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的旷世之争精选(九篇)

第1篇：天文学的旷世之争范文

范文一

尊敬的老师：

您好!我知道自己这次旷课的行为影响很不好，给同学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我知道自己错了，希望您能原谅我这一次。

世上没有后悔药卖，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后悔，我会毫不犹豫的啐他一脸，不是谁的智商都这么低的。说实话这次旷课本人深感惭愧，我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对不起教我育我的老师，更加对不起从幼儿园开始到前几天都没有旷过课的自己，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于这次的事情我只能说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之下，我深深的感受到了自己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我心中有千般悔恨，万种自责，但我相信这次的错误也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它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希望同学们以我为鉴，不要像我一样做出有组织无纪律的事，那些没有被记但旷课的同学也要以此为鉴，我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不要再犯和我一样的错误，以后我会不断努力，争取做得更好。

范文二

尊敬的杨老师：

您好!对不起，对于自己旷课的行为我现在郑重的向您递交检讨书，我知道自己的行为很愚蠢，我也明白自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真对不起，我的行为让你失望了，我的举动让你操心了。我也很难过，我旷课了，虽然我很少旷课，但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这在我的学习生涯中留下了一个败笔。

这次旷课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由于昨天晚上以前的几个同学回来了，邀请我一起去玩。说真的，我不想去，真的不想去，我不想因为玩耽误学习，我担心睡觉晚了起不来，但是，在他们的一在坚持下，并以哥们义气要挟下，我的防线被摧毁了。

杨老师，你知道的，现在同学们之间很流行哥们义气，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好的现象，可如果我不去，将会被他们孤立起来，被同伴抛弃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日子真的不好过，相信谁都不愿被伙伴抛弃，并且我当时认为只要适当注意，早一点回来，是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的。可是他们一直玩到很晚了才回家，我只有无奈的陪着。杨老师，我当时玩得好苦呀!我想到你对我的谆谆教诲(查成语)，想到父亲严厉的目光，想到你们失望的眼神，我不敢想，我不想这样玩啊。

第2篇：天文学的旷世之争范文

[关键词]诗意；理想；悲剧；现实

《湖光山色》是一部“结构严密充满悲情和暖意的小说”，其丰厚的思想内涵，尽管见仁见智，但暖暖――小说的主人公，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是人们在解读这部作品时不可绕开的内容。作者通过写暖暖，写楚王庄的故事，反映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乡村变革发自内心的渴望和期待，是一个有见识的作家洞穿历史后对今天诗意的祈祷和愿望”。

一

周大新曾说：“世界上的绝大部分罪恶和苦难都是男人制造的”，因此“想把温暖的、深情的颂歌唱给女人”。“我对女性充满同情，是因为女性身上有着我们人类得以幸福生活的最重要的东西：爱和温情。”正是这样一种贾宝玉式的女儿情怀，使周大新的小说常常出现一些集美丽、善良、刚强、聪慧于一身的女人。在这些女性身上，无疑寄寓着作者的理想情怀。《湖光山色》中的女主人公暖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暖暖是充满理想和诗意的。在 “楚王庄”的故事里，主人公暖暖美丽善良、多情重义、朴素智慧、自尊且心存高远，她几乎是楚王庄所有男性青年的共同梦想。为了争取属于自己和旷开田的幸福，暖暖毫不畏惧村主任詹石磴的权势，拒绝与其弟结婚，甚至还不惜和自己的家庭决裂，执意嫁给了贫穷不堪的旷开田。从此，这个见过世面、性格倔强、心气甚高的女性，开始了她漫长艰辛的人生道路。尽管有遭受詹石蹬的锥心痛苦，但作品更多展示的是她的聪明才干和步步成功：把握机遇，利用楚长城遗址，吸引海内外的游客，从旅游业找到致富的突破口。为摆脱詹石磴对自家旅游经营的干扰，出谋划策帮助旷开田战胜詹石磴竞选当上了村主任。暖暖的勤劳善良、机敏能干在艰难的创业中一步步凸显。她不但自己勤劳致富，也带领全村共同富裕。暖暖的事业一步步走向兴旺发达。在充满艰辛的创业路上，暖暖始终没有屈服于詹石磴所代表的乡村丑恶势力，她始终在反抗。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暖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与旷开田和薛传薪这些恶势力抵制和斗争上，小说以暖暖的斗争取得胜利而告终。小说给出的结局也意味深长,暖暖的旅游一条街正在开业。

在暖暖身上，既有乡村传统文化痕迹，同时更多的是吸纳了势头强劲的现代文明的一些因素。暖暖是一个富有改革开放气息的新时代女性形象。“暖暖续写了她母辈或姐姐一代的生存链条，以20世纪90年代一个试图游离于乡村却又回到乡村并最终成为乡村变革的真正主人，刷新了一百年来文学中的中国农村女性的传统形象。”暖暖的成长与发展，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不乏艰难和曲折，但每到关键时刻总是如有神助。而更让人怦然心动的是，当詹石磴不久于人世之际，暖暖仍能以德报怨，以仁爱之心替代往日冤仇，不仅救了詹石蹬的女儿，甚至为詹石磴送去了医治的费用。这一笔使暖暖深明大义的形象光焰万丈，同时也完成了暖暖这个新世纪圣母的形象塑造。可以看出，作者在暖暖这个形象身上寄寓的理想主义情怀。她既有传统中国女性的优良品质，宽厚仁爱甚至可以包容和原谅像詹石磴这样严重伤害过她的人，又有新时代的精神和胸怀，她的奋斗和追求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她身上不仅汇聚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寄寓了当下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全部理想。读《湖光山色》，读暖暖，我们能够体验到作者内心深处流淌的那种纯洁、温柔和可以被称之为宽恕的感动。周大新是很有诗意、很浪漫的。“我理解的文学创作是用文字创造一个新世界，读者可以从这个世界得到美的享受，领悟一些道理,这就足够了。”周大新说自己倾心于前辈作家沈从文，而在《湖光山色》中我们也可以看见。

二

周大新在谈到《湖光山色》创作时，说：“人类生活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寻找幸福， 表现这种寻找过程是作家们的义务。我于是把笔对准了一个名叫暖暖的女性。

