

“如果我们有能获得民族的艺术的科学知识的一天，那一定要在我们能明了野蛮民族的艺术的性质和情况之后。这正等于在能够解决高等数学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学会乘法表一样。所以艺术科学的首要而迫切的任务，乃是对于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的研究。为了便于达到这个目的，艺术科学的研究不应该求助于历史或史前时代的研究，而应该从人种学入手。历史是不晓得原始民族的。”[2]p17

由此可见，格罗塞肯定了民族志资料及方法的价值，并在该著作的后半部分呈现了他对此研究理念的践行。他强调他所研究指称的“原始民族”是具有原始生活方式的部落，因为其文化比起其他已知的民族文化来是最原始型的，因而认识那样一些社会集群是为了便于认识那些可以找到的最原始的艺术形式。格罗塞是循着“原始生活方式——原始文化系统——原始艺术”这样的研究思路，进入了对以澳洲“原始民族”为主，兼及欧、亚、非和美洲的原始民族的艺术剖析。他对于各种原始艺术活动的全景描述及对其所植根的社会语境的关注和反思，使得其研究已经客观地带上了文化人类学所倚重的对文化事象予以整体观照的方法论色彩。但同时我们注意到，尽管他承认艺术的多样化存在，但倾向于以由简至繁的发展序列的整体意识来统摄各艺术样态，并穿梭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大致可归为同类的艺术现象之间，试图归纳、提炼出一般性的艺术审美法则，并最终指向艺术起源的本质追寻。

19世纪后半叶起，进化论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界掀起的波澜迅速扩及各个学科，艺术研究领域亦然。从原始民族的鲜活资料出发为学者们从事艺术研究研究提供了可能，从而，关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生学研究、民族文化心理及其发生机制等问题成为主要课题。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一批涉及艺术起源问题和艺术演进史的论著纷纷问世。

格罗塞与黑格尔、泰勒一样，他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是处于人类学发展的初期——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充满古典主义的色彩。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大多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人类文化与艺术是由初级到高级，落后到先进依次发展的。因此，原始民族的艺术是艺术的初级阶段，正如黑格尔把原始艺术看成是艺术前的艺术一样。人类学家泰勒也认为原始的部落艺术“形式矫揉造作，安排布局很不自然。艺术的法则只在古希腊发展了起来。”而且他将艺术划分成原始部落艺术——古希腊艺术——拜占庭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现代艺术这样几个渐次发展的阶段，并以欧洲艺术为中心。

关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格罗塞有着自觉的关注。他认为，艺术科学要以人种学为基础，而人种学可以借助现代科学将大批原始民族的真像告诉我们。然而人种学的方法让就是不完全的，研究原始民族的艺术，第一难关就是材料的搜集。第二难点是我们很难确定的辨别原始民族的材料是审美的还是其他的心灵生活的展示。

格罗塞认为，艺术科学的研究只有将许多不同的事实不厌其烦地作一种比较研究，才能得到相当的真理。因为我们“不容易构成原始艺术对于原始民族所发生的意义的一个正确观念”[2]p23，因此格罗塞认为，对于原始作品的研究，一是要把握“一般状态的审美特性”，二是要“理解审美的各种特殊相”。[2]p20艺术科学到如今还没有参加人种学最近从科学的立场去从事有系统的考察的工作。希望将来的艺术科学会同许多更有内容的、更进步的理论来代替我们现在的理论。

三、艺术的本质与原始艺术的考察结论

在考察原始艺术之前，格罗塞先要弄清艺术的本质问题。他认为一种彻底的研究，是应该从艺术本质的探讨开始。科学的任务当然是要从特殊现象中去发现一般的现象。格罗塞认为，“我们所谓审美的或艺术的活动，在它的过程中或直接结果中，有着一种情感因素——艺术中所具的情感大半是愉快的。所以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并非是要达到他本身以外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2]p38格罗塞认为，艺术就是注重自身，没有外在的目的，“直接得到快乐，是艺术活动的特性。”

