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哪个朝代的精选(九篇)

第1篇：苏轼是哪个朝代的范文

苏词豪放旷达、清新委婉兼而有之。在大江东去的涛声中，酒酣胸敞的狂绢中，洋溢着苏公潇洒浪漫之激情澎湃；在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清丽婉约中，在千里共婵娟的真挚相思中，后人触摸到了一代宗师的真性情。

王弗“幕后听言”

王弗是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相传王弗的家乡有一个天然鱼池，只要游人一拍手，鱼儿就会游过来。在家乡颇有声望的王弗之父，邀请远近的青年才子为这处风景命名，苏轼也在其中，众人题了许多名称，王父均不满意，直到苏轼题出“唤鱼池”三字，王父才连连说妙。哪知躲在窗帘后的王弗题的也是“唤鱼池”三字，自此，苏轼开始留意起这个美丽的少女，而王弗也倾心于苏轼。

两人感情进展很快，他们开始私下相会。从苏轼读书的地方到王家之间有一片松树林，俩人经常各走一半的路在这片松树林约会。一次晚上约会之后，苏轼回到住处翻开书页时，眼前浮现的全部是王弗甜甜的笑容，苏轼为此辗转反侧，一夜未眠，天刚朦朦亮时，便偷偷地跑到王家楼下，静静地、默默地看着心上人在窗边梳妆打扮。

婚后，王弗不仅是一位贤惠善良的妻子，同时又是苏轼朝夕伴读的良友。苏轼生性豪放不爱守规矩。比如，他被贬官黄州时，身处软禁期间，却违反宵禁深更半夜爬到城墙外游玩，官府规定不得私宰耕牛，他却偷吃牛肉。他就是这样生性潇洒浪漫甚至有些放荡不羁，他个人也坦诚自己非常“不合时宜”，幸而王弗时常在旁提醒他的为人处世。传说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苏轼与客人谈话，王弗则躲在幕后倾听。客人走后，王弗问丈夫苏轼：“此人也，言辄持两端，为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世人言？”大意为，这个人只会顺着你的意思谈话，你不用同这种人打交道。这就是后来人们流传的王弗“幕后听言”的故事。

身边有了王弗这位知己内助，苏轼的生活可以说是幸福无比。可叹的是，红颜薄命。1065年，与苏轼生活了11年的王弗不幸病逝。王弗去世后，苏轼一直不能忘怀，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就在王弗死后的第10年之际，苏轼梦回昔日，醒来伤感不已，写了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是文学史上众多悼亡作品中最精典的一首，几百年来一直被广为传诵，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读者。而诗人对亡妻的爱，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褪色，相反，这份爱经过岁月的锤炼变得更加灿烂！

“泪尽目乾，惟有同穴”之恋

比苏轼小11岁的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在王弗逝世后的第3年嫁给了苏轼，是苏轼的第二位妻子。她虽没有堂姐多才，但温柔贤淑，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她与苏轼之间既没有“唤鱼池”之恋的浪漫，也没有“幕后听言”的千古佳话，有的只是在艰苦岁月里，将她对苏轼的爱融汇在日常点滴的生活细节之中，与之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同甘共苦。王闰之伴随苏轼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等，在经济最困难时，她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

苏轼被贬黄州时，从知州降为团练副使，从“从五品”降为“从八品”，仅有很少的4500文薪俸。王闰之便把它分成30串挂在房梁上，每天取1串以供家用，如有剩余，就放在大竹筒里，用以买酒招待客人。苏轼在《后赤壁赋》写道：“有客无酒，有酒无肴……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这个“妇”不是别人，正是王闰之。

有一次，孩子在苏轼面前哭闹，苏轼心烦大骂孩子，闰之便开导说：“你怎么比小孩子还痴，为什么不开心点呢？”听了王闰之这番话，苏轼无比惭愧，正在自责时，王闰之已将酒菜摆在他面前了。苏轼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诗里，患难夫妻相濡以沫，这种春意盎然的家庭温馨，医治着苏轼宦海沉浮中那颗伤痛的心。

25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57岁的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8年之后，苏轼在从荒蛮之地岭南回京途中凄然而逝，弟弟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帮其实现了“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的誓言。

“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王朝云是苏轼的第三位夫人，但终生无夫人之名。因家境清寒，自幼沦落为钱塘歌女的她天生丽质，聪颖灵慧，能歌善舞，虽混迹烟尘之中，却独具一种清新洁雅的气质。神宗熙宁七年苏轼贬任杭州通判，一日宴饮时看到了轻盈曼舞的王朝云，湖山佳人，相映成趣，苏轼灵感顿发，挥毫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西湖绝唱《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

朝云一生随苏轼大起大落，她不仅跟随苏轼谪居黄州，就是后来苏轼远谪惠州，也主动请求与苏轼同去贬所，这对于晚年的苏轼来说，尤其是在王闰之死后，是莫大的精神安慰和支持，苏轼感叹作一首《朝云诗》赠于她，在《朝云诗序》中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

虽然朝云没有和王弗等一样的地位，但她的艺术气质，对细腻感情的品味，与富有浪漫气质的苏轼更加贴近。“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据说闲暇时，王朝云常常唱这首《蝶恋花》为苏轼聊解愁闷，然而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不胜伤悲，哭而止声，苏轼对她的知遇之感深为感激。

王朝云也最善解苏轼心意。一次，苏轼饭后在庭院中散步，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侍女答道：“您腹中都是文章。”另一侍女说：“满腹都是见识。”苏轼皆摇了摇头，王朝云微笑道：“大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闻言，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可惜这样一位“敏而好学”的佳人却命薄如纸。绍圣二年，朝云得瘟疫后不治身亡。“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朝云去后，孤单的学士为她写下了“千古第一梅词”《西江月》。

苏轼多才，以诗、词、文、书、画五绝于天下，仁宗亦曾赞曰：大宋何幸，得此奇才！

苏轼多难，坎坷的政治生涯和缠绵悱测的爱情经历，书写了他有血有泪、淋漓尽致的一生。

第2篇：苏轼是哪个朝代的范文

喜欢李白诗中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虽说是借酒消愁，以醉求乐，但这何尝不是件好事呢？把酒言欢，忘去世间一切，哪怕天子呼来亦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啊！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酒醉亦是可以忘却一切，可是醒来后又该如何啊！李白纵然可以用酒麻痹自己，可终究逃脱不了这尘世中的一切渴望自由、渴望个性解放的李白这一生都只能把自己所有的期盼给予诗中罢了！“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般没有权贵、没有黑暗统治的神仙世界恐怕只能在李白的想象中存在。

李白豪放不羁，他的诗更是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可宋词又有那般逊色于唐诗？在那个北宋缺将南宋缺相的宋朝，文人才子代代出，婉约派的柳永、晏殊、李清照、，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哪一个在文学史上不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啊！

李清照《醉花阴》中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竟让在莱州担任知府的丈夫起来一较高下之心，他闭门谢客，不吃饭不睡觉，三天写了五十首词，再将妻子的那首《醉花阴》混在其中，交给文友陆德夫来评价，谁知文友一看既只对李清照那句人比黄花瘦拍手称号，认为这句中相思之苦，忧愁之深可以成千古名句。这句评价果真灵验。

写到这里，不禁想问一下大家，大家知道“三苏”是哪“三苏”吗？相信喜欢文学的同学都知道吧！没错，“三苏”就是指苏洵、苏轼、苏辙，这三位都是宋朝大名鼎鼎的才子，而我要写的人物就是苏轼。苏轼在宋代是最为杰出的大文学家之一，他的诗、文、词、赋样样出色，是极富盛名的全能作家。可能是苏轼太过优秀了罢，连上天都嫉妒他，让他在那北宋变法时期出生。由于政见原因，苏轼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废除已经施行的新法，因而受到支持旧法和新法的两方人马排斥，开始了他坎坷的仕途生涯。苏轼的词大都都豪放不羁。“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洋溢着报国杀敌的激情，大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慷慨激昂。提到苏轼是豪放派的诗人，就不能不提他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的开篇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显得十分的与众不同，再往下看“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英雄豪杰！”词中境界宏大，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虽然是在坎坷的仕途中所写，可苏轼却丝毫没被挫败，更未流露出人生苦闷的消极态度。无论遭受了什么，都掩盖不住苏轼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豪迈气概。纵然豪迈可是苏轼也有柔情的时候，苏轼在妻子王弗二十七岁死时将她埋葬在母亲坟前，并亲手在埋葬她的山头种植了三万多株松树。更是在十年后写出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对亡妻的深切怀念之情，无不流露出来。可惜苏轼这位大文豪在徽宗大赦天下的北归路上一病不起，死于常州，时年64岁。

第3篇：苏轼是哪个朝代的范文

一、苏轼至少应算周敦颐的“私淑”弟子

周敦颐和苏轼这两个巨人是否蒙过面、有无直接交往的问题，一直是个谜。我曾翻阅过大量史料，却未找到答案。

我始终坚持比对和查找，后来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发现一点转机，这便是宋仁宗嘉v六年（1061年）。这一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大考），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一、二等一般不授人），为“百年第一”。上一年底，周敦颐由梓州路合州（今重庆合川）判官任满回京述职，恰好此时他因候职仍滞留在京城。《周敦颐年谱》载：这年三月，周敦颐在京城上门向刚中进士的遂宁弟子傅耆表示过祝贺，我想这时的他也绝不会放过向制科考试新中“状元”的苏轼表示祝贺的，因为从史料中可看出周敦颐是一个惜才爱才之人，尤其是对年轻人。另据史料载：周敦颐在蜀中的四年多时间里，“盖当时的乡贡之士，闻先生学问，多来求见耳。”[1]苏轼也应对周敦颐早有耳闻，能有机会与这样的前辈切磋交流，也不失为一件幸事。也许他俩就在这种偶然中见过面吧！

明末清初写《宋元学案》的学者黄宗羲却有别样的考证，认为苏轼应是周子的“私淑”。黄宗羲这么说，是有他道理的。南宋朱熹的高足、为周敦颐写《年谱》的合州人度正这样写道：“其后苏文忠公追赋濂溪诗，有曰‘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言之至此，是必尝见《太极图》者，故推之于造物以形容之也。”[2]此语是说：苏轼能用这样的语言来评价周先生，一定是见过周先生的《太极图说》，才能对先生的宇宙观用“造物”这样的词来形容，也才会让他发出“先生非我等之辈”这样的感叹来！由此看来，苏轼是一个读过周敦颐著述的人，而在他以后的学术思想中也有不少周敦颐思想的影子。苏轼在他晚年所作的《东坡易传》，是他宇宙观、人生观思辨分析的心血结晶。他谈到宇宙生成的逻辑结构时说，“有”生于“无”，“有”是阴阳运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的特性又是“无常形”“随物赋形”，这种特性是“道”的自然显现，是具有明确的、正面价值向度的善的内涵。他关于万物刚柔动静形理之辩证哲学思想，他的哲学运动观，应该是对周敦颐《太极图说》思想的解读和延展，《朱子语类》对其有过客观评价。

另外，苏轼以追求“精神上的宁静”为轴心，融合儒释道各家思想，最终形成了荣辱得失无系于心的实用主义的忧患人生哲学，认为其骨子里坚持的终究是儒，是欲济世的儒家信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一直以来有一种“不欲昏宦”，而想“逃遁山林”的想法，因而入世出世成为他终其一生的思想矛盾。而这也与周敦颐“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将遁去山林，以全吾志”的想法相同。看来弟子有效法之意。

