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统体育精选(九篇)

第1篇：乡村传统体育范文

关键词：民族民间体育赛事 乡村社会秩序 价值 路径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2-0060-03

乡村社会是整个社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社会是否安定、有序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都有重大的影响。所以历来政府都十分重视对于乡村社会的管理。在管理的实践中产生了很多管理乡村社会的制度体系。但是不同的秩序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能够给乡村社会带来安定、繁荣，有的却使得乡村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不仅是体育事业建设的内容，更是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事关乡村社会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权利。它负载着乡村社会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乡村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拢聚着乡村社会自我认同的凝聚力。

1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是指如那达慕、赛马会、龙舟赛等具有赛会特征，并在一定的规则和制度的引导下，规范进行的赛事活动。可能这种规则更多的是民族文化特征的反映，更多的是体现在仪式规则、图腾与禁忌以及各种习惯法中Ⅲ。从民间体育属性来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是针对官方或主流体育赛事来讲的，整体来说，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就是区分于现代主流体育赛事的、乡村社会土生土长、体现自在自为生存理念的体育赛事。从民俗学上来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具有鲜明的内外部特征。内部特征表现为周期性、集体性、民族性；外部特征表现为地域性、传承性、变异性、仪式性以及娱乐性。

2 乡村社会秩序

2.1 乡村社会秩序的界定

乡村社会秩序是指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国家政权能否控制住，同时治理好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能否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政权，通俗地说就是乡村社会是否安定有序。从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单单靠国家强制实施的制度是不行的。因为乡村社会本身也是一个有地方权威的社会。这个地方的权威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主要形式还是广大村民的意志。这种意志本身也是一种力量，它是乡村社会地方权威的重要来源。所以，国家权威和地方权威的有效结合是保持乡村社会有序发展的前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考虑的。

2.2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

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关注较多的是乡村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比如权力、市场、土地、理性、利益等等，这显然是一种西方化了的思维模式。其实，要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性质，不应以单纯的“经济”或“政治”来衡量，而必须以乡村“社会关系”为核心。这并非说经济政治因素不重要，而是作为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关系”在其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一个历史越悠久的民族，在理解她时就越应该注重其社会文化传统，毕竟能够承载几千年历史的绵延的必定是积淀已久的传统，传统由于其惯性，会长久地影响该民族的发展。而中国传统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它所主张的性善论、教化论、贤人政治、伦理中心主义等实际上就是围绕“协调社会关系”提出的。

3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在乡村社会秩序建设中的价值

3.1 丰富乡村社会文化生活，促进新乡村文化建设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使民族民间的优秀体育文化得以保存、丰富和发展。这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搏克比赛期间，常常出现一些年龄长者向年轻人传授技术经验，不同年龄的参赛选手，个个有模有样，他们也略懂摔跤技巧，这也是对青少年儿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大课堂。因此对于蒙古族的各乡村社会年轻一代人来说，更是学习和加强蒙古族文化传统教育的大课堂，参加这样的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活动，能够增强对乡村社会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认同。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属于一种文化形态，以其浓郁的生产气息，鲜明的生活风格和生动的身体语言，充分地反映出乡村社会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作为农耕文化的产物，它以传统、习惯、风俗、经验、常识，等等，周期性、自发地调节和支配着日常生活的运行，构成了日常生活的自在图式。它是以民族节日，民风民俗，，舞蹈艺术，神话传说等民族文化与体育竞赛有机结合为依托，体现了仪式和秩序，图腾和禁忌，符号和象征等文化内涵统一，能够满足人们“求新、求健、求乐、求险、求变”的基本心理需求，更容易成为“吸引眼球，愉快身心”的文化首选。这种现实状态不是通过正式的社会组织进行，而是通过乡村社会自发自在的群体行为进行的。每个乡村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对外体现了乡村社会的风貌，影响着其他乡村社会对它的印象。在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比赛期间，各地大多要举行一些仪式活动，这自然而然是一种乡村社会文化对比的渲染与强化。

3.2 提高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而存在。作为一种文化，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具有集人心，集合力量甚至解决矛盾纠纷的独特社会价值。如在先前乡村社会中的村与村、寨与寨之间产生的矛盾他们会用体育赛事的方式来解决。这无形之中形成了乡村安定，村与村，人与人之间友爱相处的和谐社会关系。现在由于全球化和现代化对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各民族文化的差异略显甚微，而只有到了传统节日，多是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举办的日子，也是人们休息、娱乐、庆典、祭祀等活动的日子，各民族文化差异才能显山露水，传统节日里各族人们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开展自己乡村社会的特色体育活动，通过体育活动更是将人们凝聚起来，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达到民族文化的认同。另外，在这些节日里通过体育活动使不同阶层的人们达到了交往与交流的作用，整个乡村社会成员进行了互动，不仅使参加体育活动的人达到了自娱的目的，而且乡村社会人员之间进行了感情上的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谐和。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往往在草原上举行，人们从四面八方骑着自己的马匹、赶着勒勒车走到那达慕大会会场，在夕阳斜照下，蒙古包、勒勒车、牧马、牧马人、草原构成了一片自然风光，这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比赛期间各种赛手之间、赛手和观众之间、观众之间构成了人与人的和谐，这不正体现了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吗？如端午节各地群众自发组织龙舟队共有上百条龙舟，在汨罗江上进行龙舟竞渡，村民都在江边观看龙舟竞渡，并为各自的龙舟队呐喊助威。湖南汨罗市龙舟艺人杨治华先生题写的一首诗，“汨罗遗俗世代传，村村寨寨赛龙船。男儿下河挥桨楫，女人岸上喊争先。”更是反映了端午节龙舟竞渡将男女老少各种人群凝聚起来，这些都说明了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对提高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乡村凝聚力的作用。

3.3 学习社会规范，进行道德教育，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动态平衡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本质属性是它的民俗性，有规则约束的竞技性。民俗对社会群体中每一个成员的行为方式都具有的约束作用，这种约束是自觉不自觉地、人们很难意识到的一种“软控”，但却是一种最有力的深层控制。再加上体育比赛的规则性对参与者的约束，因此，通过民俗民间体育竞赛对人们进行社会规范教育的效果，比其他途径更显著。如在蒙古族搏克比赛中，没有任何限制，人人都可参加，不分民族和体重，而且是一跤定胜负，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体现了“人人参与，公平竞赛”的精神。搏克运动中投射出的这些精神，不正是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吗？龙舟竞渡属于集体性项目，要求各个划手动作一致，同时要求鼓手、舵手、划手也要配合一致，体现了全员团结一致，只有大家齐手共进，才能取得胜利，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团结一致，共创美好未来的愿望。

3.4 开发乡村社会旅游资源，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社会经济发展了，社会幸福指数提高了，乡村社会自然就和谐了。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具有群众性，把很多人会聚在一起，甚至别的区域和其他国家的人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周期性的临时市场，往往形成了“体育文化搭抬，经贸旅游唱戏”。一些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节日，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既是一个农牧业生产经济贸易交流大会，也是一个体育文化娱乐大会。如端午节期间湖南省岳阳市政府承办的“全国龙舟月启动仪式暨中国岳阳汨罗江龙舟节――中国岳阳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当地政府利用龙舟节大肆宣传当地，广告宣传标语多与促进经济发展有关，如“共享龙舟盛会，齐促汨罗发展”、“弘扬龙舟精神，努力实现汨罗新一轮赶超发展”、“借助龙舟，扩大开发，振兴汨罗”、“弘扬龙舟文化，扩大招商引资；龙舟故乡，欢迎您”等等；因此，一些地方政府把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作为开发当地旅游和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品牌来运作。

4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在乡村社会秩序建设中的路径选择

4.1 地域文化庆典与规范重塑保护路径

社会规范的缺失是导致乡村社会失序的重要原因，因此重塑有效合理的社会规范就成为重建乡村秩序的关键。而规范是否有效合理则取决于乡村居民的认同度，公认的最好的制度规范不一定适用于乡村。如何让乡村居民接受认可符合乡村未来发展需要的新规范呢？这就需要首先借助传统的力量，用乡民喜闻乐见的传统习俗及仪式，唤回乡民们久违了的集体认同感。当下，乡村社会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宗教意识、社会信仰和文化传统依旧，这是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从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形成历史来看，我国许多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项目都是在节庆中开展的，这些活动受时间限制明显，但它的历史传承性及在空间上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活力与生命力，不但能使当地民俗风情能持续沿袭下来，而且还能对民众起到自觉规范的效果，找回丢失的优良传统，找回丢失的美好社会记忆，培养乡民的集体认同感，才能为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打好基础，以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为载体，倡导和建立现代规范意识，涤荡掉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落后的东西，渐渐树立起与现代公民意识相符合的规范，确立起与时代相符的新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良好的构建。

4.2 国家主导与集体推进相结合的路径促进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发展

良好的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不只是乡村自身的事情，乡村社会的发展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未来命运。长久以来，政府和学界的确都在关注乡村社会的发展，但这种关注不应停留在表面问题上，而应强调倚重乡村自身的力量或市场的力量解决乡村社会自身的问题。但乡村自身以及市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应该成为全社会的事业。因此构建和谐乡村社会需要国家、乡村和乡民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全社会各界包括知识分子、媒体、普通大众的共同参与。以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为载体，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介人，鼓励、支持乡村社会群众开展传统节庆活动，通过节庆日，开展一些传统的由官方举办的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活动，或政府主导、社会赞助的非官方举办的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活动得以强化，得以壮大。另外，许多民族民间体育赛事项目已纳入到了不同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当中，故借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申报之机，组织各种力量对民族民间体育赛事进行推广，宣传，以便使其做实、做强、做大，更好地为乡村社会建设服务。同时，要组织力量做好乡村社会本地的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开发、运用研究工作，包括对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民间组织者和发起者的正确引导和参与者的鼓励。