关于艺术的分类，格罗塞坚持了最受欢迎的分类方法，将艺术分成静态和动态两种类型。在这样的分类下，它将原始艺术分成人体装饰、装潢、舞蹈、音乐等方面。格罗塞对原始艺术的起源作初分类考察，分别从人体装饰，器具装潢、造型艺术、舞蹈、诗歌、音乐六大方面一一探讨。在其《艺术的起源》中，格罗塞提出要从不同民族的角度来认识艺术，认为如果我们要科学地研究艺术，就必须要了解不同民族的艺术，包括原始的部落艺术。他认为艺术科学首要的迫切任务，就是对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进行研究。其提倡研究原始民族的艺术，仍是因为它是人类最初级的艺术。研究艺术也必须从其最初级的形式开始，仍然是以进化论的思想为前提的。

格罗塞的这种演进论的艺术史观念可能也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认为欧洲以外的民族的“艺术作品的缺陷并不总是可以单归咎于主体方面技巧不熟练，形式的缺陷总是起于内容的缺陷。例如中国、印度、埃及各民族的艺术形象，例如神像和偶像，都是无形式的，或是形式虽然明确而却丑陋不真实，他们都不能达到真正的美，因为他们的神话观念，他们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本身仍然是不明确的，或是虽然明确而却很低劣，不是本身就是绝对的内容。”黑格尔还认为原始艺术只是“艺术前的艺术”，还未达到起码的艺术标准。这不仅是黑格尔本人的看法，也是一个时代的观念，这种观念对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古典主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前所述，格罗塞属于人类学社会演进论学派的阵营，社会演进论学派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奉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原则：一是“心理一致说”（theory of psychic unity），这就是所人类无论何种民族在心理方面都是一致的。二是所谓“一线发展说”(unilinear developmengt)，各民族物质环境大同小异，心理也相同，刺激与反映相同，于是各族便会自己形成文化。三是“逐步进步说”(gradual progressivism)，各民族文化都循同一路线，而其现在程度却不等，那便代表一条线路上的各阶段(stage)。[1]p26格罗塞基本认同这三个原则，他在全面考察各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后认为，原始艺术在各民族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那些狩猎部落的艺术作品都显示出极度的一致性；不论在人体装饰上、在用具装潢上、在造型艺术上、在操练上、在诗歌上，甚至在音乐里，我们都在各个民族间一再遇到跟其他一切民族相同的特性。这种宽泛 的一致性直接证明了种族的特性，在艺术的发展中并没有断然的意义。”[2]p236

在《艺术的起源》的最后有个“结论”，在结论中，格罗塞认为，在一开始的定义中曾经说过，艺术的努力是要由它的整个过程或者它的结果来引起审美情感。但是现在必须承认这个定义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十分切合实际的。因为原始满足的大半艺术作品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主要还是实际的目的在其作用，实际目的是主要的动机，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格罗塞还发现，“最野蛮民族的艺术和最文明民族的艺术工作的一致点不但在宽度，而且在深度。”[2]p235原始艺术和高级艺术的差别是量的方面而不再质的方面。原始艺术中所表现的情绪是狭隘而粗野的，它的材料是贫乏的，形式是简陋拙劣的，然而它的主要创作动机、手法和目的，还是和其他一切时代的艺术一致。

另外，在结论中，格罗塞还指出，艺术的价值不止是审美，还由社会的价值。“艺术不是无谓的游戏，而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也就是生存竞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人们致力于艺术活动最初只是自己直接的审美价值，而它们所以在历史上被保持下来并发展下去，却主要因为具有间接的社会价值。”[2]p240同时他也强调了艺术不要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艺术只有致力于艺术利益的时候，才是艺术最致力于社会利益的时候。”[2]p241

