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自2005年7月23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目前，有关人民币汇率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文章大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如卢向前、戴国强，2005；李海菠，2003），而很少涉及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的分析。

国外有关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一致的结论。Kohlhagen（1977）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6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英国，1967；法国，1969；德国，1961，1969）的汇率贬值或升值都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有着系统的影响，尽管存在着资本管制。Cushman（1985）则区分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两个概念，并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对美国和五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水平进行分析，得出实际汇率的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效应。而Froot和Stein（1991）进一步将市场信息不对称这一因素引入模型之中，研究发现美国1970－1980年涌入的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应归功于同一时期疲软的美元汇率。Sercu和Vanhulle（1992）通过汇率对出口的价格和数量的影响分析，得出汇率波动性的增加对出口企业的价值有着正向影响效应，也使得出口策略较直接投资更有吸引力，即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逆向影响效应。Aizenman和Joshua（1993）区分了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对经济的冲击，得出了在名义变量冲击之下，汇率的波动性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存在正向关系的结论。Goldberg和Kolstad（199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汇率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大的或显著的影响；但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却具有正向影响效应。Dewen-ter（1995）放弃了过去的经验分析（如Froot，Stein，1991），直接以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水平作为研究变量，而代替以外商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比值作为实证检验的变量，并基于美国1975－1989年的数据得出：汇率水平与外商投资的相对水平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专家伊藤隆敏等人对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实体（不含中国）的研究表明：若某一经济实体货币贬值10％以后保持经济稳定，则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5％，反之亦然。

根据上面的分析，国外针对汇率升、贬值及其波动幅度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可谓众说纷纭，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有的认为汇率贬值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的认为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但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又有着不同的答案；还有的认为，不论是汇率的贬值，还是汇率的大幅波动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国内针对人民币汇率专题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上，而涉及汇率与资本流动项目关系的研究尚显匮乏。即使涉及，所得的结论大多一致，即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陈华和李波（2000）得出人民币贬值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一般要在贬值后1－2年内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孙雷和杨舜贤（2005）认为，如果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升值（即所谓有管理的浮动），对FDI在不同的产业分布方面可能会产生如下影响：那些针对国内市场的、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的FDI将可能增长；已往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外来工业资本，将可能下降；FDI形成的收益继续留在中国将呈上升趋势；对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外商投资将可能有正面影响。张谊浩（2003）运用我国1978年至200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指出长期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陈浪南、王瑞馄和林海蒂（1999）对中、美、日三国汇率变动与FDI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的升值会引起流入我国的FDI减少。国内上述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缺少实证检验的验证，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解释。（2）选取的样本数据多为年度数据，造成样本点过少，在统计上缺乏可信度，影响实证结果。（3）人民币汇率往往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代替，但当时这一汇率是固定不变的，忽视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4）缺少单位根检验，使得一些非平稳数据直接被用来回归，这会产生伪回归的结果，影响结论的可信度。

基于国内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国内一致得出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结论并不具有完全的可信度，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本文运用1995－2004年的季度数据，以保证样本数据达到统计上的要求，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法，以避免伪回归的结果，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性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二、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区间为1995－2004年共10年40个季度数据。其中，REER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MF测算并定期公布其成员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IMF对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的定义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经本国与所选择国家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它是本国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与所选择国家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加权几何平均的比率与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的乘积。计算公式如下：

之所以采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名义汇率的变动并不一定引起实际汇率的同方向变动，而实际汇率变动才是引起经济变量的主要原因。这样，一般的人民币汇率，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名义变量，使得其汇率作用难以显现。二是均衡汇率是一种政策目标的真实有效汇率，它只能采取估算的形式得到，数据较难获得，且获得的途径不一样，数据也是不一致的。相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来源（IMF）更为可靠，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采用人民币对主要国家货币加权实际汇率更能综合反映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FDI和GDP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统计快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并做了一定的调整而得到季度数据。由于中国FDI和GDP季度数据具有很强的季节规律性，因此需对其进行季节调整，消除季节因素影响。季节调整使用的方法为移动平均调整法。用FDI／GDP来替代FDI这一变量的原因在于：消除或减轻FDI变量的趋势因素，因为FDI和GDP大致有着协同的趋势方向，二者的比率可以平缓趋势项，把握总体规律。

Vt表示t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为了反映汇率波动的聚类性，沿用了Abdur（1993）所采用的计算汇率波动水平的方法，即实际汇率变动率的移动样本标准差的方法：

其中，为保证汇率波动的聚类性同时又能得到足够多的数据，初步将m定为8（Abdur，1993）。这种估计方法更有利于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的总体移动。

对于FDI／GDP和Vt数据分别乘以100，以表示它们变动的百分比。

（二）数据分析

传统的回归分析技术往往假定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即要求该序列是常均值、同方差和任意相同滞后阶具有相同自协方差。然而现实经济中的许多变量序列是不平稳的，根据Granger和Newbold（1974）的分析，对非平稳的随机变量进行回归可能导致“伪”回归结果。为了避免回归的失效，Engle—Granger（1987）提出一种处理非平稳序列的方法——协整检验，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阶的时间序列向量分别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某种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则这两个（或两个以上）序列向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长期稳定关系）。由于只有具有同一单位根的两个变量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将首先对所取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再进行协整检验，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1．单位根检验

通常利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检验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ADF检验基于以下方程：

滞后期k值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BI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同时考虑残差的非自相关性。

结果表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小于10％（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即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这些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单位根。因此，不能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的情况。而经过一阶差分之后，这些序列所得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大于1％（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这些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即它们是I（1）数列。因此可以继续对这些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检验I（1）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一般方法是E—G两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向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对协整回归所得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E—G两步法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由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都是I（1）数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所以直接进行第二步：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

首先，分别检验REER对FDI／GDP以及Vt对FDI／GDP的协整关系。分别对REER和FDI／GDP以及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1和resid2，进行单位根检验，所得的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与FDI／GDP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说明了中国汇率水平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无长期的影响关系。而Vt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还要大，则说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Vt与FDI／GD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中国汇率的波动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存在长期的影响关系。

既然REER与FDI／GDP之间、Vt与FDI／GDP之间都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再对REER、Vt和FDI／GDP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Vt是通过REER计算得来的，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先检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得出的结果如表3。

从表3可知，Vt和REER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在此基础上，进行三者协整关系分析。

对REER、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3，对其做单位根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Vt与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Vt和FDI／GDP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汇率升贬值和汇率的波动幅度之间并没有一个稳定的长期关系。

三、结论

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包括水平变动和波动剧烈程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存在长期影响关系，而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无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三者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是投资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是潜在的市场发展空间以及良好的投资获利前景），而非投机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更多的是取决于汇率波动下所带来的收益的变化）。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更多的是得益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对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肯定。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良好的投资环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等，都带动着外商直接投资在不断增长。即使有些外商直接投资是亏损的，但从占领中国市场先机目标出发，也不会影响其对中国的投资。因此，中国政府并未涉嫌操纵人民币汇率水平来获得不公正利益，更没有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强烈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得益于整体经济形势，而非人民币汇率的低估。

另外，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来看，主要是一些制造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两头在外企业，即企业的原材料主要是靠国外进口的，而生产出的成品也主要是出口的，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在降低了出口收入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显著地减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前我国大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汇率的低估而产生的。

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我国汇率改革的方向，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选择更为重要。当然，由于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独特性，上述的分析结果可能由于某些制约因素而不是十分的完美，但得到的关于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这也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StevenW．Kohlhagen，1977，ExchangeRateChanges，Profitability，andDirectForeignInvestment，SouthernEconomicJournal，44：37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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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vidO．Cushman，1985，RealExchangeRateRisk，Expectations，andtheLevelofDirectInvestment，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67：297－308．

［4］LindaS．Goldberg，andCharlesD．Kolstad，1995，ForeignDirectIn-vestment，ExchangeRateVariabilityandDemandUncertainty，Inter-nationalEconomicsReview，36：855－873．

［5］PietSercu，CynthiaVanhulle，1992，ExchangeRateVolatility，Inter-nationalTrade，andtheValueofExportingFirms，JournalofBank-ing＆Finance，16：155－182．

［6］Aizenman，Joshua，1993，ExchangeRateFlexibility，Volatility，andthePatternsofDomestic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NBERWorkingPaper，No．W3953．

［7］AbdurR．Chowdhury，1993，DoesExchangeRateVolatilityDepressTradeFlows?芽EvidencefromError－CorrectionModels，75：700－706．

