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区别范文

[论文摘要]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体系是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积累和创造，对少数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发挥过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源泉。只有不断壮大少数民族医药学的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少数民族医药科研创新及产业化，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才能不断创新、突破、发展。

一、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定义和地位

1．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定义

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医药经验(或医学)。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中医药”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通常所称的民族医药则是专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包括藏、蒙、维吾尔、傣、壮、苗、瑶、彝、侗、土家、回回、朝鲜族医药等等。这些以不同民族名称命名的传统医药学知识，或自成体系，或以专科特长而闻名，在现代西医学传人之前，为各民族应对地方性疾病和常见创伤等，发挥过重要的医疗保健作用。

“民族医”的概念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民族医学”、“民族医药”则于20世纪80年代普遍见于专业的或政府的各种文件资料中。

事实上，民族医药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概念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犹如民族工业、民族企业、民族经济的用词一样。这里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本国的、本土的、非外来的意义。狭义的概念专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本文所述的民族医药为后者。我们不赞成以“中医学”的概念总括56个民族的传统医学。就现代民族医药的概念而言，它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积累和医学创造的集合，显然不能包括在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中医学范畴之内。民族医药并非是中医药中的一个分支、一种附属品，而是与中医药处于并行平等的地位。

因此，从学科角度而言，中医学与少数民族医学应当是姊妹学科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民族医药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民族医药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列在中医之下，这就造成中医药对民族医药的长兄代父现象。

2．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地位

2003年l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附则”中申明：“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我们认为这一规定应当有如下含义：

第一，民族医药享受与中医药同等的待遇。民族医药在理论体系、历史传统和诊疗方法等方面不同于中医药，但是民族医药和中医药同属于中华医药的组成部分。

第二，民族医药学有它独立的医学地位。民族医药并不从属于中医中药，在民族医药条例尚未制定或不另行制定的情况下，民族医药的管理是参照中医药管理条例执行的。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以汉族医药为主的中医药显然不能包括少数民族传统医药。

二、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独特性

尽管民族医学在概念上已体现了与中医学的明显区别，国家在政策上也赋予其与中医学平行的地位，但现实中，由于少数民族医学发展比较滞后，缺乏统一、平衡发展的大格局，以至于不少人仍把其归于中医学的范畴。要发展民族医药，首先必须把政策落到实处，跳出思想的局限，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至于为何要把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从现在的中医学范畴中提取出来独立发展，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和中医学的重大区别所决定的。

1．文化背景不同

中医是在中国古代汉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主流是儒、道两家。中医把“调节平衡”、“扶正祛邪”作为保持健康和治疗疾病的主要原则，正是儒家“中庸之道”及道家“万物负阴抱阳以为和”思想的体现。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的文化土壤则不同于中医学，它是5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集合，因此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汉民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史和独特的地域生存环境，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必然具有各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根据其文化源流或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学科可分为若干类系：(1)受佛教文化影响，特别是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结合青藏高原的疾病防治经验和药物资源，逐渐发展形成了藏医学、蒙医学。而傣医学则具有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文化的背景。(2)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特别是受阿维森纳《医典》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的医学实践而发展出了维吾尔医药、回回医药、哈萨克医药等。(3)受朝鲜古典医学影响，并融合中朝古代医学特点，发展出朝鲜族医药。(4)受汉文化影响，但又具有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从南方地区医疗实践中发展出苗、壮、瑶、彝、侗、土家、黎等医药知识体系。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所植根的文化背景而言，其与中医药并非源和流、主干和分支的关系，而是一个不同于中医药的多元的、复杂的、独立的文化体系。

2．理论体系不同

文化背景、哲学理念的不同，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大差异。中医学以天人相应和阴阳学说为哲理观，以脏腑、气血、经络为生理观，以四气五味为药理观，以四诊八纲为诊疗观，从而构成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它的理论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以“天人相应”为一般规律的整体衡动观；(2)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构架的功能生理学；(3)以阴阳为基础的矛盾平衡说；(4)以四诊、八纲为内容的诊断学；(5)以天然药物和方剂为主的治疗学。

相对于中医学，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理论体系方面充分体现了它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它是以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当地的自然药物为资源，采用适合本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的行医方式，以本民族为服务对象而发展起来的。例如，藏医学的理论体系是以隆、赤巴、培根三因素学说为核心，以五源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七物质、三秽物及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蒙医学理论体系是吸收了藏医学理论和印度医学以阴阳五源说为基础的赫依、西拉、巴干达的三根理论及七素理论，以及汉医知识，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民间疗法，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并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体系；维吾尔医学以火、气、水、土四大物质和气质论为其理论基础，是以维吾尔族人民自身的医学经验并吸收了阿拉伯医学、中医学等理论形成的民族医学；傣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四塔”(风、火、水、土)和“五蕴”(色、识、受、想、行)学说；壮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阴阳为本、天地人散气同步、脏腑、骨肉、气血三道(气道、谷道、水道)、两路(龙路、水路)和巧坞主神理论；苗医学的理论是纲、经、诊、疾，即两纲(冷病、热病)、五经(冷经、热经、半边经、慢经、快经)、三十六诊、七十二疾。

3．医疗技法和用药特色

人们往往以神秘、猎奇的眼光探测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其实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无外乎也是各族人民在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积淀的。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对某些疑难病症有着突出的疗效。例如，藏医学至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医治的病种大多是青藏高原的常见病、多发病，用的药物也多是青藏高原所产的植物、动物等。由于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域、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他们对疾病的治疗各有所长。如藏医药对高原病、脑血管病、风湿病，蒙医药对骨折、脑震荡、再生障碍性贫血，维医药对哮喘、白癜风，瑶医药对肿瘤、红斑狼疮都有很好的疗效。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在医疗技法上也独具特色，如藏医学的尿诊、灌肠疗法、艾灸疗法，蒙医学的拔罐穿刺法、外伤和正骨疗法、震脑术，壮医学的目诊、耳诊、药线点灸疗法、药物竹罐疗法等等。另外，各民族医学在诊疗的同时，多注重药物疗法和精神疗法的协同作用，在给予病人药物治疗的同时，采用诸如冥想、催眠、巫祝、引导意向等心理治疗方法来达到更好的治疗疾病的目的。

三、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必要性

1．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现代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医疗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但长期以来，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各少数民族的医疗卫生状况始终不及发达地区，甚至差距越来越大。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于2005年2～11月，先后4次组织研究人员分赴各地进行民族医学的相关调研，调查覆盖了江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医药卫生状况及少数民族群众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缺医少药、医疗设施简陋、医学人才队伍规模过小等问题，严重阻碍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看病难、治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大多位于偏远山区和其他环境恶劣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真正摆脱了缺医少药困境的人群所占比重较小。至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滞后、教育水平低、缺医少药等仍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少数民族就医难的主要原因有：医疗设施不健全；边远贫困山区缺乏高级专业人才；受经济条件限制，负担不起药费及治疗费。

(2)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据美国商务部(USDepartmentofCommerce)报告，占全世界22％人口的中国，医疗资源却仅占全球总数的约2％，或者说，每千人大概只有2．4张病床。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处于劣势地位。我们知道，中国医疗资源缺乏是不争的事实，但更为严重的是，医疗资源分配和分布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中国的贫困地区，特别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现象更为严重。

(3)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医药的信赖和偏爱。一方面，现代医药服务可望而不可即，即便能够享受得到，往往也是代价高昂而效果未必尽如人意，从而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现代医学的认同感；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受民族文化、习俗影响较大，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医药用药简单、看病便宜、对地区多发病和常见病有着较好的疗效等事实耳闻目睹，因此倚重民族医药、偏爱民族传统医药也就顺乎情理了。

2．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1)民族医药在近代丢失太多，继承不足，适应现代社会的科研起步较迟、起点低。(2)民族医药制药企业起步晚，人才、技术落后，品种单一，其研发、生产、销售能力在日益白热化的市场竞争面前显得十分薄弱。(3)民族医药原料质量不够稳定，成药产品质量控制不完善。(4)国外众多的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完善的专利申请策略，已开始仿制与精加工我国的民族传统成药，并进一步研发新药，从而对我国民族医药构成了威胁。(5)民族医药一直局限在各自民族聚居的小范围内使用和传播，有的用药经验仅以口耳相传，其发展和推广受到制约。目前，兼通现代医药、民族医药和语言文字的人才奇缺，各民族医药术语的规范译释工作进展缓慢。大多数民族特色药物的有效物质基础、作用机理及理论、应用、技术方法的创新尚处于空白，现代药品管理的各种规范很不完善，这些都与国际标准和市场要求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健康发展是十分紧迫的现实要求。

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基本对策

1．高等教育要为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培养高级人才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相继成立了一些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院校，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能够适应21世纪发展的教育模式。

目前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教师多数为本科毕业生，缺乏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学校与附属医院之间未形成人事管理一体化的机制，教师脱离临床，除老教授外，多数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缺乏临床锻炼的机会和临床实践的经验，医、教分家现象突出；缺乏专门用于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教师培训的教材；学生动手操作机会少，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基本没有实验课程；重专业教材而忽视其他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等内容的学习，导致学生知识面窄，学术思维局限，适应社会能力不强。此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还缺乏相应的行业协会，缺乏从业标准和业务规范；缺乏相关的职业考试制度；缺乏专业的继续教育项目，社会认同程度不够。这样老套的教育模式不可能造就出大批高水平、复合型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人才。从某种程度上说，现行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已成为制约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的瓶颈，直接影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的未来。

21世纪是比拼高科技人才的时代，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能否迎头赶上，根本取决于高科技人才的补给，其中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新型、成熟、适应中国国情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迫在眉睫。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借鉴国外高等教育模式中的优点，开发国内传统医学教育的合理成分，构建适合2l世纪长久发展、合理完善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2)总结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深刻把握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3)结合民族文化特点，构建系统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高等教育模式。

2．另辟蹊径，不能走“中医西化”导致资源枯竭的科研之路

由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基础研究工作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投入不足，造成科研人员少、整体素质不高，对民族医药体系所包含的丰富科学内涵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撑。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自古以来在个体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自由发展，各立学说，没有形成统一系统的理论体系。即使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逻辑性、科学性不强，难以适应当今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理论体系的不完善，不能科学地指导实践，使得民族医药创新后劲不足。