说起苏轼对周敦颐的崇敬，可从苏轼所作《茂叔先生濂溪诗》中看出。其诗这样写道：“世俗眩名实，至人疑有无。怒移水中蟹，爱及屋上乌。坐令此溪水，名与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3]意思是说：世俗间人们都执迷于名利实惠，以至于是非不清好坏不分。对于世间这种好恶，人们也总是爱屋及乌。然而濂溪先生却不愿与世俗同流，归隐后的先生回到了这濂溪上，这“濂溪”之名如同他的廉名一样名副其实。先生本来就是一位品学兼修的全德之人，廉洁之名也仅是他修养全德的一个方面。因为他像陶渊明一样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抛弃了“彭泽米”（代指俸禄）辞官而去，做了一介庶民，好似西山夫一样的朴实。他后来才逐渐为世人所知，但多认为其就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而已。然而先生岂是我等之辈，他是一位胸怀宇宙，能把改变世界和人生做为己任的人。他人品高洁、抱负远大就如同柳宗元一样，他以拙人自勉的精神也同柳宗元相像。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八月，苏轼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他由鄱阳湖南下经赣水过虔州（今江西赣州）时，拜会了郡守霍大夫和监郡许朝奉。逗留期间，他们几个游山玩水、吟诗作画自不在话下。苏轼在一首《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此诗复次前韵》诗中这样写道：“大邦安静治，小院得闲游。赣水雨已涨，廉泉春水流。”[4]这应该是离周敦颐治平二年（1065年）治虔29年后的事了，诗中暗含了对周敦颐这位前人功绩的赞誉。“大邦安静治”应该是指后来的郡守们皆沿袭了周敦颐“无欲则静”“诚能主静”的治理方法，方使得这个辖十县地方的大郡风和日丽、业兴邦安。赣水虽然因雨水而涨了（暗指人事更迭），但前人的廉名却如春水般流长。从上述几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是同时代的晚生中最了解周敦颐人品及才学的人了。

二、苏轼同周敦颐之子周焘亲如兄弟

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有这样的记载：“次子焘，一字次元，德清县君蒲氏出也。初授司法，元v三年，李长宁榜登第，为贵池令，迁两浙转运使，知成都府，终朝议大夫徽猷阁待制，累赠先生宣奉大夫，坡知杭州时与之同官，亲如兄弟，倡酬诗甚多。”[5]历史资料中虽未找到苏轼与周敦颐交往的线索，却有幸让我们看到他与周敦颐次子周焘的交往和友情。按“坡知杭州时与之同官，亲如兄弟，倡酬诗甚多”之说并循时间考证，苏轼与周焘交往当在宋哲宗元v四年至六年（1089―1091年）苏轼任杭州知府时，而这时周焘任两浙转运使。两人同处两浙路，同住杭州地，不仅工作上多有交集，生活中也多有走动。他二人经常结伴出游，饮酒作诗自不待言，所以度正在《年谱》中会说“倡酬诗甚多”。周焘曾写有《观天竺激水》诗一首：“拳石耆婆色两青，竹龙驱水转山鸣。夜深不见跳珠碎，疑是檐间滴雨声。”苏轼则和诗一首《杭州次周焘韵游天竺观激水》：“道眼转丹青，常于寂处鸣。早知雨是水，不作两般声。”[6]当时两人处得就和亲兄弟一般。

今天尚能查到的苏轼跟周焘有关的诗，还有前者所写的《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周游西湖》，诗曰：“絮飞春减不成年，老境同乘下濑船。蓝尾忽惊新火后（白乐天《寒食》诗云：‘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遨头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遨头，至四月十九浣花乃止）。山西老将诗无敌，洛下书生语更妍。共向北山寻二士，画桡鼍鼓聒清眠。”[7]对于这首诗，曾有不少人误读，有人认为诗中“老将”和“书生”分别指刘景文和周焘，不妥。这里的“山西老将”当指刘景文的父亲、北宋儒将刘平。刘平在抵抗西夏的“山川口战役”中战败被俘，最终因写诗“骂贼”而遇害。后来，做过天子老师的苏轼向朝廷举荐刘平之子刘景文出知隰州。而诗中的“洛下书生”当指周焘父亲周敦颐。“共向北山寻二士，画桡鼍鼓聒清眠”，是说在“寒食”（清明前的一两日）这样的节气里，苏轼陪同刘景文和周焘出来踏青，共向北山祭扫二老的亡灵，自是一番对前辈功德的追思与哀念。

三、苏轼一首特别的诗表达了一种不为人知的情感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l01年），苏轼在北归途中曾写下一首叫《独觉》的诗：“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8]“独觉”一语多意：既指一个人独自睡醒；亦指一个人只要悟透世界，了然于心，那么对于人生的凄风苦雨也就能安然处之、恬然对待了；或指自悟玄理。

有人说这首诗是苏轼在写困境中的自己，这不是事实――哪有在诗中自己把自己写成“先生”的道理？何况诗中的情景与苏轼有较大的距离。我们从内容来看，他是在写另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周敦颐。谁能在瘴雾中工作奔波了三年而无怨无悔，最终被瘴毒所侵而病倒？这不正是写周敦颐么！当时周敦颐任广南东路（今广东）提点刑狱。那时朝廷对在岭南职事的官员已有明文规定：外出巡视可择日而出，以避瘴毒之侵。然而，周敦颐身在其位，心中却有“志伊尹所志”的志向。他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属地十四州、四十三县的刑狱公事上。“及使岭表，不惮出入之勤，瘴疬之侵，虽荒崖绝岛，人迹所不至，瘴疠之乡，亦必缓视徐按。”[9]这种情形要放在现代化的今天都是难能可贵之事，何况在交通落后、条件十分艰苦的古代了。然而就是累病倒了，他都能“恬不怪”，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和体国恤民之精神！

此次苏轼的北归线路，是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由儋州―廉州―英州―韶州―岭南―南安―虔州，一路行来全部走在周敦颐的遗迹之上，沿途所见所闻更让苏轼感慨万千！建中靖国元年，当他来江州庐山，看到周敦颐的归宿地“濂溪书堂”后，别有一番感慨，故而写下这首《独觉》诗。

是的，接下来苏轼在诗中所描述的情况，完全是在写周敦颐辞官归隐庐山濂溪书堂时的状态。周敦颐在庐山的最后那段日子，物质生活非常拮据，就如苏轼诗中写的那样，寒潮来时因为没有太多衣物可以御寒，只能缩着脖子像寒冬里的乌鸦一样；生起火来取暖也只是略微缓解一时之寒。虽然生活窘迫到这种地步，但他的精神生活却是愉悦的，“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意思是说，虽然外寒，但此时周敦颐的内心却充满了暖意，好似满屋都翻滚着春天温暖的气息。先生仿佛就默坐在春风里，真正达到“颜子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度正在《年谱》中也记述了周敦颐这段时期的生活：“先生历官以来，所得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故贫不能归故里。榜其书堂曰濂溪，志乡关在目中也。至妻子粥不给，旷然不以为意。”[10]生活穷困，但他仍然坦然乐观，因为自己有他的志趣，自有事情要做，“志乡关在目中也”，所以他是充实的。正像苏轼诗中写的那样：“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他看淡世间的那些荣华富贵，看重的乃是用自己的心血去传播儒家思想，让桃李满天下。同时他也向往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说明周敦颐有着旷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以及超脱的人生观。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认为在周敦颐的心中，万物皆有因，世间冷暖，天地雨晴，皆平等对待，只求逍遥自得，此乃大悟也。先生能做到此，人生便也无所谓忧愁。人或许也只有在生命旅程即将终结时才会如此趋于宁静吧？这首“独觉”，正是苏轼读懂了周先生，为周子真实写照之作。南宋理学家张蛟凇锻ㄊ椤ず蟀稀分姓庋评价周敦颐：“嗟乎！自圣学不明，语道者不观夫大全。惟先生生乎千有余载之后，超然独得夫大易之传，所谓《太极图》乃其纲领也。”[11]清代学者黄百家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中也评价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是的，千年以来，在“道昏人如醉”的情况下，唯独周先生清醒，能对先王先圣之道承绪接武，发扬光大。

对于这一点，苏轼的朋友、周敦颐的另一弟子孔平仲也有同感。他在《题濂溪书院》中这样写道：“庐阜秀千峰，濂溪清一掬。先生性简淡，住在溪之曲。深穿云雾占幽境，就剪茅茨结空屋。堂中堆积古图书，门外回环老松竹。四时风物俱可爱，岚彩波光相映绿。先生于此已优游，洗去机心涤尘目。樵夫野叟日相侵，皓鹤哀猿夜同宿。”[12]诗中可以看出，濂溪先生这时的生活非常简单，除了茅草搭建的空屋外，就是草堂中堆放着的他的著述、以及需要研习和传授学术所用的一堆书籍了。此时外面的世界正精彩，神宗皇帝推行新政以来也显现出一时的繁荣，熙宁变法新旧党争则争得正酣。先生此时却不为外面的世界所诱惑，在一种“久厌尘埃乐静元”的强烈想法推动下，终于可以下决心抛弃一切顾虑和烦恼，“遁去山林，以全吾志”。哪怕就是生活过得清苦点，哪怕就是与飞鹤、哀猿为邻寂寞些，他也不觉遗憾，因为终于可以做回自己而宁静平和，达到精神上的超脱，这样他才能“俯仰不怍，用舍惟道”，为儒家的道统而献身。他因此也就不会感到惭愧了。这正是一种道醒者的“独觉”！

写到这里，我为先祖周敦颐有这样一些朋友、弟子或“私淑”而自豪！而这批社会名流对周敦颐的崇敬，则来自周敦颐超凡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故而他们对周敦颐的赞誉也是发自肺腑的。这便为后世了解周敦颐其人其事，留下了宝贵的笔墨。

注释：

[1][2][5][10]《周敦颐集・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岳麓书社2007年版。

[3][12]《周敦颐集》卷七附录杂诗，岳麓书社2007年版。

[4]《苏轼诗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

[6]《苏轼诗集》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

[7]《苏轼诗集》卷三十二，中华书局l982年版。

[8]《苏轼诗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

[9]《周敦颐集》卷八附录杂文，岳麓书社2007年版。

第4篇：苏轼是哪个朝代的范文

关键词： 苏轼 常州 缘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一代文豪苏轼逝世于常州，距今已经整整900年了。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的中国人都时刻怀念着这位文坛巨子，罕见的全才、奇才。他兼擅诗词文、书法、绘画的非凡才华，至今为人们所称羡；他颠沛流离的宦海生涯、浪迹天涯的人生经历，至今为人们所慨叹；他开朗豁达的胸襟、刚正不阿的气节，至今为人们所景慕；乃至他的传闻、轶事、佳话也是妇孺皆知。清人周启隽说得好：“先生蜀人也，生于蜀而不拘乎蜀，先生盖天下士矣。”[i]苏轼的故乡虽在四川眉山，然而苏轼也是常州人的骄傲。900年前，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从此，他的一腔浩然正气在江南大地上回荡。常州作为苏轼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常州的各个角落，这正是“莹域所藏，寝庙所寄，虽非其乡而谓之乡人可也”[ii]。

常州为我国江南的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很早就有历史记载。自汉朝起，先后曾有毗陵、毗陵郡、晋陵之称。隋开皇九年(589)于常熟县置州，因县得名为常州，后移治于晋陵，废郡称常州，沿用至今。辖境相当今江苏常州市、无锡市及武进、江阴、宜兴等县地。苏轼与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买田宜兴、仙逝常州，常州可谓是苏轼的第二故乡。

“吾归何处”