4.3 理性借鉴之路径

建立在民族符号，地域特色基础上的文化品牌更具有亲和力和震撼力，西班牙斗牛，环法自行车，日本相扑，韩国跆拳道等早已成为享誉全球的文化品牌。这些传统赛事也为当地的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秩序建设发挥这重要作用。我们以自己的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为载体建构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必须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比如发挥第三部门、民间组织的力量，培育乡民的志愿精神，等等。据我国国情，我们除武术赛事外，在众多的民族民间体育赛事中还没有其他的项目做大、做强。借鉴国内乡村社会秩序建设的经验时，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应特别注意与本土化、乡土化结合，毕竟乡村社会在地域、民族、国情等诸多方面有别，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国家还是乡民本身，在借鉴外国乡村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构建自己乡村社会新秩序时，不能盲目照搬，一切要以自己乡村为中心，不能妄想着把乡村建成其他的复制品。

第2篇：乡村传统体育范文

2020年积极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心得体会理论文章课题论文

乡风文明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x特色文明乡风是我省农村精神风貌的总体体现，是x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要通过加大乡村文化保护力度、加强优秀文化宣传、增加乡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等，积极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x特色文明乡风是我省农村精神风貌的总体体现，凝聚着x大地的乡土之美、人文之美，是x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我省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的重要价值

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可以为农村“生态宜居”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文明乡风与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是互促共进的孪生体。农村的生态宜居既需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乡风文明蕴含着尊老爱幼、守望相助、勤劳朴实、诚实守信、邻里和睦等优秀传统，是乡村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保障，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强大动力。

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可以为农村“治理有效”创造有利条件。乡风文明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且积极的引领作用，乡村治理的全过程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全景式呈现。如村民通过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实现邻里互助、尊老爱幼、孝敬父母，不仅彰显了乡风文明，还为农村“治理有效”提供有力支撑。

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可以为农民“生活富裕”提供更加丰富的内涵。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能够赋予农产品更多的文化价值，从而有效提升农产品文化品牌效应，提高农业和农产品品质及附加值，实现文化禀赋和生态资源的深度有机融合，有效促进农民增收。x特色文明乡风的培育还会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转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达到“既富口袋，又富脑袋”的效果。

培育x特色文明乡风的路径选择

加大乡村文化保护力度。一是开展x乡村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明确牵头单位，并会同专家学者、民间艺人等对全省乡村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和现状进行登记造册。二是立足全省，制定保护和传承规划，研究制定分类保护、分级管理方案和相关政策，同时对各职能部门的权责进行相应划定，构建高效的联动机制。三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文化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宣传教育、资金支持、荣誉奖励、建立乡村博物馆等形式，让村民认识到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一项“惠及当代，造福子孙”的工作，增强人们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保护意识。

加强x优秀文化宣传。一是在农村地区大力弘扬主旋律，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深入挖掘x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引导农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二是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利用各种新媒体工具，把乡风文明宣传融入农民生活。积极组织开展体现x特色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形成鲜明的舆论导向。三是发挥先进典型示范激励作用。引导农民群众对标先进，反思错误或落后的思想观念，形成学先进、赶先进、做先进的浓厚氛围。

用优良党风政风引领乡风文明。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培育文明乡风，优良的党风政风是关键所在。要以基层微权力腐败治理为抓手，通过制定微权力清单、规范村务运行流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培育多元监督体系等举措，实现正党风赢民心树新风的效果。充分发挥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鼓励和监督党员干部带头践行村规民约，以良好作风带动乡风文明建设。

第3篇：乡村传统体育范文

【关键词】乡村；节庆体育；人性化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estive Sports Activities on the Building of Sports Culture in Rural Areas in Henan Province

ZHAO Jun1, ZHANG Xiang-yang2

(1.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Henan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Xing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Xingyang 464000, Henan)

【Abstract】Rural festive sports activitie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pare time of rural residents.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social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estive sports in rural areas in Henan Province, and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 concerning such activities, thus enhancing the humanization study of rural festive sports activities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in Henan Province.

【Keywords】rural areas; festive sports; sports culture; humanization

河南省是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全省9768万人口，其中7109万是农业人口。河南省乡村的节庆体育活动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民俗的、农村原生态的体育。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是民间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节庆体育活动以其独特的民俗性、历史性、群众性、娱乐性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在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中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并且对于贫乏的农村体育资源，也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是当前我省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节庆体育活动还以其独特的亲和力、竞争性、公平性、健身性、刺激性，在活跃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倡导科学生活方式，树立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以及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河南省农村体育可持续发展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1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河南省郑州的东开发区、二七区、上街区、中原区、荥阳、中牟、金水区；许昌的鄢陵；商丘的睢阳、睢县、永城、虞城；焦作的武陟、孟县；新乡的封丘；平顶山的鲁山；三门峡的卢氏；洛阳的孟津；信阳的商城、潢川、新县；周口的扶沟、沈丘、川汇区；南阳的南召、社旗、宛城区；濮阳的台前、南乐；开封的通许、尉氏；安阳的汤阴、滑县及漯河、鹤壁、驻马店等市的50乡（村）为样本，随机抽取500名农民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在图书馆、省市体育部门、教育部门和农业部门收集、查阅和研究了大量有关农村体育活动开展现状、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现状、河南省统计年鉴以及河南省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文献资料，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2.2问卷调查法

问卷分为两部分：一是针对农民的《河南省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开展现状》调查问卷。调查前先对信阳师范学院体育系2008级学生进行培训，于2009年8月―9月在选定的50个乡（村）随机进行入户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65份，其中有效问卷426份，有效率91.6%。经检验和专家鉴定，信度和效度符合本课题研究要求。

二是针对各乡（村）主管体育工作领导的《河南省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开展及运作模式》问卷，于2009年8月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50份，全部收回。

1.2.3访谈调查法

课题组成员深入个别乡（村）、农村中学、农村社区找人座谈，实地了解情况。

1.2.4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资料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论证。

2多维角度看河南省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开展现状

节庆是为了特定的主题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传统的节庆活动一般是与特定日期、特定仪式相联系的群众性活动，通常随着年季变化而周期性地举行。乡村节庆体育活动主要是在传统的节庆期间掺入了各种形式的、集中举行的各种体育活动。河南省的乡村节庆日和全国一样，主要包括元旦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以及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等。在这些节日举行的体育活动都可以称为乡村节庆体育活动。

2.1节庆体育活跃，健身观念滞后

调查显示：元旦节的击鼓、长跑、拔河；春节的秧歌、舞龙、舞狮；元宵节的抖空竹、腰鼓、跳百索；清明节的放风筝、踏青郊游、登山；三月三的庙会、竹马舞、旱船；端午节的赛龙舟；重阳节的登高；“三八节”、“五一节”、“六一节”、“国庆节”举行的象棋、健身操比赛、各种球类比赛以及其他体育活动，在问卷中出现的频率都较高。

河南省农村地域广阔，人口居住分散，交往范围过小。静态和封闭的生活方式以及小农经济的脆弱，形成了一种封闭意识和内向心态，形成了安贫乐道、求稳怕变的保守心理，这些限制，约束了农民自身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同时，农业生产的特点导致了农民的封闭与保守，不利于农民体育意识的形成。〔1〕调查显示，河南省农民劳动时间分布得极不平衡，带来了农民没时间参与体育活动的占47.48%；没兴趣占38.24%（多项选择），从而形成不了健身的氛围；农村居民居住的分散性使得农村体育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和利用，也满足不了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2.2节庆内容丰富，经费来源较差

近年来，河南省各级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在节庆活动期间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以身体活动为主的文化节、特色旅游、体育比赛、文艺汇演等。从活动内容上看，既有民族民间的优秀项目，也有传统的体育项目；从参与群体上看，由于这些活动群众基础好，满足了群众对活动的需求，所以群众参与热情高。这些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不仅张扬出农村体育文化的特色，也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体育文化的建设。

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生命力就在于常年、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只有开展体育活动，才能提高广大农民对体育的认识和价值，提高农民的健身意识和健康水平。〔2〕调查显示：我省农村节庆体育活动的经费来源，由政府拨付的占45.6%；民间集资的占56.1%；企事业单位赞助的占17.5%；个人负担的占14.0%（多项选择）。这表明农村节庆体育活动政府投入较少，经费来源基本得不到保障。

2.3文化氛围浓厚，参与热情欠缺

调查显示：河南省农村居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各具特色的节庆文化。这些节庆文化中有许多与体育相近似、具有健身娱乐价值的身体活动，如：划旱船、跳绳、拔河、荡秋千、放风筝、踢毽子、踩高跷、背妆、梅花桩等民间节庆文化艺术，同时又吸收借鉴了现代体育项目，如：篮球、台球、门球、健身操等。这些体育项目大多因地制宜、取材经济、对场地设施要求不高，所需经费较少，符合当前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是河南省当前农村体育在设施建设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进行现代体育文化建设的一种有效补充。

调查还显示：认为农村节庆体育活动可以有效提升群众对体育参与热情的占24.5%；认为较好的占28.0%；认为一般的占43.8%；认为没效果的占0.035%。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财富短缺，教育落后，很多农民仅能达到温饱生活，于是便安于现状，而体育永远是人们衣食无忧后的第二选择，贫困导致了农民的体育消费和健身欲望低下。