要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必须在保持其个性化的辨证论治、求衡性的防治原则、人性化的治疗方案、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等特色的同时，加强专业研发工作。加强专业研发工作的前提是使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保持特色、发挥优势。保持特色，即坚信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学性，坚持用其特有的理论和技术从事医疗和科研；发挥优势，即发扬其疗效好、副作用小、费用低等特点，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及现代医学难以克服的疑难杂症等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

不同民族的医药学发展是不平衡的，其积累和遗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继承和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研问题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医药问题，而应当结合特定的民族文化视角，综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进行考查。既要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医疗技法的搜集整理，拯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医药文化，又要重视医药的实际开发研制。民族医药科研的关键是“创新”，尽快开展寻找和使用珍稀濒危药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工作，这将有利于缓解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资源匮乏乃至枯竭的不利态势，加快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应不断开发民族医药的新药产品，使民族医药的品种更多，档次更高。另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研应形成一个整体发展的格局，各科研机构既有合作又有明确的分工，以避免研究的重复性。

3．应用及产业化

以往的少数民族传统药品生产环节较薄弱，其产业处于自产自销、自制自用的自然经济状态，基本没有现代化生产过程。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认识的不断深入、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疗效的不断肯定、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需求量的不断加大，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壮大。自1995年以来，研制开发的新藏药就有80多种，其中12个品种被列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蒙药现已开发利用120多种，年产1．5万公斤，产值达575万元。目前开发利用的维药达140多种，自1993年以来，有17种维药通过新药评审，深得各界群众的赞誉。西藏、青海、贵州、四川、甘肃、内蒙等地陆续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现代化民族药生产企业，完全改变了小手工业作坊式的生产模式，生产能力和药品质量大幅度提高。据有关资料显示，至1998年，贵州省有民族药品生产企业70多家，产值达到7．8亿，占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西藏自治区至1999年，民族药品生产企业已达22家，产值3亿，现已有70％以上的县建立了藏药厂或藏药制剂室，藏药占全区医疗用药的比例为70％以上。

然而，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工业仍处于一种散、小、乱的局面，存在着参差不齐、挖潜力度不够、地区差别大、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将影响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总体而言，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产业所产药品品种少、档次不高、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欠缺。

第2篇：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区别范文

【关键词】　萨满 巫医术 哲里木 蒙古族传统医学

【Abstract】 before Tibetan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into Mongolian district with Tibetan Buddhism， the medical practice of Shaman witch doctor coexisted with folk experiential medicine. Thus， we can say that ancient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mposed of folk medicine and the original religious medicine.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Shaman medicine on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ncentrated manifested in tradi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techniques. In the long-term medical practice， Shaman witch doctor accumulated some effective medical methods and experienc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content of folk medicine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Key words】 Shaman witch doctor Jirom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蒙古族传统医学（蒙医药）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药学。它是蒙古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它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为蒙古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防病治病、维护健康的使命。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本土的萨满教以及后来传入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客观地评价萨满教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传统医学与原生性宗教的关系，探讨萨满巫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及医药文化的影响。

1 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及萨满

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分布地域广阔，曾为诸多民族世代信仰。中国地处萨满教分布的核心区域，由众多民族组成，信奉萨满教的民族很多。历史上，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如肃慎、挹娄、靺鞨、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高车、突厥等都先后信仰萨满教。近代，我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仍多信仰萨满教。作为蒙古族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蒙古民族发展史上，它是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形态，在蒙古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教地位。特别是蒙古帝国时期，萨满教被确定为“国教”。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萨满教逐渐从“国教”的宝座上跌落到民间，特别是16世纪中叶，以俺达汗为首的西南蒙古各部宣布喇嘛教为“国教”，并在1640年颁布的《卫拉特法典》中认定萨满教为非法，对萨满予以清剿。于是，蒙古萨满教在土默特、察哈尔、喀尔喀等众多的西南蒙古各部很快消亡。萨满教由喇嘛教取而代之。只是在内蒙古的东部几盟，如呼伦贝尔盟的达斡尔蒙古人中，特别是哲里木科尔沁草原，蒙古博(萨满)得以残留。蒙古族萨满教从原始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命运几经沉浮而能够残存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驱邪治病直接有关。

“萨满”这种称呼，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称呼跳神巫师的音译，意为兴奋、不安和狂悖的人。长期以来流行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中，是对这一流行地域广泛的原始信仰或原始宗教的统称。可是不同的民族对萨满的称谓也各不相同。在蒙古语中，男萨满被称为“boge”，在《蒙古秘史》中boge的汉字音译是“孛额”，在不同的地方也作“勃额”、“博”等。女萨满则叫做“itugan”(etügen)译作“渥特根”也作“渥都干”、“亦都罕”等。“渥特根”在巫医活动中多为妇女及婴幼儿医病，所以有时也把擅长治疗妇幼疾病的民间治疗者也称为渥特根。博是蒙古族对萨满巫师的统称。哲里木地区依据博在信仰上的差异，行巫方式、分工及职能、性别等不同，分为“白博”、“黑博”、“查干鄂勒”、“莱钦”、“世袭博”与“非世袭博”等。

2 民间医疗与巫师的医疗实践

巫术医疗、民间医疗以及传统医学，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始终植根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土壤、民风民俗之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走过了现代医学诞生前的历史岁月，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古代医学形成之初，医疗艺术浸染着巫术的气味并且控制在巫医的手中[1]。人类活动的复杂性，构成了巫术、科学、医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不确定性。很难确凿无疑地给出“医巫同源”、“医源于巫”的结论，也难以将医学的发展规律简单地概括为从低级的经验医学逐步向高级的理论医学的发展。因而，医学与宗教，特别是传统医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史上论争不断的研究领域。但可以确认原生性宗教与民间经验医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古今中外各类宗教的共同点就是祛病除灾这一重要职能，以祛病除灾作为传播宗教的主要手段之一。消灾祛病，成为人们与宗教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系纽带。宗教与医学的目的在防范邪恶灾祸方面是相似。人类自身的疾病、死亡、梦等生理现象是医学和宗教共同的思考对象，由此产生的原始观念既是医学，也是宗教诞生的基础[2]。关于古代医学与巫医术的关系，医学起源于巫术和宗教活动，原始社会的舞蹈形式通常是其复杂仪式的一部分，超自然力量就产生于其中。如果医学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有意识的尝试，那么医学就和人类自我意识本身的发展历史一样久远。各民族之医，多出于巫，吾族亦如此[3，4]。此外，在英语中，Medicine一词既是医学、医术、药物，又指北美印第安人所信的巫术、魔法。巫医在英语中为Medicineman。这说明中西医在发展史上，都与巫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萨满教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一种原生性宗教，也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地方性知识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萨满教虽然历经变迁，但其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却不同程度被保持着，至今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信仰群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萨满祛邪治病是其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蒙古族萨满教从远古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能够延续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直接相关。长期以来，萨满的医治实践以及人们有病求助于萨满的行为都被看成是愚昧、荒诞甚至是反科学的代名词。萨满的医疗观念是建立在其特有的灵魂观上，这种相信万物有灵的思维特征是与现代的科学思维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是违背现代科学精神的。但现代医疗技术极为发达的今天，有些民族的萨满仍然在本民族地区存在，承担着为人祛疾治病的职责。

萨满的医疗实践是民间医疗，或称民俗医疗的组成部分。所谓民俗医疗是指不同民族的保健习俗以及应对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平民大众所使用的，经验的、不成文的、在当地民间所孕育出来的医疗观念和行为。是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完整的信仰与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治疗、预防等内容。所以，应从心理治疗和民俗治疗等方面考察萨满治疗的作用机理[5]。实际上，巫医治病，除使用特殊的心理疗术外，又运用一些朴素的医药知识和一些简单的疗术。蒙古萨满的祛病巫术与民间医术有着不解之缘。

蒙古族传统医学经过不同的发展时期，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又保持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学术争鸣和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又为突出。该学派较多地保留了萨满教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病因观，相信自然疗法，理论上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治疗上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在16世纪中叶藏医学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民间经验医学与萨满巫医的医疗实践共存。古代蒙医学是在民间医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蒙古族古代医学是由以萨满医术为代表的原生性宗教医疗与民间经验医疗共同组成，萨满医术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3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传统疗术上。哲里木蒙医的传统疗术主要有蒙古灸、放血、针刺、外伤科、整骨术、正脑术、按摩、热熏、热敷、瑟必素疗法、酸马奶疗法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内容。这些疗法主要是从体外施治，以调整和恢复失调的机体功能的平衡关系，改善血液循环和精华与糟粕的吸收、分解及排泄等正常生理活动，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3.1萨满是原始医术最合适的传承者。

萨满大多反应敏锐，接受能力好，逻辑性强，预见准确。容易接受和掌握利用原始蒙医药知识。“萨满医疗”可分为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萨满以变化的意识状态接触动、植物及整个大自然与之交流。他们了解有关植物的专业知识和使用不同药物的知识，所以也可以对患者进行药物或其他物品(如火)治疗[6]。

3.2萨满信仰与古代蒙古医药知识有渊源。

在医巫不分家的古代社会，萨满文化促成了早期蒙医药的发展。古代蒙古人以萨满教的教理作为遵循的精神力量和衡量事物、认识客观世界的依据。古代蒙医学的萌芽在萨满手中，吸纳了原始萨满教的原始自然观，原始萨满教促进了古代蒙古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萨满教关于火的朴素认识，以及民间流传的由火的温热刺激使身体某一部位病痛得到缓解或治愈等，促进了传统蒙医热薰、热熨、火炙等热性外治疗的发展。

3.3灸焫疗法的使用与传播

灸焫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在萨满的驱魔术中，普遍应用火的神圣力量。哲里木蒙古族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尚火的习俗和观念，在人出生、取名、结婚、生育乃至死亡这些重要的生活事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蒙古族传统疗术中的灸焫疗法就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人们选择火疗，正是源于对火的威力的崇拜。认为火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能战胜一切生物，对引起疾病的鬼神，可以用火的神力来祛除疾病。灸法在哲里木蒙古族民间作为重要的医疗手段而传承，尽管原始火疗带有巫术的性质，但却具有祛除寒邪、温暖阳气、消毒避秽、灭菌等实际效能，因而得以传承，成为现今蒙医疗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4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的使用

