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精选(九篇)

第1篇：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

关键词：农民工；迁移意愿；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6－0049－04

一、引言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着特殊的制度约束，这种制度决定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并不是永久性迁移，而是呈现出很强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特征，随着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的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表现出流出与回流的双重形态，“城市就业、回乡定居”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特征。有学者估计，1990年以来，每年大约有5000万～6000万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但只有1000万～1500万人口(即约20％)成为持久性迁移者而长久居住在城市。调查也显示，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并不十分强烈。例如，一项对北京农民工未来打算的调查表明，只有25.5％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有定居城市的意愿。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三年颁发“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就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一系列意见，随着这些意见的落实，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国务院、地方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农民工城市就业环境、维护农民工权益。在这种形势下，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意愿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等问题值得关注，因为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长期就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制定。而且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农民工调查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研究假设

和城市常住居民相比，农民工在居住条件、物质生活、教育、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处于弱势，是城市社会中居于边缘地位的群体。同时，从农民工期望和心理预期角度，城市相对高收入、较好的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和现代生活方式等吸引着农民工。因此，农民工同时面临着迁移定居城市的现实困境和潜在激励，他们往往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迁移与定居城市。西方迁移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人们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国内多项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人力资本、家庭关系及城市外部成本等因素影响着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决策。

基于上述分析和笔者对现实状况的理解，并结合调查问卷，本文将从农民工人口学社会特征、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考察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如下假说：

1、人口学与社会特征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影响。(1)从性别的角度看，由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收入相对较高，而女性就业面临众多歧视和不利因素，因此，男性有更强烈的迁移意愿；(2)相对年长者，年轻人适应城市能力强、对城市生活更向往，所以，农民工的年龄与迁移意愿成负相关，即年龄越小的农民工越愿意迁移城市；(3)未婚的农民工没有家庭的拖累，迁移城市的成本相对较低，更加倾向于迁移城市；(4)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就业比较稳定、收入也高，城市适应能力也强，所以，受教育程度与迁移意愿成正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倾向于迁移城市。(5)职业越好的农民工，其收入也越高，其迁移意愿也越强烈。

2、经济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1)就业状态。由于正规就业和较稳定的就业往往具有劳动合同的特征，因此，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的就业状态，即就业是否正规、是否稳定等，就业稳定的农民工，其收入和生活也较稳定，因而就业越稳定的农民工，其迁移意愿表现得越明显。(2)收入水平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负担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及对未来的城市生活预期，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在城市定居的可能性，所以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其迁移意愿越强烈。(3)农村土地对农民具有就业、收入、保障等多重功能，放弃土地、进城定居意味着多重风险，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由此，土地面积较多的农民工的迁移意愿较弱。(4)农民工的住房情况对农民工的定居城市意愿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一般而言，拥有住房的农民工比租房等形式的农民工更倾向迁移城市。(5)养老保障是农民工抵抗社会风险的重要机制。是否参保城市养老保障与迁移意愿成正相关，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的养老后顾之忧。

3、社会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1)社会资本。城市里朋友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一般而言，城市里朋友越多的农民工，其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和社会资本越大，越有利于城市生活，因而其迁移意愿越大。(2)社会融合。与城市居民交往情况可以大致反映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的程度，一般而言，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越好，其就业状态和生活状态越好，迁移意愿越高。

三、数据、研究方法与变量设定

(一)数据与样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6年7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攻关项目“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研究”课题组，对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昆明五城市的农民工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就业与收入、职业培训、健康与医疗、居住、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服务需求、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迁移城市意愿等。鉴于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了其中部分相关变量，用来分析农民工迁移意愿。本文对应的有效样本数据有1076个，其中，上海占20.7％，天津占23.2％，广州占24.6％，沈阳占15.3％，昆明占16.1％。从性别上看，男性占67.7％，女性占32.3％。从年龄结构上看，20～29岁年龄组的人最多，占被调查总数的36.3％；其次是30～39岁年龄组的人，占25％；平均年龄为33.7岁。从文化程度看，被调查者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最多，占被调查总数的52.3％；具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其次，占被调查总数的31.9％。从婚姻看，未婚占32.4％，已婚占67.6％。从职业看，农民工主要从事低层次的职业，前三位职业是普通工人、服务人员和其他人员，分别占被调查总数的41.0％、17.5％和14.3％。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设定

本文研究的是农民工迁移城市的意愿，因变量为农民工的迁移意愿(有意愿=1，无愿意0)。由于因变量是虚拟变量形式，是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所以，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行研究。

本文在调查农民工迁移城市意愿时，主要选择农民工的人口与社会特征、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变量来考

察。模型变量及其统计性描述见表1。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农民工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结果

本文在选人变量标准α=0.05和剔除标准α=0.10的水平上，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是，进入模型的变量有年龄、就业状态、月收入、农村土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和社会融合共7个变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从年龄变量的影响看，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意愿最强的是20～29岁和20岁以下年龄组，迁移意愿分别是参照组5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1.9倍和1.3倍。

从就业状态变量的影响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迁移城市，其迁移意愿比未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迁移意愿上升了158.6％。

从收入变量的影响看，表2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工迁移意愿基本上逐渐增强，高收入组的农民工迁移意愿相对更强烈。

从土地面积变量的影响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没有土地的农民工的迁移意愿最强烈，其次是家庭人均土地面积1～3亩的农民工，分别是参照组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2.126倍和1.815倍。这说明，家庭人均土地面积对于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具有负面作用。

从住房情况变量的影响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住房条件的逐步变好，农民工的迁移意愿逐渐强烈。相对于住工作场所的农民工，自己买房的农民工迁移意愿是其2.528倍，其次是住亲友家中的农民工，是其2.057倍。这说明，稳定的住房能有效增强农民工的迁移城市意愿。

从养老保障状况变量的影响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保了城市养老保障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迁移城市，其迁移意愿比未参保农民工的迁移意愿上升了115.9％。这表明，养老保障对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从社会融合变量的影响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城市的社会融合越好，农民工的迁移意愿越强烈。相对于与城市居民几乎没有交往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很多的农民工迁移意愿是其2.817倍，其次是与城市居民交往一般的农民工，是其1.628倍。这说明，当农民工能较好地融入城市时，更倾向于定居在其打工城市。

