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精选(九篇)

第1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

一、时代使命与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

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解读政治，是“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好坏之别的价值判断，它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理念支撑，即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理念基础”［2］（P14）。政治哲学是生活的智慧，有古老的历史渊源。在西方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在中国则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王权观念。然而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内，以追求“知识的严格性和可实证性”为目标的科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事实描述”取代价值判断，“科学求证”取代形而上的追问。以探讨政治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追问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应然形态为目标的政治哲学，陷入了知识合法性的危机。20世纪后半叶起，政治哲学又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复兴，一度被宣布“已经死亡了”的政治哲学再度兴起，“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成为哲学研究中的显学。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如前所述，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存方式。就人类政治实践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试图以“福利国家战略”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调整的努力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直统治着西方社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这种改变在缓解传统冲突，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种更为安全的生存网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伴生了一系列新形式的政治冲突和抗争，如文明间碰撞、族裔冲突等。这些冲突和矛盾难以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就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的剧烈变化，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纷纷转向，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新分化、新格局。社会主义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也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政治问题。在世界范围来说，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具历史意义的时代特征，在这样一个迈向全球化的时代，并没出现福山们所期望的历史终结，恰恰相反，它却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和冲突的时代，一种传统的理论模式已无法把握的矛盾体系、风险模式和冲突类型。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急剧变动和各种问题相互交错的历史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受到尊崇，既往的秩序不再稳定，旧有的社会结构将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在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毁弃了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这个家园的建构应当遵循怎样的正义原则？人们迫切地需要有为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理念的政治哲学，去发挥它对社会的导向和规范作用。作为经验科学的政治科学关注的是“作为经验事实存在的政治事物，是政治事物的具体表现、政治活动的具体过程，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经验性研究而把握政治活动的过程、公共权力的存在形式及运作规则等。”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表明，仅仅从经验层面考察政治事物，是不能满足理论和实践的需要的。不只是囿于对“是什么”的经验考察，政治哲学追问的是“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是对人类应当怎样生活即人类生活的伦理目标进行哲学的追问。这种追问是哲学式的，它所要追问的不是政治活动的具体目标，而是由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决定的终极价值。政治哲学主要是通过对政治事物总体性特征的反思而把握它的内在本性，通过对涉及公平、平等、正义、自由等基本社会价值的研究而把握政治评价的基本准则。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是理论的自觉、时代的使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哲学意蕴

按照马克思哲学本身的逻辑来认识和阐释马克思哲学，是当今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3］（P8）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实践性与革命性，使其有别于古典哲学的形而上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的适宜维度便是实践。“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7）。既表明了“新唯物主义”在“实践性”这一点上与以往旧哲学的区别，同时也更加突出了变革现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革命性，这可以说是其理论的最终归宿。从理论整体上看，可以把马克思哲学界定为一种属于马克思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包括“经济学说和历史形而上学———分别论述包括现在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的产生及灭亡”［4］（P802）。马克思本人也曾经指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任何的社会需要、法律等等都应当从政治上来考察，即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社会意义上来考察。在政治抽象的国家中，这种要求就表现为社会需要或法律被赋予一种形式的、同自己的现实内容以外的其他力量（内容）相对抗的意义”［3］（P395）。马克思在阐述阶级、国家、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些原理的时候，正是基于对现存政治的非正义性的剖析，试图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为建立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做出不懈努力。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政治哲学的总体性阐释与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并无抵牾之处。从改造世界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政治哲学也可以称得上是“实践哲学”。恩格斯恰当地评价道“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5］（p777）。

如果说卢梭的民主制度观念是基于阶级平等与自由，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是基于财产权理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基于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在对不合理的政治模式的批判中去探索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马克思所特别关注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提升到哲学高度来看的话，其中也隐含了政治哲学的内容：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看作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分析；而他的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然而却堪称真正的‘正义论’”［6］（P13）。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得出结论：唯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符合人性的正义的社会秩序，并且唯有共产主义模式才能根除异化、不平等与非人性的祸害。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要以一种崭新的视域超出现有的解释框架，从整个理论背景和落脚点上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政治哲学来理解。其实，对于西方学界的大多数学者米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有一种政治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一种政治哲学”［7］（P17）。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的政治哲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明确提出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而事实上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因应着时代的发展。“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的”［8］（p544）。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时代化的产物，其生命力依存于其与时俱进的特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再强调，“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5］（P465）。“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9］（P162）。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包括一代代思想家的理论思考；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包容了多元性的实践总结，具有多样性风格和内容。缘自其“历史视野、实践思维方式及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10］（P48）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哲学宝库中瑰宝之一。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马克思坚持认为作为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对国家、政权、制度等政治事物没有单独论述，多半是“不系统和片断式的”，“不是现成的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基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的剖析，对经济视域的过分强调，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难免产生一种忽视政治形式、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倾向。”因而其政治哲学是“未完成的”。“不是现成的”和“未完成”的特点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也在于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对变迁了的政治的理论回应和预设［11］（P22）。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在其被誉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叙述”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导论中，指出马克思思想观点的一些矛盾或待完善之处：在经济学方面，基本原理还不清晰，劳动价值论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在社会学方面，把阶级对立简单化，关于农民的论述“留下一大空白”；最大的缺陷在政治学上，未注意到民族主义现象，没有留下系统的国家理论；在哲学方面，早期马克思曾主张“扬弃哲学”，并断言“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哲学将失去其作用。”“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在马克思极少留意到的地方，因此，指望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具体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便毫无道理了”［12］（P2）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锐利的武器”［13］（P2）。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大都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西方高校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教科书均将马克思的相关哲学列入其中，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批判中汲取灵感，致力于使人类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理想成为现实。他们回溯政治哲学的思想源头，以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作为思想的文化存在方式，同时借鉴马克思实践的思维方式，关注现实政治的发展，试图建构“现实的乌托邦”。

时代主题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客观要求。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满足人的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同时，以人的公共性建构和谐的社会共同体，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课题。反思个人与社会或人的个性与公共性的矛盾，在可能且现实的意义上谋求其内在的融通，深入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代化发展的基本要义。

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语境下的建构

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无疑会波及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历着空前的历史性的大变动。中国已经无可选择地汇入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可是，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庞大的人口压力、落后的生产力未能完全消除的旧有计划体制的影响等等，为中国的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进程设置了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世界各个国家所共有的诸多“时代难题”在中国的表现则更为复杂。驾驭这种复杂的局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清醒明晰的政治理念。推进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和政治工程，完成这一伟大工程需要观念上的自觉，而这种观念上的自觉则依赖于哲学的智慧。面对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变革之大局势，各种潮流的政治哲学纷纷提出自己的建构方案，而相对于自由主义等流派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政治生活，却不仅反应滞后且缺乏有力的声音。对于建构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社会目标不多见从政治哲学高度予以理论重构的有分量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些宣传层面的东两”［14］（P53）。怎样从时代生活的要求出发开展政治哲学的研究，把握当代政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从而提炼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政治理念，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迫切的时代课题，其中当然地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建。

