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态度精选(九篇)
第1篇：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
本节课是《记承天寺夜游》的第二课，第一、二课时在学生充分预习的基础上，我已
经引导学生对全文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特征进行了合作、探究。为探究主线让学生
在欣赏苏轼并从他的诗词看他的人生态度和艺术风格的同时，探究其内容并能联系现
实生活实际，总体上，我自己认为本节课还是比较成功的，由于学生对苏轼的诗词涉
入极少，故教学中我主要采取了自主、启发、朗读、探究和自评的方法。
二、执教的过程
我在执教2012年6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2课（《记承天寺
夜游》―苏轼）（书193页）时，指导学生分析作者创造了一个清幽宁静的艺术境界，
表达了他壮志难酬，愤懑自嘲自解的难言之情，元丰六年正是作者被贬到黄州的第五
个年头，虽有耕种田地可以自勉，也有壮丽山河可以游乐，却壮志未酬，心忧国事，
从他的“月色入户”，则“欣然起行”，欢快之情，溢于言表。念无与为乐者，无不
显露出作者那微妙变化的思想感情！作者的那种高尚人生态度，真正通过描写把人代
入空明清蒸，亦真变幻，赏心悦目的境界，“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两
人耳”，表达了作者被贬做了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无事可做的闲职的那种悲凉与
痛苦，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种种难言的感情尽在其中，文中表
达了作者集儒、道、佛思想一生的人生态度。笔者又在执教该书的第25课诗词五首中
的第五首（《浣溪沙》―苏轼）（书206页）一文时，看出了苏轼自己被贬官黄州期间
的凄凉环境和悲凉心情，当时苏轼已经48岁了，但忽见泉水两流，激发起作者的不悲
自发，虽失意而仍然干一番大事业的豪情壮志来，但从他的首句“山下兰芽短侵溪”
到末句“休将白发唱黄鸡。”特别是从末句休将自发唱黄鸡，看出作者虽老犹少的精
神壮志，老当益壮，奋发进取的理想感情。从这首小令描写暮春三月兰溪的雨后美景
，抒发了自己虽处困难，仍力求振作精神的乐观向上的态度。因此我在语文课上指导
学生们，让他们正确去理解苏轼的诗词艺术风格和他所追求的人生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看他不是成就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
苏轼几千年来美名为人们一直传颂，我认为千百年来，人们对苏轼既敬且爱又喜，试
从《东坡乐府》一书分析他的艺术风格和人生理想，该书一共收集了苏轼词三百四十
余首，自然是苏轼在词作上的总结，世人已经公认这些词在总体上呈现出豪放、旷达
、飘逸的韵味，但也可以看出他的人生乐观、健康、进步、坦诚、向上、平静的人生
态度。比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文，表达了苏轼用儒家思想自律，以佛、道
精神自解他的人生态度。“我乘风归去……何似在人间”！此词值得我们认真品味他
那种求醉、求欢、求乐去达到心灵的自我平息，此词作于宋神宗宁九年（1076年），
时值苏轼任职于密州太守，因不满王安石新法而对新法的拥护的那些人的排挤和打击
，在政治上难免有失落之感，加上这一时期，他的胞弟加最好的朋友苏辙七年未见面
了，在亲情上便难免有孤独之意。笔者认为：这首词实质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痛苦―
―幻灭――觉醒――期盼的情感调节，他的一生历经坎坷，但他的精神逼真地展示了
出来，于是他在词里慨然而歌“人有悲欢离和，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由此观之，苏轼把他的人生情感和自然界的物联系到一起，运
用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来平扶内心。
综上笔者可以看出：从苏轼的词可以看出他的人生态度和艺术风格，甚至每位读者读
苏轼的词作，都可发现：一、在苏轼的时代，词作为一种言情文学体裁，能够自由放
胆的宣泄内心的种种情感，有而排遣忧郁。二、苏轼的大部分词作，都应该说是他政
治生命的低谷中，其文学达到顶峰时期，具有人性、道、佛、儒的思想更显著，他正
是运用这些思想为工具来调整自己的。三、苏轼的词在其人生态度上以儒家思想贯通
一气，不屈抗争，积极用世，以进一步求取热爱生活、关注生活、积极生存的力量。
为苏轼著上了层层美妙的人格魅力。是苏轼给自己调配的一剂精神药方，也是他自己
调节性灵的一大补剂。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他的以豪放自称的千古名文―
《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作于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谪居住黄州期间，从开篇大江东
去到樯橹灰飞烟灭，他努力抒写了江山壮丽、人杰盖世的雄伟气概。苏轼曾经有千古
风流人物的理想，其他人能达到为何自己不能达到？现实政治人生的起伏沉落，戴罪
之囚的潦倒无奈，自然让他悄然而悲，肃然而恐。所以，苏轼在此豪放让我们真真切
切的听到了铁板铜琶之声。假如苏轼没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就会在很多时候不会
有这种焦虑。词人短暂的人生如烟的功名都放到宇宙大我中去考察。难怪不得林语堂
先生称苏轼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因为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难怪不得
黄庭坚说：“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不然。彼其老于文章，
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
我从《东坡乐府》中发现，苏轼的道、佛、儒思想可以说一直是词人用来排遣内心隐
忧的武器，或许说得平静一些是一种工具！而苏轼生活的时代，能将词写得那么豪放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苏轼的人生态度的真实表现！他的诗词内
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立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
诗词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苏轼的文学强调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
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空灵秀逸，朴质清秀。如梨花香远益清。他
的思想具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深切关注老百姓疾苦，几次遭贬之后，更加崇尚
道家思想并回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大一解脱，具有平常心是道的思想真正地过
上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三、授课优点
1.结合苏轼不但在文学领域上是大家，更重要的是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画、
书、诗、文、词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
术天才，分析了人物形象，欣赏了精彩的细节描写，巧妙地贯穿了该节课的主题。
2.教学设计合理，教学度量适当。本篇课文，也许对于城市和农村初中生来说，可能
两课时就够了。因为基于学生的素质和他们对唐诗宋词这些的了解太少，师生进入教
学的情景可能快得多！由于农村地域限制或学生本身对苏轼不了解而显得陌生感，所
以，可能教师在切入本文教学时，可能要费力得多，即便安排了他们充分的预习。因
此，我对本文的教学设计安排了二课时：第一课时，学生自选阅读方式，理清故事情
节，让学生复述故事情节后教师归纳；第二课时，再结合已经熟悉的故事情节，让学
生分组讨论、探究人物的性格特征。
3.教学方法适当。本节课我主要采取了讲述、朗读、启发、提问、探究等教学方法。
总之，教学之法永无定法，我只是抛砖引玉，渴求各位同行赐教为谢！同时，我
第2篇：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
关键词：苏轼；词；主导；风格
G633.3
苏轼被林语堂称之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在近千年的历史风云变幻中，一直成为人们学习、效仿的偶像人物，衍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苏轼在世时，其智慧才能、文学成就、多舛的人生经历，在宋代就刮起了“子瞻旋风”。在当代也有为数众多的“苏粉”，从不同角度去研究苏轼。凡此种种，足可见苏轼的天皇巨星地位及由此生成的轰动效应。本文以苏轼词的主导风格为突破口，试图探究其“千年长青”的奥秘。
一、苏轼豪放词风形成原因
（一）家学影响奠定了苏轼豪放词风的内在基调
苏轼母亲程氏是一个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关心国家大事的杰出女性。苏轼十岁时，程氏亲自执教，以东汉范滂反对宦官专权，慷慨就义的豪壮精神激励苏轼。苏轼父亲苏洵是一个儒生，曾用魏国夏侯玄反对司马氏专权篡政，临斩而泰然自若的豪迈气概教育苏轼。苏洵除言教外，还特别注重身教，曾两次领苏轼兄弟赴京。这种重阅历，重见识，重修养的见解，是苏轼豪放词风成因的切实的注脚。而苏轼弟弟苏辙，既是苏轼手足，又是苏轼同道，苏轼称他“岂独为吾弟，承是贤友生”。这些家学影响奠定了苏轼豪放词风的内在基调。
（二）丰富的人生经历、旷达的胸襟是苏轼豪放词风的主观因素
苏轼一生在仕途上迭经升沉，起落很大，充满坎坷。他热心政治，但政治仕途并不理想，先后被贬密、黄州，几多沉浮，丰富了他的思想；经常与劳动人们接触，目睹农村的生活，开阔了他的眼界。苏轼的思想较为复杂他兼收并蓄，“外儒内道”，使他具有开朗的胸襟、旷达的个性。再者，他特别注重将慷慨激昂、悲壮苍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善于在写人、咏景、状物时，以奔放豪迈的形象、飞动峥嵘的气势、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给人一种“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的感觉。这是他豪放派词风形成的主观因素，是其他任何一个同时代同遭遇的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这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旷达的胸襟有直接关系，是形成苏轼豪放词风的主观因素。
（三）词自身发展的规律是形成苏轼豪放词风的客观因素
从词自身发展的规律加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苏词风格的转变也是顺应词自身发展演变的需要。且苏轼适逢其时而得风气之先，以自己的词作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天地，提供了一种既迫切需要又切实可行的文学样式，很快为人所肯定和接受。这对苏轼豪放风格的形成多少也起了促进作用，为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四）诗新运动成为苏轼豪放词风的社会因素
以欧阳修为盟主的诗新运动，在词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也给苏轼以启迪，苏轼继承他们的作风并加以恢宏变化，从而开创了词坛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苏轼继欧阳修之后，登上文坛的领袖地位，继续完成诗新运动，以他在诗文方面的杰出成就， 不能满足于前人的成就，他曾反对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这就决定了他要创作一种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词风，作为北宋诗新运动的完成者，苏轼进而把诗新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以诗为词，抒写思想怀抱，显示文学各部类之间的深刻影响。
