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定风波精选(九篇)
第1篇：苏轼定风波范文
———为心灵寻找友人
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清雨喧竹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序》中说：“人类中最优秀的和我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摧毁时间的阻隔，让慈爱和崇高得以延续，让英雄的种族与人类同在！”在学习中，在生活中，当我们的心灵陷入困境，不妨到文化的长河中为疲惫的心灵寻找奋进的友人。
定**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提到这首词是因为我的学生中有一位叫ΧΧ的女生，看上去乖巧可爱，但课堂上常沉默无语，意志消沉，一看便知心思不在学习上；特意提问她，她常以“没想好”或“不会”来应对；作业常常不做、不交；学习任务通常不能完成。点名督促时她会点头微笑，但之后依然故我，在作业收交情况记录里，她的名字后边是经常的空白。后来通过谈话我了解到她如此消沉的原因：它来自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父母双方又都各自成家，她虽跟随父亲，但并不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而是被父亲推给了姑姑，平时和姑姑生活在一起，情形可想而知。她常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给很多人带来了麻烦，并且最关键的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能拥有大多数同学那样安定温馨的家庭环境。而学习上她又资质平平，不能出类拔萃，久而久之，她便陷入一种消沉而迷惘的境地不能自拔。面对这样一位学生，这样一种状况，我觉得必须作点什么来帮她走出这种迷惘和困惑。她是无辜的，却不幸要承受太多对他来说太大了的重压，应该让她懂得如何去面对生活，面对人生。
再次读到这首我十分喜欢的词时，我想到了她——我的这位学生。于是我要求她抄下了这首词，并要求她将词默背下来。
接下来我与她共同解读了这首词：这是苏轼的一首旷达词，作于黄州谪所。借途中遇雨的生活小事，抒写作者任天而动、苦乐随缘、开朗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坦荡胸怀。整首词道眼前景，写心中事，以曲笔直写胸臆，能够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语意双关，令人回味无穷。
词的上片，勾勒出一幅披蓑烟雨行吟图。试想于沙湖道上现身的词人，持竹杖，履芒鞋，于风雨中吟啸而来，表现出一种闲庭信步的潇洒，我们眼前浮起了一幅深浅分明的景象：一个竹杖芒鞋的老人踽踽独行于风雨飘摇的人生路上，身前身后皆茫茫无所见，处变不惊、笑对苍茫。
下片，当风雨过后，有春风伴随，夕阳也从山头露了出来，含笑欢迎我们。词人禁不住地“回首向来萧瑟处”，一路走来，尽管坎坷，但坎坷总有平坦时，当困难险阻已在脚下时，其自豪而平静地说“归去”，一份喜悦，一份自信，一份执着，在这里充分得到了诠释。
而此时苏轼的处境又如何呢？我给她详细地讲述了作此词时苏轼的处境：乌台诗案的莫须有罪名让苏轼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当时情景，苏轼正任湖州太守，心地阴暗的皇甫遵奉朝廷御史台之命捉拿他，时人记载“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苏轼被一路刑押一路示众至京城，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名满天下的知识分子那是怎样的侮辱！
入狱一百多天，其时因为审理一刑事案件被诬陷的大臣苏颂的牢房在隔壁，他这样形容当时所听“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苏轼的狱中生活也可想而知。所幸后来一些正直之士的良知纷纷苏醒，为苏轼上书求情，其弟子由再四上书“宁愿自己遭贬以免哥哥牢狱之苦”。神宗一直对苏轼存怜才之心，但迫于身边小人制造的舆论压力，将其释放后仍贬至黄州，不准参与政事。
初到黄州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门，只有在晚上阑珊起床，在溶溶月色中散步。当地居民总见他站在花下发呆，喃喃自语，看其萧瑟憔悴，无人忍心打扰。
当时黄州地处异常偏僻，生活枯寂无味，信息闭塞与世隔绝。无一好友敢与其通信来往。惟恐遭受牵连。就这样一直不言不语几个月。
不仅于此，苏轼一生宦途可谓曲折坎坷，跌宕沉浮，多次被贬，两谪颍州，一迁扬州。
然而苏轼终究是苏轼，他并没有被人生的风雨击垮，从这首词中我们看到的苏轼何其旷达。在这样的处境中，苏轼没有消沉，没有逃避，他吟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和潇洒。苏轼是真正的智者，他深知这“世事”是如何无论也逃不出去的。即便做了和尚还是要穿衣吃饭，还是要为世所累，所以，他不象陶渊明那样躲起来，而是以自己独有的姿态活出了一种亘古的风韵。
他用这首词告诉我们，人生旅途虽有风雨，只要胸襟坦荡，经得起洗礼，持有积极的人生观，没有逾越不了的障碍；要磨炼人生的意志，这是富有进取精神的体现。路途难免艰辛，人生难免不幸，但依然改变不了词人的信念，他依然一丝不苟地走自己的路。对一个灾难多多，祸事多多的词人来说，能随风雨，透过风雨看人生，着实让我们看到了其坚韧不拔的风骨，一种最为外露的精神。
“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含义丰富，引人深思，他不仅仅指身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更是指词人敢于接受各种风雨的考验，如成败得失，政治祸难，等等。清醒而理智的人，生命就有意义，任何风雨也奈何不了他，表达了百折不挠的毅力；能在风雨中行进并度过此生的人，说明他极具韧性，毫不脆弱；风雨人生算得了什么？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智者的境界，在顺境与逆境面前，心智不乱的人，精神不会崩溃，生命不会有危机；有理性的人，不甘隐于苦闷，不会怨天尤人，不丧失对生活的追求。
理智、清醒、旷达、乐观的心，苏轼有，故苏轼潇洒成韵。
第2篇：苏轼定风波范文
一、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变化