(二)结果讨论与解释

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以及社会资本对其迁移城市意愿影响程度较弱。可能的解释是：首先，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态、收入水平、住房等经济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如本次被调查的男性农民工中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比例为40.3％，而女性为28.0％；男性的平均月收入为1161.4元，女性为944.4；男性自己买房的比例为4.9％，女性为2.1％。因此，只单一考察性别因素。不能对迁移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次，由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环境整体较差，已婚和未婚农民工定居城市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相差不大，因此，婚姻对迁移意愿影响不显著。再次，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农民工比例高达84.2％，同时，由于农民工职业层次普遍比较低，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影响较弱，因此，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农民工迁移意愿影响程度较弱。最后，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农村的亲戚朋友(社会资本)，农村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和生活仍有持续的较大影响，而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主要指来自于城市的社会网络等)偏低，对农民工城市就业和生活影响较小，农村的社会资本比城市的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强烈和更明显。因此城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迁移意愿影响不显著。

年龄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并且迁移意愿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步减弱，这一方面是年轻农民工与年长农民工的进城动机和追求已存在明显差异，已从经济型转变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生活型，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定居城市；同时，年长农民工由于失业增多，就业压力大，不得不回乡。

土地面积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明显的负效应。由于农民工在城市面临众多的现代社会风险，而其抵御社会风险的机制尚缺和能力尚小，土地是其面临城市风险后的重要保障，因此，土地是农民工返乡的重要拉力。 农民工的就业状态、月收入、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和社会融合对迁移意愿有显著的正作用。对此，本文认为，只有当农民工在城市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有了稳定的较高收入和得以安身的居所时，他们才能在经济层面上迁移城市。而且。当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得到解决时，农民工迁移的意愿将更强烈。同时，能够与城市社会较好融合的农民工，其迁移意愿也强，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感觉到自己是城市的一份子时，农民工才可能有强烈的意愿定居于城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五城市的1076个农民工样本数据分析了农民工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民工迁移意愿并不强烈，就业状态、收入、农村土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和社会融合等经济社会因素是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1、关注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代际差异。尽管总体上看，农民工迁移意愿偏弱，但年龄与迁移意愿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迁移意愿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意愿更强烈，因此，在研究农民工迁移意愿时要关注这一代际差异。政府在解决第一代农民工问题时，更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的下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和利益诉求，在政策上未雨绸缪，以避免目前年轻的农民工在年老时不得不离开城市。

2、人力资本提升是农民工迁移城市意愿的关键。目前，农民工就业表现为非正规性、不稳定、职业层次低等特征，同时收入偏低，并进一步深刻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导致农民工就业和收入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民工人力资本偏低是本质原因。本文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迁移意愿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巨大潜在意义。随着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的完善，提升人力资本将不仅是增强农民工就业能力，改善就业状态和提高收入的关键因素，而且是促进农民工迁移城市的重要因素。

3、土地面积与农民工迁移意愿负相关的结论，说明农村土地成为农民工定居城市的障碍性因素。因此，从农村角度看，促进农民工迁移城市应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建立农民土地财产权制度和市场化退出机制，以使农民在自愿放弃土地中得到应有的报偿，为农民工实现迁移城市提供经济支持。

4、社会保障是农民工迁移城市的基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深化，进城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风险性质已发生了根本转变，由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风险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的社会风险，并与城市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基本趋同，这些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失业、养老、工伤、疾病、公共卫生、住房等问题。一方面，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其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明显偏低；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排斥性政策的安排，农民工缺乏抗风险的社会机制。工业化和转移就业过程中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风险和其拥有的抗风险能力与机制之间的严重不对称性，直接影响了其迁移意愿。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政策，逐步解决其社会保障问题，对激励农民工迁移城市有着重要意义。

5、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主要决策因素是经济因素，但当农民工进行迁移城市决策时，其影响因素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因素，还包括非经济因素。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身份和制度等多方面原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少、参与城市社会活动少，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得到政府机构的帮助少，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难度很大，也增加了农民工定居城市的难度。因此，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不仅要解决农民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推进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这对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和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及和谐社会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2篇：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济;社会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18日

自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的拉大。一定程度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以产生正效应，而一旦收入差距长期拉大，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就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分析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不但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城乡收入差距指的是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离差，包括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一般用城乡收入的绝对差额来表示绝对差距，用城乡收入比来表示相对差距，两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城乡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别。1978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1.2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09.3元，二者相差151.96元，城乡收入比为2.39∶1。到2013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20，667.07元，比1978年增长了79.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434.00元，比1978年增长了49.7倍，城乡收入差为15，233.07元，二者之比为3.80∶1。可见二者在35年的时间里都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也不断扩大。同时期，从全国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26，955.1元，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8，895.9元，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由2.57∶1扩大到3.03∶1，增长了0.46倍。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贵州省还是全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呈扩大趋势，1978年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比全国低0.18，到2013年，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比全国高0.77，贵州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增长幅度大于全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二、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的影响，首先通过对居民的消费总水平表现出来。贵州省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73.26%下降到2012年的42.48%，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居民消费率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收入水平;二是消费倾向。贵州省的收入水平一直很低，近10年来，在全国31个省市地区中最高的是排在倒数第7位，收入水平的总体偏低弱化了贵州省的社会总消费。而收入差距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现递减规律，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增加的幅度逐步递减。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断下降的，再加上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不足，造成了消费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从而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或保持较低水平。其次，通过对居民的消费结构表现出来。经济的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导致个人消费所决定的有效需求结构的不断升级，从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收入差距就是通过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有效需求来影响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是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农村低收入居民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上，并且购买的必需品一般是中低档产品。而城镇居民等高收入人群不再仅仅满足于生活必需品，而往往追求高品质的消费，消费落差的存在一方面使得部分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又使得部分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这种消费需求的断层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2012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达到12，585.7元，比农村高出8，684元，城乡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9.7%和44.6%，二者相差4.9个百分点。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在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较小。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教育投资的影响。教育无论是对经济还是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教育影响经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通过人来实现的，人的素质和技能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成果，再加上新时代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所以教育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教育影响着社会，因为社会的文明和秩序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素质和心理状态，而素质的提高和心理的健康往往又是通过教育来进行。居民收入水平和教育之间是正比关系。收入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就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就越优越，反之，教育的投入少，机会少，条件差。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将促进教育的不均等化发展，教育的支付能力决定了教育发展上的差异。2012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为11.1%，农村的仅为5.8%，二者相差5.3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在教育投入这一块远远低于城镇。此外，农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使得部分农民减少、延缓甚至取消了对文化教育和机能学习的需求，使得他们在与城市人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发展的机会与发展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长期积压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除了对经济产生影响外，还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多大才对社会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居民对收入差距合理水平的认知程度，也即居民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如果容忍度越高，居民可接受的收入差距就越大，其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就越小，反之，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就越大。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贵州省是一个农业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6%，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心态和社会的稳定。我国素有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再加上很多财富是因为制度或腐败因素取得的，在高收入群体中，农民所占的比重不多，而在低收入社会成员中，他们所占的比重却很大，所以当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底线时，会影响农村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产生“相对剥夺感”，导致心理失衡。人们会把对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满，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对政府的不满，从而社会矛盾不断滋生。此外，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会引发人口流动失序，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追求，不断涌向大城市。这些流动人口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些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和普遍缺乏劳动技能，同时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一部分人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