和一般的乡下女孩一样，暖暖对贫穷闭塞的家乡楚王庄没有好感，打工对于她的意义是开了一扇窗，使她对精彩的城市生活充满了无尽的向往，她幻想通过婚姻留在城里。暖暖的幸福之梦从开始就和寻找一个可心的男人画上了等号。这是中国乡村传统女性最原始最朴素而又最具共性的梦幻。但她的梦想却因母亲病重而中断。心气高远的暖暖，不甘心永远困在家乡，然而当她以为旷开田失去自己就可能会去寻死的时候，她放弃了再次外出打工的想法。暖暖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被不少女性视为生命的爱情，其实常常不过是男性潦倒时的调味品。但是，在楚王庄里，她最可心的情感对象依然是旷开田。为了争取属于自己和开田的幸福，暖暖毫不畏惧村主任詹石磴的权势，甚至还不惜和自己的家庭决裂，执意嫁给了旷开田，完成了自己以为可以共度一生、地老天荒的爱情。暖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赢得了婚姻的自主。同样，为了维护婚姻家庭的幸福，她一次次地做出牺牲，甚至包括自己的尊严和肉体。但是她没有想到，痛苦的付出和巨大的牺牲最后却成了丈夫背叛的导火索。种瓜而得豆，严峻的现实生活和暖暖开了一个巨大的、残酷的玩笑。

当暖暖以自己的机敏和才干将平庸的丈夫扶上村主任的宝座后，在作品一次次的伏笔性叙写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旷开田的一步步蜕变，权力的魔力使他与先前判若两人。现实中他也俨然把自己作为楚王庄中的“王”。在家庭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人关系的微妙变化。暖暖当初仓促的“未婚同居”与愚昧的自我牺牲，已经为后来的不幸埋下了隐患。当有权有势、今非昔比的旷开田得知暖暖曾失身于詹石磴时，便开始在外面找女人，以至于对暖暖大打出手，恩断义绝终至离婚。作为暖暖幸福的承载者――丈夫旷开田最终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成为她的痛苦之源。暖暖的爱情梦幻破灭了。从这个方面看，暖暖对于个人幸福的追求失败了。

暖暖依托谭文博对楚王庄历史文化的探究，抓住商机大力发展旅游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的煎熬。但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当整个楚王庄的人都在千方百计挣钱的时候，金钱的负面效应已开始在原本淳朴的乡村里像瘟疫一样蔓延。而这种危机从她与薛传薪合作开发旅游项目时就已经开始。薛传薪投资的赏心苑开始聘用人员以获取暴利，尽管遭到了暖暖等人的坚决反对，但为了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薛传薪的商业经营与旷开田的权力结合为一体，互为表里，狼狈为奸，祸害乡里。这是一场城市贪欲与乡村权力的恶的苟合。它不仅从物质的表层破坏了乡村的基本组成――良田被占；也在精神层面损伤着乡村的人际伦理结构――夫妻不睦、邻里不和、清白被污、民风难继。当暖暖竭尽全力以司法的力量，亲手让自己选择并扶持的丈夫戴上手铐之时，一个硕大而凝重的问号也同时画在了读者的心上。暖暖对于个人价值的追求被现实抹上了悲彩，最终以失败告终。作品对暖暖追求及其失败过程的叙写，显示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清醒和深刻。

三

当然，暖暖的意义不独在此。在33万字的长篇作品中，暖暖既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人物，同时她又是一个中心人物。围绕着暖暖，生活着一群男性，他们对暖暖起着众星捧月的作用。借助暖暖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眼下中国乡村社会的真实状态，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善变。

较为典型的是旷开田、詹石磴、薛传薪。这三个男人，一个是她自主选择的丈夫，一个是借掌握她命运而污辱她的村主任，一个是精明能干却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合作者。暖暖在旧有的封建势力与新生的资本运作之间，仍要承受来自至亲的道德背叛和情感伤害。这三个男人，塑造得最充分的是旷开田。

旷开田，一个乡村中国典型的青年农民形象，目光短浅、胸无大志，遇事无主张、易于满足。就在他一文不名的时候，暖暖以超出楚王庄所有人想象的方式嫁给了他。“女人是男人的学校”，旷开田是在暖暖的启发甚至是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暖暖于他是妻子、恩人，同时也是导师。当他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时候，他对暖暖几乎没有任何疑义言听计从，并且发自内心地爱着暖暖。他不是那种阴险、狡诈的坏人，但唯其如此，这个人物后来的变化就更加触目惊心，从而具有其警示意义。当暖暖联合村民将他选上村主任之后，他的变化就在潜移默化中开始了。他曾和暖暖玩笑地说：“将来我就是楚王庄的‘王’。”这不经意的玩笑后来竟然成真。最初学吸烟、吃请酒、用公款买摩托车，作品真实地展示了旷开田的变化过程。作品中的细节描写尤其值得玩味：开田饰演楚王庄村主任前后的心理变化，很能反映出人性深处的阴暗、权利对人的腐蚀和人对权利的迷恋。刚开始时，旷开田还推辞，但演出几次后，他便乐此不疲甚至陶醉其中。这时的旷开田已经下意识地将自己看作楚王庄的“王”了，言谈举止中自然有了“王”者之气。对企业的管理、对暖暖的情感、对民众的态度以及放纵自己与其他女性之间的性关系等，终于到了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的地步。在旷开田的身上，“既有封建的专制与骄纵，又有资本带来的奢靡与放任”。

詹石磴，“楚王庄”的前任村主任，一个典型的横行乡里的恶势力的代表。在楚王庄“他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他“想睡的女人，没有睡不成的”。他城府极深，能笑着杀人。在暖暖与旷开田结婚、詹家兄弟前来闹事的那一幕戏中，詹石磴的表现比他的兄弟们要高明得多，也阴毒得多。其后对暖暖的打击报复，几欲使暖暖陷于绝境。“权力与性”在詹石蹬这里以极端的方式得到了体现。在失去权力之后，为报复暖暖，他将与暖暖发生关系的事情以歪曲的方式告诉了旷开田。这是导致暖暖婚姻破裂的开始，詹石磴内心深处的阴暗由此可见。尽管在行将就木时他有善的表现，但那也是在暖暖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的“回光返照”。读詹石磴，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的身上，有着乡土中国恶势力的积习。

《湖光山色》通过写人，写男人，写出了人性的恶，反映了作者对眼下中国乡村现实的清醒认识，作品也由此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刻和厚重。正如“阿Q”式的革命无法带来中国社会的根本变化一样，在“楚王庄”，旷开田取代詹石磴并不是福祉，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封建性的更迭和轮回，还有资本带来的奢靡和沦丧。物质上的极大丰足非但不能带来精神层次的提升，反而会引发人性中的恶的泛滥。从这个层面上说，没有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启蒙，詹石磴、旷开田们只是在不断更迭中轮回。中国乡村社会的文明步伐何其艰难和沉重，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薛传薪，一个和暖暖、旷开田有着重要关系的人物。他的存在，在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来自城市，具有现代经营法则和管理理念，为了牟取暴利，不惜违法犯罪。权力和资本一旦结合，在作品中体现的就是旷开田和薛传薪的沆瀣一气，给楚王庄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他让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现实生活中的另一类人。楚王庄的“湖光山色”终将在“招商引资”、在赏心苑按摩小姐以及薛传薪“现代”管理和拜金主义的冲击下褪尽它最后的诗意，读者也将和当年的沈从文一样满含“隐伏的悲痛”，在为它唱一支哀婉的歌谣，痛悼它无可挽留的逝去的同时，不也同样会如作者一样，对中国乡村的城市化进程进行清醒深刻的思考和探索吗？

[参考文献]

[1] 孟繁华.乡村中国的艰难蜕变[N].文艺报,2006―05―16.

