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

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婺＜娌⒊保园钢?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

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嗄甑姆比倨谝簿筒豢赡艹鱿帧?BR>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

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五、结束语

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

第2篇：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第3篇：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目前，由美国金融引起的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政府应对这一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扩大内需、保增长、保民生、促发展的政策措施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毋容置疑，这场经济危机对我们民政工作的发展既带来不利的一面，同时也有很大机遇的一面，关键是我们如何冷静思考，沉着应对，把经济危机的影响最小化，把发展机遇最大化。

一、经济危机给民政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1、财政配套资金来源难。经济危机演变成实体危机，给各级财政收支趋紧，公共财政对民政事业发展的投入会相对减少，地方财政用于保民生配套资金来源增加困难。尤其是象我们**这样经济欠发达、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以今年的城乡低保为例，保障群体将达5万人,年需地方财政配套资金近1 500万元，财政减收，配套资金支出更为艰难。

2、社会救助工作压力大。经济危机导致城乡部分职工、农民工失去工作，生活暂时发生困难，城乡弱势群体必然会相对增多，给社会救助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就拿我们**县来讲，20xx年以来，要求办理低保和救助的群体已经明显的呈逐步增长趋势。

3、社会福利企业面临生存危机。经济危机导致部分社会福利企业资金短缺，产品销路不畅，加之创新转型受自身条件制约，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如我县10个福利企业，目前生产销售均不景气，特别是纺织、丝纤维、包装、铜铝材加工企业受经济危机冲击最大，有4个处于半停产状态，产值利税比去年同期下降35%左右，有120多名残疾人失业，占残疾人就业总数的30%左右。

4、老年服务机构建设资金筹措困难。经济危机导致地方财政救助项目增多，投入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资金相对减少，原来靠地方公共财政、社会“两条腿”筹资兴办老年服务设施，眼下仅有社会投资一条腿支撑，减缓了老年服务设施的开展速度。

5、民政下属部分企事业单位发展受到影响。经济危机导致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收入下降，职工工资福利打折，收入下降，影响稳定；直属福利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竞争力不强，生存空间狭窄，面临破产倒闭，民政发展后劲不足。

二、民政工作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思考

思考之一：解放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自信心。困难面前，方显英雄本色。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总理多次谆谆告诫一定要树立信心，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也先后在党代会和人代会等多种场合谈到信心问题，对此，我们民政部门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首先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立足本职，寻找优势；其次要科学安排，找准定位，增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信心和勇气；第三要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步调一致开展工作，保证上级启动内需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思考之二：发挥优势，找准加快发展突破口。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把保增长、保民生、促发展作为工作中心，这对我们民政部门来讲，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在手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上。一是牢固树立以人为本观念，着力在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优抚安置体系、社会福利体系、专项行政事务管理体系以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体系上做文章，下功夫，重点解决保障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抚恤优待优抚群体，强化为民意识，落实为民举措。二是大力发展民生事业。积极编制项目，向上争取资金、物资、政策支持，20xx年建成**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和干休所办公区两个重点项目，服务特殊群体，增强发展后劲。三是利用国家扶持福利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紧盯大项目，干好大项目，为谱写**经济发展新篇章作贡献。四是扶持局属企事业单位，特别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和福利企业及时调整结构，积极开拓市场，参与竞争，在困难的形势下求生存，求发展，保稳定。

第4篇：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关键词：次贷危机；成因；影响

一、次贷危机的成因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合力作用形成，主要原因有一下三点：

（一）美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在经历2000年至2001年短暂的经济衰退后，特别是9•11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促使了美国经济的连续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至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近5年的新高，至4.2%。经济的持续增长为美国次贷市场迅速膨胀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宏观环境，由于人们普遍持经济增长向好预期，次级抵押贷款经营机构也放松了次贷准入标准。经过了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周期，2004年以后，美国经济开始步入下滑周期，经济增长的逆转带来了连锁反应，次级抵押贷款所积累的风险逐步展现，并在世界范围蔓延。

（二）房地产市场萎缩是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诱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房地产持续了十几年的繁荣，住房销售量不断创下新记录，房价也以每年增幅超过10%的速度攀升，1995年至2006年美国房价翻了一番。受房地产上升态势影响，美国次贷规模不断扩大。从2006年中期开始，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房地产价格出现下滑，2006年三季度至2007年7月，美国房价下跌超过10%，房屋销售锐减，2007年5月美国成屋待售房屋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超过400万套。随着美国房地产形势逆转，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开始表现出来。

（三）宽松的市场准入及对金融衍生品创新认识不足埋下了次贷危机的种子

2001年至2004年期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等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成了信用条件达不到优惠级贷款要求的购房者的首要选择。利益的驱使及放贷机构间竞争的加剧，迫使次级抵押贷款经营机构不得不加快产品创新，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产品，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不查收入、不查资产，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证明的情况下贷款购房。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成为房地产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的重要推动力，但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直接影响

我国经济受此轮美国次贷风波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因为我国内地金融系统相对独立，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仍不可完全自由兑换，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不会立即传递到我国。由于次级贷款属于结构性产品，目前主要存在于欧美市场，我国参与的程度较低，我国政府及机构的海外投资的直接投资损失亦比较轻微。

（二）间接影响

首先，在国际范围内出现持续信贷收缩的条件下，部分“热钱”可能被迫退出我国市场，从而对资本市场构成资金面的压力。但鉴于目前QFII资金在A股市场的比重很小，A股的流动性损失应当不大，而且我国资产重估的支持力主要来源于贸易项下的顺差和国内银行的信贷创造，热钱退出的影响不会是方向性的。

其次，美联储通过直接注资和下调再贴现率等措施缓解了减息压力，后续的政策操作将可能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产生影响。目前评估美国次级房贷风波对我国的最终影响尚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如果美国楼市出现“软着陆”或经过暂时回落后出现反弹，美联储就可保持当前的货币政策，我国亦能赢得时间与空间进行汇率改革和宏观调整。但是，如果出现美国楼市继续大幅度下跌的局面，美联储很可能再次采取放松银根的政策。这样将对我国的汇率改革和宏观调控十分不利：在美国放松银根的同时，对人民币汇率施加更大的压力，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向我国，我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大幅增加，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流动性更加过剩，股市和楼市的价格继续大幅度上涨，泡沫迅速膨胀。最后在外界压力之下，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国际资本从我国撤出，经济出现降温，资产泡沫破灭，当年的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三、对我国经济的启示

（一）重视和研究住房金融市场的风险产生机制和影响力

住房市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高风险性，其产生的机制与影响力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紧密相联，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由过度借贷造成的，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市场繁荣时期放松了贷款条件，推出了前松后紧的贷款产品。而且次级贷款危机发生前，美国楼市和金融市场并没有太多的征兆，风暴好似一夜袭来，所以要格外注意房地产业的虚假繁荣。目前我国居民财富的增长是建立在高额房贷的基础上，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对金融市场以至整个经济发展的可能产生的影响应当提前引起高度的重视。可以说，金融市场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而这种逆转可能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干预影响；也可能是房地产市场本身周期性变化规律的影响。因此，准确测定住房金融市场的风险，评估政府政策对住房市场的作用，以及合理权衡金融机构的风险与收益，是降低住房金融市场风险的有效方法，这也应当是向市场上推行新的金融衍生产品时所应采取的方法。

（二）政府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

政府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以分散市场风险，避免风险集中于银行体系。虽然我国金融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但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仍然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股票市场还不太规范，企业债券市场刚刚起步，所以，市场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体系，这非常不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的金融和经济发展环境。可喜的是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这两年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和各种监管法规的出台使得股票市场蓬勃发展起来，已逐步走向规范化，越来越能够配合我国经济的发展。随着股指期货的推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建立，直接融资渠道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融资功能，逐步分散市场风险，保证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业和谐发展。

（三）加强金融监管，提升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能力

在这次美国次级债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多个环节都存在着监管缺失或监管漏洞，这对我国金融监管者来说，是个重要警示。这次危机对于我国未来的监管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市场不是万能的，监管起着重要作用。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提高自己的监管能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李黎.浅析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及传导机制[J].当代经济管理科学.2008.（8）.

