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文学精选(九篇)

第1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作为一种新兴批评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要求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让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它打破了传统的陈旧的文学批评模式，为西方文学批评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充盈着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女性主体意识，在这种自然和女性的眼光下，传统的文化、文艺观、价值观以及批评尺度等受到质疑，文学作品将面临重新定位和评价。

二、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

(一)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思潮和女性思潮的组成部分，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之上的。其理论基础在于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理论的进步及女性主体意识是其发展的理论源泉。生态女性主义在继承传统的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文学批评及其他文化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投身生态环保运动并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而现实基础。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森发表了作品《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农药的广泛使用引发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从而唤醒了美国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文学界，作家们特别是女性作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将女性和自然作为主题写进文学作品中去，将“自然歧视”和“女性歧视”裸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引发读者深思。如朱晓光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渊源与流变》一文中提到，1978年，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雷芬的《妇女与自然:她内心的吼叫》一书出版;1979年，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学与科学革命》发表。这两部专著的发表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结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在借鉴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融合，其理论意义看似等于其实大于二者的结合。生态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而女性主义批评则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伍尔夫在她的女权主义批评奠基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书中深刻指责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对女性身处的困境表示同情，她主张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高贵的尊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于1949年发表了《第二性》，该书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在书中，波伏娃认为女性要从这种家族式的社会中摆脱出来，撕去“他者”的标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正是在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参照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和背景。它通过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途径，从女性与自然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文学与女性、自然的关系，将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作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

(三)将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选择性地进行文本批评，将有针对性的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其中包括女性和男性的自然写作和其他经典之作。如在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作品中，周红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分析指出，以宗教为代表的父权制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不但造成了诸多如海斯特这类女性命运的悲剧，也扭曲了男性生命状态，而回归自然、人性，于母性中汲取力量，是摆脱异化、重获生命和谐的希望与路径。吴晓梅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揭示出苔丝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权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压迫。又如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和自然一样，都是受害者，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压迫和歧视。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反抗父权制观念才能解放妇女和自然，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男人与女人的和谐平等。

(四)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贯穿文学批评的始终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更贴近自然。在她们看来，男性中心主义和环境破坏行为共同构成对女性—自然联合体的威胁。女性与自然在本质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女人孕育生命就像大自然创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样，正如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家斯普瑞特奈克所描述的那样，“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以劳伦斯的作品为例，在他的作品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密切，钟情于自然，亲近自然。小说《虹》中的女主角厄秀拉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每当发现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她就非常开心。她的心好像也随着小溪奔跑着，歌唱着”。《恋爱中的女人》厄秀拉姐妹俩也喜欢畅游于大自然之中，享受着自然所给予她们的欢乐。在劳伦斯看来，自然和女性是同一的，女性是热爱自然，自然是女性的生命源泉，她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在狄金森的诗歌中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完整地呈现。所以说，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两大主题，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聚焦点，贯穿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

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足之处

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支新锐，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无疑给西方文学界带来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推动学术界从生态和女性双重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重新审视经典和传统著作，从而再次定位人类文化观、价值观以及生态观。然而，这一文学理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因而在指导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只是有针对性地选取部分具有解析力的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过错。生态女权主义者在选择文本进行批评的时候往往选择以女性为主角的自然写作或是以自然为背景的“反女性”文本，而忽略了两者的硬性结合只会导致这两个视角之间出现悖论的严重后果。再者，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在进行文本批评时有时比较感性，从主观意念出发，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根基。因此，对文本进行细读和深入研究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必然要求，同时切忌对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批评“套帽子”，力图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不同文本甚至同一文本之间不同人物的生态观、价值观、文化观以及伦理观的差异，本着公平正义的心态批判性地进行文本分析。

四、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前景

第2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启示

[作者简介]王春梅，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225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012-0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既是西方绿色政治运动的产物，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崭新形态。是20世纪末以来最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这一流派根据变化的社会现实，从生态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新的结合点，他们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形式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通过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动因进行理论分析，最终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稳态经济的策略主张，正确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但有利于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质，而且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伴随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而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科技革命力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通过实行福利政策，缓解了阶级矛盾。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方面的矛盾日益显现和突出，资产阶级追求经济增长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严重，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速度越来越快；土地资源日益枯竭，土壤沙化、土壤侵蚀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森林破坏严重；淡水资源短缺；物种灭绝；等等，这些生态危机的出现，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也迫使人们思考问题的根源和寻找解决的办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伴随对生态危机的反思而产生的。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伴随西方发达国家绿色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到20世纪60-7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随着一系列由于生态失衡引发的公害事件，如美国的“多诺拉烟雾事件”、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等，使得绿色政治运动兴起，各种生态组织和研究机构应运而生，生态运动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新社会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生态组织和生态运动主张实行生态经济，提倡保护动植物，反对使用核原料和核扩散，他们对工业社会增长的动机和意义提出质疑，主张通过保护环境来维护生态平衡，确保人类有一个和平的、与自然的发展协调一致的生活条件。他们的主张由于较得人心，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绿色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一运动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的生态危机进行揭露、批判和反思的过程中产生的。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他们具体的理论观点虽各有差异，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是比较一致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已由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当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情况，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各种现象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原来设想的由于利润下降、资本积累，压低工人工资，导致工人失业、贫困化，进而奋起造反，使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危机理论。没有能够如预期那样发生。现在，由于发达资本主义操纵和协调着社会生产与消费，危机趋向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从经济危机转为生态危机，如阿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源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现代生态危机比经济危机更有可能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资本主义存在需要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然而这势必造成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当人们认识到过度消费与环境的冲突日益恶化时，也破灭了对商品无限供给的幻想，开始重新审视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并最终寄望予社会变革的方法解决生态危机。

