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思想精选(九篇)

第1篇：新闻思想范文

关键词：蔡元培　新闻出版思想　本体论　功能论　实践性　道德性

蔡元培(1868年～1940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民主教育家和革命思想家，也是卓越的新闻出版活动家，他的新闻出版活动主要体现为三个时期和一个特定领域，分别是他前期(1901年～1916年)的革命出版时期、中期(1917年～1926年)的出掌北大时期、后期(1930年～1940年)的中央研究院长时代，以及与商务印书馆长期开展的合作领域(1902年～1940年)。

在这三个时期和一个领域的丰富的新闻出版实践中，蔡元培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新闻和出版思想。笔者将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这些论述涉及新闻出版理论的本体论、功能论、实践性、道德性和美学观，较为系统地反映了蔡元培的思想。

“史之流裔”与新闻本体论的提出

新闻与史学的渊源。新闻是个外来学科范畴，在徐宝璜于1918年的《新闻学大意》将其定义为“大多数阅报人所注意之最近发生之事”之前，中国新闻业界对之并没有成形或系统的定义。尽管早在唐代诗句中就已出现，但与近代意义上的新闻概念无甚关联。

蔡元培在徐书序中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在此蔡氏继承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史家办报思想并加以创新，首次提出了史家新闻的思想。

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记者要有“史家精神”这一命题，强调“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早在1897年，章太炎即发现了报纸与史官之问的某种内在联系。断定“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

在蔡元培看来，近代新闻业和记者职业确实有与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官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人格操守。中国的史家传统，从孔子删《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就成为社会历史的良心；蔡氏认为，史家和新闻同样具有“上以督促政府，下以指导社会”的神圣天职。蔡元培“新闻者史之流裔”的提法，不但要求新闻创作能像史书一样“不掩恶，不虚美，据事直书”，客观描述传播新闻事实，而且希望新闻工作者具有史家忠于事实、不畏强权的高尚操守。

蔡元培虽然强调新闻与史学的内在一致性，为新闻学和新闻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的生长和发展寻找一个适当的参照系，但是他也看到了两者的重大差异：“新闻之与史，又有异点。两者虽同记已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则愈新愈善。其异一。史作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经此区别对照，他提出新闻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独特性。

蔡元培不但指出了新闻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学科独特性，继承了章、梁等人的“史家办报”思想而发展形成了“史家新闻”思想，对五四以后新闻学界的理论建树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如邵飘萍的新闻理论中对记者道德修养的强调、史量才在办报实践中对新闻“史德”的推崇，都源于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蔡氏关于“新闻者，史之流裔”的观点，表面上讨论的是单纯的新闻学与史学的关系问题，但实际上已涉及新闻学界长期讨论未果的新闻本体论问题。即新闻如何成为新闻、新闻的本质和来源问题。

史学新闻观的本体论内涵。新闻学研究中明确引人“本体”范畴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对“新闻本体”问题的探索则贯穿于新闻学研究的历史，并体现在自有新闻学以来对新闻概念的不同定义中。关于新闻的定义，大约有200种，而较有代表性的则有陆定一的“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宁树藩的“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喻权域的“新闻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

考诸以上定义，不难发现，自上世纪40年代陆定一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定义新闻本质，强调事实的第一性、报道的第二性，作为新闻报道(意识)必须准确反映新闻事实(物质)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后，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逐渐演变为新闻报道学。作为“本源”的新闻事实在这种“新闻学”中似乎变成了如康德所设定的“自在之物”一样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假设，新闻学的起点和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实际的“新闻报道”上。

经过最近新闻学界的研究，人们发现：新闻本体并非是一种脱离于人们的对象式的存在，新闻本体深深根植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活动中，新闻报道则是人类运用独特的认识手段对其进行发现、整理、编辑和传播；新闻本体是依存于人类社会但不因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的社会客观存在，新闻报道和新闻现象则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加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体的再认识和加工再创造。

蔡元培坚持的“史家新闻”思想和“事实一界，非空言所能发也”、新闻贵在“实事求事”的新闻写作原则，实际上是用史家精神和史学的客观性原则指导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初创和发展，并推动新闻事业遵循主观性与客观性统一的辩证本体思想方向前进的正确发端。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分析史家新闻观，虽然它不乏唯心主义的消极因素，但其对新闻本质的洞见，以及用客观严肃的手段方式来反映新闻事实、传播新闻现象的深刻思考，却值得我们景仰和借鉴。

“以言论转移思想”与新闻功能论的阐发

1901年10月蔡元培创办《开先报》(后改为《外交报》)，在他所撰的发刊词中首次揭橥了这种功能：“失思想顽钝，赖言论以破之”。报纸“以言论转移思想，抉摘弊习，有摧陷廓清之功”，从而“将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

对新闻的这种“以言论转移思想”的巨大社会功能，蔡元培从传播新知、开启民智，辅助教育、改良社会，引领舆论、整合人心和保障民权、涵养民力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新闻与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对于新闻传播新知、开启民智的功能，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起创办《民国报》时，就希望报刊能“谋军界之开明女权之发展与一般普通人民普通常识之输入”；在他出掌北京大学后，不仅多次强调如《北大月刊》、《法政学报》等学术刊物的研究学理、破除成见、传播真知的作用，还强调它们能起到“促进进步的思想与养成非利的公德心”的功能，有助于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在20世纪30年代探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方向时，他也特别提到了新闻出版事业在“重科学，扩民权”的问题上对社会进步所产生

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强调了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和民族印刷工业的积极贡献。从出版与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上，阐明了新闻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和社会进步意义。

新闻与辅助教育、改良社会。对于新闻辅助教育、改良社会的功能，蔡元培首先从学以致用、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角度提出。青年学生在研究学理的同时，要“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在他看来，报刊等新闻机构和学校等教育机关同样具有教化大众、改良社会的职责与功能。所以他认为中国社会如欲取得和西方一样的文明程度，就必须“开办学堂，遍立报馆，凡可使教育发达者，无不竭力从事”。

同样，蔡氏认为，出版尤其是教育图书的出版，对于民族素质的代际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谈到小学教育与教科书出版的关系时，蔡元培认为：“将来的世界。完全靠儿童长大以后的活动，我们不愿为他们养成被动的习惯，而要引起他们自动的探求，不可不为这预备材料，以备参考。

在考察美国独立之父华盛顿事迹的介绍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关系时，蔡元培特别标举了新闻出版界的巨大贡献，说明“不但现在之小学生，即现在之中学生、大学生，及三十年来陆续毕业之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其于受小学教育时代，对于华盛顿。久已有深刻之印象”。由是观之。出版物辅助教育所传播的华盛顿的革命经历、民主思想和伟大人格，对于包括中小学生、大学生在内全体社会群众的思想启蒙、观念改造的功能亦“可谓大矣”。