放血疗法就是将一定部位的浅部静脉刺破进行放血，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蒙医“哈那忽”(放血)疗法就是适当放出恶血及病血来治疗疾病，是蒙医的一种比较古老，且沿用至今的医疗方法。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随水草而转移，决定了医疗手段必须简便速效。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适于峻急攻下。经过多次放出恶血，病痛得以缓解(鬼邪遁去)的体验后，放血疗法渐渐成为哲里木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特有的治疗手段。针刺疗法就是用金针或银针刺入人体的特定穴位给以刺激；或通过加温或冷却针体传导温热或冰冷，以增强刺激；或用特制的器械，穿破皮肤，排除淤滞于局部的病气、黄水及脓液等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外治法[7]。

哲里木博中也有很多会针灸的博。博认为，人的身体只是灵魂的栖息处而已，人熟睡后灵魂会随着气息从鼻孔出入，并认为人做梦是因为灵魂暂时离开身体到别处游荡所致。在此期间鬼怪会附在孩童身上，使孩子晕倒发病。用银针扎灵魂栖息的身体驱赶附体的鬼怪，游荡的灵魂就会回到身体里[8]。史料记载，哲里木库伦旗的塔斯博，经常同时用火针与银针进行治疗。

3.5蒙古族传统整骨术、“安代”疗法与哲里木博的医疗实践

在蒙古族传统医学中，整骨术是一项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征的医疗技术。这一特殊的医疗技术最初就是从萨满医术中分化出来的。整骨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度曾被萨满所掌握。在蒙古族萨满巫医中把从事接骨、整骨的萨满，被称为“牙思巴里雅其博”(yasu bariyaci boge)或“黑狗大夫”。治病时使用具有神秘色彩的咒语和祷辞加上世代相袭的整骨技术。他们技术精湛，具有神奇的疗效，是当今蒙古族传疗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宝贵的民族医学遗产。至今这一古老的传统医术脱胎于萨满教的痕迹依稀可辨。

哲里木博中，还有专门医治年轻已婚妇女、未婚女子所得的身体上的不适症和精神的疾患的“安代”疗法的博。能够主持“安代”治疗仪式的博，被称为“安代博”(andai boge)。“安代”疗法是民间集心理治疗、躯体治疗、运动治疗、音乐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治疗方式。但“安代博”对病因的解释始终未能完全摆脱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哲里木地区，通晓催生术、保胎术和妇婴保健，并从事接生、产婆职业的，被称作“德木其博”(demu qi boge)。蒙古族女萨满“渥特根”(etügen)大多承担着这一职责。

此外，萨满教的自然观、病因观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蒙古族的医药文化扎根于自身社会的、民族的土壤，与本民族的思想观念有着天然联系。萨满教作为从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原生性宗教，其宇宙观与自然观，必然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产生影响。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具有朴素的自然观和整体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观、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整体观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个体差异，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辨证施治。健康意味着身体、精神、情绪的和谐与平衡，而不单是没有病。在治疗疾病时，重视病因的查找。对于萨满治病而言，查找病因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首先要祛除的是病因，而不是只缓解症状。认为治本比治标更重要。

就蒙医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原始萨满教对蒙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原始萨满医术的不少内容是古代蒙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萨满巫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的医疗方法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间经验医疗的内容。萨满的除疾治病，不仅对维系氏族的生存与繁衍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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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区别范文

远程医学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提出。50年代末,医学发展趋于专门化和技术化,卫生资源相对集中在城市,影响了卫生服务潜力的充分发挥。为寻找解决办法,美国学者(如Bird,1971;Bushshur,1975等)对利用电信技术联系身处异地的医护人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Telemedicine”(远程医学)的概念,最初的定义是指医学保健专业人员利用电信技术,进行通讯交流,以提高医学保健服务的普及性。

1.1早期的远程医学活动(第一代远程医学)早期的远程医学活动中,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充当了重要角色。60年代初,人类开始了太空飞行,为调查失重状态下宇航员的健康及生理指标,NASA提供技术和资金在亚利桑那州建立远程医学试验台,为太空中的宇航员以及亚利桑那州Papago印第安人居住区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其通信手段为卫星和微波技术,传递信息已包括心电图和X光片。1964年,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提供48万美元支持Nebraska心理研究所和112英里外一家州立精神病医院之间通过双向闭路微波电视进行远程心理咨询。1967年麻省总医院与波士顿Logan国际机场医学中心通过双向视听系统为机场的工作人员及乘客提供医疗服务。阿拉斯加州远离美国本土,地广人稀,许多地区没有医生,为提高州内医疗服务水平,1972年~1975年该州利用空中AST-1卫星,使州内其他地区通过卫星地面接收装置,直接获得州立医院的医疗服务。参与了这项工作的斯坦福大学通讯研究所,认为卫星系统可为处于任何地域的人群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其他早期远程医学活动还有1974年NASA与休斯顿SCI系统的视频远程会诊试验等。早期远程医学活动并非美国独有,1977年加拿大太空计划包括通过Newfoundland纪念大学实施远程教育和医疗、1984年澳大利亚实施过“西北远程医学计划”等。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远程医学活动被美国视为“第一代”远程医学,这时期远程医学的进步是缓慢而又有限的。从主观上讲,远程医学没有得到政府及社会的充分认识和支持,没有及时地推广;客观上讲,当时信息高速公路正处于新生阶段,信息传送量极为有限,远程医学受到了通信条件的制约。

1.2现代远程医学活动(第二代远程医学)至80年代后期,随着现代通信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大批有价值的项目相继启动,它们代表了第二代远程医学,其声势和影响远远超过了第一代。从Medline中所收录的文献数量看,1988年~1997年10年间远程医学方面的文献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在远程医学系统的实施过程中,美国和西欧国家发展速度最快,联系方式多通过卫星和综合业务数据网(ISDN),它们在远程咨询、远程会诊、医学图像的远距离传输、远程会议和军事医学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1.2.1现代远程医学在美国1988年美国提出远程医学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分布式系统的新概念。即从广义讲,远程医学包括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双向视听通信、计算机以及遥控技术,向远方病人传送医学服务或医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美国学者还对远程医学与远程医学系统的概念作了区分,一个远程医学系统是指一个整体,它通过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给特定人群提供可理解的医学服务。这一系统包括远程诊断、信息服务、远程教育等多种功能,它以计算机和网络通信为基础,针对医学资料(包括数据、文本、图片和声像资料)的多媒体特性进行远距离视频、音频信息传输、存储、查询比较及显示。

乔治亚州教育医学系统(GSAMS)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远程教育和医学网络。这个网络可进行有线、无线和卫星通信。远程医学网是其中的一部分。乔治亚医学院(MCG)远程医学中心于1991年成立,至1995年全州远程医学系统已包括2个三级医学中心(乔治亚医学院和Emory大学)、9个综合性二级医学中心和41个远端站点,州内乡村医院、诊所和大的医学中心联系起来,使病人不必远离家乡,只要通过双向交互式声像通道,就可接受专门治疗。

美国的远程医学虽然起步早,但其司法制度却阻碍了远程医学的全面开展。所谓远程仅限于某一州内,因为美国要求行医必须取得所在州的行医执照,跨州行医涉及到法律问题。德克萨斯州的跨州远程医学活动就曾在美国国内引起争议。而对于军队,这种情况就不存在。另外,美军驻地分散在世界各地,和平时期军人患病常常需要使用直升机后送,运送代价极其昂贵,且很多病例根本没有后送必要。美军认为军队的特殊环境特别适宜开展远程医学,因为军队远离社区,常常需要快速的医学救护,军队内部有严格的组织,且不受州际法律的限制。1991年美军率先在海湾战争中成功地实施了远程医学,由于美军战场伤亡不大,远程医学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1992年美军在美军医科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军事医学会议,会议深入讨论了现代军事医学所面临的问题,特别讨论了远程医学在现代军事医学中的作用。

1993年2月索马里维和行动中,美军对全球范围内远程医学活动进行了尝试,初步确定了前线部队远程医学系统基本组成,即包括空中卫星、一台高分辨力数字相机、一台便携电脑及附加软件、可移动的全球卫星接收装置。整个维和行动中,美军共向后方传送了74份病例、248份医学图像,其中多数资料具有诊断意义,减少了不必要的后送,提高了卫勤保障能力。美军还在波黑等军事行动中成功实施了远程医疗。多所美军医院参与了远程医疗活动,如华特里德(WalterReed)陆军医学中心,从1993年2月到1996年2月3年间,共进行了240例海外远程会诊,范围包括:索马里、克罗地亚、波黑、德国、海地、象牙海岸、埃及、巴拿马、科威特、意大利、肯尼亚、维京岛。为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的目标,1994年美国国防部建立了远程医学试验台(DoDTelemedicineTestbed),启动了多种远程医学项目,其目标是实现数字化技术在医学中应用,将远程医学纳入军队医学服务系统(MHSS),此外根据工作需要,还成立了医学管理技术办公室(MATMO)负责具体实施。

1.2.2远程医学在其他国家在欧洲,欧盟组织了3个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10个大公司、20个病理学实验室和120个终端用户参加的大规模远程医疗系统推广实验,推动了远程医学的普及。澳大利亚、南非、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远程医学活动。1988年12月前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发生强烈地震,在美苏太空生理联合工作组的支持下,美国国家宇航局首次进行了国际间远程医疗,使亚美尼亚的一家医院与美国四家医院联通会诊,不久这套系统在俄罗斯Ufa的一次火车事故再次得到应用。这表明:远程医学能够跨越国际间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经济的界限。

2我国远程医学发展现状

广州远洋航运公司自1986年对远洋货轮船员急症进行电报跨海会诊,有人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远程医学活动。由于无线电电报、电话会诊与书面会诊实际效果类似,且应用范围局限,诊断可信度差,因此这两种方式不在本文远程医学讨论范围中。伴随计算机及通信技术的发展,我国现代意义的远程医学活动于80年代,1988年总医院通过卫星与德国一家医院进行了神经外科远程病例讨论,类似活动国内其他单位可能也有过,但未见报道,也许是认识上的原因,远程医学的概念当时还没有为广大卫生工作者接受。1995年3月,山东姑娘杨晓霞因手臂不明原因地腐烂,来北京求医,会诊医生一筹莫展,通过Internet向国际社会求援,很快200余条信息从世界各地传回北京,病因被确诊为一种噬肌肉的病菌,有效地缩短了病程。同年4月10日,一封紧急求助(SOS)的电子邮件通过Internet从北京大学发往全球,希望挽救一位患有非常严重而又不明病因的年青女大学生的生命。