第5篇：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结构升级产业调整美国金融危机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发展遭遇严峻挑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它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减缓，社会经济普遍萧条，海外投资减少，商品进出口量降低，股市下跌，证券保险业的业务量减少，房地产销售处于低迷阶段，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国家外汇储备大量缩水等；另一方面，只要中国理性地应对．充分掌握好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经济体系，就能化“危”为“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正如总理在江苏考察时指出的那样：“我们中国的目标，就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应该是最早复苏和振兴起来。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念和决心!

一、美国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

次贷危机的爆发给美国本土带来的损失难以计算，但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怎么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呢?笔者认为．出现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以及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引用富兰克林的话认为“个人的义务在于以扩大自己的资本作为前提利益且为目的本身的想法”。换句话说。个人的职业义务中最重要的就是扩大自己的资本。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大多数人主要信奉的是新教，所谓美国精神就是新教伦理的发财教义和实用主义的方法，美国人利用多种手段达到自身资本的无限积聚、积累、扩张。他们把赚钱当成自己的天职，似乎赚钱本身只是用来接近上帝的途径，他们勤奋工作，杜绝享乐以至禁欲，在经济活动中工于算计，因而积累财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在他们眼里时间就是金钱，生前赚更多的钱，做更多的善事，死后就有机会上天堂。作为一种广泛风行的社会精神气质，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以这种精神作支撑。它作为欧洲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积极的一面。当然资本主义精神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即根源于一些美国经济精英对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使这种“精神”走向了反面。正是美国华尔街几个投资银行的财团、董事们为拿到丰厚的薪酬，完全抛弃了责任信托，玷污了上帝荣耀的“天职观”，为转嫁风险，他们发放房地产抵押债券，卖到美国的金融市场，外国政府和老百姓都可以去购买，导致经济过热，后来美联储为保持经济稳定，多次出台加息政策，使得房地产泡沫逐渐破裂，贷款利息逐渐升高，低信用的贷款人无力还贷，银行不能向投资银行兑现，投资银行也无法拿钱给社会大众，于是引发一连串的经济崩溃，从而导致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二)金融监管的缺乏

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管房地产银行贷款政策和房地产中介信用评级的标准，在美联储实施降息时。让银行钻着房地产中介丧失责任信托的空子进行放贷，银行决策者们只顾着享受次级抵押贷款这块大蛋糕，忽视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忽视借款人的还贷能力．提升银行不良贷款率。各房地产中介评级的标准没有实行金融监管，这些房地产中介自始至终都是全球次级债市场暴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房地产中介开始违规、造假，用假的数据和假的收入证明来欺骗银行，偏离了公正客观的原则，这是对市场投资者极其不负责的态度。

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有效防范金融产品中存在的风险。美国次贷客户的还款保障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活跃时，贷款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人而不必担心风险，贷款者也不必担心还款问题。他们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卖掉房子进行还贷。金融衍生产品能给贷款银行、投资银行、投资者等带来丰厚的回报，但是，快速增长的房地产信贷积累了风险的隐患，当房市降温时，所有的问题和风险都会暴露出来，部分无资格或没有偿债能力的消费者进入住房信贷市场，加上竞争使得贷款银行只顾极力推广金融产品，缺乏控制风险的措施，这些问题和风险造成美国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受到重大损失，次贷危机逐步形成。

二、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发展机遇

一直以来，美国号称以资本主义精神立国，号称有世界上最完备的监管和银行体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些方面，这不能不令人反思。同时，这次金融危机也使中国许多深层次问题很快地暴露出来，使我们能更清醒地意识到国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的缺陷，必须对症下药进行改革，从而把危机转化为发展机遇。

(一)促进房产地中介的结构升级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危机出现以后房地产业的低迷状态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小的震荡，怎样才能让我国的房地产业蓬勃发展起来?房地产中介在房地产经营和销售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危机出现之前．由于房地产中介的不断升温，使得房地产中介行业很难进行完整的结构升级。危机爆发之后，在房地产市场成熟的国家，中介成为房地产经营过程中最为活跃的环节。国外房地产中介机构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而且拥有相当厚实的经济实力和信息网络，为营造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对房地产中介公司态度冷淡，尽管已经有许多人介入到房地产中介工作，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扶持，房地产中介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中介结构升级带来了机遇。

首先，有些大型房地产中介可以联合中小型房地产中介共同发展。把一些中小型房地产中介不能受理的业务接收过来，将自身受理的小型业务交给他们，每笔业务按照业务量大小相互支付交换费．以促进中小型房地产中介的抗风险性，提高业务量和服务水平，对于大型房地产中介来说也是拓宽自身业务规模的好机会。

其次，部分大型房地产中介可以建立房屋装潢设计和房屋建材机构，推出以房屋销售、装修为一体的经营模式。吸引顾客眼球，让顾客感觉到与该房地产中介做业务的实惠、省心、放心，这种结构升级，对中介公司的未来决策和发展是一次机会。

最后，多数房地产中介可以趁机提高员工的素质，定期开办学习班，采用服务质量等级制淘汰低层次人员，引进专业水平高的人才，确保房地产中介具有开发房地产投资分析、房地产营销策划、法律咨询、营销顾问、房地产市场调查以及外立面、户型设计等的服务内容、质量和水平，从而提升中介公司的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加快旅游业的产业调整

国民经济运作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与否，国民经济的来源靠的正是各行各业的利税。不得不承认，国内旅游业对我国在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然而．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重创，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国内旅游业的不足。目前，我国旅游业应趁机加快产业调整，扩大产业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缩小与国外旅游业的差距，增强国内旅游业的实力。

首先，遵循“两重”原则，即重点培养、重点保护的原则。国家要有重点地培养每个城市的重要景点，多挖掘各城市的景点潜力，多在旅游衍生产品中下功夫，开发和创新旅游景点的经营模式，注重旅游景点的多元化设计。力争做好景点特色和人性化的配套发展。重点保护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严禁开发景点时出现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要通过每个旅游景点的资源和区域特征来吸引顾客。

其次．充分运用景点优势进行招商引资。各城市可以利用自身旅游景点和土特产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品牌，强化自主创业，吸引国内外开发商进行投资。浙江省安吉县旅游业招商引资第一人翁廷秀，很多人都觉得陌生，但是提到大溪农家乐和藏龙百瀑，多数人都会觉得如雷贯耳。她把大溪村从一个偏僻的山坳摇身变成如今拥有众多景点的旅游区．大溪村以世人不敢相信的方式创造了许多个“敢为天下先”，而翁廷秀正是“敢为天下先”的决策者。

(三)强化政府部门对股市的监管

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我国股市渐长。很难发现股市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危机产生以后直接给我国股市敲响警钟，尤其是政府部f-Jx~股市的监管环节非常薄弱，应侧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监管目标。在大多数投资者中，中小投资者往往是散户，在股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当某个股票的大庄家瞬间撤走所有资金时，会引发该股票直线下跌，股票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将受到较大的损害，他们的权益是最容易被漠视的。中小投资者在股票市场的地位虽然不高，但是他们也对股票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某只股票参与的散户较多．也能支撑起该股票的上涨趋势，反之，众多散户对某只股票进行资金逃离，会使该股票丧失应有的活力．如果该股票又属于“权重股”的话，甚至会拖累股市大盘。因此，加强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政府部门监管的重要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国家要不断完善股市制度，加强市场监督，恢复市场信心。一方面，我国股市是一个不成熟的新兴股市，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因股市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而产生的市场无序运行，例如，披露虚假信息、券商挪用资金等。要完善股市制度，加强市场监督，当务之急必须提高证券会的监管效率。证券会应该完善自身的人力资源配置，充分发挥监管人员对于某项领域的监管优势，采取对症下药的方式实行监管，监管方法应做到主动防御为主，多与司法机关协作查案，杜绝随心所欲、不依法办案的行为，提高监管效率，提升监管职能。另一方面，为了恢复市场信心，政府应大力倡导投资者用理性的态度看待股市，全方位、多途径、多角度教育和帮助投资者树立“股市有风险，人市需谨慎”的理念，在全社会尽可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一切有效手段，把理论教导真正渗透到投资者的实践生活中，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