新闻与引领舆论、整合人心。对于新闻引领舆论、整合人心的作用，蔡元培在早年的教育改造和革命宣传中即有领悟，1900年他就认识到了“居今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的教训。认为只有广开言路、制造舆论、整合人心，“灌输立宪思想于国民之脑中，则政体改革之机，必有影响于是者”。

1928年，蔡元培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对其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补偏救弊，赖有谠言。后知后觉，努力宣传。严戒讦攻，多筹建设”的指导方针，希望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刊物起到舆论引导、人心整合的作用：对国际方面，他希望国民政府吸取“我国因工具缺乏，宣传上遂大受障碍”的教训，并对其提出了“设置国际宣传机构”、“从速组织国际宣传机关，发刊西字报纸及创办西字电报通讯社”的建议。

新闻与保障民权、涵养民力。对于新闻保障民权、涵养民力的作用。蔡元培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新闻出版活动家。在其生命晚期着重强调新闻的社会政治功能，对新闻自由的积极作用予以高度认同。1932年12月，蔡氏在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需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奋斗”的思想纲领，并在致的信中严正要求“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实现“以重民权，而张公道”。

以上是蔡元培对新闻社会功能四个方面的系统论述分析，四个方面均围绕“以言论转移思想”为中心，与他对新闻本体的史家思想形成体用一源、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历史作用。

“以经验发为学理”与新闻学实践应用特性的论述

新闻出版业虽是一项经验性和实践应用性很强的事业，但却必须要有相应的理论来支撑它的发展；在蔡元培看来，新闻学具有鲜明的“以经验发为学理”的实践特性，这种实践特性从以下四个方面得以体现：

理论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蔡元培认为新闻学的出现是新闻出版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需要。在《新闻学大意》序中，他论述道：“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因为民国以后急速发展的报业，“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

还有，蔡氏认为各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各具经验特色，我国新闻界发展更有与外国的不同之处，所以他希望中国新闻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理论特点，能够“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即由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总结出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

理论归于实践并将在实践应用中得到检验和发展。蔡元培认为新闻学虽然是指导实践的理论总结，但它源于实践，最终又归于实践，是新闻事业发展链条上的辩证一环。他在北太新闻学研究会的首期毕业典礼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凡一科学之成立，必先有事实，然后有学理。以无事实，则无经验可言；无经验，则学理亦无由发生。”强调了事实和经验相对于学理的第一性。

在新闻学理与新闻经验在新闻事业中的轻重关系对比中。蔡氏明确指出：“新闻为经验之事业，非从事于新闻之人，以其经验发为学理，则成绩终无由十分完满也。”所以，他认为研究期满结业，“非谓经验已经完备，不过谓为经验之始而已。新闻事业既全恃经验，此后从事新闻事业之人，能以其一身经验研究学理，而引进于学校中，则吾所深望者也”。蔡氏虽然强调新闻学理研究的重要性，但他更希望掌握理论的知者投身具体的新闻实践，实现知行合一。

新闻学科的应用特性。蔡元培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和研究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修养。他认为：“新闻之内容，几与多种科学无不相关。外国新闻。多有特辟科学、美术、音乐、戏曲等栏者，固非专家不能下笔。即普通纪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而采访编辑之务。尤与心理学有密切之关系。至于记述辩论，则论理学及文学亦所资者也。”

蔡氏认为，一个好的新闻人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否则无法面对如此丰富的新闻事实而游刃有余地分析报道；现代新闻学科的发展，也正是建立在对诸多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之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学理论研究创新所共有的实践应用特性。

新闻传播的主客体双向互动特性。最后，蔡元培认为新闻内容必须与读者反馈、及时互动，新闻的目的和作用必须经过读者阅读形成共鸣后才能实现。在他的新闻出版实践中，就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如在他主编《警钟日报》时，就不断根据读者需求，相继推出一些改革报纸内容和版面的举措。1904年4月29日，《警钟》刊出《本报大改良》启事，宣布自次日起，增辟“本埠紧要新闻”、“公堂案”等专栏，“以副本埠读者诸群之希望”。

蔡氏所意识到并在实践中坚持的这种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和机制，不但促进了报纸杂志更进一步地吸引读者、扩大传播范围、增强传播效果，也体

现了新闻生产机制的实践应用特色和新闻学研究对反馈效果的关注。

“新闻自有品格”与新闻道德属性的强调

“新闻自有品格”的背景意义。蔡元培对新闻道德属性的强调，直接起因于1916年底回国后社会道德的堕落和新闻报刊界的不良风气给他的触动。1918年10月，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批评道：“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他义正词严地明确提出“新闻自有品格”的箴言，要求研究者和从业人员都要引以为戒。06天后，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大会上，他更进一步强调了新闻媒体的道德属性，用“提倡实业，发展学术，增进道德”的要求再次明确了新闻的道德属性和社会责任。

蔡元培之所以如此强调报纸杂志出版物的社会道德属性，深层原因在于他对新闻业和新闻从业人员崇高使命的认同和寄托。在他看来，新闻家和史家最大的一致性，就在对社会历史的真实客观记录和描述；没有高度的社会历史感和高尚的道德人格情操就不配做新闻家；史家必须德、才、识三者兼备才能成为良史彪炳千古新闻家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追求和职业操守，所写的新闻才会“自有品格”。

如何提升新闻品格。对于如何提升新闻l的品格，蔡元培在1919年为《国民杂志》所撰写的序言中提出了“正确”、“纯洁”和“博大”的三项品质标准：

所谓“正确”，就是报道必须符合新闻事实，要“必灼见于事实之不诬而始下判断，则正确之谓也”。否则，“及事实大明，言论家信用荡然矣”，最终受损的是新闻事业本身。

所谓“纯洁”，就是报道的导向必须有利于培养高尚人格与高洁情操，不能“一部分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则杂以侧艳之诗文，恋爱小说，是一方面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

第2篇：新闻思想范文

工作思想汇报

时光荏苒，从2021年1月中旬入职到7月即将转正已经半年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我仍然从事最熟悉的新闻采编工作，在工作上寻求新一些的突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作为一名时政记者，我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在思想和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认为，记者讲政治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此，要当好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就要正确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加强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在今后我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打破思想“围城”，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引领，在做好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与融媒体记者的同时精准快捷传递党的声音，服务经济文化强市建设。

