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平精选(九篇)

第1篇：苏轼生平范文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所在的宋朝是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部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一方面，经济高度繁荣，物阜民丰；另一方面，国力却日渐衰弱，尤其是在军事方面，非常糟糕，对辽对金作战屡屡失败。同时，内部官僚机构膨胀，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从此踏上仕途，但他仕途不顺，几经贬谪，更有险些丧命的“乌台诗案”牢狱之灾，像许多正直有才华得知识分子一样，使得苏轼不能如愿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在新派与旧派斗争的漩涡中，起伏沉浮，历经坎坷。

由苏轼的生平可以看出，他饱尝宦海沉浮之苦。这也注定了他的人生态度上自始至终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恨此生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Y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他思想的真实写照。但他始终没有退隐，说明儒家中为君为民的思想占据上风。他于恶劣环境中学会了如何以豁达的心态面对人生。在谪居之地，不能不说苏轼身处蛮荒的边远之地就没有一点悲伤。悲伤是有的，但他善于化解。“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说明了苏轼是以一种“游于物外，而不游于物内”的审美态度对待生活的，他的豁达之情溢于言表，也正是这样一种审美观使他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增加了前人只用以写诗的文人情感，造就了他“以诗为词”“自是一家”的审美理想。

谈“以诗为词”，必然要讲到诗词的区别。中国的诗歌过多的强调言志、比兴传统，因而诗承担了很多政治使命，它大多要受礼仪的统领和节制，诗情要合乎礼仪，所以大多数诗格调高雅；而词不受礼仪限制，可以自由地抒情，但过于注重音律，所以又不可避免的因此导致词较诗而言，视野狭隘、格调卑下、专注形式而难以自由抒发心志。坡提出让词继承发扬诗的言志、寄兴的传统，以扩大词的境界，加重词的分量，希望词像诗那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他将“以诗为词”作为自己的一种创作理想，将此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实践。

二、多愁善感的李清照

李清照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文采出众，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无不通晓，这一点上与苏轼是极为相似的。她少女时代在济南有过非常欢乐的生活：“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那首著名的《醉花阴》，便是在这时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汴京，徽宗、J宗父子被俘，高宗仓皇南逃。李清照夫妇也先后渡江南去，第二年，赵明诚死于建康（南京）。明诚死后，清照陷入悲苦的困境中。后独身漂泊江南，在孤苦凄凉中度过了晚年。她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所作词章更为深沉感人。比如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掺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两盏三杯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此时，她充满了物是人非的忧愁和对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愤慨。

第2篇：苏轼生平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苏轼；性格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赞美不已。但苏轼何以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学问所致？修养所致？皆非也。以吾言之：天性如此，乃苏轼真率性情之表现也。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他的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来说，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的原因来看，则毋宁说是一场性格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①可谓一语中的。王先生没有详细论述苏轼的真率性格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本文试详述之。

早在少年时代，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注意到了苏轼、苏辙两兄弟性格的不同。他在《名二子》一文里解释了给两个儿子取名的缘由：“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也矣！” 曾枣庄先生对此言的解释很有见地：“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②

青年时代的苏轼，由于得到欧阳修的提携，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去世前两个月，苏轼在画家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上题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真是沉痛之极。

虽然苏轼在历次党争中都是处于被排挤、受打击的处境，但苏轼并没有苟容取合。王安石变法，苏轼觉得新法过于激进，为害百姓，反对变法，因此遭到新党排斥，通判杭州。他离京时，友人文同曾劝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但苏轼并没有听从朋友好意的劝告。从通判杭州到湖州的九年间，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他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在任地方官期间，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元丰年间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坦率地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东坡续集》卷4《与滕达道》）反省了自己对新法的偏激态度，但他并未利用自己认识缺点的机会去谋求上进。旧党专权后，苏轼批评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东坡奏议集》卷3《辩试馆职策问子》）因而又遭到旧党排挤。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节操。苏辙《东坡墓志铭》说苏轼：“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敬仰他的品格。与苏轼的蜀党相对立的朔党人物刘安世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也。”（见马永卿辑《元城语录》卷上）苏轼在《与杨元素》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苏轼文集》卷55）我们从“非随时上下”、“然多不随耳”可以看出，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 （《曲洧旧闻》）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爱。《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③在这一点上，苏轼更近于道家的“真”的本质。道家对儒家的“礼”、“仁义”的批评，和苏轼批评程颐如出一辙。洛学传人朱熹说苏轼：“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④苏轼并非有意诋毁端人正士。他对虽和他政见不同、但学问道德高人一品的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十分敬仰的。但对于那些假道学，苏轼则毫不留情地揭出他们的真面目。蜀学和洛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苏轼继承了苏洵的观点，肯定人欲的存在。苏轼反对把“情”和“性”割裂开来。他在《韩愈论》里说：“儒者之患，患在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苏轼文集》卷4）他大胆肯定了情欲。苏轼在《与蔡景繁》里说：“情爱著人，如黏胶油腻，急手解雪，尚为沾染。若又反复寻绎，更缠绕人矣。”苏轼对程颐的虚伪、死板、固执十分反感。《河南程氏外书》卷11载：“温公（司马光）薨，朝廷命伊川（程颐）主其丧事。是如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于朱公，问之。公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自是时时谑伊川。”据王水照先生考证，“鏖糟陂”之“鏖糟”，取其“不洁”之义，言其“沮洳泥淖”，脏乱不堪；“鏖糟陂里叔孙通”，意谓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则既富幽默的地方色彩，又与历史人物叔孙通之制定朝仪、举朝庄严整肃形成强烈反差，取得入骨三分的讽刺效果，引起程颐的极度嫉恨也就可以理解了⑤。由此得罪程颐，日后不断受到程颐及其门人的排挤、弹劾。但正如明人陈确所说的：“东坡虽不修小节，而表里洞然，忠直一节，卓乎君子之徒；伊川有意圣人之学，而失之固滞。”⑥褒贬之义甚明。

苏轼并非不知道这种真率个性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他也曾努力地晦藏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期间，过着“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的生活（《答李端叔书》）。苏轼欲学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送刘海陵》）他的朋友滕达道常写信嘱咐他要“益务闭藏而已”。苏轼对此深有领悟，以为“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有至乐”，还把这称之为“奇密”之法，“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清人周心如《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八卷收苏轼给滕达道之书简第36封）⑦。他在黄州可谓是缩着头过日子。但他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一离开黄州，他的个性就又露出来了。“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一旦有了牢骚，苏轼还是忍不住要发出来：“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苏轼诗集》卷7《送岑著作》）苏洵当年对两个儿子的看法是对的，他担心苏轼“不外饰”，将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苏轼始终不能做到象子由那样深藏不露，所以他一生受到的打击也就比苏辙要大得多。他自己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东坡题跋》卷三《录渊明诗》）⑧宁可得罪人，也要一吐为快。他胸中毫无芥蒂，因此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意见。秦观《答傅彬老简》对比苏轼、苏辙的文章风格时说：“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仰其高。补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淮海集》卷30）这其实就是两人不同性格在文章中的反映。转贴于 苏轼晚年非常推重陶渊明，除了仰慕渊明平淡超逸的诗风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陶渊明性情真率，感情真挚。他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引）《和陶渊明〈饮酒〉》说：“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一文中说：“孔子不取微子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仕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陶潜临终时说：“吾少而穷，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苏轼的一生也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他说：“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实际上苏轼也终身保持真率孤傲的性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咏梅》）苏轼《与李公择》：“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苏轼文集》卷51）黄庭坚给苏轼的挽联说：“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黄庭坚《跋东坡墨迹》）当非过誉之辞。

