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精选(九篇)

第1篇：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

[关键词] 经济增长方式 指标体系 集约与粗放 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 投资推动与消费拉动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分类及指标设计的总体思想

经济增长被列为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经济政策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意义尤为明显。

对于经济增长概念的理解，各种说法略有差异，但主旨相同。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衡量，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济增长的绝对量和经济增长的相对率。

从绝对量来讲,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收入（NN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国范围内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的总和,计算方法主要有三种：支出法、生产法和收入法。与GDP相类似的还有一个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为: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内要素在国外的资本和服务的收入-国外要素在本国的资本和服务收入。国民收入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折旧和间接税，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跃居世界第四,充分显示了我国的大国经济地位。

从相对率来讲，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GDP的增长率是指在一个时间段内（一般为一年）国民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增加率。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6%左右。

从根本上来讲，经济增长是通过资本、人力、技术与制度的组合和作用来实现的。本文援引以下公式来说明：Y=A・F（K，L）（其中，Y代表服务或者产品的产出，F代表生产函数，K代表资本，L代表人力，A代表技术与管理）。这就是说，资本、人力和技术与管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同样的经济增长，会有不同的资本、人力和技术与管理组合，怎样来分析和判断各种组合的特性、合理性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了。

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主要探讨不同经济增长的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即经济增长过程的实现路径。如何科学、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一直是学界和社会上讨论的热点。通过对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至少应包括如下四种分类：按照经济增长的成本或要素，可以分为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结构，可以分为投资推动型与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体制，可以分为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本质，可以分为发展型经济增长与欠发展型经济增长。这四种含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分类虽有交叉，但其差异是明显的。当选用一定的指标体系来对各种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判定时，将会更加清楚。

目前国内对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除了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外，基本是是比较宽泛的定性研究，缺少深入的可操作的定量分析。而定量分析的基础是需要设计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测定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就如同检测一个人的健康，首先需要有一套物理与化学的体检指标。因此，设计科学的指标体系来测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研究的统一与规范，本文中的所有指标都必须遵循如下的原则与计算方法以及程度判断的标准：

指标设计的总体原则：

――关键原则。指标要关键。一个项目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而决定其趋势和发展动向的往往就是一小部分关键指标，因此，在指标选择时候要选择最关键的、最具有代表性的。

――简洁原则。指标不宜过多，因为过多的指标会影响对整体的判断，使得人们很难把握全局。

――多维度原则。对整个指标体系的把握要从多个维度着手，不能仅从单个方面进行分析，保证指标的全面性。

――可操作原则。指标体系中的数据需要可操作，即要使得数据能容易从统计部门得到，否则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所以，在指标的选取上，尽可能选取易得、关键的指标，并且主要将指标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设计方法除外）。所谓正指标，其数值越大，代表经济增长越趋向好的方向发展；所谓逆指标，其数值越大，代表经济增长的质量越趋不利。对于正指标和逆指标的值的确定我们主要采用以下的公式：

正指标计算公式：

公式中各指标的经济含义如下：

S:正指标综合值；X:报告期指标的当前数值；XL: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低值；XM: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高值；Wi:每个指标的权重。

逆指标计算公式:

公式中各指标的经济含义如下:

S:逆指标综合值；X:报告期指标的当前数值；XL: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低值；XM: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高数值;Wi:每个指标的权重。

在权重的确定上，主要是运用自身的经验和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必要的时候运用专家调查法来进行修正。

转变程度判断是基于对指标的分析和综合值的计算。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四种程度判断综合起来考虑，就得到了表1：

二、不同类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1.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集约和粗放型经济增长可以从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来加以反应，具体为：

2.投资推动型与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从总量上、结构上衡量其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程度。而基本建设投资占总体投资的比重测定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程度。

3.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对于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判断，可以用如下指标来衡量: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市场化程度判断是针对地区或中心城市，而不是针对国家，所以并没有考虑关税税率等国际因素的影响。

4.发展型与欠发展型经济增长方式指标体系设计

发展型经济增长就是消除贫困、经济增长、群体和谐、政府廉洁高效、生态环境宜人、国家经济安全、创新能力强 。它是经济增长的和谐、理性和安全状态。

据此，可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概况、问题和原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进而提出发展的政策建议，促进经济增长的和谐、理性和安全。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著 周师铭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

[2]赵月华 李志英:《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3]田春生 李 涛:《经济增长方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4]刘国光 李京文主编:《中国经济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2篇：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

关键词：农村；市场化；指数；相对进程；各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1008)02-0018-08

一、前 言

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市场化既是制度变迁的取向，也是制度变迁的原因”。

农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农村经济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费孝通先生关于“乡土中国”的判断，农村中蕴含着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切基因，不了解农村发展，就不能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科学解释；不研究农村社会变化，就不能把握中国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市场化，促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元增长到1985年397元，7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加263.5元，是过去二十年净增值的4.38倍，而且一举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为全面改革提供了经验、信心和物质基础；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转移和农民种养结构的大变化，使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1992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23.47％，到2004这一比例变为34.03％，极大地支撑起农民增收、农村社会和谐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可以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的每一个大进步都和市场化相关，市场化已经成为农村其他制度变迁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大规模的综合性的制度变迁，对各地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量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应当成为理论界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日渐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樊纲、王小鲁(2001、2003、2004)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2005)分别连续地公布他们对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测度值，前者还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量和排序。与全国性的系统研究相比，对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测度方面的研究落后了，这方面主要成果有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和张丽、栗子亮的《我国农村市场发育程度分析》，但这些研究主要注重状态描述，缺乏可计量性和可比性。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虽是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以个体农户为主要经济主体，以农业为主要产业部门，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经济形式，其市场化的方式必然有其特殊性，因此它的测量指标选取在遵循市场化指标的一般选取原则的同时，也应有自身的特殊性。

二、主要经济指标选择和评分标准

农村经济市场化就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使农村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仅包括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农村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化，还应包括与此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转变。

1　主要经济指标的选取。经济市场化是一个多因素共同演进的系统过程，希望对所有的因素都进行测度既不现实也不科学，为此我们采用主因素分析法，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选取对市场化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来分析。在具体经济指标选择上主要有三大依据：一是效度，所选取的指标必须与市场化密切相关，能反映出市场化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二是信度，资料和数据来源必须是可信的、可重复验证的，另外为减小误差和个别年份的特殊性，我们使用连续三年的算术平均值为计量值，本文计算2004年的市场化水平，故取2002―2004年数据的平均数；三是可获得性，是依现有的手段能顺利得到的。根据这些要求，我们定出了五个方面的一级指标：