(二)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之所以称这种消费为异化消费，是因为这些需求的产生并不是人的真实需要，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操纵、商品装璜的刺激下去疯狂追逐高消费的，人们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这种消费是异化的。同时，这种消费仅仅是人们为了逃避异化的劳动过程，把消费当作异化劳动的一种补偿，这种异化消费既不能反映人们的真实需要，还进一步加重自然界的负担。因此，他们认为只有改变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人去追求人的真实需求，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三)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中的生态灾难必须要重新思考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摆脱生态危机必须要采取一种较分散、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长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它强调保护自然和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以为后代着想，因此，就不应把利润的大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而应该看是否符合生态原则。其实这种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曾经提到过，他认为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要稳定化，社会未来的发展必须要从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把资源消耗限制在一种可以维持而又能有效利用的限度内，甚至可以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稳定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能满足人类基本需要，但以不损害生态系统为前提；倡导环境道德，反对资本家牟利而损害人类的科学技术，强调产品的耐用、简便，易于回收。尽可能减少废物的产生。

(四)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所谓小规模技术，就是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提出的那种既

能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尊重人性的“中间技术”、“民主技术”或“具有人性的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技术上资本和资源高度密集的大规模技术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而且剥夺了人们的创造性劳动；而小规模技术的设备和规模都较小，易于分散，能源消耗少，对环境的危害较轻，能充分发挥和利用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将强加于工人之上的资本家的管理变为工人管理，有助于逐步克服异化劳动。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具体结合起来的思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须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变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大规模消耗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最终造成自然资源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沙漠化、“城市病”等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人类遭到自然界狠狠地报复，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因此，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要尊重自然规律。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力所欲为；同时，也不是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二)积极发展生态经济。我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8％，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人均拥有储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长期实行主要依赖增加投资和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增长很快，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所谓“生态经济”，是指以生态建设为基础、为目的的经济，它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信息业、生态旅游业、环境保护业等。生态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它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以自然资源的节约为基础，通过开发生态技术实现农业、工业和生产消费品的“绿色化”，降低和防止生产过程和产品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仅关系到子孙万代的前途命运，而且对全球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反对发达国家无节制的消耗资源的同时，我国已经确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态建设水平。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各种科技力量的技术支持作用。研究开发和推广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建设和保护方法、技术，增强科学技术知识对于正确引导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和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生态建设的效果；另一方面，我们要吸取之前工业化的经验教训，用更严格的生态指标来衡量科技进步，调控其发展，促进产业生态化，加大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从而依靠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相互协调来推动人类的健康发展。

第3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时蕴含着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批评视野。西方现代生态主义思想渊源已久，从卢梭（jearl jacques rousseau）、梭罗（henry davidthoreau）到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具有理性良知和自然爱心的知识分子，已经清醒地意识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即将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其中，卢梭是现代自然主义发起人，主张简朴自然的生活，以在丛林中居住的实际行动宣告回归自然；梭罗是生态中心主义创始人，拒绝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主义，赞美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生活，作品《瓦尔登湖》（walden）以诗意的语言描写了他在瓦尔登湖融入大自然的恬美；利奥波德提倡建立生态保护区，作品《像山一样思考》（thinmnglike a mountain）和《土地伦理》（the land ethic）认为土地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人类的财产，土地的使用也不仅仅是社会经济问题，要在人和土地之间建立和谐的伦理关系。

这些人积聚起来的反工业文明的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传统发展到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终于开启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生态保护运动。1962年，卡森发表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数据和事实，揭露了自然生态遭受人类严重破坏的恶果，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引起震动，现代生态主义运动大规模兴起。此时，正直欧美大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正如自然母亲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一样，充满了父权文化的压迫和暴虐，于是很快把自然生态问题自觉地纳入自己的批评范围。西方的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共同催生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流派

1.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改变人类传统看待女性和自然的方式以及文学书写方式，由此影响人们的思维观念，并进一步改变人类生存的世界。持社会生态观点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多批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把自然活动和女性生育同样看成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生产。美国的克里斯汀·维瑟（christian r.weisser）和西德尼·多布林（sidney i.dobrin）是著名的女性生态学家，她们在生态写作的批评方面颇有建树。在《自然话语：走向生态写作》（natural discourse toward ecocomposition，2002）里，她们指出：“不管一个人如何沉浸于对荒野的迷恋，整个自然环境都是由人类的话语来建构和认定的。”她们站在文学创作和审美实践的角度上，把马克思关于自然世界是人类对象化的存在即人化自然的观点融汇进生态女性主义书写。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人类的活动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人类的写作同样也没有离开过自然。诚如爱德华·怀特（edward m.white）在《自然话语》的序言里指出的那样：“我们最早的写作就有着人类与环境的交织：亚当夏娃伊甸园里贪吃背井离乡，奥德修斯顶风破浪千里返乡，诸如此类。‘生态写作’（ecocomposition）可能是个新词，但是它论述着人类最古老的关注话题。”虽然人类一直关注自然，但是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新的人文创作理念和叙事方式，著名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有凯伦·沃伦（karen waren）、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玛丽亚·米斯（mariamies）、珍妮特·别尔（janet biehl）等人，他们的目标是消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以及一系列造成等级次序的非正义不平等状态。他们注重批评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除了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学说的影子，主张文化主体多元化，力求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

澳大利亚的普鲁姆德的著作《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feminism andthemastery of nature，1993），在理论建构上独具体系，从柏拉图的死亡哲学、笛卡尔的人类权力梦想，直到机械理性的利己主义等构成的父系社会文化逻辑延续发展的深层脉络展开了分析批判，深刻系统地揭示了女性与自然的他者命运，成为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著作之一。该著作既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又有新历史主义的视角。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比较钟爱这些作家作品：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的《海浪》，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卡珊德拉》和《美狄亚声音》，美国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lson）的《宠儿》《秀拉》和《最蓝的眼睛》，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和《子午线》，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啊，拓荒者！》，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浮现》《可以吃的女人》《使女的故事》，克莱尔·山下（clare tei yamashita）的《脐橙的回归线》（tropic oforange），尼拉·拉尔森（nella larsen）的《流逝》（passing），以及男性作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头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与海》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关注这些作品中由于性别、族裔、出身等多重身份和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环境恶化等给女性带来的生存体验。