苏轼自幼才华横溢，至嘉祐二年(1057)一举进士及第，名震京师。从此宦海沉浮，屡遭不幸。在坎坷的仕途上走遍了天南海北的苏轼飘泊无归，已是“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iii]，这使其不得不对自己归根何处及早进行周全考虑。苏轼在各地为官时均以体恤人民疾苦为己任，再加上他负有魅力的才华，乐观豁达的胸襟，热爱生活的本性使他无论官居何处，都深受各地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对将来卜居何处，他有太多选择，这与他随遇而安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叶落归根乃人之常情，在初入仕途不久，他在《华阴寄子由》诗中就说：“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iv]，可见苏轼对故乡的一片拳拳赤子之情。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政见不和，出任地方官，通判杭州，与杭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于是有卜居杭州之意，有诗云：“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v]苏轼也曾任徐州太守，他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说：“余为彭城二年(徐州又称彭城)，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vi]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也有“是处青山可埋骨”的感叹[vii]。后苏轼贬谪黄州，元丰七年(1084)移汝州团练副使，他于四月离黄州时作《满庭芳》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viii]这首诗把苏轼历尽颠沛离难，渴望一个宁静港湾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以后的飘泊生涯中，苏轼还曾有卜居金陵、蒜山、汝州、庐山、惠州等地的打算，在其诗文中屡屡可见，但均未如愿。而买田宜兴、卜居常州也是他多年的愿望，并最终了却心愿，这也许是中国传统宿命论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份”吧。

“殆是前缘”

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中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其中路过常州，仅作短暂停留有六次，在常州停留较长，并有各种活动，留下不少诗文、佳话、遗迹的有五次。从熙宁四年(1071)仕途不畅到归老常州，消逝人寰，苏轼对常州青睐倍致。元丰七年(1084)十月十二日，苏轼撰《楚颂帖》：“吾来阳羡(即宜兴)，船入荆溪[ix]，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x]。在《又送叶淳老》中也说：“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xi]可见一个“缘”字把苏轼与常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倾心畅谈，遂结成莫逆之交，并相约卜居阳羡。这可以说是苏轼与常州之缘的源头。继初次相约居常到苏轼首次过常相隔整整十四年。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在朝廷政见不合，自京师通判杭州。在赴任途中，苏轼第一次路过常州，但却没有时间，似乎也没有心情到早已心有所属的常州游历一番，而是后来在杭州任上常来往于常州、宜兴等地，赈灾、救饥、访友、游览，常州等地遍布了他的足迹，更有大量佳作传世。特别是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畅游常州阳羡，尽情领略清山秀水，与好友饮酒作诗，不亦乐乎。后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距宜兴县城五十里的黄土村买了一份田产，卜居阳羡之约初步履行，心情舒畅，遂寄友人诗曰[xii]：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对此，周必大《省斋文稿》卷19《书东坡宜兴事》云：“公熙宁中倅杭，沿檄常、润间，赋诗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又有‘买田欲老’，‘地偏’、‘俗俭’之语，卜居盖权舆于此。”苏轼买田居常，也惹得章惇相约：“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xiii]然而苏轼并未能如愿所偿，因政治风云，官场动荡，展转颠沛又近十年。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之后，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获赦量移汝州，途中不惜路途遥远绕道来到常州宜兴，再次买田置房，为移居常州作充分准备，可见苏轼在历经磨难之后归常的迫切心情。后苏轼于赴汝途中两次上表乞常州居住，词意肯切：“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xiv]金人赵秉文《题东坡乞常州奏草》云：“唐卢坦有言，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材者必剥下以致之，……东坡奏稿以薄田粗给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后竟卒于常州，岂以田故邪?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贪饕之徒耳。然则无德而千驷者，亦可悲也夫!”[xv]“以薄田粗给饘粥”，真是一代清官，两袖清风。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南都(今河南商丘)接到了朝廷批准他常州居住的诏命。五月，苏轼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xvi]，充分表达了他得以放归阳羡，归隐田园的喜悦之情：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小，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但好景不长，元丰八年(1085)六月，在过了一段时间虽短但极其舒适的田园生活之后，苏轼受诰命复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在常州“为田舍翁”的梦想又一次破灭。此后苏轼又在官场几经沉浮，晚年竟然垂老投荒，远贬惠州、海南数年。苏轼将全家安顿在宜兴，只有朝云和三子苏过同赴贬所。常州仍然是苏轼赖以存活全家的故地。

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幸获大赦后，经过数年凄苦的海南贬谪，踏上归途，下决心定居常州。对此，费衮在《梁溪漫志》卷4中载苏轼语友人曰：“然某缘在东南，终当会合”。正象苏轼本人所说的“某缘在东南”，自从三十年前首次经过常州之后，九死一生，此时常州是其归老的最佳选择。周启隽说的好：“盖尝论之东坡赤壁，非不乐也而非其志；珠崖儋耳，非不安也而非其宜；金马石渠，非不欲也而非其处；惟阳羡之居，先生欲之志所存也，而安而乐焉。”[xvii]

“眷此邦之多君子”

自海南获赦北归之后，苏轼最终消逝人寰于常州顾唐桥北孙氏馆。“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满城(常州)上下，咨叹之涕”[xviii]。一代人杰与世长辞。凡事必有因果，苏轼选择常州为归老之所，不是无故而为，而是有诸多的缘由在里面。

1、苏轼自少就“奋历有当世志”[xix]，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名扬京师后，却因政见不合而屡受排挤，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腹经纶也是徒劳。在种种无奈的情况下，苏轼疲惫不堪，他不愿继续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摸爬滚打、勾心斗角。在北归途中，苏轼曾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xx]可见，苏轼对“名利场”——官场，已深感厌倦和畏惧。他毅然决定回归常州，与此有很大关系。

2、大凡古代的风流才子均乐山水之美，佳山胜水令其流连忘返，吟咏不已，甚至产生永居于此之念，苏轼也不例外。最初蒋之奇与苏轼的鸡黍之约即因蒋大赞其家乡山水之美而订。对此，明人吴宽有言：“盖嘉祐初，公登进士第，与同年蒋之奇联宴席。蒋，阳羡人也，谈及其乡山水之胜，遂有终老此地之约。”[xxi]后于熙宁六年(1073)，在好友的陪同下，苏轼畅游阳羡，秀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使苏轼为之感动。元丰七年(1084)，苏轼力请居常终如愿以偿后，直言“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xxii]。“溪山好”显然是苏轼居常的重要原因，看来苏轼是要在山明水秀的阳羡聊度余生了。对此，清人周煇也说：“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xxiii]

3、“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xxiv]这是苏轼在常州为好友钱君倚作《哀词》时发出的感慨。苏轼一生好交游，由于其为人幽默风趣、豪爽正直，所以至友众多，常州人士就不下十多个。如钱安道、钱君倚、胡宗愈、蒋之奇、单锡、单锷、孟震、胡仁修等，在现存的苏轼诗词文中频频露面。前已述及，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就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等相约卜居阳羡。后来，蒋之奇等人果不食言，为苏轼在宜兴买田助了一臂之力。此后，苏轼又结识了报恩寺长老、滕元发、邵民瞻、蒋公裕等友人，均有诗文记载。

4、苏轼决计卜居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与常州人民的深厚感情。政治上的波折大大缩短了苏轼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使苏轼成为处处体恤人民饥寒的父母官。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常州地区岁旱民饥，苏轼奉命前往常州赈饥。除夕之夜，苏轼为了不惊扰地方，竟泊舟常州城外，过了一个寒冷、孤寂的大年夜，并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来表达内心感受，其中一首云[xxv]：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轻。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这样的父母官，哪个老百姓不崇敬，不爱戴呢?而其诗情之至深，清人查慎行在《初白庵诗评》卷一中说到：“每当孤舟旅泊，时披读一过，觉陇水巴猿，未是断肠声也。”元丰六年(1083)，苏轼上《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谓“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并“旧闻常州宜兴县进士单锷，有水学，故召问之，出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且口陈其曲折，则臣言止得十二三耳。”[xxvi]可见，苏轼又在为常州的水灾而奔波，访贤纳士，真可谓人民公仆，难道不是现在许多政府官员的楷模吗?

5、晚年苏轼自海南北归，决计在常州度过余生，还因为他在常州已有薄田，可“粗给饘粥”，不至于忍饥受寒。另外，苏轼在贬谪惠州时，只带上了小儿子苏过，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已于宜兴安家。苏轼谪居惠州时，曾作《与曹子方五首》，其三云：“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xxvii]此时，苏轼已将阳羡视为自己的故乡了。此外，当时苏轼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不宜久留，要早作决定。

苏轼卜居宜兴，归老常州，这一切都不是一时的即兴之想。自首次路过至最终仙逝常州，苏轼始终与常州有特殊关系，对常州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这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无怪乎宋人费衮说：“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xxviii]

“葬我嵩山下”

苏轼身后葬于河南汝洲郏县，而他既欲归老常州，又仙逝于此，为何未葬于常州呢?古人讲求忠孝两全，其父苏洵之墓已在四川，苏轼本应归葬四川，苏辙《卜居赋》也云：“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xxix]为何苏轼未归葬四川眉山呢?除因路途遥远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原因，与蜀中赵捻一案有关。赵捻本西南夷人，其父赵庭臣杀其族党，归降朝廷，赐姓赵。赵捻于绍圣元年(1094)擢进士第二名。《朱子语类》卷133说：“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结果 赵捻兄弟被诛，父母妻子皆被流窜，这当然是为苏轼兄弟帮倒忙。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轼便选定常州。若回故乡或回故乡安葬，必然给政敌以话柄。

为何选在河南呢?这是因为苏洵早有宿愿要迁居河南洛阳，“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xxx]，所以苏轼遵从父言，遗命把他葬于嵩山下：“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xxxi]再则，当时苏轼全家的经济条件也很窘迫，其子在苏轼过世之后，只有去河南颍州投靠苏辙为生。“东坡以病殁于晋陵，伯达、叔仲归许昌，生事萧然。公(指苏辙)笃爱天伦，曩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缗，悉以助焉，嘱勿轻用。”[xxxii]以此看来，苏辙在苏轼葬于何处问题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苏轼死于常而没有葬于常，对常州而言，难免有一丝遗憾。但因于此，苏轼更值得常州人民怀念。

第5篇：苏轼是哪个朝代的范文

前半生，苏东坡对工作全力以赴、处世外圆内方、做事尽职敬业，我们学习他的“超脱”；而他的精彩在后半生，成就了其辉煌一生，生命清雅恬适、生活别有风趣、具有艺术情怀，我们则学习他的生活哲学，可得“清欢”和“趣味”。

关键词：苏东坡；勤政爱民；至性至情；旷世才华

一、浅谈苏轼的政治生涯

1.起起伏伏的为官之路

纵观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一度下狱，三度贬官。苏轼的政治生涯可以用“三起三落”来概括:

一起:步入仕途。l057年苏东坡22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一年录取进士388人,苏东坡名列第二,他的弟弟苏辙名列第五,兄弟二人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苏东坡步人仕途后,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被提拔重用。

一落:大难临头。l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苏东坡被关在御史台审讯103天。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新党与旧党之争。苏东坡反对变法,站在旧党一边,结果收到排挤,被贬到黄州。

二起:东山再起。l085年4月,宋神宗驾崩,年仅l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也就是皇太后摄政,尽废王安石变法,史称“元祜更化”。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也使苏东坡青云直上。

二落:知难而退。太后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苏东坡坚持原则,反对全盘否定。因与太后和司马光政见不合,苏东坡觉得不开心,一再主动请辞外放。l089年7月至l091年2月,出任杭州太守l年零7个月。

三起:再回朝廷。苏东坡1091年3月回朝,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他一生中多高的官职。