二、苏轼豪放词的特征
（一）雄奇恢弘的境界
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 一改以往靡艳风格，冲击了北宋词坛。苏轼也自然成为了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描写大自然的词，取材广阔，气象万千，就题材而论，登临怀古、田园风光、农村生活、歌咏事物，无不展示出大自然的雄奇壮阔，而在对大自然的赞美中，也表现出了摆脱自我，使自我融入大自然的雄奇恢弘的境界。慷慨豪迈的情怀与气势磅礴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豪放词“天风海雨逼人”之气势（陆游《老学庵笔记》），抒写慷慨豪迈的情怀，形成雄奇恢弘的境界。
（二）旷达飘逸的神韵
1.以深层次的哲理思考表现人生态度的旷达
苏轼常常在词中对自己的人生做着深层次的哲理思考，在深层次的哲理思考后，更坚定了其顽强乐观、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而所作之词，也产生了旷达境界。
2.以自然山水表现自我情怀的旷达
苏轼善于以清空之笔描绘宁静幽邃的景色，并借这清幽的明净之景来表现自我疏狂不羁、潇洒飘逸的旷达情怀。坡的旷达，不同于陶渊明的归隐，也不同于竹林七贤的狂放，而是在孤独苦痛的精神磨砺中铸就，在感悟生命、融合自然、观照内心、洞悉世情后沉淀，从而形成的成熟、从容、厚实、大气的生命状态，这才是真正乐观豁达的“旷士”所应具备的姿态。
3.以农村风俗风光、劳动生活来表现融入自然的旷达
苏轼词中流露出的对农村的由衷喜爱与不胜向往之情，本质是内心希望远离官场，是一种借农村纯朴之美来忘却官场名利、仕途痛楚的方式，以农村风俗风光、劳动生活来表现力求摆脱自我、融入自然的自我情怀的旷达。
4.用自然物象来表现自我情怀的旷达
苏词咏物，不但重形似，而且重神似，不但能写出物象，而且能写出高远寄托和旷达情怀。苏轼词中常咏月、咏梅、咏鸿，用这些寓意高远的自然物象来表现自己的傲世独立的旷达之情。月、梅、鸿等“物象”即是自我旷达情怀的寄托。
（三）豪中见悲的特点
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一系列豪放词是北宋豪放词派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在这些豪放词中，透露出来的悲壮、凄凉、哀婉甚至一丝浅浅的“消极避世”的特征。也是苏词豪放词的另一特点。
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豪迈的创作风格是苏轼一生的主流，“悲”只是其此做种含蓄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这掩盖不了苏词昂扬乐观的主}。但作为苏轼豪放词的一个特征，还是应该谈到。
第3篇：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
关键词:苏轼;和陶诗;意蕴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257-02
大文豪苏轼,一生著作卷帙浩繁、成就辉煌,然而在逝前却只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寥寥数语来总结其一生。苏轼刻意强调黄州、惠州、儋州这三处,是因为“此三处共同使之触及到人生的极处,也共同使之超拔至人生的极处,而和陶无疑又是维系苏轼在此三处人生体验的内在纽带”。
1 苏轼的贬谪及其和陶的原因
人们一般只注意到苏轼首次和陶是在元七年(1092)从颍州移至扬州时所作的《和陶饮酒》,实际上早在遭贬黄州时期苏轼就已经开始欣赏陶渊明了,还发觉自己与陶渊明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苏轼的《江城子》词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一般人都是在睡梦中颠倒着黑与白的现实,在沉醉中昏迷着苦与痛的人生,因为人生如梦,人生如醉。人越是清醒地执着着,其人生也就越是寂寞地挣扎着。只因感于与渊明相似的经历、相似的性情,故而六百年的时空阻隔在苏轼这不过是脑海中的一闪、心灵上的一颤、嘴里的一念,于是,时空的界限消弭了,眼前的东坡就是当年的斜川,而今生的苏轼亦是前世的陶渊明。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苏轼就崇拜陶渊明,未免言之过早,毕竟苏轼少年时便“奋力有当世志”,熏陶多年的儒家执着于世,兼济天下的出仕精神始终主导着苏轼的精神内核。即便是诗文中偶尔流露出一丝对世事消极悲观或是向往田园的情绪,那也不过是诗人在“乌台诗案”后,面对仕途暗淡、抑郁不得志的人生现状的一种感情宣泄或是一种正话反说,而这种故作姿态式的正话反说更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苏轼不能释怀所以故作释怀的矛盾复杂心情。当然,苏轼心中也有向往田园生活的可能。“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中流露出的归隐,更多的是将田园牧歌化、理想化以后的一种向往,而这种心理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所普遍具有的,因为他们觉得隐逸是高雅的象征,“是一种心理上必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从而对这个阶级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
此时的苏轼所呈现的姿态更多的是以退为进,借山水田园的自然美景安抚抑郁受伤的心灵,回归人最本真原始的状态,在平静中蓄势待发,等待机会,致君尧舜。果不其然,黄州之后,神宗驾崩,哲宗即位,苏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相继担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要职,被三品之服章;甚至在在元二年(1087)还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堪称青云直上”。遗憾的是,苏轼不外饰的个性并没有因当年“乌台诗案”的打击而有所改变。保守党执政,新党在野,然而苏轼的“不识时务”使其相继得罪新党旧党,结果引起新旧两党对他的不满和攻击。随后的政治生涯,不论是自请外调还是贬官降职,苏轼一直都是在辗转流离中度过。可以说苏轼的人生是马背车轮上的人生,因为他一直在赶路,不是在离任的路上就是在赴任的路上,只是此后苏轼的赶路方向是一路向南,直至天涯海角的岭南。
赶了一辈子的路,当花甲之年的苏轼来到与京城隔海对望相距万里的海南时,他深感“中原北望无归日”(《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的凄凉,所幸的是他早已学会在山穷水尽的生命终极之处,以“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空云卷云舒”之态笑看人生了。晚年的苏轼随身带着陶渊明的诗集。他自己曾在《答程全父推官书》中如此记述:“仆焚毁笔砚已五年,尚寄未学,随行有《陶渊明集》”。 此时的陶渊明已不仅仅是苏轼“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以自遣的一剂疗药,更是一位“但恨不早悟”(《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的知己。苏轼更是“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他既爱陶渊明其人,也爱陶渊明其诗,由诗及人,都符合他的审美理想,故而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引》说道:“苏轼谪居儋州,尝寄书告子由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数十篇’”。
至于和陶原因,苏轼也在其中进行交代“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对渊明的“为人”有了更细致的叙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苏轼对陶渊明的评价也是重在对其人品的陈述,在人品上,他最钦佩陶渊明之真,并认为这是陶之所以是陶的关键处,苏轼同时发现呈现人品的清真也是陶诗所突出表现的一种美。真情的流露是苏轼和陶的切入点,更是研究苏轼和陶诗的着眼点。
朱靖华先生在《论苏轼的及其评价问题》说:“苏轼的和陶诗不仅是既想解脱又无法解脱,更是既欲排遣而反成戏谑的倍增烦恼的内心倾诉”。由此,形成了苏轼和陶诗的内在意蕴。
2 苏轼和陶诗的三重意蕴
苏轼贬谪与其和陶诗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和陶诗实是诗人“物质和精神的种种压抑下超的”,是苏轼在仕途生涯的跌宕起伏中对人生的全新觉悟,是苏轼高尚情怀的诗性表达,还是苏轼人生皈依的真实写照。
第一,苏轼的和陶诗表现了其“当欢有余乐,狂戚亦颓然”(《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人生新觉悟。
众所周知,苏轼少年便“奋力有当世志”,但经历“乌台诗案”和新旧党争后,面对黑暗残酷的人生现实,晚年的苏轼超越了年轻时代盲目忠君的思想。他对儒家的济世情怀不再停留于机械的迂腐、一味的愚忠,认为“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和咏三良》)并且同时也愈来愈倾向佛老思想。在《和陶形赠影》中,“形”认为“还将醉时语,答我梦中游”,因为“醉”与“梦”的状态才是生命“真”的状态,所谓“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和陶饮酒》之十二),而在《和陶影答形》中“影”则进一步从“梦”的角度等同了醉与醒,“醉醒皆梦尔,未用议优劣”,看似是对醉与醒的否定,实质上是对醉与醒的人生状态的肯定。因为既然二者皆为梦,那么就不必计较醉与醒时的荣辱得失,而只须专注在生命“真”的状态。《和陶神释》便是对这种生命之“真”更多意义上的肯定,“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醉和醒都是有尽的,不能借由这两种状态去回避人生,只有让心灵从世俗中彻底超,专注于对生命真的状态的感受才算获得自我,这便是对“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陶渊明《神释》)最好的释绎。
然而苏轼终究不是陶渊明,对于陶渊明断然归隐、追寻自我的选择,苏轼只能自叹“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他不可能全然隐退,他也不会两极对立地对“仕”与“隐”作出明确的划分。正如他等同了醉与醒进而从人生如梦的角度,超越了醉与醒的现实人生、追求忘怀物我的人生一样,对于仕与隐,他也是随缘自适,该仕则仕,该隐则隐。人生的安与危、毁与誉、欢与戚,既然知其无可奈何那么就不要去刻意勉强,倒不如从容淡定地面对。忘记旧伤,才能换来新生。
第二,苏轼的和陶诗还表现了其“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 (《和陶王抚军座送客》)的高尚情怀。
苏轼一生仕宦三十几年,心系百姓,即使遭贬南荒孤岛,赤子之心不变。他心中的“佳处”并没有因为“海瘴”而受到蒙蔽,相反,在全新的生活感悟之下,苏轼以更宽广的视域来投射社会,并在社会实践中来践行着其着眼于大处,不局限于自我的情怀。他在《和陶劝农》序中说道:“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薯,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趋饱。余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苏轼揭露了海南农业文明的落后景象。重商轻农的发展政策导致良田荒废、百姓食不果腹的现状。苏轼直陈弊政,末尾还不忘呼吁当权者应该加以重视。不单单流露在诗文上,苏轼在多年出任地方官的期间更是始终践行着为民造福的普爱之心,如在惠州时,“惠州驻军缺乏营房,军队散居市井,骚扰百姓,苏轼建议修营房三百间。为了减轻漕运,当世收税要钱不要米,岭南正闹钱荒,苏轼又主张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各从其便。” 正如宋人费衮《梁溪漫志》所载:“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公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 不同于仅停留在诗意关怀中的陶渊明,苏轼永远将他的大关怀付诸于实践之中。由此,苏轼的胸襟情怀更为融通,更具现实品格。
第三,苏轼的和陶诗还表现了他“以彼无尽量,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的现实皈依。