(四)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的监管与法制建设

总结期货市场走过的l0多年的历程，从初创、探索、清理整顿、恢复性增长到现在的规范发展，虽然已经出台标志期货市场的法规框架，但是，我国期货市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金融危机对我国期货市场的严重打击，是之前无法预料和想象的。因此，必须抓住当前国内期货市场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借鉴美国期货市场的成功做法，进一步完善国内期货市场的监管与相应的法制建设，在乎稳中求发展，为我国股指期货的推出奠定基础。

首先。加强市场自律、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的协调运作。目前我国期货经营机构大部分隶属各地方政府、银行等．这些机构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在拓展业务时往往忽视市场自律。．因此，为确保期货市场健康发展，交易所可以从制定契约以自律着手，政府部门则主要通过相关法律规制加以监管为辅．确保监管、规制与自律的竞争性．形成市场自律、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三足鼎立的运作模式。

第6篇：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经济预测都不断调低各国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将下降0.5％到1.5％，其中发达国家将下降3％到3.5％。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将下降1.6％，世界贸易量将下降9％，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被看作是20世纪以来能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相比的大衰退，在许多方面其程度甚至更为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曾指出，近代以来一般经济衰退会持续12个月，随之出现的是至少持续5年的强劲反弹，但当前的形势却非常“罕见”，它很可能带来一个特别长和特别深的经济萎缩期，使衰退期持续两年的时间。大部分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才能出现复苏，而且其复苏过程还将是缓慢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有可能最先走出经济困境的国家，中国经济较早回升将影响世界经济较早走出衰退。

中国一季度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3.5％、5.3％和7.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1.3个百分点，1.2月，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7.3％。一季度GDP增长6.1％，比上一季度的6.8％又有所下降。而2008年全年GDP增长为9％。可以明显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多数国家进入衰退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下降明显。

不过，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6％(3月份增长30.3％)，加快2.7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4％，加快11.1个百分点。这表明，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已开始表现出来，投资力度大干上年同期，尤其是在农村方面增长特别明显。固定资产投资的效应至少在下半年发挥出来，使GDP增长步伐加快。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其中3月份同比增长15.9％，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家具类同比增长24.1％，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0.2％，汽车类增长11.1％。这表明，中国的社会消费仍然保持着稳定上升的状态。

一季度CPI同比下降0.6％，PPI同比下降4.6％。而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下降19.7％，进口下降30.9％，顺差同比增加209亿美元。可以看出，与世界经济衰退同步，CPI、PPI双双下降，进出口下降极为明显，中国经济下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造成的，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对于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国外媒体多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论。国外分析人士认为，消费者能否保持消费，私人部门是否开始投资是经济是否开始获得前进动力的两个关键，中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10年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但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刻。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更明显地显示其效果，或许带来至少两个季度的投资增长势头。不过，中国经济复苏是否能持续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有的分析指出，在近些年中国GDP增长中，外需的贡献占较大比重，甚至超过30％，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状况下，中国的经济复苏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从较大程度上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多依靠内需的模式是重要的，但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状况有许多评估。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衰退，只是增长速度放缓，下行压力大。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处在上升的大周期，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将帮助中国走上健康之路，人们评估，中国经济现时遇到的问题是，主要来自外部需求急剧收缩的冲击，导致经济减速，企业经营困难，失业增加，从而使经济结构性矛盾凸现。政府推出一揽子的刺激经济计划，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是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力求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全面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水平，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信心的。国务院4月15日常务会议下达了第三批中央投资，认为目前有30％的计划投资进入了经济，其余70％的投入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国内舆论认为，中国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推动经济走出低谷。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中国经济在目前面临的形势与2008年年中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08年7、8月时，国家提出的宏观调控任务是“一保一控”，即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首要任务。在中国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的形式下，人们已注意到经济增长有“过热”的倾向。因而国家已连续两年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投资、出口，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接近30％。2007年GDP增长11.7％，2008年上半年已降为10.4％。在2008年上半年，物价上涨曾成为关注的重心，外汇储备迅速增多，许多人热烈议论的是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泡沫”。那个时候，许多人还认为粮食价格、石油价格等至少在几年之内都会保持在高位运行。但是，2008年下半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引发，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最初，人们还认为危机会控制在金融领域，可能很快被克服，但危机不断扩展，并使各国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物价形势完全逆转。2009年的形势对中国来说，已不再是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而成为如何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力争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变动表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以来，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来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说，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时期。在1949年，中国的近代工业仅占全部经济的10％，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90％的贫穷国家，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强国，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借助国家的力量，有计划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的积累和支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乡村人口从1949年的90％左右下降为82％。1978年工业产值4,237亿元，其中重工业为2,411亿元，占56.9％，轻工业为1,826亿元，占43.1％。中国不仅有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这个时期，主要由于外国的封锁，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处于“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即使在1978年有所发展之后也仅占同期世界贸易额的0.78％。但是，这个时期建立起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从20世纪B0年代到20世纪末，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初期，起到了迅速聚集全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在转变生产关系、建立新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提高经济资源效率等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暴露出更多的缺陷和不足。中国从80年代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在80年代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逐渐形成，价格体制进行了改革，并在90年代期间，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经济显示出发展的活力，已有的现代工业体系获得不断的发展、提升、扩展，国民经济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迅速转化。中国在1964年三届人大上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任务，当时提出“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蓝图在1975年四届人大上重提，计划在1980年以前完成第一步，并在20世纪内完成第二步。实际上，1978年时，第一个目标已基本完成，而第二个目标则成为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在1992年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具体化为实现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00美元。这20年又分为前、后10年，前10年打好基础，后10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2000年中国GDP达到89,403.6亿元，按不变价格，比得1978年增长近6倍，在世界排名第六，中国人均收入7,078元，居民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巨大的，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28.1％、48.2％和21.4％，1998年分别为18％、49.2％和32.8％，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也分别从70.5％、18.3％和13％转变为49.8％、23.5％和26.7％。中国对外贸易状况反映着中国经济开放的发展。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1990年为1，155亿美元，2000年达到4，743亿美元。2000年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4％，进口额占世界进口额3.9％，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4.6％提高到2000年的2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相联系的，在这一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之后，中国经济才有条件，也必然与世界经济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从21世纪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发展战略的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与世界经济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是在与世界经济基本隔绝的条件下发生、演变的。即使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也受世界经济变动影响相对较小。但进入21世纪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种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了。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已在感受外来经济震荡的巨大影响，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已实际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这是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与世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在90年代后期发展为“世界工厂”，与东亚、东盟、欧盟、美国、澳大利亚、非洲等各地区、国家结成了程度不同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甚至形成由中美贸易连接的某种经济关系体。中国的对外贸易在21世纪以来更获飞速发展，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548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2.4倍。近几年来，对外贸易以两位数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30％以上。很明显，世界经济的兴衰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正是认识到了这种情况的变化，在2008年上半年以前，中国政府关注的是抑制经济的“过热”，并采取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结构、出口结构的转变。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对外贸易局势剧变，并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系列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干预措施。而这种情况也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

