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精选(九篇)

第1篇：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

关键词：苏轼 月 高洁情操 旷达胸襟 睿智思想

对中华民族而言，月不仅是一种自然物象，更是一种文化意象，它承载着古人及今人的情感寄托。作为饱含文化信息的情感符号，它历来为中国文人所钟爱。从《诗经·陈风》里的《月出》到谢朓的《月赋》，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到李白的邀月佳话，文学史上所涌现的关于月的名家名篇不胜枚举。宋词作为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对“月”别有一番深情，这其中当以苏词为首。《全宋词》录苏词360余首（包括残句），“月”的意象出现103次，占近1/3。[1]他以月为时间标识，以月来营造意境，以月来寄托情感，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兴象玲珑的关于月的世界。“月”如此频繁地出现在苏词之中，成为苏词中一个鲜明、重要的意象，表明了词人对它的情有独钟，它既是词人刹那感受所获得的心灵对应物，又承载了苏轼自身积淀的文化信息、生命信息和美学追求。

苏词中的“月”，或径称“月”，或以“婵娟”“玉盘”“桂魄”等指代。概括起来，“月”可以分为静态、动态两种：静态则有单纯意象与复合意象，单纯的“月”意象中以月色相称的有“月华”“微月”“明月”“孤光”“暗月”，以月形相绘的有“晓月”“缺月”“隙月”；复合的“月”意象则多与云、水相伴，如“湖中月”“满江月”“淡月微云”。动态是对月所作的拟人化，如“对酒卷帘邀明月”“一点明月窥人”“月随人千里”，不一而足。其基本特征有三：皎洁、辉耀与澄静。月意象的这些物态特征恰与词人内心世界两相契合。月之皎洁，如同词人高洁如月的情操；月之辉耀，那铺洒大地的融融清辉又映照出身处逆境的词人的旷达情怀；而透过月亮澄静静美的意象，我们仿佛又看到一个思索着的、睿智超脱的苏轼。

月，凝聚了词人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襟、智慧的心灵。词人引领我们欣赏月的多姿多彩的同时，其实也带我们走进了他的心灵世界。

一、月之皎洁

在苏词的“月”意象中，以“明月”为最多。据朱强村编年龙榆生校笺之《东坡乐府笺》，苏轼最早的词作于熙宁五年（1072），即抵杭州任职的次年春以后的《南歌子》《行香子》等短调小令。[2]“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行香子·过七里濑》），当“月”意象初次见诸苏词时，词人即赋予它明亮的色彩。苏轼一生涉宦海风波，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官”的过程，甚至差点儿死于“乌台诗案”，一生大多数岁月颠沛流离。“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西江月》），这首作于刚刚经历“乌台诗案”之后的词，就是对自己人生坎坷和内心苦闷的感叹。词人以月自喻，流露出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愤慨。苏轼是一个关心和献身政治的人，也是一个有抱负而不愿随俗浮沉的人，但月明云遮，才高见妒，忠而被谤，在明月与浮云的矛盾中，词人抒发了对群小当道的愤懑，唱出心头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理解的苦痛凄凉。这里的明月，固然是写眼前中秋之夜的实景，又何尝不是用以象征词人自身的美好理想和高洁人格呢？赋予“月”意象以浓重的悲剧色彩，恰恰是对具有高洁情操的词人屡遭贬谪命运的最好诠释。

但日后像这样的黯然心绪，作者是极少托意予月的，尽管仕途坎坷、世事艰难，但在词人的笔下，月光仍皎洁如镜、如霜、如水。如“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醉翁操》）“景疏楼上、明月如水”（《永遇乐》）“清夜无尘，月色如银”（《行香子》）等。既然词人屡遭贬谪，理当有对现实的不满，但为什么出现在词中大量的“月”不是“微月”“缺月”“暗月”，却偏偏是“明月”呢？

古代文人多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人生价值的定位，为此，出仕便是最佳途径。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在这条路上摔打滚爬，苏轼当然也不例外。然而人一生之不如意者常十有八九，自身的命运无法把握，使得大多数文人背负着生命的重负。然寻求解脱之法，或明哲保身，或放浪山水，或以死明志。苏轼呢？尽管自小“奋励有当世志”，结果非但不能“致君尧舜”（《沁园春·赴密州》），而且时乖运蹇，在经历两年坎坷的朝廷生活之后，他自请离朝，却又遭遇“乌台诗案”，为此而差点儿送了性命。“忧愁风雨，一半相妨”，究其原因，便是太过执着。然而苏轼却义无反顾地坚守着自己高洁的情操，绝不肯“稍自韬”，既不屑营营于“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又以为“何须抵死，说短论长”。然人事无奈，只有“幸对清风皓月”（《满庭芳》）时，词人才感到心有所寄。所谓月辉冰莹，月色的皎洁，正是词人心灵高洁的写照。

词人的高洁情操是难容于世的，月之皎洁又反衬了现实世界的暗浊，为此而面临了出世入世的抉择问题。词人表现在词中就是寄理想于明月，与其怀瑾握瑜地生活在荆棘丛生的现实世界里，不如去那清凉国里寻找一片净土。袁行霈在赏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曾指出词中有两个字值得注意，就是“我欲乘风归去”的“归去”二字[3]。飞天入月，为什么说是归去呢？这就意味了苏轼对明月十分向往，早已把那里当成自己生命的归宿了。他的《前赤壁赋》里写“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忽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也是由望月而想到登仙。高洁的心灵境界，皎洁的明月世界，两相契合。盖因为此，词人才多次在其词作中表达出想要“乘风归去”，遨游于美好明月世界的愿望。

苏轼在为怀念恩师欧阳修而作的《木兰花·次欧公西湖韵》中，结句“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固然是说由于欧公居颍时，常夜游西湖，故波底明月对他特别熟悉。然细品此句，则发现词人是把“月”与“余”置于同一人格地位，道出词人与月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非常“人际”关系。在孤独中，只有明月才可引以为知己；在苦闷中，也只有明月才与自己相伴，所以词人把明月当作和自己具有同等人格的对象来认识、欣赏，在其词作中多次出现“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少年游》）“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念奴娇·中秋》）等诸多与明月相互对话、相互倾诉的情景，表现“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洞仙歌》）“美酒清歌，留连不住，月随人千里”（《永遇乐》）的追求。

刘勰曾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坡为什么“长爱月华明”了。那“月华明”、那晶莹明亮之美，不正是作者心志的显露吗？无论是词人与明月的相知相惜，还是对明月的向往、欲飞天入月，归结到一点，就是词人的高洁情操惟有明月可以朗照，可以寄寓，可以见证。

二、月之辉耀

如果说月色皎洁，映照的是词人冰清玉洁的高洁情操；那么月光辉耀，那铺洒大地的一片清辉，便是词人旷达胸襟的写照。苏词中多有皓月当空，银光普照，孤高旷远的境界。例如“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永遇乐》），“会看光满万家楼”（《南歌子》），“但空江，月明千里”（《水龙吟》），“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水调歌头》）等，无不是月光倾洒、万物浸辉的景象。

1083年，苏轼到黄州第三个年头的中秋节，写下了《念奴娇·中秋》这首名作。“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词人不再以“月有阴晴圆缺”的自然之理来排遣“人有悲欢离合”的人之常情，而达到了超然物外、出神入化的精神境界。在词的最后，作者遥想自己飞到冰清玉洁的月宫仙境中逍遥自娱的情景：“水晶宫里，一声吹断长笛。”如果说在密州所作的《水调歌头》中，词人对尘寰还有所留恋而不忍离去的话，那么，谪至黄州时期的《念奴娇》就表现出坚定的出世思想，但这里所谓的“出世”绝非佛教中的否定人生，亦非道教中的厌弃人生，而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胸襟。拥有了这种胸襟，词人就可以从容面对八面来风，即便在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后半生里，仍保持自己完美的人格而不流俗，保持随缘自适的信念而不沮丧，洒脱地越过人生种种困厄。

“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旷远的境界开阔了词人的内心世界，使词人拥有平和无限之心境；铺洒大地的一片银辉，启示了词人也当拥有与明月一样旷达的襟怀。在月明千里之境中，词人“脱拔于个体生命的失意或离情别绪，而进入豁达澄明的境界”[4]，用超越的方式看待人生的是非、荣辱、祸福，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淡泊的生活境界、高远旷达的生命意义。而无论经历怎样的人生坎坷，身处怎样险恶的政治斗争，陷入怎样的窘迫境地，词人总能从自然界中发现一片开旷的月光世界，时时从那月之辉耀的自然界中获得人生解悟，达到任心随缘、豁达通脱、自然淡泊的生命境界。