三、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其对策

（一）制度因素。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据周其仁（1994）的估计，在1952～1982年的30年间里，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和农村储蓄净流出三条渠道，从农村获取6，127亿元的剩余，相当于1982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农民和农村经济剩余被剥夺殆尽。同时，将工业和服务业集中于城市，再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民禁锢于农村和农业，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居民较大收入差距的长期存在。改革开放后，政府政策有了大幅度的改变，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解决了粮食生产的激励问题;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获得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收益。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收入也得到了提高。但是，与城镇居民比较起来，无论是增长的速度还是幅度都是缓慢的。农民长期被迫从事近似完全竞争的农业，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并且收入需求弹性小，这决定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第二、第三产业。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生产率。现代农业依赖于农业技术的进步，但农业科技具有投资风险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这使得农业科技成果市场化比工业等其他部门更为困难。因此，农业科技的开发、推广、应用等各环节都可能因资金严重不足而陷入困境。为此，应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推动劳动就业创新，清除所有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歧视性政策法规，制定城乡统一的就业资格准入制度，建立与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民有机会参与到城镇岗位的竞争之中。政府积极支持农业科研及其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中的资金问题。

（二）教育因素。影响人们工资收入高低的因素很多，如教育程度、个人能力、性别、种族、地域和社会背景等。但教育程度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经济运行模式的国家，都具有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其收入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的特点。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教育费用的日益上涨客观上限制了农村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必然影响到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当然，这种农村私人教育投入的不足还可以通过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来弥补。国家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政府在财政资金绝对量的投入中偏向于优先扶持农村教育的政策。但从生均指标来看，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并未缩小，不均等的现象始终存在。如2006年，农村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比城镇生均少350.88元，2007年两者差距扩大到437.89元，2008年、2009年两者差距稍微下降，但到2010年两者差距扩大到534.96元。因此，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显著高于农村地区居民。所以，当农民进入城市务工时，由于拥有的人力资本处于劣势，大多数农民都只能进入近似完全竞争的体力劳动者市场，与城市职工同工不同酬，而城市居民进入的行业多为不完全竞争行业，这使得二者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为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支持，完善农村教育经费保障体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推广农业技术，培养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加强农村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农村教师的数量与质量、促进和推动农村教育的全面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少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基于浙江省1990～2009年度数据的实证研究[J].哈尔滨金融学院学报，2012.10.

[2]《西方经济学》编写组.西方经济学（下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12.

第3篇：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

关键词：农地流转 影响因素 土地资源禀赋

一、引言

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就业及居住，这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此背景下，农地作为农户重要的生产要素，需要进行重新配置，对农地流转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展开。由于国内大部分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因此，本文农地流转的研究也主要基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从1979年的包干到户到1993年开始至今逐步确立并完善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经过30多年的发展，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限制也逐步放开，中央允许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开展土地流转，流转形式包括转包、互换、入股、出租等。在土地利用过程中，部分地区存在着土地经营规模较小、现代农业技术推广较难等问题，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增加农户收入。基于此，有必要对国内有关农地流转的研究进行初步总结，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一）农户个人特征

冯艳芬等人通过对广州市番禺区的农户调查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农户的耕作意愿会降低，更愿意选择把农地流转出去。但储成兵等人对安徽省6个县13个乡镇的调研发现：随着受访农民年龄的增加，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反而更强，原因在于年龄较大的农民对国家出台的新政策接受程度较慢，且对土地有着天然的情感，因此，年龄越大越不愿意进行农地流转。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受访农户年龄与农地流转相关性不显著，主要是由于部分地区农户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样本对象的年龄结构普遍偏低或偏高，造成影响不显著。此外，农户文化程度对农地流转也具有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农地流转。因此，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是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二）家庭特征

经济发达地区或城市边缘地区的农村，农户相对有更多的机会从事非农工作，更愿意将自家农地流转出去。卞琦娟等人对浙江省样本数据的调查发现：家庭人口数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该地区二、三产业发达，就业机会较多，家庭人口越多的农户，非农就业的概率越大，农地流入的意愿越弱。同时，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和外出务工人员比重越高，则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越弱，更愿意将农地流转出去。此外，在一些典型地区，如新疆库尔勒市，农户非农人口数对农地流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该地区具有特色农业，农户可以从棉花和香梨种植中获取的收入较高，农地流入的积极性较高。可以看出，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比重等家庭特征对农地流转的影响非常显著，但要注意这种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三）土地资源禀赋

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往往能够反映农户的土地资源禀赋，翟研宁分别在河南省宜阳县和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开展农地流转的调研，研究发现：在河南省宜阳县，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越大越不容易流出土地，反映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户流出土地的意愿较低，而是将土地作为家庭生活的保障；在江苏省无锡市，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越大越愿意流出土地，反映出在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生产的相对收益较低，农户更倾向于将土地流转出去，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对土地流转的作用力方向是不同的。