三落:贬再贬。l093年9月,太后驾崩,18岁的哲宗亲政,刚一亲政,就变本加厉地进行政治反扑,无情打击元祜党人。先把苏东坡降为定州太守,赶出京城:上任1个月又被贬到遥远的惠州,在那里住了2年零6个月；再贬,被贬到更远的儋州,就是今天的天涯海角。现在海南岛经济发达,古代却是极其落后、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贬谪至此,就再无处可贬了。

苏轼一生政途大起大落,被陷害是他遭到贬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方有机会陷害他的原因,脱离不了他的诗文作品,因为东坡总是固执的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反对。即使如此,他仍然不畏惧、不屈服,不停止为作,绝不趋炎附势,绝不同流合污。

2.为官勤政爱民

2.1杭州政绩

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苏东坡用自己的行动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苏轼为官关心百姓疾苦，坚持着自己对国家和民生无比的关注和关切，如果你是杭州人，对这一点的感受一定尤为深切。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时，西湖淤泥、芜菁、杂草已占三分之二，西湖不像西湖了，倒像一个臭水塘。官府的多数官员主张废了西湖。此刻，苏轼坚决主张要保留西湖。他说：西湖，对于杭州来说如人之眉目，弃之难看，他还向朝廷奏章，要求保住并疏浚西湖，并陈述若干理由，请求朝廷拨款。苏轼到西湖实地考察，湖内的泥、芜菁往哪里堆放呢？西湖南北相距30里，绕湖来回需要一天。往湖外运输显然费时费工，苏轼想好了主意。他动员20万民工，大面积清除淤泥，没有汽车运输，全凭人工，东坡就决定把淤泥铸成一条近三公里的长堤，并建了“锁澜桥”、“望山桥”、“跨虹桥”等六座拱桥，拱桥下湖水相通，杭州人就称之为“苏堤”。苏东坡用多余的淤泥建造了一条苏堤，并且在苏堤上造了桥，种了杨树、桃树。每到春天，桃红柳绿，苏堤就像一条细细的绸带，系在西子湖的腰间。

苏东坡1089年任杭州知府，杭州先涝后旱，接着瘟疫流行，米价暴涨。苏东坡请求朝廷供米20万石赈灾，并平粜官米40万石，使当时杭州无一灾民饿死。

苏东坡捐献黄金50两，并广泛筹集捐款，创办了杭州第一家为贫苦百姓治病的“安乐坊”，三年医愈千人。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他精通药理，还主持配制了一种名为“圣散子”的丸药，具有多种疗效，价廉物美，深受百姓欢迎。

苏东坡把杭州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给西湖的山水赋予了那么多的灵性,流传下歌颂西湖山水的千古绝唱。苏轼不但疏浚了西湖，美化了西湖，他更用自己的杰出才能为宣传西湖，提高西湖知名度立下了汗马功劳。【1】

苏堤春晓“欲共水仙荐秋菊，长留学士住西湖”是杭州人民世世代代对苏轼的感谢与思念。望山桥南面的御碑亭里立有康熙爷题写的“苏堤春晓”碑刻，石碑背面有乾隆爷题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因此“苏堤春晓”碑是非常珍贵的康熙、乾隆的“爷孙碑”。有人说，康熙爷御笔亲题“苏堤春晓”四字中，“苏”字和“堤”字都是错字！传说苏东坡特别爱吃鱼，每次吃鱼的时候，如果侍者把鱼放在左边，他可以把整盘鱼都吃完，如果放到右边就要生气，因为苏东坡是“左撇子”，所以康熙帝故意把“魚”写在右边，以此纪念苏东坡。而“堤”字则把“土”旁写成“耳”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耳”的字形与苏堤的地形相似，另一个则是取之意境，在苏堤上可以听到六种声音。注：这两个字均为当时正确写法

据颜真卿的《干禄字书》记载，“蘓”为“蘇”的俗体字。在古代，一些汉字的左右上下部件可以互换调用。“蘇”字这种“鱼”、“禾”对调的写法，在书法中即已出现。关于“隄”字，据颜真卿《干禄字书》记载，“隄”为正体，而我们现在使用的“堤”却为俗体。其实，两字古已有之，在最新《新华字典》中均可查证。【2】

2.2登州政绩

苏东坡在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只做了五天的知州，却上了两个奏章，《乞罢登莱榷盐状》结束了登州盐民因食盐官营购价太低、盐民难以糊口而十室九逃荒的历史。苏东坡走后，登州百姓设生祠纪念这位为民请命的好官，至今的蓬莱百姓中，还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故事，向所有热爱苏东坡的人热情相告。【1】

2.3徐州政绩

任徐州知州时，正赶上黄河的大洪水，徐州城被围，他亲上城墙护守，几十天不回家，劝阻想弃城逃亡的富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终于保住了被围困了五十多天的徐州城。身为徐州市长他十分关心囚犯健康和福利，亲身视察监狱，指定医生给囚犯治病，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老百姓！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只有苏轼肯去做。他看到很多逃兵沦为盗匪，只因法令中说低级军士因公出差不发放差旅费，于是他每年自己省下几百钱，给大家发放差旅费。当他迁任湖州太守时，州城百姓满城空巷夹道相送。以至于千百年来徐州人都亲切地称呼苏东坡为“我们的老市长”。【1】

2.4勤政爱民

苏东坡从政四十年，历任八个州的太守，每到一地，关注民生，为民办实事。虽然，历史的长河已经流淌了近千年年，但是，当我们再次展开苏东坡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他的仁政爱民，他的出众才华，依然是那么栩栩如生。

真是一任为官，造福万民，惠及千年。即使仕途屡次不顺，但东坡依然为官清廉，以一己之力为老百姓谋取最大福利，实乃真性情也。

二、浅谈苏轼的性情

1.为人至性至情

苏轼之所以千年以来具有长盛不衰的人气指数，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才华外，还有他的刚柔并济、侠骨柔情。

1.1对兄弟手足情深

在历史上，兄弟齐名的故事很多，但像苏东坡与弟弟苏辙能够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却不多见。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就给子由寄信赠诗，仅以“子由”为题的 诗词，诸如《示子由》、《别子由》、《和子由诗》等，就超过百首。宋神宗熙宁九年这个中秋节到来的时候，苏轼在密州做知州，因为公务都很繁忙，一直没有机会和弟弟见面，万家团圆的时刻，他想起五年没有见面的弟弟，心中非常地感慨，这个中秋之夜喝了很多酒，写下了一首千古的名篇《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无眠的思念，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殷殷关切之祷告，无不流溢着手足深情。

每当人们思乡思亲的愁绪难以排遣时，总能从苏轼的《水调歌头》中找到安慰，人们把它谱成曲子久久传唱。

在苏轼因“乌台诗案”遭难之后，苏辙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冒险给远在湖州的哥哥报信，第二件马上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削掉自己所有的官职，用来赎兄长的罪过。苏轼和苏辙，就像两盏明灯，能够永远照亮我们未来的路途，也能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人心。我想，这就是苏轼和苏辙手足之情给予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1.2对亡妻念念深情

苏轼第一任妻子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苏轼在她埋骨的山头亲手栽下了三万株松苗。他是把自己那一缕思念化成了三万株万古常青的松树，经寒历暑，沐雨栉风，岁岁年年，生生世世，守侯在妻子身旁。又是十年后，苏轼为王弗写下了那首令所有读懂了的人摧心扼腕、痛断肝肠的《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就已经出现“悼亡诗”。从悼亡诗出现一直到北宋的苏轼这期间，悼亡诗写得最有名的有西晋的潘岳和中唐的元稹。晚唐的李商隐亦曾有悼亡之作。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或写爱侣去后，处孤室而凄怆，睹遗物而伤神；或写作者既富且贵，追忆往昔，慨叹世事乖舛、天命无常；或将自己深沉博大的思念和追忆之情，用恍惚迷离的文字和色彩抒发出来，读之令人心痛。而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苏轼的这首悼亡之作与前人相比，它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但虽说是“记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记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诉悲怀的,写得真挚朴素,沉痛感人,苦心实可感天动地。【3】

1.3真挚友情

苏东坡对亲人情真意切，屡次贬谪，无论贬谪之地多么荒凉凄苦，亲人们不离不弃，相依相随，那么他对待朋友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苏东坡对朋友坦率真诚，他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苏东坡真正最好的朋友并非“苏门四学士”和显贵名流，而是名不见经传的陈慥。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黄州。当时陈慥正在歧亭隐居，听说苏东坡到来，于是他在离黄州一百四十多里的歧亭设宴，为苏东坡接风洗尘。此时，陈家家境日贫，陈慥并不是很富有，可他为了朋友，尽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杀鸡宰鹅，盛情款待。苏东坡在陈慥家住了五天，受得了特别热情的接待。其时，苏东坡刚刚出狱，还背着“不忠”的罪名。不要说官场上的人不敢和他来往，就是亲戚朋友也是唯恐避之不及。苏东坡在黄州受到陈慥的如此热情接待，让他十分感动。后来，苏东坡从黄州调往汝州，陈慥一直将苏东坡送到九江。离别时，陈慥反复对苏东坡说，以后一定要小心，要闭门谢客，以免大祸临头。由此可见，陈慥对苏东坡情谊之深。

说起陈慥，大家可能大多不知其名。有一个成语“河东狮吼”让他和他的夫人在历史上声名显赫。这个故事还得从苏东坡说起：有一次，苏东坡到陈慥家作客。两人谈天说地，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谈兴正浓，陈慥想留苏东坡在家住宿。殊不知陈慥惧内，在隔壁的陈慥之妻大吼一声：“这么晚了，还不睡觉！”陈慥一听，顿时吓得从不知所措。苏东坡见此，不觉好笑,马上回家，并且写了一首诗。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地两茫然。”自此之后，陈慥的老婆就名流青史，“河东狮吼”一词也流传开来。【4】

2.坚持真我

在政治上，苏东坡也是个坚持真我的异类，他一生的坎坷大体也源于此，朝云说，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我们来看看苏轼因为它的不合时宜吃过什么苦头？

他既不依附权贵，阿谀奉承，作骑墙之态，也不为谋一己私利出卖良知。对他来说，唯一的行事标准就是“不欺天负心”，他一生不曾欺己，不曾欺人，不曾欺民，磊落坦荡。

京城在王安石变法中，苏轼以“求治太急，听言太宽，进人太锐”这样的犀利言辞，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青苗法”等新法存在严重的损民弊端，得罪了雄心勃勃、急于求成的王安石，被逐出京城。

在改革的方式方法上，他反对骤变，主张渐变，反对鲁莽轻率，主张稳健改革，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拟进士对御试策》）。在父亲苏洵病逝京师时他居家守丧时，写下了许多政论文；代表作有：《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以及《思治论》等。这些文章中，都表现出来他对当时国家形势的判断， 他认为“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策略》第一)，主张“补偏救弊”、“宣故纳新”。这一系列对国家时局的认识和判断，就是在今天都是很客观和具有积极进步的。【5】

王安石变法失败，旧党司马光于元丰八年执掌朝政，尽管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厚，但当司马光要尽数废除新法时，苏轼却据理力争，极言新法亦有可取之处，不可尽废之，又开罪了十分器重他的司马光而无法在朝廷立足，只好自请外放。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无论是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权，坚持“真我”的苏轼都是一个“异类”，不因新法而苟同，不以旧法而徇私，宦海沉浮，赤子之心始终如一。可惜得不到“当局”的赏识认可和重用，接连被贬，我觉得“坚持真我”是苏轼对他政治生涯最好的总结。 

3.乐观豁达

巴蜀大川以母亲的胸怀哺育了一个苏轼，乐观豁达造就了一代天才，使他独具让所有的人们快乐的魅力，尤其在苏轼处于人生低谷时，他的乐观豁达更加令人敬仰。

当风烛残年的苏轼从海南岛儋州贬所北归途经润州时，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所画东坡像，回顾一生，心潮难平，感慨万千，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其实是东坡的自嘲之语，而这句话恰恰道出了东坡成就东坡完美人格和旷世诗文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乐观豁达的对待人生的磨难。