扛起使命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在半年实习期，我主动担起采访任务，立足黄冈高质量发展，围绕科技创新、两个、乡村振兴、党建引领、党史教育等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报道。5月21号，我加入了《他山之石》系列报道小组与其他三名记者一起深入武汉、荆州、宜昌、孝感四市开展《他山之石》重点系列报道，四市五天六篇深度报道。在这六篇报道中，我负责其中三篇的文稿。报道围绕“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深入探寻以思想破冰推动发展突围之道。报道播出后，深受广泛好评，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高度肯定，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出了媒体力量。四天时间，四市采访，2000多公里的里程。每天策划组稿凌晨两点后休息，早上7点出门进行第二天的采访，虽然路途遥远，时间紧迫，但我们还是圆满的完成了所有采访任务。回想这段难忘的经历，我学习到很多，也收获到了很多，自身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出发。今后我将继续坚持“走转改”的基本要求，用群众的语言报道群众的事，用真情实感的报道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在新闻报道上发扬“思想破冰”的创新精神，在报道主题和形式上勇于创新，丰富和完善原有的报道模式，做好电视新闻栏目的同兼顾短视频新闻。对标先进明不足、找差距、学长处，我将继续加强自身的学习特别是新闻业务上的学习，以“学”应“变”，主动培养自己成为一名一专多能，积极适应全媒体时展的融媒体记者。

第3篇：新闻思想范文

【关键词】梁启超 报刊功能观 传播舆论观 传播技巧 传播关系观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新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办报活动不但对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为我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提出的不少新闻传播理念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 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以及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1、时期的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认为：首先，报刊可以“去塞求通”。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指出国家强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通”，即“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上下、内外不通则国必不能强……”。①这是说，报馆是沟通内外、沟通上下的主要途径，报刊可以使民众参与政事，从而使国家强大。

其次，报刊有“耳目喉舌”作用，即“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从这看出，梁启超认识到应充分运用报刊“耳目喉舌”的作用，使报纸成为沟通上下的工具。

2、之后的报刊功能观

戊戌之后梁启超认为：“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他认为，报馆与政府有着平等地位。②由此，可看出他把报刊的功能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在1902年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梁启超也提出报馆的两大功能。即“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即报馆的职能为：一是监督政府，即政府有重大权力，为免其滥用权力，必须要对其进行监督。二是向导国民，即报馆有引导人民追求真理、追求先进事物的作用，有向导国民作用。

3、辛亥革命后的报刊功能观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的观点。在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之后，梁启超逐渐认识到报馆应是一个自由独立发展的事业。但从当时中国新闻事业所处的环境来看，报馆的创办也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因此，在当时中国，报馆很难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发展的事业。

4、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工具之一，早已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无论是梁启超那个时代仅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和宣传工具的报刊，还是如今随处可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报刊，都是把报刊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来实现传播者的传播目的的。正如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人的延伸”所说的那样，报刊作为一种传播工具，相当于人的各个器官的延伸，即人的耳目喉舌的延伸，能传达出传播者的思想意图。同时，如今的报刊功能不仅继承了梁启超的“去塞求通”、“耳目喉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观念，还衍生出了如提供各种信息、进行科教、提供娱乐、促进消费等多种新的功能。

二、梁启超的传播舆论观以及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1、时期的传播舆论观

时，梁启超认为国民可以参与政治、监督政府，从而减少当权者行为的专断性和随意性，国家政府的立策施政也必须由民众的舆论所发，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舆论处于一种基础性地位。③同时，报纸又是无形舆论“发挥之代表”，舆论只有通过报纸等媒体，才能达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目的。当时，梁启超的《时务报》风行海内，影响极大，成为了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2、之后的传播舆论观

梁启超认为舆论有健全舆论与非健全舆论之分。健全舆论是多数人对于事物具有统一性、继续性的认识，对社会有正面的引导。而非健全舆论则只有负面的破坏作用。他认为报馆是舆论机关，要担负引导和制造健全舆论的任务。同时，梁启超要求报纸的报道要真诚公道，要能够并且敢于反映真实的民意。这样才能实现新闻传播活动的舆论监督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尊重民众的言论自由，更好地引导民众的健全舆论。

3、梁启超的传播舆论观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大众传媒具有话语权，大众传播者即大众传媒话语权的掌握者可以充分利用传媒的话语权来宣扬自己的理念，从而引导受众来制造舆论，通过其强大的舆论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传播目的。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梁启超成功地运用报刊来揭露封建统治祸国殃民的罪恶以及资本主义的侵华罪行，从而唤醒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们，制造舆论力量，以激发全体国民奋起反抗。在当今新闻事业中，新闻舆论的作用更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如当今新闻媒介通过对一些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并对其认为重要的新闻进行反复多次强化报道，从而引起受众的高度关注，并引导受众形成讨论议题，最终发展为舆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媒介的这种“议程设置”的功能及“引导舆论”的强大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在当今新闻事业中，我们应当重视新闻媒介制造舆论的功能，要善于为公众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且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引导民众发表健全舆论，从而促进社会正常有序发展。

三、梁启超的传播技巧以及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1、梁启超的传播技巧观

梁启超在《时务报》中一改八股文的深奥晦涩，创造出灵活自由、丰富感人的“时务文体”，用浅显流畅、生动活泼的文字批评旧思想，宣传新观念。同时，他的文字也极具煽情化，正如传播学中传播技巧之“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性”的传播策略手段，梁启超的新闻传播则通常采用“诉诸感性”的方式。他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诉诸于文字之中，文章往往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面。他的这种新文体的成功，也吸引许多报刊竞相模仿，极大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

2、梁启超传播技巧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中，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也要注重传播技巧，如何把新闻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最广泛的目标受众，实现其传播效果，不仅要求我们要注意文字信息的写作技巧，信息内容选择技巧，还要重视信息传达的传播技巧。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用受众喜闻乐见、愿意接受、便于理解的写作手法与技巧组织文字信息，文笔要清新自然且明白易懂，避免冗长繁琐及说教意味过重，要能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在信息内容选取方面也要符合不同受众需求。同时，也要分析受众特征，因时制宜、有的放矢地采用适合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传递信息，从而的吸引更多受众的阅读。

四、 梁启超的传播关系观

1、梁启超的传播人才观

梁启超认为报馆责任为“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全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家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即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不仅要报道本国新闻，还要报道异国新闻乃至世界新闻。同时，他在新闻工作者职责中提出了五个要求：一是常识，即新闻工作者在文章表达中要尊重客观事实与事物客观规律。二是真诚，即在报道或评论时能真诚的记叙或表达自己观点。三是直道，即作品能直叙事实，不可以故意歪曲捏造事实，写作上也不应故弄玄虚。四是公心，即要有社会责任意识。五是节制，即在具体写作上要有节制，无论在内容还是语言上都要有一定选择，节奏也应尽量简洁明快。

2、梁启超的传播受众观

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人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为唤醒愚钝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梁启超从受众角度出发，创造了便于受众理解的时务文体。同时也根据受众的不同特征，从报纸的出版时间、内容等考虑，将报刊进行分类。他还通过兴办教育、各地演讲等手段传播自己的思想，提高受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梁启超在传播自己观点的时候，还特别注意先将信息传播给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再利用这些先进士绅来充当“意见领袖”帮其进行传播。

