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一、转型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28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回顾这些危机，尽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本质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基础都是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往往是产业危机的先导；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极度投机；多数危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首先发生于那些对世界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国家中的那些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行业或部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的形态也在发生转化。

19世纪之前，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所以绝大多数危机首先发生于英国。20世纪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转到了美国。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的主导产业是毛纺织业，生产过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行业，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个行业往往是重灾区。20年代之后，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整个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包括与它有直接联系的部门）较之其他所有工业部门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始终是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它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对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19世纪下半叶，大机器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使这些行业逐渐上升为可以与纺织工业并列的主导产业，并在19世纪末最终取代纺织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于是，这个行业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在二战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机械制造、煤炭等行业;二战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转向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石油、化工、电器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转向房地产业、金融业、IT产业等行业。随着这种转移，生产过剩危机的发源地也随之转移到相应的行业或产业。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危机史表明，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和数量不等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总的说来危机还是最突出地表现在产业领域，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是最主要的现象，而金融危机仅仅是伴随现象，带有附加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逐渐与产业危机融合起来，使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90年代以来，世界接连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以来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金融危机。从2000年4月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为起点，美国主要资本市场的股票指数出现狂泻，金融风暴席卷了美国金融业。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路演变成世界金融风暴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冲击，造成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灭，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资救助花旗银行……，等等。在这些危机中，除了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属于单纯的货币危机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产业危机基础上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尽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发生机制、伴随现象、本质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产业扩张与信用膨胀相互推动，在一些成长性较强的行业（例如房地产、新技术产业）形成投机热，并推动其极度泡沫化。（2)信用经济畸形发展，造成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3)生产过剩是危机的起点，生产过剩危机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过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使整个危机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4)主周期的长度逐渐向古典周期回归，同期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总之，这些新现象的出现，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转型。

二、转型的原因及转型后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属于信用危机的类型之一，它是由信用关系中断引起的强制性恢复。由于金融业建立的基础是信用关系，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核心的时候，一旦这个领域发生信用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金融危机，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信用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表明，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信用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_。

信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和发展，使交易关系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经济活动的交易媒介以货币为主逐渐转化为以信用关系为主，这种变化意味着商品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信用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信用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马克思虽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种经济形式对等并列，他指出能够和自然经济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经济，但认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商品经济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如果从交换方式的发展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物物交换阶段、货币经济阶段和信用经济阶段。在物物交换阶段，产品所有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进行，这种交换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局限，扩大了生产的社会性，但它无法解决交换次数难以确定和交换目标难以实现的矛盾。货币经济阶段的到来克服了物物交换阶段遇到的困难，拓展了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货币而又需要交换时无法交换的矛盾。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信用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为，无不体现着信用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也同样渗透到了世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信贷、国际汇兑、国际债券、国际商业信用、国际银行信用、国际消费信用等等，总而言之，从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信用关系，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向世界扩散，它使货币经济让位于信用经济，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性流动。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拓展了商品经济的活动空间，增加了其内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为货币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对货币和信用关系的创新本身能够对象化为商品。在实物货币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无论是一般物品还是贵金属，都是商品，只是因为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随着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的出现，有了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信用产品，随着信用关系的不断创新，有了股票、债券、期权、票据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类衍生产品，这些信用产品，多数作为资本商品进入交易市场，成了社会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对象。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为资本积累开辟了道路。资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创新为资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如果说，在货币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出路和资本家消化过剩资本的基本途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创新，而在信用经济时代则主要转向信用创新。信用创新推动了信用扩张，而信用扩张一方面表现为信用种类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信用链条的延长。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产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产品。由于金融领域是信用创新的主战场，先进的创新手段、庞大的专业创新队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强度创新，使这一领域的信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信用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多数国家的信用产品市值规模远远大于同一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关系的发展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能力。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节省了流通费用，缩短了流通时间，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充分动员和利用了社会资源。只要信用创新能够带来足够的收益，资本主义就会尽其所能地推动其发展，就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创新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基础，它-般包括技术、制度、组织、管理、金融创新等多种形式。对资本而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个别资本获得超额利润；通过技术发明和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增加就业；通过延伸信用链条创造出更多衍生产品，促进了投资，分散了风险；通过放大杠杆的撬动作用使更多的大资本控制在小资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由于信用形式的创新，为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而这又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形成消费热；消费热拉动实体经济迅速扩张并形成泡沫，而这又为虚拟经济及其泡沫化创造了条件。

这些年来，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推动中，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杠杆交易使信贷规模极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灭，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机。本来，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实体经济危机，它之所以首先表现为强烈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当泡沫破裂时，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现为剧烈的金融危机，危机使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狂跌不止，财富大量蒸发，恐慌蔓延，赔本效应凸显，消费急剧缩减，结果使起初不甚明显的实体经济危机浮出水面，这时真正的危机才开始了，原来的金融系统已经被拖垮，正在进行重组，实体经济进入破产、倒闭或重组阶段，下一个需要度过的阶段是萧条。萧条阶段往往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阶段，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也是新一轮创新的物质基础。由于新周期的物质基础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随着复苏阶段的到来，实体经济不仅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对虚拟经济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是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领域，所以虚拟经济的创新也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又主要表现为交易方式、金融产品的创新，近些年来，尤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为突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还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购买力。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它可以独立发展。从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期权交易、合约交易、杠杆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创新，以及多层级多种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使虚拟经济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的空间。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经常伴有“羊群效应”、“博傻现象”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这意味着当事人受非理性行为的支配，很容易忽视系统风险，过度投机和使用金融创新，过度使用杠杆交易，造成虚拟经济的极度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体经济触顶回调，就会引起信用链条初始环节的中断，进而引起整个信用系统危机，形成剧烈的金融危机。

三、转型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导机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周期”向“金融危机周期”的转型，虽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经济形态的演变引起，所以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经济个体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积累与扩张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本来，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产业危机趋于缓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最近30年来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趋于尖锐激烈。无独有偶，这一过程恰巧与信用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相重合，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加速转型的同时，其频率和周期长度再一次出现回归的趋势，其程度也在逐渐加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前，固定资本更新、商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推动是高涨走向繁荣的基本形式，尽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链条短，信用关系较为简单，信用产品的泡沫化较为有限，而且多数间接地通过股市非理性暴涨表现出来。萧条时期，随着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启动，技术创新与信用创新同时进行，信用资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长潜力大、风险小的产业。到了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开始重点流向那些成长势头较为强劲、财富效应较为突出的产业，并且与这些部门的产业形成相互推动之势。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在继续大规模流向热点产业的同时，开始全面出击，既支持产业扩张，也支持商业繁荣，直至热点产业严重泡沫化，并最终走向破灭为止。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后，产业、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与转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种类的增多，再加上杠杆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规模逐级放大，衍生产品的数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个倒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否稳定，外来冲击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关键在于实体经济是否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于日本、美国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三次转型后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其具体层面上的发生和传导机制存在差异，但其一般形式已经基本相同，即：第一阶段，金融系统深度介入扩张潜力较大的产业，例如房地产和处于发展初期的房地产业，使这些产业在金融机构、开发商、投机者、游资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一产业扩张基础之上的信用链条也在延伸，数量在逐级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体。在这一阶段，经济加速走向繁荣，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普遍的财富效应，当事人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较明显。第二阶段，极度泡沫化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拐点，泡沫开始破灭，随着物价下跌、利润减少、产品滞销，投资开始缩减。第三阶段，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信用链条沿着当初延伸的方向开始逐级断裂，庞大的虚拟经济开始倾斜、倒塌。第四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影响，使危机进一步放大，并沿着金融系统、贸易系统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心理，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纷纷采取避险行动，从而出现了“羊群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迅速蔓延、加速见底。