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乌台诗案”后，苏轼谪居黄州，《卜算子》就是他初至黄州寄居在定惠院时月夜感兴之作。到黄州之初，因罪废，他灰心杜口，谢绝交往。又由于牵连甚广，这时，“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彼此音问，一时尽绝，苏轼不能不深怀幽居离索的内心隐衷。在《卜算子》中，作者描写了一只深夜徘徊于天，“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通过它塑造了一个孤独寂寞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形象，是他贬谪生活中苦闷、孤独心理的写照。苏轼在前期一直是积极入世的，他少年得志后平步青云，本身又文笔非凡，辩才出众；而在“乌台诗案”时期，他的境遇一落千里，前一日还在兢兢战战想着怎样赴死，后一日便又被皇帝开恩贬谪到黄州，人生的遭遇很离奇，这对他内心有极大的摧残，所以我们看到了《卜算子》中孤独失意的“幽人”，在“漏断人初静”时咀嚼着无人可解的“恨”与哀伤。
而黄州团练副使，只是个虚职，没有官俸，为糊口苏轼只得开荒种田，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自得其乐，取雅号“东坡居士”，大有“审容膝之易安”的满足。元丰五年三月，也就是他被贬黄州两年之后，东坡到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买田，途中遇雨，“同行皆狼狈”，独东坡杖藜徐步，心定气闲，并引以为乐，写下了《定风波》一词。
《定风波》塑造了一个雨中吟啸徐行、不畏艰难、镇定从容、旷达乐观的形象。这首词虽然是因一次道中遇雨的偶发小事而作，却表现了一种难得的轻松，一种高居于现实苦难之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笑傲人生的乐观豪放，这正是苏轼后半生应世态度的写照。“回首向来潇洒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政治上的浮沉起落，人生的荣辱逆顺，在苏轼的心中早已泯然一物，平和泰然的内心让身处逆境的苏轼保持着旷达的心胸，傲岸的心性。苏轼家人大多信佛，可以说苏轼自幼便受佛教思想的浸润；被贬黄州后，与住于庐山的佛印禅师常相往来，两人吟诗唱和，参谒佛理。从《定风波》这首词中，我们看到了佛法对苏轼的影响，他写自己在雨中洒脱安然的态度，实际上暗示了面对人生际遇的风雨飘摇，能够处之泰然。料峭的春风，让人更加清醒，“山头斜照”给了他淡淡的喜悦，却不知，在经历了山路上气候变化莫测的洗礼后，作者内心始终保持“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定。能把“风雨”和“晴”反差如此之大的现象，在心中等同视之，面对世事宠辱不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二、词风的成熟演变
虽然苏轼诗词一直被归为豪放一派，但总体上苏轼诗词是风格多样的。在题材、立意、语言、境界等方面苏轼全面开拓了词的表现世界，且有时这种拓展是有意而为之的。他在《与鲜于骏》中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壮观也。”
在被贬黄州之前创作的《《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词中，苏轼突破了晚唐以来的香软词风，洗尽软媚少骨的的儿女情，表现出刚强雄健、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气。这一时期是苏词的发展期，词风在豪放之中不失细腻真切的情感。而“乌台诗案”成了苏轼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沉重的政治打击使他在地理环境上越走越远，在心灵上也越趋于独立不群。这使他诗词的思想感情和风格再次转变。贬谪黄州，使苏词的风格进入了一种更加纯熟的境地。
《卜算子》是苏轼贬居黄州时心情与处境的写照，用比兴之法，借孤鸿衬托，表达其“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张惠言《词选序》语）。它的艺术很高妙。黄庭坚评此词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其抒情吞吐含蓄，深刻体现了传统诗词婉约深美的特点。
第3篇：苏轼定风波范文
关键词：苏轼词 清雄 豁达 乐观 忧国忧民
苏轼的很多词中既含有豪放的因素，又不乏婉约的表达，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风格，也就是“清雄”之风的格调，虽然雄浑壮阔，但是又委婉细致，虽然有含蓄表达，但更多的是豁达、潇洒，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似是让我们就看到了当时景色的壮丽，而“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又让我们体会到了诗人的无奈和感慨。这也就是所谓的“清雄之风”吧。
一、积极的生活态度
苏轼在成长的时期，多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从而立下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信仰，苏轼父母对他人生的影响也颇深，苏轼父亲主张他“以治身，外以治人”的人身格条。《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一首以事抒情，用生活中的一件事，来表达自己报国的情怀。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苏轼出任密州知州时，对一次出外打猎的情景进行的描述，上片是对打猎时的情景进行的描述，下片确实由景抒情，抒发自己杀敌报国的情怀。当时的宋朝，正在遭受着外敌的威胁，表达了苏轼渴望奔赴战争前线的，杀敌报国的强烈愿望。即使遇到人生的困境，也不失掉信心和希望，总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来面对生活中出现的不公和坎坷。
二、抱负远大
中国古代的名人志士多是忧国忧民之人，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无不体现出他们的忧国忧民之情，虽然生活之中处处存在着不如意，但是还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想要救世，也不愿碌碌无为，虚度时光。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樽前呵手镊霜须。
这是作者对雪景的描写，同时又想起了“瑞雪兆丰年”的俗语，期盼着来年人们能够风调雨顺，能够吃饱饭。“但令人饱我愁无”这一句不只是表达了苏轼担心人们疾苦的思想，更是将愿意身先士卒、愿意承担苦难，解救人民生活于水火之中的情怀。虽然苏轼的一生仕途较为坎坷，但是他一直都心系百姓，即使是自己被外放、贬官之时，也没有按照“不在其位，不谋其责”的理论生活。
三、乐观、豁达、宠辱不惊