3、梁启超的传播关系观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梁启超的新闻人才观及受众观在当今新闻事业中也有延伸和拓展。当今新闻事业中，新闻工作者要遵守职业规范和道德素养，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遵守法律法规、维护新闻真实性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新闻事业除了要考虑传者选择新闻的标准、意图和目的，还要考虑受众的特征、受众的不同需求、受众的消费行为习惯等。例如，当今的报刊由“大众化”发展为“小众化”，适合各种受众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内容的报刊已遍布全世界，像适合青年人的《中国青年报》、适合女性的《知音》、适合商务人士的《市场观察》、适合大都市白领的《都市报》等。

结语

梁启超新闻传播思想的嬗变既与他的政治追求变化有关，又与他的办报、游学考察经历相关。虽然在当时中国报业不发达，新闻理论落后的环境中，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也带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其所总结出来的许多相关新闻传播理论，不仅翻开了中国报刊史上关键的一页，也给后世的新闻传播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当今的新闻传播事业更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推动我国新闻事业长远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②梁启超，《清议报――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经历》[A]，《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③《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第4篇：新闻思想范文

一

随着中国现代企业出现而产生的企业新闻宣传，已经坎坎坷坷地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现在已经有了浩浩荡荡的气势，已经和正在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企业新闻宣传发展到今天，是企业发展需要与社会历史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企业建设来说，办一个企业不仅要能生产产品，能进行经营销售，还要有一种形式与手段去动员和团结全体员工，向外去作社会沟通和联络，于是企业以这种需要为动力，便办起了各种样式和形态的企业传媒、公关机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国的企业还是日本、欧美各国的企业都是这样做的，这是经办企业的规律在起作用。

经过多年的新闻宣传实践，我们逐步有了以下几个思考和认识：

正确发挥企业新闻宣传独特作用，才能准确反映企业生活的本质规律。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实践的航标。企业新闻宣传工作者，必须强化理论武装，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分析形势，正确把握事物本质特点，这是在当今形势下提高企业新闻宣传总体水平、增强新闻宣传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和准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重在掌握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在与时俱进，重在密切联系实际，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企业新闻宣传必须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始终站在发展的前沿，准确把握和及时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准确把握和及时反映企业文化的前进方向，准确把握和及时反映职工的根本利益，贴近现实，贴近职工，贴近生活。通过理论宣传，把握职工思想脉搏，增强影响力、增强服务性、增强感染力。

正确发挥企业新闻宣传引领作用，才能确立预见发展趋势的战略思维。企业新闻宣传通过价值建构，形成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在新的形势下，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往往被现象的东西所掩盖，事物间相互作用的关联度日益增强，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将打破常规，人们对同一个矛盾和问题也往往形成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宣传工作者要正确引导舆论并以有效的理论宣传深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和战略思维，深刻揭示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本质规律，从而增强理论宣传的前瞻性、预见性和透视力。企业新闻宣传要得风气之先，站在改革开放前沿做好新闻宣传研究和舆论引导工作。当新生事物刚刚露出萌芽，当某种有全局意义的动向刚刚崭露头角，当改革的某些举措刚刚起步，企业新闻宣传就要以极大的政治敏感与非凡的洞察力，紧紧抓住这些新事物新趋势新动向，加以宣传报道，形成舆论力量。

正确发挥企业新闻宣传释疑作用，才能形成促进企业和谐的文化环境。企业新闻宣传也属于意识形态，主要通过一定的公司认知标准和有效的思想导向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随着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涌现，企业新闻宣传常常会遇到大量的热点、难点问题。能否及时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和公司的稳定。企业新闻宣传必须从职工关切、社会关注的生活问题入手，加强对热点、难点问题的正确舆论引导，既要积极又要谨慎，既要讲究政策性、原则性，又要讲究策略和艺术；着眼全局，实事求是，入情入理，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疏导结合，使职工群众正确分析社主流和支流、正确认识前进中的问题，释疑解惑、增进理解、平衡心理、改进工作、凝聚人心、促进发展。

第5篇：新闻思想范文

新闻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创刊词通常包含办刊宗旨、内容定位和办刊目标等，不仅反映了报刊的创刊背景、创刊目的、报刊思想宗旨、报纸定位，更反映了编辑部的社会意志和新闻思想。从创刊词的视角研究新闻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形成是很有价值的。

1晚清时期（1940―1905）：萌芽但未产生

鸦片战争后，晚晴仁人志士们逐渐意识到报纸的作用，开始创办报刊。

1.1此阶段新闻自由思想的表现

1.1.1对新闻事实的认识出现

新闻反映客观事实是新闻自由主义的前提，这一时期对新闻事实的认识开始出现。例如1872年创刊的《申报》，其创刊词《申报馆告白》中提到：“凡所记载的事务必求其真实，没有任何的虚妄，读者一看就容易知晓”；到了1902年的《大公报》创刊词中也提到：“它是秉承是是非非、原原本本公正的。” 二者都强调了新闻尊重客观事实的思想。

1.1.2对报纸功能的认识：上通下达、开民智

在思考救国之路时，报人对于报纸的作用有了初步认识。《时务报》创刊词《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开头就道：“根除闭塞求其通畅，这样便有利于发挥舆论阵地的作用而使天下清明”，申明了“去塞求通”之宗旨；《国闻报》创刊词《国闻报缘起》中结识了“通”的含义：“‘通’包含了两个方面内容，一是通上下之情，一是通古今之变，以求国家的自主自强。。

1.2此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

这一阶段的新闻自由思想相关认识出现，但尚未产生。报刊创刊词中关于新闻自由思想的只言片语的表述并不代表着新闻自由思想的产生。具体特点有：第一，.新闻自由让位于救亡图存思想。第二，对言论的重视超过新闻本身。

形成以上特点的原因主要为：第一，晚晴知识分子并未接触到系统的新闻自由思想。传教士办报的新闻实践夹杂了很多政治目的，且没有传播系统化的理论，晚晴知识分子并未接触到系统的新闻自由思想；第二，中国封建文化思想体系根深蒂固。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新闻自由思想不可能轻易在本土生根发芽。第三，民族危亡时刻，办报救国是当务之急，新闻自由思想是附属发展的思想之一。

2辛亥革命时期（1905―1912）：产生但未实现

这里的辛亥革命时期指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2年袁世凯篡权。这个时期，“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坚决反对清王朝对民众思想言论和自办报业的严重禁锢。在宣传政治主张、实现社会动员上，其对自由报刊的利用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2.1此阶段新闻自由思想的表现