第2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

政治哲学作为人类政治思想的最高层面，是政治实践逻辑内化的思维结晶，表征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理性自觉。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政治文明时代，由于受政治实践发展水平的限制，致使政治理论带有原生的朴论文联盟素性。从而形成了朴素形态的政治哲学。随着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推进，政治生活随之发展到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文明时代。伴随着哲学研究主题从认识论向价值论的视角转移，在“事实”与“价值”二元分化的基础之上，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以政治价值为研究对象，从而把人类对政治价值的理性认识推到了时代的高度。代表了人类政治思维的最高水平。然而，由于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西方近代政治哲学脱离政治实践抽象地研究政治价值，同时忽视手段性价值孤立地研究目的性价值。将目的性价值作为政治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使其具有鲜明的唯心主义抽象性。马克思主义在合理扬弃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思辨性的基础之上，把政治哲学的理性视角投向政治生活的感性活动，从而实现了政治哲学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政治实践作为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坐标，将政治价值看作政治实践的逻辑起点，将政治文明看作政治实践的积极成果。形成了“政治价值——政治实践——政治文明”的“三环结构”，进而完善了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了政治哲学的科学形态。

一、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哲学的首要命题，是表征政治主客体关系的基本范畴，特指政治客体对政治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包括政治个体和政治组织在内的“政治人”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追求。政治价值作为人类政治实践的目的和追求，是引发政治实践的原始动因，具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性，它不在于实然地看待政治存在，而在于应然地审视政治生活，将政治实践置于政治主体活动的目的之下。给人类创新政治生活以理想和追求，给人类改造政治现实以勇气和力量，从而推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理论源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并置政治价值的实践追求于无产阶级政治发展的时代坐标之中，从而内导着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从政治价值的逻辑层面来看，政治自由、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理论的三维逻辑结构。

第一，政治自由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最高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终极性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自由是指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公民表达政治见解、参与政治生活和实现政治意愿的权力。正如列宁所言：“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处理全民和国家事务的自由”，“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得以法律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和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进一步指出：“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可见，列宁在这里将政治自由作为无产阶级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并号召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自由范畴，必须坚持从特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出发，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本性和阶级特征，同时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自由与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根本区别。政治自由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其目标具有历史的永恒性，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内涵和永久性理想的有机统一，它构成了每个时代的政治主体不断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从而推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演进。从政治实践本原性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自由的获取必须通过政治实践活动以摆脱政治生活必然性的奴役，增强人为之人的政治主体性，唯其如此才能获取真正的政治自由。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自由的全部理解，最终都归结到政治实践领域，归结到追求政治自由的客观物质过程上来。

第二，政治民主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中间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阶段性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的政治理想，也是人类追求自我解放、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价值形态，深刻体现着人的政治主体性和政治平等性。一方面，人类通过对象化的政治实践活动，实现对政治生活的普遍占有，从而确证自己的政治能动本性，肯定自己的政治主体地位。政治主体性的确立。是人类获得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从这个维度上讲。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实践的价值诉求，又是实现政治自由的手段选择，构成了人类政治生活价值与手段的统一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从而真正获得民主。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将政治民主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目的看待；而在《在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中，恩格斯则将政治民主看作是实现其它政治价值的手段，他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权也需要民主形式，……这种形式和其他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从政治民主的逻辑内涵看，人类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主、自立，实际上是一种“本原形态的民主”，即“自己做主。应该做主，也能够做主”的一种能力和要求。另一方面，在政治主体间的交往中，政治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恰恰要求把平等相待作为基本原则，从这个层面上讲，“平等在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传统政治文明中，由于受自然经济的制约，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平等相处，致使专制政治一直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全部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确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日益减弱的同时，人们要求平等相处、自己做主的愿望日渐强烈，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也随之产生，并在资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推动下进一步强化，从而构成了政治民主的现代形态。但由于受私有制和阶级利益的束缚，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注定只是少数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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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民主；唯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政治民主。才是“完全的、普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民主，才是政治民主历史演进的最高形态。

第三，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基础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工具性价值。作为强势政治主体制约弱势政治主体论文联盟的价值性工具，政治权力体现了政治主体之间的一种非对称关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逻辑维度分析，政治权力的运行具有特定的指向性：一方面。它是强势政治主体指向弱势政治主体的立体线性结构；另一方面，它是政治权力中心指向社会公共生活的圆形平面结构。这种权力指向并非仅是一维单向性结构，而是具有二维互动性特征，正是这种互动性的权力运行，才使人类政治实践不断推进。人类政治文明不断提升。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价值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因为它是实现其它政治价值的手段性价值。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忽视手段性价值，抽象地研究目的性价值，从而使目的性价值失去必要的实现手段而陷入抽象思辨的泥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政治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充分认识到手段性价值在政治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将政治权力作为实现目的性价值的手段性价值，纳入到政治价值的理论视阈之中，从而弥补了资产阶级政治价值体系的理论缺失。萨托利曾经说过：“谈论政治自由就应当关注控制权力的权力，关注权力承受者的权力”，用此观点去理解马克思政治权力思想虽然明显不对，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治权力作为工具性价值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工具性价值在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政治权力才成为政治主体进行政治实践所追求的直接目标。恩格斯在《工联》中指出：“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要保住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由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将政治权力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直接目的和价值追求，同时也视其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治关系和被统治阶级改变政治关系的首要工具。纵观人类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轨迹，政治权力构成了贯穿人类政治实践的一条价值主线，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运用政治权力为自身的阶级利益服务，无产阶级则争得政治权力并运用政治权力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从而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观。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主体追求政治理想的精髓所在，贯穿于政治实践的全部过程，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政治权力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直接性目标，是人们实现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基本手段；政治民主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同时也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必要手段；政治自由作为人们政治实践追求的终极性目标，是人类政治价值的最高形态。

二、政治实践

政治实践是指政治主体运用政治中介作用于政治客体的社会活动。其内在本质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关系的能动改造。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体内容，政治实践是连接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的物质活动。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生活，……”。显然，同志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类型。如果说生产斗争表征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科学实验表征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实践。那么阶级斗争则表征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逻辑是历史的沉淀，理论是实践的升华。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历史演进，逐渐沉淀为政治实践的逻辑形态，从而构成了政治思想的理性层面，进而凝结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源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从实践维度审视政治生活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体现出政治实践不断发展推动政治哲学实践转向的历史进程。由于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决定了政治实践的多维性和时代性。作为人类社会三大实践活动之一，政治实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经济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经过原始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漫长发展，伴随着剩余产品和阶级对立的历史形成，人类政治实践活动便随之产生，并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关注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并对阶级斗争、阶级、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等实践形式进行过精辟论述。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实践命题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演进中，历史地沉淀出政治实践的逻辑形态，政治主体、政治客体和政治中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命题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