格罗塞的这种“仅限于原始艺术”的研究，为建立现代艺术人类学和现代艺术科学做了重要的奠基。格罗塞对于文化人类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也大多受到格罗塞特别是《艺术的起源》一著的影响。如林惠祥先生在他所著的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一书，是中国现代较早的人类学著作，在其中就大量引用了格罗塞的观点和《艺术的起源》中的文献资料。如该著第六篇《原始艺术》共八章，基本都是照搬的《艺术的起源》中的观点和论证材料。邓福星撰写的博士论文《艺术前的艺术——史前艺术研究》，也借鉴了格罗塞的主要观点和材料。另外，易中天在20世纪80年代末写就的《艺术人类学》一书，也大量引用和参照了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的观点和材料，作者在书中称赞《艺术的起源》是一部“为人类艺术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和开辟了新途径的天才的著作”[3]p6。易中天还评价格罗塞的将人种学引入艺术学研究的变革勇气和方法论意义。很难想象，离开的《艺术的起源》，易中天的《艺术人类学》会写成什么模样。

格罗塞的艺术人类学的目标在于为建立科学的艺术学理论体系奠基，而真正的艺术科学理论的创立和艺术学研究的开启，却是在玛克斯·德索手中完成，而艺术学繁荣的前景还有待21世纪全球的艺术学者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版。

[2]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版。

[3]易中天著：《艺术人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4]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

第6篇：现代科学起源范文

关键词：科学技术；内源式发展；生态旅游业；民族文化旅游业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1-0204-02

前言

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从发达国家发展的轨迹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到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也是科技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技进步推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让中国的传统社会走现代社会转型，推动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实现。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即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科学化时代推动了沿海省份城市的经济发展，而对于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作用较少。由于少数民族所外区域往往环境恶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对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对少数民族在科技化时代，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尽快提高自身竞争力，加快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路径提出了建议。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中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由于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对于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大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状况普遍不佳，一些少数民族区域甚至收入困难，收不抵支。因此，这些少数民族区域在保证了人口消费、社会正常运转后，已经无力再进行经济建设了。同时受自然条件制约，水电通讯设施的建设都较为缓慢，因此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能源、动力、通讯等条件。

（二）基础设施落后等长期积累的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基础较为薄弱等问题，让少数民族区域长期投入有限，人口的增长压力及经济长期发展较慢让财政力量有限，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明显动力不足，水利灌溉程度低，公路覆盖面窄、路况差，电力供给不足等问题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来说是有较大的影响的。

（三）工业起点低，产业结构单一

少数民族地区招商引资的渠道还不通畅，当地的产业多以农牧业为支柱产业。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发展较慢、人才匮乏等问题，让当地的特色产业生产基地规模既小又少。在科技时代，很多本可以利用和发挥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工业企业资源消耗高、科技创新能力低、总体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比较突出。

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一）采用内源式的发展模式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坚持内源式发展模式。少数民族区域大多生态环境较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确保自然、社会、人类三者的和谐共存。要从内部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在科技化时代做好科学的调研，注重内源式的发展模式。以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经济内源式经济发展道路的推行过程中，依靠自身的自然条件做客观的分析，制订合理的发展策略。要改变封闭的状态，走解放思想，开放发展的道路；要从救济型的依赖发展转成生产型的自主发展，要从潜在型的发展潜力走向开发型发展之路。要依靠自身的优势，因势利导，在科技化时代实现发展的目标。

（二）发挥优势产业，发展特色经济

少数民族地区在科技化时代，利用国家政策向中西部倾斜的机遇，解放思想，实现跨越大发展。积极地利用发展政策，加快民族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科教和外经贸、农业综合开发等方面的发展，争取产业政策。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地方经济的飞速发展。可利用天然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如新疆有棉花、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内蒙古有羊毛、煤炭等自然资源。少数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科技化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产业的升级与进步，发挥优势，发展特色经济，根据区域优势制订适合自身的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

（三）注重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在少数民族发展过程中，要注重经济化时代的推动作用，要更新发展理念，以科学化的发展态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自身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进行重新估价和运作。资源的开发是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的，因此要使用科学的方法对资源的开发进行全面的评估，不可盲目开发。如果没有科学的评估就盲目地进行破坏性的开发，则往往会是灾难性的，开发所造成的损失大于收益，是不经济的，在日后必会带来惨痛的代价。在低碳经济时代，要利用科技化的手段进行科学评价分析，结合当地生态环境和整体条件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制定本地区经济发展合理的短期与长期规划，实现持续化发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