最能映射出词人阔达胸襟的，要属其中的“江月”意象了。在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词人身临古战场，神游故国，面对大江东去，英雄、历史、现实、自我一齐涌上心头，思接千载而不禁发出自笑多情、光阴虚掷的叹惋。“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然人生几何，何苦让种种闲愁萦回我心，还是放眼大江，举杯赏月吧！这里的“江月”意象所寓意的旷达境界，正是苏轼从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中领悟到的自然境界对他的启示与召唤，这实为历史与现状，理想与实际经过激烈冲突后在词人心理上的反映。品味这言近意远的词句，一位襟怀超旷、识度明达、善于自解的词人形象仿佛就浮现在眼前。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水调歌头》）词人一生辗转漂泊，“身如不系之舟”（《自题金山画像》），面临了许多次与朋友、兄弟的别离，词人也会发出“谁与共孤光”的悲慨，亦或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聊以慰情。然词人写此类词“凄清而不凄怆，忧愁而不愁苦”[5]，旷达的襟怀使他惯于为离别的亲友解除忧虑，开释情怀。其《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便以“一江明月碧琉璃”作结，水月交映，意境阔远，令人豁然开朗。既可谓以月象征友情的冰清玉洁，亦可谓以月来表达对朋友前程光明的祝愿。因为词人明白人之离合与月之圆缺，实自古而然，没有什么是恒常不变的，这是自然之理。既知此理，便不应对圆月而感睽离，生无谓的怅恨，词人终“由感情而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6]于是，在月之辉耀中，词人旷达开阔，自然淡泊的内心境界便随着这一片月光而熠熠生辉。

三、月之澄静

苏词之月或圆或缺，它大多是静态地高悬于冰冷的天宇；词人的心境无论是惆怅还是通脱，月的意境总是一片澄静空明。“银汉无声转玉盘”（《阳关曲》），“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行香子》），“凤箫声断月明中”（《鹊桥仙》）。月明人静，辉映的不仅是词人审物静思的平和心态，在更深层次上，它辉映出词人静彻人情物理的智慧心灵。

在《江子静自序》中，苏轼有一番对“静”的简明论述：“夫人之动，以静为主。神以静合，心以静充，志以静宁，虑以静明……故君子学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则静，静则定，定则虚，虚则明。物之来也，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顺应自然是词人的处世哲学，静彻物事是词人的生活智慧。惟有保持心境的平和，才能清醒地透彻世事，所谓“致虚极，守静笃”[7]；惟有透彻世事，方能不役于外物，所谓“寓意于物”（对外物自然地作出情感反应，不介入丝毫物我利害关系）而不“留意于物”（不系心于外物，不为外物所累，能静守所养之道）。

月夜的空阔静寂，正是冷静思索人生之际。“人静帘直，灯昏香直……每一念起，辄设理相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8]《行香子·清夜无尘》《永遇乐·明月如霜》等多首词作，都能表明词人正是在静月清夜下展开他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哲理思辨。词人能在月夜下审物静思，表明了纵使外界如何纷扰，命运如何多舛，他始终能保持思维的清醒、心境的明彻。澄静的月，提供了词人冷静思索人生的环境，也带给词人诸多的启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的旷达；“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西江月》）的悲慨；“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临江仙》）的飘逸；“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的潇洒。

在艰难时世中，要做到怀瑾握瑜、独持操守已属不易，而能乐观进取、旷达超脱，则更为困难，苏轼得以二者俱全，得益于他儒释道精神统一的高超处世智慧。庄子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9]即他认为精神清静才能体悟人生“至道”，获得人格升华。苏轼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处在党争的夹缝中，在自身遭遇多次贬谪、儒家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儒家传统思想使他获得了政治生活的动力和勇气，佛道思想又使他找到了政治失意时不可或缺的心灵解脱的蹊径，从而完成他高超的处世之道。这种审慎的冷静和济世的热情的结合，正是词人的通明智慧之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词人承屈原《天问》、李白《把酒问青天》言明出世之志，又恐“高处不胜寒”，以表明入世之不易，出世尤难。进与退、仕与隐之间深自徘徊困惑的心态正说明了词人对人生问题思考的深度，如李泽厚所说：苏轼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10]词人思想的深邃不仅表现为思考的深广度，也表现在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上。苏词中多次将人生哲理与自然规律、社会现象与自然物象作通透的等量齐观，表现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词人泯灭时空物我的界线，在月之圆缺中渗进浓厚的哲学思想。“月明多被云妨”，月清光无边，也有微云相妨，何况人事？词人总能把现实人生的挫折、懊丧引向自然辩证的高远层次，从而“超越种种窘逼和限制，获取生活的无穷乐趣和最大精神的自由”。[11]

苏轼立足现实人生，以儒学思想为本而兼融佛老的“静而达”，从而形成其高妙的人生修养境界。空明的月光，为月之皎洁和月之辉耀涂抹了一层澄静的底色，它照出了词人的通明智慧，照见了词人深邃的思想。

四、结语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爱月之情，“忧愁风雨，一半相妨”的人生经历，以及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襟与智慧的心灵，最终形成了苏轼独特的关于“月”的体验与表达。

诚如林语堂所言，“坡像一阵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虽饱经忧患，却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像坡这样的人物，是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月在苏词，传统文化通过苏轼的作品历久弥新地在当代呈放耀眼光芒，而其人格魅力也必将永亘千古。

注释：

[1]胡朝雯：《月光辉映下的宋词》，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2期。

[2]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3]袁行霈：《苏轼赏析》，《唐宋词鉴赏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4]陈迎辉：《千江有水千江月——论苏轼词中的“月”意象》，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7年，第4期。

[5][6]周汝昌：《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4页，第613页。

[7]参见《老子》16章。

[8]参见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

[9]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页。

[10]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第2篇：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

关键词：苏轼；诗意人生；旷达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25-01

喜欢苏轼由来已久，《赤壁怀古》的大气磅礴，令人拍案叫绝，《赤壁赋》幽深渺远，博大精深，更是饱含情韵诗意富于人生哲理。但真正走近他却始于《定风波》那首词。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一生仕途却充满坎坷，屡遭贬谪，他曾作诗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政治的失意，仕途的坎坷，命运的多舛，生活的困顿，以及人生的困惑，种种打击磨难，使他开始思考人生并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对待不幸，超越苦难，消除痛苦，完成了从追求外部事功到回归自我内心的转折，用淡定谱写了一曲诗意的生命之歌。他走出了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固有模式，最终悟得“在荆棘丛中下足，于月明帘下下转身”，在纷扰的尘世中安顿身心，释放心灵，用禅心佛性诠释人生。

《定风波》记叙的只是出游途中遇雨的一件小事，在极短的篇幅中，词人把自己的经历、禀赋、气质、精神、学养注入其中，自己与自己和解，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这种洒脱放达及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是无人能及的。

野外出游，突然遇雨，一般人都惊慌失措，狼狈不堪，而作者呢？他非但没有一点惊慌之态，“何妨吟啸且徐行”显示出少有的从容不迫、悠然自在的神态，何其洒脱。“竹杖芒鞋轻胜马”词人手拿竹杖，脚穿芒鞋，顶风冒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独特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一生被贬二十多次，有什么可怕呢？政治上的风风雨雨，砺炼了他的意志，他对各方面的打击已习以为常了，面对风雨，不惊恐，不逃避，不哀伤，泰然处之，潇洒从容，何其旷达。人生本来就是沉浮不定变幻莫测的，就如自然界的风雨。“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是词人在大自然的风雨中获得的顿悟和启迪，当他回首走过的风雨历程时，竟达到了一种宠辱偕忘，超乎物外的旷达人生境界。

“乌台诗案”后的苏轼政治前途黯淡了，被贬的苦楚，前途的迷茫，人生的挫折与失意也曾使他产生了“人生如梦” “雪泥鸿爪”的空幻。但他异于常人之处在于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对人生做理性的反思，因此，他才能傲视苦难，超越痛苦，以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书写着自己的诗意人生，拓展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这是苏轼的不幸，也是历史的幸运。政治生涯的多舛，不仅使他的文学才情在灵魂的一次次洗礼中得到提升，也炼就了他面对生活百般苦难的韧劲。同是被贬，韩愈、柳宗元、及与苏轼同时代的文人，心中充满的是无法排遣的忧怨，而苏轼不管置身于何地，总能活出自己的风采。在岭南荒草丛生，乌烟瘴气之地，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何其淡定，相反韩愈贬潮州以“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示侄，何其凄苦；在密州，“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何其豪壮，而被贬柳州的柳宗元却是“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惨然；在黄州，年近半百，“吟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饮酒唱和，何其潇脱，欧阳修被降职“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何其落寞。他们无论如何活不出苏轼的潇洒，因为他们走不出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的牢笼。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颠覆了传统贬谪文人的怨天尤人，而以随缘自适的心态，诗意的面对生活，构建自己的心灵世界，他是中国文人心态转型的一个里程碑，他走出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了藩篱，回归到内敛自省的自我精神世界中，能以诗意的眼光观察生活，即使在恶劣的环境里，也能发现生活的美好，苏轼给其后的人们构建了一个精神的家园，不论是他之后的人，还是今人，凡仕途失意者，都能在苏轼构建的进退自如的精神家园中找到栖身之地。正像今人东方吟评价的那样：“如果把中国文学历史比作长江，那么坡就是三峡大坝，无论它的上方有多少流水，在这里汇集成一体；无论下方有多少湖泊，都受到坡的遗惠”。

第3篇：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

关键词：苏轼；贬谪：心态

苏轼万里投荒，九死一生，归至金山，作《自题金山画像》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卷四十八P2641他将一生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不乏自嘲意味，却道准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漂泊万里而眼界开阔，历尽忧患却境界升华，对尘世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感悟。黄州、惠州、儋州为其人生政治之低谷，却为其思想性格之高境、文学成就之颠峰。因此，研究苏轼的贬谪心态，无疑是把握住了他生命律动之脉的。