首先，政治主体是政治实践的能动承担者，也是政治关系的能动改造者。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表现为两种存在形态：其一是个体性主体，它是指进入特定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个体，亦即置身于政治生活中的个体“政治人”。虽然每个社会人都是潜在的“政治人”，但是只有进入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人才是现实的“政治人”。个体性政治主体的典型代表是公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僚。其二是群体性主体，它是指进入特定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群体。群体性主体是政治主体的基本形态，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其典型代表是阶级、政党、民族、政府和利益集团等。在政治实践发展过程中，作为具有强烈能动性的政治主体，一方面提取政治环境中的有利因素，使之内化为自身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又运用自己的主体力量去克服不利因素，从而改变旧的政治关系，创造新的政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主体的政治能动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观点的生动体现。政治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政治实践源于经济实践的历史发展，政治主体则是经济主体的立体上升。政治主体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政治性。这表明了政治主体不仅应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对政治生活的观念把握达到了理性自觉，而且必须进入特定的政治生活，并自觉从事政治实践活动，进而在互动性政治实践中改造旧的政治关系并承担新的政治关系。在阶级对立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历史互动构成了政治实践的全部内容。对立阶级便构成了传统政治时代最基本的政治实践主体。随着现代政治文明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呈现出“阶级性下降，民族性上升”的新型特征。因此，政治生活中除阶级之外，国内的政党和国际的民族也日益从政治主体的边缘向中心内聚，从而使政治主体日益呈显出多元化趋势。

其次，政治客体是政治实践活动的作用对象，也就是政治实践活动的承受者。在人类政治实践活动中，政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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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逻辑地分为两种形态：其一是观念性客体，表现为维护旧的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政治生活的观念存在物；其二是制度性客体，表现为体现旧的政治关系的政治制度，其实质是政治生活的制度存在物。从政治实践进行的逻辑进程分析，观念性客体是政治实践活动改造的首要对象，制度性客体则是政治实践活动改造的重心所在。然而，对观念性客体的彻底改造，又依赖于对制度性客体的彻底改造；制度性客体改造的成功与否，是政治实践活动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政治客体的本质属性是论文联盟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对象性，这表明政治客体必须通过政治主体的能动改造，才能不断满足政治主体的价值追求。政治客体的本质是政治关系，是政治主体之间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稳定联系。政治关系产生于政治主体所进行的政治实践活动，并由特定的政治主体所承担，在政治生活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政治关系因其不能适应政治生活发展的时代需要，因而构成了新的政治实践活动的改造对象。政治关系的这种自我否定，充分体现了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在私有制经济时代，政治关系集中体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压迫；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历史地实现了政治关系的伟大转变，集中体现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关系实现了由对抗型向和谐型的历史转型。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全面把握这种政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顺应政治文明演进的时代趋势，将“和谐社会”确立为我国现阶段政治实践的价值坐标，从而展开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随着阶级对立关系的消亡和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政治客体的逻辑重心逐渐由国内阶级关系向国际民族关系位移，改善国际民族关系便成为现代政治实践的时代命题，从而使政治客体日益呈现出国际化趋势。

最后，政治中介是政治主体作用于政治客体所运用的政治手段的总和，是联系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桥梁和纽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中介同样表现为两种逻辑形态：其一是刚性政治中介，常称之为政治上层建筑，它又可分为暴力型和规范型两种类型，暴力型政治中介是指以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武装设施为物质载体的暴力形态；规范型政治中介是指以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为基本内容的规范形态。在革命战争年代刚性政治中介集中表现为武装力量，在和平建设时期刚性政治中介则集中表现为政策法规。其二是柔性政治中介，常称之为思想上层建筑，主要包括能够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教育，它旨在为政治实践的合理性和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思想基础。政治中介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工具性，这种政治工具的实践选择，不但表明了政治主体的能动性。而且体现了政治生活的文明度。在传统政治时代，由于受经济基础和等级观念的影响，政治实践活动中刚性中介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随着政治文明的不断提升，民主、法治、平等观念深入民心，政治实践的基本主题发生了重心位移，政治生活的柔性因素也随之不断增强，从而使政治体系逐渐软化并富有弹性，呈现出“统治性下降，管理性上升；暴力性下降，教化性上升；革命性下降，改革性上升；对抗性下降。和谐性上升”的新型特征。因此，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柔性政治中介的地位逐渐上升并成为政治中介的主体内容，从而使政治中介日益呈现出柔性化趋势。

政治实践作为政治主体追求政治价值的社会活动，在改造政治关系的过程中派生出政治认识，进而升华出反映政治实践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政治理论；同时政治理论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实践，从而构成了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互动格局，推动政治实践日益走向理性自觉，提升政治文明不断迈向时代高度。政治主体作为政治实践的能动因素，决定着政治实践的发展过程；政治客体作为政治实践的改造对象，代表着人类政治关系的实然形态；政治中介作为政治主体改造政治客体的工具选择。表征着政治主体的能动特征和主体力量。

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实践活动的价值沉淀，是政治主体追求政治价值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它表征着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文明程度。从逻辑的维度看，人类文明可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大形态。作为人类文明产生的最终标志，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主导轴心，内导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向，既是人类文明分化的最高层面，又是联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间环节；既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又浓缩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代精华。同志充分认识到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从此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价值目标，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政治文明从历史维度可分为传统政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两大形态：传统政治文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专制政治为本质特征；现代政治文明则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以民主政治为本质特征。政治文明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命题，它可逻辑地分为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大层面，从而构成其内在的逻辑结构。

其一，政治意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内在灵魂，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观念升华，也是政治主体反映人类政治生活的积极成果，更是政治主体升华政治实践经验的理性形态，它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柔性层面。政治意识既是政治存在的主观反映，又是政治实践的逻辑内化；既是政治活动的历史产物，又是政治行为的观念前提。政治意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体系的结构内核，规定着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维护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政治文明系统中起着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的作用。人类社会的政治存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随着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不断演进，政治实践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就不断升华为政治意识的逻辑层面，形成对政治实践活动的认知形态，政治哲学便是这种政治认知的最高层面。作为政治认知的思维结晶，政治哲学代表着政治意识的精华所在，必然会在政治存在决定政治意识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在政治实践推动政治认知深化的过程中不断升华。政治实践发展史正是政治哲学发展史的深层根源，政治实践的历史演进必然推动着政治哲学的不断发展，政治哲学的与时俱进正是政治实践不断发展的逻辑表征。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历史发展，逻辑地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观念形态。一个半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与时俱进；中国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推进，也有力地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不断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代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高度。