[2] 李丹宇.让世界充满温情和美好――作家周大新访谈[J].黄河，2007,(1).

第3篇：天文学的旷世之争范文

关键词：苏轼；贬谪：心态

苏轼万里投荒，九死一生，归至金山，作《自题金山画像》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卷四十八P2641他将一生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不乏自嘲意味，却道准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漂泊万里而眼界开阔，历尽忧患却境界升华，对尘世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感悟。黄州、惠州、儋州为其人生政治之低谷，却为其思想性格之高境、文学成就之颠峰。因此，研究苏轼的贬谪心态，无疑是把握住了他生命律动之脉的。

一、幽独孤高又坦然超旷

中国古代有贬谪经历的士人不计其数，但心态各有不同，苏轼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从“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卷一P581，《沁园春·古馆青灯》)的朝廷命官沦为带罪之人，精神之孤独，生计之困窘，身体之衰病，都困扰折磨着东坡。他的心态首先表现为幽独孤高，困顿牢落：但另一方面又善于排解，坦然超脱。两方面合而观之，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坡。

苏轼贬谪时期，“幽”、“孤”字眼频频出现于其诗词中，传达出他幽独孤高的心态。他常常自称“幽人”，如“幽人无事不出门”(卷二十P1032，《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掩关卧”(卷二十三P202，《和陶读(山海经)其一》)、“幽人方独夜”(卷三十九2140，《江月五首》)、“孤山之好在，孤客自悲凉。”(卷一P576，《临江仙·送王缄》)、“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风为解佳人愠”(卷一P590，《渔家傲·送吉守江郎中》)、“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二P603，《永遇乐·长忆别时》)、“幽”、“孤”二字最能反映其幽独孤高的心态。最有代表性的是那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卷二P601)陈廷焯推崇此词说：“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也。”(卷二)词中这只徘徊返顾，若隐若显的孤鸿就是词人的化身。“缺”、“疏”、“断”、“静”、“幽”极力烘托出词人凄清哀婉的心境，而孤鸿的“惊”、“恨”、“冷”等心灵感受又尽为词人忧谗畏讥情绪的真切表露：“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行径则寄寓了他孤高自傲、不随波逐流的心志。其境界正如黄庭坚所说：“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卷三十九引17268)

这样的孤独之感，每每是与苏轼政治上的失意结合在一起的，譬如这首《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卷一P569)

上片渲染了词人悲凉的心境。风叶鸣廊，词人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这是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下片则对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作了含蓄的暗示。“酒贱”句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云妨”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卷四P34)，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P156)。这两句有念怀亲人的无限情思，有对国事的忧虑和对群小当道的愤懑，有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

苏轼的心态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贬谪后的普遍心理，然而又和前人有所不同。由于臣对君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的依附性，一旦见逐，便惶惶如丧家之犬，流露出悲苦之态。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以致“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投汨罗江而去。贾宜贬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虽痛逝者，实为自悼，终抑郁而去，年仅三十三岁。韩愈因上书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潮州刺史谢上辰》)，悲伤至极。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直至柳州刺史后。“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甚至精神悸怖，“每闻大人言，蹶气震怖”(<寄许京兆孟容书》)。元稹被贬至通州司马后，以“饥摇困尾丧家狗，热暴枯鳞失水鱼”自况其苦境与悲哀。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句，便是他借色衰失宠之娼女而摅写天涯沦落之苦恨。屈、贾、韩、柳、元、白贬逐期间哀号惨怛、悲悲切切、戚戚嗟嗟、哀伤自怜、青衫泪湿，足以见出前代逐臣的狼狈之态。苏轼初被贬谪，虽借孤鸿、孤光、孤影、孤客，表达幽独孤高的心态，但这心态的又一方面，是他的坦然放旷，与韩、柳、元、白的凄苦哀伤不可同日而语。

东坡有些诗句虽然表达孤寂之辞，但已不见幽独之隋，蕴含着审美的诗意境界，是苏轼贬谪心态从幽独孤高转变为坦然超旷的过渡。《和秦太虚梅花》云：“……江头干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卷二十二P1184)后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引范正敏《遁斋闲览》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卷十P273)江头千树引不起词人兴致，而独赏竹外一枝明如许!正因身为逐客孤独凄伧，故偏爱清幽孤寂之美。《和陶杂诗二十一首》其一日：“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囚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卷四十一P2272)处境幽绝，如耿耿缺月独挂晨空，却不怨天尤人。历尽坎坷。岭外归来之时，东坡作《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二云：“浮云世事改，孤月此月明。”(卷四十五172444)《苕溪渔隐丛话》评此句：“寓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卷二十七P564)

东坡的幽独孤高之情逐渐演化为坦然超旷之态。《定风波》是这种旷达心态的代表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卷二P595)

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一种处风雨忧患而放旷超脱的心态流露笔端。苏轼在徐州时写的《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P356)当词人忘掉了利害得失，用“寓意于物”的眼光去看待万物，以豁达的心胸去对待贬谪的不幸遭遇时，就不再是“幽人”、“孤客”、“狂夫”，词人的生命状态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豁达放旷的心境成就了一种沉浸于美的享受，坦然超旷的心境升华为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如《初到黄洲》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卷二十P1031)自笑平生好论是非，因言得罪而成逐客，自是“失”，而长江鱼美竹翠笋香，不无“得”。而到惠州。“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长作岭南人”(卷四十P2192，《食荔枝》)，渡海时，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卷四十三P2366，《六月二十夜渡海》)。几番化“失”为“得”，尽显坦然旷达。

苏轼贬居儋耳，北归临行作《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卷四十三P2362)始终以贬地为吾乡，故能心中甚安，坦然旷达。史载，王巩的侍儿柔奴随王贬居岭南，北归后苏轼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于是作《定风波》赠她，下片云：“万里归来平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卷二P581)这道出了东坡从容坦然旷达超脱心态的本质。心安，则随遇而安，无处为家处处家，摆脱漂泊失落的无归属感，找到精神之家园，获得精神的畅适自足。二、皈依释道却执着现世

儒、释、道对中国的文化和士人的影响十分深远，这在苏轼所处的北宋尤为明显。北宋时期，中国士大夫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的人格。苏轼能坦然超脱地面对苦难忧患，是因为他始终立足于心灵之救赎，灵魂之自立。三次贬谪，让苏轼出入儒道，濡染佛禅，思想宏博开放，相容并采，成就了儒释道的人格。虽然贬谪后释道在苏轼思想占有主要成分，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摒弃社会的使命，人生的追求。在宗教中净化灵魂，在现世中自强不息。这是苏轼贬谪心态又一对立统一的特征。