［8］卢向前，戴国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J］．经济研究，2005，（5）．

［9］李海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1973－200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7）．

［10］张谊浩．现行人民币汇率有利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J］．财经科学，2003，（6）．

［11］陈华，李波．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渝州大学学报，2000，（3）．

第2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一、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因查阅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价值的金融资源请登陆中国金融资源总库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前十位贸易顺差来源地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586.1亿美元，而美国方面的统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240亿美元。从两份不同的统计数据说明：2003年中美两国贸易顺差是误差600多亿美元，显然两国统计数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贸易差额统剖析

中美两国统计数字差别如此之大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原因：(1)、美国统计时将中国通过香港部分转口贸易重复计算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方面.(2)、美国贸易数据的收集过程存在很多问题。而中国由于＿直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中国的进出口数字是比较准确的，而美国由于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因此，这一部分也造成无法统计进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说：“据美国商务部自己的估计，美国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没有向该部报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计算在内，1998年美国的外贸逆差只有1010亿美元，而不是政府统计显示的169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

2、中美贸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总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中美贸易问题，197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直实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国不能以牺牲美国对安全的考虑而换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却转过身来对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感到不满，这其实对中国很不公平。

(2)、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是贸易差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尽管对美国存在偏高贸易顺差，但这些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额中的56%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中国正成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削减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并没有将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收益计算在内。根据中美商会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会9月26日联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美国公司去年的盈利状况最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这次调查，其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另外，调查还出人意料地发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市场，美国公司2002年所获得的利润率居然高于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而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收益并未被统计在内。因此，如果包括这一部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开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面纱

美国的进口大量来自本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的生产线，换言之，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输入货物，现实的贸易许多都是公司与公司，而非国家与国家之单证贸易。据美国《巴隆氏》金融周刊数据显示：这类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销售额达2万亿美元，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占65%，其余35%则输往美国，而这35%在美国外贸统计时均被视为对美贸易逆差。

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就曾经对美国贸易收支统计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重复计算，那么，1986年美国的贸易收支就从1440亿美元的逆差变为570亿美元的盈余了。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2.1亿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务出口额7940亿美元，几乎达3万亿美元，而外国对美国出口及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内部销售额合计为2.4万亿美元，今天的美国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贸易顺差国之一了。

美国向国外的出口额和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2002年达3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进口额和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为2.4万亿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总盈余6000亿美元，这就是分析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时所应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所在。

4、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纪70年代，因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两次大幅上涨，加上来自日本及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经济竞争力和美元汇率之强势，这些都使得美国商品、劳务的贸易赤字在1987年达到1520亿美元的高峰。

(2)美国恶化的低储蓄率，美国必须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建设资金，即融通资金以进行大量投资建设。但世界各国要能贷款给美国，它们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盈余（贸易顺差）来创汇，以积累资金供“美国需求”之用，即美国的贸易赤字反应了美国国内低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之间的“缺口”及其解决办法，或者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其为长期低储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3)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贸易赤字实际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币汇率并非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的原因

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制造业是美国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产量的缩减，1997年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大约为1960年的16倍，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利用较少的劳动资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可能。

调查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日本减少了16%；中国减少了15%。制造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科技进步和竞争压力使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在减少工人数量的同时提高产量，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许多，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中国从1995年至2002年，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人降至8300万人，降幅达15%，超过美国的11%，这些都是客观统计数据。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2、美国的一轮商业周期结束是失业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国就业增长了16%，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5%，是工业化国家中就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随着美国一轮经济周期的结束，情况发生了变化，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为6%，其它工业化国家如法国为9%；德国在10%以上；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香港地区的失业率也已超过8%，而发展中国家的显性失业率与隐性失业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庞大的失业人口的严重问题。

3、9·11恐怖袭击也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国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创伤，航空业无疑是受恐怖事件打击最严重的行业。美洲航空公司裁员和联合航空公司裁员2万人的消息则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航空业，一时间裁员风盛行。

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业率就较一年前增加了14%，达到15.5万人。印第安纳、密苏里、宾夕法尼亚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员人数紧随其后，分别达到了8.1万、6.4万、5万和4.6万人。

从行业来看，传统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业是这次裁员潮的“重灾区”，这两个行业的工作在经济下滑冲击下成了名副其实的“玻璃饭碗”。按照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00年全年美国的裁员人数增加了17%，达到184万人，制造业就占全部裁员人数的42%。

因此，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汇率机制，并不是影响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说成是因人民币汇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极不公正和客观的，也是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及其对策建议

从中短期看，固定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不能改变

从长期看，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开放的经济、贸易大国，最佳的汇率制度应该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以动态变化的汇率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但是，当前中国的国情仍然不能这么做。

其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由农村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国现在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将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中国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中国不仅无法成为“世界工厂”，连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业发展态势也将出现衰退制造业衰退的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很可能引发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其二、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大国，其GDP将近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货币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国操纵或被国际炒家狙击，而美元却从未发生过，人民币固定钉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币汇率更趋稳定。

其三、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钉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有许多好处。如：有利于中国的进出口企业有效地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汇率损益、准确地估计成本与收益、便于国际贸易结算、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资的流入等。因此，钉住美元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最容易理解也最透明，最容易进行成本核算。

第3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外汇储备

前言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不断升温。国内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媒体、政府官员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都纷纷加入到人民币汇率的大讨论之中，对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各方争论观点，主要有三种：人民币升值论、人民币稳定论和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一、人民币升值论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较早言论，一是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中国的廉价货币》；二是在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上的文章《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中国的升级》。其后，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中国因素》一文中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认为亚洲生产商在当今生产全球化的环境下，已经能够影响世界商品的价格水平，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低价输出商品，对世界通货紧缩的影响越来越大，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接着不少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政府官员开始在不同场合纷纷鼓噪，力促人民币升值。2002年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HaruhikoKuroda)及其副手河合正弘（MasahiroKawai）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MasajuroShiokawa)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币升值。2003年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输出了通货紧缩”。同时，在欧美，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经济学家毕格斯（BartonBiggs）、伯格斯坦(FredBergsten)、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芬里顿(EamonnFingleton)等以及美国财长斯诺、欧洲央行总裁德伊森贝赫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等均认为人民币存在着严重低估，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另外国际清算银行（BIS）在2003年年度报告中，批评了亚洲国家不惜余力地阻止货币升值获取外贸顺差的行为。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强烈反差。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持续低迷，给日本国内的就业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进入21世纪美国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出了衰退期，世界经济走向了萧条，全球笼罩在通货紧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好象黑夜中的一颗明珠，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认为是中国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是造成世界性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第二、持续的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理由。他们认为中国通过严重低估人民币币值，一方面提高出口竞争力，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获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凭借廉价劳动力吸引大量外资，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巨额双顺差，是造成美国失业增加的原因。第三，他们还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好处。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中国外债压力，可以提高人民收入，用来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可以增加中国货币的吸引力，为国内经济向制造高质量产品转轨提供条件，以进一步加大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少投机资本的流入。

二、人民币稳定论

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我国政府和国家高级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声明，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选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我国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也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野村证券、蒙代尔(RobertMundell)、麦金农(RonaldMckinnon)、谢国忠等国际机构和学者以及国内学者李扬、光、华民、干杏娣等都认为必须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币升值百害而无一利。

他们反对人民币升值，主张人民币币值稳定，主要有以下理由。一是人民币升值信号“失真”，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被严重低估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双顺差的构成中，主要是资本、金融项目下的顺差，对外贸易顺差占的比重不大，并且外贸出口增加往往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加拉动。二是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人，首先民币升值会造成出口顺差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同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不利于吸引外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此而下降，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压力；其次人民币一旦升值就会形成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将导致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加大了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最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外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将导致通货紧缩恶化，甚至会步日本后尘，陷入长期通货紧缩的困境等。三是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不能夸大中国通货紧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全球性通货紧缩的灵丹妙药。另外有的学者（如徐明棋）还认为主张人民币升值，是西方国家想搞跨中国经济的阴谋诡计。

三、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的国际机构和学者都认为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金融体系的尚不健全，监管能力不高，同时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自由浮动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认为应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短期内温和升值，并放宽浮动范围。近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MorrisGoldstein，NicholasLardy、张志超、刘遵义、胡六祖、余永定、杨帆、张纪康、许少强等专家学者。