（四）提高人才培养力量，实现和谐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条件，发展优势产业外，还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事件推进的主体都是人才。在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发展中都是人才在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即是要发展基础教育，增加教育投入，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投入与师资力量的建设，培养各个专业的优秀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区域的和谐全面发展。

第7篇：现代科学起源范文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科教文;强健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8-0072-02

受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影响，中国现代化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从政治上“站立”起来;第二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从经济上“富裕”起来;第三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从科技教育文化上“强健”起来。在第一个目标实现的时候，会给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正常发展造成一些障碍和扭曲，所以要通过改革开放，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从经济上“富裕”起来;在第二个目标实现的时候，也会对科技、教育、文化的正常发展造成一些障碍和扭曲，所以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入第三个阶段，从科技、教育、文化上“强健”起来。

为什么中国现代化要经历这样曲折、艰难、带有盲目性摸索而代价巨大的过程？这来源于中国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在社会结构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动态地进行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反结构”，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比较强。所以，生产力要发展，就必须突破生产关系的强力制约;经济基础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上层建筑的强力制约。生产力（包括科技、教育“第一”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要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才能实现。在文化传统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存在重视“务实”而忽视“求真”的偏向。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中国从古至今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认识论都是“实践论”，不是注重研究怎样使认识更真实、更清晰、更系统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注重论证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这导致形成了实用主义甚至是“时用主义”，对自己的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始终是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论证。这样在每一次目标转换中，都需要强调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但都无法做到真正的实事求是，只有到第三阶段，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实现。从思维方式方面来说，“抓主要矛盾”成为主导性的思维方式，这在革命时期是符合实际的，但形成了惯性，到了和平年代，仍然坚持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阻碍了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正常发展。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受到高度关注，但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在政治的管控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又受到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重复投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过快、腐败愈演愈烈，等等，其深层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科技、教育和文化发展滞后或作用无法发挥。只是这种原因在不求真的习惯思维中看不到而已，就像地下管网建设的落后在只注重能看得见的政绩的表象思维中看不到一样。

现代世界只有西方有系统的科学技术学科知识，但我们不能照搬其哲学社会科学及经营管理知识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不能依赖西方的思维科学及其应用知识来提升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与西方从古代起，就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现代又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因此，中国必须建立起符合自己社会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建立起针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思维科学及其应用知识，才能引领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如果只是照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及具体做法，有时候就会南辕北辙，或者南橘北枳。如果不靠科学指导，而靠领导意志、靠实践试错（错了换个方向再试），那付出的代价会很大。

我国多年来一直强调但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核心问题是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这个转变不能完成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国的教育体制是应试知识教育的体制和机制，而不是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体制和机制。这样的教育体制不从根本上改革，不仅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已经显现出来。如果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腐败大量产生的原因，不仅有政治体制的缺陷，有经济制度的漏洞，还有文化传统的根源。就文化传统方面来说，中国传统“礼”文化的负面效应（“关系学”），使许多人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和思维方式：遇事不寻求正当途径解决，期望超越法律制度规范，希望通过请客、送礼、行贿而得到最大收益的“优待”或个别解决。这种文化传统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不仅腐败难以制止，而且法治秩序难以建立，社会公正难以实现。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道德，可以说是以德治国的国度。但是到了现在，道德沦丧到危害社会安全的地步：贪腐之风愈演愈烈，假冒伪劣屡禁不止，坑蒙拐骗花样不断翻新，资源浪费不顾后代，环境污染不管他人，食品生产者不吃自己生产的食品，靠国家资源致富的人不知报恩国家却将钱财转移到国外……这些情况都说明，文明古国的道德文化，需要适应时代提升。既不能丢掉道德的优势，也不能仍然想靠传统的道德规范来维系现代的社会。