人生不经历风雨，何谈收获和彩虹，苏轼的一生正是大起大落生活的写照，几起几伏，甚至还几次威胁到他的生命，这才有了顿悟，才有了对生活的感慨，这也是对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的《定风波》正是苏轼在被贬之后，得到友人的劝慰以及所贬区域人民的尊敬，逐渐从被贬之后的失志状态苏醒，变得乐观、豁达，宠辱不惊，这也是被后世人们定义为苏轼对于自传的一种描写，在被贬之后，不怨天尤人。苏轼的思想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经常用“万物皆幻，四大皆空”的理论来解脱自己在官场上的失意，以排解自己心中的苦闷。由于苏轼在官场上的失意时间大大多于得意的时间，因此它的词中大部分都包含着的情怀，以使自己能够看透生活，旷达、乐观。
读完整首词，我们会有一种不喜不悲、胜败无关的理念充斥在心间，在经历过这么多的波折之后，才能做到一种以豁达的心胸来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又会是一种别样的体会。
四、胸有丘壑 无难事
苏轼在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后，名义上是被贬，实际上是皇帝对他的一种不信任，让人对其进行监督的一种说法，苏轼在游览赤壁时，写下的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让世人吟唱已久。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简单的几个词语拼接在一起，就形成了壮观的景象，仿佛赤壁就在我们眼前，波涛声就在我们耳边没有消逝，用三国时期的故事来影射自己多年来报国无门的心情。但即使是当年名声响亮的周瑜在词人今天看来还是灰飞烟灭，再也找不到当年的痕迹。因此词人一下就从失意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以一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结尾，道出了人生如梦的真谛，让自己的精神重获自由，更有干劲。
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的这种清雄之作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背景息息相关，这就诞生了焕然一新的词作风格。苏轼一生经历的打击与波折正是他对人生感悟所必经的过程，在面对逆境一般的人生时，要抱着积极的心态，以豁达、乐观、超然脱俗的生活态度去处事，使自己一直处在事外，潇洒、洒脱。
参考文献：
[1]徐军新.苏轼词《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情趣与理趣[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01）
[2]高金娥.胸有苏轼词 人生无难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赏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03）
第4篇：苏轼定风波范文
[关键词] 苏轼；庄学思想；人格；文格
“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推崇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苏轼伟大的人格，相较于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得越发充分。苏轼一生命途多舛，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始终处于党争的夹缝中，两党都视他为异己，政治上并无太大作为，但无论是浮是沉，苏轼始终光风霁月，旷达超然。
苏轼性格复杂，是典型的将儒释道融会贯通的思想者，三家思想都以其各自的最高价值理想在苏轼精神中统一起来。苏轼身上具备了儒家的理想人格，即“至大至刚”、“浩然之气”，他对于现实有着儒者入世的关怀。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为黎民忧生计、为当政陈得失。佛家的否定人生使得苏轼能用空静的心理观照方式，洞悉客观世界。同时，苏轼也深谙道家的“齐物”思想。在日常生活中，苏轼重视服药、练气等道教的养生手段和生活方式，在哲学思想和文艺创作方面，他充分汲取道家经典《庄子》的养分，内外兼修的方式让苏轼对道家精义感悟颇深，也对他的人格与文格起到了更为深入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格”是一个人稳定的内在性格和精神特质的反映，是由个人的实践经历，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风气共同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经过沉淀、溶解、升华后最终铸成。“文格”包含了由文艺创作之前的心理准备直至文艺创作之后的风格审美这一完整过程。苏轼的诗文真实地记录和再现了他的生命实践，达到了人格与文格的统一。
众所周知，庄子善用比喻铺排的手法，小到比喻句，大到通篇的寓言故事，为文如恣肆，仪态万方，苏轼的文格受其影响颇深。钱钟书先生在其《宋词选注》中指出苏轼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苏轼的词文大开大合，舒卷自如，宋人黄震评价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
苏轼在作品中活用《庄子》中的哲理词句：
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次荆公韵四绝》）
兀尔坐忘，浩然天纵。（《浊醪有妙理赋》）
身外倘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十拍子（暮秋）》）
苏轼灵活化用《庄子》中的词句，表明他对《庄子》语言和文风的喜爱，也显示他对《庄子》思想的认同和深入体悟。在苏轼的人生中经历了北宋文人中罕见的贬谪艰难经历、幽独空漠之精神处境与其求归隐而不得的无奈，他将这种深刻体悟融汇于心，发诸生命的人格实践，指引着他逐步建构起独特的人格境界——执着而超越。苏轼曾在《和子由绳池怀旧》中写道：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篇蕴含了道家“齐万物、等生死、泯得失”的思想，用以消解丧母之痛和继此之后更为沉痛的打击，当时年仅二十六岁的苏轼就已经深深体会到了离别、得失的真谛。他将自己的奔波比作“飞鸿踏雪泥”，变的只是“指爪”，真正重要的“飞鸿”却能不受拘束飞翔不息。