（四）区位因素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农地的质量等级整体较高，不管其区位如何，农地经营的收益相对较高，因此，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程度相对较高。当前，一些企业选择布局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这不仅为当地农民提供了更多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当地的农地流转。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一般距离城市中心较远且交通不够便捷，加之这些村庄的农户往往较为保守，认为农地是他们重要的生活保障，所以这类农户一般不轻易放弃耕作，农地转出的概率较低。因此，区位因素对农地流转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五）制度因素

农地流转组织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和实施都能显著地促进农地流入与流出，盘活当前农地存量，这也说明建立和健全农地流转组织机构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实现农地流转市场化和规范化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在进行农地流转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或调整时，要注意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地推进农地流转。程佳等人认为农地对农户具有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流转的重点在于社会保障功能能否得到替代，并发现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为农地价值功能与农地劳动力承载功能的替代程度。洪名勇等人认为贵州“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地制度稳定了农地的产权制度，进而间接地促进农地流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

三、农地流转中的问题

一方面，我国部分地区的农地流转并不是在农村劳动力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受外在制度、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原因在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没有发挥农村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是往往会受到外在政策的影响，存在着盲目的农地流转问题。彭代彦等人通过对全国23个省（区、市）的调查研究发现：如果用人均耕地面积标准差和基尼系数衡量农地集中度，则人均耕地面积标准差和基尼系数每提高10%，被调查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将分别下降1.15%和1.93%，这说明农地集中并不总能促进农民增收，要通过农地集中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让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时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农地流转市场之所以不够活跃与完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自身能力与农业集中经营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再加之相关社保制度的不完善，更加重了这种矛盾。今后农地流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要与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步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另一方面，农地流转存在着明显的“非粮化”趋势。为追求农地收益最大化，大户或专业合作社经营的农地，往往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非粮化”现象比较明显。虽然种植经济作物并没有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但从国家层面来看，粮食作物的产量得不到保障，将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易小燕通过调研发现农产品价格的不合理、非粮化的收益较高、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会引起农地流转后的非粮化，并提出防止农地的过度非粮化建议，如优化粮食生产布局、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完善种粮补贴政策、提供资金、保险等方面的支持与保障。也有学者认为农地流转并不一定导致农地非粮化经营，如张宗毅等通过全国1740个种植业家庭的实证分析，发现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更愿意种植粮食作物，并认为耕地用途的严格管理，有利于控制耕地的非粮化。虽然对农地流转的非粮化问题，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我国人多地少，粮食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有必要重点关注农地流转的非粮化问题，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及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四、政策建议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在向二、三产业的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土地流转，已成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点。本文不仅分析了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并探究了我国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农地流转只是一种途径而不是目标，不能以规模经营为目标来盲目推进农地流转。农地流转需要发达的二、三产业作为支撑，从而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二、三产业发展存在着区域差异，部分地区产业发展滞后，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政府部门可以合理引导农户进行农地流转。其次，鼓励农业产业化经营，产业化经营不仅可以实现农户的就业与增收，也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与回报率。当产业化经营达到一定程度后，通过鼓励有偿流转从而逐步提高农户农地流转的积极性。最后，逐步完善农户的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使有条件的农户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将农地流转到有需要的经营大户或专业合作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此外，规范农地流转行为，加强对基层政府的监管，提高对农村的资金、技术的投入，以及稳定地权，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的稳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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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回流；迁移法则

一、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二元结构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形成了二元结构理论。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同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

劳动力流动理论最早源自统计学家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的“迁移法则”。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Thomas提出了关于迁移的推—拉理论，把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原动力经常被归结为两类：“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Lewis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动因是城乡之间实际的经济收入差距。该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Fei和Ranis对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强调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必须保证农业能不断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才能实现劳动力的转移。Jorgenson的“农业剩余”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Todaro模型及其扩展形式—Harris模型引入了“预期收入”的概念，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风险的权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兴起。Stark 和Taylor用相对贫困解释迁移问题，以弥补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

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蔡昉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辜胜阻和简新华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赵耀辉以四川省为例，研究了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着重指出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李实建立了经济转轨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与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而造成的劳动力迁移动机。朱镜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模型。杨春瑰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迁移过程中的混沌现象，揭示了劳动力在迁移中不可能达到均衡，即振荡性是存在的。苗瑞卿等在对托达罗模型和杨春瑰模型提出修正，综合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建立了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朱农利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流动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特征对流动的影响。刘精明研究发现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化是在城乡比较利益差异、制度条件和农民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三种主要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实现的。庞丽华认为家庭层次变量、村级层次变量以及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显著影响。蔡昉和都阳认为相对贫困对农民的迁移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某人在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程度越强，其迁移到外地就业的动机越强。姚先国和刘湘敏认为工资差距、就业机会以及已有的迁移网络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三个基本因素。李强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侯红娅、杨晶和李子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城市化迁移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丁守海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何军和洪秋妹以江苏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模型对流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指出农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王莉通过对长春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卷调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20世纪80年代，“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开始兴起。Stark和Taylor（1991）应用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为降低风险和减轻“相对贫困”而进行迁移决策。Dustmann等（1996）依据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回流可能源于迁出地与目的地之间价格水平差异、劳动力在城市中积累的只能在迁出地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个人的主观偏好。Tunali（1996）通过对土耳其男性劳动力回流的调查指出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风险规避倾向会导致劳动力回流，迁出地资本的积累和就业环境的改善也将会吸引劳动力回流。Hare（1999）通过利用中国农村的农户数据，研究了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和回流问题。Lucas（2003）认为导致回流的主要原因为城市就业机会突然急剧的减少，劳动力返乡进行投资。现存已有文献分析了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美国（Lee A S，1974）、日本（Suzuki M，1995）等发达国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众多发展中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农民的身份对劳动力迁移的产生强烈的制约，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与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崔传义、潘耀国（1999）通过对山东省桓台县2镇10村的调查数据，分析外出与回流、回流与创业的关系。赵耀辉（2002）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回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和迁出地非农就业机会均会对农民工回流产生正向影响。李强（2003）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Wang（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将回流分为基于城市就业失利的回流、基于家庭原因的回流和投资性回流三类。周霞（2005）指出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后做出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的行为选择是由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有农民工对自身具有的资本、对城市和对乡村的认知。张宗益等（2007）根据重庆市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应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利农政策对回流的影响，并提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对策与建议。罗静和李伯华（2008）依据武汉市新洲区农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指出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评价和城市吸引力等均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葛晓巍和林坚（2009）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对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在从事非农事业过程中资金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外出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入伍经历、地区和职业经历均对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产生影响。

