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字：传统文化  现代社会  价值

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共识，形成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意识和自觉奉行的原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由此出发产生出思维、行为的趋同性、和谐性和一致性。传统文化这种整合力，增强了中国人的本根意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

(l)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2)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 

(3)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

(4)强调刚健自强。《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5)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关心大局、以大局为重。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完全建立，导致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如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某些个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行为有种“纠偏矫正”功能，它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阐发之道”值得我们借鉴。传统道德从最切近的孝锑之道引发出处理不同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由近及远富有感召力；还以人类普遍感受性为基础，坚持“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由己及人，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由小及大，由家及国及天下，层层推进。古人曰：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是一切伦理原则的起点和核心，“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以孝为开端加以推广放大，阐发出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忠贞专一、长幼之间友爱恭让、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重视家庭、工作认真上进、遵纪守法、爱国等等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想使各项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就要效法中国传统道德的“阐发之道”。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节俭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做到不违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礼记》)，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达到天人协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与生态伦理学原则息息相通，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环保意识、政府确立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有一定参考价值。正是由于传统道德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75位诺贝尔获得者才齐集巴黎发表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它有利于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念。 

所谓实用理性精神，是一种普遍现实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使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孔子“不语乱、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述而)))，其所学、所思、所论、所教都与社会实际生活有紧密联系。后儒们秉承着这一精神，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或者是思想观念上，都体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特质，“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一直是儒学固有的内在品质。正是在有着这种内在精神的儒学的熏陶下，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勤劳实干、践履笃实、不尚空谈、朴实坦诚、反对虚妄的务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才能“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过其他东方民族。”[3]

所谓“乐感文化精神”是指一种乐观的生活心态。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都是为了追求和保持今世的幸福与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思想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就是一门高深的生活艺术，或说生活技巧，有利于树立一种辩证、开朗、乐观、健康的生活心态。“贵和持中”的思想是最具有东方色彩和充满生活智慧的理论。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上，“和”就成为了一种调和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和”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多样性基础上的同一性，故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之言。如何才能达到“和”?中庸方能。中庸就是不走极端，而是“凡事叩其两端取其中”，无过亦无不及，这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简单的静态的承受，而是一种理想状态和在动态过程中对程度分寸的把握和选择，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芒。在复杂矛盾的现代生活中，在时间、空间与心态的交汇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凡事不强求，讲求适度，力求理性自觉、主体意识去缓解人们因价值观念剧烈变革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以知足常乐、恬静自然去化解人们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满足感；以传统的深沉感情去抚平人们的逆反心理、怀旧情绪。乐感文化是人们精神的“制衡器”和“减压阀’，，给现代生活以一定的启示意义。

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

参考文献：

1. 李中华、张文定编：《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2. 吕希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姜汝真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 司马云杰：《文化价值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钱逊：《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于混奇、花菊香主编：《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角注：

[1] 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一255页。

第2篇：现代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 道德文化 现代意义

千百年来,儒家道德文化与社会礼俗相结合,共同造就了中国人温柔敦厚、和平礼让的东方古典主义的人文品格,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资源。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然而现代化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精神领域,即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是当前思想道德和伦理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一、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关于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笔者拟概括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个方面。所谓内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现代道德主体心性的修养、人格塑造的作用,是为了满足主体的内心需要和精神追求,因而是“内在”的;所谓外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协调和规约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社会氛围的作用,是外在于主体自身的功能,具有工具性,因而是“外在”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共同构成了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儒家道德文化的内在价值的具体表现,首先是理想人格的追求。孔子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把追求崇高的理想人格作为人生需求中一种高层次的需要。他甚至认为,即使在物质生活条件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只有抱有一种高尚的追求,仍然可以生活得乐观愉快、奋发有为。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进一步将这种人格理想具体化为“大丈夫”的人格楷模。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正是这种人格力量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在完善人格的道路上坚贞不屈、矢志不渝。现代人将从这种重气节、重操守的道德观中受到启迪和教益。其次,仁爱品德的养成。孔子强调仁爱,指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他认为,判断一个人有无道德或道德觉悟的高低,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爱人”。“爱人”主要体现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吾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无欲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在这里,孔子把仁爱看作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品质。而现代社会最需要的就是:让世界充满爱。再次,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道德力量。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的人生态度,强调“日新”、“革新”,如《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天天有进步,日日有创新。《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像天体运行,周而复始,刚健有力,君子应当效法这种精神,不懈努力,持之以恒,力求进步,改革创新。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孕育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尊、自立的精神和反抗压迫、不屈不挠的品质以及不断学习、不断改革、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决心。

儒家道德文化的外在价值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主体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同群体、同整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统一起来。这种整体主义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这种“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培育了人们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造就了一批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其次,重义轻利的处世原则。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区分小人与君子中,孔子提出“重义轻利”的处世原则,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超脱功利,追求道德仁义。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他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到孟子那里,发展成为“舍生取义”的精神,即当物质利益(乃至生命)与道德正义不能兼顾时,宁愿舍去物质利益(甚至生命)也要维护道德正义。孟子提倡的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为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国家的尊严,为了坚持真理,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再次,普遍和谐的社会理想。《语论·学而》说:“和为贵”,主张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实现家庭和谐;在与周围人的关系上,要“和长幼”、和邻里、和朋友,实现人我和谐;在人与社会群体之间,提倡“舍个人而就群体”、“舍小家而顾大家”,实现群己和谐;在民族国家关系中,提倡“四海一家”、“和谐天下”,推崇和平外交,反对不义之战,以实现民族国家的和谐。达到这种普遍和谐的境界后,人便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为政》),实现与道和、与人和、与天地和,使社会成为理想社会,使世界成为完美的世界。

二、我国的现代化需要儒家道德文化

25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对我国的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一是重金钱,轻做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有些人短期内变得富有,对金钱特别看重。他们衡量人是以金钱为主,不是以智慧和人格为主。这种“重金钱、轻人格”的思想观念对青少年的心理产生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比如,在学校里求学的学生竞相购买名牌货,互相炫耀,以满足其虚荣心。更可悲的是,在金钱挂帅的情况下,有些学生把自己当成雇主,把同学当成雇员,出钱雇同学写作业,刻苦攻读的精神已荡然无存。而儒家道德文化十分注重人禽之别和做人的道德准则。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公孙丑下》)以此为出发点,进而提出做人的问题,他指出:人的生活不能只限于“食色”本能的物质生活欲望的满足,仅限于此,则与禽兽无异;要真正实现人的价值,就要学会做人,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追求理想人格。显然儒家道德文化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指南。

其二是重利益,轻道义。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普遍把利益的追求作为经济生活的驱动力,金钱、利益成为衡量一切的“秤砣”;人们热衷于讲“经营之道”,而“做人之道”日益被淡忘;一事当前,人们但问“值与不值”?是非善恶,道德良心却被抛诸脑后,“良心能值几个钱?”成了不少人的口头禅。依此,为获利可以不择手段,能挣会捞就是能人;坑蒙拐骗,贪污受贿,走私行窃,杀人越货,等等,只要有利可图,只要物欲得以满足,便肆无忌惮,不以为耻;甚至暴利之下,铤而走险,无恶不作。如此种种,严重 败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而儒家道德文化强调“知耻”,孔子提倡为人要“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孟子则从人性上强调人皆有羞恶之心,“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下》)“义”就是要有所不为,不做那些会使自己蒙受耻辱的事。这就是说,我们要懂得道德的是非善恶,在自己心中立起一杆秤,以自己的道德良心为秤砣。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目前的社会风气,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弘扬儒家的良心道德,唤起人们的道德意识,教育人们突破“值与不值”的狭隘功利眼界,在谋取利益之时,为自己树起一个道德标准,行已有耻,有所不为。