10日内,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E-mail近1000封,相当多的意见认为是重金属中毒,并为以后临床检验所证实(铊中毒)。这两例远程会诊,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并使更多的中国人从此认识了Internet和远程医疗。我国的远程医学活动起步晚,发展却极为迅速。各单位在建立计算机网络等大量前期工作后,在此基础上相继开展了应用服务,并逐步建立了开放的分布式远程医学系统。截止到1997年底,我国已展开工作的远程会诊中心在10家以上,一些著名的医学院校、医院甚至个别边远小医院已相继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远程医学工作。上海医科大学“远程医学系统”由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交通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联合开发研制,1995年建成使用。该系统依托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范围涉及上海地区,是国内较早实现的远程医学系统。1994年在国家卫生部领导下,国家卫生信息网络(又名金卫工程)由金卫网络工程公司投入建设,该网络可传输数据、语音、图像,计划覆盖全国医院及医疗机构。该网络的建成除为各医学单位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包括病案管理、收费系统、药品管理系统等外,还将为各个医学机构提供一条平坦、宽阔的信息高速公路,可在网上开展远程医学、教学、国际学术交流、信息服务等。金卫工程通过3年多的努力,已取得北京—大连—广州卫生专网开通试验的成功,1997年5月首批连接了国内20多家重点医院。

其主要采用卫星专用通讯网(VSAT)和国家公用数据通讯网(CHINADDN)两种通信信道,通信代价较为昂贵。1995年底总后勤部卫生部提出了军队卫生系统信息化建设“三大工程”,并分别被列为国家“金卫工程”军字1、2、3号,其中军字2号工程即为建设全军医药卫生信息网络和远程医疗会诊。“三大工程”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有力推动了军队卫生工作的现代化进程。1995年底北京国防科工委514医院利用卫星系统与美国开通的跨越太平洋的脊柱外科远程病例讨论;1996年5月总医院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与150医院进行了远程医疗会诊,并于1997年8月正式成立了“远程医学中心”,开展了以电子邮件、可视电话、ISDN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各种形式的远程医学活动;1996年8月成立了“远程医学会诊中心”,经过1年多的努力,现已建成1个中心、4个工作站、30多个会诊终端。他们认为电话线方式是现阶段我国远程医学用户的首选方式,在电话线传输中,首选ISDN。如对方不具备IS-DN条件,则采用走公共电话网模拟信号的可视电话方式。

3远程医学发展展望

3.1通信技术不断改进,出现新的通信手段,使远程医学工作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3.2应用领域不断拓宽,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第4篇：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区别范文

【关键词】藏医药；发展；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7）08-0008-03

Abstract：Tibetan medicine has entered the period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has entered the best period of development， but how to embody the times and maintai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development is indeed a considered problem. Tibetan medicine and Tibetan Buddhism， philosophy， astronomy， phenology， folk customs and other cultural ties， with its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 Therefore， its development should “always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Tibetan cultur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ibetan medicine theory， unique Tibetan medicine processing， regional medicine use， take advanced treatment methods”. We should take its essence andabandon its dregs， maintain the heavy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let the Tibetan medicine can be a practical medicine for modern Tibetan.

Keywords：Tibetan Medicine； Development；Nationality

民族性的基础是文化认同，包括语言、文字、历史等[1]。藏医药的理论体系与藏传佛教、天文、物候、民俗、哲学等文化门类联系紧密[2]。藏医药虽属于医学体系，但透过它的文化内涵和发展过程，它更是藏文化的结晶。因此，当代藏医药的发展必须保持其独特的民族性，民族性认知是藏医药的基础，它引导和预示着藏医药学的未来。

1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沿革

据《玉妥・云丹贡布传》记载，最早在地区流行的医学被称为“本医”，当时还没有出现系统的理论，仅使用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例如放血疗法、涂摩疗法、火疗法等。公元4世纪，来自天竺的著名医学家碧拉孜和碧棋嘎齐开始在地区传播五部医典，对“本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吐蕃王朝时期最杰出的医学家玉妥・云丹贡布（708-835年），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博采多家医学之所长，并结合自身所学，编著了30多部医学论著，初步建立起藏医学的医学体系[3]。相传玉妥・云丹贡布编著了藏医学的主要医典《居悉》（即《四部医典》），标志着藏医的“三因W说”、“人体七大物质”和“三种排泄物”等基本理论体系、治疗体系的形成[4]。

在五世达赖时期，为使藏医药文化得到发展，第司・桑吉嘉措等众多藏医药先辈们在拉萨药王山创建了专职的医学教育机构，名为“药王山医学利众院”[5]，学院主要负责传授藏医药理论和进行医疗临床实践。为支持各寺庙教授医学，地方政权制定了相关的扶持政策，为喇嘛开展医学教学活动创造了条件。在七世达赖的重视和支持下，药王山利众院制定了教学纲要，明确了有关教学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公元191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创办了“医学星算利众院”，明确了以藏医理论、医药制剂、医疗技术、语言文化及天文历算为主要教学内容。创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专门建立了门诊制度，并特意设立“帮仓”，相当于现代的住院部，用于收留救济贫苦病人[6]。公元1925年，确立了藏医药教育与临床医疗的分工，初步形成了藏医药教育与医疗分设的格局。在此期间，藏医药逐步走向规范，获得到了较大发展，但藏医药知识和技术仍主要掌握在喇嘛和极少数藏医学家手中，主要为统治者服务，并未走向普通民众，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现代化对藏医药民族性的挑战

挑战是必然，融合是趋势，如何既融合又保持特色，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藏医学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短短的20年间现代医学急剧发展，大量的新内容和新知识冲击着传统的藏医学，而这一剧增仍呈加速度态势发展[5]。相对于此，藏医学仍在2000多年的理论体系中徘徊。随着交通的迅速发展，与外界的交流增多，诊断清楚、治疗明确的西医学正在渗透和侵蚀着藏医学。面对时代的挑战，藏医学应在吸收新知识的同时保持独特的民族性，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自我。

在藏药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下，作为藏医治疗疾病主要手段的藏药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其理论没有根本性突破，但藏药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物质，对其化学、药理、临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且一部分研究已与现代药学融为一体。可以说，作为藏医治病防病主要工具的藏药已经渐渐融入现代科学和技术之中，藏药现代化已经起步，并正加速发展。藏医如不守住根本、力图发展，藏药现代化发展的结局，有一种可能就是药兴医废。

现代藏医药多数已脱离寺庙，藏医药发展的主体，已经历史地落在藏医院。藏医药发展专业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西化的倾向已经出现，特别是一些藏医院，大量引进西医方法、手段、药物，没有很好地保持藏医药主体发展方向。一些现代藏医，使用藏药少、使用藏医治疗手段少，主要治疗手段、医疗收入来自西药、西医，这种现象对于藏医药的发展存在很多不利。

3当代藏医药的发展必须保持民族性

31藏医药理论必须保持完整性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只有保持藏医药理论的完整性，临床治疗才不会偏离轨道。有自身完整医学理论体系的医学，才能称得上是一门医学，否则只能算是医术。没有系统理论指导的用药，只能是民间单验方、经验用药。

藏医药的发展必须在藏医药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切忌出现藏医西医化和中医化的现象。做好藏医药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是保持藏医药民族性的关键。藏医药文化的历史积淀非常深厚，但是面临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由于历史及传统思维的定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所以加强对藏医药基础性工作研究尤为关键，如藏医药基础理论的规范、藏医药医疗诊断规范、藏药标准化规范、道地药材研究规范等[7]。

32藏药的制作发展必须保持独特性当下要使藏医药走下高原、走向世界，获得进一步的认同和发展，就要在保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规范处方加减的原理和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和方法来分析研究藏药的成分、炼制过程、作用机制及疗效评价，进一步研制、开发以及推广藏药成药，以逐步实现与现代医学的有机衔接。

藏医在药物炮制方面，具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科学的、实用的东西，特别在重金属、矿物药物的使用方面独具特色。比如：奶制寒水石[8]，使用复杂的方法去水银毒，黄金及宝石的加工及成品的检验，沙棘膏[9]、渣驯膏的制作等，都是藏医独特的药材加工方法。

藏医在药物的配伍上，有自己的经验。比如仁青系列药物的配方及珍宝药物中左塔的使用理论及经验[10]、解乌头等毒性的方法[11]等，其用药和思路充满藏族的文化特色，凝聚了藏族发展历史长河中的智慧。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能故步自封，独特的炮制加工方法仍然需要不断发展。比如加工左塔[10]，使用的时间、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合理地运用现代技术分析藏药配伍、炼制过程的物理、化学反应，不H省时省力，还简化了藏药成药的程序，为进一步开发以及推广藏药成药提供了便利的先决条件。

33藏医的发展必须保持民族性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许多疾病只出现在藏区，这就保证了藏医药存在的独特性和必要性[12]。藏医治病的手段很多，仅《四部医典》，就记载了包括药物、器具（如各种灸法，熨法，烙法，针法，放血等等）、独特的自然疗法（如温泉、奶酪等）等各式各样的治病手段。

藏医的发展要保持民族性，就要维护并发展传统的特长、优势，比如在白脉病、培根病、风湿、类风湿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上，应考虑充分利用藏医特色疗法等。随着藏区与外地的交流增加，许多疾病流入藏区，针对新出现的“现代”疾病，藏医的治疗手段也应该随之改变，在传统治疗方式的基础上，研究探索出针对新出现的疾病的现代藏医药治疗手段。同样的疾病，如果藏医治疗和西医治疗疗效接近，应首选藏医的治疗方法。

藏医治疗的工具，在保证使用效果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借用现代技术改进，比如皮肤、关节疾病使用的烙法，可以改为使用电加热；独具特色的藏药蒸，可以使用现代的蒸洗机器，在温度、时间、药物浓度上都便于调节[13]。

4保持民族性的手段

41传承和教育为保持藏医药的民族性，传承和教育是重点，培养藏医学人才是关键。目前，很多综合性民族院校设立了民族医学院，已经建立起以本科教育为重点，包括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培养高层次藏医药人才搭建了良好的教育平台。但在院校教育中，应以藏医药学习为主，西医学习为辅，其他民族医学作为各家学说，并注重在教授过程中融合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的相异性，区分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的相似性，克服培养高层次藏医药人才周期长的困难，培养出更多高学历、高职称的藏医药人才。