苏轼的真率性格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作品。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一样，平生讨厌替人写碑传之类的文章。他说：“某从来不独不作不书铭志，但缘子孙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尝措手也。”（《东坡续集》卷6《答李方叔》）每当人家仰慕他的大名来请他作文时，他一概拒绝，连一些变相的纪念文字都回绝了：“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铭志，故变文为集引耳，已屡辞之。”（《东坡续集》卷6《与孔毅夫》）苏轼的性格使他很难措笔去写那些虚假的谀墓文字。

黄庭坚曾批评苏轼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答洪驹父书》）南宋陈岩肖说：“坡为人慷慨疾恶，亦时见于诗，有古人规讽体。”（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陈师道也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并非因学刘禹锡之故而好骂，而是坡公天性如此。一旦看到了对方的错误之处，东坡就会忍不住加以批评。《宋史·本传》曰：“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苏轼：“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可惜，从古到今，这种说真话的人太少了。

第3篇：苏轼生平范文

关键词：王羲之；苏轼；尚意；书法精神

苏轼的书法自成一体，名列“宋四家”之首，其师法王羲之，直追魏晋，同时师法古今名家，开创宋代的尚意书风，王羲之对苏轼尚意书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苏轼对王羲之书艺笔法的继承

苏轼在书法学习中，早年师法王羲之，并对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深有体会，他曾言：“《兰亭》、《乐毅》、《东方先生》三帖，皆绝妙，虽摩写屡传，犹有昔人用笔意思，比之《遗教经》则有间矣”，从他的作品《寒切帖》、《乞超然台诗帖》、《问养生帖》看出他的书风侧重“姿媚”，并得王氏遗韵。苏轼的学生黄庭坚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可知他早年对《兰亭序》临习上是下过功夫的，他的《赤壁赋》被认为是学《兰亭序》出新意的佳作，在整体气象上得“兰亭”的风神意韵，达到无迹可寻的境界。《兰亭序》的灵动多姿和俊逸到了《赤壁赋》已变得平实、凝重而超然。晚明的董其昌从中看出了苏轼书风的历史性转折意义，并对《赤壁赋》激赏道：“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此为极则”。苏轼在《西楼帖》中临王羲之草书题跋时写道：“点画未必相似，然颇有逸力风气”，从中可以窥见他师法王羲之不从外在刻意求似，而致力于内在的古意探求。苏轼也一向强调学习古人，不可为古人之法所囿，贵在得意，领悟其中的意，就是要求在气韵和精神上达到与古人心神相通。这也是由法到意，由技到道，进而达到技道两进的境界。法被苏轼看作意的前提和条件，意是书法中强调的抒情达意，也是真性情自然的抒写。由此可见苏轼在早年师法王羲之的学习中已具有尚意的先声，王羲之对苏轼尚意书风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王羲之的书风美学影响苏轼尚意的审美取向

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提道：“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苏轼认为自从颜柳“极书之变”，钟王的书风开始式微，他开始从新的视界，重新认识王羲之，他赞誉王羲之书法如。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可见他师法王羲之，更多是王书中所体现的“萧散简远”的魏晋之风。

苏轼主张“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浪漫是吾师”，这一观点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苏轼书法具有“清新自然，天真平淡”的审美品格，与王羲之的“萧散简远”都可归结“得之象外”的最高审美境界。苏轼似乎在探究王羲之书风背后的成因、精神，还有创作观念、心理、态度等因素。王羲之对苏轼影响主要由技术性层面转向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层面，“向意”是苏轼书法艺术创作理念的体现，他认为书法创作中的个，性觉醒来自于内在的精神诉求，其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是书法艺术的终极追求，并与审美意象相表里，王书所表现出的审美品质和情感精神深深影响到苏轼“尚意”的审美取向。

苏轼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显然苏轼质疑杜甫书以瘦为贵的说法，在书法美学上有进步意义。苏轼也曾指摘张旭、怀素：“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在他看来，二人的书法具有弃意尚法，远道炫技之嫌，在心神上与王羲之发生了偏离，似乎背离了古人的书法精神。这也是苏轼从王羲之的尽善尽美格法中对“萧散简远”审美意韵的深层领会而发。从而看出，苏轼的“向意”书法理论的提出，也是出于平淡、天真、自然的审美诉求。

3苏轼对王羲之书法精神的继承和尚意书风的开拓

苏轼对王羲之的继承不只是书艺的本身，更是对王羲之在书法上革新精神的继承。王羲之是把书法作为一生事业来做，而苏轼则是全面文学修养，书法只是作为自我修养的一部分，这是二人的不同之处。由于北宋理学和文人艺术运动的兴起，“格物致知”的理学探究，加强了人们对各艺术门类相通共性的认知。由此，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参与各门艺术创作时，表现出非凡的心智和自信。在苏轼人生的中后期，又深受到老庄、禅宗思想的影响，这与王羲之接受玄学清谈哲学思想是相吻合的，但二人都没有游离于儒家思想之外，从二人相似的出世入世态度可以看到士人传统精神从王羲之到苏轼的传承和升华。这种士人的精神在二人的书法艺术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苏轼将人性自觉、人格力量作为书法的最高精神境界。

从王羲之的《兰亭序》到苏轼的《寒食诗帖》比较来看，王羲之抒写时的自然从容，“随心所欲不越矩”，与苏轼强调“书无意于佳乃佳”心性自然的创作理念相一致，王书是历代书法的楷模，苏轼把王羲之楷模的角色转化为心神相通的知音，苏轼的向意也是致力于突破王书的影响形成的规范体制，两大行书虽然有着随机缘触发创作的共性，而苏轼抒写《寒食诗帖》时已是遭受贬谪的人生低谷期，其思想倾向于佛老，抒写时虽自然达观，但个性情感较为炽烈，用笔的意趣新意，结字章法的跌宕起伏，皆因情而生，随意而安，其气势张力，意在突破规范，是有着不可重复的天才创造。这昭示了二人在书法艺术中革新精神，并具有历史性之变和影响。

第4篇：苏轼生平范文

关键词：苏轼；书法；批评思想

第一、意造无法。苏轼书法批评的核心就是以“意”为主，意在追求创作心态的无拘无束。苏轼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种意造的心态背后隐含的深意是对“法”的蔑视和反叛。苏轼曾引用张融语“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评黄庭坚草书，即可以看出苏轼对有意求“法”持否定的态度。因为书法创作时过多地追求“法”的审美效果必然会碍手碍脚而束缚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苏轼所言的“烦推求”。要摆脱这种不自由的状态，意造与无法就成了创作时的最佳精神追求和审美选择。在此基础上苏轼提出了“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创作思想，这是要求书家创作时不要刻意追求笔画工拙和章法形态，要无意于佳、率意而为才能取得理想的审美效果。苏轼《跋王巩所收藏真书》云：“余尝爱梁武帝评书，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誉，观者不以为过，信乎其书之工也……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这种“本不求工，所以能工”的创作心态其实也是“无意于佳，乃佳尔”思想的体现。苏轼之所以主张“无意于佳”和“本不求工”的创作思想，意在强调书家在进行创作时要排除内心的一切功利性追求，摆脱各种繁琐技法的羁绊和束缚，进入一种忘我的无知无欲、无牵无挂的精神境界，使心手相忘，然后信手自然地达到一种看似无为结果而无不为的境界。苏轼所赞赏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自然而然的精神状态下信手而为的。苏轼对颜鲁公的《争座位帖》尤为青睐，认为颜鲁公创作此帖时完全处于信手自然的创作状态，写出的字动有姿态、尤为奇特；认为王安石书法“得无法之法”，摆脱了各种技法对书写的障碍，达到了信手由笔的自由境界，所以又认为王安石书法“不可学”，“学之则无法”。苏轼《跋刘景文欧公帖》曰：“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苏轼认为此帖文与书都是在初不加意的情况下脱口而出、纵手而成，所以有绝人之姿，堪称奇迹。这些思想都深刻地体现了苏轼对“意”的内在推崇和对“法”的外在反叛。其推崇和反叛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使书法不被传统技法所囿而自出新意，即苏轼常言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自认为“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贱古人，是一快也”；认为柳公权的书法“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对其赞赏有加。这基本上体现了苏轼对书法的审美追求。