具有高尚情怀的苏轼在仕途上的跌宕起伏中有了新的人生感悟和具有哲学色彩的思索,并把这种思索投向历史,寻找历史的依据,从而确立了困境中新的人生观。人生观必须与日常生活相交融才能诠释其真实意义,因而在苏轼将视域投向自身之时,面对偃蹇人生,他也能做到开朗旷达、履险如夷、处穷而乐、随缘自适。以新的人生感悟为前提,在找到其千古知音陶渊明的同时,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类似于陶渊明的人生审美方式。
从世俗矛盾中抽离出来的苏轼,面对岭南当地美好的风土人情,他并非形容枯槁、困顿绝望。相反,他对眼前一切都津津乐道,不但“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书》),而且对淳朴的民风、真诚无私的友情也大加赞赏,不能忘怀。因此它的和陶诗中出现了大量吟咏海南风土人情的田园诗以及表达对亲友思念感激之情的酬赠诗、思亲诗。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和陶怀古田居》、《和陶九日闲居》等。
“环州皆白水,际海皆苍山”的海南,山水环绕,环境优美,是可以“寓我有限年”的世外桃园。“市不为二价,农不为争田”这份有别于市侩浮华的淳朴民风以及“门生馈薪米,救我无厨烟”的质朴民情使苏轼在贬地也有如鱼得水的“适物自闲”,即便是过着粗茶淡饭的简单生活,也有着锦衣玉食所体会不到的快乐与满足(《和陶归园田居》之一)。“客来由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荔枝洁白的果肉、黄柑沁人的香味都叫人垂涎,回味无穷。甚至拗口的“鸡舌”土语,苏轼也认为“倘可学”,而且还妄想“化为黎母民”。由此可见,在经历了人生起伏巨变的阵痛后,苏轼超越了人生具体形式的悲欢祸福,回归到人抽象本质的随意平淡。
苏轼和陶诗是苏轼人生轨迹的记录,它记载着苏轼由体验认知到感悟深思终至释怀面对的心路历程。有别于陶渊明偏重于个体自我的高蹈不俗从而有疏离大众的倾向,苏轼始终怀着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与用世之心,不论身居高官还是远贬边陲,都念念不忘江山社稷和人民百姓。从这点来看,苏轼和陶并不在意是否真的似陶,他并没有按照陶渊明的人生范式来建构自己,也没有把和陶当成对自己未能归田的“补偿”或是一种精神体验。相对而言,这种和陶行为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它是在表达苏轼对未来的一种守望,渴望后世文人对其该仕则仕、该隐则隐人生范式的认同与归属。苏轼的和陶诗是想表达一种人生的空漠之感,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祈求解脱与舍弃”。这超越了人生的具体形式、形态而上升到抽象、至高境界的人生论。“人生是一个永远体验着的反思着的过程,知识和知性乃至逻辑推理并不给我们提供现成的人生困境答案。答案只在每个人的寻求和探索之中,在于我们把握那震撼我们灵魂的人生重大困境和对生存处境的深切洞悉。我们只是人生最高问题的提问者,答案在生命的真切体验中,在亲身的经历、直接的感受、心灵的痛苦、危机和唤醒之中。生命在于体验,而体验给我们思考的起点,同时又使我们关心生命意义超过关心生命本身”,这就是苏轼和陶诗所传达出来的深层意蕴。
参考文献
[1] 张兆勇.关于苏轼追和陶诗的追踪[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
[2]李星.苏轼《和陶诗》探因[J].社科纵横,2001,(3).
第4篇：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
关键词：苏轼诗文 禅宗思想 随缘放旷
众所周知，苏轼的豪放风格是建立在积极进取、洒脱达观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儒家的入世、“致君尧舜”是苏轼诗词的主导思想。但当苏轼在仕宦道路上遭受打击、迫害之时，却能随遇而安，既不蛮干硬拼，也不消沉隐世，而是以旷达的态度解脱苦闷，“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我们认为这正是苏轼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
苏轼虽受儒学影响颇深，但同中国广大的封建士大夫一样，“早岁便怀齐物志”，与庄子结下难了之缘。《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写到：“（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庄子说：“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苏轼就是这样的“德者”。其原因就在于苏轼视贬所与“吾乡”齐一，于是便“安土忘怀”，这种精神胜利法与庄子的“万物其一”并无二致。“升沉何足道，等是蛮与触”，“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何处青山不堪老，当年明月巧相随”。其诗词如是观，其文亦如是观。
如《超然台记》便是如此。此文作于密州，其时苏轼因两次上书神宗反对王安石新法，均未被采纳，便郁郁不得志，请求离京外任。先是通判繁华的杭州，三年后改任密州。杭、密生活水平相去悬殊：杭州欢宴不断，密州却“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苏轼借老庄“万物齐一”的思想安慰自己道：“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如能“万物齐一”，超然物外，无美恶之辨，将“舟楫之安”等同于“车马之劳”，处“雕墙之美”同“采椽之居”，视“湖山之观”匹“桑麻之野”，则“吾安往而不乐”。因此当苏轼临老谪居海外，穷愁颠越，无不自得，超然物外，便不难理解了。
然而实现这份超然，更离不了禅宗的影响。从个性和气质看，苏轼是一个颇有见识、才华横溢的文人才子，尤其是他格外丰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表现出一种高层次的内在孤独感。他总是带有哲学思想去多愁善感，去思考人生、自然、社会等大命题，为民族、时代和人类命运而忧心忡忡。而此时此刻，在他苦苦求解时，禅宗给他指明了一个思想出口。
禅宗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它主张在现世求得一种自由解脱，关键在于“真性自空”，使心灵处于一种空虚的境地。这种“空”，不是简单的“空无”，而是心处尘世，精神上却一尘不染。也就是说，摆脱人世间的有无、生死、得失等功利欲望的束缚，根本解决人本性中绝对自由之追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禅宗所崇尚的这一超然玄悟的心性，深深影响了苏轼的人生观，他追求真率自然，不受事物的羁绊，形成狂放不羁和通达洒脱的个性，正所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苏轼《论修养帖寄子由》）。
苏轼因父病故，扶丧归里。他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皆因新法的施行与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所见的“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1071）出任为杭州通判后，苏轼遍游佛寺，向高僧怀琏、慧辩、元净、契嵩、惠勤、参寥等参法。苏辙在《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游将行赋诗送之》一诗中回忆道：“昔年苏夫子，杖屦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熙宁七年（1074）苏轼出任密州太守。在密州山穷水恶之中，历历在目的是人民疾苦，参禅礼佛成了苏轼排解郁闷的重要渠道。可以说，密州是苏轼思想倾向于禅宗的开端。
苏轼接受禅宗也是有其现实因缘的。苏轼生长于佛教传播相当发达的四川，他自幼生活的眉山，与佛教圣地峨眉山相去不远，距著名的乐山大佛更近。处在峨嵋佛教文化圈内，苏轼家庭的宗教气氛也十分浓郁，其父苏洵系云门宗四世圆通居讷皈依弟子，其母程夫人亦系优婆夷，其弟、其继妻都信佛，家中供有五代贯休所绘的十八罗汉水墨画像。等苏洵和程夫人逝世后，苏轼将他们生平喜爱之物捐给寺院，并作《十八罗汉颂叙》。坡之弟苏辙，亦系佛教居士，名列“唐宋散文家”之内。他在《试院唱酬十一首·次前韵三首》中写道：“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苏轼的续室王闰之亦好佛，东坡曾在她的生日时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教义，买鱼放生为其祝寿，并作《蝶恋花》词云：“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以及后来苏轼在杭州纳的歌妓王朝云更是信佛笃深。由此可见，苏轼接受禅宗是有着深厚的家庭渊源的。
苏轼禅宗思想的深刻化应是在黄州时期。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云：“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当绍圣年间苏轼再贬惠州、儋州之时，其佛学修养已汇通三教，且有了深刻的认识。
从1057年母丧到1074年出任密州，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使苏轼深深体会到世道艰难、宦海多波，此时也许在王闰之和固有的家庭环境影响之下，苏轼主动向禅宗靠拢，从中汲取营养，去追求那种“外物无芥蒂于心”的精神宁静，以使自己在生活中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得”，始终保持通达乐观的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表现在诗词中，就是出现了大量的人生“如梦”“如幻”之类的词语。这些都缘自佛教的空、净思想。基于十二因缘的基本理论，释迦牟尼提出了著名的“三法印”佛教人生观，即“诸行无常印、诸法无我印、涅槃寂静印”。既然人生一切现象皆依据因缘和合，且人的一生永远在流转变化之中，那么人、人生便没有真实本体，就像《金刚般若经》中所谓众生之相“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苏轼的笔下，人生的空幻意识比比皆是：密州时期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不但是人生变化不定的写照，也是佛家因缘和合的阐释。更加明显的还有“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的感慨。不同于佛教的是，苏轼能将人生本质的无意义与当下生活的有意义相结合，从而追求现实生活的滋味、内容、意义。而这种矛盾的结合，形成巨大的张力，成为苏轼豪放超旷风格的生长土壤。
第5篇：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
【教学目标】
1、知识技能：掌握本课生字词，会认14个字，会写13个生字，积累词语；能复述课文
2、过程与方法：讲授法、谈话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体会文中苏轼所题对联中对于方丈前后态度变化的讽刺，学习使用与人交谈时表示谦虚和尊敬的词语，体会对联这种艺术形式的独特之处
【教学重点】
体会文中苏轼所提对联中对于方丈前后态度变化的讽刺
【教学难点】
体会文中苏轼所提对联中对于方丈前后态度变化的讽刺；学习使用与人交谈时表示谦虚和尊敬的词语
【教学难点】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 激趣导入，引入课题
从前有一个少年非常聪明，他认识很多字，读了很多书，于是他写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遍人间书”。后来，有个老人拿着一本书拜访这个少年，这书中有许多字这个少年都不认识，于是，他很羞愧，就在他的对联前面加了几个字，咱们看——嘿，是不是很巧妙啊！你们知道这个少年是谁吗？对，他就是大文豪苏轼。今天咱们要继续学习《灵隐题联》，再次看一看这个与苏轼有关的故事。
二、 复习生字，梳理课文
1、PPT出示生字词，同学们开火车认字
2、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然后告诉老师，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三、 朗读课文，理解内容
1、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大文豪，他平时不仅喜欢读书写诗，书上告诉我们，他还喜欢——访僧问禅，与人探讨佛理。访僧问禅是什么意思啊？探讨呢？