当然，以上说法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由于引发危机的直接因素有两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的冲击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由内部因素自发作用引起。内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泡沫的自动破灭，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游资的剧烈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出现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国际金融寡头裏挟长期以来用虚拟经济创造的庞大货币资本，像洪水猛兽一样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这种现象从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过程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结论

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自然状态下，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往往是那些对世界经济拥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那些占绝对优势的产业、行业或部门，它们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机。

第2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关键词 生态危机 教育生态化 中国教育 战略选择 可持续发展

研究现代教育的未来趋势，思考中国教育的方向与战略，这是面向21世纪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新体系的时代课题。我认为，我们应当关注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研究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正在倡导和推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此来确定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因为近几十年来由生态危机推动的世界生态教育运动，正在昭示着世界教育发展的生态化趋势，而可持续发展战略正是实现教育生态化的根本措施。

一、生态危机：现代教育的基本背景

在当前，要预测世界教育的未来趋势，就必须研究制约世界教育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是由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本质联系决定的。我认为，现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是影响世界教育发展及其未来趋势的重要因素与背景。这些“全球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也都是世界教育的难题。世界教育也只有在参与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才能走向未来，获得新生。

生态危机是现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之一，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生态环境的恶化所困扰。为了消除生态危机，世界各国都在从各方面进行努力，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兴起的生态经济、生态科学、生态政治、生态法律、生态文化、生态伦理等，就是这种努力的具体形式和实际措施。与此同时，伴随着生态危机的蔓延和加深，世界上也兴起了一场生态教育运动，又称绿色教育运动。许多国家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了生态教育课程，在大学里设置了生态教育的系科专业，另外还专门创办了绿色大学。有些国家还颁布了环境教育法，使生态教育成为法定的教育。国际组织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推行生态教育计划。例如，早在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规划署就着手制定和实施国际环境教育计划，1987年联合国这两个机构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倡议将本世纪最后的10年定为“国际环境教育的十年”。这一切表明，生态危机正在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和背景。预测世界教育的未来趋势，不能不考虑到生态危机将带来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所谓生态危机，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在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与恶化过程。生态学研究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生活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例如整个地球生物圈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即有它特殊的结构和功能上的定位。人类虽然无时不在改造和影响着地球的生态系统，但是却又须臾不能脱离地球的生态系统。一旦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不能通过自我调节而修复，人类将像其他生物物种那样从地球上消失，最终陷于灭顶之灾。生态学家列举的现代生态危机有：大气“温室效应”加剧，大气臭氧层遭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品的危害，垃圾泛滥，土壤侵蚀，森林锐减，沙漠化扩大，水源短缺，物种灭绝等。生态学家呼吁，地球的生态系统正在遭到空前的破坏，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的性质，保护地球这个小小的行星免遭退化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人类应当把他们的第一忠诚奉献给目前唯一的生命摇篮——地球！

生态危机何以必然地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背景或基础呢？因为生态危机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类与身外自然关系的危机，所反映的是现代人类与作为环境的身外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发展现状。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改造自身自然的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所蕴含的人类与自身自然的关系，和人类与身外自然的关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关联性。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活动为前提和基础的，离开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活动，就没有人类对自身自然的改造活动，亦即没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态危机构成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背景。

讲生态危机是人类与身外自然关系的危机，这是显而易见的，用不着详加分析和论证。因为当今的生态危机不同于历史上曾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如洪水、猛兽、地震、火山爆发、台风、海啸等，它完全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对自然环境破坏性开发和利用的结果。这里需要分析的是，当今的生态危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仅仅以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历史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类与身外自然关系恶化的结果。人类自从在地球上出现以后就与自然环境建立了对象性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以自然环境为对象的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但是在漫长的远古时代和农业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地球上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以至于令人担忧的生态危机。当然，这是由以手工业小生产和自然经济为标志的原始人类和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尚不发达的生产力和崇尚自然的经济方式，使得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处于原始和谐的状态。生态危机真正的孕育和发展是从工业文明时代开始的。这是由以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大工业生产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市场经济对人们物质需求及欲望的强大刺激和驱动，推动了现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和不合理的利用。于是人类开始打破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造成人为的生态危机，特别是从本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生态危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和发展，以至于成为世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之一。总之，生态危机在本质上是现代人类与身外自然关系的危机。

讲生态危机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背景，这似乎很难理解，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我在拙作《论教育在人类改造自然中的作用》[1]中，曾论证了教育也是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观点。我认为，教育并不是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教育是以人类的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这样说来，教育的发展就离不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不能脱离人类与身外自然的关系。可以说人类在教育中对自身自然的改造，是以人类在劳动中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基础和背景的。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自然概念一向被界定为人“身外的自然”和人“自身的自然”，他曾指出：“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2]根据马克思关于两种自然的观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劳动是人类以身外自然为对象的社会实践，教育是人类以自身自然为对象的社会实践。显而易见，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是以生产劳动对人类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基础和背景的，没有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就没有人类对自身自然的改造。这就是说，教育的发展和人类与身外自然的关系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过去我们对此研究不够，随着生态危机的爆发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广泛影响，这一点已越来越被人们所理解和重视。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生态危机何以构成现代教育的发展背景呢？众所周知，学校教育的历史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古代教育阶段和现代教育阶段，古代教育以手工业生产和自然经济为基础，而现代教育以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既然如此，古代教育必然以人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原始和谐关系为背景，因为古代手工业生产和自然经济所体现的是人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原始和谐关系；而现代教育必然以人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为背景，因为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所代表的恰恰是人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这样说来，现代教育就历史地和生态危机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而生态危机也不可避免地构成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背景。历史事实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教育开始了超越古代阶段的历史性大变革，从而形成了和工业文明相一致的现代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是人类开始了对身外自然破坏性的开发和不合理的利用，以致于造成了从局部到整体、从区域到全球的生态危机。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教育是以现代人类对身外自然的破坏性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而获得自己发展的物质基础的。这就是说，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不仅为现代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积极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提供着消极的物质基础。生态危机就是这种消极的物质基础。由此看来，生态危机内在地构成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现代教育也历史地和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

综上所述，生态危机并不外在于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它始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背景。今天我们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现代教育的未来趋势，是完全符合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二、生态学化：现代教育和未来趋势

我认为，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教育将向生态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未来教育将呈现出生态化的发展趋势，很可能这是教育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即教育生态化时代。

据国内学者研究，“生态化”是前苏联学者创用的概念，其内涵是将生态学原则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中，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和认识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生态化实际上是“生态学化”，当然这里的“生态学”是指“人类生态学”，即以人为对象的生态学。“生态化”只是“生态学化”的简称。[3]

所谓未来教育的生态化趋势，是说伴随着生态危机发生、发展过程而成长起来的现代教育，将在未来的发展中开始新的历史性转折，即逐步走向生态学化，从而构建起和未来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相一致的新型教育体系。这就是说，未来教育将按照生态学观点及其精神，构建它的理论、观念、价值、政策、目的、目标、内容、方法等等，从而致力于培养具有生态知识、技能、智慧、品德的未来新人。也就是说，未来教育将按照生态学观点及其精神，致力于解决教育过程中人类与自身自然之间的时代性矛盾，并积极与解决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与身外自然的矛盾——生态危机，从而推动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我认为，未来教育的生态化趋势，并不是人们在生态危机面前对教育的一种愿望，而是当前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态化进程对教育的客观要求。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生态危机是以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历史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类与身外自然关系的危机。这表明：以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和标志的现代工业文明，本身具有对抗自然和制造生态危机的属性。从理论上讲，在任何时代，人类都与自然界存在着矛盾，因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对自然界的影响和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在根本上具有非自然的性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任何时代都处在与自然界尖锐对抗的位置，在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人类依靠手工业生产和自然经济维持生存和发展，所以与自然界建立的是一种原始和谐的关系。人类真正进入与自然界尖锐对抗的历史，完全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大工业生产运用科学技术不断扩大和加深着对自然界的影响与作用，而市场经济又强烈刺激和推动着现代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侈奢性消费。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将现代人类推向与自然界尖锐对抗的舞台。今天，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表明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现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突破了它不应超越的生态边界，从而严重背离了人类永远不能泯灭的自然本性。