第二、自然平淡之美。苏轼在审美方面特别推崇自然之美，主张天真平淡、萧散简远的审美风尚。李泽厚认为“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体现的是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人生襟怀。苏轼的这种审美思想在其书法批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认为若逵书法自然萧散；刘景文之书有“自然绝人之姿”，对其赞赏有加。而张长史草书“天真不全”，对其多有讥讽。苏轼的这种审美思想在其它领域也表现得特别突出，如苏轼《与二郎侄》曰：“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认为文字要有平淡之美，这是艺术走向老练和成熟时的外在表现，它体现了作者审美追求的转变过程。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曰：“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苏轼的这种审美追求除了受老庄思想影响之外，明显还受魏晋书法审美思潮的影响。在书法批评中，他尤其表现出了对魏晋书法的偏爱与喜好。苏轼《跋希白书》曰：“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本，误矣。”认为希白的书法有江左风味，即有超然物外的艺术境界，这即是魏晋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苏轼《题王逸少帖》曰：“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颜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然林下风。”苏轼对张旭、怀素极具雕琢的书法风格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认为他们追逐世好，妄自粉饰，甚至谩骂旭、素书法犹如市倡抹青红，妖颜舞，深乏魏晋王羲之、钟繇书法萧散疏淡的自然之美。《书黄子思诗集后》亦曰：“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法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苏轼认为钟、王书法妙在笔墨之外，颜真卿、柳公权极书之变，那种萧散简远的魏晋风味不复存焉。因此，苏轼对韦应物、柳宗元“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审美思想特为赞许。它所体现的美学思想与书法的审美有相通之处。苏轼曰：“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认为永禅师书法所表现的审美境界和人生情怀与陶彭泽的诗所体现的意境美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从侧面反映是苏轼的审美追求和人生情怀。

第三、重韵恶俗。苏轼的文艺观深受魏晋审美思潮的影响，其批评思想体现了尚韵的审美倾向。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曰：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

苏轼在书法别崇尚“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的审美理想。这和他所赞许的“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以及“美在咸、酸之外”的审美旨趣是一致的，它们都深刻地体现了韵的审美内涵。正如范温所言“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这种“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的“味”即是“韵”的审美体现。如观陶彭泽之诗，“体兼众妙，不露锋芒”，“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的书法批评观无处不贯穿这种审美认识。他强调作字要手熟，追求书法“神气完实而有余韵”；认为米芾的行书、王巩的小草，“颇有高韵”；褚河南书法“清远萧散”，这都是对韵的审美追求。

苏轼在尚韵的同时激烈批判俗，因为俗与苏轼所崇尚的韵是完全相反的。在书法中只要有丝毫俗的迹象，作品就索然无味。苏轼曰：“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画随之。杨公凝式笔为雄，往往与颜、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称李建中、宋宣献。此二人书，仆所不晓。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复曰：“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苏轼明确指出了李建中的书法格韵卑浊，俗气不减，认为他是浪得虚名。《题卫夫人书》曰：“卫夫人书既不甚工，语意鄙俗，而云‘奉小。‘小字从力，‘o’字从舍，皆流俗所为耳。”认为卫夫人书法不工，语意鄙俗。这都使其书法的艺术价值大打折扣。

苏轼反对的俗和书法家的学识修养紧密相关。苏轼“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的观点正说明了学识修养对书法艺术的重要性。惟有多读书才能使书法“通神”，这并非是靠“退笔如山”的勤学苦练所能及的。苏轼每在激烈批判李建中书法的同时，都要极力标举蔡君谟的书法。他认为“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又认为“文忠公之贤”，其书法“神采秀发，膏润无穷”。这种以学问修养为重的批评思想在北宋的书法批评中非常流行。黄庭坚认为苏轼“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其书法当推本朝第一，即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第5篇：苏轼生平范文

一、创制美味，记录饮食文化

一方水土产一地风物，一方之人传承一方美味。苏轼饱学聪慧，善于创新，无论到何地都能入乡寻奇，充分发掘当地食材，创造一方美食。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创制荤食

民以食为天，古代官员为政最大的能耐，是让百姓温饱。苏轼无论是外出做官，还是贬谪他乡，都能迅速与当地百姓融为一体，从民间发掘美食，解决百姓果腹之需。苏轼在创制荤菜上特别用心，以苏轼名号命名的荤菜有东坡肘子、东坡墨鲤、东坡丸子、东坡酥、东坡肉等，有的荤菜虽未直接以苏轼名号命名，却与苏轼的创新改制密切相关，如宏志鸡、琵琶虾、盐焗鸡等，这些菜肴体现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宋代地域文化特征，以东坡肉的来历为例，三个地点展现三种缘起。其一，黄冈贱物，东坡贵新。宋代周紫芝《竹坡诗话》①记载，黄冈（黄州）富贵者不吃猪肉，猪肉价贱，老百姓苦于烹调技艺不佳，难出美味。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亲自下厨烹调尝试，终于做成绝妙美味东坡肉。“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1]所录小诗记载苏轼对猪肉烹调创新的感受，创造性添加新佐料，少水，慢炖，一碗管饱，美滋滋地品味，在心情阴郁的被贬生活中，美味是消遣，也是，苏轼善于从平凡食材中提升精华，于空灵妙思之中添加佐料，充分挖掘食材之美，展现特定的地域文化。其二，永修治病，误听巧做。苏轼曾在江西永修为一农家孩子治好病。农夫留饭，苏轼被乡村美景陶醉，不禁口吟“禾草珍珠透心香”；农夫误听，理解成“和草整煮透心香”，以为苏轼教自己做菜，于是将稻草栓系猪肉，整块慢慢蒸煮，稻草清香浸肉，别有一番香味!至今江西还有如此做红烧肉的。融于百姓，为民解忧，误听巧做，暗喻百姓对苏轼的喜爱。其三，徐州抗洪，回赠东坡。苏轼任徐州知州时，黄河澶州曹村埽决口，徐州被困，苏轼亲率百姓抗洪保城，百姓极其感激，杀猪宰羊，把猪肉敬献苏轼，苏轼拒收猪肉，教百姓把猪肉做成红烧肉，回赠给百姓，所以东坡肉又称回赠肉。一道红烧肉，如今流播中国大地，三个地点三种传说，可知苏轼为官途中爱创制荤食，在困顿之中寻求豁达，在贬谪之中寻觅乐趣，自娱自乐中独创荤食，荤食随百姓对苏轼的崇敬而流播四方。苏轼不仅爱创制荤食，对荤食也有独到的理解，其在《於潜僧绿筠轩》中写到：“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2]小诗用典抒情，食肉果腹，竹居雅志，王徽之松竹自喻，高风雅行，出语精辟；小诗最令人意外和惊喜的，是续下看似多余的俗世问话，借曹植“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语出新意——若名节与口福冲突，宁可保清节，潇洒弃口福，这便是苏轼的饮食观，别于凡俗一味追逐口福的饕餮盛宴。猪肉之外，苏轼又把西湖盛产的大鲤鱼，创新出新的烹饪技法，形成大名鼎鼎的东坡鱼；龙井虾仁、爆炒东坡、海盐焗鸡等，都是苏轼在日常饮食中创制的荤食。苏轼《东坡八首》中“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2]蜀人贵芹芽脍，苏轼创造性把芹芽脍鸠肉，荤菜的香甜与素菜的清甜交融一体，相得益彰。总之，苏轼创制的荤菜用料不贵，加工不繁，粗中见细，化俗为雅，诗文记趣。