苏轼早期以儒家的经世思想为主旨，以儒家典范为楷模，苏辙论其“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卷二十五P4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乌台诗案”以后，庄、禅的思想便由表及里，登堂入室成了苏轼思想的核心。少年时读《庄子》，苏轼感叹道：“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宋史》本传)苏轼受佛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他在读禅宗的要典《坛经》时曾说：“近读《六祖坛经》，指说法、报、化三身，使人心开目明。”

在贬谪黄州岁月的初期，他经常去城南的安国寺念佛静坐，一修炼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企望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佛境。在他的诗文中，还融入了大量的禅言道语，如这首《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卷四十七P2535)这可谓是悟道之言。从他晚年对陶渊明倾心不已，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便可看出他渐弃世事而趋“自然”，在纷繁的尘世外寻找精神的家园。

《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P157)《庄子·人间世》：“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P122)《坛经·疑问品》：“随所住处恒安乐。”(p126)老庄的思想是以人类社会为背景，建立在人生的现世，它提出解决人类苦难的方法是恢复到人的自然状态，即精神和生存的自由自在，是形而上的关怀。“个体存在的形(身)、神(心涧题最终归结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构成庄子哲学的核心。”(P183)同样，“禅宗”则是把佛教世俗化，“‘悟道’不是思辨的推理认识，而是个体的直觉体验。它不离现实生活，一方面它不同于一般的感性，因为它已是一种获得精神超越的感性。另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精神超越，因为这种超越常常要求舍弃、脱离感性。”(P207)苏轼是深得《庄子》、《坛经》真谛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剧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P9)，苏轼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站在现世的立场，视庄学、禅学为学问思想，重新整合建构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就是以“现世”为基点，在“现世”中找到精神的“自然”家园，“寻常静中推求，常患不见，今日闹里忽捉得些静子。”(P9)他既不同于愤世嫉俗的屈原，也不同于狂放不羁的李白，他虽然也充满浪漫精神，却旷达而随意。屈原的人生体验充满为理想的痛苦，“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吾将上下而求索”(《楚辞·离骚》)。李白多少带有些玩世不恭的意味，“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萬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而苏轼则显出的是执着于现世的平淡超旷，自强不息。首先，苏轼执着现世的心态表现为一种兀傲倔强的文化品格。他贬黄州期间，有《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新，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却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卷二十二Pl183)“荦确坡头路”，确指也是泛指人间不平之路。而“自爱铿然曳杖声，”昭示出一种不畏艰险不平、生活中强者的步伐，一种自立与抗争的精神，一种面对生活之艰窘与政治阴影之笼罩而兀傲倔强的文化性格。“平生傲忧患”(卷六P281，《十月二日，将至涡口王里所，遇风留宿》)，“矫首独傲世”、“寄傲知今是”(卷九P350，《归去来辞集字十首》)，恰是一个兀傲倔强的坡。

其次，苏轼在贬谪生涯中仍不忘国事，孤忠不减。东坡虽于贬逐中自称“孤臣”，含不为人知不为世用的哀怨心理，但实际上他始终未能忘怀君国之事。贬黄时作《谢陈季常惠一暗巾》诗云：“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上取可汗。”(卷二十一P1117)给滕达道信说：“西事得其洋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卷五十一P1475)真可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卷二P607，《满庭芳》)、“平生多艰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卷四十四P2385，《次韵王郁林》)，一句句写在贬逐期间的渴望尽忠报国而壮志未酬的诗句，表现了贬谪中的苏轼执着于人生、孤忠不减的一面。

再次，苏轼在逆境中豁达乐观，自强不息，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个人精神世界，还表现在他的辉煌的政绩。“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卷二P596，《浣溪沙·山下兰芽短侵溪》)旷达如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苏轼正是这句古老格言的贯彻者：

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其动而不息也。维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卷八P227)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宋史》本传)；谪居黄州。既未消沉，又未怨世，亲耕东坡营地数十亩，从而自号“东坡”：两次到杭州，亲领疏浚西湖，淤泥成堤，堤上植柳，后世称为“苏堤”。旷达中的“自强不息”，既不同于儒家的积极人世，又不同于老庄的逃避现实，这就是苏轼。他学老庄，没有逃避现实：他习禅宗，也没有消极遁世。他以超然、旷达的情怀为后来者引以为知己。他的文化人格，也为后来者建立了一个非此即彼的精神家园。

三、忧患磨难而了悟人生

魏晋以来，士大夫形成的对人生及生命的叩问，到苏轼表现的更加深刻。如李泽厚先生所云：“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P160)历尽忧患磨难而了悟人生意义是苏轼贬谪心态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部分，是个人痛苦解决之后思想境界的升华，对后代士人的影响尤为深刻。

苏轼早年于未进之时与既进之后对人生就有过深刻思考，人仕后，第一次与子由分别时作《和子由蝇池怀旧》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塞驴嘶。”(卷三P96)前四句写人生行迹之无定如“雪泥鸿爪”之不可凭依，结尾二句极写人生之辛苦，世路之坎坷，又有何种价值?诚有一种人生空寞之感。早年若隐若现的人生空寞之感，在他贬谪期间则表达为“人生如梦”之叹!《西江月》中“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卷一P582)，《西江月·黄州中秋》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卷一P592)，《念奴娇·赤壁怀古》云：“人间如梦，一尊还捋江月”(卷二P598)，《南乡子》云：“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卷二P599)，“梦中了了醉中醒”(卷二P602，《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卷一P579，《醉蓬莱·笑劳生一梦》)。这种人生如梦的感慨，显然以庄、禅阐发人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P327，《庄子·齐物论》)

这种人生如梦的空漠之感，饱含着现实世界深刻的思考，《临江仙·夜归临皋》词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卷二P603)前两句化用《庄子》中“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语。营营，纷扰状，为功名利禄奔波。《庄子》又谓小人殉利，士殉名，圣人殉天下。为客体而失去主体，陶渊明谓之“心为形役”。苏轼早岁就有“汲汲强奔走”(卷一P9，《夜泊牛口》)之慨，此时经历了宦海沉浮、市朝倾轧，更有切肤之感。此身既非我有，营营之求又何益，倒不如驾小舟于江海寄其余生。“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卷二P587，《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正是此意。范蠡携西子泛五湖成为其后世士大夫的理想归宿，处于逆境之中，更是心向往之。这里“扁舟”、“小舟”本身的词汇意义具体指向消失了，具有某种象征性：它既是词人心灵的蜗居、载体，又是词人自己，可以随风坦荡于江湖，了无阻碍束缚。“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卷一P571，《念奴娇·凭高跳远》)，当人作为社会人道德地存在(社会责任、价值的实现)不适意时，往往会去寻求作为理想人而诗意地存在(个人自由的实现)。这或许还受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启发，也许还包含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意。可见，其人生思考出入屆、庄、范、孔、陶、李等哲人高人之间，升华成一种终极意义的哲理。这种终极意义的哲理集中表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卷一P6)