2.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是另一支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经常被视为激进派，致力于彻底颠覆父权文化根基，建立新的宗教伦理秩序，恢复并发扬母性信仰传统。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是一次多元化主体向权力话语中心移位的解放运动，既有社会身份地位的解放，又涉及到精神世界的自由与解放。女性主义政治学家温迪·布朗（wendv brown）认为：“解放主义充满了带有自我在建中的个人主体性……但是资本、种族、性属、性别这些因素构成了民主体系中的个体位置。”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目的，就是打破权力对主体建构的压抑，无论个体具有怎样的经济社会地位、种族民族、性别及性属，都能够拥有文化政治主体的位置。首先他们致力于在文化根基上，解放女性的精神世界，还原女性的主体意识，不再容忍男性社会的压抑。这点在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认识里格外重要。

精神生态主义继承了精神女性主义对大地母神的热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在土耳其查脱户耶克的考古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这是一个女性神祗倍受尊崇的，没有暴力、战争、杀戮的原始乌托邦社会。随着考古发现的大量女性神像的出土和女性原始乌托邦社会的发现，女性主义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鼓舞，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异神教运动高潮，很多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参加了这一运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异神教运动和生态运动一起催生了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去父神化的统治，重回大地母神，实现女性精神自由等。1971年伊丽莎白·戴维斯（elizabeth davis）发表了《第一性》（the first sex），1973年玛丽·达利（mary dalv）发表了《在父神之外》（beyondgod the father），1976年墨林·斯通（merlin stone）发表了《当上帝是女人时》（when god was a woman）。她们认为如今社会的几乎所

有问题都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剥削和统治，在这样的统治中，父权神教起到了帮凶作用。这些人后来成长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人类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都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剥削和统治。

1983年罗斯玛丽·卢瑟的著作《性别主义与上帝言说》（sexism and god-talk：toward a feministtheology）发表，文笔优美流畅，塑造了天堂女神的动人形象，既是一部理论阐释性的著作，又是一部难得的优美散文。其著作中展现出来的文学想象和意象设计十分成功。在书的前言中，她明确指出：“现在，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来讲，反对生态恶化的斗争与反对父权统治的斗争是连在一起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注重文学的社会行动能力，发起和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批判男性文化的一元中心主义，推崇大地母神崇拜，认为女性与大地的关系就是有机的生态关系，一荣共荣，一损俱损。在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多喜欢隐喻的使用，像罗斯玛丽那样，将生态系统化身为自然母亲，赋予优雅亲和的女性意象。罗斯玛丽的多部作品都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经本文由收集整理典，除了上面提到的《性别主义者与上帝言说》，还有1994年的《盖亚和上帝：拯救地球的生态女性主义神学》（gaia and god：an ecofeminist theology of earthhealing）、1996年的《以我们自己的声音：美国女性宗教书写四百年》（in our own voices：four centuriesof meriean women’s religious writing）、2005年的《生态女性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宗教一体化》（integratingecofemin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m religions）等等，不断致力于生态女性主义神学理论的建构。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另一位倍受尊崇的大家是斯塔霍克（starhawk），她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大地神学派的最重要人物，集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提倡大地母神信仰，反战反核，投身妇女运动、新异教徒运动、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和反全球一体化运动。早在1979年斯塔霍克就发表了《精神之舞：远古大地母神的新生》（the spiral dance：a rebirth ofthe ancient religion of the great goddess），是精神派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1982年斯塔霍克的《梦想黑暗：魔法、性和政治》发表，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她最成功的作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探索了宗教及其仪式对人类生存的影响。1993年斯塔霍克发表了小说处女作《第五元素》（the fifth sacred thing），是一部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乌托邦小说，借鉴了东方古老的五行智慧，认为地球是一个有机的有意识的生物世界，除了空气、火、水和土，还有更为神圣的第五元素。该作品获得了朗姆达文学奖（lambda literaryaward）中的最佳科幻小说奖。

目前，斯塔霍克新的作品是2010年出版的《最后的绿野女巫》（the last wild witch），一部女性主义生态寓言作品，获得了鹦鹉螺图书奖（nautilus bookaward）。她的作品充满神秘的、魔力的、震撼的力量，大地母神宽忍而厚重，事物既有灵性的内在，又有彼此灵性的关联，当过度此消彼长、平衡不在的时候，生存危机就会发生，只有选取相互关爱的生活方式，才能重建和谐世界。她在作品中所阐释的精神信念无异于就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宣言，她说：“所有的人、生物都是地球的一部分，都是神圣的。我们中没有哪个比别个更高或更低。只有正义才能确保一切的和谐；只有生态平衡才能维持自由。而只有自由了，我们唤为‘精神’的第五元素才能充盈。敬重神圣，就是为食物、生计、居住、知识、自由和美留下繁荣的空间，敬神就是使爱成为可能。”这也是精神派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要旨所在。

3.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重要流派，其现实影响力更为直接而长久。从绿色环保运动到深层生态学思想，绿色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爱护自然、保护动物、关爱地球、物种平等。她们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反战反暴力，反污染反资源滥用，反食肉反虐待动物，维护世界和平、两性平等和倡导自然无国界和素食主义。在生态有机伦理观的影响下，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主张站在生态万物的角度上，通过移情（empathy）的艺术手法，以女性的或各种动植物的眼睛和心灵来感受和述说这个世界。事实上，热爱大自然和保护动物的思想由来已久，文学史上对自然的审美曾经成为古典文学或浪漫主义诗歌的一部分。如山林池沼成就了荷马、但丁、斯宾塞、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赛、雪莱、席勒、济慈、艾略特等大诗人笔下的诸多诗篇，也增添了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哈代、海明威等人作品中的景致，但是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自然的美丽或多难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本身并不是人格意义上的存在，不具有审美主体性。