2.4余暇时间增多，体育活动落后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脚步加快，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我省农民的余暇时间日益增多。农村的传统文化也赋予了农民淳朴、厚道、诚实和守信的优秀品质，赋予了农民勤劳、善良、节俭和豁达的传统美德。〔3〕农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农民接受条件简陋同时又符合农民健身习俗的众多体育项目，有助于调动农民自己动手，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农村自身的人力、物力，独立自主、勤俭节约地开展农村节庆体育活动。

调查显示：“与家人、朋友、同事一起锻炼”的占56.14%，是农民参与锻炼的主要组织形式；农村存在的“劳动就是身体锻炼”的占87.3%；“无病即健康”的占75.4%（多项选择）的愚昧观念与城市居民的“花钱买健康”、“多去锻炼，少去医院”的健康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河南省农村居民落后的思维方式，不利于广大农民自主参与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不利于自发的农村体育组织的形成。

3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在河南省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效益

3.1提升体育位次，增强农民凝聚力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指出：“到2010年，经过努力，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使体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人数，国民体质与健康水平等主要指标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具有经济性、时间性、参与性和趣味性等特点，同时具有全民性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许多活动项目不受年龄、性别和体质的限制，农村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和爱好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活动项目参与锻炼。节庆体育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富于生活情趣，自娱性、观赏性、审美性较强，是广大农村居民喜闻乐见和乐于参与的体育文化建设形式之一。〔4〕只要河南省的体育工作管理者加以利用和重视，很容易在农村中开展和普及。节日是农民休闲的最佳时间，节日聚会和节日活动为农村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了理由和集中展演的机会。节庆体育活动的竞技性和表演性特点，能够吸引众多的群众参与观赏，特别是集体性项目竞赛，更能培养参赛者和参观者的集体荣誉感，增强农村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以节庆体育活动带动平常体育活动的开展，让农民从体验体育活动到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从娱乐身心为主到娱乐身心与强身健体开始，真正让乡村节庆体育活动成为河南省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突破口。

3.2营造文化氛围，普及健身知识

河南省农村体育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农村体育健身氛围的形成，农村体育健身氛围的形成关键在于健身知识的宣传普及和相关政策的落实。1995年，国务院下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也为进一步深化落实全民健身计划提供了政策的支持与保障，为我省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现实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农村体育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5〕节庆体育活动和农民能够经常接触到的体育形式和内容，可以多渠道、多方面、多角度地宣传体育锻炼的价值和体育政策，宣传农村体育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和意义，是农村普及健身知识和落实体育政策的重要桥梁。

3.3改善干群关系，广辟健身渠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社会和谐的时代要求，是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途径，是引导亿万农民走向富裕的正确决策。调查显示：认为通过政府组织节庆体育活动可以有效提升群众对基层政府信任度的占36.8%；认为较好的占28%。如果基层政府重视在节庆期间因势利导地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必然会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且通过组织节庆体育活动提高政府官员对体育的认识，增加政府对体育文化建设的投入，使农民充分感受到政府能为群众办实事，能带领群众在物质、精神方面走致富路，从而增强政府与群众的沟通与交流，改善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作为农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可以通过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建立农村各种体育组织；可以广辟河南省农村健身渠道，形成农民健身长效机制；可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推进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合力。

3.4传承农村文化，丰富余暇生活

现阶段，河南省农村在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很多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娱乐项目有被边缘化的倾向。民间、民俗体育活动一般都是人们祈求平安和歌颂丰收的信仰行为，具有强烈的节庆色彩，同时又适应当代农民文化的心理、审美情趣的积极特征。〔6〕调查显示：认为开展乡村节庆体育活动非常必要的占43.8%；认为应该开展的占54.3%，充分说明乡村节庆体育活动为民俗娱乐活动构筑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在传承乡村文化和传统项目方面具有很好的表现力。近年来，伴随着河南省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生活的城市化，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各种传染病也开始在乡村蔓延，科学的体育锻炼才是预防这些疾病的重要手段。开展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可以使广大村民有了接触体育的机会，乡村节庆体育活动所具有的特点也更容易使农民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再加上体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先进体育文化的传播，使广大村民从慢慢适应有了体育的生活，逐步过渡到积极参与除节庆体育活动外的其他有益的生活。通过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有效开展，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农村的体育文化建设起到良好的导向和指引作用。

3.5整合体育资源，加快农村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的体育观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前十年，河南省农民对“休闲体育”、“花钱买健康”、“农民健身”等词汇还很陌生，但近十年来，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时间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关注和涉足体育健身。但是就总体而言，我省农民的体育健身意识还不强，再加上农村的体育锻炼场所少，设施单调，农民中缺乏体育锻炼的氛围。而乡村节庆体育活动是河南省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乡村节庆体育活动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伦理精神，备受村民的喜爱，又迎合了现代社会人们的人文追求和健身需要，是一种始终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体育文化。〔7〕同时节庆体育活动对农村体育文化建设而言，还具有许多可开发利用的价值：首先，节庆体育活动与现代体育结合，可以充分发挥节庆体育的多重功能，为农村体育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全面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促进农村进步及体育现代化；其次，开展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可以活跃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引领社会风气，提升农村文化和农民素质，推动农村群众文化发展，加快农村体育文化建设步伐；第三，节庆体育还具有多方面重要的资源，其中蕴藏着很大的潜在优势，充分利用节庆活动、节庆体育活动可以有效地带动旅游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第四，节庆体育活动对农村具有特殊的教育、凝聚、整合优化作用，可以促进农村的生产发展、乡风文明，社会进步。

4结束语

河南省农村绵延千百年积累起来的传统节庆文化，对农民体育活动内容的产生和发展，对农民健身观念的形成，对农民健身方式的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影响。〔8〕河南省农村体育文化建设应当充分重视乡村节庆活动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在乡村节庆体育活动中，不断更新观念、创新思维、改变习俗，并加强基层政府的因势利导，加大对节庆体育活动的投入，真正把乡村节庆体育活动变成引导河南省农村体育发展，促进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参考文献

〔1〕 曹风云，江力方.农村社会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方世南，范俊玉.先进文化与小康社会〔M〕.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3〕袁银传.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浅析〔J〕.探索与思考，2005，6.

〔4〕虞重干，李志清.加强农村体育文化研究的历史契机与现实需要〔J〕.体育科学，2005，5.

〔5〕田祖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节日文化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2，3.

〔6〕胡科.儒学对当前农民体育发展的影响〔J〕.体育学刊，2006，1.

第4篇：乡村传统体育范文

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而回乡的乡贤，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乡贤是凝聚中国海内外人士纽带。乡贤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

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现在，涌现出一批批在当代乡村一些曾为官在外而告老还乡，或在外为教而返归乡里，或长期扎根乡间而以自己的知识才能服务乡间的一些有爱乡情怀的人。这些人不仅具有传统乡贤的一般特征，如乡土情怀、道德品行、伦理情操等，还有现代的知识、技能和新的文化视野，既可以起到道德指引的作用，同时还可以起到新文化、新观念、新思想、新技能传播者的作用;不仅可以协调和化解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可以引导舆论、明辨是非、凝聚人心、端正风气。这些既具有传统乡贤特征，又有现在知识技能拥有新观念，新思想的人，又愿意回到乡村，服务乡村，为乡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的人被定义为“新乡贤”。

“新乡贤”这一概念是在第十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丰顺定义的。新乡贤是心系乡土、有公益心的社会贤达，一般包括乡籍的经济能人、社会名流和文化名人，财富、权力、声望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公益性是其精神内心。相较于普通群众，这一群体主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新乡贤”能够掌握或利用更丰富的资源，在传承乡村文化、资助乡村教育、带领脱贫致富、调解矛盾纠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新乡贤”区别于传统的“宗族家长”，具有民主作风，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协商，与村民共同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三是“新乡贤”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声望，能够赢得村民的广泛认同，是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

一、新乡贤培育

（一）积极探索四海求贤，把新乡贤“聚起来”。在寻找挖掘身边生活在乡村的贤达人士、文人学者、企业家、服务群众的优秀基层乡村干部、留在农村的各种“能人”以及坚守正道的道德模范基础上，积极联系在外地的贤能人士，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成功人士，把从乡村走出的各界精英再次请回农村，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技能技艺反哺桑梓，支援建设美丽乡村。基层组织要把“加强乡贤工作”当作探索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就如何广聚新乡贤作出积极探索。采取登门拜访、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建立新乡贤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引导新乡贤加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进一步关注、支持家乡发展。同时，注重加强宣传激励，以送牌匾、赠锦旗、项目冠名等形式，让真诚为家乡服务的新乡贤获得更多荣誉感，吸引和发现新乡贤，形成推动新乡贤团队发展的良性循环。积极做好新乡贤摸底物色工作，通过党组织推荐、群众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动员品行好、有威望、有影响、有能力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企业家、专业领域的技术人才或文化精英，以及名望较高、群众基础扎实的贤达人士加入新乡贤队伍中来，充分发挥亲缘、人缘、地缘优势，为家乡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