其二，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主体结构，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行为规范，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有序程度，构成了衡量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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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作为政治意识文明的必然延伸，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从历史维度考察，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生活的制度性存在，经历了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化的历史转型，同时也经历了从人治形态向法治形态转变的时代位移，其变化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活动，这种建立在经济实践发展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转型，表征了政治制度文明日益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时代趋势。资产阶级在推进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由于其本身的阶级狭隘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必然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构成了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历史演进的最高形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必然存在其自身的不完善性，需要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才能使其不断完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原则，坚持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主生活的价值取向，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时代平台。

其三，政治行为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外在表现，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动态展示。体现着政治主体自身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政治行为是人们为达到特定政治利益而围绕公共权力所进行的社会活动，亦即指当人们与政治环境发生关系，介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时，他的所作所为便是政治行为。政治行为渗透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政治文明的动态过程。如果说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生活的结果性文明，那么政治行为文明则是政治生活的过程性文明。从结果形态的静态文明到过程形态的动态文明。标志着人们对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深层反思。政治主体是政治行为的能动载体，政治主体的文明程度决定着其政治行为的文明程度。只有将政治实践的价值追求和实践经验的理性升华。自觉内化到政治主体的意识之中，变为政治主体进行实践活动的理性指导，并自觉遵循政治制度的基本规范，才能构成政治主体的行为文明。把握政治行为文明，必须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定位：其一是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符合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其二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政治主体互惠互利的价值原则；其三是要“有理、有序、有度”而为，亦即政治行为必须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三项内容互相关联、紧密结合、浑然一体，构成了判别政治行为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前两项是政治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规定着政治行为的性质和属性，是判定政治行为文明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准则；后一项则是政治行为文明的表现形态，是实现政治行为文明的根本保证。

第3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

一、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中通过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来取得理解问题的资源,同时每一个时代又具有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征,社会中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和现实的体现。立足时代和现实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政治哲学的兴起和引起世界哲学研究者的关注,正是因为其是时展的一种反应。所谓政治哲学,综合学界观点,主要是指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西方发达社会现代化起步较早,上世纪中期西方国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同时社会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环境问题、政治问题、能源问题等。由此,西方的学者开始从政治等方面思考这些问题,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促使了该学科的兴起和快速发展。

我国的现代化发展相对较慢,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发展才出现了与西方50年代相似的国情,只是这种国情远比西方国家最初遇到的情况复杂得多。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特点更加鲜明[2]。中国一段长期的封建时期,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特点深深地体现着封建的烙印。而西方国家的历史可以说是起源于民主制度和思想,但是中国一直到近代社会才产生民主思想,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不是一时就能消除的,同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问题也更多且复杂。简而言之,我国社会还处在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前现代性因素依然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但现代性因素已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发展进步更加迅速,但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归纳和总结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都涉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遇到问题就应当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邓小平同志曾在谈话中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又产生这么多的负面影响,都与此直接相关。正是出于对中国政治、社会领域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些现实问题,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也就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制度建设和经济改革的重要思想依据,这一思想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而随着政治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吸收其中的积极部分来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建设所面临的最新问题,构建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治哲学,做好这一工作的重点就是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3]。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方面,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应该从现实问题入手还是从建构理论入手。对于这一问题,多数学者应当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前提进行哲学研究,但是还有少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19世纪马克思曾对脱离现实研究问题的方式提出过批评,我国的一些知名学者也做出了批判,如韩庆祥教授把这总结为三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

哲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而成为单纯的思想的东西,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马克思的哲学是社会的哲学,即在社会中研究问题的哲学,哲学承载着思想,思想是时代的声音,思想必须要反映时代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这是由哲学的批判特性所决定的。政治哲学也是如此,它是人们对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的思考,正如马克思说的;“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相应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这个时代对新的哲学研究方式和内容的呼唤,就如同每一个事件都具有时代烙印。以此,永远不能抛开时代去研究问题,哲学的研究一旦脱离的社会的现实必然会出现死亡,其研究的内容也不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应当是通过对社会的观察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认识这些问题并最终解决之。总之,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理论性地表征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才是哲学的基本要求所在。

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也面临着巨大的任务,中国社会中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等待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政治社会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当以政治生活作为切入点,形成适应这一环境的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力集中问题。因此,从权力及权力结构入手,来进行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是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4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

一、政治中心的方法归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在个人联合起来的时候阶级差别会逐渐消失，公共的权利也逐渐消失政治性。但是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看来，对抗性在政治中永不会消失，阶级斗争和差别在对抗性中持续存在。

后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政治的永恒性和优先性。经列宁开创、葛兰西发展，政治的特性与经济特性决裂，将以领导权为中心的激进的民主。在绝对真理的过程中多种不同主体将会在政治斗争的场合真正的解放和自我管理。在以阶级决定和经济决定论的第二国际时期，列宁以多种阶级力量的支配权力的转移为中心，打破原有的单一矛盾开展的必然关系的逻辑，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重点内容。

葛兰西以文化霸权理论为基点，认为以意识形态的霸权才是真正的统治地位，改变了原有马克思主义中政治主体为阶级主体的内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将阶级与经济排除在外。

卢卡奇以总体性原则为基点，认为将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则阶级意识就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问题，无产阶级就不能对资产阶级的物质化的意识进行解放和看透，经济则未将人的行为纳入到活动中，导致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无话语权，迷失在物化的意识当中。

拉克劳和墨菲以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理论，将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潜在结构结合，强调了多维度的对抗性力量之间的政治动向的阶级意识的总体一致性。争夺政治的话语权进行了有效解释。

二、阶级分析的多元化

微观政治哲学以交往理性为中心，将政治的话语权、主导政治手段作为对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注释，完成对阶级斗争的合理解释。

首先金里卡认为身份政治以个人在群体身份的承认以及在弱势文化中身份承认为利益诉求，对再次分配形成正义的需求，成为争议的焦点。

其次语言文字的理解成为重要的方法论。福柯认为语言范式的理解可以将传播的思想进行记录，对模拟的场景进行再现和痕迹的重组。是一种在有序规则中的内容展现。哈贝马斯以在话语中对句子的使用体现出逻辑分析和范式的理解，将人际关系中的参与者形成相互作用以及约束的关系系统，话语政治逐步消解个人为中心的政治模式，形成交互的政策实现过程的程序。