(1)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经济主体拥有自主决策的地位和能力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农村经济主体主要包括农户和乡镇企业。农产的市场化主要表现为农户是否能根据市场的要求自主地调整产业结构以获取最大利益，这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体现，一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的构成，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应越是多样化，这直接表现为农户收入来源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下降，而工资、财产等方面的收入比重上升，测量值表现为(1-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二是农业的种植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应更能摆脱生存约束，越来越多地追求发展，粮食的种植比重应当越是下降，而其它产品的种植比重上升，测量值表现为(1-粮食作物种植占总播种面积比重)。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经济市场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从近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市场化水平越高，乡镇企业越是发达，为此可以得到乡镇企业市场化方面的第一个三级指标，即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比重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此外，中国改革又表现为对外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企业不仅注重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也注重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发展和提高经营水平，在近年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乡镇企业出口占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比重成为衡量乡镇企业市场化的又一个三级指标。

(2)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化经济，市场经济越发达，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越高。这一指标可以通过农产收入的货币化水平(测量值为：农产人均现金收入／农户人均总收入)和农户支出的货币化水平(测量值为：农户人均现金支出／农户人均总支出)两个二级指标来衡量。

(3)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现代市场经济使生产要素市场化并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在农村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此外由于资金和技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四个二级指标来测度。劳动力的市场化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就业结构(测量值为：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来衡量，但各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的数据一方面不能准确获取，另一方面统计指标口径也有差异，为此我们以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与总收入比来计量，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劳动力的市场化必表现为工资收入，可以免去仅计算劳动力流动而忽视就地市场化带来的误差；土地的市场化本应以土地的流转比率来测度，但因数据原因，我们以土地利用的比较效率作替代，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度，经济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土地越是稀缺，土地的价值越高，因此农民越是面向市场从事生产，对土地的利用越充分，从土地利用的比较收益角度看，就是土地的耕种面积与耕地实际面积的比值越高，(测量值为：土地的耕种面积／1996年耕地实际面积)；资金的市场化以农村存款占农村经济主体的收入比(近似测量值为：农业银行的农业存款加上农村信用社存款／农村经济总纯收入)和贷款占农村经济主体的支出

比来测定，(近似测量值为：农发行贷款余额加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加农业银行农业类贷款／农村人口每年的总支出)；技术的市场化本想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来测量，但由于数据不能准确获取加上对免费搭车现象无法测度等原因，所以我们寻求其他替代指标，从一般角度讲，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认识科技的作用，也越能发挥科技的作用，为此我们以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为指标来测度科技市场化能力水平，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年来计数，小学为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我们以16年计算，(测量值为：小学劳动力占总人口比×6＋初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9＋高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12＋大专及以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16)。

(4)农村中介组织市场化水平。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为有效地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获取更多的比较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目前在我国的各种统计中都没有把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列入指标体系，2003年农业部软科学课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专题研究报告”对全国26个省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数量进行了调查统计，今引用该成果，我们以参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数与全部农户数之比来计量。

(5)政府职能转换与市场环境对市场化的促进。建立有限而有效的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阶段，政府职能转换已成为市场化推进的关键，政府应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而更多专注于公共品的提供，同时针对地方政府规模过大的特点削减政府规模已成为共识，这方面我们以四个指标衡量：一是以(农户家庭经营费用＋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建造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工资支出)与财政农业支出和林业支出比表示农村经济的自主程度，比重越高，自主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也越高；二是以财政用于农林水利气象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与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表示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水平，比重越高，表示政府职能转化水平越高；三是以农业税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表示政府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比重越高，政府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越高，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地方政府的规模也越大，从而更有能力干预农村经济；四是以农民的税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测量农民的税费负担水平，负担越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越低，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越不敏感，从而市场化水平越低。对农村的市场环境建设包括法制、人的观念等方面，在市场环境好的地区，生产要素的市场回报率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应越小，也就是较少存在干预资源优化配置的因素，各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都能获得乎均收益，为此我们以可活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城乡收益比来计量，劳均收益=人口总可支配收入／就业人口，城镇劳均收益=城镇人口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就业人口，农村劳均收益=农村人口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就业人口。

2　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数分配及计算方法。我们采用10分计数，对各指标的权重采用专家评分法，由10名经济学专家分别给出各指标的权重取平均数得出。

对各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计算以最高水平为10分，计算公式如下：

i省第j项指标的得分=(Xij-Xmixj)/(Xmaxj-Xminj)×第j项指标分配分值

Xij是i省第j项指标的测量数据，Xminj是各省第j项指标测量数据的最小值，Xmaxj是各省第j项指示测量数据的最大值。

我们对各项指标及其分值分配列表如下(表一)：

三、2004年全国及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我们根据2002-2005年全国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人口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全国及除外30个省、市、自治区各项指标进行测量，得到如下结果(表二)：

在此我们并未计量各地市场化的绝对值，而只观察市场化的相对进程，因而指标的缺陷并不造成致命后果，因为缺陷是共同的，但有所误差在所难免。

经过详细计算，我们发现：农村市场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云南；有10个省的市场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20个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仅有陕西和广西进前二十名，排位最高的是陕西，排第15名，排名最后的10个省中，西部占了9个。从单项指标值看：上海有8项三级指标得分名列第一，分别是C1、C2、C4、C7、C8、C13、C]6、C17，表明上海在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水平、乡镇企业的国际化、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换的水平等方面显著高于全国其它省份；北京有7项指标得分第一，分别是C5、C6、C10、C11、C12、C13、C18，表明北京在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水平、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农村的市场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水平高于其它地区；另外浙江省在C4(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地方GDP的比重)取得最高分，该省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15.5％；四川在C9土地的利用效率方面取得最高值；河南省在C14农村经济的自主水平方面得分最高，表明该省农村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农村居民的自发投资；广东省在C15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支出占财政支持农村发展的资金的比重方面占优。与此相异的是，新疆在C1、C3、C4、C7、C8、C17共6项指标得分最低，有意思的是其中有5项是上海得分最高的，这6项指标也使得新疆在总体排序方面仅名列第26位；贵州省在C6、C10、C18三项指标得分最少，而这三项指标得分最高的都是北京；青海省则在C9、C12、C13三项指标发展最不足；另有吉林省、云南省、广西、上海、重庆、安徽省各有一项指标得分最低。云南省仅有5项指标得分进入前20名，有9项指标排名在25名以后，与其它省份差距明显，因而得分最低。北京和上海在C14即农村经济的自主水平方面得分位于最后两位，但在C17即农民的税费负担方面的得分居前两位，说明两个地区财政支农力度很大，真正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在引导和支持农民走市场化道路可以也应当大有作为。

四、简要结论

对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进行测度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困难的过程，涉及农村经济生活方方面面，试图以少数几个指标来计算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农村经济市场化又是农村制度变迁的一个基础机制，对于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测度出各地农村市场化的相对进程，并从中发现各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为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各地有目的地选择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提供量化的依据。

第3篇：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

论文摘要：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而国内生产总值具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对现有的核算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和功能

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3．2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改进