（二）生态素菜

在困苦的贬谪生活中，苏轼意外发现蔬菜的原味很美，《菜羹赋》赋中说，“汲幽泉以揉濯，搏露叶与琼根……覆陶瓯之穹崇，谢搅触之烦勤，屏醯酱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2]素菜易取，苏轼亲自汲泉、摘洗、清煮，芬芳鲜艳，令人垂涎。在《撷菜》诗前小序中交代了撷采素菜的乐趣，每当困顿饮酒后，夜半就撷菜煮吃，自觉梁肉也不能赶上素菜的清雅可口。又如东坡豆苗把豆芽杂以绿色素菜凉拌，丝丝缕缕，色彩缤纷，清爽宜人。苏轼在《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中描写蕲水溪流潺潺，兰芽碧绿，松间小路，清净无泥，洁净的菜蔬，清幽的环境，悠闲的心境，一切都似禅意，在清雅的氛围之中，缺吃少穿被消解无忧。在《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中写新春笋芽，霜虀野荠，鬓间秋色，色彩对比鲜明，在五色缤纷之中寻觅素菜，善变无用为有用。“彼美君家菜，铺田绿茸茸。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种之秋雨余，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虫。是时青裙女，采撷何匆匆。”[2]后人在苏轼基础上改制，做成四川传统名菜苕菜狮子头。一棵素菜，在苏轼笔下摇曳生姿，清醇可口。医食同源是中国医药传统，苏轼深谙其中道理，他在《小圃五咏》中写了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五种素菜药物，在自家苗圃地里栽种人参做药，即可医病强身，又可救济他人。

（三）解馋风味

如果说荤菜素食是日常填饱肚子的充饥之物，那么苏轼所创制的解馋风味食品，则是苏轼文人雅士饮食情趣的体现。“地碓舂糠光如玉，沙瓶煮豆软如酥。我老此身无著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履君家去。”[2]豆子舂碓去壳，沙瓶煮豆子酥软如糕；“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地偏不信容高蓋，俗俭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3]。这首诗是苏轼的自嘲与家居饮食小结，清泉濡土。稻米如珠，卖剑买牛，诗人日常家居饮食细节尽显。

（四）冒死尝鲜

苏轼对野味大胆尝试，野生菌蕈味道鲜美，可惜有毒，苏轼大胆品尝。“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3]，河豚内脏有毒，稍有不慎，可能毙命。苏轼到餐馆冒死品尝河豚，出来后他人问起味道如何，苏轼直截了当回答说：“值得一死！”冒死追求美味的精神是苏轼与天地融于一体的表现。苏轼有多首诗写鱼，《鳊鱼》中写到：“晓日照江面，游鱼似玉瓶。谁言解缩项，食饵每遭烹。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辍箸涕纵横。”[2]鱼贪饵人贪欲，用典精到，至情至性，人与鱼命运何其相似！生存温饱所需，可能误入困境，杜甫、孟浩然均未避免!思考，时常伴随着苏轼，一餐饭，一条鱼，审视之中，文化自觉，令人叹惋。苏轼《初到黄州》也写武昌鱼，“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2]此诗中的鱼也是武昌鱼，武昌鱼冠绝天下，长江两岸青山连绵，翠竹秀茂，笋香诱人，诗人以逐客自命，揶揄之中兼有诙谐旷达，绵里藏针，讽刺薪俸仅是折价变卖的压酒囊。由此诗，可知苏轼喜作美食的原因之一，薪俸太低，自制美食，既可调节饮食，又可减少支出，以有限的薪俸，支付一家老小的生活，看似浪漫，实则心酸。在这种自我解嘲的诗词中，苏轼通过创制各种美食，消解精神的困顿，于品味饮食之中，超越生活。

（五）心灵鸡汤

苏轼算不上厨子，但以其名号命名或与其相关的饮食文化流播广远，原因在于佳肴仅能饱一时，载于诗词中的心灵鸡汤却能滋润心田颐养人心，百代不衰。“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4]苏轼喜爱体验饮食劳作，购买而来的饮食似乎缺少滋味。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2]贬官辗转多地，犹如骑瘸驴行崎道，雪泥鸿爪，漂泊点痕，诗文中的美食，透露其人生踪迹。总之，苏轼爱创制美食，无论荤素，无论常异，都是他对美食的发现和创新，美食是他抚慰自我的心灵鸡汤。

二、酿酒品茶，抒写精神文化

（一）偶得酒中趣——苏轼与酒文化

酒茶疗百病养生重养心，宋代文人以知医为时尚，医家以通文为俊雅，苏轼得风气之先，他将酿酒、品酒、养生融为一体，佳话频传。苏轼酿酒心得《东坡酒经》，可供后人酿酒借鉴。苏轼对酿酒有独到体验，其在《超然台记》中说，“脯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2]苏轼超越自然之物的属性，游于物外，挖掘食材的别类吃法，常用谷物酿酒，所酿之酒有真一酒，菖蒲酒，橘子酒、罗孚春、万家春、洞庭春、黄州蜜、定州松醪、惠州桂酒等，这些酒大多是药酒，是苏轼因地制宜，选取当地食材而作，饮酒可以防病养生。真一酒制作程序就极其考究，米麦水三一混入，“拨雪披云得乳鸿，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2]据传，苏轼从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处得到真一酒秘方，将道家养生理论融入酿酒实践；真一酒酿成后颜色如玉，口感纯香；三杯下肚，自信超脱，品饮真一酒使人精神愉悦，心境超脱，淡薄名利。在定州，苏轼将松花粉拌入蒸饭中，密封8日就酿得松花酒。松花粉甘温无毒，可以解润心肺，祛风止血。也在定州，苏轼与雅士赵杲卿诗文唱和，以定州民谣和诗《薄薄酒引》：“薄薄酒，引两盅，粗粗布，着两重。”②以酒会友，民谣自嘲。苏轼品酒，矛盾交织。苏轼不胜酒力，微醺即止，稍饮即醉，其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中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客去，解衣盘礡，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2]品酒最佳状态是“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2]苏轼与酒有种不能割舍的缘分，以上词句体现了苏轼爱酒的个性，但苏轼又不沉溺于酒，而是借酒言情，借酒发语。有时，苏轼又想戒酒，在诗歌《和陶止酒》中有所体现，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中写道：“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2]酒后独立江边，孤独无依，酒不解真愁，又何必借酒浇愁？