一、幽独孤高又坦然超旷

中国古代有贬谪经历的士人不计其数，但心态各有不同，苏轼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从“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卷一P581，《沁园春·古馆青灯》)的朝廷命官沦为带罪之人，精神之孤独，生计之困窘，身体之衰病，都困扰折磨着东坡。他的心态首先表现为幽独孤高，困顿牢落：但另一方面又善于排解，坦然超脱。两方面合而观之，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坡。

苏轼贬谪时期，“幽”、“孤”字眼频频出现于其诗词中，传达出他幽独孤高的心态。他常常自称“幽人”，如“幽人无事不出门”(卷二十P1032，《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掩关卧”(卷二十三P202，《和陶读(山海经)其一》)、“幽人方独夜”(卷三十九2140，《江月五首》)、“孤山之好在，孤客自悲凉。”(卷一P576，《临江仙·送王缄》)、“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风为解佳人愠”(卷一P590，《渔家傲·送吉守江郎中》)、“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二P603，《永遇乐·长忆别时》)、“幽”、“孤”二字最能反映其幽独孤高的心态。最有代表性的是那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卷二P601)陈廷焯推崇此词说：“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也。”(卷二)词中这只徘徊返顾，若隐若显的孤鸿就是词人的化身。“缺”、“疏”、“断”、“静”、“幽”极力烘托出词人凄清哀婉的心境，而孤鸿的“惊”、“恨”、“冷”等心灵感受又尽为词人忧谗畏讥情绪的真切表露：“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行径则寄寓了他孤高自傲、不随波逐流的心志。其境界正如黄庭坚所说：“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卷三十九引17268)

这样的孤独之感，每每是与苏轼政治上的失意结合在一起的，譬如这首《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卷一P569)

上片渲染了词人悲凉的心境。风叶鸣廊，词人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这是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下片则对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作了含蓄的暗示。“酒贱”句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云妨”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卷四P34)，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P156)。这两句有念怀亲人的无限情思，有对国事的忧虑和对群小当道的愤懑，有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

苏轼的心态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贬谪后的普遍心理，然而又和前人有所不同。由于臣对君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的依附性，一旦见逐，便惶惶如丧家之犬，流露出悲苦之态。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以致“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投汨罗江而去。贾宜贬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虽痛逝者，实为自悼，终抑郁而去，年仅三十三岁。韩愈因上书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潮州刺史谢上辰》)，悲伤至极。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直至柳州刺史后。“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甚至精神悸怖，“每闻大人言，蹶气震怖”(<寄许京兆孟容书》)。元稹被贬至通州司马后，以“饥摇困尾丧家狗，热暴枯鳞失水鱼”自况其苦境与悲哀。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句，便是他借色衰失宠之娼女而摅写天涯沦落之苦恨。屈、贾、韩、柳、元、白贬逐期间哀号惨怛、悲悲切切、戚戚嗟嗟、哀伤自怜、青衫泪湿，足以见出前代逐臣的狼狈之态。苏轼初被贬谪，虽借孤鸿、孤光、孤影、孤客，表达幽独孤高的心态，但这心态的又一方面，是他的坦然放旷，与韩、柳、元、白的凄苦哀伤不可同日而语。

东坡有些诗句虽然表达孤寂之辞，但已不见幽独之隋，蕴含着审美的诗意境界，是苏轼贬谪心态从幽独孤高转变为坦然超旷的过渡。《和秦太虚梅花》云：“……江头干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卷二十二P1184)后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引范正敏《遁斋闲览》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卷十P273)江头千树引不起词人兴致，而独赏竹外一枝明如许!正因身为逐客孤独凄伧，故偏爱清幽孤寂之美。《和陶杂诗二十一首》其一日：“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囚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卷四十一P2272)处境幽绝，如耿耿缺月独挂晨空，却不怨天尤人。历尽坎坷。岭外归来之时，东坡作《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二云：“浮云世事改，孤月此月明。”(卷四十五172444)《苕溪渔隐丛话》评此句：“寓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卷二十七P564)

东坡的幽独孤高之情逐渐演化为坦然超旷之态。《定风波》是这种旷达心态的代表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卷二P595)

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一种处风雨忧患而放旷超脱的心态流露笔端。苏轼在徐州时写的《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P356)当词人忘掉了利害得失，用“寓意于物”的眼光去看待万物，以豁达的心胸去对待贬谪的不幸遭遇时，就不再是“幽人”、“孤客”、“狂夫”，词人的生命状态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豁达放旷的心境成就了一种沉浸于美的享受，坦然超旷的心境升华为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如《初到黄洲》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卷二十P1031)自笑平生好论是非，因言得罪而成逐客，自是“失”，而长江鱼美竹翠笋香，不无“得”。而到惠州。“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长作岭南人”(卷四十P2192，《食荔枝》)，渡海时，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卷四十三P2366，《六月二十夜渡海》)。几番化“失”为“得”，尽显坦然旷达。

苏轼贬居儋耳，北归临行作《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卷四十三P2362)始终以贬地为吾乡，故能心中甚安，坦然旷达。史载，王巩的侍儿柔奴随王贬居岭南，北归后苏轼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于是作《定风波》赠她，下片云：“万里归来平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卷二P581)这道出了东坡从容坦然旷达超脱心态的本质。心安，则随遇而安，无处为家处处家，摆脱漂泊失落的无归属感，找到精神之家园，获得精神的畅适自足。二、皈依释道却执着现世

儒、释、道对中国的文化和士人的影响十分深远，这在苏轼所处的北宋尤为明显。北宋时期，中国士大夫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的人格。苏轼能坦然超脱地面对苦难忧患，是因为他始终立足于心灵之救赎，灵魂之自立。三次贬谪，让苏轼出入儒道，濡染佛禅，思想宏博开放，相容并采，成就了儒释道的人格。虽然贬谪后释道在苏轼思想占有主要成分，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摒弃社会的使命，人生的追求。在宗教中净化灵魂，在现世中自强不息。这是苏轼贬谪心态又一对立统一的特征。

苏轼早期以儒家的经世思想为主旨，以儒家典范为楷模，苏辙论其“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卷二十五P4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乌台诗案”以后，庄、禅的思想便由表及里，登堂入室成了苏轼思想的核心。少年时读《庄子》，苏轼感叹道：“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宋史》本传)苏轼受佛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他在读禅宗的要典《坛经》时曾说：“近读《六祖坛经》，指说法、报、化三身，使人心开目明。”

在贬谪黄州岁月的初期，他经常去城南的安国寺念佛静坐，一修炼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企望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佛境。在他的诗文中，还融入了大量的禅言道语，如这首《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卷四十七P2535)这可谓是悟道之言。从他晚年对陶渊明倾心不已，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便可看出他渐弃世事而趋“自然”，在纷繁的尘世外寻找精神的家园。

《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P157)《庄子·人间世》：“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P122)《坛经·疑问品》：“随所住处恒安乐。”(p126)老庄的思想是以人类社会为背景，建立在人生的现世，它提出解决人类苦难的方法是恢复到人的自然状态，即精神和生存的自由自在，是形而上的关怀。“个体存在的形(身)、神(心涧题最终归结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构成庄子哲学的核心。”(P183)同样，“禅宗”则是把佛教世俗化，“‘悟道’不是思辨的推理认识，而是个体的直觉体验。它不离现实生活，一方面它不同于一般的感性，因为它已是一种获得精神超越的感性。另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精神超越，因为这种超越常常要求舍弃、脱离感性。”(P207)苏轼是深得《庄子》、《坛经》真谛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剧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P9)，苏轼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站在现世的立场，视庄学、禅学为学问思想，重新整合建构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就是以“现世”为基点，在“现世”中找到精神的“自然”家园，“寻常静中推求，常患不见，今日闹里忽捉得些静子。”(P9)他既不同于愤世嫉俗的屈原，也不同于狂放不羁的李白，他虽然也充满浪漫精神，却旷达而随意。屈原的人生体验充满为理想的痛苦，“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吾将上下而求索”(《楚辞·离骚》)。李白多少带有些玩世不恭的意味，“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萬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而苏轼则显出的是执着于现世的平淡超旷，自强不息。首先，苏轼执着现世的心态表现为一种兀傲倔强的文化品格。他贬黄州期间，有《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新，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却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卷二十二Pl183)“荦确坡头路”，确指也是泛指人间不平之路。而“自爱铿然曳杖声，”昭示出一种不畏艰险不平、生活中强者的步伐，一种自立与抗争的精神，一种面对生活之艰窘与政治阴影之笼罩而兀傲倔强的文化性格。“平生傲忧患”(卷六P281，《十月二日，将至涡口王里所，遇风留宿》)，“矫首独傲世”、“寄傲知今是”(卷九P350，《归去来辞集字十首》)，恰是一个兀傲倔强的坡。

其次，苏轼在贬谪生涯中仍不忘国事，孤忠不减。东坡虽于贬逐中自称“孤臣”，含不为人知不为世用的哀怨心理，但实际上他始终未能忘怀君国之事。贬黄时作《谢陈季常惠一暗巾》诗云：“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上取可汗。”(卷二十一P1117)给滕达道信说：“西事得其洋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卷五十一P1475)真可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卷二P607，《满庭芳》)、“平生多艰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卷四十四P2385，《次韵王郁林》)，一句句写在贬逐期间的渴望尽忠报国而壮志未酬的诗句，表现了贬谪中的苏轼执着于人生、孤忠不减的一面。