第4篇：天文学的旷世之争范文

一、苏辛创作个性是苏旷辛壮的决定性因素

法国作家布丰明确提出：“风格即人。”②文学史上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作家风格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我们先看看苏、辛个性。

苏轼(1037―1101)生活在北宋中叶。当时，宋朝廷表面上平安无事而内忧外患正在潜滋暗长。“奋厉有当世志”的苏轼满怀“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积极向统治者献计献策，但由于王安石变法和新旧党争，始终仕途坎坷，为官、被贬、起用、再贬，就构成了他一生政治生活的命运交响曲。因此，苏轼在政治思想上以儒家为主而与佛道混杂的思想因素贯串一生，而且三种思想因素经常互相抵触交替。任职期，以儒家为准绳，贬居时，以佛老为主导，两种思想武器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迭更主次，总的态度则和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旨趣相契。在人生态度上，苏轼一面追求人生的意义，歌唱美好的生活；一面又经常深沉喟叹“人生如梦”，流露出空虚寂寞的情怀。于是排遣不得反作超脱，奉行儒家而出入佛老，谈论世事而颇作玄思。正如《前赤壁赋》所云：“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顺应自然，超凡脱俗，乐观自适的这种旷达情性是苏轼性格的主流，从而决定了苏词风格的旷达主体。贬居黄州时作的《定风波))一词就是苏轼的自画像。你看，坡仙老漫步在风雨之中，是那么坦荡悠闲。然旷达，超尘绝世地歌吟：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枝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近。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辛弃疾(1140～1207)主要生活在宋金对峙时代。南宋小朝廷偏安于江南的残山剩水：南方人民面临女真铁骑的蹂躏践踏，北方汉族人民正在女真贵族的奴役下。生长在北方沦陷区土地上的辛弃疾，自幼目睹了人民的深重灾难，又受到家庭良好的爱国教育，立下了杀敌报国之志。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大举南侵，二十二岁的辛弃疾率众二千从耿京领导的农民义军抗击金兵。起义南归后，向南宋统治者献《美芹十论》，上《九议》，力主北伐，收复中原。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壮怀激烈、肝胆忠愤的辛弃疾有志难酬，退居带湖、瓢泉，在忧愤中慷慨悲歌。试看他淳熙八年闲居信州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词：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由此可见词人羽扇纶巾的儒雅风流，剽悍沉著的武将大略，磊落耿介的性格特征，宿志来酬的痛苦面貌。难怪前人称“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则弓刀游侠。”③和旷放乐观的苏轼相比，辛弃疾则是时代的骄子，爱国的斗士，抗敌的英雄。正如吴衡照所评：“东坡之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生性，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故词豪雄，而意极悲郁。”④

二、不同的词作内容决定着不同的风格基调

在纤巧轻糜词风盛行的北宋中叶，苏轼树起词“自是一家”⑤的旗帜，开始吟风弄月，绮糜香艳的词风，冲破酒楼歌筵、闺情花柳的狭小天地，在词作中抒发爱国激情，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寄寓政治理想，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反映农村生活风貌，如《浣溪沙》。词作内容的革新，“指出向上一路”，⑥使入登高望远，举首高歌”⑦。但渴望建功立业的苏轼偏偏不得统治者的重用，因而在抒发豪情壮志时，糅合进身世遭遇的感叹，透出清雄傲岸的气度，追求超脱潇洒的和平心境。从而使他这一类豪放词形成旷达的基调。

作为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遥继苏轼，以满腔爱国激情和凌云健笔熔铸成宏搏豪壮，悲愤感人的爱国华章。在绝大部分词作里，他抒发爱国情绪，怀念中原失地，鼓励抗战将领，讽责误国权奸，鞭挞偏安朝廷，以及感叹怀才不遇，愤慨壮志难酬，自始自终无不激荡着词人抗金报国、拯救河山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是那么激昂慷慨，悲壮淋漓！这样的乐章内容使辛词不可能有苏词的超凡脱俗，只会表现得沉著痛快，凝重深沉，暗呜顿挫，造成壮美的境界。辛弃疾的爱国华章，较苏词偏重于个人遭遇的抒写，更具深广的时代内容和现实主义。

三、苏旷辛壮风格不同的艺术表现

苏辛创作个性的不同，词章内容的差异，反映在词创作上必然有着不同的艺术旨趣。苏轼为诗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追求朴质明快、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于是词章豪放处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如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可见苏轼善用直笔抒情写志，至情从胸中奔腾而出，一气流贯，无所阻挡，明朗畅快。婉约处亦词情清新，不假雕凿。如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写夫妻恩爱情深，抒发词人对亡妻魂牵梦萦的怀念，又寄寓政治上的失意苦闷，感情曲折复杂，语言却简明质直，亲切隽永。稼轩则常用曲笔造语，多比兴，多象征，创造出雄奇开阔的艺术境界。读来令人感到辛词造语抒情，多呜咽出之，百折千回，姿态飞动。沉郁顿宕，哽咽回肠。

上面对苏辛风格的成因及其艺术表现作了初步的分析考察。其实，就他们风格的成因而言，词坛的时代风气亦不可忽视。北宋中叶婉约作风大盛，苏轼独具一格，力图创新，但势单力薄。南宋词坛在辛弃疾时代，深沉悲壮的爱国高歌响彻天地。这对于苏辛词创作不能不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注释：

①⑩《人间词话》。

②布丰《风格论》。

③《人间词话・补笺》引《词辨》。

④《莲子居词话》。

⑤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⑥《碧鸡漫志》卷二。

⑦汲古阁本《向子湮酒词序》。

第5篇：天文学的旷世之争范文

这一连串的锦言妙语，据说出自南宋时杭州净慈寺禅僧济颠，也有说是明代山人陈继儒托济公之名所作的。不管是什么人作的，读它的恐怕都得拍案叫绝，道一声有理。尤其是烦恼缠身或怀才不遇之辈，读来不说是神清气爽，起码也能长长地出它口郁气，兴许还当下开悟，连吃它三大碗咸菜泡饭哩！或许这就是参禅的妙处了。

据说近几十年来，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都在研究禅宗，海峡两岸还都兴起不大不小的参禅风来，从政界要人到公司员工，都声称无论你从事的是何职业，也无论你处在如何复杂的环境，面对什么样的烦恼，读一点禅语，会帮助你进入一个快乐无忧的人生佳境，会使人变得旷达、洒脱，活得自由自在――问题是，读过了，快乐过了，旷达起来也洒脱起来后，你还得去公司，还得在挤挤挨挨的人海中摸爬滚打，你真的会因此而自由自在、有理有节，活得光明磊落了吗？怕不见得吧。