正是在审美主体性这点上，被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加以重新解读，她们认为自然是人类文化的他者，一如女性是父权统治的他者一样，遭到了人类一元中心主义文化的统治、压迫和剥削。所以，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张用自然的视角，去审视文化中的自然。为此，她们发现了女性作家笔下自然表现的不同，如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弗吉尼亚·沃尔夫、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等人笔下的自然更是自然本身，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独立审美品格。多萝西·华兹华斯是威廉姆·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同他哥哥一样，也写作了一些湖畔诗歌，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发现了这些诗与其兄长诗歌对自然不同的审美；弗吉尼亚·沃尔夫《到灯塔去》第二部分的自然笔触更是具有自然本身视角的叙述张力；玛丽安·摩尔的《章鱼》《跳鼠》等更是展现了自然界生灵的世界；苏珊·格里芬的《女性与自然》更是以优美流畅的自然笔触而著称。除了对自然叙述的视角不同，男性作家海明威们对自然描述的话语的立场，也受到了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判。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父权社会视自然为人类的仓库、人类的狩猎场、人类的战场，不断对自然的横征暴敛、肆意践踏，才导致了森林锐减、草场退化、土壤流失、沙漠泛滥、河水污染等等无数人为的自然灾难。

近年在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些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并迅即进入绿色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视野。作家玛尔妮·穆勒（marnie muller）的小说《绿火：骚扰伊甸园，一部厄瓜多尔雨林的小说》（green fire：assault on eden，a novelof the ecuadorian rainforest），一出版就获得好评。该作品展现了帝国主义殖民公司对厄瓜多尔原始雨林的破坏，土著居民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正在被殖民经济吞噬的可怕景象。苏珊娜·安托内特susanne antonetta的小说《身体毒素：一部环境的回忆录》（body toxic：an environmental memoir）同样引起批评家的关注，回忆录以充满田园诗意的语言，记录了恶化的环境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书写了在环境恶化影响下，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美国梦的破灭。其文笔颇有当年卡森的功力，因而受到如潮好评。可以说，苏珊娜以文学的形式对当今环境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女性声音。芭芭拉·金索瓦（barbara kingsolver），美国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她的神话小说《毒木圣经》（thepoisonwood bible）描述了一个传教家庭在环境恶化的刚果的遭遇，提出了生态正义与环境的问题。文学批评界对这些作品以各种奖项的形式来作为肯定、鼓励和回报。《绿火》最初发表于1994年，在1995年就一举获得了全美图书奖、玛利亚·托马斯优秀小说奖（maria thomas award）、纽约图书馆最受青年喜爱图书奖。

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十分注重挖掘整理绿色文学的传统，寻求一种源远流长的理论命脉，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合理合法性。其中，最显著的文化史建构就是保护动物的素食主义运动。霍华德·威廉姆斯（howard williams）1883年出版的专著《饮食伦理》（the ethics of dief）成为动物保护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著作，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v）因为撰写了1892年该书的俄文版前言以及他曾经一度宣扬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思想，也被一并迎入这一阵营。此外，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发表于1975年的《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新伦理》（animalliberation：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中的理论更是被纳入到绿色生态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中。

对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贡献最大的两位批评家是玛蒂·黑尔（marti kneel）和卡罗·阿丹姆斯（carol j.adams）。玛蒂·黑尔于1982年同蒂娜·弗里斯克（tinafrisco）一起创建了“生态女性主义者联盟之动物权力女性主义者组织”（far），以结束对女

性和动物的虐待为行动目标，这个组织现在已经成为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的重要阵地，该组织创办了以自己名称命名的学术期刊《动物权力女性主义者》（feminis for animal rights）。2007年玛蒂·黑尔出版了《自然伦理》（nature ethics：an ecofeministperspective），理论性地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素食主义，提醒人们关注动物被囚禁的问题，以及男性社会力图对动物生殖及物种衍化的人为统治，这是一部她本人思想的集大成式的著作。她在书中说道：“作为一个完整体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我看来，不应该只是一种思潮，它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引领我们负责任的意识模式。”卡罗1990年创办了《肉食的性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期刊，继续建设动物保护女性主义的理论领域。除了前后撰写了一百多篇动物保护论文，卡罗还于2003年重新评论出版了霍华德·威廉姆斯的《饮食伦理》，最终把它打造成为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时至今日，素食运动正在成为人们饮食的新模式。

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是绿色生态女性主义里目前最活跃的分支，它甚至促使整个生态女性主义的重心转向动物权力保护和绿色素食运动。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事实上都是动物保护的支持者，她们撰写了很多知名著作与文章，宣传动物权力，重新议定人类、女性、自然与动物的关系，动物伦理学如今已成为显学。格里塔·伽德1993年出版了《生态女性主义：妇女、动物和自然》（ecofeminism：women，animals andnature），书中精选了格里塔本人和马蒂·黑尔等人的文章，以动物伦理为主题编写的这部生态女性主义文集，被文学批评界认为是一部具有新意的独特著作；1997年又出版了《生态政治学：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绿色世界》（ecological politics：ecofeminists andthegreens），更是把生态女性主义的现实运动和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综合阐释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其面貌。1997年，凯伦·沃伦编辑的《生态女性主义：妇女、文化和自然》（ecofeminism：women，culture andnature）发表，除了阐释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文学批评实践，还涉及了女性、动物和文化的关系等许多现实问题。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热点

如今，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影响力的日益普及，不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在创作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等，而且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思想和理念加入进文化研究、电影制作、动画制作、新闻报道、广告设计等诸多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已经走出单一文字文本的传统模式，而进入超文本的巨制之中。相应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已经走向大文化批判的路子，越来越将文化的因素和影响力融合进自身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很多传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也因此得到重新批评，很多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在好评如潮的情形下，甚至被很快地改编成影视作品，而迅速走人千家万户。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科幻作品，无论是乌托邦的还是反乌托邦的，因为其思想内容的伦理深度，而深受电影制作公司的青睐。其实，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之际，电影等新兴媒体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所以即使不是生态女性主义性质的作品，也不乏有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因子在其中。