再次，苏轼在逆境中豁达乐观，自强不息，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个人精神世界，还表现在他的辉煌的政绩。“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卷二P596，《浣溪沙·山下兰芽短侵溪》)旷达如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苏轼正是这句古老格言的贯彻者：

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其动而不息也。维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卷八P227)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宋史》本传)；谪居黄州。既未消沉，又未怨世，亲耕东坡营地数十亩，从而自号“东坡”：两次到杭州，亲领疏浚西湖，淤泥成堤，堤上植柳，后世称为“苏堤”。旷达中的“自强不息”，既不同于儒家的积极人世，又不同于老庄的逃避现实，这就是苏轼。他学老庄，没有逃避现实：他习禅宗，也没有消极遁世。他以超然、旷达的情怀为后来者引以为知己。他的文化人格，也为后来者建立了一个非此即彼的精神家园。

三、忧患磨难而了悟人生

魏晋以来，士大夫形成的对人生及生命的叩问，到苏轼表现的更加深刻。如李泽厚先生所云：“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P160)历尽忧患磨难而了悟人生意义是苏轼贬谪心态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部分，是个人痛苦解决之后思想境界的升华，对后代士人的影响尤为深刻。

苏轼早年于未进之时与既进之后对人生就有过深刻思考，人仕后，第一次与子由分别时作《和子由蝇池怀旧》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塞驴嘶。”(卷三P96)前四句写人生行迹之无定如“雪泥鸿爪”之不可凭依，结尾二句极写人生之辛苦，世路之坎坷，又有何种价值?诚有一种人生空寞之感。早年若隐若现的人生空寞之感，在他贬谪期间则表达为“人生如梦”之叹!《西江月》中“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卷一P582)，《西江月·黄州中秋》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卷一P592)，《念奴娇·赤壁怀古》云：“人间如梦，一尊还捋江月”(卷二P598)，《南乡子》云：“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卷二P599)，“梦中了了醉中醒”(卷二P602，《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卷一P579，《醉蓬莱·笑劳生一梦》)。这种人生如梦的感慨，显然以庄、禅阐发人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P327，《庄子·齐物论》)

这种人生如梦的空漠之感，饱含着现实世界深刻的思考，《临江仙·夜归临皋》词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卷二P603)前两句化用《庄子》中“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语。营营，纷扰状，为功名利禄奔波。《庄子》又谓小人殉利，士殉名，圣人殉天下。为客体而失去主体，陶渊明谓之“心为形役”。苏轼早岁就有“汲汲强奔走”(卷一P9，《夜泊牛口》)之慨，此时经历了宦海沉浮、市朝倾轧，更有切肤之感。此身既非我有，营营之求又何益，倒不如驾小舟于江海寄其余生。“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卷二P587，《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正是此意。范蠡携西子泛五湖成为其后世士大夫的理想归宿，处于逆境之中，更是心向往之。这里“扁舟”、“小舟”本身的词汇意义具体指向消失了，具有某种象征性：它既是词人心灵的蜗居、载体，又是词人自己，可以随风坦荡于江湖，了无阻碍束缚。“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卷一P571，《念奴娇·凭高跳远》)，当人作为社会人道德地存在(社会责任、价值的实现)不适意时，往往会去寻求作为理想人而诗意地存在(个人自由的实现)。这或许还受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启发，也许还包含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意。可见，其人生思考出入屆、庄、范、孔、陶、李等哲人高人之间，升华成一种终极意义的哲理。这种终极意义的哲理集中表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卷一P6)

第4篇：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

一、苏辛创作个性是苏旷辛壮的决定性因素

法国作家布丰明确提出：“风格即人。”②文学史上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作家风格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我们先看看苏、辛个性。

苏轼(1037―1101)生活在北宋中叶。当时，宋朝廷表面上平安无事而内忧外患正在潜滋暗长。“奋厉有当世志”的苏轼满怀“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积极向统治者献计献策，但由于王安石变法和新旧党争，始终仕途坎坷，为官、被贬、起用、再贬，就构成了他一生政治生活的命运交响曲。因此，苏轼在政治思想上以儒家为主而与佛道混杂的思想因素贯串一生，而且三种思想因素经常互相抵触交替。任职期，以儒家为准绳，贬居时，以佛老为主导，两种思想武器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迭更主次，总的态度则和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旨趣相契。在人生态度上，苏轼一面追求人生的意义，歌唱美好的生活；一面又经常深沉喟叹“人生如梦”，流露出空虚寂寞的情怀。于是排遣不得反作超脱，奉行儒家而出入佛老，谈论世事而颇作玄思。正如《前赤壁赋》所云：“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顺应自然，超凡脱俗，乐观自适的这种旷达情性是苏轼性格的主流，从而决定了苏词风格的旷达主体。贬居黄州时作的《定风波))一词就是苏轼的自画像。你看，坡仙老漫步在风雨之中，是那么坦荡悠闲。然旷达，超尘绝世地歌吟：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枝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近。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辛弃疾(1140～1207)主要生活在宋金对峙时代。南宋小朝廷偏安于江南的残山剩水：南方人民面临女真铁骑的蹂躏践踏，北方汉族人民正在女真贵族的奴役下。生长在北方沦陷区土地上的辛弃疾，自幼目睹了人民的深重灾难，又受到家庭良好的爱国教育，立下了杀敌报国之志。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大举南侵，二十二岁的辛弃疾率众二千从耿京领导的农民义军抗击金兵。起义南归后，向南宋统治者献《美芹十论》，上《九议》，力主北伐，收复中原。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壮怀激烈、肝胆忠愤的辛弃疾有志难酬，退居带湖、瓢泉，在忧愤中慷慨悲歌。试看他淳熙八年闲居信州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词：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由此可见词人羽扇纶巾的儒雅风流，剽悍沉著的武将大略，磊落耿介的性格特征，宿志来酬的痛苦面貌。难怪前人称“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则弓刀游侠。”③和旷放乐观的苏轼相比，辛弃疾则是时代的骄子，爱国的斗士，抗敌的英雄。正如吴衡照所评：“东坡之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生性，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故词豪雄，而意极悲郁。”④

二、不同的词作内容决定着不同的风格基调

在纤巧轻糜词风盛行的北宋中叶，苏轼树起词“自是一家”⑤的旗帜，开始吟风弄月，绮糜香艳的词风，冲破酒楼歌筵、闺情花柳的狭小天地，在词作中抒发爱国激情，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寄寓政治理想，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反映农村生活风貌，如《浣溪沙》。词作内容的革新，“指出向上一路”，⑥使入登高望远，举首高歌”⑦。但渴望建功立业的苏轼偏偏不得统治者的重用，因而在抒发豪情壮志时，糅合进身世遭遇的感叹，透出清雄傲岸的气度，追求超脱潇洒的和平心境。从而使他这一类豪放词形成旷达的基调。

作为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遥继苏轼，以满腔爱国激情和凌云健笔熔铸成宏搏豪壮，悲愤感人的爱国华章。在绝大部分词作里，他抒发爱国情绪，怀念中原失地，鼓励抗战将领，讽责误国权奸，鞭挞偏安朝廷，以及感叹怀才不遇，愤慨壮志难酬，自始自终无不激荡着词人抗金报国、拯救河山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是那么激昂慷慨，悲壮淋漓！这样的乐章内容使辛词不可能有苏词的超凡脱俗，只会表现得沉著痛快，凝重深沉，暗呜顿挫，造成壮美的境界。辛弃疾的爱国华章，较苏词偏重于个人遭遇的抒写，更具深广的时代内容和现实主义。

三、苏旷辛壮风格不同的艺术表现

苏辛创作个性的不同，词章内容的差异，反映在词创作上必然有着不同的艺术旨趣。苏轼为诗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追求朴质明快、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于是词章豪放处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如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可见苏轼善用直笔抒情写志，至情从胸中奔腾而出，一气流贯，无所阻挡，明朗畅快。婉约处亦词情清新，不假雕凿。如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写夫妻恩爱情深，抒发词人对亡妻魂牵梦萦的怀念，又寄寓政治上的失意苦闷，感情曲折复杂，语言却简明质直，亲切隽永。稼轩则常用曲笔造语，多比兴，多象征，创造出雄奇开阔的艺术境界。读来令人感到辛词造语抒情，多呜咽出之，百折千回，姿态飞动。沉郁顿宕，哽咽回肠。

上面对苏辛风格的成因及其艺术表现作了初步的分析考察。其实，就他们风格的成因而言，词坛的时代风气亦不可忽视。北宋中叶婉约作风大盛，苏轼独具一格，力图创新，但势单力薄。南宋词坛在辛弃疾时代，深沉悲壮的爱国高歌响彻天地。这对于苏辛词创作不能不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注释：