2、灵隐寺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你能不能找到一些词语来形容这里的美景？庭院清雅、花木繁盛
3、这里的环境可真好，难怪苏轼见了这样的环境心中舒畅，可是呀，这里的环境让苏轼心中舒畅，这里的方丈却让苏轼心生不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方丈的态度不好。你在哪里看到的？请同学们将表示方丈态度的句子画出来。谁来读一读？
作者是怎么描写方丈对苏轼的怠慢的？皱了皱眉，这是神态描写，朗读时咱们最好也皱上眉头。“哼了一句”，这是什么意思？这位方丈话都不愿意说，只是哼了一句“茶”。
板书：坐、茶
你们说说，他这种表现我们称为什么？——以貌取人。请同学们再读一遍。通过作者对方丈的动作、神态、语言描写，通过同学们的朗读，这个以貌取人的方丈简直活灵活现啦！
5、面对方丈的态度，苏轼有什么反应？——心生不悦，站着攀谈，谈着谈着，方丈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将表示方丈态度的句子画出来。谁来读读？
这时候方丈堆出了笑脸，什么是堆？那，同学们，堆出了笑脸，说明……方丈满脸都是笑，变得很客气了。这一次，他说：居士，请坐！又吩咐小和尚说：敬茶！
哎？有没有细心的小伙伴发现，这两句有什么区别？多了一个请和一个敬。还有呢？标点也不同了！我们说感情强烈的时候使用感叹号，这时候方丈的态度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了，咱们该怎么读？
板书：请坐、敬茶
请和敬是敬语，你还能不能找一找，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示尊敬的词语？对别人要尊敬，自己要谦虚，那你能不能找出表示谦虚的词语？
6、面对方丈的客气，苏轼又有什么反应？——依然未就坐。就这样，方丈与他又交谈了一阵，方丈越发觉得这位书生非等闲之辈，得知这是苏轼之后，方丈的态度又有什么变化呢？
双手合十，躬身施礼什么意思？谁能来模仿一下？眼拙是表示谦虚的词语。模仿动作并朗读
之前啊，方丈还只是哼了一句，现在却请苏轼上坐，敬香茶
板书：请上座、敬香茶
你觉得这个方丈是个什么样的人？
以貌取人，这短短一会儿功夫，方丈的态度发生了三次变化
7、那对于这样以貌取人的人，苏轼是什么反应？坐了片刻，起身告辞。眼看着苏轼要走了，方丈请他留下墨宝，他留下了一副对联。他写对联时的动作和语言时怎样的？方丈的态度呢？
8、看到大文豪苏轼写下的对联，方丈这下可高兴了吧？方丈并不开心，你觉得方丈心里会想些什么？这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
9、接下来请同学们一起从右往左再一次朗读这副对联，观察对联有什么特点？
10、介绍对联。
对联啊，就是我们讲的对子，是写在纸上、布上或者刻在柱子上、木头上的对偶的语句。对联有上下两句，咱们一般从右往左读。咱们再读一遍。
你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对联吗？
四、 课后作业
1、 给家人讲讲《灵隐题联》的故事。
2、 搜集并积累有趣的对联。
【板书设计】
14、灵隐题联
坐 请坐 请上坐
第6篇：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
关键词：士；知识分子；批评；人格宽容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judgment of the intellectuals is made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can put forward criticism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knowledge and tr uth. Moreover， it is highlighted that what the society needs is actually the cri ticism from intellectuals. So the tolerance toward intellectuals is， in fact， th e tolerance of their criticism. Studies of Sushi， a famous intellectual in China 800 years ago， who advocated “criticizing the faults of one’s times and predi cting misfortunes even in prosperous time”， show that the belief of modern inte llectuals is just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 life orientation. Actuall y， Su Shi’s idea had the glorious flavor of modern reason.
Key words: scholar; intellectual; criticism; personality toleran ce
提起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人物，我首推苏轼。回顾苏轼的一生，应该说是坎坷的 一生，辛酸的一生，但也是辉煌的一生。苏轼终生都在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总要把自己认 为的“当世之过”顽强地揭露出来，因而既受到新党的排挤打击，旧党也一点没有轻放过他 。如他自己所说，旧党对他的迫害，有时甚至比新党当初对他的迫害更“阴毒”(参元三 年十月《乞郡札子》)。陆游把苏轼的一生总结得恰如其分：“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 之心。千载之心，生气凛然”。(《放翁题跋》卷四《跋东坡帜》)
一个人同时被两种互相敌对的势力所不容，并时时受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这是一种特 殊的现象，姑且称作“苏轼现象”吧。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究“苏轼 现象”，给苏轼一个正确的定位，充分肯定“苏轼现象”的意义和价值，探讨“苏轼现象” 的历史延续，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样做人、做事、立功、立德和立言， 为社会做贡献。
一
“言必中当世之过”，是苏轼做人、做事、作文和立功、立德、立言的核心思想。苏轼 是北宋皇帝的臣子，他竭力想做个忠臣，处处为君着想。不过他做忠臣，和别人有所不同。 他欣赏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他说有了这浩然之气，“ 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潮 州修韩文公庙记》)他认为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才能在文学、政事上有所成就，才能在立德 、做人上为后人所敬仰。浩然之气使苏轼挺直腰板做人，理直气壮说话，光明正大做事，始 终坚持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忧民之心做人的准则，永远向社会开口，或建言，或批评， 成为诤言詈当世之过的楷模。
苏轼的批评锋芒无所不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抨击社会不公。苏轼是一位留心观察社会，救时济世的作家。在他留下来的2700 多首诗中，真切描写人民穷困悲惨生活，揭露地主无穷盘剥、官府苛征重敛的作品，占有相 当的篇幅。
其二，讥刺当世之过。苏轼性格耿介，一贯直言得失。早在仁宗朝应试制科时他就毫不 掩饰地警告宋统治者：“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 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1〕(P226-227)苏轼把国家比喻成一 个“忧然不乐”的病人 ，自己说不清哪里不舒服，一般人也看不出他的言语饮食、起居动作与常人有什么差别，但 扁鹊、仓公那样的高医却一看就知道，他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了。要想治好他的病，“固 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1〕(P226-227)他认为“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 以其动而不息也。”〔1〕(P226-227)天 下万物皆生于动。对于祖宗的成法，应当遇时而变，随时而进。否则，国家将会穷蹩，历史 也会止步。同时，苏轼还指出了“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1〕(P272)的 弊端，并忠告宋政府 ：农民是天下之本，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他们。现在国家白白养活庞大的军队驻于内地， 既不使征战，又不使生产，这岂不是“弃财”吗?国家强迫那些年老体衰的士兵蹈赴战场去 送死，这岂不是“弃民”吗?这种愚蠢的做法，应当立即停止。此外，苏轼还对冗官制度、 官府无穷的差徭、繁苛的律令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其三，批评文辞不实。真实是文艺的生命。苏轼十分重视文艺的真实性。他极力反对晚 唐以来西昆体“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但同时他对发展到了另一极端，流为迂 奇怪僻的文风亦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新弊”。因为在苏轼看来，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 者提出“复古”的目的不过是要求创作回到表现现实生活的正确道路上来，现在很多人“用 意过当”，竟又把迂奇怪僻当作追求的目标。矫枉过正，必然会走错路。旧弊也好，新弊也 好，都是苏轼极力反对的。他在《书吴道子画》中，就曾极力赞赏吴道子的人物画，“得自 然之数，不差毫末”，并且把吴道子画人物的真切比喻成“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 出，横斜平直，各相乘得”。这些说法，虽然偏颇，但从他所推崇的实质看，却道出了一条 严肃的美学原则：文艺必须忠于生活。
其四，自责言之闪失。以批判而见长的苏轼，一生不仅无情地解剖别人，解剖社会， 揭露社会的弊端和阴暗面，同时也在无情地解剖自己，向世人曝光自己皮袍下藏着的那个“ 小”字。苏轼自幼受良好的家庭教养，早年就立下了“救时”、“济世”的宏图大志。他与 那种依红、偎翠的风流文人和撮权贪禄的庸俗官吏不同。他自谓“始不自量，欲行其志”， 〔2〕(P1324)“少小不为身，宿志固有在”〔2〕(P1171)。他的宿志就是：“ 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3〕(P282)“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 饥寒为上瑞”〔4〕(P223)。正因为有这种理想和抱负，他才敢于看见不 顺眼就指责，发现错误就批评。真有点“论时事不留面子”的意味。直到老年，他把这种批 判的锋芒引向了自己。这是否说明他想否定自己一贯的主张——“言必中当世之过”?答案是否 定的，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苏轼至死不渝所坚持的“指归在批评”的坚定立场。人愈老 ，他这种批判思想愈加成熟，批判锋芒愈加犀利深刻。他老来的诗文，并不是要否定自己所 推崇的批判精神，而是要批判包括自己在内的儒教通病，即“空文而少实用”和“少有中理 ”的“偏见”之论。这种严于律己的自我批判意识，正是对自己负责，对社会尽职的具体表现。
二
苏轼之所以终生坚持“言必中当世之过”，处“盛世”而作“危言”的人生价值取向，原因 是复杂多样的。