在这样的情形下，生态女性主义科幻作品批评异军突起。美国女作家厄秀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及其作品成为倍受批评界欢迎的佼佼者。近年来她的作品接连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空前成功，一时间成为非常成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引起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的格外关注。其实，早在1995年，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就对奎恩及其作品进行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2010年评论家艾米·克拉克（amyclarke）更是出版了一本专著《厄秀拉·勒奎因的后女性主义旅程》（ursula k.le guin’s journey topost-feminism），专门评论奎恩的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认为厄秀拉在七十年代出现的后女性主义转向是其作品不断获得成功的原因，并对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念给予了肯定。厄秀拉是一个融汇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女性主义作家，值得中国学人注意的是，她不但自己翻译了中国的《道德经》，而且把道家阴阳两极相辅相生的神奇理念注入到自己的系列作品中，万物一体这种神奇而古老的东方智慧，引起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共鸣，促使她的作品不断获得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奎恩的科幻代表作《地海传奇》（talesfromearthsea，2001），精心打造出一个灵性四溢的虚拟王国，表现出生态万物彼此相依相生的道家意识，和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生态整体观达成一致。她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被评为女性主义科幻经典，在这里厄秀拉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两性同体、相辅相成、看重原始生命动力、没有性别歧视和生态压迫的神奇世界。厄秀拉以其女性特有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深刻的女性主义思考，为人们描绘出了一个与人类文化迥异的两性和谐相生的社会，她的作品因而带有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乌托邦色彩。

相对于乌托邦小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样关注生态反乌托邦小说。批评家格琳尼斯·卡尔（glynis carr）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不断扩大挖掘自己的绿色经典范围。墨菲本人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就身体力行地开拓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疆域，他对雨果奖作家吉姆·斯坦利·罗宾逊（jimstanley robinson）热销的火星科幻三部曲进行了生态女性主义解读。这些作品呈现出的是反乌托邦色彩。由于人类对火星的殖民，造成火星居民不断面临人类科技带来的基因变异、动物变种、战争威胁，致使原地性灵系统失衡……其星际美丽的不再，就是地球未来的写照。显然，墨菲认为这类反乌托邦作品，对世人更有警醒作用。为此，墨菲对乔娜·拉斯（jonnaruss）1997年发表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将要》（we whoare about to……）给予了极高赞赏。该作品描写了人类要对一个不知名的星球进行殖民统治的故事，女性主人公拒绝将人类的野心和霸权实施到这个生机盎然的外太空，认为人类无权入侵破坏当地的和谐生态。墨菲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生态女性

主义小说，不仅表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灾难，更表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灾难，对二者均进行了解构和批判。

第4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文学伦理批评

Abstract:Based on ecofeminist developent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is new ethic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its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in literary studies with its ethical impact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Key words: ecofeminist；ethical culture；literary ethical studies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发展的世纪。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现象， 热衷于对形式、文体、技巧等实证、实用性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类的精神问题的复杂多样化促使文学研究重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诉求。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逐渐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内部研究)转移到注意研究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作为生态批评支流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迅速成为西方文艺评论界的“新星”。

一、 生态危机: 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八大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 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 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 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 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 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 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 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 ［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 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 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 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 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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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呻吟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 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1］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1.

［2］ Brown， Rachel. Righting Ecofeminist Ethics: The Scope and Use of Moral Entitlement［J］.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4 (26): 247-265.

［3］ Gaard， Greta. Ecofeminism and Wilderness［J］. Environmental Ethics， 1997， (19): 5-24.

［4］ 何怀宏.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94.

［5］ Warren， Karen J.Environmental Justice: Some Ecofeminist Worries about a Distributive Model［J］.Environmental Ethics， 1999， (21):151-161.

［6］ 聂珍钊.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1):8-11.

［7］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5): 16-20.

［8］ Gaard， GretaMurphy， DPatrick.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7.

第5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论文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其理论旨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探讨解决危机的途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生存发展困境的哲学反思，它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o年代，是西方绿色政治运动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一种最新的理论形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旨在对当今社会生态危机根源的揭露，以及对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出路的探讨。他们的可持续思想、生态价值思想、生态伦理思想对我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平衡的生态环境、形成正确的生活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我国发展模式的选择

社会该以何种模式发展?又该如何对待自然环境资源?如何在发展和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寻生态危机根源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观点。

高兹在他的《生态学即政治》中提出要保护有限的地球资源，减少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消耗，用分散的技术来开发再生性能源，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需要专心致志、永无休止地积累，不可能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经济相分离，因而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劳动力富余和经济生态浪费。”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提倡通过国家推行有效的产业政策来消除或减少因为环境污染而引发的产业发展问题，提倡以一种SHE经济发展模式(Sane"理智的”,Hu-mane“合乎人性的”，Ecological`‘合乎生态学的”)代替原有的HE经济发展模式(Hyper-Expansionist“高度扩张主义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它要求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可承载力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张力。这种调整后的经济指标突出了人类的健康与需求，内在地包含了社会正义、人性需求的满足、公民愿望的实现、对收入和劳动的更公平的分配、更好的环境保护、更多的生态投人、更高效率地利用可再生性资源和非再生资源和更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启示: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要实现生态文明社会，应转变传统的资源高度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运用生态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并且是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口循环经济改变了“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组织成了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发展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矛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可见，循环经济最终实现了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目的。

第二.对传统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量的扩张，甚至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速度。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对经济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在坚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内部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前高投人、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第三，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核算体系。改变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速度和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发展的最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的做法，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人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在传统的社会经济评价体系中，环境与资源处于一种低价值的状态，这对人们的行为造成一种逆向激励。我们需要改变这种“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不合理状况，从而引导企业向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的生产方式转变，引导人们向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的生活方式转变。

二、生态价值思想与我国价值观的生态转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合理的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力的批判了人类原有的“二元论”思想，批判了人类“控制自然”“支配自然”的价值取向。他们反对人类为了单纯的经济增长而破坏自然，主张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生产规模与生态平衡同步，主张“弱”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类个体的理性偏好的满足作为价值标准。所谓“理性偏好”，就是指经过理性思考以后所呈现出的合理需要，这种需要实际上也就是不危及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需要。因此，它既是一种追求人的物质和精神全面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也是一种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为“异化消费”。正如本·阿格尔认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之所以叫异化消费，“一是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使人感到缺乏自我和自由劳动的意义，于是就逃避到以广告为中介的商品的消费中去寻找人生意义，到消费中去实现其创造性，人为闲暇而活着;二是因为它把人的满足同消费等同起来，这是对异化消费一种不恰当的补偿;三是因为它把异化劳动当作物质丰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支撑起了异化劳动。因此，他们认为首先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的制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虽然异化消费并不是产生异化劳动和生态危机的根源，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能将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这种批判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思想的分析，使我们意识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实现价值观的生态转向，并以此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在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导致的“人类中心论”的主宰下，人与自然关系被简化为绝对的二元对立，走的是一条片面工业化道路。一方面推动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断实现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则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越来越严重，从而引发出许多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人和自然平等的价值观，把发展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起来，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倡导绿色消费模式。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我国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可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需求无限扩大构成了一对矛盾。因此，我们不能沿袭传统的消费理念，而是要提倡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一种可持续消费，一种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行为和过程。它倡导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转变传统的只为实现人类自身价值而一味向自然界索取的非绿色消费方式，转向防止污染、追求健康、降低消耗、杜绝浪费的绿色消费方式，从而达到人类能够世代和谐生存、健康生存和可持续生存的目的。