第3篇：现代文化的意义范文

一、“孝”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道德价值观

讲究“孝道”是我国各民族所共同追求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是对父母的孝顺和尊敬。推而广之，不但敬奉自己的父母，也敬奉天下为人父母者，而且要行之于实践，将这种德性和教化施行到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特别是对于各级官员来说，更要承担起言传身教、播撒爱心的责任。这种思想和说教在汉族的史籍文献中都有系统的论述和记载，例如，孔子在《论语》中就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就是要求人们在家里要孝敬父母，在外要顺从兄长。这应该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凡是比自己年长的，都应该受到尊敬，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要经常做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揭其力。”凡是贤能之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要贪恋女色；孝敬父母，一定要尽其所能。孟子把“孝”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吾，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1）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爱护别人的孩子，有这样的德行的人治理天下，那就如同手握一件东西一样容易了，把“孝道”看做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这种思想在各民族的千百年来的生活实践中已经渗入到了每个民族成员的心理意识之中，并代代相传，成为人人的行为准则和风俗、礼仪，使人们从小就养成了孝顺父母、敬重长辈的品行和习惯；要有“孝”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又必须以“德”和“礼”作基础，正如《孝经》中说的“夫孝，德之本也。”凡是悖于德，违于礼，则为不孝，这样的人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会被人们所鄙夷的。特别是在我国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对父母不孝，对他人缺乏爱心的人，被视为“罪孽”。例如，在藏民族的社会习俗中不论地位的高低，都必须以礼相待，特别是对于自己的父母和其他长辈都能自觉地敬重和孝顺。即使是在路途遇到长辈，也要下马让路，在帐房里，按照以左为尊的规则，先客后主、先男后女、先老后幼的顺序依次就坐。尊敬和孝顺老人是藏族人民的传统美德，他们认为老人是知识的化身，是最有智慧的人，有着丰富的畜牧业知识和生产经验，是子孙后代的领路人和启蒙的智者。这种孝敬之心总是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细微之中，时时处处关心长辈的饮食起居，衣着行乐，使他们心情愉快，安享天年。平时，当长辈进屋（或帐房）时，晚辈要起立让座，不能向着长辈的座位伸腿；称呼长辈，不得直呼其名，视其年龄称“爷爷”（或奶奶）、“阿爸”（阿妈）或者兄长的某个称名。行路时，如有长辈必让其坐骑走在前面；逢年过节，首先要向长辈们行礼、祝福。特别是到了“耳顺”之年以后的人，都被视为老人，要举行“加曲加东”（祝寿），亲朋好友都要向老人说吉祥之语、赠送礼品，以示祝贺。在宴席上宾主饮酒唱“勒”（酒曲），其间常以高山大海为喻，赞颂老人一生的功绩。晚辈们以老人之乐为乐，展现出吉祥、安乐、幸福、和谐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蒙古族同样重视孝道，这种习俗和礼仪跟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千百年来沿袭不辍，成为十分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你是看不到虐待自己父母和老人的不道德的社会现象的，甚至连那些孤寡残疾和失去父母的孤儿都会得到大家的救济和帮助。这种良风美俗体现了以“礼”、“德”为“始”、为“本”的“孝”的内涵已经大大地丰富了，其外延也有了明显的延展，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孝”，不仅仅是让自己的长辈生活无忧，更重要的是给予精神上的关怀。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作为儿女仅仅满足于使父母吃好穿暖，那是狗马都可以做到的事，如果不尊重、不恭敬他们，使他们得不到人格上的尊严和自尊，不是和饲养牲畜一样了吗？他接着又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对父母的孝敬必须是真心诚意的、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无奈的”、“不自愿”的表面上的作秀。如果虽然为父母作了一些事情，供给酒饭，脸色却很难看，怎么能说是“孝”呢？孝敬父母、赡养老人是儿女们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如何使父母、老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更加丰富和富有尊严感，就必须明确和肯定他们在家庭生活，乃至社会活动方面的地位及其所作出的贡献，就像蒙古族谚语所说的“年轻人来了添力气，老人来了增智力”一样，他们是后人智慧的启蒙者，是生活、生产经验丰富的智者，是劳苦功高的长者，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心，更应该得到子女的尽心赡养和孝敬。这种孝敬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更重要的是心理情感的亲近、慰藉和尊敬，让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人际交往中感受到人格的尊严和温暖，始终保持自信、乐观和积极开放的心态，主动参与力所能及的、有益于心身健康、社会和谐的各种活动。在群体性的活动中，让他们感受到在家庭、社会中的自我价值，生活得更加重充实和富有意义。

二、“孝”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就一般的认识而言，“社会”是指由于共同的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并组织在一起的人群，如同严复先生在翻译《群学肄言》中说的：“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不是一群人简单地聚合，而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规则联系起来的共同体。不论社会大小，家庭则是其中的一个组织“细胞”，因此，一个家庭的状况，可以折射出那个社会的状况，特别是它的文明程度；而家庭的状况又要看组成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状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教育。在古人那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仁爱之心、有道德伦理观念，所以，十分重视个人的自我德行的培养与熏陶，这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某某缺德”之类的话，大概是说某个人的“德行”不好。如果一个人的“德行”不好，怎么能做到对父母、对老人的孝呢？推而广之，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向往，那么，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恐怕很难说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和社会，起码是不完美的。我国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也都十分重视人的“德行”的修养和教育，藏族注重以“和善”为中心的伦理思想教育，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和爱护，互相帮助，以诚相待、和睦相处；对待父母必须敬重孝顺，知恩图报。《萨迦格言》中就有“对长辈及双亲，应诚心诚意尊敬”；有“哈达最圣洁，母爱最纯贞”、“搬圈不如贮青草，崇佛不如敬父母”、“世上纵有大慈大悲的菩萨，也比不上慈祥的母亲”、“遗弃亲生父母的人，是不齿于人的衣冠禽兽”、“对父母不养老送终的人，他的肉身连豺狼也不闻”等民间谚语。总之，自古就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伦理道德的提法。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提出了各自的伦理道德学说，如，儒家提出了“仁”，法家提出了“礼”，墨家提出了“义”，道家提出了“道”等作为他们各自的最高道德准则，《管子》就把“礼”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并且把“礼、义、廉、耻”作为治国的“四维”，其中，“礼”居于首位。《管子》主张的“礼”，就是侧重于社会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和限制。儒家则强调“礼”内化为内心的自觉规范，要“入则孝，出则弟”。而老子和庄子则把“道”作为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旨在用这种包括人事在内的一切存在的最高的普遍规律的“道”来支配、约束人的行为，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必然规律，而“孝”则是对于这种“仁”、“礼”、“义”、“道”的具体履行的一个重要表现。

“孝”不仅要求所有的人对自己的父母，乃至天下的父母的尽心赡养和孝敬，而且特别要求所有的官员都要做到真正的“孝”，就是“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3）作为“诸侯”，首先要使自己管理的社稷富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的社稷的安宁和稳定，跟天下百姓和睦相处，这是“诸侯”们应尽的孝道。要做到“孝道”，就必须“在上不骄”、“满而不溢”，在日常政务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样的小心谨慎，慎守法度，事事节俭，不奢侈浪费，从而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这样，“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4）人生天地之间，要效法天地那样的永恒不变的季节规律，就是要把孝作为一切行为的准则。王中书在他的《劝孝歌》中，把“孝”作为百行之首，他写道：“孝为百行首，诗书不胜录”、“若不尽孝道，何以分人畜”，那就是藏族谚语里说的“是不齿于人的衣冠禽兽”了!

综上所述，尽心行孝不仅是普通老百姓的事情，而且首先应该是各级官员必须具备的基本品德，应该成为人民群众履行孝道的榜样，以他们的模范行为使人民群众受到感染，起到上行下效的积极作用。孝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人们既要勤勤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又必须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唐明皇李隆基说：“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可见，在那个时代，“行孝”也不仅仅是家庭伦理范畴之内的事情。因此，行孝不只是孝顺自己的父母，也不仅仅是对家庭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孔子就强调孝道不仅是家庭内的事情，应该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的延伸。作为一个有孝道的官员，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清正廉洁，并以此推动孝道的教育与普及。在“孝道”面前，所有的人不论其地位的高低都应该是一样的，人人平等，人人有责，绝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如果上下左右、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能做到各行其孝，使孝道的作用无所不至，就必然会促进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成为那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三、“孝”文化扬弃的现代意义

“孝”文化产生于封建的农耕社会，延续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初始本质就是为封建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巩固、稳定和发展而服务的一种封建孝道和孝治思想。正是这种“孝道”和“孝治思想”为封建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建立了“汗马功劳”。其间，它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的内容被时代淘汰了，又输入了符合一定时代要求的新内容，但其基本精神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制约和规范着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可见，“孝”的力量的恒久和伟大。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孝道”潜在的消极因素也曾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步伐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今，它还有与时代精神不相协调的成分，因此需要我们正确对待“孝”文化，坚持“去粗取精”的扬弃态度，即要继承和发扬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孝敬父母、尊敬老人、爱国爱民的“孝道”精神和良风美俗，也要剔除那些有碍于人的思想解放和压抑创新个性的消极因素。例如“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的思想和“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教，在今天看来，它们已经成为束缚人的创新能力和更新观念，不断改革、发展的桎梏。而今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信息科技的日新月异、迅速发展，使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几乎是“零”，远离父母外出“创天下”，发展自己的事业，已经成为新时代人们的普遍追求，因此，这种道德要求已经不符合今天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了，必将会被淘汰。传统的东西不可能万世不变，“后来者居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要让人们死死守住父辈的那些清规戒律而不发展、变革，社会就无法前进了，“不敢为天下先”的待人接物的礼教规范是不可取的，应当坚决地抛弃；至于“孝”所包含的忠君思想、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人治传统等也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在时代前进的过程中加以淘汰和消除，只有这样，才能使“孝”的基本精神得到发扬光大，更具有新时代的内涵和质朴的品格。