（二）佳茗似佳人——苏轼与品茗文化

苏轼嗜茶胜于好酒，苏轼所处的眉山、杭州、湖州、儋州都是茗茶之乡。苏轼诗词对茶的采制、冲泡、品赏都有细腻生动的描写。采制之美：苏轼曾摹写杭州城外漫山遍野的春茶景色；《月兔茶》中写到，“环非环，玦非玦，中有迷离玉兔儿。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却圆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5]玉兔儿又称小凤茶或小团月，因茶饼形状似圆月而得名，以佩玉为喻，形象生动，优质珍贵；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中写到，“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2]这是苏轼的实践真知，宋代不法商人常用淋过红油的绵纸包裹茶叶，不知底细的喝茶人以为那是好茶，苏轼指出好茶的采摘与乡间的佳人一样，不事雕琢，清丽自然，无需膏油涂抹，同时以茶喻人，感慨命运不济，辛辣讥讽以佳茗钻营的势利行径。冲泡之韵：唐代人认为茶叶需缓火炙烤，活火煎煮。宋人特别强调取水，苏轼善于取泉鉴水，其取泉地点遍及川蜀、卞洛、江淮、岭南等地。苏轼在《虎跑泉》中写到：“虎移泉眼趁行脚，龙作浪花供抚掌。至今游人灌濯罢，卧听空阶环玦响。”[2]送人讲究水与茶的关系，虎跑泉与西湖龙井是绝配。《廉泉》中写到“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挠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烂摩尼。廉者为我廉，我以此名为。”[2]苏轼自喻清澈如泉，廉洁如水，令人敬仰。《试院煎茶》写出苏轼的人生之感，“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2]泡茶之水讲究火候，需用活火，即有赤焰的炭火，要在蟹眼气泡刚过，鱼眼气泡初起时取水，别把水烧成老水，当壶中松风飕飕声响就该冲泡，点茶后观茶，茶末如飞雪旋转，洁器雅兴，精品厌凡泉，雅士格调高，借茶消闷，自娱自足。七律《汲江煎茶》是苏轼写泡茶最著名的诗歌，写于苏轼被贬海南儋州之时，月夜寂静，友人聚集泉边，汲水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2]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品饮、听更，细腻形象，用典清新，炉火纯青。品赏之味：《浣溪沙•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体现了品茶的情趣：“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葺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2]滚烫的水冲起如雪花一样的白色泡沫，等到泡沫渐消，细品沁入心脾的春茶，春气乍暖还寒，春天特有的蓼葺和蒿笋颜色嫩绿，味道鲜脆，品茗尝鲜，虽简单，却快乐。苏轼《水调歌头》词中，“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就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起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2]春雷惊炸，旗枪争春，雀舌嫩黄，捣碎紫钨，点茶和品茶，清风拽腋，困顿全消，似到仙境，飘飘欲飞。神韵之雅：某天苏轼出游，在山腰有一寺庙，就让书童戴上草帽，脚穿木屐去寺中讨要某种东西，寺中僧人知是苏轼书童，问书童要什么，书童答说：“先生说看到我，你就知道要什么了！”僧人细细打量，会心一笑，书童这打扮，不就是茶吗？于是泡一壶好茶，让书童带去。这就是苏轼的机巧，僧人的会意，苏轼把茶融入精神深处，生活中处处有茶，借茶言声。

三、结语

第6篇：苏轼生平范文

关键词:苏轼;和陶诗;意蕴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257-02

大文豪苏轼,一生著作卷帙浩繁、成就辉煌,然而在逝前却只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寥寥数语来总结其一生。苏轼刻意强调黄州、惠州、儋州这三处,是因为“此三处共同使之触及到人生的极处,也共同使之超拔至人生的极处,而和陶无疑又是维系苏轼在此三处人生体验的内在纽带”。

1 苏轼的贬谪及其和陶的原因

人们一般只注意到苏轼首次和陶是在元七年(1092)从颍州移至扬州时所作的《和陶饮酒》,实际上早在遭贬黄州时期苏轼就已经开始欣赏陶渊明了,还发觉自己与陶渊明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苏轼的《江城子》词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一般人都是在睡梦中颠倒着黑与白的现实,在沉醉中昏迷着苦与痛的人生,因为人生如梦,人生如醉。人越是清醒地执着着,其人生也就越是寂寞地挣扎着。只因感于与渊明相似的经历、相似的性情,故而六百年的时空阻隔在苏轼这不过是脑海中的一闪、心灵上的一颤、嘴里的一念,于是,时空的界限消弭了,眼前的东坡就是当年的斜川,而今生的苏轼亦是前世的陶渊明。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苏轼就崇拜陶渊明,未免言之过早,毕竟苏轼少年时便“奋力有当世志”,熏陶多年的儒家执着于世,兼济天下的出仕精神始终主导着苏轼的精神内核。即便是诗文中偶尔流露出一丝对世事消极悲观或是向往田园的情绪,那也不过是诗人在“乌台诗案”后,面对仕途暗淡、抑郁不得志的人生现状的一种感情宣泄或是一种正话反说,而这种故作姿态式的正话反说更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苏轼不能释怀所以故作释怀的矛盾复杂心情。当然,苏轼心中也有向往田园生活的可能。“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中流露出的归隐,更多的是将田园牧歌化、理想化以后的一种向往,而这种心理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所普遍具有的,因为他们觉得隐逸是高雅的象征,“是一种心理上必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从而对这个阶级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

此时的苏轼所呈现的姿态更多的是以退为进,借山水田园的自然美景安抚抑郁受伤的心灵,回归人最本真原始的状态,在平静中蓄势待发,等待机会,致君尧舜。果不其然,黄州之后,神宗驾崩,哲宗即位,苏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相继担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要职,被三品之服章;甚至在在元二年(1087)还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堪称青云直上”。遗憾的是,苏轼不外饰的个性并没有因当年“乌台诗案”的打击而有所改变。保守党执政,新党在野,然而苏轼的“不识时务”使其相继得罪新党旧党,结果引起新旧两党对他的不满和攻击。随后的政治生涯,不论是自请外调还是贬官降职,苏轼一直都是在辗转流离中度过。可以说苏轼的人生是马背车轮上的人生,因为他一直在赶路,不是在离任的路上就是在赴任的路上,只是此后苏轼的赶路方向是一路向南,直至天涯海角的岭南。

赶了一辈子的路,当花甲之年的苏轼来到与京城隔海对望相距万里的海南时,他深感“中原北望无归日”(《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的凄凉,所幸的是他早已学会在山穷水尽的生命终极之处,以“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空云卷云舒”之态笑看人生了。晚年的苏轼随身带着陶渊明的诗集。他自己曾在《答程全父推官书》中如此记述:“仆焚毁笔砚已五年,尚寄未学,随行有《陶渊明集》”。 此时的陶渊明已不仅仅是苏轼“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以自遣的一剂疗药,更是一位“但恨不早悟”(《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的知己。苏轼更是“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他既爱陶渊明其人,也爱陶渊明其诗,由诗及人,都符合他的审美理想,故而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引》说道:“苏轼谪居儋州,尝寄书告子由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数十篇’”。

至于和陶原因,苏轼也在其中进行交代“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对渊明的“为人”有了更细致的叙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苏轼对陶渊明的评价也是重在对其人品的陈述,在人品上,他最钦佩陶渊明之真,并认为这是陶之所以是陶的关键处,苏轼同时发现呈现人品的清真也是陶诗所突出表现的一种美。真情的流露是苏轼和陶的切入点,更是研究苏轼和陶诗的着眼点。

朱靖华先生在《论苏轼的及其评价问题》说:“苏轼的和陶诗不仅是既想解脱又无法解脱,更是既欲排遣而反成戏谑的倍增烦恼的内心倾诉”。由此,形成了苏轼和陶诗的内在意蕴。

2 苏轼和陶诗的三重意蕴

苏轼贬谪与其和陶诗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和陶诗实是诗人“物质和精神的种种压抑下超的”,是苏轼在仕途生涯的跌宕起伏中对人生的全新觉悟,是苏轼高尚情怀的诗性表达,还是苏轼人生皈依的真实写照。

第一,苏轼的和陶诗表现了其“当欢有余乐,狂戚亦颓然”(《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人生新觉悟。