首先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修养。苏轼对人生和社会的主人公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如何“救时”、“济世”，苏轼从父亲那里找到了答案：即要看准当世之过究竟在哪里 ，同时还要敢于把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且要指得准确、中肯，起到“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 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的作用。“言必中当世之过”，在今天就是作家干预生活 ，干预政治。具体指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错误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 现象不能不加批评、揭露；对被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尤其是消极倾向——不能 不提示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这里可以看出，生活在12世纪的苏轼，已有了强烈的问题 意识，这和当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通的。当然，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态度和目的是积 极的，建设性的，与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雨淳”的忠君思想是相统一的。
父亲的教诲使他树立了“救时”、“济世”的宏图大志，博览古今和良好的文化修养又 炼就了他直言极谏的铮铮铁骨，养成了他论人论事，客观、全面，既肯定优点，更强调缺点 的思维品质。他在《韩愈论》里有这样几句名言：“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 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主张具体分析，一分为二，不搞绝对化，苏轼的思想是非常现 代化的。正因为如此，他论先秦诸子百家，评李、杜、韩、柳等文坛宿将，始终坚持自己作 主，拿出眼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评价原则。这在《商君说》、《书学太白诗》、《记 子美陋句》、《评韩柳诗》等篇章中均有详细的表述。
其次是宦海沉浮，坎坷人生所养成的平民意识。 政治上的种种磨难，更拉近了苏轼与贫民百姓的距离。贬黄州后，亲友绝交，疾病连年，饥 寒并日，“人皆相传已死”〔5〕(P656)；谪海南时，自度“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 望”，乃至“处置后事”，与儿子决别。〔2〕(P1695)“政治上的打击和失意，使苏 东坡有机缘与下层生活靠近，扩大视野，体察艰苦生活。难怪他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 雨》中概叹：“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苏轼自居于平民，妥当与否，姑且不论，但这种思想和意识都是非常宝贵的。它决定了 苏轼能以常人的眼光，常人的心态和常人的生活方式去审视他人、他事和自己。这样就容易 做到，看见什么说什么，实话实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假就是假，真就是真，绝不会把 丑的说成美的，把恶的说成善的，于人于己，向来如此。正像鲁迅所说的，“老百姓虽然不 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 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6〕(P350)贫民意识使苏轼说实话， 说真话，而且置生死祸福于不顾。常说，敢说人生社会的弊端，这在苏轼身上似乎已经个性 化了。
其三是自由独立的人格力量。苏轼一生因直言屡遭不幸，虽然，亲戚朋友曾良言苦劝， 即使他反对的政敌，也曾暗示他应该收敛一些，但他初衷不改，依然故我。苏轼对苦难并非 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 的不幸。在艰难的岁月中，苏轼实现了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形成了独特的苏轼人 格。这种独特的人格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对国家(君王)要讲责任，对人民要讲良心，对 个性要讲自由。这种人格使苏轼永远不满足现状，时时向社会开口，批评错误，弘扬正义。 这种人格也保证了他在被贬谪中，仍不忘立德、立功、立言。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 湖州任地方官，除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捐助修桥外，文学创作也颇丰盛。尤其对黄州时期 苏轼的思想，后人议论歧出：有的认为佛老思想占主导地位，有的认为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有的认为以佛济儒，还有的认为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其实，这一时期是苏轼思想、 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不论对待佛老、心灵，还是对待社会、现实，他都与前人不同。苏轼 以特有的机制，把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任其性命之 情”和“齐一万物”，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万法平等”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 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从而 实现了对传统儒道两种人格的超越，建立了一种执著现实而又超越现实、追求心灵自由而又 不逃避人生的新的士大夫人格。这种人格对正统的封建伦理秩序起着潜在的破坏作用，恰好 契合了他信奉和追求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指归在批评的人生价值取向。
三
《左传》中说，人生有三不朽：曰立功、立德、立言。苏轼何功、何德，其不朽世人皆 知，但功德之不朽又毁誉难定，就是盖了棺也未必能定。中国历史上对苏轼的时褒时贬，就 是明证。所以不少国家都把为自己民族创造灿烂文化的“立言”人视为真正的不朽者。当然 “立言”之“言”也毁誉难断，但与功德不同，“言”的毁誉越难断，它也就越可能不朽。 就是功德之不朽，其实也得靠“立言”来存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从苏轼所立之“言 ”，来评判其所立之“功”与“德”，并提出了耐人思考、探讨的“苏轼现象”。
所谓“苏轼现象”指的是：王安石掌权的时候，决意变法，苏轼明知自己“若少加附会 ，进用可必”。可是由于政见不同，改革想法有异，觉得很多新法以及具体办法已经成为“ 当世之过”，他就“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以致得罪下狱(《杭州召还乞郡状》) 。司马光上台后，不顾一切废新法，苏轼从一贬再贬中骤迁回京，做了大官，可是他在民间 实践中看到新法的某些方面确比旧法利多弊少，而采取了有所维护的态度，认为原来“交契 最厚”的司马光一些极端做法又成了“当世之过”，便不惜与之力争，惹得司马光大怒，终 于再被旧党排斥了下去。苏轼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 随一也。老弟与温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与杨元素》)
一个人同时为两种相互敌对的势力所不容，究竟是个人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谁应该对 此负责?“苏轼现象”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首先肯定责任不在苏轼。因为苏轼并非难说话，与人不合作，也毫无半点“自恋症”的 影子。他从未夸张自己的出众，并把它发展成孤芳自赏、多愁善感、爱洁成癖、孤高冷漠、 蔑视他人等性格定势。他虽然也经常回视自我，但这种回视像目睹社会、人生一样，看到的 不是自己的出众，而是缺陷、过错，并及时地、毫不留情地把它——自己的和社会的过错— —统统揭露出来，提出救治的办法。毫无疑问，罩在苏轼生活上的阴影，对苏轼身心健康的 损害，重权在握的人应该负责，社会应该负责。黄平先生认为，从现代意义上看，知识分子 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技术型；二类是以批评现实生活为使命——相当于中国传统“清议 ”的批判型；三类是对学术、社会和自身进行检点的反思型。其实“反思”的目的也在于批 评错误，除弊兴利，所以，“反思型”知识分子也可以并入“批判型”知识分子。因此，福 柯把知识分子只分成两人类型；怀抱天下型和务实专微型。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苏轼，他 似乎应该属于以批判为能事的怀抱天下型知识分子。苏轼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封建士大夫和 当代知识分子“干预”和“介入”的功能。不过，苏轼怀抱的天下，一是宋王朝赵家的天下 ，二是百姓贫富苦乐的天下。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其次，从苏轼的“立功、立德和立言”中，我们看到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其心理指向， 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感与批判意识，对现有的一切都表示不满甚至于愤怒。这种心理指向，其 力量来源于他们自身，来源于他们自身的民间立场和人格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他们殷切地渴 望在错误或苦难的理想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精神王国，这种愿望促使他们自信地把除弊兴利 、扶助君王和拯救国家民族的义务毫不置疑地担在自己的肩上。苏轼追求人类对自然、社会 和人生保持着知识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他把这种目标作为超越世俗对抗的最高境界，并以此 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社会批评(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精神生产)活动。众所周知，片面追求价 值目标，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这种积习在苏轼身上表现尤为强烈。他一生自觉地倾向 于知识的功用性和价值性，并以旺盛的参与激情顽强地表现出来，虽九死而不悔。苏轼平生 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一住四年。第 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这就 是苏轼有经世治国之才，而无经世治国之业的缘故。苏轼去世前作《自题金山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有自嘲、反讽的意味， 但对文学家苏轼来说，其盖世功业确实是在这时候建立起来的，特别是长年生活在社会下层 ，其健全人格和民间立场，也就在这时候完善和培养起来了，这将成了他生活的精神支柱， 成了他永远进取，积极乐观的力量源泉。总之，苏轼的政治激情高于求知的热情。他对知识 的追求是由所谓的社会政治目标所牵引的，知识性受制于价值性，效忠君王，兼济天下，忧 国忧民，是求知和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君王和国家的命运及老百姓的祸福是高于 一切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是最高的使命。苏轼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了“士以天下为己任 ”的格言，并成为他的心理基础，与君王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成了一种人格的自觉。这种自觉 必然造成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崇 高境界，以及关怀意志和批判精神。