三、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状况：中国虽然在GDP总量上已占世界第三位，近年之内将会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会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但即使是这样，中国在21世纪中叶以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还很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40％左右，按每年城镇人口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到2030年，才可能达到60％以上，使城镇人口达70％甚至80％以上，即到21世纪中叶，才能讲中国最终完成了现代化。而且，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在今后要在世界经济总体的发展演变中进行，在与世界经济总体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中，世界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中国也将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这个基本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不过，中国完成现代化第三步的基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曾经历这样一种历程：在建立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时，经济发展严重缺乏建设所需资金，建设资金主要靠来自农业的积累以及中国工业自身的初步积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除了靠自身积累以外，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借助引进外资，设立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将越来越多的外部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积累资金的来源。也由于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吸收了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逐渐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国际生产、流通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得以顺利开始新的不断的调整。“中国制造”、或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格局被从多方面加以描述，比如“美国是主要消费国、中国是工厂、日本是零部件供应商”、“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更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迅速上升。2000年中国外汇储备1,655.7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万亿美元以上。1997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6万亿元，目前该余额在20万亿以上。中国已不再缺乏经济发展的资金，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有利的地位。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用已积累的资金用于创造国内需求，加快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调整政策，提出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其中1.5万亿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1万亿为汶川地震重点灾区重建；0.4万亿为民生工程；0.37万亿为农村民生工程；0.37万亿用于调整产业结构与技术改造；0.21万亿进行节能、减排、生态建设；0.15万亿用于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国家还扩大财政9,500亿元，新增贷款5,000亿元，以促进企业投资、拉动居民消费，中央财政投入420亿元用于促进就业，投入1,461亿元用于推动科技创新。中央计划3年投入8，500亿元用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投入2,930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基金，投入7,161亿元用于“三农”建设。中国政府可以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拿出巨额资金刺激国内需求，表明中国有能力在外部需求急剧缩减的情况下，用加快国内建设、创造国内需求的方式抵御外部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稳定。

国内外对中国一季度及中国经济今后走势的评估虽有差别，但总体上是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主要是受到冲击，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在2009年下半年将率先复苏等观点是大体上符合现实的，或很可能是会得到验证的。在这里，关键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继续发展的足够的空间。第一，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中西部发展，以及这些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展构成中国巨大的投资需求。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4.5个百分点，主要是外部需求减少引发的，外部需求的减少在中国可以由内部需求弥补。中国4万亿投资计划中基础设施部分是把原计划将来做的事提前拿到当前来做。这可以保证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高的水平上。中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中有用于关于医保、社保的改革部分，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将改进居民的消费结构，从而在现仍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上更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已包含了经济发展的许多内容，包括不断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大空间。

第二，中国较为全面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近百年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在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时，都强调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的设想已经成为了现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可能在经济上单一发展，不可能依赖于任何他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有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了不断创新的基础，就有了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的适应性，从而使经济发展有可能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得益于这个基础，中国在受到外部需求冲击必须进行调整时，也将得益于这个基础。中国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中关于支持十大产业、推动科教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进行节能、减排及生态建设等内容，都因为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能提出，也才可能进行。

刺激经济的投入在近期内会发生效益，而通过改革转变增长方式则是在长期中才能逐渐见效的。克服眼前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保证2009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是有很大可能实现的。但克服这一轮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过程中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在转变增长方式上获得新的进步就将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在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进展。在与世界经济处于密切关系的条件下，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变化，通过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改革经济体制，在国家新型的计划和调节下，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走向。

第7篇：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迅速席卷全球，企业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国内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竞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拥有高水平的竞争力和组织效能以及通过降低成本取得成功的企业，在经济危机来临之际彰显出独特的竞争优势，这些企业抓住其他企业倒闭的机会及时引进优秀人才，探索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以积极应对经济危机对企业的冲击。

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应用，使知识成为企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企业竞争的焦点从对自然资源和现实资本的获得，转向获取各种知识和智力创新成果，竞争的成败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资源的有效配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能否建立一支真正高素质的知识团队。这就要求企业拥有不断更新产品和服务的优秀人才，以及创新、多能、灵敏的员工队伍，人力资源作为企业资源的战略重要性明显地突出。

人的需求与价值观趋向多元化，对人的管理变得更复杂。这使企业高层经营管理者认识到，追求成功最关键的不在于调整战略或重整组织，而在于改变员工的行为。大多数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有效性，已经成为了促进企业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战略性因素。

二、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涵义及其特征

（一）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涵义

1981年戴瓦纳在《人力资源管理：一个战略观》一文中提出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1984年比尔等人的《管理人力资本》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人力资源管理向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飞跃。Wright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定义为“为使企业达成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有计划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人力资源部署和管理行为”。这个定义具体包括以下内涵：

一是不可替代性，将人力资源视为获取竞争优势的首要资源。

二是系统性，强调通过人力资源的规划、政策及管理实践达到获取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源配置。

三是战略性，强调人力资源与组织战略的匹配与契合。

四是目标性，强调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目的是实现组织目标，提高组织的绩效。

（二）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指导思想

同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相比，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有着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全新的指导思想。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以成本导向作为其指导思想，工作的重点是尽量降低人力成本，精简人事经费，它的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员工最终只会是消耗的成本，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很多时候是冲突的。现代企业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强调以顾客服务为工作导向，这里的顾客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具体来讲，既包括公司内部的战略划部门、业务部门的直线管理人员以及普通员工，也包括公司的客户和市场，其产品因顾客的不同而不同——满足业务部门直线管理人员要求的“产品”是高素质的员工；企业战略规划部门期望的“产品”则是战略规划过程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和建议，以及执行战略规划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给予的支持，员工期望的“产品”则是理想的报酬、完善的福利计划、公平的晋升以及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等。

（三）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特征

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战略性。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和企业战略紧密结合是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核心特征，其战略性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现代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顾客服务为导向；二是在战略目标上，现代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的目标管理；三是在战略范围上，现代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全员参与”的民主管理；四是在战略措施上，现代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运用“系统化科学和人文艺术”的权变管理。

2、匹配性。战略匹配是战略性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关键，企业要通过战略整合来保持企业战略和人力资源成本战略的一致性。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与组织经营战略互动的管理系统。必须与“组织的战略”及“战略需求”相统一。

3、目标性。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改善经营业绩、促进变革与灵活性的目的，而将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与战略目标联结在一起。指如何利用战略性人力资源成本信息进行战略选择，以及不同战略选择下如何组织人力资源成本管理。

综上可知，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基于人力资源重要性的提升，是基于人力资源作为企业战略性资源、竞争优势的源泉而提出的。它的本质集中体现在战略性上。战略性与灵活性是其核心，战略性是其本质与基础。匹配性是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关键，是战略性的保障。都共同服务于提高组织绩效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目标，即体现其目标性。

三、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模型

（一）战略形成阶段

1、确定使命。在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中，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制定主体只有充分认识组织使命、员工使命，所制定的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方案才能够有效地协调人力资源活动和组织活动，保证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实施能够促进组织实现其组织使命和员工使命。

2、建立理想目标。企业应根据长期的盈利计划；市场战略价格和现实生产环境的考虑进行人力资源的配置，从满足顾客需要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两个立足点对人力资源的构造展开目标成本分析，设定理想目标而不仅是合理的目标。

3、实施外部和内部分析。外部分析的目的在于确认有限的可以使企业受益的机会和企业应当回避的威胁，通过内部分析则可明确企业在人力资源领域方面具有优势和弱点。实施外部内部分析是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至关重要的一环，内容包括：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

4、战略选择。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顾客的特性、需求及其在市场上的服务，以确定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基点。

（二）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执行阶段

成功的战略制定并不能保证成功的战略执行，战略执行主要是一种行动过程，在行动中管理和运用力量需要具备执行战略能力的人力资源、特殊的激励和领导技能以对众多员工进行协调、关注效率的提高。该阶段最重要的管理问题包括：人力资源需要、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人力资源能力、人力资源行为。

（三）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评价

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决策会对企业产生显著和持久的影响，错误的决策会给企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而及时的评价可以使管理者对潜在问题防患于未然。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评价包括3项基本活动：考察企业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战略的内在基础；度量企业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与企业绩效；采取纠正性措施。

四、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现代企业应推行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新理念，引进、吸收和创新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方法，积极构建现代企业应具备的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模式，以应对当下金融危机带来而生存困境，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生存力。