藏医药的发展与藏文化和宗教密不可分，在大力开展院校教育的同时，不能忽略寺庙教育传承的重要性。对于寺庙医药学，也应积极鼓励继承和发展，如对德格印经院、八蚌寺等寺庙的佛学书籍和医学书籍都应投入资金进行整理出版，对口耳相传的寺庙教育展开调查和研究，尤其是这种口头医药知识的各种诊疗经验与技术，对于丰富藏医药临床的诊疗方法、丰富藏医药学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规范化行医国家标准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是国家教育的指挥棒，也是藏医药发展的指挥棒，因为在法制国家，即便是少数民族的医生，也要取得执业资格，否则就是违法。国家的藏医执业医师考试，笔者建议能否根据藏医药学专业理论与临床的实际情况，只考藏医药理论、基础、应用基础和临床，而西医部分，只需要考试解剖、生理、检验，不考西医诊断知识，为藏医药的特色保持、提高藏医临床疗效把好关口。另外，根据中医师带徒和有一技之长特殊人员行医管理的经验，可以直接对寺庙教学或以藏医药专家师带徒方式培养的藏医药人员进行单独考试，让他们作为一技之长的医师，取得区域性或限制性的行医执照，以传承藏医技术，造福藏族民众。

42吸取教训藏医药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要吸取某些中医医院发展的教训：挂中医医院之名，行西医之实，中医特色不浓、中医优势不显、中医疗效不彰、中医人员不多，个别中医医院甚至基本“西化”。藏医医院的发展一定不能重复这些中医医院走过的路子，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藏医理论主导、发展藏医技术、使用藏药配伍，以主要治疗手段是藏医、主要特色是藏医、主要优势是藏医、主要药物是藏药为核心，为藏民族留下宝贵的财富。

43保护资源高原地区生长的藏药不能过度开发，使用尽量做到区域性。因为藏药生长与地理、气候、环境有很大关系，而高原藏区的生态和环境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气候、物候、生物多样性有很大影响，如青藏高原的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的难度很大。而高原地区野生的藏药，产量并不大，不适宜现代化、规模化生产，人工种植还没有完全成功的实例，使得自然资源保护已成为严峻的问题。藏药供应地区使用问题并不大，因为人口少、消耗小、破坏程度低，如果全国、全世界都使用某种藏药，其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是惊人的。中医药已经有惨痛的教训，历史的经验必须注意，藏药不能重蹈覆彻。

5小结

发展藏医事业，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维护稳定团结的重要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藏医药本身应该有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下要准确、全面认识藏医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原则的指导下使藏医既有厚重的藏医药民族特色，又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让藏医药真正成为藏族的实用医学，进一步造福各个民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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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区别范文

    时展到今天,包括中医学、蒙医学在内的传统医学,都无可避免地走进了现代科技时代。19世纪中期起的半个世纪是西方医学在中国确立地位的关键时期,[1](P.55)从那时起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经典其权威性尚且受到质疑,包括蒙医学在内的民族医学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单纯的传统理论与经验很难为现代人接受。传统医学在现代的发展史,基本上属于它的衰落史。然而,另一方面,看似无所不能的现代科技以及被现代科技滋养着的现代医学,远远没有给人们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鉴于人类疾病的复杂性和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人们在返璞归真中,重新思考着传统医学、民族医学的价值和作用。医学人类学者亦提出了“多元医疗模式”(medicalpluralism)的概念,分析探讨在同一社会中,多种医疗体系和医疗资源如何共生、共存。本文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进行考察,并以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医疗信仰和实践的多样性为例,分析探讨多元医疗模式的存在带给人们的多样化选择。以期为理解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以及医疗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一、医学人类学视角中的医疗文化

    就医学的性质而言,一方面,现代西方医学将人看成一个生物体,在实验室进行器官、组织、细胞以至分子水平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由于作为医学服务对象的人既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具有生物特征,同时人还具有社会特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文化的创造者。因而,健康和疾病不仅仅是生物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

    医学人类学着重于有关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在20世纪60年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在人类学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生物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疾病和保健问题及其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2](P.2)在医学人类学文献中,根据医疗体系在其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病因观①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现代医学,即现代西医。在其所在国被称为是常规医学、正统医学或主流医学等。在当代,现代西医借助科技力量获得快速发展,在治疗人类的疾病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定为正统医学体系,而当地的民族传统医学则被归入非正统的医学体系。

    第二类:替代医学或称补充医学。这类医学一般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较系统的医学理论,且疗效确切,但因其医学理论和治病机理尚未能用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使得这类医学的治疗者执业的合法性受到一定限制,其药品在许多西方国家不能作为药品销售,只能作为健康补充品在一般食品商店里销售。中医学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民间医学。依照医疗人类学的定义,就是非现代西方的、土着的、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或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一套固定而完整的医疗观念和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病因查找、治疗、预防等内容。[3](P.42)

    上述分类采用的是以现代医学作为常规医学的西方国家的划分标准。在中国,上述分类标准中的替代医学或补充医学被称为传统医学,就是指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中医学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在我国的医疗制度中赋予中医学、蒙医学等传统医学和西医学一样的合法地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政府的选择也是社会文化的选择。可见对医学体系的分类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及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

    医学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传统医学是该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民族利用当地的植物、动物、和其他自然资源对抗疾病的经验总结。不能因为其理论和方法暂时还不能用现代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而轻易予以否定。一般认为,传统医学的历史往往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的缩影,甚至被视为是本民族的象征之一。蒙古族传统医学,简称蒙医药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系统。蒙医药是蒙古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理解蒙医药学等民族医学在维护健康治疗疾病方面的作用,及其所具有的持久而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蒙医药学的形成、发展及特征做简要论述。

    二、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与特征

    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可概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2世纪以前,原始医学阶段,即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古代蒙古族及其祖先,繁衍生息在北方辽阔的蒙古高原,过着逐水草而游牧、狩猎的生活,在同寒冷、潮湿、风雪等自然灾害和各种疾病抗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疗知识和经验,早在12世纪以前,就发明和使用了许多适合当时蒙古社会、经济、文化、气候、地理条件的独特治疗方法。当时,蒙古人多饮用酸马奶、羊肉汤以补养身体;对由寒冷所致的疾病用热敷、热针、艾灸及瑟必素疗法;①对于因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则施以放血、煎服大黄根等医治。自古以来蒙古人因狩猎、游牧等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长期的征战,经常骑射搏击,容易发生跌伤、骨折、脱臼、脑震荡等外伤事故。因而,古代蒙古人积累了丰富的治疗骨伤的经验,创造出许多适合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整骨疗伤的方法。这一时期是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

    第二阶段: 13-16世纪上半叶,古代蒙医药学的形成时期。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明朝初期,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强大,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蒙医药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原始时期产生的整骨术、蒙古灸、刺血疗法、外伤科、饮食疗法以及药物学知识均有了新的发展。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产生了初步的医学理论。至迟到公元13世纪,蒙古族开始孕育自己的医学体系。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随着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更加频繁。蒙医药学不仅吸取了其他民族医药学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内容,而且,蒙医药对其他民族医药学的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阶段: 16-20世纪中叶,近代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6世纪以后的近400年的历史时期,蒙医药学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中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保持原有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学术派别,即: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藏医学派和近代蒙医学派。

    古代蒙医学派:这个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他们有丰富的蒙古传统医疗经验,尤其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经验丰富。当时这个学派的某些疗术带有蒙古传统宗教———萨满教的色彩。这一学派崇尚自然疗法,理论上受蒙古族传统的天人相协思想影响,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因此治疗思想基本是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

    藏医学派:印、藏医学经典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以后,蒙古族中学习印、藏医学,尤其学习《四部医典》并支持其理论的人日益增多,并成为一个学派。此学派基本沿用藏医理论、方法治病。他们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其中的很多人精通《四部医典》,编写了许多医学着作,对藏医理论和医疗经验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忽视古代蒙医学的传统疗术和临床经验。

    近代蒙医学派:大约17世纪末、18世纪中叶,在上述两派争鸣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一学派。他们主张古代蒙医学同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相结合的观点。这个学派既熟悉古代蒙医的传统医疗经验,又精通藏医《四部医典》的理论。在几个学派的长期并存中,近代蒙医学派逐渐强大,到了19世纪以后成为蒙医学的主流。这个时期是蒙医药学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在这400年的历史中涌现了很多着名的蒙医药学家,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方海》、《四部甘露》、《蒙药正典》等数十部丰硕的古典医学巨着。[4](P.71-73)

    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民族医学大多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千百万年的演进发展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特征,但同时民族医学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

    朴素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尽量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的、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即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不同的体质和气质,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分别对待。

第6篇：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区别范文

【关键词】区域PACS；EMPI；XDS-I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医院诊疗工作越来越多地依赖现代化的检查结果。像X光检查、CT、MRI、超声、胃肠镜、血管造影等影像学检查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在传统的医学影像系统中，影像的存储介质是胶片、磁带等，其耗材成本支出高，存放、查找、借阅难，且由于信息资源不能共享，难以避免病人重复检查等问题，使得病人检查费用居高不下。因此，传统的医学影像管理已经无法适应新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采用数字化影像管理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已迫在眉睫。目前，虽然有部分医院已经开始对医疗影像的数字化管理，在医院内部实现了这些资源的共享，但跨院间的信息共享尚不能实现。因此，区域PACS系统的应用是必然发展趋势。

1.简述区域PACS系统的架构组成

1.1 区域PACS系统发展历程

一般PACS系统用于医院的影像科室，最初主要用于放射科，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PACS已经从简单的几台放射影像设备之间的图像存储与通信，扩展至医院所有影像设备乃至不同医院影像之间的相互操作，因此出现诸多分类叫法，如几台放射设备的联网称为Mini PACS（微型PACS）；放射科内所有影像设备的联网Radiology PACS（放射科PACS）；全院整体化PACS，实现全院影像资源的共享，称为FULL PACS（全院级PACS）[1]。而PACS的未来将是区域PACS的形成，组建本地区、跨地区广域网的PACS网络，实现全社会医学影像的网络化。

1.2 区域PACS系统概述

区域PACS目前尚无公认的完整准确定义。一般来讲区域PACS是从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大局出发，以区域内代表性医院为核心，通过构造区域内部的医学影像信息交换平台，以实现区域内医院的医学影像资源的共享与整合[2]。

区域PACS目标是在集团医院之间，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之间，通过公共网络进行影像同步和传输[3]。患者在社区医院就诊前往大型医院进行影像检查，社区卫生中心可以随时调阅位于影像中心的患者最新和历史影像进行诊断读片和治疗，同时如果患者在不同医院间转院治疗时，该病人的医学影像资料也会通过影像中心和电子病历资料一起发送到接诊医院。区域PACS的一般性应用架构如图1所示。