2.1.1“监督”“权利”概念的出现

新闻自由中的内涵之一就是媒体自由发表意见，监督政府。在辛亥革命时期，“监督”的概念开始明确出现在报刊创刊词中。1907年创刊的《民呼日报》在其创刊词《宣言书》中说道：“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的资格就丧失。” 说明人民与政府间的权利义务。

2.1.2对报纸功能的新认识：宣传、开风气

这一时期，报人们对于报纸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报纸的教化和宣传等功能被报人所熟知且加以实践。1905年的《民报》中创刊词说道：“使我们的理想能尽快灌输于人们的心里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 ，在实践中，《民报》也真正实践了这一宗旨，宣传“三民主义”。

2.1.3“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观念体现

这一时期，报人们对言论自由的呼吁不断加深。《民呼日报》的创刊词末尾说道：“自今以往，凡向当权者所欲言而不敢言、不能言、不忍言者，都将可以在这里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言论” ，体现了报人们对于冲破言论封锁，追求言论自由的渴望。

2.2此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

此阶段的新闻自由思想产生，但未真正形成。报人们开始呼吁新闻自由权利并付诸实践，但他们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仍存在问题，新闻自由思想有待形成系统。具体表现为：第一，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工具化认识；第二，新闻自由是政党的自由而非人民大众的自由。资产阶级所强调的新闻自由往往是一种政党的新闻自由，一种狭窄的精英的言论自由。

形成以上特点的原因为：一方面，缺乏“天赋人权”等理论基础。西方新闻思想的产生是以“天赋人权”等理论为支撑的，而在中国缺乏这样的理论前提；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仍未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桎梏，知识分子对新闻自由的认识仍是工具化的。

3辛亥之后到五四（1912-1921）：实现但有挑战

1912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有两件大事，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新闻自由在此阶段得以实现。

3.1此阶段新闻自由思想的表现

3.1.1新闻独立的意识出现

新闻的独立首先在于新闻与言论的独立。《晨报》创刊词中提到：“那些有高瞻远瞩的人，敢于危言谠论，言常人不敢言，这正是新闻的本能” ，强调了新闻从业者独立言论的意识；新闻独立还体现在为经营独立，1918年，邵飘萍自筹资金创办《京报》，将《京报》作为实践和推行他的新闻改革的“试验所”。意味着报纸从根源上走向自由。

3.1.2对新闻自由的主张

这一阶段，对新闻自由的关注的成熟体现在各个方面。《新青年》创刊词《敬告青年》中说：“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这里主要指对于青年人的要求，但其中也可看出对于自由的主张，尤其是“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一句。

3.2此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

这一阶段，新闻自由思想基本实现，且达到了一种理性的自觉。具体特点为：第一，新闻本位的回归。以邵飘萍为代表的新闻人在实践中提出了“以新闻为本位的思想”，新闻本身的关注提高；第二，但新闻自由的境况并不乐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新闻自由思想存在的社会基础，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仍然受到诸多限制。

第6篇：新闻思想范文

一、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重要特点

邓小平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邓小平理论中的新闻宣传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具有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和学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因而，也就具有承接性、开放性、兼容性、实践性、辩证性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这些特点同样表现在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当中。邓小平理论既是完整型的、又是开放型和发展型的科学体系，而其中的新闻宣传思想则是其中的分体系、子系统，切不可割裂开来，也不能因为邓小平不是一个书斋里专钻故纸堆的学者，而是一个现实的指导者、建设工作的领导人，就认为他的这些所写、所讲、所说、所谈的，只具有当时、当地、具体事情的指导性，而没有什么新闻宣传工作的理论价值，便不能将其系统化、科学化。我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除了具有邓小平理论的承接性，开放性、兼容性、实践性、辩证性等这些基本特征外，还是对中国新闻宣传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的理性总结，它高层建瓴地站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头，将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以及飞速发展的各种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说，应用于指导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是一个新闻宣传实际工作的宏观的指导思想体系，其中的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正确实践所证明，也将为我们今后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进一步所证明。

二、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可粗略地分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占领政治思想阵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在新闻宣传上，要让社会主义占领思想阵地，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在指导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方面具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现代社会的客观存在；作为西方腐朽思想观念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现代社会的现实存在；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在中国依然要得到发展，让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占领政治思想阵地。新闻宣传部门和媒介，是重要的政治思想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在我国，就是那种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去占领；如果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宣传上就难以让社会主义占领这块重要的政治思想阵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单纯技术的观点，淡化政治的观点，不做工具的观点，允许不同声音的观点，片面强调商品化的观点……从以往到现在，凡此等等，都与要让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占领政治思想阵地不相吻合。而实际在新闻宣传工作上则多少有些“自由化”，这是必须反对的。但光是反对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社会主义的新事物。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1](P42)。“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P46)。“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1](P197)。“至少还要搞20年”[1](P196)。“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这就是“丧失了阵地”[1](P195)。他强调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P194)，“把政治攻势经常化”[2](P62)。这样才是“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3](P255)，“这样才能巩固与坚持阵地”[1](P49)。

（二）理论宣传及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空谈。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胆略，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力强调和积极提倡“解放思想”[3](P140)，特别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这方面的新闻宣传活动。邓小平理论的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空谈，不能当“口头理论家”或“口头宣传家”。邓小平批评了一些在政策理论宣传上的不良倾向：“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土改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2](P113)理论的研究，关系到正确政策的制定。这种带有高度战略的新闻宣传思想观点，直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新闻宣传学说，极有新闻学的学术价值。马克思在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认真地总结其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且把流亡在外的、急急忙忙地要回国内去举行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经过劝说推进了大不列颠图书馆，让他们在那里加强学习、锻造革命的理论武器。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在我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艰苦地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并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邓小平说：“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3](P87)新闻宣传工作要提倡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要将其提到正确政策宣传的政治思想高度。他指出：“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3](P363)他说：“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各级干部一起，在这几年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3](P364)同时他强调“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3](P363)，也就是说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对这样的理论研究及其对于它的宣传，要有助于实现“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他批评“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1](P40)。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抽象空洞的宣传“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1](P41-42)所以，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3](P380)。

（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反对迷信和盲从。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坚决地反对迷信和盲从。邓小平承认有些时候“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1](P40)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时空条件变化了，新闻宣传工作也应该尽量适应，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提出和宣传其科学观点，这就是“阶段论”和“发展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3](P42)。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3](P18)。至于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相互关系，有些人赞成或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他也批评了“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3](P41)。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在讲科学，那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要讲科学，这就告诫我们要注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不要人云亦云、相当地迷信和盲从。“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3](P36-37)。正因为如此，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3](P43-44)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当然就包括了新闻宣传工作者，因而，也就为我们的新闻宣传活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方面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