最后以微观政治中的欲望形式，福柯强调资本主义的管理以生命管理为主要特征，将日常的规范、法律、检查的手段变为操纵的工具，体现在对生命的控制欲望上。德勒兹将传统的宏观政治看作是一种克分子式的政治，依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说明统治权力对个体的驯化和对生命的管理的方法，德勒兹认为只有当微观领域之中的欲望发育成革命的欲望形式，阶级斗争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个体的无意识进行控制而实现的，无意识（欲望）是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性的和肯定性的力量。

三、由科学范式向批评范式发展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中，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是一种一般的规律;另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是一种政治哲学，对唯物主义的批判进行阐述和维护。

第5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研究历程；当代思路

从学术概念层面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范畴界定，在学术界存在着广泛的争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非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事实上它与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性，该种研究是基于政治哲学特有的视角展开的，不同于唯物史观框架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言，虽然其所强调的是以科学方式对世界进行探究，但是聚焦点在于广大的市民社会、人民以及国家与所有制关系，其中很多涉及经济学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种特殊领域的哲学，其研究维度也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比如专业概念、研究范畴系统等。通过思辨方式及其他类型的政治哲学形式来开展对话，以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所谓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面前丧失了话语权。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研究历程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言，其中国化历程中先后经历了三次飞跃。早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们，第一次在中国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杆革命大旗。然而，在刚刚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指导行动时，很多领导人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认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涵和真谛；具体工作中甚至还照搬照抄欧洲、前苏联的实践模式，最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部分领导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直到同志领导开展中国革命时，立足实际，结合中国的特色，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前苏联成功经验的不断探索过程中，终于提出了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原则，对党内脱离实际，照搬照抄成功经验的本本主义者进行了批评和严厉打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与当时的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革命生死攸关之际，才挽救了党和全国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历程的第二次飞跃，关键人物是提出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同志。经过十年的“”动乱，当时的中国经济满目苍夷，而且国民的思想观念非常保守。在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领导我党粉碎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要求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当时中国一穷二白，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差距巨大；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和借鉴西方成功经验。从整体来看，邓小平同志与同志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观的唯物论作为出发点，面对实际情况，正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从而寻求和制定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及发展的有效方针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才能打破传统的顽固思想观念束缚，才能将中国带向富强民主的发展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举起了改革开放这面大旗，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为指导思想，辩证地看到中国的发展问题，从此也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研究历程中的第三次飞跃，应当是以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人，继往开来、批判性地继承前任领导人提出的理论，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上，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人本理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历程说明，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大胆探索的结果。这个结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能不能实现这个结合，结合得好不好，关键在于能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里程碑！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思路研究实践

1.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兴起的主要原因。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时代都有其主流指导思想，并在发现社会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同时，每个时代的特征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社会问题即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及其现实的具体体现，基于对时代、现实问题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即是对政治生活以及相关政治事物，从政治哲学层面上进行反思。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其社会现代化发展起步较早，在发展过程中也发现了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最为显著。在该种情况下，西方的大量学者开始致力于政治层面的分析和思考，力求找到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从国内现代化发展历程来看，其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水平才与西方国家上世纪50年代的国情相近，只是该种国情比西方国家所遇到的情况更为复杂。以中国封建时期为例，政治、文化都打上了封建烙印；西方国家则多起源于民主思想和相应的制度，而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直到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进入，才使得我们开始认识民主、建设民主社会。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该种文化思想影响的消除不是一蹴而就的，转型期必然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在该种情况下，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而且这些问题和不足的出现，归根结底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旦遇到了问题，就要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研究和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指导思想。

2.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构建。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近代中国制度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其在国内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随着政治哲学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断丰富和发展，来有效解决当前实践中的社会发展最新问题，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有效转变。然而，任何学术研究，都是由研究对象和方式构成的，即研究应当选择怎样的切入点，应当从现实问题着手还是从理论建构层面切入。

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一定要立足实际，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成为一种单纯的思想观念。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包含着社会哲学的内容，即在整个社会中研究问题的哲学，其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思想，表达的是时代之声，而且这种思想能够反映当前时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是决定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个时代中的问题、任何内容形式上的所谓正当合理问题，其实命运都是共同的，关键不在于答案是什么，而在于问题是什么。基于此，实践中真正需要批判、分析的要点不是答案，恰恰是出现的问题。在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代其实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具有时代性，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与生俱来的；这些问题均是时代对新政治哲学的研究方式、对内容的呼唤，如同每个事件都有时代烙印一样，你将永远无法抛开时代去纯粹地研究问题。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如果脱离社会实践，则必然会面临死亡，具体的研究内容也就无法转化为实践指导思想，对广大群众没有实质意义。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而言，另一个重点是通过对社会观察提出问题，认识、分析问题，并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研究历程与当代思路研究实践，批判性地对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进行反思，理论性地表征人类生活的困惑、理想与选择，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和引导新时代精神，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所在。

结语：总而言之，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过程中，应当结合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以政治生活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形成适应该种环境条件的政治哲学理论。随着现代化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方向也应当有所倾斜，首要任务是从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入手，逐渐建构能够适应于现实生活、能够有效引导时代思潮的政治哲学理论，这是未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俞建兴，李丽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团队[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11）.

[2]孔令兵.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读孙民《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9）.

第6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基础，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根本的指导思想。恩格斯认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因此，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能继续健康发展与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以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体系作为指导。

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人的教育，以人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的工作，教育人们形成与社会发展项符合的思想政治品德，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以人为本的哲学依据，考察“以人为本”这一思想渊源的基础是理论与实践的要求。

一、理解以人为本需理清的三个关系

（一）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

这里的以民为本指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最早的史书记载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其中写道，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维邦本，本固邦宁。”自春秋战国到封建末期，民本思想一直深深驻扎于中国的哲学与政治思想中。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愚昧百姓维护专制统治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民本思想本质上是以君为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是相对于“君”和“官”而存在的，是指被统治者，属于封建意识形态的范畴，前提是肯定封建制度，肯定目的是维护封建皇权统治。而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是有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按照一定生产方式生产自身的，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完整的人。将“人”放入历史唯物主义中考察，承认人的地位和价值，反对撕裂人的完整性，不将人作为手段与工具。以人为本在高度与境界上远超过以民为本。

（二）以人为本与以自我为本

以人为本最终目的是促进每个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最后确实是要落实到个人上，但这与利己主义中的以自我为本不同。首先，这里的人指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人不能脱离社会因素，需要考虑人的社会属性，考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与社会相剥离而存在的，人是每个独立的社会人，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人。其次，以人为本指的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少部分人，指的是最大多数甚至是全人类，“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所代表的不是单独作为个体的、本我的小利益，也不是某个小团体的利益，是占社会最大多数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符合发展规律的先进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不是为了保有小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冠冕堂皇的一个或者几个政治家的说辞，也不会为了固守已经取得的成绩而不做改变，它反对直接或者变相剥削和压迫，这是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符合整个发展阶段，利于生产力进步的，整个方向的大利益。