主张人民币温和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一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对出口和引进外资影响不大。余永定（2003）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主导，一般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相当低，在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出口加工企业的赢利性和中国贸易状况不会受到很大影响。胡六祖（2003）也认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温和调整不会带来出口很大变化。强永昌和尹翔硕（2003）通过实证分析也认为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出口造成影响。张纪康（2003）认为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追逐市场效应和资源要素效应，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吸引外资造成很大影响，他认为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正逢其时。二是温和升值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许少强（2003）认为可以通过人民币温和升值，让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逐步释放，以免长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积聚，集中释放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余永定（2003）认为：“认为同坚称人民币不升值相比，人民币小幅升值将大大强化升值预期，从而导致短期投机资本进一步大量流入，以及我们对这种流入无能为力的观点是缺乏理论和实际依据的。反之，人民币小幅升值，逐步释放升值压力则应该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三是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使通货紧缩加剧。王任言（2003）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物价影响的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与通货紧缩没有必然联系。四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可以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有利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四、对人民币汇率争论的几点思考

汇率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一个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人们往往不会太关注日常汇率的波动（除非是剧烈的震荡，对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当前我国人民币汇率能够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4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FDI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

近几年人民币迅速升值,汇率已经成为热点话题。汇率是联结国内外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一条重要纽带,汇率的变动将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对外贸易乃至整个国际经济。国际直接投资(FDI)指由居住在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对居住在另一个经济体的企业进行管理控制的投资,它反映了一种投资者在某个外国的持久利益的长期关系。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就业等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深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将有助于调整和制定我国的引资政策,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一、文献综述

1、本币升值促进FDI

Cushman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对美国和五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水平进行分析,得出实际汇率的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效应。Campa(1993)认为一国货币越坚挺,进入该国市场未来收益的期望值就越高,也就会吸引越多的FDI流入。Benassy-Quere(2001)等指出如果投资者以东道国市场为目标,东道国的货币升值扩大了东道国的相对市场规模,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

2、本币贬值促进FDI

Froot和Stein(1991)的“相对财富假说”理论认为东道国货币贬值能够提高外国投资者相对财富,从而更有利于他们并购东道国国内的企业。Bruce和Blonigen(1997),Takatoshi和Peter(1997),Xing和Wan(2006)也得出类似结论。陈泓洲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相对贬值)能够带来财富效应和生产成本效应,促进FDI流入我国。张文、杨泽文(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汇率上升会增加FDI流入。黄志勇认为人民币汇率每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带来FDI增加3.25个百分点。崔远淼认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出口导向型FDI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可能减少FDI流入规模。

3、汇率水平与外商投资无影响关系

Hymer(1960)认为,在资本市场完全的情况下,汇率水平波动将不会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只是企业从其自身角度出发的一种战略考虑。Jeanneret(2005)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汇率波动有碍外商直接投资,但随着金融工具的发展,它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已经不再显著。龚秀国(2003)、陈帮能(2006)、荀青等人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没有多少关联性。

二、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吸收FDI的实际情况

2000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8.2781元人民币。2001年基本保持在1美元兑换8.2762至8.2786元人民币之间小幅波动,全年平均汇率为8.2770。2002年末为1美元兑8.2773元人民币。2003年起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人民币升值。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6年5月15日达到1美元兑7.9982元人民币。2007年1月11日人民币达到7.7977元。2007年5月21日央行宣布放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波幅,幅度从±0.3%扩大到±0.5%。2008年4月10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9920元,人民币升值进入了“6时代”。2008年5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次突破7.00,并于6月17日突破了6.90,人民币进入了6.8时代。

1979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之重要内容的利用外资工作开始起步。1979年9月中国签订了第一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协议,1980年5月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版图上诞生,这一切标志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式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一,萌芽阶段(1979—1984年),主要特征是外资来源以港澳台为主,投资规模也偏小。第二,初步投资阶段(1985—1991年),外资来源仍以港澳台为主,但已有欧美日公司来华投资。第三,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年)。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国内掀起了经济发展新高潮。以全球500强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自此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第四,稳定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外商对华投资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年来,中国每年新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都在三四万个左右,年均实际投资金额超过600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流入中国的FDI将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月均FDI流入估计维持在50—60亿美元左右,而且这一趋势可能延续至2010年。

三、人民币汇率对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和IMF网站。

建立模型:

LnFDI=c+?琢1lne+?琢2lnVOL+?琢3lnGDP+?琢4lnw+?琢5lnIM+?琢6lnEX+?着

式中FDI代表我国实际外商投资额,c为常数,e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VOL为汇率波动幅度,GDP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w为我国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IM为进口额,EX为出口额,?琢i为系数,?着为随机扰动项。

协整关系反映了所研究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经济意义上讲,这种关系的存在可以通过其他变量的变化来影响另一变量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在1%(或5%)的临界值下,变量LnFDI与Lne存在协整关系,表明汇率变化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产生积极影响。人民币汇率每贬值1个百分点将带来FDI增加3.25个百分点。如果包含在VAR模型中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我们可以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EC)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此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特征,误差修正项的大小表明了从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

考察实际利用外资与汇率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上,P值大于0.05,就接受零假设,P值小于0.05,则拒绝零假设。由计量结果可知,Lne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影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流量水平。

四、结论

本文采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分析我国利用外资金额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研究了人民币汇率

对FDI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人民币的贬值将促进我国的FDI吸收。

【参考文献】

[1]Cushman,D.O.RealExchangeRateRisk,ExpectationsandtheLevelofDirectInvestment[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85,Vo.l67(2).

[2]Campa,J.M.EntrybyForeignFirmsintheUnitedStateunderExchangeRateUncertainty[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3,Vo.lLXXV.

[3]黄志勇:汇率变化对我国FDI影响的实证分析[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4).

第5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特点问题策略选择

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点

(一)当前我国外汇市场主要是本币和外币头寸转换市场。目前我国外汇市场结构由两个子市场组成，一是外汇指定银行和企业间结售汇市场，一是外汇指定银行和央行参与交易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从结售汇内容、银行外汇上额管理和央行经常调控的过程来看，现在的外汇市场是一个与现行外贸体制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市场，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性外汇市场。

(二)人民币汇率是局部外汇交易汇率。目前人民币汇率是在结售汇制和外汇指定银行外汇上额管理规定的约束下的外汇交易价格，外汇交易主体少，外汇供给充分，而外汇需求受到严格限制，企业、银行、政府机构和个人的外汇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这种市场状况下形成的交易价格不是市场出清的外汇价格，只是有限的交易主体在有限需求下的外汇交易价格，或称为市场局部均衡价格。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压力来自贸易项目状况。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所决定的汇率，基本上不反映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外汇供求变化，汇率变动的压力主要来自经常项目的顺差或逆差。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对华贸易逆差。

(四)央行的干预成为经常行为。由于外贸顺差和大量引进外资，企业被强制结汇，外汇指定银行持有外汇头寸又受到上额限制，央行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进外汇，同时为了使人民币汇率维护在波动幅度之内，央行也必须买卖外汇，央行人市买卖外汇就成了经常行为。央行交易中持有外汇净额的迅速上升，造成了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本来是企业、银行和个人的外汇需求，由于制度约束被央行买进变成外汇储备，外汇风险就从企业、银行和个人向央行集中。

二、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问题

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建立在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基础上的。其外汇市场仍属于初级市场，缺乏系统完善的运行机制。在形成机制方而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从交易主体上看：现行外汇市场组织体系不健全。按照国际惯例，规范的外汇市场组织体系应由一国中央银行、外汇银行、客户和外汇经纪人组成。而我国外汇市场主体只有外汇银行和中央银行。

（二）从交易性质上看：现行外汇市场还只是一个与现行外贸外管体制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市场。并非具有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交易市场。在线

（三）从市场开放程度上看：现行外汇市场垄断程度太高，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供求关系扭曲的市场。

（四）从交易内容和品种上看，现行外汇市场交易的内容和品种过于单一化。目前我国外汇市场的交易币种仅仅是美元、日元、港元和欧元；交易品种只有即期交易。还缺乏调期、期货、期权等业务品种。这种现状不仅不能满足我国企事业单位对多样化外汇交易的需求。

三、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策略选择

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策略选择包括固定汇率、自由浮动制度及有管理的浮动制度三种形式。

(一)固定汇率

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愿意在外汇市场上以固定汇率同私人部门兑换货币。

(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中央银行不会为了固定汇率而干预外汇市场，能自动地保持汇率的弹性。