三、农民工收入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也称为进城务工人员，是指兼具农民与工人身份的劳动者，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包括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者。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997）、都阳（1999）对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等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高文书（2006）在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到进城农民工的特征、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及收入的影响因素。卢志刚、宋顺锋（2006）利用天津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曾旭晖（2004）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人力资本的收回机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研究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率很低。严于龙（2006）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了条件分析，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栾敬东（2003）通过对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苏群和周春芳（2005）利用2004年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在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决定的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训状况、打工时间、性别及婚姻状况等，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高嵩、焦宝松和王建（2006）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魏众（2004）根据1993年的中国营养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健康指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健康状况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工资决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张车伟（2003）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了加快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新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改变着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同时也逐渐使自己的身份出现变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会、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生存、生活问题对于建设城市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农村，同时也取决于农村劳动来的转移，这是决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研究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推进城镇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农民市民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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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

关键词：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影响因素指标；现状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X5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7-4279-03

Analysis on the Affecting Factors and Establishment of Zoning Index System

for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CUI Ji-honga，ZHANG Zhao-lub，ZHANG Lu-qianga

（a. College of Business； b. Facul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the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rst， the authors systematically analysed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And then， the present status and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the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were dissected. Finally， the zoning index system of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zoning index system included two types of affecting factors indexes and status evaluation indexes， which had three layers and totally 19 indexes. Based on the zoning index system， the zoning of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was more reasonabl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result of the paper could support the scientific prevention and cure of the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

Key words： rural domestic pollution；zoning index system；affecting factor index；status evaluation index

收稿日期：2013-04-03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9ZRB01277）

作者简介：崔继红（1981-），女，山东博兴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与农村环境保护研究，（电话）15269308135（电子信箱）

；通讯作者，张照录，主要从事于农村环境保护研究，（电话）13792173899（电子信箱）。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时代。在农业生产力并不发达的状况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却有着完整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组成的农村生态系统，可以完成“生产—消费—分解—再生产”的物质循环功能[1]，基本不存在农村生活污染问题。然而，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农业进入了以化肥、机械、农药使用为代表的高投入、高增长、高污染的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得到极大改变，但是，人类生活系统与农业生产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链被打断，人类生活系统排放物阻塞堆积，超过农村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致使农村生活污染日益严重[2]。

我国地域广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样，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在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各地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迥异，由此产生的农村生活污染问题因地而异，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性[3]。因此，正确找寻农村生活污染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因素，客观评价农村生活污染现状，构建合理、适用的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生活污染的区划管理与防治，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本研究从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入手，在对农村生活污染现状调查评价的基础上，提取出适用的评价指标，构成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从而为划分不同的农村生活污染区提供支撑。

1 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因素众多，概括起来可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大类型。各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地域农村生活污染影响因素的权重不同，并且随研究空间尺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需要对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因素作详尽分析。

1.1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土壤和水资源。自然因素对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农业产业类型、人口分布密度和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等影响而体现出来的，一般在较大区域范围内研究时才要充分考虑，通常对应于国家、省级地域范围。

1.1.1 气候因素 气候因素主要是在国家层面研究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不同地区的气温、年日照时间、降水量等因素对农业产业类型与结构、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影响巨大，因而影响农村生活污染源类型、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及年内变化、污染物能否循环利用等。一般情况下，气候条件还影响了土壤和水资源条件，共同对农村生活污染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1.1.2 地形地貌因素 地形地貌因素对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地形起伏变化较大、气温随高度变化明显的地域，直接影响了人口的分布、农业产业类型和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对农村生活污染影响较大。如我国西部青藏高原地区。二是地形起伏变化不足以引起气温明显变化的地域，地貌类型的影响体现较为明显。如我国中东部丘陵和平原地区，一般丘陵地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平原地区人口分布较为密集。

1.1.3 土壤因素 土壤作为基岩风化作用的产物，受区域岩石类型、气候和地形地貌的控制，不同地区土壤类型差异较大。土壤对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壤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不同类型的土壤决定了不同类型和结构的农业产业模式，不同农业产业构成的农业生产系统各具特色，影响了其与农村生活系统之间物质循环的广度与深度。

1.1.4 水资源因素 水资源条件对区域农业产业类型有重要影响，直接决定了人口分布状况。农村生活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生活污水的污染问题，而区域水资源类型与水资源量的大小决定了区域水污染自净能力和污染承载能力，对农村生活污染的自净与消化有重大影响。

1.2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在自然因素基础上随人类发展历史阶段的不同而逐渐演化发展的，尤其是受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巨大。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类型与结构、人口分布与受教育水平和污染控制政策与执行状况等。

1.2.1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生活污染影响巨大，不但影响着区域内农业产业类型与结构，还影响着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受教育水平、污染控制技术与设施等与农村生活污染有直接关系的众多因素。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明显，不同地区农村生活污染状况差异较大。从现阶段来看，一般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由于生活方式的骤变而环保措施不到位造成农村生活污染严重。相比之下，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生活污染并不突出。当然，这种现象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1.2.2 农业产业类型与结构 农业产业类型一方面受限于区域自然环境条件，另一方面受限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类型和结构影响了农业生产系统内部及其与农村生活系统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循环。一般来看，农业产业类型单一，结构简单，生产效率高，但循环利用效率较低，甚至不能循环，容易造成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农业产业类型多样，结构复杂，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但循环利用效率较高，相应的环境污染问题较少。

1.2.3 人口分布与受教育水平 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口居住较为分散，村镇规模与城市相比小得多。但是，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受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多重影响，农村人口分布存在相对集中与分散现象。一般来讲，气候适宜、地形平坦、水土资源丰富的地区，人口相对集中；相反情况下，人口相对分散。人口分布密度的不同，一方面决定了生活污染总量的大小，另一方面对污染防治措施有重要影响。农村生活污染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知识水平直接影响生活污染的防治效果。