世人们知道了道理后，实际上又如何行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坐在会场上作报告时，手是可以不伸的，非但不伸，还要慷慨激昂地痛斥一番伸手者；但夜黑风高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时，伸上一回又如何？

第6篇：天文学的旷世之争范文

关键词：魏晋；名士风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154-02

提起魏晋南北朝，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魏晋名士风流。唐代杜牧《润州二首》诗云：“大抵南朝都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魏晋名士风度实际上是一种人格范式，是名士们人格精神和价值理想的外化；同时也是魏晋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的写照。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魏晋名士以异于常人的放诞不羁、潇洒飘逸、旷达超远、啸傲人生谱写了一曲快意的艺术与人生之歌，表现了超凡脱俗的名士气度。

魏晋真乱世，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分裂，造成了中原板荡、神州陆沉。战争带来的杀戮和离乱，政治上的动荡和党同伐异，使整个社会处在空前的动乱和不安中。面对朝不保夕的生活，士人们不再追求生命的长度，转而追求生命的密度，尽情享受和挥霍人生。面对礼教的虚伪，政治的残酷，不少名士为了躲避灾祸，一方面远离政治的漩涡，“高步追许由”寄情山水，追求宁静超然的精神境界，在清谈中寄托理想；另一方面，为了表示与封建虚伪礼教的决裂，以阮籍、嵇康为首的名士们放浪形骸、张扬个性，饮酒作乐，开始表现出了潇洒任性的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指魏晋时期有一定地位和名声的请谈家。从正始才俊何晏、王弼，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一直到江左领袖王导、谢安，魏晋名士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闪耀着个性的光辉。魏晋名士风度主要表现在一下几方面：

一、蔑视礼法，率性任诞

魏晋名士崇尚老庄自然哲学，主张超越虚伪的礼教而任其自然。阮籍无视《礼记》“叔嫂不通问”的旧制，和嫂嫂话别，受到讥笑后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传统礼教在他眼中不值一文。有人指责刘伶酒后裸服，他反驳道：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请看以下这则故事：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第二》

阮籍邻家有美妇，当垆沽酒，他常与人去饮酒，醉后便宿于美妇身边，而终无他意。阮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阮籍言行，实在是对礼教的极端蔑视和大胆挑战。可见，魏晋名士是颇不受名教检束的，他们蔑视礼法，放任自流，率性而为。

二、纵酒为乐

酒与中国文人历来有不解之缘，而魏晋文人与酒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如果没有酒，恐怕就无所谓魏晋风度了。试看：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二》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 任诞第五十二》

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世说新语 任诞第二十三》

张季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魏晋文人如此沉湎于饮酒，与这一时代文人的命运和遭遇是分不开的。他们表面上狂饮酣醉，表现的十分放达与超脱，而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无法排遣的悲哀与忧愁。阮籍便是这样一位典型的“饮士”。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饮酒佯醉来避免与司马氏的联姻，一方面是远离政治漩涡，保全自身，另一方面是以饮酒来殉道，既然现实不能如意，何不一醉方休！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更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饮士”，一个典型的酒徒。他高呼“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晋书》称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刘伶病酒，近乎无赖，然而这亦何尝不是一种内心苦闷的自戕！他作有传世名篇《酒德颂》，可见酒已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正如李白诗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无酒何来乐，酒已然成了魏晋名士们最向往的生命体验。

三、雅量弘度

魏晋名士崇尚恢宏的度量。试看以下两则故事：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世说新语雅量第六第三》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世说新语雅量第六第三》

顾雍与夏侯玄均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特质，这就是魏晋士人所推崇的器量与雅量，镇定自若，旁若无人。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从容赴死；谢安闻淝水大捷，依旧向局弈棋，意色举止不异于，只说了一句“小儿辈大破贼”；王衍遭人食盒砸面，都无一言洗毕与人共载而去；王献之突遇大火，却不慌不忙，扶凭左右而出。魏晋名士具有坚毅的品格、非凡的定力、深厚的修养，使得他们临危不变，受辱不惊，闻喜不欣，表现出超人的气度。

四、率真任性

魏晋名士追求一种自然适意，无拘无束的生活意趣，一切唯求其真，任其性，适其情，尽其兴而已。他们任性而动，不滞于物。王羲之东床坦腹，不因为择婿而矜持做作，郗鉴独具慧眼，赏其真率。王澄出任荆州刺史，太尉王衍率当时名流送行，王澄看到庭中树上鹊巢，即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树掏取小鹊，下来后逗弄把玩，神色自若，旁若无人。王徽之雪夜访戴逵，乘舟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别人问他缘故，他解释道：“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桓温读高士传，读到陵钟子，就掷去说：谁能做此溪刻自处？何其率真！魏晋名士不为外物所累，只求率真放任，适性尽情，于此可见一斑。这种审美人生的态度，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具有极高的美学意义。

五、自尊自信，旷达傲视

魏晋名士自信自尊，旷达傲世。殷浩曾与桓温齐名，桓温问殷浩： “卿何如我？“殷浩回答：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充满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丝毫没有为取悦对方而故作谦逊之辞。王徽之与桓伊不相识，只是听说他善吹笛，一次坐于船中，别人告诉他桓正从岸上经过，便让人传话： 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掉头下车，为王徽之吹了三支曲子，吹完上车便走，二人不交一言。桓伊为东晋名将。王徽之只是普通名士，而桓伊不轻视徽之，徽之亦不显卑怯，人格完全平等。更妙的是二人自始至终不交一言， 何其旷达！ 魏晋名士高自标持，旷达奔放，大多如此。

振衣千仞冈，翟足万里流！魏晋士人以用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率真任性、自然适意的性格，来书写了时代、谱写了人生。魏晋名士风流，在历史的长河中光辉灿烂。

参考文献：

[1]朱碧莲，沈海波.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刘开骅.魏晋风度.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4.