第4篇：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

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基本内涵

（一）出发点是实现中国经济由大到强的质变

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是正确理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内涵的重要前提。第一，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仅面临如何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艰巨任务，还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第二，从经济发展动力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过渡的重要时期，需要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的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第三，从经济发展质量来看，我国部分产业还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没有掌控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附加值还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第四，从经济发展协调性来看，我国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个人收入差距仍然较大，面临着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种种难题。总之，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我国经济由大到强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拓宽发展空间，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关键点是形成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动力，是正确理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内涵的重要参照。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重要转折期，表面上看是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实质上是改革红利的减弱、需求增速的下降、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传统动力的衰竭，这必然迫使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发展动力。首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还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没有完全厘清，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限制，经济创新发展的动力不足。其次，经济发展遭遇需求瓶颈，出口、消费、投资三大需求增速均出现了阶段性降低，潜在经济增长率在中长期呈下降趋势。再次，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不大，国际商品价格生成的影响力不强，不利于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因此，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核心竞争力，使质量和效益、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

（三）核心点是培育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新方式

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所运用的方式，是正确理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内涵的关键。随着外需市场的持续低迷、国内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的快速攀升，中国经济现有发展方式的弊病逐渐显现。一是遭遇比较优势弱化的瓶颈，中国经济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而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现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基础开始动摇，难以为继。二是遭遇需求下降的瓶颈，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的外部市场需求明显萎缩，同时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现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市场基础开始消弱。三是遭遇成本上升的瓶颈，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现有经济发展方式的生产要素低价格优势已不复存在。四是遭遇技术缺乏的瓶颈，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形成不了核心竞争力，在供求关系改变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企业经营日益困难。所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核心是要更加依靠内需拉动和创新驱动，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四）落脚点是提升人民的福祉

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宗旨，是正确理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内涵的基础。经济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是改善民生，通过不断地释放和扩大就业的潜力、增加居民的收入，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让人民群众呼吸洁净空气、喝干净水、吃安全食品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公共服务享受不均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等问题依然突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最终目标是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扩大就业范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保障全民覆盖。

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主要目标

（一）体制升级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首要目标是体制升级。体制升级是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更加公平、高效的市场。体制升级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注重顶层设计，提供更好的制度安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直接组织资源配置、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转向主要负责社会公共服务提供和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同时，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发现有效率经济组织的功能，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充分利用市场集体学习的机制，为参与经济的所有角色提供一个通过试错方式不断学习、不断挖掘现有机会并开创新机会的平台。体制升级的核心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减少事前审批和行业进入壁垒，以方便和鼓励企业进入市场和新兴领域；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释放城镇化的巨量内需，逐步剥离户口所附着的福利功能，恢复户籍制度的原有功能。

（二）动力升级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目标是动力升级。动力升级是指立足于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动力，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开放的推力、区域的合力等因素叠加起来，形成经济升级的新动力。一是要创造新的改革红利，通过深化改革创造类似于自由贸易实验区、“营改增”等制度优势，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二是要释放内需的潜力，通过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和城镇化蕴含的需求潜力。三是要形成开放的推力，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推进向西开放和向北开放，积极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服务贸易协定等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四是发挥区域的合力，深度挖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潜力，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三）方式升级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核心目标是方式升级。方式升级是指改变经济发展对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过度依赖，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方式。一是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是要加快完善创新机制，着力完善创新项目激励机制、创新合作扶持机制、创新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创新型人才向企业集聚。三是要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充分发挥人才在方式升级中“第一资源”的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四是要强化供给管理，在商品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创意市场，推动生产业发展壮大，促进制造业向产业中高端环节延伸，增加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五是要加快培育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制定培育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的中长期规划，有选择地扶持一批享有一定知名度、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和潜质的本土骨干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

（四）福祉升级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终极目标是福祉升级。福祉升级是指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突出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保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就业、收入、公共服务共享、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一是释放就业潜力，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服务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不断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二是努力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争取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三是建设生态文明，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现绿色发展。四是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抓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综合改革工作，逐步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加快缩小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差距。

三、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评价指数

（一）设计思路

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具体化为一套可操作的指标进行测度、评估和指导，具有重要意义。设计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有利于各级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认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在编制方法选取上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综合指数法，即将一组相同或不同指数值通过统计学处理，使不同计量单位、性质的指标值标准化，最后转化成一个综合指数，以准确地评价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综合水平。综合指数值越大，经济升级的成效越好。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测算过程包括各项指标数值及权重的确定两个方面。单一指标的数值将根据数据的特性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得出。一是根据该指标定义所推导出的公式直接计算得出；二是根据专家打分的平均值计算得出；三是根据统计公式[指数值=（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100%]估算得出；四是根据国际平均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出。各项单一指标的权重在专家打分的基础上，结合各项指标的历史值综合确定，力求充分体现各项指标在经济升级中的贡献。二级指标按照权重合成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再按照各自的权重合成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

（二）指标构成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主要根据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和目标，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可比性、可持续性和普遍性等特点，设计了4类一级指标和37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体制升级指标、动力升级指标、方式升级指标、福祉升级指标。

体制升级指标主要反映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升级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升级程度，设计了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减少的比例、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减少的比例、生产要素价格审批事项减少的比例、非国有经济的贡献度、市场的集中程度等5个二级指标。

动力升级指标主要反映内需潜力的升级程度、创新活力的升级程度、开放深化的升级程度，设计了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等6个二级指标。

方式升级指标主要反映国家创新体系的升级程度、创新机制的升级程度、新人口红利的升级程度、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的升级程度，设计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万人专利申请授权数、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国民生产总值比率、土地产出率、中国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的比重、中国拥有全球品牌100强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生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产业中高端环节增加值的比重等11个二级指标。

福祉升级指标主要反映就业潜力释放的升级程度、居民收入增加的升级程度、生态文明建设的升级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升级程度，设计了人均收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通货膨胀率、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构成比例、失业率、每立方米细颗粒物含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水耗、单位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城市优良天数比例、森林覆盖率、民生保障网覆盖率等15个二级指标。

（三）应用方向

今后，将根据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对中国经济升级进行长期的定量分析。一方面，每年进行横向比较，将中国与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以及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进行比较，找出中国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分析未来的走势和可能采取的措施；同时，利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对各省区市进行比较，分析各省区市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成绩与不足，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另一方面，进行纵向比较，将对中国及各省区市连续若干年打造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的变化情况进行结构分析和趋势分析，总结经济升级的特点和存在的共性问题，提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设计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还只是初步的、探索性的，还需要随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内涵的丰富和实践的深化，不断地进行修订和完善。尤其是指标的设计与权重的确定，要随着环境和实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希望通过长期的努力，建立一套动态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更为准确地放映我国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之路上的位置。

第5篇：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

“一五”计划：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大教训

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一五”计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同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一五”计划。

主要由于缺乏经验，“一五”计划编制和执行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教训诸如：在投资总规模方面偏大，形成紧张的平衡。在投资分配方面，重工业偏多，农业和轻工业偏少；制造业偏多，煤电运等基础产业偏少；内地偏多，沿海偏少；军用偏多，民用偏少。在贯彻勤俭建国和自力更生方针方面，利用原有生产能力不够，新建和改建的企业规模偏大，标准偏高：非生产性建设和城市建设规划也存在偏多和标准偏高的问题。在计划体制方面，中央集权偏多，地方权限偏小。在生产建设方面，发生了1953年的“小冒”和1956年的“大冒”；在改造方面，1955年下牛年以后，搞得过快。