（四）提倡实事求是，拿事实来说话，反对“本本”和形式主义。要实事求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求”字上，即如何地去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要求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拿事实来说话，反对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弄虚作假。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P382)毋庸置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在新闻宣传工作上是要提倡实事求是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可是具体应该怎么办呢？邓小平在这里承接了毛泽东“请看事实”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必须“拿事实来说话”[3](P155)。新闻宣传工作要拿事实来说话，但“事实”并非是信手拈来的，是经过反复研究调查得来的。拿到了事实，“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2](P146)。邓小平说：“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2](P146)这三个条件都是与“拿事实来说话”有关联的。不结合实际，只是空谈一阵，然后束之高阁，那根本谈不上是“实事求是”，那是政治喧嚷，唱的是空洞的调头，是照着“本本”来念，是教条主义，在新闻宣传上搞形式主义，这是必须加以反对并且花大力气予以避免的。不联系群众不行，鲜活的事实都是群众创造的，不能密切群众关系，事实就难以得到，要想得到“新闻如鲜鱼”似的事实那是不可能的。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进行批评，更要实事求是，更要“一点雨一点实（湿）”，因为这是公开批评，事实不确凿那是绝对不行的。新闻宣传工作者需要自我批评，更正自己报道中的遗漏或失实，还报道事实以本来面目。新闻宣传工作要“拿事实来说话”，就要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2](P146)。拿事实来说话也是有原则的，决不是“有闻必录”。邓小平敏锐地看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2](P384-382)死抱“本本”，搞教条主义；扎“花架子”，搞形式主义；不深入调查研究，搞官僚主义；这在新闻宣传工作中都是要严肃地加以批判的。

（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认为坚持原则“输理”。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特别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认为坚持原则‘输理’”的软弱态度和错误说法。邓小平最早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还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3](P358)“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邓小平指出：“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3](P158)他强调说：“但是也必须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3](P364)他说明了“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3](P365)对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3](P366)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1](P379)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就此进行宣传、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獗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1](P195)。他还说：“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P379)

（六）必须要有党性原则，反对摆脱党的领导、不讲党性。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部分，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要求坚持党性原则、要讲党性，这是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特别地强调这一点。邓小平指出：“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2](P272)他说：“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3](P2)他还说：“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3](P2)。“今后”对“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3](P2)。要讲党性，反对派性，就不允许有任何人来搞特殊，而必须是不断地增强党性，提高党性，提高新闻宣传工作的战斗力。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P46)。这就是增强党性，就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早在1957年2月中央书记处讨论新华社工作时，邓小平就表示：“新华社的性质不变。如《人民日报》，既是党报，也代表国家。新华社可向世界性的大通讯社的方向努力，要有这样的雄心。但是，不要勉强，不要急躁；要努力工作，要闯。新华社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不是有闻必录。”[4](P23)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要坚持党性原则，一是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要讲党性，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不搞派性。邓小平就此指出：“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3](P142)他还就此指出：“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3](P192)就是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一定要有党性原则，要讲党性，反对派性。“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3](P268)。

（七）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理想和纪律教育、舆论监督，反对腐败。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新闻宣传工作批评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重视自我批评，注重理想和纪律的教育，揭示丑恶现象，反对腐败。邓小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2](P150)要大大发扬新闻宣传工作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2](P150)。要改进新闻宣传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2](P149-150)。批评要讲方法，写批评稿也要有法度，“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2](P150)。进行批评往往不注意方法，写批评稿也不精粹，“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2](P150)。进行新闻宣传上的批评，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3](P366)要认真对待，“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3](P392)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1](P110)也一定要教育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要守纪律，“能够有效率，有纪律地工作。”[3](P270-271)新闻宣传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条、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3](P367)在这方面必须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3](P368)针对这种情况，在新闻宣传上“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3](P368-369)。反对任何人搞特殊化，反对腐败。

（八）改善经营管理，改进作风和文风，要“两手抓”，反对“一手硬、一手软”。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大力改善经营管理，着力改进工作作风和文风，要采用“两手抓”的办法，反对“一手硬”而另“一手软”。邓小平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1](P378)这是邓小平承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所作出的理性总结，是当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是指导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思想。这就要求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解放思想，也要既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3](P379)既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又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这就是“两手抓”的思想在理论研究、政治教育、新闻宣传、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具体体现。在作“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时，邓小平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3](P367)他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所以，我们在新闻宣传工作上，既要宣传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也要宣传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既要报道民主建设的成绩，也要报道法制建设的成绩；既要反映部分人依靠勤劳致富，也要提倡共同富裕的观点；既要力主改革，又鼓励开放；既要加紧立法执法，又要加强教育学习；既要注重本国的经验，也要吸纳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既要注重社会效益，也要注重经济效益；既要出版报刊，也要经营管理。诸如此类，不能一一列举。这些都是“两手抓”的思想在各个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也是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具体运用。这里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两手抓”而“这两只手都要硬”；在各个领域那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同样，在新闻宣传工作方面，那种“这只手硬、那只手软”的现象也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1](P156)

（九）开发信息资源，服务于四化建设，不能脱离世界，反对闭关锁国。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其中的新闻宣传思想也是一个开放的子系统。随着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伴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联通，各国通讯基础设施（亦称“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邓小平高瞻远瞩，在为新华通讯社的《经济参考报》出版10周年纪念时欣然命笔题辞“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984年9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新闻宣传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在新形势下对其新闻宣传思想的一个突破。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总之，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1](P290)中国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国在发展，世界各个国家也在发展，总不是你在发展，我不发展，也不会是我发展了，其他就不发展了，而是大家都在发展。因此，中国是不能脱离世界的，是不能闭关锁国的，这样会“信息不灵”，落后于世界，只顾自己“睡大觉”，别的国家却跑步前进了，那就要落后，落后了就要挨打。要去开发信息资源，才能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信息要收集，要传播，而且要收集国外的信息，也要传播，要让世界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要使中国走向世界。在新闻传播的对外交往和国内以及国际的卫星传播、电脑互联网络的信息传播等等，都是应该竭力提倡、努力操办的。不能闭关锁国，要搞信息流通，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而是要走向世界，那么新闻宣传工作便会自然而然地首当其冲。

（十）为中国的建设创造良好舆论环境的关键在人，反对精神污染。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总是站在时局的前头，把握历史前进的航船，强调要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推进营建良好的国际和国内的舆论环境。一方面，要对我国的“四化”建设提供新鲜信息，反映引导舆论，另一方面要报道国际风云变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还要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和开展各种文体娱乐活动。总之，要要求新闻宣传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建设和发展的舆论环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从事新闻宣传活动的基本方针。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80)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因素当然是第一位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关键在人”。邓小平对新闻宣传工作者（统括在思想政治工作者之内）要求，无论从政治条件上，还是从思想方法上，无论是在理论修养上，还是在专业培养上，都是很严格的。这是大家所惯常知道了的，这里不再赘述了。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强调了抵制精神污染的重要性。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1](P40)搞精神污染的那些人“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1](P40)。包括新闻宣传工作者在内的“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P40)。新闻宣传工作者“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表演，教育来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1](P40)。江泽民同志在他的讲话和报告中也一再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者要用自己出色的新闻宣传活动，做好人的工作，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三、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主要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经验和教训的集中总结和理论概括。因此，它具有多层面的指导意义。