再次，封建社会士人到了今天则演化为知识分子。因为士人受从屈原的“上下求索”到 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熏陶，形成了舍我其谁的主人翁精神和精英参与意 识，这一点，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但也有一部分士人因过分强化这种角色意识和参 政期望值过高，加之缺少必要的社会实践，缺少政治经验和解决社会事务的实际能力，不能 对一些政策和政府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故在顺境时，可能切入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对社 会运行产生正向推动力，并由此激发自身的进取精神；逆境时，则易于回避矛盾，逃避现实 ，淡泊自守，或者由于过分的压抑而以变态的情感宣泄来参与社会，构成社会正常运行的阻 力，其典型代表当推阮籍等。封建士人这种充满张力的两极互相补充，相反相成，为当代知 识分子留下了深深的胎印，使他们的心态波动缺乏恒定的指数。但是，对今天知识分子影响 最深，最具有积极意义和最值得学习借鉴的恐怕非苏轼这类士人莫属了。
苏轼一生都在批评。批评当世，也批评自我。这正是现代人介定知识分子时最看重也最 不容忽视的一点。高尔基在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肩负思想启蒙和精神创造的使命，并宁愿为此 牺牲自由与生命的同时，还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另一个使命就是批判。他公开宣称：“不管 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人们也许知道，“批判现实主义 ”这一术语就是高尔基创造的。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站在政治之上，应当学会限制自己的 政治情感”；因为“政治——不管是谁搞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与之相伴的不 可避免的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力”。〔7〕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站 在政治之上”超越政治， 决不意味着远离政治、躲进纯学术或纯艺术的象牙塔，而是要站在政治漩涡之外，对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的缺失和阴暗给予勇敢的揭露和批判。封建时代的苏轼做到了这一点，而今天 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认识士人向知识分子的演变。事实上，在中国， 士人演变成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其痛苦遭遇不亚于当年的苏轼。从清末科举改制以后，由于 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知识分子一度成了自由漂移者，其地位和尊严毫无保障，是肮脏的， 需要改造的。后来制度稳定下来，又被定性为“毛”，灰溜溜的，变成了依附物，彻底失去 了独立和自由。但是，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被歧视，被改造、被践踏，他们始终保留、继承并 发展了士人“向社会提见识”这一本质特长。正因为这一点，当代不少学者都认为，所有的 读书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读书人在社会中都能起到知识分子的作用。曼海姆在《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 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 人类的道义。这个观点后来被霍夫茨塔纳更明确地表述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代表。无 疑，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似乎是从苏轼这一类历代知识精英身上抽象出 来的经典结论。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它超越了把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作“ 有知识的人”这种形式主义的看法，而提炼出知识分子的更高境界。这个境界至少包含三个 层面：①自觉地从事知识产品的生产活动，以寻求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②把知识和真 理作为惟一的权威体系，除此之外，不屈从任何其他的权威，诸如宗教、权力等，同时依据 这个权威体系时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③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人生，不同于任 何以功利条件为转移的其他阶层和阶级。以此去衡量苏轼，似乎已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兆 头。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独立的学术人格和顽强的批判精神。我 们需要知识分子，本质上讲是需要社会批评；所谓对知识分子要宽容，实际上是指对社会批 评要宽容。八百多年前，宋王朝对苏轼不宽容，把他一贬再贬，改革开放前，对知识分子错 误的定位，把知识分子整肃得灰溜溜的；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回到普通劳 动者行列，像社会其他劳动者一样，他们开始挺直腰板，大声说话，大胆做事，积极从事精 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苏轼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与其说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不如说社会 批评要有独立品格；与其说某代知识分子走向死亡，不如说带有这一代人格烙印的社会批评 走向了死亡。社会一旦听不到批评，前人创造的文明将会逐渐泯灭，或者变成文明废墟。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文集(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2〕苏轼诗集(4)［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3〕全宋词(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
〔4〕苏轼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苏轼文集(2)［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第7篇：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
【关键词】苏轼；豁达超脱；狂放乐观；启迪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7）35-0127-03
苏轼是一位大智之人，即使面对现实中的狂风暴雨仍欣然畅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种面对逆境时的旷达超然、洒脱飘逸的性情为生命之泉注入了永不枯竭的活力，也贏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认同，同时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有着重要的启迪。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目的、人生意义和人生态度等人生问题的根本看法与态度。人生观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人为什么而活”“怎样活着”“怎样活出生命的美好”。人生观的内容包括生死观、道德观、公私观、幸福感等。
当代大学生正经历着社会的转型，他们面临多重的文化冲突和价值冲突。通过分析诸多专家、学者的调查报告以及对在校大学生的访谈、调研，我们发现大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着实令人担忧。
在人生目的方面，部分大学生迷惘、困惑，找不到活着的意义，感觉不到活着的快乐，没有人生追求，导致相当数量大学生沉迷于“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等网络游戏不能自拔。在人生观价值方面，不仅出现了《非诚勿扰》节目上，“80后”女大学生马诺的“宁愿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言论，更有红会女生郭美美通过网络炫富一夜成名的镜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此起彼伏。何元庆对转型时期的大学生人生观进行研究，认为当代大学生人生凸显世俗化、个人化和关注快乐的趋势。学者刘秀峰的研究表明：90后大学生延续并强化80后大学生在人生目标上的个人化取向。在集体与个人发展的利益之间，他们更关注个人发展。在人生态度方面，大学生抗挫折能力较弱。当他们面对困难、挫折的时候往往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多采用暴力、逃避、逆反等态度，甚至以“轻生”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据有关统计显示，大学生由于恋爱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就业压力等原因，出现自杀率持续走高的趋势。
部分大学生出现这种虚无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倾向，根源在于这些大学生缺乏远大的人生目标和开阔的人生格局，导致他们割裂了自己与社会的联结，以孤立的视角只关注此刻的自己和自己的此刻。在这方面，苏轼就能以他独特的经历和心态为当代大学生带来人生的启迪。
一、启迪当代大学生如何面对挫折
苏轼一生几经沉浮，历尽磨难。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中无人有苏轼经受的磨难艰辛和沉重。但是，在接踵而至的各种灾难面前，他既没有躲到山林、田园去逃避现实，也没有沉入谷底，自暴自弃，更没有厌倦人生而终止生命，而是直面人生的各种苦难，竭尽所能地加以化解，并作为一种养分滋润生命。尽管他早就有投老林泉的夙愿，但在每一地他都实践了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其精神世界充盈而高蹈、超然而逍遥。因此，以民胞物与的精神“济世”的苏轼，最终也救赎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使生命如夏花般灿烂，创造了无穷的价值，真正达到了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境界。他不仅成为那个沉重而悲哀的时代里勇敢、坚强和乐观的代表，而且也成为其后所有遭遇各种人生磨难者坚持向上、永不懈怠的精神楷模！
正如他的《定风波》所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风雨奈我何？走下去便是。
处逆境之中仍能保持高旷之情操，无论人生如何，他的心中总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泰然处之。就靠着这份修养，他在62岁那年再度被贬谪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的蛮荒之地，被称为十去九不还的鬼门关——儋州，他仍然生活得好好的，而且竟然把这个蛮荒之地变成了“诗和远方”。
苏轼用坚毅刚强的意志和旷达乐观的心态，用抽身一步天地宽的积极人生观战胜恶劣处境；以宠辱不惊、从容淡定的心态对待人生中的一切变故，以坚忍不拔、乐观旷达的精神对待人生中的一切苦难。无论遭遇什么不公平对待，他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他有句名言——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凡事尽力而为，而后顺其自然。
当代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生活条件优越，注重安逸和享乐，在生活中被家长过分溺爱，过度依赖家长，一旦遇到一点挫折就无所适从、焦虑苦闷、彷徨悲观，甚至厌世轻生，导致不断发生大学生漠视生命，肆意轻生等社会问题。从中国计量学院某大学生表白失败跳楼自杀，天津师范大学大一女生被查出系乙肝病毒携带者后烧炭自杀，四川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寝室自缢身亡，香港理工大学20岁女生自杀坠楼，到史学才子林嘉文抑郁自尽等事件，令人痛惜。