但是，在今天，更重要的是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孝道的基本内涵和精神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使其合理的、积极的文化因素得到继承和充分的彰显，成为人人应该践行的基本道德准则。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那种不孝顺父母，甚至虐待父母的事屡见不鲜。例如最近媒体报道的在北京密云县，就有一位姓郭的大妈，辛苦一生养育了六个儿女，特别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饥荒的日子里，她受苦挨饿，养活了他们而没有一个被饿死，如今他们都是有儿女的人了，却不赡养自己的大恩大德的母亲。这种不良的社会现象曾多次在中央电视媒体上做过报道，并引起社会的公愤。这种恶劣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错综复杂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天天可以看到、听到或者感觉到的那种过度的物质化、功利化和金钱化的现象和行为所引发的各种丑恶现象和行为，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根源。例如贪污腐化、尔虞我诈、奢侈浪费、弄虚作假、买官卖官、吃喝嫖赌等，以及人们不再崇尚利他主义和奉献精神，不关注自身善良、同情、博爱的优秀人生的塑造，缺乏崇高的人生信仰、忽视正义、气节和勇敢精神的培养。表现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普遍追求分数，以“绩效工资”制度催生的“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严重地摧残着他们天真、纯洁的心灵和稚嫩的身体；在家庭、爱情生活中，摒弃社会责任和道德要求，而只追求肉体和性的愉悦，为我主义膨胀等违背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践踏了“孝道”的基本原则，从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因此，不能因传统“孝”文化中存在着糟粕，就摒弃它的基本的、合理的内核。我们今天提倡的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和老人、热爱祖国、心怀抱负等新的道德要求，应该说是对传统孝道的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否定和放弃。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到传统“孝”文化中的糟粕的部分而否定它的积极因素和社会价值，应该在摒弃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消极成分的同时，充分发掘其合理的、积极的内核，使其融于具有现代科学观念的“孝”文化之中，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在家庭中，大力开展子女尊敬长辈、长辈爱护子女，共享天伦之乐的教育；在社会中，大力提倡人人尽职尽责、互相爱护、帮助，共同为民族、为国家的富强、发展做出贡献的品德；在个人方面，使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修身养性，关爱他人，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在这些方面，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各级官员。如果他们做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必然会起到“上行下效”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各级领导廉洁奉公、体恤民情，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引导和激励群众，必然会极大地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样，一个充满博爱、和睦、安定、幸福和富有生机的社会就会形成，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更加和谐有序。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就应该在全社会开展“八荣八耻”教育，具体地说，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坚定不移地坚持反腐倡廉，完善和创新反腐倡廉制度和约束机制。为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还应该把反腐倡廉的教育普及到全社会中去，增强政府行为的开明度、民主度，杜绝凡会必宴，凡事必吃的奢侈、腐败风气，使的事和人，像过街老鼠无处藏身；各级干部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监督的机制之中，使自己的行为更加“阳光化”、规范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可以信赖的人。

（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的“孝道”教育。有人认为“孝道”是封建伦理思想，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应该废除。这是误解。“孝道”源于封建农耕社会，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它之所以能在我国各民族中历代传承，至今仍然是我国各民族共同遵循的一种基本道德准则，正是因为它的精神和核心内容是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有其永不泯灭的社会功能和生命力。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也同样需要“孝道”的基本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不能只看到它的一些消极、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因素，就全面否定它，而应该看那些现代社会仍然需要的基本精神和合理内核，并以科学发展观的原则进行必要的扬弃，使之吐故纳新，将其精华融入到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要求的“孝道”精神和内容中去，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孝道准则，规范人们的行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三）大力加强“敬老院”、“福利院”等公益事业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风尚和机制，保障一切老人，特别是孤寡残疾老人受到全社会的关爱和尊敬。我们知道，造成社会上遗弃老人和残疾人现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是，不论有多少原因，也不能放弃对父母、老人的关爱和赡养义务，更不能虐待他们。事实上，很多不赡养父母、不关爱老人和鳏寡孤独、残疾人员的事件和现象，并不主要是儿女或地方贫穷的问题，而是良心的泯灭和做人基本道德的的丧失。试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个饥荒的日子里，一个母亲可以养活六个儿女，而今天六个儿女却不能养活一个老母亲，这能是“贫穷”的问题吗？显然不是。所以，笔者认为，除了政府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以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必要的法规，保证这些群体人格尊严得到保护，而且生活舒心和健康，并能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孝道”精神的张扬，形成全社会清廉爱民、赡养父母、关爱他人、尊敬老人的良风美俗。

这应该是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孝道”文化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

注释

①《孟子•梁惠王上》.

②《论语•为政》.

第4篇：现代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信仰缺失；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中国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收入越来越多，但同时有一部分人仍旧在小康水平以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民幸福感不强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信仰缺失导致的精神空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医患关系问题、食品安全、房价、物价、腐败、教育、裸官和投资移民、恶性车祸、环境保护、事故、强拆等这一些问题在当今中国愈来愈严重。那么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对实现中国梦有什么影响？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根据以上问题来展开。

一、信仰缺失对社会发展的危害

一个社会体系的发展必然会经历信仰低迷期，这是经济发展迅速而精神文化落后产生的必然结果。信仰缺失在世界上也曾经发生过，在美国7O年代左右曾经出现过“颓废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便是典型的案例，他们过度，酗酒，以至于造成了整个一代人的“垮掉”。信仰缺失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一个民族要强大起来，要实现复兴，就必须要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场战争可以很好的阐释这种观点，那就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全民意志颓废涣散，没有任何民族凝聚力，信仰完全缺失，所以被人数根本不及清政府的八国联军所打得溃败。还要厚颜地签下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丑条约》。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战士发扬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仅仅成立一年之久的国家打败了由世界霸主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由此可以看出，民族凝聚力和全民信仰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何等重要。

中国出现的信仰缺失对社会的危害是非常深远的，首先表现在道德文明和人际关系上。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但中国社会在其转型过程中却却极大地摒弃了中华民族的很多传统美德，比如说儒家的克己复礼，佛家的慈悲为怀，道家的无为而治，而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却对西方文明的道德礼仪盲目崇拜，结果在社会道德领域导致失衡之态。信仰缺失对社会的第二重危害是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精神空虚感。没有信仰的世界如同荒原一般，人们丧失了精神生活追求，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逐渐统治了人心，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信仰缺失方面找到答案。

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传承性，同时可以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变迁，任何文化都应该与时俱进。我们要以现代眼观，理性的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现实相结合，发挥出其最大的生命力。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由于信仰缺失所衍生的全民拜金、道德沦丧、贫富差距等问题变得十分严重尖锐。所以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是在树立一种信仰来填补信仰缺失，从而解决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留给后人最好的一笔精神宝藏，也是中华民族先祖为全人类的精神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四大文明之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彰显出他巨大的生命力，因为他为全人类的心灵注入了一泓清泉。它可以激发更个民族的归属感，上进心，社会凝聚力，从而形成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繁荣的强大动力。

三、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

中国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在追求中国梦的努力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道德。我们一定要切实重视道德建设的力量，用高尚的道德品质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要大力营造学习道德模范、倡导道德教育，尤其要发掘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宝藏，支撑我们中华民族昂扬向上无私奋献，顽强进取的精神。只有有良好的思想意识形态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民族才能在世界之林永远屹立。现在中国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到了攻坚区，所以我们更加应该重视道德意识的培养，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梦的实现，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崇高志向，具有传统中华美德的公民。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意义十分深远，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为出发点，作者发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信仰缺失。十以来，“中国梦”已从政界、学界到普通人民群众生活中备受关注。要实现“中国梦”，重塑信仰是必要的途径。我们应该大力推行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教育，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凝聚国民的国家意识，为经济的繁荣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所以，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是在重塑信仰，凝聚人心，让中华民族拥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历史使命感，为中国梦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作者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2页。

[2]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5页

[3]《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3～1514页。

[4]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21页。

[5]李文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实现途径，浙江学刊，2005年第五期

[6]：《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第5篇：现代文化的意义范文

《无名桥》以深刻的思想内涵、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狂欢而少有节制的语言风格，表现了大沟村这个小山村所承载的社会进程中人性嬗变的文化记忆，折射出中国农民在改朝换代中均贫富、共患难思维方式和在太平盛世的历史助推中笑人贫、恨人富的人际间的微妙心理，当然，还有对蛮横、无知、狡黠、自私、嫉妒、趋同、盲从等劣根性的有力鞭挞。