被贬黄州时，苏轼先后两次泛舟赤壁，留下了一词两赋的名篇。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自己置于天地之间进行观照，发出了有常与无常的感慨：再伟大的英雄人物都会消失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和对茫茫宇宙无尽的思考让人萌生悲凉之感。但苏轼又认识到时间本就是永不停息又往而不返的，所谓的生与死、得与失在历史的洪流中都是无所增减的，甚至是丝毫不变的。道家思想让苏轼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审视，弃小智求大智，舍小我成大我。万物行走在消逝中，当它们形体消失之后又会回归最为根本的状态，也就是“物与我皆无尽也”。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存在过，即是渺小也是美好可喜的，肉体会死，精神才是永恒。最后，深谙此中真意的苏轼与客饮酒乐甚，杯盘狼藉，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
同样的，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欲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郑文绰在《大鹤山人词话》中说：“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面对自然界的风雨亦是政治上，人生道路上的风雨，他说“谁怕？”，愤愤不平中有洒脱笑傲，“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平淡闲适中有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和修养。此时的苏轼任凭外界风雨倾斜，他自岿然不动。
苏轼对现实事务的执着，使他不像陶渊明一样隐逸逃遁，而对田园归隐事务的超脱又让他能够正视环境的转换，世事的变化。苏轼既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又注重个体价值，他的身上完美地展现了以出世的态度为人和以入世态度做事的辩证统一。在平凡的日子里去寻求生命的真谛，善待自己也善待生活，如庄子所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苏轼保有自心虚静的境界，不为外物所役，达到了人格与文格的高度统一，这样的他终成为世代文人敬仰的不二对象。
参考文献：
[1]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
[2]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徐培均.苏轼诗词选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4]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林语堂.坡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第5篇：苏轼定风波范文
[关键词]苏轼 诗词传播 传播与接受 控制研究
党争
一、苏轼诗词传播与接受研究的基本状况
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从各方面看都是深刻而广泛的，宋代士宦显著特点为学者、文人、士大夫三位一体，所以作为两宋政治主要表现形态的党争，对苏轼诗词接受的影响，自然不容忽视。苏轼诗词接受研究是一个大题目，王水照先生曾指出，“几乎从苏轼生活的时代开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长达九百年的苏轼接受史。这部接受史，以2700多首苏诗、300多首苏词、4800多篇苏文为解读接受的对象，又分属以理论阐述为主的学术研究、以作家创作借鉴为特点的文学创作、以阅读鉴赏为内容的大众阅览等三个层面，采取评论、笺注、编选、年谱、传记、吟诵、唱和、刊刻、传抄等不同传播接受媒介形式，具有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理应成为‘苏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机构成。”
二、文学传播与接受与“控制研究”的关系
研究各种制度和制度因素在文学传播与接受活动中的作用是文学传播学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在传播学的词典里，类似的这种研究被称之为“控制研究”。“控制研究“主要考察外部制度对传媒机构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影响，根据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5W模式，所谓的控制研究更接近于传播者的研究。一方面，作为文学的创作者生活在各自时代，受到各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其文学作品打上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媒介组织，受到当时的外部体制影响，对文学传播的内容加以把关，从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问世、流传。
三、“党争”对苏轼诗词传播与接受的影响
苏轼作为宋代诗文词集的集大成者，在政治上立志致君尧舜但其政治生涯却历经波折。其诗词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有一个曲折的过程，状况随其政治生涯的起伏而波动，尤其以“党争”时期的表现最为明显。所谓“党争”，就北宋而言，指宋神宗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年间和宋哲宗元祜(1086―1093)、绍圣(1094―1097)、元符(1098―1100)年间王安石“新党”与司马光保守党即“旧党”之间的斗争。苏轼曾写有《进策》、《思治论》等，也主张大力兴革，但苏轼改革思想同王安石改革思想存有很大分歧。
与新旧两党在政治上的地位变化相应，苏轼诗歌接受也可看出明显的变化。
1、熙丰时期
这一时期正处于新旧矛盾日益积累时期，但以文字作为手段打击敌党的极端做法尚未大显其道，故苏轼此时为文坛宗主，苏诗也得到基本肯定，对当时一大批文学家，尤其是苏门中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通过苏门中人影响了北宋诗风。