1.3 区域PACS系统主要应用

区域PACS与目前医院内部的PACS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目前来讲区域PACS所覆盖的应用主要包括：远程诊断咨询或者远程会诊，远程教学和医学继续教育，区域内部医学影像资源共享或者医院内部PACS系统的互联互通，远程医学影像质量控制等。

2.区域PACS系统实现的关键技术

由于区域PACS的应用范围跨越了单一的医院实体，从而产生了很多医院内部PACS所没有的新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包括：

（1）患者的身份识别问题；

（2）影像资料的存储与共享问题。通过以下技术应用可以解决这些关键问题。

2.1 EMPI应用

区域PACS建设的一个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能够使患者在区域内医疗机构进行的所有影像检查结果能够在授权许可的情况下被整个区域内的医疗机构所共享访问[4]。例如患者曾经在甲医院进行过CT检查，过了一段时间，又在乙医院进行检查，乙医院的医生应该能够通过区域PACS调阅患者在甲医院的历史检查结果，以决定是否重新进行检查或者在进行诊断时参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就是解决患者的身份识别问题。

EMPI（病人主索引）的概念引出，将有效地解决病人信息在时间、空间上的连续性问题，为区域PACS系统提供一个独立、长久存在的患者信息库，保证患者信息一致性、准确性。通过病人主索引可以检索到所有关于该病患的信息所以在区域PACS系统应用软件开发与实施项目建设中推行唯一标识的机制，如图2所示。

如何保证数据来源的畅通、鲜活、准确、标准是系统中数据共享、传输的关键点。由业务操作在为新患者做业务处理时，需要在数据中根据EMPI的管理方式进行ID的识别与整合，创建主索引和映射信息，建立信息共享的基础连接的需求；数据中心通过安全管理、数据管理和数据服务为信息共享提供可靠的保障；当数据中心接收查询请求信息时，通过映射关系查询病人的主ID；根据病人的主ID及其规则权限，查找需要调阅系统的ID信息；根据此ID信息在数据中心获取需要的相关数据。

2.2 XDS-I应用

区域PACS建设目前有集中存储的解决方案，也有分布式存储的解决方案。影像资料的存储既要考虑成本问题，也要考虑访问效率的问题。目前来讲国内应用的PACS系统，因为大部分厂家的产品都很好的遵从了DICOM 3.0标准，不同厂家PACS系统产品的整合一般还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诊断报告的格式则千差万别。为了解决不同医疗机构信息系统间信息共享的问题，IHE提出了“跨医疗企业文档共享（Cross-enterprise Document Sharing，即XDS）”集成方案。XDS（Cross-enterprise Document Sharing）是IHE IT基础技术框架（Integrat-ing the Healthcare Enterprise IT Infrast-ructure Technical Framework）中一个重要部分，它为IHE中的各医疗机构（医院）提供共享信息的注册，，以及跨医疗机构的文件共享服务[5]。

考虑到所有数据大集中可能造成的风险，在数据存储上一般建议采用集中/分布式模式。在实际的存储中，对于影像文件而言，把阳性率图像文件和报告文件集中存储在中心，而其他的则分布存储在各自的医院。也就是说与阳性检查、科研、教学相关的医学文件都集中存储在中心，其它医学影像报告文件存储在各医院。但是，所有的文件，不论是存储在医院还是存储在中心，都需要集中在中心进行注册管理，便于查询检索使用。

3.讨论

区域PACS系统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来实现医学影像（例如常见的CT、MRI、B超等）的获取、存储、传送和管理的综合平台。对患者而言，它跟过去的传统医学影像存储模式相比，主要具备以下优势：医学影像信息的共享可以直接避免重复检查，从而降低就医成本；无论是在大医院或是在社区医疗机构就诊，由于实现了信息共享，可以将患者资料快速准确完整地传输，提高日常诊断的效率，对于疑难病症，可以及时获得区域乃至更广域的资深专家会诊；患者的医学影像信息和过往病史可以随时查询，为科学分析和综合诊断提供了有利保障。

区域PACS系统的建设，在医疗信息资源的共享、优化放射科检查流程、提高科室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及改善服务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意义，有利于全区医疗卫生资源的进一步整合，更有利于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成伟.医院数字化先锋[J].软件世界，2004（03）.

[2]吴静炯，罗晓晨，唐苏红.区域医疗与PACS网络系统建设的决策意义[J].中国医疗器械信息，2013（01）.

[3]赵丹丹.上海医疗资源纵向整合研究[J].复旦大学，2008.

第7篇：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区别范文

有白昼就面临垂暮，

有欢乐就伴随痛苦。

有疾病就施药攻毒，

有仁爱，人心不古！

――摘自大型藏族史诗《克疾慧光》

自公元7世纪开始，传统藏医学便已受到尼泊尔、蒙古、北印度等国家和区域的关注，18世纪便已经开始传播到欧洲，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研究热潮，并享有良好声誉。藏医学但从来都不是固步自封的，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成就之一，在百花齐放、流光溢彩的当今医药学领域里，它已经开始散发出迷人和灿烂的光彩。

如今，走进内地各大城市，乃至县级和乡镇医院，都能看到一款外用止痛贴膏产品，夺目的明黄和藏红的唐卡边，透出鲜明的藏族特色，而更为鲜明的则是盒上印制的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的头像，仿佛在向每一位有缘见到他的人送上健康的祝福。这就是现在国内销售规模最大的藏药产品――奇正消痛贴膏，自上市以来，已有4亿人次的患者，受惠于这款产品。

奇正藏药把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的头像印在包装上，在社会上曾有人持有不同看法。但次成坚赞大师讲述了宇妥宁玛・云丹贡布发愿的故事：未来藏医学有大的拓展之时，只要看到他的形象、听到他名字的人，都能有助于解除病痛，获得自在欢乐。正是大师所讲的这则故事，激励了奇正人，他们相信坚守利益病患的发心，做纯正的藏药是对宇妥精神的继承和光大。

作为高原藏医药文化的使者，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藏药和消痛贴一样，通过传承和创新发展，走下高原，走进国内主流消费人群，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造福更广大的众生。

从传统进入现代化

传统藏医学在今天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与中医所遭遇的困境相似，由传统智慧所派生的经验与传统，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

奇正藏药拉萨工程技术中心的边巴次仁也认为：“无论藏医药，还是中医药，民族医药不能只卖神秘，只卖地域文化，而是要卖科学，卖安全性，卖疗效。”

跨越千年，古老的藏医药从传统走向现代需要面对很多挑战。生产的标准化、工艺的现代化、疗效的再验证，无一不是今天的藏药产业需要跨越的门槛。

生产标准化符合现代制药规范：如今，藏药企业不仅遵循着古老的炮制传承，而且还要完全符合GMP现代制药规范的要求进行生产，目前自治区的18家藏药厂，均已达到GMP的认证标准。质量控制和质量标准提升方面，也在不断提高之中。

位于林芝市区东北侧青山脚下的奇正藏药厂，是一栋传统与现代风格相结合的藏民族特色建筑。雨后的清晨，林芝还沉湎在睡梦之中，奇正藏药厂的大门刚一打开，居住在周边的老百姓，就三五成群地走了进来，他们不是前来上班，而是走进了藏药厂的大厅，在药王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的雕像前供奉酥油，然后一边摇动转经筒，一边念诵经文，围绕着整个药厂大楼祈福转经。

在药厂办公大楼的背后，是通过了国家药品生产GMP认证的已经完全现代化的封闭式生产车间。通过外面的窗户就能够清楚看到透明的各个车间内的生产情况。工人都穿着白色的防护衣，戴着口罩和帽子。厂里拥有许多自动化、高科技的生产设备。由于车间是洁净区，进入人员必须全副武装，帽子、口罩、洁净服、鞋套，都有严格的穿戴程序，进入前，还要经过两道消毒环节。

奇正的工作人员介绍，从药材进入，真空冻干，药材粉碎，到制贴机自控系统，做成成品，包装封口，打包入库。整个流程中，大部分为自动化控制。车间里某些设备为自主研发，并申请了多项专利。从药材入库到成品检测，质量监控和管理须全程参与。质检部里，能看到个个人都身穿白大褂，在各种玻璃器皿和仪器中忙碌。

从当地百姓将工厂大楼当成转经场所、诵经礼佛，到现代化医药生产车间，这种反差，构成了有关奇正藏药最基本的底色，也体现出藏药生产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工艺现代化破解传统藏药“顽症”：说起传统藏药，过去很多内地的购买者都有过差不多的感受，那就是买回的藏药十分干硬，难以分解，特别是丸剂，有时“用铁锤都敲不碎。”一些传统藏药，由于小批量及多批次手工生产等原因，存在四大顽症，即：丸重差异；水分含量超标；细菌含量超标；崩解度差，与现代医学要求有一定差距，制约着藏药的发展。

对此，雷菊芳感同身受，我们现在所广泛使用的奇正消痛贴，是奇正藏药的第一个重要产品。但在传统藏药领域，外用膏药，多将生药的根、茎、叶等部位研碎或从植物中提取汁液直接制药，再用酥油包裹。患者使用后，经过阳光照射，或者患者的运动，这些膏药的温度升高，酥油和药物汁液就会融化渗透绷带，或者直接从包裹部位流淌出来，既使用不便，也影响外观，如果不进行创新，或许很难被内地患者所接受。于是雷菊芳潜心钻研，用自己精通的真空物理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将冻干后的药粉，装入便于存贮和携带的药垫，使消痛贴始终保有新鲜性和好的疗效，患者使用也非常便捷，美观舒适，从而被藏医药学界专家们评为是“中国民族医药外敷贴剂的一场重大变革”。

近些年，藏药领域的科研院所和企业纷纷投身于现代制药技术的研究，围绕行业共性关键技术难题的突破寻找解决方案。2008年，《藏医药现代化发展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被列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由奇正藏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自治区藏医药研究所共同承担实施。

作为实施单位中唯一的企业，奇正藏药结合自身的生产实践，率先将低温真空冷冻干燥技术、低温湍流粉碎技术、过热蒸汽瞬时灭菌技术、自动制核技术、真空乳化技术、薄膜包衣技术等运用于藏药生产之中，彻底改变了藏药大、黑、粗的生产历史，积极推动了藏药产业的物理革命。