与苏轼一生所遭遇的磨难相比，我们人生中的那点挫折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苏轼一生遭遇的打击，经历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甚至有几次差一点儿被政敌迫害而死，但他总能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一切。他以坚毅刚强的意志和旷达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磨难和挫折。他让我们明白：天下的事，无论怎样的艰难、痛苦、屈辱，都会过去，人生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世界上总有路可走。我们在遇到它们时，一定要有勇气面对，想办法处置，而且要永远怀抱希望。当一个人经过了几次这样的艰难痛苦屈辱之后，世间的荣辱哀乐都将不再困扰他，而他以后的心境也就“也无风雨也无晴了”。
因此，当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面临困难，遭遇挫折时，不妨走近苏轼，诵读诵读苏轼的诗词，它会激励我们乐观生活，笑对人生！
二、启迪当代大学生如何诗意栖居
苏轼一生大起大落，但他时刻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的热爱。他善于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是很简朴的，乃至有点艰苦的物质生活中间发现幸福感，发现美感，发现诗意，从而诗意地栖居。
花甲之年，苏轼被贬到一块未开化的蛮夷之地——儋州。但苏轼硬是把这个蛮荒之地变成了“诗和远方”。没有好吃的东西，他就开发了牡蛎。没有朋友玩，就自己找乐子，办起学堂，教起了书，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
他的处世哲学是“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我要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最大的快乐”“人活着的意义在于享受生活，如果活得太实用太没趣，便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这就是苏轼的生活哲学——审美地生活。
于是他活成了北宋有名的酿酒师。他一生中酿过米酒、桂酒、真一酒、蜜酒、冬酒、酴醿酒等多种酒品。还撰写了《东坡酒经》一文。
于是他活成了北宋有名的茶藝师。他专注烹茶，留下了许多茶道圣经，他与名相司马光的“墨茶之辩”，更是被誉为茶道中的“千古真经”。
于是他活成了北宋有名的旅游家。泛舟赤壁，想起赤壁之战场景，便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赤壁赋》，还有那篇宋词中的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他还是北宋著名的美食实验家。一生发明了“东坡肘子”“东坡腿”“东坡豆腐”“东坡肉”等60多道著名菜肴。
苏轼还是北宋最有名的段子手、瑜伽修行者……
他拥有的头衔实在是太多了。他真的把生活活成了“诗和远方”。
杰克·伦敦说：“人应该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
林语堂说苏轼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轼的全部……
虽然苏轼在海南、惠州的生活过得不好，但是他拥有了幸福感、美感和诗意，并诗意地栖居。苏轼的生活哲学启示我们要以愉悦的心情对待生活，从简朴的生活中发现诗意。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有一种潇洒的心态，有一种热爱人生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你即使过的是比较简朴，乃至不那么宽裕的物质生活，你同样能从中感受诗意，发现美感，体会幸福并诗意栖居。
三、启迪当代大学生如何进行人际交往
纵观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既有殿堂之上的纵横捭阖，也有贬谪天涯的人生无常，但是无论走到哪里，苏轼的交友都极其广泛，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士农工商，黎民百姓，世外高僧，甚至还有曾经想置他于死地的仇人，三教九流，到处都有他的知心朋友。
章惇与苏轼是同年进士，交好多年。但绍圣年间，章惇登上相位后，迫害苏轼无所不用其极。几年后，形势突变，苏轼遇赦北归，章惇却被贬南行。当章惇之子章援代父向苏轼求援时，苏轼不念旧恶，好言抚慰，而且亲书“白术方”，一道让章惇服用，以求延年。还立刻写了封信给章惇的老母亲，安慰老人家说雷州、惠州、岭南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恐怖，请老人放心，还捎去了应对瘴疠之毒的药方。章惇得知此事，羞愧无比。
翻看一下苏轼的文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与朋友互答、唱和、离别之作。他不仅与士大夫、读书人、僧侣道士交游，还“与渔樵杂处”“与田父野叟从溪山间”。正如他所说的“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理解别人的欲望，理解别人的局限。看透人性，宽恕人性。所以朋友遍布天下。
苏轼性情忠厚，胸襟开阔，性格坦荡，他总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即使面对政敌，苏轼也以忠厚之心待之，并与他们推心置腹。当代大学生，生于90后，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特别自我，缺乏宽容与接纳，人际关系紧张。我们可从苏轼的交友中试着去看透人性，宽恕人性，努力学会善良和理解、包容和宽恕，从而使自己朋友遍布天下。
四、启迪当代大学生如何做一名斗士
苏轼一生为我们留下的诗、词、文卷，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达到了惊人的的程度。如果没有一种进取精神，他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生中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苏轼的一生虽然历经坎坷，几番沉浮，但是丝毫没影响他的进取精神，反而为他在文学上的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苏轼的诗、词、文卷帙浩繁，史称“苏海”，而且都有很高的造诣和极高的创造成就，成为北宋文学的巅峰。就散文而言，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就诗歌而言，他“以文为诗……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就词而论，他“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不仅突破了传统词作的题材限制，扩大了语境，而且创造性地以诗为词，促进了词体的变革。他的书法、绘画作品，现已成为世界性的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他著的三部学术著作《易经》《书传》和《论语说》，学术价值颇高。
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诗词文创作，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苏轼历经磨难而旷达高朗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闪耀着人生的大智慧。可以说，如果没有乐观的情怀、健康的心态、自由的想象和进取的精神，其文学艺术方面的革新与创造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进步，必须具有进取意识，否则很快会被社会淘汰。从苏轼身上我们应该体悟到拼搏进取、坚韧豁达斗士精神的人格魅力。
五、启迪当代大学生如何进行社会关爱
苏轼的一生虽然是坎坷不平的一生，但是也是深受老百姓爱戴的一生，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处处为老百姓办好事。在密州时，发生蝗灾、旱灾。他身先士卒，带领人民祈雨，并建立超然台。在徐州时，黄河决口“水深达二丈八尺”，他临危不惧，安抚百姓，指挥抗洪，与城共存亡，与民共生死。在杭州，他修复六井，疏浚西湖，并修长堤，随时贩灾施药。在湖州，他爱民如子，因“乌台诗案”被押解进京时，“送者雨泣”“为他消灾道场”。在黄州，他投书拯救女婴，在惠州，他收葬暴骨，助修西桥、医院和饮水工程，救火灾，推广秧马等等。苏轼无私的爱与责任深深地感动了老百姓，以至在他死后，“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暖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苏轼的爱民精神和责任感伴随着他的一生。他曾认为“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轼的一生是爱民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
有关数据显示，有78%的大学生能够主动让座、主动帮助他人。超过52%的大学生积极参加三支一扶，但是这是以有利于自我发展为前提。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时，有69%的大学生会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会盲从他人。虽然绝大多数学生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是当遇到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候，往往倾向于自我，在个人协调与社会关系的表征上，显现出不愿意承担社会义务，以至于不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不能正確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并享用个人权利，同时承担社会义务更是一头雾水。甚至我们经常听到“某某大学生一个月竟能花掉父母两万多元的血汗钱”“某某大学生因为恋爱遭到拒绝而自寻短见”等等。由此可见，大学生责任感也令人担忧。从苏轼的社会关爱中。我们当代大学生应好好体悟思考，如何做一名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当代社会青年。
纵览苏轼一生，他在良好的家风熏陶下成长，在丰富的社会阅历中成熟。苏轼之所以成为最具人格魅力的人，也正是因为他心怀天下，心系苍生，能把坎坷的经历转化为人生的智慧，把曲折的心路酝酿出满腹的才华。志存高远让他不计一时一事之得失，心系苍生让他不计一己一私之毁誉。他暮年被贬、泛舟赤壁时，感慨的是周瑜“雄姿英发”、运筹帷幄，感悟的是“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种通达壮阔，让他无惧任何逆境，把逆境中的每一刻都活出了独特的价值，把人生的每一处都活成精彩的风景。这种壮志与情怀正是当代大学生迫切需要树立的。
人生观统领人一生的道路，解答着人生的意义。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大学生作为现代文明中产生的一个群体，既是文明薪火的传承者，又是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因素。希望当代大学生能从苏轼的人生智慧与人生境界中吸取智慧，引领自己的人生观，做一名超然旷达、坚毅乐观、热爱生活、积极进取、乐于奉献、有情怀的当代大学生！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仓道来.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何元庆.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人生观现状的调査研究[D].合肥：安徽师范大学，2006.
[3] 刘秀锋.“90后大学生的人生观及其引导”[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4] 陈器之.孟子通译[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5] 叶炳庆.品诗词·悟人生[M].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0.