3.1黄州

苏轼遭受小人诬陷，就是所谓诬蔑皇帝的“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做了地方武装副部长，没有的俸禄，无法养活家人，便在黄州城外的东坡上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自此人们称其苏东坡。他在《初到黄州》一诗中写道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这哪里能看出谪贬的悲哀，分明是一副赏美景、尝美食的好心情。

黄州城东大约十亩田地，成为苏轼的躬耕之处。三间房子在坡顶上，向下看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前有小桥，小沟常干，一株柳树，水井一口，中有冷泉，低处就是可耕之田，桑林菜圃，果园满枝，茶树低矮，可得香茗。黄州盛产柑桔，苏东坡竟然还尝试着用蜜桔酿酒，当然酒的质量是不过关的，朋友们饮过后纷纷腹泻，成为一时的笑谈。

黄州的磨难将一块璞石打磨成价值连城的美玉，使苏东坡的艺术才情获得升华。苏东坡的许多传世的名作，就诞生在这个期间。【6】

3.2惠州

苏东坡发配当时地处荒蛮之地岭南苏东坡只带着小儿子和夫人王朝云上路了，使即在路上连番又接到皇帝的再次贬官和不允许他乘船只能靠脚力去发配地的命令，年已六旬苏东坡也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哀号，一路上的诗作只是表现了艰辛却又透着乐观，苏东坡赋诗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所以岭南人说：“一自坡公谪南海， 天下不敢小州。”

据惠州地方志记载，自1100年到1910年的810年，东坡祠曾修葺过34次，平均不到25年就有一次。惠州的老人认为孤山到白鹤峰一线是当地人文精神的“命脉”，白鹤峰是惠州人文的眸子。

贬谪惠州，对苏轼本人乃至北宋文坛、政坛而言，是一个大不幸；但对惠州乃至整个岭南而言，苏轼寓惠与两百年前韩愈寓潮类似，直接引发当地文化的飞跃式发展，不啻为一件难得的幸事。

据惠州有关部门统计，苏轼在惠州寓居940天间，作诗词、杂文多达587篇，数量仅次于其在黄州的750多篇。这在苏轼文学生涯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正如清代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寓居惠州期间，跟随苏轼求学的岭南子弟络绎不绝。北宋以前，岭南在政坛上几无存在感，唯张九龄一人而已。宋元以后，岭南名臣辈出，多赖韩愈、苏轼开拓之功。

苏轼不光自己笔耕不辍，弘扬文教，对多元文化也时常着意加以保护。他寓居惠州期间，与当地小寺庙——海会院住持海会禅师交好。海会禅师博学多才，但他栖身的寺庙规模尚小且房屋破败，香火不旺。苏轼在生活十分拮据的前提下，毅然“助三十缗足，令起寝堂”，建起了寺庙大堂海会殿。

但杯水车薪，远不足数。苏轼于是“盯上”了他的表哥程正辅和弟弟苏辙。程正辅当时提刑广东，与苏轼相距不远。苏轼连去书信“化缘”，最终化到了一万五千钱，买下一片陂田，建成放生池，成为惠州西湖之鳄湖的由来。

苏轼到达惠州后，见当地水稻种植方式落后，不但令农人身体痛苦不堪，而且小腿因长期浸泡水下多生“疮烂之疾”。于是他在百姓中推行新式农具“秧马”，不但解决了农人劳苦问题，而且提高了水稻种植效率。眼见当地军政混乱，官、军时有扰民、害民之举，苏轼建议建营房三百余间，以肃“军政”，使民安居。不仅如此，苏轼不顾自己贬谪之身，多方谋请，朝廷最终同意了他改革当地赋税制度的建议，“纳役奏改钱米各半”，“民受赐多矣”。【7】

3.3儋州

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海南岛，苏轼精神不屈不挠、人生达观明豁的庆幸此地无瘴。在那里挨饿是常有的事，他在杂记中写到“食阳光止饥饿的办法。”他写信给朋友则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为庆幸。”

我想讲一个“破天荒”的故事，儋州原建学堂，但无老师，所以黎家子弟读书较少。天下第一文豪来了，读书人人趋之若鹜。苏老师悉心指导，自编教科书，出了个关门弟子姜君弼。赴考前老师书扇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结果姜君弼真的高中，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破天荒”就处于此处。 【8】

观其一生，其实他并没有过多少太平宁静的日子，然而他也并没有因了这些而整日里蓬头垢面哀哀切切，见人便“痛斥低劣小人”。困惑虽有过，烦恼也有过，但这些倒底也还是如同烟云从他悟性非凡的心里只作穿行而从不停滞。他依然我行我素地热爱着生活，乐观着人生……”

三、浅谈苏轼的旷世才华

1.诗词方面的才华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四库全书》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亲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白居易;至苏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篇便豪情激越,气势宏伟。通过对赤壁雄奇瑰丽景色的描绘和对古代豪杰周瑜的缅怀,表达苏轼愿为国家效力建功立业的豪情及其壮志难酬的郁闷;还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中,上片首三句作者自我描绘出猎时的豪迈气概与威武姿态,下片首三句作者自我表白心高胆壮,抒发作者建功立业的爱国豪情,从这首词中可以反映出作者超脱自我慷慨激昂一心驰骋疆场的心理。

苏轼为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开豪放词派的先河,其词意境深远,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在词坛上的贡献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2.书画及其他方面的才华

苏东坡是一位诗、文、词、书、画五项全能的文豪，多栖的明星，散文上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比肩；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为豪放派鼻祖，千百年来堪与伯仲的只有辛弃疾；书法是“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一；绘画以墨竹开南画派文人画之先河；能监修工程——苏堤；能烹饪出“东坡肉”、“东坡汤”等一系列食品；能采药配药、给百姓治病……我甚至找不出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的苏轼，还有什么是不能的。可以说在其中任何领域能做出这样一个成就的，就堪称大才子，苏轼却钟天地灵秀于一身，揽人间才华于掌股他是上帝塑造在人间的一个绝版！ 【1】

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人类有公元纪年以来的第二个千年的英雄人物，全世界列出了12人，绝大多数都是皇帝、总统，中国只有一个苏东坡，并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进行介绍，由此苏东坡也被外国人被誉为了“千年英雄”。

苏轼真是个有才华又热爱生活的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四、总结

东坡是宋朝建国以来难得一遇的百年第一，他是天才又是全才，东坡不仅是一个得民心的好官，事事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更在工作之余，潇洒自如地展开自己的文学情思，或惹人喜爱，或幽默，或豪放，或洒脱。

痛苦的历练往往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困难，我们要做的是用心灵的月光照亮黑夜的路，用乐观豁达的浩然之气点化人生旅途中“千里快哉风”!

他能在困难中卓然特立,能在逆境中奋臂独行,能从悲哀中排遣超脱,能从苦难中品尝人生,这是苏轼人品性格中最富有魅力的所在。

苏东坡就这样带着旷达乐观的潇洒风神，带着永远心系百姓的至纯良善，带着超凡脱俗的旷世才情，从宋代丰神秀逸地走到了今天，又将从今天走向遥远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群言出版社，2010

【2】杨立新.《错别字的尖叫：细数那些被误解的错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3】琴棋书画诗酒花.《史上第一首悼亡词，也是千古第一情词》【4】汪廷讷.《狮吼记》戏曲选段.中华和谐文化网.2014年3月

【5】臧克家等.《苏轼诗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6】康震.《百家讲坛之苏轼》.2018年8月，潇洒东坡，第四集

第6篇：苏轼是哪个朝代的范文

关键词：苏轼；题画诗；形神兼备；想象奇幻；佛老思想；归隐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2-022-03

作者：袁丹，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浙江，杭州，310007

题画诗是集诗、书、画为一体特有的艺术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是突出艺术作品就要有鲜明的形象性，犹如绘画一般，又要有深刻的内涵，如诗的韵味，诗画结合，揭示了艺术耐人寻味的美的境界。清代诗人沈德潜的《说诗语》认为：“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就是说在杜甫的启发下，后来诗人多有题画诗之作，而苏轼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苏轼的题画诗不仅能够尊重画作本身，而且能缘物寄情，开发议论。其题材之丰富，见解之精辟，为后世题画诗的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一、形神兼备

苏轼是北宋“文人画”领袖，他非常推崇唐代人物画家吴道子的绝艺，认为“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吴道子的能事就体现在“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既不违反常法，又能自出新意；既极豪放，又仍符合规律。而所谓法度、妙理，苏轼的解释是：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1]显然苏轼认为吴道子画艺之妙，就在于他能“如以灯取影”一般，而且精细到好像计算了与真相“不差毫末”的“自然之数”来描画他所创造的人物。因为只有在外部形态高度相似的前提下，才能达到内部形态的神似。如果只有形似的话，就会被认为“见与儿童邻”了。[2]

一首《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最能体现苏轼的绘画思想，“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他列举了唐代画家边鸾、宋代画家赵昌以及王主簿的画都是传神的代表，强调了诗画在本质上是相通一致的，诗画创作贵在自然与清新，论画不独求其“形似”，还须“传神”，要形神俱似，画的写生传神之上还要达到一种更高的审美境界。[3]提出了气韵生动的艺术主张，认为画家作画要重视主观的意兴心绪，追求“象外之美”只是把写实放到次要的位置，不拘于客观物体的形式，追求流畅传神的气韵神采，而不是要放弃形的创作。另外，苏轼在绘画创作上追求创新，反对“陈规”。传说，苏轼在试院中，乘兴以朱笔画竹，他人问：“世间哪有朱色竹？”他反问道：“世间又哪有墨竹呢”。他常常画竹竿不画竹节，并解释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这就是一种重视个性发挥，无视常形的例子。

二、想象奇幻

苏轼是一位浪漫主义色彩极浓的诗人，他的作品中充满丰富而奇幻的想象。尤其是山水画，广袤的视觉空间与想象空间为诗人精神的自由驰骋提供了舞台，诗人可以脱离现实，展现愿望，还自身一个自主、自悦的艺术世界。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苏轼首先再现了原画的景物且传达了原画的精神，并加进了自己的知趣，给人以诗意的补充。跌涨无常的野水，一到秋天，水位下降，岸边露出涨水痕迹，古老的树根露出水面，一个“霜”字点出了深秋景象，“扁舟一棹归何处？”他认为归去也是画境以外的“黄叶村”。苏轼利用想象，从画中写到画外，让人们的思绪同扁舟一样摇曳而去，突破画面的拘束而发生广阔的联想。

在《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中也运用了奇特的想象和传说，为全诗增加了不少情调和风趣。“孤山久与船低昂”写出了人坐在船上的看望孤山的感觉：船随着浪头的高低，孤山便也呈现出高低。苏轼通过这种动态描写，把画中的景物活灵活现地写活了。“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原本写得是晨光中大孤山、小孤山的水中倒影，他却把它想象成江水好似早起打开的明镜，照着美女新梳的两个发髻。末句运用“小姑前年嫁彭郎”这个民间传说使全诗妙趣横生，增加了全诗的意境。这就是苏轼巧妙地运用想象，贴切的比喻，形象的拟人，赋于画无限的活力，升华了自然。