(三)有管理浮动汇率制

由以上分析可见，前两者显然无实现可能，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增加弹性和灵活性。从长期看，应从增加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逐步过渡到人民币的独立浮动。

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具体措施

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从理论而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同时也有宏观调节。但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依靠的是行政机制。不论是研究机构还是实务部门(包括政府管理部门)都在深入探讨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基本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按照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应从运用行政机制转变为运用市场机制。

在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且外向型经济已占较高比重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应当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措施包括：

（一）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银行结售汇的强制性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封闭性是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二）适度放松对机构和个人使用外汇的限制，使市场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机构和个人对外汇的需求。

（三）中央银行在改革和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监管，严厉处罚违法违规行为。

（四）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主要包括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减少中央银行在市场上的干预频率，代以其他的经济方式和手段调整汇率水平。

五、结论

从现行汇率制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利益，把汇率制度改革同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国际收支状况、国际货币合作联系起来，渐进地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要以汇率水平稳定为前提，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促进经济内外协调和均衡发展，搞好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经济基础。做出的选择既是多方利弊博弈的结果，也是渐进放开汇率管制的过程。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时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只有对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才能使中国经济在迈向经济进一步开放的进程中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在线

1汇率机制与国家利益冼建斌珠江经济-2004(6).-44-46

2人民币升值影响及汇率形成机制的探讨王守淦武汉金融-2004(7).-31-32

3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另类诠释——汇率机制中的央行干预与非对称性马德功云南社会科学-2004(4).-60-64

第6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Frankel与Wei(1994)较早对货币地区影响力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建立交叉汇率模型并利用1979～1992年的数据系统考察了美元、日元、德国马克、澳大利亚元以及新西兰元等五种货币对东亚9种货币的影响。研究表明，美元对东亚国家货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东亚国家是事实上的“美元区”。至此，交叉汇率模型开始广泛应用于参考篮子货币进行管理的货币篮子权重变化的研究并逐步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式。如Frankel和Wei(2007，2008)采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2005年“汇改”至2007年年初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Ito(2008)利用Frankel和Wei(1994)的研究框架，也分析了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东亚货币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美元、日元和欧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汇改”前后人民币仍然以盯住美元为主，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灵活性很小。Fratzscher和Mehl(2013)采用类似的方法分析了人民币对东亚地区货币的影响力。研究发现，2005年以来人民币已经取代美元成为这一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货币。Aggarwal和Mougoue(1996)利用协整的方法比较了日元和美元与亚洲“四小龙”与“四小虎”共计八个货币汇率变动的协整关系。研究发现，日元与这八种货币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同时日元相对于美元而言对这8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影响力要更强一些。Chen、Siregar和Yiu(2013)认为，“汇改”使得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不断攀升，而美元在这一地区则逐步丧失了其影响力。区域贸易、人民币与东亚各国贸易互换货币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中国对东亚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大(outwardinvestment)是导致人民币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根本原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学者针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特别是其对东亚地区影响力的研究文献开始集中出现。丁剑平、杨飞(2007)采用麦金农(McKinnon)回归方程对“汇改”前后人民币与亚洲国家货币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民币“汇改”以后，亚洲各国普遍降低了美元在其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同时人民币与亚洲国家货币联动性显著增强。陈志昂(2008)采用Frankel与Wei(1994)的研究框架分析了东亚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发现，人民币与东亚国家货币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其强度要远高于东亚货币与日元之间的联系。李晓、丁一兵(2009)采用Frankel与Wei(1994)的研究框架，对人民币与世界主要货币及东亚主要国家货币的联动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人民币目前还不能独立成为东亚区域性货币，而制约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是中国目前并不能替代美国成为这一地区最终产品的提供者。杨荣海(2011)采用Frankel与Wei(1994)的研究框架分析了东盟十国货币中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及人民币的权重变化。研究发现，“汇改”以后人民币在东盟国家货币中的隐含权重上升，美元的隐含权重则有所下降。许祥云、贡慧(2012)采用GARCH模型对“汇改”以来东亚货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汇改”以后人民币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但还没有成为东亚国家货币稳定的名义“锚”。刘刚(2013)采用Frankel与Wei(1994)的研究框架，通过引入分布滞后模型分析了人民币、美元、欧元以及日元对东亚货币汇率的长、短期影响。研究表明，美元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虽然短期内难以撼动，但是人民币对东亚部分国家的货币，如印度卢比、新加坡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美元。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地区影响力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借鉴了Frankel与Wei(1994)的研究框架。但是，由于该框架的交叉汇率模型中没有考虑到可能存在的ARCH(GARCH)效应，使得采用改框架交叉汇率模型得到的系数估计值，及其置信区间可能会由于异方差的存在而出现偏差，相应的建立在此置信区间上的分析结果值得商榷。其次，从数据的选择上说，为了增大样本量以及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较多的学者使用了汇率变动的日度数据来进行分析。但是，对于时间跨度的选择则不尽相同。有的学者选择了2005“汇改”前后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有的学者则选择使用“汇改”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众所周知，人民币“汇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是“汇改”后的时间段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同阶段的“汇改”节奏与“汇改”政策也并不完全相同，由此，而导致的人民币与东亚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在具体分析人民币与东亚国家货币联系时必须要着重考虑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由于东亚地区曾经是事实上的“美元区”，因此，东亚各国货币或多或少会受到美元汇率变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采用回归分析来研究不同货币之间的关联度，可能会由于“内生性”问题而导致分析结果产生有偏估计。为了克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ARCH(GARCH)效应以及“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没有采用Frankel与Wei(1994)的交叉汇率回归模型来研究人民币与东亚地区货币关联性，而是采用Engel(2002)提出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dynamicconditionalcorrelation，DCC)对人民币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的动态关系进行刻画。同时，根据“汇改”时间表将2001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日度数据划分为不同阶段，来全面比较不同时期人民币汇率与东亚各国货币汇率变动之间动态关系。

二、人民币对东亚货币汇率影响力检验

2005年7月“汇改”以前，人民币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汇改”以后，人民币开始实行一篮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也逐步增大，受到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影响，有些东亚国家相应调整了本国汇率政策。因此，为了直观反映人民币“汇改”对东亚各国货币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汇改”前后人民币与东亚主要国家货币的相关系数矩阵，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人民币汇率对东亚各国主要货币的动态影响。

(一)数据来源及初步分析本文主要目的是分析“汇改”前后人民币对东亚主要国家货币影响力的变化。由于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SDR)是一种以世界主要货币加权计算得到的“人造”货币，并且SDR与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主要篮子货币构成相似，可以降低回归模型的残差项与所选取基准货币的相关性，使得估计结果更为准确。因此，本文选取特别提款权作为计价货币。在样本选择上，考虑到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度主要由三类构成:传统的盯住汇率制度(如港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如马来西亚林吉特)以及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如台币以及印尼盾等)，其中，文莱采用与新加坡元等价的汇率模式，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四国又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为了充分考虑样本的简洁性与代表性，本文选择印尼盾(IDR)、韩元(KRW)、马来西亚林吉特(MYR)、新加坡元(SGD)、泰铢(THB)以及台币(TWD)、港币(HKD)作为分析对象，选取欧元正式流通后的2002年1月2日至2013年12月23日共计8种货币(包括人民币在内)兑特别提款权(SDR)的日度数据，数据来源于Pacificexchangerate数据库，同时将所有变量通过环比对数差分得到汇率变动率并分阶段计算其相关系数矩阵，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可见，“汇改”以前人民币汇率与东亚地区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变动率正相关，并且相关系数普遍较大，然而，这还并不能说明人民币汇率对东亚地区影响力在不断增强，而是供应方寡头竞争均衡的结果(陈志昂，2008)。即不是依赖于政府间的协议，而是通过货币竞争机制的结果。由于东亚各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形成通过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区域产业发展，同时其机械设备高度依赖于向日本进口以及产品主要向美国出口的“三角”模式。并且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资源禀赋。这种趋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东亚国家的出口产品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上具有需求弹性较低而供给弹性较高的特点，也使得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模式非常容易出现所谓“囚徒困境”式的货币竞争局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即是这一“囚徒困境”式的货币竞争结果的佐证。货币竞争虽然可以暂时提高本国出口数量，但是会造成产品供给方的总体福利的损失。因此，为了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对本国福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当地区发展中大国例如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并且区域内其他国家与这个发展中大国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同时存在时，只要这个发展中大国国内具有稳定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同时其币值能够保持持续稳定，那么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可能将其作为其隐形“内部锚”。于是出现人民币对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形象。