①⑩《人间词话》。

②布丰《风格论》。

③《人间词话・补笺》引《词辨》。

④《莲子居词话》。

⑤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⑥《碧鸡漫志》卷二。

⑦汲古阁本《向子湮酒词序》。

第5篇：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

何谓旅游美育？旅游美育即通过旅游活动进行的审美教育，也就是在旅游进程中产生、完成的美感教育。旅游美育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旅游美育，其目的、任务是培养、提高旅游主体——旅游者对现实世界（自然的；社会的）和艺术世界的美的感知、鉴赏、创造，陶冶人格修养，丰富生活趣味，促进身心健康，升华道德情操。广义的旅游美育，则不仅对旅游主体而言，其对象推广为一切与旅游相关的人，如：旅游媒体从业人员、旅游客体中的人们。本文谈的是狭义旅游美育。

由于旅游资源一般分为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所以，人们每将旅游客体分为自然与人文两大类别。对旅游主体进行美育的基础，是旅游客体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美与人文美。

自然本身是个纷繁的大千世界，产生美育作用的自然美是五彩缤纷的。本文姑将其拟为六个方面：形象美、色彩美、形态美、声音美、嗅觉美、内美。

形象美包罗万象，在旅游审美中占第一把交椅。不论地貌景观、水景、天文气象景观、动植物景观，无不以形象美为第一要素。依中国自然景观审美传统，形象美大体有雄美、秀美、险美、奇美、幽美、旷美等类型。雄美一般是就形体与气势而言。凡形体高大雄伟、气势豪壮磅礴者，皆谓雄美。雄伟的高山，喷薄的日出，参天的古树，凌云的雄鹰，无不给人雄壮的美感。雄美为阳刚，秀美为阴柔。“杏花春雨江南”的江南风光、清秀而妩媚的桂林山水，均堪称秀美的典型。险峻的瞿塘峡、“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辽宁千山五佛顶，都是险美的代表。奇美在于形象之非同一般，变化多端，离奇怪异，出人意表。典型的奇山异水，有大西南之岩溶地貌，青藏高原神奇的湖泊，台湾、海南等沿海地区之海蚀柱、海蚀崖、海滩等。奇美之天象景观，人尽皆知的有佛光、海市蜃楼。号称世界奇观的云南纳西县“万朵花”茶花、山东邹县孟庙内“柏抱槐”，是植物界奇美之典型。幽美之最负盛名者，历来首举“青城天下幽”之四川青城山。东北幽深的镜泊湖景区，清幽的长白山天池，幽雅的大连海滨浴场，雁荡山清幽的灵岩，台湾花莲的鲁阁幽峡，无不是幽美景致的代表。与形成幽美的视域条件（较窄）相反，形成旷美须得辽阔、高远的视域。旷美的载体是大平原、大草原、大海、大湖、大河，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大草原，“洞庭天下旷”的八百里洞庭湖等。

色彩美是大自然的杰作。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碧海、金沙、霜林、雪原、美草、百果、黄土地、红高粱、似锦繁花、五彩云霞、镶金的落晖、镀银的月华……大自然是绘就色彩美的最伟大的画师。

形态美可分动态美与静态美两大类。动态美表现在流水、瀑布、海涛、潮汐、浮云、飘烟、流星、飞禽、走兽、游鱼等等。静态美是相对于动态美而言的，主要表现于山、石、树、花草、止水等。此外，尚有微动态，如涟漪之美即属此。

声音美无处不在。拍岸的惊涛，叮咚的山泉，淙淙的溪涧，哗哗的瀑布，苍莽的松涛，断肠的猿啼，雄壮的狮吼，呦呦的鹿鸣，婉啭的莺歌，呢喃的燕语，唧唧的秋虫，乃至雨打芭蕉、露滴清荷、风送秋叶……，无不表现出天籁之美。

嗅觉美之最典型、最普遍者，是花香之美。唐皮日休咏牡丹之香是“独占人间第一香”（《牡丹》），宋林逋为梅花的香气写下“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的千古名句。植物之香不惟花，叶亦香。元叶梅峤既赏荷花之香，又重荷叶之香：“未花叶自香，既花香更别。”（《荷花辞》）茶叶的香味，已被世界上十多亿人认同，中国人更视茶为“国饮”。唐刘禹锡称赞茶叶的香气是“芳越椒兰”（《代武中丞谢新茶表》）。水果、稻菽、海风……，大千世界给人以嗅觉之美者多多，就连泥土也有其芬芳，俗语常说的“清新的泥土气息”正属此。

内美。我国传统审美观的“比德”说，即属本文所指的内美。“比德”，就是把自然物象比附人之道德，使自然物象“人化”为赋有伦理价值的意象。观赏松柏而思人之气节，二千多年前孔子便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赞空谷幽兰之孤高：“芝兰之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在厄》）清郑板桥赞竹、石，乃是发掘其内美：“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方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宋王淇赞梅“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梅》）至于陶渊明祝菊为高标的隐士，周敦颐喻莲为花中君子，更是人尽皆知。

产生旅游美育作用的人文美，亦可大致分为六大类：文物古迹之美、建筑景观之美、园林艺术之美、民俗风情之美、饮食之美、文学艺术与工艺美术之美。

文物古迹美大而至万里长城、龙门石窟、秦始皇陵……，小而至仰韶彩陶、殷墟酒尊、武威铜马（中国旅游标志）……。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广袤一千万平方公里，堪称世界文物古迹魁首。

建筑景观美，从性质上看，有造型美、气势美等不同类型；从时间上看，有古典美、时代美。建筑的造型美容易为人所认识，气势美则须作更深层次的把悟。如厦门集美海堤，硬是用花岗岩石从海中砌成，火车道、汽车道、人行道并列，全长五千多米，宛如跨海凌波的水上长城，气势雄壮而灵动。就中国而言，古建筑一般具有端庄、稳重的古典美；而新建筑则焕发着浓烈的时代美。如1993年建成通车的上海杨浦大桥，这座最新式的、世界最大的斜拉桥之成为上海一大人文旅游景观，不在其交通功能，而在其独领的时代美。

全世界著名园林虽各具个性，但主要艺术风范只有两种：一为欧陆式，一为中国式。欧陆式为几何规则式，中国式为自然山水式。二者形式迥异，审美情趣亦迥异。中国园林讲究诗情画意，从崇尚自然山水到追求写意山水。中国园林之美多多，最本质者在于含蓄美。游人置身园林，时闻弦外之音；游毕而归，每有不尽之意。

探究民俗风情已成为近年世界各地旅游“热点”。它之所以成为“热点”，在于其具有独特之美。民俗风情之美的独特性，源于民族的或地域的差异性。因这种差异性而形成的吸引力，对旅游者来说便会产生一种美感。这种异于旅游者本地“风光”的民俗风情，对以猎奇为旅游动机的旅游者来说，更是以之为美。从本质上说，民俗风情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形成、长期沿袭的群体性共有行为方式。它的涵盖面很广泛，遍及每个家庭。民俗风情美属于社会美的范畴。

饮食美具有社会美、艺术美、自然美多重美学属性。现代旅游业的六大要素是食、住、行、游、购、娱。可见，“食”之于旅游业之重要。对中国旅游业来说，最能吸引海外游客的是三大优势：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美食。中国饮食文化堪称世界饮食文化之绝。

孙中山先生在其宏著《建国方略》中指出：“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饮食给予人的美感，不仅仅是生理科学上的味觉的美感。中国饮食之美，除味觉美之外，尚有嗅觉美、视觉美。譬如中国菜肴，菜系均讲究色、香、味、形，富有艺术性，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

文学艺术、工艺美术给人的美感，从生理科学上看，有听觉美（音乐）、意觉美（文学）、视觉美（绘画、雕塑）等；从美学属性上看，纯粹是艺术美。举凡历史悠久或知名度大的自然景观，往往有优美的神话、传说与之相伴。例如：新疆天山博格达峰之天池，是著名旅游胜地，又称瑶池，有周穆王与西王母宴乐于此的传说。人文景观更是如此。例如：安徽合肥包公祠是当地名胜。祠前之包河，盛产无丝莲藕，其无丝乃是因包公铁面无私（丝）之故。不论自然景观抑人文景观，每有集书法、诗词、哲理、雕刻于一体的楹联、碑刻、匾额。神话、传说、故事、楹联、雕塑等等成为旅游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旅游者平添想象力、诗画美、梦幻美。

旅游美育就是凭借上述自然美、人文美来完成的。

旅游美育的核心是通过旅游进程中所见所历的自然美、人文美来培养、提高旅游主体的审美力。从本质上看，审美力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情感判断力。对旅游美育来说，这种审美力分别表现为旅游审美感知力、旅游审美联想力、旅游审美想象力。

旅游者一开始其旅游进程，便进入审美体验。审美体验的第一步便是审美感知。审美感知所凭借的工具是人类感受外界事物的五种感官——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官产生五种感觉：视、听、嗅、味、触。

对旅游者来说，审美感知最普遍、最重要的范畴是视觉范畴。

泰山海拔1545米，绝对高度并不高，但因其地处华北大平原东端，故相对高度大；又因总面积有426平方公里，山体庞大，故远望泰山高大雄伟，予游人以雄峻之感。与雄美的美育效果相近的是险美。山西浑源悬空寺、华山“鹞子翻身”险径等均给人以惊险之感。雄美、险美的美育作用，在于使旅游主体对旅游客体形象、形态、气势、氛围的雄壮、博大、惊险、热烈、威武而产生仰慕、敬畏、紧张、惊恐、痛快、豪迈、狂喜等生理、心理上的反应，最终的美感体验是：摒弃了怯懦、悲观，荡涤了委靡、猥琐，增加了豪情，平添了勇气，热爱生活，立志奋进，拼搏人生，积极追求，自强不息。