《续丽人行》也是苏轼运用想象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在看了唐代画家周P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画之后写的。苏轼先是把它和杜甫的《丽人行》联系起来，当年杨贵妃姐妹游宴曲江时，老百姓“只许腰肢背后看”，继而又联想起了汉朝的梁鸿与妻子孟光举案齐眉，夫妇互敬互爱的故事。说明民间妇女的自由快乐，既不像锁在深宫的宫女那样苦闷无聊，以致于“背面伤春啼”，也不象杨家姐妹那样，虽长得体态秀美，过着豪华的物质生活，但与外界隔绝，其精神世界实和那位宫女是一样的空虚。从而展示了本诗的主题：自由对妇女来说是多么重要！这比杜诗更有所突破，这种突破的力量正是来自诗人丰富而曲折的想象。

三、借题发挥

苏轼认为：“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⑷一幅《枯木怪石图》[5]体现了他

渲泄胸臆，通过“寓物”来寄托自已的思想感情。苏轼的一生中，命运是几番起落，垂老还被贬逐到遥远的海南岛，以后幸得生归，不久便在凄凉的境遇中去世了。陆游把他的一生在《跋东坡帖》中总结得颇好：“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苏轼并没有因为自已不幸的遭遇而愤世嫉俗，忘怀世事，反而借诗讽喻现实，反应民生疾苦。其中较为著名的是《陈季常所蓄二首》：何年顾、陆丹青手，画作《朱陈嫁娶图》。闻道一村惟两姓，不将门户买崔、卢。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如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这幅画是名手按白居易《朱陈村》诗的内容绘成的。原诗说的是远离徐州萧县的朱陈村没有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山中民俗淳朴，朱、陈两姓世为婚姻，不攀高门的社会风尚，展现了当时安定欢乐的生活情景。而现今却被 “县吏催租夜打门”打破了往日的平静，朱陈村已不堪入画。前后两者完全不同的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达了作者对百姓所遭不堪境遇的深切同情，批评了时政的弊病。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作此诗是在元丰三年，当时他刚出狱，被贬黄州。他之所以入狱是因为他作诗文讽刺新法，当时不少人劝他弃笔，以免罪上加罪，但他看到百姓所蒙受的苦难，又禁不住挥笔以表自已疾愤之情。

此外他也讽喻统治者古今兴亡之理，“人间俯仰成今古，吴公台下雷塘路。”[6]讽刺执政者的骄奢淫逸，劳民伤财，最后只落得悲惨的结局。苏轼使用了杜甫“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句，暗示唐玄宗、杨贵妃、虢国夫人等又重蹈了隋炀帝的覆辙。这首诗表面是评古画，实际上是借古讽今，警告当权者，如果奢靡无度，不顾百姓死活，宋王朝就不能长治久安，从而使全诗有了深度。

在《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中：“山西战马饥无肉，夜嚼长秸如嚼竹。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岂知厩马好头赤，立仗归来卧斜日。莫教优孟卜葬地，厚衣薪┤胪历。”这首诗表面上似乎在品评马匹的优劣得失，实际上却是意在象外，含意深刻。诗中把山西战马和厩中御马作对比：山西战马艰苦奋战，浴血疆场，却只是吃粗粝；厩中御马偶尔作仪仗摆设，却饱食终日，安逸享乐。两种马的功劳不同，但所受待遇却极不公正。这就使人联想到作者的言外之意：难道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只是马才有吗？人难道没有吗？多少人才被埋没，怀才不遇，那是谁的昏庸所造成的呢？苏轼当时被贬逐外任，如战马吃禾秆、效命于疆场。如今为京官，又像好头赤一样，被用来装装门面。曲折地表达了对处于庙堂之上的官僚们只顾享乐，不顾人民死活的不满情绪。

在苏轼的题画诗中同时也表现了对自身命运的慨叹。如苏轼曾写过《王伯所藏赵昌花四首》，诗人不仅通过画面对四种花木予以歌咏，更主要的是寄情于这四种花木，抒发诗人的感受，慨叹了诗人自已的身世。与其说诗人在叹息梅花、黄葵、芙蓉和山茶的遭遇，还不如说他直接道出了诗人坎坷的一生。

四、佛老思想

苏轼是道教情结深郁的艺术家，他八岁入乡校，就以眉山道士张易简为师，他还经常与道士往来，并且与许多道士保持着终生的友谊。因此，他的绘画思想及绘画作品，明显地受道家影响较深。苏轼提出的“巧者以意绘画”中的“意”，正是道家讲的“意”与“象”的统一。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说：“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 疏淡含精匀”一是说明在画面上，笔法看似疏落淡泊，实为内含精工匀称之势，这种疏淡的笔法，造成的“简”效果。所谓“简”，当然不是简单，而是“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以少总多”，“以一收万”，富于概括性，用笔简朴，结构才能萧散，疏淡。这种萧散、疏淡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庄的“有无相生”的“有”与“无”就是中国绘画中“实景”与“虚景”。实景与虚景是相互发挥，实景借虚景的衬托而显得气韵生动，空景因实景的奇妙而显得空灵。

《自题金山画像》可以说是苏轼坎坷一生的总结。在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后，佛老思想便成为他个人处事哲学的主导思想，也是他在险恶的政治逆境中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拄。“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7]正如他的知己侍妾朝云所说的是他“一肚子不合时宜”所造成的后果。“黄州、惠州、儋州”，连用三个地名入诗，极言被贬之频、之多。回顾生平，内中包涵着许多难言的苦涩，唯有用道家“物我两忘”的思想来进行自我排遣。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中“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练”之后的思想上达到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境界。

苏轼好庄子，也好佛，并对佛教典籍也深有研究，尝与禅师僧人交往，参悟哲理禅机。因而哲理禅机常于诗行间感发。“春江水暖鸭先知”也暗暗契合了佛典中的一句名言“心与境会，智与理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心空无物，斯文何足关。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8]意境深微，颇有色空意味。

佛、老思想文化在他身上和谐统一，使他具有着乐观旷达及健全的理性，使他能够在人生的苦恼和悲哀中得到人生意义的悟解，同时让他的创作心态也回归自然。正如他自己所谈到的那样：“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9]这种心态犹如老庄的“嗒焉似丧其偶”，又如禅宗的“物我两忘”，无论是画家还是作家，只要抛弃一切世俗功利，思想高度集中，身心俱遗，人的情感超越了具体的物象，升华到精神性的情志意蕴，从实到虚，摆脱了物质性的桎梏，这样就使人又回到了自然状态，并领悟到某种人生哲理。

五、归隐情结

苏轼的不少题画诗交织着归隐的情结，从 “靖节固昭旷，归来侣蓬蒿” [10]中可见，陶渊明对苏轼有着深刻的影响。苏轼爱陶渊明，对陶的人品、个性、诗艺、人生观和处世态度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借鉴，并曾把陶渊明当作自已贬岭南时期的千载挚友，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他甚至还屡屡唱道：“渊明形神似我”、“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在苏轼看来，陶渊明对他影响最甚者，乃是由于陶渊明的内在品格的“真”，由于他们都有着高洁的人品，他后悔自已的离乡宦游，用“世间马耳射东风，悔不长作多牛翁。”[11]点出了他希望真正过上画中的生活，意味深长。等到《题王晋卿画》更直接抒写隐遁山林的心愿：“人间何处有此景，便欲往买二顷田”。但在事实上，苏轼对陶渊明的隐身独善、既避世又避人、在田园诗中消磨自已的消极作法并不是完全赞同的。苏轼虽也曾有过“逃世之机”的思想，然而用世之心不死，归路难寻，辗转于欲隐未隐之间：“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12]在岭南时期他已彻底否弃了尘世，把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化解在山水画中，创造着他自己心里的山水世界，[13]并在精神境界中牢牢地把握住自我，寻找着被失落的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

总之，苏轼的题画诗为世人展现了丰富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阐述了自已独特的艺术见解。虽然苏子已逝，但他在题画诗领域乃至绘画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世人忘怀。

参考文献：

[1]苏轼.孔凡礼点校.书吴道子画后.苏轼文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P2210页

[2]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苏轼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2.P1525

[3]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P493

[4]苏轼.茅维编.孔凡礼点校.净因院画记.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P367页

[5]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绘画全集,第2集.浙江: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6]苏轼.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虢国夫人夜游图.苏轼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2,P1462

[7]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诗集,第8册,中华书局,1982,P2641

[8]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著色山二首.苏轼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2,P1638

[9]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苏轼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2,P1522

[10]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题李伯时渊明东篱图.苏轼诗集,第8册,中华书局,1982,P2542

[11]苏轼.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书晁说之后.苏轼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2,P1966页

第7篇：苏轼是哪个朝代的范文

周郎赤壁

“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唐代诗人李白诗中所吟的赤壁便是指周郎赤壁。

周郎赤壁位于湖北省赤壁市(原蒲圻县)西北36千米处的长江南岸。三国时，著名的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对于这次战役，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均作过精彩记述，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对此也有生动描写。

蒲圻赤壁，古名石头关。孙权、刘备联军曾在此用火攻，大破曹操战船。由于当时火光冲天，映照江岸，崖壁一片彤红，“赤壁”由此得名。此处遗迹很多，成为历代名人凭吊、吟咏抒怀的胜地。解放后，经过修整，并增建了亭台和旅社等。

在赤壁矶头的石壁上，刻有各种文字、印记、诗赋和画像。仅镌刻“赤壁”二字的题榜即有4处之多，其中字体最大的“赤壁”题榜为楷书，字径达150厘米×104厘米，气势雄健，遒劲苍古，相传系周瑜亲笔所题。南宋时，诗人谢叠山乘船经过时，亦曾见石壁上有这两个字。此字的上下方均有刻字，其上方刻有高达120厘米的“鸾”字，其下方有古代诗人题记和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镌刻的诗文。近旁有诸葛亮、刘备等人的画像。这组古代石刻，左右配伍，上下辉映，更增添了赤壁的历史厚重感。

在蒲圻赤壁遗址的南屏山顶建有拜风台，又名武候宫。传说是诸葛亮祭东风的七星坛遗迹。后入筑台建官，以资纪念。拜风台前后相连着两殿一厅，周围环绕苍松翠柏，巍峨宏丽。前殿有介绍赤壁之战的各种图片、文字史料，后殿塑有诸葛亮、刘备等人的坐像。抱厅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出土文物。

金鸾山腰建有凤雏庵，相传三国时，庞统曾隐居于此。在赤壁山头，建有翼江亭，传说是东吴的军事哨所，周瑜、诸葛亮等曾在此嘹望江北曹军的动静。亭系近代重建，四周芳草凝碧，山花斗艳，极富诗情画意。在此可一览大江风光。前人到此曾留下许多诗篇：“江上战余陵是谷，渡头春在草连云”，“长江天堑系安危，江上帆樯曳夕辉”。

今天，浦圻赤壁以其丰富的文物和优美的风景，以及历代诗文碑刻和动人传说，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从这个意义说，蒲圻赤壁可谓“文武兼备”的赤壁。

东坡赤壁

看过小说《三国演义》的人也许会问：怎么又出了一个“东坡赤壁”?回答这个问题，要冼从苏轼贬官黄州谈起。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四川眉山人。他20岁考取进士，担任过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和侍读(给皇帝讲课的官)等官职。后来因写了一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诗词和文章而获罪，被捕入狱。出狱后，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剐到黄州，就写卞了《初到黄州》一诗：“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竹连山觉笋香……”他一到黄州，就爱上了黄州的山水，也喜欢上了黄州的美食，并写了很多文章和诗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因为苏轼在黄州写了《赤壁赋》，黄州赤壁才有了名气，成为海内皆知的名胜古迹。

东坡赤壁位于长江北岸，在古黄州(今湖北黄冈)城西。断岩临江，突出下垂，色呈赭赤，形如悬鼻，因而得名“赤壁”。据《黄州府志》记载，城外赤鼻山“崖石屹立如壁，其色赤，亦称赤壁”。