众所周知,苏轼少年便“奋力有当世志”,但经历“乌台诗案”和新旧党争后,面对黑暗残酷的人生现实,晚年的苏轼超越了年轻时代盲目忠君的思想。他对儒家的济世情怀不再停留于机械的迂腐、一味的愚忠,认为“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和咏三良》)并且同时也愈来愈倾向佛老思想。在《和陶形赠影》中,“形”认为“还将醉时语,答我梦中游”,因为“醉”与“梦”的状态才是生命“真”的状态,所谓“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和陶饮酒》之十二),而在《和陶影答形》中“影”则进一步从“梦”的角度等同了醉与醒,“醉醒皆梦尔,未用议优劣”,看似是对醉与醒的否定,实质上是对醉与醒的人生状态的肯定。因为既然二者皆为梦,那么就不必计较醉与醒时的荣辱得失,而只须专注在生命“真”的状态。《和陶神释》便是对这种生命之“真”更多意义上的肯定,“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醉和醒都是有尽的,不能借由这两种状态去回避人生,只有让心灵从世俗中彻底超,专注于对生命真的状态的感受才算获得自我,这便是对“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陶渊明《神释》)最好的释绎。

然而苏轼终究不是陶渊明,对于陶渊明断然归隐、追寻自我的选择,苏轼只能自叹“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他不可能全然隐退,他也不会两极对立地对“仕”与“隐”作出明确的划分。正如他等同了醉与醒进而从人生如梦的角度,超越了醉与醒的现实人生、追求忘怀物我的人生一样,对于仕与隐,他也是随缘自适,该仕则仕,该隐则隐。人生的安与危、毁与誉、欢与戚,既然知其无可奈何那么就不要去刻意勉强,倒不如从容淡定地面对。忘记旧伤,才能换来新生。

第二,苏轼的和陶诗还表现了其“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 (《和陶王抚军座送客》)的高尚情怀。

苏轼一生仕宦三十几年,心系百姓,即使遭贬南荒孤岛,赤子之心不变。他心中的“佳处”并没有因为“海瘴”而受到蒙蔽,相反,在全新的生活感悟之下,苏轼以更宽广的视域来投射社会,并在社会实践中来践行着其着眼于大处,不局限于自我的情怀。他在《和陶劝农》序中说道:“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薯,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趋饱。余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苏轼揭露了海南农业文明的落后景象。重商轻农的发展政策导致良田荒废、百姓食不果腹的现状。苏轼直陈弊政,末尾还不忘呼吁当权者应该加以重视。不单单流露在诗文上,苏轼在多年出任地方官的期间更是始终践行着为民造福的普爱之心,如在惠州时,“惠州驻军缺乏营房,军队散居市井,骚扰百姓,苏轼建议修营房三百间。为了减轻漕运,当世收税要钱不要米,岭南正闹钱荒,苏轼又主张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各从其便。” 正如宋人费衮《梁溪漫志》所载:“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公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 不同于仅停留在诗意关怀中的陶渊明,苏轼永远将他的大关怀付诸于实践之中。由此,苏轼的胸襟情怀更为融通,更具现实品格。

第三,苏轼的和陶诗还表现了他“以彼无尽量,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的现实皈依。

具有高尚情怀的苏轼在仕途上的跌宕起伏中有了新的人生感悟和具有哲学色彩的思索,并把这种思索投向历史,寻找历史的依据,从而确立了困境中新的人生观。人生观必须与日常生活相交融才能诠释其真实意义,因而在苏轼将视域投向自身之时,面对偃蹇人生,他也能做到开朗旷达、履险如夷、处穷而乐、随缘自适。以新的人生感悟为前提,在找到其千古知音陶渊明的同时,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类似于陶渊明的人生审美方式。

从世俗矛盾中抽离出来的苏轼,面对岭南当地美好的风土人情,他并非形容枯槁、困顿绝望。相反,他对眼前一切都津津乐道,不但“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书》),而且对淳朴的民风、真诚无私的友情也大加赞赏,不能忘怀。因此它的和陶诗中出现了大量吟咏海南风土人情的田园诗以及表达对亲友思念感激之情的酬赠诗、思亲诗。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和陶怀古田居》、《和陶九日闲居》等。

“环州皆白水,际海皆苍山”的海南,山水环绕,环境优美,是可以“寓我有限年”的世外桃园。“市不为二价,农不为争田”这份有别于市侩浮华的淳朴民风以及“门生馈薪米,救我无厨烟”的质朴民情使苏轼在贬地也有如鱼得水的“适物自闲”,即便是过着粗茶淡饭的简单生活,也有着锦衣玉食所体会不到的快乐与满足(《和陶归园田居》之一)。“客来由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荔枝洁白的果肉、黄柑沁人的香味都叫人垂涎,回味无穷。甚至拗口的“鸡舌”土语,苏轼也认为“倘可学”,而且还妄想“化为黎母民”。由此可见,在经历了人生起伏巨变的阵痛后,苏轼超越了人生具体形式的悲欢祸福,回归到人抽象本质的随意平淡。

苏轼和陶诗是苏轼人生轨迹的记录,它记载着苏轼由体验认知到感悟深思终至释怀面对的心路历程。有别于陶渊明偏重于个体自我的高蹈不俗从而有疏离大众的倾向,苏轼始终怀着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与用世之心,不论身居高官还是远贬边陲,都念念不忘江山社稷和人民百姓。从这点来看,苏轼和陶并不在意是否真的似陶,他并没有按照陶渊明的人生范式来建构自己,也没有把和陶当成对自己未能归田的“补偿”或是一种精神体验。相对而言,这种和陶行为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它是在表达苏轼对未来的一种守望,渴望后世文人对其该仕则仕、该隐则隐人生范式的认同与归属。苏轼的和陶诗是想表达一种人生的空漠之感,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祈求解脱与舍弃”。这超越了人生的具体形式、形态而上升到抽象、至高境界的人生论。“人生是一个永远体验着的反思着的过程,知识和知性乃至逻辑推理并不给我们提供现成的人生困境答案。答案只在每个人的寻求和探索之中,在于我们把握那震撼我们灵魂的人生重大困境和对生存处境的深切洞悉。我们只是人生最高问题的提问者,答案在生命的真切体验中,在亲身的经历、直接的感受、心灵的痛苦、危机和唤醒之中。生命在于体验,而体验给我们思考的起点,同时又使我们关心生命意义超过关心生命本身”,这就是苏轼和陶诗所传达出来的深层意蕴。

参考文献

[1] 张兆勇.关于苏轼追和陶诗的追踪[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

[2]李星.苏轼《和陶诗》探因[J].社科纵横,2001,(3).