秀美、幽美的旅游景观，可使旅游者心绪平缓、温和、轻松、宁静、淡泊，心境愉悦、明净、逍遥、恬适、超然。幽美之境尤能使人凝神静思，潜心自修，颐情养性。古人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便是这种美育范畴。

奇美有奇特之美、奇丽之美、奇异之美、怪诞之美。除常见的自然景观外，人文景观中的奇风异俗、奇特的烹调技术与艺术、奇巧的工艺品、奇才怪杰的奇作（如附着于名胜古迹的碑刻、楹联、谜语、回文诗）、世所罕见的文物，均是奇美的载体。奇美能悦志畅神，能启迪心扉，能开发智商，使人聪慧灵巧、机敏干练。奇美之美育大体如此。

不论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范仲淹《岳阳楼记》）式的平旷之美，还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晓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沈＠①期《夜宿七盘岭》）式的高旷之美；不论是天造地设，还是人力所致（如天安门广场），举凡旷美的景观，无不使人视野大开。随着视域的豁然开朗，旅游者的心境也豁然开朗。大体说来，平旷之美令人心旷神怡，高旷之美令人超拔潇洒。这是旷美之美育。

自然保护区之旅、森林之旅等新兴旅游类型，在寻求上述诸美的同时，还能充分享受“野美”。野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野趣”。野，作为一种美，是一种淳朴的美、天然的美。野美，既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当旅游者到达荒山野寨，那种“重返大自然”的渴望既得到了满足，又与“天然去雕饰”的山寨娇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怡然自乐的黄发垂髫相交谈，此种野美给予游人的，是童心的复萌，是纯真的回归，是胸怀的磊落。

色彩与形象都是物的基本属性。色彩在自然景观构景中作用极大。九寨沟之后来居上，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新贵，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水景的色彩美。九寨沟一百多个高山湖泊（土名“海子”），如同一百多幅美不胜收的图画。例如五花海，整个湖面呈黛绿、鹅黄、桔红、翠绿、宝蓝诸色，五彩缤纷，有如仙境。五彩池聚红、黄、紫、绿、白五色于一湖，其美几不可思议。在人文景观中，色彩美同样是重要角色。如宫殿、寺庙的彩绘，元宵节灯会，民族服饰，佳肴，等等。色彩与人生关系密切，以科学眼光衡量，红色令人兴奋、振作；绿色使人快慰，适于养目怡神，富有生命力；黄色每每使人进取；蓝色使人趋于宁静。从社会意义上看，红色象征革命，绿色象征和平，黄色象征权力，黑色象征悲哀。色彩美的美育，既在其科学意义上，也在其社会意义上。

声音美（即听觉美）是因声音悦于耳而产生的。对旅游者来说，耳之审美感知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一）自然类。最主要的是水声之美、风声之美、鸟语之美、虫吟之美。（二）人文类。最主要的为钟声之美、歌声之美、器乐之美。不论是水、风声、钟鼓、歌声……，凡声音激越、能量巨大、节奏跳跃的，一如上文所述雄美产生的美育作用——令人鼓舞、激动奋发。凡声音嘹亮、舒徐、悠扬，其美育效果类似上文所述之旷美的美育效果，令人心旷情怡、神思飞越。凡节奏舒缓、声音轻柔、能量细微者，如江南丝竹、苏州评弹、莺歌燕语，其美育效果一如上文之秀美。

嗅觉美、味觉美所起的美育作用，在于陶冶一种雅趣与乐趣。例如旅游资源之一的中国茶文化，以儒雅为特征，讲求三雅（人雅、器雅、境雅）三清（汤清、气清、心清）。触觉给人的是质感美，如置身黄山云海，身触云雾，有超然人世、飘飘欲仙的超脱感。

此外，旅游审美感知所及，尚有形式美、和谐美、技术美、艺术美等。

经过这样的审美体验，并且在旅游过程中不断提高、培养审美感知力，方不辜负旅游。否则，名山游毕，仅以“好玩啊”相评；美食旅游后只会说“吃饱啦”，而不能从审美感知方面有所收获，那么，这种旅游是未曾进入审美体验的，是低质量的。

至此，我们才更能理解这样的说法：旅游有净化情感的医疗作用，旅游是社会疗法，旅游能使世界保持正常秩序。究其原，乃在旅游美育。

旅游审美联想是由旅游审美感知与旅游主体的生活经验发生联系后而产生的。对旅游审美体验来说，旅游审美感知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旅游审美联想。所谓生活经验，所谓联想，其本质乃是记忆。依心理学理论，记忆一般分为四种：形象记忆、逻辑记忆、运动记忆、情感记忆。对旅游美育来说，记忆主要指情感记忆。因为，它最需要、最强调情感色彩。由于旅游审美联想是旅游审美感知与旅游审美主体情感记忆的有机结合，因此，审美体验的情感色彩必然是：审美联想比审美感知更为浓郁；审美体验与旅游审美客体——旅游景观的真实体距离更远。时间、空间的距离增大，美育效果更佳。例如我们游览著名景观路南石林，石峰中最负盛名的是阿诗玛石峰，石峰的命名是因阿诗玛的故事，其本身便是一种审美联想。在审美感知阶段，游人倾倒于石峰的自然美。在审美联想阶段，游人眼中的阿诗玛石峰已不再是又冷又硬的无生命的石头，而是将这一自然物“人化”了。游人会觉得此峰酷似硕长苗条、风姿婉约、楚楚动人的少女，这少女便是阿诗玛——民间故事中的阿诗玛、电影《阿诗玛》中的女主角。如此这般，峰石群也幻化成一群群内美外美合一的少女——阿诗玛的姐妹们。这将更令游人回味、咀嚼、遐想。这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诗品》）正是旅游审美联想。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是一种旅游审美联想。发现远山如卧佛、从而进行审美，是旅游审美联想。钟子期依伯牙琴声，联想到“魏魏乎若泰山”、“荡荡乎若江河”，因而由衷赞道：“美哉！”这种审美通感，也是审美联想。又如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面对大海，引起审美联想：“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所以，诗中的“洪波涌起”，既是眼前大海之洪波，也可以说是诗人此刻心中陡然涌起的洪波。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的正是这种美育原理：“大海给我们以无际与渺茫的无限观念，而在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时，人类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由此可见，旅游审美联想所起的美育作用，较之旅游审美感知，是更进一步的。

旅游审美想象是比旅游审美联想更为主动的心理活力。旅游审美体验进入审美想象阶段时，旅游主体不再仅仅是凭生活经验、情感记忆，而是进行一种崭新的创造。莱辛曾指出：“凡是我们在艺术作品里发现美的东西，并不是直接由眼睛，而是由想象力通过眼睛去发现其为美的。”（《拉奥孔》）莱辛说的是艺术作品，我们说的是旅游景观。在以寻取美为目的旅游者眼中，完全可以将旅游客体视作一件件艺术作品；因此，其审美原理、美育原理是相通的。中国传统审美理论一再强调惟作“妙想”才有“迁得”。“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姜夔冬日游吴松，分明见山雨欲来，却妙想是山峰在商量作雨。在这位旅游审美高手面前，山，活了；山，人化了。这样的山，当然也就更美。中国传统旅游审美心理结构的特点是：风景之美与民族精神之美融合。日本著名画家、作家东山魁夷旅游中国后，所论颇具慧眼：“谈论中国风景之美，同时也是谈论中国民族精神之美。”（《中国风景之美》）我们常说的对旅游景观的内美、象征美的把悟，正是审美想象力所至。

第6篇：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

关键词：魏晋；名士风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154-02

提起魏晋南北朝，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魏晋名士风流。唐代杜牧《润州二首》诗云：“大抵南朝都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魏晋名士风度实际上是一种人格范式，是名士们人格精神和价值理想的外化；同时也是魏晋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的写照。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魏晋名士以异于常人的放诞不羁、潇洒飘逸、旷达超远、啸傲人生谱写了一曲快意的艺术与人生之歌，表现了超凡脱俗的名士气度。

魏晋真乱世，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分裂，造成了中原板荡、神州陆沉。战争带来的杀戮和离乱，政治上的动荡和党同伐异，使整个社会处在空前的动乱和不安中。面对朝不保夕的生活，士人们不再追求生命的长度，转而追求生命的密度，尽情享受和挥霍人生。面对礼教的虚伪，政治的残酷，不少名士为了躲避灾祸，一方面远离政治的漩涡，“高步追许由”寄情山水，追求宁静超然的精神境界，在清谈中寄托理想；另一方面，为了表示与封建虚伪礼教的决裂，以阮籍、嵇康为首的名士们放浪形骸、张扬个性，饮酒作乐，开始表现出了潇洒任性的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指魏晋时期有一定地位和名声的请谈家。从正始才俊何晏、王弼，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一直到江左领袖王导、谢安，魏晋名士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闪耀着个性的光辉。魏晋名士风度主要表现在一下几方面：

一、蔑视礼法，率性任诞

魏晋名士崇尚老庄自然哲学，主张超越虚伪的礼教而任其自然。阮籍无视《礼记》“叔嫂不通问”的旧制，和嫂嫂话别，受到讥笑后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传统礼教在他眼中不值一文。有人指责刘伶酒后裸服，他反驳道：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请看以下这则故事：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第二》