第三，建立健全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保护的最后屏障。法律制度是文明的产物，它标示着文明进步的程度，其作用在于用刚性制度约束人类的生态不文明行为，惩罚破坏生态文明的行为。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的现况来看，首先要改革现行环境执法体制，理顺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解决环境执法主体过多、执法权力过于分散、环境执法比较混乱的现状。最大限度地统一环境执法主体，整合环保行政资源。其次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必须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积极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建立起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再次要提高法律监督水平，加大执法力度和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惩罚力度，使企业在违法与守法的博弈中朝着守法的方向发展。

三、生态伦理思想与我国生态伦理观的重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提出了一种“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他说:“新的危机动态是由我们称之为‘期望破碎了的辩证法’引起的，这种辩证法是消费者突然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和可能重新调整对于幸福含义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第二，这种情况将要求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第三，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人们不再把劳动仅仅看做是为了获得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而是在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和价值。他认为，这种辩证法会使人们确立起新的需求观念和期望，重新树立人们的幸福观。

福斯特认为，人类需要迅速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以取代当前人们对待环境的不道德甚至非道德的恶劣行为，否则人类应付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完全无望的。他主张抵制“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所谓“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由处于社会顶部的极少数人和绝大部分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所构成。在这种体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从中脱离。这种生产方式推崇个人利益，遵循竞争原则，进而导致社会权利“结构性的不道德”，即单向支配关系成为了社会关系的主体，进而形成高等级者对低等级者控制、奴役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必然会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一场裸的掠夺。因此福斯特号召开展一场将生态价值和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主张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给我们最深刻的借鉴意义就在于，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对伦理道德观进行重构，要重视生态伦理道德的宣传和培育。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培育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在当前，建构生态伦理要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观和人类平等观，主张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即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公平，也要求代际公平。代内平等的道德原则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在代际价值的理解上，应该明确两点:一是权利和义务的非对等性，承认后代人享有权利并不意味着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义务，正如我们承认自然的权利而很难要求动物、植物等对人类承担义务一样;二是由于后代人尚未出场，因此其权利的行使并非一个现实的存在，而是一种观念的存在，存在于当代人的“观念”中，因此，后代人的权利必须由当代人来，由当代人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

第6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 进化论 自由主义 编辑思想

杨吉风，鲁东大学讲师。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厅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J11WD60）。

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编辑意识，编辑意识反映在编辑具体工作中，就是刊物的宗旨。刊物的风格和特色正是取决于刊物的宗旨。胡适所编辑、主编的十多种刊物的宗旨都反映了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而胡适自由主义的编辑思想又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胡适以自由、开放的新思维，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在编辑工作中表现为引领、思考、洞察、怀疑、求证、宣传和影响。达尔文进化论哲学的精髓渗透于胡适编辑思想和实践中，所形成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达尔文的演化论与胡适的渐进论

演化论批驳了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存在之链，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宇宙图景，使演化的观念成为基本的哲学观念。在进化论看来，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起源于共同的最基本的物质形式，都是通过自然的过程不断进化的。进化不是以种类，而是以群体为实体的，因此，进化才体现出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特征。[1]生物的进化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自然选择的推动力在于生存斗争，它促使自然选择作出决定，要保存或淘汰生物体的何种变异。也就是说，物种会不时地进行生存斗争，要受到严格的自然选择法则支配。物种的有利变异将被保存下来，而有害的变异则被淘汰。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的每一代个体中都可能会产生变种、变异直至产生新的物种。变异是渐进的、不可预测的，而进化也没有确定的方向，没有预定的发展界限。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对胡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他展开了自由、开放的思维新空间。胡适在《四十自述》中道：“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年轻人的心和血。”[2]

进化论对胡适的影响深远。胡适崇尚实验主义，认为进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客观过程，对于社会变革，根本就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式和根本方法，推动历史进程的力量中不会包括任何的“最后之因”。胡适主张和平与渐进，认为革命和无畏的牺牲不会促成社会的进步，须经历极其漫长的不断积累的基础过程，通过持续不断的探索和潜移默化的革新，才能实现社会的自然演进。“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3]他反对诸如暴力革命这样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绝对方式，这也正是他终生不肯接受任何绝对笼统的“主义”或学说的原因。他只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革”和“一点一滴的解放”是可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进化论成为胡适自由主义编辑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一。从这个角度可解释胡适为何特别重视解决具体问题，为何重视号召大家多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一些空洞的学说和主义。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而谋求社会的演化和进步。他将进化理论由生物学领域运用到文化领域，并将其渗透到自己的编辑工作中，形成了进步开放的编辑思想。

二、“存疑主义”与胡适的实证观

胡适的哲学思想也受到了赫胥黎人类进化论思想和存疑主义哲学方法的深刻影响。“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4]赫胥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中的“存疑主义”让胡适崇仰，并将其与中国古代孔子的论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联系起来，认为“存疑主义”与孔子学说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甚至比孔子学说更为进步，因为“存疑主义”不但坦率地承认无知，且以积极的实证研究、客观充分的证据去努力克服无知、证明无疑。

胡适号召应以“存疑主义”的精神，广泛搜集证据，以实证研究来证明事实的真伪。认为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解放思想和革新思想，“拿证据来”是胡适一贯倡导以表明其实证观的口头禅。在他看来，事物的证明都要有充足的证据，事物的真伪要经过科学的验证。