2005年“汇改”以前，人民币长期盯住美元，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同时，由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及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负责任的表现，使得各国纷纷选择将人民币汇率作为本国货币的“隐形锚”。这一点从表1可以得到验证。通过对表1的下三角矩阵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率与东亚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变动率都比较高，表明人民币由于长期实行固定汇率的结果使得货币竞争性均衡在这一地区出现，或者说在东亚地区出现了非正式的汇率合作安排。另外，由于货币对外价值是其内部宏观经济发展的反映。2005年“汇改”以后，在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以及人民币“汇改”导致的升值预期作用下，人民币开始持续升值，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空间增大。在此背景下，人民币作为东亚国家货币“隐形锚”的条件减弱，人民币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的联系开始降低。这一点也可以从表1得到反映。从表1的上三角矩阵列出的结果可以发现，除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以外，人民币汇率变动率与其他东亚国家货币汇率变动率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说明随着人民币稳定性减弱，人民币充当东亚其他国家货币内部隐形“锚”地位开始下降。

(二)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1．模型构建为了分析不同资产之间的相关关系，Bollerslev于1994年提出了常系数条件相关模型(constantconditionalcorrelation，CCC)。该模型假定不同资产之间的相关关系固定不变。Engel(2002)在Bollerslev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条件相关模型(dynamicconditionalcorrelation，DCC)。DCC模型放松了不同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固定不变的假设，同时考虑了异方差对计算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特别适合于广泛存在ARCH(GARCH)效应的金融变量之间动态关系的刻画。DCC模型可以简单表述。对角元素的平方根构成的对角阵，Q－为第一阶段对收益方程进行估计得到的无条件协方差矩阵。方程(1)称为条件动态相关模型，即DCC(m，n)模型。动态条件相关模型中阶数m与n则是通过设定m与n的不同值，比较不同设定数值，按照赤池准则(AIC)、对数似然统计量等综合确定。2．实证分析表2给出了2002年1月2日～2013年12月23日的印尼盾(IDR)、韩元(KRW)、马来西亚林吉特(MYR)、新加坡元(SGD)、泰铢(THB)、台币(TWD)以及港币(HKD)汇率变动率的统计描述结果。从表2可以看到，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东亚主要国家货币呈现典型的“尖峰厚尾”的分布，同时，汇率变动率也存在显著的序列相关，体现了汇率变动具有渐进、相依的特点。为了分析人民币与样本内其他国家货币汇率变动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设定DCC(m，n)－MVGARCH中ARCH项及GARCH项的不同滞后期m与n的值，并通过比较不同设定下的赤池准则(AIC)、对数似然统计量(LR)等统计量，并兼顾模型的简洁性，最终选择DCC(1，1)－MVGARCH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图1～图4给出了不同时期人民币与东亚各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变动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综合图1～图4可以发现，2005年“汇改”以前人民币与东盟主要国家的货币，如林吉特、泰铢以及港币的相关性较高，而“汇改”后人民币与上述国家货币之间的关联性存在显著下降的趋势。2008年6月中国重新启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与上述国家货币的关联性又重新存在上升的趋势。与东亚其他国家货币不同，港币由于一直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因此，港币与美元联系密切。从图1也可以发现，在“汇改”以前以及2008年6月～2010年6月，由于人民币实际上执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因此，港币与人民币之间的相关程度很高。在2005年“汇改”以及2010年6月人民币重启“汇改”以后的各个阶段，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相对降低，导致港币与人民币的动态相关关系在这两个阶段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相对而言，人民币与新加坡元、印尼盾以及台币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定。这与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台湾地区特定的汇率制度有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新加坡即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汇率水平主要参考贸易伙伴及其竞争者的货币进行管理，并且货币篮子权重不对外公布。此外，由于新加坡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同时其经济增长率一直较高并且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经济基本面以及外汇市场的变化很容易通过外汇市场反映出来，因此，新加坡货币管理当局可以据此较为精准的调整新元的汇率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虽然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两国之间贸易商品结构比较单一，新加坡对中国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本与技术性贸易产品为主，受汇率变动因素较小，因此，新元与人民币汇率变动之间的关联性一直比较稳定。印尼盾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从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到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使得汇率维持在其预先设定的水平。由于印尼出口主要是以矿物燃料和橡胶等初级产品为主，而进口则主要是高新技术产品，导致印尼进出口弹性水平都较低，使得印尼政府通过汇率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以及改善资源配置的效果不明显。因此，印尼盾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比较稳定。我国台湾地区由于自1989年以后一直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并且外汇市场同期也完全自由化，彻底放弃了汇率的出口导向以及创汇的功能，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对人民币与台币之间的关系影响不大，两者之间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关系。最后，人民币与日元、韩元汇率变动之间的动态关系比较复杂。这一方面源于日元与韩元均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早在1999年4月韩国就取消了经常账户交易的兑换限制，2002年1月1日起韩国完全实现了外汇交易自由化，而日本汇率制度在1973年就从固定汇率制度(盯住美元)，转为浮动汇率制度，并于1998年完全放开本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日元汇率完全市场化。在此背景下，韩元与日元的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此，在样本期内人民币与韩元、日元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另外，日本与韩国同属于发达国家，其出口产品结构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没有竞争，同时，自由浮动的汇率之策也使得通过汇率政策调节外贸进出口的作用被弱化，因此，中国尽管早在2007和2012年分别成为日本与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由于两国的贸易产品存在互补性，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并不存在显著影响，上述两国并不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做出较大反应。

实际上，东亚作为支撑美国全球本位制的一个重要区域的现实，短期内并不会改变，这是东亚经济体与美国在“二战”后长期经济交往中所达成的互惠性与恐怖性兼具的“博弈均衡”(李俊久，2014)。一方面，美国的直接投资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另一方面，东亚廉价的商品则出口到美国，其出口所得美元也回流到美国来弥补美国金融市场和国际收支失衡。美国与东亚地区特殊的生产关系，直接导致美元在东亚与美国之间形成巨大环流，使得短期内美元在东亚地区影响力不可能降低;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其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与东亚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还不具备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主导地位的实力。因此，通过加强发展与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从而增强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基于汇率制度变迁的视角，本文对人民币汇率与东亚各主要国家货币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供应方寡头竞争均衡机制的存在使得东亚国家存在非正式汇率制度安排，人民币成为东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隐形“锚”。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人民币隐形“锚”的功能弱化，人民币对东亚国家，特别是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国家货币的影响比较大，而对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国家的影响比较小。因此，仅仅通过贸易渠道难以在短期内增强人民币的地区影响力。DCC－MVGARCH模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为了增强人民币区域影响力，在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贸易的试点的同时，要在境外大力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通过利益杠杆来增强人民币的地区影响力。

(二)政策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跨越国界，在境外得到最大限度流通，成为普遍认可的国际货币。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必须要通过以下三点来体现:首先，人民币在境外能够被普遍接受并具有一定的流通度;其次，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在国际贸易中要达到一定的比例;最后，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能够成为境外各级、各类银行的投资工具。由于世界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都是建立在其成功实现了“区域化”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贸易的试点范围。完整的国际货币必须具备记账单位、交易媒介以及价值贮藏三个特点。然而，从交易媒介这个功能来看，美元仍然是东亚主要的贸易计价与结算货币。美元在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进出口贸易中充当计价货币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欧元与这些国家的本币(Kamps，2006)。因此，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我国应该大力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规模和范围。目前，我国上海、广州等六个城市实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未来应该有条件地将边境贸易较发达的城市和自治区纳入到人民币边境贸易结算试点的范畴。通过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来增强人民币的地区影响力，加快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同时，为了加快建立东亚地区对人民币的信任，可以通过与中国贸易交往较多的国家签署协议，允许在这些国家将一定数额的人民币直接兑换成美元和欧元，通过“背书”来使得人民币在东亚地区获得更高的认可度。其次，东亚区域内贸易强度虽然呈现不断加深的趋势，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客观上也承担了区域内贸易产业转换的责任，即对区域内主要国家的贸易呈现逆差而对区域外贸易呈现顺差(李晓、丁一兵，2006)，但是由于东亚各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趋同，因此并不必然会选择将人民币作为其货币“锚”，东亚各国汇率制度多元化的现实即是例证。因此，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短期内将人民币“区域化”影响力提升至较高层次的作用有限。为了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最终实现“国际化”，中国要在境外大力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当前，在东亚各国外汇交易中使用最多的依然以美元为主，美元在东亚地区外汇交易中占有绝对优势(BIS，2014)。因此，要在境外主要是在香港加快推进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市场规模，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适时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的规模与水平，从而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影响，逐步形成与欧元证券以及美元证券相抗衡的人民币证券市场，通过利益杠杆来扩大人民币的影响。