阮籍邻家有美妇，当垆沽酒，他常与人去饮酒，醉后便宿于美妇身边，而终无他意。阮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阮籍言行，实在是对礼教的极端蔑视和大胆挑战。可见，魏晋名士是颇不受名教检束的，他们蔑视礼法，放任自流，率性而为。

二、纵酒为乐

酒与中国文人历来有不解之缘，而魏晋文人与酒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如果没有酒，恐怕就无所谓魏晋风度了。试看：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二》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 任诞第五十二》

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世说新语 任诞第二十三》

张季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魏晋文人如此沉湎于饮酒，与这一时代文人的命运和遭遇是分不开的。他们表面上狂饮酣醉，表现的十分放达与超脱，而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无法排遣的悲哀与忧愁。阮籍便是这样一位典型的“饮士”。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饮酒佯醉来避免与司马氏的联姻，一方面是远离政治漩涡，保全自身，另一方面是以饮酒来殉道，既然现实不能如意，何不一醉方休！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更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饮士”，一个典型的酒徒。他高呼“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晋书》称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刘伶病酒，近乎无赖，然而这亦何尝不是一种内心苦闷的自戕！他作有传世名篇《酒德颂》，可见酒已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正如李白诗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无酒何来乐，酒已然成了魏晋名士们最向往的生命体验。

三、雅量弘度

魏晋名士崇尚恢宏的度量。试看以下两则故事：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世说新语雅量第六第三》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世说新语雅量第六第三》

顾雍与夏侯玄均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特质，这就是魏晋士人所推崇的器量与雅量，镇定自若，旁若无人。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从容赴死；谢安闻淝水大捷，依旧向局弈棋，意色举止不异于，只说了一句“小儿辈大破贼”；王衍遭人食盒砸面，都无一言洗毕与人共载而去；王献之突遇大火，却不慌不忙，扶凭左右而出。魏晋名士具有坚毅的品格、非凡的定力、深厚的修养，使得他们临危不变，受辱不惊，闻喜不欣，表现出超人的气度。

四、率真任性

魏晋名士追求一种自然适意，无拘无束的生活意趣，一切唯求其真，任其性，适其情，尽其兴而已。他们任性而动，不滞于物。王羲之东床坦腹，不因为择婿而矜持做作，郗鉴独具慧眼，赏其真率。王澄出任荆州刺史，太尉王衍率当时名流送行，王澄看到庭中树上鹊巢，即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树掏取小鹊，下来后逗弄把玩，神色自若，旁若无人。王徽之雪夜访戴逵，乘舟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别人问他缘故，他解释道：“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桓温读高士传，读到陵钟子，就掷去说：谁能做此溪刻自处？何其率真！魏晋名士不为外物所累，只求率真放任，适性尽情，于此可见一斑。这种审美人生的态度，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具有极高的美学意义。

五、自尊自信，旷达傲视

魏晋名士自信自尊，旷达傲世。殷浩曾与桓温齐名，桓温问殷浩： “卿何如我？“殷浩回答：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充满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丝毫没有为取悦对方而故作谦逊之辞。王徽之与桓伊不相识，只是听说他善吹笛，一次坐于船中，别人告诉他桓正从岸上经过，便让人传话： 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掉头下车，为王徽之吹了三支曲子，吹完上车便走，二人不交一言。桓伊为东晋名将。王徽之只是普通名士，而桓伊不轻视徽之，徽之亦不显卑怯，人格完全平等。更妙的是二人自始至终不交一言， 何其旷达！ 魏晋名士高自标持，旷达奔放，大多如此。

振衣千仞冈，翟足万里流！魏晋士人以用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率真任性、自然适意的性格，来书写了时代、谱写了人生。魏晋名士风流，在历史的长河中光辉灿烂。

参考文献：

[1]朱碧莲，沈海波.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刘开骅.魏晋风度.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4.

第7篇：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

文陶继文

春秋战国时期，晋平公有一次对他的臣子师旷说，我的年纪大了，已经七十岁了，虽然很想求些学问，读些书，但是，总觉得时候太晚了。师旷就说，时间太晚吗？为什么不把蜡烛点起来呢？平公说，我和你说正经话呢，怎么你竟和我开起玩笑来了？师旷说，我做臣子的哪里敢和大王开玩笑。说实在的，一个人在少年时候好学，他的前途正像早上的太阳，辉煌而灿烂；壮年时候好学，还像正午的太阳；老年的时候呢，就只像蜡烛的火焰而已。蜡烛的火焰虽然不见得怎样明亮，但是有了它，总比在黑暗中摸索要好吧。

我把这个故事介绍给老年朋友们，是想和大家一起从聪明的师旷幽默答问中得点启示。打从上公交车有人主动给我让座的那一刻起，心中就惴惴不安起来，一种后半世的退休生态已经常常出现在脑际。更有甚者，在茫然中似乎找不到北。我的一位曾多年受迫害的朋友来信说：“谁谁谁是处级还是副厅级已经很少去联想了。偶尔闪过的是一连串死亡名单中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冤家。常常庆幸能活在冤家之后的若干、若干年之后，而叹息一些朋友的没有寿福……”我虽然不赞成朋友这种过于消极的心态，但放下教鞭之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当然不是指再找一份“糊口”的工作。不，我有正经八百的养老金，有孝顺的儿女在。我所指的是把心态摆正。这样，也许还能有勇气和毅力去完成未竟的事业。

年轻一代都在党的旗帜下“保先”，年纪大了，怎么保？按师旷的意见，把蜡烛点上吧。有道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写下这些，与老年朋友们共勉。

良好形象留晚辈

文罗春明

第8篇：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

    关键词:苏轼;贬谪:心态

    苏轼万里投荒,九死一生,归至金山,作《自题金山画像》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卷四十八P2641他将一生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不乏自嘲意味,却道准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漂泊万里而眼界开阔,历尽忧患却境界升华,对尘世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感悟。黄州、惠州、儋州为其人生政治之低谷,却为其思想性格之高境、文学成就之颠峰。因此,研究苏轼的贬谪心态,无疑是把握住了他生命律动之脉的。

    一、幽独孤高又坦然超旷

    中国古代有贬谪经历的士人不计其数,但心态各有不同,苏轼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从“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卷一P581,《沁园春·古馆青灯》)的朝廷命官沦为带罪之人,精神之孤独,生计之困窘,身体之衰病,都困扰折磨着东坡。他的心态首先表现为幽独孤高,困顿牢落:但另一方面又善于排解,坦然超脱。两方面合而观之,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苏东坡。

    苏轼贬谪时期,“幽”、“孤”字眼频频出现于其诗词中,传达出他幽独孤高的心态。他常常自称“幽人”,如“幽人无事不出门”(卷二十P1032,《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掩关卧”(卷二十三P202,《和陶读(山海经)其一》)、“幽人方独夜”(卷三十九2140,《江月五首》)、“孤山之好在,孤客自悲凉。”(卷一P576,《临江仙·送王缄》)、“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风为解佳人愠”(卷一P590,《渔家傲·送吉守江郎中》)、“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二P603,《永遇乐·长忆别时》)、“幽”、“孤”二字最能反映其幽独孤高的心态。最有代表性的是那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卷二P601)陈廷焯推崇此词说:“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也。”(卷二)词中这只徘徊返顾,若隐若显的孤鸿就是词人的化身。“缺”、“疏”、“断”、“静”、“幽”极力烘托出词人凄清哀婉的心境,而孤鸿的“惊”、“恨”、“冷”等心灵感受又尽为词人忧谗畏讥情绪的真切表露:“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行径则寄寓了他孤高自傲、不随波逐流的心志。其境界正如黄庭坚所说:“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卷三十九引17268)

    这样的孤独之感,每每是与苏轼政治上的失意结合在一起的,譬如这首《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卷一P569)

    上片渲染了词人悲凉的心境。风叶鸣廊,词人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这是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下片则对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作了含蓄的暗示。“酒贱”句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云妨”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卷四P34),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P156)。这两句有念怀亲人的无限情思,有对国事的忧虑和对群小当道的愤懑,有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

    苏轼的心态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贬谪后的普遍心理,然而又和前人有所不同。由于臣对君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的依附性,一旦见逐,便惶惶如丧家之犬,流露出悲苦之态。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以致“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投汨罗江而去。贾宜贬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虽痛逝者,实为自悼,终抑郁而去,年仅三十三岁。韩愈因上书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潮州刺史谢上辰》),悲伤至极。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直至柳州刺史后。“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甚至精神悸怖,“每闻大人言,蹶气震怖”(<寄许京兆孟容书》)。元稹被贬至通州司马后,以“饥摇困尾丧家狗,热暴枯鳞失水鱼”自况其苦境与悲哀。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句,便是他借色衰失宠之娼女而摅写天涯沦落之苦恨。屈、贾、韩、柳、元、白贬逐期间哀号惨怛、悲悲切切、戚戚嗟嗟、哀伤自怜、青衫泪湿,足以见出前代逐臣的狼狈之态。苏轼初被贬谪,虽借孤鸿、孤光、孤影、孤客,表达幽独孤高的心态,但这心态的又一方面,是他的坦然放旷,与韩、柳、元、白的凄苦哀伤不可同日而语。