“二五”～“五五”计划：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确立并进一步强化时期的三大教训

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共同特点是只有一个纲要式的文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计划，更没有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所以从完整的和法律的意义上说，三者均不能构成国家的五年计划。

第一，由党的讨论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二五计划的建议，是一个好文件。就“二五”计划建议的内容特别是指导思想来说，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

但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占了支配地位，从1958年―开始就把这个奸文件完全抛开。结果是．三年“”，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的影9向，使得1961年中国经济陷入了深重危机。接着在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搞了五年的调整(1961―1965)，又恢复和发展了经济。

第二，1964年5月，《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提出的“三五”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等。但是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也由于对国际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将“三五”计划的任务重新规定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1970年8月～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审议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提出：“四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改善布局；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等。

可见，“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有区别，但从他们的根本指导思想都是“左”的路线来说有共同点，给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第三，至于“五五”时期，由于“”更趋严重的破坏，连个独立的纲要式五年计划都没有。只是在1975年编制了一个包括“五五”和“六五”时期在内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千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直到1978年才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这个纲要也是在“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制定的。按照这个纲要的规定，到1980年，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农业方面，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显然，这是一个急于求成而又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从“二五”时期到“五五”时期(准确地说，是从1958年到1978年，但不包括其中的经济调整时期)，由于“左”的路线在党内占了支配地位，特别是由于“”和“”的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都受到了极大损失，并没有得到应有发展。

上述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直接相关的原因上说，首先是同计划编制中存在的诸多错误相联系的。主要是：1、盲目推行强速战略，以致造成经济多次大起大落。2、长期片面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以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多年严重失衡。3、长期实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忽视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致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缓慢，经济效益低下。4、缺乏稳定而又科学的经济地区布局战略。从“一五”前期的重点建设内地，跳到1958年“”中工业布局遍地开花，1964年以后又集中力量大搞三线建设。5、盲目推行自给自足的封闭战略．企业搞“大而全”和“小而全”，地区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外在很大程度上搞闭关锁国。6、严重忽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作用。7、根本缺乏社会发展的观念，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计划，致使就业、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积累成山。8、根本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以致人口增长失去控制，环境和生态受到严重破坏。9、在财政方面，除了总规模过大和过多向重工业倾斜等问题以外，国防战略费和对外援助费也都超过了国力。10、缺乏完整、稳定、科学的五年计划，加剧了发展的盲目性。11．法制不健全。没有制定有关编制五年计划的法律，这方面没有什么约束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使党规和国法破坏殆尽，使得包括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在内的一切经济工作都会受”左”的路线支配。

“六五”～“十五”计划：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的六大教训

从19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依据邓小平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先后相继地制定了从“六五”至“十五”的五个五年计划。

由于多种原因，“六五”至“十五”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中也存在不少教训。

第一，“六五”计划提出实行计为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沿袭了1956年党的的提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此有了重大发展，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但在“八五”计划中又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上述的1982年和1984年的提法。直到1992年才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其突出表现就是：早在“六五”计划就针对改革前由于急于求成，盲目追求经济增速，忽视经济效益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但在此后1984年、1988年和1993年还发生了三次经济过热。特别是1993年将“八五”计划的年经济增长率6％提高8％一9％，尽管有道理，并仍处于我们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约为7％一

9．5％)，但在1992年经济已经明显过热，而地方政府对计划指标层层加码还难以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疑对这一轮经济过热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然，这三次经济过热与改革前发的多次经济过热相比较，其发生机制．严重性和后果都有重大区别。但就急于求成这点来说又有某些共同点。

第二，伴随改革的进展，部门和地区的局部利益得到了强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利益就成为阻滞改革和发展计划实施的严重力量。前者如垄断行业改革进展迟缓．这固然同垄断行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关，但同这些行业的局部利益的阻滞作用也有联系。后者如2003年下半年发生的经济局部过热，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求地方局部利益的投资；中动。

第三，渐进式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尽管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发展空间，而无疑又是实施计划极严重的破坏力量。

第四，由于对某些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将它放到应有的战略地位，因而需要提高战略地位。比如要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战略地位。

这一点，是针对我国“九五”计划特别是“十五”计划对这个问题的某种忽视而提出的。在改革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第一编“基本任务和综合指标”中就有积累指标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在“七五”计划第一部分“主要任务千口经济发展目标”中也有投资指标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在“八五”计划第二部分“基本任务和综合经济指标”中也有这样的规定。但在“九五”计划中，在第二部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中仅有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的规定，只是在第三部分“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部分才有投资指标的规定。在“十五”计划中，在第2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提出了宏观调控的各项预期目标，其中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目标”惟独没有投资调控的预期目标。只是在第25章论述宏观调控政策时，才在提出消费率预期指标的同时，也提出了投资率的预期目标。可见，在“七五”到“十五”计划中，投资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有每况愈下之势。这是值得推敲的。

就实践上来说，如前所述，改革前后我国多次发生投资膨胀，都成为每一次经济过热的带头羊。因此，很有必要将投资率与消费率一起列入国家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预期目标。

第五，由于众多因素的作用，计划科学性欠佳，需要提高其科学性。比如要提高确定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的科学，哇。在改革以来制定的五年计划中，有关投资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只有“九五”计划比较切合实际。与计划规定预期目标相比较，其实际结果，城镇居民年均消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年均增速只高0.8个百分点，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年均增速只低0．9个百分点。其余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或预期目标)与实际执行结果都相距甚远。即以行将结束的“十五”计划纲要而论，依据2005年上半年情况判断，居民消费率指标实际执行结果要低五个百分点以上，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要高10个百分点以上。

第六，促进计划实现的保证体系还很不健全，影响到计划的实现。因而要进一步建立这种保证体系。比如要建立实现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的保证体系。一是要建立长效实现机制。可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建设节约型经济来形成这种机制。二是要建立预警机制。为此，要制定预警指标体系，还要依法授予国家有关单位(如国家统计局)定期预警信息。三是要强化监督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是财政委员会要着力加强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有关投资率和消费率规定执行状况的监督。还要加强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难以在制定计划时完全估计到，计划规定指标与实际执行结果发生差异是常有的事。而且，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为了削弱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消极作用，国家计划指标定得低一些，也有积极意义。但为了有效发挥指导性计划的指导作用．总需力求提高计划指标的科学性。特别是像投资和消费这样的基本指标，它对国民经济其它指标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它的科学性如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它指标科学性。而且，在经济预测科学、经济信息和现代计算技术都很发达的条件下，把计划指标定得尽可能准确些．并不是什么苛求，而是大体上可以做到的事。