中国现在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不是社会不稳，而是社会不健康。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不断生长着的社会腐败，从权力腐败、金钱腐败蔓延到整个社会，就像病菌、病毒在人体里不断繁殖或复制，超过了人体的抵抗力。如果说，反腐败是割除“病灶”的手术，那么，科技、教育、文化的改革，则肩负着给社会肌体“用药”和调节，使其恢复健康的任务。现在的社会，为公、奉献、担当、正直、诚信、善良等正面价值观渐隐渐无，谋私、升官、发财、享乐、巧取、豪夺等负面价值观则渐显渐彰，官方宣教愈来愈成应付，甚至产生逆反效果。少数地区人民对政府逐渐失去信任，甚至产生戒备心理。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谋事而下谋利。过去是“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反腐败以后变成“不要好处，也不办事”，更加消极腐败。诸种现象都说明，在变化了的条件下，靠旧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机制，很难再凝聚起人心，形成健康向上的追求，建立起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

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是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只有各个部门都协调发展，才能实现进步，一味地只关注政治稳固，或一味地只关注经济发展，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就容易受到忽视，其本身的发展条件和规律就会被漠视，会被粗暴地按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的需要扭曲，并经常受到干扰和阻挠而不能正常发展。政治、经济部门的人才要靠教育部门培养，政治、经济、教育部门所需要的新知识、新观念、新创意要靠社科和文化来创造，社科、教育、文化的落后，会反过来影响到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公正和谐。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引进不完全合适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而不创立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许多领导人和富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而不改革自己的教育？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智力吗？不是，完全是因为没有把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并尊重其发展规律。如果能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消除不必要的顾虑，给予我国科教文工作者以应有的资源和自，形成一种追求真理的、公平竞争的“学术市场”，让“学术市场”在精神产品生产和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会像经济改革一样，使其获得突破性发展，从而补上我国综合国力软实力的“短板”，并反过来推动经济改革完成，推动政治进步。

第8篇：现代科学起源范文

关键词：知识经济；科技档案；信息资源

一、引言

科技档案信息资源对于现代化的信息产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为一些行业中的某些产业提供充足的了解资料和前期准备资料，一套完备的科技档案中包含的信息资源，甚至能够为某些产品直接投入生产提供重要的借鉴资料，并且对于某些技术的发展和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科学技术人员本就缺乏的现状，这些资料档案的有效利用可以为从事科研工作的技术人员提供很多有效的参考，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避免不必要的失误。科技档案作为一种信息资源，是国家的科技水平的体现，也是科技成果的一个侧面表现，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储备资源的同时，还是国家和企业包括某些行业领域的宝贵资源，也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在当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之下，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通过科学技术的支持，将这些传统的信息档案通过现代化的方式加以利用，使它们重新具有价值，不再是冷冰冰的数据和文字，而且还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鉴于它的有效之处，本文就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进行阐述。

二、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科技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和问题

1.知识经济时代之下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以及自古以来人类所创造和学习的各种知识的流传和保存，依托现代化的科技管理手段和科学技术支持，可以将这些重要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保存和利用，使之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面对很多的问题，虽然从整体上来看，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保存开发和利用是蓬勃发展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2.我国目前对于这些信息档案资源的保存和收藏大都存放在一些相关的机构当中或者某些博物馆、档案馆等。但是很多存放在档案室的资源，在通过科技手段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和分类，进行了收集分析和整理之后，仍旧是作为保存物品置放在机构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尤其作为不同的保管机构，也分别属于不同的管理体制之下，互相之间对于一些馆藏类的信息资源交流并不是很频繁。由于一些规章制度方面的规定，很多信息资源都只是在一个机构内部进行一些传播和交流，也只是提供给一小部分人使用。这种封闭性不利于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利用，是一种资源浪费。3.我国的国土范围广阔，东部地区和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这就导致了在同等级别的信息资源收藏单位，对于档案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水平也有差异。同时，不同的地区对于信息的交互程度，档案资源的占有数量，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的程度，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多方面的不平衡性对于信息档案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带来很大的阻碍，很容易导致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出持续性低，不协调的局面。4.知识经济时代之下对知识的渴求非常紧迫，同时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并没有达到非常完美的程度，科技档案的技术也有所欠缺，因此，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很难达到完美的程度。同时，要想对大量的信息资源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手段进行开发管理和有效利用，其中所投入的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也并非目前可以完全负担的。更何况，对于很多经济落后的地区来说，这种技术才刚刚起步，因此目前我国对于科技档案信息管理仍旧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5.随着科技的发展，运用科技手段获取经济效益已经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但是对于重要资源的利用方面，仍旧需要相关的技术人员，高素质的技术人员需要对科技档案有充分熟练的了解和应用能力，同时对于信息资源的把握和开发利用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掌握程度。但是我国的教育行业中，对这方面的培养仍旧欠缺，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仍旧属于匮乏的群体。再加上对于电子信息，计算机网络，互联网物联网等科技发展带动起来的新型产业来说，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已经出台的一些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并不完善，这就导致在对一些信息资源档案进行开发和分析利用的过程中，难免有些不法分子为获得私利而将一些重要资源进行毁坏甚至修改转卖。缺乏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对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又没有完备的法律规范进行保障，市场经济之下的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依旧面对很多问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就这些情况而言，要想更好的利用好科技档案信息资源，采取一些合理有效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三、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科技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措施