    东坡有些诗句虽然表达孤寂之辞,但已不见幽独之隋,蕴含着审美的诗意境界,是苏轼贬谪心态从幽独孤高转变为坦然超旷的过渡。《和秦太虚梅花》云:“……江头干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卷二十二P1184)后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引范正敏《遁斋闲览》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卷十P273)江头千树引不起词人兴致,而独赏竹外一枝明如许!正因身为逐客孤独凄伧,故偏爱清幽孤寂之美。《和陶杂诗二十一首》其一日:“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囚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卷四十一P2272)处境幽绝,如耿耿缺月独挂晨空,却不怨天尤人。历尽坎坷。岭外归来之时,东坡作《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二云:“浮云世事改,孤月此月明。”(卷四十五172444)《苕溪渔隐丛话》评此句:“寓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卷二十七P564)

    东坡的幽独孤高之情逐渐演化为坦然超旷之态。《定风波》是这种旷达心态的代表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卷二P595)

    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一种处风雨忧患而放旷超脱的心态流露笔端。苏轼在徐州时写的《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P356)当词人忘掉了利害得失,用“寓意于物”的眼光去看待万物,以豁达的心胸去对待贬谪的不幸遭遇时,就不再是“幽人”、“孤客”、“狂夫”,词人的生命状态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豁达放旷的心境成就了一种沉浸于美的享受,坦然超旷的心境升华为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如《初到黄洲》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卷二十P1031)自笑平生好论是非,因言得罪而成逐客,自是“失”,而长江鱼美竹翠笋香,不无“得”。而到惠州。“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长作岭南人”(卷四十P2192,《食荔枝》),渡海时,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卷四十三P2366,《六月二十夜渡海》)。几番化“失”为“得”,尽显坦然旷达。

    苏轼贬居儋耳,北归临行作《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卷四十三P2362)始终以贬地为吾乡,故能心中甚安,坦然旷达。史载,王巩的侍儿柔奴随王贬居岭南,北归后苏轼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于是作《定风波》赠她,下片云:“万里归来平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卷二P581)这道出了东坡从容坦然旷达超脱心态的本质。心安,则随遇而安,无处为家处处家,摆脱漂泊失落的无归属感,找到精神之家园,获得精神的畅适自足。

    二、皈依释道却执着现世

    儒、释、道对中国的文化和士人的影响十分深远,这在苏轼所处的北宋尤为明显。北宋时期,中国士大夫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的人格。苏轼能坦然超脱地面对苦难忧患,是因为他始终立足于心灵之救赎,灵魂之自立。三次贬谪,让苏轼出入儒道,濡染佛禅,思想宏博开放,相容并采,成就了儒释道的人格。虽然贬谪后释道在苏轼思想占有主要成分,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摒弃社会的使命,人生的追求。在宗教中净化灵魂,在现世中自强不息。这是苏轼贬谪心态又一对立统一的特征。

    苏轼早期以儒家的经世思想为主旨,以儒家典范为楷模,苏辙论其“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卷二十五P4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乌台诗案”以后,庄、禅的思想便由表及里,登堂入室成了苏轼思想的核心。少年时读《庄子》,苏轼感叹道:“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宋史》本传)苏轼受佛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他在读禅宗的要典《坛经》时曾说:“近读《六祖坛经》,指说法、报、化三身,使人心开目明。”

第9篇：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苏轼；性格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赞美不已。但苏轼何以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学问所致？修养所致？皆非也。以吾言之：天性如此，乃苏轼真率性情之表现也。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他的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来说，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的原因来看，则毋宁说是一场性格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①可谓一语中的。王先生没有详细论述苏轼的真率性格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本文试详述之。

早在少年时代，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注意到了苏轼、苏辙两兄弟性格的不同。他在《名二子》一文里解释了给两个儿子取名的缘由：“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也矣！” 曾枣庄先生对此言的解释很有见地：“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②

青年时代的苏轼，由于得到欧阳修的提携，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去世前两个月，苏轼在画家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上题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真是沉痛之极。

虽然苏轼在历次党争中都是处于被排挤、受打击的处境，但苏轼并没有苟容取合。王安石变法，苏轼觉得新法过于激进，为害百姓，反对变法，因此遭到新党排斥，通判杭州。他离京时，友人文同曾劝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但苏轼并没有听从朋友好意的劝告。从通判杭州到湖州的九年间，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他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在任地方官期间，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元丰年间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坦率地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东坡续集》卷4《与滕达道》）反省了自己对新法的偏激态度，但他并未利用自己认识缺点的机会去谋求上进。旧党专权后，苏轼批评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东坡奏议集》卷3《辩试馆职策问?子》）因而又遭到旧党排挤。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节操。苏辙《东坡墓志铭》说苏轼：“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敬仰他的品格。与苏轼的蜀党相对立的朔党人物刘安世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也。”（见马永卿辑《元城语录》卷上）苏轼在《与杨元素》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苏轼文集》卷55）我们从“非随时上下”、“然多不随耳”可以看出，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 （《曲洧旧闻》）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爱。《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③在这一点上，苏轼更近于道家的“真”的本质。道家对儒家的“礼”、“仁义”的批评，和苏轼批评程颐如出一辙。洛学传人朱熹说苏轼：“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④苏轼并非有意诋毁端人正士。他对虽和他政见不同、但学问道德高人一品的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十分敬仰的。但对于那些假道学，苏轼则毫不留情地揭出他们的真面目。蜀学和洛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苏轼继承了苏洵的观点，肯定人欲的存在。苏轼反对把“情”和“性”割裂开来。他在《韩愈论》里说：“儒者之患，患在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苏轼文集》卷4）他大胆肯定了。苏轼在《与蔡景繁》里说：“情爱著人，如黏胶油腻，急手解雪，尚为沾染。若又反复寻绎，更缠绕人矣。”苏轼对程颐的虚伪、死板、固执十分反感。《河南程氏外书》卷11载：“温公（司马光）薨，朝廷命伊川（程颐）主其丧事。是如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于朱公?，问之。公?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自是时时谑伊川。”据王水照先生考证，“鏖糟陂”之“鏖糟”，取其“不洁”之义，言其“沮洳泥淖”，脏乱不堪；“鏖糟陂里叔孙通”，意谓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则既富幽默的地方色彩，又与历史人物叔孙通之制定朝仪、举朝庄严整肃形成强烈反差，取得入骨三分的讽刺效果，引起程颐的极度嫉恨也就可以理解了⑤。由此得罪程颐，日后不断受到程颐及其门人的排挤、弹劾。但正如明人陈确所说的：“东坡虽不修小节，而表里洞然，忠直一节，卓乎君子之徒；伊川有意圣人之学，而失之固滞。”⑥褒贬之义甚明。

苏轼并非不知道这种真率个性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他也曾努力地晦藏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期间，过着“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的生活（《答李端叔书》）。苏轼欲学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送刘??海陵》）他的朋友滕达道常写信嘱咐他要“益务闭藏而已”。苏轼对此深有领悟，以为“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有至乐”，还把这称之为“奇密”之法，“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清人周心如《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八卷收苏轼给滕达道之书简第36封）⑦。他在黄州可谓是缩着头过日子。但他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一离开黄州，他的个性就又露出来了。“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一旦有了牢骚，苏轼还是忍不住要发出来：“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苏轼诗集》卷7《送岑著作》）苏洵当年对两个儿子的看法是对的，他担心苏轼“不外饰”，将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苏轼始终不能做到象子由那样深藏不露，所以他一生受到的打击也就比苏辙要大得多。他自己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东坡题跋》卷三《录渊明诗》）⑧宁可得罪人，也要一吐为快。他胸中毫无芥蒂，因此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意见。秦观《答傅彬老简》对比苏轼、苏辙的文章风格时说：“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仰其高。补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淮海集》卷30）这其实就是两人不同性格在文章中的反映。

苏轼晚年非常推重陶渊明，除了仰慕渊明平淡超逸的诗风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陶渊明性情真率，感情真挚。他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引）《和陶渊明〈饮酒〉》说：“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一文中说：“孔子不取微子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仕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陶潜临终时说：“吾少而穷，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苏轼的一生也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他说：“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实际上苏轼也终身保持真率孤傲的性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咏梅》）苏轼《与李公择》：“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苏轼文集》卷51）黄庭坚给苏轼的挽联说：“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黄庭坚《跋东坡墨迹》）当非过誉之辞。

苏轼的真率性格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作品。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一样，平生讨厌替人写碑传之类的文章。他说：“某从来不独不作不书铭志，但缘子孙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尝措手也。”（《东坡续集》卷6《答李方叔》）每当人家仰慕他的大名来请他作文时，他一概拒绝，连一些变相的纪念文字都回绝了：“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铭志，故变文为集引耳，已屡辞之。”（《东坡续集》卷6《与孔毅夫》）苏轼的性格使他很难措笔去写那些虚假的谀墓文字。

黄庭坚曾批评苏轼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答洪驹父书》）南宋陈岩肖说：“坡为人慷慨疾恶，亦时见于诗，有古人规讽体。”（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陈师道也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并非因学刘禹锡之故而好骂，而是坡公天性如此。一旦看到了对方的错误之处，东坡就会忍不住加以批评。《宋史·本传》曰：“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苏轼：“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可惜，从古到今，这种说真话的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