（一）它对新闻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性。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本来就是来源于实践的，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因此就对今天的新闻宣传实践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所以是对新闻宣传工作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的。

（二）它对新闻宣传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邓小平理论的新闻思想，虽然散见于其讲话、报告和著述之中，但它却是遇事而论的，具体问题能够具体分析，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从事新闻宣传方面的理论研究，决不能抽象空谈，不求应用。所有理论研究都应该面对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来设计、分析、探讨，努力争取找到能够适应新形势和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或途径。因此，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也就对现今和将来新闻宣传工作指导理论的研究有着间接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将对包括新闻宣传工作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上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三）它将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学说史上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拥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继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等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学说史上所竖起的又一个里程碑。继往者之可接，开来者之可追。它解决了它所处的时代的一些新闻宣传工作上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它的前人所未遇。关于这些，历史还将会给予恰如其分的公允的评价。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思想遗产之一部分，其代表著作就是《邓小平文选》（已出版了3卷本）。我这里所简述的，未免会挂一漏万，但雄文尚在，可供研读则日久，因为那毕竟是20世纪一代伟人的思想遗产，中华革命史上的理论丰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第7篇：新闻思想范文

关于新闻改革的目标

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新闻自由是新闻改革的目标,是富国强民的基础。但严复着眼于新闻自由在内的整个自由对政治制度变革和民族素质的价值;而梁启超的论述更具针对性。

对于新闻自由的价值,严复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作了论证。他认为,于国家,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是强国的基础,因为西方人强国的命脉“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1)。于个人,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一部分,“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荣辱贵贱,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2)。他认为,新闻改革既是治国之“标”,能发展“理财、经武”之事,又是治国之“本”,能解决“立政养才,风俗人心”等根本问题。严复在清末敢于主张改良体制,强调新闻自由是强国基础,摆脱了洋务思潮对时人的束缚,体现出其爱国情怀和深刻远见。但他的新闻改革思想,缺少公众利用新闻自由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义项。

相对于严复而言,梁启超对新闻价值的认识更深刻、更有针对性。他明确表示:新闻事业的价值是“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3)。梁启超同样认为,新闻自由是其他文明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文明的产物和传播文明的三利器(学校、报纸、演说)之一。因为促进西方文明创造的因素正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其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之现象,皆其子孙也”(4)。新闻自由的价值在于:众多报馆参与议事能保证意见的正确性,因而可以凭借操纵舆论来达到批评监督的目的。他强调人类的理性及用人类的理性去驱除时代的黑暗,从而获得相对真理。这个认识,在那个时代有着非凡的意义,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因为他不仅明确提出“言论自由”,而且跳出前人偏执于报刊抵御外辱的功能说,开始对新闻改革的理性价值进行阐释。然而,他没能把新闻自由作为人的目的,而仅仅视之为强国的手段,结果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要为了强国而实行新闻改革;另一方面,所维护的王权势必会扼杀新闻自由。

关于新闻改革的内容

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是新闻改革的主要内容。但严复还主张实现知情权,并要求新闻自由不能侵犯他人自由;梁启超则强调新闻改革要保证新闻舆论独立于政府。

严复认为,新闻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指公众拥有知情权与言论出版自由权。这可从他对西方新闻自由的褒扬中得以证明,“自其(西洋)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是无法之胜也……”(5)“人人得其意,申其言”就是通常所说的知情权与言论出版自由权。在他看来,言论自由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6)。尽管他认为“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7),但他主张新闻事业为社会公器的思想,反对因言治罪,报馆在此方面的尺度理应放得更宽,“既开报馆,原与庶人不议之例不符,与其不议,不如勿开”(8)。他委婉地提出了“知情权”的要求,对于反对封建专制,扩大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具有一定的意义。

梁启超则认为,新闻自由是新闻领域表现的言论出版自由。1899年,他首次明确阐述新闻自由的内涵:“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9)他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认为报纸和政府处于平等地位是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报馆为“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报馆者,国家之耳目、喉舌也,人群之境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10)由此可见,梁启超不仅把新闻自由看成是一切文明的源泉,而且是国家立政的根本,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他从创造文明、维护民权的价值观高度看待新闻自由的合理性,符合西方新闻改革理论的内核,为其后对新闻改革的具体阐述打下了理论基础。

关于新闻改革的条件

严复和梁启超认为新闻改革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但严复主要关注国家和国民性等外在条件,而梁启超则着重于新闻机构的独立性。

对于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严复从常态和殊态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在常态,即国家无外侮内乱时,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是“(民众)其力、其智、其德诚优”(11)。在殊态,即国家处于危亡时,实现新闻自由的前提是国家自由,而“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2)。有意义的是,他认为“力、智、德”诚优是实现新闻改革的前提,与洛克主张“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13)相似,提倡用良法保障新闻改革,符合民主法制的要求;反对“一哄之谈”,坚持“其不容立异”,不可“与为正论笃言”。(14)但他关于“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及今不可弃吾君臣的思想,却是不可行的,与西洋类似时代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观相比,其彻底性相去甚远。

梁启超认为,实现新闻自由要设置独立于政府的报馆。这也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喉舌不通,病及心腹”(15),所以“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16)。报馆的独立性就是准许报道各类事实、议事及批评政府。这是因为“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尽善,凡庶务之所以克举,群治之所以日进,大率皆借夫对待者、旁观者之监督,然后人人之义务乃稍完。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智圣,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17)。如果没有言论出版自由,那么就不能控制行政权的滥用,就不能保全民权。在此,梁启超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新闻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超越了洪仁、郑观应等人要求准许设立报馆、报道各类事实、批评政府的新闻改革思想。但梁启超将报馆视为新闻自由的唯一主体,没有看到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天赋人权,其主体具有普遍性,而不是局限于新闻从业人员。尽管其新闻改革思想和西方类似时代的新闻改革思想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还应对其予以肯定,毕竟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关于新闻改革思想的异同根源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都是西方新闻思想和中国近代新闻实践相作用的产物,是当时的历史和理论导致其思想的异同。