中国农民占到国人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而且即便是城市人，上朔三代基本还是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所以，熟悉了解了农民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也就基本上了解了中国国民的性格特征。长篇小说《无名桥》，深刻、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的喜与乐、悲与欢、思与忧、想与盼，对当下国人的品性做了文学意义上的诠释，为我们进一步正视中国社会、反恩人类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提供了深度的思考空问，从文本上看，他的作品主要显示如下特点：

首先，作品的戏仿、黑色幽默和拒绝平铺直叙，充分体现出浓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味道。他统揽小说的思想观念显示了他在哲学层面对认识和把握事物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的敏感，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语言狂欢和较为复杂的叙事上，更表现在他所呈现的生活及人物的荒诞行为上。他的叙事是以萧大春三十多年前的修桥事件为切入点，在当下和过去视角的交替进行中，来审视和回味建国初期敌我斗争和政治狂热的一些经典片段，同时，以戏仿、黑色幽默等艺术形式来表现人在政治斗争中的异化和无奈，在以萧大春病的缘由而至当下的商战竞争、官场争斗中回望、反思及历史，从具体事端说到世事变迁，义以人物成长连接大沟村的村史，使时空在叙事的变换中延展，让事件在人性的嬗变中贯穿。他的一些看似荒诞的描写其实最真实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已经或正在并且将来还要注定继续上演惊人相似的命运，在对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呈现中，充分揭示政治经济文化对个体人的私人化生活的强烈干涉，从而生发出文化命题的一种新的阐释意义。

其次，语言幽默风趣、机警智慧，文本的最大特征是语言的狂欢，无论叙述、议论还是对话都很到位。《无名桥》的语言使每一个议论、每一个描摹、每一句话语都向文本的主体负责，使繁复的叙事显得有条不紊而且整体格局明朗清晰，也使得话语在对故事的推进中产生的多维性、开放性、奇异性、歧义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点跃然纸上。

可以说，语言是他这部作品特立独行的最为明显的特征。他的语言风格是以叙事语言的能指向着所指进发、由人物而产生事件、由事件而表征性情、由性情而反映人性、由人性而阐释文化，在悖论的笼罩映射下向着被文化观照着的人性的隐秘地带前行，在行进中裹挟枝节叶蔓、阐发思维空间、承载乡愁别绪、书写春华秋实，使大沟村人情世故的纠葛摆上文化的祭坛，在浴火重生中再现庸常人生的灵魂仪态，进而张扬性情、彰显人格，使作品显得厚重、内敛而不张狂，幽默、风趣而更为卓然。语言的狂欢使他的话语方式不仅形象、生动地表述了故事、制造了事端，而且引领了叙事并最大限度地开启语言与阅读的问离效应，让描述在异化描摹对象中使读者对真实产生怀疑，进而拉大语言的能指与所指间对应关系的不确定性，从而来包容更多不相关联的意义，增强错位的滑稽感和幽默感。

再次，人物个性鲜明、活龙活现且有些人物给人很强的荒诞感。如萧大春这个贯穿始终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人物塑造，是在修桥这一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叙述场和叙述主线中展开的，于是，萧大春被赋予了具有种群延续精神的更大开掘意义。当然，文本更多的则是塑造了一个既反映时代又消解崇高的人物形象群，这些人中：有机会主义者和小农经济意识的代表；有群氓无赖；有体现“达则兼并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有整天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打起来好排兵布阵以显神威的“军方人士”五爹；有最早把握了国家动向、顺应潮流却难逃厄运而不得善终的暴发户：有意欲制造飞机飞到美国的幻想狂国生；有心态失衡而歹毒阴狠的精神分裂者国铭；还有以皮肉赢得权力换取金钱的烂屁股女人。这些人物鲜活、自然、真实、可信，他们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们的某些心理活动、思维方式、价值判断、行为习惯无不体现我们民族文化中那些更有现实意味的共有属性。

同时，《无名桥》所观照的不同视角，使事件大多集中在、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在时，写出了那种改朝换代的社会阶层更迭的大颠覆带给人们的兴奋、振荡和不安，以及观念剧变、是非标准特别是阶级价值体系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在中，主要表现出那种对当权派、造反派、革命派不由自主地突出政治和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消解；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入木三分地描摹了某些暴发户的特点和农民的种种心态。

当然，《无名桥》，所塑造的代表人物萧大春的现实理想就是要造一座便民桥，为此，他舍弃工作、甘当农民，一心一意、无怨无悔、不屈不挠、一如既往，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念念不忘修桥使命，这与别人千方百计捞取私利形成鲜明对比。其实，中国永远都需要这种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于是，在这里，桥的形而上的意义成为沟通理想与现实社会的一种联系的象征，尽管萧大春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悲壮依然没能消解宗教般的受难感。与此对应的另一个当权人物村支书的玩弄权术和他传承政治的想法颇有意味，显示出国人人都或多或少都有当家理事的政治野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人上人的结果。在中国社会，一个丝毫没有达则兼并天下理想的人，其素质高低一点也不妨碍他的进取意识乃至最终的成功。

所以，这种无名桥的乌托邦，实质上是把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意识与现代文明对接的不协调性显露出来，进而把传统文化与民主意识的错位造成国人劣根性放置在现代空间，更显现文化共时性与历时性在交织点上断裂的无奈。因而我们说，《无名桥》的叙事是一种纳入文化视野、反思传统文化和反映人性嬗变的写作，是一种在历史血脉相连的悖论呈现中的写作，这种写作能够把人物写得内敛内在，收放自如，即便是对极端化的人物国铭的行为，也处理得恰到好处，把那种仇富和富裕之后带来负面影晌的象征意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6篇：现代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芙蓉镇》 电影艺术 物质复现 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Material Representation of Era Event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s

of Body Expressions

――Taking the Movie of Furong Town for Example

Huang Baofu Wu Xiaoxi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the movie of Furong Town for example to interpret the significances of movie in the views of time, space and body, etc.

Key words Furong Townthe art of movie material representationcultural significance

1981年，《十月》杂志发表了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1982年，《芙蓉镇》以高票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1986年，谢晋导演拍摄了同名电影《芙蓉镇》。《芙蓉镇》是谢晋导演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反映的影片中的经典佳作。古华小说中的芙蓉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所在，可是，电影《芙蓉镇》的外景地，湖南省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王村，因为电影而一举成名，走红的王村因此更名为“芙蓉镇”。

如果说小说《芙蓉镇》是用真挚、热烈、泼辣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湘南芙蓉小镇的风情画，电影则通过充满地域色彩的视觉影像来还原世俗生活细节从而呈现了一份民间质感。芙蓉镇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也是一个融自然的美丽风景与古朴的民族风情为一体的地方。四周青山绿水，镇内大街小巷曲折幽深，依依临水的土家吊脚木楼，青石板铺就的五里长街，处处流露着淳厚古朴的土家族民俗民风，电影《芙蓉镇》不仅还原了时代的社会生活，更向世人传播了芙蓉镇质朴的生活语境和优美的民俗环境，使芙蓉镇成为闻名海内外的旅游胜地。

一、时间的复现和空间镜语的意义

谢晋说：“在看《芙蓉镇》小说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自己走过的弯路，过去的岁月就会在心中翻腾。这一段历史引起我的思考。”①电影《芙蓉镇》采用的是编年体，但并非是简简单单的时间交代，时间数字背后必定是反映时代气息的影像画面。例如，1966年时，我们看到了人头攒动的天安门广场，听到了“万岁”的呼喊，这样一个简单的镜头，观众们无不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狂热。而当画面显示1979年的时候，山间那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其象征意义更是无需赘述，时代感已经呼之欲出。

但是，时间的每一瞬间都必须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物质存在，只有空间与空间的衔接、碰撞才能形成电影的人物生存环境。在这一点上，与小说家不同，小说家不受此限制。他们可以在虚拟中构建想象空间，也可以用纯粹的时间语言来叙述故事。古华就曾经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的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但电影必须借助于空间的展现，用不同空间的对比、衔接、碰撞来构建时间的链条、揭示时间的真理。从另一个角度说电影更容易将空间展现得丰富多彩，使直观和隐喻兼备。

空间又可以分为主体空间、个体空间、心灵空间。影片的主体空间是芙蓉镇的青石板街。街道是电影最为青睐的公共间之一。例如《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那华丽的道貌岸然的街道，《重庆森林》中逼仄、凌乱的街巷等。青石板街的墙上粉刷的标语，一层层的大字报，其实是在默默地见证“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无休止的斗争。影片还特意设计了秦书田和“坏分子”的小孙子，书写“阶级斗争不能忘记”这样的情节。小孩儿蹲在地上陪着孤单的秦书田，而秦书田听到了小孩儿的赞赏，又露出了自得的神情。让我们在发笑的同时，备感那个时代的荒谬。青石板街同时也见证了秦书田、胡玉音两人的相知和相恋，“这石板街，这扫把，才是你们的媒人啊！”。朦胧的晨光中，轻舞的扫把，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浪漫的一笔。