赤鼻山风景优美，为历代名人游览的胜地。唐代时，李白、杜牧等曾来此游玩。杜牧留下了“城高倚绝，地胜足楼台”的赞美诗句。北宋文学家苏辙说这里是“波流浸灌，与海相若”。南宋诗人陆游认为这里是观赏风景的“佳处”。苏轼评价这里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可见，古代的黄州赤壁以水取胜，以山见长，山水兼备，景色宜人。难怪苏轼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经常邀请客人泛舟于赤壁之下。他们或乘着月光，或身披霞辉，驾着扁舟，在“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江面上惬意飘荡，饮酒赋诗，相互唱和，好不快乐。

黄州赤壁名胜古迹很多，大多与苏轼有关。拜谒黄州赤壁，不能不去二赋堂。此堂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画檐雕棂，清秀雅致。堂内有苏轼前后《赤壁赋》的木刻和石刻，故名二赋堂。正中，有一上下顶立的巨幅木壁，将堂分为前后两半，木壁正面是《前赤壁赋》，背面是《后赤壁赋》，均出自书法名家之手。走进二赋堂，顿有“唯闻翰墨香”之感。

东坡赤壁的现存建筑是1922年改建的。解放后，经过多次修缮整理，焕然一新。除二赋堂外，还有留仙阁、碑阁、酹江亭、放龟亭等瑰丽典雅的建筑群。每一处古迹都有许多动人的传说，留下了不少古人的诗文佳句。

赤壁辨析

查阅《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我们得知，赤壁有三――蒲圻赤壁、黄州赤壁和今天山西省河津县西北的赤壁，后者是十六国前赵光初元年(公元318年)刘曜称帝所在。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云：“西望夏口(今武昌)，东望武昌(今鄂城)，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轼泛舟赤壁，浮想联翩，他不由得发出了感叹：难道这不就是曹孟德被周瑜打败的地方吗?

“二赋”写成之后，有人讥笑苏轼不知道三国赤壁究竟在哪里，以为苏轼弄错了地方。其实，苏轼明知黄州赤壁非蒲圻赤壁，仍按三国赤壁来写，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清代诗人朱日浚在《赤壁怀古》诗中写道：“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古来胜迹原无限，不遇才人亦杳然。今古登临同此地，风流未坠草芊芊。”苏轼本人也写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人道是”就是“别人说是”，显然，这是苏轼借传说来抒发自己的情怀。

蒲圻赤壁，又称三国赤壁、周郎赤壁。因它与战争有关，古人称之为“武赤壁”。它在长江南岸。

第8篇：苏轼是哪个朝代的范文

关键词：士；知识分子；批评；人格宽容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judgment of the intellectuals is made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can put forward criticism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knowledge and tr uth. Moreover， it is highlighted that what the society needs is actually the cri ticism from intellectuals. So the tolerance toward intellectuals is， in fact， th e tolerance of their criticism. Studies of Sushi， a famous intellectual in China 800 years ago， who advocated “criticizing the faults of one’s times and predi cting misfortunes even in prosperous time”， show that the belief of modern inte llectuals is just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 life orientation. Actuall y， Su Shi’s idea had the glorious flavor of modern reason.

Key words: scholar; intellectual; criticism; personality toleran ce

提起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人物，我首推苏轼。回顾苏轼的一生，应该说是坎坷的 一生，辛酸的一生，但也是辉煌的一生。苏轼终生都在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总要把自己认 为的“当世之过”顽强地揭露出来，因而既受到新党的排挤打击，旧党也一点没有轻放过他 。如他自己所说，旧党对他的迫害，有时甚至比新党当初对他的迫害更“阴毒”(参元三 年十月《乞郡札子》)。陆游把苏轼的一生总结得恰如其分：“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 之心。千载之心，生气凛然”。(《放翁题跋》卷四《跋东坡帜》)

一个人同时被两种互相敌对的势力所不容，并时时受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这是一种特 殊的现象，姑且称作“苏轼现象”吧。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究“苏轼 现象”，给苏轼一个正确的定位，充分肯定“苏轼现象”的意义和价值，探讨“苏轼现象” 的历史延续，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样做人、做事、立功、立德和立言， 为社会做贡献。

一

“言必中当世之过”，是苏轼做人、做事、作文和立功、立德、立言的核心思想。苏轼 是北宋皇帝的臣子，他竭力想做个忠臣，处处为君着想。不过他做忠臣，和别人有所不同。 他欣赏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他说有了这浩然之气，“ 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潮 州修韩文公庙记》)他认为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才能在文学、政事上有所成就，才能在立德 、做人上为后人所敬仰。浩然之气使苏轼挺直腰板做人，理直气壮说话，光明正大做事，始 终坚持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忧民之心做人的准则，永远向社会开口，或建言，或批评， 成为诤言詈当世之过的楷模。

苏轼的批评锋芒无所不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抨击社会不公。苏轼是一位留心观察社会，救时济世的作家。在他留下来的2700 多首诗中，真切描写人民穷困悲惨生活，揭露地主无穷盘剥、官府苛征重敛的作品，占有相 当的篇幅。

其二，讥刺当世之过。苏轼性格耿介，一贯直言得失。早在仁宗朝应试制科时他就毫不 掩饰地警告宋统治者：“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 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1〕(P226-227)苏轼把国家比喻成一 个“忧然不乐”的病人 ，自己说不清哪里不舒服，一般人也看不出他的言语饮食、起居动作与常人有什么差别，但 扁鹊、仓公那样的高医却一看就知道，他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了。要想治好他的病，“固 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1〕(P226-227)他认为“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 以其动而不息也。”〔1〕(P226-227)天 下万物皆生于动。对于祖宗的成法，应当遇时而变，随时而进。否则，国家将会穷蹩，历史 也会止步。同时，苏轼还指出了“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1〕(P272)的 弊端，并忠告宋政府 ：农民是天下之本，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他们。现在国家白白养活庞大的军队驻于内地， 既不使征战，又不使生产，这岂不是“弃财”吗?国家强迫那些年老体衰的士兵蹈赴战场去 送死，这岂不是“弃民”吗?这种愚蠢的做法，应当立即停止。此外，苏轼还对冗官制度、 官府无穷的差徭、繁苛的律令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其三，批评文辞不实。真实是文艺的生命。苏轼十分重视文艺的真实性。他极力反对晚 唐以来西昆体“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但同时他对发展到了另一极端，流为迂 奇怪僻的文风亦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新弊”。因为在苏轼看来，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 者提出“复古”的目的不过是要求创作回到表现现实生活的正确道路上来，现在很多人“用 意过当”，竟又把迂奇怪僻当作追求的目标。矫枉过正，必然会走错路。旧弊也好，新弊也 好，都是苏轼极力反对的。他在《书吴道子画》中，就曾极力赞赏吴道子的人物画，“得自 然之数，不差毫末”，并且把吴道子画人物的真切比喻成“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 出，横斜平直，各相乘得”。这些说法，虽然偏颇，但从他所推崇的实质看，却道出了一条 严肃的美学原则：文艺必须忠于生活。

其四，自责言之闪失。以批判而见长的苏轼，一生不仅无情地解剖别人，解剖社会， 揭露社会的弊端和阴暗面，同时也在无情地解剖自己，向世人曝光自己皮袍下藏着的那个“ 小”字。苏轼自幼受良好的家庭教养，早年就立下了“救时”、“济世”的宏图大志。他与 那种依红、偎翠的风流文人和撮权贪禄的庸俗官吏不同。他自谓“始不自量，欲行其志”， 〔2〕(P1324)“少小不为身，宿志固有在”〔2〕(P1171)。他的宿志就是：“ 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3〕(P282)“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 饥寒为上瑞”〔4〕(P223)。正因为有这种理想和抱负，他才敢于看见不 顺眼就指责，发现错误就批评。真有点“论时事不留面子”的意味。直到老年，他把这种批 判的锋芒引向了自己。这是否说明他想否定自己一贯的主张——“言必中当世之过”?答案是否 定的，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苏轼至死不渝所坚持的“指归在批评”的坚定立场。人愈老 ，他这种批判思想愈加成熟，批判锋芒愈加犀利深刻。他老来的诗文，并不是要否定自己所 推崇的批判精神，而是要批判包括自己在内的儒教通病，即“空文而少实用”和“少有中理 ”的“偏见”之论。这种严于律己的自我批判意识，正是对自己负责，对社会尽职的具体表现。

二

苏轼之所以终生坚持“言必中当世之过”，处“盛世”而作“危言”的人生价值取向，原因 是复杂多样的。

首先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修养。苏轼对人生和社会的主人公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如何“救时”、“济世”，苏轼从父亲那里找到了答案：即要看准当世之过究竟在哪里 ，同时还要敢于把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且要指得准确、中肯，起到“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 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的作用。“言必中当世之过”，在今天就是作家干预生活 ，干预政治。具体指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错误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 现象不能不加批评、揭露；对被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尤其是消极倾向——不能 不提示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这里可以看出，生活在12世纪的苏轼，已有了强烈的问题 意识，这和当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通的。当然，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态度和目的是积 极的，建设性的，与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雨淳”的忠君思想是相统一的。

父亲的教诲使他树立了“救时”、“济世”的宏图大志，博览古今和良好的文化修养又 炼就了他直言极谏的铮铮铁骨，养成了他论人论事，客观、全面，既肯定优点，更强调缺点 的思维品质。他在《韩愈论》里有这样几句名言：“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 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主张具体分析，一分为二，不搞绝对化，苏轼的思想是非常现 代化的。正因为如此，他论先秦诸子百家，评李、杜、韩、柳等文坛宿将，始终坚持自己作 主，拿出眼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评价原则。这在《商君说》、《书学太白诗》、《记 子美陋句》、《评韩柳诗》等篇章中均有详细的表述。

其次是宦海沉浮，坎坷人生所养成的平民意识。 政治上的种种磨难，更拉近了苏轼与贫民百姓的距离。贬黄州后，亲友绝交，疾病连年，饥 寒并日，“人皆相传已死”〔5〕(P656)；谪海南时，自度“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 望”，乃至“处置后事”，与儿子决别。〔2〕(P1695)“政治上的打击和失意，使苏 东坡有机缘与下层生活靠近，扩大视野，体察艰苦生活。难怪他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 雨》中概叹：“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苏轼自居于平民，妥当与否，姑且不论，但这种思想和意识都是非常宝贵的。它决定了 苏轼能以常人的眼光，常人的心态和常人的生活方式去审视他人、他事和自己。这样就容易 做到，看见什么说什么，实话实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假就是假，真就是真，绝不会把 丑的说成美的，把恶的说成善的，于人于己，向来如此。正像鲁迅所说的，“老百姓虽然不 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 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6〕(P350)贫民意识使苏轼说实话， 说真话，而且置生死祸福于不顾。常说，敢说人生社会的弊端，这在苏轼身上似乎已经个性 化了。

其三是自由独立的人格力量。苏轼一生因直言屡遭不幸，虽然，亲戚朋友曾良言苦劝， 即使他反对的政敌，也曾暗示他应该收敛一些，但他初衷不改，依然故我。苏轼对苦难并非 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 的不幸。在艰难的岁月中，苏轼实现了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形成了独特的苏轼人 格。这种独特的人格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对国家(君王)要讲责任，对人民要讲良心，对 个性要讲自由。这种人格使苏轼永远不满足现状，时时向社会开口，批评错误，弘扬正义。 这种人格也保证了他在被贬谪中，仍不忘立德、立功、立言。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 湖州任地方官，除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捐助修桥外，文学创作也颇丰盛。尤其对黄州时期 苏轼的思想，后人议论歧出：有的认为佛老思想占主导地位，有的认为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有的认为以佛济儒，还有的认为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其实，这一时期是苏轼思想、 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不论对待佛老、心灵，还是对待社会、现实，他都与前人不同。苏轼 以特有的机制，把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任其性命之 情”和“齐一万物”，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万法平等”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 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从而 实现了对传统儒道两种人格的超越，建立了一种执著现实而又超越现实、追求心灵自由而又 不逃避人生的新的士大夫人格。这种人格对正统的封建伦理秩序起着潜在的破坏作用，恰好 契合了他信奉和追求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指归在批评的人生价值取向。