（三）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

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都将“人”作为出发点与核心，二者对“人”的解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自古希腊伊始，把西方人本主义学者从未放弃过不断深化关于人的研究，普罗太戈拉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是关于人的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他关注到了人的主体性，弘扬了人的存在价值与尊严。而苏格拉底在神殿门楣上留下的“认识你自己”的哲学之思，更是西方人学研究的跨越的一步，他提醒作为意识的创造者，人有必要觉醒到自我意识的存在。从文艺复兴开始，不断确立人的理性的地位，把人从宗教，上帝的神谕中解放出来，反对神权，提倡人权，反对蒙昧主义，禁欲主义。之后，康德虽然在超出经验界为信仰留下了空间，但他依然重视人的价值，提出人不仅仅只是手段，人是目的。人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从本质上分析出宗教与鬼神是人的意识的产物，认为人才是最根本的存在和哲学的最高对象。弗莱堡学派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人与生产相分离的弊端，指出人的本质力量被生产工具、科技所奴役，政治、文化、社会等等被异化物所控制。虽然资本主义人本学家在研究人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哲学家对人下的定义，都只是抓住了人的属性的某一方面，或将人抽象化，或只将人理解为感性的人，却未能深入理解为感性的活动的人。现象学，精神分析等等学派，试图通过强调人的直观知觉、潜意识、性本能提升人的价值和地位，但是他们都只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诠释人的概念，就像盲人摸象，只是摸到“人”的眼睛、耳朵、手或者皮肤，他们只是从自然属性，从“人”作为一种生物学上的与动物相区别的方面来解释人。因此，他人本主义的出来的人要么是一部分的人，要么是自然的人。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本质放到不断发展着的以现实为基础的历史中考察，反对人是单个的抽象物，洞见人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属性，动态地理解人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将“人”放入历史唯物主义中考察，“人”指的并非抽象的，只作为手段的，附属于外物不具有主体性的虚幻或零碎的人；而是指独立完整的真实的存在，在历史中实践着并不断发展着的，作为前提，本质与目的的存在。

二、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中的三个规定

（一）人是真实的社会人

马克思对人的解释人是以对“现实的人”为论述的发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玄学家们只是一种不存在于真实的人的绝对精神的盲目崇拜，用独立于现实人，社会人的一种精神去解释另一种精神，试图用一个错误去巩固另一个错误，脱离了现实的人的绝对精神只能是僵死的玄学家幻想出来的“词句”而已。只有将通过劳动创造了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现实的个人，作为研究考察的前提，哲学的基础才不是教条式、任意提出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所研究，所服务的人，也不是口头上的，想象出来的虚构的人民，而是实实在在的，能够生产生活，从事实际活动着的人，无关乎现实政治中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对人的教育不能只是彼岸世界那些虚幻的花朵，并不能将人摆放在离历史、社会很远的彼岸，若思想政治教育不要求实现人现实的需要和幸福，那跟宗教并无二致。

人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二重性，其中，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在人的问题上与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思想的论战性著作里，马克思将人放到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研究，批判虚幻的、抽象的人，反对带有欺骗性和模糊性，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孤立地观察人，他认为如果意识形态的哲学脱离了社会的，历史的人，那就只能是没有地基的海市蜃楼，跟宗教宣扬的神学上的律令、概念、原则等，本质并无二致。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仅仅从自然属性上是无法准确定义“人”的，不能脱离社会因素，需考虑人的社会属性，考察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注的重点不是在生物学上人的特征，而是在社会关系中人的命运，他说道“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处于社会关系中，受不同社会关系的制约，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方式方法的制定，都要考虑到由当时生产水平决定的社会关系。

（二）人是实践的人

人是实践的人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正是在自己的实践中体现出与动物的不同，也是在对自然界的改造中，在生产中认识到自身，实践使人意识到自己，确立自己的存在。马克思认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这是在生物科学的上作为一个类的存在物与动物的不同。在人的意识方面，马克思认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人既是被思考和意识到的对象，也是产生这些观念的主体，人的观念来源于在社会中的实践，却不是完全的复制，而是有选择，有加工地形成思维，人在意识中意识到自身，通过在社会中的实践，人此时既不是自然界中仅作为人“类”的存在，而是能将人的生命力完整地表现出来。第二，是人与人的区别。人的实践具有不可复制的历史性与时代特征，人的生命活动无一不受着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约束。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社会发展有其客观性，规律是不可创造的，但人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改造物质生产生活，改造自身意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产生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推动历史的发展，人与环境相互影响，即“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类将感性知觉接收的材料加工，通过逻辑的运用，概括提炼出环境蕴藏的规律，并在前人的经验教训上，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利用积极因素，创造有利条件，将环境改造得更适宜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是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以实践着的人为对象的活动。意识形态的问题根本上需要从实践去解决，人的思维思想尽管是主观的，但其产生的根源只能是实践着的客观现实，理论的问题归根到底也是实践的问题，只有从天上落到地上，从单纯解释的理论落实到实践，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决不能脱离实践活动与客观条件这个土壤去空洞地谈论思想政治教育。要教育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进而科学地改造世界，做到知行合一。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人的终生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教育者切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人的思想作为实践的产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人的思想水平与社会对人的思想要求这个矛盾也在变化发展，因此，只注重短利与短期内为了追求明显的效果而采取的形式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可取的。在各个时代，不仅作为个体的人具有时代性，作为整体的人也各有其特点，因此，辨别各个时代的不同阶级的需求，提出符合时展趋势的要求，这样的以人为本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做到以理服人，增强受教育者的心理认同感，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泛泛空口号。第三，是实践中的异化。异化产生于私有制的分工，在生产劳动中生产出的异己的力量，即“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异化涵盖劳动、意识、宗教、商品等等各个方面。人自身是受到异己力量制约的对象，同时也是生产异己力量的主体，要寻求消除异己力量的途径，人是根本出发点。异化中的生产力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不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而是虚构出与实际不相符，与时代潮流相违背的僵化的人的教育，那样的教育将会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破坏性力量。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提高政绩，作为表面上管理好，控制好人性的工具，也不应该培养出为了服从而服从的工具人，人不能越服从就越丧失主体性，越为了维持表面的一派和气越压制思想的火花，教育得越多人形成越多自己不认可的思想；不能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越大人的力量越弱；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依赖于人的，而不是异己的，与教育对象敌对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不是完全的同一，而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百花齐放的一个大的和谐统一。