1.加强思想方面的重视程度，加大宣传的力度，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更高程度更加专业化的学习和培训，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应该具有多方面的能力知识储备。尤其对于高速发展的电子计算机要有熟练的掌握和运用，能够及时有效的对科技档案电子资源进行查阅和搜索。同时，在整个社会各个领域都要加强宣传的力度，信息资源不是个人的而是全社会的，信息时代之下的信息产业要想得到社会化发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大众的支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科学的引导和科学的方法，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使信息档案在一个好的环境下获得更好的发展。2.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离不开保存这些资料的馆藏机构，因此，要最大限度的将馆藏机构进行合理的安排，将数量庞大的资源、内容丰富种类多样的信息材料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划，优化馆藏结构，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学术探讨，提高利用率，同时也扩大了影响力。这样可以使原本只收藏在馆藏机构的一些材料信息可以切实的走出去，更好的应用在显示生活之中，这是科技时代信息时代进步性的表现。3.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确保这些信息资源可以被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深入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建立起切实有效可行的规章制度，完备相关的法律部门和监管部门，对资金的投入使用进行严格的规范和审查，增大透明化程度，同时运用互联网对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建立起一个高效智能的自动化现代化网络资源服务利用系统，提高效率，保证质量。更好的实现对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整理和利用。4.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明确知识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只有牢牢把握住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要素，才能更好的实现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才能使利用的效果达到最大化，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四、结语

科技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发展，工业农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对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需求量日益增长，同时，知识经济时代之下，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需要加大重视程度。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只是某一个部门某一个产业的事情，而应该在一个系统的有合理规划的整体环境下进行，同时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建立新型的科技档案信息资源利用机制，加快开发利用这些信息资源的步伐。更好的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任东明,李雪铭.论知识经济时代资源科学的发展.资源科学.2015年21期．

[2]查炜.论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东岳论丛.2011年22期．

第9篇：现代科学起源范文

  关于优秀《物种起源》读后感范文

  今日，我读了《物种起源》，这本书是达尔文写的。是达尔文论述生物进化的重要着作。《物种起源》大概是19世纪最具争议的作品，达尔文用其仔细的观察及丰富的想象力，在这本书中详细描述了生物物种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繁多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物种起源》就象是一棵树不断能长出新的枝条，在生物的演变过程中，新的物种分枝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但毕竟整本书也就是在探讨物种的问题，这是假设有了生命以后的事情。

  在这本书中达尔文的观点是遗传变异过度繁殖生存斗争适者生存，这点我十分同意他的想法。生物有进化，物种也有变化，本不是达尔文首先发现的；进化学说，也不是达尔文创立的，在他以前已有着漫长的历史。可是达尔文加上他观察所得的新材料，总结和发展了进化学说，提高了它的科学性，彻底击毁了科学思想界中的宗教统治，建立了生物学的真正基础。在解释万物及生命起源的时候，所有的理论都是要靠信心来理解的，也既是说，都是信仰。要理解不相信上帝的信仰，应当是需要更大的信心，需要克服更大的障碍，因为这些信仰里实在是包含了太多的未知因素。