第7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机制；货币政策；冲突；协调

一、人民币汇率机制沿革

1994年，中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一次改革，其内容包括：第一，汇率并轨，废除过去的双轨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第二，取消外汇留成制，实行结汇售制；第三，建立银行间外汇买卖市场。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浮动；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地小幅升值2%；扩大人民币兑美元等交易货币的浮动区间。此次汇改的意义在于：改革是市场导向的，是朝向更灵活、更具弹性的人民币机制的；制度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核心是形成机制的改革，而不是人民币币值的简单重估；实行浮动汇率制，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对外汇需求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加大。

二、宏观经济内外均衡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机制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双重目标，即内部实现物价基本稳定下的充分就业，外部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于中央银行来讲，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是实现内外均衡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如何有效地将这两者加以搭配和组合，直接影响到内外均衡的实现。

（一）资本不完全流动情形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下简称M-F模型）把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BP曲线）引入封闭条件下的IS-LM模型，研究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经典M-F模型分析表明：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固定汇率与国内货币政策将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而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资本流动不完全的情况下，一国的国际收支受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共同影响，BP曲线是一条斜率为正的曲线。

在固定汇率制下（如图1），假设该国经济起初位于内外均衡的A点。如果央行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LM曲线右移到LM′。该国经济在B点实现新的内部均衡，同时利率下降，国内资金外流，资本项目也出现逆差，本币面临贬值压力。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被迫购入本币，抛售外币，LM′左移到原来的位置，货币政策失效。

在浮动汇率制下（如图2），假定该国经济最初在A点实现内外均衡。扩张性货币政策首先使LM曲线向右移动并与IS交于B点。在B点经济虽处于内部均衡，但B点位于BP曲线右侧，这意味着收入增加和利率下降带来了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逆差推动本币汇率贬值，进而导致BP和IS曲线右移，直到达到一个新的内外均衡为止（C点），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使收入水平提高。所以，浮动汇率与货币政策之间是协调一致的。

（二）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

根据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对一个国家而言，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同时存在。即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完全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标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必须得放弃其中的一个。根据上述相关理论，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固定汇率制，所以，在目前资本不完全流动的前提下，要维系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货币政策与汇率机制之间必然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冲突。

三、人民币汇率机制与货币政策的冲突

（一）冲突的表现

1、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1）持续的贸易顺差与资本流入。中国近年来对外贸易的顺差不断加大，结合近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经常项目下，2003年顺差458亿美元，而到2005年底这一数字达到了1608亿美元。持续且数额巨大的贸易顺差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由于中国目前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所以贸易顺差带来外汇收入中的大部分直接构成了官方储备，2003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到2006年底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也加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2）美元持续贬值。2002年以来，美元持续走低，由于人民币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所以美元的贬值带动了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贬值，这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升值。

2、国内通胀压力加大。（1）物价持续上涨。200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逐渐升温，房地产、钢铁等部分行业局部过热，此外粮油价格也呈现上涨的趋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2003年以来中国CPI、PPI同比增长率一直在3%左右高居不下，而央行设定的调控目标正是3%。另外，国内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2004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达到了110.8%，比2003年上涨了9.7%。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2月份，全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9%，主要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3%。（2）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速度明显快过GDP的同比增长速度。2001年M2/GDP之值在1.45以下，而到2006年底这一比值达到了1.65。另外，近年中国M1、M2之间的差额即“喇叭口”在不断扩大，这也反应出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正在加大。

3、中央银行的政策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中央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缓解国内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2003年6月起，中国货币政策开始向紧缩性方向转变。随后的一系列措施都显示出央行对于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担忧。央行多次调高存贷款利率，并且不断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紧缩银根，控制信贷过快增长，抑制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不得不从外汇市场大量买入外汇储备，而大量外汇储备的买入直接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增加从而引起国内通货膨胀。所以，如果从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角度出发，央行就不得不大量购入外汇，但是外汇的购入导致了外汇占款的相应增加，从而导致货币规模急剧增长，紧缩的货币政策失效。如果从减小通胀压力的角度出发，央行就会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但紧缩性货币政策会造成市场利率的提升，从而拉大了人民币与外币的利差，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二）冲突的原因

1、长期以来的固定汇率影响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前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在相对固定不变的水平上，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当汇率波动超出一定幅度之后，货币当局将会出面干预，这就使本币供应量成为随汇率变化而变化的一个外生变量。此外，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当美国降低利率时，人民币将存在升值压力。为维持固定汇率，政府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使国内被动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本国货币政策受制，丧失了独立性。

2、央行对冲工具的缺失。僵化的汇率机制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央行冲销工具的缺失，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人民币实施汇率改革以后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矛盾依然存在的原因。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冲工具相当有限，随着对冲外汇占款压力不断加大,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处于国债和银行债券短缺的尴尬境地。从2003年开始央行不得不大量发行央行票据以对冲巨额的外汇占款。央行票据从2003年的7368.2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36522.7亿元，这显示出央行在票据发行方面的压力正在增大。公开市场操作乏力使得央行无法应对大规模涌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从而也就无法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3.外汇储备增长导致外汇占款增加。前述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带来外汇收入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被央行被动买进，因为央行为了抵制境外游资的攻击，汇率剧烈波动必须大量买入境外流入的外汇。另外，当下中国的结售汇制度也决定了央行不得不大量买入外汇。大量外汇的买入加之央行有效冲销工具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增加。到2006年底外汇占款达到了98868亿元，比2001年增长了近5倍。庞大的外汇占款直接导致了国内通胀压力的加大。

四、货币政策与汇率机制的协调

（一）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任何一个国家都只能在资本完全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自主性这三者中择其二而行之。因此，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况下解决中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首先必须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更加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次人民币汇率的适当升值和向更加灵活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操作具有积极意义。汇率的更具灵活性，可以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和频繁的背景下，更具自主性。中国宏观调控的工具中增加了汇率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对中国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进行调节，使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更有保障。

（二）改善外汇储备的管理

前述分析得出，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直接影响着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所以必须完善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首先要适度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适度减持美元，增加欧元和日元比重，根据经济形式的变化做短期调整，降低汇率风险；其次要增加实物储备。充分利用多余外汇储备建立中国的能源储备，以抵御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制约；再次，建立外汇储备基金。在外汇储备中，流动性头寸部分可以由央行直接管理，其他部分，让基金进行管理，实现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最后，藏汇于民。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放松对民间持有和投资外汇的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用汇自由。这样有助于减少央行的外汇占款，增加民间的投资渠道，也为进一步提高汇率的灵活性创造了条件。

（三）加强外汇市场建设

首先，要推动结售汇走向市场化。要从强制结售汇制逐步转向意愿结汇制，这样结售汇这个环节弹性更大了，市场化程度更高了，整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就会有明显提高。其次，要适时推出衍生产品，防范汇率风险。尽快开办银行间远期和掉期外汇交易，协调汇率、货币政策的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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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所谓汇率调控是指一国中央银行为实现本外币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之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通过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而对汇率水平进行调节的过程。我国自1994年进行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调控目标下，汇率变动呈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按照一般汇率理论分析，汇率虽然是货币之间的比价，但归根到底是由国家之间的综合经济实力所决定的。汇率对于实质经济变动的反应不仅是迅速和灵敏的，而且往往存在“汇率超调”的现象，即汇率变动幅度通常会大于实质经济的变动幅度。例如，1995年4月，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还保持在80日元兑1美元的高位水平，但一年多以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却跌至110日元对1美元的水平，跌幅达40%，显然大大超过了同期美日两国的实际经济变动幅度。反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趋势却正好相反，在中央银行的干预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表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无论两国实质经济发生什么变化，人民币汇率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状态。显然，在我国央行稳定汇率的调控目标下，人民币汇率变化作为反映经济变化的“显示器”与“放大器”的功能消失了。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国一再强调汇率体制改革后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但实际上自1996年开始，国际社会就将我国纳入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之列。