个体空间不仅可以显示其间人物的身份、心态和个性，而且空间的变换往往意味着人物的俯仰沉浮。石板街的两端是李国香冷清的国营饮食店和胡玉音热闹的米豆腐摊子，这种空间上的对立，正是折射了人物之间的对立。当李国香试图以调查经营许可证为由侵入胡玉音的空间时，遭来受到了众人的取笑，暂时以失败告终。不会善罢甘休的李国香在第二次入侵时，她的咄咄逼人、胜券在握的神情让胡玉音在自己新屋局促的空间里，显得更加局促不安。通过空间带出的感觉，我们其实已经看出了这场战争的胜负。

而在李国香被打为“假左派”、“破鞋”之后，不仅失去了权利，甚至连在石板街上避雨的空间都失去了。红卫兵们叫嚣：“你是什么身份，也想避雨？牛鬼蛇神呆在一起，去！”失去了特定的身份，也就失去了特定的空间。李国香只能在雨中，眼睁睁地看着对面王秋赦和红卫兵们在自己曾经的领地――国营食品店里避雨、休息。

胡玉音的烂板屋和米豆腐摊子是固定的空间。而李国香的空间却总是流动。她要么出现在车、船之上，要么出现在车站。这种空间既显示了她的“政治地位”也是一种对她的惩罚。因其给人以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印象。而胡玉音辛苦攒钱建成的新楼不仅是她个人空间的拓展，也是个人魅力的体现。但在李看来，这正是对国家政权的挑衅。而另一位主人公王秋赦的“吊脚楼”只能是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并最终轰然倒塌，如同他本人的命运一样。

石川说，“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改变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或许也因为如此，他获得‘人民电影家’的称号当之无愧。谢导用独特的电影理念告诉了大家，电影是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的。”③谢晋用影像复活和定格了芙蓉镇一个荒诞和荒谬时代的人物群像，却也使现实的芙蓉镇得以保留特定原貌而获得审美的新生。

二、身体书写的时代记忆

小说用文字书写，读者经由阅读产生联想。而“电影是用部件（脸和腿）组装起来的完美世界”，苏珊娜・利昂德拉-吉格如是说。从“身体”走向精神，一直是电影的一个重要思路。最简单的做法是通过美化或者丑化某一身体来表达对某一思想的褒贬。在芙蓉镇中我们看到了李国香，一个被丑化的女人。不仅是在外形刻画上，导演还为她设计了一系列不文雅的小动作，如抠脸、剔牙等，从而让人们对这一女性形象心生反感。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们都会非常注意生活细节，更何况作为一名女性干部。这种丑化其实是导演们有意为之。

服饰、房间的装饰也可以成为身体的形容词。例如李国香的鞋子。当她在镇里的台子上，准备对所谓的“小集团”发动进攻的时候，导演给了她的皮鞋在台上的特写。无疑她以为权利可以让自己踩在他人的头上。而在她去探望谷燕山时，我们又看到了她踩在火盆上的脚的特写，她要清算自己求而不得的委屈与嫉恨。彼时的她是如此的飞扬跋扈。但河东河西，不久，她就脖子上挂着破鞋，瑟缩地站在雨中了。踩在他人头上的鞋，最后又挂回了自己的脖子上。

“破鞋”是亵渎女性人格的传统道具，在有关中，很多作品中都出现过。例如王小波《黄金时代》中陈清扬对真假“破鞋”的困惑和思考，以及电影《霸王别姬》里菊仙被挂上破鞋挨批斗的镜头等。造成了无数无辜者的悲剧，包括李国香自己也是个悲剧人物，一个“姑娘不姑娘，鬼不鬼”，面目丑陋的傀儡。

《芙蓉镇》采用民间常用的叙事策略，即用美好的形象彰显美好的品格，并利用善良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来引发观众的认同。饰演秦书田的姜文一改以往文学作品中分子或知识分子弱不禁风的形象，而是富有阳刚之气。任是破衣烂衫、胡子拉碴也无法掩饰他那一份霸气的性感。而“芙蓉姐子”胡玉音自不必说，刘晓庆天然的性感流露“任是无情也动人”。但这种性感无疑是那个压抑欲望残害身体时代的“原罪”。导演的镜头曾有意使用王秋赦猥琐的眼神打量胡玉音。而李国香出于女性本能的嫉妒都为她埋下了祸端。同时李国香、王秋赦的形象不具有也不敢表现任何相关的性感属性；老革命谷燕山又是在战争中造成了男性身体的缺陷，他在故事中也基本出于失语的状态。这个不易察觉的设计，可以看成这一代人的“性感”缺失，或者在身体认同上的无力状态。

有一组镜头表现了胡玉音和秦书田的甜蜜岁月，其中有几个镜头是秦书田把自己童年时期的照片给胡玉音看，还有秦书田写《喜堂歌》获奖时的照片，胡玉音看着照片，又惊又喜。并认真吻了秦书田一下。这种看几乎可以说是“发现”，她通过照片见证了秦书田的出生和生长，她认识到一个被迫害的身体在擦去不属于他的污浊后显露的纯洁。这种发现里包含了生命、活力、还有自由；在那个年代里，它很珍贵。

在上半集结尾处，坟地上四野茫茫，胡玉音扑在丈夫坟头痛哭，秦书田像一尊黑塔一样站在胡玉音面前。胡：“你是人是鬼?!”秦：“怎么说呢，有时候是人，有时候是鬼。”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如果把“人”定义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秦书田的确不是“人”，因为他被剥夺了合法的身份――，被剥夺了自由――每天要请示汇报、遭批斗、扫大街，甚至活着都是得到了法外施恩；到后来申请就成了“偷鸡摸狗”，甚至给他个“鬼夫妻”的对联，他还要仔仔细细地贴好，总算是承认自己和胡玉音是一对夫妻。在他身上，和一个社会人有关的正常权利和社会关系都没有了。所以秦书田对自己是什么，怎么称呼，已经不在意，他除了是个存在之外，没有合法身份可言。

比较之下，在李国香看来，贴在人身上的“标签”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当她同样被整的时候，她依然拒绝和秦书田、胡玉音站在一起，并嫉恶如仇地说秦书田是“反动”。秦书田则意味深长地对李国香说：“你也是人！”其实就是在告诫她，她自己也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并非某一抽象意识形态的傀儡。二人后来在船上相遇，他依然劝李国香“过点老百姓的日子”，也并非是揶揄。做一个老百姓就是要做一个“人”，一个“身体”的人。影片结尾处秦书田并不是像小说中那样到县文化馆走马上任。而是选择留在了胡玉音的身边。并开玩笑说愿意继续扫石板街。当满根劝他说“官复原职，堂堂正正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耐人寻味的，“堂堂正正一个人是跟玉音在一块儿的时候，这鬼还会谈恋爱。”他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即并非要获得权利的认可，而才能成为“人”。

新生的谷军是影片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个身体，也是影片唯一采用画外音的方式进行议论的一次。画外音饱含着深情说道，“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他吧！”如尼采所说，“一切从身体出发”；阿甘本认为，身体不仅是权利的被动干预之所，还是权利的主动缘起之处，身体的出生，恰好是人权的基础，是“国家和法性和”的事实基础。谷军的出生象征着一个“独立人”的胜利，更是我们社会未来生活的一个新起点。

一切故事都不能离开特定的环境和环境里的人，电影更不能离开空间和身体。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疯狂日子，那条饱经风雨的石板街，那些历经沉浮的人们，谢晋导演通过电影《芙蓉镇》，将政治风云、时代变迁、民俗图画、人物命运，在充满独树一帜的土家文化的吊脚楼和石板街等乡镇镜语中表现出来。“”语境中人物生活的压迫感和身体的束缚感，使观众在清秀自然的山水与古朴悠远的建筑中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心理震撼和视觉效果。电影文本的传播，使接受者在与影片主人公一起喜怒哀乐的同时，也产生对影片拍摄地的审美关注，从而促使影视拍摄地保存住文化原貌，这是电影附属的文化意义。

第7篇：现代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餐饮；文化；服饰；艺术

0 引言

“社稷为轻，百姓为重”。民富则国强，“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保证社会稳定经济才能增长跃进。历经千年，饮食和服饰两大传统物资体系各自并相互发展壮大，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逐渐发展成为我国民营经济中的两大支柱产业，兼有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双重功能，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1 餐饮文化与餐饮行业