胡适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中，同样渗透着实证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己要对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承担责任，这种建立在“负责任”基础上的自由是一个人谈自由的条件，否则是不配谈自由、不配谈政治的，舆论职业者更应秉持“敬慎无所苟”的舆论态度与办报方针，不可有私心私利，哗众取宠，信口开河。

从《努力周报》到《自由中国》，胡适要求作者在文章上署真实姓名，要求用稿要慎重，“凡读者投书，必须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一概不给登载。其有自己声明因特殊情形不愿用真姓名发表者，必须另有声明的信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不给发表”。并提出了三个建议，主要是为了严肃发表的文字，“用负责任的态度，说平实的话” 。[5]

三、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由观与胡适编辑思想的自由观

达尔文进化论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和对自由的肯定。在传统决定论思维中，人的行为可以被预测，可以被决定；宿命论完全否定人的主观意志和能动性，认为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在现实面前无所作为。而听从命运支配安排的人们是没有真正自由和快乐的；在宗教决定论中，人们信仰上帝，坚信上帝创造万物，物种各自独立演化繁殖，物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认为是上帝赐予人们一切，人们要爱上帝，感谢上帝，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机械决定论虽然打击了当时的神学自然论，但它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是简单划一的，认为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都可用同样的因果关系来决定。这些都会导致人们对于主体认识能力的怀疑和对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信心的缺失，更不会给予人类创造世界、革新世界的自由观念。达尔文进化论带来了思想的真正解放和对自由的真正肯定，认为自然的进化不可预测，大自然具有客观的演化规律、非凡的创造力以及自由的发展过程。丰富多彩的物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发展进化。人类的产生和进化正是大自然自由演变、顺应发展的产物。而人类的进化同其他物种的进化一样，需要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服从一般规律，在竞争中不断进化。这种进化没有预期的发展归宿，也没有规划好的发展图景；这种进化不可逆转，不可预料。这就意味着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有不断发展变化的自由，有不断革新渐进的自由。

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由观对胡适的思想，特别是胡适的办刊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传播思想中的精神核心正是自由主义的办刊理念。胡适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体现，而容忍是自由的重要特征。胡适认为，人们有自由表达思想的言论权利，这是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就谈不上真正的自由。人们在行使言论自由，表达思想的时候，采用的方式方法也特别重要。温和的劝说要比强势的言论更为有效，更能让人接受，也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胡适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思想激荡、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的时代，大家往往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别人的想法是错的，自己的信仰是对的，别人的信仰是错的。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矛盾丛生的时代，胡适在坚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同时，倡导“容忍的态度”。胡适认为，只有秉持容忍的态度，允许不同观点和思想互为补充，和谐共存，才会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世界、了解真理。新闻报刊须做到容忍别人的不同声音和言论，愿意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指正，有容忍他人言论的雅量。在《新青年》时期，有不少读者对《新青年》的言论态度表示异议。他在复信中说：“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6]在胡适看来，要想使自己的意见被大家接受，前提就是要容忍别人的意见，也就是说：“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7]在《新青年》的编辑上，胡适的“容忍”态度可见一斑，这也成为《新青年》区别于其他刊物的重要特色。这种温和的劝说态度和容忍的言论方式，正反映了胡适吸收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由观精髓，适应万物生长发展之自然规律，以豁达通融的态度，容纳万物的不同存在和丰富呈现。他所倡导的言论自由是建立在允许“先后迟早”、倾听“人类的见解”基础之上的，也体现了胡适言论思想、编辑思想的自由观和态度。

结 语

中国的自由主义探索道路并非平坦顺畅。在推动中国自由主义发展进程中，近现代的报人编辑发挥了巨大作用。胡适在《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报刊的编辑工作中，始终坚持独立自由的言论立场，秉持宽容的态度，坚持渐进的革新方式。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宗旨，给言论自由乃至个性自由、人性自由插上了翅膀，使得人们得以在世界之中求证务实、自由探索、充分发展。胡适的编辑思想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滋养，渗透着与达尔文进化论相通的渐进论、实证观和自由观，所形成的自由主义编辑思想是编辑工作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今人研究借鉴。

参考文献：

[1] 张骥.达尔文进化论对宗教思想的影响[D]. 河南大学，2010.

[2] 胡适.在上海（一）、四十自述[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

[3] 胡适. 我们走那条路[J]. 新月，1930（10）.

[4] 胡适.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M]// 欧阳哲. 胡适文集（五）.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51.

[5] 胡适. 胡适全集（22）[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58.

第7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浪漫主义；生态批评；英国文学

一、生态批评的概念

生态批评主义是一种全新审视文学的视角，它是18世纪工业革命开展以来，地球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后而形成的“拯救型”产物。生态批评主义是站在对自然和生命尊崇的立场上，对文学作品中作者对自然的表现进行鉴赏与批判，具体的说，生态批评主义源于人类自身对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活动的一种反思，在文学作品中是以批判的视角看待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崛起，达到了繁荣的时期，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济慈等作家的经典作品加以研究，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探讨这一类文学中体现的意义。

二、浪漫主义经典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浪漫主义文学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到19世纪快速发展，是19世纪文学代表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浪漫主义文学最高出现于英国，英国涌现出了大量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代表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流派：1.消极浪漫主义，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文学作品中较多的留恋过去，其代表人物有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人；2.积极浪漫主义，即代表作家大多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文学作品中较多的正视现实，并且批评现实社会中的黑暗面，其代表人物有雪莱、济慈等人。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针对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中的代表各选一人，对其文学作品加以分析。

1.柯勒律治在消极浪漫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柯勒律治少年丧父，一生基本上是在贫穷病苦和鸦片的阴影中度过的。受生活经历的影响，其对于工业革命和城市文明比较厌恶，更加向往自然与农村生活，其代表经典文学作品《古舟子咏》就体现了这一点。《古舟子咏》讲述了一位老水手奇特的航行经历，在航行过程中，他遇到了冰雪、大雾，一只信天翁飞来指引他航行到了一个安全的地带，可是他却无故的将信天翁射杀，此后，海上无风无浪，船只无法航行，水手无处安生。后来，老水手每天都忏悔着这一切，于是在看到海蛇后涌起了对自然万物无尽的爱，正是他对自然的怜爱，天使出现救下了所有“死去”的水手。