第6篇：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

一、经济转型对审计评价模式的挑战

经济转型要求政府转型，作为国家组织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区县党委和政府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主体力量。也是主要担当者和第一责任人。此刻，审计工作也被赋予了重大使命。对辖区内区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围绕领导干部职责最大限度地规范评价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减少审计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科学地研究和设计审计评价指标，是开展区县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基础性工作。从上世90年代至今，经济责任审计从审计方式到审计内容到审计评价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初的财务收支为主的真实合法性经济责任审计，其审计的内容和范围已难以适应当今形势发展的需要，也难于对区县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进行全面评价。在在私人物品短缺，经济总量不足，以土地财政、地方举债为特征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下，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多侧重于经济发展，主要是经济投入、招商引资等简单数值提高的评价。如今，中央已作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策，努力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将投资为主转为消费为主，经济可持续增长。审计机关迫切需要在总结以往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基础上，主动融入新一轮改革之中，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构建适应经济转型要求的区县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及审计评价模式。通过设置一套科学合理的区县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客观、真实地量化反映区县党政领导干部在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过程中职责履行情况。使审计机关也成为新一轮改革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二、审计评价指标需以公共服务为导向

为了推动经济从外需型转变为内需型，我国推出了城镇化战略；为了推动政府从经营型转变为服务型，需坚持公共服务导向。两者在推进中相互促进。笔者认为，经济转型期审计评价指标的设计思路上，以地区满足城市居民对更多、更好公共服务需求，让广大农村居民更多地感受到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的财政阳光。审计评价既对地方领导发展绩效开展定性评价，也通过大量定量评价，用数字说话，检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在指标的设置上，遵循依法审计、突出重点、权责对等、审计手段能够实现、分开设置（基本指标、选择性指标）原则。在各项评价指标的配比上，采用纵向指标与横向指标相结合，以横向指标为主；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以定量指标为主；微观指标与宏观指点标相结合；任期内经济指标与可持续发展指标相结合；经济责任评价指标与计划统计、财政财务指标相结合；评价指标的标准化、规范化与实用性、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重点关注新一轮改革的目标与县区党政领导干部职责之间的逻辑关系；辩证的运用相关指标，分析负债、环境、资源等可持续发展情况，客观评价经济状况；通过发展教育、增加就业、促进医疗、实现住房保障等民生建设的投入和实现情况，评价社会建设能力；通过重大经济决策事项，评价决策能力；通过经济管理与监督状况的实现情况，评价管理能力等；最终评价落脚点是“人”，反映领导干部本人的某些特征。

三、评价指标设计以履行经济责任为主线

评价指标设计，紧紧围绕地方“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目标和各区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职责开展。关注发展战略实现、重大经济决策、经济监督与管理、财政财务收支、遵守经济法律法规与政策执行、个人廉洁自律等。

1.发展战略实现情况评价指标

着重对发展主体的质量、效益和人民幸福程度的综合评价。从看支出转向看结果，由看基建转向看公共服务质量。设置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管理、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五个维度评价指标。

第一，经济发展指标。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结构优化程度、政府财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后劲、区域发展质量等方面评价。如：通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评价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宏观经济发展总水平和地区发展能力。通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评价指标，评价地方政府推动科学发展、实现基本现代化的能力与水平。通过对比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评价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总水平。通过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指标，评价居民消费水平，城市化水平，评价城乡二元结构调整。通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总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等创新驱动的现代化指标实现，评价是否建立“体制创新-企业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的良性循环机制等等。

第二，民生改善指标。民生改善的意义，不仅产生扩大内需的效应，也会间接地支持扩大内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立。指标设计主要是围绕十提出的，“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点重点”“要统筹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关乎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发展目标。从区县政府推动教育、卫生事业优质均衡发展，进一步提高就业保障、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工作水平的视角，关注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难题，评价民生重点难点问题逐步解决情况，评价立足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幸福都市建设，如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地区GDP比重、创业带动就业人数、城市（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覆盖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城镇保障房供给率等具体指标。

第三，社会管理指标。在迈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要突出能够满足群众较高层次生活需求的供水、供电、交通、通信、安全等消费业发展。审计评价指标设计，从地方政府是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在公共支出中普惠民生，是否促进和谐南京、平安南京建设，是否提供公共财政储备，是否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等方面考虑。如：社区公共设施配套率、城镇居民小区技防入户率等。

第四，文化建设指标。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部门，不仅其自身具有显著的经济影响，还能通过新知识的产生和转移、推动其他部门的发展。文化产业以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强关联、广外溢等诸多优势，对经济产生结构性的影响。文化产业发展已逐步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推动区域经济稳步发展的首选，极大地促进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不断彰显。审计评价指标设计，着力于南京市具有独特城市历史文化的世界古都的特色，不仅看地方政府在财政、税费、土地等多方面优惠政策的扶持情况，还要评价创意人才产业的发展情况，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情况等方面考虑。如：文化产业占GDP比重、新增市级文化产业基地、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等。

第五，生态建设指标。新一轮改革重要经济手段，就是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缓解近年来日趋严重的环境矛盾。意味着要彻底摈弃“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式、不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转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的集约式、可持续发展模式。评价指标指标设计，关注加快生态经济，深入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积极发展低碳技术，推广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改善生态环境，努力构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态产业格局等方面。如：主城污水处理率、村庄环境整治达标率、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等。

2.重大经济决策事项评价指标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重在决策责任，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经济决策不周造成的危害性往往不亚于问题，将会直接影响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近年来，经济责任审计不断深化，特别是中央两办《规定》，将重大经济事项决策作为重要审计内容，进一步强化对经济决策权的监督。审计评价指标设计重点从三个方面设计：一是决策制度建立健全情况。如是否建立工作规则、议事规则等经济决策管理制度；决策制度的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决策制度是否完善等；二是在转型发展中，政府重大建设项目、国有企业改制、土地征管等经济事项决策的总体情况。三是重大经济决策事项的内容。关注合法性，如重大事项的决策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是否存在不符合法规或明显有失公平的条款等等；关注决策程序和执行，如工程项目是否切实按照相关制度规定的程序向社会公开或按规定进行招投标，闲置资产处置是否按规定程序进行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公开拍卖等，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经济决策事项是否按照“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集体决策”的程序执行等等；关注决策执行的有效性，如决策执行过程中有关监督和保障措施是否有效，决策事项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预期目标是否实现。对于决策不当或者决策失误造成的决策项目效益低下、国有资产（资金、资源）严重流失或者损失浪费、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等问题，是否严格按照有关决策管理制度的规定，实行问责和责任追究。

3.财政财务收支管理评价指标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财政转型创新，才能为实现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审计评价指标设计，一是关注财政收支规模是否稳步提高，税收比重是否稳中有升；二是公共财政投入结构是否得到优化；三是预（决）算编制、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非税收入管理等财政改革进展是否稳步推进；四是财政管理理念、方式和效果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是否做到讲究绩效和责任的观念，做到“花小钱，办大事”“少花钱，多办事”等等。

4.经济监督与管理评价指标

对领导干部经济管理权的审计监督，也是经济责任审计重要内容之一。重点评价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政府性债务、政府重大建设项目、资源的节约与保护、国有资产监督与管理等方面，是否具有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重点、分清主次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从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的视角，评价地方政府灵活筹集资金，解决发展中财政吃紧问题。从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的视角，重点关注国有资产结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有资产使用单位的合法权益的维护。从全面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和城市竞争力的视角，评价地方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重大功能性项目的建设与管理。