（1）餐饮文化及餐饮行业的概念。餐饮文化狭义的说是关于人们吃喝行为的文化现象。其次饮食观念、礼仪、环境等都属于餐饮文化的范畴。

餐饮行业其主要内容是指从事该行业的组织或个人，通过对食品进行加工处理，满足顾客的饮食需求，从而获取相应的服务收入。

（2）餐饮行业发展和意义。餐饮行业溯源人类开始有交易之时，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悠长历史。餐饮行业一直保留着传统经营模式发展并不断壮大。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的震慑力轰动全球，正是此时国外餐饮消费出现了桌边服务，提升了艺术审美层次。时下面对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激烈竞争，国内餐饮行业想要冲出重围独树一帜就必然要加倍重视我国餐饮文化的发掘和植入，将民族独有的精深特色运用到现代餐饮营销服务中拓深拓广。

2 餐饮文化与餐饮行业的内在联系

（1）餐饮文化是现代餐饮行业的内涵、灵魂、营销核心。餐饮文化是餐饮行业的精髓所在，运用餐饮文化基本理论树立餐饮企业形象，强化品牌建设意识，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带动企业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贡献力量。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拓展餐饮服务深度，是顺应时代经久不衰最直接有效的方针策略。

（2）品牌是联系餐饮文化与行业的桥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涌动，创建餐饮品牌、扩大企业规模、改革经营模式，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时代的创新。人们对于餐饮文化倍加关注，在文化和服务上进一步规范，提升餐饮行业服务的内涵和品位必将成为时下餐饮业界锐不可当的强大趋势。通过分析对比，不难看出当今国际各企业间的竞争实质多趋向于品牌文化软实力的比拼。面对知名品牌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餐饮企业品牌建设势在必行，餐饮品牌在人们心中是一种品质与诚信的标志，无形并有力地增强了社会大众的认知和信任。

3 服饰艺术

（1）服饰艺术的概念及意义。服饰即衣服和装饰，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生产生活的要素。不仅使对人体进行设计包装还能使精神外显的形象表现。

服饰的意义在于它涵盖人类风俗习惯、审美情趣、色彩偏好、宗教观念等方面，它的变化发展是各时代各民族工艺、技术积累融合的智慧成果。

（2）服饰艺术的功能与作用。“御寒、遮羞、装饰”是构成服饰艺术的主要方面，在护体保暖的同时具备审美意识，利用款式、色彩、面料、图案等要素加以组合传达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体现服饰艺术的审美价值。

4 服饰艺术与餐饮文化的内在联系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所有事物的存在发展都必然与其周边事物相互依存互相联系，才能蓬勃兴盛流芳百世。从古到今服饰和餐饮相依相伴，为人类生存提供物资所需。服饰艺术反映社会价值、审美观念、的同时并折射着餐饮文化的发展进程。

（1）服饰艺术在餐饮文化中的表现形式。服饰艺术在餐饮文化中表现形式丰富内容繁多，可以展现服饰美学、铸造企业形象，是品牌的活体宣传、流动着的餐饮文化，服饰艺术与环境氛围相得益彰有机统一，将艺术与实用融为一体。

（2）服饰艺术在餐饮行业中的表现形式。服饰艺术在餐饮行业中多以职业工装和制服的表现形式出现，是餐饮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实用规范、协调美观、区域周期、作为设计原则：从实际需要出发，据工种搭配不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采用经久耐用的化纤面料，便于清洗和塑形；服饰要与环境氛围和谐统一衬托风格情调体现“原汁原味”的视觉盛宴；多元多样的民族融合是当今世界餐饮行业发展的主流，百花争鸣、不拘一格、魅力独特；按照季节更替，年度更换，保持与时俱进的视觉感官。餐饮服饰风格定位：采用“因地制宜”的手法，根据地域、环境，进行设计；餐饮服饰色彩的选择：餐饮行业的服饰从属与整体环境，以配合主体色彩为首选，以邻近色为点缀，增加视觉识别的统一性；餐饮服饰款式流行：简约而不失时尚，运用细节和装饰手法画龙点睛烘托气氛，宣扬“角色意识”，得到约束于无形的目的，以最佳状态投入工作之中，体现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

餐饮服饰对于餐饮企业品牌铸造的功用表现在以下方面：树立企业形象、提升企业凝聚、创造独特魅力：人力资源充分调控，企业上下万众一心，展现企业精神面貌，体现企业文化内涵和价值观，体现识别功能，形成一种统一的视觉秩序，在为消费者提供需求和服务的过程中拉近彼此距离，为顾客增强内心归属，营造“宾至如归”的社会反响。

5 结束语

华夏民族五千年历史，美食华服著称于世。今天，经济信息的高度发展为餐饮行业注入新的商机活力。推崇餐饮文化开发挖掘，推进餐饮行业全球一体，创建餐饮品牌尤为关键。今时今日，服饰艺术在餐饮文化中的美学创造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餐饮文化和服饰艺术由古到今相依相伴，共同反映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内涵，既是历史文明的传承又是系计民生的重要支撑，二者紧密结合，从衣食住行上让人们得到全方位的美学释放和享受，让中国餐饮品牌犹如中国文明文化一样为世界各族所公认，扬名内外享誉全球：“中国餐饮文化、服饰艺术历史悠久博采众长，中国餐饮行业前程似锦餐饮品牌扬名立万”！

参考文献：

[1] 季六祥.品牌竞争力战略的全球化定位[J].中国工业经济，2002（10）.

[2]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第8篇：现代文化的意义范文

在文化发展多元化日趋明显的当代社会，民族文化受到空前重视。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空前的冲击，正面临消逝的危机。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飞速消逝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众多，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历史、文化、心理，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使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显得异常的复杂和艰难。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尊重差异，解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形成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一、现代化进程中，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界定

（一）对少数民族现代化的界定

1．现代化概念的界定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前进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对现代化这个概念的界定还存在一定分歧。大多数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与描绘较模糊，尚未呈现一个清晰的认识。每位学者对现代化的含义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不同的解说。

我国现代化理论家罗荣渠教授认为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严英龙研究员认为现代化就是以市场原则为取向，以工业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现代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代替，并引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适应性变革的过程。厉以宁教授认为，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经济、社会、文化、习惯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发生重要变化的过程。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不断的改善，社会运行效率得以不断提高。马崇明认为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而导致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机构的根本变化。①

2．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界定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是指：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与社会发生同质、同向的变迁。 “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化。简单的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不是用别的文化去代替传统文化，不是让少数民族舍弃传统而另就，而是用传统文化的积极力量推动现代化，通过现代化发扬和传承传统文化。

现代化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 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能够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在现代化进程中传承与发展，创造出新的少数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和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和碰撞。

（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界定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文化的总和，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体现在精神文化方面。“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在各民族中不同程度的传承了下来。传统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拢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命在现实生活中的延续”②这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经过了长时间形成，积淀并传承下来。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继承，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从古至今，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都积极的为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出谋划策，各抒己见。当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较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原封不动的保留，侧重于原生态的保护，原汁原味的保留。这些学者认为如果保护措施和手段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原貌，实际上是对文化的变革甚至是异化，就背离了保护的原意。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意义

（一）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是对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本质把握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始终面对着文化差异和社会生活多样的客观现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之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沉淀的产物。只有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性，才能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汉族文化在交流中走向融合，促进文化共同繁荣，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奠定思想文化基础。

（二）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

和谐社会当然包括各民族和谐相处。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和谐相处，是减少社会矛盾，建构和谐社会的前提。而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是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和谐，最终将建设“精神家园”落到实处，共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三）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

“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承，文化的繁荣在于发展，传承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发展，而发展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传承。因此，文化的活力只能在发展中得以展现和延续。相对于变化发展的世界，停滞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活力”③因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结合当代实际的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最终将因为落后于社会发展进程而被遗弃。

（四）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能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的步伐

“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这种社会共同体特有的实质“内核”不仅在历史上为维系民族的认同与团结，生存与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活动，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成为决定许多重大经济活动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因素”[5]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有着浑厚的社会基础，构成了一个社会发展的起点，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并且与社会现实生活相交融。因此，文化之于社会现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五）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地大物博、少数民族众多，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历史，文化、心理，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使得现代化发展呈现出很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显得异常的复杂和艰难。现代化的推进必然引起民族文化的变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它的传承面临着更大的难题。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国家行政的干预，机遇与难题并存，形成诸多急剧复杂的变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驱动着各民族为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而奋斗。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一些民族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信心，导致很多文化都出现了流失加剧的危机。这个危机有可能使少数民族历经数千年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在一段时间后大部分丢失。因此，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联结着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大业，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注释：

① 马崇明.中国现代化进程(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9-10页。

第9篇：现代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中国道德文化；践行；乐教：德性

中图分类号：B82―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006―05

音乐教化(以下简称为乐教)是指通过音乐乐感对人的熏陶，使人之心灵受到震撼，借助音乐节奏与，辅之以传统道德文化德目作为音乐歌词，使人们在欣赏音乐之时感受道德文化的魅力，从而产生践行道德文化的内在冲动，进而实现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立体的教育模式必不可少。在立体的教育模式中，乐教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乐教，目的在于通过乐教推进道德文化在当时社会的践行。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更多关注的是传统正规的道德教育模式，忽视了音乐在道德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忽视了道德教育的现代乐教模式。