1.2.4 生活污染防治政策与执行状况 从农村环境管理来看，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晚、起点低，管理基础较为薄弱。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不完善。农村环境监管体系不健全，环境污染治理缺少政策和资金支持，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2010年2月环境保护部制定了《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后，农村生活污染防治工作的相关政策措施才不断出现。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政策的有无及执行力度直接影响其防治效果。

2 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构建

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是科学防治农村生活污染的前提，农村生活污染区划的标准，即区划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区划工作的核心和基石。农村生活污染区划，不但要考虑污染现状因素，更应考虑造成现状的影响因素、可能加剧或产生新的污染的潜在影响因素。

2.1 农村生活污染影响因素指标分析

影响农村生活污染的各项因素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联，自然因素对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社会因素而间接发挥作用的，社会因素是自然因素影响的结果，对农村生活污染有直接影响。这就为选择有代表性的、易获取数据的评价指标提供了可能。在影响因素指标中，选择气候特征、地形地貌特征、土壤类型和水资源状况作为自然因素指标；选择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主导产业、农业产业结构、常住人口密度、居民受教育水平、居民生活方式、污染防治政策与设施等作为社会因素指标。

2.2 农村生活污染现状评价指标分析

现阶段，农村生活污染主要是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许多学者就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4-6]。本着简便、有代表性、易获取的原则，选取能较好体现农村生活污染程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生活污水COD排放量、生活污水排放强度及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排放量、生活垃圾排放强度及生活垃圾处理率等。现阶段，在农村生活污染中大气污染程度较轻，主要是燃烧化石能源排放SO2，排放浓度和强度均较低，并且主要是在冬季。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选取SO2排放量作为农村生活污染中大气污染的评价指标。

经过统筹考虑，构建了农村生活污染区划的指标体系见图1。

3 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的应用

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是评价农村生活污染程度，分析农村生活污染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确定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政策与措施的依据。在实际工作中，该指标体系可灵活应用。一般情况下，农村生活污染区划可分为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按影响因素指标分区，这类似于自然人文综合地理区划，只是目标单一，仅针对农村生活污染问题。第二步，按影响因素指标分区后，在每个区内再按现状评价指标进行污染程度的分级区划。

在农村生活污染区划实践过程中，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如采用层次分析法[7]，通过现场调查和专家判断确定不同层次指标的权重值通过定量计算值来分区。与此同时，可充分借鉴现代空间数据处理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8]，将各指标值进行空间矢量化，形成空间可视化数据，通过空间叠加技术来实现农村生活污染区划。

4 结语

农村生活污染问题日益加剧，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多方面的重视与关注。对我国来说，农村地域广阔，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农村生活污染轻重不同，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开展农村生活污染的防治工作，可把农村生活污染区划作为防治工作的第一步。因此，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的建立与方法的选择成为重要的技术基础，亦是科学防治农村生活污染的前提。文中建立的农村生活污染区划指标体系在应用过程中还应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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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

关键词：农业政策;农村;经济发展;机制与路径

近几年，随着国家经济事业的发展，农业政策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农村经济的短期影响显著，对于农业活动的要素投入也具有一定的直接影响。其次，农业政策对提高土地使用率及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发展农村经济及相关事业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有关部门应深入分析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深化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的重要性，才能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发展农业经济及事业方面，重视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发展因素。我们都知道，农村政策的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引导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的作用。国家在制定农业政策的时候，也会切实考虑农村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及特性。在国家大力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的研究，也促使农业政策的产权激励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切实的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积极的进行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为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

在实际工作中，针对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的相关研究，并切实结合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能够为完善农业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下去。有关部门在制定农业政策的时候，应在鼓励、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有效的指导群众利用一切便利条件，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搭配，时刻注意各项政策发展的协调性和灵活性，为实现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也是促进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一）取消农业税对土地利用率产生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农业减税制度的实施，直接促进了农村耕种面积的增加。农民在不用负担税费的前提下进行生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农民耕种的主动性及积极性，对于保护农村耕地资源和提高耕地使用效率，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如果国家征收的农业税费较高，农民就会采用一切可行的措施，对有效的土地资源进行开发，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这种方式在短时间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长期发展下去，极易导致农民的经济负担过重，生产积极性下降，不利于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

（二）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也是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路径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农业税取消征收以后，财政转移会逐渐成为农民公共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这笔资金很难保证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开支，公共事业发展资金不足成为最为现实的问题。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最为明显的表现在农民在享受公共服务的环节，降低了一定的服务质量。

（三）涉农补贴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的研究工作中，涉农补贴政策对土地利用率和扩大种植面积等方面都产生的影响，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主要内容之一。涉农补贴政策的实施，促使农民可以直接享受到经济补贴，提高其自身的经济效益。其次，涉农补贴正常也使农民更加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重视农业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重视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路径非常重要。在实际工作中，农业政策可以通过调节农产品的供求、调节农产品购销价格以及调节农民收入，进而达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发展目标。我们都知道，提高农民收益，是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重视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并充分发挥农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很大的效益。

参考文献：

[1]赵洪丹，朱显平.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J].当代经济科学，2015，37（5）：96-108.

[2]段玉华.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问题研究：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例[D].山东农业大学，2007.