鉴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困境，人类必将选择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探索和自然界和睦相处的新的文明形态，而这种新文明就是生态文明。对于未来生态文明国内外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未来生态文明既不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古代农业文明的直接回归，而是在批判地继承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对更为合理的文明形态的探索和创造。对于农业文明，我们应当继承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类与自然和谐的价值理想，但是却不能满足于做大自然的奴隶，从而停留在手工业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发展水平上。对于工业文明，我们应当摒弃的是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中的反自然因素，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科学主义、主体主义等社会精神文化，但是却不能不要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以及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现代精神文化。生态文明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内在统一性的客观要求，也是在工业文明时代遭到严重破坏的自然环境对于未来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人类必须选择生态文明，否则人类将在暂时的物质丰饶和享受中失却应有的“生态家园”。

如果说未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将走向生态化，也就是说人类将把生态学原则及其精神贯彻到未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那么未来的教育也必将走向生态化。道理很简单，教育的发展是和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内在一致的和历史统一的。在未来，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态化发展，不仅为教育的生态化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及其背景，而且对教育的生态化发展提出了现实的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必然要适应未来社会生态化发展的需要，致力于自身的生态化改革，并通过自身的生态化而为社会的生态化发展服务。这样说来，未来教育的生态化发展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未来生态化文明的客观要求.

应当指出，未来教育的生态化趋势，不仅是以生态危机所推动的未来社会的生态过程的客观要求，而且是现代教育的生产性和生态性矛盾进一步发展的未来现实。我认为，以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教育，从它发轫之日起就存在着生产性和生态性的矛盾，这一矛盾是推动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矛盾。所谓生产性是指，在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教育进入生产过程、科技过程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成为现代大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而形成了现代教育特有的生产属性。所谓生态性是指，现代教育在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作为现代人类改造自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重要实践活动，所应遵循的自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生态规律性。很显然，现代教育的生产性代表着由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所赋予现代人类的改造自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主体性力量，而生态性反映着人类的自身自然和身外自然影响和制约现代教育发展的客体性力量。这两种因素和力量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共同推动现代教育不断变革和发展，从而成为影响现代教育历史进程的时代动因。

应当看到，近代以来由于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现代教育的生产性和生态性矛盾一直以生产性作为主导方面，生态性只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一历史状况导致的结果是，现代教育对外主要张扬了它的经济价值、科技价值、功利价值，从而成为发展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手段，成为现代人类破坏性地开发和利用身外自然的因素；对内则片面地根据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将培养人和发展人的过程视作开发人的劳动能力资源的过程，从而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同时又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了这种自然资源。正是由于现代人类过分地强调了现代教育的生产性，所以使现代教育和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科学技术一起，制造了外部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同时又在大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强制下，片面地开发和利用了人类的自身自然，制造了主体自身的生态危机。

应当说，现代教育的生产性将人类的自身视为一种自然资源，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内在统一性，这本是实事求是的，无可厚非的。在任何时代，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进行生产劳动，而“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这就是说，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将自己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和身外自然之间进行物质的变换。而教育也应当承担起开发人类的自身自然的职责，以提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水平。当前的问题是，现代教育片面地把人视作一种自然资源，并加以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以至于造成人类自身在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失衡、混乱和危机。关于这一点，现代教育学（如教育病理学）和现代心理学曾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资料，本文对此不作专门分析。我将这种情况也称作生态危机，因为人类的自身自然也存在着生态平衡的规律，而人类自身的片面发展正是对这一规律的悖逆和破坏。无疑，现代教育的生产性所造成的人类自身自然的生态危机，是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在当前它正在和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一起，将人类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面对这种历史状况，现代教育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未来教育必须走生态化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合理解决现代教育的生产性和生态性矛盾，并最终使现代教育走出内外自然的生态困境。不言而喻，生态化也是现代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综上所述，教育生态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不仅是由外部自然的生态危机推动的未来社会生态化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人类自身自然的生态危机对未来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定。

三、可持续发展：中国教育的战略选择

“可持续发展”是本世纪70年代由国外学者首先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短短20年，就成为当代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推行的新的社会发展思想和战略。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已经和科教兴国一起，并列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这在我国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1996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正式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明确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纲要》认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今后15年的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正在深入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重要的发展观念和强大的思想力量，并将实际地影响和规范我们在不同领域的社会实践。

“可持续发展”是关于人类生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发展观念和战略构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曾经从政治平等、消除贫困、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生产和消费方式、科学技术、社会立法、国际贸易、国际合作、群众参与等方面，广泛地讨论了这一战略思想。根据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可持续发展是针对当代人口急剧增加、科学技术片面利用、工业生产畸形增长、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环境遭到破坏等全球性问题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发展既应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几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相互协调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所着力解决的是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与自然关系及其现实矛盾。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要按照生态学原则及其精神，解决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问题。实质上是要扬弃工业文明，创建人类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生态文明。

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怎样认识、宣传和贯彻，这在当前还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比较而言，科教兴国战略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同时，十分突出地强调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及作用。反过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却是陌生的，这一战略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究竟有什么指导意义，它给我们的教育理论、教育观念、教育政策、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将带来什么影响与变化，人们对此并不十分清楚，似乎并无直接的关系和作用。其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同样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是深远的。因为“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在总结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致力于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理论。这一发展战略和思想的提出是对传统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根本的突破与变革，具有时代转折的意义。其中，它也包含了对于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关系的新的理解和新的看法，同时也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规定。这些都将根本改变我们对教育功能、教育价值、教育本质的看法，并将要求我们对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指出了新的方向和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这个方向和要求更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以及时代性和未来性。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教育工作者就应当重视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考和研究，我们的教育改革就应当重视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和落实。