（一）更新观念

采取适当的方法与途径，全面导入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观念企业可通过咨询、学习、培训、宣传等各种途径使全体员工认识到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强化成本观念与成本意识，这是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发挥作用的前提。而我国大部分企业在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还仅仅是处在人事管理阶段或仅限于事务性的人力资源管理阶段，仅凭个别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去制定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现代企业最重要的任务是更新观念，确立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思想。只有确立了指导思想，才有可能用思想指导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实践，才有可能提高企业的绩效，取得企业竞争优势。

（二）采用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应采取消化、吸收、利用、改进创新、再总结、再利用的策略

任何一项管理实践或管理理论均是在一定的情景和环境背景下产生的。那么采用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理论时应消化吸收其理论，弄懂该理论的适用背景、含义及如何操作，结合企业实际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解决措施。当然重要的是要不断总结经验，以利于企业以后的管理实践。

（三）关键是尽快采取具体措施，落实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

1、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改进企业的组织结构，获得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所需要的信息技术和组织保证。只有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才能对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所需的大量信息随时进行分析和处理。另外，企业应顺应组织形式扁平化的趋势，注重沟通和合作，并以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基础来进行学习型组织设计，组建动态的项目团队，以使涉及到各部门和人员的战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得以协调、有效地进行。

第8篇：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笔者通过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些经验，就企业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一套可行的人力资源策略作 了详细的阐述。 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新经济的最大特征是人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创造力成为企业核心的发展力，这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无可争议的真理。谁拥有最多最强的人才 ，谁就是市场的胜者；微软、思科、联想、宝钢等，哪一家不是拥有数千名高级技术开发或管理人才。但对于这些人 ，也最令企业管理者头疼。你给他高薪甚至股权，他也照样跳槽。这些现象越来越成为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笔者通过在公司多年的工作阅历，经过和一些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招聘人员、被招聘大学生交流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受到了企业的机制、管理者风格、企业文化、人才的物质、心理需求的变化、薪酬模式、技术快速更新等一系列企业内部管理 、外部环境等方面影响而产生变化。我们的企业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一套可行性人力资源策略呢?笔者将 自己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些经验做一阐述，与大家探讨。 1 了解人才 浮躁 ，可能是目前许多老总们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有一部分大学生在求职时或刚刚开始工作时，自己还没有为公司作出什么贡献前，就先提出高薪，还要求宽松的工作环境、弹性的工作时间等等一系列要求；而且有一部分大学生频繁地跳槽，有时仅仅为了新公司比现在公司多几百元工资而已；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当今的大学毕业生在简历中夸大专业技能，或者编造经历甚至伪造学历；比如说了解某种技能就敢说精通，参与过某个项目就说敢是项目负责人。这些现象，使得老总们认为当今的大学毕业生过于浮躁。但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当今人才的主流；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是时代的变迁。新经济时代改变的不仅仅是经济模式，它还改变着人们选择职业的态度和价值观。当今大学生选择职业的态度代表了新经济的价值取向。 经过和很多在公司工作的大学生交往，我认为，当今大学生的想法是：首先，人才认为自己的知识就能创造财富 ，获取薪水是应该和创造财富成正比；第二，人才关心企业的发展前景是否符合职业生涯发展、团队是否融合、企业文化是否接近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有必要先了解再下决定，多选几家很有必要。第三，技术不断更新给人才带来压力，他们不得不随时充实自己以免被淘汰，为此所付出的学习成本和精神压力应有所回报；第四，年轻就是资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追求利益最大化，要在4|D岁前获得可靠的物质保证。第六、人才对人才市场的供需需求、薪酬模式有了大致的了解，同时，信息的透明化也使得人才与企业在商谈待遇等问题上处于知己知彼的平等位置。 企业中大学生的离职期往往会呈现出“二三二”的特性。“刚到公司两个星期是一个危险期。员工在新环境下，往往会不熟悉、不适应。如果不给他明确职责角色，很容易造成人员的流失。3个月后是第二个危险期，这时员工对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同等职责的技术人员也有了解，如果在工作范围、薪资回报中不能进行合理的调整，也会形成流失。而两年是一个疲劳期，如果在两年的时间里，员工仍然得不到发展，工作也没有进步和变化，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笔者认为要特别注意这 3个危险期。每个企业都有一个人才流动的比率 ，在这个比率之内的适当流动，会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是超过这个比率，就会给企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无法形成稳定的企业文化，使企业的团队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人心不稳，也会给后来者形成一种不安全的心理，这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人才流动是件好事，活水才有生命力。人员流动可带来技术上的交流。但流动一定要有度，否则不但给企业造成损失，对个人的发展也同样会带来不利。

第9篇：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长波；货币供给；经济危机；金融体系

自2007年初美国爆发以“次贷危机”为契机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它的解释更是林林总总。这些解释各有道理，大多是“次贷”风波的直接原因，如过度的货币供给、宽松的货币监管、过高的消费率等；其中有严谨的理论基础、且逻辑分析与历史进程能够做到一致的成果则难以见到。

实际上，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看，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是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了二战后的第二次长波跋涉，为应付巨大有效需求产生的巨额货币供给要求，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重构；巨大货币供给推动资本收益和资产价格的不断提高，从而将世界性的资源吸收到美国经济体系中，正是这种长波扩张与货币供给的相互加强，促使美国经济实现了20多年的繁荣，增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但随着长波转换的逐渐完成，内部的有效需求动力逐渐衰竭，外部的竞争压力则逐渐加强，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金融体系所创造的巨量货币供给，在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中，就只能转向以“次贷”为主的领域。随着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及其利润率的下降，各种以利润为基础的高杠杆的资产价格必然会快速下降，由此导致以金融危机为导火线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这是美国经济运行到长波顶峰后的一种间隙性调整，也是美国经济告别快速增长而进入一个动荡性波动时期的标志，由此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将逐渐弱化，欧洲、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作用则会不断加强。但因为以“次贷危机”为借鉴的金融体系的重建会极大弱化金融创新活动，货币供给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时期，所以动力机制会减弱，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至少10多年的相对低速增长时期。

一、从长波运动看美国经济危机

1长波转换机制

所谓长波，是指时间约为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种周期，是由基础性产业或主导性产业与非主导性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运动所引起的。在长波下降期，随着非主导性产业的增长，原来推动长波上升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会出现供给短缺和技术性质满足不了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同时这些产业投资回收形成的货币沉淀，使得非主导性产业陷入一种日益不利的境地。但这种对非主导性产业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对基础性产业来说却是极其有利的。因为产品短缺产生的高价格和投入品相对过剩出现的低价格，使它们处在高收入与低成本带来的高利润率这种极其有利的地位，进而会诱使社会在这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基于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和创新所进行的巨大投资，就会推动整个经济不断扩张。作为技术创新国来说，这种有效需求更加强大。因为它不仅要满足国内产业及其消费对这些创新产品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在这个期间，供给不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种巨大的有效需求成为长波上升阶段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虽然会发生因投资转换而出现短暂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因结构失衡而产生的衰退，但因有巨大和持续的有效需求推动，因此衰退的幅度较轻，时间也较短，所以该期间的朱格拉周期时间长。

当基础性或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相对衰竭，但它也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因为市场经济的投资都是矫枉过正的，当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投资完成后，其产品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逆转，即会由原来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会不断下降，而投入品价格则会因短缺而上升，所以利润率会在价格下降与成本上升的不利夹击中下降。但这种对它们来说不利的局面，却会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因为主导产品价格的下降，会明显降低非主导产品的成本，非主导产品利润率会因此提高。在利润率提高的作用下，它们会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进行扩张性投资。这种投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前者投资下降产生的对宏观经济的抑制作用，使宏观经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这是经济长波在到达顶点后能够维持约10年的主要原因。

同样，这种投资也是矫枉过正的，即会超过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供给，由此使它们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因此后者的利润率又会开始上升。然而，基础性产业的特点，却决定了在相当时间内它们并不会进行相应的以扩大供给为目的的投资。因为，这些产业的技术这时已显的陈旧，旧技术上的更新或扩张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即使技术取得一定突破，巨大存量资本的贬值风险也会阻止新技术的有效利用，该产业的垄断性质更是会强化这种作用。所以，尽管利润率不断提高，但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时，整个宏观经济就会在高利润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受技术和垄断限制无法进行投资、非主导性产业在成本提高与收入减少下发生衰退的共同作用下走上衰退之路。