（二）引导推动，搭建平台，让新乡贤“动起来”。在发挥新乡贤服务农村工作上下功夫。发挥新乡贤队伍在农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为广大新乡贤群体搭建服务农民的有效途径，如各种公益平台等，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以服务团结群众，不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建立传统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有效衔接机制，将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乡土文化的延续与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结合，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新乡贤在各级党组织的指导下，坚持民事民议、补位辅助、规范管理，积极履行职责，形成了凝聚新乡贤智慧，推进乡村治理的强大力量。一是做好村居建设的“智囊团”。借助新乡贤眼界宽、思维活、资源广的优势，对家乡发展及存在的问题建言献策。二是做好群众利益的“公道杯”。发挥新乡贤桥梁作用，更好地促进村“两委”与村民间的沟通联系。将新乡贤和村调解委员会有效对接，充分发挥新乡贤的威望、经验等优势，为村民调解家庭纠纷、化解邻里冲突、排解群众心结、融洽干群关系，将成为矛盾纠纷化解常态化的有效载体。三是做好村政事务的“宣传员”。广大新乡贤充分利用回家探亲、节日走访等契机，协助村“两委”向群众宣传党的精神，以及党在农村的新政策、新法规和村党组织的新决策，当好党和群众的“传声筒”“小广播”。四是做好公益事业的“助推器”。广大乡贤通过倾听工作汇报、征询干群意见等形式，了解家乡民生建设方面的迫切需要，聚集民资民力，积极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三）凝心聚力，德行乡里，使新乡贤“亮起来”。各地新乡贤凝心聚心，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信息和资金支撑，推动新乡贤工作有序高效开展，新乡贤也逐步成为了群众心目中“春风化雨”的代言人。积极创作反映新乡贤文化的文艺作品，鼓励基层编排小戏、小品、小曲、小故事，结合新乡贤诞辰或纪念日、重要传统节日、民间重要节庆，组织多种形式的新乡贤主题文艺演出、文化活动，生动活泼地传播新乡贤文化。加强新闻宣传，多在新闻媒体推出新乡贤文化宣传专题专栏专页，讲述新乡贤故事，传播新乡贤文化，展示新乡贤精神。适应互联网传播特点，充分运用微博、微信、微视频和手机客户端等方式，拓展新乡贤文化传播平台。开展新乡贤公益广告宣传，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在增强吸引力与感染力上做文章，推出特色品牌项目，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成为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手段。

在农村文化广场中规范设置“文化长廊”、“乡贤榜”等展陈载体，展示新乡贤先进事迹。注意将新乡贤文化元素融入美丽乡村建设，在公共建设、文化景观中以碑刻、雕塑、楹联等各种形式体现新乡贤文化主题；要运用好村、社区道德讲堂、文化讲堂、市民学校等载体，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讲好具有地域特色的新乡贤故事，彰显新乡贤道德精神，引导居民见贤思齐；要将新乡贤文化与学校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有机结合。发挥城乡档案馆、展览馆、名人馆、乡贤纪念馆以及乡贤主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第二课堂”作用，面向中小学和广大青少年开展主题教育。

（四）加强培训，提升技能，使新乡贤“强起来”。在提升新乡贤队伍素质上做文章。建立新乡贤队伍台账，稳定新乡贤队伍，将他们纳入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同时，建立新乡贤队伍定期培训机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加强党的理论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等方面的解读讲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他们的思想行动跟上跟上时代步伐。并实施组织新乡贤队伍举办现场学习交流会，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有针对性的对新乡贤进行培训，通过培训熟悉脱贫致富门路、美丽乡村建设步骤、解决问题办法、化解矛盾方法、提升能力水平，明确下一步工作思路，对新乡贤队伍建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新乡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一）新乡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起多元参与作用。创新基层民主的管理方式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新乡贤是乡村治理精英的代表。依靠新乡贤作为村两委班子的补充力量是创新乡村基层民主管理方式的重要途径。新乡贤志愿者工作站、乡贤文化馆等组织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开展相关活动,新乡贤主要起到为村两委班子出谋划策、协助联络和信息沟通等作用。为美丽乡村建设建言献策。新乡贤的选拔程序按照品行优良、德高望重、群众认可等标准,经群众推荐或个人申请后,交由支部审查,最后群众代表大会表决。新乡贤正是经过严格的选拔程序脱颖而岀的,同时对选举出来的新乡贤做好登记,报所属乡镇备案,并经乡镇统一组织培训之后由村两委发放聘书和上岗证。较好地破解了在城镇化大背景下的乡村该如何治理,广大农民群众的权益该如何维护的现实问题。

(二)新乡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起示范作用。凝聚正能量培育文明乡风乡贤志愿者依托乡贤志愿者工作站、乡贤文化馆等载体,发挥自身地缘、人缘、亲缘优势,利用自身模范榜样作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乡村正能量,培育新时代下的文明乡风。通过建设并开放乡贤文化馆,宣传新乡贤自身的优秀事迹,号召村民学习新乡贤的优秀品质,凝聚正能量。新乡贤用自身的品质发挥示范功能,在凝聚正能量培育文明乡风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新乡贤的道德水平，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但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通过新乡贤的先进事迹感召群众，对于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营造知荣辱、树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道德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利用新乡贤的模范示范作用，弘扬良好道德风尚，是一个社会健康向上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通过褒奖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英雄"，推崇在基层涌现的"凡人善举"，能够有力地引导人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引导广大群众见贤思齐、争先创优，使新乡贤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三)新乡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供智力信息资金支撑。新乡贤是乡村振兴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新乡贤在引导乡村力量有序参与乡村治理，为村内事务出谋划策，打造乡村建设“智囊团”，进一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营造农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新乡贤在宣传发动、鼓励引导海内外新乡贤捐赠投入美丽乡村建设、扶危济困等公益事业中，成为新农村打造“新引擎”、增添“新动力”的重要助推力量，是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重要保障。

三、新乡贤与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

（一）充分认识新乡贤的核心内涵，推进新乡贤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融合

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展，是深入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抓手。原因在于新乡贤文化一方面学习、借鉴、传承了古代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乡村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另一方面，它积极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经济社会的革新变化，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演变、发展和创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农村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这方面，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可以说，积极发挥新乡贤文化的作用，对于推进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实施的美丽乡村建设，充分体现出了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执政理念，不仅符合我国现实国情，也切中了当前乡村发展的要害。毫无疑问，深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发展的方向，是促进乡村发展的一次重大战略性调整。乡贤文化自古以来作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促进乡村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当前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新乡贤文化建设，尤其是要把新乡贤文化建设加快融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用新乡贤文化促进乡村文明、推动乡村发展，作为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

（二）高度重视新乡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积极发挥新乡贤文化的综合效用

进入全面建成小康决胜阶段、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面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乡贤文化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新乡贤群体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报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离不开新乡贤文化在推动乡村精神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当前我国乡村面临着人才流失、文化遗忘、产业薄弱等诸多难题。搬开这些“路障”，疏通这些“梗阻”，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刻把握新乡贤文化的内涵，不断挖掘和发挥新乡贤文化的巨大潜力与积极作用。

新乡贤是解决美丽乡村建设中人口外流、人才紧缺问题的“输血车”。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转移，导致农村人才外流的现象日益严重，并逐渐演变为土地、技术、产业、文化等一系列空心化问题，特别是在一些边远穷困地区农村，这类问题更加严重和突出。大力加强新乡贤文化建设，激发和带动一大批新乡贤回归农村、反哺农村，可以有效缓解制约乡村发展“人”这个最基础、最关键的因素，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牢固的人才保障。

新乡贤是破解美丽乡村建设中产业空心、脱贫致富难题的“金钥匙”。俗话说，一旺百旺，只有产业兴旺起来，乡村才能同步兴旺美丽。产业兴旺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支撑，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所以，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乡村经济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首要命题。新乡贤群体有思想、有作为，本身大多是各行业的精英人士，拥有资本、知识、信息、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新乡贤把先进的发展理念和优秀的项目带回家乡、建设家乡，有助于破解农村经济发展瓶颈，带动乡村产业兴旺繁荣，成为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新乡贤是承载乡村振兴中社会治理、矛盾纠纷热点的“减压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有效破解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水平。新乡贤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在调节纠纷，缓和矛盾，有效“减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构建公平公正的乡村治理秩序，成为社会基层矛盾的缓冲地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独特而有效的作用。

新乡贤是防止美丽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凋零、乡风失调的“防护林”。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随着城镇化加快，当前在一些地方农村，传统乡村文化遭到忽视、破坏甚至被取代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地方农村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乡风社情正在遭受危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日渐凋零。新乡贤既传承了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情怀，也贯穿着文明、和谐、友善的核心价值观，这一群体身上蕴含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模范力量，无疑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优良家风、传承传统乡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注重发挥主导作用，让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新乡贤培育的温床

新乡贤既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也是一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新乡贤文化彰显的人文道德价值以及经济社会效益，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新乡贤文化发展，既不能违背文化发展的固有规律，也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和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导，最大限度地扩展新乡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上的优势，充分培育好、利用好新乡贤这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践行的群体，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在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概况起来，重点要积极推进“四个工程”。

一是积极开展“回归工程”促发展。坚持把推动在外各类成功人士回归创业，作为推进新乡贤工作的重要举措，加强制度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新乡贤“回归”政策体系，积极构建新乡贤培育引进使用机制、鼓励引导机制、履职激励机制、权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工作专班和机构，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方式，积极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工作，大力宣传回归创业的先进典型，引导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出台保障有力的政策措施，重点在居住、教育、医养等方面有所创新突破，尤其是对有困难的新乡贤群体，实现扶危解困常态化，为新乡贤群体排除后顾之忧。