5.遵守经济法律法规与政策执行评价指标

贯彻执行经济法律法规、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方针和决策部署，是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最高党性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需要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强化执行力。审计评价指标设计，从贯彻政策执行层面，评价贯彻落实财税、金融、土地（下转第52页）（上接第48页）管理、物价、环保、民生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情况；从本地域内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否有力践行科学发展的要求，评价是否有力促进率先实现现代化目标实现；从执行中出现偏差，评价是否及时得到纠正等等。

定性评价指标采用填表调查的方法，对以下问题，依据事先确定的标准或职业判断做出结论，分出好、良、中、差、最差等五个等级。A.出台地方性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是否存在与国家法律法规与政策不符的情况。B.是否有严格落实国家财税、金融、土地管理、物价等待宏观调控政策，有无片面强调地方和局部利益，存在拖延、推诿、变通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行为。C.各类经济开发区、工业开发区扶持政策是是否与国家产业政策相一致，是否存在违法规定的情况、是否有欺诈等非法行为、是否有冒领国家转移支付和政策补贴专项资金行为等；经济决策中是否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行为等。

6.个人廉洁从政评价指标

党政领导干部个人廉洁从政，是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推动地方科学发展，推动新一轮改革重要保障，也是正确行施权权力，履行好职责的基础。评价指标根据党政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定内容确定。如廉洁从政规定执行、举报事项、廉政责任制度建立及执行等等。进行审计评价时，可以选取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遵守有关廉洁从政规定的有关重要指标。评价领导干部本人在公务活动中遵守廉政规定情况；在财政财务收支、重点建设项目等经济活动中，有无违法乱纪以及贪污受贿、行贿、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核实群众反映较大的与领导干部决策挂钩的事项；关注组织人事、纪检监察机关委托需要审计的事项。

第7篇：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

关键词：会计统计核算增加值存货

国民经济核算是把国民经济作为整体，利用会计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数量关系进行系统、完整、统一的核算，它是宏观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的基础。要建立市场经济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关键是要解决好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问题。

一、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会计学与统计学是两门具有典型计量特征的应用科学，只是会计学主要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而统计学应用得更广泛。就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而言，作为计量手段，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会计、统计通过各自的核算职能来实现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核算监督和服务的共同目标。两者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会计、统计核算的依据相同，使用相同的原始记录和原始凭证，相互使用对方的核算成果；会计、统计核算所使用的很多经济指标相同，如资产、负债等，其核算口径和计算方法也是一致的；会计、统计核算在企业经济核算体系中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共同搜集、整理和反映企业经济活动信息，双方提供的信息具有互补性。两种核算存在的内在联系为两者的协调统一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同时两种核算的协调统一也是强化企业整体核算的必然选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统计核算长期分家，自成体系，不仅造成大量的重复劳动，而且数出多门，相互矛盾，淡化了企业经济核算的整体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要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就必须强化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讲求核算资料的质量，提高核算工作效率，充分发挥核算整体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宏观核算即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看，会计、统计核算也必须协调统一。从统计核算来看，国民经济核算是统计核算的最高层次，它将一系列指标分门别类地组成一整套平衡表、矩阵表和账户，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过程及其结果。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集合各个产业部门的经济活动，通常采用货币形式的价值量指标来进行核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是采用统计方法搞社会会计核算。从会计核算方面看，国民经济核算又是会计核算向社会会计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会计又称宏观会计、总量会计，它既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会计管理的客观要求，又是会计科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会计国际化、社会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宏观控制手段之一的宏观会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微观的企业经济核算的需要，还是从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来看，都必须搞好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

二、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中的主要差异与问题

会计、统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它们根据各自不同核算要求各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但这与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这就需要找出两种核算在协调统一中存在的主要差异与问题，从而更快、更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会计、统计核算在管理体制上的差异。我国国民经济遵循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会计、统计在核算时也遵循这一基本原则，但两者的管理体制又不完全相同。财政预算的分级管理是按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各级财政部门掌握的是“分级包干”部分的会计核算资料，而不是本地区全部企业的会计核算资料。而统计管理体制是为了适应各级政府管理经济、搞好综合平衡的需要，采取以块为主的属地原则，各地区能掌握本地区全部企业的核算资料，逐级汇总上报，形成国民经济的总体核算。

2、会计、统计对生产经营成果的核算原则不同。会计核算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来核算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而统计核算是按生产经营原则来计算生产经营成果的。如统计核算对本期生产但未销售的产品、自制设备、大修理作业、定货者来料加工的原料价值都计算产值，会计核算则不将其作为销售收入。在计算生产经营成果时，会计核算是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而统计核算则是按现行价格计算；对本期生产未出售产品，统计核算按出厂价计算，会计核算则按成本价计算。

3、会计、统计在核算方法上的差异。会计核算是通过设置账户，依据会计凭证，采用复式记账的原理，对每一项业务加以登记、分类、汇总进行核算。统计核算则是对经济现象通过大量观察，运用分组法、综合指标法、动态数列分析法、统计指数法等来把握总体特征，推断发展总体趋势。

4、会计、统计对收益分配的核算不一致。会计核算反映企业收益的指标主要是利润，对利润的形成及分配核算反映比较详细，但分配额中包括了非本企业直接生产所得的营业外收入、转来利润及弥补亏损的收入。而统计核算则从宏观角度观察企业的社会收益分配，即通过核算企业增加值来研究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再进一步核算企业可支配的收入及其分配，来反映不同企业拥有生产资金的规模和水平。

5、会计、统计在核算分类上也存在着差异。企业会计核算主要按主管部门分类，如新会计制度把国民经济按主管部门分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品流通、旅游饮食服务、施工房地产、对外经济合作、金融保险等行业。统计核算则主要按产业或产品分类，如国家新颁布的统计制度把国民经济划分为两大部类、三次产业、十三大门类（行业）。

6、会计、统计核算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也不相同。会计核算以所得利润作为企业经济效益的考核指标和企业最终目标；统计核算则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以企业增加值（或净产值）作为经济效益指标或衡量企业对社会贡献的依据。

总之，现行会计、统计核算中存在的差异与问题较多，两者还没有形成一套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指标体系和统一的分类标准，基本上还是自成体系。随着现代化核算手段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实施，两者核算不协调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势在必行。

三、实现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的构想

国民经济核算由会计、统计核算综合组成。协调统一会计、统计核算的基本思路是：以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主导，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为依据，会计、统计在保持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双方都作些改进，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资料的共享度，最终实现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