第7篇：天文学的旷世之争范文

关键词：苏轼 贬谪 文化心态

“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的苏轼自幼便有着致君尧舜的事君理想，然命途多舛多次被贬，对其诗文创作和文化心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万里投荒九死一生的经历让他深切感受苦难触碰生命脉搏，在文学创作上开豪放之风，在精神品格上导笑傲之路，他生命中的贬谪历程，不是一首苦难的悲歌，反之是一曲高亢的交响。

贬谪现象在君主专制的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经迁客骚人用痛苦浸润的笔墨书写成贬谪文化的独特风景。细分贬谪之种类：“志大才高，因小人谗毁而被贬（如屈原、贾谊）；革除弊政，因斗争失败而被贬（如柳宗元、刘禹锡）；直言强谏，因触怒龙颜而被贬（如阳城、韩愈）；党争激烈，因政敌打击而被贬（如李德裕、苏轼）。”[1]P3苏轼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小人进谗言而放逐的“乌台诗案”，开始了长达二十一年的谪徙生活。四十五岁被贬黄州继而惠州，六十六岁从儋州大赦北还，虽然辗转流落、孤独幽怨，却能够安土忘乡、乐知天命，成就了他烛照千古的诗篇和亘古不朽的人格。

一、孤高贞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初到黄州，从天子脚下到荒蛮之地，孤独幽寂之情不时流露笔端。在定惠院寄居时，他作了这首《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局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黄庭坚评论此诗：“语义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2]P174这首词首先渲染了清寒孤寂的氛围，幽人独往，徘徊月下，惶惑不安，惊疑回首，终是无人省得内心郁结的愁绪。以孤鸿自况，有孤高自赏之意，更是不媚俗、不妥协的心声表达。“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辗转飘零，似雪泥鸿爪般飘忽不定，纵使绕树三匝仍嗟叹何枝可依，也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坚贞品节，“寂寞沙洲冷”是这种孤高心境的外在写照。精神苦闷但不失文人士大夫的贞洁，这与他汲取佛老思想，融释三教文化以得精神宁静，达到内心空明澄清的境界密不可分，随缘自适，乐知天命，消解了“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了无痕”的虚幻之感，常驻心间的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云淡风轻的洒脱放达。

二、安土忘乡――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宋哲宗绍圣元年，苏轼又因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此时的苏轼已经少了在黄州时期的失意与苦闷，更多了几分从容淡泊。他在答柔奴的一首《定风波》里就更可以体现出苏轼的安土忘乡的情怀：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没有了羁旅的惆怅，淡去了贬谪的悲伤，“我行无南北，适意乃所祈”，天涯路远，适意就是吾愿，聚散转蓬，心安就是家乡，漂泊无依实则可以四海为家，身处荒蛮精神空间依然是一片乐园。他在当地不仅自立自足苦中作乐，而且为当地老百姓兴修水利改善民生，与当地百姓建立了深厚真挚的关系，贬谪之身依然不忘有所作，从思想深处看与儒家思想积极用世的影响不无关系。孔子讲究“道不行，乘桴游于海”，北归无望的东坡此时稍隐入世之心，从佛家的破执观，儒家的毋固毋必观来调整自己的心态，随遇而安但非随波逐流混沌度日，乐知天命不忘享受生活积极进取，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室，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从容自适，如曾点“浴乎沂，风乎武夷，咏而归”的宁静满足。

三、旷达超脱――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1097年，苏轼因为一首小诗触怒宰相再贬儋州，在此他发出了“南来万里真良图”的感慨，这除了南海自然风物给他带来情感上的寄托，更得益于他旷达超脱的心态，“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的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只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4]P206他把被贬儋州当做人生的奇游和老境的微福，一切悲苦不置胸中，尽享其中之乐。他在《六月二十日渡海》中写道：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少年之志已经在年过半百不称意的消磨之中逐步淡去，回首生平，却是毫无怨言，豪情不减。他在《灵壁张氏园记》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5]P351对出仕与退隐的关系早已明了于心，完成精神境界的自我圆融，老来回首仰天长啸吟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豪言壮语。

元符三年大赦北还，病逝途中，结束了“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一生。贬谪期间形成了苏轼主要的文化心态，也形成了他诗词文创作的老渐平淡的风格。他孤高贞洁的品格，安土忘乡的情怀以及旷达超脱的精神境界，让他的作品在豪放之中更能激发人意，在旷达之中不乏赤诚，构成了贬谪文化特有的魅力。“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苏轼走出了传统贬谪文士那种凄凄切切的悲戚，自成一种大气磅礴的气象。有感人肺腑的深沉悲凉，但更多的是涅凤凰翱翔千仞的豁达豪放。

注释：

[1]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2]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卷2）[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张惠民　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第8篇：天文学的旷世之争范文

一、苏贤良到阶下囚

1.才华横溢，仕途坦荡

嘉佑元年，21岁的苏轼与弟苏辙随父亲到达汴京。次年，苏轼、苏辙科考中进士。1060年2月，由欧阳修推荐，二苏参加了一次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度考试，苏轼考入第三等（一二等皆为虚设）。苏轼进士极第，制科高等、名震天下、仕途顺利、兄弟同朝，受皇上宰相老师的赏识，朋友学生子弟的仰慕，名望地位显赫，这是何等的意气飞扬。

2.乌台诗案，身心倍受打击

苏轼的不幸是父母双亡，发妻早逝，更为不幸的是仁宗逝世，苏轼的“优游浸渍”建立起来的关系，换了皇帝后，几乎全归无效，新皇帝重组政治核心集团。元丰二年，苏轼到湖州就任，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几乎被定成死罪，濒临杀头，且看苏轼于狱中之作《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由此看出苏轼的绝望与沉痛，后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屡次为苏轼求情；神宗也怕激起更严重的臣僚斗争，所以做出顺水推舟的决定。这样苏轼出狱后，被贬黄州，做了有名无实的团练副史，其实就是被流放。

二、从痛苦走向洒脱超然的黄州四年

谪居中的苏轼愁闷孤独而又心怀清高，内心十分痛苦与寂寞。后来有一穷书生马正卿，为他向官府请下十亩荒地，位于黄州城东，于是便有了“东坡”。苏轼又在东坡盖了几间房子称为雪堂。苏轼过起了“耕种自济，养生自保”的农人生活。在播种与收获之中，在沉重的体力劳动之中，苏轼暂时忘却了痛苦，忘却了功名志世，他的内心从大自然中获得了本真的自由与快乐。也许是他觉得一切都已无所谓，外界的东西都不用去想，也许是他已不再有先前的志向与追求，有点无奈有点悲伤，进而抛开一切走向淡泊。他在黄州期间，钻研佛道，对人生、对现实有了飞跃性的理解，对自然、宇宙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此间还身受庄子的影响。

“乌台诗案”前，苏轼的诗风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富詹流利，丰满生动，内容上，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好在黄州有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有乱石穿空的赤壁，有折戟沉沙的战争传说。这一切都为处在生命低潮之中的苏轼创造了重新认识人生的有利条件。前赤壁赋所谓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浸透了作者对人生的苍凉感受，表现了他对人生真谛的体验与思考，把有限的生命个体融入无限的大自然当中，物与我一体，共享明月清风的诗意。