二是创新农村“人才工程”强筋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立足农村现状，重视培育本地本土精英人才，坚持把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等作为新乡贤主体和发展新乡贤文化的宝贵资源，以遵纪守法、品德良好、为人正派、处事公正、群众公认为基本标准，大力发动群众寻贤、举贤、评贤，把群众身边的“能人、好人、热心人”充分挖掘出来，不断壮大新乡贤队伍。

第5篇：乡村传统体育范文

在现代文明的带动下，乡村是越来越进步了还是越来越退步了？回答之前，最好到乡村去做一次调查研究。中国是传统农业发达的国家，农村伦理体系维系着农村的发展与稳定。近代以降，农村形势逐渐发展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大同小异的中国传统农村格局被打破，更多农村在迈向城镇化；有的乡村则开始组合；当然也有乡村走向没落。几乎每个地域的乡村格局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无论纵比还是横比，农村面貌巨变往往都会带来乡村伦理状况的变化。

农村不再是单一的文化存在。以家族和宗法势力为主的农村伦理体系，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着农村的生死存亡。乡里乡亲意味着更深层次的血缘、亲属、地域互通的关系，乡村百姓之间的生活受强烈的宗族制度制约。族中长辈是想当然的伦理维护者和评判者，一脉相承，鞯葑殴欧绻旁希更传递着家族美德。一个村庄继承着一个或几个家族的家风、血脉，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农村伦理走不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虽因特殊事件和特殊人群，会改变农村惯有的伦理系统，随后巨大的生活惯性会淹没这些细枝末节。解放后，对传统伦理虽然有所打破，但没从根子上撼动人们的祖先归属感、神灵敬畏感和地域亲切感。

改革开放后，文化多元、信仰多元，农村伦理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网络的普及，特别是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农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传统伦理思想的“崩塌”。突出体现在，一部分人受到网络碎片文化的冲击，开始追求传统伦理之外的刺激，一些不合时宜或不合农村规范的言行开始涌现。多元文化的冲击导致多元伦理观的产生，传统伦理相对统一的伦理认知，被当下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所打破。

农村人员结构的变化也是引发农村伦理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诱因。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种田谋生的农民发生分化，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部分富人虽依然生活在农村，但他们内心深处已经趋同于对城市生活的认知，这一部分人中的明智者，成为农村人物质、精神生活的双重带领者。有的则沦落为腐朽生活的代言人，摧垮了农村人亘古不变的价值体系。随着外出打工者的数量增多，农村出现青壮年男女数量锐减、老人和孩子赡养教育等问题增加的现象。一方面，隔代教育会引发疼爱过度、监督不够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孩子的德育问题严重缺钙、道德素质堪忧等问题。缺少伦理引导的孩子成为制约农村未来道德滑坡的关键因素，而农村里一些投机分子的“倒行逆施”，亦加重了农村伦理重建的难度。

有人提议靠乡贤制度重新构建乡村伦理体系，笔者不敢苟同。现代乡村的伦理体系构建不应忽视多元文化的冲击和村庄生存背景的变迁，仅仅依靠传统的手段不足以维护传统伦理，较好的方法无疑是剖清这些问题的根源，一地一议，一村一制。多元文化不可能回归到封闭一统，但通过政府的引导完全可以利用其阳光因素，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要积极发挥好他们的引领作用，留守的打工子女教育应得到足够重视和关注，对农村的恶势力要予以坚决打击。只有经过多方的长期共同努力，才能让农村的伦理体系重新构建起来。

第6篇：乡村传统体育范文

关键词：多元谐治;农民志愿者;乡贤动员;新型乡土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01.025

1对现阶段农村治理模式的反思

农村社会治理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在党和政府既定的体制、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农村公共权力对农村地区进行领导、调控、管理和共治以实现农村社会有序发展所形成的一种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政府对基层全权统治模式被“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所取代。“村政”是指依靠国家制度的强制力，以依法民选为基础组织自治机构，通过民主集中制而形成内生的行政效力。“民治”是指村民依据意愿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力，强调村民自己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享有高度的自治。但随着城镇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等多重挑战，其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一方面，村民自治日益行政化，扮演了国家行政体系“末梢”的角色。当村委会运行由自愿动员转变为行政命令，有些地方甚至是行政摊派，极大损害村民的自身利益，村委会遭遇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单一，难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在乡村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问题复杂化的背景下，基层村委以完成上级政府的指令为主，缺乏对话与协商。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急需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的多元化治理新模式。

2扶余市农民志愿者参与乡村治理的案例剖析

在传统“村政民治”模式出现问题之时，扶余市的农民志愿者参与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值得借鉴。受传播文化和乡贤文化影响，该市活跃着一支以村容建设和农村德育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自发建立的“精神文明志愿者”组织，由张利和刘佩文发起，并通过道德宣讲、发展志愿服务带头人等手段不断发展壮大。经过近30年的发展，2011年5月，扶余市委宣传部牵头成立“扶余市精神文明志愿者协会”，至今已形成了分布60多个村屯，规模达到30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逐渐成为除了村委会、合作社之外的农村社会治理新主体。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1月到2014年7月末，志愿者们共植松树16435棵，安路灯2639盏，制作宣传牌1727块，立迎宾门78个，用红砖硬化路面10200延长米，农村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概言之，此类农民志愿者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内生性。与外在于受助者的志愿者提供服务不同，农民志愿者都是本村村民，自愿为本村建设出钱出力，体现出强烈的内生性。本土志愿者模式为基层农村的公共服务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同时保证志愿服务的延续性与持久性。

二是基层文化性。不仅参与村容建设，该志愿者组织强调将精神文明传播作为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志愿者们利用村里人结婚或老人过生日等人多的机会，以“三句半”、“道德讲演”、“道德小品”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主动开展传统美德等道德宣讲，以激活传统文化道德资源的形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农民自身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化和认可，解决了乡村思想教育分散较难组织的“沙滩流水不到头”的难题，最终实现农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三是成为农村治理的新主体。除了村委会、合作社等农村社会管理的载体之外，村民志愿者组织成为农村和谐治理的新型主体，发挥村民自身的积极性，不仅投身于合作社的互助劳动与村务管理之中，还对积极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张利的带领下，王家村的志愿者们自愿捐款，耗资近70万元，兴建了近300平米的文化大院，为村民提供文体活动以及学习文化的场所。

四是乡贤动员性。村民志愿者组织充分发挥了以乡村医生、乡村教师、乡村技人等为代表的德才兼备的乡贤在动员村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扶余市农民志愿者首先是在乡贤张利和刘佩文两人大力宣传传统文化和倡导村民德育的基础上发展而起，志愿者们也都对其高度赞誉，认为正是由于乡村贤人的教化，才促使当地农民践行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积极参与到乡村志愿服务中来。

五是长期性。当地的村民志愿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这种新型志愿者形式克服了当下一些志愿服务时间短、盲目性、流于形式、服务与需求难以对接等弊端。

3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新构想

基于对扶余市农民志愿者的经验的借鉴，政府应转变农村社会治理思路，重视农民内生力量，推动建立多元谐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所谓“多元谐治”是指“政治、经济、德育、善为”和谐治理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也对应着农村社会中四个治理主体，即政治―村委会、经济―合作社、德育―乡贤、善为―志愿者组织。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政府转变农村社会治理思路，重视农民内生力量

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出现了过度行政化的问题。政府应在顶层制度设计的高度上转变过去单一式的行政化控制的治理思路，应给予乡贤、农民志愿者等农民内生力量以充分的肯定与支持，利用农村自身资源实现自我发展，着重开发农民自身潜力，激活农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长效稳定发展，这是多元谐治模式得以实现的政治前提。

3.2充分发挥“村政”的作用

村委会在部分地区存在国家行政体系的“末梢”发展的趋势，不妨换个角度来看，重视村级自治机构现有的作用，充分利用农村社会资源，发挥村委会在行政体系中的作用，作为一个上传下达的机构。村委会作为村民经过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有责任和义务将村民的建议和意见向上进行反馈，以保护村民利益。同时，村委会可以利用自身村民代表的地位为村级建设争取到更多的行政资源，例如政策支持和财政拨款等。

3.3“乡贤”和“志愿者”成为农村治理的新主体之一

在村委会进行行政管理，合作社发展农业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乡贤和志愿者作为新主体参与农村治理的作用不可小觑。乡贤是指在本地有一定声望并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和才能的地方性人才，而从未离乡离土的乡村能人的作用更是应该激活的乡村治理资源。与强调乡贤返乡建设家乡的浙江上虞模式不同的是，扶余市更为重视挖掘守土守乡的本土乡贤资源，使其发挥社会声望高的优势，开展道德教育，建立村民志愿者组织，参与村貌建设和村级公共事务管理，培育新型农村公共性。

3.4“德育”与“善为”成为建构新型乡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

公共性是指在维护私人权益的基础上，公共权力机构公正分配公共资源，同时激活私人的公共意识，共同参与到资源的合理分配中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性曾出现危机，村委会的公共服务功能一度衰退，农民的公共意识难以被激发。扶余模式中的“德育”和“善为”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成为建构新型乡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农民志愿者在农民认知方面重视“德育”的重要性。乡贤开展传统美德宣讲，通过道德讲堂、文化论坛等多种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并将其逐渐内化于每个村民心中。在农民的行为方面重视“善为”的重要性。乡贤通过身体力行、互助帮扶等方式，利用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声望，动员村民通过义务劳动、捐款捐物等方式开展志愿服务，不仅积极参与农村风貌建设，还引导村民摒弃等不良恶习，转变社会风气。