本文认为，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有两种态度和方式。一种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从外部提出要求，从而推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另一种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教育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内部战略，加以贯彻和实施。毫无疑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教育的外部战略加以贯彻和落实，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在前面曾经分析，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和蔓延，从根本上说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如果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分析，那么生态危机就是现代人类长期坚持非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的必然结果。不顾生态后果的片面经济增长观和社会发展观，实际上也是由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孕育出来的，是现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的具体反映。现在，当人类迫于生态危机的压力倡导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之时，教育就应当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历史转型进行自身的改革，即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改革教育的观念、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正是生态危机条件下经济和社会转换发展模式及方向的客观要求。而且应当看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及转换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也必须有教育的支持。“教育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能力极为重要”[5]，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因为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培养公众的环境意识，资源意识，人口意识；就必须培养公众的生态品德，生态人格；就必须传播和建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就必须发展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科学技术；就必须建立和可持续发展相一致的社会规范体系，如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这一切离开教育的支持是不行的，教育可以给予人才、知识、智力、舆论、文化上的有力支持。基于这样的分析，我国教育事业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深化改革，并积极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然而，不能不看到，仅仅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外部战略来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将它作为教育的内部战略加以贯彻和实施，这样才能切实地推进教育的改革，并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部战略，是针对教育自身的非持续发展问题而言的。教育自身内部是否存在着非持续发展的问题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前面曾经分析，以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教育，内在地存在着教育的生产性和生态性的矛盾，客观上制造着人类自身自然的生态危机。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现代教育的生产性和生态性矛盾所造成的人类自身自然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教育的非持续发展和人的非持续发展问题。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家曾分析了现代教育对受教育者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的片面影响和有害作用，他们还从教育思想、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分析了造成这种后果的主客观原因。现在看来，片面的教育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实际上是教育的非持续发展和人的非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它破坏了人在生理、心理和精神等方面发展的内在统一性，换句括说破坏了人与社会、文化、自然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使得受教育者在某些方面得到发展而另外的方面被忽视和荒废，以致于出现人的发展超过自身自然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的现象。当前，我国教育界正在热烈讨论“素质教育”问题，并致力于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方向的转轨，实际上“应试教育”不就是我国教育领域中的非持续发展问题吗？而倡导“素质教育”不就是在教育领域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吗？有理由认为，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教育来说有内外战略之分，我们不仅要把它作为外部战略加以贯彻和落实，而且要把它作为内部战略给予宣传和实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我认为，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这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向生态化方向发展，从而适应世界教育发展的生态化趋势。既然生态化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着人类教育的未来方向，那么我国的教育改革就应当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此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生态化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推进教育生态化发展，是解决现代教育所长期存在的生产性和生态性的矛盾，以及作为这一矛盾的必然后果——人类自身自然的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存在着许多悖逆人的自身自然生态规律的严重问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从而保证我国教育事业健康而顺利的发展。第二，这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我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生态问题等现实矛盾。在当前，人们往往关注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外部自然的生态问题，却忽视了人类自身自然的生态问题。孰不知，人类身外自然和自身自然是内在统一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是齐头并进的，它们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是不可分割的。今天，当我们着手解决外部自然的生态危机时，不仅应当看到还存在着与此相关的人类自身自然的生态危机，而且应当认识到不解决人类自身自然的生态危机，外部自然的生态危机也不会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就是说，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用通行的语言说，不发展“素质教育”就不可能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协调发展。总之，教育在解决当今生态危机，以及其他与全球性问题上，不是无所作为的，很可能是通向未来生态文明的捷径和阳关道。为了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也为了教育自身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在教育领域中倡导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教育走向生态化的战略选择，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时代课题。 注释：

[1]邢永富：《论教育在人类改造自然中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0页。

[3]欧阳志远：《生态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1～202页。

第3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货币理论 金融危机 信用货币

一、货币的起源、本质、定义及职能

马克思提出货币的内容就是金银：“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而且他还指出：“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马克思研究货币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他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货币的本质是商品。货币不仅是商品，也就是具有一般商品的共性，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特殊商品，即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所以“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交换的发展，经常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比较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时，它就成了货币，当所有商品的价值都用货币来表现时，它就成了货币形式。

“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过程中实现。”由此说明，商品不是物，而是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货币体现的是价值，但实质上是体现了人们在参加社会劳动的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为依托在《资本论》中阐述了货币的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他认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基本职能，而后三者是派生出来的。它们间是有机的整体，彼此间存在着递进和互补的关系，二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产生于商品流通，离开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职能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

二、货币流通论及信用货币论

货币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是一种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特殊的商品。在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货币的流通也就形成了自己的规律。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与前提，而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必然结果与根本动力。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来表示即为：M=PX/V。M表示商品流通中的货币数量，P表示商品价格，X指代销售商品的数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此关系揭示了商品与货币的联系，从而更直接的体现出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内在相关性。

信用货币并不是直接产生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的，而是在执行其支付手段职能的过程中产生的。信用货币不同于纸币，信用货币的范围更加广泛，主要指各种证券，如股票、债券、基金等等，它本身没有价值，以信用为基础替代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并可兑换为现实的货币。信用货币既扩展了货币的职能范围，又人为地扩张了社会虚拟资本，加深了社会经济与货币危机。

三、目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

（一）目前金融危机的特点。

1.最近几次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征兆，波及到许多的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全球性特征，将世界整个金融市场推入了灾难中。

2.金融危机通常首先从金融领域为起点的虚拟经济领域爆发的，然后伤及实体经济，致使出口锐减，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消费者收入减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产生通货紧缩，导致经济衰退。

3.金融危机表现为消费的过度和进行负债消费。银行为了追逐利润，给一些原本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提供贷款，让他们也进入消费领域，当这部分消费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就引发了信用链和资本链的断裂。

（二）目前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可能性是隐藏于支付手段的链条中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才会暴露出来。所以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当今世界，金融行业广为发展，金融投机活动猖獗，信贷营业活动过度扩展，都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一些重要因素。

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引起的，它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其核心是支付链条的断裂，信用的破坏和商品的贬值。这主要是由于银行提供了过多的信用货币给无力消费的消费者，消费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被拉长的资金链条必然断裂。

四、我国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第一，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必须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管理。如果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就可能变成投机经济，为经济运行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由于我国的金融业有外汇管制及市场分割机制，所以在金融方面冲击不大。但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的国家，国外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锐减，制造业困难，失业人口剧增，消费需求下降。此外，创新的金融衍生品能够散风险，但也会使分散风险的链条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所以我国必须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防止过度开发。

第二，中国应减少实体经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当今的中国经济结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一旦世界消费市场恶化，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政府需大力地扶持中小企业，调整经济结构。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向我国转嫁危机，又要从过分迷信西方发展模式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发展模式，要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完善金融体系的管制，抑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兴华，孙咏梅.当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及应对思考，经济学动态，2009，（05）.

第4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论文摘要]：论文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并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曾经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应如何避免等。[关键词]：我国、三次、危机[论 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发生经济危机问题，现在理论界中争论不休。本文拟就我国曾经发生过的三次经济危机，谈一点浅薄看法。一、问题的提出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柬，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①斯大林所说的情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危机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时间还很短，建国40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受的挫折也很大，走了不少弯路。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对于我国何时曾发生过经济危机，危机的表现如何，其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的探讨，仍是十分必要的。二、危机的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中就医治了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一九五七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尔后就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化运动，使得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混乱状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一九五九年冬的农业危机开始，后来发展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业危机。在三年多的危机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危机在生产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首先农业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粮食总产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三；接着工业也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一九六二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六点六。钢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五。煤炭的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轻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四。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实行“关、停、并、转，”一九六O年全国的企业单位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九千个，上万项未完工的工程停工下马或者报废，损失浪费极大。后来国家不得不缩减二千万名职工回乡生产，这相当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危机在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奇缺、严重不足，通货膨胀，物价不稳，自由市场的物价飞涨。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货币发行量猛增了一倍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点九，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危机在消费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饥荒，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比危机前约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执行严格的配售制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这次危机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据估算，危机使我们损失了国民收入一千多亿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我国进入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是我国出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时期。这两年，正处在“”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那时群众被分裂成两派，搞武斗，各种条例、各种规章制度都受批判，被否定掉了，工农业生产很混乱。危机的表现。许多工厂企业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阻塞，使得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造成了工农业减产。比如，一九六七年工业生产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八，一九六八年又下降百分之五；钢产量一九六六年已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七年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六八年再下降百分之十；一九六七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短缺，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第三次危机是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那是“”后期的三年，“”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供、产、销严重脱节，企业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业的正常生产。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一九七五年略有上升。钢铁产量一九七三年已达二千五百万吨，一九七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五年回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一九七六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七六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国营工业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额超过了七十亿元。市场上许多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配售制，农贸市 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出现财政赤字五十多亿。有些地区农民吃不饱饭，生活很艰苦。这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据估算，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铁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上述三次危机表明，危机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严重不足，其他各种表现都是由于社会再生产遭到破坏，生产严重不足所致。所以，我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同。三、危机的原因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②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被消灭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否也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有的同志认为，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建国40年来，除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粉碎“”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十年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做出了“左”的判断，忽视了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基本方面，没有坚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对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未能及时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节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相反，我们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不断在生产关系和上基建筑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了冲突的地步。经济工作中的这种“严重失算”，引起了上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回顾40年来的历程，我们在哪些方面人为地扩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呢？首先，过急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客观的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是，这一基本原理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用。一九五六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理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合作社所有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以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是符合生产关系“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但我们却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一味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下，既忽视我国农业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现状，也不考虑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很大差异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轻率地发动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甚至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企图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并要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随心所欲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出现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在生产和交换方面，不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出发，错误地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作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特别是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而生产就不问市场的需求，不讲劳动消耗补偿，不讲经济效果，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分配问题上，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否定按劳分配，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来代替之。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劳动差别，想用穷富拉平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三大差别”，造成“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盛行，“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会变革生产关系，不是越变革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破坏了生产力。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其实搞的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混乱的经济管理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思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方面的祸害，从我国发生的几次危机都可以见到。第三，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和“”的干扰破坏，造成了我国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它是和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停顿地搞政治运动，频繁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这是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九五七年的“反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长达十年的“”，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运动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是我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得计划经济机关不可能编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进行 综合平衡，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他们的破坏最猖撅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加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进行批判，致使工业不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村则关闭农贸集市市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出现了第三次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总之，从我国出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看，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为地扩大了这些矛盾，使矛盾发展到冲突的程度。四、应如何认识对我国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应如何认识呢？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承认经济危机，而不能讳言危机。这样有人会发问：一，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什么区别？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有没有优越性？关于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危机，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危机的实质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I’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可见，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而从我国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却是生产严重不足。第二，危机的特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其根本的特征。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正趋于周期短，危机愈益频繁。危机的范围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个部门。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具有周期性，它的趋势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而愈益减少以至无危机，不会波及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危机的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危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并不带来危机的必然性。危机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和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反而扩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冲突的地步出现“严重失算”所引起的。上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关于二。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但它绝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也不是对抗性的冲突，它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例如第一次经济危机时，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顺利地解决了，到一九六五年工农业生产就恢复了正常。对于第二次经济危机，是通过国民经济的整顿而克服的。至于第三次经济危机，由于粉碎了“”，并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迅速扭转了危机的局面。事实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危机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在这一点上，也就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还必须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将日益加深，我们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大，从而经济危机的发生也将随之愈益减少直至无危机。这一点，更是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第5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关键词：和谐哲学；信息概念；功能不守恒；组合性爆炸；层次态发展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199-02