随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技术的日益落后和供给的短缺，这方面技术创新的利益诱惑也就越大，为此会促使各方进行旨在更新原有产业或者是替代原有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竞争，这些行业的高利润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旦创新技术完成并趋成熟，基础性产业的更新或替代也就开始，新的一轮长波也就出现了。

2美国的长波运动

从长波过程看，当前发生的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过程中到达高峰时的一种调整，是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下降的一种自然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基础性产业和非主导性产业更新的完成，美国经济进入长期投资的回收过程。在长波机制的作用下，大量产业和资本向外转移，整个经济由此陷入相对衰退状态，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美国进行了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为主导的技术创新，经历10多年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突破并进入大规模运用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约1983年前后)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二战后的又一次长波。

为完成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更新和创新投资。同时，作为技术创新国，美国的创新产业不仅要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其他国家基于同样目标的需要。巨大的需求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间还出现了历史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朱格拉周期，并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储蓄，美国由原来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变为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美国自然也由此成为该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经过约20年的持续增长，美国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大致在21世纪初(具体时间约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新长波中的更新，由此来自这方面的需求不断减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产生的投资规模减少并不会立即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这是因为基础性和主导产业的超前发展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旧长波中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被彻底打破，由此它们会在成本下降和社会需求增长的有利环境下进行竞争性的投资。这种投资，在一定范围内甚至能够抵消前者因投资下降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继续推动宏观经济增长。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目前美国正处在这个过程的中后期。

不过，随着非主导性产业投资的进行及其完成，尤其是随着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散，美国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会向着日益恶化的方向转变。如在内部，随着产业更新的逐渐完成，有效需求在不断减少；外部i随技术的日渐成熟和扩散，国外创新产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它们会因为更低的成本而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因此不仅侵蚀原来由美国垄断的海外市场，而且会反过来蚕食美国的国内市场，由此产生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只是在金融创新活动日益深化而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的惯性作用下，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和对海外资金的巨大吸引而得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但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的。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以其为基础的各种资产价格会受到强力抑制。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而使得以房地产等为主的各种资产价格变化发生逆转，许多人因此无法偿还贷款的结果。

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整个经济表现，与二战后到60年代的经济情况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两者非常相似(高峰，2002)。上一次长波，即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的这次长周期，长波的快速爬升期应该在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但由于二战影响，这个爬升期延迟到60年代，除了1954年与1958年两次短暂的绝对衰退外，大部分时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在1961年2月至1969年12月，曾出现了106个月的繁荣期。如果以绝对增长率小于零为标准，那么该周期是从1958年开始到1970年结束，时间跨度为12年。进入70年代后，美国经济开始进入长波衰退期，周期频率加大，这个时期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滞胀期”。经过10多年的调整，美国经济从1983年前后开始进入以信息、生物和新材料等技术革命为主的新长波，为完成长波转换所需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及实现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需求，美国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快速增长，如除了在1991年出现短暂而轻微的衰退外，从1981年到2001年实现了稳定快速的增长，在1992年至2001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持续120个月的繁荣期，这在整个西方世界是独树一帜的，由此使美国在滞胀阶段衰落的地位和竞争力重新得到恢复和加强。

从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看，最近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运行中到达顶点而发生转折的一种自然过程。它表示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在新长波中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并且非主导性产业在长波中的技术更新也进行了多年，因此已进人长波平稳阶段的中后期。目前发生的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是该过程进行重大调整的一种先兆，它表示美国经济在完成一个新的朱格拉周期后，将进入长波的衰退期，因此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不断减缓。

二、货币供给角度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这是造成危机总以货币或金融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要原因。所以，市场经济的变动要得到说明，就必须从货币供给角度得到证明。从某种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新增利润等于货币供给的增长(柳欣，2003)。因此，保持货币供给量的较快增长，不仅能够给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能够推动经济较快增长。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主要是内生的。这是因为，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它的数量必然会随着财富价值的变动而改变，这种关系在实物货币时代，如黄金货币时期是非常清楚的。在现代，虽然信用货币取代了实物货币，但货币供给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财富与货币的界限是极其模糊的，其中的差异仅仅是流动性的大小。

正因为实际财富与货币供给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当信用货币取代商品货币后并不改变这种关系。如当今货币发行主体的商业银行，是以资产抵押来发行货币的，这必然使得货币的发行量与社会财富的变化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这种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货币供给系统，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是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负债，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和企业的金融资产；银行的资产，则主要对应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而企业和家庭负债，在资产抵押的货币供给关系中，对应的必然是实际的资产。这种内在联系，使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银行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多发行了货币(可以获得更多的借贷利息差收益)。假设这些新增货币都以贷款的形式投放给了企业，那么就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还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同时也会提高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或者说会降低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我们知道，前者的提高，也就是银行资产风险的放大；后者的提高，则是银行债权人即银行储户资产风险的增加。储户为降低风险，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银行转移资金；银行为降低风险，则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企业回收资金。所以，这种关系会使市场经济的货币供给保持与社会储蓄(经济增长)、企业资产(利润)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低于个人储蓄和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在收益与风险的相互关系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扩张信贷；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快于个人储蓄与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放大，在同样的机制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收缩信贷，因此减少货币供给。

然而，这里的一个矛盾是：不追加货币供给，就不能保证企业还本付息，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净利润，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可能；追加货币供给，则会不断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放大信贷风险，最终会导致银行体系的瓦解。这种机制，使得银行体系总是处在扩张信贷与收缩信贷的矛盾之中。

不过，尽管有这种关系，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资产价格的基础上，货币供给仍然会出现不以人们意志决定的周期性波动。如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随着利润率的提高，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由此明显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促使银行大量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长，会进一步提高平均利润率和资产价格，由此反过来会促进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货币供给、利润率与资产价格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促进和加强的机制。在这种机制及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下，为争夺其中的利益，各商业银行会竞相进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竞争。随着货币供给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中抑制机制的力量会不断加强，如企业与银行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提高，由此放大金融风险；同时实体经济中的利润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扩张到一定阶段而下降(消费倾向会下降、净出口会减少、财政净支出也会下降等，由此使企业的总收入相对于总支出而下降)，由此抑制资产价格的上升。一旦利润率开始下降以及资产价格上升的速度减缓或下降，信用风险就会显现。这时，各银行为避免损失进行的回笼信贷的竞争，会演变成整个行业系统的极端无理。因为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整个银行体系要保证信贷的还本付息，就必须追加货币供给，如果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或回收信贷，那么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整个银行体系的亏损甚至崩溃。但在竞争性的体系中，这种结果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信用风险一旦发生，市场上原有的大量货币供给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原因。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利润率与资产价格就会进一步下降，宏观经济也会因此步入衰退。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减少货币供给。所以此时，如同扩张性相互加强一样，它们之间的衰退也会相互加强。

2货币供给体系性质因经济需要而不同

虽说市场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但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却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需要决定的，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对货币供给体系性质的要求是不同的。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是指对于一个社会的货币供给体系(其中主要是银行体系)，法律对它的管制是否严格，银行体系是否由政府经营或由政府控制，政府是否对银行的资金投向进行干预，是否对银行的负债进行担保，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是否进行援救并且承担亏损等。银行体系的健全程度，主要指银行体系的制度建设是否完善，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是否严格，银行的自有资本是否充足，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从而预算约束的程度是大是小等内容，其中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是银行制度是否健全的最主要标志。