乐教促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其逻辑路线如下：乐教可提升人之德性一乐教提升德性在于音乐和心灵的相通一心灵在节奏与中受到震撼并产生践行道德文化的冲动一在音乐中达到和合之境。

一、音乐能净化情感、“医治”德性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社会践行遇到了困难，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忽视了道德文化的乐教熏陶策略，忽视了乐教对人之德性的塑造。古代社会的道德文化教育，既有正规的教育，同时亦有乐教熏陶策略，故此，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践行相对比较成功。事实上，乐教对人之德性的增长不容忽视。现代社会音乐文化发达，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音乐文化只是专注人的感官，忽视了人之德性的增长：更为甚者，某些俗乐甚至对优秀道德文化的践行有着巨大的逆作用。如此，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践行，我们应该反思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路径与方式；其次，我们应该反思乐感教育，回归乐教之传统，从而真正促使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得以践行。

古代哲人非常重视乐教，因为在他们看来，音乐能净化人之情感，“医治”人之德性。古代礼乐文明的出现，亦可归结为历代统治者对乐教的关注与重视：因为通过音乐教化，既能增加人之快乐，净化情感，同时亦能“医治”人之德性，音乐的这一功能在古代即有深刻认识。“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乐教对人之情感的培育与德性增长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是也。具体说来，古代社会乐教的基本价值功用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其一，音乐给人带来快乐之情。“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礼记・乐记》)人通过欣赏音乐，能提升人之快乐，丰富人内心之情；其二，乐教还能“医治”人之德性。事实上，乐教的存在与人的德性的增长紧密相关。“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礼记・乐记》)。道德品质是人内在的本性，而音乐能提升、升华人之德性。可见人之道德品质的提升，必须依靠乐教，因为乐教能使人之道德良知开花结果，乐教能促使人之道德品质提升。

不仅中国古代哲人重视音乐的德教功能，西方哲人对音乐的德教功能亦给予极高的评价。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至关重要，其目的在于改造人性培养美德，培养人有节制地、和谐地爱好美好、有秩序的事物。乐教能熏陶人之道德情感，增加人之快乐；同时通过乐感能调适人之情、调适人之德行，使人择善固执。可见乐教对成就人之德性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的基本价值表现为三：“教育、娱乐和消遣”，亚氏此言，把乐教的教育价值摆在第一位。音乐最基本的价值在于教人为善，敦促并使人回归到道德的至善之境。可见，西方哲人对乐教的功能评价与中国哲人不谋而合。因为音乐在一定程度上能医治人之坏的品性，使人能回归到原始的善的起点。西方学者认为，乐教的方式是对道德主体进行道德教育最好的方式之一。他们认为：“向感官灌输音乐，‘对人类来讲是头等重要的事情；随着而来的是，他们能观察美的外貌和形式，并听到优美的节奏和旋律，因此，他是第一个充满节奏和旋律确立音乐的人’，因为音乐能医治人类坏的品性，使人的心灵恢复到原来质朴的正常状态。亚里斯多德提出了音乐的基本价值，同时他还对为何要学习音乐进行了反思，为什么要学习音乐?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三种答案：“一是像睡眠和饮酒一样，学习音乐只是为了娱乐和休息，可以使我们快乐；二是音乐能培养人的品德，使人养成快乐的习惯：三是音乐能使人享受闲暇，提高智慧。”由此，在古希腊哲人的眼中，乐教即是净化情感和医治德性的代名词。“音乐不宜以单一的用途为目的，而应兼顾多种用途。音乐应以教育和净化情感为目的。”故此，乐教的基本价值在于以道德教化为出发点，以提升人之道德情感为终极目标，这为中国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提供了崭新思路。

古代哲人通过乐教以提升人之德性，正是当代中国人所忽视的。古代社会的小学及乡校六艺中包含着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乐”居于第二位，可见古人对《乐》的重视。乐之存在，因为它本身的价值使然。“这种乐教，在西周社会处于向上发展时期，确实对于改变社会风俗、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各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的联系起了巨大的作用。”乐教的基本价值在于提升人之德性，使人自觉践行道德文化，人人都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并自觉践行道德文化，则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优序良俗。乐教在古代社会受到关注，故此道德文化在古代社会践行比较容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道德文化的践行比现代社会要完善一些。故此，在当代社会，中国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我们必须从古人那里寻求智慧，必须重视道德文化的音乐教化。

二、乐心相感：音乐和心灵的

感通性使乐教成为可能

乐教能抑人之情并提升人之德性，这是因为音乐和人之心灵是相通的，声音一心灵的震撼一灵魂一理性的培育一人之德性的增长，这是音乐缘何能提升人之德性的逻辑路线。

音乐以教育净化情感、医治德性为目标，这是古今中外大家公认的乐教功能。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乐教缘何能净化情感、医治德性，那么这恐怕是地道的哲学问题，因为哲学总是寻求事物背后的原因。乐教具有一大特点，即“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荀子・乐论》)，乐教具有化民成俗之特点，其化民成俗快，且能净化情感和提升人之德性，原因就在于音乐的旋律与人之心灵具有相通之处，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乐心感应”。音乐之声，是人心之动的产物，由此似乎可以感受到音乐由人心生也，即“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礼记・乐记》)是也；另

外，音乐亦可感人心也，使人之心产生强烈的震撼，故此音乐亦可震撼人心。“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是也。故此，音乐与人心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即人心一感生音乐，音乐一感生人心。音乐与人心之间是相通的，所以音乐和人心可以实现双向互动。

音乐可以感生人心，这主要取决于乐感，每种音乐都有一定的旋律，旋律震撼人之心，激荡人之灵魂，“灵魂就是一支旋律，灵魂蕴藏着旋律”，可见，旋律激荡起人的灵魂，人的灵魂深处亦蕴藏着旋律。人的灵魂受到音乐的熏陶而产生强烈的震撼，并且能在震撼中陶冶人之德性。因为“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人之心与乐相感，乐与人之伦常相通。音乐生于人之心，这种音乐能震撼人之灵魂，人的灵魂在受到音乐的震撼后，能够得到净化，回归到“良知”状态，回归到伦理纲常之正常轨道，从而实现了乐教增强人之德性的作用，‘‘君子日：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太平御览・乐部》)音乐和人的心灵相通，音乐可以治心，心正则身正，身正则社会风气正，社会风气正则表明道德文化得到了践行。

乐教缘何与人之德性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哲人已详细阐释；同样，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对该问题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他在《普勒泰戈拉篇》中指出：“也许音乐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心灵在音乐中学会了和谐与韵律，甚至学会倾向于公正；因为‘气质和谐的人岂能不公正’。”柏拉图认为乐教能使人之心灵变得和谐，心灵和谐后，就会拥有公正之美德。由此，要想实现道德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践行，就必须重视音乐的基本价值，重视人之道德建设主体之灵魂。音乐与人的灵魂的关系，就是人的灵魂与人的理性的关系，就是乐教与人的德性的基本关系，音乐使人的灵魂受到震撼，灵魂受到震撼后，导致人的理性张扬，理性在张扬的过程中，使人之德性得以增长。因为音乐能“切中人心，对青少年的情操与性格都有影响。音乐本身是一种自由和高贵的文雅学科。它能使人愉快舒畅悠闲安逸，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使理性得到发展”。故此，通过系列逻辑推理可知音乐和德行增长的逻辑路线为。音乐一灵魂一人之理性的增长一人之德性的增长一身心之和。故此，乐感对人之道德文化的提升，对人自觉践行道德文化至关重要。

乐教能提升人之性情，矫正人之坏的德性，并最终促使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要想实现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在现代社会的践行，不能离开乐教的支撑作用。乐教能提升人之德性，促使道德主体对传统道德文化形成道德信仰。“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都重要，因为音乐教育的节奏和曲调有强烈的力量浸入人心灵的深处，如果教育方式适当，音乐能滋润人的心灵，美化人的心灵；如果没有这种合适的教育，心灵就会因此而变丑。旋律和曲调的和谐、庄严和优美能使卫国者精神和谐、举止有理、仪态优美。故此，乐教对人之道德情感的提升至关重要，通过音乐的熏陶，使人的灵魂受到震撼，促使人形成真善美的完美人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坚定的道德信仰，在道德信仰的支撑下，自觉践行道德文化。

三、在旋律与享受中

践行传统道德文化

乐教可增进情感、矫正人之德性，乐教的这种功能并不是在枯燥无味的说教中实现的，而是寓教于乐，在旋律与享受中使道德主体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从而自觉践行传统道德文化。