[6] 林语堂.苏轼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7]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宋辽金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第8篇：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
一、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的艺术理论和见解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宋前期因为书法凋零,统治阶层一度大肆倡行古法。作为基本技巧的学习,临摹古法帖应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强调“摹古”过了头,为了“摹古”而去摹古,那么势必走向反面。苏轼的时代,书坛已出现严重的思想僵化倾向,过分强调古法已成为书法发展的障碍。苏轼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努力挣脱唐人重法观念的束缚,注重自我精神的体现和情感的宣泄,追求一种高度自由的创作心态,开创了宋代“尚意”的新书风。
苏轼在《石苍舒醉墨堂》一诗中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其实质在:请记住我站域名于说明书家所抒发的“意”是在“无法”的状态下“信手”而成的。意是自然的,而不是刻意地去写意,是情感和趣味的表现,是属于主体精神、思想的范畴。而“意造”则是注重创作者主观情感的流露和作品中意味的传达,因而它需要创作者不断地去探索和创新,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心态和精神来看待每一次的笔墨之交。
苏轼认为,要在氤氲笔墨中展示艺术家的个性,书家本人应该有独立的思想和追求,不能亦步亦趋。“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评草书》)这段书论在书法史中有很大的影响。“书初无意于佳乃佳”,书法初始时不要刻意求佳,应放松随意,自然能达到佳境。苏轼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观点,具有对偏执于古法的保守派的批判意义。后一句“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我的书法虽然不太好,然而能自出新意,不拘泥于古人,这是我最大的快乐。更表现了北宋文人在书法“尚意”理念上的一脉相承和推进发展。
欧阳修《笔说·夏日学书论》说书法“不必取悦当时之人、垂名于后世,要于自适而已”,这里的“自适”表达了创作的目的是为了给人带来无上的快乐。正如米芾所说的“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一样,所强调的是一种“纯然为个人愉快而创作”,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高尚情操。苏轼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苏欧二人正好是“前者呼后者应”,可谓一唱一和。他们都倡导艺术家的主体精神,所不同的是,苏轼比他的前辈更明确地提出了书法倡扬主体精神的重要性——书法只有“无意于佳”并“自出新意”的时候,才能真正达到高妙境界;换言之,只有把古人古法等各种外在的考虑都抛开,书法才能臻于一种上乘美好之境,而创作也才能真正给人带来无上快乐。这是对欧阳修原始“尚意”理念的一种深化和发展,也可以说是北宋中期书法创作实践发展在书法理论上的反映。苏轼本人就是自己艺术理论的实践者。
东坡提倡创作的自由精神,不愿受成法所拘,要求抒写胸臆,听笔所致,以尽意适兴为快。正如他称赞张旭的草书“颓然天放,略无点画处而意态自足。”(《书唐氏六家书法后》)他的好朋友黄庭坚在笔记中记载了他作书时的状态:“元祜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山谷题跋》卷五)”
现在看他的行书,论古法,钟王全不可见。但笔势翩翩,初看平淡,反复咀嚼品味,却觉气象峥嵘,可谓是平淡中寓绚烂。其实“无意于佳”与他所谓的“意造本无法”是一致的,他以为作书不必有意求工,宜一任自然流露,故不必墨守成规。
二、出新意于法度之内
苏轼一生倡行艺术的个性化,强调表现艺术家的主体精神,强调创作自由,这是他与世俗相对立的一面。但客观地审视苏轼的艺术理论,他对于传统、法度还是相当重视的。对于世俗的过于唯古唯法思想,苏轼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对于一种艺术赖以生存的基本创作规律,苏轼还是尊重的。《题吴道子地狱变相跋》中指出:“道子,画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者耶。”
“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是苏轼艺术理论中对“法度”和“新意”关系的最准确精辟的论述。就书法艺术的法度而言,它是历代书法家在长期的书法创作实践后积累起来的,对于后世的书法实践和创新带有规范或普遍的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在这句话中他指出,“新意”虽超出“法度”,但是并不违背“法度”,而是在“法度”基础上的“新意”。
而再看他的“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理论的提出则是在“堆墙败笔如山丘”的艰苦训练后获得的。他在《书唐氏六家书法后》中即对那些没有学会楷书就创作草书者作了批评:“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因而“无法”必须以“有法”为基础,“意造”也必须先取意与得意才可。其实他的“无法”和“信手”,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法度应为我所用,不可以法禁锢了天性,即“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而这里的“无意于佳乃佳”也不是真的无意,是在积学后的自然流露与挥洒;二是“无法”是在“有法”的基础上的一种自由。
事实上,在与其弟论书诗中,“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次韵子由论书》)一句,已足以说明他对书法创作规律的态度。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反对作书有法,而是要能在继承古人之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书史载,王安石为相期间,士人多仿其书。而王书的个性过于张狂,字字作斜势如飘风。苏轼曾对此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说:“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无法故。”(《跋王荆公书》)充分体现了苏轼对古法学习的重视。
苏轼的艺术理论运用在书法实践中表现在他既能吸取诸家之长,又能发挥自己的个性,不拘于一法,达到“兼众妙”且“不失度”的境地。他早年取法“二王”,兼学徐浩,因而字方长俏美有逸气;中年以后专师颜真卿加上人生几番沉浮,故字有压扁、横势的特征并得古朴、醇厚又不失趣味(如《前赤壁赋》),却又余留几分韵致;晚年学李北海,故而有一种偏执之感,欹斜之势(如《太白仙诗卷》)这正是因为他懂得如何掌握“法度”与“新意”。足见苏轼的个性化、自由精神是建立在对艺术基本规范的尊重基础之上的。因而今天看到的苏轼作品,是既不同于前人面目又富于书法神采之美的形式。能离古人而不离法度,真正“出新意于法度之内”,这应该是苏轼不同于庸庸书家的大匠风范杰出之处。
总之,苏轼的个性化、自由精神是建立在对艺术基本规范的基础上的,是“兼众妙”且“不失度”,离古人而不离法度的。而“新意”虽超出“法度”,但是并不违背“法度”,而是在“法度”基础上的“新意”。因而他并不是反对作书有法,而是要能在继承古人之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正如“无法”必须以“有法”为基础,“意造”也必须先取意与得意才可。
参考文献:
[1]王世征《中国书法理论纲要》,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P102-105
[2]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P146-147
[3]叶培贵,《东坡的书法史论》,《书法研究》,2003年,2期,P39
[4]周祥林,《坡书法艺术观》,《书法研究》,1999年,2期,P30-31
第9篇：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
一、忘机――精神的超然
“忘机” 即忘却世俗的机诈之心，无意功名利禄，达到超尘绝世、淡泊宁静的心境，使精神得以超脱和自由。我们可以泛解为“忘愁”。值得指出的是苏轼提出“白首忘机”之说时，正值元六年由杭州知州召为翰林学士之际，乃为顺境中勉励自己勿逐于流俗的话。所忘的是功名利禄之心，机诈权变之举；而非忘却进取、济天地。苏轼是古代士大夫中将儒释道三家精神融汇一体，运用得较好的人。他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但儒家济天下的思想始终是第一位的。佛道养生亦是为济天下保存实力，待时而起。故而，苏轼的“忘机”是积极向上的，而非消极的避世。苏轼的“超然”亦并非真的脱离现实，而是对现实间龉龊的超越，对现实间正义的回归。
苏轼对闲居之乐的向往似乎从入仕的第一天起就始终伴随着他，且诗文中处处可见：“却寻泉源去，桃花逢避秦”(《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芒鞋不踏名利场，一时虚舟寄渺茫”(《夜雨宿净行院》)；“买田阳羡吾欲老，从来只为溪山好”(《菩萨蛮》)，等等。苏轼晚年还写了百余首“和陶诗”抒发隐逸情怀。可见，隐逸思想贯穿他一生。但事实上，从入仕到卒于内迁途中，苏轼始终在宦海中升沉，从未真如陶渊明那样做一个可以仕而不仕的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原因何在?“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蝶恋花•送春》)对于苏轼的自问，在他的诗文中也是有答案可寻的：“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南乡子•和杨元素》)原来儒家“入世”思想与佛道“退隐”思想的调和使苏轼选择了如范大夫那样功成名就后“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的生存方式。然而实际上，苏轼一生都没能做到功成名遂，所以也就不可能实现“身隐”的愿望。而只能尽可能地去淡忘富贵功名，让心灵超乎于世俗之外。
二、养身――生命的延续
叹“老”是身心两方面的衰竭引发的，“忘机”以养心固然重要，但对身体的调养更是基础的。苏轼在多次贬谪生涯中，坦然地面对生活，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健康的处世心态，摸索和总结养身之道，践行养身之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延续生命，存身以待时。
苏轼养身的内容极为全面，涵盖面很广，包括饮食、起居、气功、运动、修德、医药等。苏轼是一位儒释道融合贯通者，这也融合到了他的养身中。他曾说：“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者”，他认为生活中应保持良好心态，即佛家所谓“精社的安宁”，要克服恐惧、愤怒、忧愁等情绪，所以在他漫长的贬谪生涯中，他都能安然处之。正如苏轼在《养老篇》中所说，“虚其心，实其腹，丧其耳，忘其目。”在日常生活中，苏轼总结出“三戒”、“四警”、“四当”的生活密诀，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三戒”即戒急躁、戒阴郁、戒贪欲；“四当”即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少食以当肉。在气功方面，坡自创“香泉功”，主要有“步息功”、“卧息功”、“爬行功”、“桥功”四个部分。
饮酒在苏轼看来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养身方式。对于饮酒，苏轼总结出绝不可贪杯，他说“我饮不尽器”，遵循的是喝酒应慢斟浅酌。在《饮酒说》一文中，他说：“断酒而病，病有时已，常饮而病，一病则死矣。吾平生常服热药，饮酒虽不多，然未尝一日不把盏。自去年来，不服热药，今年饮酒至少，日日病，虽了为大害，然不似饮酒服热药时无病也。”作用可见一斑。相对养气炼丹、饮酒而言，药是御病、治病，达到养身目的的最直接的办法，苏轼很重视药的功用，每遇一病，则记下药方，或传告亲友，或备认后用。由于自身多病早衰的缘故，苏轼积下的医药知识足可编纂成书：“聪药之，年八十余，颜如渥丹，目光炯然……自言服生姜四十年，故不老云。姜能健脾温肾，活血益气。”(《服生姜法》)；“(欢)自言：六十岁患癣疥，周匝顶踵，或数服黄连，遂愈，久服，故发不白”(《服黄连法》)；“依此长服，不独去病，乃保真延年”(《天麻前》)。不老，发不白，保真延年，这正是苏轼专注于药的目的所在。他还特别撰有《药颂》之篇。同养气炼丹饮酒一样，积极地消解“老”，存不老之身，保不老之心。
苏轼养身还注意培养元气，使五脏六腑功能强健，相互协调。为此，他采取了散步、旅游、搬砖等种种健身法，但坚持最久的还是静坐调息法。这种静坐调息法是一种很简便而有效的气功，练功者全副身心都集中在呼吸之数上，从而进入到入静状态，全身高度放松，使机体充分休息，自我调节。苏轼也以此法达到防病祛病之目的。
总之，苏轼的叹老之词，表达了他对人的祸与福、荣与辱、形与神、生与死的理性思考；对人生的短暂与永恒、虚幻与实在、真相与底蕴、意义与价值的深切感受。突出了词人摆脱困苦、化解悲愁、对抗挫折、迎战命运的积极向上精神。他虽然叹“老”，却能自适消解“老”，这是苏轼不同于常人之处。
参考文献：
[1].唐圭章编撰：《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