三

《左传》中说，人生有三不朽：曰立功、立德、立言。苏轼何功、何德，其不朽世人皆 知，但功德之不朽又毁誉难定，就是盖了棺也未必能定。中国历史上对苏轼的时褒时贬，就 是明证。所以不少国家都把为自己民族创造灿烂文化的“立言”人视为真正的不朽者。当然 “立言”之“言”也毁誉难断，但与功德不同，“言”的毁誉越难断，它也就越可能不朽。 就是功德之不朽，其实也得靠“立言”来存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从苏轼所立之“言 ”，来评判其所立之“功”与“德”，并提出了耐人思考、探讨的“苏轼现象”。

所谓“苏轼现象”指的是：王安石掌权的时候，决意变法，苏轼明知自己“若少加附会 ，进用可必”。可是由于政见不同，改革想法有异，觉得很多新法以及具体办法已经成为“ 当世之过”，他就“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以致得罪下狱(《杭州召还乞郡状》) 。司马光上台后，不顾一切废新法，苏轼从一贬再贬中骤迁回京，做了大官，可是他在民间 实践中看到新法的某些方面确比旧法利多弊少，而采取了有所维护的态度，认为原来“交契 最厚”的司马光一些极端做法又成了“当世之过”，便不惜与之力争，惹得司马光大怒，终 于再被旧党排斥了下去。苏轼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 随一也。老弟与温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与杨元素》)

一个人同时为两种相互敌对的势力所不容，究竟是个人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谁应该对 此负责?“苏轼现象”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首先肯定责任不在苏轼。因为苏轼并非难说话，与人不合作，也毫无半点“自恋症”的 影子。他从未夸张自己的出众，并把它发展成孤芳自赏、多愁善感、爱洁成癖、孤高冷漠、 蔑视他人等性格定势。他虽然也经常回视自我，但这种回视像目睹社会、人生一样，看到的 不是自己的出众，而是缺陷、过错，并及时地、毫不留情地把它——自己的和社会的过错— —统统揭露出来，提出救治的办法。毫无疑问，罩在苏轼生活上的阴影，对苏轼身心健康的 损害，重权在握的人应该负责，社会应该负责。黄平先生认为，从现代意义上看，知识分子 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技术型；二类是以批评现实生活为使命——相当于中国传统“清议 ”的批判型；三类是对学术、社会和自身进行检点的反思型。其实“反思”的目的也在于批 评错误，除弊兴利，所以，“反思型”知识分子也可以并入“批判型”知识分子。因此，福 柯把知识分子只分成两人类型；怀抱天下型和务实专微型。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苏轼，他 似乎应该属于以批判为能事的怀抱天下型知识分子。苏轼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封建士大夫和 当代知识分子“干预”和“介入”的功能。不过，苏轼怀抱的天下，一是宋王朝赵家的天下 ，二是百姓贫富苦乐的天下。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其次，从苏轼的“立功、立德和立言”中，我们看到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其心理指向， 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感与批判意识，对现有的一切都表示不满甚至于愤怒。这种心理指向，其 力量来源于他们自身，来源于他们自身的民间立场和人格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他们殷切地渴 望在错误或苦难的理想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精神王国，这种愿望促使他们自信地把除弊兴利 、扶助君王和拯救国家民族的义务毫不置疑地担在自己的肩上。苏轼追求人类对自然、社会 和人生保持着知识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他把这种目标作为超越世俗对抗的最高境界，并以此 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社会批评(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精神生产)活动。众所周知，片面追求价 值目标，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这种积习在苏轼身上表现尤为强烈。他一生自觉地倾向 于知识的功用性和价值性，并以旺盛的参与激情顽强地表现出来，虽九死而不悔。苏轼平生 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一住四年。第 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这就 是苏轼有经世治国之才，而无经世治国之业的缘故。苏轼去世前作《自题金山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有自嘲、反讽的意味， 但对文学家苏轼来说，其盖世功业确实是在这时候建立起来的，特别是长年生活在社会下层 ，其健全人格和民间立场，也就在这时候完善和培养起来了，这将成了他生活的精神支柱， 成了他永远进取，积极乐观的力量源泉。总之，苏轼的政治激情高于求知的热情。他对知识 的追求是由所谓的社会政治目标所牵引的，知识性受制于价值性，效忠君王，兼济天下，忧 国忧民，是求知和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君王和国家的命运及老百姓的祸福是高于 一切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是最高的使命。苏轼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了“士以天下为己任 ”的格言，并成为他的心理基础，与君王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成了一种人格的自觉。这种自觉 必然造成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崇 高境界，以及关怀意志和批判精神。

再次，封建社会士人到了今天则演化为知识分子。因为士人受从屈原的“上下求索”到 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熏陶，形成了舍我其谁的主人翁精神和精英参与意 识，这一点，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但也有一部分士人因过分强化这种角色意识和参 政期望值过高，加之缺少必要的社会实践，缺少政治经验和解决社会事务的实际能力，不能 对一些政策和政府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故在顺境时，可能切入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对社 会运行产生正向推动力，并由此激发自身的进取精神；逆境时，则易于回避矛盾，逃避现实 ，淡泊自守，或者由于过分的压抑而以变态的情感宣泄来参与社会，构成社会正常运行的阻 力，其典型代表当推阮籍等。封建士人这种充满张力的两极互相补充，相反相成，为当代知 识分子留下了深深的胎印，使他们的心态波动缺乏恒定的指数。但是，对今天知识分子影响 最深，最具有积极意义和最值得学习借鉴的恐怕非苏轼这类士人莫属了。

苏轼一生都在批评。批评当世，也批评自我。这正是现代人介定知识分子时最看重也最 不容忽视的一点。高尔基在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肩负思想启蒙和精神创造的使命，并宁愿为此 牺牲自由与生命的同时，还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另一个使命就是批判。他公开宣称：“不管 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人们也许知道，“批判现实主义 ”这一术语就是高尔基创造的。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站在政治之上，应当学会限制自己的 政治情感”；因为“政治——不管是谁搞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与之相伴的不 可避免的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力”。〔7〕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站 在政治之上”超越政治， 决不意味着远离政治、躲进纯学术或纯艺术的象牙塔，而是要站在政治漩涡之外，对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的缺失和阴暗给予勇敢的揭露和批判。封建时代的苏轼做到了这一点，而今天 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认识士人向知识分子的演变。事实上，在中国， 士人演变成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其痛苦遭遇不亚于当年的苏轼。从清末科举改制以后，由于 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知识分子一度成了自由漂移者，其地位和尊严毫无保障，是肮脏的， 需要改造的。后来制度稳定下来，又被定性为“毛”，灰溜溜的，变成了依附物，彻底失去 了独立和自由。但是，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被歧视，被改造、被践踏，他们始终保留、继承并 发展了士人“向社会提见识”这一本质特长。正因为这一点，当代不少学者都认为，所有的 读书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读书人在社会中都能起到知识分子的作用。曼海姆在《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 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 人类的道义。这个观点后来被霍夫茨塔纳更明确地表述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代表。无 疑，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似乎是从苏轼这一类历代知识精英身上抽象出 来的经典结论。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它超越了把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作“ 有知识的人”这种形式主义的看法，而提炼出知识分子的更高境界。这个境界至少包含三个 层面：①自觉地从事知识产品的生产活动，以寻求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②把知识和真 理作为惟一的权威体系，除此之外，不屈从任何其他的权威，诸如宗教、权力等，同时依据 这个权威体系时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③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人生，不同于任 何以功利条件为转移的其他阶层和阶级。以此去衡量苏轼，似乎已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兆 头。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独立的学术人格和顽强的批判精神。我 们需要知识分子，本质上讲是需要社会批评；所谓对知识分子要宽容，实际上是指对社会批 评要宽容。八百多年前，宋王朝对苏轼不宽容，把他一贬再贬，改革开放前，对知识分子错 误的定位，把知识分子整肃得灰溜溜的；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回到普通劳 动者行列，像社会其他劳动者一样，他们开始挺直腰板，大声说话，大胆做事，积极从事精 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苏轼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与其说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不如说社会 批评要有独立品格；与其说某代知识分子走向死亡，不如说带有这一代人格烙印的社会批评 走向了死亡。社会一旦听不到批评，前人创造的文明将会逐渐泯灭，或者变成文明废墟。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文集(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2〕苏轼诗集(4)［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3〕全宋词(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

〔4〕苏轼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苏轼文集(2)［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第9篇：苏轼是哪个朝代的范文

苏轼苦熬了一辈子，也没能在开封买上一套房子，只能跑到二三线城市，买了几套。他的儿子在开封结婚，连婚房都没有，虽然亲家很厚道，但苏轼还是觉得挺没面子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连房子都没有，人家姑娘上哪儿找安全感？但是没办法，首都的房子实在太贵，最后，他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把喜事办了。

坡的弟弟苏辙，更是一个虔诚的房奴。曾经写诗抒发房奴的心声：“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莱。”因为点比较背，单位分房总是赶不上，他一气之下，在房奴的羊肠小道上一路狂奔。节衣缩食，努力攒钱，终于在70岁高龄时，在河南许昌买到一套房子。为了这套房子，苏辙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还卖掉一部分珍贵的藏书。买房之后，老人家圆梦的同时，又心疼得要死，于是呕心沥血地连做了好几首房奴诗，满纸都是辛酸泪啊。

薪资优厚的政府公务员都买不起房子，就更别提老百姓了。在宋代，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五两银子。要能赚到10两，那都属于高科技人才了，绝对能招来各种羡慕嫉妒恨。如果按照10两银子的高薪算，想买一套开封的普通房子，需要不吃不喝工作83年。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四合院是永远都不用想了。他们只有一个选择――住楼房。在北宋，楼房都是给穷人住的。跟现在的房奴差不多，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挤上全家好几口人，跟沙丁鱼罐头似的。

不过，在古代，也有比较人性化的举措，譬如廉租房。宋朝政府，有一个职能部门，名字听起来有点怪，叫作“楼店务”。楼店务又名店宅务，是朝廷设立，专门负责管理及维修国家房产，向老百姓出租国有房屋并收取租金的。听起来，是不是跟现代的廉租房差不多？所以，人家古人也挺有经济头脑的。

在开封，有两处楼店务，分工明确，左厢楼店务负责东城，右厢楼店务负责西城。买不起房子的官员和百姓，就租房子住。房子按照面积和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种等级，基本能够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需要。不过，连政府都专门成立机构负责租房的事，宋朝人民买房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还曾经一度出现过救济房。朱元璋曾经让南京的官员盖了260间瓦房，给穷苦的房奴免费居住。这个想法的初衷是好的，可惜，皇上只管下命令，不给地方政府拨款。底下的人阳奉阴违，最后这个惠民措施，没在全国普及，不过昙花一现。

古代房奴还有一个更悲催的事：不能随意买卖房子，所以也就很难换房子。从唐朝到明朝，都执行一个房产政策，卖房时需要先问族人和邻居买不买，除非他们不买或者出价特别低，才能卖给别人。所以想卖房子，首先要拿到族人和邻居放弃购买的签字。万一邻居跟你家有矛盾，不肯签字，你的房子就别想卖出去！同理，你看中一套房子想买，但是房主的堂弟不签字，你也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