在自然山水的抚慰下，苏轼立足于现实，又以超越现实的审美为精神指归，正是以这样的自适心态，坡对外在与内心都无所计较，心灵与形体都获得了自由，解除了痛苦，超越了痛苦。有如此心态才能写出人间之绝唱《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衰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三、百日三贬，无往而不是，进退自如，宠辱不惊。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被诏汝州，后哲宗继位，苏轼被召还朝，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上至礼部尚书。然而新兴势力压制王安石集团和尽废新法后，苏轼再次向皇帝提出建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九年之中他反复几次入朝、外任，饱尝宦海沉浮之苦。在此时，坡的生活内容、兴趣转向酿酒、制药、参禅和陶诗，他的心境更为淡泊旷达，他的心胸更为豁达宽广。

四、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用这句词来概括东坡高旷的人格再适合不过。

苏轼是一个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积极入世做过高官，曾金殿议政，北门拟召，也曾下入死牢，雨打风吹。

第9篇：天文学的旷世之争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苏轼；性格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赞美不已。但苏轼何以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学问所致？修养所致？皆非也。以吾言之：天性如此，乃苏轼真率性情之表现也。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他的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来说，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的原因来看，则毋宁说是一场性格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①可谓一语中的。王先生没有详细论述苏轼的真率性格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本文试详述之。

早在少年时代，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注意到了苏轼、苏辙两兄弟性格的不同。他在《名二子》一文里解释了给两个儿子取名的缘由：“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也矣！” 曾枣庄先生对此言的解释很有见地：“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②

青年时代的苏轼，由于得到欧阳修的提携，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去世前两个月，苏轼在画家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上题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真是沉痛之极。

虽然苏轼在历次党争中都是处于被排挤、受打击的处境，但苏轼并没有苟容取合。王安石变法，苏轼觉得新法过于激进，为害百姓，反对变法，因此遭到新党排斥，通判杭州。他离京时，友人文同曾劝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但苏轼并没有听从朋友好意的劝告。从通判杭州到湖州的九年间，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他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在任地方官期间，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元丰年间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坦率地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东坡续集》卷4《与滕达道》）反省了自己对新法的偏激态度，但他并未利用自己认识缺点的机会去谋求上进。旧党专权后，苏轼批评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东坡奏议集》卷3《辩试馆职策问子》）因而又遭到旧党排挤。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节操。苏辙《东坡墓志铭》说苏轼：“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敬仰他的品格。与苏轼的蜀党相对立的朔党人物刘安世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也。”（见马永卿辑《元城语录》卷上）苏轼在《与杨元素》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苏轼文集》卷55）我们从“非随时上下”、“然多不随耳”可以看出，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 （《曲洧旧闻》）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爱。《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③在这一点上，苏轼更近于道家的“真”的本质。道家对儒家的“礼”、“仁义”的批评，和苏轼批评程颐如出一辙。洛学传人朱熹说苏轼：“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④苏轼并非有意诋毁端人正士。他对虽和他政见不同、但学问道德高人一品的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十分敬仰的。但对于那些假道学，苏轼则毫不留情地揭出他们的真面目。蜀学和洛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苏轼继承了苏洵的观点，肯定人欲的存在。苏轼反对把“情”和“性”割裂开来。他在《韩愈论》里说：“儒者之患，患在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苏轼文集》卷4）他大胆肯定了情欲。苏轼在《与蔡景繁》里说：“情爱著人，如黏胶油腻，急手解雪，尚为沾染。若又反复寻绎，更缠绕人矣。”苏轼对程颐的虚伪、死板、固执十分反感。《河南程氏外书》卷11载：“温公（司马光）薨，朝廷命伊川（程颐）主其丧事。是如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于朱公，问之。公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自是时时谑伊川。”据王水照先生考证，“鏖糟陂”之“鏖糟”，取其“不洁”之义，言其“沮洳泥淖”，脏乱不堪；“鏖糟陂里叔孙通”，意谓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则既富幽默的地方色彩，又与历史人物叔孙通之制定朝仪、举朝庄严整肃形成强烈反差，取得入骨三分的讽刺效果，引起程颐的极度嫉恨也就可以理解了⑤。由此得罪程颐，日后不断受到程颐及其门人的排挤、弹劾。但正如明人陈确所说的：“东坡虽不修小节，而表里洞然，忠直一节，卓乎君子之徒；伊川有意圣人之学，而失之固滞。”⑥褒贬之义甚明。

苏轼并非不知道这种真率个性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他也曾努力地晦藏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期间，过着“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的生活（《答李端叔书》）。苏轼欲学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送刘海陵》）他的朋友滕达道常写信嘱咐他要“益务闭藏而已”。苏轼对此深有领悟，以为“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有至乐”，还把这称之为“奇密”之法，“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清人周心如《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八卷收苏轼给滕达道之书简第36封）⑦。他在黄州可谓是缩着头过日子。但他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一离开黄州，他的个性就又露出来了。“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一旦有了牢骚，苏轼还是忍不住要发出来：“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苏轼诗集》卷7《送岑著作》）苏洵当年对两个儿子的看法是对的，他担心苏轼“不外饰”，将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苏轼始终不能做到象子由那样深藏不露，所以他一生受到的打击也就比苏辙要大得多。他自己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东坡题跋》卷三《录渊明诗》）⑧宁可得罪人，也要一吐为快。他胸中毫无芥蒂，因此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意见。秦观《答傅彬老简》对比苏轼、苏辙的文章风格时说：“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仰其高。补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淮海集》卷30）这其实就是两人不同性格在文章中的反映。转贴于 苏轼晚年非常推重陶渊明，除了仰慕渊明平淡超逸的诗风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陶渊明性情真率，感情真挚。他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引）《和陶渊明〈饮酒〉》说：“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一文中说：“孔子不取微子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仕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陶潜临终时说：“吾少而穷，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苏轼的一生也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他说：“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实际上苏轼也终身保持真率孤傲的性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咏梅》）苏轼《与李公择》：“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苏轼文集》卷51）黄庭坚给苏轼的挽联说：“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黄庭坚《跋东坡墨迹》）当非过誉之辞。

苏轼的真率性格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作品。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一样，平生讨厌替人写碑传之类的文章。他说：“某从来不独不作不书铭志，但缘子孙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尝措手也。”（《东坡续集》卷6《答李方叔》）每当人家仰慕他的大名来请他作文时，他一概拒绝，连一些变相的纪念文字都回绝了：“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铭志，故变文为集引耳，已屡辞之。”（《东坡续集》卷6《与孔毅夫》）苏轼的性格使他很难措笔去写那些虚假的谀墓文字。

黄庭坚曾批评苏轼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答洪驹父书》）南宋陈岩肖说：“坡为人慷慨疾恶，亦时见于诗，有古人规讽体。”（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陈师道也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并非因学刘禹锡之故而好骂，而是坡公天性如此。一旦看到了对方的错误之处，东坡就会忍不住加以批评。《宋史·本传》曰：“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苏轼：“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可惜，从古到今，这种说真话的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