一般而论，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与货币供给量密切相关，即货币供给体系越不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多；货币供给体系越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少。因为，银行体系不健全，为追求更大的个别利益，银行就会突破道德风险和制度的约束而发行更多的货币供给；较为健全的银行体系，由于有较严格的制度和道德风险约束，因此货币供给量会受到较大限制。所以说，货币供给量与银行体系性质密切相关。由此可以看到，除非有较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输入或输出，一般地说，货币供给增长较快的社会，都是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不健全的国家，如我国、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前的东南亚各国、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新长波以来的美国等；而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为健全的社会，如泡沫经济后的日本等，货币供给量则较小。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经济体系会创造出与自身需要相一致的货币供给。即当经济发展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时，往往会出现较不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而当经济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时，则会出现更加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如日本，从二战后到泡沫经济破灭时，由于要完成工业化和超越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因此出现了预算约束极其宽松的银行体系；当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从而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量，它的货币供给体系也就趋向健全，这是日本在“次贷风波”中受冲击影响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说明，健全的金融体系与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杨文进，2006)。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能够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但却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较不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有可能促使经济较快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但却会带来经济的剧烈波动，金融体系本身也会遭受周期性的繁荣与崩溃。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关系，是对人类智慧的重大考验。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成熟。

3美国的长波转换与货币供给体系的重新构建

上面讲到，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说明，就不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样必须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证明。

美国经济进入新的长波后，需要大量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改革。我们知道，“金融创新”的实质就是规避法律管制而创造更多货币供给，或者说，金融创新就是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行为。正是在不断深化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大量的货币供给或流动性被创造出来，满足了美国经济长期扩张的需要，使得美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种情况与西欧、日本等形成明显对比。正是这种能够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金融体系，保证了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美国获取了巨大的国家利益。

货币供给不仅与经济增长相联系，而且与资本利润相联系；资本利润则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资产价格又与内生性的货币供给相联系。所以，货币供给、经济增长、收益增加和资产价格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的作用(反过来也存在着相互收缩的作用)。这种情况说明，只要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允许，经济一旦增长，它就会内生出自身所需要的更多的货币供给。

较高的资产收益和快速的资产增殖，不仅会内生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且会将那些资产收益较低国家的资金吸入美国，进一步强化货币供给的力量，同时也保证了美国资本的高收益。如在20世纪90年代，除美国外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利润率都处在下降阶段，而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却在不断增长(罗伯特·布伦纳，2003)，由此成为吸引那些增长较慢国家资金的蓄水池。如进入长波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世界新增储蓄的70％多，由此使得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资本净输出国变为资本净输入国。如到2007年，美国在国外的净资产为-24420亿美元。如果没有世界各地持续涌入的大量资本，美国经济要保持长达20多年的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显然，如此巨大的资金输入，必然会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扩张和资产价格的上涨，这种扩张又会带来更多的资本输入，从而带来更大的货币供给。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货币供给增长较快国家的汇率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现象(杨文进，2006)。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更是资本。资本的价值是由它所能带来的收益决定的，较快的货币供给，意味着较大的资本收益，所以该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就较大。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慢于美国，因此日元对美元的相对价值也在不断下降。

4超量货币供给的结果一定是金融危机

金融创新活动增加的货币供给，虽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如上面讲到的那样，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金融危机。一旦经济体系提供的新增利润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货币供给获得一定量利润的需要，货币供给增加的过程就会停止。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资产贬值、经济衰退的相互作用过程就会开始。

随着主导性和基础性产业更新在经济长波中的逐渐完成，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需求会逐渐下降，但在资产价格上升和国外资金涌入的背景下，货币供给却以更大的规模创造出来，为使这些资金得到利用以维持金融体系的利益，金融创新过程的深化也就不可避免。

根据银行与企业之间对应的资产负债关系，新增的货币供给形成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因此，一个社会新增的货币供给越多，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规模也越大(资产负债率也越高)。因此需要向银行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如果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货币供给增长量的话，那么必然会出现企业收入的增长慢于利息支出的情况，这是造成经济繁荣阶段企业效益下降与银行效益上升的矛盾现象、并最终引发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在金融资本侵蚀实体经济利润的情况下，要保证货币供给的规模不减少并维持金融资本的利益，提高货币资本的利用效率就必不可少，除了不断提高金融资产的杠杆率之外，信贷资本配置的高风险化，或者说低劣化也就不可避免。如在资金供给相对短缺时，资金供给的对象必然是那些资信质量最好的客户；随着货币供给的宽松，资金供给会向中等的客户扩张；当这些客户的资金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仍然有大量需要被利用的资金时，在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作用下，金融机构会身不由己地将大量的过剩资金投放到低质量客户身上。这种做法也是金融机构取得更大利润的一种手段。因为，借贷者的质量越低，所需支付的利率就越高，所以，金融机构一定量信贷获得的利润就越多。自然，对低等级借贷者的放贷，除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需要外，还与金融机构对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良好预期有关。实际上，对那些资信质量差的客户发放信贷，并不是因为银行相信他们能够以自身的收入来偿还贷款，而是来自于银行相信这些贷款抵押品的价格会不断上升，由此能够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将风险转嫁出去。只要资产价格处于上升通道中，即使银行知道一些劣质客户最终会因信用违约而不能偿还信贷，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会迫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向他们发放信贷，否则就会出现效益下降而竞争力降低的现象。

然而，以资产价格上升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随着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下降和金融利润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在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中贬值，货币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同时，在货币供给的持续增长中，银行、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上升，信用风险不断积累，当其超过一定程度时，避免风险所产生的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强利润的减少和资产的贬值。这时，货币供给减少、资产价格贬值、资本收益下降、经济衰退之间就会相互加强，原来市场上泛滥的货币供给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由此信用危机发生并进而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三、国际竞争关系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长波运行到一定阶段和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际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

1长波位置与国际相对竞争力

长波运行不仅决定一国经济运行状况及趋势，而且决定了各国之间的相对竞争力及其变化。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它们之间同一时期所处的长波位置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处在不同技术水平的长波之间。各国之间在长波中的不同位置，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在同一时期的相对经济地位，但在长波的运动过程中，这种相对关系会不断改变。

一般地说，在同一长波中，技术领先国在后进国还没有全面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的上升时期，其在国际上的绝对和相对经济地位都会不断提高。与此相比，后进或较后进国家的传统产业，因受到需求结构变动和更后进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竞争而会相对衰落，先进产业则因技术相对落后而竞争不过技术领先国(如美国)而萎靡不振，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慢于技术领先国。但随着这些先进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由此较后进国家逐渐掌握而全面进入新长波后，技术领先国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就会因此不断下降，经济扩张的势头就会不断地被削弱。这说明，如果一国在新长波中越早取得相对与绝对的竞争优势，那么它同样会最早进入衰退过程；与此相反，进入新长波越迟的国家，则会在长波的衰退期中取得日益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相对竞争力的大小由成本的高低决定，成本高低则与绝对发展水平成正比，所以相对竞争优势与国家的绝对发展水平成反比。这说明，随着长波的演进，处在同一长波，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其相对竞争力越高。使发达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的另一个因素是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转换，存量资本巨大，这使得许多在此过程中取得的最新技术，由于它们的使用会导致存量资本的巨大损失而被排斥，必须转移到不存在这种损失或损失很小的后进国家使用，这正如美国在20世纪60-70年明的许多新技术首先被日本使用一样。这样，在与后进国家的竞争中，先进国家既不存在技术上的优势，生产成本又比后者高，所以在竞争中会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与此对应，也就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绝对与相对地位在不断下降。

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意味着另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当技术创新国在上面所讲原因的作用下衰退时，那些技术上比其后进一些的国家，会因相同甚至更优越的技术和更低的成本、从而更强的竞争力而取代它们原来的地位，这正如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一样。但如同被后者取代的技术创新国的情况一样，它们也不会长期处在这个位置。因为随着经济扩张，生产成本会不断上升，它们对先进国家的相对优势会不断丧失；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比其落后一些的国家，会如同它当年取代技术创新国的竞争力领先地位一样取代它的领先地位——这些国家在成本和技术方面都更具有竞争力，这正如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的东南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到一定阶段，这些比技术创新国落后而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会在后进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相对衰退。只要新的长波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转换。

这个过程说明，在同一长波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绝对与相对竞争力，从而国家间的相对地位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在长波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成正比，即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会在长波的初期甚至中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后期这种优势会不断消失，后进国家的竞争优势则会不断加强。