（三）人是价值的主体

第7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

唐琪（1989-），女，湖南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

摘 要：作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既是培养大学生哲学素养的必修课，也是一门以“哲学方式”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如何改进哲学教学内容，更好地实现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高校哲学教师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理论课；哲学方式；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公共课程的哲学教学，主要指的是高等学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对大学生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这一课程的教育，让学生接受哲学的基本训练，从而锻炼和发展大学生的理论思维，丰富和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特殊的“哲学方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认识复杂的社会现象，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坚定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因此，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教学，既是培养和提升学生理论素质的必修课，也是一门以“哲学方式”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在教材内容上如何更好地实现后一种意义上的教育目的，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的性质

谈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特殊“哲学方式”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不能不牵涉这一“哲学方式”本身的性质，这是论题本身绕不过去的话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哲学，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与其他任何“思辨哲学”不同的是，这一哲学为我们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明确声称“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的。在《导言》中，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通过消灭无产阶级而成为现实，无产阶级通过实现哲学而消灭自己。”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我国大学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开设，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哲学”等同于“政治”，把“哲学课”等同于“政治课”，但不存在脱离任何政治的哲学，每一种哲学都不能不和特定的政治相联系。在这里这种哲学课的目的，是要通过“哲学上的说理”，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教育，让学生领会并学会运用这一哲学，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廓清政治问题，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因此，作为大学公共课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的教育，不仅仅是一般的对大学生进行哲学思维的训练，而是通过这种哲学思维的训练，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这种训练，帮助学生寻求解决对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层解答。所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特殊“哲学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大学教育的本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建设的滞后性”问题

不容否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现时代，这种教材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教材内容不能很好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哲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教材建设滞后”。因此，如何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内容，以便以“哲学方式”很好地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教材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

就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来看，制约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主要存在两大问题，即其教材内容缺乏历史感和时代现实感。由于这一问题存在，结果导致不是曲解马克思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本不信任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是不信任马克思主义。以这样一种教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效果可想而知。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缺乏历史感，有以下两个主要方面的表现：

第一，现有的教材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历史联系。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和伟大性时，把它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立起来，把它们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批判者与被批判对象之间的关系。二是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时，由于把它窄化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框架内，而且进一步被窄化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以，在制造者“合理内核”+“基本内核”=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话时，遮蔽了马克思哲学同非德国古典哲学的西方传统的联系。以这种形象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它不是横空出世就是十分简单，前者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虚无主义，后者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第二，现有的教材中见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掘真理的生动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在于这种哲学本身只是“允诺真理”而不把“自己”就看成是真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系列哲学概念和命题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真理生动、丰富的探索过程中得到一定时期的认识成果，而这些成果和结论像马克思本人指出的，如果它们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和结论，就变得不可理解，因此它只能作为后来者进一步探索时可供参照的起点。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教材所编写的那样，必然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的探索过程机械化，从而把其成果和结论条文化、教条化。所以，在这里，激化智慧的哲学变成了现成的僵死的结论，变成学生死记硬背的“标准答案”。这种形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人的感觉：它不是在追求真理，不是去造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集中由古到今的认识成果，而是宣布“真理”、说教布道。在如此情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变成“教条主义”，就是变成“神学”。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缺失时代现实感，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现有的教材中尚未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经典作家们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时期或时代，从不同的方面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提出了属于自己时期或时代的哲学概念和命题，那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以邓小平和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活的哲学运动和活的哲学教程。如果说，哲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命运的辩证思考，那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站在当代世界发展的制高点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所作出的根本反思，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然而，现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程中，这种能够反映当今时代精神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尚未完全或真正“进驻”，教材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和内容尚未完全得到应该因当代马克思主义新成果的参与而可能引起的整合和改变。在这一情形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的教材不能很好地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如果我们不是以“哲学方式”（“说理”方式）对这一最新成果作出诠释，其结果就只能是：要么原本随着实践发展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成为僵化、陈旧的哲学教条；要么当代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从哲学深层理论上得到理解，从而被误读为纯“政治”的空洞说教。

第二，现有的教材中尚未充分对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展开详实的分析和解答。应该承认的是，过来的教材中也有一些新的科技成果及其认识材料补充，也有对现当代生活中出现的生态环境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问题评述，但是，所作的这一切在内容上仅仅是蜻蜓点水，或浮光掠影，而且给人的感觉只是为“哲学原理”作证明，缺乏时代的主题、现实的主题及其深层理论上的透析。当然，作为原理教材，如何让对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的深层解析“进驻”，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有的学者认为哲学基本原理教材内容应是“论题性”的。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教材在内容上如果不能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社会重大问题及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层解析，就不可能很好地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对现实问题的理论上的穿透力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改造力，我们就不可能通过这一哲学形式彰显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想、理论上的制高地位，从而也没有办法让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没有办法通过“现实”来缩短学生和理论的距离，没有办法让学生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及其思想发展的水平。

从上面分析我们看到，缺乏历史感和时代现实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因其种种弊端，不可能很好地实现以“哲学方式”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不可能很好的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无法“对大学生普遍关心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做好释疑解惑和教育引导工作”。

第8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

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后,政治哲学这种古老的研究方法又重新在哲学界被解读,政治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马克思的哲学自然也可以被政治哲学解读。但是政治哲学作为一种新的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就不能大而化之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而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政治哲学的结论,其潜在的含义依然是意识形态在作祟。例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反思,以理性社会为目标,自然是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但是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现今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对现实政治生活有一种积极的言说,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却又缺乏一个关于现实维度的政治哲学。”进而认为:“现实社会生活需要一种现实性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从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出发构建其这样一种现实性维度的政治哲学亦是可能的。”①用这样一种“命题作文”方法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妥当?也自然引出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否等同?

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系,有点类似于马克思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包括他的后继者们的思想。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讨论人的权利、自由、平等、正义等的形而上学基础,当然需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视野和立场。政治哲学不同于政治学,政治哲学应该具有形而上学特征,即追问一些比政治学更具前提性的问题,因为政治哲学无非是为政治学建立形而上学根基。从西方的文化源头看,哲学同政治的确存在着本然的联系,因为在古希腊,人是政治的动物。但这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还不是一个问题,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在另外意义上成立的。我们不同意把政治哲学广义化。马克思政治哲学只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层面而已,似乎不能用政治哲学来界定整个马克思思想的性质。马克思政治哲学究竟是有自己的独特领域和研究范式,还是仅仅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做出某种回答,给出自己的答案?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①因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专属于马克思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属于马克思后继者的。另外,马克思政治哲学不能与马克思的政治学划等号,把所谓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等也算进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例如想当然地把所谓的马克思的国家观、阶级观、人民群众观等政治学的内容也算进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要对国家、阶级、人民群众等概念作哲学诠释和审视,但是不能把这些概念算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但不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本身。马克思政治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部门”哲学,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当代形态。核心内容应该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民主、平等等,例如如何实现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马克思研究劳动平等的目的、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等。