在汇率调控过程中实行强制结售汇及结售汇周转头寸和最高持汇规模的双重限制。虽然自1994年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成立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但在这个市场上仍存在诸多的限制，强制结售汇制就是突出的表现。按照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内资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必须出售给政府，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也必须调回境内，出售给政府或保留，而进口用汇则需经过真实性审核批准。为使银行间的外汇资金能够流动，1996年4月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上，银行每天买卖外汇的差额形成外汇周转头寸，外汇管理当局对其外汇头寸实行上限管理，超过限额的外汇必须卖给中央银行或其他没有达到上限的银行，央行对银行出售的外汇也必须购买。总之，在实行强制结售汇条件下，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限额以上的外汇，外汇指定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周转头寸限额以上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中央银行通过人民币外汇占款方式全部吸纳，这样，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外汇市场的最终出售者，也是唯一的造市者，换句话说，在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承担着干预汇市和扎平市场交易的双重任务。

在强调汇率稳定的同时，中央银行放任外汇储备的不断攀高，使人民币潜在升值压力始终难以消除。我国现有的强制结售汇体制决定了国际收支的顺差会直接导致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结售汇顺差，即美元相对人民币供给增多。如果中央银行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管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直接结果就是人民币升值。而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入市干预，收购美元，卖出人民币，所以保持汇率稳定的必然后果就是外汇储备的大幅上升。我们很容易从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来验证这一点。如果说在外汇储备还很稀缺的时代，增加外汇储备也是中央银行意愿的追求目标，那么当储备已经远超过国际公认的保持三个月进口支付的安全警戒水平，继续大幅增加外汇储备规模则只是保持汇率稳定的副产品了。因此，尽管人民币汇率保持了连续多年的基本稳定，但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也使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从而使中央银行继续稳定汇率的努力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国现行汇率调控体系不存在趋向长期均衡汇率的调节机制。长期均衡汇率是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的，主要受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当然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短期汇率的变动趋势。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对短期汇率波动幅度的严格限制，因此，一旦短期汇率偏离了长期均衡汇率，这种失衡就会持续存在。因为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机制的扭曲，是无法依靠外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纠正的。换言之，目前我国的外汇市场并不存在内在的纠偏机制，因此，即使短期汇率与长期汇率保持了一致，也仅仅会是一种短暂的巧合而已。

人民币汇率调控存在的问题

以固定钉美元作为汇率政策调控目标缺乏合理依据。一国宏观经济目标通常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个方面。内部均衡一般是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适度的经济增长，外部均衡则通常是指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同时，汇率通常也是实现内外均衡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因此将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因为这不仅束缚了政府自身的手脚，使汇率自发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功能丧失殆尽，而且以稳定汇率为目标还会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力，诱发乃至加剧内部经济失衡。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实际是为稳定外贸环境、促进进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服务，这使得人民币汇率调控政策实际上主要是为实现内部经济均衡服务，而在其最能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外部均衡领域却没有“用武之地”，从而出现所谓“政策职能”错配现象。此外，人民币钉住美元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汇率稳定，因为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是经常发生波动的，这就必然使钉住美元的人民币的汇率也与美元汇率同步变化，这样，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稳定实际上是建立在美元稳定的前提之下的，而恰恰美元自身的稳定是我们所无法预料和操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银行试图通过钉住美元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稳定也是缺乏合理依据的。由于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过分干预和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民币汇率信号失真。从上面关于人民币汇率调控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汇率体制还不是一种真正的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浮动汇率制，那么汇率就应该根据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变化而相应调整，外汇供不应求时，本币汇率下降（本币贬值），外汇供大于求时，本币汇率就应上升（本币升值）。但是，从我国汇率并轨以来的汇率实际走势来看，人民币汇率一直呈现一种稳中略升的超稳定状态，显然，这种超稳定状态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稳定，与市场规律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并不难发现，在我国外汇市场持续供大于求，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升值压力情况下，中央银行为稳定汇率，除采取大量购买超额外汇的经济手段外，还采取了缩小汇率浮动范围的行政手段，而且长期维持不变。所以，正是在央行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双重干预下，才形成目前我国人民币汇率“持续稳定”的局面。显然，央行这种对市场机制过分干预无疑严重损害了其正常功能，从而使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扭曲，由此而形成的汇率水平就不是真正的市场汇率，因此也就不能起到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应有的杠杆作用，使外汇资源分配失当，进而引致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失衡。

在稳定汇率过程中积累的高额外汇储备也带来潜在的巨大成本和风险。首先，持有高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较高的机会成本。假设我们把439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全部用于实物投资，投资收益率为10%，那么每年的投资收益就是439.8亿美元，然而，若将其全部购买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则不会超过3%，总收益约为132亿美元，显然，只要实物投资收益率超过美国国债利率越多，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FDI，所以，在当前环境下，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其潜在及现实损失也会越大。其次，近年来外汇储备的高增长使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尽管央行的冲销操作能够从总量上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是结构上却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直接结果是外汇占款挤占了国内信贷从而造成社会资金的结构性偏紧。因为那些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可以通过结汇得到相应的人民币，而没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则由于央行回收对金融机构的贷款而制约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能力，从而很难获得资金。这实际上加剧了资金流向在外向型企业和非外向型企业之间、在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之间以及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之间的不平衡。

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的对策建议

汇率政策目标应从稳定汇率调整为保持外部经济的均衡。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与外汇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国经济特征日益凸显，实现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以稳定汇率为目标的这种促进内部均衡而加剧外部失衡的汇率政策必须进行适当调整，即要充分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外部经济均衡中的作用，通过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将汇率调控的重点从汇率稳定转向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的目标上来。

大力推进汇率决定的市场化进程。推进汇率决定的市场化就是要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外汇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减少汇率的人为扭曲程度。具体改革措施包括：完善市场组织体系，扩大交易主体范围。取消强制性结售汇制，为各市场主体真正参与外汇市场交易扫清障碍。完善中央银行市场干预机制，改变其唯一“做市者”身份，尽量减少其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行政控制，允许汇率在更大范围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由浮动。

改革结售汇和外汇周转余额比例管理制度，分散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过分集中的风险。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允许所有企业开立现汇帐户保留外汇，帐户内外汇可用于进口支付、临时结汇、进入外汇市场或进行外汇远期买卖等规避汇率风险的操作。国家可根据不同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适当的结售汇比例。这一比例也可以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进行调节，还可以对不同的行业确定不同的比例。外汇银行根据国家公布的结汇比例对国内企业的每一笔贸易及非贸易外汇收入结汇。取消强制性结售汇制而代之以按比例售汇制后，既可以降低中、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也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中外资企业创汇积极性，同时把储存外汇资产风险分散到广大居民和企业手中，而不是由中央银行集中承担。

参考文献：

1.陈建梁.评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理论依据.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2.张斌，何帆.人民币升值的策略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9-10期

3.陈炳才.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前景.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1-2期

4.许承明，唐国兴.中国外汇储备的非均衡对汇率影响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3年第4期

第9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汇率制度；人民币升值；汇率目标；目标区汇率制度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三难选择，一国政府只能选择放弃其一，不可三者兼得。据此，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政府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trinity)理论，中国要想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在中国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条件下，中国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应实行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现行汇率制度下中国货币政策运用仍然存在诸多负面效应，说明人民币钉住汇率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要发挥货币政策对实现内部均衡的积极作用，就应坚持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1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背景——人民币的升值

1.1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压力

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压力来自于我国持续增长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贸易的顺差。07年1-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9690.9亿美元，进出口规模接近2万亿美元，增速比前10个月提高了0.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1036.1亿美元，增长26.1%，比前10个月放慢了0.4个百分点；进口8654.8亿美元，增长20.5%，比前10个月加快了0.6个百分点。1-11月累计贸易顺差为2381.3亿美元，增长52.2%，比前10个月的贸易顺差增幅减缓6.8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实现贸易顺差1186.2亿美元。占贸易总顺差的49.8%。众所周知，人民币的价值包括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对内价值泛是指货币的购买力；对外价值是指用另一国货币来表示本国货币的价值，即汇率。汇率之所以存在，是国与国之间要进行贸易，而这种贸易，既包括买卖商品，又包括买卖生产要素，如土地、厂房、证券等。所以，汇率是由国与国之间的商品和投资流动决定的。