2长波相对位置与美国的经济危机

美国当前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长波关系决定的美国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决定的，或者说是国际竞争及其利益分配变化的结果。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经济相对衰退，西欧相对加强，日本经济则强势崛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然而，进入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逆转，美国经济强势崛起，西欧经济不温不火，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种情况直到进入新千年后才逐渐改观。西欧经济持续增长，日本经济的增长强度虽然不是很猛烈，但持续增长的时间却是战后以来最长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80-90年代以来它们与美国之间的非对称现象。

西欧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经济力量或竞争力相对变化的情况，从它们之间汇率的变化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如从1999年欧元开始使用到2002年，处于持续贬值之中(由发行时的l欧元兑1.174美元，贬值到2002年1月的0.8115美元)，此后持续升值，并在2008年8月达到最高时的1欧元兑1.6美元，升值率接近100％；日元兑美元的情况与此类似，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贬值，到2002年1月100日元兑0.74美元，然后持续升值，到2008底已升值到兑1.1美元，升值率达48.6％。在此过程中，美元对其他国家如“金砖四国”和海湾国家货币的汇率也处在持续下降之中，由此反映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相对竞争力的变化。

汇率的这种变化，反映的不仅是相对竞争力的变化，而且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原来长期向美国倾斜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渐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日本、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上游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国等倾斜。如前面讲到的，20世纪80-90年代，在美国平均利润率上升时期，西欧和日本的平均利润率则处在下降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西欧和日本的资本利润率明显提高，而美国的资本平均利润率则呈下降趋势。正是这种竞争力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使得进入新千年以来的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在美国经济与其他长波追随者之间相对竞争力此消彼长及其引起的利益分配调整过程中，还伴随着另一种重大的国际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尤其是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经济的强势扩张，初级产品已由原来的相对过剩变为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如石油价格由20世纪80年代的每桶20多美元，上涨到2008年最高时的147美元，其他各种有色金属、铁矿石的价格，近几年都上涨了数倍，由此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日益向资源国转移。由于初级产品的供给难以在短期内调整，因此它们的短缺，会像瓶颈那样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价格的持续上升则会从动力机制方面抑制世界经济增长。所以，当初级产品的供给短缺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价格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就达到了顶点。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说必然更加突出。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产品和能源的消耗国与进口国，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不仅极大地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且极大地降低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力。

显然，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相对竞争力必然会不断减弱。这种减弱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以及资本价格上升速度的减缓，不仅会阻碍国际资本的输入，而且会促使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产生的货币供给减少，迫使银行收缩信贷，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下降等就会相互加强而引发经济危机。

四、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到一定阶段，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每次经济危机为何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供给的变化则是建立在资产价格变化的基础上，而资产价格又以(实体经济的)资本的收益率为基础，资本收益率则又建立在货币供给基础上，所以市场经济体中的经济危机必然要以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基础上，资本收益率的变化是先于宏观经济变化的，也就是随着经济高涨，在成本推进(要素和上游产品供给短缺而使价格上升)和收益相对减少(收入增加导致消费倾向下降、财政盈余增加、外贸逆差增加等)的情况下，资本利润率会由升转降，而宏观经济总量则会在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中继续扩张(杨文进，2006)。一定范围内，利润率下降速度越快，各资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就越需要通过扩张来应对竞争，所以，宏观经济会在微观效益下降中继续扩张。但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随着资本收益的下降，各项资产的价格会下降，由此引起货币供给减少。正是这种机制，决定了股市要先于宏观经济衰退。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会强化资本收益的减少而促使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由此导致以资产为抵押的信贷出现违约而引发金融危机。所以说，经济危机虽然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但核心内容则是实体经济出现了问题，是其中的利益分配重心向要素所有者和上游产品供给者倾斜，导致有效需求和资本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显然，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它就会反过来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这种伤害，除通过财富效应产生的消费需求减少和(托宾)“q效应”导致的投资减少外，最严重的还是来自货币供给突然大幅度减少所引起的整个经济体系的紊乱。这时，货币成为“唯一”的财富，然而在这个最需要货币的时候，大量的货币供给却因信用体系的崩溃而在一夜之间消失，如银行因巨大的坏账损失而处在头寸极端紧张甚至倒闭的风险中，回笼货币成为它们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商业信用和企业信用同样会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和日趋紧张的市场环境而萎缩。显然，有效需求的萎缩和信用的紧缩，必然会迫使大量企业缩减生产与投资，甚至促使大量企业倒闭。企业倒闭引起的不断扩大的银行坏账和资产贬值等，则会强化整个信用的收缩，从而进一步损害实体经济。由此，局部的金融危机也就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五、美国危机到世界危机——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振荡

在“次贷危机”发生初期，人们曾设想，该危机仅仅局限于美国和金融领域；到2008年中期，危机甚至有缓解的迹象，有人认为，危机已告一段落；然而2008年9月以来，危机却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不仅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实体经济更如自由落体般坠落。这种情况，是1929年大危机后未曾见到过的。如二战后，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多次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但并没有转化成像今天这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

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较大，显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世界经济的变化方向，就是由其中占绝对比重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运动方向支配的，而美国又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美国经济的衰退必然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二战以来，美国也曾经发生多次严重的衰退，但却没有引发世界性的严重经济衰退；更主要的是，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实体经济的衰退时间却是后于西欧和日本，程度也更轻，说明当前发生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并不完全是由美国经济的变化所引起的。

美国金融危机而使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重大冲击，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上面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70％以上的世界新增储蓄，其中的大部分是通过私人金融体系实现的，金融危机后，致使其中的相当部分成为坏账，由此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冲击，进而产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说明，美国对世界储蓄无节制的吸纳与高度开放的世界金融体系，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化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金融危机却并不一定转化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如20世纪90年生的日本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都曾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但却没有转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其他方面。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这次危机之前，世界经济之所以没有再出现二战前那种世界l生的大萧条，缘于二战对各国破坏程度的不同，从而打乱了原来相对同步性的周期活动，使它们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反向运动，即当美国经济高涨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相对疲软；而西欧和日本经济相对强势时，美国经济相对乏力，由此它们之间能够进行互补调剂而相互熨平周期，如衰退的国家能够向扩张的国家出口过剩商品而减轻衰退的程度，扩张国家则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保证扩张的顺利进行，这是二战后各国经济运行相对平稳、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进入新千年后，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明显的同步性，如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陷入衰退之际，西欧和日本的实体经济反而先于美国进入衰退，这种同步性会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波动相互叠加，产生世界性的剧烈波动。如前几年各国之间同步性的扩张，导致世界初级产品和资本供给的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使世界利益分配重心向初级产品和资源供应国方向倾斜，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当各国经济出现衰退时，相互性的叠加会极大地加剧衰退的力度，由此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在一夜之间发生180度的供求转换。这种变化，使得美国经济发生衰退时，不仅缺少其他国家的协助，反而要承受这些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利益分配的重心向资源型生产国倾斜，这也是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如近几年，石油和各种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这种上升，不仅提高了使用者的生产成本，从动力机制上制约它们的增长，而且会像瓶颈那样从数量上制约它们。因为这些产品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无法调整的，所以当这些产品的供给出现严重短缺时，世界经济的增长就走到了尽头，必然会通过衰退来调整。

六、未来经济展望

在经过巨大衰退和各国政府采取积极性扩张政策之后，世界经济目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但未来趋势仍不明朗。虽然美国经济重新进入增长过程，但要彻底摆脱危机的影响，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如上面讲到的那样，较不健全的银行体系及一国经济，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因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它们最终要承受经济泡沫破灭而带来的巨大损失。所以，美国经济因此享受的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不可能通过短期的衰退就得到偿还，经济的不稳定性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考虑到美国经济即将步入长波的下降期，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又出现高度的同步性趋势，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如其金融体系仍不稳定，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等，都表明美国经济运动的不稳定性和方向的不明确性。更主要的是，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由此会放大世界经济周期衰退的程度。在此过程中，为转嫁经济危机而进行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会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