这些诗主要是苏轼对自然山川景物的流连、欣赏与感怀，“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受到读者的普遍喜爱，除了苏轼创作的理趣诗本身优美动人，又饶有兴趣之外，这与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苏轼的诗词得到大力推崇也不无关系。同时，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经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这种理趣诗的风格不仅影响了当时北宋的诗风，也在后世得到广泛的传扬。
2、元事占更化时期
此时期，由党争而起的“君子、小人之辨”开始严格区别君子与小人。同时，宋人政治、学术和文学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主体和党同伐异的主体性格，决定了北宋党争兴治文字狱，以“文字”排击异党的特点在所难免。元事占时期高太后听政，保守派占绝对优势。苏轼诗文的传播接受也得到了一个绝佳的大环境。元党人执政后，焚毁“荆公新学”，全面否定了熙丰新政。在元时期，诗赋大张其道，苏轼等人甚至推进恢复了诗赋取士制度。
政治上的绝佳环境，让苏轼的诗词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得到了一片广阔的自由天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苏轼等人的诗词创作将宋代的诗词艺术推向了高峰，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达到了宋诗的鼎盛时期，近人陈衍说：“余谓诗莫甚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祜也。”，所谓“元”，就是指以苏轼为主力的北宋后期诗坛。
3、绍述时期
在元以后的“绍述”时期中，苏黄等人的诗文遭到了严厉禁锢。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重新启用熙丰新党，驱逐元事占党人，进行“绍述”。“绍述”即继承恢复熙丰法度之意，始于哲宗绍圣元年，终于徽宗宣和七年，达三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间，元祜党人虽一度还朝，但很快再遭流放，朝政主要由新党把持。而新党的“绍述”之政，实际上逐渐演变为禁锢元{；占党人和其他异己分子的陪衬，终成全面的党锢。绍圣以后，新党为了“绍述”王安石新法，恢复了“荆公新学”的政治地位，并在全面排击和元祜党人，以及实施元的同时，出现了全面禁毁“元学术”的局面，造成了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的又一次人为的文化大劫难。但是，朝廷的禁令，并不能完全禁锢精英文化的发展传播。相反的，苏轼诗歌在宋代当世，不仅在士大夫间依然流传，并且在民间有广泛影响。
四、总结
由上述可见，随着党争新旧势力消长，苏轼的政治地位、日常生活、诗歌内容风格均受明显影响。而与此相应，两宋时期，苏轼诗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颇令人回味的波峰浪谷式的过程。但是经典的生命，即使不能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依旧有其独立性和必然性。文学与政治，固然不能彼此无涉，却并非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政治控制对文学的影响始终存在，这张政治权力织成的网络，以封建势力为经纬，牢牢束缚着封建时代的文学传播者们，同时也在文学传播者们作品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政治控制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政治控制的存在始终都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方面。
参考文献：
[1]王水照．苏轼研究史稿序[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1，23(3)．
[2]文言．文学传播学引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
[3]石遗室诗话(卷一)．
第6篇：苏轼定风波范文
这些天连续高温，天气预报上明天下大雨。下雨的时候，我们会未雨绸缪，还是慌忙躲避呢？在九百多年前，大文学家苏轼写了一首词《定**》，前两句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滂沱大雨打在山林的树叶上，发出了密集的唰唰声。那又怎样？别去管风声雨声了，不如唱着歌、吹着口哨淡定前行。当然，一方面，苏轼遇到的那场大雨一定不是特别大。另一方面，苏轼有一颗强大的心，虽身处逆境、屡遭挫折，却依然我行我素、不畏坎坷。
要说近几年的外汇汇率、尤其是美元汇率的变动，那也是前一刻晴空万里、后一刻狂风暴雨。我们作为一家进出口企业，汇率波动切实关乎我们的经营利润。我们要如何应对汇率的剧烈波动呢？嗳，不妨学一下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而是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做好外汇敞口的套期保值，未雨绸缪，自然能够轻松应对汇率波动。
在正式介绍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之前，我会先跟大家探讨美元汇率到底为什么升、为什么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元可以说是一种商品，汇率就是“美元”这个商品的价格。既然美元是商品，那么其价格就取决于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当美元供大于求，必然导致美元贬值、汇率下跌；当美元供不应求，必然导致美元升值、汇率上涨。
从长期看来，汇率实际上反映了两个国际综合国力的对比，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国家继续保持这种发展势头，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内，人民币总体上是升值的。
第7篇：苏轼定风波范文
我没有看到，他，生命中最重要、最持久的诗友，他们的诗篇就像大小提琴合奏出的美妙的心灵之音，如果缺少了相应、相和，即使天才也会孤独难耐，幽闷靡发。那，便是苏辙。
从小兄弟俩便一起学习，或登山临水，或切磋琢磨。朝夕相处的兄弟自是生出深厚的感情，彼此虽不曾说出口，心里却也明白。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他们双双高中之时。
苏轼的父亲在为苏轼取名时，便希望苏轼能够平平淡淡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像车上的横木不外饰。然，苏轼一身的才情，一生的抱负，注定了让他锋芒毕露。