“和谐哲学”是个新名词，和谐哲学是指用于分析、解释、指导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体系。如，为什么通过和平、发展、合作的途径便能建成和谐世界?未来的和谐世界将会是怎样的世界?具体来说，由于当前世界并不和谐，目前全球最大的不和谐就是经济危机、地球环境危机与国际恐怖主义三大危机，人们将怎样克服这些“不和谐”。更具体的问题是：如何使全球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如何解决越来越庞大的失业大军队伍；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贫困，以消除恐怖主义；如何解决一系列地球环境问题，以达到天人和谐?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如果单个来解决，几乎每一个都是天大的难题，故必须综合起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个哲学便可称之为“和谐哲学”。再用和谐哲学为指导，这些问题便得以迎刃而解。

构建和谐世界，是主席在信息时代的2006年才提出的时代最强音，那么和谐哲学必须是信息时代的哲学。但现有成熟的哲学都是工业时代的哲学，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是不同质的时代，工业时代的哲学用于指导信息时代犹如牛顿力学进入微观领域，便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故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地发展工业时代的哲学体系，方能构建和谐哲学。创建和谐哲学的体系，基本概念的突破是基础，是出发点。

一、基本概念的突破

从科学史和哲学史中可见，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需要以基本概念的突破为前提。如爱因斯坦突破了时空概念，得出了相对论；马克思发展了物质概念，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那么创建和谐哲学需要突破的基本概念便是信息概念。

信息完全不同于物质。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物质不生不灭，是守恒的，但信息却不守恒。信息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湮灭、可以放大缩小、可以畸变失真、可以无限扩散。这样，以信息为本源的科学技术也就可以无限扩散，可以学习、共享。但以物质为本源的各种工农业产品，由于物质是守恒的。故物质产品只能分享不能共享。一件物质产品，你拿去了，我就没有了。工业时代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为争夺物质产品，剥削产生了。这时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故工业时代的哲学只能是斗争哲学。

20世纪下半叶，高新技术蓬勃发展，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两大车轮，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快速发展，还不到半个世纪，当前社会正向更高层次的知识社会跃进。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社会生产力基础发生了质变，从以物质生产为主向知识生产转变。从争夺物质产品，到共享知识产品，使人类社会从斗争向和谐转化。

我们的宇宙是一个特大系统，它是由无数个子系统构成的。各个子系统义是由更小的子系统构成。小到分子、原子、基本粒子都是一个系统。而构成系统的三基元是物质、能量、信息。这样，由于信息的加盟，使物质的概念发展到系统的概念：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构成系统，而系统是由物质、能量、信息构成。

二、和谐哲学的三条基本规律

我们的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大爆炸伊始，宇宙间只有能量。这验证了古代思想家们的直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从一发散”；中国古代《道德经》中认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一”就是能量。其后，能量凝聚成基本粒子。然后，宇宙的演化就开始了：基本粒子一原子、分子一无机界一生物界一人一原始时代一农业时代一工业时代一信息时代一知识时代(和谐世界)。

从宇宙演化的进程中，我们发现有三条基本规律，它们是功能(性能)不守恒规律；组合性爆炸规律和层次态发展规律。这三条基本规律就是和谐哲学的基本规律。

1　功能(性能)不守恒规律。物质、能量守恒。信息不守恒，由物质、能量、信息构成的系统其性能、功能便不守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加一不等于二。这是一条宇宙发展最基本的规律，是宇宙之所以从单一的能量演化成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大干世界的根本原因。从能量凝聚成基本粒子，基本粒子组成原子分子，再到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的性能、功能不同于原子分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系统的性能、功能是不守恒的。若没有系统功能不守恒规律，宇宙间永远只有能量，而不会产生性能不同于能量的基本粒子以及其后的万事万物。

2　组合性爆炸规律。当子系统构成大系统时，其所形成大系统的数量是爆炸式地增长。如质子、中子、电子三种基本粒子能构成92种原子；0、1两个符号，构成了无限的计算机语言。由于系统发展是以组合性爆炸的方式进行，所以宇宙的发展是越来越快的。宇宙的演化经历了约150亿年；从猿到人几百万年；农业时代一万年；工业时代二百多年；信息时代才几十年就要向知识时代跃进了。

3　层次态发展规律。系统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每一次上升形成一个新的层次。新的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的关系是高层次保留低层次的合理内核，同时产生新的功能。如从猿到人，人保留了，动物生存、繁衍的本能(动物性)，同时产生了思维、劳动能力等高于动物的社会性。同理，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一层次，社会主义应保留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科学技术、科学管理、自由化、市场机制等，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功能――强化宏观调控。中国“”中实施的“兴无灭资”正是彻底抛弃了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才酿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悲剧。而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也就是吸取了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

用以上三条基本规律便能解释和指导构建和谐世界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三、用和谐哲学指导构建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将是怎样的世界。从层次态发展规律来看，信息时代将向知识时展，而当前的各种危机正是时代跃变的“产前阵痛”。未来的知识时代便是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将是怎样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是由材料(钢铁)、能源(石化能源)和设备(机械)三要素发生组合性爆炸而形成的。知识时代的生产力本质上仍是由材料、能源、设备三要素组合而成，只是都向高层次发展：能源由太阳能等新能源取代石化能源；设备是机器人和高级自动机；而材料便是各种纳米材料。当人们掌握了无限的能源和大量不用付工资的机器人劳动力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轻而易举的事；大部分体力劳动的工作都由机器人承担了，人们便都可