3.5“谐治”成为农村新型治理模式的核心框架

所谓谐治，就是治理主体各方形成一种目标明确、权责合理、交叉互动、互为依托的关系，成为一种完整和谐的治理架构。目标明确。不论农村社会中存在多少治理主体，但是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美好的农村社会环境。目标明确能促进各方合力，力量集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权责合理。村委会、合作社、乡贤、农民志愿者等村级治理的四大主体都有各自的分工职责。村委会负责政策与资源的上传下达，位于村民自治层面，合作社为农村建设提供经济基础，乡贤在开展德育教育、动员村民方面作用突出，农民志愿者则是其中最活跃的力量，是道德教育的践行者和村屯各项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交叉互动、互为依托。“谐治”并非分治，而是一种互动式的和谐治理。以乡贤开展的德育教育为整合核心，村委会负责村中行政事务，同时给予农民志愿者大力支持;农民志愿者带动普通村民开展道德文化建设，提升村民文化素质，使村委会的管理更加方便;合作社在受到农民志愿者的帮助和支持的同时，村委会可以为合作社争取资源。各方在相互支持中得以发展，形成一个和谐良性的农村治理系统。

4结论与进一步构想

“政治、经济、德育、善为”和谐治理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是在扶余市农民志愿者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提炼与总结而提出的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构想。实践证明，中国农民具有巨大的创造性，农村社会是制度创新与新模式探析的广阔土壤，只有立足农村社会，充分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依靠农村内生力量，才能打破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才能促进农村社会进步。当然，依靠内部力量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借助外部资源助推发展。例如建立高校资源与农村志愿服务对接机制。高校可以组织志愿者或社会工作的专业团队以暑期活动或专业实习的形式进驻村屯，在其中扮演协调联络与鼓励支持的角色。利用大学生的活力与创新意识辅助乡贤进行道德宣传。社会工作专业团队可以利用个案心理辅导、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知识帮助农民志愿者队伍朝专业化、高效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这些方面的建设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其可行性，农村社会未来的新型发展模式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0.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

[3]王一.农村社区建设与基层秩序重建――关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J].山东社会科学，2013，（11）.

[4]田毅鹏.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 [J].社会科学战线，2014，（6）.

第7篇：乡村传统体育范文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

(一)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总体战略的关键一环，是乡村振兴之魂，起着精神保障和价值引领的作用。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地促进乡风文明，优化乡村文化生态，消解农民的精神贫困。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推动下，即便广大贫困农村地区实现了经济上的脱贫，但精神上的贫困只能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切入点来消解。另一方面，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能够优化乡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利用乡村特色农耕文化、非遗文化传承等优秀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改变乡村传统以养殖、种植经济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注重发展文旅融合的第三产业，通过“互联网+文化+产业”模式，能够将广大乡村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二)乡村文化建设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引领

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强势城市文化与弱势乡村文化的“文化势差”，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与城市文化的差距越来越大。乡村文化建设能够促进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未来趋势中留存文脉，得以传承和弘扬。首先，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能够聚集多元的文化参与主体，留住新鲜血液，让更多青年人才投入到乡村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乡村文化的优势，在乡村物质和文化建设中，培育文化自信。其次，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能够实现文化软实力向物质硬实力转变。结合地方资源特色，因地制宜建设乡村文化阵地，兴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发展文化产业，从而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经济基础，能够实现文化惠民，实际的激发村民文化自觉，由文化自觉达成文化自信。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主体困境: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队伍缺失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大多数村民涌入城市谋求发展，这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缺失。一方面，乡村社会空心化严重。生长于农村的青壮年群体选择进城务工，逐渐向城市迁移，为村庄考量的公共意识有所下降。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不愿意回农村，倾向于留在城市生活、学习，加剧了乡村社会空巢化、空心化的趋势。乡村留守的妇幼、老弱群体因为受自身的教育程度、年龄、能力、价值观念等影响，难以担当乡村文化振兴的大任，这造成了乡村文化自我建设的主体缺失。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的人才缺口较大。难以逆转的人口外流趋势不仅造成了人口结构的空心化，更造成了乡村精神文化的空心化，随之大量人才资源流向城市，导致乡村地区人才供应短缺，传统乡村文化、非遗传承队伍后继乏人，传统乡村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断层的困境。

(二)载体困境:乡村文化建设的承载资源退化

乡村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各种文化载体来具象化。乡村文化建设的载体普遍存在利用率低、建设失衡、缺乏乡土特色等问题。首先，在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层面，乡村建设重经济、轻文化的价值取向，极大的忽视了乡村地区农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乡村文化活动场所也存在着场所设施陈旧、管理缺失和利用率低等问题，许多公共文化设施成为摆设。另外，村民们对承载乡村传统文化的文物古迹保护意识淡薄，而且对民间技艺的传承重视程度不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乡村文化的物质承载资源。其次，在乡村文化建设的意识载体层面，表现在村民对文化建设重视不足，重经济而轻文化，乡村文化发展欠缺活力，且由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构成的冲击，物质上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上的认同，村民普遍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价值困境:传统乡村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弱化

城市文化、市场经济趋利的价值导向、经济理性对乡村社会的强势介入，导致乡村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在交流碰撞中处于弱势地位。首先，随着大众媒体在乡村社会的普及，外来文化和城市文化给乡村传统价值观念带来一定冲击，造成村民普遍出现价值困惑和信仰迷失。一是价值观念泛化，传统优秀美德、乡规民约受到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一些地方普遍出现诚信缺失、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现象。二是价值取向功利化，受到市场经济趋利导向的影响，村民出现片面追求物质功利主义思想和工具化价值思想，对原有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怀疑，理想信念模糊和信仰迷失。其次，村民缺乏乡村文化自信。乡村教育引导学生以“走出农村”为学习目标，学校教育日常给学生灌输的城市价值取向，造成乡村学生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而对乡村文化更加漠视的价值逆差。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主体培育: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多元主体的参与

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是“人”，加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参与，鼓励农民、乡贤、它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之中，凝聚不同主体的作用，搭建多元主体参与文化建设的格局，形成乡村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首先，基层政府和机关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完善相关政策，发展文化产业与乡村支柱产业融合的新型产业，在乡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引农民返乡就业。此外，要完善用人机制，借助“选调生“、”三支一扶“等国家政策吸引人才回流，补充乡村文化建设的人才缺口。其次，发挥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乡贤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精英力量，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故土的有效载体，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发挥乡贤的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带领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力。最后，鼓励其它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社会各界都应该支持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建立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结对帮扶机制，加强城乡互动，形成以城带乡、以强扶弱的局面。鼓励高校、企业、社会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引进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充分利用高校的教育、智力、文化资源，对接学生课外社会实践、科研等活动，将先进文化观念、教育理念引入乡村之中，促进乡村文化建设人才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

(二)守正创新:坚持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并举

我国乡村社会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要加强对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对于承载乡村记忆的物质文化遗产，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摸底和普查工作，将承载传统文化的农业遗迹和文物古迹纳入保护名单，划好历史文化保护红线，对于民间零散的的多种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梳理，制定科学化的保护措施。对于承载着着核心技艺和文化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抓好传承人的培养，同时积极探索其经济价值，以达到村民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双重满足。其次，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实现乡村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结合当地特色，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打造文化品牌，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人文底蕴浓厚的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此外，要盘活农村文化资源，发展文旅融合的新型文化产业，将艺术设计、资金、技术融入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及消费”，以达到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良性互动。

第8篇：乡村传统体育范文

论文摘要：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在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方面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对此，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加大提升乡村教师教育信心的制度建设，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重塑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信心。

论文关键词：文化冲突 乡村教师 身份认同

在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文化没能坚守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衰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包含了制度性的‘权利’（rights）和心理性的‘认同’（identity）两个组成要 素”，它既是个人认同的身份，又是制度赋予的身份，也是社会认可的身份，是个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体现在其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上。

1.作为教师的专业身份

在过去相对静止的社会中，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较慢，乡村教师凭着自己上学期间所学的知识尚能应付日常的教育教学。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课程改革的实施，乡村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多数农村学校，自然环境恶劣、信息闭塞、工作压力大，乡村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对于教书育人的信心不足，出现了“懒教”和“厌教”的现象。于是，很多家长不再相信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里学习，乡村教师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专业发展困境。

2.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乡村教师除了具有教师的身份以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是乡村社会中唯一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谓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就是指乡村教师代表的文化性和公共性。除了教书育人，他们还应具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可是，当前的乡村教师却严重缺乏这种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应有的文化担当，面对着代表主流形态的城市文化，逐渐迷失自我，陷入尴尬的文化困境中。“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作为身处乡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们公共精神在日益狭窄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的挤压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压抑下，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甚至已经丧失了文化想象力和价值认同的能力。

3.作为乡村人的社会身份

我国多数的年轻乡村教师是在“离农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城市教育，最后大多是无奈地回归到乡村中去的。他们普遍具有“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乡村教师居于乡村，却一直想逃离乡村，对城市充满着向往，他们不愿参与乡村事务，不跟乡村人交流，对乡土人情缺乏了解，对乡土文化选择漠视。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乡村教师不自觉地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梁漱溟曾经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是办不好的。”

4.作为世俗人的个体身份

二、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结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制度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乡村教师身份的形塑；所谓建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自我价值和地位的主动确认和选择。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是文化认同危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乡村教师的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物态文化的冲突