在藏药产业各方的努力推动下，近年来，藏药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显现，以奇正藏药为代表的藏药企业频频登上部级创新平台：部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部级创新型企业、国家地方联合实验室，正是这一个个闪耀的科技创新光环让藏药的天空更加明亮璀璨。

现代医学验证突破文化壁垒：藏医药被誉为东方文明和智慧的“种质资源”，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上万种安全可靠、疗效确切的组方被保存下来。但随着医学市场环境的变化和藏医药向内地市场的逐步拓展，如何让处于不同医学文化环境中的医生和患者认知和接受，则是藏药不能回避的问题。正如学者马丽华所说，“藏医药势在必行地要面对定性定量、规范化和标准化等诸多要求。必须用现代国际通行语言来说明你自己，必须恪守相关国际公约，必须符合现代消费习惯，否则难以得到市场准入。这就要求藏医藏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提上日程，以便应对一丝不苟的科学的检查。”在内地拓展藏药市场比较早的、感受也比较深的奇正藏药也通过20年的发展实践表明，通过现代医学验证，对藏药进行药理药效及循证医学验证，以明确临床定位，建立评价标准和方法，指导临床用药，让传统藏药在现代市场环境下得到认可，是民族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奇正藏药早在1996年消痛贴膏进入市场，即着手开展产品的上市后研究。自2005年开始，围绕消痛贴膏、青鹏软膏、白脉软膏、红花如意丸以及其他重点品种进行大规模、集中的上市后研究。目前，发表上市后相关研究文献近500篇，在藏药和传统外用止痛药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特别是围绕公司核心品种消痛贴膏开展的透皮、镇痛、抗炎科学机制等13项高水平的深入研究，揭示了消痛贴强效镇痛的机理，在国内外第一次揭示了藏药外治止痛的神经生物学机制。2013年，独特的镇痛机制研究结果在美国《Pain Medicine》杂志发表；2014年，《奇正消痛贴膏治疗运行性N绳肌损伤临床研究》论文被国际物理与康复医学学会（ISPRM）第八届世界大会收录……正是这一项项扎实的循证医学研究成果推动奇正消痛贴膏成为中国外用止痛贴膏领域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产品。

以前，藏药因缺乏高等级循证证据而难以被主流医学市场广泛认可。如今，越来越多的高等级研究成果为藏药获得学术认可奠定了基础。2013年，藏药第一个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完成，奇正藏药的青鹏膏剂作为拥有最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的药物，被纳入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外用中成药治疗湿疹皮炎的专家共识》，这是藏药第一次进入皮肤病领域的中西医专家共识。2014年，新型藏药红花如意丸的高等级循证研究完成，产品优势得到国内顶级妇科专家的认可，被纳入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盆腔炎症性疾病诊治规范》，这是藏药第一次进入西医的诊治规范。不仅为奇正藏药的藏药学术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藏药走出高原、进入主流市场开辟了学术先河。

当前，国际上普遍将药物经济学评价用于药品报销目录确定，国内也将其作为国家在药品定价、新药和专利药品评估、基药目录遴选等方面有效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参考。除有效性、安全性临床验证外，开展大品种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正愈来愈成为品牌产品长远发展的必要基础。2014年，消痛贴膏完成了3000余例循证药效经济学研究，成为第一个完成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藏药。

缔造藏药的欧美传奇

“藏医前景看好。但西医和藏医各有各的特点，就像人要有两条腿一样，既要有传统的一面，又要有现代的一面，才能行走自如。”已去世的原北京藏医院副院长仁旺次仁，曾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如是说：“西医在外科手术、急救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传统医学在对亚健康以及心脑血管、免疫系统、肿瘤晚期等慢性病的治疗上有自己的长处。现代医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且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副作用，从这个角度讲，隶属传统医学的强调‘治未病’的藏医学更有市场。”

“说到底，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是相辅相成的，我认为现代医学再发达，藏医和传统医学仍然不可或缺。它们就像人类需要的太阳和月亮一样，少了哪一个人类都不能发展。”仁旺次仁用这个巧妙的比喻，来说明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关系，也表示出对藏医发展前景的信心满满。

“第一个被西方社会接受的传统药品种就是藏药！传统经典藏药配方为基础的‘28味莲花’，成为第一个进入欧洲药典的传统药，被欧洲人士广泛接受和使用。”中国藏药研究所副所长登巴达吉面对媒体记者的采访，语气中带着自豪。

“28味莲花”，虽然是藏药，却是瑞士一家名叫“白玛”的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是一家有着37年历史的瑞士藏药制药公司，也是欧美惟一从事藏药产业的企业，产品在欧美主流市场销售，年销售额达1亿欧元，相当于前些年所有中国藏药企业销售额的总和。其主打产品“28味莲花”1977年进入瑞士处方药标准。此外，白玛公司还是国际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有关藏医药论文最多的一家公司。

说起这家富有传奇色彩的欧洲藏药企业，还有一个故事：1857年，俄罗斯境内发生了疫情，俄罗斯当局通过某种渠道，从贝加尔湖地区的一座佛教寺庙，邀请到了一位有名的藏医到圣彼得堡，从此揭开了藏医药在西方传播的序幕。这位藏医以精湛的医术，和他的弟弟及其他合作者，共同使藏医药在圣彼得堡及其周围地区广为传播。“十月革命”后不久，他们的后代逃到了波兰，其后代把祖传的古老藏药处方，于1964年带到了瑞士的苏黎士，并在一名瑞士籍商人的帮助下，合作成立了瑞士白玛公司，用现代化的手段生产和销售家族的藏药。

欧美国家对藏医药的真正了解，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传播主要是通过少数著名藏医药专家如康卡尔・洛桑卓玛、藏医洛桑若杰、益西顿丹、丹增曲扎、巴桑云丹等人的讲座、巡诊以及科研活动等来实现的。他们在美国、英国、瑞士、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荷兰等地开办并指导藏医药实习班。开展了如藏医药学对精神病的治疗作用、传统藏药做抑制癌细胞生长的实验等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不少内容涉及藏医药各个方面的文章和著作。

而在亚洲，1988年，以色列小儿胃肠病学家Sarah Sallon在印度工作时，不幸染上赤痢，即使服用了西医中的抗寄生虫药物，也无祛病止泻。后来，依靠当地草方郎中用藏药的治疗才获痊愈。有感于藏药的神奇效果，她从此为藏药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而积极奔走。在她的努力下，以色列拥有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传统藏药研究机构――天然药物研究中心。该中心和瑞士白玛公司合作，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研究传统藏药。

1998年11月，“第一届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主要就传统藏医药的现状和实践、临床验证、文献研究、精神疗法在藏医中的应用、资源的保护及其利用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和讨论。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名学者参加，交流论文100多篇。其后，2003年11月，“第二届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规模更大……

“追求健康，抵御疾病”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从这个角度说，藏医药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毫不为过。

有序开发与资源保护

千年藏药泽被四方，厚重的藏医药文化为造就了一批藏药企业，从手工作坊发展到流水线生产。传统的藏药生产加工融入了现代高科技，开始走向科学化、规模化和标准化，藏药产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近年来，藏药在我国医药消费市场上已被众多患者和医生认可，并涌现了自治区藏药厂、奇正藏药等数家知名品牌企业。

在，藏医药已取得了仅次于旅游业的第二大支柱性产业地位，“虽然目前大多数藏药企业规模比较小，但已踏上有‘造血’功能的产业化道路。以往GDP的增长很多是依靠国家投资、兄弟省份的来实现的，这是外来‘输血’；扶持固然重要，但一个人要健康成长，必须有自己的造血功能。对于一个区域的发展来说也是一样的，年年依靠也会形成一种区域惰性，所以我们应该发展本土具有‘造血’功能的产业，藏药产业正是这样一支生力军。”边巴次仁先生表示。

但产业的扩张及药材的过度开发，也会迫使资源“亮红灯”。原本我国藏药的资源储备是相当丰富的，但有些药材资源却濒临灭绝，一些企业在生产加工的同时，没有意识到环境的保护，例如红景天有几年在市场上特别流行，红景天胶囊、红景天茶、红景天口服液、红景天酒、红景天化妆品泛滥。大规模的生产加工带来了资源的枯竭，现在野生红景天在已不易寻觅。

中国藏药研究所副所长登巴达吉向媒体指出，“藏药生产链上原来就没有藏药材供应的主渠道，没有专业采收的机构，部分农户不懂藏药采集方法，盲目采挖开发，生态环境被破坏，藏药材资源日益枯竭。其实藏药大部分是用花、叶、茎入药的，采集时可以把有用部分取走，把根留下，第二年药材还会很容易继续生长，若连根采掉，来年繁殖就困难了”。

应该说，应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来对待藏药的有序开发以及有效保护。目前，奇正藏药等一些有远见卓识的藏药企业，为此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他们一方面在药材收购中注重保护资源，另一方面大力推广药材原产地种植。目前，奇正已建设形成了保护、种植研究、濒危物种拯救三种类型的天然药材基地。

其中：1996年，奇正藏药就在米林县南伊沟建成了万亩天然药材保护区；在林芝市区附近建成了奇正藏药的药材种植研究中心，调查汇总大峡谷区域植物药材资源状况，对易于栽培的药材品种进行保护性开发，对不易于栽培的品种实施封闭保护，也在大草原上建立了独一味半野生抚育保护基地。

在追求生态平衡，强调保护自然的今天，藏药材资源的保护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一些远见卓识的藏药企业，坚持不懈地借助藏文化的智慧，推动古老的藏药不断传承、创新，从而让神奇的藏医药学，永远焕发她的光彩。

本专辑特别鸣谢（排名不分先后）：

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雷菊芳；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冯平；监事、拉萨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宇妥藏药产业集团常务副总经理边巴次仁；贡布曼隆宇妥藏医学校 校长松热贡西；白玛曲秘王保；白玛曲秘丹增；林芝制造中心多吉；文化保护与传承专项基金经理白玛仓决；拉萨工程技术中心药材种植基地旦增；董事会办公室贾晓寰