从事知识生产；这时社会生产的目的就从提高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已经满足)上升到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这就是即将到来的和谐世界。

2　为什么构建和谐世界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的途径。在当前的信息社会中，人们可以共享知识产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进入知识社会的必经之途，但在工业社会中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是通过侵略战争，通过帝国主义占领掠夺殖民地实现的；而现代(信息时代)的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通过共享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和注入资金实现的。20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现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害怕被“边缘化”。这就是共享知识成果后的和平、发展与合作。

3　克服当前经济危机的途径。爆发经济危机是由于社会生产力过剩，社会产品超过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因此克服经济危机的主要途径就是发展新兴产业。当前的经济危机，是各种夕阳产业生产力过剩所致。为此欲克服经济危机，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当前最有希望的首推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

从经济危机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而新兴产业会造就新时代的诞生这点来看，可以说，正是经济危机催生了新时代。而当前这次经济危机所催生的就是知识时代，也就是和谐世界。

4　如何安排越来越庞大的失业大军。失业率飙升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梦魇，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难题。社会失业率飙升正是社会劳动力转型的前奏。社会生产力的层次态发展是从农业时代一工业时代一信息时代一知识时代，其相应的社会劳动力结构是从农民一工人(蓝领阶层)一白领阶层一金领阶层(知识生产者)。当前失业大军不断庞大，正是社会劳动力向金领阶层跃变的必要条件。

在知识生产领域中有着无限的工作岗位。宇宙是无限大的，基本粒子则无限小，在这无限大和无限小之间，有着无限的宇宙之谜、自然之谜需要人们去探索；人们在保护、控制、建设地球的伟业中又有着无限的工作岗位。当人们有了高知识。并有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者不愁物质生活的需要，便可转向知识生产领域成为金领阶层。其实，就目前来看，有些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已基本具备了社会劳动力转型的条件，只是还缺乏相应的社会机制而已。

第6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柬，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①斯大林所说的情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危机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时间还很短，建国40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受的挫折也很大，走了不少弯路。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对于我国何时曾发生过经济危机，危机的表现如何，其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的探讨，仍是十分必要的。

二、危机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中就医治了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一九五七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尔后就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混乱状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一九五九年冬的农业危机开始，后来发展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业危机。在三年多的危机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危机在生产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首先农业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粮食总产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三;接着工业也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一九六二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六点六。钢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五。煤炭的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轻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四。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实行“关、停、并、转，”一九六O年全国的企业单位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九千个，上万项未完工的工程停工下马或者报废，损失浪费极大。后来国家不得不缩减二千万名职工回乡生产，这相当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危机在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奇缺、严重不足，通货膨胀，物价不稳，自由市场的物价飞涨。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货币发行量猛增了一倍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点九，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危机在消费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饥荒，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比危机前约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执行严格的配售制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这次危机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据估算，危机使我们损失了国民收入一千多亿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我国进入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是我国出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时期。这两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那时群众被分裂成两派，搞武斗，各种条例、各种规章制度都受批判，被否定掉了，工农业生产很混乱。危机的表现。许多工厂企业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阻塞，使得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造成了工农业减产。比如，一九六七年工业生产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八，一九六八年又下降百分之五;钢产量一九六六年已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七年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六八年再下降百分之十;一九六七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短缺，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

第三次危机是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三年，“四人帮”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供、产、销严重脱节，企业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业的正常生产。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一九七五年略有上升。钢铁产量一九七三年已达二千五百万吨，一九七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五年回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一九七六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七六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国营工业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额超过了七十亿元。市场上许多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配售制，农贸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出现财政赤字五十多亿。有些地区农民吃不饱饭，生活很艰苦。这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据估算，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铁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述三次危机表明，危机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严重不足，其他各种表现都是由于社会再生产遭到破坏，生产严重不足所致。所以，我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同。

三、危机的原因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②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被消灭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否也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

有的同志认为，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建国40年来，除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粉碎“四人帮”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十年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做出了“左”的判断，忽视了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基本方面，没有坚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对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未能及时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节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相反，我们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不断在生产关系和上基建筑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了冲突的地步。经济工作中的这种“严重失算”，引起了上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发生。

回顾40年来的历程，我们在哪些方面人为地扩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呢?

首先，过急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客观的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是，这一基本原理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用。一九五六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理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合作社所有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以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是符合生产关系“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但我们却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一味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下，既忽视我国农业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现状，也不考虑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很大差异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轻率地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甚至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企图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并要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随心所欲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出现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在生产和交换方面，不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出发，错误地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作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特别是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而生产就不问市场的需求，不讲劳动消耗补偿，不讲经济效果，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分配问题上，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否定按劳分配，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来代替之。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劳动差别，想用穷富拉平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三大差别”，造成“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盛行，“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会变革生产关系，不是越变革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破坏了生产力。

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其实搞的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混乱的经济管理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思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方面的祸害，从我国发生的几次危机都可以见到。

第三，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了我国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和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停顿地搞政治运动，频繁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这是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运动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是我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得计划经济机关不可能编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进行综合平衡，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他们的破坏最猖撅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加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进行批判，致使工业不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村则关闭农贸集市市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出现了第三次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总之，从我国出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看，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为地扩大了这些矛盾，使矛盾发展到冲突的程度。

四、应如何认识

对我国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应如何认识呢?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承认经济危机，而不能讳言危机。这样有人会发问：一，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什么区别?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有没有优越性?

关于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危机，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危机的实质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I’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可见，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而从我国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却是生产严重不足。第二，危机的特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其根本的特征。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正趋于周期短，危机愈益频繁。危机的范围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个部门。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具有周期性，它的趋势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而愈益减少以至无危机，不会波及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危机的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危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并不带来危机的必然性。危机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和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反而扩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冲突的地步出现“严重失算”所引起的。

上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第7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摘 要] 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力求开辟新的空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文章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文章认为当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今后，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1](P651)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运动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使它与生俱来背负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又产生出以各种具体形式存在和运动着的具体经济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只有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形成了生产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一性质要求社会从生产的整体关联性出发，理性地处理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内容也在日益丰富。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部分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使得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安排，而是按照少数人控制他人、占有他人财富的利益要求来安排的。生产的商品形式使价值与货币成为追求财富的直接目标，占有剩余价值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容。价值、剩余价值作为独立的范畴，它们的存在与运动使生产活动可以超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弹性。也正是生产的商品形式，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也使人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价值生产背后的物质联系，使价值拜物教成为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生产服从于少数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的倾向。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危机成为现实，这时，尽管社会已经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却不能用来为社会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物质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赋予了生产条件以及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以资本的属性，这样，即使不在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价值形式实现对生产条件所有权的控制，来占有生产领域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货币的资本属性不仅产生了借贷资本，而且进一步发展成虚拟资本、土地价格乃至众多的价值增值工具。它们的运动远离生产领域，但是它们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实际物质财富的运动，从而产生了在金融领域触发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以上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征，仍然是当前波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矛盾中发展演变，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特征，这些新现象与

特征赋予了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与形成逻辑。　2.二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想象的是一种按照常规运行、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成长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它发展变化的基本推动力。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限制，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它自身结构所提供的手段、机制不断创造新的活动形式、扩充新的活动领域，用以暂时突破在原有运动形式和领域内社会基本矛盾给予的限制，其结果是使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运动的新形式、新领域进一步展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垄断加剧了社会基本矛盾，导致各国竞相通过资本输出缓解国内市场矛盾。资本输出一方面扩展了资本的增值空间，使它们可以利用海外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销售市场以带动商品输出。因此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成为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阶段，虽然垄断已经形成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但是笃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仍固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念，推崇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矛盾最终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为结果。