正是由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因此在诠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时,笔者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阶级概念。这一逻辑起点,使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学说有了明显区别。政治哲学是作为“哲学的基本假设”(人类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生活在一个比现在好的制度之中)加以强调的。作为逻辑起点的阶级概念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因而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是全部政治哲学学说建立的基点。虽然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阐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他们并未将阶级概念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点,更不可能将此概念作为终身的实践指南。

第9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文

人类解放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初步确立1844年初，马克思同激进自由分子卢格创办了《德法年鉴》。马克思认为，创办此刊的任务是，对旧世界无情、彻底地批判，为世界阐发新的原理，进行社会斗争“，并积极建立新世界”这一“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2]67，以表明自己当时的政治态度和哲学主张。为此，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犹太习气以及追逐金钱、利润的思想是由“做生意”的资本主义现实决定的；产生社会压迫的根源不在宗教中，而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要实现人的自由，就要消灭宗教产生的社会关系；“政治解放”（资产阶级革命）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人类解放”（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人从私有制和金钱统治下解放出来，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已初步找到了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钥匙，即其社会政治哲学———“人类解放”的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但他对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的分析又超越了费尔巴哈：“人不是抽象的蛰居在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199-200马克思还初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历史使命，这是包括德国这个落后国家在内的现代国家的无产阶级下一步的世界历史任务，即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这个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只有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是人的本质复归的重要物质武器与物质力量，它要彻底宣告旧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否定私有财产。马克思在探索实现“人的解放”的道路时，论述了“批判的武器”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指出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要创造能掌握和引导群众的彻底的理论，即能抓住事物根本、关心人、关注人类解放的理论。这样，才能实现理论和现实的密切统一，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一旦一切内外条件成熟，就能实现人类解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完成了政治上的转变。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并非是一种注重理论静观的哲学，而是一种紧密联系社会政治历史发展实际的哲学理论，注重变革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哲学理论，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强大精神武器，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政治哲学。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部未发表作品的研究一直很热，对这部手稿的学科属性与中心问题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这部《手稿》的中心问题是从政治经济学、哲学方面出发论证共产主义这一中心问题的，体现了马克思新的整体性的哲学世界观。其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及当时错误的四种共产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首次以唯物的、历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论证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297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当时欧洲国民经济学、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尤其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之精神辩证法的一个结果，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初步确立。

有利于更完整准确地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与精神实质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不同于以往及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们，他们在以静观的方式探讨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试图建构宏大的解释体系。而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力图把“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相结合改变世界；其全部社会政治哲学的终极旨归，是为人类解放谋划现实的解决方案，而且要付诸于行动。1844年之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次进展都是以论证共产主义这一社会政治理想为中心的，其精神实质是实现人类解放。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大量历史发展的经验事实即历史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社会发展理想，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学说。在此意义上，我们同意施特劳斯把马克思看作专门为某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主张服务的政治理论家，但非他所说，马克思之于共产主义就像柏拉图之于理想国式的乌托邦。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作为社会政治哲学大师，他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关系的意义上，理解一部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类发展历史的。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既不是近代西方启蒙理论家们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自由理想国这个所谓千年王国，也不是现当代西方学者如福山等所宣扬的历史发展到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人类历史就终结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历史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是人类的史前史，即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人的历史才开始，而不是历史的终结、终点。

有利于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研究马克思早期社会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今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至于如何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要全面完整地梳理研究马克思理论发展的轨迹，而不是割裂其思想发展的联系，更不能制造人为对立。为此，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要遵循的三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其一，要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整体，看清楚其思想的发展轨迹与阶段。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他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837年至1843年2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前，马克思是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1843年3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后至1843年底，马克思成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844年1月后，马克思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早期的很多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蕴含了后来马克思整个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萌芽与雏形，是理解马克思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发源地与秘密所在。马克思在后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一直在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还需注意，不要把马克思早期文本中未成熟、不太科学的思想当作成熟的、科学的思想来加以阐述和运用；也不要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贬低马克思1845年以后文本中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认为那是马克思思想力衰退的表现，而把马克思早期文本看成是其思想力深刻的标志，进而误读或否定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理论。西方乃至中国有一些学者抓住马克思早期作品中谈论人权、民主问题的个别词句不放，抓住《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论述的个别词句不放，提出全部马克思思想就是在宣扬人道主义，说马克思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围绕《手稿》进行的讨论，就带有这方面的倾向，至今它还有一定的影响。毫无疑问，马克思早期思想受到了伴随启蒙而来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但马克思决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在马克思1843年的文本中有明确的证明。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批评当时流行的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理论时就说“：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2]64这里很显然，私有制和人道主义是同一的。后来马克思提出公有制必然战胜私有制，公有制与共产主义是同一的。其二，要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像马克思那样现实地、历史地、辩证地思考问题，思考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与创新，进而达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旨归。理论研究与实际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这在马克思早期关涉社会政治哲学文本的研究中就已开始。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肯定伊壁鸠鲁宣扬自我意识的内在自足性自由时，也批判了伊壁鸠鲁追求的自由不能在现实的定在之光中发亮，他说：“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1]75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就批评了理论研究和现实相脱节、在象牙塔中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理论家，他说：“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

马克思早期每一部作品以至后期作品都充满了现实的针对性，从现实问题出发，辩证而历史地解决问题，才能够实现彻底的理论革命，也才能发现新世界、创立新世界。马克思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方式，为当今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应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自觉深入现实生活，发现真问题，寻找现实的即建设性批判的解决方案，而非是不负责任的没有思想教养的进行批判甚至制造思想混乱，要在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科学理论的桥梁，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服务，从而实现文化自强、文化强国之目的，提升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力。其三，要完整把握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两个重要维度：理想性与现实性，并把二者适当结合起来，创立当代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导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维度是十分清晰的，就是要建构一个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新社会，并把未来新社会的发展过程描述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争得民主，在这一阶段还不得不实行资产阶级法权原则。现实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与中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列宁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创新为社会主义，邓小平又把社会主义创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都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破解了长期困扰人们关于“过渡时期”从哪一阶段到哪一阶段的问题，也为现实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建构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据此，陈晏清、王南湜、王新生、阎孟伟教授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当前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大使命是构建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理论；我们要和自由主义共享某些权利原则。总之，当代中国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真问题为导向，积极实践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政治解放，继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宝贵资源，借鉴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哲学的积极成果，摒弃民主社会主义与形形自由主义思潮的诱惑，不断使政治向人类社会生活世界前行，稳定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坚决践行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建构起当代中国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

作者：李福岩 张红梅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