1、完善会计、统计核算体制，制定一套满足国民经济核算基本要求的财务收支统计制度或会计决算制度。企业财务收支资料，除按财政预算体制要求上报财政部门外，还应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按统计核算的要求，将企业全部资料按块块逐级上报统计部门，由统计部门按主管系统、产业部门进行分类汇总，用于宏观分析。这样既可以满足宏观经济管理各方面的需要，又可以减轻基层负担，使信息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2、加强会计统计的信息管理。现代管理理论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管理的重点是经营，经营的中心是决策。而决策是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对会计统计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取决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获取和传递信息的及时性与正确性。企业只有对所发生的信息、形成的信息流进行及时、迅速、科学地处理，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可以说，信息是企业经营的重要依据，是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资源。信息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使用目的的多样性上，它既能满足企业内部的管理需要，又能满足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外部集团的需要。

3、规范会计、统计核算指标，改进会计、统计核算原则。在核算中，对会计、统计相同的指标，在指标名称、涵义、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上应力求一致，使会计、统计核算找到共同语言。如现行会计制度中的“存货”同统计中的“库存”“储备资产”，在经济含义、核算内容上基本相同，为便于同国际标准接轨，会计、统计在核算时均应采用“存货”的概念。对会计、统计在核算中存在着差异的资料，应有明确分工，相互补充，搞好协调统一。如反映本期生产成果（如产量、产值）以统计资料为主（不合格产品应统计在内），反映本期实现的经营成果（如销售收入）以会计资料为主，以解决会计、统计在核算原则和指标口径上的不协调。

4、调整和增加会计核算中有关分类的内容，满足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需要。会计核算除按行业分类外，可与统计核算配套，增设按产业分类核算的内容。此外，根据统计核算的要求，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一些独立的项目，这不仅为统计核算提供了直接资料，也解决了会计、统计核算在分类方法上的不协调问题。

5、建立增加值会计，实现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增加值也叫附加值或追加值，会计上习惯叫增加值，它是本企业经营活动在外购货物和劳务上获得的增益，即营业收入扣除经营活动中耗费的中间产品和劳务后的余额。增加值的核算扩大了现有会计、统计信息的使用范围，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经营成果是会计核算目的和统计职能不容回避的问题。总产值、销售额包括了外部购置价值，有重复因素，而且生产经营起点不同的企业难以对比；不含重复价值的利润虽然能反映企业的净收益，但其真正受益者仅限于业主或股东。而增加值能显示各方面（包括政府、职工、股东、债权人）对企业及社会的贡献，是企业的一项综合性权益指标，它把企业的经营核算与分配核算、微观核算与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联结起来，从而把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真正联结在一起。会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在加强微观核算职能的同时扩大会计宏观核算职能，即在加强会计固有职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座通向国民经济核算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增加值核算，即“增值会计”。

【参考文献】

[1]吕能贤：当代实用企管技术[M].中国科技出版社，1992.

[2]马洪、王梦奎：中国发展研究[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3]杨宇立：审视中国[M].北京出版社，2000.

第8篇：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

 

引言

 

经济评价是我国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研究发展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项目进行科学决策的主要手段。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是在项目工艺技术、需求预测、网络通信规划等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以及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两个层次，权衡项目的投入成本和经济效益，并对多种方案进行分析对比，通过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有机结合以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的方法，对邮电通信建设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验证，为我国在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有效保障。

 

一、我国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原则

 

1.邮电通信建设项目技术经济评价主要包括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两个部分。其中，国民经济评价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对项目中国民经济的效益进行考察，分析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科学有效性;财务评价是从邮电行业和通信行业的角度对项目财务的可行性进行考察[1]。当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产生矛盾时，要从国民经济评价的角度来决定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相对于某个项目来说，如果财务评价考察建设项目可行，而国民经济评价考察建设项目不可行，那么只能放弃该项建设项目;相反，如果财务评价考察建设项目不可行而国民经济评价考察可行，这时国家应该采取相应的减免税收和补贴政策等措施，让财务评价考察结果变得可行。

 

2.在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过程中应该遵循项目全网全程的发展特点，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远期效益和近期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行有机的结合。

 

3.应该坚持费用和效益计算方法与国家财税制度保持一致的发展原则。

 

4.可以同时采用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的评价方法，其中动态指标可以全程反映出计算期内的各种表现，所以一般都是以动态指标的评价方式为主。

 

5.在进行计算的过程中，每年使用的价格标准应该保持一致的原则。

 

6.经济评价只是一种方法，不能够代替项目评价人员的分析和判断。

 

二、我国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重要指标

 

1.国民经济评价指标

 

国民经济评价指标是从社会整体和国家的角度出发，对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社会效益进行考察，从而对建设项目合理性的发展目标进行准确的把握。国民经济评价指标是在财务评价的基础上进行衡量计算，同时也是利用项目投资来增加和消耗国民经济资源的重要价值依据。它与财务评价中的货币体系有所不同，它主要是通过产出物工资、投入物数量、汇率、价格等的变化，来有效的反映各种资源的价值。

 

2.财务评价指标

 

财务评价指标主要是按照邮电企业财务制度和国家财务制度，利用现有的价格基础对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投资、获利、收益以及偿债等各种财务情况进行计算、分析、预测。并且以此来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和评价[2]。由于邮电通信建设项目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使得项目经济评价也具有多角度性和多面性，暂时还不存在单独的指标来描述经济全貌。此外，由于决策者之间存在的习惯性差异，其选择的评价指标也有所不同。所以，应该充分考虑决策者的具体需求，然后再建立一套相对较为完善、独立的评价指标体系。

 

3.项目建设的随机风险分析

 

在进行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之后，就是对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进行确立。然后要对邮电通信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究，就各种影响因素对项目效益可能产生的各种变化进行计算，从而对评价结果的精准性和可靠性进行预测，增加建设项目投资决策的科学性，防止发生严重的经济风险。这是进行随机风险分析的前提条件。随机风险的分析主要包括敏感性分析、盈亏平衡分析、概率分析等方面，其中，概率分析在邮电通信建设项目中的应用较少。

 

盈亏平衡分析能够很好的反映邮电通信业的发展水平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企业盈亏平衡点与企业风险承受能力是一种反比例关系。所以，邮电通信企业在对建设项目盈亏平衡进行分析时，一般都很难正确的把握其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敏感性分析就是在建设项目中经济因素发生变化时，经济评价指标的具体变化情况，并以此来判断邮电通信建设项目对风险的抵御能力[3]。一般情况下，敏感性的分析工作主要就是分析各种变化因素对企业收益产生的影响。但是只用这种单一的评价指标很难有效的说明问题，需要将投资回收期、净现值以及内部收益等三个指标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邮电通信建设项目中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邮电费用标准的变化、通信产品数量的变化、产品价格的变化、外汇和人民币比价的变化、借款利率的变化等六个方面，如果对这些因素进行单独的分析，具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在工作中可以将它们分为基础投资、再分配收入、运营成本等三种类型，通过这些因素来对指标的变化进行考察，可以相对简单、直观，有利于减少工作量，提高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效率。

 

三、结论

 

总之，经济评价是我国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研究发展中重要组成部分，是项目进行科学决策的主要手段，对邮电通信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国要提高对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工作的重视，充分了解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基本原则和指标，全面分析建设项目的可行性，提高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整体质量，促进我国邮电通信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第9篇：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范文