官场上的明争暗斗，朝廷上的口无遮拦惹来了祸端。前途茫茫，满载的空前绝论无一施展。朋友的背叛把苏轼卷进了“乌台诗案”，平添苦楚，感伤自叹。苏辙又何能坐视不理呢？为了兄长奔波于朝廷之间，竟多次上书给皇上愿以贬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那曾经幼小的弟弟在这时却充当了苏轼的保护神，保护着屡屡受到迫害的哥哥。在变法中危难与共的苏轼和苏辙，早已成为当时的佳话。
终，苏轼被贬黄州。
苏辙将兄长送了千余里路才返。并细心的照顾着苏轼的妻儿子女，直至他们跟随去到黄州，那个没有杭州繁华的偏远的地方。
风飘飘，水??，掸掸这一路素衣风尘，驾一叶扁舟，于清秋的黄昏，残阳如血，沧海如幕，来到这古战场——赤壁。
赤壁下，夜色中，苏轼仰天长啸，“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今周瑜何在？英雄长辞于世盖吾不为周郎乎？斟一杯酒，一饮而尽。自此，与民同耕同乐，快哉快哉！
然，无论身处何方，苏轼都牵挂着苏辙，犹记得捧书诵读“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时，子由为子瞻披衣之景。那般的默契，苏轼心有所动，与子由定下夜雨对床的约定。至今亦未忘记。
并在与苏辙往来的十百封信里，多次提起此事。互相的牵挂，互相的思念，显露无疑。而这般情绪又用什么来表达？只挥笔一洒，又是一首流传千古的诗罢。“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对床定悠悠，今夜雨萧瑟”，这参杂了浓厚的兄弟情谊的诗句又有谁不为之赞叹呢？
而苏轼，苏辙去世之后，都仍让后人葬在一起。履行那曾经夜雨对床的约定。
看今？这样浓厚的兄弟情谊又有几个？
第8篇：苏轼定风波范文
关键词：女子形象;东坡词;别样诠释
词与文坛初遇之时，便已然一袭袅袅婷婷的女子姿态。至花间、柳氏，词之妆容愈加妖冶，声线愈加娇软，词人笔下的女子无不沾染着浓重的脂粉气，而苏轼独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胡寅《酒边词跋》）。于是后人便多从这一个“洗”字着眼，论述的主要为苏轼革新婉约词风的贡献或其“要非本色”的词学批评之类，对女性本身在东坡词中的存在价值则少有论及。然而东坡词中的女儿态“洗”尽铅华后自有其无可取代的气质和本色，且看苏轼如何在词中对此作出别样诠释。
一、女儿身里的词人本心
除却苏轼早期“颇具柳七郎风调”的锤炼技艺之作和部分谑浪游戏的赠妓作品外，真正得以进入东坡词的女子实在是经过词人一番苛刻甄选的。最终能得到“主考官”垂青的女眷佳人，如今看来，每个形象似乎都有着苏轼自己的影子在内。
“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 （苏轼《人娇・赠朝云》）
“纫兰”意象取自《离骚》，所谓“纫秋兰以为佩”，香草美人，实为屈原自比。故此词中“待佩韧兰”的女子，想必也有着高于一般庸脂俗粉的人格追求，而这一份追求正是隐藏在“敛云凝黛”的女儿身里苏轼本心的发声。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
当被问及岭南的困苦生活，一句“此身安处是吾乡”使得寓娘这一流离失所却不屈不挠、乐天知命的形象跃然纸上。在这里，歌妓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高贵的品质，她的乐观旷达与苏轼流落黄州时笑对困境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便让读者在其身上看到了苏轼的影子。
杨海明先生评价苏轼的《洞仙歌》时，曾指出词中雅化后的花蕊夫人有着士大夫文人的若干气质，这亦能证明东坡词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是走向统一的，超凡脱俗的女子外表下跳动的是一颗旷达绝尘的词人本心。
二、物态化后的女子高品
以花喻人、以人拟花向来是文人墨客笔下“女儿态”的惯用表达。苏轼在这一类咏物词上亦是以“不俗”为目标，以洗绮罗香泽之态。因此，作为“女儿态”喻体的自然不能是一些“浮花浪蕊”，东坡词里的花多是气质清冷、品性高雅的梅花：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苏轼《西江月・梅花》）
“暗香浮动月黄昏，堂前一树春。”（苏轼《阮郎归・梅词》）
正因为梅花有着“冰姿”、“玉骨”、“暗香”的特征，词作中的女子形象便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一种不与梨花般俗艳女子同流合污的“高情”。
苏轼更是独具匠心地选择了石榴花形容美人高洁幽独的姿态：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苏轼《贺新郎》）
花自幽独、美人孤眠，花与美人所共有的迟暮凋残的命运又寄寓了一种深深的不遇之感，即使无人问津，也要坚守高洁的人格。
正如明代李攀龙所言：“如虢国夫人不施粉黛，而一段天资，自是倾城。”（《草堂词余集》）苏轼咏物词中表现出来的女儿姿态，便如其所咏之花一般，浑然天成，别有一番高品。
三、男子词中的女儿柔情
东坡词最为世人所称道的乃是其充满男子气概的豪放词作，然而在苏轼的笔下，即便是满篇豪言壮语里亦不乏有“女儿态”的柔情闪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红粉尊前添懊恼，休道。如何留得许多情。记得明年花絮乱，看泛，西湖总是断肠声。”（苏轼《定风波・送元素》）
红粉佳人作为映衬词中主要男性形象的风流意气（感慨沧桑）的柔情点染，是对词本体女性化特征的别样展示。刚性美与柔性美达成一种和谐的平衡，正所谓“换取红巾翠袖，英雄泪”（辛弃疾《水龙吟》），在这一过程中所剔除掉的，恰好是过分的香艳和靡靡之音。
另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男子词叙写的是友人间的阔别之情，而苏轼独开以女子柔情歌咏友情的先河，成就了独特的艺术美感：
“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欲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苏轼《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雪中送文安国还朝》）
“翠娥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苏轼《江神子・孤山竹阁送述古》）
两首词中所描述的女子在离别时缠绵悱恻之情态，只是一衬笔，意在突出词人送别友人的不舍之情。男儿所不能言的深情借女子的口吻道出，艳而不俗，哀而不伤。
通过以上对“女儿态”的三类诠释，可见女子形象和女性化特征在东坡词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有别于花间的词品气格还是作为豪放词的柔情点染，“女儿态”在东坡词别样的诠释里沉淀下的重度与厚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成全了东坡在词史上的深度与广度。