第7篇：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

【关键词】县级市 农业经济 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不断的扩大和增加，各个地区的县级市的经济实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因为农业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从而给农业经济的发展到来很大的影响和威胁。因此，本文主要对县级市农业经济增长的原因和影响进行深入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农业发展的目标进行确定，从而能够实现县级农业经济能够又好又快的发展有相应的贡献。

一、农业生产要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农业生产的要素主要是指获得人民需要的农产品，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所必须的各种基本投入的总称。第一，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在农业生产中的最基本要素就是土地，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土地作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主要反映在有效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的变动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并且要对耕地面积的稳定进行保持和耕地质量变动对农业生产发展以及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并且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保障。第二，劳动力。农业劳动力是农业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基础的要素，也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首要因素。农业劳动力指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农业劳动力所给的资源素质的状况决定着农业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多少，农业劳动时间供给量的多少也是决定农业劳动力供给状况的重要因素。要相对劳动力的素质进行提高，就必须要进行投资，他包括教育投入和培训投入以及健康投入等等。因此，对农村劳动力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有利于对有关农村劳动力政策措施进行分析。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四，科学技术。科技进步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我国农业发展存在着区域间的不平衡，而且受到人口增长和土地资源短缺的制约，在这种条件下要想对农业生产力进行提高以及对农业经济平稳增长进行保持，主要依赖两条途径，对要素投入和对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对单位总投入进行衡量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以及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一般是指人力和物力以及财力的开发利用率，他反映了一个时期国家为改变地区农业落后面貌和对农业的发展的促进所做的努力，也是对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析的主要工具。

三、其他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一）制度及政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对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产品质量控制进行制定相关要求的财政支农措施，这些政策包括：对农村道路进行扩大、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进行不断的增加，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进行建立和完善，发放直接性财政补贴等等，对支持农业发展以及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农业经济的推动不断的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金融发展

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新农村的建设，他是一项整体性和系统性都很强的一项工程，并且需要多个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金融的支持。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金融的资本因素配置制度，并且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从融资总量上来看，融资的需求规模在不断的扩大。由于务工收入和国家有关惠农政策的实施，目前单户传统农业和家庭承包性农业生产资金的趋势已经呈现饱和的状态，但是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农村资金的需求量还是不断的在扩大。经过二十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为主体、多种农村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同时，各个地区都涌现了民间的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中外资的贷款公司等各种农村金融机构也在逐步的产生和发展，并且发挥着其中应有的作用。股份制的改造以及上市融资的改革议程纷纷列上了各金融机构的改革进程表。

（三）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指农业内部以及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整合过程，也是在生产过程中重新配置的过程。社会生产力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所以农业产业的结构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行改变。例如新技术的应用对农业的某个部门的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势必导致该部门被替代要素的过剩，从而就对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所以，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因此，农业结构的调整不仅关系到农产品的供应平衡，还关系到整个农业经济的平衡发展，并且要依据各县地区的自然条件，在保证大宗农作物产量不断增长的前提下对种植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要以种植生产优质大米为主。同时，发展花生以及大豆等特色的农产品，从而形成了县区农业品多样化和优质化以及品牌化的特点。

四、结语：

综合上文所述，劳动者素质和技术的变迁也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技术变迁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研发和使用，并且该项目的技术人员的全方面的综合素质也是比较高的，而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最根本的重点还是在教育的问题上。因此，在农业经济的增长中教育方面起着非常关键并且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孔令孜，李小红， 兰宗宝， 麻小燕.农业信息化对广西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优[J].南方农业学报，2015，（08）：139-141

[2]马明霞，文琦，马明德，王进会.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典型相关分析――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J].广东农业科学，2013，（09）：152-153

第8篇：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

关键词：农户;技术推广;技术采用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坚持重点发展农业科技，我国也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农业研发投资占农业总产值比重持续上升的国家之一。政策的制定者和学术界都已经充分的认识到农业技术作为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的巨大贡献。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虽然很多新技术在农业中已经被农民广泛使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不得不承认还存在大量农业技术创新成果未能得到有效的推广应用，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结构的调整。

本文在阅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系统的回顾。分析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可以准确把握农户对于新技术的态度，找出原有推广模式的不足、原有政策的偏差，为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技术的推广和采用提供有力的依据。

2 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分析

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很多。在这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

2.1 宏观因素

宏观因素主要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状况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这里主要从与农户技术采用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因素的进行分析。

政策因素：农户在采用一些农业新技术的时候通常会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例如：（1）国家的信贷政策，当国家以低息或者无息给农户提供一些涉农贷款，通常会鼓励农户更多更大胆的采用新技术。（2）财政补贴的政策，国家为了鼓励农户采用新品种，购置农机具，通常会给予农户一定的补贴政策，这也是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驱动力因素。（3）农业科技创新奖励政策，创新奖励政策通常会激发科研机构，农户，以及相关的金融的资本，市场积极的行动起来，发明创造更多对农户经济效益高的，便于使用的新技术，同时奖励政策也会更好的激励创造者加快新技术的推广传播，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只有技术最终被农户广泛采用，才能诱导创新源源不断的发展。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是当地市场经济发展，商品流通速度的一个风向标。同时也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农村接受新事物，新技术，追求更高经济价值的程度。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由于信息流通方便，市场开放度，透明度较高，农户思想更加活跃和开放，也更容易接受采用新技术。由于市场发达，技术产生的成果，例如新的农产品品种，果实也能更迅速的实现商品价值，让技术采用者有较为稳定回报；农户由于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能够承担技术采用失败带来的风险。

文化因素：由于传统农村很少参与市场，通讯设备也比较差，农村的信息来源也相对短缺，农民本来受教育，接受科技知识程度少。农民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对新事物的态度很多是当地传统几千年发展的结果。这里用“地方性知识”来表达特定地区农户价值观念。可以说一个地区农村的面貌包括其种植方式，农作物品种，日常生活习惯，对外来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都受制于这种地方性知识。在新技术的采用过程中农户的态度和行为同样受制于这种地方性知识。所以在新技术的推广传播的过程中，要仔细研究当地的文化特征，找到合理的宣传推广方式。

市场因素：市场由于交易的不断进行，促进商品，信息的不断流通，同时由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的，导致了新产品，新思想，新技术的不断产生。同时也为新产品，新技术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场所。在一个农村市场或者农产品流通市场中，往往会让农户解除采用新技术后产生成果不能有效的实现其经济价值，收回去其成本的担忧。同时市场为农户在采用新技术过程中出现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咨询提供方便；也为农户能够因自身或者外部因素及时转让新技术提供有效途径。

2.2 微观因素

微观因素对农户技术采用有影响的很多，不同学者基于自己的观察角度的不同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在这里把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微观因素按照其来源分为四个的层面：（1）农户层面主要包括农户的年龄、性别、职务、家庭规模，家庭收入消费水平等；（2）推广层面：主要有推广宣传的力度，技术指导培训的次数，进行推广的主体，采用性技术的奖励政策。（3）技术层面：技术层面主要是由于技术本身的原因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主要包括技术的初始投入、技术的采用难度、技术的使用的风险和技术的预期收益和效用等。