  我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很适合我们中小学生阅读，我们还应当学习达尔文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关于优秀《物种起源》读后感范文

  我看的这本书，是讲了达尔文的一些故事和一些物种进化和万物怎样来的的事。

  很久以前的时候人们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万物，直到一个天才的诞生，他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确定了世间的万物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在一开始，地球是上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微生物，每个微生物各变化成一个物种，还有一些是原先的一个物种变异（进化）成一个新物种，那么变异是怎样产生的呢？那得说到生物的一种神奇的功能“遗传”，达尔文说：“生物的变异并不是一生下来立刻就能变成那个样貌，而是经过遗传，把变异的样貌一代一代地累积下来，变成最终的样貌。”

  你在看到的各种马，可能就是一种马进化出来的，还有，最早的长颈鹿脖子并不是那么长，而是长颈鹿想吃树上的叶子给一点一点给拉长的。

  看完这本书，我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

  关于优秀《物种起源》读后感范文

  我一向对神奇的大自然充满着浓厚的兴趣，达尔文著作的《物种起源》正好满足了我对大自然的求知欲。

  达尔文用其仔细的观察及丰富的想象力，在书中描述了生物物种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繁多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就象是一棵树不断能长出新的枝条，在生物的演变过程中，新的物种分枝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但毕竟整本书也就是在探讨物种的问题，这是假设有了生命以后的事情，达尔文把此书命名《物种起源》而不是《生命起源》是有其道理的。但不幸的是，有许多的人有意或者无意地把它当作生命起源的权威，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

  进化论这个观点正是出自《物种起源》。它的出现有其适时的社会、政治、宗教背景。自十六世纪改教以来，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社会大众对背道的天主教、英国国教等对大众思想的束缚产生了抗争，带进了人类思想的自我解放，科学研究的风气渐渐成型;同时，唯物论渐渐地成为人们认识自然的基础。所以，进化论成了一个时代的综合产物。如果仔细地读《物种起源》，我们就会大吃一惊：原先我们过去所“听”来的，大部分可是是“道听途说”而已;我们对“进化论”所认识的，多是后人“强加”给达尔文的。甚至将达尔文“自然选择”、“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温和陈述都延伸到“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个民族消灭另一个民族的社会“进化论”。

  达尔文所倡导的是所谓的"创造进化论"，这也是为部分所理解的理论。其实，达尔文所观察到生物物种的出现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最终有了人这样的一个次序，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早于他三千多年前写成的创世记在描述上帝创造生物物种的时候，就已经列出了同样的次序。

  科学是神秘的，也是美丽的。它既是反映现实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又是改造世界、造福自身的伟大力量。从我们学习的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力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蒸汽机的发明，到我们熟悉的因特网技术、基因工程，这些科学理论的诞生与应用都促进了社会的礼貌与提高，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甚至精神世界。

  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更加了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仅是说大自然，我们人类的生活亦是如此。达尔文的著作不仅仅使生物学和人类学发生了革命，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在世界的位置的看法。经过多年的探究、搜索事实，思考问题，再加上耐心的记录、总结，从而写成科学巨著。从这部书中，我不仅仅看到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大自然的奥秘，更看到了令我敬佩的科学精神，那是达尔文身上的遇到难题不放弃、永不放弃的坚持，对科研的执着，以及严谨、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都源于他对科学的热爱。

  读罢这篇文章，我对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我更要学习达尔文的科学精神与品格。马克思说：“在攀登科学的山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仅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岩壁攀登的人，才有期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是的，探索科学是一件艰苦的事业，但发现与探索科学的过程又是充满无穷乐趣的。而这乐趣又吸引科学家们不断探索，不断提高。人们发现科学，在科学世界里探索，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征服自然，更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从而让人们更好的生活，让社会更和谐。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仅阐释了生物的进化原理，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