第7篇：苏轼生平范文

这给人一种启示，如果你善于从“艺术”的角度去思考生活，就能从一切所遇中得到快乐，收获快乐，正如苏轼，可以在挫折中得到优美的诗篇。

可以说，读书是苏轼终生不变的生活习惯，也是苏轼战胜苦难的精神支柱之一。有时，在贬谪的蛮荒之地，书籍的来源有限，苏轼便会将有限的一本书反复阅读。他曾有著名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一书皆作数过之”，“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又答王庠书》）。这看似是一种法则式的读书方法，其实，这种法则多半是精神食粮短缺的特殊情况下被逼出来的。苏轼晚年贬谪之处，无书可读，偶得柳子厚文，横看侧看，敲骨吸髓，何止八面，恐怕每个字都要反复玩味，如同荒漠中的饥渴者得到有限的一泓清水，是不肯一口吞尽的。

然而，咀嚼文字的乐趣究竟在哪里呢？其实，恐怕不用说，就是在枯乏的生活和窘迫的所遇之中找到可以说“美”的理由，并用精美的语言来抒发这一切。

对于多才多艺的苏轼来说，审美的愉悦，其范畴相当的广泛，书法、绘画、古董、金彝，无不在其彀中。初踏仕途的凤翔时期，他就有《凤翔八观》，其中的《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都是十分著名的。可以说，仕途为苏轼的审美人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在《石苍舒醉墨堂》中，苏轼曾论说书法之乐：“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兴来一挥白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那快意真如庄子笔下的逍遥游呀！所以，苏轼人生的闪耀，便是在那“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的愉悦，如同他自己所体会：“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从十指出也”的体验。

当然，苏轼这样感悟人生，并不是与人类社会文明的隔绝，不是梦中胡言乱语，也不是怅惘中见海市蜃楼，而是真的能感觉那般美好。

苏轼非常喜爱访客聊天，在聊天会客中获得乐趣并得到灵感和创造。有资料记载：“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谑放荡，不复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后去。或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

第8篇：苏轼生平范文

关键词：理性；情感；忠君爱国；政治理想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苏轼醉至兴时挥洒而出的一段绝世文字，清隽、开阔、辽远而又凄凉。

1076年中秋佳节，密州，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一个醉酒的文人，独在月光之下，也并未想要“举杯邀明月”，只是一个人，对着月亮――唱歌。七年以前，也是这样一个秋日，他与弟弟苏辙自陈州分别，那依然是九月的天气――微冷。

1仕途险要，人心难测

宋代是实行流官制度的，做官的不能定居在一处，苏轼任官期间，调动频繁，迁徙流转。身为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官员，苏轼推崇的为官原则是：忠君爱国，勤政爱民。在他的一生中，他也正是坚持这种理念生活的。哪怕在政治上的大波浪中，苏轼的仕途并不顺利，这个人太有才气，也太直爽豪劲。王安石变法开始后，他由于反对新法，就自然被迁入了新党与旧党之间激烈的斗争中。

熙宁三年，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也就是王安石的连襟，诬告苏轼在乘船载运苏洵灵柩归葬时，往来汴京与眉山，曾载运货物，贩卖私盐。而这谣言的来源却是苏轼的表兄。因苏轼的三姐嫁给这位表兄后，备受虐待，因而致死，终生与苏轼结怨。这诬告于是成为新党迫害苏轼的材料，虽然后来这次迫害并未得逞，但在苏轼的心理上，却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为了尽量避开政治斗争的中心，同时又能真正做一些为百姓牟利的事，苏轼在这一年十二月罢开封府官。仕途多险要，更何况苏轼这样一个少年成名，政绩卓著的显耀才俊。“树大招风”更奈何人心难测。

2 民生困苦，与民同饿

熙宁四年，苏轼升职通判杭州，一路北行，游历名山大川，寻访至亲好友，兴致甚好。到任后却发现，杭州灾荒连年，飞蝗遍野，盗贼猖獗，人民食不饱腹。由于施行新法，朝廷大幅度削减公使钱，连苏轼自己其实也是吃不饱饭。于是，苏轼一方面上书请求减免赋税，一方面用官府掌握应急的“劝诱米”赈济灾民，同时，他还收养弃儿，济苦救贫。他想尽一切办法，周济百姓，自己也和百姓同乐同苦。

可以说，苏轼是一个非常有良知，有爱心的官员，他做官时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取福利，有过许多的慈善义举。他将百姓的悲苦收藏在自己心里，看到百姓的同苦，眼中常常含有泪水。身在宦海，心在黎源。苏轼的确是个好官，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后来他在密州做知州时，也依然为百姓而终日奔波劳累。

苏是个人的思想体系，是融合儒、道、释为一体的。他积极入世，然而又在那昏暗的世界里看到了无数污秽，看到了太多苦难，看到了人心叵测，哪怕最亲密的亲友，又有背叛的可能。他乐善好施，与民同苦，然而他也厌倦身处的黑暗现实，他于是时时向佛禅、道中寻求自我生存的真正意义。而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兼具诗人的气质，这使他显得易动情感，在义情之下也会出言不慎，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

入世与出世在苏轼的思想里是共同存在的。他积极为民的做法正源自儒家忠君与爱民的思想。而他出世的思想则是源自个人与社会不协调――作为一个正直与充满爱的人在厌弃与喜好中左右徘徊。熙宁七年，在苏轼写给子由的信中，便曾经有这样的话“世路无穷，生有限”然而又说：“致君尧舜”但随后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可见其思想中的矛盾重重。

3 毕竟是书生

作为一个艺术家，苏轼是完全成功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的清绝之音就是最好的证明。胡寅《题酒边词》有云：“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于尘垢之外。”苏轼的诗词是融理性与感性为一体的典范，他一面不脱李白超然室外的仙气与灵感，一方面又具有“而今不识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理性思考和底蕴。东坡浩气与逸然是理思与情感沉淀后的挥洒，然而又不同于陶潜的出脱。他的独到之处是他的诗文词带着一些禅机与“道”理，这也正是宋人理学的一个突破口，他依然有超然的一面。而《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就正是在他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的矛盾中脱胎而出的思想精华。

前文之所以对苏轼的政治生活做一番叙述以及对他的思想做一定的分析，主要是为了将其创作《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一词的心态与生活态度做分析。《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是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逢中秋而作，可谓神来之笔，然而词中所表达的情感基调，依然取自他生活的本源和思想体系。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开篇便是大刀阔斧的开阔，与青天同在，这一“问”便是与青天同高的姿态。这样开阔的襟怀与豪气也只有胸中有大丘壑的人才说得出。接下去“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笔锋一转，仿佛低头徘徊自语，心不在尘世，已在九天之外。然而他这般喃喃念就，就好像天上的宫阙反而是个熟识的地方。东坡所言“天上宫阙”应指朝廷，当年苏轼入仕，在礼部省试、复试，及仁宗皇帝亲持的殿试中，收到了欧阳修、梅尧臣，包括仁宗在内许多名人仕士的器重。仁宗曾对皇后说：“我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宰相！”这两个宰相就是苏轼、苏辙二兄弟。后来，苏轼为官，初时很平顺，真可谓少年豪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前文所言，苏轼本着忠君爱国的儒家正统积极入世思想，一直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后来经历了更多的宦海浮沉个与亲见了民生疾苦之后，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虽然仍想着“致君尧舜”，但心里却是矛盾的，新党迫害，所见朝中黑暗，政治抱负不能抒展，都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于是他便接下去写道：“我欲乘风归去，有空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历来说法，说苏轼将自己仙化，想彻底脱离凡尘的拖累而羽化登仙，所以拟写自己是仙人，本自天上来。但笔者认为，综合苏轼思想，他的儒、道、佛思想的杂糅，以及他的经历与独处异地的孤凄心境，又逢中秋，与家人不得团聚，饮酒达旦，该是万般滋味齐上心头。怀念所有在世或去世的亲朋，所有团聚与离别的往事。 如果只把苏是在当时的思想看做是豪洒脱尽凡世，完全“仙化”，但又怕孤清而舍不得离开，及至单想起子由，与子由的别离，似乎有潜妥当，太单薄了。