物态文化以知识观为主要表征。对于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来讲，彻底转变知识观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由于知识观的错位，或者是知识类型的相互冲突，许多乡村教师陷入了文化困境，出现了专业身份的焦虑和迷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面临的难题是，到底选择普世知识（城市知识）还是地方知识；是选择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知识；是选择专家知识还是个体知识；是选择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两难选择。运行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的“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基本上是在政策的指引下，根据教育专家的指导，面向城市进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不再适用，对这样新的知识观又比较陌生，很多乡村教师因此茫然不知所措。以小见大，这反映的是一个共性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在起点阶段与知识的转型同步，这种知识观的脱节就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的地方知识、个体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严重缺失。

2.行为文化的冲突

在一个相对稳定静止的社会中，大家彼此相互了解。可以说，一个村落就是一个世界，基本上能自给自足，村与村之间来往并不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彼此信任是凝集乡土人情世故的通行证。伴随着行为文化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原来由彼此默契和信任构成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看似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变迁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作为生活在乡间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最能感受到由于乡土文化的破坏所带来的文化阵痛和价值观的迷失。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教师是乡村中的熟人。如今年长的教师已慢慢老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教师以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他们已不再熟悉乡土社会，不再熟悉乡土人情。他们除了上课的时候接触乡村的孩子以外，不再与乡村社会发生任何联系。 "

3.制度文化的冲突 4.观念文化的冲突

从根本上动摇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当属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以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和贫困文化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在乡村教师身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并伴随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它们都以城市生活为蓝本，以图像化的标志引导着广大乡村教师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将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了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同时也在解构着乡村文化，强化了乡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而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就如一群自我放逐的“文化边缘人”，一个个地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向往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又不甘于现状。

三、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

我们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冲破文化冲突的羁绊，立足于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完善教师身份制度建设，从“他者”建构和自我建构入手，重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信心。对乡村教师来讲，他者建构指的是制度保障和课程安排；自我建构指的是个体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动体认。

1.加大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制度建设

立足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进行城乡统一的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加强县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工资方面对长期工作在乡村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让乡村教师能“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和教师身份认同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

乡村教师应该立足于“回归乡土”，重建和弘扬乡村文化，自觉摒弃文化进化论，重新树立文化自尊心和乡土自觉意识，不再将城市文化当做现代化的唯一标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不同的，乡土需求与城市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乡村教育自然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优势将其变为育人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填补由于乡村文化衰落而导致的乡村少年精神的空白。“营造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需要真正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的境遇的教师”。同时要改革目前的教师考核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乡村文化有机地融入评价内容之中，考察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考察教师能否让学生获得发展的同时热爱乡土文化。在此过程当中，乡村教师应该是乡土文化身体力行的知情者和参与者，而不是“边缘人”和“局外人”。

3.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

教师的个人实践性知识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是教师以其个人的信念、情意、态度等来统整他所有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依照实际情境为导向的知识。“它存在于教师以往的经验中，存在于教师现时的身心中，存在于未来的计划和行动中。个人实践知识贯穿于教师的实践过程”。它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主体性、实践性和情感性。对此，应该鼓励乡村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增强乡村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意识。教师在学习和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能适时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机的融合。“关注教师个人基于教育情境和生活史的实践性知识，强调教师个人的专业自主选择性，则正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确认”。因此，乡村教师实现身份认同，就必须对个人实践性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关注知识的实践性、个体性和建构性，关注知识产生的具体情境和价值取向的涉入。

第9篇：乡村传统体育范文

关键词：农村体育；内在结构；共生系统；模式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3-0017-05

当前对于农村体育的发展取向，存在着不同的选择。有学者以发展的眼光，指出农村体育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倾向于管理的标准划一；也有学者指出农村体育的特殊性，在于不同于城市的乡土特点，以求实的视角，寻求问题的解决，因而指向于具体化。前者规范有余而实效性不足，后者实效有余而系统性不强。如何对接宏观规划与具体操作间的矛盾与冲突，成为农村体育研究与实践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扎根于实地调查之经验，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梳理农村体育的内在结构，统筹于共生系统中，而提出农村体育的发展路径。

在探究方法上，先分析再统合。农村体育的困境就在于其特殊性，不能照搬城市体育的方式运作；尤其农村体育内部同样存在不同类型的结构特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差异极大，更需要分类指导与管理；而由此细分及具体化又容易陷入难以协调与统筹的困境之中，那么本文讨论的农村发展模式从何谈起？所以必须在细分管理的基础上，抽象出典型类型，然后更高层次地统合引导。本文由分而合，提出共生系统下的农村体育发展模式，将有助于农村体育的特色发挥与资源整合。

1、农村体育的结构类型

在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发展中，农村社会也逐渐成为内部差异极大的一个发展连续体。因此，笼统的表述农村体育，就遇到一个难以把握的连续变化的对象，导致现在不少研究难以获得一致的认识。那么，当前农村体育有什么样的结构特征，又有什么样的相应对策？

1.1 农村社会发展状态及特点 大众体育活动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而生活方式依赖于社会发展的程度，那么农耕社会的村落与商业社会的小城镇，就展现出诸多不同来，成为影响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背景和条件。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中，提出了“连续谱”的概念，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些二元对立之间，事实上都存在着“连续谱”的真实世界。事实上，李著所表述的羊城村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一种城乡之间的连续谱，更多的是一种传统走向现代的路径，也是一种乡土中国村落融入都市的历程性转型。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国家的分阶段发展战略，以及各地域的现代化发展条件差异等诸多因素，导致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在一定阶段，我国农村社会必然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一条连续谱。这条连续谱的两端，就呈现为传统村落与现代化的小城镇两个典型形态，乡镇则是两者间的中间状态。我们只有在这样宏观的视角审视下，才能把握我国农村的社会状况。

1.2 农村体育的结构特性 农村体育不同于城市体育，正如杨小明指出的：1周3次、每次30 min、中等体育强度，这种发展体育人口的方式还不适合农村实际。其实，就是农村体育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结构类型。典型的两端，就有村落体育与小城镇体育。

1.2.1 村落体育 从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看，村落仍然是一个难以漠视的区域。据统计，我国共有村落694515个，乡村人口7454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7%。村落社会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点，也是传统文化保存的储蓄库。对于村落体育，一般认为是一片荒芜。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要开展好村落体育，只有等到社会发展了，体育活动才会自然启动。

1.2.1.1 一般状况 从村落的正式体育组织与管理来看，确实较少或基本上残缺。据本课题组的抽样调查，大多数农村基层的体育协会组织处于有名无实或名实皆无的状态。因此村组一级的体育组织几乎是空白。体育机构设置同样残缺，不少乡镇只有一个名存实亡的文化站，没有体育专职人员，体育工作几乎无人问津。徐国根等的调查同样发现：江西农村的村委会中没有专人负责村民体育工作，95.4%的村委会3年内没有组织过农民参与各级体育竞赛。所以村落体育的组织与管理欠缺，是较为普遍的。

还有农村体育工作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消费项目，必须得到基本的资金保证，才能够发展起来。但乡、村两级的资金较为紧张，特别是在农业税税费改革后，大部分乡镇的可支配资金很少，甚至举债过日子，大多数村用在体育方面的资金更是寥寥无几。体育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村落群体活动的开展。

1.2.1.2 结构特点分析 但本课题组对一些村落的调查发现，有不少体育活动开展得较好的村落，不少同样缺乏政府的体育管理与资金投入，但体育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因此等待论无疑是过于消极的。对体育活动搞得较好的调查对象进行归纳，发现村落体育具有乡土结构性的特点：1）技艺性特征，有技艺特长的人员尚在，作为村落精英酷爱某些活动。在村落乡土社会中，具有某些体育活动技艺特长的人员是最为核心的要素，他们可以引导、带领与组织整个村落的体育活动。如湖南常德鼎城区有尧天坪乡的传统舞龙，在老师傅的带领下，舞龙活动开展较为普及，每次代表常德比赛的就是这个乡的村民。2）习俗性特征，村落还保持传统信仰与习性等风俗，或者养成了体育活动的习俗；如湖南汉寿县酉港镇各村的划龙舟，因为农民太爱划了，在农业税收缴不顺利之时，政府还将是否具有划龙舟比赛的资格与收缴挂钩，其村落的传统体育活动开展非常盛行。龙舟已经成为当地村民生活中的一部分。3）外来力量的扶持，能够促进村落体育的大跨步跃进。如作为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的常德武陵区东江乡，就是利用政府扶持的款项建起了文体中心，各村落的农民排球活动，也是随着市里每年的机关排球赛事的邀请，开展得较为普及。

因此，村落体育还是有自己开展体育活动的资源与特色的，立足自身的优势，统合外来的资源，即有可能使体育活动开展起来。村落体育发展有自在的传统延续和需要外力支持的现代体育两种类型。体育活动开展较好的村落或者能够将自身的资源开发利用，形成能够自我补给的自组织，构建初级群体的共同舞台，凝聚乡民的精神依托；或者充分借用外来资源，随着农村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日益拥有充足的时间和物质条件，开展现代健身活动，也成为不少村落体育开展的重要内容。

1.2.2 小城镇体育 散布在广袤的农村区域中的小城镇，是融合了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聚合地。在我国近4万个乡镇中约有4000多个中心镇（其中包括2000多个县市城关镇），而且今后国家将重点建设1万个中心镇。一般小城镇的体育活动开展较村落为好，中央8号文件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在此理念下，小城镇体育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