自治区藏医学院

院长尼玛次仁；副院长米玛

自治区藏医药研究院

巴珠

自治区藏医院

副院长银巴；天文历算研究所副所长次多；天文历算研究所旦增扎西；传统疗法中心索朗欧珠

自治区拉萨神猴藏医院

院长尼玛次仁；专家门诊部朗杰

第8篇：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区别范文

1.中医护理在现代医学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养生、疾病的预防、治疗疾病用药的副作用愈来愈重视。而祖国医学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疾病和护养病人的经验，在这些方面有独到之处，从古到今重视整体观念、天人合一、治未病的思想，许多中药经研究能调节人体免疫系统，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还有中医传统的治疗方法，例如中医针灸、推拿、拔火罐、刮痧、耳穴等护理具有现代护理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目前社区护理正在蓬勃发展，众多老年人迫切要求了解传统的中医护理知识。许多传染性疾病正在危害人类健康，例如甲流、手足口等疾病，这些传染性疾病重在预防，而中药在这些方面发挥了较为明显的优势。因此，中医护理在现代医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为人类疾病的预防及护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课程设置的体会

一般本科护理专业培养的目标是能在各级医院、基层、农村医疗单位从事临床护理及预防保健、社区护理等工作。而中医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在疾病的临床治疗、护理、预防保健、社区护理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出的护理人才，应该在掌握现代护理观的基础上，掌握最基本的中医护理知识，更好地将现代的护理观与中医的基本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中医护理特色，以满足社会对中医的渴望，适应当前社会医学的形势。然而目前很多医学院校本科护理专业将中医护理学设置为考查课、选修课、甚至不开设这门课程，那么培养出的护理专业的学生连最基本的中国传统医学知识都不懂，或者了解的很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该专业的学生知识结构的缺乏或缺陷，就很难适应目前社会医学的形势。建议医学院校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本专业师资状况水平，逐步开设这门课程，并逐步将中医护理学列为选修课、考查课、考试课课程体系。

3.中医护理学教学体会

3.1 加强中医传统治疗与护理方法的教学与实践  依据人才培养目标，预防保健及社区护理是学生毕业后从事护理工作的一方面，同时也是用人单位看重的重要知识领域。然而在预防保健及社区护理方面，中医传统治疗及护理方法例如针灸、推拿、刮痧等，疗效较好，较西医预防及治疗无明显的副作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区的喜欢，已经成为康复保健治疗的重要部分。鉴于此医疗护理人员就需要掌握中西医结合的知识理论体系，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因此，在课程中就应突出对中医传统治疗与护理方法的学习，作为重点内容进行讲解，并且加大针灸、推拿、刮痧等方法的实践力度，可以到实习医院进行见习观摩。

3.2 开展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方法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方法，即PBL教学，是以教师为引导，以学生为中心，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基于本科生思维能力较好，反应较为敏捷，自学能力较强的特点，可以将中医内科疾病的护理采取此方法的教学。具体是提前选出病案，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将病案及讨论的问题告诉学生，让学生进行自我收集资料。几天之后进行病案分析与讨论，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患者病因病性、辨证分型、邪正盛衰、治疗的原则，从而提出该病人护理对策、健康指导等内容，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归纳，对问题进行补充或纠正。

3.3 提到教学质量，激发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  大多西医院校将中医护理学设在西医基础医学之后，学生学习了解剖学、生理学等实证科学之后，将会不适应中医的思维模式，认为中医难学、较为枯燥乏味、甚至认为中医是唯心的，缺乏科学性，对中医的学习缺乏兴趣。鉴于以上的情况，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重视教学方法的得当及灵活性。一方面例如在导论章节强调中医存在的必要性，中医及西医在治疗疾病上的区别及各具的特长，阴阳学说的科学性、甚至国外医学专家潜心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现状，还可适当介绍现代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科研成果，来激发对未知领域探索的好奇心以及自发的对中医产生热爱，让学生了解中医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增强民族自豪感及对祖国医学的认同感。一方面在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上要下功夫，多穿插图片，视频等进行教学，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加深理解。例如在阴阳学说章节加入阴阳太极图，五行学说章节插入现实生活中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四诊章节中插入不同病人的舌苔、面容以及脉象的图片，中药插入讲中药的彩色图谱，方剂插入方剂中每一味中药的图片，以上这样就更加简单、直观的容易被学生所掌握与理解，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除此之外，在中医护理整个教学环节中，最好将西医结合起来，激发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

第9篇：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区别范文

【关键词】中医；医疗场所

【 abstract 】 as China's traditional medic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one thousand years, since ancient times, Chinese medicine concept in influence, our medical space from a single space first place to the diversity of shape now space pattern, the experience of evolution. And the western medicine development spac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a medical space has been embodies the daily life an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space, did not appear strict isolation of the state space, but with the whole social space as their medical categor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body principle treatment and social order of the double function.

【 key words 】 Chinese medicine; Medical treatment place

中图分类号： TU-0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远古时期

从最早华夏祖先在远古洞穴中石砭叩身的经验医学起，慢慢展开了医疗活动，逐渐形成了早期的医疗场所。

封建前期

我国医院萌芽起源于春秋时期初期，据史料《诸子集成・管子卷》记载：“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暗哑，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食衣之，殊身而后止。”就是写齐国管仲的在首都临淄兴建的一所养病院，让肢体残疾、聋哑、盲人在这里进行集中收治与疗养。由于处在经济水平较低、人的认知能力较差、技术条件简陋的状态下，医疗技术发展缓慢、医疗机构不健全。

封建时期

在汉朝公元162年，有了在军中置办医疗机构集中医治生病士卒的说法，此机构被称为“庵庐”也就是野战医院的前身。正如《后汉书》记载：“规因发其骑共讨陇西，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咸悦。”

自东汉以来，由于佛教的传入，逐渐兴建了许多佛教寺院，许多僧侣很注重医术的学习，借行医之际，向人们宣传，许多病人便来寺庙拜佛求医，重患者可留宿于此。久而久之，慈善性寺院便成为当时医院的主要形式。而这些寺院在选址上也颇有研究，多建在适于人修养生息的风水宝地，即使其可享受充沛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同时远离城市，减少了传染与感染的几率。

而在封建社会盛唐时期，由于城市布局由里坊构成，个体手工业都在“坊”内展开的同时，部分从医个体也同样在“坊”内设置医疗机构，初期称为“悲田坊”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慈善救济机构，又称做“悲田养病坊”。到了五代时，后将悲田二字去掉称“养病坊”，此医疗机构受佛教影响乐善好施、接济穷人、收容残疾患者、隔离传染源，在当时的城市规划中占有一席之地，反映出社会对医疗机构的迫切需要。可见唐朝后不仅医疗场所有很大的发展，名称亦很接近现代了。

到了宋朝，医院的规模逐渐扩大，设备逐渐完善。公元1089年，苏轼等人在杭州创建的“安济坊”为当时一所有名的医院，并已出现较为完善的病历记载。还提出“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的管理制度。到了公元1229年，苏州出现我国第一所正式命名的“医院”，据“宋平江图”石碑记载，“医院的位置”约在现今苏州市十梓街附近，而在建筑规划布局上，则采用了厅堂与廊庞相结合的庭院式处理手法。

宋仁宗赵祯曾在宝胜、寿圣两座庙宇为基础，各添修50栋房屋，成立两个医院，每个医院可收容病人名额各规定为300人，规模相当可观。可见医院在宋朝已初具规模，不仅规模庞大，数量很多，设备完善，在功能上也比较完善，并且形成了分区，如门诊的设置，初叫卖药所，后来改名和剂局，有医有药，便利一般群众治病，甚至外州县的病人也可以通函治疗。现在流传着一部方书，名叫“和剂局方”，也就是该门诊部出版的“处方手册”。这样门诊部形式的治疗机构，群众感到非常方便，类似门诊机构的形成，方便了病患。

封建后期

在元朝、明朝此类机构也有所发展。明清年间也开展了不少善堂诊所，定期聘请医生巡诊。尤其是明朝几乎各县都成立有一所，通通叫惠民药局，都是官办的。这时期的官办医院是现存的比较完整的医院，明清中央级的衙署是北京皇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至今没有遗留下一处完整的遗存。太医院作为当时全国医药行政主管机构，保存了清朝的中央官衙制度，其中的先医庙和药王庙则保存了中国古代的医药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太医院原址位于东交民巷西段，包括大堂、先医庙、药王庙等建筑。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东交民巷地区被划为使馆区，太医院则被划入俄国使馆范围原署拆平。这期间太医院未有定所，先后寄居在东安门御医白文寿宅和北池子大悲观音院内。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才选址皇城北墙外的吉祥寺所在地另建新署，三十年（1904年）建成。民国时期太医院被废，其地改为两吉女子中学，后为市立第二女中。太医院现存建筑由四组院落构成，其中最大建筑面阔三间，前后廊歇山顶，轩楹高举，开间尺度较大，檐下用三踩单昂斗，额枋用旋子彩画，至今仍清晰可辨。大门三间，随门有房，西为听差茶房、东为科房。东有土地祠一间；西有铜神庙一间。宜门内，东西厅各五间，是御医以下医官办公的地方。正北为大堂。后院是二堂，沿用原名仍称“诚慎堂”。院内东房三间是“首领厅”，西房三间是“医学馆”，东耳房二间是“庶务处”，西耳房二间是“教习室”，北面还有诸生自修室。

总结

总结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医疗类型可以分为公医和私医两种。公医有寺庙和官办两类，寺庙医院源起较早，于汉朝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开始，行医者多为兼通医道的僧人。官办医院自唐代起盛行，并且分级明确(中央、州府、县)，且有各自特定的服务对象。主要依靠佛教寺院、官绅、皇室处来获得经费，具有一定的依附性，而医疗场所的规模、行医的时间均有不固定性，性质多以慈善性为特点，施贫为主，治病为辅。

私人行医多以民居为主要场所，如三国时吴人董奉经营的“杏林”医舍。清明上河图中更是描绘了宋代开封府赵太承家医堂门庭若市的场景。此外，私医还有称之为“走方行医”的游医，他们游走四方，习武行医，和坐堂行医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医疗网络。

中国传统中医的医疗空间与西方有着非常大的区别，除此之外还体现在医疗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的一致性。特别是私人行医场所，多为自家宅院，生活起居与医疗空间只做模糊的分隔；诊疗过程，凭借医生经验、简单设备、通过传统中医手段“望闻问切”来实现，药铺亦是如此店面、制药与起居环境融为一体。医疗空间和生活空间存在这样的一致性主要因为在中国古代人意识中，病人不需要正常社会空间隔离。中医讲究调理，无论在病症本身还是在心理状态，甚至可以延伸至社会家庭的各个层面，所以隔离治疗对于中国古人来讲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