参考文献：
[1][宋]苏轼.苏轼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第9篇：苏轼定风波范文
[论文摘要]由于“乌台诗案”，苏轼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谪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苏轼被贬黄州开始，解读他在黄州期间的文学刨作及其心路历程，探究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隶变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多次被贬，然而贬滴经历却成就了他在文坛上的丰功伟业，也造就了他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其中，被贬黄州不仅是苏轼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苏轼满怀抱负步人仕途，渴望建功立业。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由此，苏轼被押解人狱，引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而激怒了新党。因此，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苏轼在黄州共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时期造就了苏轼文学创作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笔者选取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分析苏轼思想上的隶变及其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一、黄州初期
这一时期包括苏轼被贬滴黄州后近两年的时间。贬滴黄州是苏轼人生中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曾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苏轼在出狱当天即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对酒杯浑似梦”的诗句。
在被贬黄州途中，苏轼在麻城春风岭看见明艳高洁的梅花，触景生情，不禁自吟《梅花二首》。
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碟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第一首，诗人借赞美野梅远离人世杂尘的绰约风姿及蓬勃的生命力和傲然不群的品格，表达了诗人渴望得到君王赏识却如同眼前的梅花一样尽管明亮鲜艳却无人赏识的复杂心情。“半随飞雪渡关山”将诗人内心的失落、苦闷跃然纸上。但诗人并未因自己的失意而与“草棘”同流合污，依然保持着如梅花般高洁的品格，这正是他儒家情怀的自然流露。第二首紧承第一首，“开自无聊落更愁”一句寄托了诗人对梅花境遇的深切同情，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孤寂与痛楚，并将自己与梅花落英合二为一。魂落清溪而不陷污沼是花之大幸，摆脱官宦樊篱而得珍贵的自由是诗人之大幸。“幸”字浓缩了诗人对得失进退漫长而痛苦的思索过程。从梅花寂寞中的孤傲品格，我们看到了诗人“冲寂自妍，不求识赏”的孤清和高傲。
从苏轼另一首初到黄州的词中，我们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被贬滴黄州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也暗示出词人当时处境的凄凉。
这一时期，苏轼政治上陷人绝境，心理饱受摧残，生活困窘不堪。
二、黄州后期
在到黄州的后两年多时间里，苏轼从思想到创作都有了质的飞跃。儒家人世思想使苏轼陷人困境，他开始以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在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解脱出来。把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满庭芳》)彻底抛诸脑后，用“又得浮生一日凉”(《鹤鸽天》)的旷达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这一时期，苏轼的创作极力表现出了乐观豁达、随缘自适、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不执着、不强求的自在状态。他以苦难为契机，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地，以一种更加成熟、超脱的心境迎接未来的生活。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快哉亭赠张握佳》)这首词是苏轼送给朋友张握侄(张梦得)的，而张握佳和苏轼一样，也是被贬黄州的。词中完全看不到“谁见幽人独往来”的凄凉孤寂，而是通过对风的抒发，表达出一种人生哲学。快乐与否，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和地位，而取决于内在的心境与修养。
苏轼这种无视苦难、在苦难中保持淡定从容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是他在对人生苦难进行了深刻的省思之后的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这种心境在《定风波》中表现得更加透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此时，苏轼已融人黄州，爱上黄州，并准备在这里买田终老。苏轼和几个朋友到离黄州城30多里的沙湖去看田，不巧途中遇大雨，因为没带雨具，大家都觉得很狼狈，但苏轼却在这场烟雨中吟啸徐行。现实中的风雨何尝不是词人人生途中的风雨?傲视风雨，是一种态度，而无视风雨，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再看苏轼这一时期的《前赤壁赋》。文章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图。诗人意兴盎然，“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不可见，报国无门的苦闷情绪深深地印在苏轼心中，纵有清风明月的美景良辰相伴，也挥之不去。