关键词 信息经济 核算 对策建议

0 导言

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化、数字化的今天，信息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信息与物质、能源一起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资源和人类的巨大财富，是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基础。

与此同时，信息经济也诞生了。信息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而言的，通常是以现代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物质基础的，信息产业起主导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识、智力的一种新型经济，主要由信息活动、信息资本、信息劳动者和信息职业四要素构成。信息经济核算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纵向上看，能使人们了解到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信息化发展程度，从而充分考虑自己的国情，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化政策，促进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横向上看，可以使人们通过比较的方式来研究世界各国或地区的信息化发展状况，找出差距，寻找信息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尽快调整自己的方针国策，加速本国的信息化发展进程。

当今，信息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已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但信息经济的核算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更好的完善我国信息经济核算，这是摆在统计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信息经济核算的重要性

1.1 信息经济核算是全面准确认识我国信息化水平的前提

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知识产业”的概念以来，尤其是由日本学者1977年首次提出“信息产业”概念以后，随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对信息产业的宏观测度。目前，信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认识信息化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信息化水平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包含了若干与信息产业有关的内容。要正确认识信息化水平，就必须对信息经济进行全面的核算，并通过信息经济核算建立起全面反映信息化水平的指标体系。

1.2 在我国尽早开展信息经济核算，为日后跟踪信息产业的发展、研究其发展规律奠定基础

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不断提高，对发展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必将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尽快开展信息经济核算，无疑会对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将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信息经济核算不同于以往的信息经济宏观测度，它是通过建立一个核算框架，用若干指标全面地反映我国的信息化水平。同时，信息化是一个过程，信息经济核算通过长期观察跟踪可以发现该产业发展的规律性，为正确指导其发展和评价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提供依据。

2 信息经济核算理论

2.1 国外研究

目前，国外信息经济核算理论主要有马克·波拉特的测度理论、信息化指数模型、信息利用潜力指数模型和厄斯的经济———信息活动相关分析方法。其中：

马克·波拉特宏观测度方法是用信息活动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大小、信息劳动者人数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大小和信息部门就业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小来衡量社会信息化程度。其测度的核心是将国民经济中的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和二级信息部门（其中，信息部门是指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其产值的测算用最终需求法和增值法，其增加值等于全部销售收入和其经营收入减去中间产品和服务、进口的购买以及外购经营费用；二级信息部门主要指为内部消费而创造信息服务的政府或非信息企业，其产值由该部门中信息劳动者的收入和信息资本的折扣构成）。

信息化指数法是通过4个因素反映的，每一个因素又由若干个分指标构成，共11个指标。由于这些分指标不同而无法直接运算，所以应先根据统计数据求出各自的绝对值，再将此绝对值转换成指数(按百分比计算)，最后求出信息化指数。信息化指数法常用的两种算法是：一步算术平均法，先将基年各项指标的指数定为100，分别用被测年的同类指标值除以基年指标值，求得被测年度的各项指数，再将各项指标值指数相加除以项数，可得最终的信息化指数；二步算术平均法，先分别计算四组要素的指数平均值，即对每组指标的指数值求平均值，再对此平均值求算术平均值，得到信息化指数。

信息利用潜力指数模型（IUP )测试图将各类信息活动的有关参数都包括在内，具有普遍适用性且运用灵活，但目前尚未被广泛应用。

厄斯的经济———信息活动相关分析方法主要通过49个变量作相关分析，衡量每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其信息活动水平的相关性，然后确定以三个因子来衡量每个国家的信息活动水平。这三个因子是文字传播总量(Writtencomm unication)、技术(technology)、图书馆(li?鄄braries)。每个因子下面又分多个参数，这样就构成三因子多参数模型。

2.2 国内研究

国内关于信息经济核算的研究主要包括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信息化指数的改进模型和信息投入产出理论。其中：

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是原吉林工业大学靖继鹏先生用波拉特方法对吉林省信息产业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波拉特方法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产业发展状况。靖继鹏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是采用层次分析法，采用多个指标，从信息产业发展的潜在力、信息产品开发力、信息产业生产力、信息资源流通力、信息资源利用力及反映信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的信息产业平衡力多个方面去测度信息产业的发展情况。

信息化指数的改进模型是日本信息化指数模型的改进模型，模型体系共包括5大类13项，除了信息装备率一项未做修改外，原有的其他类均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模型中的改进情况包括:①将一级指标“通信主体水平”改为“信息人水平”，因为“信息人水平”指标更能代表所有与信息生产或工作有关的人；②将“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百分比”改为“信息产业就业人口百分比”，因为餐饮服务业是典型的第三产业但与信息化水平没有必然联系；③“人均年使用函件数”被删掉，是因为计算机等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传统意义上的函件数量下降，但信息化水平却不会因此而降低；④把原有的“每万人书籍销售网点数”改为“每万人年图书出版种数”，因为书籍销售网点数无法统计；⑤删去“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较大(如印度、中国)，但这并不能说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化指数比较高，相反大多数都比较低；⑥在信息系数中将“个人消费中(除衣食住外)杂费的比率”改为“个人消费中信息消费的比例”，因为许多娱乐消费不能算作信息消费；⑦新增加了“每万人量和每万人专利申请数”两项指标，因为“数”是说明社会科学领域科研能力的最好例证，是一种信息生产能力。“专利申请数”是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科研开发能力的最好的证明，从专利数上能反映出信息化的水平状况。

3 对我国进行信息经济核算的建议

通过对我国现有国情的分析，结合国民经济核算的有关事项，作者认为在我国进行信息经济核算的过程中，应当采用信息投入产出方法。信息投入产出方法是从信息经济的角度把国民经济部门划分为信息产业部门与非信息产业部门，再依据“全口径”投入产出表及有关的统计资料，编制信息投入产出表，然后计算一系列经济技术指标，对信息经济进行深入分析。这一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不仅可以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能够对信息产业部门的经济效益、信息产业部门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影响及产业结构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为制定信息化建设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信息投入产出法重点需要确定的指标包括：最终产品结构与增加值结构、感应度与带动度和部门经济效益分析三个指标。其中，最终产品结构与增加值结构指标是按信息部门(信息工业部门(信息Ⅰ)、直接信息部门(信息Ⅱ)、间接信息部门(信息Ⅲ))与非信息部门划分的国家四大部门的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的；感应度与带动度指标（其中，感应度表示国民经济系统各个部门的最终需求每增加一个单位，第i部门相应要增加的总产出值；带动度表示第j部门的最终产品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带动国民经济系统各部门总产出的增长量）是通过对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各指标贡献的核算，确定信息投入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的作用；部门经济效益分析指标则是通过计算信息部门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其重要性。

参考文献1 波拉特.李必祥译.信息经济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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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玲. 信息化水平测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4 曾昭磐.根据“全口径”投入产出表编制信息投入产出表的矩阵方法及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1(1)

5 张守一.信息经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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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郑建明. 中国社会信息化进程测度报告[J].情报科学，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