在苏轼与子由的离别中，兄弟曾多次通信。通信内容多为叙述生活状况，和抒发自己矛盾的心情，在苏轼的心中，弟弟与自己不但是至亲兄弟，而且是志同道合的友人，同时又有许多相同的经历。弟弟是最理解自己的人，《明月几时有》词中牵出子由，应该是承载了苏轼太多的感慨与辛酸，往事的力量是有厚度的，苏轼不是李白，李白的潇洒是一种年轻人的不羁，而苏轼已是不惑之年的理性中的情感了。从宏观的角度看，宋代士人的情致是理性化的，它承载了社会的厚度与力量。宋代士人普遍肯定和实践着“中隐”，苏轼在他为官而不在京师期间已经追求中隐的理想，他处在出世与入世的中间，一边依旧认真，本本分分为国家出力，一边有自己的生活态度，随遇而安的稳定。所以苏轼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人间虽然有“庙堂之高”的政治高点，它高高在上，深入其中便是枝枝蔓蔓的复杂，然而人间又有其平实笃定，那是人这一辈子的“但愿人长久”。

苏轼是个学者，是个文人，是个艺术家，他的重情重感恰恰是他为人的淳良与真诚。

回到了人间后，他随即便开始玩味“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朱阁”、“绮户”都是些小事物，然而有情致，这种情致是分外的细腻。月华如水般洒过，清凉凉地缠绕在这些器物的事物上，朱漆漫涂的楼阁，雕花的窗子，一个是反着月光白亮着，一个是吸收了月光似的，星星点点地从那些小阁洞子里透进屋子，这样美的夜，那么圆的月亮，的确是“不应有恨”的了。苏轼实在是个情感细腻的人，他爱着自然的事物，爱着生活中平白朴实的丝丝缕缕，他的书画均好，做这两事，脱不开最细微的观察。初始的临摹就是件既费心又费力的事情，然而艺术家，他之所以区别于平常的人，就因为他有钟爱美丽事物的心理底蕴。苏轼就是这样，他懂得欣赏生活与自然中平淡的美，越是平凡细小之处，反而越可见出大道理来。所以，“转朱阁，低绮户”两句并不比“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显得缺乏大气势。或者，这也正是苏轼不论身处何境，依然活得津津有味的原因吧。喜欢饮食，喜欢音乐，喜欢服饰，生活里的情味，他活得潇洒。虽然也痛苦，但这痛苦却可以被替代，被化解。写作《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的一夜，他也不见得是真的喝醉了，毕竟“梦中了了醉中醒”。清醒着，所以“无眠”，所以有埋怨，所以又解脱。

4 结语

一到有满月的晚上，就会记起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但以前似乎只是喜欢它音律上的舒展，辞藻上的轻灵和蕴藉。现在才懂得，它不只是一首词，而是一段故事。张爱玲曾说过一段话“我笔下的人物，他们都还在我心里活着，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作为读者，也是那样，苏轼已经去世多年，然而他当初讲的故事，还依然那么动人地在许多人心里活着，陪伴着。

“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

“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暮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满庭芳三首》其一、其二）

参考文献

[1] 周丛林.《词解苏轼》[M].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第9篇：苏轼生平范文

十年生死两茫茫：机敏沉静的王弗是初入仕途的苏轼精神家园的知音者

王弗，眉山青神人，乡贡进士王方之女。十六岁时，与年长三岁的苏轼结缡，生有一子苏迈。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八日，东坡自凤翔还朝，除判登闻鼓院，王弗病逝汴京，死时年仅二十七岁。卒葬眉山苏轼先妣程夫人墓侧。

机敏沉静的王弗是初入仕途的苏轼精神家园的知音者。王弗颇有文学修养，美而且慧，伉俪感情甚笃。治平三年（1066），苏轼作《亡妻王氏墓志铭》，深情记录王弗端庄守礼、机敏沉静事略。东坡在书房来凤轩读书，王弗终日陪伴，未言自己知书，然东坡读书偶有所忘，王弗却能从旁提醒。嘉祐年间，苏轼任凤翔府签判，年轻气盛，胸无城府。善解人意的妻子便成了苏轼的贤内助，客人来访，王弗常聆听于屏后，提醒夫君谨慎处世，提防曲意逢迎的小人。对初入仕途的苏轼帮助甚大，王弗堪称是苏轼文学上、政治上的知音。王弗逝后，苏洵言于苏轼：“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正月二十日，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作词追怀发妻王弗：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悼亡词中的千古绝唱。绝唱是难以用文字评述的，此处仅作一些字面上的简单疏理。王弗年仅二十七岁便香消玉殒，对苏轼打击很大。“十年”为词中关键词，王弗逝后十年间，苏轼因反对新法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在杭州三年不得调。调任密州，又赶上密州凶年，政务繁忙，自己的生活也困苦到要以吃杞菊维持的地步。压抑的心情、困苦的生活让苏轼渐渐淡忘了对前妻的思念。“不思量，自难忘”，是慨叹自己为生活所迫，居然淡忘了对前妻的感情。但是，梦中又忽然遥想起当年情境。密州距眉山王弗墓地不啻千里之遥，苏轼梦中哭泣坟前，倾诉这些年来的凄凉。然而，纵使“有处话凄凉”又如何?经历这些年的磨难，妻子可能已经认不出满鬓风霜的自己。词作如实描绘了梦境。那种梦里相顾无言，泪流千行的撕心裂肺的疼痛，是唯美的审悲画面，是人间的纯真情感。

当年江上生奇女：淡泊宁静的王闰之是沉浮宦海的苏轼日常生活的依托者

王闰之，王弗堂妹，苏轼续弦。王弗逝世后的第三年，王闰之嫁给了苏轼。王闰之比苏轼小十一岁，陪同苏轼度过了二十五年。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八月初一病亡汴京，年四十六，灵柩停京西寺院。苏轼亡故后，夫妇合葬于汝州。③王闰之留有二子苏迨、苏过。

淡泊宁静的王闰之是沉浮宦海的苏轼日常生活的依托者。王闰之为人谨慎，淡泊宁静。苏轼仕途上的波折经常使她担惊受怕。王闰之与王弗不同，她对苏轼的爱融汇在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之中，她与苏轼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据苏轼《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苏轼称赞亡妻：“妇职能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王闰之性情柔和，遇事随顺。待前妻之子苏迈如同己出，甚有妇道。尽管苏轼年龄比王闰之大一轮，可家庭中的主心骨却是王闰之。苏轼对王闰之的那份信赖和倚重，弥久不变。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二十五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元祐党争，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相互扶持，任劳任怨，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王闰之卒后，苏轼痛断肝肠，祭文云：“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惟有同穴”四字，写出了王闰之在苏轼心中的份量。苏轼死后，苏辙将乃兄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苏轼的愿望。

苏轼对王闰之也是敬重有加。绍圣三年（1096）正月，流放惠州的苏轼以词悼亡④：

蝶恋花?同安君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

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这首词作于苏轼流寓惠州期间。苏轼中年后好佛，王闰之也笃信佛教。王闰之的生日在阴历正月初五，逝后三年生日这一天，苏轼至惠州海惠寺放生池放鱼为王闰之资福，并作了这首《蝶恋花》词。上阕写王闰之的出生。微微东风拂面，迎来了正月初五。江柳微黄，丝丝缕缕，初春的喜庆佳气飘入书香之家，“当年江上生奇女”，一个奇女子诞生了。下阕写对王闰之的纪念。“膝上王文度”，指东晋人王坦之（字文度），深受父亲溺爱，长大后，王坦之还坐在父亲膝上讨论问题。于是，人们就将爱子称为“膝上王文度”。这一典实写王闰之对三子一视同仁的妇德。谁来举杯为母亲祈福呢？是三个孝子。王闰之温柔贤淑，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特别是对王弗之子视同己出，最让苏轼感动。看到将鱼全部放生，苏轼眼前幻化出天公感动得为之降下曼陀罗花雨的情景。“天公为下曼陀雨”一语双关，深深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和祝福。

高情已逐晓云空：忠义灵敏的王朝云是投荒赋闲的苏轼受伤灵魂的慰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