1.2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给人民币升值施加更大压力的是美国。2002年2月以后，美日两国政府官员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宣称要求人民币升值。美方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由于美国国内经济的自身问题，造成了失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向中国施压有助于缓解美政府和国会承受的国内压力；第二，出于经济上的“中国”考虑，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遏制中国经济上的迅速壮大。美国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想当然地认为人民币升值能够减少赤字、缓解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此外，提出人民币升值要求的是日本。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萧条期，但由于日本的对外出口仍旧不断增加，大量的经常收支赤字造成日元持续升值。大量日本企业意识到把工厂的流水线留在日本国内将失去国际竞争力，于是乎就出现了大批日本企业把工厂搬到中国和东南亚，这就是日本人说的“产业空洞化”。另外，日本制造业高度发达，然而其劳务成本居世界最高，从理论上来说，要想维护其制造业的对外出口竞争力，日本政府只有两个办法：其一，大幅度降低日本国内的工资水平；其二，日元大幅度贬值。这两个办法看来都不可行。首先，大幅度降低工资会使得经济陷入极其萧条的状态，房地产、金融资产的价格暴跌，购买了住宅的居民无法按期归还银行贷款，使得银行出现大量坏账，这是日本经济、社会所不能承受的。其次，让日元大幅度贬值，意味着美元的相对升值，这一点并不是日本单方面能够调控的，需要得到美国的同意，而美国不会轻易让日元贬值而美元升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人民币升值从现象上看似乎就成了挽救日本经济的一剂良药。

2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目标

在选择采用某类汇率制度时，每个国家都带有其特定阶段的目标。针对我国的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未来所采用的汇率制度必须兼顾以下目标：

（1）由于我国在亚太地区，以及国际上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国内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稳定的国内国外的经营发展环境，因此我们首要的汇率制度改革目标就是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2）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属于转轨制国家，许多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不完善，资源价格存在扭曲的因素，价格秩序等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尚未完善，因此汇率制度的改革必须以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为目标。“一定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要有一个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虽然汇率改革的推出是05年7月21日，但是这个方案的酝酿是从01年开始的，长达四年之久，才能够统一政府、社会各界对汇率改革的认识。”

（3）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长期被人为地分割，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被分割，两种类型的分割一直阻碍着国内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要以新一轮的汇率制度改革为契机，解决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分割问题。显然汇率制度改革要以创造，增强上述两类市场的联系、互动、协调。

（4）中国过去的汇率制度经常为国际所误解，不认可甚至受到攻击，所以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时被赋予增强与国际的沟通，提高国际对我国实行汇率制度的认可度，汇率制度要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的目标任务。

四大目标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是短期且现实的目标，通过合理汇率优化配置国内资源是我国民远的目标，而目标三、目标四的实现是短期目标通向长期目标的途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在保持汇率稳定情况下，应首先寻求完成第三、四目标，然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成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3中国汇率制度选择方向——目标区汇率制度

（1）目标区汇率的理论发展与制度框架

克鲁格曼的《目标区与汇率动态学》提出了汇率目标区的模型并成为该领域的典范。该模型以货币理论为基础，认为汇率是一种货币现象，由货币数量决定，央行在区问边界对汇率干预的时间间隔无穷小。而汇率水平的决定由线性资产定价关系式及非套补利率平价的套利条件得出，即汇率由当前的经济因素和对未来的预期共同决定。其模型表述如下：

S(t)=M(t)+V(t)+rE［ds/dt］

其中S(t)为直接标价法下外汇的即期价格的对数形式；M（t）表示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对数形式；V(t)表示实际产出、货币供给、货币需求以及预期汇率变动以外的因素的变动率的对数；rE(ds/dt)表示预期的贬值率；

通过上述假设，就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在目标汇率区制度下，货币当局会干预汇率，使之维持在S1和S2之间。克鲁格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两种可能：

（a）如果假设预期汇率变化为零，并且货币政策是被动的。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减少m使S不超过汇率上限S1，同时可以通过增加m使S不低于汇率下限S2。具体来说，当汇率上升到S时，如果v下降，那么S就不会超出S1，此时不用采取货币政策；如果v上升，那么就必须采取减少m的货币政策，使S控制在低于S1的范围内。当汇率下降到S2时，如果v上升，就不须采取货币政策；如果v下降，就必须采取增加m的货币政策，使S控制在高于S2的范围内。上述原理可以用图1中的实线ED表示。（b）如果预期汇率变动不为零，S可以用图2中的曲线FG表示，图中，上半部分曲线在45度之下，而下半部分曲线则在45度线之上，由此可以看出目标区汇率制度有稳定汇率的作用。在货币供应恒定时，汇率沿FG曲线运动能比45度线平坦，也就是在目标区汇率制度下，速度冲击汇率的效应比较小。

在目标区汇率制度下，只要政府是一个强政府，市场参与者相信政府所确定的目标区和边界干预，“蜜月效应”就存在，它将保证国内现实汇率只在目标区内波动，而不会超出边界。目标区汇率制度的优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平滑粘性效应”的存在，使汇率不会大幅度波动。平滑粘性效应指当汇率趋近边界时，其变化率会趋近于零。平滑粘性效应是汇率变动的条件，即汇率沿着边界是平缓粘贴的，当汇率接近边缘时，市场参与者估计货币当局将进行干预，汇率变化对基本因素的反应敏感程度减弱，汇率变动的趋势也变得相对平缓。这意味着汇率是基本经济因素的非线性函数。

第二，目标区汇率制度兼顾了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点。它具有浮动汇率制的优点，使汇率受到市场上外汇供求的影响，达到合理的资源配置。它又不同于完全浮动汇率制度，因为中央银行要对汇率进行干预使汇率达到预期的水平，而干预的同时，由于货币当局和市场参与者相互配合的互动效应的存在，使目标区内汇率运动的轨迹FG图2的斜率比浮动汇率制下的斜率小，因而在目标区汇率制下，汇率受基本因素影响的波动幅度要小于浮动汇率制。

第三，它具有固定汇率制的优点，由于它的目标区有上限和下限，汇率不会波动的幅度过大，而给一国带来金融的不稳定，它又不同于固定汇率制，因为中央银行还可以在必要时改变中心汇率和波动区间，避免汇率的高估或低估所引发的外部投机冲击。

4中国实施目标区汇率制度的意义

（1）可增强我国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有效性。由于目标区带有一定浮动范围的区间，在区间内货币当局有干预和不干预的两种选择，因此，央行的汇率政策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公众的“预期心理”来增强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在目标区内，央行的干预是不定期和不定向的，因而公众难以对央行的行为作出”完全理性“的预期，也就无法预先准确采取逆向而动的对策，在目标区边界附近，虽然公众会预计到央行可能采取干预，但干预的具体时问、地点及预期效果无法知晓。因此，多数投资者会赶在央行干预前，顺应预计的干预方向进行市场交易，使现实汇率在央行干预之前就产生央行所希望的走势，从而在很大程度减轻央行干预的压力，增强了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2）有利于增加我国企业的抵抗金融风险的意识。采用目标区汇率制度以后，中央银行和市场参与者共同把汇率运动的轨迹置于目标区内。我国企业作为市场参与者，必然会根据市场上外汇供求，做出相应的预期，这样能够增强他们的金融风险防范意思，加强管理，有力的防治金融危机的发生。我国企业金融风险意识的加强，有利于目标汇率的维持，有利于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

（3）有助于减轻我国货币政策的被动性，增强主动性和独立性。实行汇率目标区会，汇率浮动的范围扩大了，央行可以不必在目标区内进行干预，这就使央行有了相机干预的自由性。同时，在目标汇率区下，由于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的作用，使最终汇率变动的幅度小于钉住汇率制下的波动幅度，因此即使央行进行市场干预时，所需购入的外币和抛出的本币的数量也不是很多，这样就不会为了把汇率稳定住而被动的增加大量的货币投放。

目标区汇率制所具有的内在稳定机制，使汇率政策能够有效的调节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实现外部平衡，不仅使汇率政策效率的提高，而且又能能促进货币政策有效地达到宏观经济内部平衡的目标，使之不必过多的受外部因素的制约，这将有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动和配置，最终使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价格均衡，促进了宏观经济内部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

5小结

近年来，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有来自外国的舆论，也有来自内部的原因，我国现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本质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它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的要求，必须找到一条可行之路来规范我国的外汇市场。本文介绍了克鲁格曼的目标区汇率制度，以及它所具有的特点，目标区汇率制度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相符合，与我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情况下的国情相符合，与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方向符合。所以，我国在汇率制度改革取向上，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实行目标区汇率制度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逐步推行我国汇率制度向目标区汇率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