“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客人箫声之悲，正是苏轼本人之悲，“客”不过是苏轼借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载体。借客之箫音，倾诉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气，并由此思考、探究人生之悲、社会之悲、宇宙之悲，使其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反思性。“寄蟀蟒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里的“吾生”已不仅仅指作者自己，而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无穷，吾生须臾而宇宙永恒，这是谁都必须面对的事实，同样也是谁都无法克服的矛盾。
至此，作者以一种智慧、超拔、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坚定的成熟战胜了内心的烦恼，心境复归于清明澄澈。“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里，仍然紧扣水和月展开富于哲理的思辨。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满，月初虚损，但千万年来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若从变的角度看，人生固如蚌蟒一般短暂，而天地万物又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从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万物固然是生生世世无穷无尽，而“我”亦同万物一样，也是无尽的。这种理论既是辩证的，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体现了作者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达观从容的情怀。“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大我”即指整个人类，作为个体而言，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的具体物体，都是极为短促的;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又同整个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而又何羡乎”明确地告诉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完全不必要。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无穷”，那么，“吾生须臾”不仅不能成为悲哀的原因，相反，却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的理由。可见，苏轼不仅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且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适”的生活意义。
“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时客的喜已非单纯的山水之乐，而是冲破了忧患意识的阴霆，显得分外欣慰和轻松。至此，客与苏子合二为一，是肉体和灵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苏轼，是更加觉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苏轼。
三、黄州生活对苏轼后来人生的影响
苏轼被贬黄州后，在吸纳佛老思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觉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乐观洒脱、随遇而安的个性特质，为他面对被贬惠州、澹州更苦难艰险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滴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离开惠州再赴被贬之地海南檐州。苏轼在诗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中写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但是，由于有过黄州的经历，苏轼却能化解苦难、随遇而安。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并且以乐观的心态从苦难中发现惠州的美，“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残腊独出》)。苏轼的博大胸襟及抗争厄运的秉性，使他成为不被厄运所折服的强者。虽然穷愁交加，屡遭贬滴，但苏轼绝不就此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唱出‘旧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欢歌。
苏轼在被流放到海南澹州时，已“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初到檐州时，苏轼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敬仰苏轼，派人修葺漏雨公房，当局得知，将苏轼逐出，并追究了张中景的责任。苏轼在枕榔林中自己动手搭建茅屋，自命为“枕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然而，苏轼在檐州的三年，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快意优游，敷扬文教，传播文明，与当地黎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收获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苏轼在诗中写到:
“我本檐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已然把自己视为檐州人，把海南视为自己的故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