1.2.2.1 一般状况 小城镇的机关单位一般较为集中，体育组织化程度明显优于村落。并且居民的健身意识较村落农民要强，能够自觉参与体育活动。但因为正式组织管理方面的欠缺，体育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并不高，多处于一种自发的零散状态；而活动经费的困难使得体育赛事活动也难以制度性开展。小城镇体育还没有摆脱摇摆随意的状态，其体育组织建设与领导是否好爱尚有直接关系。据调查，不少小城镇基本都没有体育工作领导小组，即便在县制镇有文体局的群体专干，因为办公经费难以保证，极少开展经常性的体育指导与管理。造成小城镇体育活动无专人抓、无专人指导的局面。据傅国良的调查，1998年湖南农村各乡镇体育活动经费平均为0.85万元，人均0.33元。有的县平均每个乡镇体育经费只有130元，人均还不到1分。经费不足，场地条件较差，经常性地开展体育活动就勉为其难。

1.2.2.2 结构特点分析 而体育活动开展得好的小城镇，其体育管理与组织就较为规范，并且制度化程度高。对其进行归纳，有这么几个因素及特点：1）管理与组织体系完整，在体育的组织管理上，形成以街道办和居委会为主导，以各体育协会为核心，以群体单项和人群体育协会、晨晚练指导站为基础，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骨干，社区广大成员为主体，社区内各种体育健身场所为依托的社区体育组织网络。据裴立新等的调查，在广东体育开展较好的中新镇，92%的被调查镇有相应体育组织。2）资源保障上较为到位，形成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如一些小城镇在场馆建设上，逐步形成政府建公共体育场馆、社会办小型多样收费性体育场所的发展局面；在经费投入上，逐步形成财政拨款、个人投入和社会捐助的多元化投入机制。3）活动呈现制度化；能够定期举办众多的赛事活动，并且赛事制度化。如从1996年起，泉州各地就相继建立了“全民健身领导小组”，每年主办的“百队千场篮球赛”，到2008年已经是第13届。

1.3 小结 由此引发思索，就是两种类型需要的是不同的资源需求，和不同的发展路径。他们的自组织有不同的特点。村落最为核心的就是技艺人员，因为农村社会的特点是熟人社会，初级群体较为发达，而德高望重的技艺人员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并且也促使这些技艺人员获得声望和精神的满足，而不是物质实利；权威型人物作用明显。因此，利用乡亲情结，重视农村传统体育项目，经常性地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是发展村落体育的切入点。

小城镇次级群体发达，依赖的是正式的组织，而不是某几个有技艺的人员；因此技艺人员也倾向于赚钱的赢利行为，而不是声望或精神追求。故此，小城镇对于体育的指导与管理，就是体育的组织建设和服务，以及体育经营产业化。小城镇体育应该从完善乡镇综合文体站、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手，逐步完善体育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2、共生系统下的农村体育发展路径

农村虽分为小城镇与村落为两端的区域形态，但共同的地域生态使农村成为一个完整系统。以共生系统审视农村体育，可以获得更为统合性的理解。生态科学中的共生概念，即为不同种属生物生活在一起的一种状态。一般意义上说，共生是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照某种形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理论认为，共生系统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个要素构成。共生的三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反映着共生系统的动态变化和规律。在共生关系的三个要素中，共生模式是关键，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是重要外部条件。

农村体育系统是个有机整体，也是一个动态系统，这符合生态学的思维方式，因而可以说农村体育是一个生态系统。对应共生理论，农村体育系统的三个要素就是：农村体育系统的共生环境、共生单元以及共生模式。由此，我们可以全面把握农村体育的系统要素及其内在关系，分辨出适合不同类型的农村体育的发展选择模式。

2.1 农村体育的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是影响共生体的所有外部因素的总和。农村体育系统的共生环境主要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共生环境对村落与小城镇体育的协调发展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类：正向、中性和反向环境。由于我国农村体育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城乡的统筹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重视，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离不开制度的保障。现阶段，有关农村体育协调发展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制度、决策的制定，以及相应地监督、考察，我国政府无疑扮演着农村体育协调发展的最重要的角色。农村体育开展处于正向的共生环境之中，有理由相信农村体育有其发展的光明前景。

2.2 农村体育的共生单元 共生理论认为，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构成生物共生的基本物。农村体育作为一个共生系统，其共生单元就是村落体育与小城镇体育，刻画共生单元的指标主要有共生度、关联度以及共生密度等。对于共生系统、共生单元之间必定存在一个联系的纽带。在小城镇体育与村落体育的合作体系中，要使合作持续、稳定发展，形成共生的状态，提高“共生度”与“关联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存在三种共生状态：

2.2.1 弱弱合作 这种类型指是小城镇体育与村落体育均较落后，其共同特征是处于体育发展的初级阶段，区内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的乡镇与边远地区的村落差异不明显，资源呈现为均一特征。由于体育发展水平比较类似和接近，互动的愿望比较淡薄。但是，如果协作的路径选择正确，弱弱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且能使合作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如可共同建设基础设施，推广活动项目，发挥总体筹划的规模效应。

2.2.2 强弱互补合作 这是一种以某个镇或村的体育活动开展较好，而周边村镇较差的区域之间的关系，由于区域之间各自的优势条件与限制因素明显不同。体育发展水平、活动依赖类型和资源结构均有较大的差异，形成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状态。一般说来，协作的愿望比较强烈，但有时会导致活动点成为观赏的舞台，而周边成为活动的旁观者，停留于粗浅协作的层次。合作应采取优势互补的人力资源及技术的合作，共同促进区域体育的发展。

2.2.3 强强互补合作 主要是一种村落与小城镇体育均较好，而构建区域之间的互促联系，这种联合表现为深层次的竞争与合作协调，以赛事交流为主要合作形式。由于合作各方体育活动开展较好，构建出地域性的体育文化，而成为协调发展的共同体。

一般而言，在共生系统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共生密度的均衡状态。即在农村体育协作发展中，形成适当的共生密度的“边界”问题十分关键。当前大部分农村体育以县城为赛事活动中心，有些甚至热衷于地市级的赛事，形成规模影响力。如此协作区域范围过大，而内涵不“实”，因村落与小城镇关联的松散而达不到区域体育协作应有的“吸附”或“扩散”作用。按共生密度的均衡要求，农村体育赛事重点置于乡镇层次，容易形成临近村落与小城镇的有效协作，共同构建农村体育系统的良性发展。

总之，村镇分属不同的空间区域，必然有不同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势。因此，村镇协调发展的目标不是村落都变为小城镇，而是在保留村镇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创造平等统一的新型村镇关系，营造村镇体育协调发展的环境。

2.3 农村体育的共生模式 共生理论认为，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相互结合的形式，它既反映共生单元之间作用的方式、强度，也反映它们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互关系。按行为方式划分，可分为寄生关系、偏利关系、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和非对称共生互惠关系；而按组织程度（组织模式）划分，它们又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不同的共生模式有着不同的模式特征，而且各种模式之间可互相转化。据对我国当前农村体育的考察，研究其共生关系及模式，则主要划分为三种类型：

2.3.1 寄生共生模式 寄生条件下的共生模式是指，其行为模式属寄生，其特征为依赖与被依赖，属一体化共生。我国一些小城镇与周边的村落之间，形成的一个中心庙会或活动优势点，周边的游艺活动以中心庙会为寄主，而展开各种活动。依赖共生体中的优势单元，这种主导力量可以说是关联性很强的资源优势或活动平台。在农村体育系统的发展历史中，这种简单的寄生关系，在传统时期较为常见，一些集镇体育成为寄主，而周边村落体育成为寄生者，但与简单的生态系统的寄生关系有所差异。

在当前不少农村地区，散布着政府重点扶持的示范村及乡镇；这些示范点有着较好的体育设施与特色活动，在周边的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就可以选择寄生共生模式。借助示范点的体育影响力，促成周边农村体育的跟随、参与及发展。这是农村地区体育发展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

2.3.2 偏利共生模式 是指在区域合作的共生体中，其行为模式属偏利共生。在农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小城镇体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无论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体育指导等软件资源建设方面都远远地领先于村落体育的发展，小城镇体育起着引导村落体育的作用；但村落体育并不简单地依附小城镇体育，而是选择性的开展适合当地的活动，更多地切合民俗和农闲，开展乡土体育活动，并进而丰富小城镇体育的内容；但这种模式容易偏向于强调小城镇体育的核心地位，村落体育仅仅作为一种陪衬。

在农村体育发展的推广阶段，选择偏利共生模式是较为合适的。重点在于发挥小城镇体育的优势，拓展其普及于村落的影响力，从而促成农村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同时又选择性地保持乡土体育的传统特色，形成一种互补。在不少城乡结合部出现的农家乐乡土体育活动项目，就吸引了不少城镇市民的迷恋与参与。

2.3.3 对称互惠共生模式 对称互惠共生条件下的共生模式是指在区域合作的共生体中，其行为模式属对称互惠共生。互惠共生的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产生新能量，且新能量在共生单元之间分配，存在双方的利益交流机制。在农村体育体系中，小城镇体育具有现代体育的拓展优势，成为现代体育走向村落的基地；而村落体育有其乡土活动的文化特色，是地域体育特色的源泉；两者具有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能量交流需求。而这些良好的流通促成双方的均衡发展。毫无疑问，互惠共生模式是共生系统最优的发展模式，而这也正是农村体育协调发展所需要的模式。

在农村体育发展较为普及与盛行的高级阶段，就应选择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是简单的推广与普及体育活动，而是更为关注村落与小城镇各自的特色，强调创新与特色发扬，由此提升为农村的一种体育风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