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20世纪前期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各国互相倾轧、以邻为壑、两败俱伤的教训，试图建立一个有管理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雄厚，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秩序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挤压下难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继续扩展的空间。因此，出现了战后最初20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不仅世界市场在扩大，而且各国经济在生产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出现了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成为后来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有管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带来的外部稳定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空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基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矛盾及各种具体矛盾。在新的扩展空间使用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具体矛盾便以新的形式重新激化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此前2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矛盾凸起的新阶段。在前20多年中有管理的世界秩序下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新阶段的逻辑和历史起点。

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突出表现在，资本的增值和积累更多地在货币金融领域寻求突破，使得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更多地在这一领域展开。这一特点源自世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带有强烈世界倾向的经济，需要有恰当形式的世界货币作为价值在世界范围的运动载体和一般代表。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市场上只有黄金才能充当世界货币。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世界经济的形成总是与那些具有强大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霸权与扩张联系在一起的，随之，这些国家的货币在世界上也就占据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客观上执行着世界货币的职能。这种情况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状况、经济政策的结果会通过世界货币的职能扩散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更进一步说，他们可以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创造有利于己的资本积累方式，并把自身内部的矛盾、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19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是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美元承诺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黄金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任意增发货币的行为形成约束力量。1971年至1973年的美元危机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世界货币进入了浮动汇率的时代。在这个浮动汇率体系中美元仍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由于世界货币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基础，使得美元纸币的膨胀失去约束，给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马克思说，“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1](P140)然而，在黄金非货币化以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进入商品流通这个口时，却不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进入的。这样，它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即在决定商品价格时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这就为以后的通货膨胀、虚拟资本的膨胀开了口子，开辟了资本以金融形式获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新天地。

资本是一个运动中的价值，然而这个运动只有通过货币形式才能明确地表现资本的增值，因此，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的循环是资本运动最典型的形式，“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明显地表现在金光闪闪的货币形式上”。[2](P68)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领域发生的变化，也使资本的增值过程、增值方式发生了变动。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率制度下，“价值革命”①出现的机率大大提高。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化的价值进行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2](P122)20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价值基础的货币使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增强。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却给金融资本带来了获利的机会，由此引起资本市场繁荣并向全球扩展。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基本性质，使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市场不断地扩大，资本积累才能顺利进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种方式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美元的发行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适应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没有价值基础的美元纸币大量发行，为金融垄断资本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因此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的显著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使金融垄断资本进一步将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展开。当代金融垄断资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在世界范围内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第一，那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需要有广阔的市场，而美元的世界货币和国际储备地位，使得美国市场成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支撑自身经济的重要去向。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国际贸易中，以廉价美元购买别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民花费实实在在劳动生产出的物质产品，通过巨额贸易逆差无偿占有提供产品的国家人民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国际融资的形式向世界出售没有相应实际资产做保证的债券收回美元以维持其国际收支。第二，利用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霸权地位，迫使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国家的货币升值，实现对别国剩余劳动的最终无偿占有。第三，过量发行的美元也通过贸易途径把通货膨胀输出到其他国家，使对它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增发货币，形成这些国家的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局面，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困难。第四，利用投机手段制造国际金融危机，无偿占有别国社会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货币危机、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尤其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这些地区的经济带来严重损失。转贴于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世界资本主义在近几十年通过全球化的经济联系，运用各种市场经济机制，通过货币、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置于它的剥削之下，成为资本积累新的形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空间。

二、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矛盾诱发当前的危机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积累的制约使它不可能长期无限制地发展下去。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力求通过创新突破既有限制获取新的积累空间，同时新形式的资本积累又使社会基本矛盾以新的限制形式出现的历史。当前，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就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道路上进行积累所走到的一个新的极限。

1.当前的金融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积累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精巧、隐蔽的剥削方式，它以价值的形式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这就使得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突破使用价值的界限具有无限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掩盖了价值的源泉，使资本可以通过对货币的创新，以流通的方式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变革使世界货币脱离其价值基础仅成为一种纯粹的价值符号，由此开创了经济金融化的时代。在经济金融化的时代，借贷资本成为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又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地对信用工具进行花样翻新，在扩大贷款对象和贷款规模的同时，通过创新信用工具，收回货币资本并转嫁金融风险。信用工具的创新又使资本市场上债券价格不断涨落，为投机性金融资本获利带来新的机会，使资本可以既远离生产活动又能更加迅速、便捷地赚到钱。对此，《资本论》早就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2](P67-68)但是，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狂想病却不完全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周期性的狂想等同，这一次不同的背景在于，第一，经济的全球化扩大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不仅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且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业化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在为世界垄断资本提供着剩余价值。而金融垄断资本所要做的只是按照市场的规则，利用商品价格、利率、证券价格等的变动，通过货币金融的方式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第二，货币性质的变化使得美国无节制地大量发行货币，用以购买发展中国家人民辛苦劳作生产出的物质产品，并凭借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出售债券的形式重新占有货币资本。这些变化，使得资本的金融投机行为不再被看做像马克思时代那样由于经济的繁荣、生产的高涨所派生出的现象，而是被看做资本通过创新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使自己增值和积累的新领域。因此，金融投机活动不再是“周期性”的狂想，而是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持久地加以开发。

经济的全球化和货币性质的变化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新机制。虽然剩余价值的源泉存在于生产领域，但是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却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最为基本和原始的形式是马克思所讲的通过生产直接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除此以外，它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被资本所占有。例如，它可以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转移到买者手中，这又通过降低劳动力价值形成有利于资本的收入分配。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对外投资的利润、不等价交换，以及各种虚构的服务收入等方式占有剩余价值，形成发达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盈利的来源。在金融市场不断翻新的情况下，金融垄断资本又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将剩余价值形成的剩余资本加以集中。金融垄断资本又进一步利用集中起来的剩余资本发放贷款，并再发行证券以集中货币资本。

但是，贷款对象的扩大必须以生产领域的相应发展为前提，而生产的扩大又必须以市场的扩大为条件。经济的金融化并未消除社会基本矛盾对资本积累的根本限制，而当代金融资本突破这种限制的方式则是通过扩大贷款来强行地扩大市场。在此，所谓的“金融工程”为扩大贷款对象开发出种种技术手段，例如，美国金融资本创新出“次贷”、“Alt-A”、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等贷款形式，诱使人们借款消费，以扩大剥削对象。然而从本质上讲，借贷资本收入的最终源泉只能是生产领域形成的剩余价值，发放消费信贷所获取的利息收入事实上也是间接来自于剩余价值。因此，当金融垄断资本将既有的剩余价值源泉开发殆尽，转而将非剩余价值收入作为攫取对象时，危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可见，当前的金融危机是资本对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增值与积累新领域开发殆尽的结果，不能被看做是一次常规的周期性衰退。据此推测，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节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有资本增值方式的重大调整才能实现。

2.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及其本质。

当前的金融危机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困难，直接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生存，并已经对生产领域造成危害，因此，近几个月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救助措施，通过巨额政府支出拯救那些陷入金融困境的金融机构。就现有的资本主义运行结构看，这些措施是使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解脱困境所必须的，不如此它们就直接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些措施即使奏效，所能够解决的也只是当下金融体系因债务链断裂出现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互相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1](P143)目前各国采取的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的求助方式，正是基于马克思所提到的这种错误认识。根据前面的分析，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流通领域流动性缺乏，相反，长期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实行低利率的政策为美国金融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虚拟资本的膨胀，使金融垄断资本迅速地积累。当前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膨胀起来的虚拟资本找不到足够的剩余价值源泉继续支撑现有的金融方式的资本增值。因此，当前的救助措施只能解救金融体系的当务之急，并不能彻底解决当前的危机。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来自于华尔街的“贪婪”加之金融当局“监管不力”，尽管这种看法仍停留在对直接现象的观察，它也反映出人们对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放松管制”、“解除监管”政策的反思。从当前的救助措施来看，它仍是维护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一种措施。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政府用劳动人民创造的财政收入来维护金融垄断资本所构造的价值增值体系。而正是这种价值增值和资本积累方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由此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许的范围内，危机过后如果资本不能开辟新的增值领域、找到新的增值形式，那么资本主义就只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种“有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因此，靠财政手段的救助只能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只有采取必要的调整，建立真正为实际经济运动服务的金融体系才有可能使资本主义摆脱当前的危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Nick Beams.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 Marxist Analysis[Z].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wsws.org