在诗歌中，柯勒律治将信天翁比作自然界的保护神，如果人们不尊敬自然，那么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会被打破，人们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种互相伤害似的惩罚，对于自然和人类双方而言都是极其惨痛的。令人庆幸的是，诗歌的结尾，老水手对大自然充满了关爱与敬畏之心，而自然也会回馈给老水手真诚的对待，帮助人们的生活环境回到一切正规之中。

这首诗歌的价值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角度来说，较好的宣传了对自然的仁爱与赎罪思想，19世纪的英国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最大，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对自然带来了持续的伤害，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必须唤起对自然的关爱才能促进人类生活的持续发展。

2.济慈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生态批评

济慈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擅长描绘自然景色的代表，在其代表性文章中，对自然的描绘都非常的华美，《秋颂》是其描绘自然篇幅较多的诗歌，其创作背景是在19世纪印尼特火山爆发之后，受火山爆发的影响，英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天空几年都是灰暗的，直到三年后的秋季，英国的自然环境才从印尼特火山爆发中缓和过来。温润迷人的秋季来临，欣欣向荣的果实生长，这一切触发了济慈的内心情感。他在《秋颂》中描绘了一个安宁且和谐的秋景，在诗歌结尾，济慈感叹道：“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你也有你的音乐――”此时，何柳、飞虫、微风、蟋蟀、知更鸟、羊群、燕子等自然界的一切和谐共处，诗人无法不感叹这个秋季的来临，实在让自己流连忘返，不再一心期盼着春天的到来。

在诗歌中，诗人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万物，表明了济慈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也表明了济慈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如果不热爱自然，那么自然所带来的灾难是需要很长时间去愈合的，这也在侧面反映出诗人对于工业革命对自然带来破坏的忧思与不满，于是只能用完美的秋季之景映衬出工业革命给自然带来的满目疮痍。济慈作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在诗歌结尾描绘的完美的秋景也极大程度上获得了读者内心的共鸣，使人们意识到了自然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三、结语

生态批评主义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作用是促进人类对自然的进一步关注与关爱，利用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对浪漫主义文学加以研究，能够促使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改变工业革命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无论是消极浪漫主义文学还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其只是在对生活的态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对自然的描绘中，都体现出了作者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关爱。在研究过程中，生态批评主义更加发挥其价值，读者进一步感知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文学作品也进一步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张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生态批评[J].外国文学，2012.03：123-133+160

[2]刘燕.生态批评视角下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初探[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12：167-168

第8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开幕式由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杜宝贵教授主持。东北大学宣传部部长丁义浩、辽宁省社科联主席张沈立、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陈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卢风教授、中国环境伦理学会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平教授、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会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魏晓文、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军出席了开幕式并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

13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与争鸣，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围绕“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充分交流。

第9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1.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理论依据。秦书生（东北大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正确地阐明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所应有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蕴含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政治的思想；郑洁（重庆邮电大学）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2.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当批判地吸收西方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覃世艳（西南交通大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应重视生态文明理念的“出场路径”，只有在批判现代性的主体性、理性、价值观、制度观等基础之上，才能建构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生态主体、生态理性、生态和谐价值观、生态社会主义制度观；刘华初（海南师范大学）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后工业社会由于过度生产和消费导致的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社会现象进行的深刻批判，指出了这些批判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的启示意义；丁匡一（海南师范大学）主要剖析了马尔库塞批判现代性生产中心主义的逻辑理论，即通过对超越技术政治化、批判异化劳动、的解放、中断异化生产与异化消费的恶性循环这四个层面的批判来评析马尔库塞思想的生态文明。

3.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强调“社会主义”，以区别于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蔡华杰（福建师范大学）强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前缀明确了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意识形态指向；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矛盾修辞，坚持自然资源的公有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吴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在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于注重研究人类的生存环境，在于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它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大量的、有效的信息、指导。

4.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秦宣（《教学与研究》编辑部）认为，生态文明问题涉及很多，包括生活观念、生产的节能减排、生产方式的转型、社会公共治理、群众工作、发展规划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王增智（海南师范大学）强调，明确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三者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王玲玲（江西师范大学）通过对绿色责任、绿色责任缺失的研究等问题的发掘，指出学界对绿色责任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现实的紧迫性。

5.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科学全面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认为我们要创新政府的生态治理体制，推动生态文明和环境权益入宪，提升政府生态治理机构的权威性，依法加强政府内部的制度建设，促进政府自身的决策行为、执行行为和考核行为的生态化；郇庆治（北京大学）着重介绍了一个由4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我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并对所得出的量化评估结果做了比较与理论分析；王习明（海南师范大学）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和国际地位，为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跨越式发展——从农业文明直接跨入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指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跨越式发展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6.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亟需总结。王明初（海南师范大学）认为，海南在全国最早确立生态立省，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又赋予了海南创建生态文明示范区的使命，应认真总结海南生态文明的经验，谱写美丽中国的海南篇章；张旭新（海南师范大学）认为，海南生态文明建设为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和谐发展的新思路，需要认真研究；郑玥（海口市委党校）认为，要认真研究海南保护原生热带雨林的经验教训，总结保护生物多样性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是要防止盲目引进外来物种；刘国华（贵阳学院）认为，应认真总结贵阳市近些年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并进的经验；庾虎（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认为，桂西北大石山少数民族区域扶贫开发带来的生态危机和价值混乱值得研究。

在取得以上基本共识的同时，与会学者表现了一些分歧，概括起来包括：

一是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是否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王增智指出，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缓解的事实表明：资本主义也可以生态文明；李景新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事实说明生态文明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建设。而张云飞认为由于自然对资本的限制，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间存在冲突；蔡华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对资本、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进行限制的一种结果或将生态危机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结果；郇庆治认为，总体说来，生态文明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是无法真正建成的。