2.2.1 农

户层面

费德（feder，1985）认为农户选择（采用）行为主要受农户自身特征和技术诱导因素的影响。adestina（199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农户技术采用决策的模式，他们认为采用新技术的决策是基于农民对此项技术的认知情况。在年龄这个变量研究上，adesina（1993）认为农民的年龄和新技术的采纳成反比例关系，即年龄越大，由于风险因素等的考虑越倾向于采用传统技术。相反，年轻的农民倾向于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taylor（1982）也认为教育是农户变量中的最重要因素，它可以增加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能性。我国学者林毅夫（1994）对杂交水稻品种采用的研究中发现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户采用此技术具有显着的统计效应。

何子文，玉（2006）认为政治成份及社会公职和每年外出本县次数对农户新技术的采用有影响。张林秀等（2002）利用江苏省300个农户1993一1999年的历史资料，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户生产性投入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户的非农就业比例、借贷的可获性、土地规模、房屋资产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是主要决定因素。曹建民等（2005）通过对水稻氮肥适地管理技术的农民参与式研究意愿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信息显着地影响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农民的个人特征中，是否为户主、性别、教育水平、农民是否经常参加农业劳动以及农户的土地规模等因素均显着地影响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 2.2 推广层面的因素分析

azhar（1991）和adestina（1993）强调推广人员的信息交流程度在技术采用过程中的重要性。张云华等（2004）认为农户与涉农企业和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的联系是影响农户采用无公害及绿色农药的主要因素。非洲高原农业发展项目（ahi）和国家农业研究中心（icra卫）结果表明:农户与农业技术中心的联系程度是影响其参与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学者朱希刚（1995）对鄂西贫困山区的289个农户技术采用的行为研究表明:与农业推广机构的联系、政府对采用新技术的鼓励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付少平（2003）认为在技术方面有创新成就的农民，许多人都曾经获得过院校、科研机构专家、技术人员的帮助。这些农民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专家、技术人员建立了联系，专家、技术人员为农民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人际扶助条件。赵龙群等（1997）认为,影响农户采用技术的因素有:①基层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工资低、人员少、队伍不稳定;②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内部结构失调;③农民自身的影响因素。 2.3 技术层面的因素分析

技术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采用技术的投入产出效益、技术风险、技术掌握难度。雷杰•克里斯娜关于印度旁遮普邦棉花种植者对供给反应的研究，以及秘鲁高原上的印第安人对新马铃薯品种的采用行为分析，认为有利性的差别是解释农业生产要素接收速度的有力解释变量，而不用求助于人性、教育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别。决定有利性的因素主要有:绝对而不是相对的产量增加、产量和价格的波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罗杰斯（1957）同样认为技术使用者对技术接受倾向的不同受科技信息、风险及市场供需条件的影响。欧马拉（o‘mara，1980）和林德钠（lindner，1987）研究了风险因素对农户技术选择（采用）行为的影响。我国学者朱希刚（1995）的研究也表明技术采用后产出的增加与农户采用新技术呈正相关关系。

3 相关的总结和政策含义

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宏观方面更多的是一些定性的理论意义上的分析，具体原因可能是衡量宏观因素的指标难以用数据进行度量，但是并不能够排除其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农村的组织化程度更是偏低，单个农户在信息来源、对信息处理以及抗风险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农户对新技术的信息更多的来源于政府，具体的推广也更多依赖于政府。宏观因素对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影响是不能忽视。

第9篇：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

关键词：农村社会变迁  农村体育发展

影响

体育是一种身体教育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体育文化的发展受制于社会这个大的发展环境。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仅农村人口就有7．3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6％，也就是说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都集中在农村。广大农村地区是我国农村体育文化的主战场，也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环境，要想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就必须首先解决我国农村体育问题，改变农村体育现状而农村体育的发展又是与农村的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

1．社会变迁与农村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属历史发展的范畴，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社会变迁反映和表现在：社会变化的过程，社会形态的量变和质变，社会过程的推移．社会结构的变异，社会功能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管理方式的改革，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农村社会变迁则是指农村社会生活现象的变化和发展．农村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同样也在不断地变更着。

1．1农村社会变迁的特点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渐渐地已经成为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充满生机、蓬勃向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然而我国农村社会的社会变迁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农村社会变迁呈现出缓慢性、曲折性、复杂性的特点。

1．2影响农村社会变迁的因素

农村社会是我网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作为一个复杂而独立的系统，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农村社会变迁包括很多方面，因而影响农村社会变迁的因素同样是多方丽的。影响农村社会变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自然环境因索、人口因素、生活方式因素、科学技术因素、文化因素。

2．农村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发展的影响

2．1对农村体育发展特点的影响

农村体育的发展受制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体育发展的特点同样折射出农村社会发展的特点。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2．1．1发展的缓慢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简单落后的生产方式致使农村经济难以提高。一直以来，我国广大农村经济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受传统文化思想、地理环境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影响．大部分农民依然保持着封闭式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所以作为上层建筑的农村体育．要在农村得到广泛开展．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问过程．

2．1_2发展的差异性

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不相同。不同的传统文化思想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加之传统体育价值与现代体育价值的相互交融，使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2．1-3发展的艰巨性

一种文化形态的形式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受经济、政治、教育文化水平、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在我国农村社会现有的发展条件下．农村体育要想得到全面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艰巨性。

2．2对农村体育发展功能地位的影响

在建国以前。我国农村的体育活动对广大农民来说，主要是农闲时的娱乐消遣或习武以求自保自卫，民间杂耍还是一些人的生计手段，进行的活动项目以民间传统项目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体育活动逐渐成为农民劳作后放松身心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不仅是农民个体发展的需求．而且上升为国家社稷发展的需求。大力开展农村体育成为农民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我国体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促进社会稳定、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3对农村体育发展要素的影响

我国大部分农村体育由于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与发达地区相比，在体育人口、体育场地设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