就人的本性而言，人都是趋乐避苦的。如若能使道德主体在快乐的享受中践行道德文化，这当然是最佳践行策略了。音乐能给人带来快乐，通过音乐的节奏和，能使道德主体自觉的践行道德文化。亚里斯多德认为，“音乐的教导很适合少年的本性，青少年由于年龄关系极不情愿忍耐那些缺少快乐的事物，而音乐在本质上就是令人快乐的事物。”不单单是青少年对那些缺乏快乐的事情不感兴趣，事实上，这是所有人的本性，任何人都乐意在快乐中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而音乐正好符合人寻求快意之需求。由此，道德文化的践行与音乐之感受密不可分。“既然音乐带来快乐的享受，而德性在于快乐和爱憎的分明，那么必须阐明的是，没有比培养正确的判断能力、学习在良好的情操和高尚的行为之中求取快乐更紧要的事情了。”这种快乐即欣赏音乐。先哲亚氏此言，深刻揭示了音乐在轻松和快乐中促使道德主体践行道德文化的价值。

音乐的节奏能唤醒人内心深处的灵魂，在快乐的欣赏音乐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形成完美的道德人格。“亚里斯多德很重视美育在人的和谐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尤其强调音乐对人的理性的培养和发展的巨大作用。他认为，让儿童上音乐课，既是教育，可以净化他们的心灵，又是娱乐，还可以使他们的理智得到享受，同时音乐影响情操，其效果将及于性格。亚里斯多德关于乐教的基本功能应该从四个层面体现出来：其一，音乐可以培养和发展人的理性，催生人对道德文化的认知与践行，这是音乐首要的价值。其二，音乐能净化人之心灵；其三，音乐能使人得到快乐；其四，音乐能影响人之情操。音乐的这四种基本功能，终归促成人形成完美的道德理性，为人达到道德的理想境界指明了方向，最终促使人们践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理性即是对道德文化知识的把握，透过理性，使人能够把握道德文化。诚如亚里斯多德所言：“人们通过三种途径成为善良贤明之人。这三种途径是本性、习惯和理性。”由此，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音乐熏陶必不可少的，音乐能使人产生内在，从而使道德主体在欣赏音乐、得到快乐之时化民成俗，终归促使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乐教和人之心灵的互通使乐教成为可能。音乐能否促使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践行，在很大层面上取决于音乐节奏与旋律对人之灵魂的触动，音乐对人之道德情感的激励作用。亚里斯多德指出：“旋律自身就是对性情的模仿，这一点十分明显，各种曲调本性迥异，人们在欣赏每一支乐曲时的心情也就迥然不同。”鉴于人在欣赏音乐之时的心情迥异，由此造成人的内心世界或喜或悲，此时，灵魂就会在这种或喜或悲的状态中不断地受到善恶之染，并由此而形成道德情感、产生道德信仰。亚里斯多德日：“如果对象令人愉悦或令人痛苦，灵魂就会追求它或否定它，感到快乐或痛苦就会按照相应于善或恶或注入此类的东西的感性媒介而行动。”故此，音乐的目的应该是让人快乐，惟其如此，才能使音乐提升人的道德情感，“医治”人之德性。反之，则音乐不能起到医治人之德性的目的。因为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模仿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所有与此相反的性情，还有其他一些性情，其效果十分明显，灵魂在倾听之际往往是激情起伏。在仿照的形象面前感到痛苦或快乐与亲临其境面对真实事物的感受几乎相同”。音乐给人的快乐与善等德性相应，而音乐给人带来的痛苦是与恶相关联的。故此，音乐如若能提升人之道德品质，必然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音乐、令人振奋的音乐。乐教的基本价值在于激发人之灵魂，拨弄灵魂当中那

根快乐之弦，使人之激情尽情进发，产生，形成善之理念，进而形成道德践行的内驱力。在这种快乐的情境之中，音乐对人之道德境界的提升才能真正起到作用。亚里斯多德认为：“关于曲调和节奏，我们还须考察，是所有的曲调和节奏都适用于教育还是应当有所区分。”并不是所有的音乐都能对人起到教育的作用，只有优美的曲调和旋律才能使人感受到快乐，使人的心灵受到震撼，才能提升人的道德，使人受到感染，产生践行道德文化的冲动。只有使人快乐的音乐，才能使“他们如疯如狂，不能自制，仿佛得到了医治和净化”。

无可否认，音乐能给人带来快乐，使人在欣赏音乐中提升人之道德境界。那么通过乐教提升人之道德境界宜在何时开始呢?笔者认为儿童时期为最佳，因为儿童的大脑好比是一张“白板”，只要你在上面写什么，那么在白板上的东西一定是清晰可见。“假如某一曲调井然有序且富教育作用，就宜于在儿童时期的教育中采用。”儿童之时，头脑没有写入任何东西，通过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使儿童从幼年开始就接受音乐的熏陶，这是人们道德水准得以提升的关键一步，因为少儿是形成道德观念、道德信仰的关键时刻。通过乐教，使人们的道德水准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得以提升，而不是一蹴而就，因为“习惯或性格的养成，如同疾病的发生，是渐渐的，一步一步的，是不可知觉的”。由此，在儿童时期实施乐教，能使幼儿之道德水准逐步得以升华，将传统的道德文化逐渐内化为人们道德品质的一部分，如此，道德践行才能得以落到实处。

音乐必须以增强人之快乐为目标，如此才能提升人之德性并促使道德主体的践行，乐教必须有着真正的德育方向，并培养人之德性，使人能在乐教的熏陶之下，逐渐形成道德情感，产生道德信仰，从而能真正践行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这是我们重视乐教的初衷。

四、乐教的终极价值

乐教能调人之情，和人之性。通过乐教，能够顺利实现人之道德水准的提高。人之道德水准的提高，有利于人之内心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由此，乐的终极价值在和。“乐言是其和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通过乐之旋律与节奏，不断拨动人之内心世界的那根弦，从而产生，使人之心灵得以净化、情感得以抒发、德性得以医治。由此，乐之和可分为：内心之和，人情之和，人性之和。乐之和始于人心之和，究其原因在于古人认为“心之官则思”，乐动而人心随之而和，乐管乎人心。由人心之和，则能实现人情之和，乐之终极价值得以凸显。“乐也者，和之而不可复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乐能治人之心，复人之情，矫人之德以实现人之内心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故此，乐的终极价值在于实现其和。“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荀子・乐论》)，此乃和之价值的凸显。由此，乐教对人之德性的增长，主要从人之内心世界的调适开始而逐渐向外开显；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则能直接导致人之德性的增长。可见，德性与知乐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知德性则为君子，是君子则知乐。“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礼记・乐记)，可见知乐与人之德性是紧密相联的。君子与知乐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知乐之人，可以成就为有德之人；有德之人，亦可熏习而成为懂乐之人。君子之德，可通过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因为“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是正焉，进退得齐焉”(礼记・乐记)。因乐则能表现出人之德性，也即因乐能迅速厘清人之德性，人之德性与乐感的获得是同一的。通过乐教，可以管窥人之行为端庄与否，人之意志焕发与否，人之音容笑貌端正与否。雅乐能提升人之精神面目，提升道德理性，雅乐能促使人之德性的增长。荀子曰：“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荀子.乐论》)由此，通过音乐，人之心性情、精气神均能以一种更适度的方式予以调适，从而使人之行为合乎君子德性。由此，乐教的作用可谓大矣。乐教不仅仅能提升单个人的道德品质，同时亦能提升群体的道德品质，以乐教为中心，推己及人，诸多人均能享受这种乐教思想，则能够达到易风移俗的效果，如此则天下咸宁。故此，乐教的主要价值凸显为对人之道德理性的提升，成就个人之美德。这即是我们所说的“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是也。乐教的最高境界就在于移风易俗，天下咸宁，天下和合，此乃乐教价值的最高体现。人成其为人，礼乐是其最为基本的价值理性工具。因为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人之所以为人，关键在于以礼立身，因乐而成就人之德性。

实现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在现代的践行，离不开乐教，因为音乐可增进人之德性，在德性的光环之下，我们可以感受到乐教之情感渲染。乐教能增长人之德性，提升人之道德理性。从而使人们不断将道德理性内化为道德品质，形成道德信仰。这是由外而内的过程，也即由乐教情感增进人之道德品质，培养人之道德情感。当然，道德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践，实现社会的优序良俗。由此，在此基础之上，内化的道德品质需要外化，这即是道德践行。乐教促进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的逻辑关系是由外而内，然后再由内而外的过程。即外一内一外。外一内表现为将外在的音乐中潜在的乐感与旋律内化为人们的道德品质：内一外则表现为业已内化的道德品质指导人之行为，外化为人们的道德践行，成为人们行为的道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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