严复新闻改革思想源于三个因素:一是西方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因为他“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阳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18)。不仅如此,他还“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19)。二是甲午战后社会环境的刺激。彰显清末严复新闻改革思想的文字都是在甲午战后所作,有的甚至是战后即作,这是甲午战后社会环境刺激了严复新闻改革思想形成的直接证据。三是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他主张废除专制,崇尚资产阶级法治,提倡资产阶级的平等、宽容,要使“人人得其意,申其言”。这些是严复思想形成的理论证据。

梁启超新闻改革思想明显受到两大因素影响:一是西方先进国家的新闻改革思想,二是改良主义政治理想。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提到了西方新闻业的报道内容、报纸种类和出版周期、报业地位和管理制度等。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像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这决定他既有反封建的一面,也有不彻底、不完全的一面。反封建方面在于,他反对清廷搞文字狱的文化专制政策,主张打开报禁准许设立报馆,提倡报馆报道各类事实,以求开风气、开明智、去塞求通之效;不彻底、不完全方面在于,他既没有根本触及帝制这个实现新闻自由的前提,也没有视开民智为一种民生意义上的民权,而仅仅将其视为强国的一种手段。

总之,严复和梁启超都认识到新闻自由具有重要价值,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新闻改革的核心内容,又都没有正确区分言论自由的主体、出版自由的主体和新闻改革的主体。但他们对新闻改革也有不同的认识:严复关注国家和国民性等新闻改革的外在条件,梁启超着重于新闻机构的独立性;严复多以西方经验为参照物,进行宏观分析,论述更为抽象深刻,梁启超则多以新闻实践为基础,立足微观分析,论述更为具体深入。

注 释:

(1)(2)(5)(6)(7)(8)(11)(12)(14)(18)(19)王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3、22、134、132、510、27、981、118、145、957页。

(3)(4)(9)(10)(15)(16)(1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96、476、336、476、66、25、969页。

(13)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页。

第8篇：新闻思想范文

与此同时，很多大型新闻机构的工作者遍布于全球各地，其信息的传递都是利用互联网手段实现的，这样一来也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大范围地扩展。与此同时，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利用手机、互联网等一些现代化的工具来完成，这样就要求工作途径必须进行不断地创新和改进。

二、新闻行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很多新闻单位都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更多单位都将重心放置在业务方面。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的部署上面，存在口号式的表现形式，根本落实不到实处。现阶段我国新闻界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对职业道德价值导向问题缺乏重视与研究，再加上很多人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职业道德训练，因此部分新闻工作者存在浮躁的作风，不愿意深入群众，缺少应有的职业风范。少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单位也是使用单一、抽象、程式化的方法，不能深入贯彻。

三、新媒体时代下加强新闻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对策

第9篇：新闻思想范文

[关键词]电视新闻记者；素质；意识；职业精神

一、电视新闻记者必须具有的政治意识

1.新闻记者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观察分析社会现实，准确报道和解释新闻事实，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弘扬正气，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

2.新闻记者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供人民群众需求的信息，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心声，使电视媒体成为连接党政府和人民的纽带和桥梁。

3.电视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记者在组织上一定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重要情况要进行请示。要有弘扬主旋律的意识。弘扬主旋律是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大力倡导和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4.以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引导读者正确看待社会现象和存在的问题，提倡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对电视新闻工作者，就是讲政治。如果不作分析、不加鉴别地向读者介绍新思潮、新观念，是电视新闻工作者不讲政治的表现，如果一味搞教条，不讲宣传艺术，制造浓厚的“宣传味”，也可削弱思想的内涵，使人反感，产生负面效应。

5.创新意识。要创新，必须走出常规，打破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革新。任何改革本身均意味着应摒弃旧有体制中的不合理的因素，冲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旧传统、旧观念、旧模式，不断推陈出新。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既是一种更新，同时也代表事物的某种发展方向和生命力。同样，电视新闻记者要转换观念，必须重视创新意识。进行制度创新、观念创新，进行思想创新，有无创新意识，是衡量新闻记者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重要标志。

二、电视新闻记者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

电视媒体对社会的特殊作用使它与生俱来地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我国电视观众有几亿人，电视的覆盖率最大、影响力最广，在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也重。

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以维护社会正常健康、和谐发展为己任，履行媒体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重要职能，为社会安定、和谐、公平、进步而对社会舆论作正确的引导，对社会成员进行积极的教化，激励他们为社会的进步、繁荣起进步作用，电视媒体在营造良好社会风尚、完善社会道德、强化社会规范意识等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

电视记者作为媒体成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具体工作中不断提高宣传艺术和履职水平，对正面的、美好的素材、人物和现象全力讴歌、弘扬，使受众对其了解、认识、赞叹和欣赏，起陶冶情操和提升品格的作用。同时，也要自觉抵制不健康之风，把握创作方向，确保节目创作的高品格、高水准、高质量。

电视记者的社会责任感还体现在对社会上的一些丑恶、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抨击上。对人们认识不清、影响社会进步、违背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现象，要充分利用电视节目直观性强、传播大众化的特点，旗帜鲜明地表明媒体的立场和态度，帮助人们明辨是非，认清丑恶的现象和本质，提高广大受众的思想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促使社会进步。电视编导必须及时了解和把握社会主流与发展方向，正确确立自己节目的倾向与风格。

三、电视新闻记者要树立的大局意识

我国的国情和国家体制决定了电视传媒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性质和作用，电视媒体具有更为强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容易激起社会反响与轰动效应。这是电视工作者可引为自豪的职业优势，这要求电视记者要谨慎自律，树立坚定的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

1.局部与全局的问题：电视的创作一般要求对象的具体化、典型性和代表性。电视传媒的直观、形象性特点，其题材展示的一般是个体或局部的人和事。在对个体或局部关注时，会遇到局部与全局、大局的关系问题。这时新闻记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慎重把握，不可盲目追求社会反响和轰动效应而置大局于不顾，电视媒体传播的范围广，如果造成影响就难以挽回。电视记者必须以大局和社会整体为重，防止出现负面的传播效果。

2.形势意识与时机意识。记者遇到的一些素材尽管很好，而在电视媒体后却可能造成较大的、积极的影响，这就有个时机问题，何时披露。

四、电视新闻记者要履行的使命，写好报道

电视新闻记者要满腔热情、全心全意去写报道，这是写好新闻报道的内驱力和动力源。

1.新闻记者在采访时要立于“公心”，从保护公共和人民利益出发，代表人民利益，维护社会公正。

2.心中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时时用心捕捉提案信息，满腔热情地投入，才能写出好的新闻报道，如果没有热心，只能是走过场，应付了事。就写不出有价值的新闻报道。

3.要虚心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包括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做到集思广益，丰富和发展自己，只有虚心，才能写出高质量的新闻报道。

4.撰写新闻报道要精心设计，精心去写，使新闻报道言之有理，报道有据，思想先进，行之有效。漫不经心地写，应付了事，不可能写出好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