第8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危机；经济利益；生态利益

一、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在

1.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学说与其他事物或理论一样也是随着时代背景的发展而发展的，分为三个阶段：古代人类中心主义、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下主要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背景角度来分析这三次人类中心主义。

⑴古代人类中心主义。古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背景主要是宗教神学统治人类以及“地心说”理论，这时期人类将自己至于高于动物的地位，将一些人神化并给他们赋予可以统治世界的特殊能力。这一时期的宇宙观是“地心说”理论，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些神如《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是上帝创造的第一对夫妻，组建世界上的第一个家庭，被视为人类的鼻祖。

⑵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背景是人们通过一系列的科技革命、技术革命。这个过程人类尝到了通过应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从而使自身获益的滋味，所以人类崇拜于科学技术，认为只要利用科学技术就可以实现所有。因此，人类把自己的力量看的过于强大，将人置身于自然、其他生物之上同时将人类的利益看作最高利益。

⑶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背景就是我们当代的时代背景也是我们现在研究讨论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它是伴随着环境、生态危机的凸现而产生的。因此，它既是建立在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扬弃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当代全球环境、生态保护运动以及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

2.生态危机

⑴什么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主要是近代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自然的承载能力而造成的水土流失、荒漠化、全球变暖、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能源枯竭等很多问题。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机，迫使人类必须放下“屠刀”，进行深刻反思。

⑵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权益、利益相争。生态危机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只是在远古时期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程度还是相当低的，所以对自然几乎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随着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人类开始大面积种植农作物这就导致破坏了很多地区的原始植被，但是这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程度也还是相对比较低。而到了近代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开始疯狂的开采能源、建造工厂进行生产，人类的野心越来越大，对自然的掠夺越来越大，成为了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工业化过程是科技创新迅速利益化的过程。这就驱使科技最大程度地服务于资本，科技与资本的紧密结合，让自然资源发酵出巨大的利益，产生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政治权益为保障力的各种利益间的博弈激发着生态问题的诞生与恶性循环发展。①

二、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1.人类不可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

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不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正如人类不可能真正站在其他任何动植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需要践行于人类中心主义中，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去解决生态问题。

⑴社会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属性就是社会属性，人类的社会属性体现在人类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劳动、生活。这也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人类是永远不可能抛开自己利益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

⑵自然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当今的生态危机就可以看作是自然问题，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所以对于自然环境的追求也可以看作是人类为自身利益追求的一个利益点。

2.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在近代生态问题没有变成人类最大的危机，所以人类在当时根本没有看到生态危机，可能也并没有想到人类的行为会导致自然的变化和生态危机，正因为这一时期生态危机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所以生态问题自然不会成为当时人类利益的追求点。而在那一时期人类的利益则是通过征服自然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所以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以经济利益为人类利益追求点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发展经济而决定的，因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需要转变利益追求点，以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

1.转变利益的追求点――从经济利益向生态利益过度

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虽然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无涉，但它对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却至关重要。通过我们上文的分析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必须转变利益的追求点从单纯的追求经济利益转变到追求经济利益和追求生态利益并重。我国出台的绿色GDP政策也反映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利益追求点的转变。

⑴经济利益的追求还不能停止。现代人类社会并没有进入一个像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不可能马上就终止，同时人类只有先满足的物质基础，才可能去解决更多其他的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此阶段还是不能够停止的。

⑵生态危机的出现促使人类考虑生态利益。前文说了为什么近代人类没有考虑到生态利益，最主要的问题是那时期生态问题并非主要问题。而现代人类社会与之不同，生态危机已经危机到了人类的生存问题了。这些问题的出现让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价值取向，才会考虑到生态利益的重要性。

⑶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是利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当代生态危机的出现在促进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同时也促进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反过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解决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克服生态危机提供了唯一现实可行的途径。而当今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人类的发展经历了混沌型的原始文明――经验型的农业文明――理性型的工业文明，其中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阶段。工业文明实质上就是科学和技术文明，在这一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然而当今我们又提出了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生态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是比工业文明更进步更高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然而我们在讨论生态文明的同时不能单单地讨论它自身。有的人认为生态文明是把生态学放在哲学的基础上来阐释。在讨论生态文明的时候需要联系到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其实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联系起来也恰恰反映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即主张人的决定性地位，同时还强调人类在追寻自己利益时，应该运用人类的理性，不能轻率地、盲目地、疯狂地使用、破坏、掠夺自然；人类还应该担当起照顾和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人类和自然是需要和谐地相处才可以持续地发展下去。这也体现了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的利益追求点，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需求。

人类是不可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的发展必须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人类利益的追求点来不断进步。解决生态危机也是如此，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将传统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转变成为追求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并重，注重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此来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引文注释

①程宏燕.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生态问题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11）：123.

参考文献

[1]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09）.

[2]程宏燕.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生态问题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11）.

第9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财经文摘》：物流业是服务于现代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物流业有没有受到冲击?有什么办法应付这种冲击呢?

李志民：这次经济危机影响非常广泛，对物流行业确实有很大冲击，很多小企业破产。但对嘉里大通来说，冲击有限。因为嘉里大通隶属郭氏集团，资金链充足，这对缓解我们的压力非常重要。再有我们是第三方物流供应商，主要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供应链管理服务，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对客户群有了相当的把握，可以说具有了一定的综合实力。

《财经文摘》：在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大多数行业、企业都呈收缩态势，为什么嘉里大通反而不断增开新基地呢?

李志民：今年5月份，嘉里大通昆山物流中心成立，此次嘉里昆山物流中心项目投资总额超过1亿港元，第一期占地50亩，分两期进行。第一期计划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多功能物流中心，预计2010年第二季度投入使用，它将成为嘉里大通物流华东区重要的物流分拨和仓储基地之一。同时，我们位于成都、重庆两地的物流中心已正式启动建设，将于2009年底和2010年第二季度投入运营。

尽管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但我们对自身发展和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始终充满信心。之所以会逆流开新基地，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发展有这个需求，同时也有了很强大的业务基础，也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快捷的服务。

雄鹰：我补充一下，我们建的新基地也是一种投资，而投资就不只是针对今天，而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期。中国的市场已经为全世界所瞩目，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也是我们花大价钱建新基地的原因之一。再有说危机，危中有机，我们要看到并把握其中的机遇，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机会。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拉动内需，这势必涉及商品流通，对物流业是很大的机会，而且我们现在也已经看到了4万亿的巨大作用。

《财经文摘》：为何选择在昆山建设新基地呢?这是基于何种考虑?

雄鹰：昆山是“长三角经济圈”中的一个重要枢纽，位于上海与苏州之间，航空、水运、公路、铁路四通八达，交通优势得天独厚，投资环境优越。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全球产量三分之一的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在昆山生产；全球九分之一的台商都选择在这里落户。目前，昆山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投入的高密度、高回报、高增长地区之一，形成了以外向型带动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型经济格局。良好的外部交通、投资环境是吸引我们的重要因素。同时，嘉里大通物流也一直密切关注昆山发展，并将其作为重要战略发展区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